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第1版()专栏：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和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新疆举行干部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大会陈锡联、赛福鼎同志在会上讲话 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于二十九日下午举行万人干部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团长陈锡联同志，副团长乌兰夫、张才千、毛远新、巴桑、崔海龙、苏静同志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负责人赛福鼎、杨勇、司马义·艾买提等同志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杨勇同志主持。陈锡联、赛福鼎同志在会上讲话。 赛福鼎同志说，中央代表团带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带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从首都北京来到乌鲁木齐和我们共庆佳节，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他代表全疆军民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中央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赛福鼎同志在讲话中概述了自治区成立二十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以及在粉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他指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全疆各族人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战斗的结果，是和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赛福鼎同志说，自治区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他号召各族干部和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加倍努力，加快自治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陈锡联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他首先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代表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陈锡联同志在讲话中谈了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新疆革命和生产的成就以及今后的任务。他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粉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伟大胜利，巩固了国防，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陈锡联同志说，新疆二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很伟大的。但是，二十多年的建设，只是打下一个初步基础。要把新疆建设好，在本世纪内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要继续艰苦奋斗。他在讲到新疆的当前任务时指出，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是新疆各项工作的总纲。他号召新疆广大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继续团结各族人民，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新疆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参加干部大会的还有自治区党、政、军和乌鲁木齐市的其他负责人何林兆、郭林祥、郑三生、贾那布尔、曹达诺夫、谭友林、张竭诚、颜金生、林渤民、李恽和、依加汗和阿木冬·尼牙孜等。

第1版()专栏： 大庆“铁人”式队伍是怎样成长的 ——记大庆工人培育和发扬革命加拚命精神的几点体会 （一） 从一九六○年打响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在经历了两次路线斗争的这些年月里，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披星戴月，餐风饮雪，战胜重重的政治恶浪，冲破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创造了高速度开发大庆和连续十五年稳产高产的业绩，把大庆油田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大庆职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牢记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教导，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形成了一支“铁人”式的队伍。 这支队伍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敢开顶风船，勇向逆流斗，象“铁人”王进喜同志那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等传统观念斗。他们斗出了一个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矿区，斗出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新局面，成为我国办工业的一面红旗。 这支队伍具有“十不”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计较工作条件好坏，不计较工作时间长短，不计较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讲份内份外，不论前方后方，一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艰苦奋斗。 这支队伍具有自力更生和力争上游的雄心壮志。大庆油田气候冷，原油的凝固点、含蜡量和粘度都高。有的洋“权威”曾经断定，要开发大庆，“除非把油田搬到赤道上”。大庆工人阶级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头顶青天，脚踏荒原，高速度开发了这个闻名于世的大油田，结束了我国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钻井工人听说苏联有个“功勋队”，美国有个“王牌队”，一年打井进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最高水平。大庆的一二○五队和一二○二队，一鼓作气，把那两个国家的“冠军”队甩到了后边。国外的许多油田，油井出油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油层的压力要下降，油井的产量要递减。大庆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打破了这个“常规”，他们十几年前打的油井，一直保持着稳产高产的纪录。 这支队伍具有优良的革命作风和铁的纪律。十几年来，他们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除修正主义路线干扰，抵制资产阶级妖风，战胜小生产习气，攀登新技术高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和铁的纪律。三老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是：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在大庆，从油田党委书记到广大工人，把党纪国法、各项政策和管好企业的规章制度，看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铁的纪律，人人必须自觉遵守，绝不许任何人例外。 所有这一切，就是大庆工人阶级革命加拚命精神的体现。（二） 大庆这支“铁人”式的队伍那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是怎样培育起来的呢？ 先从当年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来说吧！从那个时候起，大庆党委就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当时开发大庆油田，国外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要开发大庆，那茫茫的大草原好象到处都存在着问题，堆积着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赢这场会战呢？大庆党委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组织全体职工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职工的头脑，端正会战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件头等大事一抓，人们眼前的荒原，展现出一片光明，思想里充满着会战必胜的信心。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指导他们分析了开发油田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千矛盾万矛盾，最基本的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要把会战打上去，就要抓住这个纲，革修正主义路线的命，反资本主义之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使大庆工人阶级坚信，实践出真知，开发油田一切正确的理论和办法，必须从实践中来，拚命去干，就没有闯不过的火焰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给了他们最大的勇气，使他们认识到，工人是油田的主人，依靠全体工人阶级，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创造出资产阶级“权威”们所想不到做不到的奇迹！ 大庆工人阶级从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增强了识别方向路线的能力，认识了自己的地位和力量，迸发出了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就以排山倒海之势，磅礴于整个油田。在围绕开发油田的方针、路线等问题的大辩论中，职工们在短期内贴出一百多万张大字报。那遍及油田的大字报，是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挑战书，是烧毁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革命烈火，也是职工们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武器。什么这封锁那困难，统统见鬼去吧！“铁人”王进喜代表大庆工人阶级发出了革命的誓言：“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洋“权威”不是说除非把大庆油田搬到赤道上就不可能开采吗？爬行主义不是把“三年勘探，十年建设”看作是不可逾越的信条吗？可是，大庆工人阶级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只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向全国人民报喜了：大庆油田拿下来了！我国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结束了！ 世界上的油田有许多，可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大油田，过去谁见过？是大庆工人阶级在荒芜的草原上，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的一个理想，“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画出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创造了“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这，既是工业建设路线上的革命，也是大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革命。自从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来，剥削阶级就极力扩大城乡差别。刘少奇一伙也亦步亦趋地跟着走老路。而大庆工人阶级却反了这种“潮流”，开创了新的道路。实现这种建设路线上的革命，需要人们的思想来个深刻的革命。有人不是一心想从乡下进城吗？有人不是不愿从城里下乡吗？大庆职工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却把为他们设计的有“这个宫那个馆，高楼大厦加花园”的石油城蓝图，扔进了废纸堆里。他们毅然在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在这以后，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和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先后传到大庆，大庆工人阶级以更加豪迈的步伐，朝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 十五年来，修正主义路线对大庆油田的干扰破坏，资产阶级妖风对大庆工人阶级的袭击，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大庆的革命一浪高过一浪，生产一年高过一年，供应全国的石油没有中断过一天。大庆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能排除干扰，坚持团结，努力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由于大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长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到油田的时候，大庆工人就起来造它的反，帮助干部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之后，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团结战斗，共同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曾有极少数人不批林，不批孔，闹资产阶级派性。许多工人找那些一时迷失方向的同志，讲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讲“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结果，大家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党对运动的领导，使斗争的锋芒直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全油田出现了更加安定团结的局面。 十多年来，大庆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说明，要培育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和工人群众手里，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必须长期坚持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这是大庆建设“铁人”式队伍最基本的一点体会。（三） 大庆建设“铁人”式的队伍还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要敢于革命加拚命，必须不断提高自己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十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庆一直把阶级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作教育职工的一门主课。他们进行这种教育，每一次都结合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每次都有新内容新收获。 大庆进行这种教育的一条好经验，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忆苦思甜活动。大家一起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旧社会受苦的根子，谈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源泉。在忆苦思甜的基础上，每个基层单位都建立“两本帐”，一本是本单位出身被剥削阶级的同志及其家庭，在旧社会当牛做马的“苦情帐”；一本是大家在新社会做主人的“幸福帐”。这是大庆油田遵照毛主席对军队和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在建设产业大军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大庆运用忆苦思甜的方法教育职工，大大提高了广大职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激发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精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油田有八万多人作了忆苦批林的发言，写出了十三万多篇回忆对比、批林批孔的文章。他们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关系个人、阶级、全党和全国命运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大事。 有了这种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先进的同志更加意气风发，一些后进的同志，也从那种认为劳动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的观念中，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之下，解放了出来。去年一年，经过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全油田有上千名原来后进的同志，提高了觉悟，大步前进了。 有了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庆工人阶级也更加坚决地排除干扰，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而积极劳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大庆的职工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事业，不但应该积极去抓，而且要拚命去干。他们针对那种怕抓生产甚至不抓生产还贬低生产的错误思想，响亮地提出自己革命的誓言，“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 十五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大庆工作，刚踏上油田的时候，许多人是农民服，学生装，当工人不知道怎么当。他们思想上的烙印，心里的算盘，行李卷露出来的生活作风，也千差万别。如今，他们许多人焕发着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争分夺秒大干社会主义，千仇万恨批修、批资，变成了“铁人”式的工人和干部。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如果把大庆油田比作思想革命化的大熔炉，那么，这个大熔炉改造人们思想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长年坚持阶级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四） 大庆油田学“铁人”赶先进的群众运动，就是用共产主义思想培育职工革命精神的一个好办法。 在大庆，凡是新来这里工作的同志，都有一堂必修课——到“铁人”王进喜带领大家打的第一口油井和王进喜事迹展览室，接受“铁人”精神的教育。大庆职工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就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发扬“铁人”精神的基础上培育起来的。 在大庆，每条战线都有学“铁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标兵、红旗手。他们是培育广大职工革命精神的榜样，是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强大力量。十多年来，大庆油田通过表彰先进，提倡无产阶级的新风尚，批判资产阶级的旧习气，已成为各单位日常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全油田每年还自下而上地进行一次总结评比，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今年四月，各条战线评选出的先进人物共有三万多名。在全油田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上，各单位先进人物的代表，披红戴花，几万名群众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大庆的报纸、广播、舞台、画窗和各单位的壁报，都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站排头的政治觉悟，歌颂他们不怕苦、不怕死等“十不”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称赞他们自力更生攀登技术高峰的劲头，传播他们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所表现的革命作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一杆红旗就红一片。一个“铁人”树起了革命加拚命精神的样板，千万个“铁人”式的工人和干部就茁壮成长起来。 在大庆，评思想，树样板，既是灭资兴无、进行思想建设的一条好经验，也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进行组织建设的一个好途径。（五）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大庆工人阶级那种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和严格的纪律，也是同那种思想不正、组织松散、工作马虎、纪律可有可无的不良倾向斗出来的。为了培养革命化的作风，当年大庆曾经召开现场大会，把不合格的油井填掉，“推倒重来”。今年春天，油田上又发生了这样感人的故事：一个女青年采油工，下班没有交当天的生产报表，就急忙走亲戚去了。晚上，中队和大队的干部知道了这件事，就开会研究怎么办？他们认为，按昨天那口井的产量估个数字报上，也差不到哪去。可是这种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的思想作风，同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科学态度比较，却反映了不同阶级在思想作风上的差别。而且，一针不补，十针难缝。如果让那种不负责任、自由散漫等不良习气泛滥开来，就会腐蚀队伍，影响生产。会议开到九点，中队长和大队长就找到这位女工做思想工作。谈到深夜，两个队长和这位女工又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十几里，来到了采油指挥部党委。两个队长进门就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抓思想作风的教育不力，主动承担那位女工忘交一张报表的责任。那位女工被中队长和大队长这种坚持“三老四严”的模范行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听到“推倒重来”和这个一张报表的故事，就不难明白，英雄的大庆工人，为什么党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取得一个又一个光辉的胜利。 工人阶级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能够自觉遵守铁的纪律，听从统一指挥。有一次，上级决定从大庆抽调六个钻井队的人员和设备，到将近万里远的新油田参加会战，限七天之内出发。一声令下，接到任务的同志，立即交接好工作，配备好设备，安置下家属，第五天就从二十个工作地点集中完毕。第七天是大年三十，就在这一天，这支队伍高唱着“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嘹亮的歌声，踏上了万里征途。 列宁曾经提出：“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大庆工人阶级这支“铁人”式的队伍，正是我们为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国家，为反修防修所需要的无产阶级铁军；他们团结战斗、持续跃进的步伐，正是我国工人阶级应有的步伐。而大庆工人阶级堪称无产阶级的铁军，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高速度前进，就是由于他们身上闪耀着革命加拚命的精神。 让战争年代那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在每个同志的身上发扬光大吧！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第1版()专栏： 比耶迪奇主席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将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第1版()专栏： 国务院办公室在国庆前夕举行招待会 欢迎华侨和中国血统外籍人士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国务院办公室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欢迎前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和旅行探亲的来自五大洲的五百多名华侨和中国血统外籍人士。 有关部门负责人罗青长、廖承志、吴庆彤、马文波、童小鹏、蔡啸、林丽韫，出席了招待会。 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在招待会上祝酒，他说，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前夕，我们与大家欢聚一堂，感到特别高兴。他提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庄希泉、林修德、李梦夫、刘毅、吴桓兴、王一知、卢心远、张楚琨、许志猛、李梅、叶道英、陈修和、田平、胡成放、杨骥、庄明理、伍禅、许福昌、伍经元、孙岳、王守贤、张国基、陈丁茂、陈玉娘、林慧卿、徐寅生、张昌、经普椿等。

第2版()专栏： 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这部书不仅描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还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封建阶级的“忠义”观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为书中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水浒》一开头就提出了“天道循环”论。它认为古往今来，治乱兴衰，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都是“天”决定的。就如赵宋王朝的建立，也是由于“五代残唐，干戈不息”，“感的天道循环”，“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扫清环宇，荡静中原，才恢复了太平盛世。然而好景不长，“乐极悲生”，于是便有“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天道”从“治世”又“循环”到了“乱世”。历史循环论就是宿命论。这种理论束缚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枷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宋朝当时的社会情况，就会进一步看到《水浒》宣扬“天道循环”论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开始全面走下坡路了。北宋从它建立之日起，阶级矛盾就很尖锐。大官僚大地主任意实行兼并，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民处在“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地。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北宋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后又有方腊等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一朝一代的形式上的简单地重复，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越深，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也不断地在发展。《水浒》以“天道循环”论抹杀了这些事实，蓄意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它通过宣扬“天道循环”论，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最后因被投降派宋江出卖而失败，统统归结为“天意”的安排。 从“天道循环”论出发，《水浒》的作者把主观臆造的“天国”搬到了地上。不仅宋朝的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统治人间，而且梁山的一百○八人也成了由上界贬落人间洗心戒性的“星宿”、“魔君”。这些人当中，宋江又成了众星之主，统领其他。在《水浒》作者的笔下，皇帝和农民起义军的头领都是来自上天，共出于“天神”系统。他们在上界是“神”和“魔”的关系，在下界则成了“君”和“臣”的关系。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农民起义军最终被纳入“顺天”的轨道，“星主”宋江接受“神仙”下凡的皇帝的招安，也成为必然的了。《水浒》中宣扬天命如此，只宜顺天的这一套，无非是标榜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说明忠君有命，招安在天，投降有理。 “天理”论是“天命论”的变种。《水浒》中一再告诫人们不能违背“天理”，并通过宋江之口喋喋不休地说对反动派造反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这个“天理”论不是别的，它是宋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宋朝的反动理学家程颐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说“天命即天理”。程朱理学把整个封建制度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这个“理”成了宋朝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水浒》中鼓吹“天理”，正符合宋王朝统治的需要，同样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有人说“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天’的旗号，宋江讲‘天理’并不奇怪”。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象宋江那样对地主阶级的“天”顶礼膜拜，而是要以农民起义之“天”代替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天”。黄巾起义时就指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宋代，方腊起义也怒斥封建剥削制度是“岂有此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农民阶级的这些革命思想，同反动的宋朝理学针锋相对。唯独宋江口口声声不离“天理”，整天忏悔自己犯了“迷天之罪”。这只能说明《水浒》中的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的反动本质。 从“天理”论出发，让宋江受到“天”的启示，获得先验“忠义”道德，以维护封建纲常是《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娘娘便降下“法旨”，告诉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忠”和“义”都有了。石碣天书称他为“呼保义宋江”，说明他的“忠义”已经感动了上帝。就象孟轲所鼓吹的那样：奴隶主阶级的人性可以“至诚通神”、“至诚通天”。天书写的则是地主阶级看到宋江是一只能为他们效劳的鹰犬，由“神”代皇帝对他嘉奖。这是反动阶级一贯玩弄的骗人伎俩。 宋江的“忠义”观并非什么“神授”，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塞满一肚子儒学秕糠。杀惜之后他宁愿吃官司，受断配。晁盖劝他上山入伙，他说，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为。简直是个道学小丑。上山以后，他大搞所谓“忠义自守”；篡权以后，又急急忙忙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变了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直到临死前，他还自我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 宋江一生自负的是所谓“忠义”二字。有人说这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好象“忠义”一类的道德观念，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所共有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这就说明，忠义道德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来看，“聚义”就是团结一心，生死与共，聚义造反，为本阶级的自身解放而斗争。它同“忠君”思想冰炭不相容。但在宋江那里，“义”却是为了“忠君”，用“忠义”来笼络人心，结成朋党，以期共同归顺朝廷；他“义友”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把寨为头”，“替天行道”，对皇帝尽忠。 宋江的“忠义”观念是他叛卖农民起义，大搞投降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他的“忠”，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维系他与朝廷、大地主和官军的关系。他的“义”，则是用欺骗拉拢手段，施以怀柔和麻痹，维系他与众人的关系，让大家一起跟他去忠君受招安。今天用“忠义”之类的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招降一个烜赫的统军呼延灼，明天还用这一套劝进一个“关帝”后裔关胜，后天又同样赚来一个大地主大员外卢俊义。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忠君”思想为纽带的投降集团。 宋江的“义”始终是服从于“忠”的。例如，当李逵反对接受招安时，宋江就横眉怒目要杀掉这个“情分最重”的“兄弟”。在宋江看来，有忠才有义，“义”以“忠”为基础。谁要不“忠君”，他就不讲“情”和“义”。归根到底，“忠”是目的，“义”是手段，“义”必须服务于“忠”。 有人说，“宋江的忠”是忠于祖国，他的“义”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封建的基础上，是一面“伟大的旗帜”。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根本不符合实际。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忠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既然不是各阶级共有的，它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用“忠义”掩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赵宋王朝的反动封建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服务，让被压迫阶级俯首贴耳地给反动地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这种“忠义”思想更符合反动阶级的需要吗？ 从鼓吹“忠义”道德到追求升官发财的利己主义，进一步暴露了宋江投降主义的动机和目的。这个官迷心窍、叛卖农民革命利益的野心家、阴谋家，一心想的是“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按照封建阶级的标准，“忠君”是升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宋江早已具备，但由于“误犯大罪”而落草为“寇”了。然而，这个利禄之徒，却通过鼓吹“仁义忠恕”，大搞两面派手法，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捞取了一大笔足以能够向朝廷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换来了高官厚禄，终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了“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高位，成了赵宋王朝的忠实看门狗。 总括来说，《水浒》这部书，是把“天命论”做为基础，从众星下凡历劫，经过一番磨难，最后列为朝臣，归天终成“正果”，完成了一个“神——人——神”的小循环，宣扬一整套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切，就构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分析《水浒》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理论，使我们得到很好的教益。它说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企图阻止历史的发展，搞复辟倒退，总要先造舆论。宋江的那一套思想破烂，一经侵入起义农民队伍，便使它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他首先用地主阶级的反动理论篡改了梁山起义军的思想路线，为他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制造舆论，铺平道路。一场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被封建地主阶级的“及时雨”扑灭了。这个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水浒》和宋江的评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2版()专栏： 学习马克思主义　积极参加评论《水浒》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游国恩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使我心明眼亮，对于《水浒》这部书特别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认识大大提高，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少问题也得到深刻的启示，心中感到无比高兴。在毛主席伟大教导的鼓舞下，我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古典文学的研究。 《水浒》这部书，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的。现在看来，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面教材，是封建皇帝的“千秋金鉴”。 《水浒》所竭力歌颂的宋江，从前我以为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正面形象。现在看来，他不但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而且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内奸，是葬送革命果实、消灭农民起义军的罪魁！ 《水浒》中梁山泊的人物，阶级成分很复杂，上梁山的动机和原因也各不相同。宋江是个县衙门的刀笔小吏，社会地位虽不很高，但家中有庄园、有地窑，有大小庄客干活看家。他为人交游广阔，挥金如土，不言而喻，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分子。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头脑中充满了反动的孔孟之道，满口忠孝仁义；尽管有多次机会上梁山，却为了尽忠尽孝，坚决不肯，甚至以死来拒绝，认为这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陷于不忠不孝之地”。象宋江这样的人，反动立场如此顽固，封建思想渗透了骨髓，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参加革命队伍？他后来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上梁山，那也只是为了“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想走一条曲折的升官发财的道路而已。因此他上山以后，出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必然千方百计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队伍，这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但是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坚决要革命的，李逵天不怕，地不怕，蔑视皇帝，大闹东京。宋江口口声声尊重国家法度，尽忠报国；李逵却敢于劫法场，扯诏书，拳打太尉，大骂皇帝，至死还想造反，死后赵佶在梦中还见他“抡起双斧”奔上前来。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立场，显然表现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革命的农民阶级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坚持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水浒》一书别有用心地歪曲农民起义，把许多起义英雄的形象加以歪曲，让他们跟着宋江跑，这完全是为了宣扬阶级调和，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目的。正因为这样，它才被封建地主阶级称为“忠义水浒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皇帝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最大头子，是剥削和奴役农民的最高统治者。封建国家一切官吏，无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无论大贪小贪，或者象封建史家所称赞的“良吏”“循吏”，都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和命令的执行者。因此象《水浒》那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必然是宣扬阶级投降、维护封建统治的。在《水浒》中，宋江提出“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要求起义军头领“共存忠义之心，同著功勋于国”。他所谓“天”就是皇帝，所谓“道”就是孔孟之道；他要“安”的是地主阶级，“保”的是封建国家政权。宋江就是要按照这一条投降路线，把革命事业搞垮。受招安之后，宋江积极充当皇帝的帮凶，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在无数革命农民的血泊中，取得功名富贵，“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农民革命的内奸、投降派吗？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 过去有人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都只反地主恶霸、贪官污吏，不反皇帝。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总是把矛头指向皇帝和整个封建政权的。就如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难道不明明是要推翻东汉王朝、打倒东汉皇帝吗？而宋江却要“替天行道”，“忠君”、“护国”，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立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泾渭分明，天渊各别。再从梁山内部看，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清楚的。“排座次”以后不久，宋江大办菊花会，写了黑诗《满江红》，高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听了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更是怒火上冲，瞪着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来第一次受招安，开读诏书时李逵大闹的那一场，更是十分激烈的斗争，显示了革命农民大胆蔑视皇帝的造反精神，难道他们的起义是只反个别地主官僚不反皇帝的吗？不敢“违天背理”的奴才宋江，根本不能代表广大农民。以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可以代表广大农民，那就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 过去还有人认为：接受招安是农民的局限性，似乎是说，农民起义必然要走向投降。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所以总是陷于失败。但失败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力量对比悬殊，经过坚决斗争后归于失败，一种是因为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有的头目叛变投降而导致失败。坚决斗争和叛变投降是贯穿在历史上整个农民起义斗争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把两种失败的情况混为一谈，而笼统称之为农民的局限性，同样也是混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宋江在梁山起义军屡败官军之后，反而乞求招安，断送了革命。这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而失败，则有着天壤之别。把梁山起义的失败说成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这只能是美化叛徒，为投降派开脱罪责！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因此，文艺必然为政治服务，也就是必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水浒》的作者鉴于历史上农民不断起义，秦、汉、隋、唐先后被农民起义军冲垮，于是费尽心机，提取了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叛徒、内奸的思想特征，塑造出宋江这样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使之驾于梁山群雄之上，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通过招安，一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火焰扑灭。这完全是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 南宋以后，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走下坡路，农民起义更加频繁，统治阶级极感不安，所以抬出“忠”“义”二字来麻痹人民，欺骗人民。明清两朝，“关圣帝君”的庙宇遍天下，与孔老二分别被抬高为“文武二圣人”，正是这个道理。《水浒》作者赋予宋江的主要思想，也正是“忠”“义”二字，所以他死后被追封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建祠塑像，御书殿额“靖忠之庙”。作者通过对宋江形象的歌颂美化，妄想使农民起义军都来走宋江那样的“改邪归正”之路，这是完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的。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对农民起义是仇视和否定的，它在历史上没有进步意义，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 《水浒》是一部很有用的反面教材。在宋江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投降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内搞阶级调和，向资产阶级投降；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向帝国主义投降。通过对《水浒》的再认识，以古鉴今，可以看出刘少奇、林彪这些人都同宋江一脉相通，十分相似。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古典文学研究、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文艺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我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学得很不够，因此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中，不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往往混淆阶级界限，散布了一些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后努力学习，提高认识，为时还不太晚。我决心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斗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重新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争取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第2版()专栏： 看灯还是捣鬼？ 山东菏泽师专　卢希悦 宋江在“菊花之会”以后，不顾“众人苦谏”，一心要去“东京看灯”。他还自我表白说：“我生长在山东，不曾到京师”，好象他到东京看灯，仅仅是为了看看热闹而已。 宋江一到东京，首先便去皇帝宠妓李师师家里“钻刺关节”。席上，他情不自禁地写了“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诗句。一语道破了他想借叛卖农民起义换取“官爵升迁”的丑恶思想。 与宋江一同去东京的柴进从宋徽宗“睿思殿”的屏风上取来御书大寇“山东宋江”四字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宋江决不是为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命运担忧，而是为自己对皇帝“忠肝”“义胆”，竟然被当成心腹之患而叹息。“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的诗句，就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正当宋江用“那火炭也似”的一百两金子买通李师师，准备细谈“心腹衷曲之事”的时候，皇帝却“从地道中来至后门”。这时的宋江真是惊喜交加，他“闪在黑暗处”，“在黑地里说道：‘今番挫过，后次难逢，俺三个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有何不好！’”请看，被某些人们捧为“农民起义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宋江，就是这样一副卑躬屈膝的叛徒面目。 宋江“正在黑影里商量”受招安投降一事，做着“官爵升迁”，享受荣华富贵之梦的时候，不料李逵在门口把杨太尉打翻在地，闹了起来，使宋江的这笔肮脏交易一时没有成功。接着，宋江不顾李逵的安危，快马加鞭，“星夜还寨”去了。 宋江去京师看灯是假，伺机搞投降是真。《水浒》第七十二回宋江的京师之行，是他叛徒嘴脸的一次暴露，是他背着梁山泊起义将士搞的一次出卖革命的罪恶勾当。

第3版()专栏：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建设西北边疆反修防修堡垒 新疆各族人民革命团结日益加强 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的新疆各族人民，革命团结日益加强，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区各族人民在欢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携手并肩，共同建设和保卫边疆的光辉战斗历程，更加信心满怀，干劲冲天。他们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疆，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疆是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满、俄罗斯等十三个民族。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反动阶级的挑拨，新疆存在着民族隔阂和民族压迫，各族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今天，在天山南北，在这块占祖国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建立起新型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新疆大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各民族的革命大团结，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新疆的广大农村和牧区，各族人民亲密携手建立起来的五百八十多个人民公社，成为一个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团结公社”、“团结大队”、“团结渠”、“团结林带”遍布全疆各地。各族人民相互帮助，并肩战斗，在改造万古荒原和茫茫戈壁的伟大创举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全区二十多年来共开垦出了两千多万亩耕地，营造了数千公里的林带，修建了总长一万七千五百多公里的灌溉干渠。在阿克苏地区，有一个农垦四团农场，建场二十年来，农场职工同乌什县英尔瓦提公社的维吾尔、回、柯尔克孜等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农场开始时建立在一片荒漠中，那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职工们看到兄弟民族人民的贫苦生活，在建场的同时出动拖拉机，帮助兄弟民族人民开荒造田四千多亩，盖起了新的居民点，建起了卫生院和拖拉机站。各族群众也热情为农场看守庄稼，帮助收割，支援良种。二十年来，农场不断发展壮大，英尔瓦提也变成了一万多人口的人民公社。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西缘，新光人民公社和小拐农场的亲密团结，在天山南北广泛传颂着。一九五○年，当人民解放军的屯垦战士来到这片荒漠时，这里只有几户游牧的哈萨克族人。哈萨克牧民热情地给他们带路，帮助勘察荒地，寻找水源。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各族人民在这里开荒造田，发展到有哈萨克、维吾尔、锡伯、回等近二百户、一万多亩耕地、三万只牲畜的人民公社，小拐农场也从无到有建设成了现代化的国营农场。他们的战斗团结，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增强，抗旱中互相让水，开荒时互相协作，他们并肩携手学大寨。在小拐农场的帮助下，新光人民公社的棉花连续四年上《纲要》，并且在北纬四十五度的无霜期短的寒冷地区，创造了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三十斤的纪录。 在工业战线上，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建起了数百个工矿企业。许多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工厂、车间、班组，成了民族团结的战斗集体。昆仑山下的和田，是新疆著名的蚕桑产地，维吾尔族人民渴望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丝绸工业。但是，解放前却没有一个现代丝绸工厂。一九五四年，党和政府在这里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和田丝绸厂。自治区选派了大批维吾尔族姑娘，到内地苏州等地学习缫丝织绸技术，无锡、苏州等地也调来了大批汉族青年女工。她们来到这里，热心帮助维吾尔族女工学会技术，自己刻苦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两个民族的女工在车间里一起缫丝织绸，休息时一起促膝谈心，亲如姐妹。民族团结促进了生产不断发展。二十年来，这个厂生产出了大批为新疆各族人民喜爱的“艾得列斯”绸和各种花头巾。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年来的史册上，每一页都谱写着民族团结的诗篇。当年，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热爱和尊重各族人民，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至今还深深地刻印在各族人民的心目中。二十年来，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广大汉族干部在工作中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倾听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见，同少数民族群众商量办事，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位汉族领导干部，在帕米尔高原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他学会了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语言，经常头戴塔吉克帽，脚穿塔吉克靴，深入农村和牧场，调查塔吉克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带领干部和群众一起修梯田，挖水渠，改变帕米尔高原的贫困落后面貌。他满腔热情地培养塔吉克族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及时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二十年来，新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关系，也日益巩固和发展。人口较多的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大力帮助人口较少的民族；从事农业的民族和从事牧业的民族，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塔吉克族是新疆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只有一万二千多人。解放前，塔吉克族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文盲，有的山村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解放后，大批维吾尔族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来到塔什库尔干，帮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中学和牧读小学，进行扫盲工作。现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建起了两所中学和六十五所小学，百分之九十五的适龄儿童进了学校，全县平均每五人当中就有一人上学读书。在新疆北部的乌苏县，维吾尔族和回族社员从事农业生产，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社员从事牧业生产。每当哈萨克和蒙古族社员的牲畜缺乏饲草，遇到困难的时候，农区的维吾尔和回族社员就大力支援牧业，帮助牧区兄弟民族挖渠引水，灌溉草场，打储饲草。 批林批孔斗争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更加促进了新疆各民族的革命团结。通过学习，各族干部和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团结，归根到底是阶级的团结，是占各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团结。不断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保证。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全疆各地出现了一派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由维吾尔、哈萨克、汉三个民族的干部组成的中共哈密地委领导班子，“班长”带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注意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党委委员们顾全大局，自觉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进一步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因而使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战胜了今年的干旱和暴风等自然灾害，夺得了夏粮丰收，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共精河县委领导成员，有维吾尔、汉、蒙古、哈萨克四个民族。文化大革命以来，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不断加强。经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县委各族领导干部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更加亲密无间，被各族群众称赞为团结战斗的坚强指挥部。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新疆各族人民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毛主席这一指示的重大意义。二十年来，他们依靠了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战胜了各种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依靠了这种团结，各族军民同仇敌忾，多次粉碎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侵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今天仍在时刻梦想着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破坏我们祖国的统一。他们对新疆除了出动武装和飞机进行公开挑衅，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外，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各种卑鄙无耻的反动宣传。他们的颠覆破坏活动遭到了一连串可耻的失败，他们的造谣诬蔑无损于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自治区各族人民用进一步加强民族大团结，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行动，给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今日的新疆，正在成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西北边疆反修防修的坚强堡垒！

第3版()专栏： 中央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向革命烈士墓献花圈 悼念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同志和中共党员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烈士，并参观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和毛泽民烈士故居 新华社乌鲁木齐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电　中央代表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乌兰夫、张才千、毛远新、巴桑、崔海龙、苏静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在赛福鼎、杨勇、司马义·艾买提等新疆党、政、军负责人和乌鲁木齐市负责人的陪同下，今天上午到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向烈士墓献花圈，悼念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同志和中共党员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烈士。他们还参观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和毛泽民烈士故居。 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曾多次进行了整修。董必武同志生前为这两处革命纪念地题了词，还亲笔书写了烈士墓的墓碑。毛泽民烈士故居今年也维修一新，陈列了烈士生前从事革命活动的照片、遗物和烈士写的文章。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先烈是在三十二年前被新疆的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的。 今天陪同中央代表团去烈士陵园献花圈和参观的还有郭林祥、贾那布尔、曹达诺夫、谭友林和阿木冬·尼牙孜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今天，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革委会、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新疆军区、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乌鲁木齐市革委会以及工农兵代表也向烈士墓献了花圈。向烈士墓献花圈的还有革命烈士的亲友。

第4版()专栏： 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成果 国庆期间将上映一批新影片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一批新摄制的故事影片、新闻纪录片和科教影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将同广大观众见面。 这次上映的新故事影片共七部。它们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映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彩色影片《春苗》和反映六十年代初期，我海军某造船厂工人和技术人员为加强国防建设，自力更生造快艇的斗争故事的彩色影片《第二个春天》；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描写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赤脚医生茁壮成长的彩色影片《红雨》；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造船工人奋发图强，在小船台上造出万吨轮英雄事迹的彩色影片《战船台》；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疆维吾尔歌剧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彩色影片《红灯记》；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映人民解放军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建设连队的彩色影片《长城新曲》；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描写我南海某岛红小兵反特斗争故事的影片《小螺号》。 国庆期间还将上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两部彩色纪录片。一部是纪录英雄的林县人民艰苦奋斗，重新安排山河的《红旗渠畔展新图》；另一部是纪录一九七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和《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览》的《新时代的画卷》。 这次放映的还有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农业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传真》、《巧治蝼蛄》、《治碱改土造良田》、《熊猫》、《沙漠》、《因地制宜搞革新》、《纺纱座车》、《巧节煤》、《蛇岛》、《人造金刚石》、《蛇伤防治》、《球肥深施》、《固沙造林》、《土油罐》、《房屋抗震》，以及《科技简报》等十几部科学教育影片。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美术片《出发之前》也将同时上映。 这批新影片的摄制完成和上映，是广大电影工作者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新成果。当前，在各条战线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国电影工作者更加豪情满怀，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勇于革命，大胆实践，摄制更多更好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斗争生活的新影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第4版()专栏： 马尔加什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 向朱德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马尔加什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拉科托菲林加今天下午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非洲司司长何功楷、礼宾司司长朱传贤。马尔加什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递交国书时也在场。

第4版()专栏： 多哥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 向朱德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多哥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阿卡波—阿希亚尼奥今天下午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非洲司司长何功楷、礼宾司司长朱传贤。多哥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递交国书时也在场。

第4版()专栏： 叶飞部长率我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 主持在朝鲜举办的我国展览会开幕式并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以交通部长叶飞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下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持在朝鲜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开幕式并进行友好访问。 到车站送行的有外贸部长李强，交通部副部长于眉、陶琦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也到车站送行。

第4版()专栏： 朝鲜平壤杂技团在沈阳访问演出后回京 玄峻极大使为杂技团访华举行招待会 王震副总理、姚连蔚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招待会 据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朝鲜平壤杂技团结束在沈阳的访问演出，今天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朝鲜艺术家们离开沈阳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树德，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凡青等以及沈阳市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到机场热烈欢送。 朝鲜平壤杂技团在沈阳期间共进行了五场正式演出，受到当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和观众热烈欢迎。 九月二十三日，朝鲜战友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献了花圈。 据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为朝鲜平壤杂技团访问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玄峻极今天晚上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黄作珍，有关方面负责人浩亮、刘庆棠、林林和首都文艺工作者。以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张春燮为团长，崔基柱、严道烈为副团长的朝鲜平壤杂技团出席了招待会。 在洋溢着中朝两国人民兄弟情谊的招待会上，张春燮团长首先祝酒。他说，我们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亲切的积极支持下，圆满进行了演出，从而能够在进一步加强朝中两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说，我们在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了兄弟的中国人民在自己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文艺工作者在创作革命的文艺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张春燮团长说，我们在中国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款待，亲身体会到中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对朝鲜人民和文艺工作者的阶级感情和热烈的兄弟般的友好之情。通过这次访问，我们看到了由朝中两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发展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他说，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加强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作出一切努力。 王炳南会长在祝酒时说，朝鲜平壤杂技团的这次访问演出，对进一步增进中朝两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之间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对促进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从你们精湛的演出中，我们直接看到了朝鲜杂技艺术工作者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引下，在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果。 招待会后，朝鲜艺术家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第4版()专栏： 首都新闻界举行宴会 欢迎柬埔寨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首都新闻界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索春为团长、努根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新闻代表团。 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笃坎敦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新华通讯社社长朱穆之和索春团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朱穆之在祝酒时热烈赞扬柬埔寨人民所取得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在建设新柬埔寨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出色成绩。他对柬埔寨革命新闻工作者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的宝贵贡献表示钦佩。他表示相信柬埔寨战友的来访，必将进一步加强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索春团长在祝酒时说，代表团对前来中国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他热烈称赞柬中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他指出，这种友谊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是牢不可破的。 首都新闻界和外交部、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潘非、毛德厚、杜越凯、孙轶青、梁枫、王珍、肖簧、马沛文、钱筱璋等出席了宴会。

第4版()专栏： 陈维稷副部长宴请阿科技合作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中国—阿尔巴尼亚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组主席、轻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委员会阿尔巴尼亚组主席、工矿部副部长玛乔·布列达率领的阿尔巴尼亚科技合作代表团。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应邀出席宴会。在洋溢着兄弟般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陈维稷副部长和玛乔·布列达副部长先后祝酒，共祝中阿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两国的科技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出席宴会的有外经部副部长韩宗正，有关方面负责人孔朔枝、郗照明、张歧、马凌等。

第4版()专栏： 芬兰政府民航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由芬兰交通部长埃萨·蒂莫宁率领的芬兰政府民航代表团一行四人，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到京。民航总局局长刘存信、指挥部副主任王乃天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树藩、李宝城等到机场迎接。芬兰驻中国大使萨洛米埃斯也到机场迎接。

第4版()专栏： 何英会见马尔加什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会见了马尔加什共和国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拉科托菲林加·克雷桑·索洛埃里，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拉科托菲林加大使是在九月二十八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第4版()专栏： 何英会见多哥新任驻中国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今天会见了多哥共和国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阿卡波—阿希亚尼奥，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阿卡波—阿希亚尼奥大使是在九月二十八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第4版()专栏： 匈牙利驻华使馆武官举行酒会 庆祝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日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卡勒马尔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酒会，庆祝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曼村、甘迈、刘锦琳等，应邀出席了酒会。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和大使馆武官，匈牙利驻中国大使戈多尔的夫人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酒会。

第4版()专栏： 福建前线部队国庆节停止炮击两天 新华社福建前线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为了让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同胞和国民党军队官兵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度国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在十月一日和十月三日停止炮击两天，以示关怀。

第4版()专栏： 李少春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京剧演员、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教师李少春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李少春同志的追悼会于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负责人浩亮以及李少春同志的生前友好、亲属参加了追悼会。

第4版()专栏： 人民政府批准一批被宽大释放的美蒋武装特务回台 公安部负责人接见了他们，指出回不了台湾，还可以回来，政府照样安置就业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最近被我司法机关宽大释放的美蒋武装特务和特务船船员，有六十五人要求回台湾同家人团聚，人民政府已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这批被宽大释放人员已在九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公安部负责人施义之、杨贵、祝家耀、黄庆熙、于桑、张其瑞接见了这六十五名准备回台湾的宽大释放人员。 有关部门负责人罗青长、林丽韫、蔡啸、曾汉周、马文波、童小鹏、贾汀、蔡洪江、杨斯德、刘传新参加了接见。 公安部负责人于桑在接见时热烈祝贺这些被宽大释放人员获得了新生。他说，国家司法机关最近决定对一九六二年十月至一九六五年九月俘获的一百四十四名美蒋武装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宽大释放。这是毛主席对战俘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表明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他说，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毛主席对待战俘的一贯政策，对俘获的武装特务和特务船船员，进行了教育改造。他们经过学习，对受美蒋欺骗利用有所觉悟，对祖国和人民所犯的罪行，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恶从善的表现，因此这次全部宽大释放。 于桑说，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全部释放人员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原籍有亲属的，可以回原籍就业。无家可归的，由有关部门安置。愿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回不了台湾，还可以回来，政府照样安置就业。他说，今天在座的各位提出愿回台湾省，政府尊重你们的意愿，批准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早日同在台家属亲友愉快团聚。 于桑谈到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和蒋帮在台湾内外交困的情况。他说，台湾省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一定要解放，祖国一定要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省人民。我们对台湾同胞深切怀念。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怀抱才能当家做主，才有光明前途。从大陆到台湾的各方面人员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希望他们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道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最后他向这批回台人员在台湾省的家属亲友致意。 准备回台人员袁祖遂等人在被接见时讲了话。他们说，我们受美蒋特务机关的派遣，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间窜犯祖国大陆，进行骚扰破坏，对祖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但我们被俘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不杀不辱，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改造，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今天我们又被宽大释放，每个人都给公民权，并且批准了我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的要求。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做到。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听到这一讯息，一定会很高兴，铭感终生。他们表示今后要重新做人，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参加接见的还有台湾省籍同胞、爱国人士陈逸松、苏子蘅、田富达、黄文钦、李纯青、陈文彬、侯镜如、覃异之、程一鸣、宋伟斌、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杜建时、杨伯涛、罗历戎、周振强、沈醉、董益三、黄维、文强。 接见以后，公安部设便宴招待了全体回台人员。 这几天，回台人员在北京参观了工厂和人民公社，还参加了第三届全运会闭幕式。国庆前夕，首都的欢乐气氛和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使他们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

第4版()专栏： 国务院办公室九月二十九日举行招待会，欢迎前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和旅行探亲的来自五大洲的五百多名华侨和中国血统外籍人士。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专栏： 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我国对外关系日益发展

第5版()专栏： 越《人民报》赞扬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成果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电 越南《人民报》九月二十九日发表社论指出，以黎笋同志为团长、黎清毅同志为副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最近对中国的正式友好访问“是越中伟大友谊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社论说：“越南和中国是山连山、江连江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这种友谊在半个世纪以来得到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的悉心培育而日益亲切和牢固。随着两国革命的发展，越南和中国之间的战斗团结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我国人民在自己的革命事业中，尤其是在二十多年来的抗美救国战争中，一贯得到中国的巨大支持、援助。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与中国和遍及五大洲的兄弟、朋友的支持和援助分不开的。我国代表团的访问鲜明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的衷心感谢和亲切感情。” 社论说，越南党政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期间，到处都受到中国领导同志和人民的隆重、热情和亲切的接待。 社论说： “我国人民对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美好结果，对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团结和兄弟合作的不断巩固和发展感到十分高兴；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继续给予我国人民的、体现于经济援助协定和关于一九七六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物资议定书的宝贵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我国人民在越南革命新阶段中起着宝贵的鼓舞作用。”

第5版()专栏： 尼雷尔总统接见我驻坦桑尼亚大使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九月二十二日接见了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李耀文，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5版()专栏： 埃切维里亚总统接见我驻墨西哥大使 新华社墨西哥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电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九月二十七日接见了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埃切维里亚总统请姚广大使转达他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友好的问候。

第5版()专栏： 美国总统福特会见我科技协会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福特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在白宫会见了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团。 会见时在座的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白宫高级工作人员索洛蒙和国务院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希契科克。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参加了会见。 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全国科学院院长汉德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普雷斯等。 福特总统对代表团访问美国表示欢迎，并要求代表团转达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最良好的祝愿。 二十六日晚，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汉德勒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 中国科技协会代表团应美国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访问，于九月二十五日到达华盛顿。

第5版()专栏： 乔冠华应邀出席基辛格举行的宴会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电　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九月二十八日晚在纽约应邀出席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的宴会。 中国方面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等。 美国方面出席的有常驻联合国代表莫伊尼汉等。

第5版()专栏： 瑞士全国博览会中国馆受到欢迎 格拉贝尔主席及六十万观众参观中国馆 据新华社日内瓦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电　第五十六届瑞士全国博览会九月二十八日在洛桑闭幕。 博览会是九月十三日开幕的。在十六天展出期间，博览会的中国馆接待了来自瑞士各地和其他国家的六十万观众。观众对中国馆展出的各种农业、工业、手工业产品和艺术品表示赞扬。许多观众指出，从展品和图表上，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还看到了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面貌。 瑞士联邦主席皮埃尔·格拉贝尔十八日参观了中国馆。 皮埃尔·格拉贝尔由正在瑞士访问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王耀庭、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临时代办王建邦和中国馆馆长郑志坚陪同参观。他仔细地观看了展品，并且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表示赞扬。 皮埃尔·格拉贝尔主席在这一天就全国博览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还赞扬了瑞士和中国之间的真诚关系，并且希望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以王耀庭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对瑞士进行友好访问以后九月二十四日离开苏黎世回国。 瑞士联邦公共经济部、巴塞尔施塔特州政府、瑞士扩大贸易处和工商联合会曾分别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临时代办王建邦九月十九日为代表团访问举行了招待会。

第5版()专栏： 萨达特总统谴责苏联不守信用 施特劳斯揭露苏联在欧安会后干涉别国内政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电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九月二十八日晚上谴责苏联从未履行它答应向埃及提供埃及所需要的武器的保证和诺言。 萨达特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议会为纪念已故总统纳赛尔逝世五周年而举行的联席会上讲话时，详细谈到从纳赛尔时代以来的埃苏关系。 他指出，苏联不向埃及提供必要的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他回顾说，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人拒不答复纳赛尔的信件，使纳赛尔总统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萨达特说，在他作为埃及总统为了得到防御性武器第一次秘密访问莫斯科时，所有的要求都落空了。他说，于是他决心拒绝这种打交道的方式。 萨达特说，他着手使一九七一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之前，克里姆林宫向他保证，他将得到一切需要的武器。但是，后来他们以印巴冲突为借口拒不提供武器。 他说，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五月访问莫斯科之前，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同年四月来到埃及，为的是给华盛顿这样的印象，即苏联在埃及有相当大的影响。格列奇科通知他，苏联决定补充埃及的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邀请他在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前去访问莫斯科。 萨达特总统说，他读到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后双方发表的声明感到吃惊。这个声明说，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他说，这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沉重打击。 萨达特问道：“当我国和阿拉伯的领土被人占领，以色列在军事上占很大优势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同意‘缓和’呢？”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电　西德反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最近就苏联《真理报》大肆攻击他访华一事发表谈话，谴责苏联在欧安会以后继续干涉别国内政的蛮横行径。 施特劳斯九月二十六日对西德意志电台记者谈话时强调说：“我们不能让莫斯科来监护我们，由它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去北京。”他指出，这表明，“即使开了赫尔辛基会议，尽管（苏联）承担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义务，但这种煽动行动绝没有放松。” 他在谈到“缓和政策”时表示，他是赞成并支持缓和的，“但是，如果谁由于陶醉或者盲目的自我欺骗而从缓和政策中得出缓和会使苏联改变对西方的政策这样一种结论的话，那么，他定然成了自己的轻率毛病的牺牲品”。 施特劳斯九月二十七日对西德《图片报》记者谈话说，“在所谓的赫尔辛基缓和会议（欧安会）结束后，莫斯科显然以为现在甚至能够变本加厉地煽动。” 他接着说：“如果他们（苏联人）以为凭借这些挑衅行为就能够使我们屈服，那么他们便弄错了。” 他在回答这家报纸记者提出的“苏联人究竟是否愿意缓和”的问题时说：“我遵循事实。但我处处都看到苏联人在煽风点火反对缓和：如在近东、在柏林问题上、在扩充军备和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问题上。人们应该最终停止对联邦（德国）人民唱催眠曲了。” 西德《波恩评论报》九月二十六日也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勃列日涅夫之流“对施特劳斯的攻击就是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警告”，是对西德加强同中国的关系的一种“毫不掩饰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