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进一步发展中国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关系 刘主席和夫人宴请阿尤布·汗总统和夫人 刘少奇主席说，中巴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很融洽，很成功；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令人满意的 阿尤布·汗总统说，巴基斯坦希望消除殖民主义，中国反对殖民主义；两国作为邻邦有着共同利益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七日电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二十七日晚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为阿尤布·汗总统和夫人举行了宴会。 刘少奇主席在宴会上祝酒时，对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周到的接待，再一次表示感谢。 刘主席说：“我们同阿尤布·汗总统阁下进行了会谈，谈得很融洽，很成功。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令人满意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具备着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我们在国内建设和对外政策上，除了团结反对侵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完全不想损害你们，我们相信你们也不想损害我们。我们双方的基本政策，是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因此，我们相互的友好关系没有理由不继续发展下去。我对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充满了信心的。” 阿尤布·汗总统在祝酒时说：巴基斯坦希望消除殖民主义，中国也反对殖民主义。巴基斯坦有许多事情要做，中国也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两个国家作为邻邦有着共同的利益。他说，在他同刘少奇主席的会谈中，也讨论了发展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问题。他说：“我愿意趁这个机会对刘少奇主席表示感谢，对中国在我们困难的时刻给我们的宝贵支持表示感谢。” 宴会是在热烈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少奇主席和阿尤布·汗总统的讲话都赢得热烈掌声。 出席宴会的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阿卜杜勒·贾巴尔·汗，新闻和广播部长哈瓦贾·夏哈布丁，商业部长吴拉姆·法鲁克，财政部长穆罕默德·舒阿布，交通部长阿卜杜勒·萨布尔·汗，外交部长佐·阿·布托，法律和议会事务部长赛义德·穆罕默德·扎法尔，教育、卫生、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卡齐·安瓦鲁勒·哈克，工程、粮食和农业部长沙姆索多哈，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穆罕默德·穆萨上将，巴基斯坦空军总司令努尔·汗空军中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纳·阿·穆·罗查以及巴基斯坦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和当地各界知名人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出席了宴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和夫人以及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 出席宴会的还有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附图片） 左图：刘主席和夫人在伊斯兰堡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前右三）和夫人（前右一）举行宴会。图为宾主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第1版()专栏： 刘主席接见四位克什米尔公众领袖 克什米尔公众领袖热烈欢迎刘主席访问巴基斯坦，赞扬中国支持亚非被压迫民族的作用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二十七日下午在这里接见了四位克什米尔公众领袖。他们是：萨达尔·阿卜杜勒·加尧姆、阿里·穆罕默德·坎瓦尔、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和马克布尔·沙阿。 刘少奇主席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七日电 克什米尔公众领袖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 查谟和克什米尔自由政府主席阿卜杜勒·哈米德汗二十六日晚上通过“自由克什米尔”电台广播了一封贺电，向中国领导人热烈致意。他说，中国的伟大革命领导人无保留地和真诚地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 他还说，中国领导人的伟大可从伟大的革命和这种革命在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中看出来。 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动摇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基础。 克什米尔革命委员会发言人穆罕默德·优素福·沙阿说，我们克什米尔人认为，中巴友谊不仅是确保亚洲的持久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还将证明是克什米尔人民在争取摆脱印度的统治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在二十六日晚上通过“自由克什米尔”电台发表的贺电中表示衷心欢迎中国领导人访问巴基斯坦。他说，中国的革命者和克什米尔人民一样，正在从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和鼓舞的事情。 克什米尔解放运动领导人哈迪姆·侯赛因和谢赫·哈利德·马哈茂德在贺电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支持亚洲、非洲被压迫民族方面起了光荣的作用。我们克什米尔人民向伟大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致敬。（附图片） 下图：刘少奇主席同萨达尔·阿卜杜勒·加尧姆、阿里·穆罕默德·坎瓦尔、穆罕默德·阿斯拉姆汗和马克布尔·沙阿等进行友好谈话。 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第1版()专栏： 刘主席同阿尤布·汗总统继续会谈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布托外长会谈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二十七日晚上在总统府继续进行了会谈。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七日电 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二十七日上午在这里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举行了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以及其他人员。巴基斯坦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商业部长吴拉姆·法鲁克，外交部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以及其他人员。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当天下午，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布托外交部长单独举行了会谈。

第1版()专栏： 刘主席由阿尤布·汗总统陪同参观伊斯兰堡 数万建筑工人和居民夹道欢迎中国领导人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八日电 刘少奇主席二十八日参观正在迅速建设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时，受到了站立在从拉瓦尔品第市到伊斯兰堡的公路两旁的数万建筑工人和居民的热烈欢迎。 阿尤布·汗总统陪同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参观了伊斯兰堡。 副总理陈毅和夫人也进行了参观游览。 刘少奇主席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登上一座小山的顶峰，俯瞰正在兴建的这座崭新的城市的全貌。林立的新房屋、笔直的公路和拉瓦尔湖生动地体现了巴基斯坦人民为建设新首都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陈毅副总理说：“从我去年访问伊斯兰堡以来，新首都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房屋。” 首都建设局局长法鲁基把中国客人介绍给这个局的工程师、建筑师和其他成员。这个局的设计人员向中国客人介绍了新首都的长期建设规划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 刘少奇主席在山上种了一棵中国乌臼树。在场的巴基斯坦朋友说，常青的乌臼树象征着中巴两国的持久友谊。 刘少奇主席还到了不久将兴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永久性大楼的地方。刘少奇主席和阿尤布总统在那里合种了一棵树。陈毅副总理给树苗浇了水。 刘少奇主席乘车去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宏伟的中央政府各部的办公大楼和即将建成的政府招待所。 伊斯兰堡的建筑工人们一面击鼓，一面在建筑工地上表演民族舞蹈来欢迎中国贵宾。他们发出的“万岁！”“欢迎！”的欢呼声和乐器演奏的音乐声交杂在一起，响彻这个新建城市的上空。 从拉瓦尔品第到伊斯兰堡的道路上，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站在公路两旁，挥舞着中巴两国国旗和彩色纸带来欢迎刘少奇主席的车队。穿着用金线和银线绣成的衣服的家庭妇女抱着小孩，在街道上欢迎中国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向他们挥手致谢。 自从刘少奇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三月二十六日到达拉瓦尔品第以来，每当中国领导人在街道上经过的时候，总是受到人民的夹道欢迎。今天夹道欢迎的人群更加密密层层。 在结束对伊斯兰堡的访问后，阿尤布总统陪同刘少奇主席前往中国大使馆，并同刘少奇主席和中国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陪同刘少奇主席前往伊斯兰堡的还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拉瓦尔品第专区专员沙阿以及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们。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刘少奇主席的其他随行人员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也陪同前往。 据新华社讯 一九五九年夏天，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在伊斯兰堡建立一个新首都，在新都建成前，先把中央政府从旧都卡拉奇迁到了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 伊斯兰堡在拉瓦尔品第东北郊，它座落在海拔近两千英尺的波特瓦尔高原上，东临拉瓦尔湖，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它附近的夏拉帕里安山上，有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六四年二月间访问巴基斯坦时亲手种植的乌臼树。 伊斯兰堡的建筑工程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动工，它的面积将达二百五十平方英里，全市将分为行政区和住宅区两部分，它的第一期建设工程，包括作为政府办公用的六大片建筑物，已在去年完工。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迁入居民以来，现在人口已达三万多人。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已经在新首都办公。

第1版()专栏： 我国大使馆照会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强烈抗议无理限制我三领事馆活动 严正指出：这是粗暴地侵犯领事机构的特权，公然践踏国际公法，并在两国关系中制造了异乎寻常的障碍 受权申明：我驻马辰、望加锡和棉兰三领事馆暂时停止办公，领事业务暂由我驻雅加达总领事馆负责处理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二十六日照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由于中国驻马辰、望加锡和棉兰三领事馆一再遭到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袭击和破坏，领事馆的正常业务活动又受到无理限制，以致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从二十六日起，上述三领事馆暂时停止办公，它们的领事业务，暂由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负责处理。 照会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措施，取消对上述三领事馆的各种无理限制，并切实保障领事馆人员的安全，以便他们能够返回执行他们的职务。 照会全文如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就中国驻马辰、望加锡和棉兰领事馆的领事特权和领事业务活动受到严重侵犯的情况，申述如下： 自一九六六年二月以来，中国驻马辰、望加锡和棉兰三领事馆，先后接到地方两项人民命令掌权者限制领事馆活动的通告，随后即遭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包含以下的内容：规定中国领事离开市区或因公去外地均须得到军事当局的批准，领取通行证。苏门答腊的军事当局还规定中国领事离馆出门必须通知第二军区司令；马辰军事当局甚至规定中国领事和领事馆人员每次出门均须报告军事治安当局，即使向政府当局接洽公务，去市场购买物品亦不例外，中国领事去机场为其夫人送行，亦须报告军事当局，领取通行证，始能成行。苏门答腊防御区际司令在给中国驻棉兰领事的通知书中，竟公然提出“将安置一名军官在领事馆住所和办公室，以便监视和登记每一位来访者”；马辰地方当局派出军警在中国领事馆近邻设立哨站，对每一位去领事馆接谈事务的华侨，进行盘查、登记，甚至搜身。 必须郑重指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有关地方当局，对中国领事馆及其人员的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保护责任，但决不能借口“保护”，采取无理限制的种种措施。上述对三个中国领事馆的各种限制，粗暴地侵犯了领事机构的特权，严重地干涉了领事馆的正常业务活动，这是对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的公然践踏，是国际关系中所罕见的，并且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中制造了异乎寻常的障碍。对此，中国大使馆特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鉴于中国驻马辰、望加锡和棉兰三领事馆一再遭到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的袭击和破坏，中国领事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而领事馆的正常业务活动又受到无理限制，领事特权也受到粗暴侵犯，以致上述三领事馆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中国大使馆特受权申明：中国驻马辰、望加锡和棉兰三领事馆，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办公，领事和领事馆工作人员奉命撤至雅加达，上述三领事馆领区的领事业务，暂由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负责处理。大使馆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措施，取消对上述三领事馆的各种无理限制，并切实保障领事馆及其人员的安全，以便该三领事馆人员能够返馆执行其职务。在上述三领事馆人员暂时离开领事馆期间，三领事馆的房屋、财产即由指定的工作人员看管，大使馆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通知有关地方当局给予保护。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于雅加达

第1版()专栏： 阿尤布总统夫人茶会招待刘主席夫人 陈毅副总理的夫人也出席了茶会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七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夫人二十七日下午在这里的总统府举行茶会，招待刘少奇主席夫人。 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的夫人也出席了茶会。 出席茶会的还有：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各部长的夫人和其他妇女界著名人士。 在茶会上，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第1版()专栏： 刘主席接见我驻巴使馆工作人员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八日电 刘少奇主席二十八日接见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人员，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的陈毅副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附图片） 左图：刘主席和夫人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在阿尤布·汗总统陪同下，参观了泰格西拉（城）博物馆。在从拉瓦尔品第通往泰格西拉的长达二十英里的途中，数以千计的村民和市民热烈欢迎中国客人。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传真照片）

第2版()专栏：社论 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 目前我国国内形势的重要特点，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着的生产建设高潮，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纷纷投入了这个学习运动。一分为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哲学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并且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当中，收到极大的效果。 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实践中，许多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总结了自己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和经验，写了许多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教育了全体干部和工农兵群众自己。《哲学研究》编辑部从这些文章当中，摘选了一百个实例，从各个方面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并且发表“前言”，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贡献，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的哲学刊物、哲学工作者都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发表这样的活哲学，学习这样的活哲学，写作这样的活哲学，结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那样的经院哲学。 工农兵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带着阶级感情学，学了就用，理论和实践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而这也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即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工农兵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研究自己所进行的斗争和工作，找寻其中的规律性，并且根据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减少了盲目性，提高了自觉性，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没有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就没有自由。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认识客观规律，而不去按照规律改造世界，人们还是不能得到自由。自由不是在人的头脑中实现的，而是实现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中。工农兵比知识分子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是由实践的需要出发来学哲学的，并且一经认识，立即行动。这是特别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地方。 应当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方面，是有很好的条件的。我们的许多干部曾经组织成千成万的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基础。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干部，也象工农兵那样，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总结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哲学思想水平，更好地领导群众前进。 目前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辩证法思想的重点，是克服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阻碍着各项工作的前进。例如，注意了经济和业务，忽略了政治；注意了物的因素，忽略了人的因素；注意了鼓足干劲，忽略了科学态度；注意了科学态度，又忽略了鼓足干劲；或者在成功的时候，看不到困难的因素；或者在困难的时候，又看不到顺利的因素。诸如此类，都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我们应当运用辩证的方法，也就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把十六年来的经验，特别是最近八年来的经验，加以总结，正确地认识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片面性和绝对化，锻炼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认真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思索、去工作。 二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他说：“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并且运用这种思想总结工作经验，就有可能逐步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加一点辩证法，减少一点形而上学。 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专业的哲学工作者要努力向群众学习，到实际生活中学习。一部分哲学工作者已经感到形势逼人，下决心深入工厂、农村、商店、连队，努力研究实际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到基层去，向工农兵学习，学习他们如何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来读毛泽东同志的哲学书，学习他们如何应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于实际斗争，学习他们如何运用生动朴素的语言来写作哲学文章。只有经过长期的这样的学习，才可以指望改变一部分哲学工作者的书生气和学生腔，逐步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写出从实践中来的哲学，写出为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所欢迎的哲学。 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提倡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将使我们的哲学战线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前进。

第2版()专栏： 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本报编者按：《哲学研究》一九六六年第二期刊载了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这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从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解决问题和总结工作的文章中编选出来的。本报选载了它的“前言”和编者按以及一部分实例。“前言”全文如下： 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大学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已经结出了伟大丰硕的果实；许多人自觉地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解决各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大大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毛泽东思想掌握了广大群众，变成了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的内在联系。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全面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同辩证法的其他规律，不是平行的、并列的。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例如质量互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等等，归根到底，都是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的不同表现和展开。 质量互变规律，就是事物发展中的量与质、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总是表现为两种状态：量变状态，即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处于相对统一状态；质变状态，即统一物的分解，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状态。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斗争，决定了事物不断地由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又转化为量变。 肯定、否定规律，则是事物发展中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事物的发展，总是表现为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肯定、否定这两个对立面斗争的结果，就是旧事物的消灭，新事物的产生，就是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至于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如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内容和形式、局部和整体、特殊和一般、现实性和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自由和必然等等，也都是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特定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 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一切规律和范畴，都是受对立统一规律支配的，都是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根本规律的表现和展开。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首先就是要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学习对立统一规律。离开了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 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揭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教导我们要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教导我们要善于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教导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必须突出政治。我们要更好地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永远突出政治，反对折衷主义、调和主义。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我们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所发展了的革命辩证法。这是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研究问题、处理矛盾和进行斗争的无往而不胜的武器。我们必须更自觉地运用这个锐利的武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书斋里的死哲学，而是从群众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群众革命斗争服务的活哲学。我们学习革命的辩证法，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现在，我们从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解决问题和总结工作的文章中，编选出一百个例子，发表在这里。这些例子，写得生动活泼，有事实、有议论，有说服力、有战斗性。比起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书斋哲学来，完全是两种味道。很值得我们认真地读一读。 在材料的编选上，可能有许多缺点，希望读者们批评指正。 一、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编者按：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每一个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两个对立的方面。我们观察问题，处理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认真地去解决矛盾。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又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一分为二，是我们观察事物的一个根本方法。 近几年来，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把一分为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应用到做政治思想工作、练兵、打仗、搞技术、开机器、种庄稼、做生意、教学、治病、打球中，改造自己，做好革命工作。一分为二的思想已逐步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所掌握，成为他们手中最锐利的武器。 姓范的不是一家人 陕西郃阳县有个村子叫范家洼。村子里除了一两家例外，都姓范。一九六二年，范家洼的地主分子利用人们的宗族观念，用续家谱的形式，大搞复辟活动。照他们的说法，姓范的都是一个祖宗，都是“一家人”。然而根据贫下中农的回忆、揭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过去有的姓范的占了村里大部分土地，有的姓范的根本没有土地；有的姓范的做老爷，有的姓范的当长工；有的姓范的花天酒地，有的姓范的冻饿至死。祖宗虽然可能是一个，后代早已一分为二了，分成了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他们根本不是一家人。即使在地主阶级修的家谱里，人们也是一分为二的。在旧社会当官的，名字用红字写着；被他们看成是为非作歹的穷人，则上不了正册，只能列入“例录”。 范家洼的人们从斗争中觉醒起来，宗族的旧观念开始被他们打破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在阶级社会里，根本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人们的最大的区别是阶级的区别，而不是姓张姓李姓范姓王的区别。姓范的一分为二，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姓张、姓李、姓王的都是这样一分为二。民族也是这样，汉族一分为二，藏族、壮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也都是一分为二，都分成剥削者和劳动者。全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一分为二。一边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一边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要说一家人，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广大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们同共产党、毛主席是一家人，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是一家人。用这个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才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事。 （余心言：《学习一分为二札记》，原载《中国青年》一九六五年第二十一期） 二、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 的矛盾性 编者按：决定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同志说：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自觉地用这一辩证法思想来武装自己，把它当作促进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的有力的武器。例如，王杰同志通过学习认识到，一个人要很快地成长为革命者，主要是靠本人在实际斗争中自觉地锻炼。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真正做到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大体相同条件下，工作成绩的大小， 决定于主观努力 我入伍不久，连里就到某地修铁路。很多和我同时入伍的同志，任务完成得很好，经常受到领导表扬。可是我的劳动成绩老是平平常常，一次表扬也没捞到。当时我想，他们是农民出身，从小就在家里干活，身体都比我棒，所以才干得好。我从小在家上学，很少参加体力劳动，个子又小、体力也弱，当然就干不出成绩来。总之，客观条件不如别人，不能和他们比高低。有了这种甘居“中游”的思想，工作一到干不好的时候，我总好原谅自己，从来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所以那一段劳动我总是不如别人。 后来连里组织我们学习《矛盾论》，毛主席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我联系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我劳动得不好，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觉得我过去强调的那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我过去没劳动过，一下子还不适应这样强的体力劳动，但是只要自己主观上努力是可以使自己由不适应变成适应，由不熟练变成熟练的。至于体力弱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关键问题仍旧在于自己主观上是否努力了。我们连的孙支柏同志，和我是同时入伍的，身体条件并不比我强，但是他的干劲足，能吃苦，挑土时主动找最大的筐子，肩膀压红了还照样坚持干，因而他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我干活为什么不如他呢？说心里话，主要是怕苦怕累，在困难面前不敢斗争，不敢战胜困难。找到了自己劳动成绩不好的原因后，我就注意了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尽管劳动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力争上游。这样一做，果然很有效，劳动成绩很快就有了提高，并且觉得劳动也不那么苦不那么累了。 过了不久，我们连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修水库。当时正是七月天，烈日当头，汗水如注，一个人推着千斤重的运土车，每天都要在五、六里地的距离内往复走七趟。不要说还推那么重的车子，光走路一天就是八十来里，这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特别是每天运最后一两趟土时，真是精疲力尽，又累又渴。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不住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来鼓励自己，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由于我有意识地这样来锻炼自己，所以越干劲越足。终于突破了上级规定的指标，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虽然我使劲干了，但是还没有别的同志超过的多，我就进一步找赶不上别人的原因。经过观察、比较，我发现我车子掌握得不稳，车子好出故障，而每修一次车子就浪费不少时间；另外我装卸车也比别人慢。找到了缺点，我就注意改进它，经过反复试验，我总结出“倒车装卸，重车稳跑，空车快跑”的经验。很快，我的推土速度加快了，不仅每天都能超额完成任务，而且使我的劳动成绩由中游一下子变为上游，并两次受到工地党委的奖励。 通过这两次劳动，我体会到在大体相同的客观条件下，工作成绩的好坏，主要决定于内因，即决定于主观努力如何。主观努力越大，克服的困难就越多，取得的成绩就越好。就是在客观条件不如别人的情况下，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变不利为有利，也可以使工作做出良好的成绩。反过来，尽管客观条件好，主观上要不努力，就可能变有利为不利，工作也可以搞糟。 （解放军某部红九连副指导员王银泽：《认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促进思想革命化》，原载《红九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文选》，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 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的事物作 具体的分析 编者按：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各种事物的矛盾的性质，却各不相同。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看问题、种庄稼、搞技术、推广先进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等等，都应当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包钢焦化厂的职工们，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打破了旧框框，用内蒙古煤炼出了好焦炭，就因为他们通过数百次科学试验，摸到了内蒙古煤的特性，又灵活运用了配煤比例的规律，才取得了这一新的成就。 水稻专家陈永康同志说：“老经验千万不能变成老框框，对待新技术也不能用老眼光”，这是非常正确的。“老经验”之所以会变为“老框框”，也是因为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没有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 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如北京第三建筑公司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同志所说，“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 既要注意事物的共性，也要注意事物的个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经验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间接经验。这就使我认识到，既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又要善于学习别人的经验，因此要虚心向兄弟厂学习，向老工人、技术人员以及周围的同志学习。一九六三年我到汽轮机厂取经，学来了小型绞丝头的经验，并结合自己工厂的实际，把摩擦片结构，改为弹簧离合装置，解决了车小螺母的关键。今年三月，我在三市先进刀具交流会上看到张国良表演的拔动顶尖很好，当晚便去请教，马上把技术资料寄回小组，等我回厂时，这项先进工具已经成功了，提高效率一倍左右。但是在学习先进经验中，也要注意掌握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实际出发，学创结合。今年三月，小组里加工的锥齿轮，用手摇刀架，工件表面不平，效率也低。这时，我想起了在外厂曾经看见过加工这种锥齿轮的靠模，我就根据人家的经验，搞了一套燕尾式靠模，可是一试车，不中用。为什么同样加工锥齿轮，在人家那里能行，我们这里就不行呢？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曾经告诉过我们，矛盾有其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我就跟同志们一起研究，认识到人家加工的是锥齿轮，我们加工的也是锥齿轮，这是它们的共性。可是人家的锥齿轮角度小，我们的锥齿轮角度大，又都有其不同的个性。如果只看到它们的共性，而不注意分析它们的个性，把先进经验生搬硬套，就会失败。思想认识清楚了之后，当晚我便重新画了一套图纸，跟同志们一起把靠模改为纵向式的，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搞成了。 （哈尔滨拖拉机配件厂车工于洪亮：《唯物辩证法是指导我革新技术的武器》，原载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 四、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编者按：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要注意从复杂的情况中，找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大寨大队在一九六三年秋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他们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复杂的情况下抓住了主要矛盾，集中全大队的主要力量恢复土地，结果不但没有因为特大的自然灾害而减产，而且获得了有史以来的特大丰收。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认识到，必须在各项工作中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去加以解决，这样其他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无数生动的事例说明，只有照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办事，才能把工作做好。 抓住主要环节，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我们感到，要把一个事物真正地调查清楚，一定要钻到那个事物里面去，钻到那些复杂的矛盾斗争里面去学，才能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在制造万吨水压机的过程中体会到：在钻进去后必须要善于从复杂的矛盾中，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然后跳出来，狠狠地捉住这个主要环节，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其他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制造工作一开始，我们厂里的技术人员就钻到几万个零件堆里去，研究每个零件的特点和要求，制造上存在那些具体困难，缺少那些设备和器材，需要配备什么样的工人，人们的思想状况又是怎样，等等。经过这样的调查，问题的确清楚多了，但是也有不少问题一时还看不清楚，还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这样，大零件和小零件混在一起，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混在一起，五花八门，千头万绪，脑子热烘烘的，不知从何下手才好。我们冷静地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毛病在于没有全力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不住中心环节，因而工作进展缓慢，成绩也不显著。我们认识到应该根据这套设备“一重二大三精密”的特点，狠狠抓住几个关键零件（例如立柱、工作缸、三大横梁和高压阀门等），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有机结合起来，根据制造过程的发展，每一个阶段抓一个主要矛盾，同时又为下一阶段作好准备，从一个阶段能动地转移到下一阶段去。在万吨水压机的制造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电渣焊接。万吨水压机的立柱、工作缸和三大横梁都是采用电渣焊接。焊缝很厚，焊接工作量很大，焊接技术要求很高。这样的电渣焊接，不但在国内没有先例，技术人员翻遍了国外的资料，也没有找到先例。如果不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其他工程就根本谈不上了。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当作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先攻这一关。这一关攻破后，接着出现的便是起重、运输问题。万吨水压机的许多部件都是很大、很重的。其中最重的要算焊接成功后的下横梁，重达三百吨。为了适应工艺的需要，这三百吨重的大部件需要把它吊悬在空中，作各种各样的大翻身，还需要把它运到加工的地方进行热处理，运到水压机车间进行安装。这在缺乏大型起重设备和运输大型物件设备的江南造船厂，是很大的难题。于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把这个难题当作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以后，我们又采用同样方法解决了特大件的热处理、切削加工等大难题。我们在制造万吨水压机过程中，就是这样不断地集中力量解决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万吨水压机副总设计师林宗棠：《万吨水压机的制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原载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五、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透过现象抓本质 编者按：要认识客观事物，必须进行科学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我们认清了事物的本质，就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会被任何现象所迷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同志，懂得要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他在党的教育下，认清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对敌人不抱任何幻想，坚决革命到底。大庆人在油田的开发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初步认识到的现象当作入门的向导，通过科学分析，揭开了油层的秘密。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看问题，才不会在复杂的情况下迷失方向，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取得工作上的胜利。 层层剥皮，抓住本质 某部三营营部，为了在政治课中抓好活思想，课前召开了支委扩大会，专门研究情况。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团结方面有问题。 发现了团结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算抓住活思想了呢？有的同志认为是抓住了，可以上课了。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他们提出：只看到团结不好的表现，这只是抓住了现象，还没有找出根源，抓住本质，不能算是已经抓住了活思想。副教导员王善杰就组织大家学习《实践论》中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论述，使大家明确了，认识不能仅仅停止在感性阶段的道理。接着，他又要大家考虑：为什么在团结上会有这些问题？关键在哪里？于是，大家再一次把摆出来的各种问题，由表及里地作了全面分析研究。这样一来，馅子逐渐露出来了。大家看到，团结上有问题，关键在于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时，多数同志认为活思想抓住了，可以上课了。但是有的同志又提出：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问题又引起大家的深思。联系具体事例一分析，看出不少同志批评别人怕伤感情，被批评怕丢面子，根本原因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牢固。如果大家都能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丢掉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就能正确地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过层层剥皮、步步深入地追根求源，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子。经过教育，大家主动交心，解开疙瘩，出现了团结和睦的新局面。 （敬荣、华圣、福圣：《层层剥皮，抓住本质》，原载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报》） 六、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真正 做到“胸中有‘数’” 编者按：事物不仅具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具有量的规定性。事物的运动表现为两种状态：量变状态，即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质变状态，即统一物分解，一事物向另一事物转化的状态。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斗争，引起事物不断地发生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真正做到“胸中有‘数’”。我们在工作中，要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就要分析事物的矛盾，真正弄清和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地学会了运用质量互变这一辩证法规律。例如，在当前的工业生产高潮中，各厂矿企业的职工同志们普遍地注意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他们在质量第一的前提下，不断努力地去提高产量。他们认为，好中求多才能真正多，好中求快才能真正快，好中求省才能真正省。无数生动的事例说明，无论做什么工作，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真正做到“胸中有‘数’”，才能把工作做好。 转炉炼钢要好中求快 我们转炉炼钢也要处理好多快好省的关系。我在转炉生产的实践中体会到，最主要的是要把好与快的关系处理得好。转炉的特点就是快，在二十几分钟之内就要把铁水炼成钢。快，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为国家炼出更多的钢，这是转炉的优点。但是，快，在操作时就比较难掌握。 如何好中求快呢？这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以前我们往往把“快”字摆在前头，一上班总是算今天可以炼几炉钢，对好中求快认识不足，因此常出问题。如今年春节期间，有一度我们认识片面，只注意抓产量，抓单吹炉数，忽视了质量第一，虽然创造了一些产量新纪录，但质量不够好，给浇钢和整理工段造成很大的麻烦，而且影响了轧钢车间的产品质量，现在想起来仍然很痛心。从炼钢看是快了、炉数多了，但从整体来看，是慢了少了，质量差了。从大账一算，就知道我们片面求多求快，忽视了好字当头，就会造成损失。 在操作中常碰到一分钟与二十几分钟的关系。有的时候，整个一炉钢在吹炼的时候非常注意，明知道把握不大，但到了出钢时，往往为了抓一分钟，而不等化验的结果出来就冒险放钢，结果造成整炉钢报废或改判。相反，有时候放钢把握不大，多吹了几分钟，看起来是慢了，实际上是快了。这样的情况是经常碰到的，什么道理呢？就在于能否坚持好中求快。还有在快要交接班的时候，算算时间很紧，为了在本班多放一炉钢，就片面抓快，压缩吹炼时间，把风压开大一些，角度摇深一些，结果造成渣子化得晚，磷去不掉，只好延长后吹，眼看着钢水变成了渣子，而且钢的内在质量也不好。这样，既不多快，也不好省。 当然，快也是重要的。在保证品种、质量的前提下，越快越好，这样才能为国家炼出更多更好的钢。有时为了“稳”一些，错过了放钢的最好时机。时间拖长了，结果碳控制不住，或后吹时间长，反而造成出格，转炉炼钢控制温度很重要，时间拖长了，动作慢了，往往就造成低温，浇成矮钢锭或整炉报废。所以，一定要胆大心细，胸中有数，好中求快。 总之，好中求多才能真正多，好中求快才能真正快，好中求省才能真正省，完全反映了我们转炉炼钢处理多快好省关系的客观规律。 （上钢三厂第二转炉车间炉长汪明章：《炼钢炉前的辩证法》，原载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一日《中国青年报》） 七、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合事物矛 盾运动的内容 编者按：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和形式。事物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事物的内容决定事物的形式。事物的形式必须适合事物矛盾运动的内容。如果旧的形式不适应新内容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加以改变。 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为旧的形式所束缚，勇于打破旧框框，修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大胆革新，建立新秩序，创立新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制度不能限制为人民服务 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夏天。周永智的汽车，快通过柳营村了。这时，只听得车上的一位老大娘自言自语地说：“柳营要是有个站多好，下车就到家啦！”周永智心里一动，但又犹豫难决。停车吧，没有站牌的地方站，违犯制度。不停吧，老大娘到了站要往回走三里多地，这大热的天……，那一阵子，周永智每天出车以前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时，他一想起毛主席提出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毅然决然地刹住车。转身招呼售票员说：“打开车门，让老大娘下去吧！” 当天晚上收车回队，周永智带着制度和群众的要求有矛盾的问题，迫不及待地向毛主席著作请教。他边学边想，得出了结论：制度是保证为人民服务得好，制度不能限制为人民服务。我们这个车队经常往返城乡之间，就要具体的为农民服务得好。从此，这位长途汽车司机，不再只是按常规到站停车，而且树立了方便乘客的革命新常规——招手停车，就近上下。 郊区长途公共汽车运输的里程比较远，车站的距离比较大，车次的间隔比较长。农民赶车要是不凑巧，就会眼睁睁地看着车从老远开来，眼睁睁地看着车从车站开走。误了一分钟，就要再等几十个一分钟。周永智实行这新办法，农民那高兴劲自然不用多提啦。 周永智是车队工会兼职副主席。在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他把自己的做法和想法讲给伙伴们听。人们的反映不一样。有的双手赞成，照着他的法儿干。少数人被旧习惯这个精神包袱压着，他们说：“随便停停站站，站牌是管什么用的。照顾乘客不能没边没沿。”“一路停几次车，一公升汽油就喝进去了。” 车队领导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周永智一面鼓励赞成的同志坚持干，做样板；一面到各个车组、宿舍和大伙谈心，一个人一个人地做思想工作。他从郊区长途公共汽车和城里公共汽车的不同特点讲起，一直讲到这个长途汽车队主要就是为农民服务，照顾没赶上车的农民兄弟就近上车，就能加强工农联盟，就能使社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多打粮食，支援工业，支援国家。 经过这一番工作，毛主席为人民的光辉思想，深入人心。“制度不能限制为人民服务”，成为全车队职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动。过去觉着照顾乘客不能没边没沿的，认识到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过去担心“招手停车”会增加油耗的，决心在别的地方把油捞回来。事实正是这样。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里，这个车队用油不但不费，而且节省了将近一万公升。“招手停车”是不是会打乱汽车的正常运转？近两年的实践也证明，这也不是什么问题。要求照顾就近上下的人终究是少数，临时停车的一星半点时间，司机们一般在下站没到之前就找回来了。 （刘海：《咱们老乡的汽车队》，原载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工人日报》） 八、一切从全局出发，局部必须服从整体 编者按：整体与局部是对立的统一。整体是由局部构成，整体不能离开局部，而局部又隶属于整体、服从于整体。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又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 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说：“本位主义是生产的大敌。要搞好生产，必须克服本位主义，一切从全局出发”，“局部要服从整体，小集体要服从大集体”，“对全局不利的事，再‘合算’也不能去干。” 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关系 在营业中，很多事情都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例如，顾客买走的商品该不该退换；卖货尺码足不足；商品价格核定的合理不合理；找零该亏国家还是该亏群众，等等。这些问题处理好了，既会利国又会利民；如果处理不当，不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就是损害了群众利益，而不管损害了哪一方，都是不好的。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比如在退换商品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曾一度只怕损害国家利益，应该退换的也不给退换。有的顾客为孩子买双袜子，回去后因尺码小，不能穿，来商店退换，我们却以“货已出门，概不退换”作理由，顶了回去，使有些顾客买了东西不能用，损害了群众利益。到一九六三年，我们小组对售出的商品实行保质、保量、保退、保换的“四保”制度以后，有的营业员又认为越是换的多，越说明服务态度好。开始时，每月退换达四十多次，后来退换进一步增多，甚至有的顾客把毛线打成毛衣之后，还要拆下线来退换，造成商品残损，不能出售，又损害了国家利益。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小组曾专门讨论过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通过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没有国家利益就没有群众利益；相反，没有群众利益，也就谈不上国家利益。营业员是代表着党和国家、代表着社会主义企业去和人民群众做生意的，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兼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怎样才能兼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呢？根据我们几年来的体会，需要做到这样几条：一是要树立“两负责”的思想，就是既要对国家负责，又要对群众负责。……二是要在技术上过硬，因为有的营业员卖货尺码不足，价格核定得不合理，找零不当，不是有意损害群众的利益，而是由于业务技术水平低造成的。……三是在营业过程中，注意消灭可能发生的问题。生意做了以后，发现了特殊问题怎么办？应该积极想办法解决，把生意做活。例如，退换商品的问题，顾客买回去不合心意，如果商品确实无残损，不影响出售，就应当允许退换。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路百货商店营业组长满秀清：《柜台上的哲学》，原载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大公报》） 九、正确地对待人和物、政治和业务的关 系，把人的因素、政治因素放在第一位 编者按：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中，政治因素第一。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又说：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政治，促进思想革命化，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说得好：“人听毛主席的话，机器就听人的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在困难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这一切，生动地说明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因素第一这个伟大的真理。 有了革命化思想，完全可以把坏的条件变好 种地离不开自然条件，自然条件有好有坏。对自然条件的好坏，主要是看你怎样对待。自然条件好，要想产量高，也得加工培养才行。比如平原地方，土地都是大块块，种地能用拖拉机，运肥运粮能用汽车，天旱又能用水浇。可是，这拖拉机、汽车，都得人弄，不能自己长出来。自然条件坏，经过我们加工修整，也能变好。打粮多少不决定于自然条件好坏，而决定于人。劳动创造世界，不劳动世界上的财富从哪里来？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好比打仗一样，人是我们的军队，大自然是敌人的堡垒。军队攻不破敌人的堡垒，就不得胜利。我们改变不了自然面貌，就提不高粮食产量。由大比小，道理是一样的。闹生产革命，人的因素是主要的，尤其是组织起来的人民。只要有革命化的思想，有了改天换地的决心和意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完全可以把坏的条件变好。 我们大寨的自然条件过去并不好。“穷山恶水土地薄，出门上地就爬坡。”这是大寨人过去经常说的话。我们八百多亩地全挂在山坡和山梁上，人们管他叫“七沟八梁一面坡”。在解放前，最好的年份，最好的地，亩产不过一百四十斤。那时，绝大部分地又都是地主富农的，我们贫下中农给地主种地，辛辛苦苦干上一年，打的粮食都是地主的，那还有心好好种地，那还想到改变自然。自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斗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一直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才开始治山治沟，改变七沟八梁一面坡的面貌。在改变自然，闸沟造地的年代里，我们也碰到过困难，碰过钉子。最大的困难，就是思想上的困难。当我们提出要治山治沟的时候，有人说：“不要治，白费工，如果能治成，老人们为啥不知道治呢？”一部分基本群众也对治山治沟缺乏信心。他们说：“哪年哪月才能变呀？”思想变，土地才能变，技术才能变。思想不变样，什么也不能变。变思想要依靠党员和贫下中农带头。我们党支部同志们的信心很足，大家说：愚公能移山，我们还治不了这点山？我们又跟过去扛长工、打短工的二十多个老贫农、老雇工商量，他们说：“那就这么干吧！又不用贴什么，贴也是贴上点劳力，不能贴了咱庄窝（房子）、土地、牲口、农具？”我们大寨的干部从来就是带头参加劳动的，干部和老贫农作出了榜样，大家的干劲也都来了。思想通，百事成。本来计划一个多月修好的白驼沟，只用了十八天就修成了。治理狼窝掌沟时，有些地主富农就乘机利用迷信破坏，说什么“人有人道，水有水道，整修狼窝掌就是破坏水道；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村里的人丁就不旺了。”我们共产党员不听这一套，抓了阶级斗争，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破除了人们的迷信思想，向自然战斗的劲头就来了。 我们大寨人没有被坏条件和困难吓倒，我们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每年修一片地，治一道沟，赶到一九六三年，坡地基本变成水平梯田了，七道沟全变成了肥沃的土地。产量从平均亩产一百多斤，提高到亩产八百斤。现在又过了“长江”。我们在改变自然条件中，没有开山机，也没有推土机，靠什么来变的？主要靠群众建设山区的决心，靠人的两只手。十几年来，我们就是靠着两只手，一筐一筐地担土垫地，一块一块地凿石垒坝，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大寨的自然条件。闹生产革命，就是要改变不好的生产条件为较好的生产条件。不怕条件坏，就怕看着坏条件，摸也不敢摸。总之，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人是可以改变自然条件的，问题是看你有没有革命的精神，有没有改造自然的决心和意志。 （陈永贵：《怎样对待自然条件等问题》，原载《民族团结》一九六六年一月号） 十、不断地总结经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 由王国 编者按：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就是必然。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事物的规律，并且进一步在实践中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获得预想的结果。这时才有自由。必然和自由，是对立的统一。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根据必然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从盲目的被动状态转化为自觉的主动状态，也就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而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驾驭客观规律，不断地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我们进行生产斗争，也只有掌握了生产的规律性，才能把生产搞好。我院凿井工作，过去时常打歪孔、偏孔，直到最近才真正保证了质量，打出直孔。从这历时两年多的曲折过程中，我们才领会了毛主席指出的这一真理。 一九六二年，我们接受了一个勘探深井的任务。因为地质比较复杂，别的单位勘探时都出了事故。当时，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别人失败的原因，也没有考虑完成这任务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以为我们的钻探工人大都是十年以上工龄的老钻工，勘探经验丰富，技术水平较高，打这么一口井没有问题。有的人还有“露一手”的思想。可是开始施工以后，不但没有比前人搞的好一些，反而事故更多，不断打歪孔。结果任务完成得很不好，工期拖长了一倍，投资达一万多元，还没有保证质量。为什么我们这些有勘探经验的老钻工，还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呢？原来，我们的操作经验是打套管孔的，现在要打的是泥浆孔，钻孔口径由原来的十六时扩大到三十时以上，并且用泥浆代替套管，许多同志从未搞过。老经验“吃不开”了，而对泥浆钻探这新的工作的规律性又不熟悉，孔内变化测不准，因而接连出问题。但打完这口井之后，我们仍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没有努力去掌握泥浆钻探的规律性，“歪孔”的原因没有找出来，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还是不断地打歪孔或偏孔。这时，一些同志便消极悲观起来，认为这个地区地质情况复杂，歪孔不那么容易解决，对提高打井质量没有信心。 后来找出原因后，我们思想得到了解放，认真总结了几年来歪孔的经验教训，发现了不少影响生产质量的毛病，克服了骄傲自满情绪，初步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接着，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不断试验、不断改进操作的办法，先后取消了测孔斜等束缚生产而又无实际作用的“戒律”，改用了稳平钻机、加两节重杆冲击等办法，并针对井内钢丝绳摆动大，影响钻进质量的问题，用滑轮合叶井台板，把钢丝绳在井口固定住，保证了不偏孔。在操作上还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方法。结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但我们并不满足，继续研究摸索。又根据勘探井的要求，进行了八项技术革新，经过多次试验，克服了流沙过多的困难，改革了填砾石方法，不仅节约了开支和原料，而且节约了一百多个工时。 今年二月份，我们院又接受了一个同一九六二年那口井一样深、一样要求的生产井。由于我们摸透了打泥浆孔的规律性，采用了新的钻探方法，不但没有出现歪孔等，而且整个工作只用了十八天（一九六二年那口井整整打了半年多），投资只花了三千八百元，质量合乎要求。 通过这一系列的事实，使我认识到：当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没有认识时，只能为客观规律所支配，在生产中就没有主动权，就无法搞好生产；只有当人们对客观事物有了规律性的认识以后，才能驾驭规律为生产服务，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但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人们又必须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来解决主观与客观的新的矛盾。只有当人们通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矛盾，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建筑工程部综合勘察院西南分院伊长乐：《不断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原载一九六五年六月三日《工人日报》） 十一、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永远不可抵抗 的规律 编者按：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这两个对立面的斗争，推动事物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事物的新陈代谢，即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毛泽东同志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这就是说，新事物一定会战胜旧事物，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用毛主席这一辩证法思想来武装自己，他们认为，“革命不会到头，生产不会到顶”，他们把“顶点”看作“起点”，永远不断地向前进。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决不能把进军途中的普通一站，当成前进的终点。 运动场上新手代替老手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是有限的，运动场上新手代替老手这是不可改变的规律。这里就有个如何交接班的问题。新手应该赶上和超过老将，新手不能老是呆在一旁等接班，从这意义上讲，应该主动上来“夺班”，人人都来争取打硬仗，这是积极的接班态度。所谓“夺”，并不是逼老的下台，而是和他们一起共同完成比赛任务。否则到老将该下去的时候，新手还顶不上来，那还行吗？如果年轻的运动员老是等接班，老的运动员就会因为没人超过他而觉得自己还可以，容易保守停滞。新手呢，看到老的还可以继续打下去，也就不努力去提高自己，这样就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只有新手立志超过老将，老将就会看到形势逼人，更加努力，我们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这样就增强了集体力量，才能不断胜利！ 容国团是二十五届世界冠军，二十六届时他还在发挥作用，庄则栋已经赶了上来。庄则栋在比赛中起了重要作用，容国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共同完成了比赛任务，为祖国第一次赢得了男子团体冠军荣誉。女队在二十七届临比赛前几个月，不得不叫已经放下球拍的孙梅英重新拿起拍子，就是因为第二代还没有赶上来，第二代没超过第一代。林慧卿、梁丽珍、李赫男、郑敏之是第三代。第三代咬着牙赶，不但超过了第二代，而且超过了第一代，终于在第二十八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所以，年轻的运动员，若不赶上去，就有被淘汰的可能。 作为老将要不服老，要努力提高，不要等着新的来接班。既不轻易交班，同时也要培养接班人。人家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老将不要倚老卖老，思想不要保守，要和新的一样敢闯敢拼。这样既有老将，又有新手，他们都能打硬仗，集体的力量就越来越大。 交接班的问题，关键还是培养新手。外国有个强队，虽然也出了些新手，但只有个把，还有不少老将在打，有的老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体育运动中新陈代谢特别明显，交接班的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徐寅生：《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原载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十二、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 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编者按：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变困难为顺利、变被动为主动、变歉收为丰收、变落后为先进、变坏事为好事、变失败为成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天旱地干”这个坏事激励着我们闹生产革命 天旱地干，对我们完成种麦任务，的确是一件坏事。可是，坏事还可以变成好事。就拿我们队来说吧，低洼易涝，十年九不收，这个坏事激励着我们闹生产革命，去冬今春，一股气就把全队二百六十亩地修成了台田和沟渠条田，再涝就不怕了。今年天旱，我们这里由于年年闹水灾，人们没有跟干旱斗争的经验，更没有抗旱的设施，这一旱，逼着我们学会了抗旱的本领，打了六十三眼土井，夺得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过的大丰收。这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了吗？现在天还继续旱，种麦困难很大。照我看，这件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它又逼着我们建设稳产高产田。经过抗旱种麦，我们要在挖土井的基础上，建设砖井，再把排水渠道和井配起套来，搞它个旱涝双保险，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这里旱涝都不保收的面貌。没有这件坏事逼着我们，就没有这么大决心。坏事是不会自动变成好事的，要变，得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坚决和自然斗争。没有这个条件，坏事就变不成好事。就说今年秋前的大旱吧，咱要在干旱面前低了头，等着“老天”下雨，土井就挖不出来。挖了土井，咱要光想等机器浇地，不肯用辘轳、挑杆和水桶苦干，干旱就战不胜。我体会，把坏事变成好事，咱干部社员就得有“愚公移山”那种革命干劲。没有这股子革命干劲，等“老天”下雨，就没有全年的大丰收。眼下天继续旱，我们还是要这样干。我相信，只要坚持斗争，这旱涝两怕的生产面貌就一定会改变。 （河北省定县寨里大队第三队队长孙小雨谈抗旱经验，原载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河北日报》）

第4版()专栏： 巴报说欢迎刘主席的空前盛况是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情流露 中国人民是巴基斯坦人民真正的朋友 据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七日电 巴基斯坦各报二十七日以显著地位报道了刘少奇主席二十六日到达这里时受到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盛况。 《巴基斯坦时报》刊登题为《空前的接待》和《人民欢迎中国领导人》的文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在到达拉瓦尔品第时受到的欢迎是空前未有的。文章说，尽管欢迎群众当时在雨里呆了三个小时，而且有时雨下得很大，但是坏天气不能冲淡人们的热情。 巴基斯坦报联社记者的报道说，拉瓦尔品第的老住户从来没有看到象欢迎刘少奇主席那样盛况空前的欢迎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这是对来自邻国的一位贵宾的全民欢迎，这个邻国不仅同巴基斯坦有古老的关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支持巴基斯坦。” 《新时代报》写道：“这是真正的群众性欢迎。” 巴基斯坦报纸还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热烈赞扬巴中友谊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拉瓦尔品第《战斗报》二十六日发表社论说： “巴基斯坦人民将证明，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削弱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是建立在真诚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上的。” 《建设报》二十六日的社论说，任何阴谋、威胁或压力都不能阻挠与日俱增的巴中两国的相互友好和合作。 《山岳报》二十七日发表社论说：“所有巴基斯坦人都认识到，在巴基斯坦的生存受到威胁的非常时刻，中国坚持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而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由于自己的某种政治利益，甚至不讲一句反对印度这种赤裸裸侵略的话。” 卡拉奇报纸《黎明报》二十七日发表社论说：“全世界公正的人怀着敬佩的心情注视着在毛泽东鼓舞人心的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觉醒。” 社论赞扬中国领导人在一九四九年粉碎了外国统治的枷锁以来所执行的政策。社论说：任何对亚洲的现实稍有正常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所谓“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对东南亚和平的威胁”的谎言。社论说，中国同几乎所有的邻国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揭穿了所谓中国扩张主义的谰言。 社论说：“巴基斯坦人相信，在现任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保卫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 据新华社拉瓦尔品第二十六日电 巴基斯坦各界人士和报刊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 西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主席马利克·胡达·巴赫沙二十五日代表西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向报界发表声明，对刘少奇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巴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真诚和相互深切了解的基础上的。他强调说，中国由于在我们最近经受考验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受到人们深厚的爱戴和尊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是决不会被人们遗忘的。 他说：“在最近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期间，这个伟大古老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边，给予我们——一场无端的侵略的受害者——以一切可能的道义和物质支持。” 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医学协会主席法鲁克博士二十五日发表声明说：“我们深深意识到在印度最近发动侵略战争期间你们对我们国家的真正友谊的许多表示，我们衷心感激。做为巴基斯坦的公民，我们对于象征着两国持久和真诚友谊的这次访问，感到无限高兴。” 《巴基斯坦时报》二十六日发表社论说：“贵宾们无论到那里，都将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不是什么礼仪性的欢迎，而是这里的人民对伟大的友好邻邦的感情的一种自然而真诚的流露。”社论还说，巴基斯坦人民坚信，加强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对两国都会有很大好处。中国已经证明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巴基斯坦报纸二十六日以巨大篇幅在显著地位刊载了欢迎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基斯坦的消息。 《巴基斯坦时报》的通栏大字标题是：《今天盛大欢迎等待着刘》。这家报纸还在另半页上印着如下大字标语：“伟大的亚洲国家中国是我们的邻邦和可靠的朋友。” 《山岳报》以整版篇幅登载刘少奇主席的巨幅彩色照片。报纸的通栏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将在今天到达。盛况空前的欢迎在等待着他。》《新时代报》的通栏标题是：《巴中友谊万岁》。 许多报纸都出增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介绍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特写和图片。（附图片） 三月二十七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在阿尤布·汗总统（左二）陪同下参观泰格西拉的博物馆。泰格西拉在拉瓦尔品第以北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古迹。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第4版()专栏： 比共书记格里巴谴责苏共二十三大 列宁的党的代表大会已被赫鲁晓夫分子破坏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遭严重失败必将被粉碎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布鲁塞尔消息：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里巴在二十五日出版的《人民之声》周刊上发表题为《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 文章指出，这次大会同列宁的党的代表大会毫无共同之处。 文章说，人们在比利时赫鲁晓夫派的报纸《红旗》三月二十三日一期上看到该报驻苏记者写的一篇关于将在三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所谓“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 这篇文章表明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比利时走狗的完全蜕化以及他们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人民的事业的彻底背叛。这是对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彻头彻尾的攻击。 它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颂扬的同时，对斯大林同志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 文章说，修正主义者所希望的是，工人阶级、劳苦大众和各国人民放弃用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放弃挣脱枷锁的斗争，而接受奴役。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组织之所以受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侮辱、诬蔑和攻击，是因为他们坚定不移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一贯坚持革命斗争的立场上。 文章说，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同列宁的党的代表大会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列宁的党的代表大会已暂时被叛徒赫鲁晓夫分子破坏了。 文章说，在苏联如同在其它处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一样，有代表着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革命事业在修正主义篡夺者被赶走之后一定会重新获得胜利。 文章说，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变本加厉地进行侵略，但是它越来越孤立，正在自掘坟墓。 在政治上支持美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也越来越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文章最后指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都已经遭到严重失败。 修正主义一定会被清除。 以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也一定会被粉碎。

第4版()专栏： 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越南客人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天接见了由越南考古学部负责人阮文义率领的越南考古学考察团全体成员，正在我国考察的越南微生物学家阮麟勇，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等。

第4版()专栏： 我交通代表团赴越访问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应越南交通运输部部长潘仲慧邀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孙大光为首的中国交通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河内进行友好访问。到机场送行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有马耀骥、于眉、彭德清、梅盛伟等。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也到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 我公安部副部长宴请阿尔巴尼亚客人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公安部副部长、中国“前卫”体育协会主任杨奇清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尼科·采塔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体育代表团全体人员。 阿尔巴尼亚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梅莱契·巴巴尼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前卫”体育协会副主任马星五，国家体委副司长牟作云等。 应中国“前卫”体育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体育代表团一行四人，是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马星五等到机场欢迎他们。

第4版()专栏： 日本记者会议议长到京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日本记者会议议长小林雄一，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揖和书记邓岗、李炳泉等人。 在京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日本书记杉山市平等也到机场迎接。

第4版()专栏： 我记协领导人宴请阿尔及利亚客人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塞米什·阿布德拉哈米德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谢里夫·萨赫利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阿尔及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是在二十六日到京的。

第4版()专栏： 中蒙签订今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蒙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下午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一九六六年度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 李先念副总理参加了签字仪式。 我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札·赫希格，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对外贸易部代部长林海云，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刘祥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商务参赞王琢之等。 蒙古驻中国大使敦·策伯格米德，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了签字仪式。 签字以后，林海云设宴招待蒙古客人。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由札·赫希格率领的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4版()专栏： 坦桑尼亚两位新闻工作者到京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坦桑尼亚《非洲警惕》双周刊记者姆旺坎姆瓦和《今日农业》报通讯员马辛莫希，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李伍等到机场欢迎。

第4版()专栏： 我妇联副主席宴请智利客人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今晚设宴招待由智利众议员卡门·拉索·卡雷拉夫人率领的智利妇女代表团。出席作陪的有罗叔章、夏之栩、曹孟君、曾宪植、杨蕴玉等。智利妇女代表团是在昨日乘飞机到京的。

第4版()专栏： 菲律宾一记者到京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菲律宾《写实》周刊记者安东尼奥·阿兰尼塔和夫人，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于二十七日到京。

第4版()专栏： 中德签订今年换货和付款协定 新华社柏林二十五日电 中德一九六六年换货和付款协定二十五日在柏林签字。中国方面在协定上签字的是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傅生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是对外和东西德贸易部副部长许滕劳赫。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和东西德贸易部部长塞勒和副部长韦格内等人。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刘溥和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的成员。签字前，塞勒部长接见了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

第4版()专栏： 波贸易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讯 波兰政府贸易代表团在团长、波兰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德莫霍夫斯基率领下，二十五日上午乘飞机离京回国。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江明等。波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斯塔赫维亚克等也到机场送行。

第4版()专栏： 美国《挑战》周报揭露美苏合谋反对中国 苏联领导口喊团结实际上是同美帝“团结” 美国侵略重点东移是因为苏美和解可以使它放心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进步劳工党的机关刊物《挑战》周报二十二日刊载一篇文章，揭露美苏两国合谋反对中国。 文章说：在最近几个星期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觉醒过来并且深感震惊地认识到，约翰逊冷酷地在越南逐步升级正在把他们带到同中国发生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的边缘。虽然华盛顿的全球战略家曾经希望、而且现在仍然企图使美国人民和全世界摸不清他们“悄悄”逐步升级的最后目标何在，但是他们究竟还是露出了马脚！ 文章说，华盛顿把中国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推行美国的统治和控制政策的主要障碍，并且已经把美国的侵略的焦点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可是在这个时候，西线却平静无事！ 文章说：在莫斯科，赫鲁晓夫的政治继承人振振有辞地大谈“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在日内瓦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会谈中，他们为了垄断核武器却设法同美帝国主义团结。在新德里，柯西金、腊斯克和汉弗莱举行了那么“坦白、坦率和建设性的会谈”，以致汉弗莱一月十六日可以对美国电视观众说，“苏联设法在中国周围修建一道遏制中国的墙，这是事实”，“它（苏联）担心的主要是共产党中国而不是美国可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文章说，在西柏林，由于苏联现任领导人力图为美苏合作制造“正确气氛”，他们的心情是争取“和解和更多的和解”，美苏勾结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他们外交政策的支柱，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军事战略家满有信心地把他们的大部分军事力量从西部调到东部，满有把握地认为，虽然越南在流血，中国受到威胁，任何“社会主义的团结”都不会威胁他们“后方”的安全。 文章指出：毫无疑问，现在正象希特勒时代一样，法西斯侵略“正在行动中”。美帝国主义就是今天的希特勒主义。这个希特勒主义已经发展得非常庞大，它的触角已伸到全世界。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姑息它、同它“和解”，和怯懦地认为他们将被允许分享赃物的人，就是一九六六年的“慕尼黑人”。 文章最后说：面对着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运动，黑人的越来越深入的斗争，日益扩大的罢工运动，经济的不稳定和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法上的意见分歧，美国政府通过广泛地宣传混乱的和捏造的“民意测验”的结果，正在继续设法保持所谓普遍“意见一致”的陈旧的谎言。美国政府拼命这样做，正是因为并不存在什么“意见一致”。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正在日益同国内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三月二十六日必须成为而且也会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最广泛和最深入的群众抗议行动。

第4版()专栏： 访问友好邻邦巴基斯坦 常芝青 林彩 陈展元 杨原 去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我们——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应巴基斯坦新闻广播部的邀请，在巴基斯坦作了半个多月的友好访问。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 中巴友谊比鲜花更美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在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我们应邀列席了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会议。同时分别受到了巴基斯坦议长和政府部长们亲切友好的接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他们都异口同声地颂扬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在从白沙瓦开始的整个访问期间，我们常常为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情谊所感动。在许多地方——在白沙瓦大学的广场上，在卡拉奇的一个纺纱厂里，在吉大港附近工厂的车间里，在卡米拉街上的三轮车和手工业工人的座谈会上，在拉合尔的旅馆门口，在达卡的飞机场上……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立刻就从人群中迸发出一阵阵的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巴中友谊万岁！” 白沙瓦大学广场上的夜晚是令人难忘的。那一天——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应邀去那里参观一个展览会。广场上灯火辉煌，有一千多个学生聚集在那里。当我们在汹涌的人群中间通过的时候，鼓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广场就象一片沸腾的海洋。最后，我们已经坐上汽车要离开了，还有几个学生争先恐后地跑来和我们握手，一再嘱咐我们：“请把我们最亲切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带给中国学生们。” 拉合尔巴中友协为我们举行的招待会，也是一次非常亲切和热烈的聚会。主人以热情的语言，赞扬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巴中两国是最好的邻居，我们经常听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支持巴基斯坦的声音。”“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巴基斯坦的朋友；中国解放以后，是巴基斯坦的伟大的朋友；现在，经过这次印巴冲突的考验，证明中国是巴基斯坦的伟大的兄弟！”“中国的政策从来不是两面三刀的，她一贯支持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他们的讲话常常为一阵阵的掌声所打断。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们在卡米拉机场上等飞机回达卡。在绿草如茵的机场一边的湖荡里，开放着一片红色的莲花，鲜妍夺目。这个机场的经理叫人去采来一大把莲花分送给我们，他说：“盛开的花朵是最美丽的，但巴中友谊比鲜花更美丽。”他接着补充说：如果是帝国主义者，就是出一百万美元，我连花瓣也不给一个。 在白沙瓦地区访问时，我们曾同一批老者座谈。其中一个飘拂着银须的老者特别健谈，他从远自二千年前谈到现在的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最后他激动地站起来并且高声说：“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总想破坏巴中人民的友谊，但是，这好比是用刀来砍江河的流水，不管这把刀多么锋利，流水是砍不断的，相反，越砍越流，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巴中人民的友谊。”这使我们想起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的一句名诗：“抽刀断水水更流”。 巴基斯坦在前进 在巴基斯坦，我们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工厂，也访问了广大的农村。我们高兴有机会看到巴基斯坦在经济建设和发展民族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巴基斯坦具有发展民族经济的良好条件，它的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热带气候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工业资源也很丰富，有大量的矿藏，如铁、铬铁、铀、煤、石油、天然气等。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亿勤劳勇敢的人民。 近年来，巴基斯坦政府日益重视发展农业。特别是经济作物如黄麻、棉花、甘蔗、茶叶等发展较快。粮食比过去也有增加。 为了发展农业，巴基斯坦政府很注意水利工作。据东巴水利电力局的一位负责人谈：东巴的两条主要河流——恒河和布拉马特普拉河，上游都在印度。在发展水利事业中，人们不但要和自然界作斗争，还要和印度反动派作斗争。印度在恒河上游离东巴边境十二英里处筑了一个大坝，夏天雨水集中时，它大量放水，使东巴的许多农田遭到水淹；冬天缺水时，它又把河水卡断，使东巴的许多土地不能耕种。 但是东巴的水利工作并没有因此停顿。他们采取加高河岸、加高海岸、抽地下水等办法来控制水灾，以利灌溉。布拉马特普拉河的右岸已经加高了，准备再加高左岸。在靠海的地方修筑堤坝，以防海水倒灌。至于在西巴基斯坦兴修的印度河水系中西部三条河的水坝和其他补充工程，也正在加速进行。 巴基斯坦的工业，近几年来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以农业为原料的工业，如黄麻、纺织、制糖等工业的发展较快。 巴基斯坦虽然历来盛产黄麻和棉花，但是在独立前却没有一个黄麻工厂，棉纺织业也少得可怜。现在则不同了。已有二十四家黄麻工厂，织机一万七千台。棉纺织业也由独立初期的十七万纱锭、四千八百台织机，发展为现在的二百八十万纱锭、四万二千五百台织机。制糖工业过去几乎没有，现在仅东巴就有十多家制糖厂。此外，独立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还建立了造船厂、化肥厂、水泥厂、炼油厂、造纸厂、玻璃厂等现代化的企业。 在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巴基斯坦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首先是发展民族语言。巴基斯坦宪法规定乌尔都文和孟加拉文为国语，以代替英语。中、小学已普遍地用民族语言教学，有些大学也开始用民族语言教学。用民族文字出版的文艺作品和科学文化书籍以及用民族语言摄制的影片逐渐增多。 在达卡，我们有机会欣赏了勃尔·勃尔艺术学院师生们的音乐舞蹈表演，还观看了在工程学院演出的大型舞剧《克什米尔舞》。这些演出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健康、活泼、优美。 新闻工作者的战斗友谊 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我们同巴基斯坦新闻界的同行有过许多次令人难忘的会见。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中巴两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两国新闻工作者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 巴基斯坦全国记协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在我们所到的巴基斯坦各大城市的记者组织都为我们举行了同样热情的招待会。两国新闻工作者欢聚一堂，充分地交流和表达了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保卫各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结成的战斗友谊。 我们离开巴基斯坦已经三个多月了，但是，那些充满友谊的日子和动人的场面依然在我们眼前。（附图片） 巴基斯坦卡拉奇街景。卡拉奇是巴基斯坦的最大城市，工业和文化中心之一，位于西巴基斯坦的南部滨海地区。 新华社记者 刘政初摄

第5版()专栏： 老调子，新阴谋 观察家 最近一个时期，以约翰逊为首的美国政府官员，忽然又大谈起“改善”中美关系来了。什么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啦，美国不想使中国“孤立于人类大家庭之外”啦，美国正使它同中国“建立和平关系的大门敞开”啦，美国“渴望”同中国“有更多的接触和更多的往来”啦，美国“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我们的友好”啦，等等。总之，好象美国统治集团真的要在对华政策上改弦易辙了，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了。正当美帝国主义加紧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从华盛顿发出这样一片“亲善”之声，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 十六年来，美帝国主义一贯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无时无刻不在对我国进行侵略和威胁。它武力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它驱使蒋介石集团窃踞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它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它在我国周围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它不断派遣特务对我国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它的军舰和飞机频繁地侵犯我国领海领空，进行军事挑衅。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它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现在的约翰逊政府，不仅丝毫没有改变敌视、侵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而且做得更露骨、更猖狂。它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把全球战略的重点转移到亚洲，加紧进行包围中国的军事部署，积极策划把侵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美国的军政头目甚至公然叫嚷要同中国较量一番。约翰逊政府实实在在地干的这一套，同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的那一套，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本正经地说，美国现在要对中国“采取灵活的政策”了。如果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痛改前非，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但是，人们记得，两年多以前，当时的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就曾大谈过一阵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表示要向中国“敞开门户”。两年来的事实表明，美国敌视中国的根本政策原封未动，希尔斯曼的所谓“灵活性”，只是掩人耳目的烟幕。现在腊斯克又旧调重弹，那是一文不值的。 其实，腊斯克本人就对他的所谓“灵活的政策”作了很好的注解。他说，第一，美国“不准备拱手交出”台湾；第二，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美国的态度不能“有所改变”。这就是说，中国的领土，美国还是要霸占；敌视中国的立场，美国还是要坚持。一句话，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万变不离其宗。所谓“灵活的政策”也者，不过是要中国人民在美国的侵略和“遏制”政策面前放弃自己的严正立场。腊斯克明白宣称：只有“中国改变态度”，才“有可能建立和平关系”。这就把美国“灵活”政策的底细和盘托出了。 但是，据美国副总统汉弗莱等人说，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要有重要变化的，那就是要从过去的所谓“通过孤立进行遏制”的政策，改变为“遏制而不予孤立”的政策。中国人民听着，美国老爷大发善心，从今以后不再“孤立”我们了。中国人民不是真该感激涕零吗？ 美国已经“孤立”中国十六年了。美国统治集团一贯认为，必须“通过孤立”来“遏制中国”，而且只有“通过孤立”才能“遏制中国”。按约翰逊之流的说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么，美国“孤立”中国不是有更大的必要性吗？又按约翰逊之流的说法，中国现在到处“受挫”，倒霉透顶。那么，美国“孤立”中国不是有更大的可能性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却要大叫大嚷“不予孤立”中国呢？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道出了原委，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美国实行了十七年的‘遏制加孤立’的政策不起作用”。原来他们是想以此来掩盖“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 事实上，美国统治集团哪里是放弃“遏制加孤立”的政策？谁都知道，美国不仅正在世界各地掀起一个反华的逆流，而且加紧在亚洲拼凑一条以苏联修正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为核心的反华阵线。这都表明，美帝国主义是要对中国变本加厉地推行其“遏制加孤立”的政策。这绝不是约翰逊之流唱出一些“灵活”的调头所能掩盖得住的。 美国政府为了表示他们“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最近一个时期在两国人员交往问题上大作文章。它一再提出实行中美记者互访，并且一改故态，表示准许美国医生、科学家和学者来中国访问。美国的宣传机器也就这个问题大肆渲染，仿佛美国真是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 谁都知道，中美关系之所以长期紧张，并不是因为少了几个美国医生到中国来考察中国的医药卫生情况，也不是因为少了几个中国记者到美国去报道美国的生活方式。中美紧张关系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坚持极端敌视中国的政策，首先是因为美国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省。只要美国政府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只要美国拒绝把它的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就根本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谈不上解决两国人员往来这类具体问题。但是，约翰逊政府抱什么态度呢？就在不久以前，腊斯克斩钉截铁地说，要美国撤出台湾吗？“不行，我们不准备这样做。”这就拆穿了西洋镜：美国政府的所谓“改善”中美关系，只不过是装腔作势地作出一些小动作，玩弄骗人的花招罢了。 必须指出，美国统治集团最近竭力摆出一副要“改善”中美关系的姿态，是耍的以“退”为进的鬼把戏。约翰逊政府决心继续扩大侵越战争，沿着“逐步升级”的道路走下去，而且准备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甚至扩大到中国。它的这种冒险政策，已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和广泛的非难。因此，约翰逊之流妄图利用这样一些惺惺作态来安抚国内外人心，并把所谓“中美对峙”的责任推到中国人民头上，为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进行对中国的侵略部署打掩护。约翰逊政府的这种反革命两手策略，当然是骗不了人的。难道美国把全球战略重点东移，在中国周围加强军事力量，不是准备侵略中国，而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吗？难道美国积极策划无限制地扩大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是打算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而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吗？难道美国最近同蒋介石匪帮签订所谓“在华军事地位协定”，不是要把中国领土台湾省进一步殖民地化和军事基地化，而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吗？听其言而观其行，人们很容易看出，约翰逊之流的什么“灵活政策”、什么“不予孤立”、什么“增加接触”，都不过是美国为了加紧“遏制”中国的一些幌子罢了。 不仅如此，华盛顿当局的“缓和”姿态，还有其更深远的打算。美国的当权人物毫不掩饰，他们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并未死心，始终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新的一代”的身上。他们妄图通过某些所谓“缓和”和“松动”，以促成这种“演变”。华盛顿的喉舌《纽约时报》就把他们这种意图相当清楚地透露了出来。它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表示愿意接触和和解‘开门’的政策，这批人掌握政权的日子可能就会加速到来。”美帝国主义以为搞一点“接触”和“往来”，就可以软化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动摇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定立场，这简直是白日作梦。美国统治集团花了那么多钱，天天搞中国的情报，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还是等于零，实在可悲。 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看透了的。美帝国主义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特别是今天，由于中国人民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美帝国主义把中国人民看成它推行独霸世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主要障碍，它更不会放弃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中国人民有着清醒的头脑。我们既不害怕美帝国主义的恐吓，也不相信美帝国主义的“好话”。约翰逊政府，还是趁早收起你们的这一套吧。 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一回事，美国人民又是一回事。毛泽东主席说过：“中国人民懂得，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完全理解美国人民要同中国人民恢复交往的愿望。但是，我们不会，也不能让美国统治集团利用美国人民的这种正当愿望，来达到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深信，总有一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必将粉碎美国反动派的种种阴谋，扫除一切障碍，真正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巨大的发展。

第5版()专栏： 罗马十万人冒雨集会怒斥约翰逊杀人犯 美国大学生领袖在会上驳斥约翰逊对中越的诬蔑 西欧和澳新等许多国家群众纷纷集会示威反对美国侵越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西欧各国公众二十七日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声援美国人民反对约翰逊政府侵略越南的斗争。 在意大利，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将近十万人二十七日冒雨在罗马的大人民广场上举行集会，反对美国侵略越南。会议主席台上有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制止美国侵略越南。”与会者高举着数以百计的标语牌和旗帜，上面写着：“约翰逊是杀人犯”，“打倒美帝国主义”， “越南游击队万岁”，“不许干涉越南”和“胡志明万岁”等口号。 当美国“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席卡尔·奥格尔斯比在会上讲话的时候，广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他谴责美国政府对越南的侵略，并且驳斥约翰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的诬蔑。 在法国，三天来在一百二十个城市中举行了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在巴黎各界几千人二十五日晚上在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之后，法国的里昂、南锡和其他一些城市的人民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里昂的一千五百多人二十七日在美国领事馆门前高呼反美口号，并且把一封请愿书交给领事馆官员。 继伦敦市民二十六日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之后，英国赫尔市的公众二十七日在英国外交大臣斯图尔特正在发表竞选演说的市政厅前示威。示威者向为美国侵越政策辩解的斯图尔特发出连珠炮一样的质问，弄得这个外交大臣十分狼狈。 西德许多城市在二十六日都举行了群众示威、集会等活动。 瑞典各界公众一千多人二十六日下午冒着风雪严寒，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公民厅举行了抗议集会。集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大幅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为前导，冒着风雪穿过闹市。 同一天，在瑞典其他十几个城市也举行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 四百多名挪威青年二十六日在奥斯陆市内广场举行集会，然后，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通过主要街道游行到美国大使馆，递交了致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一封信。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新加坡消息：新加坡约二千人二十七日晚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扩大侵越战争。集会是由马来亚人民亚非团结委员会举办的。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悉尼消息：约两千澳大利亚人二十七日在悉尼举行集会，谴责政府派兵去南越充当美国侵略者的帮凶，要求“不派兵到越南去”。同一天在布里斯班有一千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约翰逊政府进行侵越战争。 据新华社惠灵顿二十七日电 新西兰各界人士七百多人二十七日在奥克兰举行了集会，要求新西兰军队撤出越南，声援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示威运动。 会后有三百多人举行了示威游行，示威者在美国领事馆前宣读了给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抗议信。

第5版()专栏：社论 此路不通！ ——警告佐藤政府 日本反动派甘愿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突击队、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已经到了十分嚣张的地步。三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日本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接连发表两次讲话，露骨地宣称，“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越南、中国和朝鲜。他还说，“由于美国（在越南）采取了行动，越南战争和日本有关系”。这种言论，简直狂妄到了极点。 椎名的自供，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讯号。日本早已成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军事基地和后勤基地，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仅企图在“日美安全条约”的幌子下，把日本进一步拖入侵越战争，并且还要使日本充当美国侵略亚洲、包括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手。 听听佐藤政府头目最近的自白，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反动派正在逐渐丢掉伪装，毫不遮掩自己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 佐藤荣作最近说：“作为行使 ‘自卫权’”，日本出兵“攻击外国基地是被允许的”。 椎名悦三郎不久前说：日本已经到了“应当具体地讨论、研究”向国外派遣军队的时候了。 日本海军参谋长西村友晴公然发布训示：“亚洲形势极为动荡，万一发生事情，‘自卫队’就应该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战场”。 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舆论机关也逐渐猖狂起来，它们乘机叫嚷：“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现实威胁”，“日本必须加速复活军国主义”。 佐藤政府要员的言论，椎名要把“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越南、中国、朝鲜的讲话，以及日本反动宣传机器的叫嚣，都是有所为而发的。众所周知，美国帝国主义全球战略重点正在向亚洲转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急于想搭上一股，以便分一杯羹。于是日本反动派接二连三放出准备出兵的空气，并且拿“日美安全条约”作为根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扫清军国主义复活的道路，从而为日本军队参加美国侵略战争大开方便之门。 目前，美帝国主义力图组织一个反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越南、朝鲜和中国的反革命阵线。可是，美国陷在亚洲各国人民革命浪潮的包围之中，顾此失彼，处境狼狈。美国在越南，更是深陷侵略战争的泥坑，难以自拔。这种局面，使得美帝国主义特别期望日本反动派在军事上出来帮一手。而日本反动派也把这种局面看作是自己东山再起、重返亚洲的大好机会。人们看到，日本反动派已经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对外扩张，越来越急于走军事侵略的老路，来达到自己称霸一方的目的。利令智昏，佐藤政府不惜把日本人民当作炮灰，准备派兵到国外，充当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急先锋。在美国指使下签订的“日韩条约”，拼凑“东北亚军事集团”，拟订进攻朝鲜和中国的“三矢”，“飞龙”等一系列军事计划，把“日美安全条约”应用到越南、中国、朝鲜，都是日本反动派准备军事冒险和对外扩张的重大步骤。 佐藤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是依靠和追随美帝国主义，实行它的军国主义扩张，妄图重新攫取它失去了的亚洲殖民地。最近，日本政府同美国在亚洲的一些走狗、傀儡来往频繁，并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加紧勾搭，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罪恶阴谋。但是，佐藤之流作的只是一场白日梦。日本反动派以损人的目的开始，只能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其它的结果，是不会有的。 佐藤政府对外实行军事扩张，在日本人民中间是绝对通不过的。日本人民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决心摆脱美国的占领和控制，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坚决反对佐藤政府修改宪法以加速军国主义复活的阴谋。因为日本人民深深懂得，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必然就是法西斯化的全面复活，就是意味着再一次发动侵略战争。其结果，必将使日本人民重新被投入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日本人民要求同越南人民、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并坚决反对充当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这是日本人民的意志，是日本反动派无法改变的。如果日本反动派胆敢一意孤行，最终一定逃不脱日本人民的严厉惩罚。 今天的亚洲，已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亚洲。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和平的可靠屏障。日本反动派一心想走三十年代的老路，那么，我们要老实告诉它：此路不通！日本反动派要对外侵略，一定会遭到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如果硬要尾随美国侵略者，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一句话，日本反动派如果要走对外扩张和侵略的老路，只能遭到比东条英机更为悲惨的下场。

第5版()专栏：短评 侵越战争唤醒了美国人民 美国人民反对约翰逊政府侵略越南战争的斗争浪潮，正在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和声势，席卷整个美国。这表明，美国人民是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同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站在一起。 美国广大人民所以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国政府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是因为约翰逊政府在进行的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不仅损害越南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侵越战争正在给美国人民带来日益巨大的牺牲和灾难。从《华尔街日报》一篇关于美国道奇城的报道，就可以看到，美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对美国人民的生活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美国反侵越战争示威群众质问约翰逊：“今天你又杀死几个小伙子？”这就是说，他们明白，约翰逊的手上，不仅沾满越南人民的鲜血，而且也沾满美国人民的鲜血。 美国统治阶级和美国广大人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发动违反美国人民利益的侵略战争，这种矛盾就更加尖锐化了。侵越战争使美国人民遭受了苦难，同时也教育了美国人民。在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就是通过活生生的现实，逐渐认识到美国统治集团的反人民的本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的。美国人民已经把反对侵越战争的斗争，同要求改善生活、保障民主权利、反对种族歧视、改变社会现状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标志着美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在美国正酝酿着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约翰逊政府一意孤行地继续沿着扩大侵越战争道路走下去，结果只能加速美国革命风暴的来到。

第5版()专栏： 美国檀香山群众示威抗议侵越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檀香山消息：约二百名檀香山公众二十七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抗议约翰逊政府侵略越南和要求美军从南越撤退。 示威者在檀香山国际机场举行抗议大会，大会的一个组织者宣读了一封公开信，谴责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野蛮行为，在会上发言的许多人都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越。 示威者接着游行到美国在檀香山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并且在那里递交了反对侵略越南的请愿书。

第5版()专栏： 佐藤政府追随美国反共反华反越气焰嚣张 悍然参加美国策划的亚洲反共联盟阴谋 据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日本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二十三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宣布，日本佐藤政府已决定参加四月十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洲反共国家和傀儡集团的“外长会议”第二次筹备会议。 亚洲反共国家和傀儡集团“外长会议”是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指挥下，由南朝鲜傀儡集团出面筹备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已经在去年三月间在曼谷举行，那时佐藤政府也曾派代表参加。 据报道，参加第二次筹备会议的，有日本、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南越傀儡集团、南朝鲜傀儡集团以及蒋介石集团。它们将就“越南和中国问题”交换意见。 在举行亚洲反共国家和傀儡集团的“外长会议”的前夕，佐藤政府将在四月六日在东京举行“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这两个会议是相互配合的，它们的目的都是秉承美帝国主义的意旨，在亚洲拼凑“遏制”中国的“反共军事联盟”、并且直接为美帝扩大侵越战争效劳。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二十四日揭露并谴责日本佐藤政府准备参加的“外长会议”的目的是在亚洲拼凑一个“反共军事联盟”和更积极地支持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

第5版()专栏： 美国民歌手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在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反对侵略战争歌手和在群众中广为传诵的反对侵略战争歌曲。 伴随着吉他的旋律、宛如说唱一般演唱歌曲的皮特·西戈，有着优美清脆的女高音歌喉、最受青年欢迎的美国女大学生约翰·芭叶兹，走遍大学学园进行演唱的博布·迪兰，他们演唱的《反对越南战争》、《给黑人以自由！》的歌声，在美国青年人中间深深地引起共鸣。 被人们誉为“反战歌手”、“美国的良心”的这些民谣歌手们，是在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和音乐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企图同工会结合起来扶植美国传统音乐的一批人，成立了“人民歌曲协会”。皮特·西戈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但是，一九五○年侵朝战争爆发，在其后的所谓“冷战”时期，美国的工会几乎都向右转，被那些替侵略效劳的领导人所把持。这时，专事“追捕赤色分子”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曾传讯皮特·西戈。西戈断然拒绝提供证词，因而被判刑两年，他的那个音乐团体也被迫解散。然而，在艰苦的斗争时期，以皮特·西戈为中心的民谣歌手、作词家，始终没有停止歌唱。他们在这个时期演唱了歌颂斗争中的工人的《工会少女》等许多歌曲接连不断地发表了反对歧视黑人的“民权运动”和反战斗争中诞生的歌曲。就在扭摆舞、摇摆舞盛行的时候，这些歌曲却日益深入美国人民的心中。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人民举行了反对种族歧视的华盛顿大进军。皮特·西戈以及其他好多歌手，投入了这个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胜利属于我们》这支歌子，是用古老的黑人赞美诗的旋律配以新的斗争的歌词。这支歌唱道： “那一天定会到来， 伟大胜利的日子， 总有一天会到来。 噢，我心灵深处在渴盼这一天！ 我们手挽着手， 并肩前进， 直到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天 ……” 这支歌是在美国南方各州的黑人中间唱开的。它在这次大进军中成为全美国的争取自由与和平的运动的歌曲。在从去年年初起扩展到整个美国的反对侵越战争的行动中，这支歌一直脍炙人口，传诵不绝。 一九六五年三月，西戈和一些著名的音乐家都参加了亚拉巴马大游行。西戈采集了大游行中唱的许多歌曲，并且通过他们的音乐刊物向全美国推广。这些歌曲被称为“反战歌”、“抵抗之歌”，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开来。 皮特·西戈在一九六三年秋天曾访问过日本。他到日本后，演唱了《胜利属于我们》、揭发美国大资本家腐败情形的《资产阶级布鲁士》等为美国政府和日本反动音乐组织“音协”所头痛的歌曲。他昂首高歌： “警犬不可怕， 水龙不可怕， 监狱也不可怕， 因为我要自由。” 四十八岁的西戈还向日本人民表明他断然拒绝为美国文化侵略所利用的坚定意志。他说：“我的歌为人们所喜爱。但是，任何国家都有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所培育的杰出的歌曲。忘却这种歌曲而象可口可乐那样推广美国的民谣，我不喜欢这样做。”他还拒绝了美国驻日大使馆让他到美军基地作慰问演唱的要求。 二十五岁的美国青年歌手博布·迪兰演唱的《说唱第三次世界大战》、《风吹草动》，《战争罪魁》等歌曲，对侵略者给予激烈的抨击和讽刺。他在《战争罪魁》中唱道： “你用自己的双手扳起了枪机， 然而一旦到开枪的时候， 你却硬要把枪塞给别人。 战死者的数目增多了， 可你只是坐在宝座上， 若无其事地数着死人的数目！ 年青人的鲜血， 从他们的体内迸流； 可你竟躲在白宫里不肯出来。” 这首歌子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词：“我了解你的真面目”。歌中的“你”就是指美国总统约翰逊。这首歌子吸引了美国的广大青年。 被称为“民歌公主”的二十五岁的约翰·芭叶兹，在美国总统约翰逊和他的妻子出席的一次集会上演唱完毕后，宣布说：“据说我纳的所得税的百分之六十被用于美国的军备。我是根本反对战争的。因此，我不能为战争纳税！”她的这个宣言经由电视转播到全美国。她仅靠所灌的唱片收入一年就不下二十万美元。然而，她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献给反对侵越战争运动和反对种族歧视运动。 美国的反战歌曲在激励着参加斗争的广大群众。而演唱反战歌曲的歌手们也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现实、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认识。约翰·芭叶兹在伦敦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侵略越南的是美国。因此，必须停止侵略的就是美国。说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云云，简直是无聊。没有比那种对轰炸、杀人、焚烧房子和森林感到心满意足更坏的事了。早日停止这样的干法，是最好的事情。越共正在取得胜利。越共进了村子，受到人们的爱戴。因为没有比美国人呆在越南更坏的事情了。……”她说出了千千万万个普通美国人心里的话。 （葵）（附图片） 美国反对侵略战争的歌手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向示威群众唱歌

第5版()专栏：外论摘要 侵越战争严重损害美国人民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反映了美帝国主义侵越战争给美国人民造成的越来越大的损害。这篇从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城市道奇城发出的报道摘要如下： 越南丛林离单调的堪萨斯平原上的道奇城将近有九千五百英里。但是，对于道奇城的一万四千居民来说，这场战争已经不是一场遥远的小接触了。 战争带来了伤亡。例如，小弗兰克·桑切斯军士成了这个城里第一个在越南战争中死掉的人，他担任机长的直升飞机被越共的炮火打中了。 但是，死人还不是使战争显得更近了的唯一的事情，在同道奇城许多公民交谈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越南战争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迅速波及到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中去。 这个小镇的青年人在玩弄一种叫做如何摆脱征兵的新“把戏”。 大部分男子都对他们被抓去当兵的可能性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情绪，军队中越来越缺乏兵员的困难最令人注意。 本月份道奇市征兵局传了二十八名青年去进行体格检查，而去年三月份只传了六名青年。 圣玛丽学院和道奇市的一所两年制的公立初级学院的学生们听到学生如果不能取得优良的考分，就有丧失延期应征的机会的消息感到惶恐不安。 有些商人也感到了越南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工商界人士担心战争费用很快就会使捐税增加。 道奇市民写给代表道奇市区的共和党议员鲍勃·多尔的每十封信中有七封是关于越南问题的。多尔说，这些写信的人想知道越南的情况和战争将何时结束。（新华社）

第6版()专栏：学术研究 试论海瑞的“平冤狱” 史群 提要 从海瑞的若干断狱材料来看，他主要是为地主、恶霸开脱罪行。对“清官”断案是否公平，不能以封建法律为尺度，不能以压抑了个别的豪强论功过；“清官”的所谓“执法如山”，使封建法律的“神圣性”产生了迷惑人的效果。剥削阶级的“合法”与“不法”行为往往难解难分，不能把封建法律表面上赋予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权利，同地主阶级超越所规定的权利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 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文人一般认为，封建社会中的所谓“清官”，就其行事而论，具有“自奉廉洁”、“不避权贵”和 “关心民瘼”等特点。尤其是所谓“平冤狱”，最能迷惑人们的视听。看来，吴晗同志是洞悉此中奥妙的，所以他的《海瑞罢官》就是从“平冤狱”开场的。因此，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海瑞平反了些 什么“冤狱”？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和《论海瑞》等文中，不止一次地称颂海瑞：“亲自审案，处理了许多积案，昭雪了许多冤狱。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海瑞的一生是“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的一生”。 吴晗同志的这些结论，经过查检，我们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海瑞在淳安、兴国知县任上仅留下受委参审的八个案件（见《海瑞集》）。在这八个案件中，有六个是人命案：（一）雇工吴吉祥为地主吴湘看守柴山，打死“到山盗砍柴”的吴镧，吴镧之子吴沄控告吴湘指使。（二）地主婆吴阿伊的婢女青香被吴夫的堂弟吴万打伤不日身死，吴万说是伊氏毒死青香嫁祸于人，伊氏则称毒是吴万下的，企图借此脱身。（三）胡胜荣、胡胜祖弟兄与邵时重争山，胜祖病死，胜荣捏称为邵打伤致死。 （四）邵守愚黑夜误杀前来其鱼塘盗鱼的堂弟邵守正，被控以仇杀。（五）徐继向其妹夫戴五孙讨债，“两相争闹”将戴打死，有人诬告系戴妻徐氏与里长潘天麒通奸伙同其兄与奸夫共同谋害。（六）地主陈舜兴控告另一恶霸地主曾克滢打死其雇工李福兴，而曾不服。 以上六案中，虽然第一、二、六案涉及劳动人民与地主之争，但海瑞经过“细审众词”，弄清“真实之情”以后，一一为地主吴湘、地主婆伊氏，甚至“富恶田东”曾克滢等三人“平了反”。第三、四、五案也分别为争山的邵时重、养鱼的邵守愚和里长潘天麒等雪了“冤”。与此相反，对于替主人看守柴山而犯命案的雇工吴吉祥，则断令承担全部罪责，维持“抵死”的原判。除这六条人命案以外，剩下的两案：一为何姓族人互争坟地，纯系有产者内部之争；一为贫民方淙与方天禹两家岁荒缺食，同向地主何孟敦借谷，由于何未履行合同仅借给方天禹不到半数的稻谷，致使方天禹与方淙发生争吵，互有漏失，因而相控。后一案始作俑者原系地主何孟敦，但海瑞在参审时，却以何所提出的“仓谷日久，或有消耗”为理由，认为“曲亦不在孟敦”，竟不加谴责。 从以上八案看来，海瑞只不过替几个地主、恶霸“平了反”，而且还为一个地主作了开脱，是根本谈不上“站在农民一边”的。 关于海瑞断狱的材料，还有一部署名李春芳编次并作序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虽然它的刊行（一六○六年）去海瑞之死（一五八七年）未远，但它基本上是一部依托海瑞并宣扬海瑞的公案小说。这部公案传共分七十一回，收录七十六案①，取材于宋元话本和海瑞生前即已流行于民间的公案故事者不少，但也参考了一部分司法审判材料，其中很可能包含有海瑞本人的东西。它所收录的七十六案，就案情来分：属于强奸、通奸特别是奸杀方面的有二十九案，谋财害命的十四案，家庭、婚姻与财产纠纷的十二案，诬害或诬告的八案，抢劫偷窃与诈骗的七案。此外，因逼债殴死人命的两案，谋反的一案，霸占人妻的一案，争水互殴的一案，猴精作祟的一案。从阶级关系来看，大部分都是地主、官僚与大商人等剥削阶级内部荒淫无耻、勾心斗角、互相撕杀的案件。比较明显地涉及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和小商小贩等之间的案件只有二十五个。其中属于劳动人民与其他被统治者反抗和破坏封建制度与秩序的二十案，海瑞均从严格维护封建制度和保护地主人身、财产安全出发，残酷地加以镇压与惩办。如第三十六回浙江诸暨县郊有傅仕志、朱如张等数百人“谋举大事”，经人告发，海瑞立即大肆搜捕，并判处“傅仕志、朱如张等十人不待时斩，余徒各以从者拟死”，便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剩下的五案分别为地主逼债并殴死贫民或其家属的两案，故意杀死自己的仆人诬害别人的两案，倚仗权势霸占人妻并陷害其夫的一案，总之都是地主阶级穷凶极恶迫害人民的案件。而海瑞对待这类滔天罪行，只要有所借口，能开脱的就尽可能开脱。如第七回“为富不仁、剥民肥己”、 “流毒一方”的“凶豪”王爱礼，到贫民胡进保家逼债，并击伤进保母亲，以致不日身死，他却反咬一口，捏称自己被进保打伤，七次传讯均不到庭，结果海瑞竟以“失手”、“误伤”、“非其心之所然”为理由，只让王爱礼出钱殡葬，不予追究。其余四案虽然作了处理，但其中两个主杀奴的案件，主要是由于凶犯诬害了另外两家地主并被揭发才判处的。真正称得上抑制了一下豪强非法侵害贫苦人民的案件只有两件。一件是土豪沈一森，因逼债活活打死贫民何仲升，反诬控何仲升偷盗。另一件是宦家之子骆可显，横行乡里，奸人妻女，他霸占了贫民龙得才的老婆，却买通县官诬赖龙得才拐带，判处龙得才多年徒刑。这两案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海瑞才不得不以“所为不轨”、“实犯律条”为由，分别加以惩处。 在这部公案传中，编撰者虽然点缀了这样两个打击豪强的案件，但就以上二十五个案件的整体看来，海瑞充当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运用封建法律镇压农民与其他被统治者的反抗这一基本点，则是昭然若揭的。尽管它是被封建文人“艺术夸张”过的小说，可是它所反映的问题，倒比吴晗同志所作的结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平冤狱”的实质何在？ “冤狱”是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含义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把无罪判成有罪，姑息、纵容、包庇有罪，而使受害者衔冤受屈不为昭雪。在封建社会里，造成冤狱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承审官吏由于趋炎附势，阿谀权贵或贪赃受贿有意制造的；一种是由于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主观臆断，偏听偏信造成的。特别是涉及农民的案件，在那种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并以镇压农民为首要职志，以刑讯逼供为审判特征的暗无天日的封建统治下，更是无狱不冤。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所谓“冤狱”真是罄竹难书。正因为如此，偶尔有个把所谓“清官”能够明断三几件公案或昭雪一两桩冤狱，经过封建文人的渲染、美化，就最能起麻痹人民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否象吴晗同志那样，认为“清官”就是“公正无私”甚至“站在农民一边”的呢？不能。首先，“清官”的断案是以封建法律为准绳的，而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者意志的表现。封建统治者甚至也不隐讳这一点。中国古代法学家就说：“立刑法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②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从法律形式上来看审判是否公正，不能单纯从法律规定来看犯罪与否。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合法的就是合理的、公正的，违法的就是错误的，就是罪行，而必须分析其社会性质与阶级内容。否则，就无异于承认封建法律对于农民也是合理的、公正的。这样一来，也就必然会导致歌颂封建法律本身及其立法者，从而肯定封建剥削制度。 其次，所谓“明断公案”与“平冤狱”，即使打击了个别的贪官污吏与恶霸豪强，也不能说这是“代表农民的利益”， “站在农民一边”的。因为法律既然是统治者整个阶级意志的表现，它就不只是保护其成员的个人利益，而重要的是保护其阶级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为此，它在镇压农民的同时，也有必要约束一下其内部集团与成员个人损害其整体与长远利益的行为。“明断公案”与“平冤狱”，自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并列入他们法律之内的。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秦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以来，历代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以期更有效地统治和镇压农民，就曾一再颁行打击和压抑地方割据势力的法令。与此同时，它们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与阶级矛盾并装饰一下门面，在必要时也会对一些太不象话的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加以制裁。以明朝为例，从朱元璋开始，几乎历代皇帝都未断过这样的诏令：“凡一应罪犯，悉依大明律科断，法司不许深刻”，“问罪依大明律，不许深文枉滥”③。有时对造成冤狱的官吏也要惩办，朱元璋就曾下令：“凡鞠问罪囚，必须依法详情推理，毋得非法苦楚，锻炼成狱，违者究治。”④就是到嘉靖年间，虽然阶级矛盾已很尖锐，但统治者仍“谕法司问理词讼，必须辨曲直，从‘公’处断，使人无冤”⑤。然而，封建统治者的这种种作法，其目的不外是想借以维持一个普天之下的大冤狱。因为被封建国家和法律所保护的封建剥削制度，对于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大冤狱。农民的一切疾苦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而封建国家的所有官吏正是看守这一冤狱的工具。这种实质，海瑞基于他的阶级本能也是有所察觉的。他不是说，如果不维护一下法纪，恪守祖宗成宪，而使“纲纪尽废”，就会“天下大乱”吗？ 不仅如此，“清官”平反这类“冤狱”还能起这样一种作用：为“三尺皇家法”，为封建皇帝的“金科玉律”，增添一圈表面看来“谁也不许侵犯”的光轮，从而显示其“神圣性”，以便更有效地镇压农民。恩格斯曾谈到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要神圣地看待资产阶级法律的问题，他说：“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⑥恩格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封建法律。“清官”们“执法如山”，也就使封建法律的“神圣性”得以产生迷惑人的效果，特别是当这种“神圣性”已被他们自己践踏得不成体统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清官”的确起了贪官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既善于理解自己阶级的共同利益，又能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阶级利益”。 “平冤狱”的作用不容夸大 吴晗同志不但严重地歪曲了清官“平冤狱”的本质，而且在夸大“清官”“平冤狱”的作用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封建文人。 我们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官吏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抑制了一下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起不了促进作用。但吴晗同志的笔下，似乎只要海瑞这类“清官”祭起这“三尺皇家法”，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可以为农民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来，这只能是欺世之谈。恰恰相反，海瑞执行“三尺皇家法”，在镇压农民、制造冤狱方面是行家，而在用来限制内部成员的暴行方面却往往失灵。 这里首先必须打破一种观念，即把封建法律表面上赋与地主阶级的权利，和地主阶级超越规定所享有的权利截然加以划分，甚至对立起来。其实在封建社会，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因为： 第一，封建法律本身在形式上就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公开的特权法。马克思说：“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⑦我国封建社会，自先秦的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开始，一直到明、清，始终贯彻了“法可执于庶民，而不可行于乡官”这一老传统。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的弥天大谎。历代的封建法典，如有名的唐、明律，都赋与了地主和官僚以各种特权，甚至任意打骂和杀死农民的权利。例如明律就规定：家长骂奴婢和雇工人是合法的，诬告奴婢和雇工人无罪，“殴奴婢不至死者无罪”，“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以及“过失”杀奴婢和雇工人无罪。这里所谓“过失”，只不过是为其开脱罪责的遁词而已。而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在诉讼方面，还享有相沿已久的所谓“八议”⑧。明成祖甚至规定，功臣的俸禄可以抵一次、二次乃至三次死罪⑨。在这些“法定权利”以外，如果仍须科刑，他们还有一重保障，即用钱来赎罪。唐、明律都规定：除十恶大罪以外，只要有钱，从笞十到死刑都可以赎。与此相反，农民与其他劳动人民，特别是奴婢与雇工，则毫无权利可言，即使受冤也无权申诉。法律上奴婢与雇工人 “不得首主”，“奴婢不得证主”等规定比比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历代农民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 “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⑩。在这种情况下，封建法律本身就赋与了地主和官僚对农民制造各种冤狱的条件。那么，他们贪婪无厌的所谓“习惯权利”也就大有游刃的余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根本谈不到特权等级的习惯权利。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11。 第二，法律自来就是从属于政治的。任何法律都是针对被统治阶级，而不是束缚统治者自己手脚的东西。列宁说：“任何法律都不能限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12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有所谓比较定型的法典，如汉律、唐律、明律等。它们往往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开国之初所制定的。当时封建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以及亟需调整统治阶级各集团间的矛盾，一般说来，考虑其长远利益较多。但封建统治者贪婪无厌的本性，使他们只要有可能就要加以冲破。汉朝的杜周即曾真实地说过：“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13因此，封建皇帝随时都可能以新的法令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 第三，任何实体法都“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14，而刑讯逼供便是和封建法律的内容有机地连系在一起的诉讼形式，是封建实体法的必然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刑讯逼供是制造“冤狱”的重要手段。一切“冤狱”往往都要通过刑讯取得口供来完成法定手续，即所谓“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15，“茶酷之下，何狱不成”（（16，而刑讯本身又在合法地大量制造冤狱。因此，法律史上不乏这样的记载：“有情未真赃未获而死于杖下者，有招供未具而死于狱中者”（（17：“虽非死刑，大半殒毙”（（18。由此可见，剥削阶级“法律的运用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19。这样，这位具有阶级偏见而又动辄使用重刑的海瑞，“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怎能不制造冤狱呢？ 从以上三点看来，封建主的所谓“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往往是难解难分的。不是不法行为的合法化，便是合法的不法行为。而所谓“三尺皇家法”本身，就是神圣化了的不法行为。 其次，虽然剥削统治阶级尽可能多地压榨劳动人民的贪欲，一般说来，多少要受这一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程度所制约，法律的规定也受这一制约的影响，但封建地主阶级的成员永无底止的贪欲，只要有可能也要突破这种制约而自行其是。以明代为例，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之后，曾令“子孙守之，群臣敢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20，但曾几何时就由于“因循日久，视为具文”。朱元璋在表面上对于惩办贪污也曾雷厉风行过一阵，不但三令五申，而且独出心裁地采取了“剥皮实草”的酷刑，但终明一代上自首相与厂卫权阉，下至府县又几人不贪。有名的象严嵩、刘瑾、魏忠贤等均富可敌国，而荒淫残暴的封建皇帝便是他们的头头和靠山。 此外，在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不管集权到什么程度，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割据。因此有朝廷的大皇帝，也还有地方的小皇帝或土皇帝。他们多少都要闹点独立性。这样一来，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所经常享有的就远不限于什么“法定权利”。而在他们这种贪墨成风、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和貌合神离的情况下，手执“三尺皇家法”的“清官”，即使想为本阶级的利益“奋发有为”一番，又能有多大作为？就象海瑞，虽然被吹嘘成“刚直不阿”，但在允许告乡官的问题上，他所批准的也只不过“二十分中之一而已”。 在“平冤狱”问题上，海瑞本人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鉴于“小民不顾理义”，一则曰“轻于准理翻案，使民争讼之道也”；再则曰“狱贵初辞，县官所问正初辞也”；三则曰“县官于民最亲，上司止当责成县官，不可轻为翻案”。这就给冤狱的昭雪，又增添了一道路障。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某些“清官”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即使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抑制，但是，如果没有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就不会有因“息民怨”而“平冤狱”的产生。如果象吴晗同志那样丑化农民的形象，抹煞农民的斗争性与革命性，而把农民描绘成那样苍白无力，一味乞求什么“青天大老爷”，也就根本不可能产生海瑞这类“清官”，因为“清官”本身正是农民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统治者内部所引起的一种抵制性的反应。 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吴晗同志任意伪造历史，完全歪曲和夸大了海瑞“平冤狱”的本质与作用，从而也就完全歪曲和夸大了海瑞这类所谓“清官”的本质与作用。 吴晗同志把一个忠于封建皇帝、忠于封建法律的海瑞歪曲为农民的“救星”，这正说明了他的国家观与法律观是超阶级的。在他看来，国家与法律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封建国家与法律并不是压迫农民的工具，而是对地主与农民一视同仁的“圣物”，因此，可以指责的并不是封建的国家制度与法律本身，只不过是那些违反皇家大法的贪官污吏与恶霸豪强而已。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①该书体裁除间或残缺外，一般均分为三部分：先记案情，次录 原、被告两造诉状，最后为海瑞的判决。它是现存歌颂海瑞的 最早作品。 ②《管子·明法解》。 ③④⑤《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三七《听断 部》。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第二七六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三八一页。 ⑧指与封建皇朝关系密切的八种人（亲、故、功、贤、能、贵、 勤、宾）犯了法，在处理上享有特殊照顾和优待。 ⑨参见《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六。 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八至六一九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四四页。 ?《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一四六页。 ?《史记·酷吏列传》卷六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 ?《前汉书·路温舒传》。 ?《明书》卷七三。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卷一四四《听断部》杂录。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七○三页。 ?《明史·刑法志》。

第6版()专栏： 明朝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 史兵 提要 明朝苏松地区的一般地主中有中、小地主，也有大地主。他们同乡官在剥削农民上是一致的，其中的大地主更同乡官一样残酷地欺压农民，因而激起农民的强烈反抗。吴晗同志说当时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只是农民同乡官的矛盾，而不是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 吴晗同志在他所写的历史论文中，特别是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海瑞的历史论文和历史剧中，实际上是从各方面来模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界限，歪曲和抹煞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更严重的是，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并没有承认这些错误，而是继续坚持这些错误。因此，我们必须予以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本文仅就明朝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问题作一些论述。 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来分析明朝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他认为当时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与乡官的矛盾，不是农民与一般地主的矛盾。在这里，吴晗同志粗暴地歪曲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明朝苏松地区地主阶级内部一部分乡官的横暴乡里，并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抗，这是说明两个阶级的矛盾趋向激化。吴晗同志对当时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而且是趋向激化的阶级矛盾避而不谈，却以农民与乡官的矛盾代替了农民与整个地主阶级的矛盾，说什么“这一地区唯一的掠夺者”就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象徐阶之流的乡官，而一般地主则从不掠夺土地。这样，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界限就完全被抹煞了，趋向激化的矛盾也被曲解了。 为了证明乡官是苏松地区的“唯一的掠夺者”，吴晗同志一提到中、小地主，就片面地渲染他们怎样受到乡官的欺凌和压迫，并寄予无限的同情。相反，他对于这些中、小地主如何以剥削农民起家，对于中、小地主与乡官在剥削农民上的一致性却只字不提。 事实真是如此吗？在明朝，一般地主从表面看都可以分为“乡绅”和“富户”两种类型。无论乡绅或富户，按照其经济地位的不同，其中有大地主，也有中、小地主。不能说乡官就代表大地主，一般的富户就是中、小地主。明朝松江的潢泾市“有四巨姓，曰张、杨、包、顾……顾氏则代多富人，读书者少”①。这里所谓的顾氏虽不是乡官，却是潢泾市上的一家大地主。明朝人记载苏松等地的“巨姓”、“巨室”、“大家”、“富者”、“财主”和“布衣”，很多人都以粮长、里长起家，其中大部分也不是乡官。正是这些人与乡官一样地掠夺了农民的粮食，奴役了农民的人身，又在土地兼并、逃赋避役的情况下促成农民的流亡，激起了农民“抢掠富户”和“毋输租巨室”的斗争②。而吴晗同志却把富户排斥于乡官之外，把中、小地主排斥于大地主之外，说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只是农民与乡官的矛盾，这不是对历史的歪曲又是什么呢？ 在明朝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的一段时期里，苏松五府及其邻近地区，农民抢粮、抗租、劫府库的斗争以及饥民、流民、“矿贼”、“盐徒”、和白莲教徒的各种武装起义也此起彼伏，先后不断发生。嘉靖三十六年，太湖西南岸有白莲教蒋鹏、蒋潮的起义。嘉靖三十八年，苏州地区有饥民结“盐徒”的起义。嘉靖四十一年，松江大饥，“饥民四出抢掠富户”③。万历八年，苏州嘉定“农民赘聚呼，甚则操竿揭挺，望屋而食”，几年后，嘉兴的农民又“聚党相约，毋输租巨室”④。在海瑞出任应天巡抚的隆庆三年和四年之间，仅松江一地，就是“民多思盗”，“盗蜂起”⑤。这一切都说明了苏松五府农民所反抗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不只是反抗乡官的剥削和压迫，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不是什么农民与乡官的矛盾。 我们不否认当时苏松地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其主要锋芒是指向某些横暴乡里的乡官。乡官与富户在本质上虽然相同，但一般都具有免役的特权，而通过乡试、会试进入官绅集团的人，又以南直隶地区为最多。他们凭借政治势力，在地方上掠夺土地、欺压乡民，无恶不作。因此，明朝江南地区的农民也经常起来反抗乡官甚至“杀乡官”⑥。尽管如此，也不能象吴晗同志那样硬说苏松地区只有农民与乡官的矛盾和斗争，而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一笔勾销。 那末，吴晗同志所强调的农民与乡官的矛盾和斗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逃亡、告状，更确切地说，是“告乡官夺产”。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的贫苦农民，在乡官、富户的残酷压迫下，对封建的官府和“海青天”抱有幻想，因此来官衙告乡官夺产。但是必须看到，还有许多农民不能容忍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起来与他们进行生死的斗争。例如《云间据目钞》的一段记载： “刁告乃松人故态，而未为异常，自文贞公（指徐阶）罢相，适新郑（高拱）当国，有报复之议，故巡抚海公（海瑞）、兵宪蔡公皆有意渔肉徐，而告讦者遂乘风纷起。……一日，海公按临南察院放告，词讼堆积如山，海度不可阅，取火焚之。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徐阶）三第，前后左右，日不下千余人。徐人计无所出，第取臭泥粪贮积厅门，见拥者入，辄泼污之。”⑦ 这种群众性的示威，正是当地农民在以乡官徐阶为首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所激发出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它说明广大农民根本不相信通过告状能够解决问题，而采用了向乡官豪富直接斗争的办法；也说明那个“卵翼贫民”的“海青天”在此时也原形毕露，对于堆积如山的词讼只好一烧了之。 非常明显，吴晗同志强调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农民与乡官的矛盾和斗争，其目的是要为他所写的《海瑞罢官》制造“理论”的根据。吴晗同志所描绘的海瑞原来明明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缓和当时日益尖锐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的。但是，吴晗同志却一再把海瑞打扮成一个在所谓乡官与农民的矛盾中始终站在农民一边的“超阶级”的人物。可见吴晗同志仍然是把农民与一般地主富户合二而一，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所谓“清官”海瑞与农民合二而一，难道这不是继续在歪曲阶级斗争历史、宣扬阶级调和论吗？ ①曹家驹《说梦》卷一。②万历《秀水县志》 卷一，《舆地、风俗》。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 ③嘉庆《松江府志》卷八十。④万历《秀水县 志》卷一、卷九。⑤何三畏《云间志略》卷四。⑥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五四五。瞿九思《万历武功 录》卷二。⑦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

第6版()专栏： 对评价清官问题的几点意见 张志廉 提要清官是农民的希望。农民歌颂清官，是对贪官污吏的控诉。我们需要海瑞精神。 有些同志说，旧社会的清官都是统治者的忠实走狗，是统治阶级出现危机时出来维护反动统治的。这种人比贪官酷吏更阴险更坏。他们的行动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抑止农民革命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而不能宣扬歌颂。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试问：如果照这种说法，我们不是就要歌颂贪官酷吏了吗？因为贪官酷吏压迫人民最厉害。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得愈厉害就反抗得愈厉害，从而就会出现大的革命行动，就会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样，贪官酷吏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功臣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宣传邪恶吗？ 社会的发展，有其极其复杂的因素。当然，社会的发展只能通过人民的斗争。各种反抗斗争，尤其是武装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使社会向前发展。但是认识这一规律，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事情。不能说海瑞这个人在明朝这个封建社会里，就有了认识这个规律的头脑，因而自觉地去缓和阶级矛盾，阻止革命的产生，以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所以我们要历史地肯定或否定古人的品行，不能武断地说封建时代就没有同情人民的官吏。否则就是把封建社会看得过于简单，不是用辩证的方法分析和看待封建社会。 海瑞为官清廉，敢于斗争，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有利于人民，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封建社会里有了清官，农民感到莫大的幸福。所以农民对历史上的清官称颂不绝，希望包青天越多越好，包公戏历来在农村最受欢迎，家喻户晓。农民对于为他们做了一些好事、出了一点半点冤气的官吏，都是颂扬和爱戴的。前清光绪年间，在我的家乡连县，有一个叫曾纪渠的做了州正堂。他为官清廉，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所以乡间称颂不绝。我小时还听老人说，当这个清官卸任时，全城百姓，家家在门口摆清水一碗，流泪相送。 清官是封建社会广大农民的希望，农民歌颂清官就是对贪官酷吏的控诉。 姚文元同志说，农民在海瑞死时穿白戴孝根本不可能，因为农民没有钱买白布。这也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机械地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只是和一般牛马一样，毫无作为。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说法，那么在过去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农民支援我们的革命部队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本身吃不饱、没有穿，那里会有粮食、鞋子支援革命部队打游击呢？那么，送粮食、送鞋子的一定是地主富农了。这样不是太荒谬了吗？ 所以说分析和看待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要太简单。当时的农民虽然受着地主的压迫，过着如牛如马的生活，但是他们还会在反抗中生存发展，并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某些行动（当然也要受到统治者压制）。海瑞死后农民穿白戴孝，就是农民反对和控诉封建压迫、贪官酷吏的一种行动。 宣扬海瑞为官清廉，不怕死、不图利，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反对贪污多占，提倡办事公道，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也需要海瑞精神。当然，我们主要是宣传歌颂新社会的好人好事，但古为今用，用一点古人的事迹教育新人，也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