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第1版()专栏：《红旗》杂志短评 认真学 深入批 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广大工农兵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投入战斗，有力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以后，斗争锋芒直指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直指林彪宣扬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同时在各条战线上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回击。深入开展这场运动，必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要抓好的重要问题。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孔孟之道作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革命人民要战胜它们，批倒它们，也必须掌握自己的理论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真正学到。结合批林批孔，认真看书学习，才能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广大群众深切体会到，林彪所鼓吹的孔孟之道，虽然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只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进行阶级分析，并联系到这些黑话出笼的历史背景，揭露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行，就能抓住它们的反动本质，使它们原形毕露。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把学习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要用学习来带动批判，用批判来促进学习，边学边议边批。这样才能批得准，批得深。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每一次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在斗争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要任务。 批林批孔，必须以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指导，紧紧抓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的内容很多，中心的一点是“克己复礼”，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要按照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个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办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我国的反动统治，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要“兴”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要“继”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他要“举”的是牛鬼蛇神包括王明之类汉奸卖国贼这帮“民”。这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所在。抓住这个反动实质，才能打中要害。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首先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批，深入批，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认识得更清楚了，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的重要性就更明确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体会就更深刻了。对于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的其他各个方面，也要围绕“克己复礼”这个中心，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一条一条地进行批判，从政治上、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加深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使革命大批判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要把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引向深入，必须联系实际，即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正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林彪虽然早已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了，但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他所代表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也没有停止过向无产阶级进攻。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批林批孔都要联系到路线问题。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最关紧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更要警惕和反对修正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肯定还是否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敌视，归根到底是一个路线问题，是坚持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这些都是大是大非，必须通过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斗争，加以解决。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在斗争中，要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批林批孔搞得越好越深入，群众干部的觉悟就越高，就越能搞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一些人民内部的问题，可以在批林批孔的战斗过程中求得正确解决。 群众运动起来以后，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就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方法。典型是体现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具有很大的鲜明性。认真抓好典型，做到“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批林批孔群众运动中，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抓好典型。还要组织一些有较深刻分析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批林批孔文章，以促使运动的深入发展。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要以积极的态度，深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战斗，并在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认真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各项部署，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必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深入开展起来。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第1版()专栏： 认真看书学习　深批“克己复礼” 上海理发工具厂二车间青年学习小组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批林批孔中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武器，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 新华社上海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上海理发工具厂二车间青年学习小组，认真学习列宁的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运用革命导师批判叛徒考茨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层层剖析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这一反革命复辟纲领，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通过批判，他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仇恨资本主义，决心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 这个学习小组的二十多位青年工人，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坚持业余学习已有三年多时间，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及其他著作。今年年初，为了学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他们举办了学习班，利用下班后的空余时间，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中，列宁的这本光辉著作，就成为青年工人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学习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 认清林彪宣扬“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 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开展以后，在一次学习会上，大家读了列宁在这本著作中批判考茨基的一段话：“考茨基在金融资本时代维护‘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这段话虽然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但是大家学习后感到十分亲切，很自然地联系到批林批孔斗争的实际，热烈地议论起来。青年们说，这段话不仅是对考茨基的尖锐批判，也是刺向林彪和孔孟之道的一把锋利的钢刀。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叫嚷“克己复礼”，妄图挽回奴隶制“礼崩乐坏”的颓势，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西周的奴隶制，当作自己的理想。林彪也咬牙切齿地叫嚷“克己复礼”，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把复辟资本主义当作他自己的理想。林彪和孔老二叫嚷的“复礼”，同考茨基维护“反动的理想”，全是一路货，都是要开历史的倒车。 对于考茨基这条“开倒车”的路线，列宁是怎样批判的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大家重温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的分析，以及从中揭示的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考茨基正是在这面照妖镜前，现出了原形。他反对暴力革命，竭力保护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免于灭亡，因而堕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叛徒。 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判断一条路线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这个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林彪路线，大家看到，林彪根本否定我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成果，极端仇视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梦想把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扶植起来，投降苏修，倒行逆施，向人民进行反攻倒算。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年元旦，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林彪及其死党连续四次互相题词，胡说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当作他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出林彪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 青年们还联系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更加看清了“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他们说：如今，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监狱林立，特务横行，特权阶层垄断一切，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通过这样的学习和批判，青年们无不怒火满腔，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他们写文章，集中火力狠批“克己复礼”。有的同志带病参加战斗，有的深夜一、二点钟还在一起写批判文章。个个斗志昂扬，有力地推动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发展。 学习列宁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 揭露林彪宣扬“克己复礼”的理论基础 这个学习小组的青年工人把列宁批判的考茨基的谬论一条一条摘录出来，与林彪、孔孟的谬论加以对照后发现：凡是鼓吹复辟倒退的人，都死死抱住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例如，考茨基把少数金融寡头看作是掌握世界命运的“超人”，把工人看作是只知道呼喊面包、面包的“野人”；孔孟鼓吹“天命”，胡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林彪把自己吹成是脑袋长得“特别灵”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再如，考茨基炮制了“超帝国主义”论，胡说什么资本家停止竞争，彼此联合，工人们约束自己，安分守己，就能得到“永久的和平”；孔孟鼓吹“和为贵”；林彪也如出一辙，鼓吹“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恶毒咒骂我们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骂绝了”，“斗绝了”等等。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光辉著作中，不仅从政治上撕去了考茨基的伪装，还进一步从思想上对他进行了彻底清算。列宁指出：“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这段话把考茨基机会主义的可憎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否认矛盾，掩盖事物的本来面貌，正是为了反对前进，反对革命。大家用这个观点批判林彪，很清楚地看到，林彪正是为了搞复辟，所以拚命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贩卖 “中庸之道”，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实现“克己复礼”的罪恶阴谋。 青年工人们通过学习和批判深深体会到，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这是一切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共同的思想特征，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极端虚弱，“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工人们说，林彪鼓吹“办事情的过程是从主观到客观”，他“倒过来”观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做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复辟美梦。但梦毕竟是梦，“天马行空”的梦想落得可耻的下场，宣告了唯心论的破产。 剖析了“克己复礼”的理论基础，他们懂得了，贯彻什么样的政治路线，都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主张倒退、主张复辟的反动派，都是唯心论者。大家决心洗刷唯心精神，提高识别能力，坚决击退复辟逆流，抵制和批判各种反动的社会思潮。 学习列宁对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分析 认清林彪宣扬“克己复礼”的阶级根源 学习中，有的青年问：“孔老二与林彪时隔两千多年，林彪和考茨基地隔万里，为啥他们的话都说到一起，路走到一起了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们又重点选学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第八章以及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五）。列宁在这些章节里对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这个社会基础就是被资本家收买了的“工人贵族”阶层，他们是“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办”。这些资产阶级豢养的奴才当然拿不出什么新鲜货，只能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垃圾堆里去拾点破烂，略加装潢，到处招摇撞骗。孔孟之道是倒退、复辟之道，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当作经典。林彪一伙搞复辟，必然要把它奉为至宝。 列宁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现象，是国际上的思潮。林彪“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和中国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混合物。青年工人们说：怪不得苏修要在莫斯科大演尊孔丑剧，拚命攻击我们的批林批孔斗争。原来，林彪、苏修、考茨基、孔老二，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一致，思想体系一脉相承，是一条千年枯藤上的一串毒瓜。林彪鼓吹“克己复礼”，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更加认清了，尊孔，就是尊帝国主义，尊修正主义。批林批孔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彻底革命。 上海理发工具厂二车间青年工人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深刻体会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前进与倒退，复辟和反复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还长着呢。战斗需要武器，批判必须学习。他们决心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2版()专栏： 阴险毒辣的中庸之道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 鲁迅说过：“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炮制“中庸之道”这种阴险毒辣的思想武器，应该说是孔丘的一大发明。两千多年来，反动派利用“中庸之道”麻痹人民斗志，“中庸”的调子唱得震天价响，而对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则无所不用其极。叛徒、卖国贼林彪一面挥舞“中庸之道”这面破旗，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一面磨刀霍霍，要搞暗杀，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孔丘所发明的“中庸之道”，其反动作用既然如此久远，我们就有必要从历史上追查一下，撕掉它的伪善面貌，暴露它的阴险毒辣本质。 （一） 谈起“中庸”，往往给人以一种“平易”、“公允”、甚至“和蔼可亲”的假象。其实大大不然。任何一种哲学都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并在发展过程中被它所代表的阶级不断加工，日益精致。一个新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常常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中庸”这个哲学概念的产生也是如此。“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是孔丘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所作的反动论断。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大乱，奴隶造反，奴隶制统治摇摇欲坠，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和反映这种政治要求的法家思潮应运而生，在哲学上也出现了认为“变化”才是“常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中庸哲学从它出现之日起，就是造反、进步和革新的对立面，是辩证法的对立面。 “中”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就是指“正道”。在古代奴隶社会，它指的是奴隶主“奉天之命”进行统治的最高准则。孔丘在《论语》中引用过古代《尚书》里一段话：“尧吩咐舜说：舜啊！天命现在落在你的身上，你要好好执掌这个‘中’（最高准则）。……舜也以同样的话吩咐禹。”（“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孟子·离娄》篇中也有“汤执‘中’”的记载。中庸哲学的所谓“中”，正是承袭了古代奴隶主的这个古老概念，把它更加抽象化、普遍化。有一次，子贡问孔丘，到底什么是“中”？孔丘回答说：“礼啊礼！礼就是‘中’的规定。”（“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由此可见，所谓“中”，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礼”，就是奴隶制度。孔丘及其门徒思孟学派的中庸哲学，把“中”和“庸”联系起来。所谓“庸”，就是“常”，就是不变。其目的就是强调奴隶制原则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既不能变动，也不能偏离；超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与“和”联系起来。“和”，就是“调和”，也就是把“中”这个概念涂上一层骗人的色彩。《中庸》一书开宗明义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看起来似乎很玄虚，其实不过是说，要用“和”，即鼓吹阶级调和论的手段，来达到维护“中”，即奴隶制度的目的。 孔丘这个“中庸之道”的创始人，他“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他痛骂反动立场不鲜明的人是“乡愿”，是“德之贼”（《论语·阳货》）。他大声叫嚷对起来造反的奴隶及“犯上作乱”的新兴封建势力必须严厉镇压（《左传》昭公二十年）。他“堕三都”，杀少正卯，请鲁哀公出兵伐齐，号召门徒对倾向革新的冉求“鸣鼓而攻之”。这些人被攻、被杀、被镇压，就是因为他们造反、革新、反中庸。对反中庸者就要杀，就要攻，就要镇压，这就是孔丘的罪恶行径。 （二） 但是，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奴隶制政权一个个垮了台。孔丘只好唱起“逝者如斯夫”的挽歌，哀悼奴隶制象流水般的消逝。秦始皇尊法反儒，大反中庸之道，推翻了奴隶制政权，“焚书坑儒”。中庸哲学倒了一阵大霉，中国历史却获得了一个大的跃进。 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制已获得巩固，地主阶级这时已经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不仅不需要而且害怕革新了，要把封建秩序说成是神圣的、永恒的了。与此同时，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也更加暴露。孔丘的中庸哲学，对巩固封建制度来说，就大大有用了。于是，在董仲舒的哲学中，古老的“中”字又恢复了它的权威。他说：“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他要以“中和理天下”（《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所谓“中和”，其含义一方面是把封建制度神圣化，另一方面则是如同列宁所说的：“‘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董仲舒的这种阴险用心，后来被宋代理学家系统阐发，代表者就是朱熹。 朱熹说，中庸哲学是儒家道统的核心。在朱熹以前，韩愈提出了“道统”的概念，却未能抓住这个核心。比朱熹早百年左右的理学家程颐大肆鼓吹《中庸》，说这本书，“放之则弥六合”（《中庸》序）。朱熹则更大进一步，他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提升到《四书》的宝座，并迅速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批准。为什么到了宋代，《中庸》这本书会如此显赫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农民起义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均贫富”、“等贵贱”等直捣封建基础的口号和行动。封建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异端之说，日新月盛”。甚至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王安石，其为人之“反中庸”，其学说之“惑乱人心”，颇有商鞅再世的味道。那些顽固的反动派岂能不乞灵于中庸哲学？司马光这个王安石的死对头，就专门写了一本《中庸大学广义》。朱熹则用了极大的力气，对《中庸》一书进行了注释，并广泛进行了通俗讲解。 朱熹的注释，是对中庸哲学的一次大规模精致加工。他“会众说而折其中”，把中庸哲学提升、发挥到空前的高度，矛盾调和论的色彩也涂抹得更加浓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极端反动的理学体系。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中庸》第二章注）朱熹在把“中庸之道”奉为“天理”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它是“平常之理”。朱熹说：“庸”就是“平常”。他这样解释“中庸”，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庸哲学说成是人人必须了解、事事必须遵行的普遍准则，就是要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范围内用这种毒辣的思想武器来麻痹人民群众，制止革命斗争。这正是朱熹的阴险毒辣之处。朱熹的另一个毒辣之处，就是要把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封建制度说成是“和”。他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甲寅行宫便殿前奏一》《文集》卷十四）。“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这就是要把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不和”说成是“和”，而且是最大的“和”。中庸哲学的顽固反动本质与折衷主义的骗人形式在朱熹手中更加溶为一体。因此朱熹十分重视《中庸》，认为它与孔丘的“克己复礼”居于同等地位。他说：“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以上均见《朱子语类》）所谓“存天理”，就是要巩固封建制度。所谓“灭人欲”，就是不准斗争。各安其分，“各得其宜”，这“便是和”。朱熹的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也就是一句话：不准斗争，否则就是不“中和”，就是违反“天理”。清代唯物主义者戴震揭露这种“以理杀人”的毒辣本质时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一千年来，死在这种杀人不见血，“血案中而没有血迹”（《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五卷）的理学屠刀之下的中国人民，难道能够用数字表达吗？ 明代后期农民起义的烽火，把“中庸之道”另一个著名的吹鼓手王阳明的阴险毒辣本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一面狂热鼓吹“中”是“天理”，“中和是人人原有的”（《传习录》）；一面大挥屠刀，疯狂屠杀革命农民，声称“必须杀尽尔等而后可”（《告谕浰头巢贼》，《全书》卷十六）。公元一五一七年，江西、福建一带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王阳明带兵镇压，两年之内就屠杀了一万八千多人，许多农民被成批活活烧死，以至“天明看视，止存骸骨，头面烧毁莫辨，以此难取首级”（《南赣擒斩功次疏》，《全书》卷十）。十年之后，又是这个刽子手，在广西少数民族起义中心地区八寨断藤峡，屠杀了男女老幼四千多人，尸体横积，“恶臭熏积，不可复前”（《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全书》卷十五）。他在屠杀之时，还用“中庸”的名义，写下了疯狂反攻倒算的布告，限农民在一个月内“释怨解仇”，交税还债，接受惩罚（“逃税者，输其赋；负债者，偿其值；有罪者，伏其辜”），否则，他就要把农民剁成肉酱（“立齑粉尔辈，如机上肉耳”）（《告谕顽民》，《全集》卷十七）。真是一片杀声，血腥扑鼻。 但是，人民群众杀不光，农民起义也“剿”不完。王阳明深思苦虑，说出了两句反革命真言，叫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两句话集中概括了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手段。这就是：军事镇压与思想麻醉，两手并用。他要用斧钺刀锯“破山中贼”，用“中庸之道”来“破心中贼”。王阳明一面肆意屠杀，一面向农民灌输“中庸之道”，要农民“相勉以善”，“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全集》卷十六）。总之，是要用“中庸之道”从思想上把农民牢牢地禁锢起来，不准农民进行反抗和斗争。鲁迅说：只有那些“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鲁迅全集》卷六）。这种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死》，《鲁迅全集》卷六）。中国人民没有听从这种杀人凶手的“格言”，而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前赴后继，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王阳明死后不过百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埋葬了明代封建王朝。 （三）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刽子手曾国藩，是个道学家。这个反动头子全盘继承了董仲舒及宋代的程朱理学，死死抓住孔老二的反动中庸哲学，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派以中庸哲学“治军”、“治政”、“治家”的鼻祖。 曾国藩秉承儒家的传统解释，把“中庸之道”说成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正道”、“天理”，同时又极力涂抹矛盾调和论的色彩。他说，天下之道，“中则治，偏则乱。”（《文集·答刘孟容书》）所谓“中”，其政治上的体现，就是“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统治秩序。曾国藩非常懂得孔丘的仁、义、礼、智以至刑赏等等，都不过是统治手段。他要用“中庸之道”这种反动哲学来统帅一切、运用一切，以达到“息天下之争”（消除人民的斗争意志），“止名教之变”（防止封建秩序的崩溃）这种反动目的。曾国藩这个末代封建王朝的反动透顶的代表人物，看出了中庸哲学对于儒家其他理论的指导地位，中庸哲学的阴险毒辣本质在他手中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了。中国人民以迅雷疾风之势，横扫孔丘留下的垃圾污浊，猛烈地冲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曾国藩这个道学家，立刻披上戎装。他大声疾呼，说太平军毁孔庙、焚诗书，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说孔丘、孟轲正在黄泉痛哭。他树起“卫道”（保卫儒家哲学）的黑旗，组织了以地主阶级分子为骨干的湘军。曾国藩逐句批阅《中庸》一书，定为湘军将领的必读经典。当时咸丰皇帝也不仅多次到“圣庙”祭孔，而且亲自向群臣讲授《中庸》，要求他的臣下“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文宗实录》卷八十四、八十七）。垂死挣扎的封建统治者妄图用中庸哲学来动员整个地主阶级，挡住革命的洪流，防止封建制度的崩溃。 革命的烈火最能烧掉反动派的一切伪装。曾国藩，这个满口“中庸”的卫道者，迅速露出了杀人魔王的巨齿獠牙。他公开叫嚣，要“残忍”，要杀人。对于革命人民，他痛恨“宽厚”、“模棱”，反对“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全集·书牍》，《与刘孟容书》）。只要有革命军，他动手就杀，不管是否属他管辖。（“攘臂越俎，诛斩‘匪’徒”）说“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嘉言抄·治政》），就是背上“残忍严酷之名”，也不在乎。这个讲了一辈子“中庸”的家伙，简直杀红了眼。他下令，凡被俘的太平军，“一概剜目凌迟”，或者“全数斩决”。武昌之战，太平军被俘七百余人，全部被杀。崇阳之战，被俘的太平军七十余人，先“活祭”，然后令湘军士兵“割人肉生吞”。天京被攻陷时，更是“分段搜杀”，三天之内，就杀了十几万人，尸体塞满了秦淮河。鲁迅先生揭露过，口喊“中庸”的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则是“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家伙。 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一生最推崇曾国藩，把中庸哲学吹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九三六年春，蒋介石在陆军大学对他的高级将领作了一次“训话”，题目就是：《中庸之要旨与将领之基本学理》，专门讲《中庸》，要他的高级将领“注意谛听”。他说“《中庸》是‘本体论’”，是“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做将官的人，对于《中庸》一书，不可不详读精思”；读了《中庸》，就有“大智大勇”，不仅能“完成”反革命的“任务”，而且能“使万物皆得其用，人类各遂其生”。他讲了这么多的“中庸”，其目的是什么？蒋介石对《中庸》一书最推崇《哀公问政》一章，又最重视这一章中的“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几句话（《政治的道德》）。他说，“中庸”的根本含义就是“天下事物，都有一定不易的道理，而不是什么新奇巧妙的”（《中庸之要旨与将领之基本学理》）。 “根本就无所谓新旧，……越是新的东西越旧，越是旧的东西越新。”（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讲话）真是顽固反对革命之心，如跃纸上。蒋介石的门徒和御用哲学家，则把这些话奉为圭臬。他的“理论家”甚至拿蒋介石的名字“中正”二字大作文章，胡说什么“惟其中正，故一切可包容，一切无不化”（陈立夫：《三民主义正编》）。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国民党反动派拚命鼓吹“中庸”，其目的就是要拚命维护旧事物，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维护行将死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 这个大讲“中庸之道”的蒋介石，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被他屠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真是无法计算。仅“四一二”政变后三、四年内，在“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反动口号下，他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在十年内战时期，是他下令推行“三光政策”：“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难运者一律烧毁。”是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大讲特讲“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公然声称他自己“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就是要找一班快刀斩乱麻的将领！”满口“中庸”的反动派，在镇压革命人民时就是这样“快刀斩麻乱”，一丝一毫也不“中庸”的。 （四）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国内外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对中庸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过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戴季陶主义。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痛斥了这种以“中庸”面貌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纲领。接着，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著名文献中，毛主席又驳斥了所谓工农运动“过分”的反动理论。当时，广大农民奋起造反，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国民党右派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大叫工农运动“过火”、“过分”、“反常”、“太不成话”。他们打着“中庸”的破旗，提出了“矫枉不能过正”的反动谬论。毛主席列举了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痛斥了这种反动谬论。毛主席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反动派的所谓“过分”，恰恰正是革命。反动派的所谓“反常”，恰恰正是农民翻身。反动派按照中庸哲学，把旧的成规、旧的封建秩序叫作“正”，而把破坏这种旧秩序叫作“过正”。毛主席指出，这种谬论“貌似有理”，实际则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是阻碍农民运动、破坏中国革命的反动理论。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就是说只有用群众的革命的方法，才能终结旧的封建秩序。 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是批判中庸哲学的锐利武器。“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毛主席的这个论述，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庸哲学，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一切中庸哲学，从孔丘直到蒋介石，其本质都是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把对立说成是凝固的、僵死的、不能改变的东西；都是只承认矛盾双方在旧统治秩序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把这种相互依存说成是“中”、“和”、“天理”、“正道”；都是否认矛盾双方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斗争，否认这种斗争的发展必然造成旧统一体的破裂，也就是旧统治秩序的破坏，和向新事物的转化。“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这种“和为贵”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它只能是“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所散布的“中间路线”。尤其是，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重要文献。当时，美蒋反动派为了保存反动势力，一面发动和谈攻势，一面在大江以南编练军队，阴谋卷土重来。一些“自由主义人士”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也在大喊“和平”。他们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他们当中，有的鼓吹“南北为界，划江而治”；有的叫嚷“佳兵不祥”，要中国人民立刻收兵；有的甚至要追查中国共产党对“内战”的责任，要中国共产党保证“容纳异己”，“绝不用兵”。总之，是不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要使革命中途而废。他们要在“中庸之道”的口号下，把国民党反动派保护起来，以便有朝一日，重新反扑，把中国人民再度投到血海之中。毛主席彻底驳斥了这种毒辣的“中庸之道”，号召全国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人民的朋友，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条革命路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才有了今天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事实证明：“中庸之道”是一个阴险毒辣的思想武器，是反动派、反革命的阶级、反革命的势力向革命的人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势力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进行复辟的反动哲学。它用折衷主义的外衣掩盖其顽固维护旧事物的反动本质，对抗革命的辩证法，对抗斗争哲学。它欺骗人民群众，麻痹人民革命斗志，并在它的烟幕之下向人民大举进攻。鼓吹“中庸之道”的人，是一帮很阴险、很毒辣的家伙。那里“中庸之道”的调子唱得越高，那里反动派对人民的进攻就越残酷。那里“中庸之道”不行时了，那里的历史就前进。 叛徒、卖国贼林彪躲在阴暗角落里，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过分”、“过极”，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是“做绝了”，“骂绝了”，其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社会主义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要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这个反动派，象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他口称“中庸之道……合理”，叫嚷什么“绝则错”，而实际干的反革命勾当，则是坏事做绝。就在他讲了“中庸之道……合理”之后不到半年，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跳出来搞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党夺权。在这次阴谋失败以后，他又纠集法西斯“舰队”，搞暗杀，搞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投奔苏修。他的手段如此阴险，如此毒辣，但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对立的统一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自人类划分阶级以来，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彻底批判反动的“中庸之道”，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掌握革命的辩证法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向一切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3版()专栏： 年轻有为的女闯将 ——记临西县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杨爱莲 一九七三年春天，二十四岁的杨爱莲，当了河北省临西县下堡寺公社党委书记。这消息一传开，很多老贫农高兴地说：“这闺女可是把好手！她当公社党委书记，准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咱们把全公社变个样。” 果然如此。杨爱莲到职不久，就搞公社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九七三年，全公社战胜春旱秋涝，夺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亩产量比上一年增长六成，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四，向国家出售的余粮比上一年大大增加；棉花也大幅度增产。社员群众欣喜地说：“杨爱莲真是个年轻有为的带头人！” 带头苦干学大寨 杨爱莲原是下堡寺公社北杏园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北杏园大队现在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单位。可是，前几年，它还是个后进队。这个变化，同杨爱莲的带头苦干是分不开的。 一九六三年，刚满十四岁的杨爱莲，高小没毕业，就参加了农业生产。这一年，她加入了共青团。一九六六年，杨爱莲当了北杏园大队的妇女队长。她到本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东留善固大队参观学习时，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吕玉兰向她介绍了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生产的经验，她受到很大启发。回村后，杨爱莲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发动女青年成立了四个“铁姑娘植棉组”，实行科学种棉，秋季获得了丰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杨爱莲经受了锻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在一九六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当选为北杏园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她决心同大队的干部们一道，带领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地改变北杏园的面貌。 杨爱莲常说：“不吃大苦，难修大寨田。”在北杏园大队平整土地当中，杨爱莲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用大寨大队干部、社员为革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激励社员的斗志，同时，她自己坚持带头参加劳动，挥镐破冻土，拉车运土，脚冻裂了几道大血口子，也不休息。在她的带动下，干部和社员苦干了三个冬春，动土四十多万方；填平了八条大沟和六个大洼，扩大耕地三百多亩，把全大队三千多亩耕地建设成为畦田。为了加快水利建设，一九七○年，杨爱莲带头组织了一支妇女打井队，用人工打井。“跳轮”，是关系到打井进度的一项技术活，既费劲，又有危险。杨爱莲带领打井队员首先猛攻这一关。当时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杨爱莲在一丈高的天轮上，登上轮轴，斜着向轮板跳去。开始，由于不懂要领，腿上、胳膊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她虚心向别人学习，坚持苦练，终于掌握了“跳轮”技术。大家经过艰苦奋斗，打成了一眼一百九十米的深水井。后来，这支妇女打井队又打了四眼深水井。 从一九七一年一月起，杨爱莲又先后担任了县委委员、地委委员和公社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但是，她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七二年，她除了出国访问占用两个月时间，仍然劳动了二百四十多天。有一次，贫农老大爷杨世茂看她不分白天黑夜为革命操劳，关切地对她说：“你们干部为队里的事把心都操碎了，有些活你铺派铺派就行，别那样干啦！”杨爱莲说：“那可不行！钢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劳动会变修。俺不能当甩手掌柜的！” 杨爱莲和北杏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明杰以及全体干部团结一致，并肩前进，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四年多，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条件，全大队的粮、棉产量逐年提高。一九七○年粮食亩产上了《纲要》，一九七一年过了“黄河”，一九七二年在大旱情况下又跨过了“长江”。一九七三年，全大队粮食亩产量跃进到一千二百一十斤，棉花亩产皮棉八十一斤，对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 团结好“一班人” 下堡寺公社是个大社，有两万多人口，六万多亩耕地，三十个生产大队，阶级斗争情况复杂。杨爱莲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一到下堡寺，当天就和几个公社干部一起走村串队，了解情况。当时，旱情十分严重，有些大队的干部对战胜干旱缺乏信心。一些公社干部也说，下堡寺公社摊子大，底子薄，干部少，困难多，真是不好办。 面对严重干旱，种种困难，杨爱莲一度产生畏难情绪。县委书记吕玉兰及时找她谈话，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杨爱莲的成长过程，帮助她总结经验，勉励她鼓足干劲，奋勇前进，做好工作。吕玉兰亲切地说：“你能搞好北杏园那样一个大队，也一定能够搞好一个公社。只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群众，团结好公社党委‘一班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吕玉兰的话，打开了杨爱莲的心窍。她立刻想到本公社的党委会。公社党委十四名委员中有七名不脱产，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经验；可是，有的人认为他们水平低，能力差，不敢依靠他们抓工作。个别不脱产委员有自卑感，觉得自己是大老粗，领导别队有困难，不积极参与公社领导工作。杨爱莲想，如果把不脱产委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就是很大的力量吗？ 在一次批林整风会上，杨爱莲组织公社党委“一班人”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出了“如何发挥党委‘一班人’的领导作用，迅速改变公社面貌”的问题，让大家讨论。一个不脱产的党委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生产队搞不好，问题在队长；一个大队搞不好，责任在党支部；咱们公社的农业生产能不能大上快上，关键就在咱们这班人身上。咱‘一班人’，脱产的不愿下去，不脱产的不愿管事，攥不成一个拳头，拧不成一股劲，怎么能把工作搞上去？” 问题摆出来以后，杨爱莲引导大家对照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密切联系实际，认真地总结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各自作了自我批评。脱产委员表示要向不脱产委员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脱产委员表示，“能挑一百斤，不挑九十九。”杨爱莲看到大家这股劲头，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激动地说：“只要咱这‘一班人’‘九牛爬坡，个个出力’，就不愁咱公社上不去。” “打虎先打头” 下堡寺公社三十个大队中，有十多个后进大队，亩产只有一二百斤。后进的原因在哪里？杨爱莲和公社党委其他领导成员一起，用党的基本路线，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所有后进队存在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在这些队的领导班子里扎根。因此，要想改变这些队的面貌，就得首先搞好这些队的领导班子。 抓后进大队的领导班子建设，从哪里做起？杨爱莲主张，先从全公社最难的西高尔庄大队下手。一提西高尔庄，人们有些发怵：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县、社工作队三进三出，都没有搞出个名堂，担心这次搞不好，不好收场。有的好心人劝杨爱莲：“你刚到公社，情况不熟，如果搞不开，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困难，不如先易后难。”杨爱莲坚定地说：“打虎先打头，越难越要斗。突破这个难点，就能鼓舞斗志，教育群众，为进一步改造其它后进队趟出一条路子。” 不久，公社的工作组便到了西高尔庄大队。他们以批林整风为纲，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教导，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并对大队领导班子进行整顿。群众发动起来了，揭发出阶级斗争的许多新问题。阶级敌人着了慌，造谣恫吓群众，同被拉下水的干部订立攻守同盟，搞破坏活动，斗争更加复杂。这时候，杨爱莲从一个老贫农那里了解到拉干部下水的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她立即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发动群众，把这只伸进大队领导班子的黑手抓了出来。公社党委在西高尔庄大队召开了全公社批判大会。活生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事实，教育了西高尔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经过整顿的大队领导班子，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斗志昂扬地带领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大队，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很快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迅速地升了上来。 突破了一个难点，推动了一大片。杨爱莲同公社党委“一班人”，一方面以批林整风为纲，运用西高尔庄大队这一典型事例，在全公社大抓路线教育，一方面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各个后进大队不同类型的领导班子，采取整顿、帮助、促进等方法，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促使干部思想转化。就这样，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西高尔庄等十个大队摘掉了后进的帽子，其余几个大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下堡寺公社迅速地变成了临西县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单位。 “把工作做到家” 不用说，杨爱莲的工作是很忙的。但是，不管怎么忙，她总是要挤出时间刻苦地看书学习。几年来，她边学文化边读书，基本上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选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著作，写了读书笔记。通过看书学习，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第一的原则，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总是身临第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为了改变下堡寺公社的面貌，她和干部、社员一起，艰苦奋斗，出大力，流大汗，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一九七三年五月，杨爱莲发现，全公社套播的两万多亩高粱，有不少地块缺苗断垄。她想起一九七二年东留善固大队实行合理密植，开展种满田活动，大旱之年大丰收的经验，向公社党委提出在全公社开展一个移苗补栽、种满田的活动。有些人觉得工作量太大，困难多，一下子把这个经验在全公社推开办不到。杨爱莲说：“大干才能大变。只要咱这班人敢想、敢干，不怕苦、不怕累，把工作做到家，就能把这个种满田的经验迅速推开。” 说干就干。他们根据群众的意见，把全公社划分成四个“战区”，公社留一人值班，其余干部全部到种满田的现场参加劳动。杨爱莲到任务最艰巨的南“战区”。一连几天，她走遍这个“战区”的十个大队，逐队逐块地检查苗情，了解干部和社员的思想情况，抓政治思想工作，发动各队因地制宜地订出了移苗补栽计划。 在移苗补栽的日子里，杨爱莲总是每天天不明就下地，收工时披星星戴月亮。她和广大干部、社员一连苦战了十多天，把全公社大秋作物缺苗断垄的统统补上了，地头地边、沟沟沿沿都种得严严实实的。补栽的面积相当于扩种了八千亩高粱。 接着，杨爱莲又带领干部、群众连续打了战阴雨锄草灭荒、除治虫害、排涝和追肥四个战役，又一连干了五十多天。在这紧张的五十多天里，她把雨天当晴天，把黑夜当白天，风里来，雨里去，很少睡个囫囵觉。脸消瘦了，眼熬红了，几次晕倒在田间、路旁。就在这时候，她的右耳朵嗡嗡作响，疼得难以支持，几个晚上睡不了觉。同志们劝她到医院检查一下。她却毫不在乎地说：“上点火，不要紧，这点小病算个啥！”她咬紧牙关坚持战斗。大家都为杨爱莲忘我工作，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第3版()专栏： 永不脱离群众 华北制药厂党委书记　李锋 我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总认为自己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经过了战争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世界观改造得差不多了。满以为这样做就不会犯大错误了。没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革命小将的冲击。因为怕再受冲击，我便站在一派群众的一边，结果造成了同另一派群众的对立，又受到猛烈的冲击。这时，我不是认真从路线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怨天尤人。带着一大串问题，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加上革命群众的热情帮助，思想渐渐开了窍。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那时，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每到一村，贫下中农热情关怀，遭遇险情，群众舍出生命掩护我们。那时，同贫下中农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进城以后，坐进机关大楼，职位越来越高，架子越来越大，“官气”十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很容易接受，最后发展到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到这里，我又一次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的教导，感到分外亲切：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对于我们干部，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初步认识到自己是怎样变过去的，还得下决心变回来，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一九七○年，组织上调我到魏县工作，我决心同广大贫下中农并肩战斗，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到了县机关，看到外出有轿车，开会有沙发，我就警惕起来。我把沙发统统搬走，下乡坚持骑自行车，车上挎个粪筐，走路拾粪两不误。一次下乡，有一个老贫农拉住我，双手抚摸着粪筐说：“这才象我们庄户人的干部，你要坚持下去！”老贫农的鼓励，对我教育很深。以后，我不论下乡、开会，走到那，粪拾到那。这样做，不单是为了拣几筐粪，更主要的是使我重新回到了群众中。每走到一个村，贫下中农向我问寒问暖，还告诉我不少情况，为指导全县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根据。 一九七二年年底，上级调我到华北制药厂以前，有的同志对我说，这个厂是个“老大难”单位，不好搞。我也想，制药厂是一个大厂，搞不好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这时，我重温了毛主席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导，感到老干部要保持革命晚节，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到了制药厂以后，我逐个车间地同工人们促膝谈心；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听取老工人、基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另外，经常下到班组参加生产劳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经党委会研究，决定狠抓批林整风，对职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我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说服教育干部，耐心帮助他们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由于抓了路线教育，同时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很快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了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 要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就必须经常同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事实也正是这样。阶级斗争激烈或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时候，我比较注意联系群众，注意世界观的改造。工作一顺利，就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这时资产阶级思想就乘虚而入。有一次，我主持一个支部书记会，对一位同志的发言我有不同意见，就插了几句话，这个同志很不满意，当场批评我限制了他的发言。当时我觉得下不了台，但仔细想想这种思想正是“官气”在新条件下的反映，发展下去必然脱离群众。有一次下车间，有个青年女工很亲切地叫我“李锋”，乍一听很别扭，认为小丫头不懂“礼貌”。想到这，我心里猛一惊，感到这是“官气”发作的危险信号。群众对我亲近，当成一家人，自己却不高兴，这不是“官贵民贱”的孔老二思想的反映吗？这件事又一次向我敲起警钟：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脱离了群众就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给我的这个教育，一定要时刻铭记在心。

第3版()专栏： 出以公心　团结群众 山东莱西县李仙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郑魁廷 我们大队第一生产队有个社员叫赵明彦，前几年曾反对过我。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后，他怕我给他“穿小鞋”，干活低着头，遇我绕道走。我想，他过去反对过我，那是因为我有错误。我担任领导工作后，没有主动接近和团结他，使他有顾虑，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我主动找他谈心，向他检查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并表示我决不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经过几次谈心后，他的顾虑消除了，工作也很努力。后来，我根据赵明彦的表现和队里工作的需要，提出让赵明彦担任一队队长。有的群众想不通，说：“他过去反对你那么起劲，还能让他当队长？”我解释说：“赵明彦小时要过饭，解放后参军，在部队里入了党。复员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表现积极，受群众拥护。咱们共产党员办事，不能从私心出发，要从党的原则出发。”经过说服教育，他们也都表示同意。赵明彦听说党支部批准他当队长，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再三表示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从此，他以身作则，带领社员群众为革命大干苦干，使一队成为全大队的先进队。

第3版()专栏： 这股子冲劲好得很 山东五莲县西楼大队党支部的一次支委会，正在讨论大队会计何子利的入党问题。有的人说，何子利有一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工作积极负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有的干部冲击得比较厉害，吸收这样的人入党好吗？党支部书记刘庆贤一边听着，一边想：从这个同志的发言看，这里有个原则问题必须解决，就是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刘庆贤说：看一个同志够不够入党条件，要用共产党员的五条标准来衡量，不能用别的标准来衡量。何子利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能关心群众，有事肯和群众商量；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他能坚持原则，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基本上符合党员的条件。再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敢于造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帮助老干部冲掉修正主义的流毒，这股子冲劲好得很，正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精神。至于说点错话，办点错事，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咱们从心眼里高兴。现在我们又当了干部，并不等于过去就没有错误了，正是在群众的帮助下，才使我们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对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咱们应该积极热情地帮助，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不应该过分挑剔。过分挑剔的态度，不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态度。” 大伙一听，感到老刘说得在理，应该象老刘那样看待敢说敢闯的革命青年。支委们统一认识后，又经过党内外群众的广泛讨论，党支部大会通过了何子利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报通讯员

第4版()专栏： 玉林地区各级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基层蹲点 带领群众批林批孔加紧春耕 新华社南宁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各级党委带领广大干部和社员，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掀起春耕生产热潮。目前，各地正在浸种、播种，并已种下玉米、花生、甘蔗等二十五万多亩。 玉林地区去年粮食平均亩产又超过《纲要》。秋收以后，地、县、社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深入学习党的十大文件，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继续开展批林整风，大抓路线教育，鼓舞了群众的革命干劲。去冬以来，全地区出动了大批人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目前，已动工的八千一百多处水利工程，有七千二百多处已经完工，同时造田造地十三万多亩，深耕改土八十九万多亩，清淤疏渠一千九百六十多公里，还积了大批土杂肥，为今年春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批林批孔斗争开展以来，玉林地区地、县、社三级党委抽调了六千六百多名干部，在各级领导成员带领下，深入到四百四十二个大队蹲点，和广大基层干部、社员一起批林批孔，一起闹春耕。全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联系实际，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激发了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全地区浸种和播种进度大大加快。 在春耕生产中，玉林地区各级领导，一方面发动群众挖掘土地潜力，扩大早造作物种植面积；一方面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努力提高亩产量，并且从浸种开始就注意把科学种田的措施，落实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不少社、队举办了训练班，培训大队、生产队的春播技术骨干。博白县东平公社绿荣大队组织各生产队的科研小组，专门研究和交流了秧田整理、翻晒种子、选种和种子消毒、播种规格等方面的经验，使全大队浸种、播种工作做得既快又好。 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玉林地区不少县、社工交、商业等部门，还派出工作组深入到农村社、队，调查生产资料余缺情况，及时做好春耕生产物资的运输和供应工作。陆川县商业部门已将五百七十多万斤化肥、三十五万多斤农药、六万多斤黄麻种子和一批农具、种苗等春耕生产物资，运送到农村社、队。各级农机部门，从去年十二月初开始，就对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使各种农机具以完好的状态投入了春耕生产。

第4版()专栏： 批林批孔有力地促进了春耕生产 雁北地区广大干部社员苦干实干决心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新华社太原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电　山西省雁北地区广大干部和社员，在批林批孔推动下，掀起备耕、春耕生产热潮。目前，全区农村出勤人数达到六十多万人。他们在田间和水利工地苦干实干，决心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 雁北地区今年的备耕工作，动手比往年早，做得比往年好。去年秋收以后，各地就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土、水、肥方面下功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今年农业新丰收创造条件。今年年初，各级党委学习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高了抓大事的自觉性，在干部、群众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组织他们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立春”以后，雁北农村广大干部、社员，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贫下中农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大干社会主义，坚决反复辟。我们不但要对林彪、孔老二进行口诛笔伐，而且要用学大寨、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的实际行动，来把林彪、孔老二批倒批臭。全区农村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加紧进行备耕工作。到二月下旬，全区新增加水浇地两万多亩，为春播积造的农家肥比上年同期多一亿几千万担，抗旱浇地近七十万亩，保墒碾压地近四百万亩。雁北地区各行各业也大力支援春耕生产。所有农机修配厂和机械加工厂都在检修拖拉机，赶制铁木农具。地区和各县的运输部门，正在把生产资料公司准备好的优良籽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大批春耕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农村。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雁北地区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同群众一起，抓革命，促生产。春节刚过，中共雁北地委和各县委的许多领导成员，分别带领地、县、社三级机关的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一起批林批孔，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力地促进了备耕、春耕生产。去年获得农业大丰收的广灵县，男女老少齐出动，同心合力忙备耕。去冬以来，全县新修梯田和改土整地十一万亩，比上年同期多百分之六十六，积造的肥料比上年同期多百分之七十，保墒碾压的农田面积比上年同期多一倍以上。中共天镇县委八名常委中有七名到农村蹲点，加强对基层批林批孔运动和春耕生产的领导。这个县今年农作物播种计划已全部落实到地块。

第4版()专栏： 踏破雪原备耕忙 数九寒冬，记者在黑龙江绥化地区访问。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过去，冬天是人们蹲在炕头“猫冬”的季节；可是现在，茫茫雪原，拖拉机在轰鸣，骡马在嘶叫，许多爬犁、小车在奔驰，到处是治山治水、改土积肥的人群。人们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劈冻土，修渠道，刨坚冰，挖淤泥。汗珠凝成了冰霜，越干越欢。千里雪原，热气腾腾。 绥化地区是黑龙江的重要粮食基地，去年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全地区十二个县，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二十二亿多斤。秋收一结束，各社队都认真总结经验，对照大寨、昔阳找差距。大家深深感到，粮食虽然丰收了，但“亩产不高，总产不稳”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增产的潜力很大，如果把漫长的冬季利用起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对国家一定能作出更大的贡献。广大干部和社员经过热烈讨论，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共同的声音：冬季要大干，冬季能大干！去冬以来，全地区八十多万人开到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许多县出勤的人数占整个农村劳力的百分之七八十。 在肇源县，干部和社员学习了党的十大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社社队队重新修订了农田基本建设计划，出工人数由一万八千人增加到六万七千人。这个县的城郊公社四方山大队有大片碱地，粮食产量很低；干部和社员顶风冒雪开上四方山，挖油砂土压碱。土冻得象石头一样，一镐下去一个白点，人们摘下皮帽，脱掉棉袄，越干劲越大。七十岁的老汉丁万富和老伴知道这些情况后，在家坐不住了，不顾干部和社员的阻拦也上了山。他说：“我搬不动大块土，就搬小块土，年纪虽老也该为建设社会主义出把力呵！”老两口的行动更加鼓舞了大家的干劲。这个大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使四百亩盐碱地铺上了一层一寸多厚的油砂土。 在兰西县，往年那种“春夏秋忙种管收，入冬赶车往外溜”的旧习惯彻底改变了，到处是大干的喜人景象。太阳升公社林山大队的几百名社员正在一条大山峪间兴建一座拦截山洪的中型水库。冻土层达一米多厚，工效很低，社员们就想出了“打山洞，取暖土”的办法。他们从山脚往里掏成三米高、五米宽的洞，洞口上挂起草帘挡风。于是，不用镐单用锨就能取土了。社员们推着小车，挑起土筐从几个洞里进进出出，工效提高了许多倍。人们望着刚出洞的冒着热气的土，兴奋地说：“真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连黄土也不‘猫冬’了！” 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和备耕活动中，县与县、社队与社队之间出现了许多既赛又帮、你追我赶的动人事迹。肇州县和肇东县是相邻的两个县。肇州县盐碱薄地多，工作基础比较薄弱，过去粮食亩产比肇东县低得多。但经过三年的苦追猛赶，使粮食亩产将近翻了一番，接近了肇东县的水平。肇东县决心学习肇州县的革命精神，去冬今春出动十万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量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这两个县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交流经验。肇州县江河少，肇东县委就欢迎肇州县的干部和社员来肇东拉砂、刨河泥改土；肇州县有些社队的种子不好，肇东县的许多社队就为肇州县串换了十多万斤玉米和小麦良种。 绥化地区广大干部进一步发扬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地、县两级有一百多名常委和二千多名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蹲点。许多干部带着干粮，吃住在工地。没有房子，就搭帐篷、挖地窖住；没有饮料，就化雪为水。他们和社员一起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起大干苦干，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经验立刻推广。 农历正月初五深夜，肇州县委常委会议刚开完，县委书记胡民就赶到万宝公社壮大大队。他走进马厩同饲养员谈心，知道这个大队的干部、社员一直大干到春节前夕，拉土改地、积肥送粪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有些人产生了松劲情绪，想休闲半个月。正说话间，天已发亮。胡民就到第四生产队的粪堆前去起粪，社员们发现胡民在带头劳动，都踊跃奔向工地。晚上，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大家学习了十大文件和党的基本路线，狠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照大寨找差距，根据指标查措施。一找一查，鼓起了大家的干劲，纷纷说：“十分指标，必须十二分措施才行！”第二天，这个二千人口的大队，出动了上千名社员，掀起了积肥送粪、拉泥改土的新高潮。不久，全县十四个公社的基层干部来这里参加了现场会，加速了全县备耕生产的进度。 经过一冬春的大干，使绥化地区的生产条件有了进一步改善。全地区农田基本建设已完成土石方四千二百多万立米，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二十倍。增加排涝面积一百七十四万多亩，扩大灌溉面积一百多万亩。新修梯田、条田、方田一百十六万多亩，并打了一批电机井，对大片农田进行了冬灌，为抗旱春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绥化地区变冬闲为冬忙，早走一步，步步主动。广大农村不仅增积的肥料比往年多，并且已有四分之一送到地里，目前已上粪的土地面积比去年同期多百分之三十。各种作物的优良品种也已调剂完毕，全部备齐，各社队正在进行发芽试验工作。全地区应修的拖拉机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已修理完毕，并改革了双条播种机一百三十台。肇东县各有关部门还派出工人和技术员一百多人，到农村人民公社进行巡回检修。 目前，绥化地区农村正在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广大干部和社员狠批孔老二和林彪散布的“天命论”和“天才论”，进一步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激发了改造河山的雄心壮志。人们正以巨大的革命干劲迎接春耕大忙的到来，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　新华社记者

第4版()专栏： 我国运动员在八单位射箭友谊赛中 打破九项女子射箭全国纪录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我国射箭运动员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八单位射箭友谊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次比赛，上海新手王文娟以三百四十二环的成绩，打破了由波兰选手克劳佐维茨创造的三百四十一环的女子三十米单轮射箭的世界纪录。同时，包括王文娟在内的三名运动员和两个射箭队还打破了九项女子射箭的全国纪录。 打破全国纪录的情况是： 王文娟以三百四十二环的成绩打破三百三十环的女子三十米单轮的全国纪录，以六百七十环的成绩打破六百五十四环的女子三十米双轮的全国纪录，以三百零三环的成绩打破二百八十九环的女子五十米单轮的全国纪录，以五百九十八环的成绩打破五百六十二环的女子五十米双轮的全国纪录，以五百五十一环的成绩打破五百四十五环的女子七十米双轮的全国纪录，以一千二百零四环的成绩打破一千一百六十六环的女子单轮全能的全国纪录，以二千三百六十五环的成绩打破二千三百一十八环的女子双轮全能的全国纪录； 北京体育学院选手宋淑贤以五百六十九环的成绩打破女子五十米双轮的全国纪录，以一千一百八十一环的成绩打破女子单轮全能的全国纪录；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老运动员扎拉嘎，也以五百六十三环的成绩打破女子五十米双轮的全国纪录； 由王文娟、孙春兰、沈颖组成的上海队，以三千四百七十三环的成绩打破三千三百七十一环的女子单轮全能团体的全国纪录，以六千八百一十六环的成绩打破六千五百九十一环的女子双轮全能团体的全国纪录； 由宋淑贤、黄淑艳、韩桂芳组成的北京体育学院队，也分别以三千三百八十七环和六千六百八十一环的成绩，打破女子单轮和双轮全能团体的两项全国纪录。 这次射箭友谊赛是在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举行的。上海市、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辽宁省、广东省和北京体育学院八个单位的六十七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这次比赛。他们中间不少是我国射箭运动的名将，更多的是参加这项体育活动不久的年轻新手。各地运动员在比赛中，互相学习，互相鼓励，树雄心立壮志，使打破纪录的捷报不断传来。（附图片） 上海射箭新手王文娟，二月十九日在全国八单位射箭友谊赛中，以三百四十二环的成绩，打玻了三百四十一环的女子三十米单轮射箭的世界纪录。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 王源兴先生在京逝世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王源兴先生，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王源兴先生历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任，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王源兴先生系爱国华侨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在侨居国外时，对与当地人民友好事业和支援祖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回国后，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前表示希望国外华侨爱国团结，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王源兴先生追悼会于三月五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外交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等单位的负责人廖承志、马文波、庄希泉、胡愈之、贾汀、夏翔、王林，以及王源兴先生生前友好林一心、曹菊如、荣毅仁、林海云、林巧稚、林修德、庄明理、沈兹九、张国基、卢心远、张楚琨、张殊明、洪丝丝、吴桓兴、吴益修等参加了追悼会。王源兴先生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5版()专栏： 苏修先生们为什么暴跳如雷 本报评论员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我国蓬勃开展。我国的这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触动了苏修先生们的神经，他们惶惶不安，暴跳如雷，急不可待地跳出来进行恶毒的攻击。苏修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一齐开动，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叫嚷我国批林批孔斗争是什么“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是“又一次恐怖运动”，是要毁坏“文化珍品”等等。 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谩骂和诬蔑，并不新鲜。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中国人民粉碎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复辟阴谋，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它们就压抑不住自己绝望的悲哀，向中国人民不断发出嚎叫。打在我国修正主义复辟势力的身上，痛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心里。苏修先生们的这种连锁反应，向我们证明了：我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 苏修叛徒集团攻击我国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力量”，同他们过去所说的“健康力量”一样，就是刘少奇、林彪等一小撮叛徒和卖国贼，就是代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力量。这种所谓“国际主义力量”，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罪行，也就是要斩断苏修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魔爪。苏修叛徒集团给林彪一伙贴上“国际主义力量”的标记，丝毫挽救不了这一伙卖国贼必然覆灭的命运，相反的，恰恰说明了林彪反动路线的极右实质，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继续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批林批孔的斗争是“又一次恐怖运动”。苏修先生们的“革命恐惧症”发作了。使他们感到恐怖，这对革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在历史上，对于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反革命势力总是万分恐惧的。巴黎公社的诞生，曾经使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曾被叛徒考茨基咒骂为实行“恐怖统治”。现在苏修叛徒集团攻击我国批林批孔运动是“恐怖运动”，这并无损于这场伟大的斗争，而只是显示了这场斗争的巨大威力。 苏修大肆吹捧什么“儒学”是“数世纪积累下来的和唯一有价值的智慧的高度结晶”，攻击我国批林批孔运动是要毁坏“文化珍品”。的确，反革命的孔孟之道对于一切妄图倒退、复辟的反动派来说是“文化珍品”，而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则是必须扫除的垃圾。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把垃圾当成珍品是有它们罪恶目的的，正象鲁迅所说，洋大人崇奉孔老二的目的就是要“灭中国”。苏修叛徒集团抱着这个所谓“文化珍品”不放，就是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和颠覆中国的“幸福之门”。但是，我们要告诉苏修先生们，这是痴心妄想。中国人民一定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决心。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如此暴跳如雷，大肆攻击，是毫不奇怪的。他们一直把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变我国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希望，寄托在我国内部的修正主义复辟势力身上。但是，他们的这种梦想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这怎么能不使他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呢？！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向隅而泣吧！中国人民将迈着坚定的步伐，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5版()专栏：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机关报《阶级斗争》发表文章 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进行血腥的军火贸易 新华社奥斯陆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机关报《阶级斗争》一九七四年第九期以《每一个卢布都沾满着有利可图的战争交易的血！》为题发表文章，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进行血腥的军火贸易。 文章说，苏联领导人在中东十月战争之后，大肆吹嘘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武器“援助”。然而，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保持其军事上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而已。这些武器是以高价出售的，并且要求付以外汇现款。 文章说，苏联的军火贸易已经进行多年了。交易越来越大。条件越来越苛刻。 文章指出，苏联修正主义者口口声声说他们“爱好和平”，但实际上他们是从世界上每一次紧张局势和战争中混水摸鱼、从中得利的专家。在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中，苏联卖给印度大批武器。一九七一年秋天，苏联修正主义者把印度推到分割巴基斯坦的侵略战争的第一线，同时从卖给印度五十亿克朗的飞机、装甲车和导弹中大发横财。 文章指出，列宁曾经说过：“每一块美元都有血迹”。今天难道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卢布不也是同样的肮脏吗？文章针对苏联领导人侈谈什么军火买卖是“无私的援助”，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援助”，是“原则坚定的国际主义政策的生动典范”等无耻谰言，指出，与老牌帝国主义所不同的是社会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 文章还说，苏联不仅高价出售武器，并且利用武器的备件作为压力手段。他们对备件的售价比武器本身要高好几倍。

第5版()专栏： 也门、摩洛哥、利比亚和索马里领导人重申 坚决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叙利亚空军司令说中东战争加强了阿拉伯人民团结 新华社萨那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共和委员会主席埃里亚尼三月二日在这里向“巴勒斯坦之声”电台发表谈话，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 埃里亚尼主席说：“用侵略、武力把任何人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以武力夺去这一土地，都是一种罪恶的行径。”他接着指出：“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民恢复领土、家园、财富和一切物质、精神的权利是一种不容争辩的权利。” 埃里亚尼主席还说，巴勒斯坦属于巴勒斯坦人民，从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手中解放了的每寸巴勒斯坦土地都绝对属于巴勒斯坦人民。 新华社拉巴特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电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三月三日在他登基十三周年发表讲话，重申摩洛哥支持遭受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国家为收复失地和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哈桑二世国王说：“我们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继续并加强对他们的支持，使正义事业获得胜利。我们热情祝愿我们的阿拉伯兄弟收复他们的全部被占领土，希望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尽早实现他们的正当和合法的要求。” 新华社摩加迪沙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电　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卡扎菲三月三日结束对索马里的四天正式访问。三月四日在这里发表的索马里和利比亚两国联合公报说：“要在中东实现和平，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全部撤出阿拉伯被占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公报说，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世界和平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 公报说，两国元首重申，他们完全支持正在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非洲解放运动。他们谴责在非洲的一些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认为它们是“对非洲人民的和平、尊严、正义和平等的巨大威胁”。 公报说，两国元首表示支持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和完全的控制权。 新华社科威特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叙利亚空军司令纳吉·贾米勒三月四日在科威特国际机场发表讲话说：“十月战争促使阿拉伯人在为收复全部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恢复阿拉伯人被剥夺的权利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证明阿拉伯人有能力打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他在赞扬叙利亚空军在去年十月战争中的斗志时说：“空军人员十分英勇杀敌，打破了以色列关于它的军队是打不败的神话。叙利亚飞行员给了以色列空前的教训。” 他在讲话中还赞扬了驻扎在戈兰高地前线的科威特军队。他说：“他们全心全意英勇作战，对我们在前线取得军事胜利和成就帮了很大的忙。” 纳吉·贾米勒是在三月四日抵达科威特进行访问的。他在到达这里之后受到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萨利姆·萨巴赫的接见。

第5版()专栏： 抗议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减少汽油供应 美国二万多煤矿工人举行罢工 新《人民之声》报指出新西兰工人运动获得发展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西弗吉尼亚洲二万一千名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汽油供应不足。 这次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矿工的罢工已坚持一星期之久。这个地区很多矿工每天必须从离煤矿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驾驶汽车上班。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减少供应汽油，并限制汽油的运输和销售，矿工们得不到足够的汽油长途开车上班，因此举行罢工表示抗议。 罢工使九十三个煤矿关闭，每天减产煤约二十二万五千吨。煤的减产还影响了附近钢铁厂生产。 新华社惠灵顿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新西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二月二十七日一期发表文章，概述近两年来新西兰工人运动的发展。 文章说，在过去两年里，新西兰工人的罢工斗争有了发展。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到十一月，有十一万一千多工人举行了三百六十七次罢工，使资本家损失了二十五万七千多个工作日。而一九七二年全年，约有六万八千多工人举行了二百八十一次罢工，使资本家损失了十四万个工作日。 文章说，许多罢工斗争都是为了反对“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而把更多的危机转嫁到城乡劳动人民身上”。

第5版()专栏： 苏丹总统尼迈里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强调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三月三日在苏丹上尼罗省首府马拉卡尔为纪念“国家统一日”二周年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第三世界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并且表示，苏丹将努力使自己成为第三世界的一支有生力量。 尼迈里总统说：“第三世界有着最悠久的文化，最众多的人口和最富饶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这个新世界的人民为使人类摆脱罪恶的殖民主义的压迫、歧视和阴谋诡计而斗争。我们为自己参加这一斗争而自豪。”他说：“随着国家的统一，我们将使我国在阿拉伯和非洲的战场上，在整个第三世界，成为一支有影响的有生力量。” 尼迈里总统在谈到最近在拉合尔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时说，这次会议表明，从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国家到印度洋沿岸的亚洲国家的这个地区的亿万人民，支持阿拉伯人民为收复被占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会议表现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尼迈里总统在讲话中还号召苏丹人民加强团结，努力建设国家。 苏丹副总统、南部地区高级执行委员会主席埃比勒·伊尔也在会上讲了话。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日，苏丹政府代表团和苏丹南部代表就苏丹南部在全国统一的范围内实行地区自治达成了协议。因此，苏丹政府把三月三日这一天定为“国家统一日”。

第5版()专栏： 缅甸大选后议会选出国家领导人 吴奈温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新华社仰光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缅甸人民议会三月二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包括二十八名成员的缅甸国务委员会。 原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原革命委员会委员山友将军被选为国务委员会秘书。 吴奈温主席在人民议会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从三月二日起解散革命委员会，把权力交给人民议会。人民议会通过了吴奈温所作的关于革命委员会十二年工作的报告。 缅甸人民议会在三月四日召开会议，选出十八人组成的部长会议，部长会议选举了吴盛温为内阁总理。 根据缅甸宪法的规定，国务委员会是缅甸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务委员会主席即为国家总统。宪法还规定，缅甸国名改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缅甸的这部宪法是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举行的全国公民投票通过的，从今年一月三日正式生效。此后，在一、二月间，缅甸举行了人民议会四百五十一名议员的选举，以及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

第5版()专栏： 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辞职 威尔逊组成新的工党政府 新华社伦敦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四日晚宣布保守党政府辞职，伊丽莎白女王已授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组织英国新政府。 威尔逊五日公布了工党新政府部分成员的名单。其中有：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詹姆斯·卡拉汉，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以及大法官埃尔温·琼斯等。这个新的工党政府是一九二九年以来英国第一个由少数党组成的政府。 在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的英国大选当中，工党和保守党在下院都没有取得过半数议席，因此使得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几天来陷于僵局。按英国现行制度，在上述情况下，原来执政的保守党有权首先尝试组织新政府。因此，爱德华·希思连日以来极力争取在下院中获得十四个议席的自由党的支持，以便组成两党联合政府，但遭到自由党的拒绝。这就使得希思以及他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不得不宣布辞职。 英国《泰晤士报》五日的社论在评论工党新政府时写道，“在议会中所处地位十分软弱的情况下，这个政府必然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一点当然是确实无疑的。”

第5版()专栏： 西欧“共同市场”九国外长会议通过计划 建议同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电　三月四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西欧“共同市场”集团九国外长会议通过一项计划，规定发展这个集团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个计划规定“共同市场”集团同二十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先由西德外交部长谢尔代表“共同市场”集团把这项建议提交有关阿拉伯国家；然后由这个集团同阿拉伯国家成立联合工作小组筹备举行部长级会议；最后在今年秋季，或者至迟不超过年底举行二十九国部长级、很可能是外长会议。 共同市场的这项计划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去年十月中东战争后，西欧国家的石油供应受到威胁，而不久前在华盛顿举行的石油消费国会议上，美国同西欧国家、主要是同法国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有待将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制定。 据报道，谢尔已经把 “共同市场”集团这个计划告诉正在布鲁塞尔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后来对记者说，美国不反对西欧国家同阿拉伯国家确立关系，虽然它反对就石油问题作出单独安排。 会议还就“共同市场”集团同美国关系的共同宣言草案取得一致意见。德新社的消息说，这个宣言草案“考虑到了法国反对同美国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的主张”，“使欧洲共同体保留对外政策上的余地”。 “共同市场”同美国关于签署这个宣言的谈判，将在三月中旬开始。

第6版()专栏： 平壤举行群众集会欢迎布迈丁主席 金日成主席讲话支持阿尔及利亚提出召开联大特别会议的建议 布迈丁主席赞扬朝鲜人民争取实现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平壤市各界群众三月四日在平壤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欢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一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康良煜、吴振宇、朴成哲、金英柱、许锬、郑浚基、黄长烨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和其他一些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大会。 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康贤洙宣布大会开始后，金日成主席和布迈丁主席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 金日成主席在讲话中首先对布迈丁主席一行访问朝鲜再次表示热烈欢迎。 他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实现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金日成主席指出，去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清楚地表明了第三世界对于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的巨大影响。 金日成主席说：“去年十月，在中近东战争时期，阿拉伯国家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的力量，给予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巨大的打击。”他说：“阿拉伯人民将继续坚决斗争，直到完全解放被霸占的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为止，并将在这一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他说：“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中，不仅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主权而且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自主，越来越高涨地开展着为摧毁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经济基础、收复被掠夺的本国自然资源的斗争。” “不久前，胡阿里·布迈丁阁下作为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主席，提出了召开为解决包括燃料及原料问题在内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这是在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原则基础上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措施，直到现在，在这些问题上，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都遭受牺牲。 “这次在巴基斯坦拉合尔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也再次显示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坚定决心。 “帝国主义者恣意压迫和掠夺第三世界人民、拿他们的命运进行幕后交易和任意宰割他们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金日成主席在谈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问题时说：“今天，朝鲜问题归根结底是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是一个朝鲜还是两个朝鲜的问题。全体朝鲜人民一致向往国家的统一。但是列强希望我国分裂。分而治之是帝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由于美日反动派的干涉活动及其走狗的卖国叛族行径，在七·四南北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在我国统一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巨大困难。” 金日成主席严厉谴责南朝鲜当权者最近进行的分裂民族的活动、对共和国北半部的挑衅行为以及镇压南朝鲜人民的罪行。 他指出：“如果南朝鲜当权者真正愿意统一，那就应该取消去年六月发表的主张两个南朝鲜加入联合国的‘特别声明’，并根据整个民族的利益，参加争取统一的会谈。他们还应该接受我们关于缔结和平协定的建议，而不是拿着对和平没有任何保证的‘互不侵犯条约’来参加会谈。” “我们再次建议召开同现在的南北协调委员会不同的大民族会议，或者召开由南北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南北政治协商会议。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实现朝鲜的统一。” 金日成主席说：“目前南朝鲜人民不屈服于南朝鲜统治阶级的残酷的法西斯镇压，为了争取自由、民主权利和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进行勇敢的斗争。”“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任何时候都竭尽一切力量积极支援南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 金日成主席说：“去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完全符合我们祖国统一五点纲领的决议。这有力地表明，我国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得到世界上进步人民的完全支持。 “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去年联合国大会抵制了美国和南朝鲜当权者旨在永久分裂朝鲜而进行的‘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的阴谋活动，作出了解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我国人民的巨大胜利，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胜利。” 金日成主席讲话后，康贤洙委员长以平壤市群众大会的名义向布迈丁主席赠送了一面锦旗。 接着，布迈丁主席讲话。他说：“我们能够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感到十分幸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我们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时候，怀着巨大的关心和同情注视着我们的斗争，并且对我们的解放斗争表示声援，今天又同我们有着真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说：“贵国在金日成主席的领导下，依靠主体思想，经受了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占领和侵略的严峻考验，恢复了被破坏的经济，在所有领域中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今天在工业、农业，总之，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已经和正在取得巨大成果，从而使第三世界感到自豪。” 布迈丁主席表示相信，朝鲜人民必将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 他说：“一向支持你们正义事业的我们阿尔及利亚，将站在你们一边，直到你们赶走外国军队中的最后一个人，解放全朝鲜的领土，打败帝国主义，恢复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朝鲜南北人民希望实现民族统一的决心，将会使你们粉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种种阴谋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清除外来势力的霸占和影响，同别的民族一样，获得统一的权利，实现全民族的团结。” 布迈丁主席说，阿尔及利亚竭尽自己的力量，支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他说：“我们支援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而领土被霸占的阿拉伯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支援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世界帝国主义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使他们恢复自己的祖国，恢复自身的自由和主权。”布迈丁主席还表示支援津巴布韦、阿扎尼亚、安哥拉、莫三鼻给、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支援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斗争。他还表示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布迈丁主席说：“阿尔及利亚本着反对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的精神，提出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原料问题和发展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调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工业国从根本上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他说：“我们不希望谁来恩赐。我们只是捍卫我们的权利。”“我们必须以决心和团结来争取这一权利。” 金日成主席和布迈丁主席的讲话一再受到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欢迎。

第6版()专栏： 布迈丁主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 范文同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孙德胜主席和长征主席在宾馆迎接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及其一行，应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和政府总理范文同的邀请前来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于三月五日下午乘专机到达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上将，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陈登科，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黄国越以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和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等到机场迎接。 越南南方共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别代表团团长阮文进，也到机场迎接。 前往机场迎接的还有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王幼平和其他国家驻越南使节。 下午四时许，当布迈丁主席走下飞机时，范文同总理、阮维桢副总理、文进勇总参谋长等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热烈拥抱。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奏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歌。鸣礼炮后，布迈丁主席在范文同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并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 布迈丁主席和范文同总理等乘坐汽车进入市区，沿途受到成万群众的夹道热烈欢迎。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和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在政府宾馆热情迎接布迈丁主席及其一行。

第6版()专栏： 布迈丁主席在平壤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布迈丁主席和金日成主席发表讲话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三月四日晚上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堂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应邀出席了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康良煜、吴振宇、朴成哲、金英柱、许锬、郑浚基、黄长烨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和其他一些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布迈丁主席首先在宴会上讲了话。他说：“贵国人民为了自由的胜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他们被排斥在国际机构，特别是在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机构之外，这个事实是不合理的。” 他说：“为了结束这种状况，迫切需要的是，联合国应当立即无条件地撤走在联合国旗帜下企图对贵国南半部永久实行帝国主义统治的外国军队，从而改正过去的错误。” 布迈丁主席说：“我们一直注意着你们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争取朝鲜和平统一的斗争。这是对你们尊敬的表示。我们坚决谴责汉城那些负有破坏七·四（朝鲜南北）联合声明责任的人。我再次向你们有力地表示，坚定不移支持人民的统一和国家的领土完整的阿尔及利亚，将支持你们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布迈丁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机构里已经恢复了自己的权利，是整个中国的唯一代表。 “印度支那人民也取得了重要胜利。当然这些成就不是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要走的路即使很远，但第三世界人民每当由于自己的内政受到干涉而使民族自豪和尊严遭到损害，由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而在前进中碰到障碍的时候，会懂得保卫自己，并且懂得取得胜利。” 金日成主席随后在宴会上讲了话。他说，布迈丁主席的访问有着重大的意义，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说：“今天，第三世界是同帝国主义对峙的强大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只有开展反帝斗争，才能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繁荣，才能够过真正的生活。” 他说：“朝鲜人民今后仍将竭尽全力积极支持和声援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永远同阿尔及利亚人民一道前进。” 布迈丁主席和金日成主席的讲话，激起了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宾主频频举杯，为朝鲜和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为亚非拉人民的胜利干杯。 在这以前，三月三日上午，金日成主席回拜了布迈丁主席，在亲切的气氛中同他进行了谈话。当天晚上，金日成主席陪同布迈丁主席在平壤大剧院观看了朝鲜革命歌剧《卖花姑娘》。 三月四日，布迈丁主席一行参观了金星拖拉机厂、平壤市郊大成合作农场和平壤学生少年宫。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电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一行，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三月五日乘专机离开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前往机场欢送。到机场欢送的还有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康良煜、吴振宇、朴成哲、金英柱、许锬、郑浚基、黄长烨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阿尔及利亚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驻朝鲜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乐队奏朝鲜和阿尔及利亚国歌。布迈丁主席由金日成主席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当布迈丁主席向聚集在机场上的欢送群众挥手告别时，人们挥动花束和朝阿两国国旗，热烈欢送阿尔及利亚贵宾。

第6版()专栏：马里通讯 马里人民喝上了马里茶 ——记马里第一个茶园的诞生和成长 在马里南部的法拉科地区，有一片长势喜人的茶林，这就是马里第一个茶树种植园——法拉科茶园。在碧绿的茶田中央，矗立着高大的厂房，那是新建的马里第一个茶叶加工厂——法拉科茶厂。这个厂用自己茶园生产的鲜叶加工制成的十多个品种的茶叶，受到全国各地人民、尤其是牧民们的热烈欢迎。当马里人民第一次喝到本国生产的茶时，感到特别的高兴和自豪。 马里生产出自己的茶叶，是马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经过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果，它体现了马里奋发图强，努力建设本国独立的民族经济的精神和决心。 第一批茶树 马里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牧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茶叶是马里人民，特别是广大牧民必不可少的饮料。过去马里每年需要从外国进口五百到六百吨茶叶。 独立后，马里为了满足人民需要，节约外汇开支，曾多次想在南部的锡卡索地区种茶。但是这种想法却遭到西方“专家”们的反对。他们硬说马里不适宜茶树的生长，说什么“在马里种茶，就等于把钱扔到尼日尔河里”。 马里种植茶树的决心毫未动摇。一九六二年它在中国种茶考察组的协助下，对锡卡索地区的气候、土壤、水利等条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确认在锡卡索地区可以种茶。随后，马里先后在巴南科尼和芬科洛村选择了两个地方，砍去树木，铲除野草，在荒滩上建起了两个茶树试种站。经过将近四年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培育，这两个试种站的茶树全部生长良好，顺利地度过了幼年期，可以开始采摘了。第一次采茶的前几天晚上，工人们就睡不着觉了，他们看到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终于浇灌出了果实，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从此，马里有了自己的第一批茶树，马里人民祖祖辈辈渴望能在自己土地上种出茶树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抗旱保茶林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试种的基础上，在距离锡卡索市东南二十五公里的法拉科，开辟了国营法拉科茶园，开始大面积种植茶树。目前，这个茶园共有茶林一百公顷。但是从一九六七年起，马里就遇到了西非百年不遇的连年大旱，茶园为了保证茶树生长和夺取茶叶丰收，同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是马里大旱的第三个年头，一连几个月没有下雨。五十公顷小茶树刚刚定植后，由于附近河水流量减少，茶园灌溉渠的水量只有原设计量的五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小茶树生长的需要，眼看小树苗渐渐凋萎。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保住五十公顷茶树，茶园工人们不顾疲劳，日夜三班，轮流灌水，一连苦战了几十个昼夜，终于战胜了旱灾，保住了茶树。 但是，大旱并没有停止，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为了进一步解决用水问题，茶园决定在左侧的一个斜坡地上修建一座水库，引蓄法拉科河河水，以补灌溉渠水量的不足。 修建水库的战斗开始后，工人们加班劳动，有时连节日也不休息。经过几十天的艰苦劳动，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修成了一个蓄水量达两万多立方米的水库。 一九七二年，当西非第六个大旱年头的旱季来到的时候，水库中的水顺着灌溉渠缓缓流入一块块茶田。尽管天旱如焚，一百公顷茶树依然枝繁叶茂。为遮阴栽种在茶田里的一万多株芒果树也结满了累累果实。 运土造沃田 现在的法拉科茶园，原来是一片荒原，土质沙性大，肥力不足。为使茶树丰产，茶园的工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来改良土壤。他们在茶园附近找到了一块沼泽地，决定挖取塘内黑泥，改良土壤。工人们先挖渠排水，砍掉乱树野草，然后进行挖泥。他们战胜种种困难，硬把黑油油的泥土一筐一筐地用头顶出沼泽。许多人被草根树杈刺伤了脚，划破了腿，有的人头发被顶筐磨脱了，仍然坚持劳动。经过两个旱季的辛勤劳动，他们把这块沼泽挖下去了两尺多深，取出黑泥土近两千卡车。 法拉科茶园周围村庄的农、牧民，对茶园也非常关心，他们听说茶园需要牛粪，就把自己家的牛粪积攒起来送给茶园。两年来，茶园共收牛粪一千多卡车。从一九七一年秋到一九七二年底，茶园利用黑泥土、草肥、牛粪对一百公顷的茶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茶田土质沙性大大减少，肥力显著提高。记者最近访问这个茶园的时候，看到茶树生长茁壮，叶绿芽肥，一派繁茂景象。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