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语录 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第1版()专栏： 中共东至县委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增强“一班人”革命团结 加强党的领导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据新华社合肥电　中共安徽省东至县委员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县委“一班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做到步调一致，团结战斗，带领全县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东至县委成立后，组织“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章的规定，狠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罪行，总结过去旧县委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是否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关系到能不能加强党的领导，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因此，县委把自觉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一件大事来抓。从“班长”到委员，不管参加革命时间长短，职位高低，都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置于大家之中。县委有两位常委是武装部负责人，他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有关武装部的一切工作，都及时向县委请示和汇报。他们说，正因为我们是县委常委，又是武装部的负责人，更要自觉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于县委的统一领导，这个县武装部的民兵工作和其他工作，都搞得比较好。县委会一位副书记，是从公社提拔上来的青年干部，有个常委是他原来的“老上级”。这两位同志不断增强党的观念，破除各种私心杂念，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把工作搞好。这个常委每次下去了解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指导工作，总是主动征求副书记的意见，向副书记汇报自己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体会。副书记也虚心学习“老上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 在党委“一班人”中，书记和副书记的作风怎样，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搞好“一班人”团结的关键。东至县委的正副书记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摆正“班长”与委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注意在思想上和委员打成一片，在讨论和研究问题时，自己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在执行党的决议和完成党的任务时，自己勇挑重担。县委书记邹尧，工作积极，态度谦虚，作风踏实，“一班人”都对他比较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注意发挥每个委员的积极性，发挥党委集体领导作用。今年年初，县委讨论机关实行“三三制”问题，他因外出没有参加。回来后，听说劳动和调查研究的点设在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前进公社，他觉得不合适。因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是“抓向东，促全县”，县委机关实行“三三制”的点应放在远离县城、条件比较差的向东公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说就按书记的意见办吧。但他说，县委凡是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县委集体讨论决定，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后来，他在常委会上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便修改了原来的决定。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东至县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县委还经常带着准备讨论的问题或者讨论中有争论的问题，把党委会搬到基层现场去开，虚心向群众求教。今年七、八月间，县委讨论兴建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时，有的人认为修建这座水利工程要淹掉一些土地和搬迁一些人家，担心工程地区社员群众不愿搬迁，又怕兴建起一时难以收益，减少收入，主张暂缓进行；有的人认为兴建这座大型水利工程，是重新安排东至河山的一项关键措施，尽管淹了一些土地，搬迁一些村庄，但对彻底改变东至县易涝易旱的落后面貌，发展工农业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主张立即进行。两种意见争论十分激烈，开了三次会都定不下来。在家里主持工作的一个副书记没有匆忙地作出决定，而是亲自带领大家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大家对广大贫下中农胸怀全局，要求改变全县旱涝面貌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感到鼓舞。同时，经过实地勘察，访问群众，取得了兴建这项水利工程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在广大群众帮助下，提出了几种方案进行比较，从而使大家明确了各方面的情况，在第四次党委会上很快统一了思想，作出了既照顾当前利益，又符合长远大目标的兴建工程的决议。

第1版()专栏：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狠抓路线教育 潮汕平原人民不断向生产深度和广度进军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 据新华社广州十九日电　广东省潮汕平原，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各级领导班子狠抓对干部、社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不断破除骄傲自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挖掘增产潜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连续七年粮食亩产千斤的基础上，今年又战胜了严重的干旱和虫害，早造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面发展。晚造粮食丰收在望。 在潮汕平原这样持续高产的地方，要不要学大寨？怎样学大寨？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潮汕平原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不足五分地。在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千斤以后，有些干部和社员便产生了“亩产千斤了，无需学大寨”和“人多地太少，无法学大寨”等错误思想。汕头地区党组织推动各县、社领导班子进行整风，破除骄傲自满思想，同时组织地区革委会领导成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饶平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路线教育。 饶平县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在潮汕平原各县中是最差的，解放前粮食平均亩产四百斤左右。但是这个县的党组织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一九六四年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经过几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围海造田，开荒造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深翻改土，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田，使水稻亩产提高到一千二百斤左右。饶平县各级干部在成绩面前，牢记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带领群众继续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全县除粮食自给外，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二千八百多万斤商品粮，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饶平县的经验，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只要象大寨那样，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地少也可以不断挖掘出潜力。 通过推广饶平县的经验，潮汕平原各县学大寨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澄海县党委会和革委会在全县展开要不要学大寨和向大寨学什么的大讨论，引导干部和贫下中农回顾本县解放以来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解放后，这个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使大部分农田实现旱涝保收，一九五五年就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县。一九六○年以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全县粮食产量落在潮汕平原其他县的后面。一九六四年以后，虽然开展了学大寨运动，但由于没有明确学大寨必须首先抓根本，只学了一些表面，因此进展不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县的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大大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粮食亩产又连年超过千斤，多种经营也得到全面发展。事实教育了大家：什么时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和生产就发展，就前进；什么时候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和生产就受挫折，就停滞不前。 广大群众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充分地发挥出来。平均每人不足五分地，能不能全面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粮食亩产超过千斤，还能不能夺取高产再高产？潮安县枫溪公社陈桥大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回答。陈桥大队，平均每人四分多地，这里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教导，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四分地上闹革命。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总结出一套在同一块耕地上同时套种两种或几种作物的先进经验，在水稻、番薯地里，套种大豆、玉米、黄麻、小麦、绿肥作物等，做到一年五熟六熟，一亩地顶三、四亩地用，使“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土地的复种指数达到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一。一九七○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二斤。现在，这个大队每年为国家提供五十四万斤商品粮，集体留储备粮六十多万斤，还提供一批甘蔗、花生、黄麻、大豆等农产品给国家。目前，整个潮汕平原的土地利用率达到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一。勤劳智慧的潮汕人民，正在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1版()专栏： 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 上海锅炉厂工人　刘金堂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胜利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二十二个年头了。二十二年的光辉历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伙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历史。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斗争的大好形势下，隆重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光辉节日，我们格外感到欢欣鼓舞，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心情舒畅，斗志昂扬。一大批普通工人被结合进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就象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解放前十三岁就做童工，旧社会被称做“讨饭冷作”的，现在也担任了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是多么大的变化！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我们工人阶级的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生命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经过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工厂的面貌和广大职工的精神面貌都起了深刻变化。我们厂一九七○年的生产水平，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一倍，比解放初期更是增长了许多倍。文化大革命五年来，我们为国家提供的电站锅炉设备，发电能力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我们的工厂已经由一个只能修“炮仗炉”的冷作摊子发展成为制造电站锅炉设备的、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大型企业。特别是在批判了刘少奇一伙政治骗子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以后，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和激励着广大工人和干部，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努力为改变我国落后的工业面貌而艰苦奋斗。一九六八年，我们厂为祖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制造四百吨锅炉。这样大型的高温高压锅炉，我们还是第一次制造，没有经验，困难很大。但是我们想到，这是一次政治仗，应当从中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个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我们工人就是要豁出命来干。许多女同志，把小孩往托儿所一放，没日没夜地在工厂里战斗。领导上再三动员她们回家去，她们说：“为毛主席争光，我们要顶半边天！”在制造锅炉的过程中，要烧弯近千吨钢管，工人们在摄氏一千一百多度的高温炉旁奋战，钢管被烧得通红，整个车间成了“火焰山”。工人们豪迈地说：“钢管烧得再红，没有工人阶级对毛主席的心红；钢管质地再硬，没有工人阶级的骨头硬！”就这样，我们终于胜利地提前完成了四百吨锅炉的制造任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路线决定一切。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我们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发挥；在错误路线的控制下，我们工人好比黄牛掉在水井里，有劲也无处使。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曾经有十个工人抽调到设计部门去，但没过多久，就一下子被排挤走了七个。其中有个工人同志为了提高锅炉出蒸汽的能力，提出了好几种锅炉改革的设想，谁知被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看成是眼中钉，诬称他是“捣蛋鬼”，最后竟把他调离出了工厂。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夺回了被一小撮走资派所篡夺的权力，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便进一步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就在近二年的时间内，我们搞成了上千项的技术革新，许多在文化大革命前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在我们工人群众手里都很快地一一被解决了。象球面堆焊的焊接翻转架，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看了都摇头，文化大革命前拖了五年之久，一直没有解决。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工人同志在十天时间里就用土办法解决了。最近我们在制造三十万瓩发电锅炉的过程中，急需一部十二米的大型立车来加工。这种设备如果去买的话，起码要花一百万元以上，再说一时也购置不到，这样就会耽误生产。我们工人同志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土法上马，自己动手，铸工老师傅创造了用八吨化铁炉浇出了四十吨大铸件的奇迹，及时地把大型立车制造了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我们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决不可以放松警惕。我们厂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后来又建立了新的党委会，那么，是否再也不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呢？不，完全不是这样。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国的锅炉制造过去都是仿照外国的，钢耗、煤耗都很大。党的“九大”召开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锅炉工人决心要革掉“钢老虎”、“煤老虎”的命，造出新的中国式的锅炉，容量和原来的锅炉一样，钢材应该节省一半。这种锅炉还要求能够适应烧多种煤，做到坏煤好煤一样烧。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厂党委、广大革命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然而，这时却有一些人提出要把方案搞得“先进更先进”，但就是不切合实际，照他们那个搞法，根本就搞不起来。也还有一些人对我说：“老刘，困难要多想到一点，当心跌跤！”他们给我提了很多难题，但就是不出主意。最后他们吞吞吐吐对我说：“外国人都刚刚在摸索，我们成功的把握恐怕不大吧！”一句话，在他们看来，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也是办不到的。还有那么三、两个人，在阴暗角落里吹起了一阵阵冷风，说什么：“革命委员会想造新锅炉，我看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情况，说明了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没有肃清。我和同志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中国式锅炉搞出来。　 我想：我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呢？西方资产阶级有的，我们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我们也一定要搞出来。在厂党委的领导下，我和工人、技术人员共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起到电厂现场搞调查研究，一起到群众中去走访请教。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初步试制成功，为制造中国式锅炉积累了经验，使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又一次破了产。事实教育了我们，锅炉要革命，首先思想要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锅炉革命。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光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而是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对我们新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脱离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就是要我们每一个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又“官”又民，坚持参加集体劳动，联系群众。我担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后不久，有一段时间脱产外出学习，回来后到车间去劳动，刚挥了几下榔头，就觉得浑身酸疼。我想，这是对我不适应劳动发出的信号，如果再不坚持参加劳动，就可能有变修的危险。想到这里，我越痛越是猛干，第二天索性把被子拿到厂里，不论工作再多，也要做到坚持参加劳动。有时白天要开会处理工作，晚上我就去顶班劳动。有时晚上开会，我就白天挤时间去干一阵子。在联系群众这一点上，参加劳动和不参加劳动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厂的铸工车间在制造省煤气管的过程中，为了检查产品的质量，要用水泵往管道里打水，过去一直用手工操作，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文化大革命前工人同志就要求改革，但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我在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后也听到过一些反映，但是由于缺乏了解，思想上也没有真正引起重视。一下去参加劳动，感情就不一样了。在劳动中我看到这个车间的省煤气管打水的操作笨重落后，工人同志的体力消耗实在太大，就和他们一起商量研究，实现了革新，用机械代替了手工操作。我想，这不仅是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而是对群众的感情问题。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和群众的汗水流在一起，劲使在一起，心才能贴在一起。许多在会议桌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要在机床边、冷作平台上、电焊龙头边和工人同志一起商量办事，什么天大的困难也能够解决。我们只有坚持参加劳动，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把广大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锋陷阵。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政策。我在两年多的实践中体会到：光有工人队伍的团结还不行，还应当团结、教育和改造广大的技术人员，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厂党委叫我负责厂办锅炉研究所的工作，我开始感到有点为难，认为有些技术人员“细皮嫩手，弱不禁风，纸上谈兵，思想很空”，自己是个大老粗，要和他们打交道实在头痛。后来，我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才感到自己的看法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没有做到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去看待问题。我厂的技术人员在过去走上了“三脱离”的道路，是受了刘少奇“技术第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的结果。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今天，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只要我们团结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去教育他们，就能够使他们成为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怎么办呢？厂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掺砂子”的办法，一方面选拔不少优秀工人参加技术队伍，改变原来由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状况；另一方面，又积极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帮助他们从办公室中解放出来，要求他们设计到现场，服务到班组，使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起来，在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下，成为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我们厂的事实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离不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如果把知识分子的队伍团结和改造好了，他们无论在革命和生产方面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的革命技术人员，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了改变过去锅炉设计中照抄、照搬外国的落后状况，坚决为制订出一部适合我国情况的《锅炉热力计算标准》而战斗。他们和工人同志结合起来，怀着打好锅炉工业翻身仗的豪情壮志，提出了“坚持思想革命化的高标准，搞出热力计算的新标准”的战斗口号，分别到其他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在这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试验带旅行”的悠闲态度，一下车就进厂，穿上工作服，动手就干。他们虽然远离领导，但始终坚持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制度，坚持向党支部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有个技术员得病发高烧达四十度，同志们劝他卧床休息。他说：“为了搞锅炉革命，就得革命加拚命”，始终坚持在高温炉边做试验。他们日夜奋战，经过九个月的实践，终于初步制订出了一部比较简明准确而又适应我国特点的固态煤粉锅炉的《热力计算标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厂正在开始出现和形成一支新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分子队伍。一个一九六四年毕业的大学生，出色地完成了四百吨锅炉总体设计的任务。从工人中培养起来的工人技术员，正在担任我国第一台最大容量的锅炉的总设计。这种生气勃勃的景象证明：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创造出从来没有过的人间奇迹！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一期）

第1版()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乌审召公社党委书记宝日勒岱同志（右二），深入草原带领广大贫下中牧，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新华社稿

第2版()专栏： 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帆 早在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理，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史上得到证实，也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想战线上，为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同样记载着在内部斗争中顽强地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一页。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将营垒分清 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书信中，曾经明确指出：“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不只是由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力图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面貌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同国民党反动文化的代表“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枭蛇鬼怪进行激烈搏斗的同时，也坚决地批判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冒牌的“革命文学”，尤其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投降主义及其叛徒、特务嘴脸的揭露，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着战斗作用，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 鲁迅一直是在被围攻中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有着痛切的感受和透彻的了解。 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鲁迅，“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篡夺了“左联”的领导权以后，为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推行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一方面“拉大旗作为虎皮”，一方面又采取谩骂、造谣等各种卑鄙的手段，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暗箭。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背腹受敌的境遇：“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因此，“为了防后方”，鲁迅就不得不“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但是，革命家的鲁迅，在背腹受敌中，却“毫无退缩之意”，受伤之后“仍然站起来”，继续战斗。他在斗争中是很清楚阶级敌人这一套反革命策略的。所以，不管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以及文艺战线上的一切枭蛇鬼怪是迎面而来，还是背后偷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开他的锋利的解剖刀。他在战斗的行进中，不时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文学者，“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鲁迅坚定地号召，革命文艺战线必须把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就是鲁迅在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代处于内外夹攻中的鲁迅，正是这样坚韧、顽强地开展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营垒的艰苦战斗。 这首先是一场从理论上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甚至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一九二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出，虽然反映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左翼文艺战线的诞生，有过积极的作用。而且也确如鲁迅所说：在这场论争中，“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有的人跟随革命前进，终于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它的大部分倡导者，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暴力与黑暗”，连“正视”和“抗争”的勇气也没有，却拨弄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吹自擂，大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特别是用极恶劣的手段集中攻击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 正在走上马克思主义者道路的鲁迅，并没有为这场围攻所吓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赋予了鲁迅以新的战斗生命，使他的匕首和投枪磨练得更加锋利了。正如毛主席高度评价的那样：“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为了戳穿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鲁迅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有比较才能鉴别。”他认为，要在文艺问题上“豁然贯通”，“仍须致力于社会主义科学这大源泉的”，只有“深通学说”（指马克思主义），才能“催促”文艺走“向正确，前进的路”。鲁迅诚恳地教育革命青年：要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就必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看出了这一批人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鲁迅完全正确地指出：“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因而，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和文艺问题的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的那一套对于向往革命的青年来说，“并不是滋养品”，而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和在食物中间”的“砒霜”。在文艺与政治问题上，鲁迅揭露了他们虽然高唱“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实际上却是“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大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公然鼓吹要用他们的思想“化大众”，胡说什么有了“目的意识性”的知识阶层应该“教化”只有“自然生长性”的工农。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指出了这批人不过是“乘大潮洗一个澡，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指出了他们“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因而，他们笔下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能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无产气”的资产阶级的冒牌货。 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中，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性质更为严重的斗争。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的指挥下，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攻击鲁迅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是对党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给鲁迅加上了“破坏统一战线”，“搞分裂”等一系列罪名，使用明枪暗箭，再一次发动对鲁迅的围攻。 但是，巍然屹立在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上的鲁迅，并没有屈服于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压力，坚决地进行了回击。这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学说、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斗争的中心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问题。周扬一伙鼓吹“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应该“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谬论。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以强调和突出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因为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还认为：这新的口号，既“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继续努力向前进”，也是“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 在这里，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内，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领导，决不能迎合和迁就资产阶级的思想。 鲁迅在这场斗争中，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揭破了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及其走卒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欺骗，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和理论上鉴别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斗争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也是鲁迅识别和揭露假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武器。 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带着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来到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在几十年的战斗中，锻炼了他的深刻的观察能力，也培养了他的一贯重视实践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因而，他一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能运用自如地击中论敌的要害。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切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给自己装饰上多少漂亮的词句，但只要一接触到斗争实践，就不能不拖出假马克思主义的尾巴来。正如鲁迅所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就是从那些号称“革命文学家”们根本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这一特征，识破了他们的伪装的。 这些喧嚣文坛的“革命文学家”们，虽然“摆着一副极凶恶的‘左’倾的面孔”，实际上不过是口头革命派。鲁迅用文字画出了一幅讽刺画，极深刻地揭露了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们的可笑嘴脸：他们“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忽而钻进“革命咖啡店”，在“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里，“指导‘龌龊的农工大众’”，忽而“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鲁迅看穿了这些人搞的所谓“革命文学”，实际上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他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而那些“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即使“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不仅如此，鲁迅还提出了这些“革命文学”倡导者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从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的表象中发掘出其必然向极右堕落的本质。他的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是一纸向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宣战书。鲁迅严正地告诫革命的文艺青年们：“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鲁迅还警告说：不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不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历史的辩证法正是这样。时间没有过多久，那些鼓噪一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家”们，在斗争实践的考验下，他们的“纸战斗的新梦”破灭了，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纷纷临阵脱逃，或者变成“和第三种人一气”；或者“跟在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到了“国防文学”口号出笼的前后，更有甚者，是纳款投敌，自首输诚，以至投书告密，成为可耻的叛徒。其中最为恶劣的就是钻进党内、窃据了“左联”领导大权的周扬等“四条汉子”。这伙叛徒、特务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关头，疯狂推行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用“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作为他们卖国投降的反革命纲领，完全脱掉了“左”的外衣，终于彻底暴露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叛徒嘴脸。 鲁迅对文艺战线上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解剖，不仅为我们把文艺战线和政治战线结合起来，识别“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出了榜样，也为我们识别一切反革命两面派提供了启示。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鲁迅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用于斗争实践，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怕孤立，不怕围攻，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句洋溢着不断革命精神的名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逝世前的最后时刻，针对“四条汉子”及其一伙的诬蔑，做出的坚定的答复。这永葆革命青春的豪迈声音，直到今天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从革命文学论战到两个口号之争，左翼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以铁铸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领会得最深刻，执行得最坚决。正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对马克思主义钻研得最认真，理解得最深刻。 在六十年代，一伙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妄图给鲁迅加上什么“先知”的光圈，抹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实践给鲁迅后期战斗带来的新的思想和力量，都是白费心机的。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崇高品质，是“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方面，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伟大榜样。 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写作，为革命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这一向是鲁迅作为伟大革命家的座右铭。他在文化界的盛名，虽然使敌人发抖，却从未使自己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用来鞭策自己的是从不满足，永不松懈的学习和自我改造：“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认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尖锐的思想武器，不仅用以“狙击”敌人，首先应该“狙击”自己世界观中不正确的东西。因为“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曾经“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他，但这样的“狙击”者“终于没有出现”，于是，他只好“自己来补足这个缺陷”了！为了戳穿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为了使“想操这刀子狙击我的人，也能狙击在致命的地方”，鲁迅开始了一面学习、一面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理论。这完全是为了战斗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改造自己，并通过斗争实践完成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鲁迅曾经用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并反击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实践。他把当时翻译马克思主义科学文艺理论比做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士窃火给人间。他充满革命豪情地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以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刺进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心脏。 正是这样，鲁迅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卓越战士。不管他当时所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形势多么复杂，也不管当时左翼文艺战线内部，由于叛徒、内奸的出卖，而出现了怎样分裂和重新改组的局面，鲁迅总是能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高瞻远瞩，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确切地识别阶级敌人和假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伪装，举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三十多年来，无论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搏斗，一直在进行着。今后也还要进行下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光辉业绩，永远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只有不断地在斗争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觉悟，提高识别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并且揭露他们，同他们作不懈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才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胜利前进！

第2版()专栏： 在“先知的光芒”背后 解放军某部　解胜文 在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曾经把鲁迅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论者，说什么鲁迅的话保存着“先知的光芒”。 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先知先觉”者吗？这完全是欺骗。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一照，就可以看到，在“先知的光芒”背后，有一小撮化了装的恶鬼在向鲁迅放暗箭。这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妄图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诬蔑成是一个无根无源，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人。这是在肆意歪曲丑化鲁迅！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毕生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并在斗争实践中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严格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迅速地从一个进化论者发展为一个阶级论者，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根本不承认会在荒野里自生自长出“天才”来，更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天才”。他说：“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正是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使鲁迅源源不断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挤出了“奶”和“血”。鲁迅极力反对文艺工作者“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这是鲁迅对“特殊天才”论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先知的光芒”的有力批判。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鲁迅描绘成“先知先觉”论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封“先知”，自充“向导”，欺骗人民。无论是“先知”的诡辩，还是“天才”的妄说，统统不过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哲学。且看，王明为了当核心，曾经自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刘少奇为了篡权，曾经自封“刘克思”；这类政治骗子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却偏偏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遇时机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妄图实现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要惩罚那些大不老实的人。这些戴着“先知”桂冠的太上皇，不是一个个地从他们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吗？这就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先知的光芒”背后蠢动的刘少奇一伙“天才”、“伟人”，只不过是逆潮流而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是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第3版()专栏： 红日高照景象新 ——记余江县兰田坂大队的巨大变化 十三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余江县人民消灭血吸虫病写下了光辉诗篇《送瘟神》。十三年来，余江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发扬“送瘟神”的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巩固发展了血防成果，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取得了新成就。平定公社兰田坂大队就是全县崭新面貌的一个缩影。 这个大队解放前是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方。在那鬼蜮横行的年代，血吸虫病毁灭了这里不少自然村。幸存下来的人也是骨瘦如柴，四肢无力。千亩良田变成了荒野。“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在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兰田坂人民苦战两年，于一九五八年消灭了血吸虫，治好了血吸虫病。现在，人们来到兰田坂，可以看到这里到处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田野里稻浪滚滚，村旁地边绿水环绕，一座座新房前杨柳飘拂。入夜，电灯闪耀，歌声嘹亮。 兰田坂的今天，是兰田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得来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刘少奇刮起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兰田坂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在埋螺地段开荒，叫嚣要废除防治血吸虫病的重要设施公共厕所。兰田坂一时妖雾弥漫。 当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老贫农姜继万想，在埋螺地段开荒，废除公共厕所，这不是要血吸虫复活吗？不行！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要与敌人斗争到底！在党支部会上，他和大家共同讨论研究，作出了不准在埋螺地段开荒，不准废除公共厕所的决定。会后，他怀揣毛主席的光辉诗篇《送瘟神》，走村串户进行宣传，带头忆苦思甜。在他的带动下，广大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击，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破坏血防红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刘少奇及其代理人不死心，一九六四年又炮制了什么《灭螺三字经》，下令发到每家每户，妄图诋毁毛主席的伟大诗篇在广大群众中的深远影响。老贫农刘尚彩听《三字经》里说什么消灭血吸虫要“子而孙，孙而子”地拖下去，心想：难道要我们的子孙后代还再受血吸虫病的摧残吗！他愤怒地把《三字经》丢进火里，带领一家人再次学习毛主席的《送瘟神》。他激动地说：“毛主席的光辉诗篇是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的幸福篇。我们要世世代代学诗篇，唱诗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十三年来，兰田人民满怀紧跟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新兰田的豪情壮志，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改天换地的斗争。 一九六五年冬天，大队党支部决定，苦战一冬春，大搞园田化建设，重新安排兰田山河。广大贫下中农热烈拥护，但是，也有人想不通，认为全大队有五千多亩耕地，凭着七百多个劳动力，要在一个冬春实现园田化，难办到。 夜深了，大队部里灯火通明。大队党支部书记刘金元手持毛主席的《送瘟神》光辉诗篇，向干部们发问道：“大家还记得‘棺材田’的事吗？” “棺材田”！这个扎心的字眼，立刻勾起了大家辛酸的回忆：“棺材田”原叫“十亩丘”，钉螺密布，谁种谁死，不知葬送了多少阶级兄弟的生命。一九三七年，有个外乡佃农，走投无路，来到兰田，看到“十亩丘”长满杂草，硬要租下来种，结果第二年就挺着肚子倒了下去。 刘金元想到这里，激动地对大家说：“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又指引我们消灭了血吸虫病，我们只有发扬‘送瘟神’的革命精神，彻底改变兰田坂的面貌，才对得起党和毛主席。” 刘金元的话，鼓起了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重新安排兰田山河。就在这年冬天，兰田人民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改造山河的战斗。经过一冬春的苦战，实现了园田化和灌溉自流化，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近几年来，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一九六九年粮食平均亩产八百四十斤。去年增加到九百八十九斤，平均每户给国家贡献四千零四十斤商品粮。 一九六九年，兰田坂大队被评为江西省的先进单位。这年十月一日，刘金元代表贫下中农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喜讯传来，兰田人民一片欢腾，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刘金元从北京回来后，把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带给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鼓励大家要谦虚谨慎，继续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几年来，兰田坂大队的领导班子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带领群众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胜利前进。 兰田坂大队部设在一所破旧的房子里。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少数干部便想建栋办公楼。有的青年干部说：“现在来兰田参观的人多了，还在这破房子里办公不象样子。”针对这种活思想，刘金元又一次领着大家学习了《送瘟神》这一光辉诗篇，并带头忆苦思甜。他说：“我们生活好了，可不能丢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自己翻身了，不能忘记天下的受苦人；成绩大了，不能忘记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大家听了刘金元的话，一致表示要不断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做到糖衣炮弹打不进，前进路上不迷航。至今，兰田坂大队家家户户住上了新房，大队部却仍然设在那所破旧的房子里。 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既带领群众不断前进，又虚心向群众学习。刘金元多年来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走到那里记到那里，把群众的先进事迹、合理化建议以及对他的批评意见，都认真地记下来。一个寒冷的春夜，刘金元刚从县里开会回来，听说第八队老贫农蔡寿行为了及时给种谷催芽，每晚在育秧场上披着蓑衣伴谷眠。他顾不得休息，连夜赶到八队育秧场去看蔡寿行。来到育秧场上，便与蔡寿行一起翻弄种谷，虚心向蔡寿行学习。蔡寿行感动地说：“有这样和我们心贴心的带头人掌权，兰田坂就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向前。”新华社通讯员

第3版()专栏： 在毛主席关于“开发矿业”光辉指示指引下 湖北省铁矿石生产大幅度增长 据新华社武汉电　在毛主席关于“开发矿业”的光辉指示指引下，湖北省今年以来又有一批冶金矿山建成投入生产。截至八月底，全省铁矿石产量已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二。矿山建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冶金工业生产。今年一至八月份，全省生铁、钢和钢材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大打矿山之仗的群众运动中，湖北省冶金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认真总结了冶金工业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动群众深入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抓中间带两头”反动方针，积极发展矿山生产。鄂城钢铁厂过去由于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只建厂，不建矿，长期靠从外地调矿石过日子，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今年，这个厂的广大工人群众通过开展革命大批判，深刻地认识到，矿山是发展钢铁工业的基础，只有大力开发矿业，生产足够的矿石原料，才能掌握生产的主动权。认识提高以后，他们在有关县、社的支持下，建起了六座中、小型矿山，很快生产出了矿石，扭转了“无米之炊”的局面。今年以来，全厂钢铁产量稳步上升，现在已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铁生产任务。湖北冶炼厂过去由于只抓冶炼，不抓矿山，精矿粉长期要靠国家调拨。去年以来，这个厂的党委和革委会大力加强对矿山建设的领导，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使原有几座未投产的矿山投入了生产。精矿粉的产量，仅今年上半年就相当于去年全年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原料的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在发展矿山生产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和干部以大庆工人为榜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土法上马，解决了设备不足，条件较差等困难。一些正在兴建的矿山，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加快建设速度，使它们尽快地形成生产能力。 为了增产更多的矿石，保证冶金工业的需要，一些老矿山也大闹技术革新，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现有的生产能力。武钢大冶铁矿是一座老矿山，过去生产一直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去年以来，这个矿的工人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开展技术革新，使生产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去年，这个矿的生产就超过了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二十，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今年，生产又大幅度上升。

第3版()专栏： 浙江省公路建设成绩很大 据新华社杭州电　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浙江省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加强公路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据统计，目前全省公路总长达一万二千公里，许多历来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都修通了公路，有的县做到了社社通汽车，队队有公路。 公路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浙江北部天目山区的安吉、临安两县，过去交通很闭塞，工业品运不进山区，山区盛产的毛竹、山核桃等产品也运不出来。现在这两个县都修建了公路，汽车能从县城开到每个山区公社，把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及时运往山区，山区生产的粮食、竹木等也及时运出来，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山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浙江省的公路建设事业，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过去，全省除杭嘉湖地区和沿海港口、江汊，交通比较发达外，广大山区交通长期闭塞，运输全靠肩挑背扛。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公路运输部门和广大社员群众，在交通闭塞的山区开始修建公路，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山区公路建设发展十分缓慢，到一九六五年底，全省山区公路总长才一千零五十八公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浙江省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带领广大革命群众狠批了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破坏公路建设的罪行，掀起了自力更生建设公路的群众运动。几年来，公路运输战线上的工人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开山劈岭，架桥修路，新建公路里程达二千多公里。到一九七○年底，全省山区公路总长已达三千八百一十九公里。 在建设公路过程中，浙江省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决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方针，认真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安吉县、临安县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用土办法解决了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三年来新建公路三百多公里。安吉县山川公社革委会，发动群众，把修建公路与兴修水利结合起来，几年来，他们修建了三条长十二公里的公路，利用公路路基作堤坝蓄水灌田，扩大了灌溉面积，还建成了一个小型水电站，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现在，许多山区县所需要的化肥、农药、农机具都能及时运到，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山区大量土特产品也能迅速运出，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第3版()专栏： 淮盐喜获丰收 新华社南京电我国著名的淮盐今年喜获丰收。到八月底，江苏淮北盐务局提前四个月完成全年原盐生产计划。 今年以来，淮北盐务局广大革命工人和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运用辩证唯物论指导盐业生产。他们根据海盐露天生产的特点，掌握天气变化的规律，采取雨来就收，天晴就晒的办法，同时千方百计地扩大卤源，夺得了海盐丰收。 盐业生产旺季，各级领导和广大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解决了劳动力紧张等困难。各盐场还普遍推广了工人们自己创造的土办法，基本上解决了苫盖不足的问题。有的盐场还在一部分盐田上，采取“塑料薄膜苫盖结晶池”，为海盐的高产、稳产、优质闯出了新路。

第3版()专栏： 四川省彭县人民在县革委会的领导下，因地制宜，自力更生，用卵石修建公路桥涵，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和原材料。这是贫下中农精选七十多万个卵石修筑的一座公路桥，十八孔，每孔跨度二十米，全长四百一十六米。本报通讯员摄

第4版()专栏： 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劳动党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精神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广大人民决心创造优异成绩向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六大”献礼 新华社地拉那电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今年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今年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大庆年。无限热爱劳动党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心创造优异的成绩向党献礼。 今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各级组织带领人民群众继续以各种形式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文件和恩维尔·霍查同志著作；继续加强和发挥工人阶级在各个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提倡新风尚和新习惯；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工作。由于采取了这些革命措施，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人民和党的团结更加紧密，劳动者的思想觉悟更加提高。 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人民从今年一开始就掀起了争取荣获“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红旗”称号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胜利完成一九七一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生产任务。广大劳动者遵循党的指示，在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贯彻这样的精神：通过更深入地学习党的文件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著作，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进一步改善产品质量；发扬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实际精神，继续深入开展科技革新，更好地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深入贯彻勤俭节约的精神，利用生产中的一切废料和下脚料，更多地就地取材，简化设计和建设等。阿尔巴尼亚各地工厂企业的广大职工踊跃地投入了这项运动。许多工厂企业已经荣获了“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红旗”的称号。都拉斯区不久前还召开了参加这项运动的优秀职工会议，表彰先进的集体和个人，鼓励全体劳动者乘胜前进。 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今年上半年煤炭、生铁、铜冶炼、铜加工、机械工业等部门的生产计划都已超额完成，其中煤炭工业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生铁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点六，铜冶炼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九，铜加工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四，机械工业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二。石油加工和轻工业部门、地质和交通运输部门也都胜利完成了计划。目前，广大职工正在发挥更大的干劲，争取在下半年的生产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们通过大搞技术革新，不断兴建新的车间和作业线，生产出许多新的产品。斯大林城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不久前建成了全国第一座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用的钻井架。地拉那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的机械工人制造出阿尔巴尼亚第一台自动织布机。去年兴建的制作油毡车间的卢什涅造纸厂，最近又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报废的机器，建起了生产沥青板的车间，从而为工业项目和住宅的建设提供了材料。 今年，阿尔巴尼亚农业战线的形势也很好。年初，劳动党中央向农村全体党员和农业劳动者发出了一封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信件。广大农业劳动者认真学习和落实党的指示，加强农业合作社经济方面的组织管理，加强无产阶级劳动纪律，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广大机关干部和经济工作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充实基层的领导。他们同农业合作社社员一起生活和劳动，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区农业劳动者继续开展集中突击活动，在开荒、积肥和兴修水利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广大农业劳动者克服了春涝、夏旱等不利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困难，认真执行阿尔巴尼亚发展农业的农艺法典，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夺得了今年小麦等夏粮作物的好收成。一些平原地区的农业合作社的小麦产量每公顷比去年增加了四至五公担。 今年七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表了关于阿尔巴尼亚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立即展开了对指示草案的讨论。工人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制订出许多技术革新的措施。农业合作社社员和其他劳动者也都发挥首创精神，研究增加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产量。 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再接再厉，为取得更大的胜利而奋勇前进。（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科尔察针织联合工厂工人以更大劳动热情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　本报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中阿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李先念副总理出席并会见阿尔巴尼亚同志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李先念副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国科技代表团团长、燃化部副部长孙晓风和阿尔巴尼亚科技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亚尼·米霍在议定书上签字。 阿尔巴尼亚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阿尔巴尼亚科技代表团成员克·贝赞尼、安·巴巴斯杰凡尼、安·巴罗卡、阿·萨里拉里、地·什库尔特、萨·迈米、拉·斯特拉科沙，以及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三等秘书迪迪亚。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副部长韩宗正，中国科技代表团成员、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李连庆、王子川、高石伦、田人杰、甘宁、秦凤翥、智德鑫、余进琦、江晓洪、郑虹等。 签字以前，李先念副总理、方毅部长会见了亚尼·米霍等阿尔巴尼亚同志，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在座。（附图片） 中国科技代表团团长、燃化部副部长孙晓风和阿尔巴尼亚科技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亚尼·米霍在议定书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在赴阿尔巴尼亚参加劳动党“六大”途中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京 耿飚部长和罗博大使、陈平临时代办、阮进参赞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十九日讯　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阮文孝为团长、郑明洲为团员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赴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途中，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申健、毛宝忠、黄群、林咸农、李文坤等，前往机场迎接。 前往机场迎接的还有：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 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平；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阮进。（附图片）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赴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途中，十月十九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图为在机场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第4版()专栏： 伊朗国王巴列维表示 要进一步发展伊中两国关系 我国特使张彤离开德黑兰 新华社德黑兰十八日电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十八日下午在德黑兰的沙达巴德宫接见前来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记者时，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伊朗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最悠久的。伊朗和中国的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王说：“我们两国间有着悠久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因此重建这一关系当然是不仅要发展到过去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还要进一步地发展。” 国王强调说：“显然，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亚洲国家会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 国王在接见时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新华社德黑兰十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张彤在参加了伊朗庆祝波斯帝国成立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和对伊朗进行了友好访问后，于十月十九日乘飞机离开德黑兰。

第4版()专栏： 应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意大利政府邀请 白相国部长率代表团离开北京 新华社十九日讯　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以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阿尔及利亚进行友好访问。白相国部长应意大利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还将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友好访问。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陈洁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何英、王润生、胡叔度、杜永锡、陈树梓、韩力平、张廷禹、张辑川、张星桥等前往机场送行。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塔列布、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雷斯蒂沃和这两个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会见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好活动家访华团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团长青木薪次、秘书长山田治雄率领的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好活动家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张雨、段云、王东风、吴明科等。

第4版()专栏： 越南地方经济考察团途经北京回国 方毅同志设便宴招待越南战友 新华社十九日讯　以越南劳动党候补中央委员、越南劳动党西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黄文矫率领的越南地方经济考察团，结束了在保加利亚的访问，于今天途经北京回国。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毅之、杨立功、马仪、张韵之等前往车站迎送。 前往迎送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黎光相、黎俊，一等秘书新风。 考察团在北京停留时，方毅同志曾设便宴招待越南战友。

第4版()专栏： 罗工业展览会展览团团长举行记者招待会 热烈赞扬罗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新华社十九日讯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展览团团长巴蒂卡今天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热烈赞扬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国际主义团结。他指出，尊重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是罗中两国关系的基础。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出席了巴蒂卡团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应邀出席记者招待会的首都新闻单位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李连庆、彭华、薛书田、彭迪、邢仁先，以及新闻记者四十多人。 巴蒂卡团长对记者们说，罗马尼亚人民十分关切地注视着中国人民在发展经济、科学文化，在使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得到全面巩固和繁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对中国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巨大变革感到由衷的高兴。 巴蒂卡团长介绍了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一个多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成绩。他说，近年来，罗中贸易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七○年互相提供的货物量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以上，大约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倍。一九七一年，两国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了高速度。巴蒂卡团长介绍了展览会上展出的一些机器制造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农业机械和日用工业等主要展品。他说，这些工业产品就是罗马尼亚工业发展、现代化和多样化的表现，同时，也是我们的工人和专家们为把生产提高到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水平所作的努力的表现。 巴蒂卡团长最后说，我们认为，这个展览会是罗马尼亚技术专家和中国技术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最好方式，同时，也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罗马尼亚人民和兄弟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出席招待会的中国同志祝贺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展出成功，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祝贺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第5版()专栏： 声援南朝鲜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 本报评论员 最近，南朝鲜大学生不断展开声势浩大的斗争，反对美帝走狗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统治。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到斗争的行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罢课、集会，声讨朴正熙傀儡集团的卖国罪行，要求废除法西斯军事训练，争取民主、自由和祖国的统一。学生群众一再同反动军警进行激烈的搏斗，表现出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南朝鲜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强烈谴责朴正熙集团对南朝鲜青年学生的野蛮镇压。 南朝鲜学生运动的新高涨，反映了美朴集团政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朴正熙傀儡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它长期实行祸国殃民的罪恶政策，遭到了南朝鲜广大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只能依靠美国主子的刺刀加强对人民的压迫，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但是，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南朝鲜学生发出的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民主权利的响亮呼声，正是反映了南朝鲜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朴正熙傀儡集团坐在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它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朴正熙集团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力手段，把南朝鲜学生的爱国斗争镇压下去，这完全是徒劳的。正如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所说的：“美帝及其南朝鲜走狗的法西斯镇压，只能导致南朝鲜人民的日益觉醒和进一步得到锻炼，并且导致革命力量的加强，这种革命力量终将埋葬美帝的殖民主义制度。”南朝鲜学生爱国斗争的日益扩大，再一次表明南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烈火，是任何力量也扑灭不了的。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我们深信，随着南朝鲜人民觉悟的日益提高，他们反对美朴集团的斗争风暴必将有新的兴起。南朝鲜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愿望终将会实现。朴正熙集团不管怎样挣扎，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

第5版()专栏： 日本反动派休想染指我国台湾省 福建省厦门市前线公社黄厝大队民兵营 最近，日本反动派一再鼓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的谬论，公然叫嚷：“坚决把台湾和中国分离开，是日本安全上不可缺少的因素”。日本反动政府头目佐藤荣作甚至狂妄地宣称，“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是切也切不断的”。这种露骨的叫嚣，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反动派追随美帝加紧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罪恶阴谋和妄图重新染指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狼子野心。 好一个“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佐藤之流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台湾五十年的“关系”吗？日本帝国主义把台湾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我国台湾同胞进行肆意奴役和榨取的那种关系，早就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战败、台湾归还中国而被切断了。佐藤之流指的是近十几年来日本反动派对台湾日益加紧的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吗？这种“关系”也是地地道道的侵略同被侵略的关系，是掠夺同被掠夺的关系。什么日蒋“和约”，什么日蒋“合作委员会”，什么日蒋朴“联络委员会”等等，统统是非法的，是对我国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日本反动派伸进我国领土台湾省的侵略魔爪一定要切断！ 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新攫取我国台湾省的贼心一直未死，它千方百计想要使台湾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但是，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千四百万台湾同胞一定要回到祖国怀抱。 我们地处祖国的东南沿海，同美蒋盘踞的台、澎、金、马仅一水之隔。二十多年来，我们与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我们的国土。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国。中国人民任人欺负和宰割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东方。中国主权绝对不容侵犯。美、日反动派策划的“台湾独立”和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罪恶阴谋，妄想把我国领土台湾省分割出去，以便实现它重新霸占台湾的野心必将在中国人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遭到彻底的失败。

第5版()专栏： 反对朴正熙傀儡集团的法西斯暴政　争取民主权利和统一祖国 南朝鲜青年学生不断展开声势浩大斗争 汉城、釜山、光州等地大专院校学生英勇反击反动警察的镇压 新华社十九日讯　南朝鲜青年学生为反对朴正熙傀儡集团的法西斯暴政、争取民主权利和统一祖国，正在不断展开声势浩大的斗争。 今年九月底以来，汉城、釜山、光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学生，多次涌到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军训”、“保障学校的自由和民主”、“严惩贪污和腐败的元凶”等口号，反对美朴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英勇地用石块反击前往镇压的反动警察，筑起街垒抗击反动军警的袭击。他们还召开声讨大会控诉和揭露美帝和朴正熙傀儡集团的罪行。斗争规模不断扩大，到十月十五日，仅汉城一地，就有数千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南朝鲜青年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祖国的强烈呼声，使美帝和朴正熙傀儡集团的法西斯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它们惊恐万状对青年学生进行野蛮镇压。十月十五日，卖国贼朴正熙亲自下达了所谓“特别命令”和“警备令”，派出大批反动军警，占领了各大专院校，疯狂逮捕和镇压爱国的青年学生。反动军警和宪兵分乘多辆卡车和装甲车，闯进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汉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成均馆大学和汉阳大学，对学生横加辱骂和毒打。英勇的各大学学生毫不畏惧，他们高呼“粉碎朴正熙集团法西斯暴行”等口号，奋起反抗，用石块自卫，同反动军警顽强搏斗。 同一天，南朝鲜的学生团体发表声明，号召青年学生继续展开反对法西斯暴政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据朴正熙傀儡集团宣布，这一天，从早晨到下午，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强行逮捕了一千多名学生，封闭了汉城的九所大学。朴正熙傀儡集团对南朝鲜其他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也进行了同样的野蛮镇压。 美帝走狗朴正熙傀儡集团对南朝鲜青年学生的法西斯镇压，激起南朝鲜学生和人民更加强烈的不满和反抗，学生们不畏强暴，继续同朴正熙傀儡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十七日，汉城梨花女子大学的三千名学生举行声讨大会，并发表声明，要求朴正熙傀儡集团释放被捕学生和开放被关闭的学校，号召南朝鲜所有女学生参加斗争。汉城淑明女子大学学生会也在十八日开会，一致决定采取抗议行动。目前学生的斗争行列正在不断扩大，参加斗争的学生日益增多。 朴正熙傀儡集团妄图依靠高压手段，把南朝鲜青年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镇压下去，是绝不会得逞的。这只能更加暴露朴正熙集团的反动面目，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加速它的灭亡。 手持写有反对军训标语的汉城学生，用石块向前来镇压的反动警察猛烈反击。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阴谋 唆使“台独”分子等又在东京上演“示威”丑剧，充分暴露它们妄图把我国领土台湾省永远分割出去，以便实现长期霸占台湾的狂妄野心 新华社十九日讯　继九月十八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台独”分子在纽约举行所谓“台湾独立运动”的示威以后，十月十六日，一小撮“台独”分子和一批日本右翼反动分子又在日本反动派操纵和唆使下，在东京上演了一出同样的“示威”丑剧，疯狂叫嚣所谓“台湾独立”。这充分暴露了美、日反动派一唱一和，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妄图把我国领土台湾省永远分割出去，以便实现它们长期霸占台湾的狂妄野心。 十六日下午，约有三百个“台独”分子和日本右翼反动分子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狂妄叫嚷“台湾独立”。据报道，参加集会的大多是日本人，他们有的身穿右翼的黑色制服，还有几个西方人。集会后，这一小撮人在日本警车的导引和警察的保护下，在东京闹市区举行了所谓“游行示威”。他们举着日文和英文写的标语牌，一路上用日语狂呼口号：“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一个台湾、一个中国”，“让台湾实行居民自决”。他们还散发了传单，胡乱叫嚷“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种说法不过是……虚构而已”，“只有支持台湾人的自决权，才是使台湾问题获得正当的长久的解决的唯一道路”。这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反动派操纵所谓“台湾独立运动”，明目张胆地妄图重新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狼子野心。 在这次“示威”丑剧上演之前，从十月六日到九日，日本首相佐藤的哥哥、大战犯岸信介以“顾问”的身份，带领了一个由四十二人组成的“日本代表团”，窜到我国领土台湾省，同蒋帮进一步勾结，特别同蒋介石集团中的一些亲日分子密谋策划。他在台北大肆宣扬日、蒋要发展“亲善合作关系”，要“紧紧地握着手”一起进行反共。同时，日本反动派近来还一再叫嚷什么“台湾地位未定”。日本前外相爱知曾经胡说什么：“长期以来，台湾就是我国（指日本）所领有的”，“台湾的归属问题现在尚未决定”。佐藤荣作在十月八日又叫嚷什么“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是切也切不断的”。佐藤、岸信介之流的这种行径，充分表明他们阴谋霸占我国的台湾省，已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 应当指出，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一直在或明或暗地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活动。最近以来，它们更加紧密勾结，互相利用，明火执仗地策划“台湾独立”的罪恶勾当。据日本《现代周刊》透露，与“台独”分子彭明敏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道格拉斯·门德尔曾经在八月份到日本，同日本人远山景久一起策划，把在日本的一些“台独”组织的各派头头找到东京港区大仓饭店里，召开所谓“联合会议”，制订加紧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同时，总部设在美国的所谓“台湾独立联盟”，在其八月二日的《新闻公报》中也无耻宣称：“我们相信，‘一个台湾、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最符合实际、最公正，并且最有利于联合国、美国以及台湾人民的”，还叫嚷什么“即使北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占有席位也绝对不包含着承认或默许北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领土的主张”。在日本出版的所谓“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刊物最近还发表文章，叫嚷现在是什么“台湾独立最后的良机”。 十月十六日下午“台独”分子在东京的“集会”和“游行”，是由几个“台独”组织拼凑起来的，而且其中某些“台独”组织的总部就设在美国。可见，在纽约和东京先后举行的“台独”分子的“集会”和“游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美、日反动派，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阴谋策动的。它们梦想造成“台湾独立”的既成事实，以达到它们长期霸占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台湾省的罪恶目的。这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的。 尽管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所谓“台湾独立”阴谋，但是，追随美、日反动派搞“台独”的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小撮败类。广大台湾同胞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他们渴望台湾早日得到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广大人民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省的神圣事业的。美、日反动派妄图把台湾同胞从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分裂出去，妄图把台湾省从我国神圣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第5版()专栏： 英国保守党在布赖顿举行年会通过决议 支持英国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的政策 希思首相等讲话，重申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必要和同西欧国家联合的决心，以避免英国在美苏“谋求一个新地位”的“新世界”中陷于孤立 据新华社伦敦十八日电　英国保守党从十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在布赖顿举行年会。会上通过了一项支持英国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的政策的决议，并且重申英国将进一步同西欧各国“一起努力”，以避免英国在“美国和苏联正在谋求一个新的地位”的“新世界”中“陷于孤立”。 这次年会是保守党一九七○年六月上台以来举行的第二次年会。保守党上台以后，一直把英国参加“共同市场”问题放在它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这表明：在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加紧争夺和勾结而英国的国际地位又急剧衰落的情况下，英国统治集团加紧同西欧国家联合，以对付这种局面。今年六月间，英国同“共同市场”六国已就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各项主要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英国议会将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对这些原则协议进行辩论和投票，以便英国可以在一九七三年正式加入“共同市场”。 在保守党这次年会上，英国首相希思和其他主要官员重申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必要性”，表示了英国同西欧国家联合的“决心”。希思在发言中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英国要“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占有一个位置”，就必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他说，美国“在国内外面临着深刻的问题”，“美国在自己的国际收支和贸易地位恶化的情况下，目前正在采取剧烈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在贸易和金融方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开始刮起狂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能“听任自己陷于孤立”，否则，“前景的确将是惨淡的”。他强调，英国现在必须同欧洲其他国家一起制订“欧洲的共同政策”，这些政策将“指导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往来，我们的贸易，我们的金融，最后是我们的防务”。 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在发言中申述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理由时说，目前，世界上“地区性的集团正在增加”，“中小国家正在联合”，因为“除非它们这样做，它们将不能同超级大国进行任何竞争”。 年会在辩论后通过了支持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一项决议。 这次年会还讨论了英国的财政经济危机问题。今年来，英国的工业生产继续停滞或下降，通货恶性膨胀，失业人数急剧上升。 在年会上，连希思都无法否认，英国政府正在为“物价上升，失业人数很多和（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而大伤脑筋。财政大臣巴伯说，英国“被上涨的物价和失业这两个祸害折磨着”。但是，政府大臣们在会上的讲话表明，谁也拿不出摆脱危机的办法来，而只是打算加紧向广大人民和工人阶级开刀。 年会还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北爱尔兰人民反对镇压、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新高潮使得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在会上发言的英国政府大臣们叫嚷，将进一步加强镇压措施。 在年会进行过程中，有几百名群众先后在会议大厅外举行示威。他们打着写上“为工作的权利而斗争”等口号的标语牌，高呼口号，反对英国统治集团加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径。

第6版()专栏： 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发表第二十九号告高棉同胞书 新华社十九日讯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十月十八日在北京发表了第二十九号告高棉同胞书，全文如下：亲爱的同胞们： 大卖国贼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郑兴匪帮曾经拟定了一项在金边庆祝其冒牌“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庞大计划”。 不幸的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这一天对于这伙匪帮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在爱国的高棉人民的愤怒面前感到惧怕的日子。 游行和庆祝活动都被取消了，这伙大卖国贼在他们“共和国”的所谓“辉煌的”周年之日甚至不敢走出自己的家门。 法新社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电称：“由于害怕出现新的恐怖暗杀事件，当局取消了游行和庆祝活动。” 路透社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电称：“尽管在首都存在着骗人的和平假象，但是战争在农村进行着，以农业为主的柬埔寨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路透社的同一则电讯中还指出，在金边只有两起“游行”。一起游行是由“骑着”日本摩托车的一群青年法西斯流氓造成的，“他们在市内慢慢吞吞的交通中把车前灯照得通亮”，高声鸣叫着喇叭横冲直撞。另一起游行是一些士兵公开抱怨他们“年青的共和国”“发展得”很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士兵们举着写着口号的……旗子……几乎一半以上的公开宣传都是攻击国内的贪污腐化现象。腐化正在吮吸着我国人民的鲜血。” 这些游行对于“共和国”来说简直是可耻的，而作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的傀儡——可悲的郑兴却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的讲话中大肆吹嘘这个“共和国”。 这群走狗在他们“共和国”的这个“辉煌的”日子里却表现得特别地胆怯。关于这一点，请大家读读罗宾·曼诺克（美联社）的这段话：“今年……没有游行，绝大部分内阁成员都避免在公开场合出现”。 难道这就是“高棉人民”对“共和国”的众所周知的“一致支持”、以至“一致”到“新政权”的当权者在他们的“七月十四”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免同“人民”进行任何接触的程度吗？ 事实上，卖国贼们曾有一个“辩解的理由”。罗宾·曼诺克（美联社）的同一则电讯认为他们曾患了严重的头痛病（这是原话）！“郑兴简略地（原话如此）谈到了（共和）柬埔寨人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头痛病”。 头疼得如此地严重，以至朗诺的“大使”欧慕雷在仰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在柬埔寨已经没有一个公民愿意被任命为“共和”政府的部长，而目前“在职”的部长们包括“民族的救星”朗诺在内，也只想在一旦遇到“有利”时机就逃跑！ 路透社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电：“欧慕雷大使在为纪念自己的国家成为共和国的一周年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柬埔寨没有人愿意当部长……’。欧慕雷先生说，当他最近回国时，总理朗诺元帅以及他的一些现在当了部长的朋友们都表示想离职。” 难道这就是郑兴和朗诺所表示的在短期内彻底战胜“敌人”的信心吗？ 事实上，大卖国贼们已经意识到，在解放时，他们将很难逃脱爱国和抗战的高棉人民所必将给予他们的最严厉的惩罚。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逃出柬埔寨，以便“及时地”逃脱这一惩罚。为了推迟这个“期限”的到来，他们便试图再次到人民中间煽动对高棉君主制和对我本人的不公正的仇恨和不信任。走狗郑兴盗用以高棉人民的资格讲话这一不能容忍的权利，宣称“将永远不允许君主制和西哈努克在国内重新出现。” 但是，我国英勇的人民非常清楚，现在比过去更加清楚地知道，腐化堕落仅仅是当前躲在（伪）共和国的骗人的“屏风”后面的卖国贼匪帮的行为。前政权的腐化堕落分子和“新”政权的“腐化堕落分子”完全是同一批人，即：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黄蒙、隆波烈、英丹、严森波、蒲烈芳、何来恩、翁森、钦迪、福·波伦、屋金安、英鸿、恩德拉模、郑璜、朗农、邓灿、索斯丹尼·费尔南德、丁源、李代顺、巧索康、波隆托之流。 我国人民知道得很清楚，这批肮脏的家伙（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一道）是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他们政变以来在柬埔寨蔓延的大战的唯一挑动者，是使我们民族遭到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侮辱、痛苦、不幸、贫穷以及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的唯一的罪魁祸首。 我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在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以前，我们高棉民族团结在王室周围，有诺罗敦·西哈努克作为国家元首，他们曾经充分享有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的国家曾经被全世界合情合理地称赞为“和平和幸福生活的绿洲”。 在应当成为国丧日子的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郑兴竟恬不知耻地声称（法新社）……“去年的牺牲是值得的，并且为后代的和平时代铺平了道路”。 如此的厚颜无耻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因为，在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政变以前，任何牺牲、特别是人民付出鲜血和作出的牺牲，都是不必要的。高棉人民也从来没有要求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英丹—郑兴匪帮“为后代开辟和平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伙匪帮的无耻叛国，和平就会很容易地毫不间断地一直保持下来。 我国人民怎么能够信任金边反民族的“共和国”呢？因为正是这个“共和国”把民族荣誉、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中立、自由与和平统统出卖给了理查德·尼克松和美帝国主义。 至于（自一九六○年以来纯系象征性的）王位是否必须取消，以及是否要让西哈努克重返柬埔寨，这个问题不应当由卖国贼来解决，而只应由当家作主的高棉人民，由在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在解放区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来解决。而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先生以及所有其他英雄的人民抵抗战士都毫不含糊地公开支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并且承认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唯一合法的国家元首。 这伙卖国贼“到处”宣称“没有人惋惜西哈努克”、“没有人想他”，他们这样做对于在金边的公民来说，是枉费心机的。亲帝国主义的记者的见证证明了与此相反的事实。例如：（路透社）约翰·帕斯尔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发自金边的一则电讯写道：“但是在这里的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某种程度的支持。”“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报刊“支柱”之一——《远东经济评论》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的一期（鲍里斯·巴新斯基的文章）中写道：“‘和平’这个字眼……是令人怀念的，它使人们回忆起（西哈努克）父亲亲王在柬埔寨执政的时期，那时人们在柬埔寨新年的庆祝期间可以真正的跳舞和玩乐，他们自由地往来，而不需担忧宵禁时恐怖分子的手榴弹和酒醉的士兵的袭击，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而不必害怕美国炸弹或越共的迫击炮。” 该杂志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期中写道：“高棉共和国的士兵和共产党军队在散兵壕外面布满了天线；农民们把小型收话机紧贴在自己耳朵上……原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个校长说，所有的人都在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声音。”《远东经济评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的一期中写道：“亲王被推翻十五个月和共和国成立九个月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憎恶看来奇特地是同时代不协调的。在战争的要求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共和的理想逐渐消失……。人们越来越要求有一个领袖——也许甚至是西哈努克——能统一被战争所分裂的国家，能带来和平并医治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创伤……。在一个传统上出口部分粮食的国家大米奇缺；瑞尔的信用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可能导致惊慌的骚动。甚至没有人愿意谈论解决失业的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官僚的贪污腐化会收敛……实际上每家工厂和种植园都关闭了或遭到了破坏。回顾起去年三月作为推翻前国家元首的一个理由而例举的他的‘罪行’是‘破坏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部门’……这是很有讽刺意义的。普遍的不满开始在过去曾强烈批评西哈努克的报刊上表现出来……。”《大吴哥报》指出，在“革命”一年之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前途，不安宁，不安全”、“这个政府不实现人民的愿望……现在人民能相信谁呢？哪里有民主呢？” 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枷锁下的同胞们！对金边新闻界提出的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 第一、全体爱国的、当之无愧的高棉人有责任信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以宾努亲王为首相、乔森潘先生为副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他们有责任紧急呼吁宾努亲王拯救祖国。应当立即把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匪帮从他们在金边篡夺的国家政权中清除出去。宾努亲王将会迅速恢复我们可爱的柬埔寨的独立、和平、领土完整和中立。 第二、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政治纲领和在乔森潘先生领导下已经在解放区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中有真正的民主。 正象我在上面对你们指出的那样，解决高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你们伸手可得。如果你们军民们这样去做，你们就将看到，和平、民族的统一和和睦会立即重新出现在恢复了独立和中立的柬埔寨。 但是，如果你们继续听任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英丹—郑兴—郑璜—巧索康—韩通哈—黄蒙匪帮用“共和国”的骗人招牌、通过美帝国主义和西贡军人政权的新殖民主义和并吞主义的保护，对你们进行统治，那末可以肯定，你们以及尚未被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解放的地区的我国人民只会遭到日益增长的不幸和灾难，使你们陷入无止境的地狱。 疯子郑兴每六个月向你们许诺一次，说他的匪帮将在未来的六个月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徒劳的。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一胜利，也即战争和人民贫困的结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救星”朗诺自己向其亲信供认，他背叛了王室和祖国，所以给他的十恶不赦的“共和国”招来了老天的诅咒（这是原话）。 可以肯定，这个反民族和反人民的肮脏的“共和国”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旗帜下斗争的高棉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英勇战士的致命打击下，必将落个可耻的下场。况且，国际舆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理查德·尼克松将被迫从印度支那撤走其全部侵略部队。 在这一撤退的翌日，金边卖国贼的“共和国”将象纸板搭成的城堡一样地倒塌。 为卖国贼政权服务的同胞们！ 在结束这篇文告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如果你们想活下去，并且想免于因为出卖柬埔寨的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与和平而遭到我国人民法庭的判决，你们就应赶快离开朗诺及其同伙的遇险的航船，赶快去参加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 柬埔寨王国万岁！ 高棉人民政权万岁！ 打倒在金边的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民族和反人民的共和国！ 诺罗敦·西哈努克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

第6版()专栏： 第七次东非和中非国家首脑会议开幕 西亚德主席尼迈里总统和塞拉西皇帝讲话，一致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入侵赞比亚，坚决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 新华社摩加迪沙十八日电　第七次东非和中非国家首脑会议十月十八日晚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开幕。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里安·恩古瓦比、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赞比亚副总统马赛厄斯·迈因扎·乔纳、肯尼亚副总统阿拉普·莫伊和其他成员国的代表出席了开幕会议。 上一次东非和中非国家首脑会议主席、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主持了开幕会议。会议一致选举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担任这次首脑会议的主席。 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主席、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总统、海尔 ·塞拉西皇帝在开幕会议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一致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赞比亚发动的入侵，并且表示断然拒绝同南非进行所谓“对话”、坚决支持赞比亚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斗争。 这次首脑会议将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非洲非殖民化、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拒绝和南非政权进行所谓“对话”、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加强非洲国家，特别是东非和中非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等问题。 一些非洲国家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观察员以及各国驻索马里的外交使节，其中包括中国大使樊作楷也出席了开幕会议。 在此之前为首脑会议进行准备的部长会议，在举行三天会议后已于十八日下午结束。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宣言将提交这次首脑会议通过。

第6版()专栏： 罗军队“多依那”艺术团在上海举行首场演出 受到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上海十九日电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多依那”艺术团，今晚在上海举行首场演出，受到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刘文学、姬应伍、申元军、冯国柱、马晴波、张振亚等观看了演出，并会见了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团长迪努·斯泰利安少将等领导人和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今晚演出的罗马尼亚歌舞，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和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团结战斗的坚强意志，和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艺术家们还演出了中国歌曲和舞蹈，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们的精彩表演，激起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徐景贤、王少庸等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是十八日从南京乘专车到达上海的。徐景贤同志以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文艺界代表和革命群众数百人前往车站热烈欢迎。 艺术团在南京期间曾举行了两场演出，还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观看了人民解放军、民兵、红卫兵、红小兵的军事表演，以及南京市红小兵演出的革命文艺节目。

第6版()专栏：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离京前往西安延安等地访问演出 新华社十九日讯　以清水正夫为团长、松山树子为副团长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圆满地结束了在北京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车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延安等地进行访问演出。 国务院文化组、对外友协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石少华、王国权、丁西林、赵正洪、于立群、狄福才、黄厚民、吴印咸、吴晓达、王晓云、刘西林、肖向前、王笑一和文艺、体育界代表李德伦、庄则栋、林慧卿等，以及首都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数百人到车站热烈欢送。 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期间共演出了八场，他们的精彩演出受到首都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日本朋友在京期间还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北京第二棉纺织厂、中国舞剧团、中国京剧团和北京大学，参观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历史文物，游览了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并观看了彩色影片《红灯记》、《沙家浜》，以及试验演出剧目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革命现代京剧《杜泉山》。日本朋友广泛接触了首都各方面的群众，进一步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情。 今天，在北京火车站，两国战友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互相鼓励，表示决心在反对美日反动派的共同斗争中，紧密团结，争取新的胜利。

第6版()专栏： 南斯拉夫国家乒乓球队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十七日电　由南斯拉夫乒乓球协会主席米兰·诺夫科维奇、副主席博里沃耶·波波维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家乒乓球队，结束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国。 南斯拉夫国家乒乓球队是十五日乘飞机从上海到达广州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了宴会，热烈欢迎南斯拉夫国家乒乓球队。省体委举行了欢迎仪式，并由中、南两国乒乓球选手进行了友谊比赛。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广州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林李明、侯显堂、黄业，和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员李富荣等，出席了宴会和欢迎仪式。 南斯拉夫国家乒乓球队在广州期间，还参观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应邀出席了交易会的开幕招待会。

第6版()专栏： 朝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书记长朴文圭逝世 新华社平壤十九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十月十五日发表的讣告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员、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书记长、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文圭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十月十五日给朴文圭同志的灵堂送了花圈表示哀悼。 崔庸健同志、金一同志、朴成哲同志和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其他成员，党中央书记局成员和内阁副首相等曾到朴文圭同志的灵前默哀，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月十八日打电报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对朴文圭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十月十六日曾前往朴文圭同志的灵堂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