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第1版()专栏：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革命文艺事业 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的《万水千山》再次公演 广大工农兵热烈欢迎这出革命话剧，愤怒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控制文艺创作，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革命话剧《万水千山》从选择主题到完成创作，始终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其他老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周总理多次帮助修改剧本，并亲自改定剧名为《万水千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观看了这个话剧，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修改这出戏作了重要指示。去年九月，除“四人帮”外，二十多位领导同志集体审看了这个话剧，一致批准这出戏正式公演。广大文艺工作者坚信：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文艺战线必将迅速出现更加繁荣的新局面。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讯 几乎被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扼杀的革命话剧《万水千山》，最近在首都再次公演。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不久前先后加编者按语发表了《万水千山》的整版彩色剧照，这是一年前被“四人帮”专横地扣压不许见报的。同时，两报还发表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扼杀这个戏的罪行的文章，指出这是“四人帮”阴谋控制文艺创作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又一罪证。 《万水千山》反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它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描写中央红军的一个营——泰山营跟随毛主席长征的战斗故事，在舞台上再现了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丽战斗历程。 这个话剧突出了长征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热情歌颂了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的团结胜利的革命路线战胜王明教条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生动地表现了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和军事艺术；真实地反映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成功地塑造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政策的营教导员李有国等工农红军的英雄形象。 这个话剧的作者陈其通，在长征时期是红军的一个宣传队长。他跟随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实践经验，深深体会了一个真理：不论革命道路多么曲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向前发展，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就要受挫折，就要失败。于是他决心写一个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戏。在从最初选择主题到完成创作这个剧本的全过程中，他始终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其他老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早在延安时期，以及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三年，周总理多次同作者讨论这个剧的主题和构思。周总理建议他首先集中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作者才把主题确定下来。以后，周总理又多次帮助修改剧本，并亲自改定剧名为《万水千山》。一九五四年，根据周总理指示，这个话剧在首都首次公演，并为各国驻华使节举行了招待演出。周总理收集了党内外对这个话剧的反映，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观看了这个话剧，演出结束后，十分高兴地走上舞台同作者和全体演员一起照像。毛主席对这个话剧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修改这个戏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要特别强调体现团结、胜利的思想，指示一定要把这个戏改好。 但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江青，出于她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对这个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中国工农红军英雄业绩的话剧，极端仇视。她不许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修改，而强令按照她的意图来修改：即要把戏中表现的两条路线斗争改成敌我军事斗争，把红军泰山营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副营长，改写成阶级敌人，一心想往工农红军脸上抹黑。她还要把根据红军老战士在长征时的斗争经历创作的戏剧情节删掉。她甚至狂妄叫嚣：“把戏里的周恩来、朱德的名字删去”，妄图缩小和抹杀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绩，歪曲和篡改我党我军的斗争历史。话剧作者抵制了她的错误意见，她便恶狠狠地咒骂作者“又臭又硬”，千方百计地继续破坏这个剧本的修改和演出。 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万水千山》被压制了十年。直到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多次询问这个戏的修改情况之后，江青才不得不一面假惺惺传达毛主席的关怀，一面仍强令作者按照她的意图修改。 《万水千山》剧组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鼓舞下，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修改、加工。他们日夜加班，花了几个月时间修改、排练，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毛主席观看《万水千山》十周年纪念日再次进行内部实验演出。这时，剧组多次要求江青、张春桥等人和文化部负责人前来审查。但是，这伙阴谋家、野心家拒绝看这个戏。江青扬言：“不改好（不按照她的意见改）不看”。一九七五年一月，江青见到作者时又训斥说：“你这个人不听话，叫你改几句台词都不行！”作者告诉她说，那些地方都是毛主席肯定的。江青便气势汹汹地说：“毛主席看过的肯定的也可以改嘛！”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那时，江青一伙以“不看”相威胁，阻挠这个话剧公演，这个话剧就只能在排演场演出。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及广大工农兵群众却对这个戏给予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百分之九十的在京党中央委员看了这个戏；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的绝大多数看了这个戏；来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许多负责人也看了这个戏。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这个话剧内部实验演出一百七十多场，工农兵观众达十万多人次。许多红军老战士说，这个戏使他们重温当年伟大长征的战斗生活，对他们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广大工农兵观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看了演出，感到很受教育，认为这个戏是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发扬我党我军光荣革命传统的生动教材。 去年九月，除“四人帮”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常委等二十多位领导人，集体审看了这个话剧，一致批准这个戏在纪念伟大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十月正式公演，并决定拍成电影。全国不少剧团在《万水千山》公演之后不久，也相继排演或移植了这个戏。这就更加触怒了“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恶毒地咒骂：“《万水千山》那些东西，都是为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的！”江青使出她一贯无中生有的流氓伎俩叫嚷：“这个戏有问题！”他们严格控制对这个戏的宣传，极力缩小和贬低这出戏的政治影响。《人民日报》已经编排好了的一版《万水千山》彩色剧照画刊，他们也不许见报。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他们又趁机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发表文章影射攻击这个戏“政治背景不明”，“是同样板戏唱对台戏”，迫使电台停播，电视停映，各地不少剧团也不得不停止演出。至于把这个戏拍成电影的计划，当然更被他们一笔勾销了。 广大工农兵群众愤怒指出：“四人帮”扼杀话剧《万水千山》，和他们扼杀电影《创业》一样，决不只是针对一部文艺作品，而是出于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革命阶级本质，是为了贬低和篡改革命历史，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历史功勋，否定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广大革命老干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革命文艺事业，也挽救了《万水千山》这出戏。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坚信：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文艺战线必将迅速出现更加繁荣的新局面。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万水千山》这出戏中所描写的工农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必将得到发扬光大！

第1版()专栏： “四人帮”是货真价实的投降派 ——重读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指示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室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作了关于评《水浒》的重要指示。这是继七月间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之后，又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这一指示，透彻地剖析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内容和实质，深刻地揭露了投降派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及其反动阶级本质，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古典文学作品的典范。 这一指示，科学地概括了古今投降派的共同特征和反动本质，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识别和反对投降派的重大课题，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人民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当前彻底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它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更加清楚了。 究竟谁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谁是投降派？恰恰就是“四人帮”。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野心家江青在她专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无耻地颂扬投降派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她还称赞宋江在浔阳楼“吟反诗，抒发了自己的反抗情绪”。她把这个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美化成为坚持革命路线的农民领袖，胡说什么“宋江被逼上梁山后，领导起义，同封建统治阶级坚决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应充分予以肯定”。她借口“有历史的局限性”，胡说起义农民向地主阶级投降是必然的，“这一点不要回避，回避这个问题就违背历史”，公然宣扬投降有理的叛徒哲学，为宋江受招安百般辩解。总之，关于评论《水浒》的种种错误论点，她都宣扬了，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于那个到处挥舞大棒的姚文元，在五十年代就吹捧《水浒》是“伟大作品”，胡说什么小说的投降结局“激起了人民对于反动的剥削制度的痛恨”，为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大唱赞歌。 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指示，对“四人帮”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可是，他们活象白骨精那样，摇身一变，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装出一副权威解释者的面孔，变成批判《水浒》的英雄，举起反对“现代投降派”的旗号，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那首曾被江青吹捧过的浔阳楼的题诗，又受到同一个江青的嘲弄：“那是什么反诗？碰鬼！”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得好快。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抢旗子，定调子，偷梁换柱，大做文章。 “四人帮”是搞阴谋诡计的能手。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总是接过去加以歪曲、篡改，另搞一套，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打起评《水浒》、反对投降派的幌子，这是一个政治阴谋，他们是要借此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 一是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掩饰自己吹捧《水浒》、吹捧投降派宋江的丑恶嘴脸，并乘机大捞政治资本。 二是利用评论《水浒》，对抗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毛主席在七月间的这个批示，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触到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先是封锁，不准传达。随后，就下令报纸尽快刊登评论《水浒》的文章，压住评论《创业》文章的发表。他们这样做，就是要冲掉毛主席关于《创业》的光辉批示。 三是把评论《水浒》变成他们打倒一切的一根大棒。他们到处抓所谓“现代的宋江”，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是“投降派”，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叫嚷宋江把卢俊义“千方百计地弄了去”，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妄图诬陷和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 总之，一箭三雕，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是他们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 今天，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要彻底揭露他们在评论《水浒》中玩弄的阴谋诡计，重新学习毛主席评《水浒》的光辉指示，增强识别现代投降派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光辉指示，是辨别“四人帮”真面目的照妖镜。“四人帮”大喊大叫要抓“投降派”，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投降派。 早在三十年代，“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就追随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拜倒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脚下。张春桥炮制黑文，围剿鲁迅，美化不战而逃的军阀韩复榘，歌颂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贼蒋介石，叫嚷共产党要交出军队“统一”到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甚至鼓吹“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的汉奸论调。这难道不是公开地无耻地推行受招安的路线吗？江青在双十二前夕的反共高潮中，为蒋介石五十岁的“购机祝寿运动”，多次粉墨登场。当“四条汉子”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抛出卖国主义黑戏《赛金花》时，她又百般钻营争当那个汉奸主角。这难道不也是热衷于充当受招安的奴才吗？可见他们的投降主义真是源远流长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江青伙同反动文痞姚文元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后，又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代表地富反坏右、新老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利益，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量出卖国家机密。他们违反国家规定，挥霍国家外汇，大量进口各种洋货和黄色电影，欣赏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文化，陶醉于西方生活方式。在他们心目中，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他们妄想让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自己做 “洋大人”的“洋奴才”。“四人帮”就是这样要请资产阶级来“招安”，请帝修反来“招安”，象宋江那样，出卖革命，葬送革命事业。 重读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投降派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就一定要屏除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领袖，篡夺领导权。宋江原是个 “郓城小吏”，本事不大，野心却不小，念念不忘追求高官厚禄，“青史留名”。上了梁山之后，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就千方百计排斥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革命领袖晁盖，耍尽权谋把自己凌驾于晁盖之上。晁盖一死，他就立即篡夺了梁山的领导权。一切搞修正主义的人，都是要拚命篡夺领导权的。当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四人帮”就抱成一团，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派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告周总理的状，妄图排斥周总理，由他们来“组阁”。一九七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时，他们咬牙切齿，怀恨在心，在阴暗的角落里猖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当毛主席病危和逝世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更是千方百计要把毛主席亲自选定和培养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屏除在外，迫不及待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虽然时代不同，阶级内容各异，但“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袭取的仍然是宋江篡夺领导权的老谱。 重读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投降派要改变革命路线，就必然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搞修正主义。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晁盖“共聚大义”团结造反的农民起义路线，改变成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追求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四人帮”打着“代表毛主席”的幌子，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把毛主席的指示改了几个字，公然伪造了一个所谓的“临终嘱咐”，然后大肆宣传，招摇撞骗，把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篡改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不也是和宋江如出一辙吗？ 重读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对投降派要作阶级分析，认清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宋江是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倾轧，“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在农民起义的大风暴里，混入革命队伍的。他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派之争。“四人帮”经常自我吹嘘为“革命造反派”，其实，他们也正如《水浒》中的宋江一样，“造反”是假，反革命是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四人帮”抢功抓权，投机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和刘少奇、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代表地富反坏右、新老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利益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都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四人帮”反党集团打着整走资派的幌子，把自己保护起来，对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恶狠狠地扣帽子，打棍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干了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想干而干不了的坏事。很显然，他们这帮投降派篡党夺权的阴谋一旦得逞，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 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四人帮”在评《水浒》中演出的“贼喊捉贼”的闹剧收场了，他们投降派的面目彻底暴露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以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为武器，充分运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反面教材，把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第1版()专栏： 江南九省区煤炭工业蓬勃发展 这些省区的煤炭自给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据新华社讯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央关于“扭转北煤南运”方针的指引下，我国江南九省煤炭工业蓬勃发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 江南九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九个省、自治区。目前，从钱塘江畔到湘西山区，从江汉平原到珠江两岸，四千二百多个中小煤矿星罗棋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江南九省已探明的煤炭储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两倍。过去一直被认为缺煤少煤的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南部都发现了煤炭资源。一九七五年江南九省原煤产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二点六倍。今年一至十月份，原煤产量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百分之十点六八。 江南九省煤炭工业的发展，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使这些省区的煤炭自给率由百分之五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全国煤炭工业的布局更加合理，北煤南运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这对于支援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支援江南九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月中旬，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特大喜讯传来，使江南九省广大煤炭职工受到极大鼓舞。他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十月份超额百分之十二点七完成了原煤生产计划。

第2版()专栏： 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 ——摘自华国锋同志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广东农村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据新华社广州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电　广东省各级党委和农村广大干部、社员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斗争中，认真总结一年多来坚持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在农村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经验，愤怒声讨“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去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同志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对各地农村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作了充分的肯定。中共广东省委从一九七三年八月开始，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紧密联系当地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先后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分期分批深入基层，对广大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四人帮”却恶毒攻击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整群众”，诬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广东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屯昌县是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样板”。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的攻击、诬蔑十分气愤，他们顶逆风、战恶浪，大张旗鼓地在全省范围推广屯昌县的经验，把全省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了下来，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的重要报告，给了广东省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会议以后，全省各地大力宣传贯彻会议精神，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华国锋同志的重要报告，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原来的二十二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继续走在全省学大寨运动的前头。在这同时，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学大寨的先进县和一大批大寨式的公社、大队。 正当广东农村认真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时候，“四人帮”又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胡说什么在农村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煽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员回机关“造反”。对于他们的这一套，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委多次通过开会，发文件，明确地提出要坚持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精神，坚持在农村继续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参加第三批和第四批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二十多万干部，一个点也不撤，一个队也不散，一直坚守阵地。他们紧紧依靠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促使广大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今年三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东省委继续深入地在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提出了要紧密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进一步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但是，“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要层层揪什么代理人。“四人帮”把坚持搞社会主义的干部诬蔑为“正在走的走资派”，而把搞资本主义的人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一年来，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按照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听“四人帮”的胡言乱语，始终坚持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实际，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 整党整风是反修防修，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普及大寨县，有必要普遍进行整风。但是，“四人帮”极力否定整党整风，胡说什么整顿“软、懒、散”班子的提法是“没有阶级分析”，别有用心地叫嚷“整顿就是复辟”。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农村干部、社员同“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牢记毛主席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伟大教导，坚定不移地进行了整党整风，加强了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一年来，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把广大干部、群众在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今年，广东省广大干部、社员战胜了低温阴雨、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在连续六年粮食跨《纲要》的基础上，又夺得了新丰收。

第2版()专栏： 针锋相对 坚持斗争 郭大江 广东省和安徽肥东县两篇报道，又一次揭露了“四人帮”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一年来，围绕着进行或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个根本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搏斗。 屯昌县是广东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较早的一个县，“四人帮”诬蔑屯昌是个“黑样板”，把屯昌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创造的“一批二干三带头”的经验，诬蔑为“反动口号”。肥东县是安徽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典型，“四人帮”诬蔑他们是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帮惯于“打棍子”、“戴帽子”的恶棍，今天说这个不抓阶级斗争，明天说那个背离党的基本路线。对于象屯昌、肥东这样踏踏实实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阶级斗争的地方，他们又诬蔑为“矛头向下”，“整群众”，妄图以此束缚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手脚，放任阶级敌人捣乱破坏，保护他们这个黑帮的社会基础，以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四人帮”插手的地方，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地富反坏猖狂进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被打成“走资派”，搞分田单干的却被封为“革命派”。“四人帮”彻底背叛党的基本路线，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四人帮”攻击我们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就证明我们做对了。我们要同他们针锋相对，坚持斗争，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做得更好，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掀起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

第2版()专栏： 重温华主席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 肥东县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 据新华社合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电 在欢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召开的时刻，中共安徽省肥东县委重温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回顾一年来在这个报告精神鼓舞下，坚决抵制“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农村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战斗历程，更加信赖和爱戴英明领袖华主席，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鼓起更大的干劲，进一步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肥东县是安徽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去年十月，当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传来的时候，全县一片欢腾，很快出现了学习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肥东县委迅速抽调二千二百多名干部，组成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下到二十个公社（镇）和七个县直属单位，广泛发动群众，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向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正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肥东县迅猛发展的时候，“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煽阴风、点鬼火，公然恶毒攻击和诬蔑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攻击在农村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股阴风的蛊惑和煽动下，肥东县一时谣言四起，阶级敌人趁机反扑。肥东县面临着一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不要搞下去，宣传队要不要撤”的严峻考验。在这关键时刻，县委领导成员反复学习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有关指示，学习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增强了把基本路线教育搞到底的信心。他们激动地说：不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成为一句空话。这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肥东县，旗帜鲜明地鼓励他们继续按照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指示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到底。这就增强了他们的斗志。 “四人帮”恶毒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是“整群众”、“整干部”、“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肥东县委的干部、群众痛斥说：这完全是诬蔑！我们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的是党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这正是保护了广大干部、群众。事实证明，凡是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打击了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地方，干部和贫下中农无不拍手称快。一年来，全县已有一批社、队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些单位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革命化程度都有所提高。他们对资本主义敢斗，对修正主义敢批。他们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通过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今年，这个县尽管遭受了大旱，农业生产仍然夺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五年增加七千万斤，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二倍，已经超额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棉花增产百分之十三；社队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社员生活有所改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当前，肥东县广大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全县从城镇到乡村，从水利工地到农村政治夜校，到处是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课堂，批判“四人帮”的战场。大学、大批促大干，从十二月初起，全县二十多万治水大军，已经奔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他们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欢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胜利召开。

第2版()专栏： 战斗的一年　胜利的一年 ——石家庄地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形势大好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高举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红旗，迎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风暴，披荆斩棘，走过了整整一年。继去年七个市、县跨入学大寨先进县的行列后，又有四个县成为学大寨先进县。其他七个县，也大大加快了建设大寨县的速度。 全地区农业生产也获得全面丰收，六百多万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在去年七百三十二斤的基础上，一举过了“长江”，总产比去年增加四亿多斤。油料、水果的产量和养猪数量都有增长。 去年秋天，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重要报告。它标志着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石家庄地区六百万人民在这一号召的巨大鼓舞下，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战斗。 但是，就在这时，“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千方百计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一时阴风四起，妖雾迷漫，什么“软、散、懒”的提法没有阶级性呀，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矛头向下”呀，大干社会主义，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唯生产力论”呀，等等，奇谈怪论满天飞。 为了澄清思想，排除干扰，中共石家庄地委于二月二十日，分片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必须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个主要矛盾，把正在农村开展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下去，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此期间，地委常委还重新学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他们把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和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相对照，清楚地看出，那种认为建设大寨县六条标准只是个目的的说法，是不对的。因此，地委仍然坚定地按六条标准去指导和检查各市、县工作，各市、县委也严格按照六条标准指导和检查社队的工作。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发表以后，全地区县、社、队的干部，以这一重要批示为武器，进行了整风。各级领导干部分批下厂下乡，当工人，当社员，同工农划等号。干部参加劳动比以往更加自觉，指挥生产比以往更加得力。 在全地区干部、社员万众一心，针锋相对的斗争下，他们胜利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夺得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第十一个农业丰收年。 平地一声春雷响，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忠实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打倒四人帮，万众喜洋洋。批判“四人帮”，精神大解放。三秋刚刚结束，石家庄地区各级党组织就放手发动群众，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对一年来建设大寨县和建设大寨式社、队的情况，一个一个地进行认真的检查验收，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制订明年更大发展的规划。一个更大规模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新战斗已打响。太行山区，水利建设工地炮声隆隆；滹沱河畔，改沙造田热气腾腾；广阔的平原上，深翻改土，打井修渠，全地区处处是大干社会主义的人群。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市文管会 编者按：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转载十二月八日江苏《新华日报》发表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一文。 今年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而无比悲痛。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要求报刊发表纪念、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以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和崇敬，更好地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可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利用他们篡夺的宣传大权，不让报刊登载。江苏省《工农兵评论》杂志编辑部组写了《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这篇文章，竟然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策动对这篇文章进行围攻。张春桥叫嚷“文章没有发表也要批”，姚文元污蔑这篇文章是“反动思潮”。他们还要追查这篇文章的背景，把它列为“反革命专案”。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仇恨周总理，仇恨爱戴周总理的全国人民，已经达到何等猖狂的程度！ “四人帮”用种种卑鄙手段，妄图从全国人民心目中抹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纯粹是痴心妄想。他们越是反对周总理，革命人民越是怀念和崇敬周总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亿万军民人心大快。本报今天转载这篇文章，是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 在全国亿万人民极其沉痛地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的日子里，我们怀着十分崇敬与悲痛的心情，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瞻仰周总理战斗过的地方。 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曾经在这里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十个月零四天的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的光荣历史使命。 今天，这儿的一花一木，每一件遗物，都使我们激情无限，思绪万千，仿佛敬爱的周总理同敌人英勇斗争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肃然起敬。 与敌人针锋相对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同志飞抵南京后，曾和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同志在梅园三十号庭院内合影留念。两棵苍劲挺拔的翠柏，沐浴着初夏的阳光，他俩站在宅前的葡萄树下，神情是那样坚定而安详。看了这张照片，谁能想象得出，就在周恩来同志和代表团住房的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国民党反动派设立了十多个特务据点。这里面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特刑庭的侦讯室，有伪首都警察厅厅长的 “公馆”……前后左右，门对门，窗对窗，虎视眈眈的对代表团进行严密地监视。特务专用的摩托车、吉普车、小轿车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卖报纸”的特殊人物，也日夜在周围窜来窜去。正如郭沫若同志当年目睹的：“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然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董必武同志处之泰然，犹如梅园三十号庭院中那两棵昂首挺立的翠柏，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地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梅园三十号门首加盖了小楼，围墙增高了一半，以阻挡敌人的窥探。代表团开会时，放下窗帘，并在窗外台阶上放着一架收音机，高声播送延安新闻，以扰乱敌人的视听。 在那些日子里，美帝国主义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用飞机、军舰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内战前线。周恩来同志用确凿的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调处”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阴谋。有一次，马歇尔派国民党的一个谈判代表到梅园来，说是请周恩来同志到他那里去举行会谈。周恩来同志拒不接见，这个“代表”坐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自觉无趣，灰溜溜地回去了。事后，周恩来同志派人到马歇尔那里去，义正词严地指出：“要谈判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双方共同约定一个时间，共同商定一个中间地带才行”。诡计多端的马歇尔吃了败仗以后，不得不伸出大拇指说：“周恩来将军真不愧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家！” 在中共代表团电讯组的电讯室，现在依然保存着一架ＢＣ610型大电台。代表团当时就依靠这架电台同毛主席、党中央进行联系。电讯室设在二楼，两面临窗。国民党特务在附近房屋设有侦察电台，专门窃听我方电讯。尽管特务费尽心机，始终无法破译我方密电。 国民党特务黔驴技穷，为掐断中共代表团的这个“喉舌”，卑鄙地对我电台进行发射干扰，使我电台无法正常工作，同志们万分焦急。周恩来同志很快想出了一个斗争策略。他对同志们说：“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敌台干扰我们，我们也可干扰敌台”。于是，在周恩来同志指示下，我方电台就专门对敌方机场的对空广播进行干扰，使敌机在空中失去和机场的联络，无法起飞和降落，窘态百出。这样就迫使愚蠢的敌人不得不对我方电台停止干扰。经过这场斗争，周恩来同志又指示电讯组的同志，在壁橱里架设了一架五瓦的秘密电台。为防止敌人切断电源，还设了一架柴油发电机。周恩来同志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绝妙的斗争艺术，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忘我地为党工作 梅园新村三十号楼下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内，当年他使用过的写字台、转椅，桌上放着的笔砚、铜墨盒、新华日报、分省地图和中共代表团的信笺，依然如故。门后，一个装满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的玻璃书橱在室内分外夺目。一九四一年，毛主席在延安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周恩来同志立即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了这次整风运动。后来，他把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带到重庆，又带来南京。现在，这本周总理亲笔署名的革命文献还在橱内闪闪发光。墙上，挂着一帧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同志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工作时，他的秘书拍摄的。从这张照片，我们能够想见，在那艰苦岁月里，周恩来同志是怎样送走一个个不眠长夜的。 周恩来同志的工作是非常紧张和劳累的。白天，除了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外，还要接见来访的革命群众、新闻记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揭露美蒋反动派扩大内战的阴谋，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做统一战线工作。晚上，既要听取代表团新闻组、外事组、军事组等部门的汇报，进行分析研究，亲自起草电文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和请示工作，又要挤出一定时间，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尽管周恩来同志觉睡得很少，但临睡前，总是念念不忘地叮嘱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争取时间就是胜利，消息发表在前面就能争取主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有重要指示和各地发来急电，你们要随时叫我起来，千万不要误了时间。”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我党经费开支很困难。代表团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津贴费只有伪法币一万七千元。当时买一件蹩脚的短袖衬衫就要花一万二千元。周恩来同志生活十分俭朴，膳食极其普通。有时在外工作来不及赶回来吃饭，就找一家小饭馆随便吃点东西。同志们经常劝他说：“小饭馆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别到那里去吃了。”他总是笑着说：“没关系，在南京，蒋介石还不敢把我怎么样”，“至于卫生，我注意一点好了”。 在周恩来同志的卧室内，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张单人棕棚床、一张五斗橱和一个衣架，床上的棉被是代表团一九四六年所发，直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去北京征集时，周恩来同志仍在使用着，已用了十多个年头。那只摆在五斗橱上的小皮箱，已经磨损得发白，这是周恩来同志装衣服及生活用品的，从一九三六年在延安带出来以后，它跟随周总理南征北战十几年了，一直用到北京。 当我们的目光移到高高悬挂在衣架上的那顶周恩来同志戴过的帽子时，我们尤其感到亲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为了彻底揭穿美蒋反动派玩弄的反革命两手阴谋，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从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同志也同机前往。当毛主席临上飞机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敬仰、爱戴的心情，亲手把这顶太阳帽给毛主席戴上……想到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震撼着辽阔的太空，仿佛看到了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照亮了祖国的大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敌斗争更艰巨了，周恩来同志的工作更紧张了。看到周恩来同志常常通宵不眠，同志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一次，党支部开会，同志们一致提出要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周恩来同志又是笑着说：“我休息得很好嘛！”鉴于周恩来同志休息太少和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会上做出决定，要他一定在晚上十二点钟之前睡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周恩来同志内心十分感激。可是，由于形势和工作的迫切需要，使他不能不严肃地对同志们说：“我们代表团受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委托，担负着谈判斗争的重大使命，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相比之下算得了什么呢？”在场的同志们听了这番感人肺腑的话，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从来就是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 邓颖超同志当年在中共代表团负责领导妇女界的工作，经常出席一些妇女界的会议。但主要是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在谈判斗争最紧张的日子里，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梅园轮流值班，处理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敌人巢穴里，邓颖超同志不畏艰险，不计名利，与周恩来同志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尽管工作非常紧张，谈判斗争十分激烈，可是，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却经常挤出时间到雨花台去凭吊革命烈士。每次去都要拾一些雨花石回来，放在中共代表团会客室中间桌子上的一只碗里，对同志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邓颖超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每当我一看到这些雨花石，就会回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来。”郭沫若同志当年是中共代表团的常客，这碗雨花石曾使他感慨万分，他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作了这样一段评价：“雨花纹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 为机要人员“把门、放哨” 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处在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包围之中。只要代表团的汽车或工作人员一出来，立即就有国民党特务尾随盯梢。同志们的生命安全每时每刻都受到敌人的威胁。 周恩来同志始终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地带领同志们去战斗。同志们十分关心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周恩来同志更关心同志们的安全。他总是关照外出工作的同志提高警惕，甚至和他们一起议定行车路线，直到他们平安归来才放心。 在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和卧室的上面，是代表团机要科的办公室。周恩来同志让机要科设在楼上办公，是为了保密和安全。 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国民党反动警察发动突然袭击，以“查户口”为名，公然要搜查梅园新村三十号。当反动警察窜进三十号院内，就要走进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和卧室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拦上去，严正斥责反动警察说：“我们代表团是来同你们进行谈判的，不许你们随便闯进周团长的办公室里来。”经过斗争，反动警察不得不龟缩了回去。 机要科的同志因此更关心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周恩来同志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机要科的办公室，共三间低矮的小阁楼，一抬手几乎就能摸到八字形的阁顶。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这里简直象个大蒸笼，而仅有的几个可以透风的小窗，还不得不日夜蒙上红黑两色的双层窗帘，来挡住那些国民党特务狼犬般的眼睛。同志们就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同志们的健康，经常上楼来看望大家，拉着那些汗流浃背的青年同志的手，亲切地说：“你们是机要人员，是党的上通下达的命脉。叫你们住在上边，为了叫你们工作安全。我住在下边，给你们把门、放哨。为了党的事业，你们安心工作吧！”并对机要人员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要保密，第二要准确，第三要迅速。”同志们坚决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 胜　利　属　于　人　民 刚一踏入梅园新村三十号的会客室，一排沙发映入眼帘，我们好象看到周恩来同志正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和来自各方面的友好人士商谈国事，周总理的面容是那样和蔼可亲，周总理的话语是那样情挚意深……这是一间多么不平凡的会客室啊！ 周恩来同志卧室的窗外，有一架葡萄树，代表团到南京时，正是夏天，葡萄树浓荫覆盖，生机勃勃，周恩来同志有时就在葡萄架下，向来访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阐述我党坚决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 当时，蒋介石集团一面与我党谈判，一面依仗美帝的支持，调动一百多万军队到内战前线，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进攻中原解放区，七月进攻苏皖边区。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民主人士对我党能否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缺乏信心，对和平谈判的前途表示忧虑。周恩来同志总是满怀胜利信心地和他们交谈。他经常依据毛主席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样子看起来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它背信弃义的进攻，撕毁了亲手签订的协议，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从而陷入了空前孤立，它在军事上的所谓“优势”是暂时的。周恩来同志坚定乐观地鼓舞朋友们说：“对于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争取和平，我们是有决心的，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打，对于胜利，我们是有信心的，最后胜利肯定是属于人民的。”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下关惨案”，用法西斯手段，殴打从上海来南京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的请愿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周恩来同志闻讯后，深夜两点多钟赶到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并紧紧握住他们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使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日日夜夜地为争取和平、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而奔走、而斗争，真是呕心沥血，终于使许许多多的人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周恩来同志早已洞察到，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援助下，完成内战部署以后，必定要撕毁停战协定，谈判必然要破裂。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在梅园十七号分析形势时曾经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延安去了，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打的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的多。”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梅园十七号的中共代表团会议室，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的中外记者很多，不少记者不得不拥挤在门口、窗外和院子里。周恩来同志站在一张地图前面，右手指着地图，向中外记者痛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的罪行，阐明我党坚决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主张，并发表声明，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派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周恩来同志发表声明后，有个记者提出：“假如国大通过对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 周恩来同志泰然自若地笑笑，回答：“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都经过了。我们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周恩来同志略为停了一下，对发问的记者说，“假如你是替我们担心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你，不要紧。”记者们原来很紧张，听到这儿，都为周恩来同志洞察未来的惊人气魄所鼓舞，不由地笑了起来。周恩来同志接着说，“一切靠自力更生，譬如我们这次回延安去，要吃饭，就要参加生产，自食其力。只要我们永远勤勤恳恳作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永远有事做，有饭吃，永远有新的活力，永远有新的希望。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愿意把这种光荣分赠给诸位”。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返回了延安。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立即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不出周恩来同志的预料，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撕毁了和谈假面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令中共代表团驻在上海、重庆、南京三地的全部工作人员五天内撤离。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同志离开南京时，各方面的代表都来送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对董老说：“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董必武同志爽快地答道：“两三年以后我们就要到北京去了，到那时候我们要来接你了，你就要变成客人了。”当董必武同志临上飞机时，向送行的人们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在梅园新村的预言很快实现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赶走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事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二十六年来，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从事革命斗争的不朽功绩，一直鼓舞着江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敬爱的周总理并没有离开我们，他那光明磊落、充满革命活力和必胜信心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自己一切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就象梅园新村三十号庭院里那两棵高耸入云的翠柏，世世代代，万古长青！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安息吧！写于一九七六年一月

第4版()专栏： 琼布第一副总统离京抵南京访问 李先念副总理姚连蔚副委员长等以及群众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坦桑尼亚贵宾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讯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阿布德·琼布和夫人以及由琼布第一副总统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由外经部部长方毅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南京进行参观访问。 到机场热烈欢送坦桑尼亚贵宾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林佳楣同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贸部副部长陈洁，铁道部副部长郭鲁，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 在飘扬着坦桑尼亚国旗和中国国旗的首都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乐队奏坦桑尼亚国歌和中国国歌。琼布第一副总统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琼布第一副总统等坦桑尼亚贵宾在欢快的锣鼓声和热烈的口号声中，同欢送群众挥手告别。聚集在机场上的人们满怀友情，挥动花束，跳起欢乐的舞蹈，向坦桑尼亚贵宾致意。欢送群众衷心祝愿中、坦桑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随同琼布第一副总统去南京访问。 陪同贵宾前往南京访问的还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李珩、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外经部副局长吕学俭。 卢辛德大使的夫人以及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和在北京的其他坦桑尼亚朋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今天上午，琼布第一副总统等贵宾由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陪同，参观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 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电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阿布德·琼布和夫人，以及由琼布副总统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由外经部部长方毅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南京参观访问。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许家屯、韩培信、赵桂香，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副政委刘西元，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储江，副主任王楚滨，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群众两千多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坦桑尼亚贵宾。 今天，历史名城南京洋溢着一片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市区主要街道上空悬挂着五色缤纷的彩旗和巨幅欢迎标语。琼布第一副总统曾经访问过南京，今天再次光临，南京人民感到格外高兴。琼布第一副总统和夫人等坦桑尼亚贵宾走下飞机时，许家屯副主任等迎上前去同贵宾们亲切握手，机场上鼓乐齐鸣。身穿鲜艳服装的青少年跳起迎宾舞，人们挥动花束和彩带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琼布第一副总统！”“热烈欢迎坦桑尼亚贵宾！”“坚决支持坦桑尼亚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中国和坦桑尼亚人民的友谊万岁！”表达了南京人民对坦桑尼亚人民的友好情谊。琼布第一副总统不断向群众招手致意。琼布第一副总统和夫人等贵宾的车队经过市区时，人们聚集在街道两旁鼓掌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 晚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琼布第一副总统等贵宾。方毅部长出席了宴会。许家屯副主任和琼布第一副总统在宴会上先后祝酒。许家屯副主任说，尊敬的尼雷尔总统和尊敬的琼布第一副总统在一九六五年来南京参观访问时，给我们以热情的赞扬和鼓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琼布第一副总统又亲自率领代表团在我们热烈庆祝华国锋主席任我们党和全国人民英明领袖，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再次来我省访问，我们感到更加高兴和鼓舞。他说，我们江苏全省人民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来加强同坦桑尼亚人民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 琼布第一副总统在祝酒时说，我们对你们这个伟大国家的立场是，将始终同你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继续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压迫和剥削。琼布第一副总统说，我知道，一九七六年对你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不利的天气条件，受到了地震的灾难，蒙受了失去三个伟人的巨大损失，存在着企图破坏你们事业的“四人帮”。这些问题，都是严重的问题。但是，我在你们国家所到之处，看到的是团结和决心，看到你们决心团结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更好地进行工作。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们使我们懂得，只要有决心，有勇气，紧密团结，并且有正确的思想，就能战胜任何的困难。中国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但是，她和以前一样伟大。 琼布第一副总统等贵宾今天参观了长江大桥，观赏了灯火辉煌的大桥夜景。

第4版()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前往宾馆会见琼布第一副总统等贵宾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前往宾馆会见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阿布德·琼布等坦桑尼亚贵宾，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邓颖超副委员长对琼布第一副总统和夫人等贵宾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琼布第一副总统转达了尼雷尔总统和他本人对邓颖超副委员长的热情问候和良好祝愿。邓颖超副委员长请琼布第一副总统转达她对尼雷尔总统和夫人、卡瓦瓦第二副总统和夫人以及坦桑尼亚人民的诚挚友谊，她并感谢尼雷尔总统和坦桑尼亚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所表示的深切哀悼。 参加会见的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杜马，第一副总统办公厅国务部长莫约，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索科伊内，体育和青年部长萨拉基基亚少将，桑给巴尔卫生部副部长、第一副总统保健医生金瓦巴·哈桑，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副司长李珩、傅顺和。（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琼布第一副总统以及由他率领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谷牧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西班牙驻华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西班牙驻中国大使安赫尔·桑斯—布里斯。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齐宗华、礼宾司副司长刘华等。

第4版()专栏： 出席墨西哥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就职典礼后 我国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讯 以农林部副部长肖鹏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的就职典礼后，九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经部副部长石林，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张韵之、陈德和、秦凤翥等。 墨西哥驻中国大使马丁内斯也到机场迎接。 由肖鹏副部长率领的参加中墨科技合作第二次会议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也同机回京。

第4版()专栏： 我新闻代表团前往民主柬埔寨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讯 以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穆青为团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总编辑刘德源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民主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缪海棱、《人民日报》负责人郭渭、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哲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负责人钱筱璋、《人民画报》负责人兰子安、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晏鸿亮等前往机场送行。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也前往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国家旅行社组织的访华九团离京 由彼德鲁·西米翁涅斯库和奥列尔·霍帕丹亚努率领的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国家旅行社组织的访华九团在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之后，八日乘火车离京回国。访华团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的。在京期间，旅游局负责人程之平设宴招待了访华团全体成员。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日本作家代表团离京 以井上靖为团长、白土吾夫为秘书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九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学工作者谢冰心、严文井、李希凡、孙平化等，前往机场欢送。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我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一行回京 我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的代表团团长、驻肯尼亚大使王越毅，副团长杨蕴玉，代表张维、田进一行九日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的有教育部负责人姚力，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于冰、刘夫山等。代表团副代表陆赐麟、冉杰已先期回国。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明明德大使为加冰球队访华举行招待会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明明德和夫人为加拿大业余冰球协会主席唐·约翰逊和由他率领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蓝色冰球队访问我国，七日晚上举行了招待会。中国冬季运动协会负责人董念黎，有关方面负责人朱仄和我国冰球运动员、教练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新华社）

第4版()专栏： 延安王家坪延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据新华社西安电　革命圣地延安的王家坪延河公路大桥，在这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喜日子里建成通车。 这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座落在延安王家坪“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前的延水河上，全长二百零一米，共五孔，造型精致壮观，车行道宽达十米，两旁各有二点五米宽的人行道。它的建成，为来延安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旧居的我国工农兵群众和国际友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有利于延安市区的交通运输。 王家坪大桥是去年三月正式动工兴建的。承担施工任务的陕西省公路局第十一工程队一工区的职工和民工，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瞻仰了毛主席旧居，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前学习毛主席著作，请当年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革命老人讲述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学习革命传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发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以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战胜各种困难，加快了建桥速度。

第5版()专栏： 领袖 孟伟哉一　　　　萦回在脑海的千言万语呵，我可以把它凝结成一句话，心中无法抑止的激情呵，却象大江锁不住，滔滔奔流。为什么哟，为什么？只因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我们衷心拥护华国锋主席呵，革命航船又有了可靠的舵手！——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这是一句多么普通的话呀；然而为了说出这句话呵，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华夏神州，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却好象走了几万公里，漫长的路呵，足可以环绕地球。——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这是一句多么普通的话呀；然而为了说出这句话呵，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绪，我们的神经，在短短的三十个昼夜中，却仿佛度过了一个世纪，经历了一百个风雨春秋。——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句话确实平常，每个人都能信手写就；然而作为历史的结论呵，它受过千回冶炼，万次熔铸，经过严峻的阶级搏斗。呵，为毛主席逝世流了 那么多泪水呀，我们怎不庆幸又有了新的领袖！二现在，此刻，假如有人问我：你在想些什么？你有什么要求？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我严肃地思考着严肃的问题，我希望带着沉思和欢乐飞遍全球；是的，我甘愿做一名信使，插上翅膀凌空而去，去报喜呀——中国人民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我到过冰封雪盖的乌苏里江，和守卫国土的战友同饮了胜利酒；我到过南海上的西沙群岛，与战风斗浪的渔民一起放歌涛头；在西藏布达拉宫的台阶上，同当年的奴隶手携手，纵情跳舞；在新疆的库尔勒大牧场呵，每座毡房里都把冬不拉弹奏……从雄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出发，我在雄伟壮阔的祖国大地行走，同成千成万战士、工人、社员，一起经历了空前的欢欣和忧愁；头脑和心房是这样不能平静呵，只有驾万里长风，四海遨游，怀着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崇敬，去看望世界各地的同志、朋友！我要飞到温暖的南亚次大陆，我要飞到炎热的赤道非洲，南美、北美都要飞到呀，从阿拉伯再飞欧洲和大洋洲……高山、大海挡不住呵，我一定要飞遍整个地球——去宣传我们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哪怕只住五家人的珊瑚岛丘！三挺进的大军呵，需要统帅，远航的船舰呵，离不开舵手。我们坚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更热爱代表人民的领袖。当我们说起领袖这两个字，那就是想到人民的最高利益呵，人民的现在，人民的未来，包括你、我，以至八亿男女老幼。阶级的意志呵，需要代表，革命的大军呵，要有旗手。我们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终将胜利，更知道历史走着曲折的道路。当我们说起领袖这两个字，那就是在说我们的最高理想呵，攀山越岭，峰回路转，夺关斩隘，必须有掌握全局的英明领袖。斗争的风云呵，滚滚而来，奔涌的大江呵，常有逆流。我们坚信正确路线必然胜利，更知道革命营垒里藏着毒蛇猛兽。当我们说起领袖这两个字呵，那就是在说尖锐纷繁的征途呵，辨别真伪，降龙伏虎，灭妖除怪，必须有大智大勇的战略家，帷幄运筹。无际长天呵，雷电轰鸣，苍茫大地呵，风狂雨骤。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更牢记“走资派还在走”。当我们说起领袖这两个字呵，那就是在说无产阶级专政呵，为防止国变色，党变修，千秋大业废中途，必须有英明果断的领袖指挥战斗！四领袖，这两个字，字字千钧重，我们爱护领袖犹如自己的眼球。盲人分不清白天、黑夜呵，建设新世界的阶级，岂能目光如豆！为什么毛主席逝世令我们悲痛无比？因为他领导我们战胜过无数艰难险阻。为什么华国锋同志接班我们忧虑顿消？因为斗争风暴证明他不愧为领袖！当代的中国人呵， 谁能忘记一九七六？当代的中国人呵， 谁能忘记十月的搏斗？毛主席和我们永别， 王张江姚野心毕露，华国锋同志掌舵，勇敢向前， 毫不优柔。中国向何处去？天空乌云稠。当历史大倒退的危险迫在眉睫呵，他团结全党，提挈全军， 带领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 把党和革命挽救……于是，祖国大地成了歌海，一夜之间，八亿人民 放开了歌喉……怎能不唱，怎能不跳呵，革命取得了如此伟大的胜利！怎能不敬，怎能不爱呵，革命有了如此英明的领袖！华主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呵， 具有远见卓识，华主席和人民心贴心呵， 把人民的心思摸透。我们亲切地称他同志，因为他是那样的平易，质朴，忠厚；我们尊敬地称他主席，因为他是那样的坚定，深刻，远谋。他是党的儿子， 是我们党政治上成熟的代表，他来自人民， 和人民甘苦与共，连着血肉。让帝国主义预言家和修正主义叛徒 哀鸣吧，革命的中国呵， 又有了自己可靠的领袖！五我的羽翼呵，鼓风而动，我要启程呵，飞遍全球。我唱着《国际歌》去寻找同志，我唱着《东方红》去拜访朋友。和远方的同志促膝谈心，向异邦的朋友把衷肠倾诉；让他们分享我们的欢乐，因为他们曾真诚地 同我们一起烦忧……

第5版()专栏： 英明领袖来掌舵 陈冠柏 最近，重听了《长征组歌》。那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的旋律，催涨了汹涌的思潮。我想起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想起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北京…… “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组歌中这两句词，多么真切地记录了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拨正革命航向、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个伟大的功勋，又多么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转折关头的重要作用！ 今天，中国革命的航船正一度不偏地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行进。万里东风催航，胜利汽笛高唱。我们敬爱的领袖、英明的掌舵人——华国锋主席，搏风击浪，稳稳把定毛主席交下的舵轮，把革命推向前进！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八亿人民悲痛的泪水伴着深深的忧虑，一块大石头悬在心间：从南湖启程，已经胜利走过半个世纪历史航程的中国革命航船，能不能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直奔共产主义？是顺流东进，还是倒回西行？ 人民的脉搏紧合着革命的脉搏而跳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亿英雄人民，把警惕的目光射向王张江姚“四人帮”。人们从他们的反革命生涯中，从他们文化大革命以来丑恶的表演中，愈来愈真切地感到，“四人帮”是一伙居心险恶、诡计多端、权欲膨胀的奸贼，是深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在中国的上空掀起一片乌云，向革命的航船涌来一排排浊浪。他们用阴谋手段，对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进行疯狂的围攻和胁迫；把伪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塞满报纸、广播；秘密策划篡党窃国后的“组阁”阴谋……“四人帮”甜滋滋地等着那一朝皇冠盖顶、黄袍加身；喽罗们吵吵嚷嚷地竖起耳朵盼那“重要消息”。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倒转舵轮，改变航道，把革命的航船引向资本主义的黑水洋。 急风恶云，惊涛骇浪，更显出领袖英明。在革命的转折的关键时刻，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华国锋同志继承毛主席遗志，代表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挽狂澜，征腐恶，举长缨，缚苍龙，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把定革命航向，使中国革命的航船绕过激流险滩，转危为安，推向新的航程！ 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英明的远见！敬爱的华主席率领我们胜利地度过了严重的历史关头。八亿双崇敬的眼睛，八亿颗爱戴的心，一齐朝向英明领袖华主席。 英明领袖来掌舵，毛主席生前的愿望得到迅速、圆满的实现。“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字字金光闪。 英明领袖来掌舵，伟大的斗争造就了伟大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大有希望，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英明领袖来掌舵，全党全军齐欢呼，全国人民齐赞颂。东西南北中，心向华主席！ “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第5版()专栏： 江青为什么怕看卡普兰？ 解放军昆明部队某部　王永安 卡普兰是什么人？她是革命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刺杀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的女特务。这个银幕上的女特务，江青一见就胆战心悸。她曾借口说这个女特务“形象不好，太难看”，下令不准放映这部广大工农兵群众百看不厌，每看一次都深受教育的优秀影片。 江青看黄色影片时，从来是兴致勃勃，以至有一次，当她看到影片中有一个女人隔船见了情人，不怕水深流急，冒着生命危险跳水去相会时，竟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是她，我也跳水”。而唯独见了卡普兰，她却心悸怕看，这是为什么呢？ 俗话说：“作贼心虚”。江青和卡普兰虽素不相识，但卡普兰谋杀革命领袖列宁的罪恶行径，卡普兰咬牙切齿的狰狞嘴脸，象一面镜子，将江青迫害毛主席、陷害周总理、结帮篡党夺权的凶狠面目反射得一清二楚。躲在阴暗角落里向列宁开枪的女特务卡普兰，终于被抓住了！愤怒的群众涌上前去唾弃她、扭打她，恨不得把她碎尸万段……看到这些镜头，江青犹如看见了自己将来的下场。她怎能不胆战心悸，暴跳如雷？怎能不托辞“形象难看”，恶狠狠地禁映这部影片呢？ 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阿Ｑ。阿Ｑ头上长了癞疮疤，因此，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连“光”、“亮”，甚至于“灯”、“烛”都一概讳了。谁要犯了讳，不管有心与无心，阿Ｑ便气得全疤发红。江青怕看卡普兰，更胜阿Ｑ忌讳“癞”三分。阿Ｑ对犯讳的人采取的措施是“精神胜利”。江青这个野心家，大权在握，自有比阿Ｑ的“骂”与“打”更妙的“高”招：怕看，就下令“不准放映”，争个“精神胜利”。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难道就能逃脱和卡普兰一样失败的命运吗？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不管你是拿枪的敌人，如卡普兰之流也好；还是党内走资派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如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之流也好，无论怎样凶残狡猾，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第5版()专栏： 太湖风雷〔组画〕 田原　苗地举国庆大喜，遍地飘红旗，拥护党中央，拥护华主席。怒火满胸膛，地头摆战场，口诛加笔伐，声讨“四人帮”。粉碎“四人帮”，社员心欢畅，革命干劲足，生产打胜仗。

第6版()专栏： 美国群众集会庆祝我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日本朋友盛赞影片《创业》，并指出我国革命文艺园地在除掉“四害”之后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讯　纽约消息：约一百名美国群众十二月十日晚在纽约举行集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粉碎反党“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表示坚决支持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居住在美国的一些海地和多米尼加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会场里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画像，悬挂着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写的横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各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 在会上发言的一位代表说：“我们同团结在华国锋同志英明领导下的中共中央革命路线周围的人民中国亿万工农兵团结在一起。我们欢呼这个在中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也是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会上放映了中国彩色故事影片《创业》，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国其它驻日机构，从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先后举行了四次电影招待会，招待日本政界、经济贸易界、新闻界、旅游业以及其它各界的日本朋友，观看中国优秀彩色故事影片《创业》，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 许多日本朋友在观看《创业》之后，盛赞这部影片热情歌颂了大庆石油工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他们指出，“四人帮”为了扼杀《创业》炮制所谓“十大罪状”的险恶目的，在于妄图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大庆这面红旗，反对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许多日本朋友兴高采烈地说，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除掉“四害”之后，中国的革命文艺园地里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第6版()专栏： 乔桑主席接见我人民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乔桑十日上午接见了以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方面参加接见的有：罗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国务委员会委员瓦·维尔库，罗共中央委员、大国民议会副主席维·特奥多雷斯库，罗共中央委员、大国民议会秘书赫·玛·豪泽尔等。 同日，罗共中央委员、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科·曼内斯库也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这两次接见中，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都在座。

第6版()专栏： 德米雷尔总理接见我驻土耳其大使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电　土耳其共和国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十二月八日在总理府接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卫永清，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6版()专栏： 刚中医务工作者合作施行针刺麻醉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电　最近，刚果和中国两国医务工作者密切合作，首次施行针刺麻醉摘除甲状腺瘤获得成功。 十一月二十九日，位于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西面的马克勒克勒医疗中心为一位刚果妇女施行外科手术。病人叫巴坦古娜。几年前，她的脖子左边长了一个甲状腺瘤，不断肿大，十分痛苦。医疗中心的刚、中两国医生仔细检查了病人的病情后，决定用针刺麻醉为她做摘除手术。在中国医生的协助下，刚果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库卡·姆本巴担任这次外科手术，刚果麻醉师马丽·布埃卡萨担任针麻工作。手术中病人几次对医生说：“我很好，没有丝毫痛苦。”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手术，一个近一公斤重的甲状腺瘤被摘除了，病人笑着对医生表示感谢。 手术后，巴坦古娜在两国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很快痊愈。十二月八日，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两国医务人员告别，表示深切的感谢。 施行针刺麻醉摘除肿瘤获得成功使两国医务工作者受到鼓舞。库尔·姆本巴部长对中国医务工作者说：“实践证明，针刺麻醉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这种好方法应当在刚果普及。”中国医务工作者表示要更加努力工作，更好地为刚果人民服务，为发展中、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贡献。

第6版()专栏： 斥苏修“国际地理劳动分工”论 茅文 近几年来，苏修出版了大量书籍，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兜售“国际地理劳动分工”的反动理论，鼓吹什么苏联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暴露了苏修新殖民主义的丑恶面目。 　列宁指出：“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1页）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些动机的支配下，加紧对外扩张和掠夺。特别是苏修为了加紧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它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工业生产增长率不断下降，农业生产情况更糟，市场供应紧张，资金短缺，外债剧增，突出存在着燃料、原料日益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苏修越来越想通过“国际分工”，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扩张和掠夺，来摆脱经济困境，为其反革命的全球战略服务。 所谓“国际地理劳动分工”，按照苏修的说法，就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形成的专业化的基础上，加深劳动分工。”根据这个强盗逻辑，苏修工业发达，生产机器设备有条件，就应当发展工业；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地理自然条件“适合”发展农业和开发资源，就应当发展农业和提供原料。通过相互交换，“双方都有利”，彼此都可以“提高对外交换的经济效果”。显然这是苏修妄图奴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骗局。事实证明，所谓对双方有利是假，对苏修有利是真；所谓“分工”“合作”是假，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掠夺是真。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凭借其垄断地位，利用其工业发达的有利条件，随意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原料和农产品的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攫取超额利润，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形成单一经济结构。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打破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取得经济上的解放。但是，苏修却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提出什么“国际地理劳动分工”的谬论，企图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永远保留单一的畸形经济。苏修御用“学者”曾毫不隐讳地宣称，从发展中国家低价进口原料、燃料，要比开采本国的资源“对苏联有利”。特别是为了解决燃料、原料不足，迫切需要向第三世界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据苏修公布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一九七五年在苏联进口的几种主要燃料、原料及农畜产品中，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所占的比重是：原油、天然气百分之百，天然橡胶百分之百，锡百分之七十一，铁矾土百分之八十六，羊毛百分之四十一，棉花百分之九十三，黄麻百分之九十二，咖啡、可可豆百分之百。因此，苏修总是竭力反对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单一经济的斗争。 苏修为了搜刮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千方百计地谋求同发展中国家签订长期的协定，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它的“稳定的、可靠的”燃料、原料供应基地。它还到处奔跑，签订协议，妄图共同开发第三世界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矿藏，甚至集中大批学者和科技人员专门调查亚非拉国家的资源分布情况，对别国的主权进行粗暴的干涉和践踏。就在不久前，苏修大言不惭地声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的进一步利用的前景”，“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还说什么“燃料、原料问题由于它的特点、复杂性和规模，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国际性”。其实，什么“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什么“具有国际性”，统统是伪善的谎言，说穿了就是要侵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事实上，苏修对“经互会”成员国一向就是这样干的。这些国家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就越畸形发展，就越依附于苏修，而苏修则可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苏修要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所谓“国际地理劳动分工”，也就是它在“经互会”范围内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 必须指出，苏修“国际地理劳动分工”的反动谬论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地域分工论”的老调重弹。这个学说是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其他国家成为原料供给地的国际分工体系辩护的。苏修捡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破烂货，妄想为它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服务，这就完全撕下了新沙皇自称为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的假面具，暴露了它和另一个超级大国同属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的原形。

第6版()专栏：埃及通讯 剥开苏联“经援”的画皮 最近，苏联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参赞对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大肆吹嘘苏联对埃及的“援助”和“苏埃合作”的重要意义，进行欺骗宣传。在这不久之前，我们访问了苏联对埃及“援建”的一些工厂，了解到苏联如何披着“天然盟友”的外衣，以“援助”为幌子，对埃及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的大量事实，目睹了苏联对埃及假援助、真控制的社会帝国主义丑恶嘴脸。事实再次戳穿了苏联的无耻谎言。 苏联惯于敲诈勒索，乘虚而入，它曾利用埃及迫切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以“经援”为手段，对埃及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当英雄的埃及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起来反抗苏联霸权主义的控制和干涉的时候，苏联便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挥舞大棒，对其“援建”的项目实行卡、压，或则停供机器设备、零配件和原料，或则拒绝进口“援建”工厂的产品，千方百计地给埃及的工业生产制造困难和障碍，妄图逼迫埃及屈服就范。纳斯尔锻件厂的遭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例子，这个拥有二千五百名工人的工厂设在开罗南郊的赫勒万，是苏联一九六一年“援建”的，一九六四年建成投产，这个厂所需的主要原料锻件用热轧钢材，有百分之四十由苏联供应，其产品的三分之一输出到苏联。在埃及政府和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苏联为了向埃及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竟悍然拒绝续签合同，决定自今年起停止向这个厂供应原料、机器零配件和正在扩建的车间所需的电器材料，同时全部停止进口这个厂的产品，给这个厂的正常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使它的开工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苏联对纳斯尔锻件厂的“援建”，还暴露了它贪得无厌和损人自肥的社会帝国主义本性。据该厂负责人揭露，苏联供应该厂的一部分机器设备，是从苏联工厂拆除下来的二手货，有些机器的底座还留着一层厚厚的油泥。更有甚者，还有些机器不配套，只提供设备主机，不提供控制仪表，设备价格不是按质量而是按重量计算，使埃及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该厂的一位工程师加马勒愤怒地对记者说：“苏联从来就不是真心实意地援助埃及，而是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加马勒一九七三年曾被工厂派去莫斯科学习四个月，他说：“在莫斯科，苏联人对我们一点也不热情，也不肯认真讲课和教我们掌握新的技术，使我们白白地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面对着苏联的压力和讹诈，纳斯尔锻件厂毫不屈服，它现正积极寻求新的原料来源和扩大产品销路。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扬反霸精神，奋发图强，自己动手设计和制造零配件，并对苏联提供的陈旧落后的机器进行了改革，努力克服由于苏联实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 苏联的所谓“经援”，往往是以数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埃及推销质量低劣和陈旧落后的机器，牟取厚利。这种例子很多。设在开罗东北约四十公里的阿布扎巴勒的纳斯尔医药化学工厂，于一九六四年建成后，由于苏联设计的工艺流程落后，提供的都是五十年代初期的陈旧机器，使得该厂原计划生产的三大类原药，只有一半能够生产。而抗菌素车间和磺胺车间则因工艺技术水平低，机器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而被迫停产。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提高生产水平，该厂不得不于一九七四年把这两个车间的苏联破烂机器全部拆除，改装上新的机器设备。 再以苏联“援建”的纳杰哈马迪炼铝厂为例，苏联为了把该厂变成它的加工厂，曾答应每年向该厂提供二十万吨铝土，并进口该厂的大部分产品。后来，苏联为了对埃及施加压力，便大大减少向该厂提供铝土，迫使该厂转向几内亚、日本和瑞士等国进口铝土。困难吓不倒埃及人民，经过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努力，该厂终于在去年十月投产。为了偿还苏联提供的机器设备，该厂每年必须向苏联出口一万吨铝。 阿斯旺高坝是埃及人民用自己的财富，自一九六○年一月至一九七一年一月，经过十一年辛勤劳动而建成的。但是，苏联却一直恬不知耻地喋喋不休地吹嘘它“援建”高坝的所谓“功绩”。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苏联是怎样“援建”高坝的吧！苏联“援建”高坝，从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援建”高坝，苏联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埃及的控制和渗透，在经济上对埃及进行残酷的剥削。苏联向埃及提供的高坝贷款共计三亿多美元，约占高坝投资总额九亿多美元的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提供的贷款都是以机器设备抵帐的，实际上是向埃及推销大量陈旧落后的机器设备，其中有许多由于不适合阿斯旺地区的炎热气候而报废。人们曾经痛心地看到，报废的机器设备堆积如山，糟蹋了埃及人民的大量财富，而埃及却不得不以它换取外汇的棉花等重要物资偿还苏联的债务。据埃及报刊报道，埃及单是偿还苏联的高坝贷款的利息就已达一亿美元之巨。由此可见，苏联绝不是什么“慷慨无私”的盟友，而是地地道道的吸血鬼。英勇勤劳的埃及人民才是修建高坝的真正主人，建设高坝的荣誉属于埃及人民！ 事实很清楚，苏联的所谓“经援”，实际上是它对埃及进行政治讹诈和经济掠夺的代名词。据埃及报刊报道，由于苏联的故意刁难和肆意撕毁合同，对于它“援建”的工业项目，既不提供机器零配件，也不提供原料，曾迫使埃及近三分之一的工厂停止生产。苏联的这种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埃及人民的无比愤慨。埃及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克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蓄意制造的经济困难。在埃及，我们处处感到埃及人民那种维护民族独立，不畏强暴，敢于反抗霸权主义的高尚精神。一些埃及人士在谴责苏联对埃及背信弃义和恣意掠夺的同时，还向记者强调指出，苏联妄图通过经济压力，迫使埃及屈服，这是十足愚蠢和完全徒劳的，埃及人民决不在苏联的任何压力面前后退！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埃及纳斯尔锻件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苏联断绝原料供应及产品销路后，积极克服困难，进行生产。这是该厂工人在加工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