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教育要革命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

第1版()专栏：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 ——大连工学院和红旗造船厂实行厂校结合办学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在厂校挂钩的基础上，实行厂校结合办学，这是大连工学院和大连红旗造船厂在教育革命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这种新的办学形式，进一步树立了无产阶级在学校教育中的优势，有利于对理工科大学的改造，使教育革命朝着毛主席指出的“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从厂校挂钩到厂校结合 厂校结合办学，是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大连工学院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照抄照搬外国的洋教条，学校成了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工具。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高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遵照《五·七指示》，于一九六九年走出校门，同红旗造船厂等工厂、农村社队实行挂钩，开门办学，使教育革命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走向社会办学的门虽然打开了，但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资产阶级“智育第一”那一套还时而干扰教育革命的方向。有的专业或班级以选择“典型产品”、“典型任务”为名，到各地去跑，把下工厂、工地单纯作为获取知识和验证理论的措施。红旗造船厂的工人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你们这样开门办学，是鸟儿出门‘打食’，飞一圈就回‘老窝’，还是搞资产阶级那个课堂、书本、教师‘三中心’！”工人的批评引起大连工学院和红旗造船厂党委的重视。他们在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领会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大连工学院党委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搞好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必须在教育革命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红旗造船厂党委也认识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不仅表现在学校，也表现在工厂。教育革命这副担子，学校要挑，工厂也要挑。要用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工厂和学校研究决定，把大连工学院造船系的船体专业放到红旗造船厂的船体车间去办。船体车间把船体专业作为自己的学校，船体专业把船体车间作为自己的五·七工厂、校外教学基地。厂校双方共同建立了有工人、干部、学员参加的相对稳定的三结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以工人为主体，百分之六十的成员是船体车间的干部和工人。整个教育计划，政治思想工作，教学内容和方法，都由三结合领导小组发动群众来讨论、决定、落实。这样一来，广大工人群众把教育当作重要任务，人人管，自觉管，一大批工人成为不脱产的工宣队员和兼职教师。教育真正置于工人阶级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之下。广大工人说：“这样办学好，想管管得了，有劲使得上。” 课　堂　大　教　师　多　教　材　新 厂校结合办学后，厂校双方坚决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充分利用课堂大、教师多、教材新的有利条件，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厂校结合办学中，厂校党委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员，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首位，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学员进厂后的第一课，是由车间党总支书记讲建厂七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史，老工人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工厂还给学员上“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课，讲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党、团员学员在厂期间，同工厂党、团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员同工人一起学习，参加工人理论小组的活动，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这样，使学员们亲眼看到工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表现，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厂校党委对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他们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三年的教学过程做了如下安排：第一年，参加一条船从放样、下料到合龙的建造全过程，结合学习船舶结构、造船工艺和有关基础理论知识；第二年，参加设计一条船的全过程，同时学习船舶原理、船舶设计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年，参加技术改造和科学研究工作，学习机械、电工等方面的课程，进行综合训练。用工人的话说，这三年是“先干一条船，再画一条船，最后搞技改”。三年中，学员有两年左右时间在工厂学习、实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船体专业共有三十多门课程，现在，逐步精简为十二门。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的选择，注意突出重点，学用一致，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教师讲课学生听，是几千年来旧的教育制度，在厂校结合办学中也开始改变。工人师傅讲实践经验，教师从理论方面加以分析，工农兵学员也讲参加生产实践的体会。大家互相补充，共同讨论，出现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厂校结合办学，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学到了真本事。文化大革命前，大连工学院造船系船体专业师生在黑板上“放样”，在教室里“造船”，六届毕业生只设计了半条船，更没有从头到尾地建造过一条船。文化大革命后的四届学员，不仅用自己的双手与工人一起建造了六条船，而且亲身参加了六条船的设计工作。其中，有几万吨的油轮，有货船、起重船，也有一百来吨的渔船。很多学员毕业后，马上就挑起了担子，发挥了作用。有的回厂三、四个月，就和工人一起，搞成两项技术革新，解决了厂里的生产关键问题，受到了广大工人交口称赞。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说什么工农兵学员“质量低”，开门办学 “不学文化”，完全是恶意的歪曲和诬蔑！ 可　喜　的　成　果 厂校结合办学，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它一出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大连工学院继船体专业之后，又有造船系船机专业、机械系的金相和铸工专业，分别同大连红旗造船厂的柴油机、热处理、铸造等车间实行厂校结合办学。现在全院二十一个工科专业全部与对口厂矿、工地结合，实行了这种新的办学体制。随着这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学院教育革命步步深入，有关厂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更加喜人。 厂校结合办学，有利于工农兵学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茁壮成长。文化大革命前，大连工学院培养了一万三千多名大学生，没有一个提出毕业后要当工人和农民的。今天，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工农兵学员，敢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革命行动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继女学员郑延军毕业回乡务农后，去年又有马万力、赵颖、王建华等十一名毕业生，奔赴西藏和农村。学员王建华，三年前，挑着井冈山贫下中农送的毛竹扁担来上大学；学习了三年，手捧院党委赠送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肩扛锄头和铁镐，又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井冈山去当农民。今昔对比，可以看到，在教育革命风雨中成长的工农兵学员，精神风貌是何等可贵。去年毕业的七百二十二名工农兵学员，同工农相结合，在教师指导下，承担并完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一百五十多个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项目，其中有十一项成果填补了我国工程技术领域的空白，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厂校结合办学以后，广大教师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在工人阶级的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刻苦改造世界观。很多教师不仅教好专业课，还认真做好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有的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结合实际，在教学工作中敢破敢立。一年多来，全院共编写新教材一百八十多种。 厂校结合办学，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更紧密结合，推动了工厂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红旗造船厂充分利用学校为工厂技术教育提供师资和教材的好条件，提出在本厂普及大学教育的规划，努力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去年，全厂二十三个车间、科室办起了工人业余大学，共设二十七个专业，有近两千人参加学习。他们注意培养工人兼职教师队伍，使他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产业工人直接参加教育革命实践，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打破了少数人对科学技术的垄断，使广大工人能在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工厂党委积极引导学员和教师把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作为教学、科研的重要内容，同工人群众一起攻关。去年，船体专业在大连红旗造船厂共完成二十二项科研和技改任务，利用学校实验室，为工厂进行了船舶造型、改型和船舶结构等十五项生产实验。 厂校结合办学所取得的成绩，对教育界那种“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第1版()专栏： 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武器 吉林省县县办起五·七大学 据新华社长春电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吉林省已经建立起五十六所县办五·七大学，为农村培养了大批人材。 吉林省的第一所县办五·七大学——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五·七大学是在五年前创建的。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出现，就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五年多来，这所大学越办越好，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吉林省委在这所学校召开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一年多来，全省各县都办起了五·七大学，实现了县县有五·七大学。各县县委积极支持五·七大学的成长，认真要求这些学校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学，并且切实帮助解决办学中的实际问题。很多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兼任五·七大学革委会主任，同时选派工人和贫下中农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加强对学校的政治领导。 这些县办五·七大学在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阶级敌人进行诬蔑，说“泥腿子”办不了大学；一些资产阶级世界观严重的人也攻击五·七大学是“四不象”。在这些奇谈怪论面前，这些学校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武器，依靠贫下中农，围绕这些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开展大辩论，批判了各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谬论，坚定了办好五·七大学的决心。 这些五·七大学根据各县的具体情况，开办了农业技术、农村电气、农业机械、会计、赤脚医生、赤脚兽医、耕读教师、学习辅导员、农田水利等专业。学制长短结合，学习时间长的三年，短的三个月或半年。学员从有实践经验的农民中招收，实行社来社去。参加学习的多数是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也有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仍回到生产第一线去。以后遇有新的经验需要总结，或有新的课题需要研究，还可以回到学校重新学习提高。 这些县办五·七大学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向学员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五·七大学，五年来一直坚持对学员进行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学员入学第一堂课是阶级斗争教育课，开的第一次会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会，吃的第一顿饭是忆苦饭。永吉县五·七大学每当学员入学，都要开展上了大学还要不要当农民和怎样当好新型农民的讨论，使学员破除“读书做官”思想，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各县五·七大学认真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把教学和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实行开门办学。许多学校都根据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需要来培养人才。课程的安排，也根据农时季节，农闲集中学，农忙分散学。各县五·七大学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开门办学形式，着重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延吉县黎明五·七大学按照实践——认识——实践这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组织教学，教学过程就是参加实践的过程，也是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过程。 各县五·七大学都学习大寨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勤俭办学。许多学校都是先招生，后建校。师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校舍，办起了工厂、农场、畜牧场、药场。现在全省办五·七大学的农场有耕地一万六千五百多亩，许多学校已经达到粮油肉菜基本自给或半自给。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各县办五·七大学通过举办短训班的形式，培养了二万一千多名学生。他们回到生产队以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附图片）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五·七大学学员回到农村后成为农业学大寨的骨干力量。这是农业专业学员张洪延同社员一起培育良种，开展科学种田。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肥东县各级党组织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把教育革命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来抓 据新华社合肥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电　安徽省肥东县各级党组织把教育革命当作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加强了对教育革命的领导。 过去，肥东县委没有把教育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来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县委重点调查了一所中学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情况，认识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虽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仍然很激烈，能不能把全县二十多万名中、小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系极大。从此，县委开始重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肥东县委在领导教育革命中，由第一把手亲自抓。县委第一书记在白龙区白莲大队蹲点时，先后几次到白莲小学和这个学校的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一起研究教育革命的规划。去年暑期举办全县中学教师理论学习班时，他又到学习班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调查了解学校领导班子状况和教师队伍思想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县委带动下，全县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也深入学校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肥东县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时，特别注意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领导，注意抓大事，抓路线，抓阶级斗争，抓政治思想工作，用党的基本路线去分析、研究和解决教育革命中的问题。各级党组织都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工宣队、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充分发挥工宣队、贫管会在管理学校中的政治领导作用，使学校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手里。坚持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县委总结推广了张集中学开门办学的经验，发动全县师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行开门办学，搞好校队挂钩。

第2版()专栏： 评林彪的投降主义 梁效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在这里，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一致性。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鹰犬。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对《水浒》中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的批判，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 （一） 林彪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投降派。他自从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后，就追随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拿起武器，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打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还是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放弃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 林彪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反对工农武装割据，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散布悲观情绪。抗日战争时期，他站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边，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叫嚷要把共产党“统一”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里去，把八路军、新四军“统一”到蒋介石的“司令部”里去，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顶礼膜拜，屈膝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林彪又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大肆散布和平幻想，鼓吹“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甚至声言要使军队“国军化”。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又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战略决战，多次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这一系列活动清楚地说明，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被敌人貌似强大的现象所吓倒，走一条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道路。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武装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不停顿地发动进攻，还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 林彪在这个时期，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意愿，竭力维护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旧制度，疯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本加厉地推行阶级投降主义。他鼓吹孔孟的“治国安邦”之道，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胡说什么在世界上各种生产关系中“看那种能提高生产即用那一种”，叫嚷什么“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单干不如黑户”。他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什么“全左”、“过分”、“过极”，鼓吹按资产阶级的“常规”办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提出“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鼓吹“复古改制”，要推行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改社会主义之制”。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是他们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自白书。在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他们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疯狂叫嚣：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林彪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暴露得何等鲜明！ 对外，在帝国主义面前，林彪一贯推行民族投降主义，妄图引导中国去适合帝国主义的利益，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明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每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对此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奋起抗击。而林彪一伙却无耻地说什么“日占中”是“有益的战争”，公然为日本法西斯辩护。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哲学。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林彪崇美、恐美，借口“我们国家刚刚初定”，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是什么“布朗基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林彪的这些谬论和反革命行径，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无耻背叛！当苏修叛徒集团把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之后，林彪就如蝇逐臭，一头扎进了苏修的怀抱。林彪反党集团公然宣称，要同苏修进行“秘密谈判”，把取得苏修的支持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个“基本条件”，妄图“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以便在苏修的“核保护伞”下，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变中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就充分说明：林彪是一个一贯拜倒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脚下的民族败类。 从以上种种事实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路线，它熔阶级投降主义与民族投降主义于一炉，光怪陆离，浑然一体。 （二）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面目，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是很有好处的。 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曾经反复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三十年前，毛主席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批判美国的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即投降主义。 修正主义之所以必然是投降主义，这是因为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 在政治上，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鼓吹“唯生产力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投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澈底性”，引诱工人脱离阶级斗争，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修正主义者则又总是直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千方百计想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用所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来取代党的基本路线。他们发展生产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列宁指出：“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二页）。事实证明，“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思想上，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学说冒充无产阶级战斗的思想武器。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页）“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五页）他们借口时代变了，提出马列主义原则“过时”了，要“创新”，要“立异”，实际上，他们贩卖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破烂货。林彪的修正主义，是古今中外反动思想的大杂烩。他不仅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甚至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乞求亡灵，胡说什么“孔孟马列”，“其揆一也”，用孔孟之道代替和篡改马列主义，并把“四书”奉为“政治思想的蓝本”，要按照儒家的反动政治思想，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为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造理论根据。 在组织上，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总是搞分裂主义，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挑拨离间，破坏无产阶级团结，妄图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林彪反党集团，拉山头，搞宗派，“以我划线”，“以我分善恶”，宣扬什么“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林彪甚至亲笔写道：“军伐（阀），政客，流氓，土匪，党棍，野心家，等等皆当联之”。这是一个绝妙的自供。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呆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九一页）林彪反党集团这个由牛鬼蛇神组成的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派别，他们奉行“对任何人阳阴法（阴一面阳一面）”，平时装“姿态”、“头一阵不吭声”、“心平气和”，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反革命勾当，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党对人民狠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把革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 不难看出，林彪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推行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归根结底，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向资产阶级投降。 （三） 揭发批判林彪这个典型的现代投降派，对于我们弄清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相互关系，加强反修防修斗争，也有重要的意义。 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和压迫。在这种条件下，各国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国内革命斗争中的投降派同国际斗争中的投降派，自然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内搞修正主义的，对外，必然要投降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修正主义的国际性。修正主义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潮。各国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二四页）他们对于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则屈膝投降，百般献媚。这一小撮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必然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在国内的阶级投降活动，必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必然要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奴才。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很不得人心。他们那一小撮反革命派，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搞复辟阴谋，也并不那么顺手。因此，他们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帝国主义，到那里去寻靠山，找后台。对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者来说，只要问题涉及到他们的反动阶级利益，就会同任何外国侵略者勾结，背叛人民，出卖祖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当然，如果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搞修正主义，他们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充当国际阶级斗争中的投降派。那就是接过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使自己的国家沦为社会帝国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近代历史上，凡是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屈膝投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内也就必然要搞阶级投降，实行修正主义。毛主席早就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搞侵略扩张，都是为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时刻企图侵略和颠覆我国，其罪恶目的，就在于剥削、压榨我国亿万劳动人民。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他们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们一项不可改变的帝国主义政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头目不是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吗？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就是林彪反党集团。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林彪一类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林彪反党集团投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怀抱，宣称要用苏修的力量来“钳制”“其他各种力量”，就是宣布他们要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搞阶级投降主义，代表中国的新老资产阶级，同苏修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由此可见，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同时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和国际上的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四页）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我国革命胜利后，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威胁。现在，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前途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因此，反对投降派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映这种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关系我国前途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从反对林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吸取教益，加强斗争，时刻警惕出修正主义，出投降派。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反对投降派，反对投降主义，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派，战胜投降派。林彪这个投降派之所以是短命的，就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忠实执行这条路线的领导班子，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就会形成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将赢得整个世界！

第2版()专栏： 广西河池地区少数民族理论队伍成长壮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壮、瑶、苗、仫佬、毛难、水等民族的理论队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又有了新发展，现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理论队伍已发展到五万八千多人，占全地区理论队伍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四。他们生气勃勃地战斗在广西西北山区的千山万?中，成为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骨干力量。 河池地区各地党组织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少数民族理论队伍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满腔热情地关心和扶持这一新生事物健康成长，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各族人民，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把建设少数民族理论队伍的工作搞好。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河池地区各级党组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对少数民族理论队伍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带领他们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阶级敌人破坏少数民族理论队伍建设的罪行。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理论骨干提高理论水平，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地选送少数民族理论骨干到地、县委党校和五·七干校学习，地委党校还专门创办了培训少数民族理论骨干的函授大学。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地、县、社、大队各级党组织举办了少数民族理论骨干学习班、读书班共五千八百九十四期，参加学习的有二十五万八千六百多人次。各级党组织对少数民族理论队伍的建设，做到定期讨论，具体指导，层层有人抓。一九七四年以来，地委领导成员带领宣传、理论干部到农村、厂矿蹲点，总结培养少数民族理论队伍的经验，一年多来，河池地委先后召开了三次专门会议，总结推广了二十四个先进单位和个人的经验，对少数民族理论队伍建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河池地区农村和工矿企业都分别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和厂矿、车间、班组三级理论辅导网。 在各级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河池地区少数民族理论骨干刻苦学习革命理论，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斗争实践，为推动各族人民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出了贡献。为了做好群众学习的辅导工作，许多地方的理论队伍除了实行定期集中学习、集体备课和开展分科理论研究外，还组成各种调查组，对当地农村、机关、厂矿、学校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辅导能力。现在，他们一般都能编写适合本地、本单位需要的理论辅导材料。罗城县东安大队仫佬族、壮族、瑶族理论辅导员，编写出了通俗易懂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十个专题宣讲材料。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河池地区十个县的理论队伍通过有线广播向广大群众作理论辅导一百三十多次。为了让聚居在边远山区的各族群众都能参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理论学习骨干组成了巡回辅导队，穿山越岭，深入边远山区的社队辅导群众学习。南丹县芒场公社巴平大队的壮、苗、水族理论队伍，针对本大队居住分散、语言复杂等特点，组织了巡回辅导队，到边远山寨上辅导课，半年多来，他们给全大队二十二个生产队的各族社员群众辅导了一百二十多次，听众达七千六百多人次，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环江县下南公社是毛难族聚居的地方，这个民族的四百二十名理论辅导员遍及全公社二百三十二个生产队，他们根据毛难族社员群众居住分散的特点，除了办夜校以外，还用有线广播讲课、深入农田水利建设工地辅导、登门个别辅导等形式，广泛辅导社员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些毛难族理论辅导员还一边帮助大家学文化，一边学理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翻译成毛难族话来辅导社员学习，并利用实物展览、图画、电影、幻灯进行辅导。全公社一万八千多名毛难族社员中，参加听辅导课的就有一万五千四百多人。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拥政爱民的重要课题 门合生前所在连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好干部门合生前所在连党支部把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作为拥政爱民的重要课题，教育干部战士以门合同志为榜样，争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努力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力量。 这个连的老指导员门合是解放军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好榜样。连队党支部回顾门合同志支持新生事物的先进事迹，深刻地认识到，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出的新生事物，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也是人民解放军在新形势下拥政爱民的一个重要课题。于是，他们把教育干部战士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作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常抓不懈，持之以恒。党支部以门合同志的先进事迹作为教材，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学习，鼓励大家以门合为榜样，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党支部还针对干部、战士接触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少，对新生事物缺乏具体了解的实际情况，不断组织新入伍的战士、回乡探亲的干部、战士和来队家属，向全连大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优越性；并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到知识青年点、中小学、合作医疗站、人民公社等地进行调查，详细了解各种新生事物的成长情况。这样，干部、战士亲眼看到了新生事物的巨大威力，对新生事物的感情增强了。党支部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论述，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伟大的创举》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的有关章节，讨论“为什么要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家以革命导师的教导为武器，联系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反复讨论，逐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体现着共产主义因素，它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大量涌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态度，也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几年，这个连队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当教育战线涌现出黄帅、杨莹等革命小将时，连队党支部立即写信，坚决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他们和门合献身的巴仓农场经常联系，热情宣传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支持那里搞好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还和驻地生产大队密切联系，热情支持教育革命、卫生革命，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 门合生前所在连干部、战士通过学习认识到，扼杀、破坏新生事物，是孔老二、林彪等一切反动派共同的反革命手法。我们革命战士，要和他们对着干，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 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在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过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贫下中农一起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他们象门合同志那样，时刻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站好岗，放好哨，打好仗。当第一批知识青年来到克图公社红卫大队插队落户时，连队党支部立即协助大队贫下中农做好知识青年的工作。他们先后派出八个宣传组，每次步行一百多里，来到红卫大队知识青年点，和知识青年们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在阶级斗争的风雨里，干部、战士热情关怀知识青年的成长。一次，战士姜淮超发现知识青年陈桂香扎根农村的思想有点动摇，就和贫下中农研究原因。当他听说一个地主婆经常叫陈桂香到她家去时，立刻引起了他的阶级警惕。他帮助陈桂香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以自己入伍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亲身体会，批判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变相劳改”、“学而优则仕”等反动谬论。陈桂香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揭发了那个地主婆煽动她离开农村的罪行，坚定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驻地附近大滩公社大滩大队合作医疗站成立后，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制造谣言，蛊惑人心。门合生前所在连党支部派党支部委员、副连长马岁流带领宣传组来到大滩大队。他们和大队党支部密切协作，向贫下中农广泛宣传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同干部和群众一起忆从前缺医少药的苦，谈今天合作医疗的甜，联系大队实际狠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反击阶级敌人污蔑合作医疗的谰言。广大贫下中农经过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破坏合作医疗的阴谋，加深了对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理解，更加热情地支持合作医疗站。有的把祖传秘方传给赤脚医生，有的主动上山为医疗站采集中草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个大队的合作医疗。 门合生前所在连干部、战士联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出现以后自己认识上的变化过程，深深感到，只有认真改造世界观，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才能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他们说，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思想保守，用旧的传统观念看待新生事物，势必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要当好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既要同阶级敌人斗，又要同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斗，彻底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去年春天，战士王贵江的妹妹高中毕业了，有人劝她想办法在城里找个工作。妹妹听了一时拿不定主意，写信征求王贵江的意见。王贵江接到信后，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更加明确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意义。他想到自己是个革命战士，应该积极支持妹妹上山下乡。他立即写信教育妹妹，让她决心到农村去，铁心务农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本报通讯员

第3版()专栏： 小岛紧连北京城 罗邦太

第3版()专栏： 踏雪千里为人民 去年春节前夕，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副连长李文亭探家回到了山东省曹县梁堤头公社周庄生产队，村里的几位老贫农来看望他。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谈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巨大变化。可是，贫农社员尹启瑞却闷闷地坐在一旁。等大家走后，李文亭便叫住了他。经过询问，尹启瑞讲出了满腹心事： 原来，尹启瑞不是山东人，老家在河南，他也不姓尹，而是姓高。在万恶的旧社会，尹启瑞家祖祖辈辈都给地主扛长工。一九四二年，家乡遭了蝗灾。地主趁火打劫，催粮逼债。当时，尹启瑞还不满两岁，父母只好带着他出外逃荒。当他们路过曹县时，尹启瑞已经饿得有气无力了。父母只好含着眼泪，把他留给了一个叫朱本乾的贫农。不久，贫农尹占奎收养了尹启瑞。解放后，在尹启瑞十岁那年，尹占奎向他讲述了他的身世，并告诉他，他的亲父亲叫高纯俭，地址记不清了。他母亲的舅舅叫张德功，住在河南省西华县的张大庄。从此，这件事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了尹启瑞的心头。后来，他成了家，过上了幸福生活，他也就越加怀念失散多年的亲人。他先后给张大庄写了四、五封信，但是都被退了回来。尹启瑞不知亲人们还是否在世；又因为队里生产忙，就把这事搁下来。尽管队里几次要派人帮助他去查找亲人，可尹启瑞怕耽误农活，都婉言谢绝了。这天，看到李文亭春节回来探望亲人，又使他怀念起失散三十三年的亲人。 听了尹启瑞的叙述，激起了李文亭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阶级兄弟的深切同情。李文亭主动向尹启瑞提出要利用探亲时间，帮助他去查找亲人。可是，尹启瑞考虑到李文亭探家刚回来，母亲又有病，说啥也不同意。李文亭便耐心地对尹启瑞说：“我是一个革命战士，你是一个贫农社员，咱们都是阶级兄弟。无论谁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互相帮助。我母亲有病，家里有人照顾，我们还是共同到河南去一趟吧！”一席话，说得尹启瑞热泪盈眶。 春节刚过，李文亭就和尹启瑞一道冒着寒风大雪，骑着自行车，疾驰在从山东通向河南的公路上。 李文亭懂得：只有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人民群众，才能帮助尹启瑞找到亲人。他和尹启瑞一起，首先来到了西华县的西华营公社，向公社领导讲明了来意，立刻得到了支持。经过一天多的时间，他们跑了五个公社，都没有找到张大庄和张德功。但他们却了解到在邻近的淮阳县有个叫张大庄的村子。两个人又骑车来到了淮阳县的张大庄。可是，在这里仍然没有找到张德功。 晚上，李文亭和尹启瑞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三天的奔忙，他们双腿累肿了，人也累乏了。这时，尹启瑞向李文亭提出：“你的假期有限，家里的事情也应该处理一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李文亭想，我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只要肯下功夫，再大的困难也一定能克服。于是，他一面安慰尹启瑞，一面启发他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线索。猛然，尹启瑞想起：有一年，朱本乾的儿子曾和他说过，他父亲高纯俭住在离一个叫姚集的村庄附近，还说姚集有一个很高的庙台。李文亭听后高兴极了，决定按照这个线索继续查下去。 第二天，他俩虽然没有找到姚集，却听说在太康县内，有个叫苗集的镇子。两人一听，苗集、姚集，一字之差，发音相似，说不定就是苗集。两个人又满怀希望地奔向苗集。果然，在这个大队的正东，有个大庙。他们根据社员们的指点，来到了包庄大队，终于找到了高纯俭老人。 这天，年近六旬的高纯俭正在收拾农具，忙把他们迎进屋里。果然，他就是尹启瑞盼望多年的父亲。当他知道眼前的尹启瑞就是三十多年前留在山东的大儿子时，老人两眼挂满泪花。高纯俭的老伴更是泪如雨下。她告诉李文亭，张德功是住在西华县的洼张庄，这个地名解放后改了。张德功早就去世了。 就这样，在李文亭的帮助下，在地方党委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他们历时五天，经过河南省的商丘、柘城、西华、淮阳、太康、睢县、宁陵等七县，行程近千里，终于使尹启瑞一家又重新团聚了。 （附图片） 本报通讯员 解放军某部二连党支部组织战士在野营训练中听老贫农忆苦思甜。 本报通讯员摄

第3版()专栏： 山村怒火 “深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林彪、宋江都是投降派！” 一阵阵的口号声从山东省郯城县王庄公社高原大队贫农社员高大爷房子里传出来。原来这是解放军某部防化连九班的同志和贫农高大爷一起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林彪的反革命罪行。 九班是开展评论《水浒》活动比较好的班。野营训练一开始，九班就想利用农村这个大课堂，拜贫下中农为老师，把评论《水浒》的活动引向深入。训练中，他们走一路，向贫下中农学习一路。去年十一月份，他们来到高原大队，听说高大爷评论《水浒》比较好，就决定向高大爷学习，和他一起开个军民批判会。 会上，班长苏和声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指示，然后，请高大爷发言。高大爷虽已白发苍苍，可还精力充沛。他说：“旧中国，地主阶级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农民不造反，不革命就没有活路。斗争，失败了再斗争，从来不投降。”高大爷还讲了一百多年前这个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那一年，这里遭受大旱灾，粮食颗粒未收。反动官吏仍强迫农民交租，逼得很多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法生活。这时，佃户刘福揭竿而起，附近百余里的贫苦农民一呼百应，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起义军杀官吏，捣衙府，烧地契，分谷仓，威震百余里。清政府和地方官吏吓破了胆，妄图“招抚”起义军。面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刘福大声回答“宁肯站着死，决不当奴才”。起义军英勇杀敌，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福不幸被俘，牺牲前面不改色，骂不绝口。高大爷讲到这里，霍地站起来说：“过去劳动人民造反是为了杀地主，分田地，赶皇帝下台，那有一心为了招安的。一心想招安的人也有，他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奴才。”九班长手一挥接着说：“过去有个投降派宋江，现在又出现个投降派林彪。宋江要投降宋王朝，林彪要投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我们要把他们批深批透，看清投降派的真面目，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已经是深夜了，高大爷的房子里还不时地传出愤怒的批判声。 本报通讯员

第3版()专栏： 红色电波颂深情 空军某远距导航台上，一对导航线杆警惕地屹立在东海前哨。它发出的一组组导航讯号传遍万里长空，引导着战鹰往返巡空。战士们兴奋地说：“这红色电波颂扬着工人阶级关怀子弟兵的一片深情啊！” 不久前的一天，东海前沿天气突变，狂风骤起，远距导航台的导航线杆被刮歪了。要在这暴风中爬上几十米高的线杆进行抢修，有不少困难。 这件事被某无线电厂的工人同志知道了。当时，厂里正在突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工作很忙。但工人同志们说：“我们工人同样要想战备所想，急战备所急，就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要派人去支援解放军。”于是他们立即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和四个青年工人前去帮助解放军抢修天线。 来到部队，工人同志把袖子一挽就和战士一起干开了。老师傅主动担任技术指导，并冒着凛冽的北风爬上线杆的顶端。战士们从青年工人那里了解到，这位老师傅五十四岁了，前几天感冒了，还在发烧，就急忙要换老师傅下来休息。但老师傅坚持在线杆上战斗。风越刮越大，线杆被狂风吹得东摇西晃。只见老师傅紧紧攀在线杆上，用尽全身气力抽拉天线。看着这一切，战士们心里热呼呼的。他们一次次大声呼喊，要老师傅下来休息。但老师傅在线杆上说：“战备工作重要，不修复线杆，我不下来。”在工人师傅和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下，线杆很快修好了。　本报通讯员

第3版()专栏： 巡逻路上 解放军某部边防一连接受了紧急巡逻任务，连长高玉海立即带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骑兵小分队，警惕地飞驰在茫茫的国境线上。傍晚，小分队赶到边防某地时，蒙古族战士朝克图的骑马突然因腿受伤跑不动了。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贫下中牧本巴老人，认出了是一连战士，立即骑马赶来迎接。没等战士们答话，这位在马背上过了半辈子的老骑手，很快就看出朝克图的那匹马腿部受伤了。 回到家里，本巴老人连饭都没顾上吃，就嘱咐女儿把家里的两匹马喂得饱饱的，他自己精心地给受伤的军马扎针，用药水擦洗，忙个不停。 第二天清晨，本巴老人和他的女儿拉着两匹毛光色亮、膘肥体壮的骑马来了。连长急忙对本巴说：“您把自己的骑马给我们，可你们放牧……？”本巴老人说：“连长，保卫伟大祖国的边疆，可是咱边防军民的共同任务啊！走，我和你们一块巡逻去。” 曙光照亮了辽阔的边疆，映红了本巴老人和边防战士英姿勃勃的战斗身影。本巴老人骑着马，和战士们一道，过草滩，越山洼，警惕地保卫着北部边疆的一草一木，胜利地完成了巡逻任务。 本报通讯员

第4版()专栏： 一批新影片将在春节上映 新片中有革命样板戏片、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等二十多部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从一月三十一日起，又一批新影片将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 春节期间上映的这批新影片，有革命样板戏影片、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科教片等二十多部。 上映的彩色影片《磐石湾》，是根据上海京剧团演出的同名革命现代京剧拍摄的。影片塑造了海岛民兵连长陆长海的英雄形象，比较好地做到了还原舞台，高于舞台。上映的故事影片中，有彩色故事片《沸腾的群山》、《难忘的战斗》、《沙漠的春天》和故事片《阿勇》。《沸腾的群山》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解放东北某铁矿后，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胜利。《难忘的战斗》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一支工作队下乡收购粮食，与公开和暗藏的阶级敌人进行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沙漠的春天》再现了蒙古族贫下中牧在党的领导下，学习大寨，改造沙漠，建设新牧区的斗争生活。《阿勇》表现了红小兵阿勇等在暑假期间积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与地主分子破坏活动进行斗争的故事。 春节期间，还将同时上映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反映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风浪中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美术片《主课》。上映的还有《我们都是向阳花》、《普及大寨县——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团结战斗的新疆》等彩色纪录片，《油莎豆》、《腐殖酸类肥料》、《石油开采》、《西沙群岛考察漫记》等彩色科教片。

第4版()专栏：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上海举行迎春长跑比赛 据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电　在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路线指引下，上海群众性冬季体育锻炼活动蓬勃开展，一月二十五日上午还举行了一九七六年上海市迎春长跑比赛。 这次比赛由《文汇报》、《解放日报》、《红小兵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体委联合举办。比赛的项目有：成年男子一万米，女子三千五百米；中学生男子一万米，女子五千米；小学生男子五千米，女子三千五百米。参加比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等运动员两千多人。 长跑是上海人民一项传统性的冬季体育锻炼项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去冬以来，每天清晨，不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在校园走廊、公路田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一支支长跑队伍。据统计，仅参加“万里征途攀高峰”象征性长跑活动的青少年就有一百四十万多人。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领导下，学习当年老红军不畏艰险，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学习中国登山队“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坚持锻炼意志，锻炼身体。参加这次迎春长跑比赛的男女运动员，就是从他们当中选拔出来的。 这次迎春长跑比赛，在南京西路、延安西路、新华路、中山西路、虹桥路等长跑队伍经过的马路上，红旗招展，观众冒着严寒，夹道欢呼，为运动员“加油”。途中，运动员们相互鼓励，你追我赶。女运动员们也个个英姿飒爽，显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上海第三制药厂工人苏坤英，在成年女子组比赛中第一个跑到终点。 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中，近三分之二是工农兵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教育战线大辩论中，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批驳了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获得成年女子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上海师范大学工农兵学员说，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工农兵学员就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第4版()专栏： 第三届全运会速度滑冰冰球花样滑冰赛结束 全国十七个速度滑冰队，十八个冰球队和十一个花样滑冰队认真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赛出了新风格、新水平 新华社哈尔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电　第三届全运会冰雪运动赛区速度滑冰、冰球和花样滑冰比赛，于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哈尔滨市举行。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解放军、北京、新疆、宁夏、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地区、齐齐哈尔市、呼伦贝尔盟、黑河地区、鹤岗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哈尔滨市的十七个速度滑冰代表队，十八个冰球代表队和十一个花样滑冰代表队，共六百多名男女运动员。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我国冰上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大批新生力量。广大冰上运动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精神面貌有了深刻变化，冰上运动水平普遍有了提高。这次比赛期间，广大冰上运动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两首词和元旦社论，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还到毛主席视察过的哈尔滨车辆工厂参观学习，到郊区农村参加劳动，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各代表队认真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赛出了新风格、新水平。 这次比赛邀请了一百二十多名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参加评论工作。 获得速度滑冰成年组男女全能前八名的运动员是，男子：吉林省赵伟昌、黑龙江省郭成江、吉林省赵士坚、吉林省季乐国、黑龙江省邓少新、哈尔滨市孙大鸣、呼伦贝尔盟苏和、吉林省马力群；女子：吉林省申贞淑、黑龙江省王秀玉、黑河地区张庆兰、吉林省田明爱、吉林省崔燕、牡丹江市张元元、黑龙江省战滨江、牡丹江市李亚惠。 获得速度滑冰少年组男女全能前八名的运动员是，男子：辽宁省杨忠杰、黑龙江省姜玉书、吉林省闵兵吉、黑龙江省李树杰、吉林省辛庆山、吉林省金昌浩、黑龙江省赵长江、黑龙江省郑龙范；女子：黑龙江省刘文娟、黑龙江省吴敬梅、吉林省孔美玉、黑龙江省赵侠、吉林省陶玉华、黑龙江省曹桂凤、黑龙江省刘庆茹、吉林省白云福。 获得速度滑冰短距离男女全能前六名的运动员是，男子：黑龙江省张庆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学斌、黑龙江省希德古、黑龙江省范义忠、吉林省徐德春、吉林省石正大；女子：黑龙江省傅惠敏、黑龙江省李明、解放军李亚军、佳木斯市陈国英、吉林省金涛、吉林省戴丽娟。 获得冰球前六名的单位是，成年组：哈尔滨市一队、齐齐哈尔市一队、解放军队、牡丹江市队、佳木斯市队、吉林省一队；少年组：黑龙江省一队、吉林省一队、吉林省二队、黑龙江省二队、北京市队、辽宁省队； 获得花样滑冰成年组男女前三名的运动员是，男子：哈尔滨市刘洪云、齐齐哈尔市刘惠男、齐齐哈尔市孙义；女子：哈尔滨市白秀芝、吉林省柳丽亚、哈尔滨市魏爱丽。 获得花样滑冰少年甲组男女前三名的运动员是，男子：哈尔滨市傅东、齐齐哈尔市王昌元、哈尔滨市王爱国；女子：齐齐哈尔市刘晓红、齐齐哈尔市史延今、哈尔滨市乔国英。 获得花样滑冰少年男女乙组前六名的运动员是，男子：哈尔滨市任洪国、哈尔滨市王志力、齐齐哈尔市孙亚东、齐齐哈尔市李四光、齐齐哈尔市樊继东、哈尔滨市李秀良；女子：哈尔滨市胡小丹、哈尔滨市刘薇、哈尔滨市刘志英、哈尔滨市李杰、哈尔滨市谭桂芳、齐齐哈尔市孙小玲。 获得花样滑冰少年男女丙组前六名的运动员是，男子：长春市尚振元、哈尔滨市王庆元、齐齐哈尔市董立春、吉林市鄂平、长春市戈军、哈尔滨市张小良；女子：长春市张文献、齐齐哈尔市孙小红、长春市高菱薇、哈尔滨市奚鸿雁、长春市门爱武、哈尔滨市李玉明。 （附图片） 参加第三届全运会速度滑冰比赛的黑龙江、吉林、新疆、解放军代表队的运动员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共同提高。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华国锋副总理会见马耳他代表团 马耳他代表团离京前往朝鲜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今天上午会见由马耳他教育和文化部长约瑟夫·卡萨尔率领的马耳他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马耳他外交部常务秘书莫里斯·阿贝拉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外交部司长朱传贤、副司长梁上苑，外贸部副局长彭金波，中国驻马耳他大使刘溥等。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由马耳他教育和文化部长约瑟夫·卡萨尔率领的马耳他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到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外交部副司长梁上苑，外贸部副局长彭金波等。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也到机场送行。（附图片） 华国锋副总理会见由马耳他教育和文化部长约瑟夫·卡萨尔率领的马耳他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余湛副部长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今天上午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赫尔穆特·李伯曼，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赫尔穆特·李伯曼大使是一月二十五日到京的。

第4版()专栏： 郭子化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郭子化同志一九二六年七月参加革命，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安徽泗县特支委员、河南永城县委组织部长兼分区委书记、枣庄区委书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山东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长、山东分局委员兼省政府副主席、华东局委员、华东局秘书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郭子化同志的追悼会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第4版()专栏： 蒋帮媚外卖国台湾经济严重恶化 作为台湾经济命脉的对外贸易，去年进出口总额比前年减少百分之十点七；大批工厂企业倒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激起台湾人民不满和反抗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台北消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台湾经济持续两年衰退，危机日益加深。这是蒋帮推行媚外卖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把台湾变成外国垄断资本的输出场所、产品加工地和商品推销市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资本主义世界自一九七三年底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来，迄今尚未摆脱生产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困境。去年，由于美、日及欧洲地区国家的经济未复苏，市场购买力减退，纷纷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甚至压低来货价格，使台湾出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据蒋帮“财政部”最近公布，作为台湾殖民地经济命脉的对外贸易，去年进出口总额比前年减少百分之十点七，其中出口贸易额减少百分之五点六。自前年三月以来，台湾对外贸易已连续二十二个月出现逆差，总计入超十九亿五千多万美元。由于出口贸易显著下降，库存的商品折合伪新台币已从一九七三年底的五十亿元增加到一千多亿元（约合二十六亿美元）。出口贸易的萎缩和大量存货积压，直接导致资金缺乏和周转困难，不少公司的流动负债超过了流动资产。银行呆账达伪新台币七十五亿元，工商业信用破产案件增加了几倍，大批工厂企业倒闭。据蒋帮公布的显然缩小的数字，截至去年年底，在伪“经济部”“登记有案”的十三万三千多家公司中，有五万三千多家“不知去向”。台湾报纸透露，这些工厂企业中大多数是在近两年内倒闭或停业的。估计在旧历年关之前，至少还将有二千家以上的工厂企业倒闭。目前工人失业人数已达三十万。近年来，台湾农业生产也出现停滞。据伪“农复会”公布，台湾一九七五年的农业生产比前年下降百分之二点二。台湾报纸哀叹，目前台湾经济已“呈现急性肺炎般危急症状”，已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严重得接近经济萧条的深谷”。 多年来，蒋帮的所谓“经济建设”，主要是依靠引入外国资本，乞借巨额外债搞起来的，目前已把台湾变成了外国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地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场所。蒋帮逃到台湾以后，从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引入外国资本。据公布，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止，外国垄断组织在台湾的投资已达九亿八千多万美元，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近一千家。近年来外资企业在台湾工商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如居于台湾出口总值第二位的电器电子工业，外国资本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外资企业在台湾享有各种免税优待和特权，并以“贷款”、“资金合作”、“技术合作”为饵，恣意吞并和排挤台湾中、小企业。蒋帮为了适应外国垄断资本的需要，给外资大开方便之门，从一九六五年起，在高雄和台中两地专门为外国资本开辟了三个租界式的“加工出口区”。根据蒋帮的《奖励投资条例》，外国企业的资金、设备、原料、产品等进出这些“加工出口区”，一律免税，并享有免缴五年所得税的优待。据台湾报刊透露，台湾外资企业工人的工资，一般仅相当于投资者本国同样工人的二十分之一，有些甚至只有三十分之一。外资企业每年从台湾获取的暴利竟高达百分之二百。蒋帮还出卖主权，引入外资开发、掠夺台湾的海上和陆上资源。 蒋帮统治集团榨取台湾同胞血汗兴办的所谓“公营事业”，更是靠外国贷款过日子。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台湾官僚资本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借款占其资本形成达百分之二十四点六。蒋帮为了苟延残喘，一九七五年一月再次把由蒋帮“国库”作担保人向外国借款的限额由原来的二十亿美元提高到三十亿美元，并扩大伪“国库”对民营企业向外国借款的保证范围，这样就使外国垄断资本可以向台湾金融开发机构以外的民营企业进行渗透和控制。蒋帮一再吹嘘的所谓“十项建设”所需的资金，外国贷款也占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五。 随着外国垄断资本的输入和台湾工业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场，台湾经济进一步殖民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靠进出口贸易求生存，仰人鼻息。台湾工业所需的许多原料、原材料、燃料、设备器材要靠进口，甚至连半成品也靠进口；而加工装配后的产品，主要是为了出口。据蒋帮公布，一九七五年全年台湾进口的资本设备和农工原料，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出口的农产加工品和工业产品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四。目前，很多外国大企业均在台湾设有分公司，台湾很多工厂实际上只是外国垄断企业的子公司或装配工厂，由外国母工厂把半成品或主要部件运进台湾，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装配、加工后再向外国出口。台湾的工业产品，大多是外国订货，甚至有些产品用的厂牌也是外国的。台湾工业不仅原料受外国支配，很多产品的销售也为外国所控制。据台湾报纸透露，目前台湾的食品、饮料、金属制品全部依赖外商出口，木材家具、纺织纤维、电机机械、橡胶、塑料等产品的出口，也有百分之六十掌握在外商手里。 在农业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和台湾官僚买办企业不断大量占用耕地、滥伐森林、污染河流，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加上水利失修，灾害连绵；以及蒋帮在农村中推行所谓“专业区”、“商业化”生产，严重地破坏了台湾的农业生产。据蒋帮《中央日报》报道，台湾目前荒废的耕地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 蒋帮统治集团竭力向台湾广大劳动人民和中、小企业者转嫁经济危机，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榨取他们的血汗。据伪“财政部”统计，一九七四年度蒋帮征稽总额比一九七三年度增加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七五年度又比一九七四年度增加百分之八点七，一九七五年度征稽总额是伪新台币九百六十六亿一千万元，约合二十五亿四千万美元。蒋帮统治集团推行媚外卖国政策所造成的台湾经济严重恶化和残酷压榨台湾人民的罪行，激起了台湾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第5版()专栏： 喀麦隆和扎伊尔发表联合公报，赞比亚群众继续举行集会 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安哥拉　要求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新西兰《人民之声》揭露苏修侵略安哥拉企图控制非洲同美争霸 新华社雅温得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电　喀麦隆和扎伊尔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 喀麦隆国民议会代表团和扎伊尔立法委员会代表团一月二十五日在喀麦隆杜阿拉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说，双方“希望看到结束安哥拉的战争，并看到已卷入的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去，以便对峙的民族解放组织能够自主地共同组织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 公报还表示，双方希望进一步密切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新华社卢萨卡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电　据赞比亚报纸一月二十六日报道，赞比亚铜带省恩多拉市数百名群众最近举行集会，表示支持卡翁达总统和赞比亚政府对安哥拉问题的立场，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安哥拉内部事务。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弗兰克·契坦巴拉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说，超级大国对安哥拉的干涉只会给安哥拉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说，赞比亚主张在安哥拉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因为赞比亚希望安哥拉人民在不受外国军事和其他干涉的情况下享有独立的成果。 他指出：“有些在赞比亚的外国人企图煽动赞比亚人民反对赞比亚政府对安哥拉的立场。”他强调说，外国人必须尊重我们对安哥拉的立场。他呼吁赞比亚人民加强团结。他说，赞比亚的团结是这个国家生存的唯一武器。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讯　奥克兰消息：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最近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苏修侵略安哥拉的罪恶目的。 文章说：“苏修侵略安哥拉的罪恶目的，是为了掠夺非洲丰富的资源，攫取战略位置，破坏非洲国家的团结及其反帝的正义事业。 “位于非洲南部、濒临南大西洋的安哥拉，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地方。苏修耍尽手段，要把安哥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它的舰队得以使用分布在安哥拉千里海岸上的良港。 “虽然目前苏伊士运河已复航，但是运往西欧的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大部分仍需用油轮走好望角和南大西洋航线。苏修一旦控制安哥拉，就无异于在至关重要的欧洲石油线上，埋下了一颗钉子。因此，苏修在安哥拉的活动，与它对西欧的侵略扩张是密切相关的。”文章说，“苏修侵略安哥拉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增强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南大西洋争夺的地位，以实现它们称霸世界的野心。” 文章指出：“苏修对非洲的战略资源，早已垂涎欲滴。苏修企图取代葡萄牙（殖民主义），把这块‘宝石’夺到自己手中。” 文章还说：“苏修干涉安哥拉，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破坏非洲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团结。”

第5版()专栏： 西德外长发表谈话 指责苏联在安哥拉建立势力范围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电西德外交部长根舍一月二十五日对西德第二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时，指责苏联企图通过大规模的干涉行动，在苏联的军事支持和古巴军队的帮助下，在安哥拉“建立一个新的势力范围”。 根舍一月二十三日在不来梅的东亚协会发表讲话说，西德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对安哥拉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来自哪一方面”。根舍说，非洲问题“只能够也必须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他说，苏联应当认识到，“正是那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干涉在第三世界建立新的势力范围的作法，使缓和受到威胁”。 根舍强调说，如果有人试图用一种新花样，“来取代刚刚结束的传统的殖民主义，我们是不会漠然视之的”。

第5版()专栏： 许多国家代表在安理会谴责超级大国争夺中东 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 我代表指出中东问题的解决只能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团结斗争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从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举行会议，辩论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根据会议通过的决议，正式应邀参加了这一辩论，受到了热烈欢迎。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法鲁克·卡杜米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说，他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安理会履行其发言的合法权利，这还是第一次。他在发言中说，十分明显的是，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通过的第二四二号和第三三八号决议，既没有涉及巴勒斯坦问题，也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独立和主权的民族权利。他要求安理会通过“一项纠正其错误的决议，并采取符合实际、正确和有效的手段来实施这个决议”。 卡杜米在发言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且指出，“除非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完全实现，否则中东不会有公正和持久和平”。 卡杜米还强烈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政策。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为争取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和怂恿以色列侵略、扩张的行径。埃及代表艾哈迈德·马吉德在发言中说，事实证明，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就决不会有和平和正义。他强调指出，“阿拉伯民族不会接受任何僵局或回到不战不和的局面。” 叙利亚代表穆阿法克·阿拉夫要求结束阿拉伯领土的被占领状态和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侵犯。 阿尔及利亚代表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哈勒强调指出，安理会应当明确地重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伊拉克代表谢赫利说，伊拉克完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而作出的努力。 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说，安理会必须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肯定巴勒斯坦人的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 中国代表赖亚力在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议上发言。他说：“回顾过去一年的中东形势，人们进一步清楚地看到，在那里，一方面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持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是超级大国相互角逐，争夺不断加剧。整个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中东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必须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主要在于两个超级大国。” 赖亚力说：两个超级大国“谁也没有真正解决中东问题的打算和诚意。它们所鼓吹的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不过是为了加强它们各自在争夺中的地位，以便排挤和压倒对方。”他指出：“那个不放过任何机会宣称为‘阿拉伯世界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更是口蜜腹剑，居心叵测，在欺压别人和玩弄阴谋诡计方面，比之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赖亚力说：“二十多年来，安理会多次讨论中东问题，作过不少决议。这些决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问题，说成是什么‘难民问题’。这是极不公正的。我们历来反对，今后还要继续反对。我们希望安理会纠正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于联合国的决议不应当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东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依靠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和斗争。” 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在发言中谈到它们各自的主张时，暴露了它们在中东的激烈争夺，并且表明，它们都不想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 苏联代表马立克一面攻击美国在中东的活动，一面起劲地叫卖它的所谓“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他还说什么“只有履行得到普遍承认并在赫尔辛基得到再次确认的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才能开辟通向中东持久牢固的和平的宽阔光明的道路。”马立克的叫卖，使许多国家的代表更清楚地认清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而实际上同情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的真正面目。 美国代表莫伊尼汉一方面声称（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和第三三八号决议是“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同时，为了抵制苏联的“全面解决”方案，坚持要“维持和平的进程”和维持所谓“临时协议”。 贝宁等六个安理会成员国提出了关于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应该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的民族权利。它说，安理会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但是，决议草案中，还提到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和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虽然它获得九票赞成、三票弃权，但是由于美国投了反对票而被否决。中国和利比亚对这项决议草案未参加投票。 中国代表黄华在表决前发言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坚决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坚决反对和谴责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和扩张。”他说，本着这一立场，中国代表团对这项决议草案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有关内容，是赞成的，并且赞赏提案国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黄华强调说，这项决议草案提到了联合国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和国际会议，其含意可能被解释为包括安理会的第二四二号、第三三八号决议和以这两项决议为基础的日内瓦会议。同时，这项决议草案还提到了“……保证该地区所有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事实上，在目前中东形势下，当务之急是以色列从其所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在实现这一基本目标之前，决议草案的上述规定，有可能被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用来为其侵略和扩张政策制造借口，并被超级大国用来在中东继续保持它们一手造成的“不战不和”的局势。鉴于上述原因，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参加对这项决议草案的投票。

第5版()专栏： 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举行会议 呼吁南部非洲人民加强武装斗争 新华社洛伦索马贵斯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电　从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在这里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呼吁南部非洲人民加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争取赢得彻底独立。 二十六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或观察员以及一些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特基·姆布穆瓦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研究了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形势，并且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准备提交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批准。 关于津巴布韦的决议指出，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现在正在玩弄一种争取时间、在解放组织间制造分裂并加强镇压的策略。 决议呼吁津巴布韦自由战士加强武装斗争，以争取赢得完全独立和建立多数人统治的政府。决议还要求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对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斗争给予政治、外交、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呼吁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增加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财政和物质援助，以便加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 会上，莫桑比克被接纳为解放委员会成员国。莫桑比克外交部长希萨诺当选为下届会议主席。 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在会议开幕时发表讲话，表示莫桑比克支持非洲的解放斗争。他强调说：“非洲反对外国基地。非洲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印度洋的侵略基地的继续存在。”他指出，外国军事基地“是对非洲解放进程的威胁，是对建立最符合非洲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的威胁”。

第5版()专栏： 我首任驻泰国大使到达曼谷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讯　曼谷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柴泽民及其一行，一月二十六日乘飞机到达曼谷。 到机场欢迎的有：泰国外交部礼宾厅厅长沙提·沙提拉他耶、即将到任的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沙·格森西、其他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 一些国家驻泰国的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吕子波等也到机场迎接。

第5版()专栏： 中南人民情谊深 ——记中国辽宁歌舞团访问南斯拉夫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国辽宁歌舞团来到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友好访问演出。 南斯拉夫十一月的夜晚已经寒气袭人，但剧场里却热气腾腾。中国辽宁歌舞团演完最后一个节目时，群情振奋，掌声雷动，舞台上下形成了一片欢乐的友谊海洋。中国演员在有节奏的掌声中退场以后，热情的南斯拉夫观众又涌到后台，争先恐后地向中国朋友热烈祝贺演出成功，并要他们签名留念。 中国辽宁歌舞团先后到南斯拉夫的四个城市，演出九场，场场都出现这种显示着两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动人情景。无论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还是在边境城市铁托格勒，无论在农业中心奥西耶克还是在工业城市图兹拉，歌舞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南斯拉夫朋友的盛情款待和热烈欢迎。 南斯拉夫广大观众对歌舞团演出的革命文艺节目倍加赞赏。演出过程中，悠扬的乐曲和嘹亮的歌声常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淹没。炽热似火的《红绸舞》、热情奔放的《胜利花鼓》、英姿飒爽的《草原女民兵》，都以强烈的感染力打动了观众的心弦。一位观众说：“中国的古老艺术充实了现代内容，它以完美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激情、创造能力和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看过以后非常令人鼓舞”。南斯拉夫报纸也纷纷以《革命的歌舞》、《工农的艺术》、《劳动的颂歌》等标题，对歌舞团的表演作了高度评价。《斯拉沃尼亚之声报》说：“中国辽宁歌舞团以最好的方式表现了中国文化革命的成果，文化革命使艺术接近了人民”。 为了表达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友好感情，歌舞团还学习和表演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民间歌舞。当中国独唱演员用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语言演唱各民族的民歌和游击队歌曲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有些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一位马其顿族的观众对中国朋友说：“听你们演唱《比托拉，我的故乡》这首歌曲后，我觉得中国和马其顿的语言非常接近”。 十一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贝尔格莱德的工会大厦里，中国演员穿着南斯拉夫各民族五彩缤纷的服装，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迈开富有民族特色的舞步，跳起了象征着南斯拉夫民族大团结的《布兰克环舞》。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掌声此伏彼起，观众情绪达到了高潮。一位南斯拉夫朋友表达了观众的心情：“你们这个舞蹈跳出了我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的共同愿望。今天，有人企图破坏我们的团结，你们的表演是对我们团结对敌的有力支持”。 《布兰克环舞》的演出，是中、南两国文艺工作者亲密合作的结晶。担任教舞的是“科罗”歌舞团的舞蹈编导德桑卡·杰尔德热维奇，她在一九五五年曾随“科罗”歌舞团到中国访问演出。为了教舞，她从贝尔格莱德专程赶到图兹拉和奥西耶克。在开始教舞时，没有场地就利用卧室，没有乐队就自己伴唱。她已经四十八岁，一个人又要唱，又要跳，还要讲解要领、做示范动作，累得满头大汗，嗓子也嘶哑了，但仍不肯休息。为了保证舞蹈顺利演出，“科罗”歌舞团和“伊沃·罗拉·里巴尔”歌舞团共同提供了演出所需要的民族服装，并派了四名工作人员来协助化装。 奥西耶克最大的百货公司“人民商店”的职工，听到辽宁歌舞团来演出的消息，非常兴奋。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职工们亲手赶制了一面面五星红旗，书写了“热烈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的大字标语，并根据《毛主席语录》上的照片精心绘制了一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切布置就绪后，职工们邀请歌舞团全体成员去做客。当中国演员在远离祖国的地方看到五星红旗，看到毛主席慈祥的笑容的时候，他们感到多么亲切，心情是多么激动！ 是呵，中南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过共同的遭遇，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的。南斯拉夫人民热烈欢迎辽宁歌舞团，不仅是因为他们喜爱中国艺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一位白发苍苍的游击队老战士说：“在我参加艰苦的革命斗争时，我就受到了中国红军长征的鼓舞，从长征中汲取了坚持斗争的力量”。另一位南斯拉夫朋友强调指出：“我们重视中国的文化科学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特别珍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因为中国革命使当代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歌舞团在这里的访问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南斯拉夫人民坚决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精神，给中国文艺工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兹拉市在反法西斯战争时，全市一万八千人，有五千五百人参加了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军，其中九百名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歌舞团在这个城市访问时，怀着景仰的心情敬谒了烈士陵园，并向雕刻着游击队员英雄形象的纪念碑献了花。 一九七五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十周年。在歌舞团访问期间，南斯拉夫各地还在陆续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一位南斯拉夫友人意味深长地对中国朋友说：“法西斯已经失败了三十年，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仍然存在，还在对我国施加压力和进行颠覆，我们必须继续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斗争。你们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光明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