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第1版()专栏： 坚持革命，坚持进步，就是胜利 ——记昔阳县最近两年在路线斗争中的事迹 山西省昔阳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最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回顾过去两年所走过的道路，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就是：坚持革命，坚持进步，就是胜利。 前　进，还　是　后　退？ 昔阳县从一九七二年初开始，一气旱了十七个月，河水断流，水库干涸，许多生产队靠汽车、马车到远处去拉水吃。这样的大旱，是历史上少见的。当时，想不到的困难压在昔阳县人民的头上。然而，昔阳人民经受住了这场考验。他们胜利了。他们是靠什么去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的呢？有人说，是靠大干。对的。但是，又是什么使昔阳人民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那样充满信心，步调一致地去大干的呢？这就是政治路线的正确。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的胜利，才决定了他们在同严重天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灾大，谣言多；灾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激化。一九七二年的九月、十月，因为大旱，农业将比上一年减产已成定局。这时候，阶级敌人跳出来了，他们幸灾乐祸地说：“看你们干！老天不下雨，再干也不沾。”他们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扰乱人心。他们妄图用夸大具体困难的手法，使人们陷到一大堆具体困难中去，以便在具体问题上打开缺口，使人们走回头路。当时，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也提出了他们的“合理化建议”。这些人的建议实质是说：干脆早点动手，把用在抗旱斗争方面的劳动力撤下来，去搞不正当的“副业”，抓钱度荒。这时候，不知从那里传来了一个鼓动人们各自“利用零散土地多种蔬菜，谁种谁收”的“指示”，更加助长了这股邪风。 在这个节骨眼上，社会上有些人也乘机散布什么：“昔阳这几年学大寨步子迈得太大了”呀！“昔阳这几年走过头了”呀！等等。这些现象，当时给昔阳的干部和贫下中农脑子里一下挂了许多问号。 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过后去看，好象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但是，还在苗头的时候，一大堆具体矛盾摆在面前，要很快地辨清方向、驾驭形势，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邪风，在开始的时候，昔阳县各级党组织顶了几个月。后来，由天灾带来的困难越来越大，邪风也越刮越紧，有的同志对有的问题在思想上就犹豫起来了。这表现在对形势的认识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群众觉悟的估计上，对大旱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进行斗争的态度上，对在严重困难之下还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的认识上。其中，特别是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的认识，有的人开始模糊起来。这时候，昔阳县各级党组织如果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弦一松，那就可能很快滑到文化大革命中深入批判过的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昔阳县当时有多少贫下中农在担心啊！他们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昔阳学大寨上了路，现在可不能再返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一九六一年前后，刘少奇刮资本主义妖风，他们可尝够苦头了。 就在这时候，陈永贵同志到瓦邱等公社向贫下中农进行了调查。然后，他根据大寨和其他地方贫下中农的意见，向各级党组织，首先是向中共昔阳县委的领导成员，提出了一个在现实斗争中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是：“现在，我们是前进四十里，还是后退四十里？”他明确地指出：“摆在面前的是一场明明白白的路线斗争。”他说：“学大寨，就是要解决路线问题。路线不对，寸步难行。只能在顺利时候学大寨，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就不能学大寨，那不是真学大寨。现在，才是学大寨的大好机会。” 一个激动人心的战斗号令，从昔阳县委发出来了。县委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把革命的雄心壮志拿出来，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走大寨之路，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前线去，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狠批资本主义，狠批修正主义，反对右倾思想，夺取新的胜利。号召最后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 “打　铁　先　得　本　身　硬” 大寨干部、社员好说：“打铁先得本身硬。”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领导要带头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这样，他们就不会有革命的领导权。 当那股邪风传来的时候，昔阳县委的同志认真回顾了昔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昔阳人民深入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广了大寨大队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先进经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使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冲击，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发展，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群众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体会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数不清的好处。“这有什么错的呢？”昔阳县委的同志们认为，昔阳人民干得对，干得好。要革命，就会有人反对。不管哪来的邪风，都得坚决顶住。 在这个关键时刻，昔阳县委为了刹住这股邪风，夺取胜利，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昔阳县委过去开会是不多的，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前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开了三次有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和一次有公社党委副书记参加的会议。这是认识阶级斗争形势的会议，是认识当前路线斗争性质的会议，它本身也就是一场路线斗争。在这些会议上，陈永贵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把从群众中搜集起来的许多问题，交给大家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是： “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什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为什么要批判走资派？为什么要批判修正主义？” “为什么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九、十两次路线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应该怎样领导群众？”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形势？是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眼光来看形势，还是就事论事来看形势？” “认清形势和执行路线是什么关系？” “我们做工作是靠碰好年头，还是靠正确路线？” “在困难面前，我们是靠正确路线去战胜困难，还是执行错误路线去扩大困难？” “每当斗争激烈的时候，毛主席要求我们干什么？党和人民要求我们干什么？” “有人反对我们，他们是反什么？我们应该让谁高兴，让谁伤心？”等等。 陈永贵同志希望大家把这些问题好好想一想。他说：“想好了，就不动摇了；想不好，就会颠三倒四，犹豫不决。”他还建议大家不要坐在机关里乱想，不要浮在上面看风向，要到群众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看看哪一条路线、哪一种做法，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对贫下中农有利；哪一条路线、哪一种做法，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利，对贫下中农不利。他要求大家记住毛主席的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几次会议期间，昔阳县委的领导成员和各公社党委书记重新到大寨参观。他们看见大寨的干部和社员在这股歪风邪气面前，好象没这回事一样，仍然按照社会主义方向，该干什么干什么。同时，他们听取了一批学大寨先进队的贫下中农对当前斗争的看法。然后，他们重新学习了大寨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顶住刘少奇刮起的资本主义妖风的事迹；重新学习了大寨在一九六三年遭到了毁灭性洪灾以后，狠抓阶级斗争，坚持自力更生，顶住歪风恶浪，把一个旧大寨建设成了新大寨的事迹；重新回忆了当时的县委由于执行错误路线，给全县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重新回忆了自己当时在错误路线面前，不斗争带来的恶果；并且重新总结了昔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实践，认清了这几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根本原因，进而分析摆在面前的这场斗争的性质。最后，结合贫下中农向县委提出的“不怕阶级斗争，就怕立场不稳”的意见，县委常委们带头和大寨以及其他一些学大寨先进队的干部比在这场斗争中的态度，找差距，摆表现，解剖思想，深查危害，狠批反映在县委内部的右倾表现，再一次认识世界观的改造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系。当时，县委全体常委都把过去几个月来的斗争，当作了对自己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的生动的一课。 这样一来，昔阳县委同志在这场斗争中就旗帜鲜明了，工作主动了，眼睛亮了，胆也壮了。县委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斗争的指挥部。 路线上坚定了，胜利就到来了 昔阳县委这样做，就是在批林整风中带头向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一个模范行动。它带动昔阳批林整风运动很快在全县展开了。 界都公社北界都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在革命大批判中，大讲一九七二年昔阳人民抗灾夺丰收的胜利。这一年，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战胜了大旱，全县粮食产量超过一九六六年百分之七十二，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他们还拿一九七二年的遭灾同一九二○年遭灾作对比。一九二○年只旱了四个月，北界都全村就有五十六户饿死绝户，逃走的有一百二十人，卖儿女的有九十人，讨吃要饭的不计其数。而一九七二年，大家不仅夺得了丰收，生活有保证，对国家有贡献，而且还大干苦干，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水利建设上做出了很大成绩。 瓦邱公社小东峪大队在革命大批判中，拿一九六一年遭旱灾和一九七二年遭旱灾，两个灾年，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作对比。一九六一年的旱灾比一九七二年小得多，当时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这个大队党支部领错了路，困难面前开倒车，结果资本主义泛滥，使集体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粮食产量减产一半以上。而一九七二年，是在一九七一年遭了严重雹灾的情况下又遭到旱灾的，但是由于路线正确，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斗争，坚持进步，现在人不缺粮，畜不缺草，还要大干促大变。大家说，这就是两种不同路线，一条苦来一条甜。 在这场革命大批判中，昔阳县社社队队拿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遭灾时执行了什么路线，取得了什么效果，同大寨过去遭灾的情况比；社社队队都重新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取得的成就，分析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瓦邱公社小瓦邱大队，一九六三年也和大寨一样遭了灾，大寨当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信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做到了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还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保证了群众生活，建起了新大寨。而小瓦邱大队当时受错误路线干扰，经济上靠国家，要了九千元救济款、八万多斤粮食以及其它物资，因为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弄得资本主义泛滥，结果，到一九六六年，四年中集体没盖起一间新房，没买过一台机器，生产一直上不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小瓦邱大队狠抓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情况改变了。他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农业生产大发展，粮食总产量过去最高的年头是五十多万斤，一九七一年就超过一百万斤，还建起了十三孔石窑洞；买了二十多台机器，增加了五十多头大牲口。 全县社社队队，这样回忆这样比。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三年春天，昔阳到处在歌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处在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处在歌颂社会主义，到处在摆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到处都成了狠批刘少奇、林彪的战场。人们在革命大批判中说：“我们可不能把可贵的东西丢掉，把可耻的东西重新拿起来！” 这是一股强劲的东风，短短几个月，就把那股从阴沟洞里冒出来的邪风一下子顶得不知去向。一小撮幸灾乐祸、得意忘形的阶级敌人，原想利用这个机会跳出来夺取阵地，开倒车。现在他们又被广大群众斗倒了。他们成了推动人们进一步学好党的基本路线的反面教员。 这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千军万马批林，推动了千军万马抗旱。水峪水库、杨家坡水库和引漳河水入松溪河的工程上马了。原来讨论这三大工程的时候，不少人觉得工程量太大，困难太多。现在，认识一提高，胆子都壮了。他们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比起河南林县修红旗渠来，工程小多了。”社社队队几百项工程都上马了。仅是三都公社一个公社治理的三都沟，工程就达一万一千多米。全县的水利建设专业队原来人数不断减少，现在直线上升。全县“向十万亩水浇地进军”的战斗打响了。到一九八○年的第五个五年建设规划也作出来了。在这个地方传播了多少世纪的“无水可抓”的论调也站不住脚了。“什么无水可抓，无非是比别人多费点劲！”到了一九七三年下种时，旱得实在没办法了，有的队要到十五里外去担水下种，一来回三十里，好劳动力一天只能担三担水。全县大部分汽车、拖拉机、马车、平车都用来运水了。有人说：“这样种地，那里见过！行吗？”但是，广大群众认为，三十里担一担水，也要担，因为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条路线对另一条路线的斗争。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使敌人由高兴变成伤心！” 结果，路线上坚定了，胜利就到来了。一九七三年，昔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千九百万斤，比产量最高的一九七一年还多二百八十万斤。全县水浇地面积由一九七一年的一万八千亩扩大到六万九千亩。而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场斗争，锻炼了干部和群众，他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进步。现在，昔阳人民回忆起这两年斗争带来的甜头，都感到这是在学大寨问题上给大家补了重要的一课。这就是：学大寨，还要学习大寨人民在路线斗争中的反潮流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坚持执行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新华社记者

第1版()专栏： 宁夏军区某部六连指战员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狠批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 据新华社银川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某部六连指战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狠批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全连指战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路线觉悟。他们说，毛主席四十多年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等攻击农民运动的罪行时，曾经尖锐地指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林彪反党集团妄图用“糟得很”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充分暴露出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共产党员、排长毛生成说，毛主席当年对陈独秀之流的批判是照妖镜，把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险恶嘴脸照得一清二楚。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明他们同中外反动派是一路货。共青团员、十班战士许寿山说，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把奴隶起义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为的是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四十多年以前的陈独秀，谩骂势如燎原的农民运动“糟得很”，为的是保存封建旧秩序；林彪一伙拚命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林彪、陈独秀、孔老二都是仇视革命，反对进步，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全连指战员通过边学、边议、边批，进一步认识到，凡是顽固维护旧制度、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派，都狂热地鼓吹“中庸之道”，麻痹革命人民。指战员们说，要批深批透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政治路线，必须狠批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宣扬“中庸之道”，反对革命的罪行。四班战士张增怀说，林彪一伙恶毒咒骂我们的反修斗争是什么“做绝了”、“斗绝了”，妄图阻止中国人民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以便他们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六连干部和战士还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写红色家信和回顾个人成长史的办法，广泛了解和收集反映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事实，专门召开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并且出专题墙报，用事实狠狠回击林彪及其死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和诬蔑。蒙古族战士查干哈达列举家乡阿拉善左旗腰坝滩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兴旺景象，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如何使过去“狂风一起沙遮天”的腰坝滩大戈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班长杨运德用合作医疗给家乡渔民群众带来的幸福，畅谈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许多同志还联系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以及外交战线的伟大胜利，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第1版()专栏： 先锋大队干部和社员忆苦思甜 痛斥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据新华社福州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福建省华安县仙都公社先锋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亲身感受，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通过批判，干部、社员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决心坚持革命，反对复辟，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先锋大队地处闽南山区。旧社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这里的贫下中农受尽了苦难。那时，全村三百一十多户，因交不起苛捐杂税家中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有八十多户，被吊打的有一百九十多人，四十多户倾家荡产，无家可归。解放后，这个村的贫下中农才脱离了苦海。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土地改革，全村群众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全大队的社员日子越过越好，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联系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处境，运用回忆对比，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开历史倒车，复辟旧制度的罪行。在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厝仔坂生产队五保户李冬蜜，拿着解放前讨饭用的拐杖、破烂的衣衫和破饭碗，忆苦思甜。她说：在旧社会，我讨饭踏遍全县的大半村镇，受尽地主老财的冷眼，过着“日日求吃站门边，夜夜稻草当被席”的牛马生活。真是淘尽长江水，难洗血泪仇。解放后，我回到先锋大队，当家作了主人。平时，左邻右舍，阶级兄弟关怀备至，逢年过节，干部登门问暖问寒，吃穿无忧。她激动地说：新旧社会两重天。林彪要复辟，想把我们重新推进旧社会的火坑，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 各生产队还在政治夜校里广泛开展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活动，到处摆开批林批孔的战场。五爱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在政治夜校里算了一笔新旧社会的对比变化账：解放前的五爱，粮食平均亩产不到三百斤。全村七十二户，除了地主、富农外，有六十七户贫下中农过着“收起冬，米缸空”的饥饿生活。现在的五爱，粮食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多斤，家家户户，丰衣足食。许多社员家里有缝纫机、钟表和自行车等。一算一比，黑白分明。大家都说：社会主义就是好。林彪一伙要搞反革命复辟，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先锋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还紧密联系实际，狠批林彪宣扬的“中庸之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林碧芳说：回顾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先锋大队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林彪却鼓吹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就是妄图要我们贫下中农不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我们又要进地狱，吃二遍苦。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用实际行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第2版()专栏： 荀孟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吉林大学　劲云戈 战国时期，在思想战线上，发生过一场荀况（字卿）和孟轲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二千年来被许多历史学家说成是儒家内部的斗争，掩盖了它的阶级实质。其实，荀孟之争是商鞅变法后儒法两家的一场决定胜负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改革与反改革、反复辟与复辟两条路线的斗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吹捧儒家，攻击法家，一心要搞复辟倒退，极端仇恨革命事业。因此，弄清荀孟之争的阶级实质，有利于进一步认清儒法斗争的意义，进一步认识法家的进步作用和儒家的反动作用，也有利于进一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一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由于奴隶主贵族国家政权的衰落，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迅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破坏了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出现了新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初税亩”，说明没落奴隶主政权不得不承认新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的合法存在。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铸刑书”，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刑鼎”，说明了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我国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中，奴隶起义动摇和摧垮了奴隶主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向奴隶主贵族夺权；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的变法运动。 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反复较量中进行的。魏国用李悝，按法家路线进行社会改革，编定了《法经》六篇，以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实行了按功劳大小定爵禄的制度，废除了世袭特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韩国用申不害为相，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实行了“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制度，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力量。赵国也任用法家人物，按照法家路线进行过社会改革。但是，魏、韩、赵（这三国把晋国分了，所以叫“三晋”）任用法家进行变法时，因为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力量还很强大，所以也重用反动的儒家，使法家的政治改革不能贯彻始终，三晋因此弱而乱。吴起在楚国按照法家路线进行了激进的变法运动，剥夺了享受超过三世以上的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爵禄，罢黜了他们的官职，把他们迁移到荒僻的地方。但是，在支持变法的楚悼王死去后，奴隶主贵族残暴地杀害了吴起，葬送了这次变法运动。此后，楚国也就削弱而且混乱了。韩非总结这些变法运动的经验，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韩非子·和氏》）；“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只有秦国的变法运动，因为商鞅坚决排除了儒家的阻挠、干扰和破坏，才得以进行，才取得了胜利。 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在秦国推行法家路线，实行变法，持续了近二十年，实现了多方面的深刻的社会改革。在政治上，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者，不能列入公族籍，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生下来就享受爵禄、长大了就当官的“世卿世禄”制度；推行了极为严格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并开始确立“郡县制”，为逐步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商鞅规定有军功者按功劳的大小赏给官爵，具体地规定了奖赏等级，用以鼓励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作战。其中最低的两个等级“公士”和“上造”，是为奴隶可以立功获得解放而规定的。在经济上，商鞅规定“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度，以巩固和扩大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所有制；还竭力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即通过发展生产的途径来解放奴隶。在思想上，商鞅主张焚烧诗书，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商鞅变法实行以后，从根本上解决了秦国政权从没落奴隶主阶级手中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的问题，迅速地取得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加强了。 商鞅变法的胜利，在秦国内部和外部都引起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惊慌和恐惧，掀起了一股反秦反法的复辟逆流。当时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孟轲（公元前三九○——三○五年）是这股复辟逆流的代言人。他积极参与和策划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他在贵族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支持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到中原和东方各诸侯国游说，宣传“王政”等儒家反革命复辟的理论。宋王偃在对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反夺权以后，公开宣布要实行所谓“王政”。孟轲听了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说：天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宋，“欲以为君”（同上）。他亲自跑到宋国去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势力打气。 《孟子》一书把商鞅变法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复辟奴隶制度的理论和政策。后世儒家注释《孟子》的时候，对此都直认不讳。在政治上，孟轲把商鞅实行的新兴地主阶级“法治”和对奴隶主贵族的反抗的镇压宣布为“不仁”，公开叫嚷要对奴隶主贵族“施仁政”，恢复“世卿世禄”制度，要他们重新上台，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在军事上，孟轲把秦进行的统一战争诬蔑为“以力服人”，攻击商鞅是“嗜杀人者”，公然宣布“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即要处死商鞅。同时，他到处煽动大小诸侯用所谓“王者之师”，把中国统一于“王政”之下，即为复辟奴隶制度发动反革命战争。在经济上，对于商鞅废除井田制，使奴隶主失去了强迫奴隶劳动的特权，孟轲非常仇恨；他公然叫嚣“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行“仁政”必须从恢复井田制着手，使没落奴隶主阶级重新获得“恒产”，即世袭的封地和奴隶。孟轲在反对商鞅变法中，把儒家思想发展得更加反动了。 在孟轲的煽动下，一个叫赵良的儒家信徒，当着商鞅的面，引用《尚书》上“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两句话，攻击秦国的变法，威胁他交出政权，停止改革，否则，就要遭到杀害。这短短的两句话，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对商鞅变法的刻骨仇恨。过了五个月，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了，秦的奴隶主复辟势力车裂了商鞅，并杀了他全家。 值得注意的是，两千年后的林彪，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在全国人民为二十年前用革命暴力推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而欢欣庆祝的节日里，把“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写成条幅，挂在墙上，发泄他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和恶毒咒骂。这是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也是林彪路线极右实质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没落奴隶主阶级虽然杀害了商鞅，但是“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特别是在秦昭王时，先后用法家范雎、蔡泽等人为相，坚持了法家的政治路线，继续剥夺一小撮奴隶主贵族的特权，进一步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武装力量，多次打败了邻国的军队，扩大了领土，奠定了武装统一全国的基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胜利发展，给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反秦反法的复辟逆流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法家学派的理论家、思想家荀况是这场反复辟斗争的主要代表。 荀况（约公元前三一三——二三八年）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热烈拥护和坚决捍卫商鞅变法，全面、系统地批判了当时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荀况亲自到秦国作实地考察，会见了当时在秦国执政的法家人物范雎。他对秦国人民生活情况、政治态度、各级政权实行法治的状况，都作了调查。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扬秦国的官吏执法严肃认真，不敢结党营私；朝廷能统制全局，行政效率高。他得出结论说：秦已接近“治之至”（《荀子·强国》）了，即接近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法治的最高理想了。他痛斥孟轲的所谓“仁政”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他反对孟轲恢复“世卿世禄”制度的主张，明确指出这种制度是“乱”的根源（《荀子·君子》）。他反对孟轲攻击秦和商鞅只行“霸道”的谬论，赞扬商鞅是“善用兵者”。他认定秦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合乎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秦四代君主都打了胜仗，“非幸也，数也”。他把“四海之内若一家”即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秦的军事胜利上（《荀子·议兵》）。荀况拥护废除井田制，主张“农分田而耕”（《荀子·王霸》），提倡发展农村的个体经济，即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批判孟轲“案往旧造说”（《荀子·非十二子》），即按古代传说编制理论，并要推行于现代。荀况把孟轲攻击商鞅变法、复辟奴隶制度的谬论宣布为“奸言”、“邪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孟轲“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同上）。就是说，孟轲散布“奸言”、“邪说”的目的，是要搞乱新兴地主阶级的天下，以复辟奴隶制度。荀况从理论上对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系统地全面地进行了批判，给了儒家思想以沉重的打击。 二 荀孟在理论上的斗争，都是围绕着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制天命”还是“畏天命”，“法后王”还是“法先王”，“性恶论”还是“性善论”，这些理论上的斗争，都是为了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是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 “制天命”还是“畏天命”，这是荀况同孟轲进行斗争的第一个重要问题。 孔丘和孟轲都继承了文王、周公的唯心主义的道统，把“天命”作为奴隶主阶级行使统治权的根据。他们还把人间富贵贫贱、吉凶祸福都说成是“天命”决定的。孟轲还把他要承担的复辟奴隶制度的“大任”，也说成是“天降”的，宣扬“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他要人们相信，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是“逆天”的，一定要失败的；而他们复辟奴隶主专政，是“顺天”的，一定要成功的。这就是孟轲宣扬“天命观”的政治目的。林彪继承了孔孟的“天命观”，自比“天马”，宣扬“天才论”，也是为了在全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荀况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对儒家的“天命观”进行了批判和清算。他明确指出“天行有常”、“天有常道”（《荀子·天论》）。就是说，“天”是自然界，它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在运行，同人间的富贵贫贱和吉凶福祸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以大量事实，对儒家关于“天”决定人们命运等等的迷信言论，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判。他还说：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转换，“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同上）在批判了儒家关于统治权“天授”的谬论的同时，荀况提出一个必须“明于天人之分”（同上）的唯物论的原则，要把自然的“天”和社会的“人”分清。这就揭穿了孟轲和一切反动派关于统治权“天授”和复辟大任“天降”的欺骗宣传。 荀况认为“天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袄（妖）”，即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历数了与“人妖”有关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毒害的罪恶事实，然后指出：“其说甚迩（近），其菑（灾）甚惨。”（同上）就是说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惨痛恶果，人们还记忆犹新。这就把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 孟轲的“天命观”没有帮助他完成复辟奴隶制度的“大任”；同样，林彪这匹“天马”也没有拉得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破车。 荀况不仅坚决地反对“天命论”，而且进一步提出“戡天”（征服自然）的积极主张。他提出并且发挥了人定胜天这个光辉的思想，批判那种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他豪迈地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顺从着‘天’而歌颂它，怎比得掌握自然规律而运用它！”《荀子·天论》）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生产力的新发展，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发展生产的要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荀况对于自然界的朴素的唯物论的认识，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没有达到的。 “法后王”还是“法先王”，这是荀况同孟轲进行斗争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因为儒家站在没落奴隶主立场上，所以他们是“今不如昔”派，认为一切都是过去的好，对现在的什么都看不顺眼。孔丘把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视为“盛世”，而把他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视为“天下无道”的时代。孟轲把自己生活的战国时代看做是“世衰道微”的时代。在他们看来，春秋不如西周，战国不如春秋；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不如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总之，一代不如一代。根据这种倒退的历史观，他们提出了“法先王”这个复辟的政治口号。孟轲周游列国，推销的就是“先王之道”。他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下》）。“法先王”就是要重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全面复辟奴隶制度。林彪忽而自比周文王，忽而教子学习文王“明传子孙”之道，同孟轲鼓吹“法先王”唱的是一个调子。 法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认为现在比过去好，近古比远古好，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一代胜过一代。荀况认为确立了法治的秦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他称赞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荀子·强国》）即威力比商汤、周武王统治的国家强，国土比虞舜、夏禹统治的国家大；地主阶级的后王，超过了奴隶主阶级的先王。在这种社会不断前进的观点的基础上，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政治口号。他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他劝诸侯说：“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荀子·儒效》）“法后王”，就是要各诸侯国都效法当时的秦国，把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确定下来。 荀况一针见血地指出：孟轲用“法先王”这个政治口号，来“乱”新兴地主阶级的“世”，是为了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荀子·儒效》）。孟轲之流当时提出“法先王”这个复辟口号，等于白日做梦，最后胜利的恰是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二千年后，林彪“法先王”，更必然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性恶论”还是“性善论”，这是荀况同孟轲进行斗争的第三个重要问题。 孟轲把奴隶主专政叫做“仁政”。他不但到“天”那里为它找根据，而且还到人性那里去找根据，这就是他的“性善论”。据孟轲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作为统治者的先王生下来就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刘少奇说的“人类同情心”，林彪说的“仁爱之心”。孟轲的“仁政”即出自先王的“不忍人之心”。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系统地驳斥了孟轲的“性善论”。他认为人性就是“好利而恶害”，“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不知道也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所以是“恶”的。他说：“凡人之性者，……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就是说，高贵者和卑贱者的自然本性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恶”的，“善”（即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是学习改造的结果（“伪”在这里是人为地加工制作的意思）。他指出：政治制度是社会的产物，“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同上）。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孟轲和荀况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论人性的善恶，在这一点上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但是，孟轲的“性善论”，是用来掩盖残暴而贪婪的奴隶主阶级本性，为复辟奴隶制度服务的。荀况的“性恶论”，揭露了包括儒家所吹捧的“圣人”和“先王”在内的奴隶主的掠夺、凶残、淫乱的阶级本性，撕下了他们假仁假义的面纱。同时，也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取代没落奴隶主阶级而获取政权的要求。他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荣辱》）。这虽然是用新的剥削阶级专政代替旧的剥削阶级专政，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却是进步的，革命的。 孟轲的“性善论”和“仁政”，只不过是蒙在残暴的奴隶主专政上的薄纱。林彪却称赞孟轲的“仁政”和“性善论”，颂扬儒家是“赏家”，有恩于人民。其实孟轲决不施“仁政”于人民。他说，人们天生的“善性”，“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依他说，既然平民和奴隶的“善性”已经失去了，对他们就只能用残暴的专政手段。至于林彪一伙写在《“571工程”纪要》上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同孟轲的“仁政”一样，也只是一种欺骗。荀况的“性恶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供理论根据的。林彪就以此攻击法家为“罚家”。实际上，在法治条件下，法家并不是不要教育和改造工作。荀况说，既然“人性恶”，那就要“立君上之势以临之”（《荀子·性恶》），在强大的专政力量的压力下，进行化“恶”为“善”的教育改造工作。如果被剥夺了特权的奴隶主阶级的人们不肯转“恶”为“善”，那只能“重刑罚以禁之”（同上）。这完全是必要的。林彪攻击法家为“罚家”，他的现实政治目的，就是代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要对他们“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三 以孟轲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思指子思，即孔丘的孙子孔伋；孟轲是他的学生的学生），是孔丘死后儒家各派中最有影响并自命为继承孔丘的正统派。荀况对孟轲的批判，给了儒家这个学派的根本理论和政治路线以致命的打击，使它声誉扫地。同时，他还横扫了儒家各派，斥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为“贱儒”，把那些“陋儒”、“散儒”、“腐儒”、“沟犹瞀儒”、“俗儒”们的装腔作势、装模作样、人云亦云、自欺欺人、追求利禄、乞求“酒食声色”的腐败堕落的无耻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批判得体无完肤。因为荀况是从儒家杀出来的，他熟悉儒家思想和儒家各派的内幕，所以他对儒家的批判能够切中要害。 荀况在给整个儒家学派以坚决打击的同时，还提出了禁止儒家学派的建议。他痛斥孟轲那样的复辟势力的死硬派为“奸人之雄”。他建议：“圣王起，所以先诛之（指儒家死硬派）也”。（《荀子·非相》）就是要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实行革命的专政。后来秦始皇和李斯之所以能够下决心把这个主张付诸实践，“焚书坑儒”，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反动儒生还继续捣乱，而且因为思孟学派骗人的理论已经被批倒批臭，在社会上声名狼藉。汉代赵歧说：经过了这次打击，“孟子徒党尽矣！”（《〈孟子〉题辞》） 荀况对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的批判，是新兴地主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对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荀况对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打击，是法家学派对儒家学派的胜利，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超过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个胜利，促进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斗争的胜利。荀况的弟子韩非，继荀况之后，集法家各派之大成，进一步发展了法家思想，为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荀况的另一个弟子李斯，当了秦始皇的丞相，把法家思想更广泛地付诸实践，帮助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 荀况就是在同儒家及其他许多学派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斗争中，为法家确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唯物论的哲学体系，他自己成为先秦最大的唯物论哲学家。但是，后代儒家都以荀况曾以儒家为师，并用过某些儒家语言为理由，把他和孟轲并列为儒家，说荀孟之争是儒家内部的斗争，掩盖了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尽管如此，后代儒家一点也没有因此减少对荀况的排斥和攻击。他们攻击秦始皇的时候，总忘不了荀况提过有关“焚书坑儒”的建议，也忘不了韩非和李斯是荀况的学生。 对于荀况属于那个学派的问题，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情况，才能解决。荀况在商鞅变法后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完全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坚持法家路线，反对儒家路线。这就最充分地说明了荀况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正因为荀况的思想同其他法家一样，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在秦和西汉前期，即地主阶级还处在上升的时期，他的著作曾广泛流传，并且有很深刻的社会影响。据记载，荀况的著作在汉初流传的有三百二十一篇之多。但是，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一个时期以后，逐步走向反动，荀况的著作同其他法家著作一样，受到了排斥和冷遇，现在只剩下三十二篇。直到中国社会进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荀况的著作才被某些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重视。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阶级偏见，他们划不清儒家与法家的分界线，不能真正认识荀孟之争的阶级实质。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无产阶级，才能给荀况和其他法家人物以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第3版()专栏： 炉火熊熊夺钢忙 ——记河南安阳钢铁厂炼钢分厂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事迹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安阳钢铁厂炼钢分厂的工人们，一面积极参加运动，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一面坚持生产，多炼钢、炼好钢，努力为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贡献力量。全厂生产捷报频传，进入三月份以来，突破了日产千吨钢的大关，创造了炉龄一百五十二炉的最新纪录，还试炼成功了国家急需的管坯钢。炼钢工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写下了新的篇章。 攻破日产千吨关 日产千吨钢，这对原来只能日产六、七百吨的炼钢分厂来说是需要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人们说：“炼钢工人意志坚，一定攻破千吨关！” 三月十六日，一场紧张的夺钢战斗开始了。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车间，炉前乙班组长陈靖新和他的战友们，在炼出一炉炉优质钢水后，又争分夺秒抢时间补炉子。他们操起铁锹，迎着滚滚热浪，瞅准炉膛的破损部位，把补炉料一锹又一锹地投掷过去。大伙的脸被烤得火辣辣的，汗水湿透了衣服，但是，个个斗志昂扬。工人们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要多炼钢、炼好钢，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陈靖新和他的伙伴们以顽强的战斗精神赢得了时间，提前补好炉子，夺取了班产二百二十四吨的好成绩。丙班的工人奋起直追，又创造了班产二百三十七吨的新纪录。 炉前工人挥汗奋战，后方工人紧密配合。战斗在注锭工段的工人们表示：炉前能够炉炉成钢，我们保证包包成锭，决不跑掉一滴钢水。注锭老工人黄朝选，那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那里。共产党员、老工人王运照被钢锭模砸伤，但他一直坚持战斗。这一天，这个分厂工人紧密配合，奋勇战斗，共产钢一千零二十七吨。 向　炉　龄　要　钢 炼钢分厂氧气顶吹转炉车间投产半年多来，炉龄一直上不去，直接影响了钢产量的提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们狠批林彪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唯心史观，进一步懂得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更加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三月初，他们响亮地提出：要做炉子的主人，不做炉子的奴隶。向炉龄要钢！为突破炉龄一百五十炉而努力！ 突破炉龄一百五十炉，在氧气顶吹炼钢中，并不是先进水平。但是，对刚投产半年多，新工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原来炉龄只有七、八十炉的氧气顶吹车间来说，要达到这个水平，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这个车间有的领导干部对突破炉龄一百五十炉信心不足。工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只看到提高炉龄有困难，就是看不到我们工人经过批林批孔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你们应该肃清头脑中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的流毒。许多老工人还根据多年的生产实践，提出了许多提高炉龄的宝贵建议。车间领导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教导，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诬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谬论，进一步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解放了思想，振奋起革命精神。他们走出办公室，深入到班组，与工人一起批林批孔，一起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成立了“三结合”的攻炉龄小组，迅速展开了向炉龄要钢的群众性活动。 氧气顶吹转炉在冶炼期，炉渣对炉衬侵蚀很厉害，为了增强炉衬砖的抗侵蚀能力，提高转炉的寿命，就必须进行修补。可是，原来的喷补法粘结度不好，影响修补效果。炼钢老工人任学中决心突破这个难关。他细心观察炉衬被侵蚀情况，想起九年前他在进行侧吹转炉炼钢时，曾用过镁砂掺白云石粉进行补炉，效果很好。他想，顶吹转炉能不能利用炉内剩下的稠渣，再加入白云石粉，然后用氧枪进行喷补呢？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三结合”小组，得到了大力支持。经过多次试验，收到了良好效果。大家团结战斗，终于在三月份创造了投产以来炉龄一百五十二炉的最高纪录。这个月平均炉龄达到一百三十炉，比二月份平均炉龄提高七十六炉。 为　革　命　炼　出“争　气　钢”！ 为了发展我国钢铁工业，更好地支援工农业生产，今年初，国家把试炼管坯钢的任务交给了安阳钢铁厂。承担“管坯钢”试炼任务的氧气顶吹转炉车间的工人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硬仗。 管坯钢规格复杂，技术要求高，而这个车间投产不久，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能冶炼这种高质量的管坯钢吗？有的人产生了畏难情绪，怕任务接下来，万一完不成，既误了国家大事，又丢了本厂名誉。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炼钢工人，却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员、老工人韩天富一听说要炼管坯钢，第一个报名请战：“炼！一定要争口气，炼出管坯钢。”青年炉长李善斌代表全炉炼钢工人发出了誓言：什么这困难，那困难，国家需要管坯钢，炼管坯钢的战斗就是一场为我国工人阶级争气的战斗。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炼出“争气钢”。 分厂和车间的领导成员，看到工人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劲头，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和工人一起，狠批林彪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一扫畏难情绪，全厂上下一条心，决心炼出“争气钢”。 由老工人韩天富为组长的“三结合”攻关小组成立了，试炼“争气钢”的战斗打响了。一号转炉前，韩天富和他的战友们迎着热浪，双眼紧紧盯住炉内，观察着那沸腾钢水的变化。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上料的料仓被堵塞了。炉前工人心如火燎，他们知道，料仓如果被大块矿料卡住进料筒，不及时处理，一断矿源就会使全炉“争气钢”报废。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青年炉长李善斌一把甩掉身上的棉衣，猛冲了过去，他冒着烟熏灰呛，爬到料筒内，用双手猛扒矿料，手被矿石磨得象刀割一样疼痛，浓烈的烟雾使他透不过气来。他牢记着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顽强地坚持着，硬是用双手扒开了料仓，排除了故障。 “出钢！”随着一声令下，一炉优质的管坯钢水奔腾而出。 安阳钢铁厂炼钢分厂的工人们，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经过首钢老师傅的指导和热情帮助，成功地炼出了“争气钢”，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增添了一份力量。广大炼钢工人决心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发挥更大的革命干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 新华社通讯员

第3版()专栏： 批林批孔步步深入 春耕生产热气腾腾 ——访西藏山南地区 最近，记者来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访问了雅鲁藏布江中游各县，行程八百余里。沿途所见，到处是一派批林批孔，大闹春耕的热气腾腾的景象。广大藏族翻身农民在村庄、地头、水利工地上，摆开批林批孔的战场，愤怒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在广阔的田野里拖拉机在翻耕土地，送肥的车辆、人群，络绎不绝。 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山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一九七三年，这个地区农业生产获得丰收，有两个县、三百零八个社、队（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上了《纲要》，全区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在成绩面前，这个地区的各级干部和广大藏族翻身农民，继续找差距，制订增产措施，乘胜前进。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狠批林彪宣扬孔孟之道，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决心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夺取今年农业的新丰收。 在贡噶县前进区的江边上，一台柴油发电机正把江水抽到一条新修的大水渠里，浇灌着已平整好了的春播土地。这是前进区藏族翻身农民最近修建的一项机械提灌工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前进、乃沙、托噶三个公社的社员群众，以“不作大自然的奴隶，要当大自然的主人”的豪迈气概，背起糌粑，扛起锹镐，在江边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他们狠批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激发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不到七天时间，他们就挖运两万多方土石方，修起了一道拦洪坝和一条大干渠，提前八天完成了这项工程。象这样较大的农田水利工程，今年以来全县兴建了十处，进一步扩大了水浇地面积。据山南地区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三月上旬为止，整个地区新修的梯田、围田、台田和改造的低产田有八万多克（相当于亩）；新修水渠三百四十多条，总长达六百五十公里；还整修了许多水池、水库，调换了大批优良种子，为今年的春耕生产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春天看粪堆，秋天看粮堆。在乃东县境内，春播地里的粪堆一个挨着一个。乃东县委的干部们说，今年全县的春播底肥，比去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这是乃东县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带来的一个成果。去年秋后，乃东县委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时候，从昌珠区六个公社一九七二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三百三十多斤，去年一跃超过《纲要》，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四百二十九斤的变化中，认识到全县农业要上去，就要象昌珠区那样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狠抓农业生产上的薄弱环节，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积肥运动。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一个挖圈肥、积杂肥、运山肥的群众性积肥热潮广泛开展起来。曲德贡公社二十多天就运回山肥一万多袋，使全社每克地的施肥量达到五十多袋。 一九七三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上《纲要》的加查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带领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总结经验，决心夺取一九七四年农业更大丰收。批林批孔运动极大地激发了这个县藏族翻身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干快上多作贡献。天刚朦朦亮，这个县先锋公社的男女社员们，就来到田间大干起来，太阳落山才收工。一天有两餐饭在地里吃。晚上批林批孔大会结束后，社员们还要趁着月光往地里送几趟粪才肯休息。全社一千四百多克冬小麦原来计划二十天松一遍土，结果十二天就完成了任务，松土质量也比往年好。目前，全县一万四千多克冬小麦普遍浇了一次返青水，上了一次追肥，有一半以上的麦田进行了松土，春播地普遍耕了三次以上才下种，底肥充足，沿江各公社的春播已基本完成。 记者沿途所到各县，看到绝大多数的干部下到了春耕生产第一线。他们热情地向群众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带领群众批林批孔，大闹春耕生产，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桑日县整个县级机关在家坚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一名县委副书记和七名干部，其余的一百六十多名干部全都深入到了社、队。社员们说：干部来到第一线，带领我们抓大事，促大干，生产面貌一定能大变。 新华社记者

第3版()专栏： 三十万担肥土是怎样送下地的？ 云南省易门县红星公社方屯大队的干部和社员，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激发了艰苦奋斗学大寨的革命精神，春耕生产搞得热气腾腾。他们在半个月内，就把三十万担肥土送到地里，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打下基础。 方屯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经过去冬今春的大干苦干，在离村七八公里的后山坡建成了一千五百亩梯地。这些梯地平展整齐，土层深厚，地埂结实，每亩平均垫了一千六百万挑腐质土。大队党支部决定，今年在这些梯地上种植高产玉米。有的社员说：“梯地都是从来没种过庄稼的生土，如果再垫上肥沃的熟土，高产就更有把握了。”党支部采纳了这个建议，立即召开全大队的干部、社员大会，动员大家积集熟土。社员们一致拥护党支部的决定，都说，只有措施有力，高产才有保证。于是，大家纷纷想方设法找肥土。不几天，全村的所有场院和路边，都堆满了肥土，一算足有三十万担。 这时候，有的队干部面对这三十万担肥土发起愁来。他们扳起指头一算，要把这些肥土送下地，即使全大队一千一百多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出动，也要三个月才能送完，怎么能赶在春耕大忙前送下地呢？ 针对这个情况，大队党支部引导干部、社员深入批林批孔，提高认识。在批判会上，大家联系本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学大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狠批林彪宣扬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他们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大队干部、社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大家发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荒山坡上建造了一千八百多亩梯地。全大队去年粮食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产量增加了一百二十万斤，集体储备逐年增多，从一个长期吃粮靠回销的后进队，变成了全县的先进单位。这些成绩是怎么得来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和社员艰苦奋斗的结果。林彪、孔老二胡说什么“上智”“天才”，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证明，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深入批林批孔，使干部进一步看到了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也更加高涨，大家说：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苦干，用搞好春耕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批判林彪、孔老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接着，各队的干部、社员围绕着如何把这三十万担肥土送下地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想出了很多办法，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大队党支部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并认真帮助各队合理安排和组织劳力。 每天天未亮，从方屯村子到后山坡梯地的山路上，拖拉机在奔驰，二十多辆马车在飞跑，三百多辆小推车你追我赶，六百多名挑担子的男女社员快步如飞。按原计划，挑土的社员每人每天挑四回，实际上每人每天挑七、八回；按原计划，每辆小推车每天跑三回，每车装二百公斤，实际上每辆车每天跑了四、五回，每车装了四百公斤到五百公斤。一开始，三人推一车，后来改为两人推一车，上坡时互相帮助，你推我拉，工效成倍提高。人心齐，泰山移。不到半个月时间，三十万担肥土就全部送到后山坡的梯地里了。干部和社员说：这一生动事实，是对林彪、孔老二宣扬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 新华社通讯员

第3版()专栏： 春到塔里木 春耕时节，我们访问了新疆塔里木河畔的一些军垦农场。批林批孔运动，把广大军垦战士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今年，这里的春耕生产，普遍比往年进度快，质量好。 为了夺取农业新丰收，早在年初，这些军垦农场的党委都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总结去年抓革命、促生产，夺取粮食、棉花丰收的经验，大家决心坚持抓大事、促大干，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会后，各农场发动群众讨论制订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和各项措施。 塔里木河畔热气腾腾。许多干部、战士在春节期间放弃休息，投入积肥、运肥、开荒、平整土地的战斗。他们进深山，上戈壁，千方百计寻找新的肥源。到三月中旬，这个垦区的春麦播种任务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积肥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冬麦大部分已经进行春灌，麦田一片碧绿。 春节刚过，这些军垦农场掀起批林批孔的热潮。某部干部、战士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他们说：林彪要复辟倒退，那是白日作梦，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干社会主义，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大批促大干。到三月初，这个部队提前二十五天完成了春麦播种任务，积肥、运肥的数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另一支部队在田头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军垦战士以抓革命、促生产的优异成绩，回击林彪一伙对大好形势的污蔑。到三月上旬，这支部队积肥、运肥、开荒和改造农田的数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春麦播种也抓得早，抓得好。 某部十一连的干部、战士，连续两年夺得农业丰收，粮食总产由一九七一年的三万八千斤上升到去年的五十三万斤。今年，他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到三月上旬，全连积肥五百多万斤，比去年增加三倍多。为了及时把肥料运到地里，他们不向上伸手，不依赖外援，干部、战士大干苦干，只用了二十天就送完了肥。老军垦战士夏龙标，受尽了旧社会的苦。在旧社会，他的姐姐被卖了，自己七岁就给地主放牛。他忆解放前受剥削压迫的苦，想今天当家做主人的幸福生活，狠批了林彪、孔老二宣扬的“天命观”。他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劳动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林彪鼓吹“天才论”，是他为了篡权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去年他管理的水稻，获得了高产量。今年，他决心对棉花进行高产试验，用实际行动回击林彪的无耻谰言。 新华社通讯员

第3版()专栏：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中滩公社第六生产队的回、汉族干部、社员群众在批林批孔斗争推动下，及时播种春小麦。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 文安县马武营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充分发挥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石家庄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河北省文安县马武营大队党支部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 马武营，是河北省文安县刘么公社一个有八十多户的小村。一九六九年以来，有八十六名天津市和文安县城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这里插队落户。五年来，这些知识青年在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成了干部、群众看书学习的帮手，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斗争的突击手，科学实验的尖兵。一九七三年，这个大队的下乡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战胜自然灾害，夺得较好的收成。今年，这个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春耕生产进度快，质量好。贫下中农谈起这个小村的巨大变化时，总要称赞村里的知识青年。他们说：“俺队的粮棉丰收，有知识青年的汗水。马武营的变化，可有知识青年们的一份功劳啊！” 一九六九年元旦，天津市六十名知识青年来到马武营以后，由于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没有及时抓紧跟上，没过多久，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就在青年中搬弄是非，破坏团结，还经常溜到知识青年住处，说古书，讲旧戏，散布封资修的毒素。这种现象引起了大队党支部的重视，党支部发动知识青年，对那个坏家伙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这件事，给青年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他们说：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决不能丧失警惕，麻痹大意。我们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从这件事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在青年成长的道路上，充满着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应经常抓紧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而且必须抓深抓细。从此，党支部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支部书记亲自动手，发动党员和广大贫下中农都来做好这项工作。 马武营大队党支部在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过程中，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党支部成员经常利用地头休息时间同知识青年谈心，晚上到知识青年宿舍串门，在工作中注意了解知识青年的思想情况。这样，大队党支部对青年的情况有底有数，谁的思想上有了一点什么疙瘩都能及时帮助解决。知识青年、共青团员任淑青，积极要求入党，但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党支部成员就多次找她谈心，和她一起学习新党章，给她指明努力的方向，并找来党员学习材料，勉励她好好学习。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任淑青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十大文件，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处处用党员的五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最近，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委员。 党支部在做思想工作中注意抓两头带中间，对进步较快的青年，就帮助他们找差距，鼓励他们不断前进；对少数进步较慢的青年，不是轻视他们，嫌弃他们，而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知识青年刘淑英，下乡后进步比较快，在大队猪场当上饲养员后，不怕脏，不怕累，任劳任怨。有一次，猪病的比较多，有的社员着了急，说了一些气话。刘淑英就要求队里另派活，想离开猪场。大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副书记马宝明找她谈心，帮助她正确对待群众意见。从那以后，她认真听取群众批评，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今年她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 马武营大队的贫下中农热情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他们言传身带，成为青年们贴心的亲人，最好的老师。大队养猪场饲养员、老贫农马恩田六十多岁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因身负重伤，复员回到了家乡。他担任大队饲养员后，一心扑在集体的养猪事业上。一九七○年，大队分配五个知识青年到猪场，马恩田打心眼里高兴，精心地培育他们成长。知识青年们刚到猪场时，不会干活，马恩田就耐心地教他们。出圈是个脏累活。知识青年们第一次出圈时，穿着高筒靴子，还怕猪粪沾到衣服上。马恩田看到后，立即脱了鞋，跳下圈去。知识青年们看到马大伯的模范行动，便对照自己找差距，于是他们也学着马大伯的样子干起来。马恩田还经常对青年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通过贫下中农的言传身教，知识青年们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立足点也逐渐移到贫下中农这方面来。他们努力改造世界观，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贫下中农很关怀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常到知识青年的宿舍问寒问暖，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有的知识青年病了，贫下中农就及时看护，帮助治疗。 马武营大队党支部还根据每个知识青年的特长，安排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知识青年们与贫下中农一起，写标语，出板报，办大批判专栏，开批判会，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在政治夜校里，二十名知识青年担任学习辅导员。养猪场上的五名知识青年是个先进小组。养猪头数由原来的七十多头，发展到二百多头。担任兽医的芦和平，已能治疗猪和牲畜的一些常见病。担任马武营大队拖拉机手的四名知识青年，驾驶着“铁牛”，日夜战斗在田间。民办小学里，两名知识青年与一个老教师一道，把马武营的小学，办成了全公社的先进单位。

第4版()专栏：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陕西五万多应届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宁夏一批知识青年积极上山下乡 新华社西安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陕西省各地最近有五万多名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西安市第一批下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有一万五千多名。广大群众赞扬说，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可喜成果。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鼓舞着陕西省的广大青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已有十六万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干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地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许多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指示，纷纷向各级党、团组织写决心书，表示坚决同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用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实际行动，狠批林彪贩卖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续写延安青年运动的新篇章。 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争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带头送子女务农，为广大群众作出了榜样。西安市选调了二百四十多名干部，带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各地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象迎接亲人一样，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干革命。负责接待西安市应届中学毕业生的陇县，各公社都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不少生产队落实了政治辅导员、生产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建立了“三结合”再教育小组，认真做好安置和教育工作。 新华社银川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党组织更加重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今年以来，已有三千二百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各学校组织应届高中毕业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使他们进一步认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中共银川市委、团市委和许多学校召开了知识青年批林批孔会。知识青年们在会上批判了林彪贩卖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提高了觉悟，表示要学习柴春泽等革命青年的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银川市八百六十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还给全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誓把青春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事业。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广大应届毕业生的积极响应，得到中共银川市委、团市委的表扬和家长们的支持。地处六盘山区的固原县，最近有一百一十五名知识青年到什字公社插队落户。他们表示一定要同六盘山区贫下中农一起，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彻底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建设山区，把毛主席当年领导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过的六盘山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壮丽。 知识青年到农村后，许多社、队给他们安排的第一课，就是同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知识青年们积极写批林批孔文章，办大批判专栏，在批林批孔中发挥先锋作用。（附图片） 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杨家寨大队插队知识青年周荣光（右一）等，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是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作改造大队山河的规划。 本报通讯员摄

第4版()专栏： 周建人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庭野日敬一行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建人今天下午会见日本立正佼成会会长庭野日敬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参加会见的有庭野日敬先生的秘书竹村新太郎，日本立正佼成会出版部部长根津嘉弘。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赵朴初，有关方面负责人周叔弢、王芸生、孙平化、高山等。

第4版()专栏： 廖承志会长会见大阪“日中友好之船”访华团团长等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大阪“日中友好之船”访华团团长、大阪府副知事岸昌，副团长福本昭三，顾问雨宫礼三，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访华团成员有，井关雄三、新堂庄二、延原富士男、大桥一男、荻村奈奈绪、生驹邦夫。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也参加了会见。 日本朋友今天下午还访问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杨公素，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岳岱衡和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总经理张公忱。 大阪“日中友好之船”访华团是在今天早晨从天津乘专车来到北京参观访问的。 日本朋友在北京游览了长城、故宫，当天晚上已返回天津。

第4版()专栏：外事往来 外事往来 以吴洪新为领队，孙凯风、李婉芳为副领队的中国体操队前往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伊拉克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国家体委有关方面负责人柏坪、郭雷等前往机场送行。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列姆、突尼斯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布哈里拉、摩洛哥驻中国大使馆秘书塔耶布，也到机场送行。 由尼尔斯·彼道·尼尔森领队、英厄·彼道斯副领队率领的丹麦国家男女体操队，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中国体操协会负责人柏坪和我国体操教练员、运动员到机场送行。丹麦驻中国大使帕卢丹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丹麦国家男女体操队在我国期间曾先后访问了北京、沈阳、上海等城市，同中国运动员进行了共同表演。二十二日下午，帕卢丹大使为丹麦国家男女体操队访华举行了酒会。 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匈牙利电气设备和仪器展览会，已在四月二十三日闭幕。展出期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等参观了展览会。展览团的客人们在北京期间，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部分人员还前往广州，参观了今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会见了墨西哥全国农业研究所谷物部主任莫雷诺和农学家福斯蒂诺，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墨西哥朋友是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于四月十六日到达北京的。在京期间，中国科学院代秘书长岳志坚，宴请了客人。客人们还参观了科研单位、大学、工厂、人民公社，游览了名胜古迹，并就有关小麦的育种、抗病、杂交等专业问题，与我国科研人员进行了经验交流。墨西哥客人已在四月二十三日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新华社四月二十四日讯）

第5版()专栏： 柬人民武装在磅龙地区歼灭一批敌人 完全摧毁敌军在这个地区的据点群和大批战争物资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　据柬埔寨通讯社报道，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已完全肃清乌栋市以东和洞里萨河西岸的磅龙—则代特梅—当东三角形地区的金边伪军，共歼灭敌人约二千名。 人民武装力量三月十八日解放金边西北重镇乌栋后，金边卖国集团一片惊慌。伪总统朗诺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这座城市，伪军总参谋长费尔南德亲自指挥，从金边等地调遣大批增援部队，发动了对乌栋市的反扑。 但是，金边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在沿途就遭到截击，而且一到磅龙等地后就陷入了人民武装力量的围攻之中。 接着，人民武装力量发扬英勇顽强的连续作战精神，连续几天对磅龙—则代特梅—当东三角形地区的敌军以及洞里萨河上敌船发动进攻和炮轰，于四月二十一日攻克了磅龙的敌军阵地，从而粉碎了金边伪军的反扑企图。 在这些战斗中，人民武装力量完全摧毁了敌军在这个地区的大大小小的据点群，如则代特梅、当东等，消灭伪军共约二千名，歼灭敌人一个装甲营，摧毁敌人两艘大型战船和大批战争物资，缴获敌人数百吨武器弹药以及一些军车和装甲车。

第5版()专栏： 乔森潘、英·萨利率代表团在阿继续访问 斯库台区党政军负责干部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柬埔寨贵宾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以乔森潘副首相为团长、英·萨利特别顾问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阿尔巴尼亚斯库台区进行参观访问，受到当地党、政、军负责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巴卢库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拉·阿利雅等陪同柬埔寨贵宾参观访问。 当柬埔寨代表团乘车来到斯库台市区时，受到劳动党斯库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普·穆拉、区人民会议执委会主席比·帕鲁查和斯库台驻军干部的热情迎接。接着，普·穆拉同志在区执委会向柬埔寨战友介绍了本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下午，柬埔寨代表团参观了毛泽东水电站。 晚上，斯库台区人民会议执委会和区民主阵线领导机构设宴招待柬埔寨贵宾。帕鲁查主席和乔森潘团长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柬埔寨代表团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参观了斯库台铜线厂后回到地拉那。 在这以前，柬埔寨代表团于二十一日访问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地拉那驻军某部，并在地拉那参观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纪念馆和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

第5版()专栏： 卡翁达总统和夫人观看中国纪录影片 新华社卢萨卡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电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四月二十日晚在这里的总统府观看中国纪录片《坦赞铁路在修建中》和《红旗渠》。 陪同卡翁达总统观看影片的有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祖卢和总理乔纳。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内阁部长们，以及前来出席全国会议的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六百名代表也观看了影片。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唐涌也出席观看了影片。 影片受到卡翁达总统和其他赞比亚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第5版()专栏： 我出土文物展览在奥地利维也纳闭幕 展出期间观众达二十四万人次 新华社维也纳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维也纳展出两个月之后，于四月二十一日闭幕。 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是二月二十一日在维也纳开幕的。展出期间，观众达二十四万人次。 奥地利总统弗·约纳斯主持展览的开幕式并且参观了展出，奥地利总理布·克赖斯基、奥地利国民议会第三议长奥·普罗布斯特、外交部长鲁·基希施莱格、联邦商会主席鲁·塞林格以及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主席布·皮特曼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且参观了展出。 奥地利科学研究部长赫尔塔·菲尔恩贝格夫人和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王越毅四月十七日在展览馆内接见了第二十万个参观者——维也纳一所中学的八十名女学生，并且向她们赠送礼品留念。 在中国出土文物展览闭幕前几天，观众更为踊跃，平均每天达九千人次。奥地利全国各地以及附近一些国家的居民，纷纷专程前往观看展出。 这次展出原定在四月二十日结束，后来应奥地利方面的要求延长了一天。

第5版()专栏： 布尔吉巴总统接见我医疗队正副队长 新华社突尼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电　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四月二十二日在突尼斯西北部的让杜巴省省会接见了中国医疗队队长马正时和副队长杨和庭。 布尔吉巴总统同马正时和杨和庭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在这里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我对你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 接见时，让杜巴省省长也在座。 布尔吉巴总统是在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到达让杜巴省视察的。

第5版()专栏： 我驻苏丹大使举行招待会欢迎苏丹杂技学员 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中国驻苏丹大使杨守正二十三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从中国学习后回到喀土穆的以哈桑为领队、穆罕默德为副领队的四十九名苏丹杂技学员。 出席招待会的二百多位客人中有：苏丹文化和新闻部部长奥马尔·哈吉·穆萨、次长易卜拉欣·萨拉希，苏丹国家剧院经理菲基·阿卜杜勒·拉赫曼，文化和新闻部其他高级官员和学员们的家属。 奥马尔·哈吉·穆萨部长和杨守正大使在招待会上讲了话，热烈赞扬苏丹和中国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5版()专栏： 我乒乓球队离墨西哥回国 新华社墨西哥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电 由领队关惠光和副领队沈允鳌率领的中国乒乓球队结束了在墨西哥的友好访问，于四月二十三日离开墨西哥城回国。 墨西哥体育联合会主席何塞·加西亚·塞万提斯和其他一些体育组织的领导人、运动员和墨西哥朋友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 中国乒乓球队曾访问了首都墨西哥城和其他四个州的首府，同墨西哥乒乓球队进行了六场友谊比赛，并且为墨西哥人民进行了八场表演赛。中国乒乓球队受到了墨西哥当局和体育组织的热情款待，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访问期间，中国乒乓球队拜访了墨西哥体育联合会、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和人民中国之友协会。墨西哥体育联合会为中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宴会。 四月二十日，姚广大使为中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告别酒会。 中国乒乓球队是四月五日到达墨西哥城的。在这以前，中国乒乓球队曾参加了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第一届“拉卡斯总统”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对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进行了友好访问。

第5版()专栏： 庆祝“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和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十一周年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举行集会 查禾多和石少华讲话强调加强反帝反殖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今天下午举行集会，庆祝“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和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十一周年。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说，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是亚非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组织。它致力于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事业。我们这个组织存在多年以来，一贯坚持这一革命的路线和原则。 查禾多说，今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整个形势更大大有利于亚非和全世界的战斗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美帝已日趋削弱，不仅它在国内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而且它在国际上与其所谓“盟国”、竞争者和对手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尖锐化。现代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一个超级大国。它一方面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互相勾结，妄图阻挡人民解放斗争的前进；另一方面，又和它互相争夺世界霸权。两个超级大国口头上讲缓和，但骨子里却在激烈地争夺。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苏联也用“经援”和“军援”作为诱饵，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国内外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正在发展。 查禾多谈到了第三世界的蓬勃发展。他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种种努力，它们镇压、分裂、缓和或扼杀殖民地人民以及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种种企图，都未能阻挡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潮流奔腾向前。在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自然资源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方面，以及在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很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正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的斗争，正在继续胜利地发展。 查禾多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压迫和剥削的亚非拉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捍卫国家主权、维护自然资源，为争取经济、社会及文化解放，展开了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斗争。所有这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促使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使他们比以往更加强大，使反对共同敌人的各种力量的斗争都得到加强。他说，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力支持所有这些斗争，并将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特别是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而战斗，并将竭尽全力增进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 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石少华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我们是在大好国际形势下欢庆“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和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十一周年的。他说，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相互争夺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到处进行侵略、掠夺、干涉、颠覆和控制，进一步激化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广泛地展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世界人民必将在激烈的动荡中不断前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亚非新闻工作者的革命队伍不断成长壮大，亚非进步的新闻事业正在日益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人民革命的斗争中，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亚非各国进步的、革命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报道、广播、图片等各种形式，向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报道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胜利消息；宣传亚非人民加强团结、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决心和努力；揭露美帝和苏修散布的所谓“缓和”的欺骗论调以及它们今天所处的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境地。 石少华谈到在全中国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时说，这场斗争，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决心把这场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石少华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一贯把同情和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新闻工作者将和亚非新闻工作者以及世界各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相互学习，彼此支持，并肩前进，为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出席集会的有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禾多的夫人、书记处成员杉山市平和夫人、曼努维拉和夫人、赛义德·萨里姆、杨翊，亚非作家常设局执行书记处成员瓦菲和夫人、李茂斋，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杨骥，《人民日报》、中央广播事业局、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陈浚、杨兆麟、晏鸿亮，以及首都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出席了集会。 出席集会的还有亚非和其他一些国家驻中国使节、大使馆新闻专员和他们的夫人，以及驻北京记者。

第5版()专栏： 日本各界集会热烈庆祝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签订 谴责右派分子的破坏活动，要求国会迅速批准协定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日本各界人士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在东京集会，热烈庆祝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并且强烈要求本届国会批准这一协定。 这次集会是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召开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在会上讲话时说：“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支持。我们要争取日本国会迅速批准这一协定。” 黑田在讲话中强烈谴责“青岚会”和所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中的一小撮右派分子妄图阻挠国会批准日中航空运输协定，鼓吹复活军国主义，阴谋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 黑田强调指出，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用坚固的和平友好的纽带把日中两国联结起来是极为重要的。他说：“我们必须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黑田在谈到亚洲形势时说，日本人民不仅要为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斗争，而且要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社会党教宣局局长八木升、公明党外交委员长渡部一郎、民社党东京都联合会委员长和田耕作、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委员会代表渡边升在集会上讲了话。 众议院议员吉田法晴、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副会长菅原惠庆、主妇联合会副会长中村纪伊、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藤田茂、日中友协（正统）青森县总部会长关晴正、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川濑一贯等也讲了话。 出席集会的各界著名人士中有宫崎世民、三好一、田中稔男、帆足计、穗积七郎、坂井庄作、清水正夫、三桥敦子、松冈励子等。 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说：“我们对日中两国政府的代表签署日中航空运输协定，表示衷心的喜悦。” 决议指出，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签订以后，国内外反动派企图疯狂地破坏这一协定。为阻止在本届国会批准这一协定，他们正在进行垂死挣扎。 决议强调说：“日中航空运输协定是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签订的”，“国内外反动派反对日中运输航空协定，就是反对日中联合声明。” 决议说：“我们满腔愤怒地谴责他们的破坏活动，我们和全国广大人民在一起，支持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并要求迅速批准它。” 决议最后说：“我们欢迎日中间的定期直航班机早日通航，使日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更加活跃。我们决心为日中两国人民子子孙孙友好下去而奋斗”。（附图片）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集会，热烈庆祝日中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强烈要求本届国会批准这一协定。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第6版()专栏： 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保卫资源反对掠夺 拉美舆论指出被掠夺的穷国同利用别人资源致富的国家不可能有共同命运 巴基斯坦和缅甸联合公报说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进行合作克服经济困难 据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讯　圭亚那、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报纸就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表社论，强调第三世界国家有理由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 圭亚那《纪事日报》十八日发表评论谴责帝国主义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评论指出，大国总是以牺牲弱国、穷国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利。 评论指出，现在是第三世界参与重新组织国际关系和他们之间的今后关系的时候了。 墨西哥《日报》四月十七日发表社论指出，那些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发财致富的国家，同被掠夺的穷国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命运。道理非常清楚，它们之间没有一致的利益”。“高度发达的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处在不同的立场。谈什么共同的目标，那是妖言惑众。” 社论指出，“这次联合国大会所看到的分歧的实质是任何动听的言词也掩饰不了的不平等。” 阿根廷《号角报》最近以《原料》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近八十年来，“原料价格一直明显地下跌”，“目前的价格比一八九○年的价格还低”。 社论说，不只在价格问题上，而且在有关贸易交流的条件上，“给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原料的贸易提供良好的待遇，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目标。” 据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 加拉加斯消息：秘鲁动力和矿业部长豪尔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将军最近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再次强调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原料资源的重要性。 费尔南德斯将军在四月中离开秘鲁，开始他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的访问。 他说，秘鲁“同那些保卫开发自己资源和原料的国家团结在一起。” 他指出，秘鲁在不结盟国家会议和联合国讨论原料和发展的特别会议上都表示了这一立场。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电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奈温四月二十三日发表的联合公报说：“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进行合作，来克服已经出现并威胁到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困难。” 联合公报说：“他们重申支持所有国家享有主权和完全控制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权利。” 联合公报还说，布托总理向奈温主席通报了今年二月在拉合尔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成果，并且指出，这次会议确认，与会国参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共同斗争。 这项巴基斯坦—缅甸联合公报是奈温主席从四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之后发表的。

第6版()专栏： 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工人展开罢工斗争 英国全国和地方政府职工五万人拒绝超时工作 新华社墨尔本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澳大利亚十五万建筑工人四月二十三日举行二十四小时全国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建筑工人在集会上决定五月一日将再次举行无限期罢工。 这里的电影院放映员为争取改善工作条件，二十三日罢工，使得市区和郊区所有电影院停业。 新华社墨尔本电　澳大利亚码头工人四月十六日举行一周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罢工，坚持要求提高工资。 维多利亚州的建筑工人也举行罢工，抗议拖延接受他们关于增加工资的要求。这个州的管道工人十六日决定继续进行已经坚持三周之久的罢工。 新华社渥太华电　据加拿大报纸报道，加拿大邮政工人的罢工和怠工斗争，四月十八日已经扩展到四十五个城镇，约一万五千人参加了斗争。 　蒙特利尔的邮政工人从四月九日开始罢工。他们说，邮局准备使用邮件自动分类机器的计划使他们受到失业或工资减少的威胁。 在加拿大西部，罢工使得埃德蒙顿、温尼伯以及温哥华周围一系列小市镇的邮政工作大受影响。在温哥华，一千多名邮政工人在继续坚持怠工斗争。 在加拿大东部，十七日在哈利法克斯开始的邮政工人罢工，已经扩展到诺瓦斯科夏全省。 在邮政工人展开斗争的同时，二千名空运控制人员也在十八日下午罢工，抗议当局在工资问题上拒不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罢工，使加拿大全部民用航空实际上陷于停顿。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电比利时沙勒罗瓦电机厂五千名工人的罢工四月二十二日进入第四个星期。 这个电机厂的工人从四月一日开始全面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工厂当局最初无理拒绝工人的要求，工人起来罢工后，又耍了一个花招：表示同意增加工资，但是要裁减百分之五的工人。工人决定不接受这个条件，继续坚持罢工斗争。 沙勒罗瓦电机厂是比利时的大企业之一，这个厂的股份有百分之六十五握在美国公司手中。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电　英国全国和地方政府职工五万人四月二十二日开始拒绝超时工作，争取提高补助金。 早在去年三月，他们就提出了提高补助金的要求，以应付不断上涨的物价。但是当局对他们的要求一直置之不理。为了迫使当局接受他们的要求，五千名地方政府职工今年四月十九日在伦敦举行了示威游行，还有大约一千五百名职工从四月十七日开始罢工。 职工们表示：将坚持拒绝超时工作的斗争，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第6版()专栏： 叙利亚军队连续猛袭以色列侵略军 阿萨德总统强调采取各种办法继续斗争保卫家园 新华社大马士革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电　据叙利亚军方发言人四月二十日和四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战报说，从十九日晚至二十二日晚，叙利亚武装部队在整个前线断断续续地同以色列侵略军交火，使敌人遭到损失。谢赫山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 十九日晚，叙军炮兵在谢赫山地区同敌人交火。二十日早晨，战斗扩展到整个前线。叙军用火炮、坦克和反坦克武器袭击敌人，前线沿线的战斗在晚上结束，但是谢赫山地区的战斗仍未停止。 在这次战斗中，叙军猛袭在谢赫山、加沙尼耶、特勒法扎雷和其他地区的敌军。击中敌军六个设防点、三个坦克和装甲车集中地和谢赫山的观察所。摧毁一些敌军坦克、车辆和筑垒哨所。打死打伤若干敌军。 二十一日整个晚上叙军同以色列军的战斗在谢赫山地区断断续续地进行，二十二日上午，战斗再次扩展到整个前线，一直打到傍晚，前线沿线的战斗才停息下来，而谢赫山地区的战斗仍在持续进行。 在这次战斗中，叙军击中了敌人的两个地对空导弹基地、十个设防点、若干筑垒哨所、两个观察所、两个火炮掩体、四个坦克和装甲车集中地和一个反坦克导弹基地，击毁敌军一辆履带运兵车和一辆装甲车，击毙车上所有的敌人。 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在四月十七日叙利亚国庆二十八周年之际在大马士革的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我们必须采取各种办法继续进行斗争，以便取得所有必要的重要基础来实现我们的正义和平的目标。” 阿萨德总统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能够以坚强的决心实现他们的目标。” 他向坚守在战线上的叙利亚武装部队致敬。 阿萨德强调说，保卫家园，为人民的自由和正义事业而战斗是光荣伟大的事业。他说，“让我们以越来越大的决心继续前进。”

第6版()专栏： 塞拉利昂盛会庆祝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史蒂文斯总统出席集会并讲了话 新华社弗里敦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电　一万多塞拉利昂人四月十九日在这里的布鲁克菲尔德斯运动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塞拉利昂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出席集会的有，塞拉利昂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史蒂文斯、副总统兼总理科罗马以及政府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 各国驻这里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集会。 当天清晨，穿着节日盛装的塞拉利昂人集中在运动场上，举行了向武装部队颁授总统旗和团旗的仪式。在塞拉利昂国歌的乐曲声中，史蒂文斯总统把带有国徽的两面新的军旗授与部队。军人第一次佩戴新的军衔章，举着新的军旗举行了游行。 游行以后，史蒂文斯总统在大会上讲了话。然后，军队、民兵、学生和妇女的志愿组织举行盛大游行，表示决心保卫国家独立和国家主权。集会充满着热烈欢乐的气氛。 史蒂文斯总统二十日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并号召人民继续努力建设国家。

第6版()专栏： 奥地利总统弗·约纳斯逝世 新华社维也纳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电　奥地利总统府办公厅宣布，奥地利总统弗朗茨·约纳斯四月二十四日在维也纳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弗朗茨·约纳斯是一九六五年五月当选奥地利总统的。一九七一年四月他再次当选连任总统。

第6版()专栏： 哥伦比亚自由党候选人洛佩斯当选总统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讯 波哥大消息：哥伦比亚二十一日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据哥伦比亚官方宣布的投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多数票当选为总统，目前的执政党保守党候选人阿尔瓦罗·戈麦斯·乌尔塔多所得票数居第二位。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自由党和保守党达成的协议，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四年由两党建立全国阵线，轮流执政。这次大选前，自由党反对延长这项协议，全国阵线宣告解散。自由党、保守党和其它一些政党参加了这次选举的竞选。 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在竞选中主张以“多种思想意识”的原则同各国保持外交关系，支持和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加强哥伦比亚同安第斯集团其它成员国的关系，反对多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 根据哥伦比亚宪法，总统任期四年。哥伦比亚现任总统将于今年八月七日任职期满。

第6版()专栏： 肮脏的记录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四月十一日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装模作样地“谴责”国际垄断资本，大讲老牌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掠夺历史，妄图转移视线，摆脱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和这次会议中的孤立处境。但是，葛罗米柯拙劣的表演只能促进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苏修的伪善面目。 葛罗米柯在发言中，大谈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和“平等精神”。他说，国际垄断资本“强加给经济落后国家的国际分工”和实行“不等价交换”是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落后和低水平生活的基本原因”。他表白说，苏联“坚决反对比较强大的国家依靠自己在发展水平上的优势，实际上把不平等合作强加于比较不发展的国家”，反对“采取经济杠杆来干涉别国内政和对它们施加政治压力”。他进而说：“如果翻阅一下那怕是最近三、四十年的历史，那么其中有许多章页在这方面是远非干净的。” 作为当代最大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之一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竟然高唱“主权原则”和反对“不平等合作”，竟然谈起最近几十年“远非干净”的国际经济关系史，这真是对历史真相的莫大嘲弄！ 诚然，多少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强加的“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等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奴役和掠夺。它们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确是极其卑鄙和污秽的。但是，苏联外长先生拚命把苏修打扮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捍卫者，描绘成国际经济关系中“主权原则”和“平等精神”的守护神，这难道符合历史的实际？苏修在世界经济关系史上的表现，难道比其他帝国主义干净一些吗？ 我们且不谈苏修对亚非拉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掠夺、剥削和干涉，就以十多年来它对自己“大家庭”中的“兄弟国家”——“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关系而论，人们从中也不难发现：葛罗米柯先生在发言中对国际垄断资本所“谴责”的，恰恰正是苏修自己多年来在东欧“全力以赴地”推行的货色。它在“这方面”不仅是“远非干净的”，而且简直是充满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肮脏记录。 人所共知，苏修领导集团十多年来一直变本加厉地在“经互会”内部推行所谓“经济一体化”。他们在“一体化”的幌子下强加于东欧各国的“国际分工”，与老牌帝国主义搞的同类货色相比，其霸道和肮脏的程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公然反对东欧各国“把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人为地限制在本国范围内”，而要人家从“国际分工”出发，“重新安排”自己的“经济”，露骨地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在苏修鼓吹的“国际分工”中，“主权原则”和“平等精神”是根本没有位置的。他们提出苏联要“起主导作用”，因为“这既是由苏联高度的经济和科学潜力所决定的，也是由于它在兄弟国家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作用所决定的”。而其他国家按照苏修“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则不仅要实行“企业和部门的专业化”，而且要实行“整个国家经济的专业化”，以便导致建立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综合体”，重新确定各国的经济“地位”。这是明目张胆地要把别国变成苏联的经济附庸。 由于苏修推行这样的“国际分工”，最近一些年来，东德被迫先后把六十家纺织工厂改建为电机厂，并放弃了传统的飞机、拖拉机和大汽缸汽车制造工业，限制了黑色冶金工业；捷克斯洛伐克停止发展本国的石油、锰矿开采业；匈牙利放弃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船只的生产以及传统的收音机制造工业，改而发展“分工”给它们的其他工业。保加利亚则被迫减少谷物播种面积，而着重“分工”生产水果、蔬菜、烟叶等农产品。这样，东欧各国实际上变成了苏修的附属加工厂和指定商品的供应基地。在“国际分工”的旗号下，苏修利用自己的造船工业集中制造军舰，以满足其军事扩张的需要，同时，让波兰、东德、匈牙利的造船工业用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生产能力为苏联制造民用船只和船舶设备。苏修自己生产电子计算机和小汽车的主件，而让东欧一些国家“分工”生产零件和配件，供苏联装配。葛罗米柯说，帝国主义“强加给经济落后国家的国际分工”，使这些国家“处于经济从属地位”。试问苏修先生们，你们所谓的“国际分工”不正是要把东欧各国也置于这样的“从属地位”么？事实证明，你们所谓的“主权原则”是纯粹的废话！ 按照苏修“重新安排各国经济，并使其互相结合”的要求，十多年来，苏联一直要东欧各国同苏联“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国家的整个经济计划纳入苏联的经济轨道。他们先后“协调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年，又抛出一个为期二十年的“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根据这个“纲要”，东欧各国的“生产总额和产品品种、国际转运量、投资”等都是“协调的对象”。与“协调”国家计划的同时，苏修还在“经互会”内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常设“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通过这些超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东欧各国的财政金融、工业生产、动力交通等经济命脉。请看，苏修如此凶恶地践踏别国的主权，无理地剥夺人家独立自主地制订本国国民经济计划的权利，却侈谈什么苏联反对“采取经济杠杆干涉别国内政”。这不是十足的伪善又是什么呢？ 至于说到苏联反对“不等价交换和臭名昭著的‘剪刀差’”，就尤其令人发笑了。谁不知道，这一手正是苏修对东欧各国玩弄的拿手好戏呢？ 十多年来，苏修一直利用对“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对外贸易的控制，首先是利用对这些国家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垄断，在对外贸易中以贵卖贱买、不等价交换等手段，“象重型压力机一样无情地压榨着”东欧国家。他们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在东欧推销机器设备和燃料。根据苏修官方发表的材料统计，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期间，苏联向东德、匈、波、捷四国出口的原油，比同一时期卖给西德、瑞士、意、法、日、西班牙六国的原油，价格要贵一倍以上。如果以苏联向西德的出口价格同向东欧的出口价格作比较，据计算，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十一年间，苏修仅从石油、铁矿砂、生铁、硬煤、皮棉五种原、燃料出口中，就从“经互会”东欧成员国身上额外榨取了三十九亿多卢布。与高价出口的同时，他们却尽可能压低从东欧各国的工农业产品进口价格，简直恨不得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据各方面透露的材料，苏联从东欧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要比世界市场价格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例如，东欧国家一部火车头，拿到国际市场可以换三千四百吨石油，而出口到苏联只能换取一千三百吨石油。东德某些车床和铣床卖给苏联时要压价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保加利亚每年出口的农产品，一半左右输往苏联，价格也被压得很低。对此，这个国家的刊物不久前曾公开表示不满。据西方估计，苏修通过贵卖贱买仅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十年间，就从“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剥削了一百五十一亿美元。 十分清楚，十多年来苏修对“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关系史，就是一部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干涉和剥削的肮脏历史。他们对“大家庭”中的东欧“兄弟”国家尚且如此，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无论葛罗米柯先生怎样用“主权原则”、“平等精神”之类的空话来讨好和欺骗第三世界国家，他都没有办法向第三世界国家“论证”出社会帝国主义同老牌帝国主义在奴役、掠夺别国方面究竟有什么他所谓的“根本差别”。他们想靠“社会主义”的假招牌迷惑人，完全是徒劳的。（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