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第1版()专栏： 毛泽东主席会见李光耀总理等贵宾 毛主席高兴地同新加坡贵宾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并且同李光耀总理、拉贾拉南外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华国锋总理、乔冠华外长会见时在座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了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贵宾。参加会见的其他新加坡贵宾是：李光耀总理的夫人柯玉芝、女儿李玮玲，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财政部长韩瑞生。会见时，毛主席高兴地同新加坡贵宾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并且同李光耀总理、拉贾拉南外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会见时在座。（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五月十二日会见了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贵宾。这是会见时情形。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华国锋总理同李光耀总理继续举行会谈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讯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第1版()专栏： 反对“社来社去”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朝阳农学院师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党中央两个重要决议鼓舞下，一个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高潮，正在朝阳农学院蓬勃兴起。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判的火力集中指向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向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朝阳农学院师生员工们在前一段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在党中央两个决议发表以后，都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联系教育革命的实际，对邓小平反对教育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朝农师生员工回顾了本校从城市搬到山区办学六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深刻地认识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师生们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方针，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但却遭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种种非难。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党内走资派，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们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命根子，一看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新生事物就反感，必欲除之而后快。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后，一时间攻击朝农“社来社去”等教育革命经验的种种奇谈怪论也随之而来，什么“不全面”、“不周到”呀等等谬论甚嚣尘上。师生们透过这些嘈杂的鼓噪声清楚地看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朝农“社来社去”等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正是由于这些经验批判了几千年来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判了剥削阶级竭力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触痛了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们的神经。 首先，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对资产阶级“知识私有”、“技术垄断”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学校，在这方面必须发挥它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但要在物质财富的占有方面“剥夺剥夺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而且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如果没有这后一个“剥夺”，那么，前一个“剥夺”也将是不巩固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却被地主资产阶级所攫取，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这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朝阳农学院，努力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招收农民进大学，大学毕业当农民，把大学办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逐步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一切，就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的一项重大措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之所以拚命反对“社来社去”，就是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扩大资产阶级的知识优势，维护他们所赖以复辟的资产阶级法权。师生们说，我们一定要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着干，用我们这一代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前进步伐，踏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旧大学吹得神乎其神，诬蔑今天的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朝农师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这样吹捧旧大学，是妄想要恢复资产阶级失去的这块“世袭领地”。旧大学有什么可以迷信的呢？自古以来，有几个革命的英雄、政治家、发明家是大学毕业的？真正的本事并不是在大学课堂里学的，很多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学到。师生们说：“我们就不迷信旧大学那一套，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由大老粗办大学，大老粗上大学，大老粗管大学。” 六年来，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已有三届长期班三百四十多名“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回乡当农民，还采取办科学实验队、农民业余大学、分段教学班、短期培训班、流动教学班等形式，培训了一万六千多名农业学大寨的骨干。这批新型农民对于打破资产阶级的知识垄断，起了很大作用。过去，为了搞好果树生产，有些社队从外地请人来，给很高的报酬，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队里牲畜要劁骟、治病，私兽医要很多钱，不然，他们就拿一手。现在，有了朝农毕业生，这些人再搞垄断就吃不开了。毫无疑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步伐必然加快，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必然形成，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一定会完全被剥夺。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朝农实行“社来社去”同样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朝农毕业生，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农民，他们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经这样设想：“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如今，这样一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的情景，已开始在朝农毕业生的身上体现出来。 这些新型农民会抓阶级斗争，会搞科学种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他们一身泥土，两手老茧，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简直分辨不出谁是大学生。老一辈的贫下中农说得好：“这些孩子上了朝阳农学院，没有变；要说变，就是思想觉悟更高了，斗争性更强了，本领更大了。” 这件事却触怒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说什么：“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他们竭力反对大学生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大学毕业当工人、农民这件事如此害怕和仇视，就是因为这种革命行动，猛烈地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拆掉了“读书做官”的阶梯，不利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很反感，咒骂攻击，暴跳如雷。这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死斗争的反映。 朝阳农学院的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深懂得了：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农民划等号，那就是要做精神贵族。那是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又一次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就是要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更加坚定地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者的水平往往不及普通劳动者，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高喊大学生不等于普通劳动者，恰恰暴露了他们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是站在群众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官老爷。 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这是在分配领域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有力批判和限制。它闪耀着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光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摆出一副“权威”架式，反对缩小三大差别。你要实行“社来社去”吗？他说这是超越阶段，“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朝农的师生们指出，消灭三大差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之一。消灭三大差别的过程，是一个由逐步地“缩小”以至最后“消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阶级斗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准我们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就是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我国，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还占着统治地位。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坚持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力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他看来，大学毕业的人，有了知识，就应该 “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诱：以官，禄，德”，使他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朝阳农学院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反了千百年来“读书做官”的潮流。他们的毕业生回到农村，努力和贫下中农“划等号”，和农民一样参加劳动，和农民领取同样的报酬。有一些毕业生因为工作需要，当了干部、技术员，仍然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和农民拿同样的报酬，不搞任何特殊。这些毕业生继承和发扬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一不图名，二不为利，干的是社会主义，想的是共产主义。他们的革命行动，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有力批判。 坚决当农民、拿工分的朝阳农学院学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同教师、干部一道，再一次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他们看到，巴黎公社“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列宁：《国家与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受到革命导师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样就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朝阳农学院的师生们说，正是革命导师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伟大革命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使我们懂得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面对着这些破除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英勇战士，那些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资产阶级庸人们，显得是何等的渺小啊！ 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意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说明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广大工农兵是要革命的，他们不喜欢修正主义大人物压他们。矛盾是尖锐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行径，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朝阳农学院师生斗志昂扬地说：走资派越是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就越要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要举起榔头，敲响旧制度灭亡的丧钟；抡起大斧，砍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根；挥起钢锹，挖掉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翻案不得人心。”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广大人民群众绝不答应！朝阳农学院的师生员工，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为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新　华　社　通　讯　员 《光明日报》记者 新　华　社　记　者

第2版()专栏： 邓小平的洋奴哲学的大暴露 沪东造船厂党委中心学习组 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次反革命事件，彻底暴露了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利益。因此，集中火力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对于反修防修，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去年八月，邓小平打着“加快工业发展”的幌子，抛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这个“大政策”的核心就是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发展工业的立足点放在依靠引进外国的技术装备上。邓小平还把它炮制成条文，到处兜售。这个所谓“大政策”是他的洋奴哲学、投降主义的大暴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 公然对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究竟把立足点放在哪里？毛主席早就指出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而邓小平的这个所谓“大政策”，却把搞四个现代化，采用新技术，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放在依赖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和新设备上。这是他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公然对抗。 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就是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大寨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是靠洋设备、洋技术吗？根本不是。他们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靠的是广大职工和贫下中农的集体智慧。拿我们上海造船工业来说，从一九七○年打响翻身仗以来，短短六年，就已造船一百万吨，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造船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上海只造了一条万吨轮。文化大革命以来，已造了四十四艘万吨轮。继“风庆”轮扬眉吐气首航欧洲成功后，又有五艘万吨轮胜利远航。万吨级挖泥船、浮船坞，以及海洋调查船、海洋地质勘探船等一批工程船舶，也相继建造成功。现在，我们国产的万吨轮和三千吨级的船舶，不仅在国内使用，而且还能出口。 我们厂也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丰富的创造力，自力更生地建立了自己的柴油机系列。目前，我厂定型生产的柴油机有五种机型，已生产了三百八十七台，五十四万二千多马力。铁的事实有力地批驳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想依赖外国发展工业的洋奴哲学，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无比正确。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按照邓小平所鼓吹的靠“引进”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只能走进死胡同。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过去，苏修专家曾妄图把我们厂的建造能力卡在三千吨以下的船舶吨级，从设备、船台，到建造工艺、生产流水线，甚至马路、车间门，一道道都扣上“紧箍”。一九五九年，他们打着“援助”的旗号，曾向我厂提供试制某新产品的设备、图纸，并派来专家。一九六○年，正当试制这个新产品的关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妄图扼杀我国的造船工业。但是我们并没有被这所吓倒，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缺少图纸、资料、设备的情况下，自力更生造出了新产品。从正反两面的经验中，我们进一步懂得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真正建设好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认为，强调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也不是完全不要引进一些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要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要有分析地吸收对我国有益的东西。可是，邓小平在有关工业问题的多次讲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讲“引进”，完全想依赖外国，还是过去那一套“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工人同志说得好：邓小平要“多引进一点国外先进技术”是假，要“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才是真意。 目的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是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目的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重新工作以后，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带头刮起了右倾翻案风，大搞反攻倒算活动，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一团漆黑，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发展到十分猖狂的地步。就在这种黑云滚滚的情况下，所谓“大政策”就破门而出了。 邓小平的这个所谓“大政策”一出来，崇洋迷外的滥调又重新弹了起来。什么“过去批判崇洋迷外过火了”，什么造船工业打翻身仗是“搞乱了”，等等。我厂广大工人听到这些胡言乱语肺都气炸了。我们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些鬼话。我厂文化大革命前，只能造三千吨以下的小船。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二万五千吨货轮、万吨级远洋客轮和万匹马力低中速柴油机。从总产值来说，今天的一个沪东厂，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半沪东厂。 就在邓小平大搞反攻倒算活动时，广大造船工人和用船部门的同志早已有所觉察，有所警惕，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造船工人说：“右倾翻案风不管从哪里刮来，不管是八级，还是十二级，我们都要顶着狂风上！”用船部门的同志说：“我们爱开顶风船，不管黑浪多高，我们要踏平千层浪！”有人主张出五条万吨轮的造价，向国外购买一条铺设海底电缆工程船。我们造船工人表示：中国造船工人是有骨气的，一定要造出争气船！在图纸、资料、设备缺少的情况下，依靠社会主义大协作和集体的智慧，用了不到一条万吨轮的代价，造出了具有较好性能的铺设海底电缆工程船，今年二月初，海底电缆铺设试验已胜利成功。 复辟派都是投降派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邓小平抛出的所谓“大政策”，究竟要把我们国家引向何方？按照这个修正主义的“大政策”，只能把我国引到旧中国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的这个所谓“大政策”，也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从历史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货。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拜倒在洋人脚下，搞民族投降，结果丧失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痛教训，难道不是记忆犹新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历史到现实，凡是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都是一伙投降派、卖国贼。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到处鼓吹“小国师大国”。一百多年前的大卖国贼李鸿章、曾国藩，叫嚷乞求洋人是“第一要务”。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是乞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投资，不惜出卖矿产资源。古今一切复辟派，为了维护或者复辟反动统治，必然要找外国的洋主子作后台老板；否则，他们是一件事也做不成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指望靠外国资本家的“帮助”，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所谓“大政策”去做，那么我们的造船工业，就会办成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时的江南制造局，名义上是中国的厂，实际上大权都掌握在外国资本家的手里；或者是办成我们厂的前身马勒船厂，索性让外国资本家直接来办。江南制造局和马勒船厂，就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工人同志气愤地说：“什么‘大政策’，这是大倒退、大投降！”这是对邓小平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推行洋奴哲学、投降主义，决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的。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邓小平的要害。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二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每个关键时刻，他都跳出来同毛主席大唱反调，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文化大革命一要翻案，二要算帐，拚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由于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他就变成了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邓小平大搞复辟倒退，大搞洋奴哲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降派。（附图片） 上海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大批判组联系厂史，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洋奴哲学、投降主义。 新华社记者摄

第2版()专栏： 高举红旗 乘胜前进 江苏省淮阴军分区　左玉林　朱扣成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阶级敌人丧心病狂地叫嚷要把光辉灿烂的五星红旗降下来，这完全暴露了他们害怕革命红旗、仇恨社会主义的反动嘴脸。 红旗，象征着革命，象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江山。阶级敌人害怕它，挖空心思地妄图降下红旗，这完全是出自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革命京剧《杜鹃山》中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温其久，看到杜鹃山农民自卫军在红旗的指引下，逐步成长壮大，恨得咬牙切齿，疯狂地要农民自卫军摘掉袖标，落下红旗。《磐石湾》中的黑头鲨一伙蒋帮特务，偷渡登陆后，一见红旗，便心惊胆寒，连声叫喊要把红旗扯下来。今天，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在天安门广场妄图降下红旗。他们恨红旗、怕红旗的反革命政治目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天安门前搞反革命暴乱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并不是降下红旗就算了事，他们妄图落下红旗，然后升起反革命的黑旗。他们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时无耻地吹捧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抬出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这就说明他们要升起的就是邓小平那面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旗。 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人在共产党内，心向着地主、资产阶级。他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新工作后，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居心叵测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就是采取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邓小平“打着红旗”是伪装，落下红旗才是目的。同气相求，同类相聚，无怪乎一小撮狂叫降下红旗的反革命分子为他歌功颂德，原来他们是一丘之貉。 既有砍旗者，必有护旗人。温其久要“落下红旗”，李石坚等革命群众“守阵地护红旗众志成城”；黑头鲨妄图“扯下红旗”，曾阿婆临危不惧，高举鱼叉护红旗；一小撮阶级敌人狂吠“降下红旗”，警卫战士、革命人民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给以迎头痛击；邓小平打着“红旗”反红旗，已成了众矢之的。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要革命，总是高举革命红旗奋勇向前，这是任何反动派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阶级敌人不管怎样变换手法，公开叫嚣落下红旗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都是不会得逞的。让我们高举红旗，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第3版()专栏： 评“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 ——从宋江看古今投降派的一个重要特征 方润　闻哨 毛主席在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 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两个重要指示，通过解剖宋江，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两相对照，使我们认识到邓小平在本质上和宋江一样是个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用“三项指示为纲”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把二者加以分析比较，就可以看出：混淆阶级界限，抹杀原则区别，篡改纲领、路线，是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宋江这个形象之所以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在于他鲜明地体现了投降派的这一重要特征。人们读一读《水浒》写宋江刚当寨主那一回，就可以发现，晁盖一死，宋江窃取梁山大权后，一边说“小可权居此位”，一边迫不及待地讲：“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宋江改 “聚义”为“忠义”，是从革命的性质和对象上，篡改了晁盖的政治路线。一字之改，就把晁盖主张的同心聚义和大宋皇帝作对头，改成了只反贪官，效忠皇帝，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葬送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批判民主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时就指出，“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时又指出：“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用这个原则来剖析邓小平的言行，同古代投降派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加以对照，就更清楚地看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本质。事实一再证明，投降派总是极力适应反动阶级和民族敌人的需要，在纲领、口号方面抹杀阶级斗争。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适应宋王朝封建皇帝的需要，终于毁了梁山起义队伍。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是适应党内外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他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宋江改聚义厅是一心要走受招安的道路，那些装作超阶级的“替天行道”呀，“辅国安民”呀，是在“忠义堂”的招牌下推销的。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是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之类的黑货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招牌下推销的。他鼓吹的“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等等，还是他早就散布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那一套。毛主席尖锐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到他的“三项指示为纲”，都是毛主席批判过的那种“根本否认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的修正主义货色，是投降派哲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从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也可以看出投降派抹杀两大对抗阶级原则区别的这个特征，既表现在篡改纲领、路线方面，又表现在思想、政策等方面。 搞革命要抓舆论，搞修正主义也要抓舆论。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为了改上那个“忠”字，拚命地鼓吹阶级调和论，鼓吹向封建皇帝代表的地主阶级投降的思想。孔老二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宋江把“聚义”改为“忠义”，正是为了混淆革命思想和反动思想的原则区别，用孔孟之道腐朽的意识形态毒害群众、扑灭人民的革命精神。一句话，就是要克己复礼。他处处宣扬死守旧法度、遵从旧礼制。李逵要反抗，他就大骂“黑厮无礼”，就要砍头，连看到别人射雁也要讲一通“仁义礼智信”。邓小平也是从这个问题下手。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他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 “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要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却放手让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他制造这种修正主义舆论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宋江搬弄的那套孔孟之道的破烂。而作为他的号召性语言是当“还乡团”。他说的“还乡团”简直是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白话新译，尖锐地体现了他翻案复辟的政治要求。邓小平历来不讲阶级斗争，过去就曾为彭德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帮腔，他现在又要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他又说“复辟”“好得很”，这不正是要把资产阶级专政强施于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吗？他造修正主义舆论的目的就是这样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 政策是建立在阶级关系区别的基础上。混淆了阶级关系的原则区别，就必然实行颠倒敌我关系、是非关系的错误政策。《水浒》作者在写到宋江窃据梁山寨主位置，加紧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时，带着已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得意腔调写了几句诗，其中说：“从此又颁新号令，分兵授职尽恭虔”。什么“新号令”，不过是宋江推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什么“分兵授职尽恭虔”，不过是宋江重用他搜罗的那批“忠义”人物组成一股投降势力，压迫革命派，使修正主义在梁山得势罢了。 邓小平也承袭宋江的手法，企图用“整顿”名义扶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拼凑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翻案复辟的黑班子。对敢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新生力量和人民群众他百般排斥、打击。这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对反动阶级是保护唯恐不及，对革命人民则压制唯恐不狠的反动本质。邓小平在实行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政策时，也制造假相，装做“为民请命”的样子，其实他所推行的是根本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他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他是“暂借”革命队伍“栖身”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从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还可以引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只有用阶级斗争为纲来识别人，从实际行动来看其阶级实质，分清原则界限，才能不被宋江式人物所蒙骗。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需要的是这样的奴才，他们能得到一部分工人的信任，用可以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言论给资产阶级脸上贴金，用这种言论来蒙蔽人民的眼睛，胡吹改良主义道路的美妙和可能性，使人民脱离革命。”（《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宋江欺世盗名，诱引着人们投降，骗取了一部分农民起义者的信任。他有个称号不就是“宋公明”吗？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公”。他的“公明”恰恰是以折中、中庸姿态，胡吹改良、投降的美妙，在此掩盖下去蛀空人民革命事业。比如，他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采”。又说：“……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这里他说的又“光采”、又“美”，恰恰是颠倒黑白地混淆阶级界限，美化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而他的行动却是取消起义农民打倒皇帝、反对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邓小平也是极力作出“关心”生产等等姿态，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来骗人。他说了许多动听的话，包括“把我们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加强”等等。怎么加强呢？他出的主意就是“不要怕讲技术挂帅”，“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要“爱护”、“赞扬”白专等等。他打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颇有“公明”的味道。但是，他的实际表现是拚命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并为此极力宣扬修正主义的美妙，混淆原则区别。这和宋江把“公明”的牌子晃来晃去，干的却是投降勾当，不是如出一辙吗？ 古今投降派头子一旦用混淆阶级区别的手段打出黑旗，他们搞投降、压制革命派的活动就必定更凶、更快地进行。宋江宣称“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之后，加快投降步伐，等到与朝廷交易一成，就分金买市，毁掉山寨，连晁盖的牌位也一把火烧掉，公开去当反动阶级的鹰犬打方腊去了。 毛主席在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深刻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就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受到革命人民的批判。他在风头上表示认罪，说是“永不翻案”。但他重新工作以后，就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右倾翻案风就刮得很凶。毛主席发出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号召广大人民识别投降派，对邓小平也是严正的警告。但是，邓小平要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千方百计顽抗，直到他所代表、煽动、保护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捧着他的黑旗，公然在天安门广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革命暴乱。这更加使人充分看清现代投降派复辟的疯狂性。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翻案不得人心”。今天的中国，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亿万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人民，决不容许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的复辟阴谋得逞，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逞凶。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迅速被粉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英明决议，大快人心。邓小平被淹没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革命大批判的怒涛之中。 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掀起新的高潮，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在今后的斗争中，还会出现投降派，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能力。我们要把深入批邓和继续评论《水浒》更好地结合起来，深入剖析他以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伎俩，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加深理解划清两大对抗阶级间的原则区别对识别和战胜投降派、修正主义的重要意义，更加自觉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3版()专栏： 改名为了改路线 黑龙江安达县文化公社　薛振华　宋国强 投降派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他来了个抽梁换柱，改名字，是为了改变路线。 “聚义厅”里，是革命派的代表为尊，反皇帝的造反路线在山寨占统治地位；“忠义堂”里，是投降派的代表“把寨为头”，忠君的投降路线控制了山寨。 “聚义厅”里，斗争坚决，对朝廷军队作战有功的人受到尊重，被推让坐在前面的位子上。“忠义堂”里，这些人被撵到后边去，忠于朝廷的降官降将、地主豪绅，受到了优待，被摆在显要的座位上。 “聚义厅”里，革命派可以痛痛快快地发议论，“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这样的豪言壮语，人人可以说。“忠义堂”里，却只准投降派吹捧皇帝“至圣至明”，不准革命派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说了就被喝令“杀头”，关禁闭。 总之，“聚义厅”，是起义英雄们“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场所，是造反派的革命机关，是起义军的司令部。“忠义堂”，则变成了投降派“替天行道”的议事厅，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代理机关，是另一种样式的封建衙门。 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修正主义特点很鲜明：不动枪，不动炮，就使梁山泊变了色。 宋江搞的这一手，是我们识别投降派的一份反面教材。邓小平不是也在玩弄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老把戏吗？他用“三项指示为纲”来代替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改变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水浒》中的梁山泊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揭穿了邓小平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使他落得一个彻底失败的可耻下场。

第3版()专栏： “重阳”和“清明” 齐欣 搞修正主义的人，在逆行路不通，骗人又不灵的情况下，就要找时机，借题目，制造事端，来个突破，以求一逞。就连重阳赏菊、清明祭扫之类的旧俗，古今投降派也要加以利用。 精于投降之道的宋江，为了实现他受招安投降朝廷的阴谋，上梁山后经过一系列的周密策划，他篡了权，改变了路线，“大排座次”之后，又拼凑了一个投降派的集团，从而在实现投降上，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招安”了。于是就抓住重阳节这个时机，搞了一个“菊花之会”。他把“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拘远近，都召回寨来赴筵”，乘着“笑语喧哗，觥筹交错，众头领开怀畅饮”之际，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乘着酒兴”大作“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反革命诗词，并指使他的心腹当众去念。这首反革命诗词立即引起了革命派的激烈反对。武松大叫“冷了兄弟们的心”。李逵怒目圆睁，一面大叫“招甚鸟安”，一面“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鲁智深也喊着“招安不济事”要散伙。这时的宋江趁着“大醉”，喝令将李逵“推出去斩讫报来”以威吓、压制革命派。那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所谓“众人”，赶紧上前“跪下求情”。于是宋江又“不觉酒醒，忽然发悲”，居然能“潸然泪下”，并作了一番“今皇上至圣至明”的演说，结语仍然是“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那伙“众人”又赶快对此表示“称谢不已”。经过这样软硬兼施、连压带骗的表演，终于强制通过了他们的“招安”主张。 今年的清明节，邓小平所召唤的“希望改变现状”的“群众”，终于“横下一条心”跳了出来，居然在亿万人民敬仰的天安门广场上进行了一番丑恶的表演。他们吟诗、演讲，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大捧邓小平，要拥他上台。他们放火、打人，猖獗一时。满以为借此就可以把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吓倒，被迫接受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纲领。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下去，一群跳梁小丑的反革命喧嚣，立地化为几声凄厉的哀鸣，他们搅起的几缕烟尘，瞬息间烟消雾散。天安门广场依然是无产阶级的朗朗乾坤。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同宋江的“菊花之会”，自然有着时代的不同，条件的不同，具体内容的不同，结果的不同，但在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借机生端，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比宋江更胜一筹。他们选择的时机是清明节，比宋江选的重阳节更容易挑动人的情绪；借的题目是“悼念周总理”，比宋江的“赏菊”、“饮酒”，更便于“借题发挥”；选的地点是首都天安门广场，比宋江的“忠义堂”前，更易于扩大事态；所谓“四个现代化日”，比宋江的“早招安”，更易于蛊惑人心。他们早就炮制出种种政治谣言以及反动传单、诗词、讲稿；他们身上暗藏行凶匕首，吟诗、演说、打人、放火，策划之精，组织之密，蓄谋之久，手段之巧，处处胜过宋江的“菊花之会”。 然而，他们却没有能象宋江那样暂时得逞，而是一败涂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我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亿万群众，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制造事端，就只能暴露他们自己，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决回击。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事端，疯狂捣乱，不仅无助于实现他们的阴谋，反而更加使人看出邓小平的反动阶级本质。人们看到邓小平的“群众”，原来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邓小平负隅顽抗，正是因为他觉得还有这么一帮支持者；这伙暴徒如此有恃无恐地发泄他们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仇恨，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党内有邓小平作总后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邓小平殷切盼望着的“十二级台风”；而呼风唤雨的人正是邓小平。 毛主席十年前就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顷刻瓦解，不就再一次鲜明地显示了革命人民决不容忍反革命右派政变的决心吗？

第3版()专栏： 偷梁换柱　异曲同工 解放军某部　姚军辉 梁山上，晁盖一死，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么一改，就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路线修改成投降主义路线。当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阴谋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他刮右倾翻案风，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旗帜。古代投降派和现代走资派歪曲、篡改革命口号的卑劣伎俩，真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列宁指出：“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古今中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用这种手段修改革命学说，扼杀革命运动的。 古代投降派宋江为什么要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就是因为“聚义”是梁山农民起义军革命造反路线的集中体现。“聚众起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造封建统治阶级的反，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聚义厅”上，多少深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前来相聚，多少支起义队伍汇集到这里来，去进攻反动统治阶级。宋江宣扬的“忠义”，则是他投降主义路线的核心。“忠君保义”，就是要效忠于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皇帝，就是要保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保护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说穿了，就是取消阶级斗争，搞阶级投降，出卖农民革命。可见，从“聚义厅”到“忠义堂”，这一改，就抹杀了阶级斗争，修正了农民起义军的正确路线，把这支造反大军最后带上了毁灭的道路。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的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因此，邓小平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非常仇视。他千方百计地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来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在这个“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他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与改阶级斗争为纲为“三项指示为纲”，都是从核心、精髓处进行“偷梁换柱”，都是否定阶级斗争，把革命口号篡改成反动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认为，能拯救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0页）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一锐利武器，被压迫人民就能够夺得胜利。我们要永远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伟大教导，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第4版()专栏： 文化大革命推动我国微波通信事业迅速发展 以北京为中心连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微波通信干线建成，开通传送电视、各种传真、电报、电话等多种通信业务。这一胜利成果，有力批驳了邓小平的“今不如昔”谬论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讯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国邮电部门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冲破帝修反的技术封锁，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为加速发展我国微波通信事业做出了贡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自行研制、自行生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用晶体管九百六十路和电子管六百路微波通信全套设备，建成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连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微波通信干线。现在，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从长白山麓到珠江之畔，许多主要城市之间都通过微波干线，开通了传送电视、各种传真、电报、电话等多种通信业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它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微波是一种波长很短的无线电波。微波通信是用这种电波通过每隔五十公里左右设置的微波站，象接力赛跑一样，一站一站地把各种信息传送到数千里之外。它的容量大，电路多，抗干扰性强，建设投资省、速度快，具有广泛的用途，是一种现代化的无线电通信工具。我国目前建成的微波通信干线是多波道线路，每个波道都能传送六百或九百六十个电话，或者传送一路电视。现在，北京电视台可以通过微波电路，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电视台联接起来，传送黑白和彩色电视节目。各地工农兵群众通过微波传送的电视，能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看到首都节日游园庆祝活动的实况转播。广大群众兴奋地说：虽说北京千里远，却见北京在眼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您的光辉形象常看见。通过微波电路还可以用高速报纸传真机传送报纸版型，能够使一些边远地区的读者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微波通信干线的建成，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的微波通信事业，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五十年代末期，邮电部门的广大职工开始研制微波通信设备时，技术力量不足，技术资料缺乏，许多关键元件和仪表国内还不能生产。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苏修叛徒集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妄图卡我们的脖子。广大邮电职工冲破封锁，顶住逆流，打了一场政治仗、志气仗，拿下了六十路微波通信设备。一九六四年开始研制六百路微波时，刘少奇一伙拚命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则四处散布悲观论调，大吹冷风。广大邮电职工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抢时间、争速度，经过不到三年的奋斗，研制成功了电子管六百路微波通信成套设备，为发展我国大容量微波通信事业打下了基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为我国微波通信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广大邮电职工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导，从一九六九年开始，进行了研制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晶体管九百六十路微波设备的会战；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微波通信干线。六年多以来，在研制和建设过程中，广大邮电职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上智下愚”等修正主义货色，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电子、冶金、机械、化工等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充分发挥科研、生产、使用单位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两个“三结合”的作用，创造了研制和建设的新水平、新速度。邮电部所属的五○六厂、五○三厂、第四研究所和参加会战的其他单位，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队伍，发扬勇攀高峰的革命精神，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试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技术资料，攻克了低噪音接收、宽频带放大、微波极化和分路以及自动倒换等许多技术难关，解决了高精度的制造工艺，用了两年多时间，全部采用国产元件部件，研制成功了晶体管九百六十路微波全套设备，为建设高质量的微波电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在建设微波通信干线的过程中，都加强了对工程的领导。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动员工程沿线的广大群众同邮电部门的职工一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各地出现了“千军万马建微波”的壮观局面。广大职工和工程沿线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严寒，斗酷暑，忘我地劳动。有些微波站地处高山，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把成千吨的建筑器材搬运上山，保证了工程的需要。邮电部第二工程公司职工打破常规，连续作战，苦干加巧干，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邮电部门的勘察、设计、施工、维护和物资供应等单位的广大职工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加快了工程进度。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各地的微波通信工程建设，充分显示了革命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 随着微波通信建设的发展，一支又红又专的微波技术队伍正在成长壮大。参加微波通信建设的有关科研、生产、设计、施工、维护、教学等单位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举办各种短训班，紧密结合实际，边学习，边实践，大大提高了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战斗在微波站第一线的广大维护人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站为家，以苦为荣，服从统一指挥调度，密切协作配合，努力加强电路的维护管理，不断提高通信质量，保证了微波通信电路协调畅通。 目前，在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议鼓舞下，邮电部门的广大职工决心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多快好省地建设我国现代化的邮电通信事业，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奋勇前进。（附图片） 这是北京长途电信局使用的高速报纸传真机和其他一部分传真通信设备。过去，《人民日报》在外地印刷、发行，都在北京制版，把纸型运往外地。现在，对一些地区用高速报纸传真机通过微波干线传送版面，可加快报纸的传递和发行速度。 图为“三结合”小组正在利用微波电路作图象通信的性能试验。这种通信，在进行会议电话时，可以看到对方和自己的电视图象。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李光耀总理和夫人等贵宾出席文艺晚会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讯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夫人等新加坡贵宾，今天晚上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晚会是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等，陪同贵宾观看演出。 晚会上，中国艺术团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音乐、舞蹈节目，演唱了粤剧移植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琵琶和钢琴独奏演员还演奏了新加坡乐曲。演出节目受到新加坡贵宾的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时，李光耀总理和夫人等由于会泳等陪同走上舞台，同演员们热情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赠送了花篮。 以李思周为团长的新加坡乒乓球代表团也应邀观看演出。 今天上午，李光耀总理和夫人等贵宾由贾汀副主任陪同，参观了地下防空工事，游览了故宫。 李光耀总理的夫人昨天和今天还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工厂，游览了天坛和颐和园。

第4版()专栏： 首都新闻界举行招待会 欢迎随同李光耀总理访华的新闻工作者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讯　首都新闻界今天中午举行招待会，欢迎随同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华的新加坡新闻工作者。 在招待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和李光耀总理的新闻秘书傅超贤祝酒。他们共同祝愿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人民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出席招待会的有首都新闻单位和外交部新闻司的负责人毛德厚、赵棣生、王立行、孙关龙、晏鸿亮等。

第4版()专栏： 伊拉克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讯　以伊斯梅尔·哈里勒·纳雅吉上校为团长的伊拉克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应我国防部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赵春正，有关方面负责人施之源、贾柏森、丛杰到机场欢迎。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萨马赖也到机场迎接。 晚上，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举行宴会，欢迎伊拉克军事代表团。柴成文局长和伊斯梅尔团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共祝中伊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 外交部副司长程远行，赵春正副局长，萨马赖大使出席了宴会。

第4版()专栏： 日本京都、滋贺、奈良三府县经济界 “日中友好之翼”访华团访问我国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讯　日本京都、滋贺、奈良三府县经济界“日中友好之翼”访华团一百三十多人，由团长山川常七、顾问羽室清率领，今天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访问，然后回国。访华团是四月三十日到达上海的，在访问了上海、苏州、杭州、西安以后，五月六日到达北京参观访问。 在北京期间，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曾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访华团全体成员。访华团领导成员还先后拜会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中日友好协会，受到了热情接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会见了访华团领导成员。 日本朋友们还访问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参观了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游览了长城、定陵和天坛。 五月九日晚上访华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第4版()专栏： 五月十四日将发生月偏食 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电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推算，五月十四日凌晨将发生月偏食。月食发生时，除东北部分地区因将要日出不便观测外，全国其他地区都可以看到。时间是：初亏三时十六分，食甚三时五十四分，复圆四时三十三分。食分百分之十三。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我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 由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参加中罗贸易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七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到机场送行的有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也到机场送行。 叶飞会见波兰外贸和海洋经济部代表团 交通部部长叶飞七日下午，会见了由波兰外贸和海洋经济部副部长维希涅夫斯基率领的波兰外贸和海洋经济部代表团，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七日晚上，马耀骥副部长宴请了波兰客人。维希涅夫斯基一行七日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前来我国参加中波海运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和参观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交通部副部长马耀骥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周秋岩、李树坚，波兰驻中国大使雷赫沃夫斯基前往机场迎接。 柴树藩会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朋友 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八日上午会见了由艾哈迈德·马斯欧德率领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工商会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工商会贸易代表团离京 由艾哈迈德·马斯欧德率领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工商会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九日乘飞机离开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等到机场送行。 国家体委举行宴会欢迎朝鲜跳水代表团 国家体委十日晚举行宴会，欢迎由黄宽燮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跳水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国家体委负责人尹忠尉，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凤楼，以及中国跳水运动员出席了宴会。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韩治训应邀出席了宴会。朝鲜跳水代表团是九日到达北京的。 柳忠阳会见并宴请阿尔巴尼亚科学工作者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柳忠阳十一日晚会见并宴请阿尔巴尼亚弗里石油地质研究所岩石工程师贝尔贝尔·梅恰伊和地质工程师鲁勒吉姆·玛赫姆达伊，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有关方面负责人武藻文、何永年等参加了会见和宴请。两位阿尔巴尼亚同志是九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中国田径协会举行招待会欢迎肯尼亚田径队 中国田径协会十一日晚举行招待会，欢迎由齐斯里率领的肯尼亚田径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国田径协会主席倪志钦，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大伟以及中国田径运动员出席了招待会。肯尼亚朋友是十日到达北京的。 中国科学院高能加速器考察组去日内瓦 以杜东生为组长的中国科学院高能加速器考察组，应邀前往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进行友好访问，七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团离京赴日本访问 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宋国华率领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团，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七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日本银行总裁森永贞一郎离京 日本银行总裁森永贞一郎及其随行人员七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西安、上海参观访问，然后回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耿道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市川卫门等到机场送行。 我国教育代表团回到北京 以教育部负责人薛玉珊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后，六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法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举行招待会 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白克诚上校和夫人，为以阿斯托尔为团长的法国军队手球代表团访问中国，十日晚举行招待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有关方面负责人李伟、周之同、张秉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手球教练员、运动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法国军队手球代表团将于近日离开北京回国。 我国武术代表团和我国田径队离京去菲律宾 以徐其海为团长、张涌泉为副团长的中国武术代表团和以范德华为领队、王家栋为副领队的中国田径队，十日离京前往菲律宾，他们将分别在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和参加国际田径邀请赛及中菲田径友谊赛。 乍得新闻代表团离京回国 以乍得新闻社社长阿赫马特·马哈马特·阿尔卡里为团长的乍得新闻代表团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十一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及首都新闻界有关负责人前往机场送行。乍得驻中国大使阿杜姆·阿加纳耶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代表团在我国期间，先后参观访问了大寨、石家庄、南京、上海等地。 美国友好人士史文思和史文森去外地访问 美国友好人士史文思和史文森十二日离京去外地访问，然后回国。美国朋友是四月一日来我国访问的。在京期间，她们参观了学校、幼儿园、公社、医院、街道、博物馆等。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丁雪松曾分别会见和宴请了她们。 （新华社）

第5版()专栏： 莺歌婉转 燕舞翩跹 ——一九七六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侧记 一年两度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如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反映出我国国民经济各条战线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今年的春季交易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前夕，在全国人民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发展的时候举行的，因而它特别引人注目。 在本届交易会中展出的四万多种实物和大量图片、模型，展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阔步前进的壮丽图景，无情地驳斥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所谓“今不如昔”的谰言，并有力地批判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颂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礼赞，也是对右倾翻案风的回击。 文　化　大　革　命　就　是　好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邓小平却硬想翻案，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攻击文化大革命损害了我国的国民经济，阻延了生产建设的发展，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人们在本届交易会中看到许许多多生动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交易会中展出的十六个先进典型的事迹和其他的许多工农业产品，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请看：我国工农业战线的两面红旗——大庆和大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更加鲜艳夺目。大庆油田革命蓬勃发展，生产持续跃进。原油生产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递增。就原油产量来说，今天的大庆，等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六个大庆。这是“今不如昔”吗？大寨大队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继续革命攀高峰，农业生产年年发展，农业技术年年进步。去年的粮食总产八十二万五千斤，亩产一千一百斤，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纪录。这是“今不如昔”吗？展出的其他一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同样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威力。例如，在工业方面，上海第五钢铁厂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职工的精神面貌和工厂的生产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车间一年一个样，三年五年大变样。十年来钢产量翻了一番，钢材的品种规格从一千八百多种增加到一万一千多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建设起来的陕西省秦川机床厂，十年来年年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机床品种增加很快，现在产品品种为原发展计划的六倍，产量为原设计能力的二点九倍。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文化大革命以来先后扩建了三座火力发电站，迅速发展成为一厂五站的大型电力企业，去年的发电量比一九六五年提高两倍。在农业方面，靠“穷棒子”精神起家的河北省遵化县，近十年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现在已经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一千二百四十三台，总计达到二万九千马力，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二十七点四倍。粮食总产量达到二十六万一千五百吨，比一九六五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八。辽宁省营口县去年虽然经受了强烈地震，后来又遇到了百年未遇的大水和秋旱，全县人民全力抗灾夺丰收，粮食亩产仍达到八百四十四斤，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两倍。真是“到处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事实，给了邓小平以及那些翻案派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广大人民的思想，也大大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交易会机械馆展出的各种类型数控机床、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驼峰雷达、微波中继通讯设备，五金矿产馆展出的一些高纯金属、粉末冶金产品和两千立方米的高炉模型，化工馆展出的一百五十多种石油和石油产品，以及三百多个品种的化工原料，纺织品馆和轻工业品馆展出的丰富多彩的轻纺工业产品，都反映出我国的科学和工业技术水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完全粉碎了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所谓的“科学技术落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之类的鬼话。 自　力　更　生　是　阳　关　道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奉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原则分歧。邓小平公开鼓吹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依靠“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上，甘心跟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一步一步爬行，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这一套崇洋迷外的反动哲学，在本届交易会中也遭到有力的批驳。在机械馆展出的各种各样新式的农业机械，表明我国人民正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向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宏伟目标进军，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象其中的那台东风联合收割机特别引人注意，这是四平拖拉机厂的工人打破了过去的洋框框，根据我国的特点设计制造出来的，体积小，效力高，用材少，使用方便。在机械大厅中展出的一部大型摆线磨齿机，是我国工人阶级制造的“争气机”。过去我国不能生产摆线磨齿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卖给我们一部小型的摆线磨齿机，竟要索价几十万美元。陕西秦川机床厂的工人决心为国家争气，奋战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制造出一台小型摆线磨齿机，成本只需几万元。他们继续攀登技术高峰，进一步试制成功了现在展出的这种大型摆线磨齿机，并已大批投入生产。我国的粉末冶金工业是在大跃进的年代发展起来的，但是后来苏修撤走专家，封锁技术、设备，企图卡住我们的脖子。我国冶金工业战线的工人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于攻破了种种难关，掌握了粉末冶金中制造硬质合金的技术，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发展了硬质合金工业。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同时也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真正赢得发展的高速度。一位侨商参观交易会后激动地说：“不能依靠外国，要靠自己。你们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了很大成绩，好得很！”邓小平的那套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可以休矣！ 新　生　事　物　闪　耀　光　芒 在本届交易会中，到处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闪耀光芒。大寨大队依靠群众的力量办好合作医疗，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改善了卫生和医疗条件，做到处处干净，家家卫生，人人健康，基本上消灭或控制了传染病，树立了农村深入开展卫生革命的榜样。大庆油田办起了一百零七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工人技术人员迅速成长。两名工人大学生和四名女工经过反复试验，研制成功了我国独创的化学清蜡剂，对油井普遍实行自动化管理作出了贡献。天津火车站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工人理论队伍，狠抓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把天津站建设成为一个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新型车站。这些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标志着我国广大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不停顿地大步前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恰恰证明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小撮反对派。 本届交易会的典型展出和琳琅满目的展品令人信服地表明，只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才能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并提供丰富的出口商品，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条件。 当前，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胜利发展。从本届交易会这样一个缩影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形势一片大好，翻案不得人心。通过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更迅猛地向前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必将更加繁荣富强。 本报记者

第5版()专栏： 消除殖民势力影响　充分利用本国资源 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取得成果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叙利亚独立三十年来，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取得一系列成就。叙利亚在一九四八年废除了叙镑以法郎为基础的规定，一九五六年又成立了叙利亚中央银行，全部收回了法国殖民主义者长期掌握的货币发行权。后来，叙利亚又把外国银行、外国企业和外贸经营的公用事业等，逐步收归国有。现在，叙利亚政府直接掌握着矿藏资源、港口、铁路、航空运输和重要的工厂企业。 叙利亚是一个农业国家，独立前，由于殖民主义的统治，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一九四五年，小麦总产量为四十一万五千吨，大麦为二十四万八千吨，棉花（皮棉）为三千六百吨。独立后，叙利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到一九七四年，小麦已达到一百六十三万吨，大麦为六十五万多吨，棉花（皮棉）为十四万多吨。一九七五年，上述各种农业产品又各增产了约百分之四。 为了加速农业生产，叙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扩大耕地面积，从一九四六年的二百三十一万四千公顷，扩大到目前的六百多万公顷。第二，扩大水利灌溉。现在全国各地已建成了许多水库和灌溉渠。第三，增加农业机械的使用。一九七二年，在本国兴建了一所拖拉机厂，刚投产时，年产两千台拖拉机，现在提高到年产六千台，供各地农耕用。第四，培养农业干部。近年来，农业部举办了四十五个科研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农、牧方面的技术干部。 独立前，叙利亚的工业大部分是作坊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现在，已有数千家大、中、小型工厂企业，其中轻工业发展较快，有纺织、水泥、玻璃、食品、制糖和烟草加工等。目前正在努力争取主要的轻工业品能够满足本国需要，并能有一定数量的出口。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电巴基斯坦民族工业近几年来有相当发展。 棉纺织工业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工业部门，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总数近百分之五十。目前全国共有一百五十五座棉纺织厂，拥有织机约三万台和三百多万纱锭。在正常情况下，棉布年生产能力可达七亿码以上，可以出口一部分产品。 巴基斯坦生产的卷烟、火柴、白糖、植物油、纸张等产品的产量在逐步增加。火柴工业发展较快，在一九七○——一九七一年度，全国只有两家火柴工厂，到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度就发展到六十七家。巴基斯坦在发展火柴工业的过程中，为了克服木材不足的困难，采取以纸梗代替木质火柴梗的措施，节约了进口木材的外汇，也促进了火柴工业的发展。去年三月，由巴基斯坦本国制造的榨糖机装备的拉卡纳糖厂投产。目前，全国共有二十五个糖厂，年生产能力可达六十多万吨。 为了发展农业，巴基斯坦努力利用本国丰富的天然气等资源，扩大化肥生产。目前，全国已建立四座氮肥厂和两座磷肥厂，还有两座化肥厂正在兴建中。 巴基斯坦还重视利用本国的资金、资源和技术力量发展小型工业。仅旁遮普省城乡就有四万多家小型工厂和作坊。 新华社拉巴特电　摩洛哥政府在独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消除殖民势力影响，维护国家主权，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措施，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在消除殖民势力的同时，摩洛哥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在过去二十年中，全国先后建成了十一个大型水库和许多中小型水利工程，灌溉面积由独立初期的十八万多公顷扩大到四十多万公顷。摩洛哥农民还注意改进耕作技术，培育和推广良种，增加施肥量等，促进了粮食和其它作物的生产，因而使粮食进口逐步减少。摩洛哥从一九六○年开始种植甜菜和甘蔗，目前每年已能生产近三十万吨食糖，可满足国内食糖需要量的一半以上。其它如各种蔬菜、水果、油料、棉花等农作物的生产也有较大发展。 随着农产品的增加，摩洛哥的工业生产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工业日用品进口减少了。与独立初期的一九五八年相比，工业生产能力在一九七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 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摩洛哥自给性生产有了增加，进口物资的品种、数量逐年减少，而出口物资的品种、数量则有所增加，对外贸易由过去的年年入超开始变成了出超。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国际收支都有了余额。 新华社利马电　秘鲁拉利伯塔德省特鲁希略城的安第斯拖拉机公司四月二日正式投产。这是在安第斯条约组织成员国中建立的第一个拖拉机制造企业。 安第斯拖拉机公司是由秘鲁工业和旅游部通过秘鲁国营工业公司和加拿大一家公司建立的混合企业。这家拖拉机公司的生产能力为每年二千台拖拉机。从一九七五年十月试产到最近的正式投产，这家公司已经生产了七百三十台不同型号的从五十马力到一百二十马力的拖拉机。 它的产品原则上将用来满足本国的需要，如有可能也将向安第斯条约组织其它成员国提供。

第5版()专栏： 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等谴责朴正熙集团的暴行 支持南朝鲜爱国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 《劳动新闻》指出美帝必须停止对朝鲜的战争挑衅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学生委员会，五月五日在平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最近以所谓 “渗入学院的间谍团事件”对在南朝鲜学习的旅日朝侨学生和南朝鲜进步青年学生判处死刑和重刑的野蛮镇压暴行。 声明说：“朴正熙傀儡集团血腥的镇压暴行，是对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的不能容忍的法西斯迫害，是对渴望祖国统一的全体朝鲜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又一次凶恶的叛逆行径，是对热爱正义和真理的世界人民和青年学生的明目张胆的挑战。” 声明说：“旅日侨胞学生和南朝鲜进步青年学生的活动，反映了南朝鲜人民和青年学生的要求和愿望的极为正当的爱国活动。”“共和国北半部全体青年学生将竭尽一切力量积极支持和声援南朝鲜爱国青年学生和人民争取社会民主化和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据报道，朴正熙集团是在去年十一月捏造了一个所谓“渗入学院的间谍团事件”，逮捕了二十一名在南朝鲜学习的旅日朝侨学生和南朝鲜进步青年学生。 今年四月三十日，伪汉城地方法院对其中的十四人判处了死刑和重刑。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五月九日就去年年底美国把驻泰国的一千多名空军和许多空军飞机移驻到南朝鲜一事发表评论指出：“美帝的这种行径是粗暴践踏朝鲜停战协定、扰乱朝鲜和亚洲和平的严重的犯罪行为。” 评论说：“为了消除朝鲜紧张局势，消除新战争的危险，首先必须迫使美帝侵略军从南朝鲜撤走。” 评论说，今天，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要求美帝侵略军从南朝鲜迅速撤走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帝国主义者必须正视这种正当要求，立即停止反对朝鲜人民的侵略和战争挑衅阴谋活动，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它的侵略军和杀人武器。

第5版()专栏： 我解放军歌舞团在朝鲜南浦市访问演出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五月九日到十一日对朝鲜西部的海港城市南浦进行了友好访问演出。 五月九日晚，南浦市人民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歌舞团。朝鲜劳动党南浦市委员会责任书记金世完，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白宗洽等党、政领导人和南浦市文艺工作者出席了宴会。金世完责任书记和丁里团长先后讲了话。宴会是在充满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以及文艺工作者之间友好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 歌舞团在南浦市访问期间，共演出三场，四千多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第5版()专栏： 中国和几内亚比绍签订关于派遣医疗队的议定书 新华社比绍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政府，五月十一日在比绍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几内亚比绍工作的议定书。 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使贾怀济和几内亚比绍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若奥·达科斯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第5版()专栏： 也门卫生部举行招待会 欢送和欢迎我国医疗队 新华社萨那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卫生部四月二十九日晚举行招待会，欢送结束在也门工作即将回国的中国医疗队队员，并欢迎新到达也门工作的中国医疗队队员。 卫生部次长艾哈迈德·阿里·赫杜尔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也门和一些国家的医务工作者共一百五十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也门大使赵禁也出席了招待会。 赫杜尔次长和赵禁大使在招待会上先后讲话。 宾主赞扬也中两国医务工作者之间的友好合作。 招待会上，也门卫生部向中国医疗队颁发了奖状。

第6版()专栏：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敌人 葡共（马列）中央全会号召建立民族民主阵线打击新沙皇及其走狗 芬兰《十月》载文揭露勃列日涅夫集团破坏和镇压民族解放斗争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讯　据葡萄牙共产党（马列）机关报《人民团结报》最近报道说，葡萄牙共产党（马列）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三十一日举行了第五次全体会议。 这家报纸说，会议讨论了葡萄牙国内政治局势。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认为，“当前形势非常有利于我国发展民主力量、摧毁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中央委员会号召党员们进行更大的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打击人类当前最大的敌人——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及其走狗。” 葡共（马列）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全力以赴地去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 报纸说，葡共（马列）中央委员会决定在今年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个体的或组成小组的共产主义者发出团结起来的号召，同他们尽快地进行讨论和建立实现统一的政治基础，并且把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统一葡萄牙马列主义者这个总的努力的一部分。” 报纸指出，葡共（马列）中央委员会认为，只有加强葡萄牙马列主义者之间的团结，组成统一的力量，才能把反对修正主义、保卫马列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推向前进。 新华社赫尔辛基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电芬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十月》第六期载文揭露苏联对外政策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 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集团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幌子去破坏和镇压民族解放斗争。文章提到，苏联在柬埔寨支持朗诺法西斯集团。“在中东，苏联把自己装扮成‘阿拉伯人最伟大的朋友’，特别吹嘘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但是，它并不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长远的斗争目标。” 文章说：“最近苏联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给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供了又一个绝妙的例证。它支持一个解放运动组织去反对另外的解放运动组织，供给它大批武器，并且让古巴雇佣军呆在那儿，它用炸弹和坦克在那里煽起了内战。”文章说，苏联现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意味着苏联借口“保卫社会主义”而占领东欧国家和蒙古，甚至准备对那些为独立而战斗的人民发动武装侵略。苏联今天的对外政策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毫不相干。列宁曾经把这种政策称为“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8页）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霸权主义的幽灵 一个霸权主义的幽灵继续在东欧的地面上虎视眈眈地徘徊。五月七日，苏修《在国外》周报上发表了前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什捷缅科的一篇遗作，公然宣告在苏修控制下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对内职能，将是“加强”武装力量，“采取集体措施来制止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活动……譬如说，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在一九六八年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供了兄弟援助”。这一段赤裸裸的自白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只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出于维护它对东欧殖民统治的需要，将仍然可以干出当年派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行径来。 提起一九六八年的侵捷事件，人们是记忆犹新的。苏修在一夜之间，出动几十万大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一脚踢开当时的捷政府，把这个所谓兄弟盟国置于它的坦克和刺刀之下。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看来，在这个“大家庭”里，别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唯独苏修支配别国的权力则是“无限的”。只要谁不听苏修的摆布，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倾向，苏修就决不会善罢甘休，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使用武力，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可见，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有限主权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也就是希特勒狂叫过的“有权统治别人”的法西斯“理论”。今天，苏修重兵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苏修军事头目再次提高嗓门直截了当宣称它们七年前的侵捷事件是苏修今后将继续效法的榜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视和警惕。西方人士指出：这“又一次尖锐地提醒人们注意”，莫斯科准备用军事手段“镇压”盟国。这也表明，在东欧，如同在整个欧洲一样，根本没有什么不可逆转的缓和，有的只是苏修的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的恶劣行径，特别是在苏修庞大军事机器威胁下的不安定局势。 诚然，冠冕堂皇的话，苏修也是讲得不少的。什么在国际关系中“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尊重彼此的主权平等以及由主权所固有和包含的一切权利”，等等，这些漂亮话不是统统见之于“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勃列日涅夫又在苏修“二十五大”上重弹过吗？由此可见，什么条约、许诺之类，改变不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它早上讲“不使用武力”，晚上可以野蛮地使用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它口头上讲“尊重”他国主权，实际上可以把一个国家的主权踩在它的铁蹄之下。苏军头目什捷缅科的军事霸权主义言论，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事情的结果总是同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愿望相反。一个国家的独立意志是苏修无论用什么军事手段都扼杀不掉的。只要苏修继续控制、掠夺、占领东欧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反控制、反掠夺、反占领的斗争也就会不断发展。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苏修的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下面，是一座岩浆滚滚、奔腾其中的火山。这座火山总爆发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

第6版()专栏： 反对转嫁经济危机　要求增加工资 美国、意大利、西德工人举行罢工 新华社讯　旧金山消息：美国旧金山市近二千名市政工人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斗争，到四月十九日已经坚持了二十天。 这次罢工是从三月三十一日开始的。旧金山市政当局为了向工人转嫁财政危机，企图利用旧合同期满的机会大幅度削减部分市政工人的工资。市政当局在新合同谈判中态度蛮横，拒不听取工人要求，并且在三月二十九日旧合同期满前夕单方面制定了新工资条例。按此条例，电工、机械工、木工、管子工、清洁工等行业中，有近二千名工人，年工资总额要削减五百七十万美元，每人平均削减二千八百多美元。这使工人不得不起而为保卫生活权利进行斗争。 罢工工人在市政厅、旧金山国际机场等几乎所有公共场所设置了纠察线。四月十四日，数百名罢工工人及其支持者在市政厅前举行了示威，并且封锁了所有出入口。 罢工得到各行业市政工人的支持。全部公共汽车、电车和市区火车司机以及大部分出租汽车、校车司机，表示尊重纠察线。交通运输工人在四月十七日的集会上，通过决议表示继续举行同情罢工。市政当局对工人分而治之的阴谋归于破产。 罢工使一些公共场所关闭、某些地区垃圾堆积如山、交通陷于一片混乱。 新华社罗马电　意大利全国一百五十多万五金机械工人四月二十九日举行罢工，要求签订新的合同。 这一天，意大利全国各地近一万个机械工厂的职工参加了罢工，其中包括菲亚特公司、奥利维蒂公司和阿尔法·罗米欧汽车公司等企业的职工。米兰、都灵等工业城市的许多机械工厂的职工还组织了纠察队，有的还在厂里举行了集会。 五金机械工人的合同是在去年年底到期的。近四个月来，为了签订新的合同，他们已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 新华社波恩电　持续了五天的西德印刷工人的罢工五月三日暂告结束。这次罢工是从四月二十八日开始的。印刷工人要求保障实际收入和提高工资。由于这次罢工以及资本家采取“临时解雇”印刷工人的措施，五天来西德全国各地主要报刊未能出版。 据德新社报道，四月三十日，西德四百多家一百人以上的印刷企业的工人进行了罢工，参加罢工和被资本家禁止工作的有十万零五千多名工人。通常西德每天出版二千一百五十万份报纸，这一天只出版了一百五十万份，其中主要是一些地方小报。五月二日是星期天，西德通常也只有几家报纸出版，约三百二十万份，今年这一天几乎所有报纸都未出版。据说，这是二十五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五月三日印刷出版的报纸份数只占平时发行量的百分之七点四。 西德印刷工人的罢工得到西德许多工业工会的支持，五月一日在慕尼黑、科隆、多特蒙德、汉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不来梅以及汉诺威等地举行了集会。 西德印刷工人的斗争还未结束，五月三日资本家被迫取消了“临时解雇”所有印刷工人的措施，工人自下午四点起宣布暂时结束罢工。

第6版()专栏：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 苏联建筑工人大量流动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讯　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近几年苏联的建筑工人大量流动。 苏联《建筑业经济》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刊登的一篇关于建筑部门工人流动情况的文章透露，一九七四年苏联整个建筑部门中离职的工人占到建筑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 从这篇文章中引用的统计材料来看，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每年苏联建筑工人离职的人数都占到整个建筑部门的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最高的达百分之七十四点八；上述这七年期间平均每年几乎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建筑工人离职。 这篇文章还透露：许多建筑单位“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离职工人之所以离职，是由于对劳动条件感到不满”；“劳动组织中的缺点是工人离开一些被调查单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离职工人指出了这一点。” 文章说：“在因劳动条件不能令人满意而离职的人当中，约百分之二十的人是由于劳动繁重而离开的。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妇女和青年工人。” 文章还透露，所谓“自愿离职的工人”以及“被解雇的人”，“在转向新的工作地点时，几乎有一个月之久不参加社会生产”。这实际上是变相失业。

第6版()专栏： 美国许多城市陷于严重的财政危机 据新华社讯　在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下，美国许多城市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经济危机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美国各级政府的收入减少，而支出则大幅度增加。这就造成许多城市赤字累累。据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的一项报告，在六十七个美国主要城市中，四十三个城市在一九七五年有赤字。 为了弥补赤字，各城市不得不大量举债。据美国报刊报道，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数从一千四百四十八亿美元增加到二千二百亿美元，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所欠债务按人口平均分摊，每个居民达一千零五十二美元。其中纽约市每人为一千六百七十六美元，波士顿为一千三百八十五美元，旧金山为一千二百二十五美元，费城为一千零十五美元。 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市的财政危机最为严重。纽约市政府一九七五财政年度的赤字达八亿美元，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开始的一九七六财政年度预算赤字为七亿二千六百万美元。为了弥补连年亏空的赤字，市政府每年都向大银行和其它企业借大笔款项。目前纽约市政府所欠债务总数已达一百三十亿美元。今年六月底到期的短期债务总数达三十五亿美元。据市财政当局宣布，把税收和其它收入考虑在内，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市政府为了支付各项经费和偿还债务及利息，欠缺的金额总数为六十亿美元。最近市政府还准备在预算中削减八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关闭十五家市立医院和五十个儿童保健中心，停止四十六项市政建设计划，削减市立小学津贴二千八百万美元。这些措施都直接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必将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美国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市的境况也十分糟糕。据报道，一九七六财政年度的赤字将超过四千四百万美元，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一九七七年度的赤字可能会超过一亿美元。底特律市长不久前说，市政当局已解雇了百分之十八的政府雇员，除非在六月前能得到五千万美元的援助，将再解雇五千多人。这个城市去年平均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是全国主要城市中失业率最高的一个。

第6版()专栏： 意大利第一季度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据新华社罗马电　意大利官方最近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表明，意大利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里拉汇价继续暴跌；通货膨胀加剧；外贸和国际收支赤字猛增；生产和失业问题仍很严重。 里拉汇价自今年一月开始大幅度下跌以来，至今情况仍在恶化。据报道，五月五日里拉对美元的汇价一度下跌到九百三十比一的新的最低点。这比一月二十日（意大利外汇市场关闭的前一天）贬值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这次里拉暴跌是在意大利经济恶化、政局动荡加剧的形势下，由于金融投机商大量抛售里拉造成的。 里拉的大幅度贬值虽对意大利产品的出口带来某些好处，但是，却使意大利进口原料和燃料的价格猛涨，从而使意大利外贸逆差大大增加。据意大利中央统计局公布，意大利今年第一季度外贸逆差高达一万三千六百九十亿里拉，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造成意大利外贸逆差的主要进口商品——石油和食品，今年第一季度的进口价格分别上涨百分之十七和百分之二十二。外贸逆差的剧增使意大利国际收支严重恶化。据意大利银行公布的临时数字，意大利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赤字高达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亿里拉左右。 随着里拉的贬值和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意大利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物价急剧上涨。据意大利中央统计局公布，三月份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十七点五，职工家庭消费价格指数三月份比二月份上涨了百分之二点一，这是从一九七四年十月以来上涨率最高的一个月。 紧缩信贷的措施，使生产的恢复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报道，今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比严重下降的一九七五年同期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二。与此同时，垄断资本还在继续压缩工时。据报道，今年第一季度被压缩的工时高达一亿零八百万小时，这就使失业和半失业的总人数达二百万人。

第6版()专栏： 疯狂扩军备战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 苏联去年对外贸易逆差创历史最高纪录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讯　苏联一九七五年对外贸易出现巨大逆差，对主要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达到三十六亿卢布（约合四十八亿美元），整个对外贸易逆差达到二十七亿卢布（约合三十六亿美元），创苏联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据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计划经济总局局长克洛切克五月初在苏联《经济报》第十九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一九七五年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为五百零七亿卢布 （当年价格，下同），其中进口为二百六十七亿卢布，出口为二百四十亿卢布，逆差为二十七亿卢布。同“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达一百五十八亿卢布，其中进口九十七亿卢布，出口六十一亿卢布，逆差达三十六亿卢布。 苏联对外贸易出现巨大逆差，是勃列日涅夫集团推行与美帝争霸，疯狂扩军备战的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结果，也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据克洛切克文章公布的数字，苏联去年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包括许多项目的成套设备、各种用途的船艇等等，总额达九十亿卢布，在总的进口量中占百分之三十四。苏联去年还进口了五百六十多万吨钢材。这表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竭力用西方技术设备和材料充实其经济和军事实力。 苏联农业近几年多次减产，特别是去年空前大减产，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抢购粮食，这是造成去年巨大外贸逆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去年七月到现在，苏联进口粮食达到三千万吨左右，创苏联历史上进口粮食数量的最高纪录，其中仅从美国就进口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吨。此外，苏联还到处抢购肉类、食用油和食糖等农畜产品。但是文章在谈到各种日用消费品的进口情况时，却对大量的粮食进口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去年巨大的外贸逆差还是在它大做军火商、残酷剥削发展中国家及其“盟国”的情况下出现的。据美国报刊报道，“苏联（去年）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获得约四亿美元的盈余”，“这笔盈余中部分是出售军火所得，军火都是以硬通货付款”；“在与它的东欧盟国的贸易中获得一笔更大的盈余（约六亿六千万美元）”。显然，如果不是从发展中国家和“盟国”身上捞一把，它对西方的贸易赤字还要大得多。 此外，苏联还大量向西方借债或出售黄金，以弥补外贸赤字。据外国报刊报道，目前苏联欠西方债务高达二百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