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第1版()专栏： 比兰德拉国王等尼泊尔贵宾到达成都华国锋总理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 华国锋总理和比兰德拉国王在洋溢着团结友好热烈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话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和四川省革委会、成都部队负责人出席宴会作陪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邀请，前来我国四川、西藏地区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成都。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专程从北京到达成都欢迎比兰德拉国王等尼泊尔贵宾。 到机场欢迎尼泊尔贵宾的还有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司令员刘兴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段君毅、谢正荣、江海云，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胡继成，成都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崔大田、张堃，以及成都市群众数千人。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也从北京到成都迎接比兰德拉国王。 比兰德拉国王的随行人员中有：喜马拉雅·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和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巴森达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肖芭·沙希公主，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工商国务大臣哈尔卡·巴哈杜尔·古隆，肖芭公主的丈夫莫汉·巴哈杜尔·沙希驸马，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国王陛下首席私人秘书苏伦德拉·曼·乔希，国王陛下军事秘书丹纳·甘比尔·辛格少将，国王陛下私人秘书纳拉扬·普·什雷斯塔，外事秘书乌达夫·德奥·巴特，国王陛下联合新闻秘书奇兰·舒·塔帕，外交部代理联合秘书克达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等。 中尼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和睦相处，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两国人民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比兰德拉国王曾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三年两次访问我国，对进一步发展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比兰德拉国王这次对我国的友好访问又带来了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成都市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十分高兴。 今天，成都市人民怀着对尼泊尔人民的友好感情，把城市装饰得象节日一般。市区主要街道上空一面面彩旗迎风招展，一幅幅欢迎标语凌空高挂。标语上面写着：“坚决支持尼泊尔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扩张主义的正义斗争！”“中尼两国人民友谊万岁！”“第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下午一时，尼泊尔贵宾乘坐的专机在飘扬着中尼两国国旗的成都机场上降落。当比兰德拉国王等贵宾走下飞机时，华国锋总理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热情欢迎。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奏尼泊尔王国国歌和中国国歌。比兰德拉国王由华国锋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随后，贵宾们走向欢迎队伍，同群众见面。这时，机场上鼓乐齐鸣，一片欢腾。身穿鲜艳服装的青少年跳起了欢乐的迎宾舞。成都市民兵持枪列队向贵宾们致敬。人们挥动中尼两国国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尼泊尔贵宾。比兰德拉国王高兴地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贵宾们乘车前往宾馆途中，沿途群众热烈鼓掌欢迎来自亲密邻邦的尼泊尔贵宾。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晚上在成都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比兰德拉国王陛下访问我国。 比兰德拉国王的随行人员以及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以及四川省军区和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赵紫阳、刘兴元、段君毅、谢正荣、江海云、胡继成、崔大田、张堃等。 宴会厅里并排悬挂着尼泊尔王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华国锋总理和比兰德拉国王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全文见第二版）。 他们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尼泊尔王国国歌和中国国歌。 在洋溢着团结友好热烈气氛的宴会上，乐队演奏了中尼两国乐曲。席间，宾主亲切交谈，不断举杯，共祝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附图片） 比兰德拉国王陛下乘专机到达成都。 华国锋总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专程从北京到达成都欢迎尼泊尔贵宾。赵紫阳主任以及成都群众数千人也到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第1版()专栏： 华国锋总理同比兰德拉国王举行会谈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参加会谈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今天下午在成都举行了会谈。 尼泊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工商国务大臣哈尔卡·巴哈杜尔·古隆，尼泊尔驻中国大使拉纳，国王陛下军事秘书丹纳·甘比尔·辛格少将，国王陛下私人秘书纳拉扬·普·什雷斯塔，外事秘书乌达夫·德奥·巴特，国王陛下联合新闻秘书奇兰·舒·塔帕，外交部代理联合秘书克达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司长沈平、朱传贤，副司长章含之，外贸部副局长张先成，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同比兰德拉国王陛下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第1版()专栏： 用革命统帅生产　生产才能大发展 上海焊接二厂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十年巨变的事实深批唯生产力论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极力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他还大肆叫嚷：“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了吧！再批，生产怎么能上去？”妄图利用广大群众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阻挠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究竟唯生产力论是促进生产，还是破坏生产？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上海第二焊接厂工人、干部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工厂走过的弯路，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厂内翻天覆地的变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唯生产力论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只有批倒唯生产力论，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生产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上海焊接二厂是由四十二家电焊铺合并起来的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影响下，这个厂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管方向、路线，一门心思抓生产。厂内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一度盛行。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生产发展非常缓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会上，工人们联系本厂经历，一针见血地指出：唯生产力论只能助长资本主义，阻碍生产的发展。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并非关心生产，而是妄图让工厂企业重走修正主义老路，复辟资本主义。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生产持续高速度发展，一九七五年的产值是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一倍。这个原来只能搞些修修补补零活的厂子，已能制造化工、矿山、电子工业以及石油勘探等部门需要的设备，有的产品还为国家填补了空白。十年当中，焊接二厂为什么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工厂党支部和广大工人的答案是：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同唯生产力论对着干的结果。 唯生产力论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这些反动观点的吹鼓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新选出的焊接二厂党支部委员会，通过不断批判唯生产力论，自觉地用阶级斗争推动生产斗争，坚持思想政治工作领先的原则。他们把学习革命理论放在首位，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从不放松。去年，金工组生产一度上不去，有人强调客观条件，认为生产要上去，就得增加设备，扩展场地，添加人力。党支部没有首先去抓这些工作，而是认真调查研究，分析这个组抓阶级斗争的情况，发现前段时间学习比较松散，滋长了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是生产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党支部便发动这个组的工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使全组加强了革命团结，焕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结果，这个组提前四十天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还抽出人力支援了兄弟班组。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工人们列举许多这样的事例，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领先才能促进生产。这一桩桩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有力批判。 唯生产力论否认生产力诸因素中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邓小平正是从这种反动观点出发，对工具设备看得重要万分，对劳动人民的作用则极力贬低。焊接二厂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恰恰证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只有一卡车的“家当”，生产工具落后。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厂已经有二百多台大型设备。在工艺方面，已采用了可控硅、简易数字控制等比较先进的技术。这么大的变化从何而来？关键是党支部坚信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力。他们没有依赖国家，而是依靠本厂工人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十年中，全厂搞了两千多项技术革新。工人们在批邓斗争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劳动者才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只要路线正确，调动起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工具、设备，可以制造，先进技术可以学习、创造。邓小平鼓吹的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的观点，完全抹杀了劳动人民在发展生产中的主导作用，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非常反动的。 唯生产力论片面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邓小平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厂的十年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生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干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鼓吹的“专家治厂”、 “管、卡、压”和物质刺激等破坏社会主义企业人与人关系的修正主义货色，把 “鞍钢宪法”作为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指针，努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工厂领导干部把工人真正看作企业的主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凡属重大问题，如政治运动的部署、生产计划和技术革新方案的制订，都发动群众充分讨论。他们组织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对领导实行革命监督。这个厂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厂级四名脱产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劳动一百天以上。他们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广大工人怀着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从事革命和生产。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厂里出现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十年来，这个厂的生产水平逐年有较大的增长。今年的生产任务又有增加，而且调出了近四分之一的工人参加内地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全厂一至五月份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工人、干部指出，邓小平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要害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针锋相对，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第2版()专栏： 在欢迎比兰德拉国王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华国锋总理在欢迎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尊敬的殿下们，尊敬的尼泊尔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应邀前来我国四川、西藏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带来了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国王陛下是中国人民尊敬和熟悉的老朋友，今天，我们有机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接待国王陛下，同尼泊尔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叙友谊，感到格外亲切和愉快。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王陛下以及全体尼泊尔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尼泊尔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勤劳勇敢的尼泊尔人民有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并高度赞赏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比兰德拉国王陛下领导下，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英雄气概和坚强决心。国王陛下特别重视优先发展农业，宣布本年度为农业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粮食生产方面，尼泊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尼泊尔对外坚持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国际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尼泊尔同愈来愈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关于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反映了尼泊尔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正义主张。在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同志们，朋友们：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十分令人鼓舞。世界在动乱中前进，人民在不断觉醒。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团结前进，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霸权，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但是，它们失道寡助，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近年来，南亚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亚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令人高兴的是，近来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有所改善。我们热诚地希望南亚各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真正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中国政府也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同南亚各国的友好睦邻关系。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国内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通过这一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更加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更加蓬勃发展，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也必将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乘胜前进，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朋友们： 中尼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尼两国友谊的纽带。中尼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中，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我们满意地看到，中尼建交后，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加强。最近，中尼双方又决定将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交通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协定延长十年，这表明中尼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光辉范例。毛主席曾经说过：“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中尼建交二十余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尼关系是十分亲密友好的，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是真诚的朋友。比兰德拉国王陛下一贯致力于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国王陛下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对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一九七四年，国王陛下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解除了逃往尼泊尔的一小撮西藏达赖叛匪的武装，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彻底粉碎了他们破坏中尼友谊的阴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赞赏和十分感谢国王陛下的这一果断决策。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国王陛下这次飞越喜马拉雅山前来我国进行访问，开辟了中尼之间的直接空中通道，在“世界屋脊”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架起了中尼友谊的空中桥梁，为中尼友谊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将是访问我国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位外国国家元首，这使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人民感到特别荣幸和高兴。我在此衷心预祝国王陛下访问圆满成功。 现在，我提议： 为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为尼泊尔王国的繁荣和人民幸福， 为比兰德拉国王陛下的健康， 为殿下们的健康， 为尼泊尔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第2版()专栏： 在华国锋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比兰德拉国王的讲话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国王陛下在华国锋总理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总理先生，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给予我和我的随行人员的欢迎向你们表示感谢。我把这种欢迎看作是多年来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特点的友好、谅解和亲密友谊的标志。我们为再次来到友好的中国人民的国土而感到高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尼泊尔人民的问候和友情。 我们飞越了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穿过了连接我们两个邻国的山山水水，来到成都。现代技术已经使跨越喜马拉雅山不再象过去那样艰险了。我听说，四川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的自然环境同尼泊尔很相似。这个省有各种各样的地形，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高度同时生长着温带和热带的植物，这与我国有某些相同之处。同四川一样，尼泊尔到处都是丘陵、山脉和河流，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便是洪水、塌方和复杂的地形。如果说这个省的无数梯田使之赢得了“万阶之国”的称号的话，我觉得，这正形容得恰到好处。事实上，尼中两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代。这种关系历来是主要通过中国的西藏地区进行的，尽管这不是唯一的途径。广泛的人员、文化和货物交流不仅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丰富了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作为有着共同边界的邻国，我们也曾有过某些误解，但是，许多世纪的联系有力地表明，友谊、谅解和相互合作超越了这种历史上的波折。 总理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尼泊尔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她按照人民的要求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我们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通向民主的道路，我们称之为评议会制度。我们决心继续执行我们的和平、不结盟以及同世界各国友好和合作的政策。我们不允许利用我们的国土进行敌视任何国家的任何活动，我们希望其它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同样的立场。我的关于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实现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我国人民对你们及时支持这一建议深为赞赏。 经济合作不断发展是我们两国关系的特点。尽管中国自己的需要量很大，你们仍然给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以慷慨的援助，对此我们极为感激。自从我两年半前访问贵国以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日益变得更加明确，并且不仅得到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赞同，而且还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赞同。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尼泊尔和中国有着共同的目的。这种新秩序必须废除各种剥削关系，并且必须考虑到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强国和弱国——的正当和合法的利益。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传统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不仅必须加强，而且还必须进一步扩大，以反映这些国家人民的新的希望。 我们两国承认各国都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关系的基础，这些原则确保各国的独立发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摆布其他国家人民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遍及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扫除了各殖民帝国，各地的民族主义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这种形势下，执行严格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是明智的。尼泊尔和中国坚信这些理想。我相信，本着这种相互谅解的精神，我们的友好关系在今后的岁月里将不断加强。 总理先生，我们知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自然希望亲眼看一看与尼泊尔接壤的这一中国地区的发展情况。我期待着访问西藏地区，并祝贵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更大的成就。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请同我一道为尼中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昌盛，为毛主席的健康和幸福，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的健康和幸福，为华国锋总理的健康和幸福，为所有在座的贵宾们的健康，干杯！ 谢谢！

第2版()专栏： 张春桥副总理会见科摩罗国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今天晚上会见由内政部长萨利姆·希米迪率领的科摩罗国政府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司长何功楷、副司长傅顺和，外经部副局长晏家华。（附图片） 张春桥副总理会见科摩罗国政府代表团。 这是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第2版()专栏：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菲律宾社会经济参观团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奥拉西奥·莫拉莱斯为团长、卡拉斯·费尔南德斯为副团长的菲律宾社会经济参观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巴托洛米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杨骥、程瑞声、王植范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附图片） 这是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第2版()专栏： 刘湘屏部长会见菲律宾黎刹省妇女俱乐部联盟访华团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讯　卫生部长刘湘屏今天下午会见了以菲律宾黎刹省妇女俱乐部联盟主席、奎松市市长阿·罗德里格斯女士为团长的菲律宾黎刹省妇女俱乐部联盟访华团全体成员，同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巴托洛米参加了会见。 访华团是五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的。她们还将前往杭州、上海等地继续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第2版()专栏： 廖承志会长宴请日本地方自治体首长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日本三重县知事田川亮三为团长、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副理事长岩村三千夫为顾问的日本地方自治体首长访华代表团。宴会前廖承志会长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出席宴会的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磊，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负责人刘向文等。 廖承志会长和田川亮三团长在宴会上祝酒，祝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代表团是应中日友协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一日晚到达北京的。

第2版()专栏： 为越南国家科委和社会科委代表团访华 阮仲永大使举行宴会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讯　为以越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黎克为团长、越南考古学院院长范辉通为副团长的越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社会科学委员会代表团访华，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今天晚上举行宴会。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科学院副秘书长柳忠阳、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有关方面负责人刘继英、郝汀、邱力行、张岐等应邀出席了宴会。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武玉湖也出席了宴会。

第2版()专栏： 巴基斯坦空军友好代表团在沈阳、吉林参观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讯　由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佐勒菲卡尔·阿里·汗空军上将率领的巴基斯坦空军友好代表团在沈阳、吉林参观访问后，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代表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陪同，于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沈阳访问的。当晚，沈阳部队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巴基斯坦贵宾。 沈阳部队副司令员邓岳和佐勒菲卡尔·阿里·汗上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共祝中巴两国人民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六月一日上午，代表团抵达吉林市访问。中午，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钟明彪举行宴会欢迎代表团。 巴基斯坦贵宾在沈阳、吉林参观了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贵宾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第2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秘书德布拉到京 应对外友协邀请，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秘书艾·摩·德布拉由加纳外交部助理秘书阿莫陪同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六月一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等。加纳驻中国大使阿克韦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林林会见并宴请孟中友协代表团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林五月三十一日晚会见并宴请以孟加拉—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米尔查·戈拉姆·哈菲兹为团长、孟中友协秘书长穆哈默德·洛特夫·阿拉姆为副团长的孟中友协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瑞声，孟加拉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和宴会。孟中友协代表团一行五人是应对外友协的邀请于五月三十日到达北京的。 华罗庚会见并宴请丹麦教授詹森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六月一日晚会见并宴请了丹麦技术大学数理统计与运筹学教授詹森。詹森教授是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于五月三十一日到达北京的。 日本国际贸促协会日本海支局友好访华团离京 以石田政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海支局友好访华团一行十二人，五月三十一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参观访问，然后回国。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等前往机场送行。访华团是应中国贸促会的邀请于五月二十四日到达北京的。贸促会主任王耀庭会见并宴请了访华团全体成员。在北京期间，访华团还分别访问了外贸部、中日友协等单位，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等分别会见了他们。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访华团曾前往旅大市进行了参观访问。 日本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 第四次访华团离京回国 日本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第四次访华团结束了在北京、大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春、上海等地的访问后，于五月三十一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前往机场送行。团长宫崎义一已于五月二十八日先期回国。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 ——天津站工人理论队伍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不断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天津站工人理论队伍，近年来跃登上层建筑舞台，掌握革命理论，占领思想阵地，跟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他们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激励下，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目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全站职工一起，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为普及马克思主义而奋斗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了深入批邓，天津站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始，有的同志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搞不太清楚。“六号门”理论小组成员认为，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如果不搞清楚，就分不清敌、我、友，掌握不了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先后查阅了三十多篇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汇集了革命导师有关论述，从阶级本质、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对党内走资派进行了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了《必须认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怎样演变成走资派的》等辅导材料。全站职工在他们的辅导下，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理解了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还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经过“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党外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削弱，已很难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和无产阶级较量。他们就要从执政的共产党内寻找政治代表。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代表资产阶级利益，适应资产阶级要求。他们是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他们的挂帅人物。 天津站工人理论骨干就是这样带着群众提出的问题，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点，然后辅导群众学习，掌握批判武器。在工人理论队伍的带动下，天津站已有百分之七十的职工常年坚持在读书班、政治业余大学和自学小组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已经在全站蔚然成风，推动着批邓斗争深入发展。 把批邓斗争引向深入 天津站的工人理论队伍带头学习，带头冲锋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车站三结合理论小组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登上史学讲坛，在全站掀起了评法批儒、批林批孔高潮。接着，又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等斗争中，一马当先，发挥了战斗作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以来，工人理论骨干满怀无产阶级义愤投入战斗，仅一、二月份就写出批判文章一千多篇。为了辅导群众弄清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反动实质，他们在批判会上，把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及其反动罪行同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的反动言行相对照，同孔孟之道相对照，剖析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理论基础和阶级根源。担当这个任务的车站理论小组，除一位老工人外，其他五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刻苦学习理论，还主动到工人群众中去求教。理论骨干小马，是去年年底才参加工作的女青年。在剖析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时，她主动请老工人邱文彬师傅介绍工人上讲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等大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过程。小马认识到，新生事物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重大作用，而资产阶级法权正是走资派赖以生存和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因此他们必然要拚命加以强化和扩大。邓小平肆意攻击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是唯恐失去他们复辟的“命根子”。 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后的十几天中，理论骨干整理出了一万五千多字的题为《从国内外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抛出的修正主义纲领的经过，深入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的材料，向群众宣讲，和群众一起批判。大家进一步看清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一个分裂主义的纲领，是邓小平玩弄阴谋诡计，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抛出来的。邓小平妄图把这个复辟纲领强加于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天津站工人理论队伍深深懂得：同走资派长期作战，就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步步地铲除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天津站广大理论骨干，一直对资产阶级法权，对旧的传统观念敢批、敢斗、敢决裂。这次，他们又同邓小平“争夺思想阵地”的阴谋对着干。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等修正主义货色；他们就揭露和批判邓小平贩卖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险恶用心，使大家看到这是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妄图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许多理论骨干还以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的反动言行。运转车间乙班青年号调车组的理论骨干向全站职工提出“以共产主义精神从事工作”的革命倡议，批判剥削阶级的雇佣思想，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理论骨干、老工人张忠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不能在“按劳分配”上兜圈子，邓小平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诱饵来腐蚀我们工人阶级，那是痴心妄想！理论骨干还针对邓小平制造的反革命政治谣言，批判他用卑劣的手段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阴谋诡计，揭露他一无真理，二无群众，靠造谣过日子的虚弱本质。这样，就激起了全站职工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更大仇恨，更加重视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 目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天津站步步深入。工人理论队伍和全站职工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坚持作战，决心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第3版()专栏： 河北霸县杨芬港公社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成员在交谈学习体会。　本报通讯员摄

第3版()专栏： 搞管、卡、压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 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广大职工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不断加强企业管理，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邓小平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企业问题不少”，“不整顿怎么行”。工人群众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管、卡、压，邓小平却说“这是大帽子”，要“整顿”，要对工人管得“严一些”。说穿了，这就是妄图重新用管、卡、压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就追随刘少奇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破坏和干扰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就说我们厂吧，那时候，工人被迫要死记硬背那些烦琐的规章制度；工人要搞一项革新，得经过七道关卡。当时，崇洋迷外思想很严重，产品只准“仿”，不许创。工人群众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搞成的二十多种自己设计的新产品，都被以“非标准”、“不正规”等罪名，打入“冷宫”或砸成废铁，送进了化铁炉。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吗？工人群众气愤地说：“管卡压，管卡压，管的是不让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卡住了咱们闯新路的步伐，压掉了咱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邓小平现在重新要搞这一套，他的罪恶目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破除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束缚工人手脚的各种条条框框，建立和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断改善和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厂认真贯彻落实“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厂生产的产品一直是仿制外国的落后产品。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打破洋框框，实现了九个系列四十多个品种的全部产品更新，自行设计制造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机床。工人群众在技术领域里当了家，做了主，扬眉吐气，有力地促进了技术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十年来，全厂改制和自制的高效专用设备四十多台，改建和新建流水线二十二条，实现重大革新四百六十多项。十年的平均年产量，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平均年产量的两倍半，今天的一个机床一厂，等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两个半机床一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厂的财务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工人无权过问。现在财务向工人群众公布，班组建立了群管网，工人当家理财，充分发挥了工人当家作主的作用。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邓小平之所以那样迫不及待地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扬幡招魂，就是因为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越加强，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越困难。他大叫“整顿”，就是妄图整掉工人参加企业管理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我们工人坚决和邓小平对着干，一定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使社会主义企业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第3版()专栏： 不许抹杀规章制度的阶级性 广西桂林橡胶厂工人理论组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极力鼓吹要把规章制度搞得“愈来愈严密”，胡说什么“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他们把规章制度说成是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这是别有用心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阶级总是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来制订规章制度，为巩固本阶级的统治服务。在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制订的规章制度，必然是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目的是在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列宁指出：“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这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反动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规章制度必须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限制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毛主席指出：“制度要有利于群众”。这是对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精辟的概括，说明规章制度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邓小平极力抹杀社会主义规章制度与资本主义规章制度的差别，把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规章制度照搬过来，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要利用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来达到专无产阶级政的罪恶目的。 建国二十多年来，在建立什么样的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工厂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那些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的规章制度，严重束缚了工人群众的手脚，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改革了那些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合理的规章制度，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可是，邓小平却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把企业管理搞“乱”了。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恶毒攻击。 我们同邓小平的根本分歧，不是要不要规章制度的问题，而是按照什么路线和依靠谁去制订和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我们要坚持“鞍钢宪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群众去制订和执行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则拚命抹杀规章制度的阶级性，要按照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搞管、卡、压那一套，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为其复辟倒退创造条件。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绝不会上当受骗，一定要把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

第3版()专栏： 当今的洋务派 上海冶炼厂党委副书记 杨益萍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所谓发展工业的条例中，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表现出一副事事不如人和伸不直腰的奴隶相。在一些会议上，邓小平还喋喋不休地说：“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这是最可靠的”，是一个所谓“大政策”。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鼓吹把我国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真是卑躬屈膝，奴气十足！ 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许多光辉灿烂的科学成果，走在世界的前列。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面，更加迅速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成就。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上天返地，胰岛素首次人工合成，南京长江大桥和成昆铁路胜利建成，一个个大油田的开发，一座座大容量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的制成和安装，一艘艘国产的万吨轮胜利远航。这一切，都显示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志气和伟力。 再拿我们厂进行的一种稀有金属的试验来说吧。过去，有些国家采用“火法工艺”提取。这种工艺，不仅比较陈旧，成本昂贵，而且最后只能拿出半成品。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专家”迷信洋人，死抱住“火法工艺”不放，整整试验了八年，毫无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工人阶级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提出了“丢掉洋拐棍，自己闹革命”的口号。一九七○年，我厂工人和技术人员承担了运用“湿法工艺”提取的试验任务。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摸索出一条新的工艺流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达到预定要求，有的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邓小平以发展工业为名，贩卖洋奴哲学，不禁使人们想起那个臭名昭著的大洋奴、大卖国贼李鸿章来。这个洋务派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搞了一个洋务“新政”，造洋枪，制洋炮，搞得不亦热乎。可是，“求”了几十年，“求”到的却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地位，“求”来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这就是搞投降卖国反动路线的必然恶果。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邓小平热中于把立足点放在从外国引进技术设备，拜倒在洋人脚下，说明他步李鸿章的后尘，是当今的洋务派。如果顺着他这条投降主义的路线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就不能自主，在政治上就不能独立，就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百年来的历史教育了我们：工业救不了国，技术救不了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大国家。

第4版()专栏： 由阶级投降派到民族投降派 刘先照　韦世明 《水浒》一书，倾注全力塑造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宋江。其中，借“民族矛盾”问题，通过大写宋江“征辽”，来歌颂农民起义中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歪曲农民起义，美化投降派，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认识宋江接受招安到率部“征辽”这一过程？解放后的一些评论文章，说什么它“反映了人民和政府合作以抵抗异民族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思想底反映”。有的甚至把“民族英雄”、“人民英雄”的桂冠戴到宋江头上。 那么，《水浒》所写的宋江投降——“征辽”，是说明了宋江由“人民英雄”到“民族英雄”，还是由阶级投降派到民族投降派？彻底弄清这一问题，批判宣扬阶级调和，为阶级投降、民族投降辩护的修正主义观点，不仅对于认识宋江的反动阶级本质及其投降派的真面目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认识邓小平一类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阶级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也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历史上宋、辽间民族矛盾的性质，分析一下当时不同的阶级对待民族矛盾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宋徽宗时，历史上并无宋江“征辽”的事，只有宋与女真族的金王朝联合攻辽，最后辽被金所灭。《水浒》作者凭空编造一个宋江投降——“征辽”的故事，既是着意美化投降派，歌颂投降主义，也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契丹，很早以来就是散居东北潢河一带的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民族。七世纪时，属唐王朝松漠都督府的辖治。九世纪末，辽太祖统一了契丹八部。十世纪上叶，辽太宗改国号为“辽”。这时，辽已基本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成为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王朝。历史上的宋王朝和辽王朝，是当时在中国国内同时存在的两个封建制的民族政权。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国内两个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 列宁说：“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9页）辽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封建王朝，它实行的是民族压迫和掠夺的反动政策，辽对宋进行了多次侵扰。 封建制的宋朝社会，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当辽王朝统治阶级大规模攻宋的时候，民族矛盾就上升到主要地位。但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辽攻宋的主要目的，是压迫和掠夺宋的广大劳动人民，这就产生了辽王朝统治阶级与宋王朝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辽的广大劳动人民是赞成平等的联合，反对实行民族压迫和掠夺的。辽的统治者要攻宋，必然要调集人力、物力，加强对本民族内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就必然加深辽王朝统治阶级同辽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宋王朝中当权的大地主阶级和辽的统治者，在争夺财产、权力上有矛盾的一面，但是其根本的阶级利益却是一致的。在辽大举攻宋的情况下，辽王朝统治阶级就同宋、辽广大劳动人民处于严重对立地位。历史上的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都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都是民族投降派，都实行“先平内寇，然后可御外侮”的反动方针。他们对辽、金的侵扰实行投降，对农民起义则疯狂镇压。宋徽宗“罢北伐之议”，把准备北上抗辽的童贯的军队调来镇压方腊起义军，就是明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27页）革命的阶级既要坚持自己政治、经济的要求，而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阶级斗争又应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因民族矛盾而否认阶级斗争和因阶级矛盾而否认民族斗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综观处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时期的革命农民，特别是农民起义中的革命领袖，在对待民族问题上，跟大地主阶级的屈辱投降相反，大多数是坚持了正确路线的。他们在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时候，主要进行阶级斗争，同时也不放弃民族斗争；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主要进行民族斗争，同时也不放弃阶级斗争。他们不象《水浒》中的宋江那样，先投降宋王朝，再去和异民族的统治阶级搞妥协投降。以宋代的农民起义为例，方腊、钟相、杨么等领导的起义军，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历史上北宋方腊起义的时候，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但当时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起义军主要是反抗宋王朝的阶级压迫。方腊高举“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造反旗帜，称号“圣公”，建元永乐，解放了六州五十二县，把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同时，也提出了反对辽契丹族、西夏党项族统治阶级“侵侮”的口号。方腊痛斥宋王朝每年贡纳“二虏银绢以百万计”，把人民的“膏血”“悉举而奉之仇雠”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水浒》中的宋江呢？当他混进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时候，从小说展示的时代背景来看，也是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时候，他不仅不去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进行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而且处心积虑地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晁盖牺牲后，他乘机篡夺了领导权，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改变了晁盖的正确路线。对民族矛盾问题，菊花会上他作的《满江红》词中虽也说过“平虏”的话，但不过是掩盖其阶级投降的遮羞布，其真正目的不是“平虏”，而是“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当李逵等反对投降，大闹菊花会后，他向众好汉解释说：“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可见，这“平虏”是幌子，投降是目的。不久，宋江讨到了一纸招安文书，便立即拆毁梁山营寨，夷平水泊城垣，烧掉晁盖灵牌，换上“顺天”、“护国”的旗号，“归顺”了朝廷。这明明是一个十足的阶级投降派，哪儿有一点“人民英雄”的影子呢？ 南宋初，金王朝女真族统治阶级大举攻宋，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主张联宋抗金，主要对付民族敌人。钟相曾派他的儿子钟子昂率领起义军一部北上南京（河南商丘）去抗击金军。后来金王朝所立的刘豫傀儡政权派人诱降时，引起了起义军的无比愤怒。他们将“使臣”三十五人全部沉杀于洞庭湖中，并把这事通知了宋王朝。与杨么同一时期，起于河东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在金军大敌当前的时候，也曾和宋王朝的主战派联合抗金。他们勇敢善战，有一次几乎抓住了金军元帅宗翰。南宋中叶，彭义斌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红袄军”一部，曾联宋抗击金军，转战千里，屡次重创敌人。事实说明，这些农民起义军在抗击异民族统治阶级掠夺的斗争中，都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但同时，他们保持了农民起义军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了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比较过去有所改变。钟相、杨么起义军在联宋抗金时，虽然宋王朝下令解散起义军队，他们却保存了革命队伍，又对宋王朝实行阶级压迫、大搞民族投降的行径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钟相牺牲后，杨么把起义军的势力扩展到澶、鼎、澧、岳等州广大地区，继续坚持“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纲领。但是，对抗金的士大夫、地主，则予以保护，吸收他们参加抗金。红巾军为了联宋抗金，采用了“建炎”年号，却不要宋王朝的官爵，不受宋王朝的辖制，不受宋与金所订屈辱和议的约束，违抗宋王朝不准越过黄河的禁令，三次北渡黄河袭击金军。彭义斌领导的红袄军在联宋抗击金军的战争中，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曾对红袄军主要将领李全的投降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尽管方腊起义军中出现过缪罗，杨么起义军中出现过杨钦，红袄军中出现过李全这类投降派，但这只是一小撮。起义军的广大将士，不仅识破了他们的丑恶面目，而且对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有力地克服了这类投降派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水浒》中的宋江呢？小说描写他投降之日，正是 “辽国郎主”“兴兵十万，侵占山后九州”、“劫虏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大举进攻之时，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宋江不仅没有保持梁山起义军的独立性去联宋抗辽，而是受了招安，把十万农民起义大军变成了宋王朝的“官军”，交出了兵权，换来了封诰，去维护赵宋王朝的反动统治去了。 “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87页）阶级投降必然导致民族投降。尽管《水浒》作者尽量为宋江粉饰，用七个回目大写了一通宋江“破辽”的“功勋”，但是最终还是在“抗辽”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遵照宋徽宗的旨意，与辽停战“议和”，屈辱修好。他将“檀州、蓟州、霸州、幽州”“给还”，将“天寿公主一干人口”“放回”。宋江干如此妥协求和，屈辱叛卖的投降勾当，这明明是一个十足的民族投降派，哪儿又有一点儿“民族英雄”的影子呢？！ 在阶级苦难深重的年代，宋江是一个阶级投降派，在民族危亡的日子，宋江又是一个民族投降派，是一个双料的投降派。 拿《水浒》中的宋江同历史上宋代的几支主要农民起义的领袖相比较，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反动阶级本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它违背了革命农民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宋江对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立场、态度同历史上的革命农民完全相反，而却同历史上反动的大地主阶级完全一致。就《水浒》描述的故事来看，宋江搞阶级投降，破坏和镇压农民起义，所维护的是当权的大官僚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宋江搞民族投降，推行的也是当权的大官僚地主阶级的路线和政策。事实充分说明：宋江不是什么“农民革命领袖”，而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反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是什么“人民英雄”、 “民族英雄”，而是阶级投降派、民族投降派。宋江由阶级投降派到民族投降派是其反动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在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为武器，分析《水浒》，批判投降派，同时也批判了解放以来《水浒》评论中，宣扬阶级调和论，为宋江搞阶级投降、民族投降辩护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革命群众批判投降派、批判为投降派辩护的种种谬论，却怕得要死，极力破坏。这就暴露了邓小平就是现代的宋江式的投降派。 邓小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主张阶级团结”，要“共产党、八路军”“忠实地执行”卖国贼蒋介石的“路线”。这就是要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先向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投降，然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向帝国主义实行民族投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邓小平的这套反动主张没有得逞。但就路线来看，邓小平主张的和《水浒》中的宋江先搞阶级投降再搞民族投降，忠实执行宋徽宗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却是如出一辙！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说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对外则鼓吹迷外崇洋充当洋奴买办的思想。他仍然既是阶级投降派，又是民族投降派。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重新工作后，又大刮右倾翻案风，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他成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外他拚命鼓吹出卖资源来换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技术”，大搞洋奴哲学。这不是十足的民族投降主义又是什么？事实充分说明邓小平和《水浒》中的宋江一样，也是一个双料的投降派。邓小平成为阶级投降派和民族投降派也是其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决定的。古代投降派宋江和现代投降派邓小平，尽管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搞投降主义路线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一定时代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既搞阶级投降主义，又搞民族投降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这个走资派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认识和总结古今投降派的本质特征，不仅对于批判邓小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反修防修，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4版()专栏： “死心塌地”、“永不翻案”靠不住 黎程 宋江被梁山好汉闹江州、劫法场救了性命以后，在“不由不上梁山”的情况下，他于是“倾心吐胆”地对晁盖表白心迹：“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 短短一句话，又是“死心塌地”，又是“同死同生”，使人看来，激愤而又真诚。其实，宋江这句话在当时是不能不说的。 因为在上山这件事上，宋江已经有过两次反复。第一次，是在三山聚义打青州以后，宋江跟着一批人要到梁山泊入伙。半路他借口“奔丧”，撇下众人“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第二次是在刺配江州，途经梁山的时候，被晁盖等人邀截上山。他不仅坚决拒绝留下来，“共聚大义”，还说了一通“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的屁话，表示宁死也不干。这回在江州弄得差点丢了脑袋，只得“暂居水泊，权避一时”，就不能不表示一下“死心塌地”、“同死同生”的态度。 在当时，宋江的这句话似乎承认以前错了，表示以后“死心塌地”，再不反复。 宋江因此取得了山寨头领们的信任，被推上了“第二把交椅”。 但是，宋江一旦大权在握，其所作所为却证明他上山前的那番表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欺骗。 他不仅没有象他上山前保证的那样再不翻悔，而是上山不久，就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梁山革命事业是“罪恶迷天”，“造恶甚多”，叫喊要“去邪归正”。 他不仅没有“死心塌地”地造反，而是“身在水泊之中，心存朝廷之上”，时刻想着接受招安，“做国家臣子”。 他也根本没有同晁盖和梁山的革命派“同死同生”，而是千方百计地架空晁盖、排挤晁盖，“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晁盖一死，他便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加紧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对反对投降的革命派，轻则斥责，重则处死，最后直接同高俅那一派地主勾结在一起，里应外合，彻底葬送了梁山“好生兴旺”的革命事业。 投降派宋江一旦居了“主位”，就大搞投降活动，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宋江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又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 宋江在思想上顽固维护孔孟之道。他满脑子孔孟之道的秕糠，对反动的天命观念，忠、孝、仁、义的封建道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无一不拚命宣扬和忠实恪守。在政治上顽固维护封建统治，“辅”地主阶级之“国”，“安”地主阶级之“民”，就是他终生的志愿。对于封建统治的总头子皇帝，他“愿效犬马之劳”；对于象征地主阶级专政的“朝廷法度”，他“不敢擅动”。宋江在经济上拚命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他保护象黄面佛那样的所谓“善良”地主，平时严禁梁山起义军下山“扰”这一类的“良民”。在叛卖成交，收拾朝京之日，他还以“分金买市”的形式，对四方地主搞政治、经济上的退赔。 总之，宋江反动的地主阶级本性，决定着他混入革命队伍后，必然充当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权之后必然要搞投降主义。 现代投降派邓小平也是这样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批判，他表示愿意悔改，写了“永不翻案”的保证，以此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但他重新工作不久就大搞翻案活动。其原因也是由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他本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头脑里还是一套资产阶级货色，内心深处还是个资产阶级王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了他的头上，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他依恃手里的权力，拚命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顽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变成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成了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一再拒绝党和人民对他的挽救，致使他的问题的性质变成了对抗性的矛盾。 “永不翻案”靠不住，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也难。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高岗、刘少奇、林彪，一个也没有改。其原因也是他们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就会有投降派。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总结投降派搞阴谋活动的规律，以便及时识别投降派，揭露投降派，战胜投降派。

第4版()专栏： 从“两把火”中看到的 工人 荆柏昌 周航 《水浒》中的晁盖和宋江分别烧了一把火。 晁盖在智取生辰纲后放了一把火，烧毁了自家的地主庄园，奔赴梁山，走上了农民革命道路。从此他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国家政权，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实行了一条“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从晁盖火烧庄园，我们可以看出他同地主阶级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他从此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到了革命农民这一边。 宋江也烧了一把火，烧的是他供奉的晁盖灵牌。 宋江当初供奉晁盖灵牌，是有险恶目的的。晁盖死后，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他要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叛卖农民革命事业，但又深知会遭到革命派的坚决反对。于是只好借用晁盖的威望，供起了晁盖的灵牌，打着晁盖的旗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因此，受招安一成事实，宋江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分金买市十日，将梁山应有屋宇房舍，三关城垣，尽行拆毁，最后一把火烧了晁盖的灵牌。这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向皇帝表示他死心塌地接受招安；另一方面是要摧毁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断绝革命派重返梁山造反的后路。由此可见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顽固态度。 这两把“火”事情虽小，却很值得人们深思。晁盖之所以能成为农民起义领袖，因为他结合于革命的阶级，勇于和他出身的反动阶级决裂。宋江之所以做了可耻的投降派，是因为他混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他不仅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反而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去蛀空农民起义队伍，以巩固封建统治。 出身于同一个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这样的事古代有，现代也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有不少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抱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投入了革命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努力学习，勇于改造自己，同剥削阶级及其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成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有的则拒绝改造，而顽固地坚持以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后一种人的代表。他虽然身在共产党内，却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顽固地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一再拒绝党和人民对他的挽救，问题的性质终于变成了对抗性的矛盾。 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投降派是不会绝迹的。但是认真分析古代的宋江和现代的邓小平这两个反面教员，革命人民的手里就有了一面识别投降派的镜子。

第5版()专栏： 金日成主席观看我解放军歌舞团演出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六月二日在平壤二·八文化会馆的大剧场观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的演出。 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金东奎、朴成哲、吴振宇、徐哲、林春秋、杨亨燮、李用茂、吴白龙、金永南、金铁万、郑浚基以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人民军官兵，平壤市劳动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约六千人观看了演出。 当金日成主席在乐曲声中走进剧场时，全场起立鼓掌欢呼。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团长兼政委丁里、副政委王汝俊、副团长朱东林和王淼池，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陪同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观看演出。 歌舞团演出的中国歌舞和器乐节目，以及朝鲜的一些歌舞节目，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在演出过程中，剧场里充满着中朝两国人民、两国军队和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热烈气氛。 演出结束时，红色天幕上映出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这时全场掌声雷动。金日成主席和金东奎、朴成哲、吴振宇、李用茂同志在丁里团长、李云川大使的陪同下走上舞台。金日成主席同中国演员一一握手，并赠送了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还同他们一起照了像。 随后，全场齐声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和《东方红》。 金日成主席在观看演出之前，接见了丁里团长，并同他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平壤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自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对朝鲜开城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演出。歌舞团在开城期间，共演出四场，近七千人观看了演出。五月二十九日，歌舞团为朝鲜人民军红旗部队露天演出。有近四千人观看。

第5版()专栏： 比兰德拉国王启程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尼泊尔报刊欢呼尼中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 新华社加德满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应朱德委员长和华国锋总理的邀请，六月二日乘专机离开加德满都前往中国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进行友好访问。 陪同国王陛下访问的有：喜马拉雅·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殿下和夫人普林塞普·沙阿公主殿下，巴森达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殿下、肖芭·沙希公主殿下和莫汉·巴哈杜尔·沙希驸马、外交大臣克里希纳·拉杰·阿里亚尔、工商国务大臣哈尔卡·巴哈杜尔·古隆和其他王室随行人员。到机场为国王陛下送行的有：王室代表委员会主席贾伦德拉亲王、柯玛尔公主、迪伦德拉亲王、普雷克希娅公主和王室其他成员。到机场送行的还有：首相图尔西·吉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拉特纳·巴哈杜尔·比斯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贝达南达·杰哈、全国评议会代理议长洛肯德拉·巴哈杜尔·昌德、前首相、大臣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暖金、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和在尼泊尔工作的中国技术人员代表，以及其他国家驻尼泊尔的外交使节。 比兰德拉国王在启程前发表告尼泊尔人民书说：“我们深信，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同中国的传统友谊，从而扩大相互合作的领域。” 新华社加德满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尼泊尔许多报刊发表社论或文章，热烈欢呼比兰德拉国王对中国四川和西藏进行友好访问。 《新兴的尼泊尔报》六月二日发表社论说：比兰德拉国王这次访问中国将会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尼、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的深厚而密切的友谊和谅解。社论说：“国王陛下是第一个访问西藏自治区的外国元首，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将使访问的意义更加深远。”社论说：“尼泊尔人民完全确信，陛下的访问一定会把尼、中友谊推进到彼此满意的更加新的高峰。” 《觉悟报》周刊在社论中说：比兰德拉国王以前两次访问中国“对尼、中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尼泊尔和中国始终是亲密的朋友。” 《祖国周刊》在六月一日的一期中发表社论说：尼中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但却成了睦邻关系的榜样。 《光明》周刊发表观察家的文章说：“尼中两国自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它们之间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亲切关系一直不断在增进。” 《新消息》周刊、《人民觉醒》周刊、《回声》周刊、《议论》周刊等也发表了社论和文章。

第5版()专栏： 我解放军歌舞团在罗举行首场演出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五月三十日上午在布加勒斯特工会剧院举行首场演出，晚间又演出一场，受到罗马尼亚军队官兵和其他观众的热烈欢迎。 出席观看首场演出的有：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副书记兼宣传文化部部长维·沃伊基察少将和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团长迪·斯泰利安少将等。 晚间出席观看演出的有：罗共中央后补委员、集团军司令兼布加勒斯特卫戍区司令尼·米利塔鲁上将，罗马尼亚军队副总参谋长维·斯坦库列斯库少将和卫戍区副司令杜·福泰斯库中将等。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和大使馆武官李永治晚间也陪同观看。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除了演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节目外，还演唱了一些罗马尼亚民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罗马尼亚军队代表以布加勒斯特卫戍区司令尼·米利塔鲁上将名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赠送了花篮。 五月二十九日，罗马尼亚国防部副部长兼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格·戈莫尤少将接见了歌舞团团长兼政委郑希文，副政委田尊周，副团长唐江、马玉涛以及歌舞团部分演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团长兼政委郑希文向戈莫尤副部长赠送了锦旗。

第5版()专栏：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到开罗 新华社开罗电　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五月三十日到达开罗。 代表团将同埃及贸易官员就签订中埃两国一九七六年贸易议定书举行会谈，并将对埃及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在开罗机场受到埃及外贸部国务秘书艾哈迈德·瓦法·赛义德的欢迎。 中国驻埃及大使张彤也到机场迎接。

第5版()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联合反霸斗争的新胜利 历时近一个月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四届会议，五月三十一日已在内罗毕胜利闭幕。会议的斗争进程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在经济领域内正发挥着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作用。 会议期间，尽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施展了种种阴谋和破坏伎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通过的《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立场，不怕压，不受骗，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使会议一直朝着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向发展，两个超级大国再次陷于孤立的境地。 在这次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控诉了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剥削、掠夺的罪行，并使会议通过了一些反映第三世界合理要求的决议。 在通过的决议中，《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决议，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会上坚持要通过、而超级大国则极力反对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规定了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方面的有关措施，包括同意“协商建立一项共同基金”，“建立国际商品储存安排”等等，反映了马尼拉文件的合理主张。它是第三世界国家继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各种原料生产国协会胜利斗争之后，为在国际市场中改善原料价格和争取价格决定权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长期以来，在国际贸易中占第三世界国家出口贸易收入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决定权，一直操纵在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手中，它们任意抬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初级产品的价格，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贸易关系，从第六届特别联大以来一直坚持为施行《商品综合方案》而进行斗争。经过反复斗争，内罗毕会议终于通过了《有关商品综合方案》的决议，这显示了第三世界力量的强大。正象一些国家代表所说，这是第三世界的一个重大胜利。 会议通过的关于债务问题的决议，要求在一九七六年年底以前“在合适的国际论坛”上研究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困难的问题，要求贸发理事会“根据这个决议采取行动”，这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抗击超级大国高利贷剥削的强烈要求，为它们在这方面继续斗争创造了条件。会议通过的关于技术转让、控制跨国公司活动等方面的决议，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反对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剥削和掠夺的合理主张。 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近几年的联合斗争，越来越体会到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的重要性。 拥有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七十七国集团”，早在今年二月就在马尼拉召开会议，通过了《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协调了它们参加这届贸发会议的立场，为它们在会上联合反霸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这次内罗毕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坚持以马尼拉文件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并以“七十七国集团”的名义向大会和有关谈判小组提出了第三世界的一系列决议草案，受到了许多国家支持；而两个超级大国抛出的企图诱骗第三世界国家上当的所谓“建议”和“方案”，在团结的第三世界面前，遭到了冷遇和唾弃。 这次会议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坚持在经济领域中开展破旧立新的斗争和两个超级大国千方百计破坏这一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维护以剥削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破坏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义斗争，在会上做了丑恶表演。 美国在会上叫嚷要用单项商品协议代替商品综合方案，以“国际资源银行”取代“共同基金”，妄图继续垄断初级产品的价格。美国的建议被第三世界国家所拒绝，它硬要大会表决，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另一个自称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苏联，一面在会上贩卖“缓和”、“裁军”、“欧安会”、“中、长期贸易协定”等黑货，一面抛出一个 “具体行动纲领”，假惺惺地表示支持《商品综合方案》，但又说这个方案所主张建立的商品“库存”是不必要的，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从而再一次暴露了它的假支持、真反对的嘴脸。不仅如此，它的代表为了干扰会议方向，故意在一些谈判小组会议上左抛出一个“立场文件”，右兜售一个“决议草案”。当苏联的这些黑货遭到抵制后，它的代表甚至恬不知耻地在第五谈判小组盗用会议文件编号私自散发非法文件，结果假文件被大家揭发，并被收回和宣布无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罕见丑闻。也正是这个在会上扬言对发展中国家的困难“概不负责”的超级大国，公然厚着脸皮要发展中国家给它以“最惠国”待遇。它的这些丑恶行径遭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愤怒谴责。 但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掩饰其在会议上的失败，还指使它驻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出来表演。他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无耻地吹嘘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的“成就”，攻击中国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正义立场。结果是欲盖弥彰。 在会议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使越来越多的第二世界国家不顾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挠，向第三世界国家靠拢。据报道，在会上，挪威、瑞典、荷兰、丹麦、芬兰、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都程度不同地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所主张的商品综合方案中的原则和建立共同基金的要求，同意谈判解决债务等问题。在会议通过《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决议后，荷兰等十六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发表声明，对决议表示欢迎。法国代表也表示赞成。他们的这种态度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赏。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强调，要建立真正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乌干达代表在会上说，“不管我们寻求什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措施，它们只能是对各国自己努力的补充。” 新加坡代表认为，“实现经济发展最有效的办法是由我们自己作出必要的努力。”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在会议发言中还明确指出了经济独立与政治独立的关系。他强调，“在我们看来，发展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呼声，对鼓吹“国际分工”、“经济合作”、“相互依赖”等谬论的超级大国是个沉重打击。 联合国第四届贸发会议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取得进展的。它也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在会上取得了一些成就，而关于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仍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因为超级大国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还会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但是，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只要第三世界国家提高警惕，继续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够在经济领域内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乘风破浪，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5版()专栏： 中尼友谊万古长青 范治琛 春夏间正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山花烂漫的季节。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应邀前来我国四川、西藏地区进行友好访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尼泊尔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一件新的喜事。在欢迎贵宾的日子里，在我的面前又一次浮现起喜马拉雅山区的壮丽风光：尼泊尔的国花杜鹃和金凤、紫罗兰等花草，漫山遍野，争奇斗艳，与白皑皑的雪山相辉映，真是分外引人。想起了十多年来中尼两国朋友并肩劳动，共同修建友谊公路的情景。 一九六一年，中尼两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和经济往来，签订了关于修建中国西藏地区至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公路协定。翌年三月，我国首批工程技术人员满载中国人民对尼泊尔人民的友好情谊，抵达加德满都。从此，中尼两国筑路人员肩并肩，在尼泊尔的土地上开山劈岭，披荆斩棘，为友谊之路的修建而奋战四方。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尼泊尔，北部雪山绵亘、银光闪闪，蔚为奇观。据统计，高度在六千一百米以上的雪峰就有二百四十余座。世界十大高峰中，除第二和第九峰外，就有八座在尼泊尔境内或中尼、尼锡 （金）边界线上。在这世界闻名的高山之国的丛山峻岭和急流深谷间修筑公路，存在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帝国主义分子曾经断言，在这样的地带修筑中尼公路，即使十年也休想修通！ 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尼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完成了加德满都—科达里（尼泊尔边镇）公路的测量和设计任务后，以千难万险无阻挡的豪情壮志，开赴施工现场。六月至九月正值尼泊尔雨季，又是农活大忙季节。可是，尼泊尔群众听到中尼友谊之路就要开工了，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要求参加施工的人十分踊跃。全线从初期的五干余人迅速增至一万二千多人。尼泊尔朋友兴奋地告诉我们，这在尼泊尔是空前的，以往的建设项目中从未动员过这么多的人力。尼泊尔人民发展民族经济的坚强决心和征服喜马拉雅天险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深受感动。 施工之初，大型机具还很少，即使有也运不进现场。就连铁锨、铁镐、钢钎、撬棍这样一些简单的工具，也是尼泊尔工人头顶背负，长途跋涉，沿着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或巉岩绝壁运到工地的。但是，凭着一万二千双勤劳的手，凭着尼中两国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艰苦奋斗、亲密合作，工程进展很快。加德满都—科达里公路正式开工才十八个月就全线粗通，不到四年就全部竣工。尼泊尔朋友热情赞扬说，“这是一个奇迹”，尼泊尔报刊热烈欢呼，这是尼中友谊“金色的一章”。作为中尼友谊的永恒纪念，尼泊尔政府把这条公路命名为阿尼哥公路。因为这个名字反映着中尼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和相互学习的一段历史因缘：一二六○年，尼泊尔古代著名艺匠阿尼哥率八十余人来我国西藏修造金塔。一二六一年塔成后，他又来到北京塑铸佛像。现今北京阜成门内的白塔就是由他监造的。他曾担任过元朝的光禄大夫、大司徒，专门管理建筑铸造的事。阜成门内的白塔和北海公园的白塔都是中尼友谊和文化交流的结晶。 为了参加尼泊尔新建公路的考察、测量和施工工作，这些年来我曾先后三次到达尼泊尔。尼泊尔人民的勤劳智慧、纯朴热情，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受到鼓舞。中尼两国朋友并肩劳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尼泊尔的土地上奏响了一曲曲友谊的颂歌，绽放了一簇簇友谊的花朵。尼泊尔民工处处注意保护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险峰绝壁，他们抢在前头，一镐镐地为我们开路；荒原深谷，他们热情地为中国员工背来生活必需品和食品；雨季施工，我们的汽车陷入泥泞开不动，当地群众毫不犹豫地搬来自己的门板，垫到车轮下，使我们的车顺利开走；多少次劳动归来，我们的帐篷里、行军床下，发现尼泊尔群众悄悄地送来的菜蔬和水果。在节日里，尼泊尔工人送来他们特地从河里打来的大鱼……。中国筑路人员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挑重担，涌现出一批批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重活累活，大家抢在前头；险情出现，大家挺身而出，首先想的是保证尼泊尔朋友的安全。施绍荣同志就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奋不顾身，为抢救尼泊尔朋友和自己的同志，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的医生和不少筑路员工经常背着小药箱，随时随地给尼泊尔工人和群众治疗。……总之，那友好的气氛、动人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的关怀下，在中尼两国筑路员工的亲密合作下，加德满都—科达里公路早就完成通车了。从加德满都至巴克达浦的公路也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通车。从加德满都至尼泊尔西部发展中心、闻名世界的风景区博卡拉的公路也已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竣工通车。目前，尼泊尔首都的环城公路正在紧张施工。中尼两国筑路人员修筑的一条又一条公路，穿过峭壁悬崖，跨过急流峡谷，逶迤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给尼泊尔大地增添秀色。根据中尼两国政府相继签订的协议，从尼泊尔国王的故乡廓尔喀至纳拉扬卡的公路，从博卡拉至苏尔卡特的公路，也分别进行了考察，不久将陆续动工。 中尼两国筑路人员修筑的一条条公路，也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纽带。正象一位尼泊尔朋友谈到中尼友谊公路时所讴歌的那样：“喜马拉雅风光好，中尼友谊万年长！”中尼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将象喜马拉雅山一样，巍然屹立，万古长青！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苏修先生们为什么大动肝火？ 苏联政府最近就它与西德关系问题发表的声明，在西德和西方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西德报刊连日发表评论，对苏修在政府声明中露骨干涉西德内政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愤慨。 人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苏联政府的这个声明是一个充满着咒骂、恫吓、狡辩和伪善之词的外交文件。它恶意攻击反对苏修扩张的西德“某些集团”“歪曲苏联对外政策”、奉行“冷战教条”。它一面兜售“缓和”骗局，佯称苏联无意“威胁”别人，一面又声言苏修扩军备战“是必要的”。它不但教训西德必须同它搞好关系，而且以西德的恩人自居，恬不知耻地胡说什么西德政府只是因为支持了苏修的“缓和方针”，才使自己免于“国际孤立”。不仅如此，苏联政府竟公然要西德人民考虑自己的“未来”，威胁性地质问他们究竟要选择“和平”还是“战争”。对于一个自称要与之进行“合作”的欧洲主要国家，苏修竟如此粗暴地挥舞橡皮夹着钢丝的大棒，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这在国际关系中是少见的。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6页）苏修选择这样的时机，采用这种异乎寻常的手段，有着极其阴险的政治目的。人所共知，欧安会后，特别是安哥拉事件以后，苏修假缓和、真扩张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引起了西欧各国的不安和警惕。西欧各国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加强西欧联合，增强独立的防卫力量，以对抗苏修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这种情况，在西德也十分明显。近一个时期以来，在西德政界和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揭露苏修假缓和、真扩军的骗局。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安全政策发言人韦尔纳最近指出：苏联正“在全球范围内加紧推行反对西方的进攻性政策”。在苏联政府发表这个声明的前几天，西德外长根舍也公开表示对苏联军事威胁的“忧虑”，认为苏联的扩军备战已经“超出了客观的防务需要”。苏修一向把西德作为它对欧洲政策的一个重点，并竭力利用苏联西德关系来吹嘘所谓“缓和”的“成就”。现在，“缓和”已越来越暴露真相，遭到碰壁，而西德警惕苏修扩张威胁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如果让这种势头发展下去，苏修在欧洲散布的“缓和”烟幕岂不就要烟消云散？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苏修顾不得起码的外交惯例，发表这样一个冗长而又粗暴的政府声明，对西德国内揭露“缓和”、主张警惕苏联扩张野心的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施加压力，赤裸裸地干涉西德内政，力图左右西德政局，把西德的政策纳入苏修“缓和”的轨道。 然而，苏修的这种打算不但完全徒劳，而且适得其反。正如西德报纸所说的，苏修的这一手是出于“错误的估计”，“起不到什么效果”。西德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只能由西德人自己来决定，而决不可能由苏修来操纵，也毋须苏修来教训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要苏修搞霸权主义，人们就必然要反对它的霸权。只要苏修的威胁存在，人们就必然要对抗它的威胁。西德有识之士揭露苏修的扩张威胁，不过是指出了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苏修如此大动肝火，作出这种丑恶的表演，只能更加暴露它霸权主义的狰狞面目，从反面教育西德人民和欧洲人民，加速其“缓和”骗局的彻底破产。

第6版()专栏：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加紧争霸到处扩张 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呼吁日本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收复北方领土 土耳其报纸揭露一周中有八艘苏联军舰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电　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大阪府本部最近散发传单，呼吁日本人民行动起来，为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收复北方领土而斗争。 传单说，目前在缓和、裁军等叫嚷的背后，美苏之间的争夺霸权日益激化，世界战争的危险性日益增大。 传单说，苏联正在疯狂地扩充军事力量，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它的军舰到处游弋。“我们必须认真地注视苏联加强军事力量的这些动向。” 传单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很大，它到处伸手。苏联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已被暴露出来。传单赞扬埃及人民在废除苏埃条约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传单说：“苏联还把它的魔掌指向亚洲，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亚安体系’的设想”。 传单最后说，苏联非法占领着日本的北方领土，并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这是日本人民坚决不能允许的。“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是一场旨在争取日本完全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我们必须坚决为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为归还北方领土而斗争。”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据《土耳其每日新闻》六月二日报道，在过去七天内，苏联的一艘直升飞机母舰和其他七艘军舰从黑海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前往地中海。 这家报纸报道，六月一日清晨，苏联海军的四艘小型护卫舰经过这两个海峡前往地中海。这几艘属于七百五十吨“格里沙”级的小型护卫舰是最近在黑海岸的苏联海军造船厂建造的。 五月三十一日，苏联三艘军舰和一艘海军油船经过这两个海峡。这三艘军舰中，一艘是八百五十八号直升飞机母舰，两艘是配备有导弹的驱逐舰。 这家报纸还报道说，在这以前，苏联海军的一艘火箭发射船和一艘“研究船”上星期通过海峡。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通讯社六月一日报道说，五月三十一日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这艘直升飞机母舰是“莫斯科”型的。 据认为，苏联不断增强地中海的海军力量，是它加紧在地中海和中东同美国的争夺，并进而控制印度洋的行动的一部分。近年来，地中海沿岸国家不断提出“要和平湖，不要苏美舰队”的口号，反对超级大国在地中海的争夺和扩张。苏联增强地中海舰队的力量，是公然蔑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愿望。

第6版()专栏： 西德总理施密特访问土耳其 双方表示要加强两国及北约组织的防务能力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电　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应邀从五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施密特总理受到土耳其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的接见，并且和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就国际形势以及土耳其和西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二十八日，德米雷尔总理和施密特总理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施密特总理说，他和德米雷尔总理回顾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共同防务体系，并就加强防务能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说，会谈是有益的。“特别是我们同意，我们两国都是成员国的这个联盟体系必须继续是强有力的。”他说：“我们还讨论了土耳其和美国最近达成的防务协定。” 施密特总理还表示，希望土耳其和希腊通过双边谈判和相互妥协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他说，他早些时候和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的会谈及现在在安卡拉同土耳其德米雷尔总理的会谈增加了他们两国都准备一起讨论问题的希望。他说，西德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作为两国的盟友和朋友给予帮助。 德米雷尔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同施密特总理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他说：“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土耳其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是共同市场的联系国并在争取成为正式成员国。” 德米雷尔说：“土耳其的防务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土耳其的防务力量不仅对它自己、而且对它的朋友都是重要的。”他对西德帮助土耳其发展经济和增强防务潜力表示感谢。

第6版()专栏： 英国和冰岛就捕鱼问题达成协议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英国和冰岛六月一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就英国在冰岛渔区捕鱼问题签署了一项协议。英国外交部还在六月二日宣布恢复两国间因捕鱼争端而在二月间中断了的外交关系。 这项协议是由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和冰岛外交部长埃纳尔·奥古斯特松经过两天会谈后达成的。 根据协议，英国在冰岛二百浬渔区捕鱼的拖网渔船将从原来平均每天一百艘减少到每天二十四艘。英国的拖网渔船不得深入到离冰岛海岸二十浬到三十浬的水域进行捕捞。这项协议从六月一日开始实施，有效期六个月。 英国是在冰岛水域捕鱼的国家之一。它对冰岛宣布二百浬渔区的决定一直不予承认，而且还派护卫舰“保护”拖网渔船继续进入冰岛捕鱼区捕捞。冰岛曾一再要求英国撤出军舰，尊重冰岛的主权，但英国拒不撤出。在这种情况下，冰岛政府在今年二月十九日断然宣布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 由于冰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冰岛和英国之间所发生的这一争端引起北约组织一些国家的关切。 据报道，协议在北约国家中受到普遍的欢迎。

第6版()专栏： 苏修在文艺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文艺界群魔乱舞、毒草丛生，象瘟疫一样腐蚀着社会，毒害着人民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领导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后，文艺界也大量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文艺已成为它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赫鲁晓夫—列日涅夫集团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利用文艺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把文艺作为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舆论工具。赫鲁晓夫一上台，文艺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立即跳了出来，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老右派爱伦堡一九五三年抛出了精心炮制的反革命宣言书《论作家的工作》，公开鼓吹文艺要“自由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诬蔑斯大林时期的革命文艺。接着又在一九五四年初抛出了臭名昭著的毒草小说《解冻》，明目张胆地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逝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上台，比喻为“冰河解冻”，“春天来临”，为苏修“二十大”作反革命的舆论准备。 苏修叛徒集团在文艺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植复辟势力，在文艺界培植新资产阶级分子以加紧控制文艺阵地。赫鲁晓夫上台后，便把文艺界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视如至宝，让他们把持各个文艺组织和重要文艺报刊的领导大权，有些人并拉进苏修中央。他们还公然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被镇压、被批判的反动作家和毒草作品翻案。一九五八年五月苏修中央通过决议，为一九四八年受到联共 （布）中央严肃批判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作曲家翻了案，同年六月八日《真理报》又受苏修党中央委托，发表编辑部文章，大肆吹嘘翻案决议对整个文艺界的所谓“巨大的意义”。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在全苏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为右派作家杜金采夫鸣冤叫屈，说什么“杜金采夫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他还大放厥词，说过去苏联文学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过去”，“修正主义观点和修正主义情绪的代表在思想上已遭到完全的失败”，声称要“团结各种力量”，对“那些不幸‘给鬼迷了心窍’的人需要更加关心”。苏修叛徒集团还公然推翻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为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受过批判、并被开除作家协会的反动作家 “恢复名誉”，大量出版他们的作品，为其树碑立传。苏修叛徒集团的所作所为，不仅使修正主义在文艺界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为文艺界的新老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攻倒算大开了绿灯。因此，在他们的鼓动与支持下，苏联文艺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登台表演。过去受批判的毒草作品不仅重新搬上舞台，而且拍成电影。臭名昭著的反动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甚至戴上了“列宁奖金获得者”的桂冠，爬上了全苏作曲家协会书记的宝座。赫鲁晓夫之流为那些早已成为历史垃圾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翻案，绝不单纯是对某个人的评价问题。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翻案取消了十月革命后文艺领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党的文艺路线，使文艺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把资产阶级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自然得到文艺界的新老资产阶级欢心和喝采。他们纷纷麇集在修正主义的黑旗下，掀起了阵阵黑风恶浪，咒骂斯大林，吹捧赫鲁晓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赞美资产阶级专政。充当鼓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那个苏联有名的大人物肖洛霍夫，一九四九年斯大林七十寿辰时，曾在《真理报》上写文章，用尽一切美好的词句歌颂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时，他假惺惺地称斯大林是“亲爱的、终生都热爱的父亲”，宣誓要把对斯大林的“神圣哀悼永远留在心灵里。”一九五四年，肖洛霍夫哀悼斯大林的“鳄鱼之泪”还没来得及擦干，就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带头攻击斯大林时代的革命文学。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又紧密配合赫鲁晓夫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口大骂斯大林，肉麻地向赫鲁晓夫表白了“说不出口”的“男人的”“爱慕之情”；反动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则吹捧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时期，是苏修文学“在精神上新生的时期”。 苏联文艺界的新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以及对苏修叛徒集团上台的欢呼，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党内走资派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苏联文艺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帮凶，这个叛徒集团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总代表。 苏修叛徒集团在文艺领域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竭力巩固、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利用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等作为收买和腐蚀文艺界的手段。培植精神贵族、使其为推行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效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巧立名目，广设奖金。仅文艺界的定期奖金就有一百多项。其中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的数目多达一万卢布和五千卢布。而这些奖金的获得者只能是那些得到苏修叛徒集团“鼓励”和“支持”并死心塌地为他们效劳的御用文人。事实正是如此。自从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的获得者都是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西蒙诺夫、米哈尔科夫等文学界的权贵，他们炮制修正主义毒草而得到其主子的犒赏，从而攫取了劳动人民的大量血汗。例如反动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由于写反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草诗歌有“功”，两次获得的奖金达一万二千五百卢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二年的工资。这那里是什么“人民作家”，简直是吸血鬼！ 苏修叛徒集团还以封官晋爵和各种特殊物质待遇培植特权阶层，加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苏修上台二十多年来，在文艺界增设了大量的所谓“荣誉”称号，给作家戴上种种桂冠。诸如什么“人民作家”、“人民诗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英雄”，等等，不一而足。获得这些称号和奖章的人，不仅政治上享有特权，而且物质上享受特殊待遇。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的命令，如获得这些“荣誉”称号的作家，可以享受全苏一级养老金；可以优先得到住宅，而且房租按一般职工房租标准减半，如本人有住宅，可以减免房产税和地价税的百分之五十；每年免费住一次疗养院或休养所。与此同时，苏修不惜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给整个文艺界以特殊的物质待遇。仅苏修一九七○年的文艺经费预算就达一千八百五十多万卢布，每个作家所占的经费平均为二千五百多卢布，相当于一般苏联工人三年半的工资。 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垄断了生产资料和分配大权。他们上台以后，通过了多项决议和条例，在文艺领域竭力保障并巩固著作权的私有制。在苏修的统治下，作家所写的著作不仅是他的私有财产，而且不断拿到再版稿费，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息“资本”。按照苏修当局的规定，苏联文艺界的权贵们不仅拿着高额工资，而且所拿到的稿费数额也是相当惊人。以苏修作协第一书记、中央委员马尔科夫为例，仅一九七二年一次出版的五卷集就得稿费十九万二千卢布，相当于一个苏联普通工人二百年的工资！在今日的苏联，文学创作已不是作家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他们吸吮劳动人民血汗发财致富的手段。 苏修叛徒集团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已使得今日苏联的文艺界成了滋生新资产阶级的温床。老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急剧上升，新资产阶级分子接踵涌现，形成了文艺界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的社会基础。一小撮享受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精神贵族，利用人民的血汗尽情挥霍，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高级别墅和各种豪华的享受设施。他们拥有几辆小汽车、几座别墅。肖洛霍夫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不仅有庄园式的别墅、私人飞机、汽船、汽车，还专门雇人为他管理庄园和银行存款。就是这样一批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紧紧追随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文坛上兴风作浪，替新沙皇歌功颂德，向人民行骗放毒。 在新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把持下的苏联文艺界，群魔乱舞、毒草丛生。无论是小说、诗歌和戏剧，还是电影、音乐和舞蹈，都放肆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歌颂新资产阶级；宣扬利己主义，贩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许多作品大肆鼓吹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煽动侵略战争的狂热，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每日每时地、象瘟疫一样腐蚀着社会，毒害着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 五十多年前，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把腐朽黑暗的沙皇俄国比作“肮脏的马厩”，并且庄严地宣布：十月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把这些“肮脏的马厩”打扫干净了。现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伙叛徒，又重新把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扫干净的地方，变成了“肮脏的马厩”，苏修文艺就是这个“马厩”中的一堆粪土。可以断定，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终将会再次奋起革命的铁扫帚，把苏联这个“肮脏马厩”中的粪土连同它的物主，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打扫个一干二净，使苏联文艺重新回到列宁所开拓的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