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中国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 中巴友好有牢固的基础不是权宜之计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巴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愿望，有利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克什米尔争端应当按照克什米尔人民愿望解决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就刘少奇主席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应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的邀请，到巴基斯坦进行了友好的国事访问。陪同访问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以及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 刘少奇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访问期间，到处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十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这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友谊。刘少奇主席向巴基斯坦总统、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席和总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问题，坦率而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他们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 主席和总统强调，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克什米尔争端应该同巴基斯坦和印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加以解决。总统重申，巴基斯坦政府将继续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对于这个争端的严正立场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正义斗争。 总统表达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深切谢意，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他们反抗侵略的时候所给予的支持。主席对巴基斯坦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示钦佩。主席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反对侵略、支援被侵略者的原则立场，在巴基斯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对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毫不动摇地站在巴基斯坦人民一边。 总统重申，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应当恢复，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一定要失败的。主席对此表示感谢。 主席和总统对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他们强调，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是有牢固基础的。两国人民在反对侵略的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双方决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并且认为，这样做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1版()专栏： 结束对西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 刘主席由卡拉奇回到新疆和田 布托外长到机场送行，和田四万多人欢迎刘主席访问归来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一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结束了对西巴基斯坦的访问之后，三十一日乘专机回国。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以后还要访问东巴基斯坦。刘少奇主席和夫人是应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邀请访问巴基斯坦的。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的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也同机回国。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到机场给刘少奇主席及其随行人员送行。刘少奇主席和随行人员的车队到达卡拉奇机场的时候，等在机场阳台上欢送中国领导人的大批当地人民高呼“巴中友谊万岁”“亚非团结万岁”等口号。 刘少奇主席在登上飞机之前同外交部长布托和巴基斯坦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以及各界著名人士亲切握手告别。 刘少奇主席站在机舱门口向高呼友好口号的群众挥手致意。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夫人，中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到机场欢送刘少奇主席。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纳·阿·穆·罗查、卡拉奇区专员赛义德·达巴尔·阿里·沙阿和其他高级官员。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外交使节。 新华社和田三十一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结束了对西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今天乘专机回到新疆和田，受到和田各民族各界四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陪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以及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冯铉、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等同机回到和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和夫人阿衣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林渤民，自治区副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到机场迎接。 刘少奇主席等乘坐的专机降落和田机场时，等候在机场上的欢迎群众热烈欢呼。维吾尔族少先队员们向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献了花束。 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由赛福鼎、林渤民同志陪同乘车前往市区时，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夹道欢迎。维吾尔族人民敲打手鼓，摇着“沙巴依”，吹着唢呐，欢迎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归来。人们热烈欢呼“亚夏松（万岁），毛主席！”“亚夏松，共产党！”全国大寨式典型单位皮山县的维吾尔族农民代表以及当地许多先进人物，远道赶来欢迎刘主席。在欢迎群众中，有两次去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八十多岁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他高兴地说：“今天在我的家乡欢迎刘主席，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今天到机场欢迎刘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的，还有中共和田地委书记黄诚，和田专署专员奴尔约夫，中共喀什地委书记孟树林，喀什专署专员伊敏诺夫，以及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员会书记赵子和和自治州州长塔依尔等。（附图片） 刘主席和前来送行的布托外长握手告别 新华社记者　戈春江摄（传真照片）

第1版()专栏： 布托外长和陈毅副总理在招待刘主席宴会上重申 巴中友谊是不朽的牢不可破的 卡拉奇市民集会热烈欢迎刘主席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日电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三十日重申，巴基斯坦同中国的友谊 “是不朽的、是牢不可破的，它是不能讨价还价或出卖的”。 布托的这番话是在他和他的夫人三十日晚间在这里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举行的宴会上祝酒时讲的。 他说：“巴中友谊是有历史和地理根源的。它出于对世界和平和安宁的愿望。巴基斯坦人民对这种友谊的意愿随时随刻都可以找到证明。” 布托在谈到克什米尔问题时说：“我们决不会放弃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自决的正义事业。”我们的版图不大，资源也少，但是正义是在我们这边，不管力量悬殊，不管什么力量与我们为敌，正义是一定会得到伸张的。” 他在谈到刘少奇主席这次访问时说：“他们同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些宝贵的日子，在巴基斯坦人民心坎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说：“在拉瓦尔品第，在拉合尔，今天在卡拉奇，我国人民向刘少奇主席，并通过他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我们对他们给予巴基斯坦的支持，对他们在我们遭到一贯的侵略者的武装侵略的九月份战争中，给予巴基斯坦的支持的敬意和感激的心情。”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还宣布，他们坚决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在他们这次访问期间，他们以最明确的话重申，他们决心继续反对侵略，支持被侵略者，坚决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 陈毅副总理继布托外交部长祝酒时，表示衷心感谢布托外交部长陪同他进行访问和殷勤招待的盛情厚谊。 陈毅副总理说：“巴基斯坦在阿尤布总统阁下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使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这方面布托外长阁下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希望我们双方共同努力，使两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巩固，更加发展，在反对侵略的斗争中两国人民更加坚决的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陈毅副总理说：“明天我们就要结束在西巴基斯坦的访问。我们将把西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非常热烈的友情带回中国。我们热烈地期待着不久以后到东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陈毅副总理指出：“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很复杂的。今后的局势，侵略者是不是还要向中国，向巴基斯坦，炫耀武力这个问题，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侵略者，希望他们能够知难而退。如果他们敢于再向巴基斯坦进攻，我们全中国人民一定站在你们一边，打退他们的进攻。” 两人的讲话都一再被在场的人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四百多位客人出席了宴会。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布托外交部长和夫人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厅的时候，全场起立，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出席宴会的来宾中有巴基斯坦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塔弗·侯赛因，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赛义德·哈桑，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科尼利厄斯，外交部外事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巴基斯坦海军总司令阿·勒·汗海军中将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 出席宴会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外交使节。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日电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市政委员会三十日下午在这里的真纳公园举行市民招待会，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会上对巴基斯坦人民说（讲话全文见第三版）：“在你们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当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其他中国客人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夫人以及工业和自然资源部长阿塔弗·侯赛因陪同下到达会场的时候，出席招待会的大约五千人全体起立欢迎他们。热情洋溢的群众，其中有穿着鲜艳的红色、银色和金色民族服装的姑娘们，从公园大门口一直排列到装饰得十分美丽的主席台，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会场上空飘浮着挂着红纱的彩色气球，红纱上写着“中巴友谊万岁”。 卡拉奇市政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齐乌拉·汗致欢迎词。他说：卡拉奇市民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刘少奇主席表示他们真诚的尊敬，向中国人民表示他们的友谊和邻居的感情。 他在谈到巴中关系时说：“两国签订了重要的边界条约，还有贸易和文化协定，从而为相互合作和谅解展示了新的前景。” 他说：“巴基斯坦人民深深赞赏中国人民和政府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利的正义立场，这种自决权利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保证要给他们的。” 他说：“巴基斯坦人民也珍视中国在促进以巩固民族独立和增进自力更生与和平为基础的亚非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 他说：当克什米尔爱国者展开他们的自由运动，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赤裸裸的侵略的时候，中国履行了它的友好和善邻的道义义务，这是巴基斯坦人民的确永远不能忘怀的。 穆罕默德·齐乌拉·汗在讲话结束时宣布：他代表卡拉奇市政委员会把最高市民荣誉，即“卡拉奇市的自由”授给刘少奇主席。 他还向刘少奇主席赠送了卡拉奇市政委员会的银钥匙，象征着整个城市向刘少奇主席开放。 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经过患难的考验，证明是坚强可靠的。 他在谈到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时指出：“这种互相支持，是我们两国人民深厚友谊可靠的基础。” 他说：“在中巴两国友好往来和经济贸易方面，卡拉奇起着枢纽的作用。现在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就正在你们的城市举行。每天都有几万人来参观，充分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友情。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两国的贸易成倍地增长，经济合作迅速地加强。” 他还说：“我们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建筑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相互支援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有利于发展我们各自的民族经济，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和控制。” 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一再被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 出席招待会的有卡拉奇专区专员赛义德·达巴尔·阿里·沙阿，卡拉奇市政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布特，以及其他巴基斯坦高级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也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

第1版()专栏： 巴基斯坦将出版刘主席的著作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三十日电　据《巴基斯坦时报》二十九日报道，在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拉合尔人民出版社决定用英文、乌尔都文和孟加拉文出版刘少奇主席的四本著作。 这四本书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论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第1版()专栏： 业务领导机关怎样突出政治 粮食部门领导机关几位同志座谈突出政治的问题 编者按：各行各业都要突出政治。一切工作都要突出政治。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各行各业的领导机关是否突出政治。过去，有些同志认为，业务领导机关只管业务，政治工作应由地方党委负责。这种看法必须改变。财贸部门的政治工作，应当以地方党委的领导为主，但是业务领导机关必须时时事事突出政治，和地方党委共同做好政治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各个部门的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更好地促进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和企业的革命化。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业务工作。 本报最近邀请粮食部门县以上领导机关的一些同志，座谈了业务领导机关怎样突出政治的问题。现在，将座谈记录整理发表，供同志们参考。希望财贸部门各级领导机关的同志继续来稿来信，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为什么硬任务变成了软任务？ 山西省盂县粮食局局长郭建民说：要突出政治，首先要认清突出政治的重要意义。根据我们的体会，要解决关于突出政治的认识问题，首先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同时，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总结不突出政治的苦头，总结突出政治的甜头。这样才能认识得更深刻。一九六○年，我们检查工作的时候，发现经营管理中有不少问题。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制度不严，手续不全造成的。于是，集中力量狠抓手续、制度，却没有抓政治。到一九六三年检查工作的时候，有的问题反而更严重了。一九六四年，我们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才认识到光抓制度不能解决问题。要做好业务工作，必须抓思想政治工作。 广东省龙川县粮食局局长邓连胜说：过去，我们只抓购、销、调、存，忽视抓政治，吃了不少苦头。那时候，有的职工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相当严重。例如，有人卖粮食分量不足，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我们的单纯业务观点，也妨碍了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公社让粮管所的同志出外调剂良种，我们怕增加开支，不给报销旅差费，粮管所的同志就不敢出去了。这都说明，没有政治头脑，没有阶级观点，工作就会迷失方向。我们总结了这些教训，强调在工作中贯彻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从一九六四年冬天起，我们就积极主动地配合农业部门到外地调剂水稻良种。种籽运回来，还组织力量除稗，除杂，邀请贫下中农代表来鉴定。去年全县稻田每亩增产一百多斤，良种起了不小作用。群众对这件事情很满意。少数职工卖粮食分量不足等现象克服以后，群众跟粮食部门的关系更密切了。我们从这些事情中也尝到了突出政治的甜头。 河北省唐山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欧荫之说：业务领导机关是不是突出政治，对于企业能不能突出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下面喊“业务不能过夜，政治可以过年”？就因为我们见到下面业务计划完成得不好就批评，对于政治工作做得不好却不闻不问。为什么下面说“业务工作是硬任务，政治工作是软任务”？就因为我们只抓业务，不抓政治。啥叫软任务？啥叫硬任务？在下面的同志看来，领导上抓什么，什么就是硬的。不抓，本来是硬任务也成了软任务。我们局里有的同志过去打电话跟下面要统计数字，就说得很明白：“这可是硬任务，你别给耽误了！”下面的同志对于这类任务，起早贪黑也得完成；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由于上面抓得不紧，往往一拖再拖。再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有些问题为什么过去解决不了？这也跟我们领导机关的言行有很大关系。例如，卖粮食超耗（超过规定的损耗指标）就让下面做检讨，升库，涨出来了，往往就不加过问。这就使下面形成一种错觉：“升了比耗了强。”有人怕超耗，就少给群众。对于这种政治影响问题，我们过去常常不注意，就助长了下面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 粮食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慎之说：任何单位都要突出政治，业务领导机关更要强调突出政治。因为，第一、业务领导机关经常接触具体业务，特别在财贸部门，天天看的、谈的都是钱，粮，商品，指标，数字。一不注意，就很容易只看业务，不看政治，陷入单纯业务观点。第二、既然是个机关，就容易形成机关化的作风，容易坐在上面办公，靠报表、手续、制度办事。这样，既妨碍自己走出门去，又给基层增加了负担。第三、既然是领导机关，就要起带头作用。你不突出政治，下面就很难动得起来。这些都说明，业务领导机关非强调突出政治不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业务领导机关的同志一旦觉悟提高了，一旦思想上政治挂了帅，由于他们对业务中的问题摸得比较透，对职工的活思想接触比较多，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工作中去。业务领导机关的同志应当充分利用自己做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切实去做好政治工作。 关键在于领导革命化 怎么样才能突出政治？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关键在于领导革命化。 河北省邯郸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周金泉说：能不能突出政治，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要对下面起表率作用。我们局的党组书记兼局长张永祥同志，过去同志们说他“重业务，轻政治”，他还接受不了。经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论述，对照着查思想，挖根子，认识到政治在自己头脑里摆的位置不对。去年二月间，开了个全专区粮站主任以上四级干部大会。张永祥同志在会上公开检查了自己的单纯业务观点和造成的恶果，分析批判了自己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根源，带动各县的同志也纷纷对比苦头甜头，挖忽视政治的病根子。这次大会，成了邯郸专区粮食系统突出政治的起脚点。 欧荫之说：根据我们的体会，业务领导机关要突出政治，不能仅仅是建立起政治机构，配备上政治干部，交流点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经验就算完事；也不能只是“说在嘴上，贴在墙上”，在做报告、写总结的时候，“穿靴戴帽”地加几句空洞的政治名词；也不能只是号召别人去做，去学。重要的是领导干部、政治干部要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一条是，要别人突出政治，首先自己要时时、事事突出政治。我们常说下面没有把政治工作摆上位置，实际上往往是我们自己首先没有摆上。我们局里有的领导同志就多次说：业务这么忙，政治工作抓了不少了，该抓抓业务了。另一条是，要改造别人，首先要改造自己。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们配备了基层政治干部，总结了做思想工作的“六心”经验（耐心谈心，以心知心，真心关心），以为可以做好思想工作了。可是，当时没有强调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带头改造思想，带头革命化，因此有的政治指导员只是教育别人。当他找职工谈话的时候，对方就不服气： “什么也是你好？”去年以来，改变了这种做法。许多领导干部、政治干部跟职工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带头检查思想，跟“我”字斗。他们再教育别人，说话就有力量了。 邓连胜说：所谓头头抓，抓头头，不是光要我们出面来抓下面的领导骨干，还要我们把自己抓好。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我过去不重视政治工作，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从来没有听说政治工作做不好要受处分的，但是业务工作做不好，不撤职也被通报。这里边就有个“我”字，怕购销调存搞不好，我受处分，我被通报；但是，对于忽视政治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就不大考虑。另外，过去我的作风不够民主，有“官架子”，只能我批评人家，不愿意听别人批评。这样，别人对你“敬而远之”，彼此不能交心，怎么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呢？过去，我对自己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出身成份好，历史清白，工作中没犯过大错误，一贯受表扬，就不太需要改造了。直到去年，才真正认识到需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向同志们检查了自己的问题，思想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进，现在工作情况就跟过去不同了。 郭建民说：领导革命化，还包括一个机关革命化的问题。一九六四年，我们认识到不能靠手续、制度、表报、电话领导工作以后，就大反烦琐哲学，精简手续、表报。同时，把县局原来的五股一室，合并为政治、业务两个办公室。过去，大家陷在事务圈子里，到基层去的时间少。现在，一般只留四个人坚持机关工作，其余七个人到基层蹲点，推动开展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经过这些改革，也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如原来储运、统计、会计各有一套账，就得向下面要三套表。现在，合署办公，改成一套账，只向下面要一套表。基层单位就有更多的时间做思想政治工作了。 中心环节是推动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业务领导机关做政治工作，具体抓些什么？怎么个抓法呢？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由于各地的企业管理体制不同，抓法可以因地制宜。目前，基层企业政治工作的领导，多数地区，以地方党委为主；少数地区，在县（市）委领导下，主要由业务领导机关负责。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业务领导机关对于做政治工作，必须抱着积极的态度，要有“当仁不让”的精神，不能依赖推脱。首先还要明确认识，一定要尊重和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依靠地方党委来加强政治工作。至于业务领导机关主要抓哪些工作？大家认为，要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抓培养和推广先进典型，开展“五好”、“六好”运动，还要抓带普遍性的活思想，以及训练政治干部等。而中心环节是抓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周金泉说：业务领导机关要推动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领导干部就要多学一些，早学一些，学在头里，用在头里。我们局的党组书记张永祥同志善于挤时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改造主观世界方面狠下功夫，在开会、布置工作、检查工作的时候，都注意运用毛主席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由于他这样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下面的同志影响很大。同志们说：“领导上带头给我们趟开了路子，我们还能不紧紧跟上！”我们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注意抓县局的领导同志。全专区十五个县、市，现在已经有大名、临漳、肥乡等五个县、市的粮食局长，学习得比较好。这样领导层层带头，加上各县地方党委的领导推动，从去年以来，全专区粮食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形成了热潮。 周金泉接着说：抓典型，树标兵，推广先进经验，是推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没有这一条，就会流于一般号召，什么工作也做不好。我们抓毛主席著作学习的一条重要方法，就是在普遍发动的基础上，注意培养和树立学习标兵。在各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以后，我们在去年六月份，召开了全专区粮食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会议，互相交流了经验，并且组织一部分人向粮食职工作了报告。各县也通过组织学习积极分子同别的职工“结对子”、举行小型报告会等方式，发挥他们的骨干、带头作用。由于在学习中强调要改造世界观，树立为革命做生意的思想，强调要思想上扎根，行动上落实，工作上见效，同时在评比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这就促使职工中涌现出大批学习好、思想好、工作好的先进人物。现在，全专区粮食系统出席过县以上学习积极分子会的先进人物，已经有一百一十七人。 李慎之说：现在，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很高，领导机关要切实做好组织领导工作，让大家都能学好。一是思想落实。要经常了解职工学习中的思想情况，启发和巩固职工的学习自觉性。二是组织落实。各级党组织要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核心，各级行政单位要根据人员集中、分散等不同情况，编好学习小组，使职工们都有自己的学习组织。还可以设立学习辅导员等，互相帮助学习。三是时间落实。财贸职工在工作时间内的学习时间，领导上早已定下来了。各基层单位要切实安排，保证职工有时间学习。 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工作中去 郭建民说：业务领导机关要突出政治，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就要讲清意义，交代政策，分析形势，既提业务指标，又提政治要求。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要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按“三大观点”（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办事，强调做思想政治工作。在检查工作的时候，首先要看是否在业务活动中突出了政治，执行了政策，是否提高了职工的政治觉悟，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过去，我们检查征购工作是否全面完成任务，仅仅看是不是全面完成了品种、数量、质量指标，而不检查政策执行情况，这就容易发生问题。 湖北省粮食厅政治部办公室主任赵泽说：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党的政策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制订的。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是突出政治的重要部分。有的同志认为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是突出政治的一个内容，这是不对的。粮食部门的业务领导机关要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就要组织职工学习好粮食征购等政策，并且把这些政策宣传到群众中去，在工作过程中要认真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保证贯彻执行。 周金泉说：业务领导机关必须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处处事事都要突出政治。开会是业务部门一项经常的活动。开会就必须突出政治。一九六四年以前，我们那里，由于开会往往只是单纯地分配任务，分配指标，有时候有的人就闹本位主义，以致发生争吵，甚至出现调拨不动的现象。这一年多，我们开会的情况就不同了。例如调运科开会，先学毛主席著作，提倡发扬革命风格，过去容易出现的那种争品种、争数量、吵伤耗的现象就不见了。为了把政治工作做到业务中去，业务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很好配合，避免各搞各的。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统一研究，工作各有侧重。我们要求业务干部不仅抓业务要从政治出发，而且在下去工作的时候，先要检查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情况和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回来都要汇报。对于政治干部，我们要求他们关心和了解业务工作，但是不要包揽行政事务。为了做到时时事事突出政治，需要发动群众人人做政治工作。既要依靠骨干，又要发动广大群众。有的干部不相信一般群众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的职工群众也认为自己做不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些看法都需要教育纠正。

第2版()专栏：社论 办好国营农场的关键何在 办好我国的国营农场的关键，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走我国国营农场自己的道路。事实证明，凡是这样作的国营农场，都是越办越好，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国营农场，在所有制方面相同于国营工厂，但它毕竟不是国营的工业企业，而是国营的农业企业。它有许多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不应当搬用国营工厂的一套现成作法。它有许多地方同于人民公社生产队，应当学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一切优良的经营管理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国营农场处在农村，它的办场方针、经营管理制度以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都应当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农村的特点。 国营农场在农村环境中从事农业生产。国营农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很好地了解了农村呢？他们是从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处理国营农场的问题，还是从城市观点，从工业的观点，从外国人办农场的观点出发，去处理国营农场的问题呢？这是值得国营农场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很好地加以考虑的。 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来办国营农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应当适合农村的特点，应当有利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挥一切人员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密切国营农场同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联系，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为我国在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国营农场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制订什么经营管理制度，就很清楚了。 在发展生产上，它要坚决执行“一业为主，农林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充分地挖掘国营农场的劳动潜力，充分地利用国营农场的自然资源，广开生产门路，尽可能地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更有力地支援国家建设；同时不断地增加农场的资金积累，自力更生地进行农场基本建设，更快地巩固和壮大国营农场经济。 在劳动力的管理上，它要吸收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生产劳动。一个国营农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社会。在那里，不但有农业工人，有工业、商业和文教卫生等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而且有为数很多的职工家属。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机械地规定只有多少岁到多少岁的人才能参加农场劳动，就会把许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外。这样，不但不利于农场更好地执行“一业为主，农林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而且会出现农场中的“城市人口”，增加农场和国家的负担。我们应该把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组织起来，使他们都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既可以为社会增加财富，又便于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实现职工家属的革命化。 在分配制度上，它要逐步推行在合理核定的工资总额内，实行定额记分、按分付酬的办法，更好地贯彻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由于这种分配方法同人民公社生产队现行的分配政策基本相同，农场工人同公社社员从事的劳动大体相同，他们所得的收入也大体相同。这就有利于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有利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发展和巩固。 在财务管理上，它要贯彻执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努力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尤其要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非生产性开支。随着农场生产的发展，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福利，应当有所改善和提高；但是一定要坚决反对搬用外国的和城市的一套做法。否则，就不是逐步缩小差别，而可能扩大差别；就不利于加强农场职工及其家属同农民的团结，而可能妨碍他们之间的团结，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生不好的影响。这种倾向必须坚决防止。 革命的规章制度，依靠革命的人来制订和执行。因此，要办好国营农场，就不但要建立一整套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适合于我国国营农场特点的经营管理制度，而且要建立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农场职工队伍，尤其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农场领导班子。只有首先实现了领导革命化，才有可能实现职工的革命化，实现整个企业的革命化。各地党委要加强对于国营农场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强对于农场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要帮助农场把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农场的每个人，从领导干部到职工家属，都应当认真读毛泽东同志的书，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办农场的观点，推动国营农场的工作大踏步地前进。 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国营农场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有数百个国营农场的粮、棉产量，已经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这些先进的国营农场，特别是受到农垦部表扬的江西荷塘垦殖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二团农场、江苏南通农场、广东珠江农场、东泰农场，一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摸索和创造办中国式的国营农场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近召开的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在认真总结已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办好国营农场的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相信，在这次会议以后，我国国营农场一定会办得更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2版()专栏：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 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号召各地农场职工在已有成绩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政治，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彻底打破经营管理上的洋框框和旧框框，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为实现今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据新华社讯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号召各地农场职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突出政治，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经营管理上继续大破洋框框和旧框框，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为实现今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谭震林副总理听取了部分代表的汇报，并就农垦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讲了话。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垦工作的关怀，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 会议指出，一九六五年农垦系统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注意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地开展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产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这一年的再实践，广大职工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办好国营农场的决定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国营农场的一切工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会议在肯定各地国营农场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农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主要是：有一部分农场在工作中政治还突出得不够，生产水平还不高，农田基本建设还不过硬，耕作技术还较粗放，等等。会议指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在发扬成绩的基础上克服缺点，大力提高粮食、棉花等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争取早日达到和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并且积极发展畜牧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畜产品。同时，各地农垦部门还要继续贯彻执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与会代表通过对去年经验的认真总结，结合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和农垦系统六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报告，一致认为，实现上述任务的根本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政治，促进职工思想和工作不断革命化。会议指出，今后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主席著作当做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第二，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各农场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办好社会主义的农场。 第三，切实加强经常性的政治工作，特别是要把政治工作落实到生产队，人人做政治工作，把生产队的政治工作切实加强起来。 第四，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农垦工作的方针政策，继续改进各项规章制度，彻底打破经营管理上各种洋框框与旧框框的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并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农垦部门和农垦部直属垦区的代表，共一百多人。

第2版()专栏： 农垦部表扬五个突出政治的标兵农场 号召各农场以它们为榜样创造新成就 据新华社讯　不久前，农垦部表扬了五个国营农场，指出它们是全国农场的标兵，号召各地农场以它们为榜样，进一步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中创造出新的成就。 受到表扬的这五个农场是：江西荷塘垦殖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二团农场，广东珠江农场，江苏南通农场和广东东泰农场。这些农场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在工作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作；勇于突破洋框框和旧框框，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农场建设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由于突出了政治，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群众，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五个农场在生产、建设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荷塘垦殖场是国营农场中高度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勤俭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一面红旗。这个垦殖场建立八年来，团结山区人民，向自然界英勇进军，革秃山、薄田、产量低的命，把昔日一片荒凉的穷山沟，建设成为富饶的社会主义新山区。一九六五年，全场粮食亩产量已达到八百零一斤。比一九五七年建场时增加一倍多。到一九六五年为止的八年间，全场上调给国家一百七十多万斤商品粮；为国家积累了一百一十八万元资金，投资回收率达到百分之二百五十。 这个垦殖场是由几百名机关干部上山办起来的。他们克服了建场初期生活上与生产上遇到的种种困难，以顽强的革命意志与求实的科学态度，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八年来，他们正确处理与解决了“治田必须治山，以林促粮；治山必须治田，以粮养林；治田还必须治水，以水保粮；治水又必须治山，以山保水”山水田的辩证关系，把三千多亩分布在三百八十多个垄坂的、只能种一季的低产农田，建设成为一年种两季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使生产逐年发展，连年获得增产。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山区的多种经营，扩大了生产门路；不断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从多方面注意勤俭节约，做到了收入多，开支少，年年盈利。他们还从政治和技术等方面，大力帮助和支援周围人民公社，被人们誉为“农垦战线的大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二团农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机械化国营农场，是西北地区国营农场稳产高产的一面红旗。这个农场主要是由转业官兵组成，他们保持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革命传统，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用开沟排水，用水压盐，降低地下水位和增施肥料等办法，把巩乃斯河畔的一片达十万亩以上的盐碱荒地，改造成肥沃的良田，使粮食平均亩产水平在一九六一年就提前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这个农场在一切工作中，把政治放在首位，以政治统帅业务，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狠抓活思想，从而不断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与革命热情，各项工作就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里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职工们很注意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团结，协助他们发展生产，真正发挥了“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作用。 珠江农场是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顽强地钻研科学技术，革新栽培技术，连年获得水稻大幅度增产著名的。一九六三年，全场水稻亩产就达千斤以上，成为国营农场水稻高产旗帜。 这个农场位于珠江口冲积而成的万顷沙地区，解放前那里人穷地瘦，水稻亩产只四百来斤。一九五一年建场，翻身农民成了农场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十几年来，经过党的不断教育，广大职工思想觉悟越来越高，形成了一支坚强的农垦队伍。他们在台风多、水涝多的情况下，在农田基本建设与耕作技术上下苦功夫，把学习农业现代技术和外地先进经验同当地实际联系起来，采取修堤抗洪、抽水排涝、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等办法，变水患为水利，改良土壤，实行水旱轮作，用地和养地相结合，不断试验选育水稻良种，逐渐摸索出一套栽培双季稻的技术措施，产量连年增长。他们培育出的具有早熟、高产、抗风、不倒伏等优点的早稻良种“珠江矮”，已在全国很多地区推广种植。 南通农场以种植棉花为主，他们在“为革命种田”的口号下，狠抓生产技术措施，近几年来亩产皮棉一直保持在百斤以上。一九六五年由于他们在抓好棉花生产的同时，大力抓紧粮食生产，终于夺得了粮棉双丰收，粮食除自给外，还上交给国家五十万斤；皮棉亩产量又提高到一百三十五斤，是国营农场中棉花高产的旗帜。 这个农场是一九五八年在长江滩地围垦建立起来的。几年来，农场领导经常注意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通过学习，广大职工进一步懂得了为谁革命、为谁劳动的道理，生产劲头更足更大；干部也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在生产措施上，他们注意加强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就促使农场越办越好，棉花持续稳产高产，粮食生产也有发展。 东泰农场是一个热带作物种植场。从一九五○年建场以来，这个场的广大职工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怀着为祖国热带作物事业开山辟路的伟大抱负，不断探索热带作物的种植和生长规律，使热带作物种得快，长得好。几年来，已为我国热带作物生产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经验，成为热带作物生产的先进旗帜。 这个农场艰苦奋斗、勤俭办场的精神也很突出，职工们的口号是：“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在我国热带作物农场中，这是生产成本最低、上交利润最多、国家投资回收最快的一个农场。

第2版()专栏：新建设 新产品 依靠自己设计　采用国产材料 我国制成低合金钢货运敞车和轻油罐车 新华社哈尔滨二十九日电　我国第一辆低合金钢铁路货运敞车最近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设计制造成功。 这辆敞车的载重量为六十五吨，是我国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种四轴敞车。它是采用国产的普通低合金钢制造的，并且全部是电焊结构，因而节省钢材百分之十到二十。 过去铁路敞车的两端没有侧门，装卸煤、砂等货物很不方便，装卸工人称为“老虎头”。这次设计的时候，改进了结构，在两端增开了侧门，便于机械和人工装卸货物，提高了装卸效率。车辆的走行部分，还采用了新型转向架，可以适应高速度运行的需要。 低合金钢敞车是齐齐哈尔车辆工厂职工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铁道科学院和四方车辆研究所共同设计制造的。在设计制造过程中，工人和技术人员树雄心，立壮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了很多困难。设计人员带着“我是一个装卸工人”的阶级感情，下楼出院，深入车站、货场，同装卸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了几十辆车的装卸工作，召开了二十五次车头、炕头调查会，征求了二百五十多位工人的意见。在制造过程中，全厂职工突出政治，一丝不苟，坚持高质量，严要求，结果这辆车的三千多个零件，件件质量全优；十七项质量指标，项项合格。 新华社旅大二十八日电　我国第一辆低合金钢轻油罐车，最近在铁道部大连机车车辆工厂设计制造成功。 新制成的这种罐车，是我国目前载油量最大的一种新型轻油罐车。设计制造这种罐车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打破了洋框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胆地采用了一些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这种罐车在设计上采用了无中梁结构和国产的性能比炭素钢更为优越的普通低合金钢作材料。它比我国过去成批生产的轻油罐车，装油容积增加了三十立方米，载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自重系数却降低了百分之十二。 过去我国成批生产的轻油罐车，一般都是用油管从油罐的上部把油吸出来，卸油效率不高。新型轻油罐车的罐体部分，采取了从两端向中心倾斜的设计和下卸式排油装置，可以直接从油罐的下部，很快地把油卸出来。罐体内部的表面还喷涂了一层特制的化学防腐剂，可以防止油类对罐体金属内表面的腐蚀，同时还可以减少洗刷罐体的繁重的工作量。 大连机车车辆工厂是在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和铁道部四方车辆研究所的协助下，制成这种新型轻油罐车的。目前，这辆罐车已经投入运用考验，以便通过实践进一步加以改进提高。

第2版()专栏：新建设 新产品 代替了繁重的人工劳动，缩短了工作时间 上海制成自动化客车洗涮机 据新华社讯上海铁路局职工新近制成一台自动化的客车外部洗涮机，代替了繁重的人工劳动。 过去洗涮一列客车，需要二三十个人紧张地劳动二十分钟；现在改用了自动化洗涮机，只要一个人花费七分钟就够了。 这台客车外部洗涮机采用光电控制。它能按照车辆宽度和高低，自动调整距离。可以清洗各种客车的外部，它是上海铁路局职工吸取了武昌车辆段职工制造我国第一台客车外部洗涮机的经验之后制成的。 自动化客车洗涮机的试制成功，也是许多单位实行大协作的结果。上海永鑫洗涤剂厂，上海机电一局，上海机床厂，上海工业毛刷厂，上海第一水泵厂，以及上海铁路局内部的车站、车辆、机务、工程、工务、电务、水电、建筑、列车段、装卸和配件工厂等单位，都作了贡献。（附图片） 这是洗涮机在洗涮列车 朱映熹摄（新华社稿）

第2版()专栏：新建设 新产品 贵阳制成蓄电池手提信号灯 这种信号灯以小蓄电池为电源，使用轻便安全 据新华社贵阳电　供铁路运输作业使用的一种新式手提信号灯，最近在贵阳试制成功。这种新灯叫微蓄电池手提信号灯。在铁路部门，夜间接发列车和进行调车作业的人员，都要用手提信号灯。我国自有铁路以来，一直都是使用油灯手提信号灯。解放以来，这种油灯虽然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仍然需要耗用大量植物油，而且显示距离也较近。 新制成的微蓄电池手提信号灯，灯身采用铝质结构，以塑料外壳的小蓄电池作为电源，使用起来轻便安全，不怕风雨，同时由于灯头设有反光、放大和聚光装置，显示距离也比较远，能达到一千二百米以上。

第2版()专栏：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壮族人民服务 广西壮文学校培养出大批毕业生 武汉新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 新华社南宁三十一日电　广西壮文学校师生最近集会并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庆祝建校十周年。这所学校设在广西武鸣县。十年来，已有九千六百六十多名各族学生毕业。 这所学校担负着为自治区各专区和县办的壮文学校培养壮文教师的任务，同时，负责培养贵州、云南和广东等邻省送来的壮族的、以及语言与壮族基本相同的其他少数民族学员和民族干部。这所学校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还帮助壮族人民聚居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办好文化室，进行壮文普及试点工作，在试点的公社用壮文翻译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等文章，编写山歌演唱材料，作为社员文化夜校的教材，很受群众欢迎。 壮族历史上没有文字。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创造了壮文。为培养壮文干部，现在广西除有一所自治区举办的壮文学校以外，还有两所专区办的和三十多所县办的壮文学校。 据新华社武汉二十六日电　武汉市新办的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最近开学。 这所新型的半农半读学校，设有农林、农业机械、农学、农业经济四个系。学制为四年或五年，招收相当于高中或初中毕业的学生。初中毕业生入学后先读两年预科再读本科。学生在学习期间，边读书，边劳动。毕业后既能当干部、技术员，又能当工人、农民。

第3版()专栏： 陈毅副总理在卡拉奇市民招待会上讲话 中巴人民友谊经过患难考验坚强可靠 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三十日在卡拉奇市民招待会上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布托外长阁下，尊敬的穆罕默德·齐乌拉·汗副主席阁下，亲爱的朋友们： 去年，阿尤布·汗总统阁下访问了中国，我们感谢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意，现在，刘少奇主席前来巴基斯坦访问，又亲自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的热情而亲切的欢迎，我们深为感动。这几天，我们生活在巴基斯坦人民中间，就好象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在拉瓦尔品第、在拉合尔，受到激动人心的欢迎，今天，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卡拉奇人民向我们发出了歌颂中巴友谊的欢呼。现在，卡拉奇市政委员会又举行这样盛大的招待会欢迎我们。我代表刘少奇主席和全体同志们，向在座的朋友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全体卡拉奇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卡拉奇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著名的港口。在中巴两国友好往来和经济贸易方面，卡拉奇起着枢纽的作用。现在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就正在你们的城市举行。每天都有几万人来参观，充分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友情。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两国的贸易成倍地增长，经济合作迅速地加强。我们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建筑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相互支援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有利于发展我们各自的民族经济，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我们相信，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同巴基斯坦人民永久友好的愿望来访问你们。这种愿望在巴基斯坦人民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中国有一句成语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正是这样地经过患难的考验，证明是坚强可靠的。当巴基斯坦遭到印度武装进攻的时候，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基斯坦人民一边。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巴基斯坦的正义立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我们表示感谢。亲爱的朋友们，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这种互相支持，是我们两国人民深厚友谊可靠的基础。 明天，我们要结束在西巴基斯坦的访问。在离别的前夕，我愿意向巴基斯坦人民再一次保证：在你们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 秦——巴基斯坦尼——多斯底——金达巴！（中巴友好万岁！）

第3版()专栏： 巴基斯坦报纸热情洋溢地欢迎刘主席访问 欢呼巴中人民友谊　盛赞中国建设成就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三十一日电　巴基斯坦报纸连日来以巨大篇幅热情洋溢地报道刘少奇主席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并欢呼中巴两国人民的深厚的战斗友谊。具有二十六年历史的《晨报》三十日第一次用中文刊登了一条八栏的大标题：《欢迎贵宾访问卡拉奇》。 乌尔都文《战斗报》、《成就报》和《自由报》在这天的头版上都以显著地位登载了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照片。一些报纸出套色专页，上面印着中文大字：“巴中友谊万岁！”许多报纸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拉合尔人民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盛况。 一家报纸刊登的发自拉合尔的报道对当地人民欢迎中国领导人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到达的时候，拉合尔那么多的人民出来表示盛大欢迎，这是独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个省会的全体居民几乎全都出来欢迎在巴基斯坦受到最大的考验的时刻支持它的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人估计，出来欢迎中国领导人的达一百万人以上。” “从拉合尔机场到省督府的五英里长的路上挤满了几十万男男女女和儿童，他们都想看一看贵宾。” “他们爬在树上、电线杆上，坐在卡车和公共汽车顶上向刘主席和其他中国贵宾挥手致意，并且高呼：‘巴中友谊万岁！’。” “这个城市的生活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在这长达五英里的路上，巨大的横幅上用乌尔都文和中文写着欢迎标语：‘巴中友好万岁’，‘亚非团结万岁’，‘刘少奇主席万岁’等等。”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和停下来的时候，热情的群众发出的热烈的掌声，响彻云霄。” “刘主席同等候在那里欢迎他的人们握手，人们给刘主席戴上很多的花环。这时，热情的群众继续呼口号，军警铜乐队奏起欢迎曲。” “当刘主席走近人群时，花瓣象雨一般撒在他身上。” “刘主席然后在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队护送下前往省督府。” “几千个学校儿童穿着他们节日的漂亮衣服在沿途好些个特为他们划出来的场地上欢迎贵宾。他们高喊：‘刘伯伯万岁’，‘中巴友好’。” “在贵宾经过的时候，他们撒着花瓣，唱起歌，在他们学校乐队的伴奏下表演了精彩的民间舞。” “在官员们的汽车队后面是五千多辆出租汽车和人力车，再后面还有五千辆小摩托车。” “宽达一百五十英尺的街道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拿着巴中两国国旗不住地摇，他说：‘拉合尔看到了两件引以为荣的事情：打赢了拉合尔战役，然后是这次盛大的接待。’” 《黎明报》、《晨报》以及其他许多报纸出访问特刊，并刊登了介绍中国经济和文化成就的特稿和文章，赞扬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中巴友谊。 乌尔都文的《今天报》二十八日发表社论，赞扬中巴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社论说，巴中友谊的这些根本原则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纽带。

第3版()专栏： 中巴友协设宴欢送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 巴驻华临时代办为艺术团访华举行宴会 谭震林副总理出席巴临时代办宴会　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巴艺术家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送由团长拉赫曼、副团长阿奇兹率领的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 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出席了宴会。 中巴友协副会长方石珊在宴会上讲话。他说，巴基斯坦艺术团在北京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你们那些美好的节奏与旋律和谐一致的音乐舞蹈，给了我们很大的享受。你们演出的反抗外国侵略的节目，反映了巴基斯坦的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去年举国一致反抗印度侵略的斗争中，充分体现出来。巴基斯坦艺术家演出的中国歌曲，表达了中巴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这种友谊在今后的岁月里，在反抗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必将获得进一步加强。方石珊祝愿艺术团在我国其他城市访问演出获得更大的成功。 拉赫曼团长在讲话中说，北京观众对巴基斯坦的音乐和舞蹈表示十分热情和真诚的欢迎，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他说，中国人民是巴基斯坦人民最诚恳、最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支援在一亿巴基斯坦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将永远铭刻在巴中友谊的史册上。 出席宴会的，还有任映仑、杨纯、赵辛初、徐净武、王元方、周巍峙、丁波、戴爱莲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和罗查大使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后，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出席了中巴友协为他们举行的文艺晚会，观看了首都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歌舞节目。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今天下午接见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团长拉赫曼、副团长阿奇兹，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任映仑、杨纯、赵辛初、方石珊、徐净武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和罗查大使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和夫人，今天中午为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访华举行宴会。 谭震林副总理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上洋溢着友好热烈的气氛。杜拉尼临时代办和对外文委副主任杨纯先后讲话。他们都指出，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在巴基斯坦受到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充分表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杜拉尼临时代办在讲话中用“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这一谚语来赞扬巴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去年九月间我们民族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用他的言语和行动，证明他们确实是我们真诚的朋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巴中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他对文化艺术团在北京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纯在讲话中表示相信，中巴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她指出，巴基斯坦艺术家在北京的精湛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希望巴基斯坦艺术家把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正义事业的支持转达给巴基斯坦人民。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以及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赵辛初、方石珊、戴爱莲、王元方、丁波等。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的夫人，以及巴基斯坦文化艺术团团长拉赫曼、副团长阿奇兹夫人和全体成员，出席了宴会。

第3版()专栏： 日本反动派破坏不了中日人民友谊 佐藤政府悍然宣布无理拒绝我国代表团入境我外交学会谴责佐藤政府追随美帝敌视中国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言人，今天就日本佐藤政府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访问日本一事，发表谈话如下： 三月二十九日，日本佐藤政府悍然宣布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对于佐藤政府蓄意阻挠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反动措施，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 佐藤政府这一阻挠中日两国人民正常往来的无理行为，完全违背了日本广大人民的愿望，再一次暴露了它追随美国、露骨地敌视中国的反动面目，说明了它只能仰承华盛顿的鼻息办事，不能采取半点“独立自主”的政策。 最近，佐藤政府更加积极地追随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变本加厉地与中国人民、越南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为敌，正在把日本推向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上去。佐藤政府这种倒行逆施的作法，在觉醒了的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面前，定将碰得头破血流，决不会有好的下场。 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多次接待过日本各政党、各团体的许多朋友，同日本各界朋友一道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同日本社会党发表了四次共同声明，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热烈支持。现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访问日本，是完全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的。 现在，日本社会党的朋友们正在和日本各界人民一道，继续为实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的访日，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而进行着斗争，我们对此表示钦佩。 一小撮日本反动派的兴风作浪，决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尽管佐藤政府阻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访日，但是我们同日本各界朋友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冲散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第3版()专栏： 日本公众愤怒谴责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 社会党强烈抗议佐藤政府拒绝中国代表团入境 岩间正男驳斥佐藤政府诬蔑中国代表团的谬论 新华社东京三十一日电 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二十九日悍然无理拒绝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预定在最近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这一无理决定立即激起了日本五十多个政党、群众团体的强烈抗议和广大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 据报道，社会党在二十三日成立了由佐佐木委员长和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的欢迎委员会，并向佐藤政府提出批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的申请。但是，在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授意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桥本登美三郎、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和法务大臣石井光次郎在二十九日做出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的决定。 桥本登美三郎二十九日晚上，接见日本记者时为佐藤政府这一敌视中国、阻挠和破坏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的行为进行诡辩。胡说什么“从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考虑，在现在的时机，允许中国代表团入境是危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的”，会“干涉日本内政”。法务大臣石井光次郎说得更露骨。他把保护美国主子看成是日本的“国家利益”。他说：“批评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是不行的”。 佐藤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它敌视中国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佐藤政府一直在露骨地追随美国推行“两个中国”和敌视中国的反动政策。佐藤荣作在一九六四年秋季刚上台，就无理拒绝了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日本参加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接着又用所谓“吉田信件”破坏中日贸易，百般破坏和阻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并且在联合国大会上猖狂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三月二十八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竟然对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进行攻击，他语无伦次地说什么日本青年到中国来参加联欢也“是对日本内政的严重干涉”。 日本社会党二十九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佐藤政府的无理的决定。声明指出：“谁也不能否认，相互交流将增进日中友好，从而对亚洲和平作出贡献”。声明说：“（佐藤）政府蹂躏了国民的希望和期待，非法地、无理地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入境。这就不但赤裸裸地暴露了佐藤内阁敌视中国的态度，而且暴露了它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压力的屈辱外交的姿态。这件事情表明佐藤政府追随美国并同它合作企图变本加厉地扩大侵越战争。”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三十日发表谈话指出，佐藤政府悍然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的入境，这是美日反动派对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挑战。佐佐木表示社会党要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能够访问日本斗争到底。 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副团长岩间正男二十九日晚发表谈话揭露佐藤政府不断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并驳斥了佐藤政府诬蔑中国代表团“干涉日本内政”和“危害国家利益”的谬论。岩间指出：佐藤政府拒绝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国外交学会代表团的入境，给今后日中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这是佐藤政府越来越参与美国侵略越南和“遏制”中国的又一个新的表现。岩间说：“佐藤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这种无理的、非法的攻击，是对争取独立、和平、民主，要求日中友好和早日恢复两国邦交的广大日本人民的挑衅。日本人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三十日发表谈话说，佐藤政府正式拒绝应日本社会党的邀请预定访问日本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的入境，这不仅是对社会党的进攻，而且是对全体日本人民的进攻。中岛指出，对佐藤政府决不应该抱任何幻想，必须发动全国人民推翻这个政府。 日本五十多个日中友好和贸易团体、和平组织、工会、妇女以及宗教团体，三十日成立联络委员会，并且一致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佐藤政府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决议指出，这是佐藤政府屈从美国、敌视中国的又一罪证。 日本的报刊、通讯社指出，佐藤政府的这一敌视中国的行动不是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是根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要求而决定的。《每日新闻》三十日报道，佐藤政府认为“围绕着越南形势只要美中两国的严峻关系没有缓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不改变，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共同社二十九日报道，日本政府宣布拒绝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入境，“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目前越南战争日趋加剧，需要在对中国政策上采取明确的态度。”

第3版()专栏： 美国军舰飞机侵入我领海领空 我提出第三百九十九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三月三十日二十一时三十七分至二十三时三十九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福建省南日岛东南地区领海。三月三十一日二时十七分至十时零一分和十三时四十四分至十七时三十分，美国军舰一艘，两次侵入我福建省平潭岛东北、南日岛东南地区领海。同日十一时零六分至十一时二十二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东岛地区领空。对于美国军舰和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三百九十九次严重警告。

第3版()专栏： 不体面的印度总理 本报评论员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到华盛顿去访问，同约翰逊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诬蔑中国 “侵略”，说什么中国造成了“对和平，特别是亚洲和平的威胁”。这位印度总理，还在华盛顿专门发表反华演说，诬蔑中国 “不希望印度次大陆有和平”，等等。 印度反动派反华，已经反了好多年了。尼赫鲁反不下去了，夏斯特里接着反；夏斯特里反过了，现在印度的新总理甘地夫人又接上来了。这叫一脉相承，是毫不奇怪的。而且反来反去，也还是一些早就破了产的老调，无非是中国“侵略”，中国不要“和平”。对于这些反华滥调，全世界早已听厌了。 究竟是谁在亚洲进行侵略，谁在破坏亚洲的和平？事实俱在，有目共睹。威胁亚洲各国安全、破坏亚洲和平的罪魁，是美帝国主义。它发动过侵朝战争，至今还霸占着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目前，它派遣了二十多万远征军，正在对南越人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除了美帝国主义，还有印度扩张主义者。难道不正是印度反动派向它的邻国巴基斯坦发动了武装进攻，从而使次大陆的和平一度遭到了破坏吗？难道不正是印度反动派不断地在中印边境制造军事冲突吗？中国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也反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侵略。中国反对一切侵略，坚定不移地支持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企图把他们自己在亚洲干的侵略和破坏和平的罪恶勾当说成是中国干的，这是办不到的。 大概甘地夫人也发现，她的前任的那些反华滥调，已经难以找到市场了。于是，她力图花样翻新，创造一些新的论据。她向美国听众说，中国和印度“冲突”，是由于印度“在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作为“一个堪为强大繁荣民主国家的范例”。这真是个闻所未闻的新发现：原来中国是在嫉忌印度的“繁荣”和“民主”呵！ 既然印度总理自己提出了关于印度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不奉陪几句。中国人民固然十分尊敬印度人民的勤劳和才智，但是，我们对于甘地夫人所吹嘘的今日印度的所谓“繁荣”和“民主”，却丝毫也没有兴趣。是那种成亿人民嗷嗷待哺，成百万人死于饥饿的“繁荣”吗？是那种在所谓“保卫印度法”的法西斯法令的名义下任意逮捕公民和对参加反饥饿游行示威的人民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的“民主”吗？对不起，这些东西，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也是有的，早在十六年前，我们把它们当作垃圾，一扫而光。 本来，谁都知道，印度新总理这一次是在印度国内粮食危机严重恶化和经济日益破产的情况下到美国去访问的。据“印度新闻处”三月二十四日说，美印双方会谈的主题之一，是印度独立以来空前未有的粮食危机。印度总理当然有自由到美国去乞讨面包。对此，中国人民并不愿意过问。但是，印度总理为什么要在向华盛顿乞求面包的同时，非要大反一通中国不可呢？显然，印度总理是拿反华作为讨好美帝国主义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求得华尔街大老板多施舍一些罢了。 印度总理做得未免太不体面了！

第3版()专栏： 三月三十日，巴基斯坦的最大城市卡拉奇的市政委员会在真纳公园举行市民招待会，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图为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等在卡拉奇市民招待会上。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桑穆加塔桑同志揭露苏共新领导加紧谋求同美帝合作 苏共二十三大将进一步背叛革命推行投降路线 苏联领导在口头上支持越南人民那是伪善的 新华社科伦坡三十日电　锡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二十六日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发表新闻公报指出：这次大会“将进一步把背叛革命原则和接受赫鲁晓夫首先提出的阶级合作理论和彻底投降理论的作法系统化”。 新闻公报说，“苏共的代表大会通常在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是引起注意的。这不仅因为它是伟大列宁缔造的党，而且还因为它是第一个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和开始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党。 “但是自从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篡夺政权、把苏共放入修正主义模子里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莫斯科不再是革命者的圣地。革命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苏共的这种没落趋向是从恶名昭著的二十大开始的，那次大会听到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秘密’谴责，在那次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系统地发展了他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理论。” 新闻公报指出，目前这次二十三大，象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一样，将进一步把背叛革命原则和接受赫鲁晓夫首先提出的阶级合作理论和彻底投降理论的作法系统化。它说，赫鲁晓夫“使苏联人民离开了他们早先的革命道路，并把他的错误的阶级合作的修正主义理论强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他的作法过分荒唐，过于公开地暴露自己的意图。他不得不下台。他的追随者步他的后尘，而且比他更加狡猾。他们奉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毫无疑问，作法将会有某些改变。”“我们可以预料将听到许多在越南问题上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言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欺骗苏联人民，以便能够更加变本加厉地出卖他们。” 新闻公报说，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来，衡量苏联领导已经发生的变化的最好的气压计是帝国主义者的反应。他们的估计是刻毒的但是现实的。正如巴黎《战斗报》所指出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自从古巴危机以来，俄—美特殊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尽管发生越南战争，这种关系不知为什么仍然保持下来了。这家报纸是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会议发表这些意见的。据这家报纸说，会议“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同前者，有可能谈判；同后者，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甚至不能信任”。另一家巴黎报纸《今日巴黎报》说：“没有受到人们注意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的一个方面是美国国防部长的讲话，他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转变一九四九年以来照例讨论的问题（即俄国的威胁）而致力于研究所谓中国的威胁。”这是指国务卿腊斯克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发出的把中国当作世界上主要的危险的激动的呼吁以及他的荒唐的宣告：欧洲的命运正在越南战场上决定。他只字未提来自俄国的任何威胁。西线无战事。俄国“威胁”已经被“黄祸”所代替！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新德里同柯西金会谈之后的反应。汉弗莱说柯西金是“有思想和理智的人”，然后他认为：“但是，我想，俄国人首先是对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咄咄逼人的态度感到关切。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要求遏制共产党中国，而且，完成这个遏制的目的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在东南亚保持和平”。 新闻公报说，“这样，我们看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对苏联的全部重新估价。苏联领导人也很快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最近，在苏联，正式出版两本重要的书。一本是《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它宣传了苏美合作的‘重要意义’并说‘两个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符合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对全人类的命运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本书强调指出，苏联要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另一本书的题目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这本书也鼓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并且美化美帝国主义领袖。这本书说：‘苏美关系，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和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苏联希望同美国和平相处与合作，因为认识到苏美关系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以及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具有最大的重要意义。’“因此，苏联现领导谋求的不是团结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人类的头号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苏联领导谋求的是同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越南人民的刽子手——的合作和团结。它谋求的不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的最后失败，而是同它合作共处。 “苏联这种反动的修正主义概念在苏联《新时代》周刊今年第六期一篇题为《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文章中说得极其清楚。据这篇文章说，今天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概念’，塔什干和越南这两种概念。前一种概念有利于人类。后一种不利于人类。 “这番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塔什干是想使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解决它们的分歧，好使它们同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结成反华的统一战线。换句话说，塔什干是帝国主义反华阴谋的一部分。越南意味着一个小而勇敢的民族对外来的美帝国主义最残暴的侵略进行的英勇抗战。苏联领导竟然公开表示它喜欢塔什干概念，这说明它在政治上堕落到了什么地步。附带说一句，这也暴露了他们口头上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是伪善的。” 新闻公报在谈到在苏联发生的蜕化——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文化的流入等现象时说，这是苏联领导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继续存在，只要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就很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既符合还没有解放的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并不熄灭。在大部分情况下，斗争加剧了。工人阶级面临着被推翻的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残余力图复辟的最疯狂的活动。只有工人阶级对目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前剥削阶级和他们的社会联系保持最大的警惕和行使最无情的专政，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秩序继续占优势。” 苏共领导“敞开大门让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影响流进去。由于工资差额过份悬殊，出现了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阶级，他们对革命斗争或者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不感兴趣。无产阶级专政变得松弛了。投机倒把和挪用公款的现象变得司空见惯。部分恢复资本主义得到了容许。赫鲁晓夫就作为所有这些势力的代表出现。” 新闻公报说，“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苏联领导所犯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它们正在采取措施，以保证它们国家内不出现这种蜕化。中国除了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同旧社会的残余作斗争之外，正在大力教育年青一代——革命接班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帝国主义者的希望破灭，帝国主义者希望在中国目前的革命领导人去世之后，中国革命也会倒退。这必然是一个经常的无情的斗争过程。” 公报最后说，“今天，世界帝国主义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它到处面临失败——在越南、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刚果（利）等等。革命力量正朝着胜利的时刻前进。正是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必须调用它的最后的后备军——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同帝国主义者一起行动来遏制中国和破坏革命运动，就象在十月革命后社会民主党人立即帮助帝国主义者隔离苏联一样。但是，就象帝国主义者和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在当时遭到失败一样，他们将再次遭到失败。世界革命运动是会有曲折的。但是它最后必将胜利。世界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现代修正主义者都不能防止这一点。”

第4版()专栏： 阿《团结报》揭露苏联领导的进一步堕落 苏联领导为了反华不惜同傀儡并坐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勾结美帝主宰世界阴谋永不得逞 新华社地拉那三十日电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三十日发表题为《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堕落到何等地步》的文章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印度德里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同蒋介石傀儡集团、“马来西亚”、南越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以及美国和英国坐到一条板凳上，这反映了苏联现政府的破了产的政治路线。 文章指出，这再一次表明了美国和苏联修正主义者从主宰世界的私利和欲望出发，把他们在亚洲的阴谋行动协调一致起来，以便不致危害他们的利益，不要打破这一地区“现状”。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越南人民正义事业和英勇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是典型的卑鄙无耻的、叛徒的立场。 文章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亚洲地区这些傀儡集团的合作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进一步堕落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同它们合作就意味着背叛了中国、朝鲜、越南等国人民的崇高利益，意味着践踏了最起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区别制度之间、阶级之间、政治立场之间的界限。 文章说，是什么东西促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同各国人民的敌人相互勾结呢？回答是很简单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在一起策划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他们正在建立所谓“遏制”中国的墙，以“孤立”中国并通过从印度开始直到日本的一系列巨大的军事基地来“包围”中国。这一阴谋目前正在进一步扩大。他们企图破坏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扑灭人民革命并消灭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一切努力。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为和平而合作”的幌子下进行的投降主义的欺骗宣传，被用来毒化各国人民，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章说，在约翰逊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的讲话中，没有一次不提到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进行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帝国主义者正在依靠这种“合作”，从内部来夺取堡垒。 文章还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举行了各种会议，通过会议他们越来越加强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友好”和联系。 文章最后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同这些傀儡集团一起参加阴谋会议，表明他们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表明他们是多么热心地为帝国主义主子心甘情愿地效劳。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他们永远也不会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第4版()专栏： 美帝国主义在政治战线上也遭到惨败 岘港顺化西贡爆发反美大示威 示威群众高呼“还我主权！”并限约翰逊两天内公开道歉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西贡消息：南越美伪统治区各主要城市的人民最近举行了反对美国和它的南越走狗的一系列大示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岘港，一支车队载着一批示威群众三十日在市内举行反对美国和阮高其傀儡集团的示威，这时，一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汽车横冲直撞企图冲散这支示威的车队，美国兵还殴打了这支车队的一些司机。美国侵略者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干涉行动，激起了示威群众的极大愤慨。两千名示威群众立即把一座美军宿舍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要求约翰逊亲自就美军这种干涉南越内政的行为公开道歉。尽管美国驻岘港领事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出来道歉，但是仍无法平息示威群众的愤怒，示威群众向约翰逊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亲自公开道歉，否则示威者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岘港示威群众的斗争，立即得到了西贡市人民的支持。西贡学生组织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破坏示威的野蛮行为。三十一日，西贡市三千人又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示威群众高举的横幅上写着：“还我主权！”“越南只属于越南！”“美国应当改变它在越南的政策！” 这次南越美伪统治区城市人民反对美伪集团的斗争，是从三月中旬开始的。三月十日，阮高其在他的美国主子支持下，把伪第一军军长阮正诗赶下台，从而触发了傀儡集团又一次内讧。阮正诗被赶下台后，他的一些支持者即在岘港、顺化等地组织反对阮高其的示威。这些城市的人民也乘机群起展开反对阮高其军事独裁集团的斗争。这些城市的各阶层人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和罢课，要阮高其集团下台。部分伪军警人员也参加了示威。斗争的规模不断扩大，不仅使这些城市陷于瘫痪，并且逐渐蔓延到美伪统治的中心西贡。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亲自插手干预，妄图使群众的斗争缓和下来，保住阮高其集团的血腥统治。阮高其也软硬兼施，一方面表示要“加速从军事统治向根据宪法选举的政府过渡”，一方面又扬言如果“逼他太甚”，他将采取“非常的断然措施”。但是美伪集团的这些手段，不仅未能欺骗和软化人民的斗争，反而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怒火。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从三月二十三日以来，岘港、顺化等地又接连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示威群众不但要阮高其集团下台，而且“反美调子越来越高”，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反对傀儡集团听命于美国。二十三日，顺化有一万人参加了示威，二十七日又有两万人上街示威。岘港市民在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举行了总罢市和罢工，使全市百分之九十五的商店关了门，在岘港美军基地工作的许多工人也停止上工。码头工人的罢工使一些轮船无法卸货。岘港和顺化的学生还一度夺取了当地的电台，进行反美和反阮高其集团的广播。西贡市的佛教徒在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举行了示威和集会。天主教徒也在二十九日宣布要阮高其集团下台。 面对着广大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又一次陷入困境。西方通讯社说，西贡的美国官员承认，南越的政治局势“已经到了危机阶段”，他们“正以不安的心情注视事态的发展”。阮高其集团更是惊惶不安，既害怕被人民推翻，又怕美国主子换马。据美联社报道，阮高其三十日已“下令把两营伞兵开到西贡作为后备”，并且命令伞兵在西贡电台周围布防，预防“麻烦”。

第4版()专栏： 南越人民武装再次奇袭朱莱美军机场 毁美机三十架歼美军一百五十名 新华社河内三十一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广南省解放武装力量三月二十三日夜晚奇袭朱莱美军机场。据初步消息，解放武装力量歼灭美国侵略军一百五十名，击毁或烧毁敌喷气式飞机三十架，还炸毁敌人许多碉堡。 这是解放武装力量对朱莱的美军巢穴的第二次奇袭。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武装力量在奇袭这个机场时，曾歼灭美国侵略军三百多名，击毁美机五十七架。 新华社三十日讯　西贡消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三十日清晨用炸弹爆炸了新山一机场附近的一所美国空军军官宿舍。 据美联社初步透露，炸弹爆炸时，一些美国侵略者正在这所二层楼的宿舍中睡觉，其中有四、五人被炸伤。 在一年前的同一天，解放武装力量爆炸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

第4版()专栏： 厄瓜多尔人民斗争浪潮冲垮独裁政权 军事独裁者逃往外国，武装部队支持“文人政府”上台 人民群众反对因达武鲁任“临时总统”，高呼革命口号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基多消息：在人民群众强烈的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冲击下，由美国一手扶植的厄瓜多尔军事独裁政权二十九日宣告垮台。军事委员会的三个头目“辞职”，随即逃往国外。 自从一九六三年七月亲美军事独裁政权上台以来，厄瓜多尔人民就一直进行着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反美反独裁斗争。今年一月下旬起，斗争的风暴发展到了新的高潮。“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独裁政府”的声音响彻全国。 这次反独裁的新风暴是十八日从首都基多（厄瓜多尔第二大城市，位于皮钦查省）开始的。随着亲美反动政权的残暴镇压，特别是当局二十五日对基多学生实行屠杀，斗争的规模不断地扩大着。从二十二日起，基多和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瓜亚斯省首府）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的工商界已先后发动了罢市，抗议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经济政策。 据报道，在瓜亚基尔，几千市民二十八日再次涌上街头，举行激烈的反独裁示威。军警发射大量催泪弹甚至开枪镇压群众。但是群众的斗志极为高昂。他们在街上筑起路障，用石块象排炮似的还击军警，搏斗持续达几个小时。愤怒的群众还烧毁了官方的三辆汽车，用石头猛击独裁政权的国家银行和国家发展银行。 在第三大城市昆卡（阿苏艾省首府）和第四大城市乐哈（乐哈省首府）市民们二十八日也举行反政府示威。昆卡的美国“阿伯拉翰姆·林肯”文化中心遭到了爱国群众的袭击。两地的示威群众在街上同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至少有五个人遭反动军警枪杀。据报道，在马纳比省首府波尔托维霍，二十八日也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 在这种爆炸性的形势下，亲美反动当局——军事委员会二十八日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公报，再次假惺惺地许诺将向各政党首脑提出“旨在恢复宪政的基本改革”，重施已经破产的骗人故技。在发表这项公报之前，独裁政府的财政、农业、工商和公共工程部的四个部长被迫辞去了职务。 但是，人民群众的怒火仍然未能平息。军事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不得不于二十九日“辞职”，逃往外国。 据报道，首都基多和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的学生们听到军事独裁政权垮台的消息时，立即涌上街头，高呼“处死独裁者”。基多的一些学生冲向军事委员会的“总统府”，但是遭到守卫部队用催泪瓦斯镇压。另一些学生占领了官方广播电台。还有大批学生袭击了基多的监狱，抢救出被关在那里的许多政治犯，其中包括一部分被指控为从事游击活动的爱国者。在群众的压力下，军事当局宣布释放一批被捕的学生领导人，恢复六家被封闭的电台。 学生们号召人民进行一场“持久的反寡头斗争”。 但是，厄瓜多尔的三军首脑在宣布军事委员会头目辞职的同时，在当天举行了一个会议。这个由武装部队参谋长特尔莫·巴尔加斯主持的一次有武装部队和一些政党人员参加的会议确定由前全国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耶罗维·因达武鲁来担任“临时总统”。这次会议是在国防部举行的。 据合众国际社透露，美国政府对所谓厄瓜多尔的新的“文人政府”是“同情的”。这条消息说：“有迹象表明，美国欢迎厄瓜多尔恢复文人执政”。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耶罗维是一个“进步的温和派”，“他看来得到厄瓜多尔的军方和非军方人士的支持。” 耶罗维·因达武鲁三十日在群众反对他的呼声中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因达武鲁是地主和船主。一度当过瓜亚斯省银行的经理，担任过厄瓜多尔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大使、内阁财政部长等职务。 在耶罗维·因达武鲁就职的仪式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特尔莫·巴尔加斯正式表示武装部队支持以他为首的“临时政府”。 但是，厄瓜多尔第三大城市昆卡的学生宣布拒绝承认耶罗维·因达武鲁为“临时总统”。在因达武鲁宣誓就职的同时，首都的学生在总统府外面举行示威游行，并高呼“革命！”和“打倒寡头！”等口号。 因达武鲁通过电台要求人民“平静下来，回去工作”，但是成千上万的厄瓜多尔人却拥上街头，庆祝希洪反动政权垮台。（附图片）

第4版()专栏：短评 侵略者在火山上 最近几天，西贡、岘港和顺化等南越主要城市人民的反美大示威，迅速发展，达到高潮。美军的干涉和镇压，使示威群众怒火高燃。他们要求约翰逊在四十八小时内对美军干涉南越内政的行为公开道歉。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使美伪集团陷入困境，惊慌不安。 西贡是美伪集团统治的中心，岘港是美国侵略军的重要基地，顺化也是南越的主要城市。象这样一些为美伪集团严密控制的地方，都爆发了如此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可见美国侵略者的脚下到处是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 美帝国主义要把南越变成它的殖民地，这就使自己处于同一千四百万南越人民对立的地位。南越人民同美国侵略者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美国侵略者在南越多呆一天南越人民对它的仇恨就增加一分。约翰逊政府企图在南越搞所谓“社会改革”的政治欺骗来“争取民心”，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约翰逊早就明白，不论在解放区也好，或者在敌占区也好，南越的“民心”，都是要把美国侵略者赶出他们的国土。近几天来响彻西贡等城市的怒吼声，就是对约翰逊政府的严厉警告。 南越敌占区人民的反美大示威再一次说明，美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到哪里，哪里的人民终于要起来斩断它的魔爪。美帝不论用镇压的一手也好，用欺骗的一手也好，都无法解决它同南越人民之间的矛盾。今天，南越人民的反美情绪越来越高涨，反美的怒火也越烧越猛烈。他们的反美怒火同南越人民武装的战斗之火，彼此呼应，使美国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而且在政治上也遭到惨败，最后一定要被埋葬在南越的火海之中。

第4版()专栏： 民主德国向联大申请加入联合国 美英法三国立即表示反对，西德欢迎三国立场 新华社柏林三十一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加入联合国。 柏林报纸三月十四日公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二月二十八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申请书和声明，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乌布利希在申请书中要求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 这个要求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对。美、英、法三国驻联合国代表三月三日发表联合声明，竟宣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无权被接纳进入这个国际组织（指联合国）。”西德政府三月四日公开表示欢迎美、英、法三国发表的联合声明。

第4版()专栏：短评 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 厄瓜多尔军事独裁政权，在人民群众勇猛的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冲击下，宣告垮台了。这是厄瓜多尔人民的一个巨大胜利。它生动地证明了，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是人民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怕人民。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厄瓜多尔军事独裁政权中的一伙，正是为人民唾弃的一些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两年多以前，美帝国主义在厄瓜多尔策动军事政变，扶植卡斯特罗·希洪等傀儡上台，把四百多万厄瓜多尔人置于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美帝国主义以为，那样一来它在厄瓜多尔的殖民统治就可以巩固了。这当然是妄想。正如许许多多历史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只能促进人民更猛烈的革命斗争。近两年多以来，厄瓜多尔人民反美反独裁的斗争急剧地发展，最近达到了新的高潮。希洪政权就是被人民不断高涨的斗争浪潮冲垮的。 但是，希洪政权的垮台，绝不意味着美帝国主义真的退却了。从美国政府对所谓厄瓜多尔新的“文人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老奸巨猾的美帝国主义是在玩弄阴谋诡计，企图改换一种手段来保持它在厄瓜多尔的统治地位。然而，已经觉醒了的厄瓜多尔人民并不是那末容易受欺骗的。只要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没有被彻底打倒，厄瓜多尔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就绝对不会停止。

第5版()专栏： 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何其芳 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前一些时候，夏衍同志在一九五八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重新放映，受到了严正的批评，后来有些同志又写文章，批评了他解放以后写的关于电影的论文和解放以前的某些作品。 夏衍同志是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作家。他曾从事过多方面的文化艺术活动。他的长时期的活动，工作，包括他的创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曾经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我们翻一翻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可以读到对于他的赞扬，而且不少是过分的不适当的赞扬。为什么他在解放以后，在主管一些文化艺术工作的时候，在他改编的电影剧本和写的论文中，却犯了许多错误呢？为什么对他解放以前写的作品加以认真的考察，也会发现它们并不象有些现代文学史所称赞的那样，“思想性很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揭示了生活的真理”，而实际却是宣扬了许多错误的思想呢？ 一方面是参加革命很久，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他的活动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却又在他的作品和论文里有那样多错误的思想。这都是客观的存在。为什么事物竟是这样矛盾，复杂，以至使现在有些教现代文学史的人感到为难，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些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呵？ 在事物的矛盾和复杂之中总是有它们的内部联系的。这些都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从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零九年之久。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很多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的，所以他们大批地参加了革命。但他们从中国的和外国的学校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文艺的影响很深。他们是带着民主革命的要求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参加革命的。他们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其中从事文化工作、文艺工作的人，参加的又主要是文化和文艺方面的斗争。他们经常接近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或极少参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没有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的阶级斗争中去改造自己，去学习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是并不奇怪的。这些带着民主革命要求来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工作中也是要犯错误的。然而当时的革命的锋芒究竟是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一般地还是可以有较高的革命积极性，可以努力做一些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锋芒在国内是对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这些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的人再不自觉地进行改造，就必然要在工作中不断地犯错误，他们的错误思想就必然要反复地表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物了。 并不只是夏衍同志是这样，然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他作为一个例子，正可以来看一看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革命的文艺界的影响是多么深。把他作为一面镜子，正可以来警惕我们不和工农兵群众结合，不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会走到多么严重的错误的道路上去。让我们从他过去的许多作品和杂文来看看他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是多么爱好，多么醉心，以至达到了不知厌倦地鼓吹的程度吧。 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醉心和鼓吹 夏衍同志的剧本《芳草天涯》远在一九四五年就受到过批评。夏衍同志通过这个剧本中的一个叫孟文秀的人物，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这个人物反复地讲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没有一个民主的传统”，“中国还没有欧美一般的自由传统”，而且公然提倡所谓“欧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容忍”。孟文秀的侄女孟小云向他抱怨有些男子对妇女“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时候，他说： 那是相互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态度上的民主，每个人都不够容忍……因为Tolerance，这个字是欧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 “Tolerance”（容忍）这个字，原来含有不要排斥不同的宗教派别的精神的意思，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和“人道主义”、“博爱”等一起提倡这种思想。但后来欧美资产阶级提倡“容忍”，却是为了缓和阶级斗争，为了反对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反抗。许多资产阶级提倡的思想都是这样的：它们被用来反封建反宗教压迫的时候，曾经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它们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作用以后，就成为欺骗人民、麻痹人民和毒害人民的事物了。熟悉中国新文学史实的人都记得，“五四”以后，在中国提倡所谓“容忍”并非始于夏衍同志，而是二十年代的道地的资产阶级右派——“新月派”。这个以胡适为首的集团曾经在他们的刊物《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本上登过一个《新月月刊敬告读者》的广告，其中曾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夏衍同志到了四十年代还来提倡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倒真好象应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所作的预言：“‘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芳草天涯》脱稿于一九四五年春天，同年十一月在重庆演出。那正是日本法西斯投降的前后，也正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并随后就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正如“新月派”不能容忍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革命文学一样，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也一点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存在。夏衍同志却在这个时候提倡“容忍”。如果中国人民什么都“容忍”，还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把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都推翻吗？ 夏衍同志也许说，他写的这个孟文秀本来年轻时候在美国留过学，“曾经是一个全盘欧化论者”，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并不都是作者赞同的思想。但是，第一，对这个人物津津乐道的 “欧美民主主义”，剧本中毫无批判。第二，我们从夏衍同志过去写的一些杂文和论文可以看出，他完全同这个孟文秀一样醉心和鼓吹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篇题作《谈自己》的杂文里，夏衍同志说他不喜欢在会议上作讲演，不喜欢看话剧预演或招待演出后提意见，常常因此引起朋友们的误会。于是他就很感叹“我们这一时代的人”实在太“不够民主”，并且进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大加歌颂了： 在中国乡间来了一个衣装稍稍不同一点的人就要论足评头，追随不散，而在伦敦则不论你黄人黑人，不论你穿十八世纪的古装或者霍莱坞的时装，谁也不来对你给以特殊的一瞥，这大概是——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总也是有了几世纪民主思想之积蓄的原故吧①。 这真是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不绝。“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到底是多么好啊！夏衍同志完全忘记了这个“有了几世纪民主思想之积蓄”的老大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基础是建筑在多么残酷的对国内和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了。 在《人·演员·剧团》和《论“戏德”》②这两篇论文里，夏衍同志公然主张用表现“英国民主主义精神”的所谓“运动员道”来解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戏剧运动中的问题。在前一篇里他说： 假如我们承认做一个好的工作者是做一个好演员的先行条件，那么我深深觉得数千年的专制政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侵略，已经深深的斫伤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的传统，而使我们这一辈的灵魂深处缺少了一种关心他人，体谅他人的精神。时人论英国的民主政治，说最能代表英国人为人态度的是玩牌乃至踢球时候表现出来的“运动员道”（Sportsmanship），那么我想，及时地在我们戏剧工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演员道”（Playership）似乎已经是切要的事了。构成运动员道（或者说运动精神）的特质是：对内合作，对人体谅，对事公正。而这三者正是矫正我们当前弊害的特效良剂。 在后一篇里他同样提倡这种“运动员道”，不过把它又译作“运动员道德”。他说：“人们论英国的民主精神，每每归功于英国人引以自豪的‘运动员道德’”。这两篇论文写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和十一月，已经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之后。要推动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为什么不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南，从政治上思想上来探讨并解决它的一些根本问题，却把资产阶级民主精神提出来作为“特效良剂”呢？ 夏衍同志也许说，他这只是在生活态度上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并不是在政治上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在生活态度问题上提倡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也是十分错误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只能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到了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了抗日战争中，还认为它们可以用来解决进步知识分子的恋爱婚姻问题，可以“矫正”革命戏剧运动中的“弊害”，这只能说是一种二十世纪的神话。而且，夏衍同志这样迷信“英国的民主精神”，正是说明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不认识它的实质。所以，在《忆聂耳》和《携起手来，更勇敢地前进！》③这样两篇文章里，他就把当时还在创造中的新中国设想为是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国”，“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民有民享民治”，这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林肯的话吗？他所说的“民”还不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吗？“自由平等幸福”，这不是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基本上一样，只是把“博爱”改作了“幸福”吗？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论述过中国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他说，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它的前途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我们要力争这一前途④。所以它并不是夏衍同志所设想的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已经有了这种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雏型。在抗日战争以后，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完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夏衍同志对资产阶级的事物的醉心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再读一读他这一段文字吧： 我合上书望着天边。天的那方是一块富饶的乐土，是一个自由的乡邦。胶片、电波和印刷机一直给我们报导着这一块乐土的消息。我们一提起这地方的名字就联想到自由、欢悦和丰饶。是丰饶吗？怎样不。那儿不仅有榨得出油一般肥沃的土地，而且是彻底电气化了的，用机器来耕种收割的地方……⑤　 读者同志们，你们猜他这是讲的什么地方？原来是美国。原来是他读了一本美国作家写的暴露美国的黑暗的作品，他为这个作家打破了他的美好的想象而感到怅惘： 他随随便便地翻过了黄金之盾的另外一面，告诉我们： 并不是人间已经尽变了天堂。夏衍同志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三年。那时美国还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之一。我们并不要求夏衍同志那时就预见到美国将代替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而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夏衍同志怎么会把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象得那样美好呢？夏衍同志的美梦被戳破以后也还是这样说：美国仍然是“黄金之盾”，黑暗不过是她的“另外一面”，不过是证明了还没有“尽变”“天堂”。是的，美国既有“胶片、电波和印刷机”，又有“彻底电气化”，既有“肥沃的土地”，又有“用机器来耕种和收割”。但是，毛泽东同志讲得好：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⑥　 夏衍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曾强调“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剧团经营人，新的演出人”，“有科学头脑的事业家”。但他心目中的事业家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说：“我们要有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要有丹钦科——但退一步说，假如客观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恕我矫激，我甚至以为我们不妨有一个齐格菲，有一个兹纳克。”⑦齐格菲和兹纳克又是什么人呢？原来一个是美国一家滑稽歌舞团的老板，一个是美国好莱坞八大垄断制片公司之一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的副总经理，都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的事业家！ 夏衍同志甚至认为爵士音乐和摇摆舞也是美国的好。一九三九年，他曾把上海舞场的摇摆舞和美国的摇摆舞加以比较，他说：“爵士也好，摇曳也好，在美国，有的兴奋，年青，稚气，野蛮和愉快”，而上海的爵士音乐和摇摆舞“却只是殖民地性的颓废，自暴自弃，‘吃豆腐’和猴子似的模仿”⑧。在沦陷了的上海模仿美国生活方式，说它丑恶，可耻，令人恶心，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难道爵士音乐和摇摆舞在美国就不是颓废、堕落和荒淫的表现吗？说美国“年青”，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的阶段，还有什么“年青”？说美国“自由、欢悦”和“愉快”，到底是哪些人的“自由”？哪些人的“欢悦”和“愉快”？这一切不都只是属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吗？ 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制为其公认任务的国家”。他叫那种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看作地上天堂，并且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面，阶级斗争要彻底以武力解决”的人为“庸俗的民主派”⑨。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 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⑩ 列宁还多次指出过，资产阶级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他以瑞士和美国为例，说“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统治都没有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只要工人企图把自己的地位作稍微重大的改善，就立刻会引起内战”?。至于体育和运动员，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本身就是商品。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摄制的影片和资产阶级作家写的戏剧，也曾描写过这方面的残酷的悲惨的事实。夏衍所鼓吹的什么“运动员道”，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的形式一样，也是为了愚弄人、欺骗人的。 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过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先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发表了一篇鼓吹“费厄泼赖”的文章。“费厄泼赖”（Fair play），原来是英美资产阶级体育运动和其他竞赛里面所用的术语，后来他们提倡运用这种精神于社会生活中，含义和夏衍同志所鼓吹的所谓“运动员道”很相近。鲁迅当时虽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也就看到了这一类资产阶级标榜的东西只是对革命的敌人有利，对革命者不利，所以他起而反对。夏衍同志到了四十年代还来提倡这一类欺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装饰品，实在很象是一种历史的嘲讽了。 歌颂人道主义的“美妙” 夏衍同志曾经把新中国设想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样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只是没有把“博爱”写上。但他对和所谓“博爱”本质上差不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是很醉心的。在《于伶小论》?里，他就集中地歌颂了人道主义的种种“美妙”。 他说，在于伶这个作家身上，“最触目、最感人”、“最值得使人珍爱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当时有一位批评家说“乐观的信仰”是于伶的“不断的创作的坚强的支柱”。夏衍同志却认为信仰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他说：“信仰成为了他肉体和灵魂的支柱，而这支柱的着力点，依旧是知识人的善良，多感和人道主义”。他说：“世界观使他脆弱的时候得到支援，世界观使他颓废的时候得到补强，但，支柱终于不是灵魂的本体”。这不是说，对于一个作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比共产主义的信仰、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重要更根本吗?？夏衍同志似乎没有想到，人道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不过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信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罢了。所以夏衍同志实际上是提倡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排斥无产阶级世界观。 还有一段对于人道主义的歌颂： 只有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于自己狭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脑看到感到和想到广泛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力地为着受难者群的遇际而歌哭，而争斗，也只有如此，才能把自己坚定起来，不会在挫败的时候“怯战”，不会在寂寞的时候伤感，更进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溶化理论成为自己的血肉，浸润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才能使他自己的灵魂壮健起来， 能够巍然独立，再不需要“理论”这一根机械的外在的支柱！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有了人道主义就是有了一切。它比理论更根本。有了人道主义就可以“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没有人道主义就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但是，“同时代人”难道没有阶级的差别吗？“社会人”和“世界人”又到底是哪一个阶级的人呀？即使有了“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难道就能够把日本法西斯不能征服中国人民的“苦痛”，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苦痛”，一古脑儿都“汇合”成我们的苦痛吗？难道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阶级的抽象的人吗？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夏衍同志鼓吹的人道主义的确有一点奇异的作用： 比如，它就能够使夏衍同志居然为一个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士兵流泪。那是在一篇题作《士无斗志的日本》?的报告文学中写的。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夏衍同志读到了一个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被击毙的日本士兵身上的几封家信。其中有他的五个孩子给他寄来的信。“这五个共同一致的希望，就是请他们爸爸早日将‘支那人’‘杀光’，‘打平’，‘投降’，早一点回来，那末过新年的时候可以快活地同在一起”。我想，当时有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人读了这样的信，总会愤慨于日本法西斯的宣传教育把这些日本少年儿童的思想也训练成多么反动吧。然而夏衍同志却不但毫不愤慨，反而多情地代这个据他说是“无辜地战死的‘敌人’淌了眼泪”。 比如，它就能够使夏衍同志对许多完全值不得、也不应该同情的人物一概加以同情。在《上海屋檐下》里面，他写了一些所谓“小人物”，其中有经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监狱的考验，出狱后很象是一个叛徒或至少是一个处于叛徒的精神状态中的知识分子匡复，辜负朋友的嘱托、在匡复坐牢期间就占有了他的妻子的林志成，在匡复坐牢期间对丈夫不忠实、和林志成随便同居的杨彩玉，还有用“比上固然不足，可是比下还是有余”一类话来劝人不要不满意和发牢骚的宣扬可耻的奴隶哲学的小学教员赵振宇，等等。夏衍同志对这些人物都是同情的。在独幕剧《赎罪》和《娼妇》里面，他甚至对抗战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县政府的一个盗窃公款的科员和上海一个为汪精卫的特务作事、帮助特务绑架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的汉奸也不吝惜同情。一九四○年他曾把上述这些作品和其他剧本编在一起出版，题作《小市民》。他在这个集子的《后记》里面还提出了他的“理论”： ……抗战里面需要新的英雄，需要奇峰突起，需要进步得一日千里的人物，但是我想，不足道的大多数，进步迂缓而又偏偏具有成见的人，也未始不是应该争取的一面，要争取他们，单单打骂和嘲笑是不中用的，这里需要同情，而我终于怜悯了他们。 你看，夏衍同志把自己说得多么象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家呵！而且，在这里，夏衍同志同邵荃麟同志提倡“写中间人物”、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不是早就“英雄所见略同”吗？ 夏衍同志的人道主义真好象是“无边”的人道主义，真好象是他所说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在《赛金花》（一九三六年出版）里面，他不但对作过妓女、妓院老板、同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并给侵略军提供军粮、物资和妇女的赛金花充满了同情，而且把她描写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巾帼中的大丈夫”。 但是，话又说回来，夏衍同志的人道主义也仍然是有“边界”的。就是在这个《赛金花》里，他对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就一点也不同情。他把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民群众描写为乱抢劫乱杀人的乌合之众，并直接称他们为“拳匪”。在《秋瑾传》里，他也通过秋瑾责骂了义和团，提倡“念书、识字、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并且把农村人民对投靠外国侵略者的“教民”的轻蔑和义愤诋毁为“蠢态”。他写道：“看着这种蠢态，秋瑾禁不住也笑了。”这不清楚地说明了夏衍同志的思想处于秋瑾一样的水平，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的水平吗？在这些地方，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的同情还是到此为止的：他轻视和鄙视在他看来是“愚昧无知”的人民，即使是革命的人民，爱国的人民。 夏衍同志也许说：“你口口声声说我提倡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你安知它不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呢？”我们知道，人道主义本来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无产阶级的学说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就尖锐地批判了海尔曼·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把共产主义描写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以决议的形式正式通告他“所宣传的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想靠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é （自由、平等、博爱）等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人道主义的概念虽然比“爱”和“博爱”更广泛一些，本质上是差不多的。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总的口号、总的原则来提出。如果我们有时也借用这个术语，比如在医疗工作中说“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等，都是在有限的场合，有限的意义上。只有现代修正主义者才说什么“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人道主义这个词在广义上同共产主义相融合”、“共产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人道主义者”这一类的呓语。夏衍同志认为人道主义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根本，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呢？ 超阶级的人性论和“良心”论 从上面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夏衍同志常常是用超阶级的观点来看人，来看事物的。超阶级的观点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为了愚弄人欺骗人、为了掩盖阶级的存在和对立这一根本事实而长期宣扬的观点。而超阶级的人性论又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 夏衍同志为什么同情赛金花呢？他自己说，“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他把赛金花这个妓女、妓院老板和汉奸看成还保留着什么超阶级的普遍的人性，并且居然说“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的通有的弱点的平常的女性”?。但世界上哪里有这种超阶级的“人性”和“一切女性的通有的弱点”呵！ 夏衍同志的人性论使他对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视同仁。他把许多隶属于对立的阶级的人物一概说成是“善良”的，好象人的差别主要是善良和不善良，而不是阶级。他在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后记》中说，“我只写了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无论是托尔斯泰的原著还是夏衍同志改编的剧本，其中都是既有贵族地主，又有农奴；既有沙皇的典狱长、狱卒、军官，又有政治犯。就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道主义者，他也还对当时俄国的统治阶级的人物作了许多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夏衍同志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至认为他们都“同具着一颗善的良心”了。 夏衍同志的人性论使他认为有什么超阶级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在《法西斯细菌》（一九四二年作，一九四四年出版）里，一个叫赵安涛的日本留学生说：“我们读书人，总还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另一个叫俞实夫的留学生也说，“我尽管不懂政治，但是我也跟你一样，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到全剧快结束时，他们仍以“不违背做人的基本道理”互相勉励。在作品里这样反复宣传，并且完全是作为正面的话来讲的，这就不仅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而且显然同时也就是作者的思想了。但这个俞实夫在日本得医学博士的时候，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夜，他毫无爱国思想，连报纸都不看。后来回国，到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一个研究机关里作事，实际上是为日本法西斯研究细菌战用的病菌。这个赵安涛在日本的时候，一边“天天喊肃清军阀，改良政治”，一边却在追逐一个下野的军阀的女儿。抗战爆发后，他更堕落到在香港做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象这样的人，他们的“做人的基本道理”不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道理吗？ 夏衍同志还相信有什么超阶级的“良心”。在《赎罪》和《娼妇》里面，他是怎样把盗窃犯和汉奸描写成为他认为可以同情的人物呢？主要是通过写他们“良心”不安，终于悔改。他把那个盗窃犯写成老是晚上失眠，“有点儿刺激就兴奋”，最后只有把盗窃来的公款献给了“八一三”纪念献金运动大会。那个汉奸也是帮助汪精卫的特务，绑架人以后，看到邻居的妓女也同情那个爱国者，于是就“良心”发现，坚决拒绝继续做坏事了。在他改编的《复活》里面，他描写涅赫留道夫出席法庭陪审以后，去赴他的女友眉西家的宴会。他对眉西说是他害得卡丘莎堕落的，并且宣布决心和她结婚。眉西表示赞成。涅赫留道夫就大为感动了。他说：“我真想不到能在这个圈子里听到良心的声音”，“你是圣彼得堡的奇迹”。这些都是夏衍同志对于“良心”的歌颂。 难道我们还要退回到战国时代去，象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和夏衍同志展开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吗？不，到底历史已经前进了两千多年了，古人认为复杂难解的问题在今天已经得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使社会科学方面的根本秘密不再成为秘密。所以，在我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遭到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文士们用人性论来否定文学的阶级性的时候，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的鲁迅就能够犀利地加以驳斥，使敌人溃不成军。为什么夏衍同志到了抗日战争时候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驳斥了“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的谬论。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在文艺方面，在知识分子当中，“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实在是“深而且广”。不仅如此，就是在“庞然大物”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那里，它们不也正是他们用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武器吗？ “良心”论也是人性论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是说，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就不能改造，坏人就不能改造。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的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革命教育、革命实践。至于坏人，那更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他们加以强制的劳动改造和长期的思想教育。而且就是这样，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改造好的。鼓吹“良心”的神奇的作用，好象无论什么剥削阶级的人，什么坏人，都能在一念之间，“把所有污秽的事完全洗掉”，从此判若两人，这正是剥削阶级制造出来愚弄人、欺骗人、掩盖阶级斗争的残酷的神话。指导一个人的行动的是他的思想。过去的作品描写的人物的“良心”冲突，其实都不过是一种思想矛盾，思想斗争。而人的思想，又是由社会存在、由阶级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夏衍同志在改编的《复活》中对于“良心”的歌颂，完全是虚伪的编造。托尔斯泰的原作和夏衍同志的改编刚刚相反。它根本不象夏衍同志的改编，把眉西和涅赫留道夫的关系，把眉西本人写得那样甜蜜和谐，那样粉饰现实。涅赫留道夫出席法庭陪审以后，去赴眉西家的宴会。托尔斯泰的原作是这样描写的： 可是说来奇怪，今天在他看来，这所房子里的一切都叫他恶心——一切：从看门人、宽阔的楼梯、花朵、听差、桌子的摆设直到眉西本人。就连眉西，今天也好象失去了魅力，在装腔作势似的。他很不愉快地参加了这个贵族家庭的宴会。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不住地对自己说：“又可耻又可恶，又可恶又可耻！”托尔斯泰本来是把这种上层社会的奢侈、虚伪和无聊的生活作为监狱和卡丘莎的生活的对比来写的，目的是为了暴露和批判。涅赫留道夫出席了法庭陪审，开始对贵族阶级的罪恶生活有所认识，所以他对于眉西及其家庭感到恶心，对于他同眉西暧昧不明的关系和他的一切事情都感到“又可恶又可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把他和卡丘莎的事情对眉西说，眉西怎么会赞成，他又怎么会赞叹她为“良心的声音”、“圣彼得堡的奇迹”呢？ 托尔斯泰也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等等。然而，如列宁所指出的，他的学说和作品有很大的矛盾。他的作品一方面宣扬了他的那些空想的反动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他的《复活》正是这种矛盾表现得非常鲜明的作品。夏衍同志改编的《复活》却把托尔斯泰的矛盾统一起来了。然而并不是统一于共产党员作家应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而是统一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人性论和“良心”论。 事情并不象火烧房子那样简单 夏衍同志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一直到文艺思想都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是贯串在他过去的许多作品和杂文中的主要思想。因此我们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剖析，其他就略而不论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是两个有根本原则性的问题。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和平演变”，也主要是依靠这样两个武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作家当中，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的。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文艺界和知识界中，仍然有它们的市场，仍然在起着腐蚀的作用，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批判和扫除的。在一切抱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革命的人面前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往前走就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往后走就只有走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然而它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要联合工农。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提倡什么容忍、妥协，那在旧社会里就只能起巩固旧秩序的作用，在我们今天的新社会里就只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了。 在前面，我们讲到的夏衍同志的许多作品、杂文和论文都是他在解放前写的。人们也许说：“你为什么偏重于批评他过去的思想呢？难道后来他的思想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大约是一九四○年，他在杂文《旧家的火葬》?中说： 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的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这篇杂文是从这件事情讲起的：抗日游击队打到了杭州近郊，把夏衍同志的旧家而这时却成了敌伪的茧厂的房子烧了。他讲到他的旧家的房子的古老，宽阔，“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他讲到这座房子的高墙把住在这里面的子弟同外面的老百姓分开；而他的幼年和少年就是在这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度过的。结尾他就写了上面那样一段话。 你看，他不是在这篇文章里就已经批评了自己的“廉价的人道主义”吗？但是，一九四一年，也就是第二年，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他的《于伶小论》却又大吹特吹人道主义的“美妙”。难道他批评的是“廉价的人道主义”，他提倡的是另一种并不廉价的人道主义吗？我们知道，随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巩固和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复是用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而成为伪善、成为掩盖残酷的剥削的装饰品，从那个时候起它就都是廉价的，一文不值的了。这个例子说明了夏衍同志对他的“过去”并没有怎样“残忍地斫伐”。 一九四七年，在一篇题为《改造与转变》的文章里，他说“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分子”，从封建地主家庭到受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当然这时候所憧憬的决不会超过‘西欧文明’的界限”。末了，在引用延安《解放日报》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对旧文化没有对旧政治旧经济那样仇恨”的几句话后，他又说： 对于资产阶级学校里教给我们的那些资产阶级文化，我们有夙恨吗？坦白说，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我几乎是“当头猛喝”。不仅不够仇恨，没有仇恨，也许太“爱好”了一点吧！这也可以说是夏衍同志的自我批评。但是，夏衍同志是不是对于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有了足够的认识呢？是不是从此就努力来克服和改造、以至发生根本的变化呢？ 思想情感的改造远不象放一把火烧掉房子那样简单。就在这个时候写的文章里，夏衍同志一方面承认自己对资产阶级文化“太‘爱好’了一点”，一方面又继续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在《杨译〈我的爸爸〉序》?这篇文章里，他称赞杨潮“从来不知道逃避消极，丝毫不懂世故权诈，从来就不肯自欺欺人”。他说，“这种性格，在有一点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实在算不得稀奇，也许，这也只是父母教孩子做人的起码的常道吧”。这不是照样在宣传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和超阶级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吗？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称赞杨潮翻译的克拉伦斯·戴的《我的爸爸》?这本书，说它是什么“美国家庭里的一本必读书，改编了的剧本一直在上演”，“清洗着每一个为名利所锈损了的灵魂”。他说：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观众”？“理由只有一句话，它真！”而“真”，在他看来，“应该是常道”，“应该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最后，夏衍同志还说这本书“将为着中国的人民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而继续服务下去”。读过克拉伦斯·戴的那本书的人，如果是有进步观点的人，都会感到那是一本津津有味地描写美国资产阶级的琐碎无聊的家庭生活的书，那是一本用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资产阶级的平庸人物的平庸的书，哪里值得夏衍同志那样去捧场呵！而且，在阶级社会的人和人之间，哪里又有什么超阶级的“真”，超阶级的“常道”和“做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这不是照样在用人性论的观点来鼓吹资产阶级的作品，同时也借资产阶级的作品来鼓吹人性论吗？ 夏衍同志解放后创作很少，他发表的主要是文艺论文，其次是杂文。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评论夏衍同志解放后的文艺思想。但是，必须说明，从他解放后的文艺论文和杂文中也可以看出，他过去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根本克服，不过是程度上有些不同，表现形式上有些变化罢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已经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了。夏衍同志当然不会再象过去那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但是，他对旧民主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很有兴趣的。他在电影方面就曾经很热心地提倡表现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了超阶级的观点，驳斥了“人性论”、“人类之爱”这一类资产阶级的谬论。解放以后，这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已经成为全国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指南。夏衍同志当然不会再象过去那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人性论。但是，他仍然并没有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给他的影响。证据之一就是他对过去那些宣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作品仍然很有兴趣。他不但对它们没有自我批评，而且还写文章来辩护。一九五四年《法西斯细菌》上演的时候，他发表了《关于〈法西斯细菌〉》?。一九五七年《上海屋檐下》上演的时候，他又发表了《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这两篇文章都继续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还有集中宣传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剧本《复活》，夏衍同志虽然没有写专文来为它辩护，也曾在一些谈改编的文章里把它作为成功的例子来向大家介绍。 证据之二是夏衍同志不但解放后仍然欣赏他过去那些宣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作品，而且在一篇题作《生活、题材、创作》的文章里，也暴露出来了他的人性论观点。他说： 我们今天要写的，是现代的、新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既不是传说神话中的神仙，又不是旧时代的王侯将相天生异禀的特殊人物，他们，包括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人物在内，都是来自群众、和人民群众血肉相关的普通的劳动人民。是普通人，是中国的普通人，是新时代的中国的普通人，他们有不同的阶级性，时代性；他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人，总有喜怒哀乐，是人，总有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总有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是的，我们的英雄人物是来自普通的劳动人民；但是他成了英雄人物，就不是普通人了。不是说他的社会身份，而是说他的精神状态（夏衍同志把这两个不同的事情弄混淆了）。他的思想感情，他的道德品质，他的工作和贡献，总是高出于普通人之上。是的，我们的英雄人物也有喜怒哀乐，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长处和优点，以至他的短处和缺点，总的说来，也是有不同于普通人的特点的。克雷洛夫有一个寓言说：鹰有时候飞得和鸡一样低，然而鸡却从来不以一飞冲天闻名。是的，夏衍同志并没有在这里忘记讲一句，人有阶级性；但是，岂但人有阶级性，人的喜怒哀乐，人的长处和短处，人的优点和缺点，就没有阶级性吗？所以，他仍然是在用抽象的人性论观点看人，看英雄人物，并从而主张把英雄人物写成为“普通人”，而且是他的人性论的观点之下的“普通人”。他在后面还说到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我们深深感觉寂寞”那样一句话，他用它来证明英雄人物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真实感情”。毛泽东同志在那篇文章中讲得很清楚，他当时感到的是“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的寂寞，他“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并且抱着“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的信心。这和普通人所说的个人的寂寞，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渺小的寂寞，又有什么一样呢？所以“真实感情”也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有不同阶级的真实感情的区别；其次，就是在一个阶级里面，也还有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的真实感情的差异。夏衍同志在这里是认为我们的作品把英雄人物写得“过了头，失了分寸”，不“合情合理”，因而认为他们的真实感情就不是真实感情。他这是要把英雄人物的真实感情降低为他心目中的“普通人”的真实感情。邵荃麟同志用提倡“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夏衍同志在表面上不反对写英雄人物，但却提倡把英雄人物降低为“普通人”。他心目中的“普通人”大概也就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 证据之三是夏衍同志不但肯定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早春二月》的改编，而且在电影的摄制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支持。这部影片在内部受到批评后，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电影论文集》中，对“《二月》改编得不错”这样的称赞仍然不加修改。 证据之四是夏衍同志在影片《林家铺子》和一些有关的文章里，把资本家看得同劳动人民一样容易和高兴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竟至说他们“应该感到幸福”?…… 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在夏衍同志的长期的写作生活中，他当然也曾写出过比较好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正确的作品。比如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相当真实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篇作品曾经发生了积极作用。就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一些剧本，从他的主观意图看来，他也是企图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所以一九四五年我批评他的《芳草天涯》的时候，也曾对这些作品首先从这一点上作了一些肯定，然后批评其中的思想观点。现在看来，适当地肯定他的主观意图和这些作品在当时可能起的某些好作用是应该的，但那时我对这些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毕竟认识得很不够。这一次我读了他的更多的作品和杂文，才进一步感到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常常是在一些革命的重要关键，在作品和文章里表现了他那些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使我们触目惊心地感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的危害性。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他写了因为他看到了革命的艰难和时代的阴暗面就流露出低沉、灰暗的思想情绪的《上海屋檐下》。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积极扶植蒋介石并不久即将代替德、意、日法西斯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的时候，他对美国抱有幻想。解放以后，在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他改编了美化资产阶级的《林家铺子》。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积极支持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早春二月》。 必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来。开国以来，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而且有时是很激烈的。一个人的头脑里有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去努力改造，它总是要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他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不努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仍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那就必然会形成一条同党的路线对立的路线。不管这种行为的自觉的程度如何，总是说明了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在一定的条件和气候之下，这个王国就要大喊大叫地出来宣布它的存在，宣布它的改造世界的纲领。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六年来，我们不少做文艺工作的人常常忽视这个基本矛盾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不去抓思想斗争思想批判，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或者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换了一种新的形式就视而不见。每一次都是党及时地敲起了警钟，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我们才警惕起来，投入战斗。这说明我们自己的头脑里也有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才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开国以来，我在工作当中，在我写的文章当中，都曾犯过错误。在党的多次教育之下，我的觉悟提高得很慢，直到这一次文化革命开始才深切地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发生都主要是由于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一次文化革命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进一步深入。我又从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基本的教育：阶级的存在和对立必然产生各种各样形式的阶级斗争，而且必然要反映到思想领域里面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如此。 ①《此时此地集》，一九四一年出版。“霍莱坞”，即好莱坞，美国反动电影业中心。 ②《边鼓集》，一九四四年出版。 ③《此时此地集》和《边鼓集》。 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⑤《读〈人鼠之间〉》，见《边鼓集》。 ⑥《别了，司徒雷登》。 ⑦齐格菲（Florenz Ziegfeld，一八六四——一九三二）。他的演出靠花费大量资金，以华丽的装饰和漂亮的舞女来吸引观众。他同美国高等社会和四百家族有密切来往，本人常狂赌滥输，生活非常奢侈。兹纳克（Darryl Francis Zanuck，一九○二——），一译柴努克。夏衍同志讲他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制片公司的副总经理，现在已是总经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制片是好莱坞拍摄反华辱华片最多的一个制片公司。兹纳克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号英国杂志《电影与电影制作》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好莱坞对共产主义》的文章，强调“电影是抵制共产主义的最好的手段”。 ⑧《上海见闻别记》，见《长途》，一九四二年出版。 ⑨以上见《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 ⑩以上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引文见《论国家》。这种意思列宁还在别的一些著作里也说过。 ?《长途》。 ?当时人们都知道于伶是一个左翼作家，所以谈到他的信仰和世界观都只能是指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血写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出版。 ??《历史与讽喻》，《文学界》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 ?以上引文见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此时此地集》。此篇未署写作年月，但后面有一篇《颂七月》，说到“第三个七七”。因此，估计此篇写作时间不能早于一九四○年。 ?见《劫余随笔》。 ?克拉伦斯·戴（Clarence Day，一八七四——一九三五），美国作家。《我的爸爸》原名Life With Father，也可以译作《和父亲在一起》。 ?《新观察》一九五四年第十五期。 ?《剧本》一九五七年四月号。 ?《电影论文集》。 ?《幸福感》，见夏衍《杂文与政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第6版()专栏： 最重要的“样板” 方天白 老师要带好学生，师傅要带好徒弟，指挥员要带好队伍，一个单位的领导要带好干部和群众。这个“带”字，真是重要极了。 培养先进，树立“样板”，用榜样的力量鼓舞群众前进，这是很好的“带”的方法。但千万不要忘记了，领导者自己也是“样板”。在群众中树“样板”，可以百中挑一，千中挑一，领导者自己这块“样板”，却是理所当然，想谦让也谦让不了的。你是领导，你就是“样板”，你走到哪里，这块“样板”就带到哪里。在群众的眼里，既然是领导，毛主席著作一定是学得比较好的，思想修养一定是比较高的，他们就要向你学。“打仗看旗帜，工作看领导”嘛！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领导的“样板”作用是无形的，无声的，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大庆铁人王进喜有一次看到一个工人擦机器用手抓油，又将满手的油擦在衣服上。他就追查这坏习惯的来源。谁想一查两查，查到自己头上来了。那原来是铁人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到，一个领导者时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做出好榜样来，是何等重要。有人说：看一个单位的风气，就可以推知这个单位的领导思想和作风。这是很有道理的。 领导者不但是“样板”，而且还是“样板的样板”。这话怎么讲？你自己缺少先进思想，就不可能去发现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就是找到了，也不能以自己的好思想、好作风来带领他，使他很快地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在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就是最重要的“样板”。小说《欧阳海之歌》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描写。欧阳海就是时时刻刻以连长、指导员为“样板”的。胸怀远大，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指导员曾武军，就是在因公负伤、调离连队以后，也仍然在欧阳海心上留下了学不完、用不完的东西：“指导员呵！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象你这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欧阳海就回想起指导员平素是怎么工作的，是怎么处理问题的。我们各条战线上风起云涌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就是这样地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在成千上万个曾武军的言教和身教下，成长起来的。 领导要带好队伍，首先必须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方面起带头作用。同时要虚心听取群众批评，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克服缺点。榜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这两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吧。

第6版()专栏： “念党” 王庆恒　李琦　刘一步 三月十四日，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在隆尧县毛尔寨公社苏庄大队，贫农孙玉生的妻子尹燕芬生了个女孩儿。按照习惯，女孩儿的名儿总是什么花呀，梅呀的，但尹燕芬的女孩，既不带花，也不带梅，而是叫“念党”。 五天之前，这里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眼下家里房子正在修，锅灶正在盘，生活还没有安排妥当。十三日上午，尹燕芬一阵腹痛，预感就要临产了。在这个时候，别说生小孩，就是有个小灾小病也够麻烦的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空军总医院一批医务人员，抬着担架匆匆地来到他们家里，孙玉生看着这些解放军一下楞住了： “你们是……”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是来接尹同志的。” 三天前，这个医疗队的助产士李惠韵进村时，帐篷没搭，汗水没擦，就一头扎到社员家里，抢救受伤人员，还挨门挨户调查访问。在访问中，他了解了村里七、八个孕妇的临产日期，并约好到时候一定来帮助。尹燕芬就是其中的一个。 现在孙玉生看到这么多人帮忙，脸上的愁容消失了，但还有些着急，生产所需要的东西都没有准备呀！医务人员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请放心吧！” 尹燕芬被抬到被称为“战地医院”的帐篷里。有人作产前检查，有人准备器械药品，有人忙去烧水，有人用药瓶和橡皮作了个奶瓶，有人把这个医院小儿科三个女战士捎给灾区群众的红糖，和国家慰问的奶粉一起拿了出来。护士长曹俊杰从挂包里抽出自己的衬衣，护士黄一华从提兜里拿出自己的蓝军裤，又去找来棉花，拿出剪子，找来一位心灵手巧的姑娘来剪裁，几个人七手八脚地缝起了小棉袄。 夜来临了，寒气刚刚向人们袭来。护士们已经找来了火盆、木柴，生着了火，端到了产妇的身旁。火苗欢乐跳跃，温暖着阶级姐妹的心！手电亮起来了，护士们忙起来了，人们都在急切地期待着那关心的时刻的到来。 婴儿平安地降生了。黄一华把孩子抱过来，包上自己的大衣，抱在怀里，瞅了又瞅。这时，一个护士忽然问李惠韵：“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话音刚落，惹的大家哄堂大笑。李惠韵由于过度的兴奋，竟然报错了孩子的性别。 红日渐渐地升高，孙玉生轻轻走进来，他四下里打量着：妻子已经安详地躺在铺上，底下垫着厚墩墩的褥子，上面盖着厚厚的被子，脚头还压着黄色的大衣。床边的火盆里火苗下去了，火炭还是旺旺的。床头放着热腾腾的稀饭，香喷喷的红糖。这一切，那里象是在灾区啊！ 孙玉生端详着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女儿。转回身来向站在旁边的护士们说：“解放军同志，要我怎样感谢你们哩！”护士同志说：“这是我们应尽力的事，要感谢就感谢毛主席！”玉生说：“同志，请你们给俺闺女起个名儿吧！” 一说起名，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起个带什么意思的？”孙玉生瞅着孩子，家史一幕幕涌上心头：六十九岁的父亲，在解放前就逃过十二次荒，大姐姐六岁上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大哥哥三岁死在了逃荒的路上，二哥哥刚刚生下来就断了气，母亲给人家当佣人，勤苦操劳一辈子，最后连病带饿，死在了外面。那时自己不满两岁，父亲用开了花的破棉袄裹着，讨着饭回来的……。现在，要不是党和毛主席，这样的大灾，别说孩子，连孩子的娘也没命了。 “同志，就给起个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名儿吧！”大家议论了一阵，一位护士说：“叫‘党生’怎么样？”玉生思索一会说：“好是好，就是和我连着，都有个‘生’字。”一阵静默，忽然有人高声说：“念党！纪念的‘念’，共产党的‘党’。”玉生、燕芬几乎同时高兴地说：“好！好！这名字真好！我们叫她永远记住党和毛主席！” 玉生抢上一步，抱起女儿连叫了几声：“念党！念党！”

第6版()专栏：剧评 向阳路上阔步前进 ——看西南区方言独幕话剧 凤子 西南区戏剧汇演中演出的方言独幕话剧，真是好戏连台。在来京汇报演出的几组小戏中，最受观众欢迎的，除了工农兵业余专场演出一台小戏外，四川达县专区农村文化工作团演出的《好帮手》和成都市话剧团演出的《向阳路上》也都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集中地塑造和歌颂农村中贫下中农一心为集体的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是几个独幕话剧在人物创造上出色的成就。《向阳路上》里的李二哥、李二嫂，《好帮手》里的李群芳，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这些小戏都是通过正面人物的行动来展开矛盾、解决矛盾，这就为被批判人物的思想转变提供了条件。以《向阳路上》为例，由于正面人物李二哥、李二嫂的精神面貌写得比较有深度，所以相应地也就比较深刻地挖掘出陈医生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差距，以及他下乡前后的思想变化。 戏一开幕，一声响雷，就把人物带进到这样的规定情景——山区、夏天，黎明之前。李二哥在雷声中奔到院坝。一个音响，一个动作，都有力地渲染了贫下中农对集体生产的感情，山区农民渴望雨水的感情。倾盆大雨中，李二哥不顾连疮病腿，不顾天黑路滑，拿起锄头，就去堵堰塘。开幕不几分钟，一个一心为集体、斗争在山区的人民公社社员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对生产，对集体事业的关心，贯串在李二哥的整个行动中，正是李二哥和李二嫂的崇高的阶级感情启发教育了陈医生和护士小梁。 这出小戏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既集中、丰富了情节，又精炼有趣，大大增强了戏剧性和喜剧色彩，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陈医生在山道上摔坏了腿，李二哥扶他回家，并积极为陈医生找药酒治腿；陈医生那想到李二哥正是他一年前不负责任打发的那个害连疮的病人。这是情节安排上的一个对比，这样的情节安排是非常巧妙的。陈医生响应党的号召、下到农村，虽然也体会到一点农民兄弟的疾苦，可是通过李二哥那一心为集体的高贵品质，和对同志强烈的阶级感情的对比，才真正比出自己思想感情和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之间的差距。 当陈医生发现李二哥认出了自己，在小梁的鼓励下，准备检讨时，可是又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在这一场戏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得失心理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可是，当李二嫂知道了陈医生就是她当面批评的城里大医院里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大夫时，马上开门见山地向陈医生道歉。贫下中农的坦率胸怀真是海一样的开阔。这是人物性格描写上的对比。 陈医生和李二哥的那段戏，那段对话，给人留下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吗，要解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问题，要解决医务人员——包括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唯一的好方子，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戏艺术处理很干净，朴素，生动，结尾含蓄而又不隐晦，观众完全相信陈医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沿着工农兵方向阔步前进！《向阳路上》等几个独幕话剧所获得的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也正是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斗争实际、结合思想改造的收获。 就演出来说，是十分成功的，特别是扮演李二哥、李二嫂的演员同志，演得自然、朴素、生动、真实。陈医生这个人物的基调是不低的，正如小梁所说，下乡来表现的不错，这也是这个剧本创作上不同于一般之处。可惜演员对人物的掌握还感到有点拘束。 其他戏，其他人物，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及。（附图片） 李二嫂批评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医生，恰恰就是她面前的陈医生。

第6版()专栏：增产节约杂谈 “肉烂在锅里”吗？ 北京第一机床厂　王恩熙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厂子这么大，浪费点算不了什么，反正‘肉烂在锅里’。”意思是说，不管是从市场上多买进来，还是从仓库里多领出去，也不管是真使用上了，还是没用上，反正是没跑出工厂的大门。 这种说法，听来似乎有点道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前几天，我们厂里开展了一个把以往扔掉的钢、铁、煤、焦炭、木材等拣回来的“拣宝”活动。第一天，就拣回来很多的“宝”，有金属材料，也有炉料、燃料……。第二天，我们从一块小坡地上往下挖不到两锹深，就发现了“地下焦炭库”一座，半尺多厚都是焦炭。请看，这些“肉”——金属材料和燃料虽然还都在“锅里”，但如果不把它们挖出来，不就等于白白“烂”掉了吗！“肉”还在“锅里”，可是“烂”掉了，那又有什么用呢！“肉烂在锅里”，就造成严重的浪费，使国家财产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反正肉烂在锅里”的说法，实质上是大少爷思想作风的表现，这不是工人阶级应有的思想，让我们赶快把它抛掉吧！

第6版()专栏： 水下红太阳 战士　秦天祥 象一支脱弦的箭， 潜艇离开了军港。 我们载负着人民的期望， 日夜战斗在大海的心脏。 谁说， 水下看不到太阳？ 毛主席的象照得全舱亮堂堂！ 谁说， 夜晚这里看不到星光？ 毛主席的书 象北极星指示着我们的航向！ 当我们抬头看到这张象， 浑身上下添力量， 风再狂，浪再险， 也无法撼动我们钢铁的脊梁！ 当我们俯首翻开这本书， 万道金光眼前亮。 五洲反帝的战鼓越擂越响， 我们心中的火能煮沸大海洋！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在海底筑起一道屏障； 敌舰胆敢来侵犯， 就把它彻底埋葬！

第6版()专栏： 崇高的劳动（版画）　　　　 南京工人　余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