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第1版()专栏：　　站在社会主义岗位　想着共产主义目标　　——大庆工人阶级在同传统观念决裂中前进 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从莽莽荒原上响起石油会战的第一声钻机轰鸣开始，就胸怀远大的革命目标，为开创无产阶级的新天地而英勇奋战。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清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的腐朽垃圾，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劳动，去工作，去建设新型的矿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努力把大庆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大庆工人、干部和家属们前进的方向。他们朝着将来的大目标——共产主义，迈出了更加雄伟的步伐。（一） 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庆工人为什么“胸中有掀不完的波涛，脚下有攀不完的高峰”的原因。这个大目标，激励着大庆工人去打前所未有的大仗，夺取前所未有的胜利，大干了还要大干。 大庆会战以来，广大工人在油田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那种斤斤计较报酬、为我劳动的旧观念进行不懈的斗争，树立起胸怀大志，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比，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比，越比，感到差距越大；越比，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越强；越比，争上游的劲头越足。长年同地球较量的大庆钻井工人，打了一万想两万，打了三万想五万，打了五万想十万。英雄的一二○五队和一二○二队一年打井进尺闯过十万大关，创造了世界钻井先进纪录，又继续向前攀登新的高峰。他们说：“如果把这些年打的井、出的油，用全队几十个人除一下，那是论千论万；但是，用八亿人民这个大数去除，用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去衡量，就显得我们的贡献太小啦，打的井太少啦！” “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铁人王进喜同志生前的钢铁誓言。一二○五队的工人们学习老队长的革命精神，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打了一个硬仗接着又打一个硬仗。去年八月，他们在地层复杂的新油区打响了一场强攻快上的攻坚战。钻机刚刚搬到新的井位，强烈的风暴夹着瓢泼大雨，凶猛地向井场扑来。在无遮无盖的井架下，工人们被雨淋得睁不开眼，透不过气，他们不断地用手抹掉脸上的雨水，坚持作业。正在休息的工人也赶到井场，同当班的工人并肩战斗。钻具的水眼被稀泥堵住了，工人们就用手抠。突然，泥浆池被暴雨冲开了一个大口子。没有泥浆，就要耽误钻进！副司钻王绍斌就象当年的铁人那样，毫不迟疑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堵住了缺口。八月的草原，有时暴雨倾盆，有时骄阳似火。而这支英雄队伍的许多工人和干部一个月没有回家，一个月干了三个月的工作量，打井进尺超过了一万六千米，创造了全国钻井月进尺的最高纪录，一个月之内就给国家增添了十三口新油井。他们说，多打进尺就要多流汗，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想到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勇挑重担，不这样大干心里就不畅快。 大庆的钻井工人、采油工人、油田建设工人、炼油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们，就是以这样的伟大胸怀，以这样一股劲，这样一股革命热情，这样一种拚命精神，迅速地改变着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六十年代，他们在困难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多快好省地建成了大油田，结束了我国用“洋油”的历史。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现在他们又把一个大庆变成了五个大庆。英雄的大庆工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永远是那样奋发向上，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一个劲地往前奔跑。 有人说，大庆工人这样拚死拚活地大干，太苦啦。怎么样看待苦？大庆工人要用新旧社会的经历比一比，要用共产主义的大目标量一量。他们说，想想旧社会，那才是苦海无边。我们今天吃点苦，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造福全人类。这个苦，苦得光荣。“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不怕地冻九尺雪成山，石油工人没冬天”。这些豪言壮语，充分反映了大庆工人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英雄气概。 大庆油田有一个井下作业的工种，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工作。它的任务是当“油井大夫”，哪口油井出油不畅，就给哪口井治病。给油井治病，首先要把油管从地底下拔出来。每当起吊油管的时候，管子里的油和水就劈头盖脸地喷出来，工人们身上很少有干的时候。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朔风一吹，外面衣服冻得梆梆硬。一套棉工作服，刚上身时七斤重，多半年下来，里里外外浸透了油泥，称一称有二十七斤。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一见油棉袄，撒腿就想跑”。可是井下作业工人们却坚持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 采油铁姑娘徐淑英，为了排除一口井的故障，三九寒天坚持在井上战斗了两天一夜。大家看到她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劝她回去休息。她坚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故障排除不了，死也要留在油井上！”青年工人蒋成龙，在一次泵站着火的紧要关头，以大无畏的精神冲进烈火中关闸门，双手紧握着发烫的手轮，一丝也不肯松。酸站老工人王武臣参加大庆会战十五年来，多次临危不惧，战强酸，排故障，身上不知被强酸烧伤了多少回。油田建设老标兵周占鳌，有一次和同志们在一片沼泽地上铺设油管，由于淤泥太深，支撑油管的三角架用不上，他和另一个工人就站在齐腰深的水中，用肩膀扛起待焊的油管让工人们焊接，电焊火花就在他们脸上脖子上来回飞舞，他们不吭一声，不退一步。 大庆工人，正是毛主席表彰的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他们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面前，那些一心打个人小算盘，动不动就想要“物质刺激”的人，显得多么渺小啊！（二） 十多年来，许多从祖国各地来到大庆参观学习的人们，看到大庆的那种干群一致，上下平等，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务高低，一心为了会战的情景，心情十分激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说，到了大庆，好象又回到了延安，回到了革命老根据地，又看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 在大庆，人们从外表上很难分辨出那个是领导干部，那个是普通工人。大家同学习，同劳动，都穿工作服，都住“干打垒”宿舍。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工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亲密的阶级兄弟关系。大雨天，干部们踩着泥泞的道路，把雨衣水鞋送给工地的工人；大雪封门之夜，干部们顶风雪，冒严寒，赶到井队检查取暖设备。夜里，工人休息了，干部们要到集体宿舍“查铺盖被”。工人有了疾病，干部们亲自请医取药，端水送饭。有的工人被子薄，干部们要过问；有的工人没有蚊帐，干部们要过问；有的工人劳动时穿的鞋子不合脚，干部们也要过问……这一切，反映了大庆领导干部们的继续革命的觉悟，反映了他们破除等级观念的自觉性。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大庆的领导干部们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坚持以毛主席的教导作为自己对待职务、对待地位、对待待遇的准则。他们认为，要做好领导工作，不能靠等级，靠官架子，靠威风，而要身先士卒，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带头干。大庆会战初期，油田的领导干部们就给自己“约法三章”：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不特殊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永不做官当老爷；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永不骄傲自满，永不说假话。十多年来，他们努力改造世界观，坚持按照“约法三章”行事。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种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的精神，在大庆干部中已经蔚然成风。一九七三年冬季的一天，一二○二钻井队发生了“卡钻”事故。当时，这个队的队长吴全清正患肠炎，医生让他在家里休息。他明知排除“卡钻”事故比较危险，却偏要带病上阵，亲自扶刹把。就在这次排除事故的过程中，吴全清受了重伤。同志们到医院里去看他，被感动得哭了。他说：“不要哭，干革命那能不出点汗、流点血！当干部的，更要象铁人那样，越是关键的时刻越要顶上去，越是危险的关头越要冲在前。等我把伤养好，还要和你们一起干。” 油田建设指挥部党委委员庞福，已经快五十岁了，又有关节炎，两只脚肿得很厉害，可是他仍然坚持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工作；在劳动中指挥生产。一九七三年，这个指挥部承担了一项大型油管的敷设工程。在一年多的施工期间，庞福拖着两条病腿，踏积雪，穿沼泽，走了一万多里路，跑了上千个施工点，在现场调查研究和参加劳动。 象吴全清、庞福这样的事例，在大庆的领导干部中能够举出几百桩、几千桩。在开发新油区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会战到哪里，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哪里。全油田八个前线指挥所的六百名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始终坚持和工人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住帐篷、睡木板房。 大庆的领导干部们不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身先士卒，而且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让群众“管”自己，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大庆会战初期，油田的领导干部们定期到基层井队顶岗位劳动。在顶岗位劳动期间，他们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在班组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为了使接受群众监督经常化，大庆油田实行了工人检查团检查领导干部的制度，每年都要组织工人检查领导干部们的学习情况、工作情况和遵守 “约法三章”的情况。大庆的领导干部们，不论是老干部，还是从工人中提拔的新干部，都非常欢迎工人的检查，把这种检查制度，看作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一种共产主义的新型关系。 在对待生活享受问题上，大庆的领导干部们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庆会战十几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各级领导干部至今还同工人一道住“干打垒”宿舍，大庆的领导机关至今还在会战初期建起的一座平房院落里办公。大庆新油区开发后，建立了一个新的采油指挥部，六十多岁的老干部蔡致中担任了指挥部副指挥。随着生产发展，上级批准他们修建一批“干打垒”宿舍。蔡致中满腔热情地亲自参加讨论建设规划，同群众一起挖土、做坯、烧砖。第一批房子建好后，同志们照顾他年龄大，硬给他留了一套，他把房子让给了工人。 大庆的领导干部们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搞共产主义，却利用自己的地位追求特殊享受，这是最可耻的。大庆的许多领导干部，堪称为反对特权思想的模范。李景荣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代表。 李景荣是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常委、运输处党委书记兼处长，管着大小汽车一百多辆。有人说，管车的干部有实权，出门有车坐，买啥都方便，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李景荣却说：“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绝不能把它当成私人特权。”他领导车队十多年，没有因为私事用过一次车，没有让司机顺便捎过一分钱的东西。（三） 到过大庆的人，对大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矿区所取得的成就，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在辽阔的油田上，建起了成千上万座工业装置，同这些现代化工业装置相陪衬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散落在油田各地的工农村。从工农村的名称——“创业庄”、“会战村”、“铁人村”……使人们回忆起大庆艰苦创业的年代。在这些工农村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工农商学兵各项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蓬勃发展，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战斗在这里的几万名职工家属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列宁指出：“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不要做‘家庭奴隶’……这是一个要求根本改变社会服务技术和社会风气的长期斗争。但斗争结果一定会是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 大庆油田家属们的变化，正象列宁指出的这种变化。大庆油田会战以来，广大家属响应油田党委的号召，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而斗争。在斗争中，她们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很多家属刚来大庆的时候，眼里看的是自己家的一间房子，想的是丈夫孩子；现在，她们跳出了家庭的小天地，热爱的是集体劳动，干的是社会主义，想的是缩小三大差别。 “家属”这个词儿，在大庆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她们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矿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了。 走出家门闹革命的带头人薛桂芳，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她担任了大庆油田妇联主任，还保持着当年五把铁锹闹革命的劲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她常说，我们妇女争得社会主义劳动岗位是多么不容易啊！在这个岗位上就应该好好干，多为社会主义做贡献。 “奔腾村”有一位老年家属王增平，在旧社会缠过脚，大家看她是小脚，干活时总想照顾她，可是她却坚持同青壮年们比着干。她说：“我脚小也要迈大步。”她在六十九岁的时候，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劲头更大了，被评为大庆油田的家属标兵。后来，她得了病，组织上动员她回老家休养，她坚决不肯。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宁可为社会主义死在地头上，也不为个人安逸活在炕头上。现在，她还坚持为生产队看水房，每天往队里送一筐粪。 先锋五队家属于海珍，原来对工分计较得多，队里分配活，她总要先打听能挣多少分，合适就干，不合适就不干，有人管她叫“工分迷”。批林批孔运动中，家属们狠批剥削阶级世界观，这位贫农的女儿觉悟了。她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处处爱护集体财产，成了生产队的“红管家”。在一个大雪天，她把新买的一条毛毯盖在集体的苞米堆上。有人打趣她说：“老于，这条毯子可值几个月的工分啊！”于海珍爽朗地回答：“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值得！” 在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在大庆油田这个新型矿区里，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在茁壮成长。现在，大庆油田的家属们不仅仅搞农业生产，很多人还当了家属工厂的工人、技术员，工农村的赤脚医生、学校教员、托儿所保育员、商店营业员等等。她们拿起工具会做工，拿起锄头会种田，拿起枪杆子会射击，登上讲台能宣讲马列主义理论，拿起笔来能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十几年来，全油田涌现出九十多名家属标兵和八千多名家属红旗手，有二千四百五十四名家属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千五百七十八名家属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目前，油田上四百多个家属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全部由家属自己担任，有些家属还担任了大庆党委、大庆革委会委员和指挥部一级的党委副书记。这些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担任了领导职务的家属们，虽然肩上的担子重了，但照样还是每天记八分工。对这些“工分书记”、“工分委员”，一些有等级观念的人瞧不起，问算哪一级干部？她们豪迈地说，是革命战士“这一级”。被誉为 “大庆家属闹革命的先锋”李法兰，现在是油田建设指挥部的党委副书记。她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坚持在家属生产队参加劳动，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受到了群众的称赞。但是，也有人讽刺她，说什么“家属干部八分工，管得太宽了”。李法兰坚定地说，凡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事，我都要管，有多宽就管多宽。我们大庆的家属也要象大庆工人那样，站在社会主义的岗位上，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斗争。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被誉为“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的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党委常委、运输处党委书记李景荣，在车队工作十多年，艰苦奋斗，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坚持参加劳动。　新华社记者摄

第1版()专栏：　　把“农”字放在第一位　　新华社记者述评 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代表，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听了大寨、昔阳以及各地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这些天来，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代表们在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到底解决得怎么样？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工业和农业，工业里头又分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个次序应该怎样安排？毛主席早就指出，这个次序应该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简单地说，就是农、轻、重，应该把“农”字放在第一位。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方针，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是不是按照这个方针办事，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这次会上交流的许多先进经验都说明，哪里这条方针贯彻得好，哪里的农业就能很快地搞上去，哪里的国民经济也就能很快地搞上去，各方面的工作就都会有所前进。 本来，农业的重要性，这个道理说起来也非常明白。首先，人是每天都要吃饭的，不论办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吃饭，离不开粮食，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是一个简单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其次，轻工业的原料主要来自农业，整个工业其中包括重工业，也都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其中就规定了发展农业的重要任务。还应该指出，农业又是国家积累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农业发展了，各项工作都主动，全国人民都高兴。农业上不去，就势必要拖后腿，弄得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问题并不在于这个道理多么难懂，问题在于现在有些人并不一定真正懂得它。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摆了很多这样的现象。现在有些地方的党委并没有把主要的领导精力集中到农业上来，第一、二把手不抓农业，在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农业并没有真正放在重要位置。有些地方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但是没有把人力、物力、财力合理地使用到农业上去，甚至挤了农业。有些地方的工业部门，还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各行各业面向农村、支援农业的工作做得也并不好。这些问题甚至在有些县一级的领导部门也还严重存在。这样的状况，能够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解决好了吗？能够说是真正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了吗？ 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着一个宏伟的建设目标：第一步，到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即二○○○年，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真正是一项光荣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这个目标，那时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将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兴旺发达。无论是第一步，或者是第二步，农业上去上不去，关系都十分重大。就说四个现代化吧，其中农业现代化就是关键。马克思说过：“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要把农业搞上去，把粮食搞上去，不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行的。而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必须用现代技术去装备农业，就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了，农业发展了，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实现。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代表，在讨论中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你究竟想不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想不想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你是想得厉害一些，还是想得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而且想得厉害，那就一定会用很大的劲头去抓农业，真正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所以，这里有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有一个想得厉害不厉害的问题。想的程度不同，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也不同。说得彻底一点，对农业重视不重视，实质上也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半点也没有什么好含糊的。 要把农业搞上去，主要靠什么？就靠学大寨。凡是学大寨学得好的地方，他们那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也都解决得好，对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也都摆得对，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昔阳和其他学大寨的先进县，在这方面就是范例。对一个县来说，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对一个省、一个地区来说，普及大寨县，领导是关键。这个关键，其中包含着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定要树得牢，一定要把农业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真正做到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工业越发达的地方越要抓农业。县的领导是如此，地区和省的领导更应该如此。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许多领导干部经过学习和讨论，对这个问题提高了认识，坚定了决心。一位县委的负责同志在会上介绍经验时说：“我们要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建设中的第一位，把屁股坐在农村，把根子扎在基层，集中精力抓好农业。”一位地委的负责同志谈了他们的体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个简单的真理，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指示加深了理解。因此我们决心把农业尽快地搞上去。”一位省委的负责同志表示了这样的决心：“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农业搞上去。为此，要真心实意、老老实实地学大寨，各级领导，包括我自己在内，要带头学好。要安排好农、轻、重的次序，真正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支援农业，党委的第一、二、三把手都要亲自抓农业。”这些话都说得非常好。 今年是我国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明年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要实现前面所说的那个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的目标，从明年开始，按照第一步的要求，只剩下五年了，加上第二步，也只有二十五年。五年或者是二十五年，时间都是不长的。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现在再也不能观望徘徊、迟疑等待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是指导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项指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全党动手，大办农业，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抓好，把农业机械化抓好，用新的成就迎接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迎接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新高潮。

第1版()专栏：　　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离开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徐向前副委员长等到车站欢送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今天下午乘专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同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的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吉春等。 前往车站欢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副司长梁枫、高建中。 前往车站送行的还有：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宰弼。 专程从平壤前来北京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仪礼局长李仁春，同车离开北京。

第2版()专栏：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①　　鲁迅 编者按：这是鲁迅写于一九二七年、从未收集的一篇佚文，是学习和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对我们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很有意义。本报改正了几处刊误，发表于此，以便大家学习。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②，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③，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④，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⑤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⑥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⑦，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 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 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⑧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⑨，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象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⑩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注　释： ①本篇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最近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发现。 ②沪宁的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北伐进军，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占领上海，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③指四月八日鲁迅应黄埔军官学校的邀请到该校讲演，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后收入《而已集》。 ④指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朝政府的统治，同年十二月一日，革命军攻克南京。 ⑤张勋，北洋军阀之一。原是清朝的军官，辛亥革命时在南京负隅顽抗，终于被打败。一九一三年九月，张勋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支持下，又攻入南京。 ⑥李守常，即李大钊，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被杀害。 ⑦这个期刊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广州出版的《少年先锋》第八期。《少年先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旬刊。 ⑧列宁的这段话见斯大林《论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一文所引。一九七一年九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论列宁》一书，这段话的译文是：“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⑨指鲁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见《坟》）。 ⑩研究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反动政治团体。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一批反动政客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依附北洋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 ?《现代评论》，周刊，是当时一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学教授胡适、陈源、徐志摩等人所办的杂志。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屠杀爱国群众，该刊公然诬蔑被杀的爱国群众为“暴徒”，为刽子手段祺瑞辩护。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战争顺利开展，《现代评论》改变腔调，企图投机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该刊即转而投靠蒋介石。 ?大乘（Shèng，圣）和小乘是佛教的两大派别。鲁迅在这里用大乘佛教来比喻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营，实际是使革命精神变为浮滑，用以说明广东“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第2版()专栏：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余秋雨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这就是说，在鲁迅执笔的仅仅几十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就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中国革命就要进入紧急关头。然而，反动派尽管在暗地里已最后一次磨过了即将溅血的屠刀，已最后一次拭擦了即将狂啸的枪炮，这时却仍在假惺惺地“庆祝”着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沪宁克复。革命，正处于胜利的高潮、失败的前夕。 在这关键时刻，鲁迅在想什么？文章告诉我们，他正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论述，十分清醒地预示着革命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呼吁人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文章中完整而醒目地引用了列宁这样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全文的论述是以这段语录为中心展开的。 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两天以后就被黄浦江畔凄厉的枪声证实了。鲁迅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沉痛说过：“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多么难能可贵的“略早几天”啊。但预见在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规律就必然带有普遍性，正如鲁迅其他许多文章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略早几天”揭示了某一事件发展的趋势一样，《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也有着超乎一时一地的长远意义。 在革命胜利时期必须加强革命专政，这是文章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 鲁迅一生经历过两次较大的革命胜利时期，除了这一次，还有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他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咀嚼过太多的苦难，看到过太多的黑暗，因此懂得“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对胜利特别珍惜。在辛亥革命胜利时，他曾向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呼吁过切勿对鬼蜮慈悲，使革命半途而废，“任华土更归寂寞”；但那场革命终于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就象他在《阿Q正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作品中用沉郁悲愤的笔调描述过的那样。十六年过去了，鲁迅又听到了满耳的胜利歌声，看到了满眼的革命标语。他当然是兴奋的：“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但历史的经验、对现实的体察，使他警觉到若要让这种高兴长久地属于革命人民，就必须加强革命专政。 为什么？因为：一、“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二、在革命胜利了的区域里，“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总之，革命在胜利，但这是一种被反革命的凶焰毒雾紧紧包裹着的胜利。敌人还在明里攻、暗里钻。在当时，前者主要是指北洋军阀，后者主要是指国民党右派和归附于他们的反动文人，如“现代评论派”之流。而其中更为阴险的是后者。既然鲁迅讽刺他们所得的“仙丹”是子虚乌有的，那么“脱胎换骨”也只不过是一种反动投机者的故作姿态。相反，他们倒要“从内里蛀空”，使革命的躯体“脱胎换骨”。鲁迅用列宁的话来概括这两种在革命区域内外明明暗暗地活动的敌人，就是：“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革命者对待敌人的态度总是根据敌人的本质和行动而采取的。鲁迅的伟大，也总是在各种敌人的包围中显现出来的。他既然以冷峻的目光追踪、捕捉着敌人活动的形形色色，因此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策：“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 “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这真是一段革命专政必要性的极好论述。对于专政这个概念的反面——“大度，宽容，慈悲，仁厚”云云，“名实并用”，就是放弃专政，“只用其名”，则是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另一种手段，他们的“实”永远是 “苛酷”。之所以还要“用其名”，是为了麻醉人民，欺骗革命队伍里的“一群大傻子”，特别是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在这里，鲁迅已不无悲痛地预感到当时眼前的革命有可能因躬行“宽容”、“慈悲”而失败。他不幸而言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就是认敌为友、为虎作伥，已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引到最危险的境地了吗？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月前，为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革命激情歌颂了革命农民的专政，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孔孟“温良恭俭让”的说教对革命专政的腐蚀和诽谤。显然，鲁迅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正确路线的。鲁迅当时固然还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我党内部路线斗争，但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客观上也批判了当时和以后的一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胜利时期能败坏革命的，还有革命队伍中的一批骄傲自满者。因此，鲁迅在对敌人和“一群大傻子”进行严厉批判时，又以同志式的恳切语调提醒和教育广大革命者。这是他文章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对列宁关于“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的教导作了相当精采的阐发。他认为陶醉胜利和骄傲对革命至少有两大害处—— 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自行瓦解革命精神：“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鲁迅还举了佛教从“信徒”增多、流播广远到最后终于浮滑、败坏的例子，认为“革命也如此的”。 不难看出，这些论述中闪耀着革命辩证法的熠熠光芒。从陶醉胜利到失去胜利，从讴歌革命到败坏革命，从革命队伍表面上的扩充到革命精神的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是多么严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胜利是好事，但如被胜利的美酒灌得醉眼朦胧，在胜利中放弃革命原则、冲淡革命精神，却是促使胜利向反面转化的条件。 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非在胜利业经失去，而恰恰在胜利达到高潮的时候说这些话的。这无异是给了当时头脑热烘烘的人们一帖清凉剂。 其实，鲁迅的这些“扫兴”话中包容着如火似炽的革命热情。他决没有因上述敌我双方的原因就悲观地断定胜利是败亡的开端，相反，他为保持革命胜利指出了一条唯一的途径，那就是“永远进击”：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永远进击”，可以看成全文论述的一个归结。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敌人难于钻营；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革命队伍在艰苦的锻炼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只有永远进击，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使革命的车轮不息地前进。鲁迅在这篇短文中一连用了三个“进击”。进击！进击！永远进击！——这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在反动势力猛扑过来的前一刻所发出的多么急迫的呼声！这是一个不止一次目睹了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革命者对下一代留下的多么热切的嘱咐！ 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和在革命的区域内论述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如何保持革命精神，这对鲁迅来说是最后一次。从写完这篇文章到他去世，他再也没有重新获得过这种机会。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对今天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人民来说，有着特别直接的教育意义。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二十余年之后，为了迎接全国大陆解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防止胜利以后可能产生的骄傲情绪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免被敌人的糖弹打败，号召全党在革命的万里征途上继续不息地战斗。毛主席这个在解放后成为全党行动指南的伟大教导，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代革命者多次目睹和总结过的历史经验的结晶。鲁迅没有能活到这胜利的一天，但他的遗言将永远为胜利了的人民所记取。 这篇佚文，也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份重要资料。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要求我们在研究每一个运动过程时应着重注意“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思想发展上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关节点”应在何时？这个问题，目前尚有争论，我们认为是在广州时期，特别是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这篇写于四月十日的文章，是他在血的阶级斗争教训面前获得思想突破的前夕最后留下的一份思想记录，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关节点”作了极可珍视的展现。 这份思想记录又一次证明：鲁迅在世界观开始质变前，已相当程度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曾有过这么一些观点：有人认为鲁迅在世界观转变前与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人承认有关系，有马列主义阶级论因素的增长，但却说成是在斗争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并未通过学习和灌输；有人则根据过去掌握的鲁迅接触马列主义的时间，把他世界观质变的界限划到很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说明鲁迅在二十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在一九二五年还收藏了《国民新报》副刊上选载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证明上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新发现的佚文比上述材料更具有说服力。文章不仅准确精当、从容酣畅地论述了列宁的观点，而且四次提到列宁，足见鲁迅对马列主义并非初次接触，亦非偶然引用。 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开头，写他在举笔构思时如何浮想联翩：一会儿想到在前线战斗的青年战士，一会儿想到辛亥革命的教训，一会儿又想到北方反动派的活动……“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但他突然一下子引出了列宁语录，把这些“好意思”全部戛然“收”住了。固然，这是写文章的一种进入方法，但却也形象地反映了鲁迅当时已开始乐于用马列主义来整理和归纳自己的思想了。 在这里，鲁迅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照入脑海的马列主义思想之光与自己以往积累的斗争经验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述列宁语录以后又回顾了自己前年提出的“‘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的主张，看得出来，他一方面为这种“不谋而合”感到快慰，另一方面又为列宁论述的更其尖锐、更其明确、更其能回答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而引起由衷的赞佩。所以，他一再称赞列宁的论述“简单明了”，非有丰富的革命经历“是说不出来的”，甚至明确指出：“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这种把千头万绪归于一端的论断，对鲁迅来说，不是轻易所能下得了的。他在文中还以过去用过的一些旧例作为论据：“历来的胜利者”、“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旧例重举，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因为他欣喜地看到自己熟识的历史经验被马列主义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新的战斗生命而深感有再一次表述的必要。 总之，自己亲身体察过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从而信仰愈益坚定；反过来，又用马列主义判别和提炼着这些经验，通过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辛勤地在头脑里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既不同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也不同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论经历革命风涛之多，积累斗争经验之丰富，能与鲁迅相比的人，并不很多。但鲁迅却不沉耽于经验之中，而是为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不断学习，努力把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升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因此，他所学得的马列主义，也就不是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教条，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的斗争和他自己思想实际紧紧扭结在一起，新鲜活泼，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这种“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学习态度，使鲁迅思想中的新因素一步步扎实地积累起来。淙淙细流汇成荡荡大河，到写作《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时，已到了一种“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这一从逐步积累到聚集的过程，奠定了他世界观质变的坚实基础，也预示了质变的必然方向。 （原载一九七五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本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博爱县大养其猪促进农业连年丰收 河南省博爱县近几年来养猪事业不断发展。一九七三年，全县生猪存栏数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今年四月底生猪饲养量达到十二万零二十一头，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千多头。全县有七十一个大队平均每户养猪三头以上，其中有三十六个大队实现了一人一猪，或一亩一猪。随着养猪事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优质有机肥料，促进了粮棉连年丰收。一九七三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三十九斤；一九七四年又上升到九百零二斤。由于农家肥多，少用了化肥，粮食生产成本也逐年下降，一九七四年生产每斤粮食的成本，比一九七二年以前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博爱县委在抓养猪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抓养猪必须首先抓路线。在发展养猪问题上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存在着资本主义倾向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阻碍。县委在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还注意运用典型对干部、社员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界沟公社双庙大队党支部狠抓了路线斗争，发动群众狠批修正主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领导大队、生产队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同时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全大队实现了一人一猪，去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零三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了一番。双庙大队的变化启发教育了不少人，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养猪的积极性，全县很快出现了队队养猪、户户养猪的新景象。 在发展养猪事业中，博爱县委突出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一支革命化的养猪专业队伍，搞好集体养猪。几年来，各级党组织选派了一批热爱养猪事业的党、团员和知识青年、贫下中农担任集体养猪场的饲养员、赤脚兽医和阉割技术员。 二、狠抓生猪的防疫灭病工作。在“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指导下，狠抓了春秋两季猪群疫病预防工作，促进了生猪的健壮生长。 三、广开饲料来源，全面解决猪的饲料问题。全县种青饲料一万五千亩，引进试养水生饲料六十多亩。

第3版()专栏：　　五莲县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和社员养猪 中共山东省五莲县委认真贯彻落实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养猪事业的发展。到八月中旬，全县生猪饲养量达到二十八万八千多头，平均每户二点七八头；存栏生猪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七。 五莲县地处山区，养猪饲料来源很广，有发展养猪的优越条件。从一九七一年起，这个县养猪数量就连续四年上《纲要》。今春，县委领导成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有些生产队集体不养猪或者只养肥猪不养母猪，因而不能控制猪源，社员养猪只好到外地去买仔猪。这样，就给高价倒卖仔猪的资本主义活动造成了可乘之机。县委从这些情况中认识到：要使养猪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必须全面贯彻执行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在发展集体养猪中，要特别注意饲养母猪，以保证集体猪场本身和社员养猪有仔猪来源。认识提高后，县委及时召开了养猪工作会议，组织与会人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使大家提高了对发展集体养猪事业重要意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在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同时，都抓紧了集体养猪，特别是养母猪，并且选派得力人员担任集体猪场的领导。 在发展集体养猪生产中，五莲县委注意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帮助社队解决在举办集体养猪场时遇到的饲料不足和劳力不足的困难。他们先后总结推广了三教堂、红泥崖等大队搞醣化发酵饲料和打浆贮青的经验，各集体猪场充分利用各种野生饲料，进行粗料细喂，硬料软喂，边喂边贮，基本解决了饲料问题。县委还总结推广了街头公社焦家庄子大队发动妇女参加集体养猪的经验，使各社队注意发挥妇女的作用，为集体养猪战线增加了一批生力军。 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五莲县的集体养猪业发展很快，社员养猪数量也有了增长。现在，全县十六个公社已建起社办养猪场七处，五百八十二个大队建猪场七百二十六处，三千零一十五个生产队，建猪场二千九百四十六处。集体存栏生猪占全县生猪存栏数的百分之五十一。集体养母猪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七头，平均每个生产队六点五头。

第3版()专栏：　　龙江县养猪事业持续发展 中共黑龙江省龙江县委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执行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促使全县养猪事业不断发展。随着养猪数量的增多，向国家出售的肥猪也逐年增加，去年全县卖给国家的肥猪达五万五千四百多头，今年上半年又出售二万一千多头，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平均每头猪的重量为二百二十八斤。由于养猪事业持续发展，为农田提供的肥料也越来越多。去年全县养猪积肥比一九七一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对促进粮食增产起了很大作用。 龙江县的土质很差，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较低。为了增产粮食，县委过去也提倡养猪积肥，多施肥料，增强地力。但是他们却说得多，做得少，对养猪工作抓的不紧，因此成效不大。一九七二年以来，他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坚决克服动嘴多动手少的现象，对养猪工作切实加强了领导。县委确定由书记挂帅，一名副书记和一名革委会副主任专管这件事，公社、大队、生产队也都指定专人负责。县委还先后选调了一批路线斗争觉悟高、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县、社两级养猪办公室。这样，全县的养猪工作就形成了上下一条线，领导带头抓，层层有人管的新局面。 在发展养猪事业的过程中，龙江县各级党组织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把发动群众办好社队集体养猪场摆在首位。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领导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及时打击妄图破坏集体养猪事业的阶级敌人，调动了广大干部、社员发展集体养猪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县委还先后总结、推广了坚持路线斗争，大办集体养猪场的两个好典型，促进全县出现了二百五十多个养猪百头左右的集体养猪场。

第3版()专栏：　　南海县广辟饲料来源 广东省南海县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养猪事业的领导，积极开辟猪饲料来源，促进了养猪事业的发展。一九七四年，全县生猪总饲养量达七十万零六千多头，存栏量四十一万五千多头，分别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七和百分之十。全县一九七四年超额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完成了生猪上调任务。 南海县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养猪事业很重视，把发展养猪业摆到党组织的议事日程上，一年大抓几次。县里除建立畜牧业领导小组外，还单独成立了县畜牧局，公社、大队也相应建立了养猪领导机构。 为了解决发展养猪事业所需的饲料问题，南海县委发动群众，批判因循守旧思想，总结广辟饲料来源的典型经验。小塘公社新境大队坑口生产队利用紫云英、花生壳、青草等十多种杂品，加工成混合糠，自力更生解决了养猪饲料。县委总结推广了这个队的经验。实践证明，凡是推广杂品饲料、青饲料喂猪好的地方，养猪业都发展得比较快。盐步公社六联大队北南生产队，一九七四年生猪饲养量达一千九百三十三头，平均每人三头，每户十三头。养这么多的猪，饲料怎样解决呢？这个队除了国家供应的统糠外，自己动手把一万多斤谷壳和四万多斤麦壳、花生壳、豆藤、豆荚加工成糠，利用池塘养了一百多亩水生饲料，实行以粗为主，粗青结合，基本上解决了饲料问题。

第3版()专栏：　　陈各庄大队实行科学养猪 北京市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党支部，认真贯彻执行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发动群众搞好科学实验，促进了养猪事业大发展。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个大队向国家交售肥猪四千一百四十六头；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累计养猪一千九百一十八头，交售肥猪一千零三十八头，平均每人交售一点一头。今年，养猪业又有新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这个大队集体养猪只有二十一头，占全大队养猪头数的百分之六点四。到一九六○年，集体养猪和社员养猪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后来，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有的人认为集体养猪费工、费料、不合算，阶级敌人也乘机散布“集体养猪赔钱”，使集体养猪业受到破坏。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干部、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认真贯彻执行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集体养猪迅速发展，过去四年中，集体猪场出售的肥猪，占全大队交售总额的一半以上。 为了养好猪，陈各庄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进行科学实验，建立了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他们首先整顿了种猪群，做到母猪、公猪纯种化。去年七月，他们选了四十七头平均每头重四十四斤的小克郎猪，采取科学的配料方法制作饲料，精心饲养，实行快速育肥，结果只用了一百一十二天，这四十七头猪平均每头体重就达到一百八十二斤，每天增加一斤二两。今年，他们又把五、六月份产的一百头仔猪全部实行快速育肥，到年底就都可以育成肥猪。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认真抓好班组学习　　——上海钟表元件厂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调查 上海钟表元件厂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重要指示，在搞好党委“一班人”学习的同时，切实加强对班组学习的领导，充分发挥班组的战斗作用，组织工人扎扎实实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断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全厂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 从实际情况出发 怎样抓好班组学习？钟表元件厂党委是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逐步认识的。 钟表元件厂有五个车间，四十五个班组。每个车间、班组的学习要不要内容一致、方法一致、进度一致？厂党委从一车间工人的批评中得到了启示。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展以后，一车间工人和理论骨干对车间的学习提出了意见，指出党支部在领导学习中缺乏调查研究，不注意根据班组具体情况确定学习的内容、形式和时间，满足于“一刀齐”的工作方法。工人的批评，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厂党委负责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的教导，深入班组进行调查，了解到每个班组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在学习理论中遇到的难题，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如果脱离班组的实际情况，用“一刀齐”的方法组织学习，就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厂党委和车间党支部领导成员深入基层，和工人一起拟专题、订计划。例如，一车间有的同志提出：“在我们车间，大家都是从事大生产的工人，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厂党委认为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利于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有利于促进工人的思想改造。于是，党委领导成员和工人一起，调查和分析车间、班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情况，并联系调查得来的事实，学习理论，使工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总是在不断地从各方面浸蚀工人阶级队伍。如果不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放松思想改造，就容易被商品、货币交换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头脑，就容易上林彪一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有的人甚至会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家深有感触地说，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学得进，理解深，记得牢，用得上。 举办不同类型的理论学习班 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深入，厂党委领导成员在抓班组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同志文化水平比较低，学理论有些吃力；有的同志理论基础比较好，要求多学一点，学深一点。厂党委认为：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志，不及时辅导，就可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掉队；对理论基础比较好的同志，不抓好提高工作，就会影响学习的积极性。为此，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车间根据实际情况，办起了不同类型的工人理论学习班。 一，举办老工人学习班。这个厂老工人比较多，占全厂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迫切愿望，但文化水平低，看书学习有困难。各车间针对这种情况，办起了老工人学习班。学习班对老工人进行深入浅出的辅导，使他们学得懂，讲得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信心。三车间办的老工人学习班，学习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老工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你一言，我一语，畅谈体会。有的老工人说：“我们这个厂解放前是关勒铭金笔厂，一个人生产三、五支金笔就够一天的工资了，但资本家逼我们工作十几个小时，生产二、三十支金笔，这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把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放进了他们的腰包，榨干了工人的血汗。”这样学习，使老工人们体会到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就是为工人和劳动群众写的，只要下苦功夫，就一定能学懂、学好。 二，举办短期轮训班。在厂党委的领导下，由各车间举办短期轮训班，工人轮流参加学习，每期轮训班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一两篇著作，或研究一个理论问题。二车间第一期轮训班联系反修防修斗争的实际，学习了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著作。通过学习，工人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的工人说：“过去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地、富、反、坏、右专政。现在明白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无比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我们既要无情地镇压失败阶级的反抗，也要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工人们说：轮训班，时间虽短，但学习集中、系统，收获大。 三，举办理论骨干读书班。工人理论队伍是班组学习的骨干，把他们的学习抓好，是搞好班组学习的重要环节。厂党委认真办了理论骨干的读书班。在读书班上，针对车间、班组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在理论骨干读书班中，列出专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们比群众先学一点，学深一点。学习后，再到班组作辅导。 抓好典型　指导全面 厂党委在抓班组的学习中，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抓好典型，指导全面。 前段时间，有的同志认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差不多了。为了克服“差不多”的思想，厂党委负责同志深入班组，“解剖麻雀”，用典型经验教育群众。 厂党委总结和推广了拍槽下小组反复学习《国家与革命》的经验。这个小组，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联系刘少奇、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联系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三次学习了《国家与革命》。他们在通读原著的基础上，把文章中的重要论述摘录下来，分成专题，再进行学习讨论，力求学懂弄通。推广拍槽下小组攻读马列原著的经验以后，对大家教育很大。原来认为学得“差不多”的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以前虽然读过了，但不等于学懂弄通了，还要坚持不懈地学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学习中，有的同志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物质刺激批判过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批判过，为什么还有人想搞物质刺激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弧形等小组的工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工人们说：刘少奇、林彪虽然被打倒了，但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还存在，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还会用“金钱万能”腐蚀工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改造世界观，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厂党委抓住这个典型，教育班组工人在理论学习中坚持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这样做，就推动了全厂的学习和批判。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第4版()专栏：　　姚文元同志会见柬埔寨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今天下午会见以索春为团长、努根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热情的谈话。 姚文元同志对柬埔寨新闻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们是柬埔寨取得完全解放后来我国访问的第一个新闻代表团。你们带来了柬埔寨人民优良的革命传统。你们的访问必将增进中柬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索春团长说，我们在访问期间到处受到兄弟般的亲切接待，象是一家人一样，充分体现了柬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情。 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中央广播事业局代局长邓岗、《人民日报》社负责人潘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等。 会见后，中柬两国战友共进了晚餐。（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李强部长宴请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外贸部长李强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几内亚共和国外贸部长阿卜杜拉耶·杜尔和由他率领的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阿布巴卡尔·卡马拉应邀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李强部长和杜尔部长先后祝酒。李强部长说，中国和几内亚同属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互相支援，依靠自己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他祝中几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贸易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杜尔部长说，几中两国人民都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战线上，几内亚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国家。他称赞中国人民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提议为加强几中两国人民的团结和永恒友谊干杯。 出席宴会的有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交部司长何功楷，有关方面负责人张耿和、雪呐、王有成等。 今天下午，李强部长同杜尔部长举行了会谈。

第4版()专栏：　　巴林国政府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以巴林国财政大臣赛义德·马哈茂德·赛义德·艾哈迈德·阿拉维为团长的巴林国政府代表团一行四人，应外贸部部长李强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李强部长、张耿和局长，以及丘文敏、张星桥等前往机场迎接。

第4版()专栏：　　厄瓜多尔全国体育总会主席离上海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厄瓜多尔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萨维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和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十月十四日乘飞机离开上海回国。 在我国访问期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和萨维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主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双方声明如下： 一、厄瓜多尔全国体育总会认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领导其整个领土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体育运动的唯一合法组织。同时认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及其所属协会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一切权利应予恢复。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此表示赞赏。 二、双方愿意发展两国的体育联系，为此目的，双方将作出共同努力，通过两国体育总会派出的体育代表团和专家、教练的互访，以交流经验，发展体育，增进友谊。 三、双方认为，这一联合声明有利于加强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并有利于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 萨维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主席和夫人是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九月三十日到达北京的，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了参观、访问。十月六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赵正洪设宴招待了厄瓜多尔客人。

第4版()专栏：　　罗中友协代表团结束在苏州等地访问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电　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罗中友协副主席斯特凡·巴维尔为团长的罗中友协代表团，结束了在苏州、上海、杭州的访问，今天中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去北京。 罗中友协代表团在苏州期间，参观了苏州刺绣研究所、檀香扇厂，游览了名胜。中共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华林森设宴招待了代表团。 罗中友协代表团到达上海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举行宴会招待了代表团。代表团在上海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工业展览会、上海电机厂、上海异型钢管厂和凤城新村。 代表团到杭州访问时，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铁瑛设宴招待了罗马尼亚同志。 代表团在杭州参观了杭州织锦厂、杭州机绣厂和梅家坞茶叶生产大队，游览了西湖。

第4版()专栏：　　我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凌青赴任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凌青，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加拉加斯赴任。

第4版()专栏：　　苏丹高级军事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由苏丹武装部队装甲兵司令塔杰·西尔·艾哈迈德·马格布勒少将率领的苏丹高级军事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景、邢永宁、麻志皓、成学俞、张东桓、王乐天、赵春正、林兆南等到机场送行。 苏丹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特尔、武官萨力赫上校也到机场送行。 在北京期间，苏丹高级军事代表团参观了北京部队坦克兵某部和空军航校。

第4版()专栏：　　王炳南会长宴请韩素音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副会长丁雪松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女作家韩素音。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作家谢冰心、严文井、叶君健，对外友协理事邢洚、贾继周等。 韩素音是应对外友协邀请，前来我国参观访问，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的。

第4版()专栏：　　参加全运会的台湾省体育代表团旅居海外同胞访问成都重庆武汉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电　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台湾省体育代表团旅居海外同胞，在访问延安、西安之后，最近在成都、重庆、武汉进行了参观访问。 在第三届全运会期间，四川省体育代表团的体育工作者、运动员，曾热情邀请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同胞们去四川参观访问。这几天，旅居海外的台湾省同胞来到成都和重庆，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很大欢乐，更加增添了台湾省人民与祖国大陆人民的骨肉深情。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正荣和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丁长河，代表全省和成都、重庆市人民，热情款待全体到四川省参观访问的台湾同胞。同胞们在成都参观了揭露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证——大邑县地主庄园“收租院”以及名胜古迹；在重庆参观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赴重庆谈判时的住址——红岩村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了体育场馆和工厂、研究所、大学，并同那里的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和工人、科研人员、革命师生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和热烈的联欢。 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黄文钦和旅日台湾省运动员一行，在访问武汉期间，出席了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步青、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邓垦举行的欢迎宴会。他们还参观了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冬到一九二七年秋在武汉的旧居和当时毛主席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武汉大学，游览了风光明媚的东湖风景区，观看了红小兵的演出。他们所到之处，受到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国防部举行招待会欢迎越南人民军男女排球队 国防部十月十四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由阮玉奉领队、黎伯回副领队率领的越南人民军男女排球队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中、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阮成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胡炜、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尹佐珍、李伟、陈其通、王文忠和解放军运动员、教练员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黄玉昆副主任和阮玉奉领队先后在招待会上讲话，共祝中越两国人民、军队和运动员之间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越南人民军男女排球队是十四日乘火车到达北京的。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王芸生宴请日中友好兵库县代表团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十月十三日晚设宴欢迎以坂井时忠知事为团长，尾崎圭之助、田村亨为副团长的日中友好兵库县代表团。席间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邢仁先、屠宝忠、王汝堃等出席了宴会。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耿道明宴请英国客人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耿道明十月十一日会见了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凤凰保险公司董事长德莱尔勋爵和董事阿迪恩勋爵夫妇，进行了友好的业务会谈，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了英国客人。德莱尔一行是十月九日来华访问的。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哈桑大使为科威特手球队访华举行招待会 为以法里德·穆沙里·阿吉尔为团长的科威特手球队访问中国，科威特驻中国大使阿布—哈桑十月十三日晚举行招待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李青川等，以及我国手球运动员、教练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日本医学界友好代表团离京去外地访问 以森山丰为团长、佐佐木信男为秘书长的日本医学界友好代表团一行八人，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访问，十月十三日离京去外地访问。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卢旺达贸易代表团离京去上海访问 由卢旺达财政经济部秘书长纳依玛纳·德阿赖斯特率领的贸易代表团，十月十二日离京去上海访问，然后回国。　（新华社）

第5版()专栏：　　朝鲜农业劳动者积极投入秋收战斗 越南北方农业社社员加紧收割晚稻 新华社平壤电　目前，朝鲜广大农业劳动者正满怀丰收的喜悦，积极投入秋收战斗。 今年，朝鲜农业生产遇到不利的气候条件。春季干旱，夏季多雨，入秋又有寒潮侵袭。但经过各地农业劳动者的艰苦奋斗，战胜了自然灾害，在粮食、畜牧、烟叶、水果、蚕茧等方面夺得了比去年更好的收成。 朝鲜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和玉米。今年各道的粮食产量预计比去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各地农村的秋收工作进行得又快又好。黄海南道已全部完成玉米的收获任务，到九月底，已收割了一万七千多町步 （每町步合十五市亩）的水稻。平安南道江西郡是道内秋收进度最快的一个郡。它在九月中旬就已完成玉米的收获任务，全郡今年玉米平均每町步产量比去年增产一点五吨。位于朝鲜东北部的咸镜北道今年也获得空前的丰收。 国家农业部门和各农场的干部改进工作作风，纷纷走上生产第一线。他们一面大力宣传劳动党的农业政策和金日成主席的有关教导，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一面指挥秋收战斗和参加生产劳动，从而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劳动热情。 在秋收战斗中，各合作农场之间、作业班之间、组与组之间，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各单位你追我赶，相互帮助，加快了秋收进度和提高了秋收质量。 平壤、开城、元山、咸兴等城市的机关干部、工厂企业职工、青年学生以及人民军官兵，奔赴农村参加秋收战斗。农业机械部门的职工在秋收以前赶制了许多收割机、脱粒机等，在秋收战斗中又深入农村为合作农场维修农业机具。这对于秋收工作的顺利进展起了重要作用。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北方广大农业合作社社员正在加紧收割早熟晚稻。 越南北方今年种植早熟晚稻的面积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四。截至十月上旬，已有二十一个省、市的农业合作社社员收割了近三万公顷早熟晚稻。他们正加紧抢收，争取在十月中旬全部完成早熟晚稻的收割任务。 今年，越南北方各地的早熟晚稻长势良好，估计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每公顷可达二点五吨左右，有的农业社甚至可以达到三吨到四吨。 目前，越南北方广大农业社社员在抢收早熟晚稻的同时，正抓紧时机种植冬季蔬菜和杂粮。 新华社河内电　越南北方积极发展淡水养鱼，取得显著成绩。 越南北方具有发展淡水养鱼的有利条件。据统计，全北方可以养鱼的面积达到四十五万公顷，拥有鱼类二百多种。解放后，在越南劳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淡水养鱼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全北方的淡水养鱼面积达九万五千公顷，建立了三十个国营养鱼场和一百二十三个鱼苗繁殖站，并有七千多个农业合作社从事养鱼。每年可生产鲜鱼五万多吨。 淡水养鱼的科研工作也得到加强，设立了研究院，专门进行繁殖鱼苗、放养技术和保护淡水鱼类的研究工作。许多省还建立了淡水养鱼科学技术实验站。（附图片）　　图为朝鲜价川郡龙岩合作农场玉米获得丰收。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强调　　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争取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十月一日写给参议院的一封信中，指出导致世界不安宁的因素，并且赞扬了第三世界在推动世界变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埃切维里亚总统强调说，一个新的历史潮流已经在各种事物中发挥了自己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在确定自己的行动准则和寻求能够保卫它们的正当愿望的那种团结行动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他还指出，争取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斗争、一百二十个国家投票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以及旨在维护原料价格的机构的出现，都是推动当代世界变革的新的政治和精神力量的最好证明。 埃切维里亚总统九月二十日在阿卡普尔科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他表示墨西哥将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 新华社加拉加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委内瑞拉众议院第一副议长卡纳切·马塔十月九日在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黎明时刻。 马塔说：“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公正，将不是一个使富者高兴，使穷者失望的空洞字眼。”他说，无须多少时间，将建立起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机构来保卫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料价格。他强调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进一步加强团结的重要性。 新华社阿尔及尔电　阿尔及利亚商业部长拉亚希·亚凯九月三十日强调指出：“团结起来，共同采取紧急措施，以便通过彻底改变国际关系体系来消除自己的困难，这对不发达国家说来是重要的。” 亚凯部长在由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阿尔及尔举办的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还说：“的确，我们不能不看到，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而这些国家却仅占有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且这种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还一直在进一步扩大。除了这些消极因素外，众所周知，被剥削关系广泛统治着的一个贸易制度和贸易结构，在殖民主义时期就存在，而现在通过资本主义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灾难性活动正在发挥作用，其结果是使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即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资源不断转移到了发达国家。” 他在谈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指出，不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收回我们的民族财富的所有权或控制权的进程，并使这些财富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 新华社洛美电　多哥外交部长艾伊·翁莱代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说，这种秩序应建立在平等、主权、共同利益和各国——不管其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上。

第5版()专栏：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筹备会议在巴黎开幕　　发展中国家代表强调会议要导致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 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电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新的筹备会议，十月十三日在巴黎的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阿尔及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扎伊尔、巴西、印度七个发展中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美国、日本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国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派了观察员。 这次筹备会议是今年四月份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的继续。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由于美国代表坚持反对在未来的正式会议上除了讨论能源问题还必须讨论原料等其它问题，因而没有达成协议。 在四月筹备会议结束以后，经过多方协商，法国政府在九月份建议在十月十三日再次召开筹备会议。 法国驻联合国代表、筹备会议技术主席路易·德居兰戈在会议开幕时致词说，这次会议负责筹备的国际会议将讨论“能源、原料和发展问题，包括同这些问题有关的一切金融问题”。 委内瑞拉代表团团长佩雷斯—格雷罗代表七个发展中国家发言。他表示，国际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彼此相关的，它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可分的。他强调会议的召开要导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将对今后为改变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而建立更公正和更稳定的经济秩序的活动的实际进展作出贡献。” 美国代表团团长、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查尔斯·鲁宾逊也讲了话。他一方面在会上表示美国将进行“认真的对话”，同时，他在会外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又攻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基于“虚假的前提”。 上午会议通过了会议议程。将要举行的正式会议定名为“国际经济合作会议”。 新华社阿尔及尔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电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和阿尔及利亚新闻社十月十三日就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第二次筹备会议发表评论指出，第三世界在要求发展经济的斗争中必须坚定和加强团结。 《圣战者日报》的社论说：发展中国家代表和工业国代表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筹备会议，“是在作了最好的准备和各方认为是顺利的条件下举行的”。 社论说：“由于发展中国家加强了联合和团结一致，西方国家才表现出了诚意。” 社论在谈到这次会议的议程时说：“应该讨论有关原料和发展的问题，应该根据最近举行的国际会议——最近两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达喀尔（原料）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化）大会——所制订和通过的文件来考虑问题。”社论说，发展中国家在参加这些协商当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中包括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思想”。 社论说：“它们（原料生产国）进行对话的愿望包含着捍卫它们本国人民利益的正当的无可推诿的责任。” 阿尔及利亚新闻社的评论在谈到发达国家提出关于由工业国、发展中国家的石油输出国和非石油生产国三类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张时指出：“这种荒谬的分类，目的是要破坏第三世界的团结。”“这恰好表明了发达国家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分裂第三世界的企图。”评论说，发展中国家代表团“一贯表现了它们之间出色的完全一致”。“它们在第一次筹备会议期间就已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战线，以反对针对它们的一切分裂阴谋和转移目标的手法。”

第5版()专栏：　　中日首次田径友谊比赛在东京举行开幕式　　三木首相接见我田径代表团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电　中日两国首次田径友谊比赛开幕式十二日在东京举行。　　日本参议院议长、日本田径联盟会长河野谦三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自从提议日中两国在田径运动方面进行交流以来，经过了十年，克服许多困难，今天终于实现了”。他说，“我确信这次友谊比赛会进一步加深和增强日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田径代表团团长倪志钦在开幕式上讲话说：“根据两国田径协会达成的协议，我们第一次来贵国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这是中日两国体育交流史上一个重要发展。”　　倪志钦说：“我们相信，通过访问和比赛，不但会增进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而且会使我们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当天，日中两国运动员冒雨进行了友谊比赛。通过比赛，中日两国运动员相互交流了技术，也增进了友谊。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日本田径联盟副会长青木半治等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比赛。 十二日晚，河野谦三举行酒会招待中国田径代表团全体成员。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电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十月十一日在首相官邸接见以倪志钦为团长、石宝珍、肖洁萍为副团长的中国田径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参议院议长、日本田径联盟会长河野谦三、副会长青木半治等。 中国田径代表团是应日本田径联盟的邀请，于十月十日抵达日本访问的。

第5版()专栏：　　广州杂技团在新加坡举行首场演出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新加坡消息：正在新加坡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广州杂技团，十三日晚在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首场演出，受到了三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出席观看演出的有：新加坡文化部长易润堂和夫人、文化部高级政务次长沙阿里·宾·达汀和夫人、内政部政务次长林源河和夫人、文化部常任秘书柯顺泉和夫人、国家剧场主席林长鑫和夫人等。 当剧场金色的帷幕拉开时，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中国杂技演员们挥动着花束和花环向观众致意。同时，一个演员攀上架在另一演员肩上的梯顶，迅速展开一条用中文写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红绸标语，这时，观众热烈的鼓掌欢迎。接着演出了狮舞和其他十二个节目，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场内不断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当魔术节目中的女演员展示出一条用中文和英文写着“中国和新加坡人民的友谊万岁”的红绸标语时，全场掌声和欢呼声雷动，观众的情绪达到高潮。 演出结束后，易润堂部长和夫人登上舞台，同中国演员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并向他们献了花。 十三日中午，中国广州杂技团团长李维英、副团长杨毅鸣和郭东俊以及演员代表拜会了易润堂部长。 十一日晚，文化部常任秘书柯顺泉以新加坡国家剧场主席的名义举行了宴会，欢迎中国杂技团。 以李维英为团长的中国广州杂技团是应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的邀请，于十月十一日乘专机抵达新加坡进行访问演出的。

第5版()专栏：　　我驻菲律宾使馆临时代办抵马尼拉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马尼拉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肖特及其一行十月十三日乘飞机到达马尼拉。 菲律宾外交部礼宾司长卡蒂巴克到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巴基斯坦驻菲律宾大使馆临时代办马利克和华侨代表。

第5版()专栏：巴基斯坦通讯　　保护海洋资源　发展渔业生产 一九七三年春天，巴基斯坦政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保护海洋资源，毅然把海洋渔业区从十二浬扩大到五十浬。捕鱼区的扩大，为巴基斯坦的渔业发展，开拓了新的前景。两年过去了，在秋季渔汛季节，我们访问了全巴著名的卡拉奇渔区。在短暂的访问中，我们看到了，巴基斯坦人民为开发自己的海洋资源所作的巨大努力。 从卡拉奇出发，车行半小时，浩瀚的阿拉伯海便展现在我们面前。水天一色的大海上，渔帆点点；在海边，渔民们修船织网，呈现一片繁忙景象。陪同访问的拉扎克先生告诉我们，巴基斯坦海岸线东毗印度，西邻伊朗，长达五百五十英里，附近的海域，遍布着四十多个富饶的天然渔场，海德里是其中的一个。 村长穆罕默德高兴地接待了我们。他说，独立前，这里是一个住户不多的小渔村，现在已有三万多人口了。这两年，渔业景况不错，去年每天平均捕获量是：鱼两至三吨、虾一万多磅。村里新建了造船厂，渔船和渔具都有了改进。现在，人们已能到一百浬外的远海捕鱼了。当我们为这里渔业的发展而表示高兴的时候，一位在场的渔民追述了一段往事：一九七二年底到一九七三年初，苏联的拖网渔船在附近的海上活动了六个月，他们仗着船大网长，捕去了这里百分之七十五的鱼虾。本地渔船不是苏联拖网船的对手，捕获量大大减少，村里不少人因此而挨饿。关于这件事，当时巴基斯坦报纸曾经报道说，由于苏联拖网渔船大肆抢掠鱼虾，造成巴基斯坦三分之一的渔船不能出海，六千多渔民失业，损失外汇收入达一亿五千多万卢比。海德里村的渔民说：“当时我们十分气愤，纷纷提出：我们的鱼虾为什么白白让别人抢走？捕鱼区必须扩大，我们有能力到深海捕鱼。”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保护和利用本国资源的坚强决心。 归途中，我们顺道参观了尤素福兄弟造船厂。这是一家以造各种机动渔船为主的小型造船厂。主人热情地把我们领到一只正在建造的船上，指着新安装的柴油发动机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进口的大马力发动机。他告诉我们，这几年来，厂里造的这种渔船，吨位比以前大，设备新，速度快，适于远洋作业，颇受渔民欢迎。去年一年，就造了四十艘。据他说，象这样的造船厂，光在卡拉奇就有八、九家。目前，巴基斯坦的八千多艘海洋渔船中，绝大部分是由这些小型造船厂生产的。 应巴基斯坦朋友的盛情邀请，我们参观了正在卡拉奇造船厂建造的一艘深海渔业勘探调查研究船。这艘即将下水的调研船，是由巴基斯坦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船长九十五英尺，宽二十四英尺，船上装有气象观察台和海底鱼群探测器等仪器。依靠这些装备，可以帮助和指导渔民到深海作业，提高捕鱼量。未来的船长哈格黎先生今年五十五岁。几十年的海上生活，使他对祖国的海洋事业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前几年，眼看我们的海产资源被别人捞走，心里真难受。”他一边说，一边把我们领进船长室，手扶驾驶台上的方向盘，自豪地说：“如今，有了这些装备，我们巴基斯坦人就可以更好地开发自己的海洋资源了”。 在访问过程中，巴基斯坦渔业界人士向我们谈到，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巴基斯坦渔业发展受到一些影响。由于国际市场鱼产品滞销，鱼产品出口困难，渔业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巴基斯坦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增加鱼制品的产量和品种，开拓新的销路，以便逐步改变市场狭窄和鱼类加工产品单一等不合理的状况，这些努力开始收到成效。巴基斯坦全国海洋渔业发展局主任贾利尔满怀信心地说，当前，渔业生产面临的某些困难，正在克服中，他们决心为发展渔业生产而努力。我们相信，巴基斯坦人民在发展渔业、维护和利用本国海洋资源方面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

第6版()专栏：　　非洲国家谴责超级大国挑动安哥拉内战　　呼吁安哥拉各解放组织和平解决分歧联合起来实现独立 据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阿沃尔协议规定的安哥拉十一月十一日独立的日期日益迫近，苏修挑起的安哥拉内战却日趋扩大。安哥拉局势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最近，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纷纷要求超级大国停止对安哥拉内政的干涉，并呼吁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和平解决分歧，联合起来实现独立。 塞内加尔政府最近发表公报说，桑戈尔总统“对安哥拉目前的局势表示不安。他再次深切地希望安哥拉现有各政党取得一致，使安哥拉在恢复和平的情况下取得独立”。 在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安哥拉局势是各国代表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二十多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就此问题发了言。乌干达总统、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明说，联合国必须明确谴责正在把大量武器运进安哥拉从而使已经微妙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的那些国家。他强调说：“安哥拉问题既然纯系非洲的问题，它就应该而且必须有一项非洲的解决办法。”“非洲的问题可以由非洲人单独来解决，而不用外国来干涉。”塞内加尔外交部长阿萨纳·塞克在发言中指出，在安哥拉，确实存在着外国策划的旨在挑起一场内战的阴谋诡计。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说：“我们无比庄严地要求外来干涉者不要插手安哥拉局势，给安哥拉人民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安定下来，实现建设他们国家的重大任务。”喀麦隆外交部长让·克恰指出：“年轻国家在巩固独立时应该特别保持警惕，特别应该注意发现和挫败非洲的敌人的颠覆阴谋，这些人正在安哥拉煽动仇恨和不和的火种。”突尼斯外交部长哈比卜·沙提在发言中呼吁安哥拉各解放组织领导人结束它们自相残杀的冲突，团结起来掌握国家的命运，避免重新遭受外国统治。毛里塔尼亚外交国务部长哈姆迪·乌尔德·穆克纳斯说：“安哥拉人民正经历着他们历史上的困难时刻，但我们相信，如果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他们能够应付挑战并恢复民族团结。” 近来，许多非洲国家报刊、通讯社和电台也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揭露超级大国干涉安哥拉内政、挑动内战的罪行。《赞比亚每日邮报》发表评论谴责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安哥拉的混乱局势来获得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索马里《十月之星报》发表社论，呼吁非洲统一组织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作出努力来解决安哥拉三个解放运动之间的分歧。

第6版()专栏：　　葡属东帝汶民族独立运动获得发展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要求立即独立，受到多数人民支持 据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帝力消息：位于帝汶岛东半部的葡属帝汶（东帝汶）的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最近以来获得发展。 据报道，东帝汶三个政党之一、积极要求独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八月中旬击破了东帝汶另一政党“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政变，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已经控制了东帝汶的大部分地区。据路透社帝力十月十一日的消息说，“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已经在十月十一日建立了一个经济管理和监督委员会，以管理东帝汶的经济事务。 东帝汶三个政党是在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发生政变后，葡萄牙当局宣布将在东帝汶举行公民投票实行自决而后成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主张立即独立，受到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帝汶民主联盟”主张同葡萄牙保持密切联系，认为目前东帝汶“不具备真正独立的条件”，需要分阶段实行独立。另一个政党名叫“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力主东帝汶归并印度尼西亚。八月十一日，“帝汶民主联盟”由于葡萄牙局势的急剧变化，发动政变，一度占据了首府帝力的警察局、电台、港口和机场，企图成立由它领导的“政府”。 据美联社雅加达八月十一日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在东帝汶发生政变后发表谈话，表示希望东帝汶“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他说：“如果他们希望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话，我们将保护他们”。《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也发表文章说，葡属帝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同印尼合并。不久以后，印尼政府派军舰在东帝汶附近海面游弋。路透社十月八日自新加坡报道，印尼还对东帝汶巴图加德镇发动了一次陆海空袭击。 十月十日，“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就印尼袭击巴图加德镇一事打电报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尊重东帝汶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意志。 葡属帝汶位于亚洲东南的帝汶岛东部（西部属印度尼西亚领土），因此又称东帝汶。它还包括附近的阿陶罗等小岛以及帝汶岛西部北海岸的欧库西地区。面积共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五平方公里，人口六十六万（一九七四年估计），主要是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马来人等。有十二种地方语言，通用葡语。首府帝力，是一个重要港口，人口约五万。 东帝汶地处热带，境内多山，森林茂密，土地肥沃。但在葡萄牙长期殖民统治下，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国民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北部的耕作较南部发达。 帝汶岛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航道上具有重要地位。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先后在十六、十七世纪入侵，双方占领地区犬牙交错。一八五九年葡、荷订立条约，重新瓜分帝汶岛：东部和西北部的欧库西归葡萄牙，西部并入荷属东印度。葡萄牙政府长期委派一名总督统治东帝汶。一九五一年东帝汶被葡政府改为“海外省”，东帝汶的殖民地地位并未发生变化。 东帝汶人民不堪葡萄牙的殖民统治，长期以来，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最近以来，东帝汶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有了新发展。

第6版()专栏：　　西索尔指出政治解决办法行不通　　津巴布韦人民正在进行武装斗争 新华社内罗毕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日电　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人恩达巴宁吉·西索尔十月十日在内罗毕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庄严宣布，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已经决定“以我们自己的鲜血去争取我们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他强调说：“我们热爱和平，但是，决不能牺牲我们的自由和独立。” 他指出，津巴布韦大多数黑人在认识到政治解决办法行不通之后，现在正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他还强调说，津巴布韦解放组织武装力量的统一是取得独立的唯一道路。（附图片）　　津巴布韦游击队战士进行军事训练。　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　　强化法西斯专政阻挡不了国内矛盾的激化　　苏修又大批清洗和撤换干部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讯 随着苏联国内各种矛盾的不断加深，最近勃列日涅夫集团又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权机构中清洗和撤换了一大批负责官员。 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九届一次会议后公布的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组成来看，其主要负责人员变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除亚美尼亚、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被解职外，还有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副主席（共十一人）全部被撤换，有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副主席被撤换二分之一。塔吉克和亚美尼亚的部长会议主席被解职；七个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的撤换率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塔吉克的五个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全部更换，哈萨克的七个当中换掉五个，亚美尼亚六个当中换了四个。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席的撤换率达百分之四十上下的有七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亚美尼亚是百分之五十三，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是百分之四十七。 这次人事变动表明，苏修领导集团正进一步加紧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例如，亚美尼亚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都被撤换了，部长会议副主席被撤换了百分之六十六，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席有百分之五十三被更换。哈萨克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撤换率为百分之七十以上，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席则达百分之四十七。塔吉克的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全部换掉，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席换掉百分之四十一。 在这次人事变动中，苏修特别重视强化法西斯专政机构和思想控制部门。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六个共和国换了内务部长，乌兹别克、土库曼和亚美尼亚换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阿塞拜疆换了司法部长。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部、国家电影委员会、国家出版委员会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负责人被撤者达二十人。 由于苏联各地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集团就搞掉大批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作为替罪羊。据统计，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采购部、轻工业部、商业部和建筑部等部门，被撤换的主要负责人达六十七人。 从苏联报刊材料来看，除加盟共和国一级外，各州、市、区和基层人事变动的幅度就更大了。与此同时，在党的系统和军队系统，清洗和撤换也在不断进行。 大量清洗和撤换干部，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流惯用的手法。但是，无论什么手法都阻挡不了由于资本主义复辟而在苏联国内出现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加深。

第6版()专栏：　　苏联又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百万吨粮食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电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十月十日报道，苏联最近又向加拿大购买了五十万吨粮食，其中包括小麦十五万吨、燕麦五万吨和大麦三十万吨。 加拿大政府负责领导小麦局工作的部长奥托·兰估计，这批粮食价值八千万到一亿加拿大元。 自从今年七月以来，苏联已向加拿大购买四批粮食，总数达四百三十万吨。 新华社堪培拉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苏联最近又向澳大利亚购买五十万吨小麦。从今年七月份以来，苏联已向澳大利亚购买小麦一百五十万吨。 这批小麦将于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装船运出。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为此发表文章说，苏联抢购小麦进一步证明它今年农业收成很糟，“今年俄国至少歉收（谷物）四千万吨，甚至可能达五千五百万吨。”

第6版()专栏：　　谎言与事实　　——苏修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丑恶表演　　何东华 当前，美苏两霸在世界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但在亚洲地区它们也并没有放松争夺霸权的斗争。苏修在亚洲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大肆进行侵略扩张。然而，苏修宣传机器高叫的却是什么苏联“同任何霸权主义动机格格不入、最不追求亚洲命运主宰者角色”。果真如此吗？完全不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在作这样丑恶的表演。 苏修口口声声说什么它是主张“主权平等和尊重主权所固有的权利”的。事实究竟是怎样呢？苏修在亚洲干的事情恰恰是扩张，不断侵犯别国领土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威胁别国独立。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驻扎军队，设立军事基地，践踏这个国家主权，蹂躏人民，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变成事实上的殖民地。它还霸占别国领土，攫为己有，日本的北方四岛就是一个例子。苏修不仅顽固地拒绝归还这些日本岛屿，而且在这些岛上建立起海、空军事基地，还不断侵犯日本的领空领海，欺压日本人民。日本人民要求归还自己的领土北方四岛，苏修竟然诬蔑说，这是“出于狭窄政治集团的复仇主义欲望”，是“故意”“挑衅”。按照苏修的逻辑，别国把领土统统给它，就不是“狭窄政治集团”了，也不是“复仇主义”了。这是十足的横行霸道！凡此种种，就是苏修所说的“主权平等和尊重主权所固有的权利”的真正含义。 苏修口口声声说什么各国之间应“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可是，正是苏修驻兵国外，在别国建立军事基地，在亚洲海域到处派遣舰队，推行炮舰政策。苏修近几年来大大扩充了它的舰队。比如十年前，苏修在印度洋没有舰队，在太平洋的舰只也不多；然而，现在苏修的太平洋舰队的舰只据报道已达五、六百艘之多，在印度洋又建立了分舰队。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苏修的舰只成群结队，耀武扬威，横冲直闯。苏修在公海、在亚洲国家近海，又是打靶，又是演习，又是放火箭，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苏修还采取各种手段，攫取海军基地和对港口的停泊权、使用权，表面上说什么这只是“商船”“渔船”靠岸加油和维修，实际上把军舰赖在这些港口。它大肆鼓吹海峡“国际化”，说什么“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海峡”。苏修所谓的“国际化”，就是不许别国维护自己的主权，让苏修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任意出入。请问苏修先生们，你们的这一切所作所为，难道就是“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吗？ 苏修口口声声说什么它要和亚洲国家“建立和发展”“卓有成效的合作”。这又是什么货色呢？亚洲人民已看到，苏修正是在“合作”的幌子下，利用“军援”、“经援”，对亚洲国家进行掠夺、渗透、控制和扩张。它通过“军援”大做军火买卖，成了超级军火商。它在“贷款”的名义下，对亚洲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和高利盘剥，谋取种种特权，推销陈旧设备，掠夺原料和工农业产品。它就是以要印度偿还贷款和贷款利息的方式，掠夺了印度大量的茶叶、羊毛、麻和工矿业产品。苏修高利盘剥、敲诈勒索，使有些国家欠了大批债务。例如蒙古就成为世界上按人口平均计算债务最大的国家之一，每人平均欠苏修债务竟达一千六百多卢布之多。的确，苏修“卓有成效”地剥削了亚洲人民。苏修的掠夺，比老牌帝国主义更加贪婪，更加阴险。 苏修口口声声说什么它希望同亚洲国家之间建立“睦邻关系”。它是怎样在搞“睦邻关系”的呢？苏修在南亚次大陆不但把印度纳入它的社会帝国主义轨道，并怂恿和支持印度对外扩张，肢解邻国，吞并锡金，觊觎其他邻近小国。苏修极力在一些国家培植代理人，派遣大量特务。披着“外交官”、“专家”、“顾问”、“海员”、“文人”、“学者”、“游客”外衣的苏修特务，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间谍活动。泰国报纸揭露说：“长久以来偷偷摸摸地向泰国各大学渗透的苏联，已经明目张胆地干涉泰国的内政了”。印度一家周刊也曾报道说，苏联在印度的“国防研制部门建立了一个固定的间谍网”。至于苏修在亚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从中渔利的事实，更是屡见不鲜。苏修要搞的“睦邻关系”，恰恰是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干涉。 尤其可笑的是，苏修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为了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就要建立它那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特别是“欧安会”之后，苏修更加不断鼓噪叫卖“亚安体系”。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为什么如此热心于“亚安体系”呢？说穿了，就是玩弄声东击西策略，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掩盖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就是要同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争霸；就是要分化亚洲国家，逐个控制亚洲国家，把它们纳入苏修的势力范围。亚洲各国公众舆论一直在谴责和嘲笑它。如日本报纸揭露说，苏联鼓吹“亚安体系”，是想“从南亚到东南亚这一地区逐步扩大（苏联的）势力和渗透，以填补美国撤退而造成的真空”。一家泰国报纸说，现在苏联鼓吹的“亚安体系”比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搞的“大东亚共荣圈”还阴险。 苏修自从一九六九年抛出“亚安体系”以来，到处叫卖，处处碰壁，于是就采取更加恶劣的手法，推销它的那个破烂货。它把“亚安体系”同“东南亚中立化”、“印度洋和平区”等等搅在一起，说什么东南亚“中立化主张……会有助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这是鱼目混珠。谁都知道，东南亚国家要求不受外部强国的任何形式或方式的干涉的中立化主张，同苏修谋求霸权的“亚安体系”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是水火不相容的。苏修还说什么“苏联希望印度洋和太平洋成为和平区”。谁都知道，苏联的军舰在印度洋横冲直闯，炫耀武力，这里怎么能成为和平区？苏修既然希望印度洋成为和平区，为什么不仅不从印度洋撤走它的军事力量，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它的军舰呢？奉劝苏修老爷们，还是收起你们这套江湖骗子的花招吧！ 事实是最无情的，任何谎言都将被它打得粉碎。苏修先生们嘴里说的是动听的言辞，干的是卑鄙肮脏的勾当。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混淆黑白，遮人耳目，用一条名曰“亚安体系”的绳索拴住亚洲国家的手脚，使之俯首帖耳，任其摆布，让苏修在亚洲称王称霸。这完全是做梦。今天，亚洲人民早已在斗争中空前觉醒。经过长期奋斗赢得了自己独立的亚洲人民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从今天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不仅要“前门拒狼”，更要“后门防虎”，坚决反对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称霸亚洲，称霸世界，到头来只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