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第1版()专栏： 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 ——上海钟表元件厂党委站在斗争前列领导职工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上海钟表元件厂胜利展开。在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厂党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全厂职工在厂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以主力军的姿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锋芒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推行的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革命大批判中，全厂工人理论队伍发挥了尖兵作用。革命大批判推动了全厂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 带头学，带头批，坚决站在斗争的前列 上海钟表元件厂党委带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不断加深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的认识，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站在斗争的前列。 教育界的革命大辩论一开始，就引起职工们的极大关注。厂党委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现在又有人企图从教育界打开缺口，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一场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党组织应该成为领导群众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堡垒，加强对这场斗争的领导。党委成员们说，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们就要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党委会立即举办了有全厂一百多名干部参加的学习班，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畅谈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深刻教育，欢呼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重要指示，深刻批判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给了上海钟表元件厂党委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他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认识到“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大家说，是重视阶级斗争，还是勾销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条原则区别。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蛊惑人心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包含着险恶的用心，必须彻底批判。 上海钟表元件厂党委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研究，清楚地看到，他们从来不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不谈党的九大、十大，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一团漆黑，大搞反攻倒算，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扭转我们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将毁于一旦。通过学习，厂党委进一步认识到，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厂党委响亮地提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坚决斗！”党委成员带头批判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那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及其理论基础，大大鼓舞了全厂职工的革命斗志。 层层培训骨干，放手发动群众 上海钟表元件厂党委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抓紧培训骨干。他们已经举办了六期由各级党政工团干部和工人理论队伍成员参加的学习班，每期都有一百多人。党委要求参加学习班的同志先学一步，学得多一点，议得深一点，不断提高革命大批判的水平。在学习班里，大家边学边议，对刮右倾翻案风的各种奇谈怪论，列出专题，深入批判。 根据党委的统一部署，各车间的工人理论队伍迅速行动起来。许多人睡到厂里，每天学习到深夜。有的选出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看看革命导师是怎么教导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怎样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查阅资料，把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同国际、国内新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的言论对照起来，看看他们是怎样一脉相承的。工人理论队伍还把大批判同评论《水浒》、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加深理解毛主席关于“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指示的现实意义，看清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在干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事业。 革命大批判促使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革命理论又使革命大批判的水平一次比一次提高。五车间第一小组的工人理论队伍，反复学习列宁的著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把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同列宁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围绕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开展的一场大辩论联系起来。列宁在批判布哈林宣扬的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的谬论时指出：“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理论队伍成员们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列宁早就痛斥过的“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同布哈林一样，在最主要之点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学习骨干把在学习班上的收获带回班组，全厂立即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热潮。广大群众对于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种种奇谈怪论，展开了深入批判。许多工人愤怒地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决不答应！老工人、共产党员陈建明一连写了三十四张大字报，近一万字，痛斥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老工人郁兰英把病假单藏起来，积极投入革命大批判。在旧社会当过童工的老工人郭业琪，为了写大字报，晚上在家里和子女一起开批判会，共同修改批判稿。二车间四十多个团员、青年还利用每天晚上的业余时间，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学习班，写出了一百多张大字报。 这个厂的许多工人，还列举文化大革命中本厂一大批工人参加工宣队、上大学、被选到各级领导岗位工作和直接参加企业管理等等事实，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我们工人实行管、卡、压；经过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真是两条路线两重天啊！我们的命运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息息相通，同文化大革命密切相连。如果“翻案风”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就要被他们打下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要被他们扼杀，修正主义就要在中国上台。对于这股右倾翻案风，我们一定要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给予坚决的回击。 抓住要害，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上海钟表元件厂职工在革命大批判中，紧紧抓住“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深刻揭露这个反动政治纲领的要害，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难道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真的关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吗？不。一车间的工人理论队伍成员指出，正是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时候，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否定毛主席历来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导，对广大群众的学习大泼冷水，公然否定毛主席关于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清楚的重要指示，否定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位。 难道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真的要安定团结吗？不。四车间的工人理论队伍成员指出，正是他们，打着安定团结的幌子，到处破坏安定团结。他们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打击和排挤新生力量，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他们还颠倒黑白，挑拨离间，制造谣言，肆无忌惮地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制造分裂的根源。 难道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真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吗？不。二车间的工人理论队伍指出，他们只讲“搞上去”，不讲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只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只讲“强国”，不讲社会主义。他们是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大旗，到处煽动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把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技术至上、白专道路等等修正主义黑货重新搬出来。他们还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要当现代的“洋务派”。总之一句话，他们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 为了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上海钟表元件厂的广大工人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剖析，指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肆鼓吹的，不过是国内外机会主义者一再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工人们列举了本厂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的事实。一九七五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这个厂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七点三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五点九倍，上缴利润增长了十六点二倍，成本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这一切雄辩地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上海钟表元件厂的广大工人还剖析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所玩弄的折中主义伎俩，并且把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所采用的主要手法归纳为：以目代纲，以目乱纲；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偷换概念，歪曲事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折中调和，混淆界限；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打着红旗，反对红旗。工人们说：折中主义并不折中，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为了彻底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面目，上海钟表元件厂的工人们把他们刮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对照起来，进行批判。这样一对照，大家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今不如昔”，把大好形势说成是问题成堆；一贯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压制和反对工农兵群众，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而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一贯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一贯攻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竭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旧秩序、旧事物，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革命大批判推动了学习和各项工作 革命大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推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来，上海钟表元件厂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切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全厂普遍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重温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大家还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一点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 在斗争中，工人和干部们进一步懂得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成果，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它在本质上是优越于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事物的。大家以更大的革命热情，积极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它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今年以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厂的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班发展到了五个班，还开设了电子、机械制图、自动车专业等课程，有一百七十多人参加学习。这个厂更加自觉地贯彻“鞍钢宪法”，进一步健全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全厂脱产干部规定一年劳动一百天。这个厂原来规定，选拔优秀工人轮流到科室参加管理工作，然后回车间劳动，每半年一期，每次五人；今年开始他们已改为四个月一期，每次七人，让更多的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 “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誓夺开门红”，“深入批判唯生产力论，促进生产大发展”。在革命大批判的推动下，上海钟表元件厂广大职工精神振奋，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全厂生产捷报频传。一车间模具组工人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为文化大革命增添光彩，斗争站前列，生产要搞好。一月份他们完成的生产任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这个车间自动车二组的工人一边出版大批判专栏，一边用实际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使一月份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全厂职工深入批判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大搞技术革新。二车间元钉组和三车间小扩孔组分别搞成了磨粒散抛机和自动小扩孔机，使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三倍。五车间打破工种界限，工人们互相协作，只用十天时间就生产出四台能提高生产效率一倍以上的宝石自动大扩孔机。一月份全厂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二月份生产形势更加喜人，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新华社记者

第1版()专栏： 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离京抵桂林访问 华国锋代总理等和群众三百多人到机场送行　姚连蔚副委员长陪同前往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和桂林市革委会设宴欢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一行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今天上午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陪同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桂林进行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卫生部长刘湘屏，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新华通讯社社长朱穆之，人大常委会委员傅玉芳，有关方面负责人唐闻生、章含之、傅顺和，以及各界访美人士和首都群众共三百五十多人。 当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在机场同欢送群众告别时，人们鼓掌和挥动花束，祝贺尼克松先生和夫人访华成功，祝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 陪同尼克松先生和夫人前往桂林的还有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林平、朱传贤、朱霖、钱大镛。到机场送行的还有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塞耶。 新华社桂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电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和朱霖同志等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桂林参观访问。到机场迎接的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乔晓光、廖炜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钟枫，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曾小平、江景河、唐廷国、崔金才、张国良。 今天下午，尼克松先生和夫人等美国客人，游览了有“大自然艺术宫”之称的芦笛岩。 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一行。姚连蔚副委员长、黄镇主任等出席了宴会。乔晓光副主任和尼克松先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附图片）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离京前往桂林访问。华国锋代总理等，以及各界访美人士和首都群众三百多人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号”机车组工人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具有三十年光荣斗争历史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全体工人，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深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这一修正主义纲领。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以后，“毛泽东号”机车组全体工人十分关注这场运动。他们在段党委领导下，认真地攻读《共产党宣言》、《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矛盾论》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指示，结合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回顾“毛泽东号”机车组的战斗历程和个人的家史，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工人们在批判中指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其要害就是妄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说，一九七五年春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学习热潮。对于人民群众的这一革命运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怕得要死，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妄图以此抵制批判修正主义，抵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竭力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工人们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究竟以什么为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全国夺取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再告诫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偏要把这也说成是纲，把那也说成是纲，实际上就是要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抽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 “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工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玩弄的折中主义手法。工人们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起着决定的、领导的作用；而在矛盾着的双方，也有一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讲两点论，绝不是不分主次，平起平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表面上装扮得好象很全面，实际上玩弄的正是以目代纲、以目乱纲的折中主义手法。他们的目的是要欺骗人民群众，以便肆无忌惮地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可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面前，他们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 在战火纷飞年代里命名的“毛泽东号”机车组，三十年来坚持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同各种错误思潮斗，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一切，共安全行车二百九十多万公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全组工人从自己的战斗经历中深深体会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各项工作就能不断取得胜利，不断前进。他们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兜售“三项指示为纲”时，只讲技术、业务，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老修正主义分子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翻版。“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陈福汉激动地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我们铁路工人一定要彻底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社会主义快车，一直奔向共产主义。

第1版()专栏： 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 希尔主席布尔副主席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副主席艾·爱·布尔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回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以及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肖白、邢竹芳、林棠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唐恺陪同希尔、布尔等同志前往广州。

第2版()专栏： 发展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必由之路 ——批判反对开门办科研的奇谈怪论 中共辽宁省煤炭研究所委员会 开门办科研，实行工农群众、领导干部、科技人员“三结合”和生产、科研、使用部门“三结合”，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科技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坚持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治方向，实行开门办科研，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必由之路。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开门办科研进行的种种攻击，是科技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批驳这些奇谈怪论，辨明大是大非，是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需要，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一 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的道路，这是由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在我们国家，科学“不再是特权者的东西，不再是巩固富人和剥削者的阵地的材料”，科学实验是亿万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而进行的一项伟大革命运动。专业科研机构实行开门办科研，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兵相结合，有利于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有利于坚持科学研究的社会主义方向。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开门办科研“不全面”，“不成熟”，“弄巧成拙”，等等，妄图扼杀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性质，在科技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所由于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把广大工人群众拒于科研大门之外，把科技人员禁锢在高楼深院和实验室里，研究所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那时候，“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技术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严重泛滥。许多科技人员搞个人奋斗，追求成名成家，在外国杂志缝里找题目，凭个人兴趣定课题。由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人群众，脱离生产实际，虽然也写了一些论文和报告，但真正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加强了党的领导，工宣队来到我们研究所，带领全所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开展了大批判，实行了开门办所。近六年多来，我们先后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个生产、使用、科研单位建立了联系，有数千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加入“三结合”队伍。工人阶级在科研工作中，不仅提供了实践经验，贡献了智慧，而且“把关定向”，保证研究课题符合国家的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过共同努力，共完成了一百五十九项科研任务，研究成功了五十三项科研课题，其中有二十九项填补了我国煤炭工业技术的空白，有八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有五十一项已经在生产中应用，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四年应用于生产的科研成果的总和。 对于开门办科研取得的丰硕成果，一切革命人民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怎么能说开门办所是“弄巧成拙”呢？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认为关门办科研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是“巧”的，是“成熟”而又“全面”的。但是，如果按照他们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哪里还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他们不分明是要让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吗？二 开门办科研，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晶。不管什么科学理论，如果脱离了生产实践，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开门办科研，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科研和生产使用结合起来，科研工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就能更快地发展。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说什么“提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他们不是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来发展科学理论，而是要关起门来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无产阶级是不需要的。对于极少数热衷于搞脱离实际的“理论”、一心想成名成家的人来说，我们提倡开门办科研，他们会感到有压力。但对广大革命的科技人员来说，就不但不会感到有压力，相反，他们感到开门办科研才是发展科学理论的有力措施。 早在一九五五年，我们所就组织科技人员研究煤的自燃倾向。几名科技人员在实验室里研究了六年多，总结出一套计算煤的自燃倾向的“理论”。但由于脱离实际，既不能说明煤的自燃现象，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科技人员下楼出院，到矿井中去，和工人一起调查研究，把现场实践和实验室工作结合起来，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不但认识了煤的自燃条件，而且摸索出煤的自燃机理。科技人员还和工人们一起，研制成功了红外线火源探测仪，为解决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课题提供了新技术。 无数事实证明，开门办科研，既有利于解决生产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也有效地提高了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既便于普及，也有利于提高，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必由之路。三 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的道路，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措施，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途径。科技战线，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从旧学校毕业的。多年来，经过党的教育，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他们的思想觉悟一般都有了提高。“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开门办科研，使科技人员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同工农群众紧密结合，是广大科技人员转变旧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切实有效的途径。 引导科技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党和人民对科技人员的关怀和爱护。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竟说什么“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会走到另一方面”，“文艺界导演是中心，科研所研究员是中心”。他们的意思就是，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会压制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也曾打出“保护科学家”的旗号，挑拨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党的领导，妄图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今天，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种种奇谈怪论，反对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既是妄图挑拨党同科技人员的关系，也是妄图引诱科技人员走修正主义的邪路，使他们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这种“关怀”不同样包藏着祸心吗？ 科技人员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不仅能在政治思想上接受再教育，在业务上也可以进行再学习，可以学到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从工农身上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对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工程师邢昭芳，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我们所。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他先后写了十几篇技术报告，对于生产没有多大应用价值。那时候，他和小组的同志们研制成功一种毫秒爆破电雷管，可以革新煤矿爆破技术，但由于怕担风险，保个人名利，没能应用到瓦斯煤层的爆破中去。一九七○年，他到阜新一个煤矿，和工人一起在井下劳动。他亲眼看到工人们顶着浓烈的硝烟和煤尘夺高产的情景，提出了毫秒爆破技术在瓦斯煤层应用的建议，得到工人们的积极支持。在试验过程中，当他碰到困难发生动摇时，老工人连夜找他谈心，和他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由于他和工人心连心，齐心协力搞科研，经过几百次试验，终于使毫秒电雷管爆破技术在瓦斯煤层应用成功，提高掘进工效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也节省了炸药。 开门办科研，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我们所广大科技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我们所已有十九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研究室、小组和科研人员，成为学大庆、赶开滦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广大科技人员在实践中深切感到，只有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为人民做出贡献，才有光明的前途。他们说：“开门办科研，使我们心明眼亮，感到大有劲头，大有奔头。同工农相结合，无高不可攀。” 我们党委决心带领全所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向前，奋勇登攀科学技术高峰。

第2版()专栏： 党的领导是搞好科研的根本保证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第四党支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的领导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根本保证。 科技领域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封、资、修的偏见和旧传统势力，年深日久，根深蒂固。为了对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进行根本的改造，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必须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但是，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公然反对党的领导，说什么要由“科技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执掌领导大权，才是“名正言顺”。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货色，是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嚷过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谬论的翻版，是科技界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集中反映。我们必须痛击右倾翻案风，坚决捍卫党的领导！ 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路线决定一切。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科技工作就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否则，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专家治所”，使科研单位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由少数专家组成的“所务委员会”、“室务委员会”，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支部只能起“保证作用”。由于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些单位搞的是封、资、修的那一套东西，毒害了不少人，使国家的资金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时，我们所片面强调进行水生生物学的规律和理论方面的研究，至于直接为淡水渔业生产服务的科研工作，则一概推给水产部门去搞。就以湖泊水库研究室来说吧：从一九五八年起，就开始研究武昌东湖的水体生物生产力问题。因为方向不对头，关起门来搞那种“从书本里来，到杂志中去”的“研究”，结果花了国家许多钱，搞了许多年，却没有解决东湖渔业生产中提出的实际问题。群众气愤地说：“这样搞法，就是等到东湖变成了陆地，也研究不出什么名堂。”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组织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领导，组织广大科技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紧密联系我国淡水渔业、农业和水体环境保护的实际进行选题，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我们第四党支部带领科技人员，重返东湖，与养殖场工人同劳动，同战斗，把东湖渔业生产的技术关键作为科研课题，把生产薄弱环节作为科研主攻方向。在开展渔业高产稳产科学试验整个过程中，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注意引导科技人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试验。经过三年的努力，使东湖的鱼产量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并总结出具有我国湖泊特点的淡水养鱼的一整套合理放养的技术措施和提高产量的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淡水养鱼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科技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对于执行什么路线，关系极大。联系评论《水浒》，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晁盖等革命派手中，执行革命路线，农民革命事业就得到发展。宋江篡夺领导权后，搞修正主义，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就葬送了梁山农民革命事业。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是防止出修正主义的根本保证。我们一定要不断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第2版()专栏： 沿着开门办科研的道路前进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第四研究室　高环保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自然科学的所有理论都是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实践出真知。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开门办科研“联系实际多了，理论就压了”，“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使人不敢搞理论”，等等。他们把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从根本上违背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他们强调的所谓提高理论，只不过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而已。 我们是搞环境保护科研工作的，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曾经走过关门搞“提高”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奋起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走出高楼深院，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与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使科研工作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几年来，我们先后与十八个省、市的上百个单位进行协作，完成了十多项重大工程的大气污染扩散的气象考察任务，为这些工程的选址、合理布局，尽可能地减少工业对大气的污染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去年，在科技战线的奇谈怪论喧嚣一时的情况下，同志们依然走出去，观测某地低层逆温的生消过程，取得了我国第一份声雷达资料，使近地面层大气物理探测技术在赶超世界水平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工作中，我们的确是“联系实际多了”，但是，并不是“理论就压了”，而是理论提高了，发展了。 一部自然科学史，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对自然作斗争的实践的总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实践活动，是发展自然科学的源泉和动力。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蓬勃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向自然科学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在党的领导下，这种迫切的需求正有力地推动着科学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这个只有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在开门办科研中已发展成为数十人的研究室。开始，我们缺乏仪器设备，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研制了一套近地面层风场、温度场的观测仪器，还研制成功了声雷达测温装置。我们原来对环境保护科学不懂或懂得很少，现在在这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我们在开门办科研中，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同时积累实践经验，使自己原来片面的、不完善的知识丰富、完善起来了。同志们说得好：“到生产第一线去，到工农兵当中去，处处是课堂，事事受教育，科研出成果，理论大提高。”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开门办科研“理论就压了”，“使人不敢搞理论”的谬论。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反对开门办科研的奇谈怪论，目的究竟何在呢？说穿了，就是打着“提高理论”的幌子，要把科研人员圈在高楼深院，使他们脱离工农兵，脱离实际，脱离劳动，成为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难看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叫嚷“提高理论”是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真。我们决心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坚定地沿着开门办科研的道路前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2版()专栏：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回击科技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坚持在科技战线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本报通讯员摄

第3版()专栏： 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 ——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 梁效 我国教育战线上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革命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深刻揭露了在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对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教育革命在凯歌声中正迎来又一个生气勃勃的春天。面对这样一派大好形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而克里姆林宫的一小撮叛徒则本能地感到恐惧。最近，苏修教育部的喉舌《教师报》就连载了一篇长文，叫做《中国学校的曲折道路》，对我国教育革命进行了无耻的诬蔑和恶毒的咒骂；苏修《苏维埃文化报》也就我国当前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发出了反华的叫嚣。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十九世纪欧洲封建王朝的复辟狂对当时革命的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辛辣地嘲笑这帮反动小丑说，他们诅咒革命、鼓吹复辟的谬论尽管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却不过“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今天，苏修这类反革命谰言，只能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前教育战线这场大辩论的深远意义，更加坚定我们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一 苏修《教师报》无限惋惜和愤愤不平地说，在中国解放后所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不幸被教育革命“一笔勾销”了。因此，他们气急败坏地要为它扬幡招魂。 苏修妄想在我们这里恢复的那个“教育体系”，就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对这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应当怎样估价？我们的教育要不要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这正是我们教育战线上这场大辩论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先是实行“基本照旧”，把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保护下来，不准改革；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那一套，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封、资、修教育的大杂烩。那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地统治着学校，用“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等剥削阶级思想腐蚀毒害我们的青年一代，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阵地却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多么怵目惊心的事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充分表达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愿，也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作的历史的宣判。这样的教育制度，无产阶级当然要彻底摧毁它，岂止将它“一笔勾销”，而且要口诛笔伐，深入批判，不断地肃清它的流毒，决不允许它在中国复辟。这是我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苏修《教师报》攻击我们的教育革命造成“学生知识水平的急剧下降”，《苏维埃文化报》则诬蔑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没有教育的教学”。对这类谬论，我们并不感到陌生。苏修叛徒捡起老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破旗，不过是为了借口保护“智育”，来保护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那些千方百计要给我国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人，唱的也正是这个调子。但是，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超阶级的智育是根本没有的，对于智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来就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因此，我们和修正主义在“知识水平”问题上当然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修正主义者所不可能理解的。相反，他们所要培养的是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而在无产阶级看来，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才是最愚蠢的。 苏修在他们的“国民教育法立法原则”中声称：“苏联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他们说什么苏联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苏修鼓吹所谓“智育第一”，似乎在他们那个“发达社会主义”的“发达”的教育制度下，只要用功读书，谁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经指出，所谓“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资产阶级法权无限扩大，阶级和等级的鸿沟日益加深，劳动人民的子女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生活条件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上学和一切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竞争，而只能在竞争中被排挤、被压倒。苏联新资产阶级的子女可以通过聘请家庭教师、进各种补习班等等途径，而在入学考试中获取较高的分数，更不用说贿赂官员、雇人代考和购买假文凭来骗取学历之类的无耻行径了。据苏修报刊自己透露，对新西伯利亚青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在一百个出身于农业工作人员（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只有十人升了学。不仅如此，某些劳动人民子女即使上了大学，也往往因学习上遇到困难而被迫退学。仅以高尔基城为例，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中，就有四分之三以上被列为“低能学生”。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今天的学校已越来越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所垄断，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 鲁迅说得好，革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总是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我们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苏修就要为它哭丧喊冤，哀叹旧教育的灭亡，这是很自然的。苏修诋毁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是为了美化他们自己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维护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二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这一光辉思想，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针，是在教育战线检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教育界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极力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把它诬蔑为“政治冲击业务”。苏修《教师报》也拚命攻击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为了满足政治运动的需要”，“使学生脱离了系统的课程”。这些论调遥相呼应，如出一辙，都是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呵！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正如列宁所指出：“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成为反修防修的坚强阵地。为此，“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这就是说，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紧密结合，成为这一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在苏联曾经进行过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但是，革命的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大搞反攻倒算，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今天，苏联的教育制度在实质上已经同沙皇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所谓苏维埃的教育制度只剩下了一个外壳。在那里，“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修近年来吹吹打打搞了一阵所谓教育改革，不过是使苏修的教育更加赤裸裸地资产阶级化，更加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政治的需要。例如，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苏修叛徒集团叫嚷要利用教育“从思想上保证贯彻执行苏共纲领”，规定要在课堂上讲授苏修“二十四大文件”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等等；同时，出于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目的，苏联的学校充斥着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叫嚣。在他们的课堂上，老沙皇的忠实奴仆、野蛮的殖民主义强盗变成了苏联的“英雄”和历史的“功臣”；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公然宣称“兄弟”邻国的“村庄”，就是“我们村庄的一部分”，并把沙皇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描绘成“起了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苏修如此狂热地向青年一代灌输“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就是为了驱使苏联青年去充当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炮灰。试问，这样的法西斯教育，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政治，又是什么？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指示精辟地概括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任何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新的一代。苏修《教师报》回避这个要害，却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教学质量”、“系统的课程”等等，这只能暴露他们的虚伪和胆怯。实际上，在今日苏联，情况正是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统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渗透在它的一切教育活动中。工农的子女进了这样的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勃列日涅夫在苏修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上以一副投机商人的嘴脸，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在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正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定了他们“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使学校完全变成培养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千百万革命接班人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茁壮成长，必将使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苏修对这一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恶毒地诬蔑我们把知识青年“踢到农村”，使“青年们全部谋生计划破产”，“禁止”他们“继续学习和获得专业技能”，等等。 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苏修的谩骂，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恰恰相反，它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干得对，干得好，成绩很大。它说明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创举，影响所及，恰恰触到了苏修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痛处。 在今天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向广大青年宣扬的所谓“全部谋生计划”，无非是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一种挣钱多、干活少的职业，一个“甜蜜的”小家庭，一座小别墅，一辆小汽车。他们借此来腐蚀青年一代的思想，使他们沉溺于追求名利和生活享受，服服帖帖地接受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千百年来，无论中国和外国，都普遍实行着“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时至今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仍然是“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用苏修高教部长叶留金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苏联大专学校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体力劳动遭人轻视，工农群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九七三年四月，苏修一家杂志刊登过一份调查材料，其中透露：在莫斯科被询问的三千个高年级学生中，“只有三十人想成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在列宁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级学生想进技术学院或研究所”。在各种社会职业中，“学生们把钢铁工人列为第二十位，车工列为第三十九位，拖拉机手列为第五十一位，而木匠被排到第六十八位”。排在最前列的五种工作，全都属于脑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缺乏熟练工人，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成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 苏修的教育制度是为它的政治制度服务的，也必然受它的政治制度所制约。苏修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完全操纵在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正是通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使它的成员从高等学校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以便维护和加强它的反动统治。勃列日涅夫对此供认不讳地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道起首要作用”。据苏修另一头目透露，现在苏联所有的州委书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市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是持有大学文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苏修的教育制度也是和它的经济制度密切相联系的。今天，中国知识青年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地奔赴农村和边疆，苏联农村青年却象潮水一般大量流入城市，方向道路截然相反，反映着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就俄罗斯联邦来说，农村中学毕业生留乡劳动的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部分经济区还不到百分之十。而志愿留在农村劳动的青年，只有百分之一点九至二点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四点八，全都希望上大学，却又不愿上农业大学。农业劳动之受人鄙视，莫此为甚。勃列日涅夫当政十一年多来，农业搞得凄凄惨惨。列宁说：“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今日苏联，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整个农村陷于贫困和落后的深渊。农业越落后，农村青年越要涌向城市；农村青年越是大量外流，农业也就愈益落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难题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不可能解决的。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革命宣布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死刑。所以，苏修老爷们几乎用尽了一切恶毒语言来咒骂我们，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个现象说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同样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必须深入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认清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的共同的反动本质，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第3版()专栏： 蚌埠各中学普遍办起农村分校 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蚌埠市各中学，普遍在农村办分校，组织学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分校学习和劳动，以利教育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更好地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发展。 蚌埠市第九中学是全市最早创办农村分校的。九中党支部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上山下乡的思想教育，从小培养他们树立扎根农村的革命理想，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建立了农村分校，组织全校几十个班级的学生，分期分批地由学校领导、工宣队员、各科教师率领，到那里去边学习、边劳动，更好地接触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群众赞扬这种分校是转变学生思想的大课堂，是学生上山下乡的练兵场，又是改造教师世界观的大熔炉。中共蚌埠市委推广了九中的经验，在较短时间内已办起了八所农村分校。 蚌埠市一些中学的党组织在办农村分校的过程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阶级教育作为一门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分校开学后，普遍请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请社队干部讲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史，请下乡知识青年谈在农村锻炼成长的体会，积极组织学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为了适应普及大寨县的需要，这些分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第五中学分校学生学会了开拖拉机，在大忙季节学生独立驾驶着拖拉机为生产队服务，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第3版()专栏： 腾冲一中坚持开门办学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腾冲县第一中学坚持开门办学，实行多种形式教学，积极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回击右倾翻案风。 腾冲一中几年来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使学校越办越好。学校建立起两个农村分校，因陋就简建立了有七个车间的校办工厂，还同农村社队、工厂和其它单位挂钩，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腾冲一中坚持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改变了过去师生“三脱离”的状况。学生反映说：开门办学使我们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电工班两个女同学，经过在校办工厂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已经能给初三和高中一年级的同学讲课。讲电动机课时，她们把电动机拆开讲构造，讲原理，然后再装好，制造故障，再排除故障，讲得十分生动。在校办工厂里，学生们还经常开展一些技术革新活动。卫生班到城关医院进行开门办学，边上课边实习，在医务人员的支持下，很快掌握了治疗一般常见病的基本知识。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语文班的同学到农村、工厂和商店进行社会调查，进一步加深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腾冲一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始终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学校经常请老工人、老贫农、老革命干部和先进知识青年来校作报告，对广大师生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帮助他们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同时，开门办学也为农业学大寨作出了贡献。几年来，校办工厂先后为十五个人民公社修理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碾米机、电动机、变压器等许多农业机具。校办农场进行各种农业科学实验，推动了周围社队的科学种田。

第3版()专栏： 车桥农中积极培养新农民 据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省淮安县车桥农业中学，坚持面向农村、服务农业的正确方向，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车桥农业中学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学校经常请老贫农、老干部作忆苦思甜报告，讲革命斗争史；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经常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 几年来车桥农业中学在保证学生学完必要文化课的基础上，增添了紧密结合农村需要的农机、兽医、作物栽培等专业课程。对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课，既注意讲清基本原理，又着重围绕农村实际进行教学。数学课着重讲农机安装、使用中的数学；物理课着重讲农机使用中的机械力学和电学；化学课着重讲柴油和农药使用中的化学。 车桥农业中学在教学中还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到生产队去检查、修理农业机械，为牲畜防病治病。每年两季大忙前夕，学校都要组织师生分头到县内各拖拉机站和生产队现场实习。几年来，先后为社队修好了三百多台农业机械。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直接支援了农业生产。贫下中农称赞说：“农中出来的学生，有觉悟、有文化，能工能农，能文能武，我们养得起，用得着。车桥农中办得好！”

第4版()专栏：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贫下中农管理商业越管越好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又有了新的发展。现在全国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基层供销社实行了贫下中农管理。他们管理农村商业以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积极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调查报告，受到广大贫下中农和商业职工的热烈欢迎。在这以后，不少地方学习和推广安家堡的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许多地方党委进一步把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工作提高到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领导，积极加以推广。各地贫管组织通过学习，也进一步明确了贫下中农管理商业主要是管路线，管方向，而不是单纯管业务，从而使贫管商业的工作又前进了一步，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现在各省（区）、市的绝大部分公社都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商业委员会，大队建立了贫管商业小组，生产队推选了贫管商业的代表。他们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定期检查供销社的工作，组织群众评议，帮助和监督供销社领导班子把思想政治路线搞端正，协助供销社党组织对职工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参与制订供销社支援农业的规划和购销计划，积极促进农村商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 基层供销社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阵地。各地的实践证明，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许多社队都在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如果商业部门不紧紧跟上，农村商业的经营方向不对头，就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路，直接影响到农村社队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贫下中农参加了农村商业的管理工作以后，对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起了积极作用。广东省台山县斗山供销社的贫管工作被贫下中农称赞为“一盏红灯两面照”。贫管商业组织在党委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既管农村商业，也帮助社队管好农业的方向道路。斗山供销社一度为了收购药材，片面地宣传种药材花工少，赚钱多，结果有个生产队把十八亩水稻改种了中药材，造成了粮食减产。贫管商业委员会发现以后，就和供销社职工一起学习，帮助他们端正经营方向。 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有利于促进商业部门更好地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各地贫管商业的代表经常和职工一起批判单纯商业观点和“利润挂帅”，用党的基本路线统帅支农工作，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巩固壮大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和灵山县的商业部门，在贫管商业组织的帮助下，根据党委的规划，协助社队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制造土化肥和土农药，促使这两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多种经营迅速发展。陕西省渭南县的商业部门职工，通过学习，克服了“你学你的大寨，我做我的买卖”的单纯商业观点，明确了商业工作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自觉地把各项工作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各地贫管代表经常和职工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大批判，并且定期评议供销社的工作，反映群众的意见，促进商业职工的思想革命化。河北省万全县的许多商业职工和贫管代表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贫管代表还经常和商业职工一起忆苦思甜，讲家史、村史、社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山西省昔阳县的商业职工，在贫管代表的帮助下，更好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断改造世界观，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做到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在建设大寨县中商业部门变后勤为先行。 各地的实践证明，要搞好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现在全国涌现出不少贫管商业的先进单位，他们的经验都说明，党委重视了，加强了领导，贫管商业才能发挥作用，才能搞好。

第4版()专栏： 打好春耕这一仗　回击右倾翻案风 常德、商丘地区和海南岛广大农村干部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决心夺取第五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农业生产的丰收 据新华社长沙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湖南省常德地区广大干部、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掀起备耕、春耕生产热潮。到目前，全地区以积肥、造肥为中心的备耕活动，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积造肥料总量较去年同期增多近四倍，其他各项备耕工作也搞得扎扎实实。 常德地区是湖南省粮食、棉花的重要产区之一。今年以来，常德地区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认真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和元旦社论，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广大干部、社员回顾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史，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只有这样，才能纲举目张，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春耕生产胜利前进，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常德地区地、县、社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大批机关干部，在当前备耕、春耕活动中，深入基层，深入春耕生产第一线，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领导群众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 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安乡县，去冬农田基本建设动手早，干得好，在转入备耕、春耕生产时，安乡县委十名常委带领一批干部，深入较为后进的社、队，同基层干部、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查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查资本主义倾向，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提高了干部、社员的阶级斗争觉悟，使备耕、春耕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这个县还组织县级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三万多人，把城镇肥料运送下乡。常德县委最近也组织上千名干部到后进队蹲点调查，帮助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推动全县备耕、春耕活动迅速开展。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表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遵照毛主席关于“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的教导，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夺取第五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农业生产的丰收。 据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河南商丘地区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促使春耕准备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去冬以来，全区投入农田基本建设和备耕的劳力达一百三十多万人，共兴修水利工程四千多处，完成土方工程五千七百多万方，相当于上一个冬春完成的工程量的四倍，新增加灌溉面积八十多万亩，改造低产地二十九万亩，平整土地二百四十多万亩，积肥一千多万车。目前，全区冬小麦田间管理也在加紧进行，到处都是一派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景象。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后，中共商丘地委及时领导各县、社党委开门整风，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对照大寨、昔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县、社党委开门整风结束后，全区有八千多名干部深入基层，向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革命、促备耕。睢县以大寨为榜样，学习大寨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经验，层层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树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多作贡献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实现井灌河灌双配套，夺取今年农业更大丰收，他们奋战一冬，新开挖大小渠道一千四百多条，保证了麦田的适时灌溉。 据新华社广州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海南岛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决心用搞好春耕生产的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目前，全岛农村到处都呈现着热气腾腾的景象，早稻插秧计划已经完成过半。 海南行政区各级党组织在组织春耕生产中认真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总结几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他们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积极开展备耕、春耕工作。万宁县委通过认真总结本县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以纲带目，才能把生产搞上去。他们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且对一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基层干部和社员，耐心进行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人心齐，干劲大。全县集中劳动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备耕、春耕工作。到目前，全县已经完成农田基本建设土石方四百多万方，整治好农田八万亩，而且为春播积了更多更好的肥料。全县早稻插秧任务已在雨水前后基本完成。儋县县委在领导备耕、春耕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紧密联系斗争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做好后进社队的革命转化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备耕、春耕生产。 在去冬农田基本建设和今年备耕、春耕工作中，海南行政区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各县县委普遍进行了整风，改进了领导作风。开春以后，海南区党委和各县县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两首词和元旦社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英雄气概，抗严寒，战冷雨，大干春耕生产。目前，海南岛上正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广大干部和群众干劲十足，乘胜前进，力争适时完成春耕生产的各项任务。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马里政府贸易代表团离京回国 由马里财贸部技术顾问乌马尔·库里巴利率领的马里政府贸易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二十六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回国。 日本京都府民友好之翼访华团回国 以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京都府本部副会长依田义贤为团长的日本京都府民友好之翼访华团，在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之后，二十六日下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新华社）

第4版()专栏： 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椰林公社社员，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元旦社论精神鼓舞下，冒着春寒耕田、送肥、插秧。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苏联向非洲扩张戳穿了“缓和”大骗局 扎报怒斥苏联企图把安哥拉变成它统治非洲的桥头堡 英议员在下院辩论时谴责苏联及其雇佣军干涉安哥拉 新华社金沙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扎伊尔《埃利马报》二月二十五日发表评论，严厉谴责苏联这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安哥拉犯下的侵略罪行。 评论指出，苏联在安哥拉的侵略和暴行将唤起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各国人民的觉醒。 评论驳斥了苏联鼓吹的“和平共处”和“缓和”的陈词滥调。评论说，这简直是令人愤慨的恶毒、虚伪和无耻。因为，在安哥拉曾经有两条彼此相反的道路：一条是战争，另一条是民族和解。如果苏联今天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共处，那么为什么在一国人民内部却不能实行这种共处呢？评论接着指出，苏联人鼓吹安哥拉的战争，给黑非洲造成了恐怖和无数的受害者。苏联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历史上第一次引进了导弹、米格式飞机和其他先进武器。 评论揭露和谴责苏联用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对安哥拉人民进行屠杀。评论指出，苏联对安哥拉这块土地表现出侵略性和贪婪，其目的是要把安哥拉变成它统治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桥头堡。 评论在谈到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国内实行的经济政策不断失败后指出，勃列日涅夫集团鼓吹“东西方合作”，这种政策“把苏联在投资和技术方面的窘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英国一些议员二十四日在下院辩论“东西方关系”时，纷纷发言强烈谴责苏联干涉安哥拉。 保守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莫德林在辩论开始时说，自从欧安会结束以来，苏联的所作所为是令人失望的。“政治侵略继续进行，苏联的军备继续加强。”他指出，一支庞大的、得到苏联的政治和后勤支持的、由被雇佣的正规士兵组成的部队出现在安哥拉，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决不能认为这同缓和精神是一致的。” 莫德林表示欢迎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外长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声明中所表现的一致精神，这项声明要求迅速结束所有外国对安哥拉的干涉。莫德林强调，必须把俄国人从安哥拉赶出去。 其他一些保守党议员也谴责了苏联的侵略政策。朱利安·艾默里说，如果不对苏联帝国主义进行有效的遏制，就不可能有缓和。安东尼·克肖说，必须制止苏联利用他们的优势向非洲其他地区推进。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罗伊·哈特斯利在辩论中也说，“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苏联在安哥拉的行为是否符合赫尔辛基（欧安会）宣言的精神。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不符合。”他说，“我今天希望，在安哥拉发生的事将成为对西欧和非洲各国的一个最严重的警告。非洲必须认识到，在他们的大陆上有些独立国家现在正面对着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这一帝国主义也许会用解放和自决的口号把自己装扮起来，但事实上它所追求的是一些很不相同的东西。” 据新华社内罗毕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肯尼亚外交部长穆尼瓦·韦亚基二月二十五日在内罗毕说：“肯尼亚反对外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希望这个地区成为一个没有超级大国争夺的和平区。” 他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和平和自由中生活并且有权为它的国家人民的利益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利把它的意愿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任何人也不应该去征服他人。” 在谈到南部非洲时，肯尼亚外长表示肯尼亚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他说：“过去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曾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今后我们在这方面的支持决不会动摇”。

第5版()专栏： 泰国报纸指出必须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东南亚反对苏修渗透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 伊拉克外长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曼谷消息：泰国《中华日报》二月二十四日指出，东南亚地区存在着“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现实危险。因此，东南亚国家应当加强团结合作，反对苏修的渗透和扩张。 这家报纸报道说：“去年以来东南亚局势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势力逐渐消退，而苏联则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东南亚渗透，并派遣特务。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实力已大大加强，并正在印度洋寻找基地。这使得东南亚地区国家深感不安。” 报道说：“去年，东南亚国家的人民进一步识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竭力向亚洲，特别是向东南亚地区渗透和扩张，妄图填补‘真空’的阴谋活动。他们从反霸权主义斗争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必须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东南亚一些国家曾多次宣布要使东南亚成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地区’。泰国总理克立·巴莫指出，苏联是争夺霸权的另一超级大国，我们已要求美国人撤出这些（泰国的）军事基地，但是我们无意让俄国人来填补‘真空’，而是由我们自己来填补。” 报道说：“苏联不仅自己出马向东南亚国家兜售它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利用潜伏在各国的代理人从各国内部搞颠覆活动。”报道指出，东南亚国家对苏联竭力兜售“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阴谋活动，不断地进行了斗争。泰国外长差提猜·春哈旺就曾严正表示：“不论什么‘体系’，泰国都完全不需要。” 报道指出，东南亚国家“要求加强团结，实现中立化，防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渗透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东南亚国家联盟为实现本地区中立化以及在加强区域性合作方面，正在不断作出努力”。 另一家泰国报纸《联合晚报》在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苏联正竭力破坏东南亚国家联盟谋求本地区中立化的计划，这使东南亚各国人民更加提高了警惕。 文章说，克里姆林宫没有放弃将东南亚划入它的势力范围的野心。它把到处遭到唾弃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立化原则相提并论，企图把东南亚国家拉进它的圈套。 文章呼吁东南亚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以杜绝超级大国进行分化的可乘之机。 新华社巴格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伊拉克外交部长萨敦·哈马迪二月二十四日向伊拉克通讯社发表谈话指出：国际经济关系同发展中的不结盟国家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通过平等的机会为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使自己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他说：“不结盟运动是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挑战的最好的回答。” 他说，在存在落后、压迫、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剥削和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和平与进步。 哈马迪外长是在动身访问一些亚洲国家时发表这一谈话的。

第5版()专栏： 阿根廷前海军司令发表文章强调 必须用实际行动制止苏联扩张威胁 委内瑞拉代表说一个国家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阿根廷前海军司令卡洛斯·阿尔瓦雷斯最近在阿根廷《民族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对南大西洋地区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危险”。 阿尔瓦雷斯指出：“克里姆林宫有着一个统治世界的众所周知的未来目标”；安哥拉“将被用来作为在（非洲）大陆继续渗透的跳板，而且，它的海上地位将被充分地加以利用”。 阿尔瓦雷斯呼吁警惕“苏联在我们海岸对面设置的海军力量的阴影”。他指出，俄国“正力争成为头号海上强国”。“它的灰色舰只今天正在全世界海洋游弋”。 阿尔瓦雷斯指出必须用行动来对付苏联的扩张行动对阿根廷构成的威胁。他说：“这一回威胁已经直接迫近了”；“只有在采取行动的坚强意志的基础上对问题有个明确的理解”，“才能阻止并有可能扭转我国海上形势的这种令人不安的变化”。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主席、委内瑞拉代表何塞·马丽亚·马钦二月二十四日说，今天，一个国家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损害别的国家。 马钦在美洲国家组织招待美国各州州长的宴会上说：关于人民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经济一体化、为发展而进行合作等问题上的观念，在我们的时代具有明确的重要意义。“今天，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损害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 他还说：“现实是，在我们大陆存在着情况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有着——对这一点不应掩饰——通常是不同的、经常是相对立的利益。”

第5版()专栏：金沙萨通讯 迪洛洛——苏联侵略罪行的见证 扎伊尔的迪洛洛市是位于扎伊尔—安哥拉国境线上一座很小的城市。它由于最近遭到在安哥拉的苏联侵略者雇佣军的野蛮袭击，已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地方了。 最近，记者访问了迪洛洛市，目击了侵略者侵犯扎伊尔边境的罪证。 地处扎伊尔著名的沙巴铜矿区西端的迪洛洛市，是扎伊尔南沙巴铁路和安哥拉本格拉铁路的汇合处。沙巴矿区的大部分产品，特别是铜矿砂和全部锰矿砂，都要通过这里运往安哥拉在大西洋沿岸的洛比托港出口。沙巴地区通过洛比托进口的石油、采矿设备和各种商品，也要经过这里。每年经过迪洛洛转运的货物达八十万吨左右，占扎伊尔进出口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与扎伊尔沙巴铜带相连的赞比亚，也要通过迪洛洛—洛比托出口它的百分之六十的铜。 由于过境运输频繁和边境贸易比较发达，迪洛洛向来是一个热闹的城市。但在遭到侵略者袭击后，这里却显得十分冷清。全城的商店都关了门，居民们已经疏散到乡下，街上很少看到行人。 一月十五日，在迪洛洛市遭受轰击之后的第五天，蒙博托总统来到这里视察。迪洛洛地区专员肖昂·尚对记者说，蒙博托总统视察后，迪洛洛市比较平静了一些，没有发生新的挑衅事件。但是，居民们的安全仍然受到威胁。因为，苏联侵略者及其雇佣军在控制边界河流的高地上修筑了工事，并把大炮瞄准着迪洛洛市。 从迪洛洛市中心到边境河流，苏联侵略者一月十日炮击的痕迹比比皆是。扎伊尔国家铁路公司的地方机构、医院以及一些建筑物遭到炮击，受到了重大破坏。落在地区专员院子里的炮弹炸碎了窗户的玻璃。通向边境河流方向的公路上到处都是弹坑，位于公路桥附近的海关办事处也遭到袭击，围墙被炸塌。 记者在扎伊尔军官陪同下，曾到边界河流边上的卢奥看了一下。那里铁路和公路桥梁全部被炸毁了。铁路桥的钢制主梁一半横落在湍急的河水中。钢筋混凝土的公路桥大部分被炸成碎块，桥梁的残骸散落在周围一百多米的地面上。 一位扎伊尔军官对记者说，破坏这些两个国家共有的桥梁完全是预谋的行动。在袭击迪洛洛市的前几天，一股雇佣军从对岸鬼鬼祟祟地来到国境线上，在桥的中央放置了炸药。正当他们准备点燃炸药导火索的时候，扎伊尔军队赶到现场向他们严正指出：这两座桥梁是扎伊尔和安哥拉两国的共同财产，任何一方都不能任意炸毁它。但是，他们竟置若罔闻。后来，扎伊尔方面又向他们提出警告：如果两座桥梁的扎方部分被炸，那将成为宣战的理由，扎伊尔武装部队将进行自卫反击。这些雇佣军被迫把炸药移到桥梁的另一端，并且在当天傍晚进行了爆炸。他们炸毁了公路桥还不甘心，在第二天凌晨四时，又丧心病狂地炸毁了铁路桥。 苏联侵略者及其雇佣军在犯下了这些罪行之后仍不罢休。一月十日，也就是关于安哥拉局势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特别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开幕的那一天，他们又对迪洛洛进行了炮击，企图以此对坚决主张安哥拉民族团结、反对外国干涉安哥拉的扎伊尔施加压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扎伊尔武装力量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 在扎伊尔武装部队军区司令部，军区司令向记者展示了一枚苏制一百二十二毫米火箭。一位参谋气愤地说：“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多么阴险！当安哥拉爱国者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作战时，它很少给什么，但现在却输送这样的重型武器来屠杀黑人、安哥拉人和扎伊尔人。” 现在，有五百名全部由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古巴士兵驻扎在迪洛洛对面的安哥拉的特谢拉德索萨市。另一些古巴士兵驻扎在该城以北和以南的四、五百公里长的安哥拉国境线上，并且挖掘了战壕。这些军队离扎伊尔锰矿中心基森盖只有五十公里，离扎伊尔的铜都科尔韦齐只有二百公里，因此构成了对整个沙巴矿区的严重威胁。 在安哥拉东北部恩里克德卡瓦略，盘据着六千名冲伯宪兵。他们是在一九六二年冲伯傀儡集团在加丹加省（现名沙巴）搞分裂失败后逃亡来的。十年来，这帮宪兵一直伙同葡萄牙殖民军镇压安哥拉爱国武装力量。现在，苏联侵略者又把他们武装起来，作为干涉安哥拉和袭击扎伊尔的工具。苏联侵略者袭击扎伊尔边境城市迪洛洛就是在这批前加丹加宪兵的协助下进行的。苏联取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同非洲最可耻的雇佣军——前加丹加宪兵——勾结在一起，充分暴露了它的新殖民主义的面目。 记者在离开迪洛洛后，还访问了沙巴地区的其他矿业城市。整个沙巴地区虽然由于苏联雇佣军破坏了边境铁路，使运输中断，供应十分困难，但是军民同仇敌忾，面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警惕地捍卫着祖国的安全。 记者访问过的扎伊尔军队和民政负责人以及一般居民，都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安哥拉和扎伊尔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说，这只能表明苏联是莫斯科牌号的新殖民主义者，比老殖民主义者更加凶恶。他们强调指出，决不能让莫斯科的阴谋得逞，全体扎伊尔军民有信心、有决心粉碎苏联侵略者的任何挑衅。 新华社记者

第5版()专栏： 缓和同拉美关系　防止苏联争霸安哥拉事件重演 基辛格访问拉丁美洲六国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结束了对拉丁美洲六国的访问，已于二月二十四日返回华盛顿。 从二月十六日到二十四日，基辛格访问了委内瑞拉、秘鲁、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在哥斯达黎加访问期间，他还分别同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外交部长进行了会谈。 一个时期以来，拉美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不断高涨。拉美国家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美国向拉美国家转嫁经济危机、通过跨国公司掠夺拉美财富等作法，遭到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据西方报刊指出，基辛格到拉美访问正是企图缓和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从而“改善”双方的关系。 访问期间，基辛格同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就一些地区性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其中包括美国贸易法给拉美造成的危害、跨国公司的活动以及巴拿马要求收复运河区主权等问题。基辛格提出了“改善”美国和拉美关系的六点计划，表示要“援助”一些拉美国家，“支持”诸如拉美经济体系这样的地区性机构，并表示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解决争端。 据报道，尽管美国方面作出一些允诺，但是美国和拉美之间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墨西哥一家报纸指出，如果美国方面不研究美国和拉美关系恶化的真正原因，那么，这次访问“到头来可能是完全徒劳的甚至适得其反的”。在访问巴西期间，美国和巴西签订了一项双方外交部长每年举行两次磋商的协定。但是，美联社指出，巴西同美国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协定签订后，双方“都不认为会迅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基辛格曾多次推迟他对拉美的访问。最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加紧了它对拉美地区的渗透活动。苏联从拉美派遣雇佣军入侵安哥拉的行径，激起了拉美国家的极大疑虑和不安，遭到拉美人民的强烈谴责。基辛格二月二十四日在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杜维尔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美国将不能容忍对里约热内卢条约中关于不得干涉本半球这一神圣原则的挑战。”西方通讯社指出，这是在苏联利用雇佣军对安哥拉实行武装干涉之后美国对苏联的一个示意，表明它不愿意安哥拉事件在拉美重演。 拉美国家和人民对两个超级大国在拉美争霸已越来越有认识；通过苏联武装干涉安哥拉，他们进一步认识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在基辛格访问期间，一些拉美国家领导人明确表示了他们反对一切霸权主义的立场，决心维护本国的主权利益。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二月十七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行使干涉别国事务的权利或者提倡这种权利的行为，应该始终保持警惕。”他说：“委内瑞拉一贯抗议这类干涉，不管是来自何方。就象我们曾大声疾呼地抗议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我们也曾斥责美国军队过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采取的行动。”秘鲁外交部长德拉弗洛尔二月十八日在一次宴会上指出，美国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完全根据追随或依附于美国利益的程度来判断一个国家，秘鲁必须“拒绝大国中心的那种固有的压迫性的至上权力”。

第6版()专栏：国际短评 一个缩影 苏修统治集团为了给“二十五大”敲响开场锣鼓，最近拚命开动宣传机器大吹大擂几年来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巨大成就”。他们还大肆宣扬说什么各加盟共和国党代会对第九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总结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真象是煞有介事。 但是，大煞风景的是，苏修的有些地方报纸却不那么合拍，不是报喜是报忧。例如，《苏维埃吉尔吉斯报》今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吉尔吉斯党第一书记在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就很使克里姆林宫的头子败兴。 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这位第一把手在他的报告中描绘了这个地区一幅百孔千疮的暗淡图景： 工业：“每年平均有五分之一的企业没有完成劳动生产率增长任务”；“每年有十分之一的企业不能完成销售计划”；“一系列部门没有完成新设备投产、生产单位的改建及技术改装和工艺过程的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提高的任务”；“我们的工业产品中只有百分之三获得优质标记”，“产品质量低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很大损失”…… 农业：“没有充分完成粮食、肉类及牛奶生产的五年计划任务”，“我们生产的蔬菜和土豆还不多，产品质量低”；“一系列州和区不仅没有完成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连国民经济的采购计划也没有完成”…… 人民生活福利：“生活服务方面的五年计划任务没有完成”；“住房建设落后，质量低劣”，“劳动人民的许多需求仍远未得到充分满足”…… 在他的这个报告中，类似这样给苏修二十五大泄气的话还有许多。吉尔吉斯的现状，不正是苏修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的一个缩影吗？ 勃列日涅夫集团也许可以争辩说，吉尔吉斯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以点概全”。但是，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情况难道就大不一样吗？尽管苏修报刊关于各个共和国党代会的报道竭力粉饰太平，但是，在字里行间还是无可奈何地透露出各共和国许多工业部门计划普遍完成得不好，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不少高级官员被撤职等一些真情。吉尔吉斯的第一书记只不过多讲了几句实话罢了。正如人们常说的，从一斑可以见到全豹。人们从吉尔吉斯看苏修全国，谁曰不宜？

第6版()专栏： 苏修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加强民族压迫剥削 吉尔吉斯共和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莫斯科消息：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在国内极力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吉尔吉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苏联《苏维埃吉尔吉斯报》今年一月十七日刊载的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的一个报告所透露的大量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报告谈到吉尔吉斯农业状况时承认：“共和国没有充分完成粮食、肉类及牛奶生产的五年计划任务。我们生产的蔬菜和土豆还不多，产品质量低。”“一系列州和区不仅没有完成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连国民经济的采购计划也没有完成。欠国家债的有：奥希州少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伊塞克库尔州——肉，克明斯基区——肉、牛奶和羊毛，加里宁区——谷物和土豆，阿拉麦金区——瓜田作物。”有不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低得说不过去”。 报告透露，共和国的农畜产品收购计划完成情况也很不妙，“没有完成向国家交售牲畜和禽类任务的有一百六十七个农庄农场，牛奶——一百二十二个，羊毛——一百一十六个，粮食——一百零二个，土豆——六十四个，甜菜——八个，蔬菜——五十一个。它们少交了大量的农畜产品。” 农田水利事业一片混乱。报告承认：“在我们这里，许多与合理利用土地与水利资源有关的重要问题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例如，从灌溉获得的水分中有一半以上渗走了。约有百分之四十的灌溉网是在没有（相应的）水利设施的情况下使用的，而需要进行土壤改良的土地有一半以上没有完全可靠的排水网。” 吉尔吉斯工业生产情况也很糟。报告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我们没有完成电动机、煤气灶、组装混凝土板、棉织品和毛织品、鞋及其他产品的增产任务。”“每年有十分之一的企业不能完成销售计划。它们少提供了一亿多卢布的工业产品。在地方工业部、建筑部、农村建设部、汽车运输和公路部、水利部和吉尔吉斯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这类企业特别多。” 报告接着指出：“工业建筑材料部、地方工业部和建筑部以及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的许多企业都因废品造成了巨大损失。”“产品质量低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很大损失。”“仅在最近两年中，销售总数中因质量差而被剔出的产品就值五百八十万卢布。吉尔吉斯电动机厂和商业机器制造厂、伏龙芝制鞋联合公司及食品工业、肉品和奶品工业与地方工业的一系列企业收到的这类赔偿要求特别多。”报告说：“难道可以认为我们的工业产品中只有百分之三获得优质标记是正常现象吗？轻工业部和肉品与奶品工业部企业生产的优质产品的比例更小，只有百分之零点六至零点四。” 报告在谈到建筑部门存在的问题时说，“建筑部和农村建设部的状况尤其不佳：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局年年不能完成计划。仅这两个部五年中没有完成的包工量就达一亿卢布左右。”“建筑单位工作的低质量、经营不善和浪费，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过去五年中，仅国营承包单位造成的非生产性消耗就达一千五百万卢布以上。” 勃列日涅夫集团一再表白它如何“关心人民福利”。但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所谓“人民福利”不过是骗人的空话。报告不得不承认：在吉尔吉斯“劳动人民的许多需求仍远未得到充分满足。住房建设落后，质量低劣。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很少关心服务设施，特别是农村居民点的服务设施。”“生活服务方面的五年计划任务没有完成。” 勃列日涅夫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和加强民族压迫的路线使吉尔吉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报告透露，苏修当局在建筑业推行的加强剥削工人的新花招——“兹洛宾方法”，在吉尔吉斯受到了人民群众抵制，结果，按“兹洛宾方法”工作的八十四个施工队中，“只有八个队去年达到了规定指标”。劳动人民还以旷工、怠工等方式来反抗。报告哀叹，“地方工业及轻工业企业由旷工、停工及经厂方允许的没理由休假造成的工时浪费是大量的。”“仅共和国的建筑单位，过去五年中旷工数就达三十二万五千劳动日以上。”“许多企业、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仍很普遍。” 报告一方面宣扬“消灭了民族关系中的任何对抗性矛盾的客观前提”，一方面又大肆攻击所谓的“民族主义残余”、“地方主义”、“民族自负”等等，叫嚷要加紧“同这些现象作斗争”。面对经济情况的恶化，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勃列日涅夫集团惯于采用的做法是：大量撤换经济部门干部，让他们做替罪羊；加紧清洗对非俄罗斯民族镇压不力的干部。报告承认：“过去五年，仅由吉尔吉斯党中央直接掌握的领导人名单中就撤换了一千一百八十四人。”

第6版()专栏： 铁托总统听取武装部队建设工作汇报 南外长揭露帝国主义势力干涉别国内政加剧紧张局势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铁托二月二十五日在库帕里接见了联邦国防部长尼·留比契奇大将和其他高级军官，并听取了尼·留比契奇等有关南斯拉夫武装部队建设以及有关全民防御理论建设等问题的汇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　据南斯拉夫《政治报》报道，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最近在对克罗地亚共和国政治积极分子会议讲话时指出：“今天国际局势并没有出现使国际关系得以和平地、稳定地发展的情况。”相反，在国际关系的进程中出现许多矛盾和对抗的情况，“近几年来一直在持续不断，而且看来，现在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加强”。 米尼奇外长说：“帝国主义势力、新殖民主义势力和其他反动势力以及某些国家对某些独立国家、首先是不结盟国家施加外部压力，干涉内政，使之不稳定，这是许多地方保持紧张局势并加剧的根源。” 他指出：“军备竞赛还在继续。军事预算在增长。向许多国家出售武器成了巨大的有利可图的行业。” 米尼奇说，“近东危机、塞浦路斯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安哥拉和西属撒哈拉。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迫切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米尼奇外长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外关系中，遵循互相尊重平等、独立和主权、国际地位和内部制度的特殊性和双方利益等原则，并在双边基础上继续调整同邻国的关系。 米尼奇在谈到南斯拉夫同外国的经济关系问题时说，南斯拉夫同许多国家正在发展正常的交往，“我们尤其做出了很大努力以便更正常地发展同欧洲九国经济共同体的关系”，“还继续做出努力同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和其它方面的合作”。

第6版()专栏： 苏修利用“经互会”转嫁经济困难引起不满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抵制新沙皇控制掠夺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讯新华社记者报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近年来加紧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和掠夺，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一系列严重困难，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和抵制。 从去年年初起，苏联大幅度提高了卖给“经互会”成员国工业原料和燃料的价格。在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原料和燃料中，从苏联进口的石油占百分之九十五，天然气占百分之九十九，铁砂占百分之八十七，有色金属占百分之六十六。苏联把卖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石油价格提高了一点三倍，其中的一部分提高了一点五倍，天然气、铁砂等其它燃料、原料也都大幅度涨价。这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遭受重大的损失。据估计，仅石油一项，去年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就得多付给苏联三亿多卢布。 苏联在大幅度提价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压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供应量。如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苏联卖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石油、天然气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从今年起开始的五年计划中则减少到百分之三左右。由于原料、燃料供应得不到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从今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迟迟定不下来。由于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的一篇文章说，捷苏“在燃料和原料方面的合作越来越艰巨”，“原料方面合作”还由于苏联要捷方保证提供机器设备而发生“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开始重视开采和利用本国蕴藏量相当丰富的煤炭资源。 捷克斯洛伐克在去年曾提出：“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煤炭基地。”去年十一月，捷克斯洛伐克又提出要改变能源消耗结构，减少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强调煤要在保证动力消耗增长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九七五年的煤炭生产比一九七四年增长了百分之三点四，今年计划将比去年增长五百万吨。 苏联近年来还以停止或减少供应原料、燃料相要挟，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出劳力、出资金、出设备，在苏联境内修建工厂、开矿、敷设天然气管道。如在修建奥伦堡天然气管道工程中，苏联要捷克斯洛伐克承担修建五百六十多公里的管道和五座压气站。据估计，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六千人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干五年，有些设备和钢管还必须用外汇从西方进口。 此外，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西欧和赚取外汇，还要捷克斯洛伐克修建向西欧出口天然气的过境管道。修了一条还嫌不够，又要修建第二条。仅这一项工程，捷克斯洛伐克就得投资二百二十亿克朗，相当于它今年国民经济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六多。 捷克斯洛伐克舆论对此表示不满。报纸在谈到奥伦堡输气管道时一再强调，要捷克斯洛伐克修建的这段管道是“最困难的一段”，要完成这项工程“有很多操心事”。捷方一再声称：“我们没有劳动力、资金和外汇资金。”《红色权利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的一篇文章表明，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在编制内还缺三十万名职工。近年来它还一直从邻国进口劳动力。由于为苏联承担了大量基建任务和其它困难，捷克斯洛伐克上个五年计划的基建任务没有完成，去年又被迫砍掉二十四个基建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不愿再过多地承担苏联指派的名目繁多的劳役。 据外电报道，原来要捷克斯洛伐克修建的奥伦堡输气管道一段线路的工程已由苏联自己承担，捷方只负责修建五座压气站，原定计划派出五千人现在减少了一半。 另据报道，捷克斯洛伐克还退出了在苏联合建一个纸浆厂的工程。 捷克斯洛伐克近年来还同第三世界国家增加经济往来，从这些国家进口原料、燃料。据报道，近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同伊朗、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墨西哥等国签订了进口石油的协定。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邻为壑、转嫁困难的作法，正在日益激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更大不满和反抗。

第6版()专栏：国际杂文 糊不住的窟窿 林丁 在俄国历史上，叶卡德林娜二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沙皇。她不仅对外疯狂侵略扩张，对内残酷镇压人民，而且为人狡诈阴险，伪善无耻。尽管当时俄国广大农奴遭受重重压榨，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个女沙皇却写信给法国学者伏尔泰，大言不惭地吹嘘什么，在俄国没有一个农民当他想要吃鸡的时候是吃不到鸡的。 当年俄国老沙皇这套粉饰太平的骗人伎俩，今天已被莫斯科新沙皇继承下来。不同的只是，后辈比前辈的牛皮吹得更大，谎言编得更加堂皇而已。 尽管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鼓噪一时的假“共产主义”早已彻底破产，他们却仍在喋喋不休地鼓吹什么“在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苏联人的生活都更加丰富了”。苏修的官方机构和报刊则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公报、文章，列举大堆统计数字，拚命渲染苏联经济状况怎样美妙，人民生活又是如何改善。据说苏修统治集团由于“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福利”，苏联过去一年中不但生产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而且肉类、蛋类、奶类产品的产量也有“显著增长”。苏修《消息报》甚至信口开河地说：苏联“奶类总产量在世界上占第一位。” 可是，用虚假的数字和欺骗的言词罗织起来的宣传，又如何能掩盖得了苏联经济状况和苏联人民生活的真相呢？只有从苏联全国商店市场的货架上，从苏联城乡居民的餐桌上，人们才看得出被苏修吹得天花乱坠的这种所谓“繁荣”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这方面，某些西方记者的亲身见闻，给人们提供了一点生动的材料。比如，英国《每日邮报》驻苏记者不久前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他在“莫斯科食品市场”转了一圈之后发现：那里“没有莴苣、柠檬、小萝卜……没有羔羊肉、小牛肉、野味……没有葡萄、桃子、茄子……没有新鲜鱼……也没有调味品”。在货架空空、无可选择的情况下，他只好以“每磅两英镑”的高昂价格买了“一些老黄瓜”，而且以此为“很幸运”的了。 堂堂首都莫斯科尚且如此，苏联外省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西班牙《消息报》记者在苏联罗斯托夫城住了一年后写道：那里“一直买不到肉类，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使人痛苦”。而另一个美国《华盛顿邮报》驻苏记者在报道西伯利亚地区食品供应时则说，今天苏联“大多数人显然象多少世纪以来一样，是靠面包、土豆和他们小菜园里的少量产品来维持生命的”。 当然，在控制层层、封锁严密的苏联社会里，外国记者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他们是不可能深入了解苏联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的。但从他们关于市场供应的一鳞半爪的报道中，人们也不难看出，苏修官方大吹大擂的所谓“繁荣”究竟有几分价值了。 由于苏修统治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推行扩军备战政策，今天的苏联经济已经陷入了畸形发展、一团混乱、危机重重的状况之中。那里工业衰退、农业减产、商品奇缺、黑市猖獗、物价腾贵。一小撮官僚特权阶层占有和挥霍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广大城市劳动人民甚至连普通的面包，也因为粮食作物连年歉收，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现在，苏修当局只得一面向西方国家的粮仓到处敲门，大肆抢购谷物，一面要人民勒紧裤带，限制面包消费。这个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无法保证，它又怎么可能拿纸面上吹嘘的那些“肉类、奶类”来充塞人民的肚子呢？ 中国有句形容表里不一、以假掩真的古话，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数的事实充分说明，苏修统治集团为了推行“要大炮，不要牛油”的扩军备战政策，根本不顾苏联人民的疾苦。可是勃列日涅夫之流还是在整天价地喊叫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吹嘘什么“人民的消费迅速提高”。似乎他们那个复辟了的资本主义“没有危机”，要比老牌资本主义“优越”得多。说穿了，这不过是打肿了脸充胖子而已。谁都知道，农业歉收，粮食减产，食品紧张，是今天千疮百孔的苏联经济中显露出来的一个窟窿。尽管这些叶卡德林娜的徒子徒孙们怎样玩弄当年老沙皇的卑劣手法，开动宣传机器，伪造统计数字，散布花言巧语，人为地描绘出一幅丰衣足食、太平盛世的假象，来欺骗苏联人民和世人的耳目，然而，用廉价的纸张是糊不住人人可见的大窟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