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拉萨万众欢腾迎接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拉萨二十九日电　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中央代表团今天下午到达西藏首府拉萨。拉萨市万众欢腾，各族各界一万二千多人隆重、热烈地欢迎中央代表团。当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团团长谢富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代表团副团长张经武，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代表团副团长刘春和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达拉萨近郊时，中共西藏工委第二书记张国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党政军负责人前往欢迎。 在通向西郊的柏油路上，搭起一座座高大的彩门，一幅幅标语横跨大道上空，上面用藏文、汉文写着：“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向各兄弟民族代表致敬！”各界群众欢迎的行列延伸数里。九年前，人们在这里欢迎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中央代表团时，其中大部分人还遭受着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今天，他们都以主人的身分来迎接亲人。他们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感激的心情，穿着新衣，高举红旗，挥舞着雪白的哈达和彩色的花束，敲着羊皮鼓，跳着踢踏舞，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今天前往欢迎中央代表团的还有：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苗丕一、杨东生、麻贵书，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首长陈明义、任荣、吕仁山，政协西藏委员会副主席桑颇·才旺仁增、桑顶·多吉帕姆，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嘉措林活佛以及西藏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中央代表团团长谢富治，副团长张经武、刘春，代表团团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等，在张国华、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陪同下，乘车穿过欢迎行列进入市区时，乐队高奏《毛主席派人来》、《社会主义好》等乐曲；欢迎行列里锣鼓喧天，掌声雷动，欢呼声响成一片。一百二十名少先队员跑上前去，把鲜花献给代表团全体团员。 中央代表团来到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行列前，二百多名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回族的人民代表，齐声欢呼“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六年多前，被叛匪挖去双眼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布德，今天让人搀扶着前来欢迎。他听见亲人们的汽车开过来，激动地跳起来欢呼。他说：我虽然看不见亲人的面孔，但我的心已经感到党和毛主席的温暖。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藏族工人，今天和汉族工人一起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 西藏八个文艺团体的一百多名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穿着西藏各地区各民族的鲜艳服装，跳起了吉祥的“铃鼓舞”，热情欢迎中央代表团的来临。当代表团的车队经过载歌载舞的行列时，一群文艺工作者涌上前去，在喧天的鼓乐声中，抛撒着五彩缤纷的纸花。 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六个文艺团体已在前几天先后抵达拉萨。今天，这六个团体的三百六十多名文艺工作者和拉萨市人民一道欢歌畅舞，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第1版()专栏： 尼大使为比斯塔副主席访华举行招待会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等应邀出席 比斯塔副主席和夫人会见陈副总理和夫人向他们告别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和夫人，为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访问中国，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尼泊尔国务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康·曼·辛格·巴斯尼亚特和由他率领的尼泊尔友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招待会。 凯谢尔·巴哈杜尔大使在招待会上致词。他说，比斯塔副主席这次访问中国，对尼中友谊的加强进一步作出了贡献。他说，尼泊尔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亲密的邻邦。在未来的年月里，两国的友谊一定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陈毅副总理接着致词。他说，这几天，我们同比斯塔副主席阁下就发展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诚挚亲切的会谈。我们签订了中尼两国关于修建公路的议定书。我们重申两国支持按期在阿尔及尔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比斯塔副主席阁下这次对我国的访问，同中尼两国领导人的历次互访一样，增进了两国的友谊，加深了相互信任和了解。 陈毅副总理说，中尼两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友好亲密。我们都在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为加强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我们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互相帮助，真诚相待。我们深信，中尼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比斯塔副主席在招待会上致词。他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热情接待。他说，访问友好邻邦中国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我感到很高兴。 他说，尼中两国的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两国关系的发展十分令人满意。事实上尼中两国的友谊，现在具备了新的形式和新的意义。他谈到了两国近几年来在经济、文化方面合作关系的发展，并表示感谢中国对尼泊尔的帮助。 比斯塔副主席谈到了尼泊尔在马亨德拉国王领导下，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他还说，尼泊尔非常重视亚非团结。尼泊尔主张正义，愿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方毅，沙千里，章汉夫，韩念龙和夫人，李聚奎，杨浩庐，柴树藩，丁西林，胡愈之，陈维稷，曹鲁，陈一帆，黄辛白，林砺儒，江一真，范瑾，周叔迦等。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其他尼泊尔贵宾，即将结束在北京的访问，今天下午会见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向他们告别。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韩念龙和夫人王珍，杨公素，戴平。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和夫人也在座。

第1版()专栏： 上海天津等地纪念抗战胜利廿周年 开展文艺宣传教育活动 歌颂人民战争伟大胜利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上海、天津、南京、沈阳、西安、成都、重庆等城市最近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上海市十多个戏剧、音乐、歌舞、曲艺等艺术表演团体正在演出话剧《首战平型关》、《刘胡兰》、《放下你的鞭子》，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的烽火》，舞剧《狼牙山五壮士》，歌曲《黄河大合唱》，以及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等一批优秀节目。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中国摄影学会上海分会举办了歌颂人民战争必胜的展览会。一些当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许多善讲革命故事的青年职工，在工厂、农村和里弄居民中，展开了大讲人民战争战斗故事的活动。 天津市一周多来有近百家影剧院、工人文化宫和俱乐部，全部上映和演出了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电影、戏剧和音乐。到目前止，全市已有七十多万工人、郊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和驻军部队指战员，分别观看了演出，听了老革命战士讲述的抗日斗争故事和参观了抗日战争历史纪念馆和美术展览等。 南京市也广泛开展了各项文艺宣传活动。在中国美协江苏分会、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展览会”上，人们看到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当年血洗南京的罪行的照片，还有抗日战争各个时期我军民在毛主席伟大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进行全民抗战的实物、照片、版画和毛主席著作的各种版本等展品。 沈阳市、西安市、成都市、重庆市，许多文艺工作者正在演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话剧、京剧、歌舞。各界人民还分别举行了文艺演出会、抗日战争故事会，开展了群众性歌咏活动，观看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展览。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和“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也通过讲说工作，向观众进行革命宣传教育。

第1版()专栏： 中国尼泊尔关于修建公路议定书在京签字 周恩来总理参加了签字仪式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修建公路的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参加了签字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代表双方在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方毅、韩念龙、陶琦、胡愈之、杨公素、戴平、冯继忠、张茜、王珍。 尼泊尔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大臣会议副主席比斯塔的夫人，经济计划部秘书巴卡·巴哈杜尔·塔帕，外交部官员西尔瓦尔。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和夫人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附图片） 陈毅副总理、比斯塔副主席（左）代表双方在中尼修建公路议定书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第1版()专栏： 比斯塔副主席接见中外记者时说 第二次亚非会议应该如期召开 越南问题必须由越人民自己解决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基尔提·尼迪·比斯塔今天晚上在这里接见中外记者时说，“中国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进步，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我对这次访问感到十分满意。”他说，他同中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有成果的会谈，并且达成了关于中国帮助尼泊尔修建公路的协议。 比斯塔副主席在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亚非会议应该如期召开。”他表示他将前往阿尔及尔参加会议。在谈到越南问题时，他说：“越南问题必须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

第1版()专栏： 越国会代表团回国途中到京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由黄文欢副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代表团，结束了在蒙古和苏联的访问后回国途中，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刘宁一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杨秀峰、杨蕴玉、罗叔章、胡子昂、胡愈之、谢扶民、余心清、连贯、陈此生、赵伯平、姚广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萨姆丹，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柯黎早夫，也到机场迎接。

第1版()专栏： 贺龙副总理接见越南体育界朋友 国家体委设宴欢送越国防体育代表团和游泳队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今天下午接见了由阮维兴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体育代表团和由古晋章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游泳队的全体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家体委副主任赵正洪、国际司司长张联华等。接见时，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黄北也在座。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国家体委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送即将离开北京回国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体育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游泳队的全体人员。 宴会上，国家体委副主任赵正洪和越南国防体育代表团团长阮维兴先后讲话，共祝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并且祝愿两国运动员在今后取得新的成就。 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黄北应邀出席了宴会。

第1版()专栏： 南越解放军奇袭边和机场战果 击毁敌机六十多架 毙伤美澳侵略军数百名 新华社河内二十九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解放军八月二十三日奇袭边和美国空军基地，共击毁敌机六十多架，打死打伤美国侵略军和澳大利亚仆从军数百名。 八月二十三日夜间十一时，越南南方解放军向边和美国空军基地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解放军在十五分钟内，准确地向机场和敌军宿舍发射了数百发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炮弹。整个机场顿时升起了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火柱，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熄灭。包括汽油库在内的一些仓库和机场内的一些设备被烧毁。 同一天晚上，解放军还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了边和机场以北约十公里的新渊伪军第四十六团指挥所，歼敌五十名。 解放军在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根据地，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是解放军第二次袭击边和机场取得的巨大胜利。第一次袭击是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击毁美国飞机五十九架，其中有二十一架“B—57”型轰炸机，打死打伤美国侵略者二百九十三名。

第1版()专栏： 坚持斗争冲破障碍前来参加大联欢 日中友协青年代表团胜利到京 中日青年一万人举行体育大联欢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为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在东京坚持斗争获胜的又一批日本青年朋友——以春日嘉一团长为首的日中友好协会青年代表团一行十二人，今晚乘飞机从广州到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青年七百多人的热烈欢迎。 春日嘉一团长在机场上说：由于佐藤政府拒发护照，经过我们顽强的斗争，十八日才拿到护照。可是，佐藤政府作出无理的决定，以后，拒绝再发给其他代表团护照。但是，我们日中友协代表团愿同被拒发护照的十五个代表团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一道访问中国。因此我们同他们一起进行战斗直到昨天。 他说，我们揭露了佐藤政府的反人民的本质，佐藤政府在二十五日突然动用武装警察殴打我们，使我们的伙伴负了重伤。他说，各代表团在这次斗争中，了解了日中友好的真正意义，并且确信这一斗争将要取得胜利。剩下的现在还在进行斗争的代表团，从九月一日开始，将到地方上去作报告，号召人们一起进行斗争。 日中友好协会青年代表团离开机场后，乘车直赴天桥剧场，和正在那里观看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中日青年朋友会见。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等和刚到的日本青年朋友一一握手，表示热烈的祝贺。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日两国青年共一万人，今天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体育大联欢。 参加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所有日本青年代表，在北京体育馆观看了中国第一流乒乓球、体操、羽毛球、篮球选手的精彩表演，他们还上场同我国各界青年一起参加田径游戏，进行拔河、游泳、乒乓球、排球等项目的友谊比赛。 正在北京访问的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同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廖承志、伍修权、杨海波等一起，参加了联欢。

第1版()专栏： 王炳南副部长接见脱离蒋帮归来的华祖馨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今天下午接见了脱离蒋帮返回祖国的台湾蒋介石集团驻喀麦隆“大使”蒋恩铠的随行人员华祖馨，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接见后，王炳南副部长设便宴招待华祖馨。 参加接见和宴请的有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王凝、非洲司副司长谢丰、办公厅专员张占武等。

第1版()专栏： 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长、国民议会副议长皮埃尔·帕斯基尼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这个代表团是由法国国民议会所属生产和贸易委员会组织的。 到机场欢迎法国客人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勇龙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对外贸易部副局长朱剑白等。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耶也到机场迎接。

第1版()专栏： 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 强烈抗议印军扰乱中锡边境的侵略行为 警告印方：如果不立即停止入侵挑衅，必须对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二十七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就印度方面公然蔑视中国主权、扰乱中国—锡金边境安宁、威胁中国边民安全的侵略行为，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说：“根据中国有关地方当局报告并经查实，一九六五年七月份内，印度军队连续四起越过中国—锡金边界侵入中国领土，活动猖狂，情节严重。其中最突出的一起发生在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九名印军，携带长短枪枝，从中锡边界上的卓拉山口以北侵入中国境内。在日午其牧场搭起帐篷，四出侦察骚扰，刺探情报，并且闯入中国牧民的帐篷勒索财物。其中两人还在七月二十三日深入到中国西藏亚东下司马附近，距中锡边界约达十二公里的空嘎拉卡牧场一带。九名入侵印军在中国领土上非法停留两昼夜之后，才在七月二十四日中午出境。他们在所到之处遗留下了大量入侵证据。” 照会接着列举了另外三起印军入侵的事件： 一、七月二日，印军两人越过拉多拉山口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 二、七月三日，印军五人侵入中国西藏的洞朗草场，进行了长达四天的侦察骚扰活动。 三、七月十日，印军一名在达吉山口附近越境，被正在中国境内放牧的中国牧民扎西次旺发现。入侵的印军竟向他开了两枪，扎西次旺险被击中。 照会指出：“自一九六○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印度方面在中锡边境的入侵活动曾经一再提出抗议。但是，印度方面不仅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猖狂地加紧侵略活动，并先后在乃堆拉、东巨拉、则里拉、卓拉四个山口越界或跨界修筑了大量侵略工事。印度军队不止一次地侵入中国境内劫走边民，抢走牲畜。印军在中锡边界越境侦察骚扰的事件，在今年五月到七月三个月内，共达十四起之多。尤其严重的是，入侵印军竟敢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土上安营扎寨，四处窜扰，甚至深入到远离边界线十多公里的西藏重镇亚东下司马附近，有的在中国境内停留达四天之久。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照会最后说：“中国政府不能不警告印方：如果它不立即停止这种入侵和挑衅活动，它就必须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第2版()专栏： 伟大的战略决战 叶剑英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的敌人共六十余万，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出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华北敌人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高度地施展作战艺术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围攻我军的情况，改变为我军战略上围攻敌人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役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守敌、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华北敌人打下了基础。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经为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这些都是在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华北敌人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军队，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第3版()专栏：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战争与和平理论和历史对它的审判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八月十四日的文章 目录 一、团结反帝和平力量的任务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二、关于对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约翰逊的评价 三、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 四、关于和平共处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 五、克服现代修正主义，争取反帝和平斗争的胜利 一、团结反帝和平力量的任务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破坏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对越南进行的侵略，尽管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的抗议和反对，却越来越变得残暴了。约翰逊政府从今年二月开始非法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且不断扩大它的侵略政策，把轰炸目标向北延伸到河内、海防周围地区和同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同时开始大大增强在南越的美军，更加凶恶地扩大侵略计划。美帝国主义由于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而陷入泥坑，进退维谷，而且由于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进行反对侵略越南的斗争，而越来越孤立。现在，它越来越大规模地扩大侵略战争，以图摆脱困境，从而给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目前，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反对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争取各民族的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最紧急的中心任务。 美帝侵略越南证明现代修正主义的背叛性；苏共新领导继承赫鲁晓夫搞分裂会议的失败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这种情况使任何人都看清楚，赫鲁晓夫等人宣扬的以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和追随、屈服于美帝国主义来维持美苏两国的“和平共处”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途径这样一条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破产。赫鲁晓夫所赞扬、而且与之实行合作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残暴地侵略越南的事实，已经以最明显的形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背叛性和它的本质。而且，更加清楚地表明，正象我们党以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贯主张的那样，坚决同以美帝国主义为头目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同它进行斗争，才是争取各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唯一道路。目前，全世界的民主力量正在一面克服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害影响，一面越来越强有力地进行着建立和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斗争。 例如，世界五大洲的四十五个国家、五十二个团体的一百二十九位代表今年六月二日到七日在河内举行的“国际工会支援越南工人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排除一部分代表强行兜售的追随美国路线，全体一致通过了表明全世界工人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的决议。按照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呼吁，于今年七月十日到十五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民族独立和普遍裁军世界大会”，排除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勾结在一起的世界和平运动内部错误潮流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和追随美国的路线，通过了一项把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团结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坚决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路线上的决议。这种成果，如果同三年前在莫斯科举行的“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企图避免从正面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情况，同一年八个月以前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大会支持和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甚至建议为肯尼迪默哀的情况比较起来，那就明显地表现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正向着克服赫鲁晓夫等人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路线的有害影响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问题，在美帝国主义残暴地实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事实使得全世界共产党人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战斗性的团结的情况下，现代修正主义者以意见分歧为理由，公开策划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粗暴地扩大不团结现象的分裂主义路线，正在越来越明显地陷入破产。 我们党过去对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进行的公开攻击和干涉，坚决加以反击，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的理论和政策，也毫不妥协地进行原则性的批判，一贯地进行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原则性观点的斗争，同时一再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的阶段，也有必要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的统一行动，以便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具体表现进行斗争。 “我们认为，即使是通过论战来探讨真理，也应当努力争取行动统一，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不允许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划阴谋活动。这才是朝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建立真正团结的方向前进的现实道路。”（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赤旗报》社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开，不应当是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 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对于我们党的这个建议，最初采取公开加以抹煞的态度，向着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使分裂成为公开和固定的状态的道路走下去。但在今天，我们党发出的采取统一行动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情合理的呼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苏共领导已经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态度，也开始强调各国共产党要在同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中“统一行动”。应当说，这正是苏共领导自行承认了从赫鲁晓夫当时起执行的分裂主义路线已经破产。 这种情况，对于这几年来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进行的国际论战和国际斗争——也就是企图用机会主义观点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现代修正主义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并且要正确地发展这个原则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的国际论战和国际斗争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去年十月，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尽人皆知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这件事情，振奋人心地证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赫鲁晓夫狂妄地推行其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使苏共领导的内外政策面临严重难关，造成了赫鲁晓夫自己被解除职务的结果。这也反映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进行的斗争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苏共新领导继承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计划，在今年三月一日片面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陷于想开而开不成的局面，不得不举行从名称到内容都有了改变的所谓“协商会晤”。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破产的第二个明证。这个“协商会晤”本身，也只能是一个派别主义的、分裂主义的会议。而本来企图召开“国际会议”采取“集体措施”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的赫鲁晓夫计划，已经完全失败。这件事情又一次证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斗争，正在取得更大的进展，而且必将获得胜利。 赫鲁晓夫的追随美国和分裂主义的路线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而陷于破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团结起来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路线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这是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新的更加沉重的打击。 现代修正主义以更加狡猾的方式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同它进行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越来越明显地走向破产，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内部产生了种种对立和斗争，新的裂缝正在扩大，深刻的矛盾正在加剧。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加坚定了信心，他们的国际威信更加提高了。 但是，这件事情决不等于说，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已被克服，现在已经不需要同它进行政治的、理论的斗争了。情况正好相反，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虽然由于赫鲁晓夫下台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等情况，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路线的破产，但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开始一点一点地强调加强反帝斗争和实现统一和团结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仍然以更加狡猾的方式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进行新的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 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和理论的有害影响，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这种新阴谋结合起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内部仍然根深蒂固，轻视同它进行斗争是不能容许的。 例如，在我国，象我们党的没有署名的文章《关于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机关团体对我国民主运动和我们党的干涉和破坏活动》（《赤旗报》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所阐明的那样，在苏共领导直接支持和鼓励下，志贺、神山一伙公开组织了反党活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苏日协会等团体对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和日苏友好运动等方面公开进行无理干涉，仍然继续进行分裂阴谋活动。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一部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今年又同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对抗，另行组织了分裂集会。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他们的组织方面的支柱之一，是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他们的理论方面的支柱，是赫鲁晓夫等人企图回避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无原则主张。 还有，在美帝国主义同世界反帝、和平和争取独立的力量环绕越南进行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在现代修正主义者里面，有人在口头上强调反帝斗争，但在实际上响应约翰逊的欺骗性的“无条件谈判”的建议，一再试图把越南问题纳入追随美国的“和平共处”路线的轨道，加以解决，这在实际上是要起到在事实上援助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作用。 这种行动，显然是违反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的斗争的利益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已经不得不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要统一行动的方向，也是完全对立的。如果完全不加理睬地听任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在表面上罗列美丽的词藻，侈谈统一和团结，而实际上图谋扩大国际上的不团结状态，并把它固定下来，那就一定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变成单纯在口头上的空谈，而在事实上放弃要由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斩断美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战争的魔爪这样一个紧急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为了争取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头目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不仅要同苏共领导的无理干涉和破坏活动进行斗争，而且要为彻底消除赫鲁晓夫等人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深刻影响而进行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苏共领导所发动的公开论战的各个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探讨，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为了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有害影响，需要就国际上公开地进行了论战的各个问题，彻底地加以探讨，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这些问题是由于苏共领导片面地发动公开论战，并强加给别的兄弟党，从而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提出的问题。 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片面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挑起了公开论战。在这个时候，我们党以及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这样做，严正表示不应当进行公开论战。但是，当时苏共领导为他们对别的党进行的公开指责进行辩护，说这样做是必要而且正确的。他们做了如下的强辩：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接着又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断言公开批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路线是错误的，企图把产生分歧的责任推到各兄弟党的头上。但是这类断言意味着违背确凿的事实，为那些真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统一路线的人推卸责任。”（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真理报》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象这样，苏共领导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更进一步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把破坏了关于争取团结的准则的公开论战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加剧了公开论战。 我们党同苏共领导的公开论战，也是由苏共领导片面地无理攻击我们党而挑起来的。 当茹科夫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广岛的呼声》的文章，公开指名攻击了我们党的时候，我们党并没有立即公开反驳，而按照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想要通过日苏两党的协商，解决问题。而我们党所以不得不公开进行了反驳，是因为，在一九六四年五月，《真理报》、莫斯科对日广播、塔斯社等公开支持反党分子志贺义雄等人，攻击我们党，而且，苏共领导在同年七月，单方面地公开发表了一封指责我们党的很长的信件。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苏共领导目前热心地主张停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完全是苏共领导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自行挑起来的，其责任在于苏共领导和它的追随者。 但是，问题不只是在于苏共领导的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完全不听取兄弟党的批评，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任意挑起公开论战，并且出奇地热中于这场论战，而在自己觉得不合适的时候，又完全改变态度，主张无条件地停止公开论战。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如果象苏共领导所主张的那样，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条件地停止这几年来进行的国际论战，那就等于放任不管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在事实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斗争造成的有害影响。为了消除这种有害影响，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就需要彻底研究在赫鲁晓夫等人挑起的国际论战中提出的问题，直到无可置疑的地步，并且进行必要的争论，辩明真理，并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根本上完全加以解决。不这样做，就不能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发展。 正象我们党所主张的那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下，最正确的态度是，把通过论战探讨真理的做法和加强当前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统一行动的做法，正确地结合起来，不论公开或不公开，通过边团结边论战、边论战边团结的办法，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根据国际形势的历史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现实，重新严密地检验这几年来的国际论战的基本争论点，并正确地作出总结。这对目前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非常深远而广泛的有害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中文版二二七页）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看来，是赫鲁晓夫一方面的主张正确，还是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一方面的主张正确呢？这就需要在人类的实践中，首先是在革命力量与和平民主力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斗争这样一种世界范围的实践中，不辞辛苦地逐一加以检验。我们党在这里发表的文章，就是为此目的而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关于对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约翰逊的评价 历史对于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追随他们的我国反党、卖党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各种论点，已经进行了审判。我们在这里想首先联系到历史的审判来探讨一下其中成为国际论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等人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而且从“古巴危机”经过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直到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整个过程来看，就这个问题做出结论已成为紧急的任务，同时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丰富的材料可以从根本上阐明现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各个侧面。 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理论时所依据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论断，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所谓“国际形势的根本性变化”已经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理论过时。例如，赫鲁晓夫曾经这样说过： “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现在仍然有效，这些原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指路明灯。但是，不应当忘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原理是他在几十年以前提出和发展的，当时还没有现在对于历史进程的发展、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许多现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原理中的某些内容所指的是还没有出现苏联和没有出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期。”（一九六○年六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抛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原理，而“创造”了许多修正主义的论点来代替，并且把这些修正主义论点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也象鹦鹉学舌一样，喋喋不休地反复宣传这些论点。在苏共领导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论战中，我们党曾经发表过《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分裂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信（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复信》、《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季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等信件和文章，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形势的现实情况，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论点的错误进行了详尽的批判，提出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同它对抗。现在我们还需要从其中选出在今天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若干问题来阐明历史对赫鲁晓夫等人的现代修正主义所做的严厉的审判。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胡说美帝已经放弃“实力政策”并同意“和平共处” 第一个问题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评价，特别是对它的政治领导、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评价。 不言而喻，最近几年来，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而且在国际民主运动的领域里，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评价，对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评价，一直是经常存在问题的。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和追随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们为了使人们撇开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任务，曾经策划了种种阴谋。 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一直认为，今天在苏联已拥有足以毁灭美国的核武器的条件下，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已经不得不放弃侵略政策而同意和平共处，并且想要避免可能导致核战争的一场战争，特别是认真地想至少也要避免可以毁灭人类的核导弹战争。他们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是说，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不同于戈德华特等“狂人”，是对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作了现实的估计的“明智派”。 赫鲁晓夫赞扬肯尼迪的许多言词，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必要重新引用。在这里，只需举出肯尼迪死后他还继续赞扬约翰逊和腊斯克的一个例子就够了。他说： “可不能简单地对待事件。可不能认为我们都是聪明人，而所有我们的敌人都是傻瓜。可不能闭眼不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方向的变化所引起的现象。 “在这方面还可以援引去年年底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讲话。我确认美国总统约翰逊也是坚持这种立场的。”（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在匈牙利包尔绍德化学联合工厂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这种肯定的说法来看，赫鲁晓夫是真心认为美帝国主义已经抛弃了侵略政策，甚至说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实力政策”而“同意和平共处”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的信，实际上包括有如下的令人吃惊的一段话。 “但是，现在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由于苏联人民的紧张努力，创造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帝国主义者失掉了进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 “而在我们阶级敌人方面也日益意识到这样一条真理：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世界战争，那么资本主义就将被消灭和埋葬。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被迫同意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因。”（楷体字是引用者采用的） 事实证明美帝的侵略本性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露骨 赫鲁晓夫被解职以后，苏共新领导还是照样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这种评价。这一点已经从苏共新领导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美国总统选举时声言为了击败“美帝国主义最富侵略性的阶层”的代表戈德华特，公然支持了约翰逊的胜利这一事实中，无可辩驳地、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例如十一月四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刊载了如下的评论： “林登·约翰逊作为今后四年内白宫的主人，已经确立了。假如他作为总统的活动符合自己在竞选演说中提出的纲领，那么，可以期望，美国方面将采取现实的步骤，来进一步改善世界的政治气候，发展与别国的正常而互利的关系，解决有待解决的国际问题。美国的这种政策，将同为加强世界和平而准备合作的苏联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苏共新领导承认约翰逊的竞选纲领同苏联的立场“完全一致”，就是号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战斗的人民要象支持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一样地支持约翰逊的“和平共处”政策。 我们过去曾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又按照现实的具体情况，进行过详尽的严厉的批判，指出：“美化肯尼迪政策的做法，就不可避免地不能不美化”“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所谓美帝国主义已经同意和平共处这样一种评价，只不过是“把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现状，硬说成是‘和平共处’而加以承认”而已（上述日共中央的“复信”）；所谓肯尼迪的“和平”政策，只不过是推行战争和侵略政策、加强核战争政策的手段；肯尼迪和戈德华特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在实行同一个侵略和反动的基本政策时，是要采取以“和平”和“进步”的假面具来欺骗人民的两手政策呢，还是要采取更加露骨的战争和反动政策这样一种策略上的相对的差别而已。 赫鲁晓夫等人以及跟着他屁股转的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对于我们党的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玩弄着根本不堪一驳的诡辩。如（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四年十二号刊载的季莫费耶夫的文章《真反帝和假反帝》和神山茂夫的《假借列宁之名歪曲列宁》一文所做的诡辩那样，都是千方百计地妄图使美化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做法合法化，这已经不必再说了。我们党针对季莫费耶夫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一文的反驳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季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是，就这个问题做出最后结论的时机显然早已成熟。因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根本不是象赫鲁晓夫所曾“保证”的那种放弃“实力地位”、朝着“和平共处”的方向迈出一步的政治家，而且，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仅丝毫也没有朝着削弱的方向变化，反而在实际上越来越露骨了，这从肯尼迪和约翰逊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经过事实中已经得出了非常充分的答案。 约翰逊更加残暴地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威胁世界和平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肯尼迪的对越南政策，正是臭名远扬的杜勒斯对越南政策的直接继续，而且肯尼迪强制进行了连杜勒斯也未敢进行的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行动。 根据《艾森豪威尔回忆录》所载，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在奠边府失陷以前不久，为了破坏日内瓦会议，曾经策划由美、英、法联合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但是，这个阴谋终于没有得逞。失败之后，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而组织了吴庭艳傀儡政权，践踏日内瓦协议，迈出了公开侵略南越的第一步。 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杜勒斯的这个侵略越南政策和他的失败教训的人，正是赫鲁晓夫所说的“明智派”肯尼迪。他在就任总统的同时，就相继派出约翰逊副总统、由斯特利教授等组成的经济和军事考察团以及总统军事顾问泰勒等人去南越，制订了声称要在十八个月内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斯特利—泰勒计划”，开始通过军事援助顾问团进行正式的军事侵略。过去仅有几百人的军事援助顾问团，到肯尼迪时代，以反游击战的特种部队和直升飞机部队为主，一举增加到一万五千人。于是，肯尼迪便把南越看成是“由越南到柏林的自由国境线”（一九六三年一月“国情咨文”）的最前线，作为他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和侵略亚洲的政策的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使用残忍的化学武器，并采取了蹂躏国际法的一切手段，开始了残暴地屠杀南越人民的战争。约翰逊继承肯尼迪的这种政策，继续任用肯尼迪的原班人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泰勒和邦迪等人，更加残暴地加紧推行侵略越南的政策，例如“轰炸北方”，使用毒气，运进原子炮，大大加强美国军事力量，拉拢南朝鲜的及其他的军队使这场侵略战争国际化等等情况，恐怕没有必要再解释了。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关于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上述经过情形，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肯尼迪和约翰逊虽然采取同苏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但决不是已经同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而实际上戴上“和平”假面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推行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他们对越南、老挝、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刚果、古巴、多米尼加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挑衅，完全地彻底地暴露了赫鲁晓夫所说的什么肯尼迪和约翰逊等人同戈德华特之间有根本性的“矛盾”、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等，都是荒唐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已经毫无争论的余地。 第二，肯尼迪和约翰逊等人非但不想避免有导致核战争的危险的一切战争，反而一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核讹诈，一面肆无忌惮地进行“特种战争”（反游击战争）和“常规战争”（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 苏联拥有核武器和加强防御性核军备，当初曾经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地位，对他们的核备战政策给予了打击，但是，决没有象赫鲁晓夫所幻想的那样，使美帝国主义既放弃核战争政策又放弃一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第一，使美帝国主义者更热中于进一步扩充核军备，第二，使它在当前避免同苏联进行全面战争，采取以“美苏合作”为名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变质的策略，同时加强以亚洲为主要目标的侵略政策，第三，使它重新估计“常规武器”和“常规战争”的意义，其结果，在他们的整个战争计划中，同核讹诈政策紧密结合、通过“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来推行侵略政策的比重加大了。在“美苏共处”的骗人的幌子下，在越南正式进行的泰勒的“特种战争”和现在正由“特种战争”扩大成为大规模“常规战争”这一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越南的局势表明，美帝国主义不仅在进行“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而且还在准备打核战争。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会议上作证时说，“为了美国的利益，如有必要，美国在使用核武器方面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据说，“关于这一点，如果有什么误解，有必要加以消除”。对于宣扬麦克纳马拉担心事态过分扩大这样一种“误解”，也就是对散布美帝国主义也不会使用核武器这样一种幻想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们里面，包括有赫鲁晓夫，这是可耻的事情。 美帝国主义把北极星核潜艇、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第七舰队、F105D和B52核轰炸机等大量的核力量部署在南越及其周围，而且在四月还把原子炮运进岘港，正在进行着用战术核武器进行核攻击的具体准备工作。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把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侵略中国战争公然列入日程。不能说这只是“恫吓”，没有实际危险。正象麦克纳马拉等美帝国主义者一再发誓表明的那样，核讹诈是在有实际使用核武器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下定决心要使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效果的侵略手段。 一九六○年声明明确地规定，“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就连罗素先生也在赫尔辛基和平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 “近年来的事件和美国目前的政策毫无疑问地表明，威胁世界和平的是美帝国主义。任何详细地掌握事情真相、公正地观察世界局势的人，都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共领导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是在思想上解除世界人民武?武装的最丑恶的修正主义理论正主义理论 所有一切情况都已经肯定无疑地全面地证明：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并且声嘶力竭地宣扬的那个美化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论调，是本质上否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解除世界人民武装的最丑恶的修正主义的理论；而赫鲁晓夫等人用“希望热核战争的人”、“不了解和不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新托洛茨基分子”、“背离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路线的人”这类话来指控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才是最现实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本质和实际情况，最正确地指明了世界人民斗争方向的观点。 为了了解赫鲁晓夫等人的理论所起的叛卖作用，大概提出下述问题也就够了。这个问题是：如果象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了他们的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那么局势将会怎样呢？如果那样，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解除武装，在一种可怕的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碰到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侵略越南的情况，就会遭到严重的困难。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的斗争，也会遇到严重的危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能够避免陷于这种局面，是由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今天，任何人都已经看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赫鲁晓夫等人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进行的批判的正确性已经得到证明；它们的批判对正确地加强和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 历史已经作了审判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于美、英、苏三国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 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仅将使人类免于遭受放射能的污染，而且：（一）将加强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信任，从而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全面缓和；（二）将束缚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三）将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四）是走向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 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异口同声地极力赞扬这个条约的言词，同追随他们、背叛日本共产党的志贺义雄等人的言行一起，至今还清楚地在我们的耳边回响着。 他们不仅颂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把它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利用它作为搞分裂活动的武器。苏共领导不顾这个条约的缔结违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过去一致进行斗争以争取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基本方针，而且不顾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提出的尖锐批评，单方面地强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这个条约，并且进行分裂阴谋活动来破坏这些运动的团结。 美帝侵越战争扯掉了一切掩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遮羞布 使日苏两党间关系恶化的一大原因，也就是苏共领导企图不择手段地迫使我们党和我国的民主运动支持这个条约。茹科夫对我们党所进行的公开攻击，就同企图强迫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支持这个条约的活动遭到失败一事有关；分裂日苏协会的阴谋活动，也起因于苏日协会迫使日苏协会支持这个条约。在同苏共领导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开始反党活动的志贺义雄、神山茂夫等人，也正是打出支持这个条约的旗号实行叛变的。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在强迫别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达到异常程度的“热情”，甚至令人觉得，他们把那个无原则的“和平共处”政策——追随美国的政策——的命运押在这个条约上了。 我们党没有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理由，已经在一九六三年十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等我们党分析和批判了这个条约的许多文件中明确地阐明了。这就是：即使这个条约能够暂时地减少美英苏三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所造成的放射能污染，但是，和赫鲁晓夫的说法完全相反，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是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进行欺骗的工具，将会加强追随美国的路线，这条路线鼓励美帝国主义采取以“遏制中国的政策”为中心的侵略亚洲的政策，并且对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各个击破的政策；（二）内容和美帝国主义几年来的要求一样，不符合我们党和日本人民的要求，使美帝国主义的地下核试验合法化，不禁止发展、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必要时只要在三个月以前发出通知就能够简单地退出这个条约，对于核战争政策没有任何限制； （三）企图以“防止核扩散”为名，使美帝国主义等国永远保持核垄断，阻挠除去苏联以外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防御力量；（四）是单方面地违背和单方面地改变迄今一贯坚持的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方针的，已经成为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中的不团结现象的分裂主义的工具；等等。 是苏共领导所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全面缓和”，是什么“和平共处政策的成果”的评价正确，还是我们党和其他党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工具，是苏共领导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则妥协的产物的评价正确？关于这个问题，从那以后的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解答。 一九六四年八月初的东京湾事件，最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历史进行审判的情况。 在美国国防部宣布第一次东京湾事件的第二天，即八月三日，赫鲁晓夫为了纪念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一周年，对《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得意洋洋地说，这个条约表明美国和苏联“积蓄信任”和“互为榜样”。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八月五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以此回答了赫鲁晓夫的这种“信任”。约翰逊确实是完全“信任”赫鲁晓夫的追随美国的路线，毫不担心苏联政府会强硬地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行动，放心大胆地采取了这种残暴行动。而且，当美国想要把东京湾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时候，苏联代表对此实行了合作。这个事实表明，赫鲁晓夫以实际行动完满地回答了约翰逊的这种“信任”。 所谓“缓和美苏间紧张关系”的措施和“互为榜样”的政策，譬如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英、苏三国宣布停止进行大气层内外和水下核试验，架设美苏直通“热线”，呼吁美苏为探索宇宙而合作，稍稍减少核分裂物质的生产等等，曾经大肆宣扬并一项接一项地实行过。在这一期间，也许能够起到一些欺骗性的伪装作用，使人觉得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似乎是走向“国际局势的全面缓和”的出发点。但是，这种伪装最长也只是在一年里多少产生了一些效果。今天，究竟能够在什么地方听到稍为有信心地赞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声音呢？志贺、神山等人至今还在称赞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这只能是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可怜相。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战争的现实，扯掉了一切曾经掩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遮羞布，使一切称赞这个条约的论调好象一场梦一样地完蛋了。 虽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称赞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论调也不再起作用，然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本身还存在，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还存在，赫鲁晓夫的追随美国的路线也还存在。但是，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的这两年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党和其他党对这个条约的评价是正确的。 美帝利用赫鲁晓夫追随美帝的政策，推行了“遏制中国”和侵略亚洲的政策 第一，很明显，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决没有象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促成以美苏合作为中心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全面缓和，而是象我们党所说的那样，这一期间的国际形势的主要基调是，以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为轴心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帝和平力量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变本加厉地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而这些地区的人民反对它们的斗争有了发展，而且变得更加激烈了。 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早在一年半以前，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就这样说过： “最近国际形势的明显特点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头目美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一面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发生不团结现象的机会，趁火打劫，一面戴上‘和平’与‘自由’的假面具欺骗各国人民，更加狡猾地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 “特别是在最近，美帝国主义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不团结现象的机会，一面对苏联等国暂时采取一定程度的‘缓和’的态度，一面以‘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结合那个用各个击破方式扼杀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阴谋活动和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在越南南方、中印边界、朝鲜三十八度线和古巴等地区加剧紧张局势。” 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的信件中恶毒地咒骂我们党的七中全会决议，说什么它“同一九六○年声明中提出的对现时代的特点的著名阐述是背道而驰的”，只是“顺便提到了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世界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似乎是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决定的。” 但是，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已经两年的今天，苏共领导曾经咒骂的我们党七中全会决议的分析是极其正确的，这个决议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透过现象抓住了事态的本质，又从这个本质出发，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发展方向作了锐敏的预见。 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们和赫鲁晓夫一起，为美帝国主义的“和平”与“自由”的假面具所蒙蔽，描绘出这样的局面：整个世界总的形势是，由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而正在走向和平共处，只有帝国主义者的“狂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教条主义者”在抗拒这个大势；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紧张局势不过是因此而造成的“冷战雪堆”。但是，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国际形势所作的这种估计才真正是不符合事实已经到了可笑的程度的世界观的表现。美帝国主义以“遏制中国的政策”为中心的侵略亚洲的政策和各个击破政策，不是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中的一些特殊的冷战政策，不是美帝国主义走向“和平共处”的过程中残存下来的政策，而是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的事实是：今天，美帝国主义仍然把侵略越南和“遏制中国”作为它对外政策的最大的重点，加紧实行，尽管它这样做，会有可能使它的“和平”与“自由”的假面具受到损害，会有可能使好容易才实现的“美苏合作”略受影响。以亚洲为中心的紧张局势的加剧，不是同走向“和平共处”的世界大势背道而驰的、特殊的例外的情况，而是反映了当前整个国际形势的特点的、极其重要的真实的局面。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帝力量的国际斗争的焦点，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已经扩大到全世界，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特别是对亚洲的侵略政策，事实上是它向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进攻的最大的重点。而且，美帝国主义的“美苏合作”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事实上不是对立的、性质不同的东西，而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两个方面；“美苏之间一定程度的缓和”和以亚洲为中心的紧张局势的加剧，也是同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两手政策分不开的。 越南的局势最充分地表明，现代修正主义者大肆宣扬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缓和紧张局势”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实际上，国际形势虽然有种种曲折起伏，但基本上是以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为轴心，紧张的程度越来越增加，矛盾更加尖锐，帝国主义和反帝力量之间的剧烈斗争继续发展。 如上所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后两年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暴露了以这个条约为出发点的“美苏之间一定程度的缓和”所起的作用的危险性。“美苏合作主宰和平”这句话，现在甚至在资产阶级新闻界也已经成为笑柄。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帝国主义过去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特别是中苏发生对立的机会，利用赫鲁晓夫的追随美国和压制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推行了“遏制中国的政策”和侵略亚洲的政策，现在仍然推行着这种政策，这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苏共领导认为，既然美国政府奉行着“和平共处”政策，那么，西德的复仇主义者和戈德华特一起，才是和平的最危险的敌人，德国、柏林问题才是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导火线的最危险的问题，因而避免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亚洲的政策进行斗争，长时期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行动袖手旁观，事实上采取了不介入政策。这样，赫鲁晓夫对于肯尼迪公开侵略南越，蹂躏日内瓦协议，派遣一万五千名美军的行为，一次也没有提出过严肃认真的抗议。表现为签订部分核试验条约的赫鲁晓夫追随美国的政策，一方面配合美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体系的新方式，也就是使苏联、东欧“变质”的政策，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遭到危险，另一方面为美帝国主义创造了新条件，使它能够专心地、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它的侵略亚洲的政策。我们党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曾经指出：“自从一九六三年夏天以来，美帝国主义迅速采取的美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真正的缓和，而在实质上正在转化成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的一个新的因素，这些措施是同美帝国主义的极端危险的新阴谋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已经对赫鲁晓夫的追随美国的路线作出了严厉的判决，断定它的作用就在于美化、加强和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还有谁能够对这个判决提出抗辩呢？ 美帝利用苏共领导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吹捧，大大推进了核战争政策 第二，同赫鲁晓夫等人的保证相反，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束缚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而象我们党所说的那样，这个条约只是掩盖了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核战争政策的事实。美帝国主义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仅就已经宣布的次数来说，已经进行了五十次大规模的地下核试验，完成了民兵式导弹的部署，派北极星核潜艇到大西洋、太平洋等方面开始战略巡逻，执行用核武器武装西德、日本、加拿大等国的计划（美帝国主义说只要美国控制着扳机，就不能叫做“核扩散”），进一步加强了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核讹诈和核备战的部署。 约翰逊在一九六五年国情咨文中夸耀说：“在这四年中，我们建立了一支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威胁和摧毁任何敌人的军事力量。只要我继续担任这个职务，而你们还坐在国会里，这种优势将继续增长。” 约翰逊接着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比冷战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采取更多的步骤走向和平，其中包括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楷体字是引用者采用的）这番话清清楚楚地流露出，美帝国主义多年来孜孜以求而终于实现了的所谓“我们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成为粉饰美帝国主义者的“和平”假面具的最好的工具，它因此感到满意。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才是走向和平共处的发展”的说法作为求之不得的证词加以利用，在它的掩护下，大大地增强了侵略性的核军备，大大地推进了核战争政策。 “防止核扩散”是一个最适合于美帝推行核战争政策的口号 第三，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成了美帝国主义借口“防止核扩散”、阻挠中国加强防御力量、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的新工具。肯尼迪和约翰逊完全不顾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它的前言中载明的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主要目的”，而利用“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走向防止核扩散协定”的口号，进行一切阴谋活动，以加强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体系（包括用核武器武装西德和日本的计划在内），并且防止”中国拥有核武器。 “防止核扩散”，乍听起来，是一个很好听的口号，但是，实际上它的前提是这样一个既不合理又不符合事实的论点：如果只是美、英、苏三国拥有核武器，世界就会和平；而如果这三个国家以外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核武器，世界上立刻会充满核战争的危险。这个论点，为产生核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开脱罪责，闭眼不看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武装日本、西德等国的事实，而且企图把挑起核战争的责任推卸给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而不得不拥有核武器以进行防御的中国，最后把防止核战争的根本办法——禁止核武器——束诸高阁。很明显，“防止核扩散”是一个最适合于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政策的口号，它掩盖了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军事基地、扩散核武器的最严重的事态。事实上，自从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美帝国主义一面迫使现代修正主义者跟在它后面，一面最大限度地利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根据这个条约提出来的“防止核扩散”的口号，扩充核军备，加紧推行侵略性的“遏制中国的政策”。 中国核试验成功给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巨大打击，鼓舞了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对亚洲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的发展起了有历史意义的作用 但是，中国为了保卫它的人民和保卫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免受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之害，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和一九六五年五月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和“遏制中国”的阴谋活动，在阻止核战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把争取禁止核武器的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对于现代修正主义者同美帝国主义无原则地实行妥协，一贯反对中国为进行防御而拥有核武器的阴谋活动，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些活动，是在所谓“一旦发生紧急状况时，苏联将用核武器加以保护”，所谓“中国的核武装将会促使西德、日本实行核武装”这些借口下进行的。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使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核包围政策遭到破产，同人民争取禁止核武器的斗争配合起来，加强了实现禁止核武器的条件，鼓舞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对亚洲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的发展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曾几何时，所谓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是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抑制力量、而中国的核武器则会造成核战争危机这样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已经在现实面前破产了。 今天，非常清楚，推进西德和日本的核武装、甚至在以越南为中心的地区造成核战争危险的元凶，恰恰是美帝国主义，决不是中国拥有的核武器。 苏联曾经声言“苏联将用核武器加以保护”而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知识，而且企图通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阻挠中国发展核武器，今天，它的行动实际上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背叛中国人民，企图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协助美帝国主义在越南以及亚洲其它地区加强核攻击部署，而且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这也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现在，美帝国主义一面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一面声言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保卫“自由”，需要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和导弹以前进攻中国，而且公开叫嚷要打“预防性战争”。在这个时候，中国一面发展为防御所不可缺少的核武器，一面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禁止核武器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这种正确的态度已经为越来越广泛的人们所理解和支持。因为，禁止核武器不是通过“防止核扩散”办法所能实现的，这个办法将会加强美、英、苏三国的核垄断。只有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和核讹诈政策相对抗，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力量，使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和核讹诈政策不起作用，并且同世界人民争取禁止核武器的斗争的巨大发展配合起来，才能实现禁止核武器。因此，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采取一切手段来阻挠中国发展核武器，这种做法的卑鄙的背叛性质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防止核扩散”是企图只使美英苏三国继续拥有和生产核武器 第四，事实已经很清楚，在这段期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完全没有成为赫鲁晓夫所说的什么“走向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如同我们党曾经警告过的那样，这个条约只能背弃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这个紧急任务，起了歪曲这个任务的作用，同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混乱，扩大了这些运动的不团结现象。 如上所述，只要企图利用“防止核扩散”这个好听的口号，建立一个固定的制度，单单由美、英、苏三国继续拥有和生产核武器，那么，这种欺骗的做法就不能束缚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也不能阻止那些主张拥有和三国同等的权利的、新的核国家的出现。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正在继续扩大核军备。法帝国主义已经径直走上建立自己的核武装的道路；甚至在联合国内部，越来越多的人都说今后核国家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很明显，目前的世界正在以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为真正的原动力，在帝国主义内部加强了拥有核武器的欲望，同时也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更加需要加强防御性的核武装。在这种全局性的趋势中，苏联不谈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这一事态的根源，反而同美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则的妥协，以图阻止核国家的增加，这是一个不能不说它是荒唐可笑的非常严重的错误。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只不过是这个错误的产物而已。 这种局势使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任务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全世界人民的不容拖延的、最紧急的任务。现在越来越清楚，只有全面禁止核武器才是能够彻底消除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这个核战争危险的根源的唯一办法，也是能够同时彻底消除伴随着这一根源而产生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核扩散”的危险的唯一办法。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削弱了和平运动和禁止核武器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但是，美帝国主义希望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达到的目的之一是，宣扬一种欺骗性的逻辑，即先停止大气层内、水下和超高空的核试验，然后停止地下核试验，再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然后再怎样，再怎样，到非常渺茫的最后再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实际上这就是把实现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目标永远搁置起来。这就越来越明显地确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当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既然美帝国主义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永远保持它的核垄断和核优势，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西欧和美国的保卫和平运动的现状已经清楚地表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由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强迫别人赞扬这个条约，不仅扰乱了全世界的禁止核武器运动，而且促进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运动的任务中把当前越来越重要的中心口号“全面禁止核武器”推到后面，而把“全面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作为中心口号提到前面来。这样，它削弱了和平运动，削弱了禁止核武器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而且，最严重的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和苏共领导无理地、片面地强迫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这个条约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现象，硬给它们造成了分裂。 在帝国主义阵营方面，除了法帝国主义以外，日本和西德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台湾的蒋介石、南朝鲜的朴正熙，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团结一致，支持和批准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情况再次证明，这个条约在本质上是符合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利益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尽管苏联进行阴谋活动，但是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五个国家采取了不支持这个条约的正确态度。 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这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不仅仅是一个如何评价一个条约的问题。它具有重大的原则性的意义。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及其统治世界计划的评价上的对立，因而又是关于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作斗争的时候、如何争取防止核战争和禁止核武器、如何争取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根本路线的看法的对立。这样，就象以后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苏共领导强迫别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只要回想一下这两年间在各领域各团体内部为此目的而进行的蛮横粗暴而又无理的阴谋活动和因此而产生的无数的加剧对立和分裂的现象，就会充分地了解到，这种强迫的做法起了何等严重的罪恶作用。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国际民主团体，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混乱，产生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在我国，苏共领导把这个条约强加于人的做法遭到拒绝以后，苏共领导就把这个情况作为最大的、决定性的口实，对我们党进行干涉和破坏活动，对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日苏协会等民主团体进行分裂阴谋活动。这些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才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保障。苏共领导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作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的结果而加以赞扬，但是，他们把这个条约强加于人，造成反帝和平力量的分裂，从而实际上破坏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的基础。 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而一定要同帝国主义之间签订的这种条约，究竟可能不可能有？而且，这个条约是以美帝国主义的草案为基础，为绝大多数帝国主义者所一致支持的条约，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条约。 通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得到的，是不签订这个条约也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已经进入休止期的、美帝国主义暂时停止大气层核试验（而且，如果他们在三个月以前通知要退出条约，就可以随时恢复试验），而由于签订这个条约，却失去了反帝和平力量的统一和团结。这个条约甚至不能称为“交易”。它只能使帝国主义得到利益，只能使反帝和平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害。 以上是对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历史性的总结。 日共保卫了日本人民的真正利益，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为了确保苏联的“安全”，就不择手段地阻挠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防御力量，签订了事实上协助美帝国主义执行“遏制中国”政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推行了无原则的追随美国的路线。但是，这样做，归根到底，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地背叛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现象，进而招致了甚至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危险。苏共领导签订这样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加以颂扬，强迫和平民主力量支持这个条约，而且咒骂和压迫那些采取正确态度表示反对这个条约的党。苏共领导的这一严重的责任，即使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也是推卸不了的。 我们党和苏共领导以及追随它的各个党不同，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时候，就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和一个对日本人民的斗争负责的党，采取了不支持这个条约的态度。于是，美日反动势力以及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一齐集中对我们党进行了攻击。志贺义雄主动地服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主动签订”的这个条约，才是“世界人民赢得的走向和平共处的第一步”（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向你们大家呼吁》），背叛我们党，把他的政治生命押在赫鲁晓夫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了。苏共领导闭口不谈自己的背叛行为，却极端狂妄地向我们党提出可笑的“忠告”说：“日共领导人自己在孤立自己的党”，“正在受到损害” （见《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信件》）。 但是，被人民孤立的，不是我们党，而是赫鲁晓夫集团的走狗志贺、神山一伙。在最近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和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人民对我们党的支持显著增加，志贺、神山一伙遭到惨败，这再次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党听从赫鲁晓夫的“忠告”，跟随志贺义雄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情况将会是怎样的呢？恐怕我们党将会使日本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产生幻想，而不能迅速地唤起人民投入反对能装载氢弹的F105D战斗轰炸机驻到日本、反对美国核潜艇到日本港口“停泊”、反对强制进行“日韩会谈”和反对侵略越南等等斗争，正确地进行组织，并站在他们的前列进行斗争。恐怕我们党就不得不采取那种抗议中国核试验的错误立场，从而在事实上不能不起帮助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作用，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正在变日本为核进攻基地和使日本实行核武装；恐怕我们党就会起一种作用，那就是阻挠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阻挠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一个高举禁止核武器的旗帜前进的伟大运动。 我们党从内心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严格地承担起自己作为日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责任，不追随上述的错误路线，而同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毫不妥协地展开斗争，坚决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保卫日本人民的真正利益，向日本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四、关于和平共处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的斗争中，历史作了审判的第三个问题，是和平共处或者和平同革命斗争或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追求美苏合作，压制革命斗争 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作为当代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使命，宣称回避热核战争是比革命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等一切斗争都更为重要的首要任务，其实他们一直企图使一切斗争从属于确保所谓美苏“和平共处”的追随美国的政策。 首先，赫鲁晓夫说应当把今天的一切革命斗争同回避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且专门从这一点来进行评价。 例如，在“古巴危机”以后，赫鲁晓夫在“争取和平和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胜的革命斗争的相互关系”方面，“发现”了把一切斗争同回避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样一个新策略。他说： “我们时代的情况是，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现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不同争取和平和争取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相联系起来看。从最近加勒比海地区事件中所得出的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重要教训正是如此。”（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楷体字是引用者采用的） 赫鲁晓夫的这种主张，正如《共产党人》社论更加明确地说明的那样，实际上是：今天，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是一切进步的前提条件，评价其它一切斗争，要首先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看。 “可以清楚地看到，防止世界热核战争浩劫是一切进步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是顺利地解决基本的社会、政治和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在我们时代，在那些摆脱了资本桎梏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只能同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研究。”（《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争取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 而且，据赫鲁晓夫说，全世界和平共处的保障，首先是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如果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相互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尤其是那种我们希望它会发展为友谊的合作关系，那时，国际关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先生这样的话，他曾经写道，‘美苏之间有了相互信任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任何其他分歧都不能成为对普遍团结和普遍和平的威胁。’”（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匹兹堡市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说，赫鲁晓夫等人以所谓阻止热核战争已经成为今天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任务这样一种很明显的情况为借口，实际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防止热核战争，就需要实现美苏之间的“和平共处”，同时必须使包括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在内的一切斗争从属于这个首要任务。据他们说，使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从属于美苏的“和平共处”，事实上取消这些斗争，能够使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得到新的发展。这个做法只是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他认为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稍稍包藏可能导致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同美苏之间的“和平共处”产生矛盾的时候，就要把这作为借口，毫不犹豫地压制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不消说，志贺义雄等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也盲目地追随赫鲁晓夫，把推行“和平共处”即追随美国的路线当作至高无上的任务，到处兜售。 日共为防止核战争和全面禁止核武器，同国内外和平力量一起进行了巨大努力 我们党历来一贯认为防止核战争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党深刻地感觉到作为曾经三次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灾害的国家的先锋党的责任，为了高举防止核战争、全面禁止核武器（即禁止使用、试验、制造和贮藏核武器）、救济原子弹受害者的旗帜，发展日本和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一直同国内外的和平力量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巨大努力。 我们党曾经同轻视防止核战争的任务和轻视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任务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即使这种倾向是很微小的。 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是确保世界和平和维护民族主权的重要任务。但是，“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一九六○年声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的不断的斗争，实现和确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斩断其侵略魔爪，才能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而且，就在通过斗争迫使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平共处之后，仍然需要不断地同企图破坏和平共处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才能确保和平共处。 我们党从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这种立场出发，在党的纲领中明确地把“党要为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而斗争”规定为基本的行动纲领之一，而且在中央委员会去年向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也把“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的任务，作为我们党当前的六项任务中的第二项任务。同时，我们在维护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还同赫鲁晓夫企图把和平共处偷换成错误的追随美国的路线，把“确保美苏两大国的和平”捧到最高的地位，并使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无原则的追随美国的路线这种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这是因为，赫鲁晓夫等人的主张不仅把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歪曲成为“美苏两大国的和平”，而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给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同广泛的维护和平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并列，汇合在一起，承担着实现永久和平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赫鲁晓夫的主张不仅会削弱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而且还会削弱争取和平的斗争，鼓励帝国主义推行战争政策。赫鲁晓夫等人的主张就是要使真正的和平共处变质，成为机会主义的追随美国的做法，从而背叛了防止热核战争的事业。 “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压制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违背了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真正利益，在实际上增加了世界战争的危险。”（《赤旗报》评论员文章：《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 最近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人民斗争的实践，特别是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已经完全证明，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我们党以及其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批评和主张，才掌握了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同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真正的关系。 赫鲁晓夫无原则的妥协，帮助了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 第一，关于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斗争的一切经验都已证明，赫鲁晓夫的无原则妥协政策，实际上绝不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侵略，也不能争取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过去不断地采取同美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则的妥协的政策，在“和平”的幌子下压制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其中，赫鲁晓夫的无原则妥协政策产生了最严重的影响的事例有：在一九六○年七月，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赞成美国提出的向刚果派遣联合国军的提案，帮助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发生所谓“加勒比海危机”的时候，事前不同古巴政府协商就接受美国提出的对古巴进行“国际视察”的要求，帮助美帝国主义去实现侵略古巴的阴谋；一九六三年八月，象前面已经详尽地说明的那样，赞成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协助美帝国主义推行核战争政策和侵略亚洲的政策；等等。 赫鲁晓夫认为，在目前社会主义占优势的这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只要采取实行必要的妥协的和平共处政策，就能够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他总想利用这种机会主义的谬论来使上述无原则的妥协政策合法化。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以后，赫鲁晓夫曾经这样说： “现在世界上力量对比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能够制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迫使它考虑各国人民的意志。……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考虑社会主义各国的威力。为了维护和平、维护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我们愿意进行并正在进行明智的政治妥协，同时在这方面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原则。”（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当然，有些时候需要在依靠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实行一定的“政治妥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否认这一点，当这种妥协具有积极的意义的时候，就一面同企图实行无原则的妥协的右的倾向和主张“排除一切妥协”的“左”的倾向进行斗争，一面努力争取同帝国主义达成必要的协议。 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是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的胜利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同时，也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作出一些政治让步的同时，迫使帝国主义签订目的在于实现印度支那的独立与和平的协议的会议。但是，事实表明，仅仅依靠这个协议，以后并没有能够“制服”开始侵略南越的美帝国主义，也没有能够使它“考虑各国人民的意志”，也没有能够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要想使美帝国主义者遵守日内瓦协议，那就需要使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胜利。赫鲁晓夫提出了所谓在“现在世界上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要“进行明智的政治妥协”以“制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迫使它考虑各国人民的意志”的主张。他借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正把帝国主义赶得走投无路，特别是低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说什么没有世界人民集中全部力量进行的斗争，也能够依靠苏联政府的追随美国的政策来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这种主张只不过是共产党所不应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事实已经完全使这种机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且，当这种机会主义的主张归于失败的时候，赫鲁晓夫的整个“和平共处”论也将遭到悲惨的失败。 今天世界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并不象赫鲁晓夫描绘的那样好那样单纯。如上所述，认为帝国主义者已经被迫接受了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当然说“和平共处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是既成事实，今后不再需要争取，因此，“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如何使和平共处变得可靠，如何不容许背离和平共处，这种背离行为往往产生危险的国际纠纷。”（一九六○年九月，《争取实现没有战争和压迫的世界》）这个论点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根本不值得反驳。今天的世界的力量对比，正如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那样，产生了充满希望的前景，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但是，也象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给全人类带来严重的危险”，能够“发动局部战争”，而且，如果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不能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它们的团结遭到破坏，那么热核战争的危险就会增大。正因为如此，一九六○年声明告诫说：“免于……低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同时也免于低估战争的危险”，呼吁全世界人民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势力坚决进行斗争，还进一步阐明：“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世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产生”，是在将来的一个阶段中，“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许多“新的成功”，“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优势”取得不可动摇的地位以后。赫鲁晓夫不去呼吁全世界人民一致奋起进行一场为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所必需的、反对这些帝国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而把现状叫做“和平共处”，设法维持现状，一味地呼吁对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这种政策不但不能维持现状，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同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力量，增加侵略战争的危险。越南的局势表明，无论苏联拥有多么强有力的核武器，夸耀它的物质成就，对美帝国主义拼命地进行赫鲁晓夫式的“明智的政治妥协”——实际上是无原则的政治妥协，也不能改变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如此，美帝国主义反而利用苏联的追随美国的政策，越来越扩大侵略，甚至公开扬言要挑起核战争。 争取和平与争取民族独立是密切联系的两大任务，强调和平与和平共处为唯一最高任务，就是背叛人民 第二，在这一期间，刚果、古巴、多米尼加、越南、老挝和北加里曼丹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在和平共处或和平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的问题上得出的极其重要的结论是，只把“和平共处”或“和平”的任务同民族独立的任务分开，作为唯一最高的任务来追求，就会犯背叛人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 为了确立真正的世界和平，首先要实现各民族的独立和尊重主权。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正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万隆会议和平十项原则所阐明的那样，是不能同独立和主权的问题分开来的。最突出地说明这一问题的是越南人民的斗争。 现在，非常清楚，越南失去了“和平”，在以越南为中心的地区，由于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消失了。但是，如果象赫鲁晓夫那样，认为防止热核战争才是“首要任务”，那么，千方百计地促使事实上已经包藏热核战争危险的越南战争立即停火，通过谈判立即恢复“和平”与“和平共处”就不能不成为当前保卫人类及其文明、保卫社会主义的最紧急的任务。 但是，在越南失去的不仅仅是“和平”与“和平共处”。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越南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民族的统一、领土完整、人民的生活和生存，所有的基本的民族权利都被剥夺了。而且，失去“和平”与“和平共处”，也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发动这种侵略，残暴地蹂躏了越南民族的民族威信和权利。显而易见，越南不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就不能得到独立与和平。因此，打败有计划地造成核战争危险的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彻底消除美帝国主义在越南以及亚洲的核进攻基地和核战争部署，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目前在越南产生的核战争危险。如果只看到越南存在着核战争危险，并以此为借口而要实行无原则的妥协，那就只能是给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火上添油，使它的核讹诈得逞。这种无原则的妥协，当然不利于挫败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而且也完全不利于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不同美帝斗争而侈谈越南和平，就是屈服于美帝的核讹诈，响应美帝欺骗性的“和谈”建议 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不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只是一味地要恢复越南的“和平”的做法，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是意味着，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直接响应约翰逊所谓“体面的和平解决”、“无条件讨论”的欺骗性的建议，承认美帝国主义继续赖在南越和侵略南越，出卖越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以换取“停止轰炸北方”。实际上这种做法根本不能给南越带来什么“和平”。这是因为，即使由于那样做而实现了“停火”，只要美帝国主义还赖在南越，它就仍然会象签订日内瓦协议以后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进一步加紧大规模地屠杀南越人民，并且重整部署，再次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和侵略，而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就必然会进一步发展。 这种“和平解决”的做法，并不能解决越南问题。这是因为，象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声明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提出的四项要求所表明的那样，从根本上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美帝国主义停止侵略越南并从南越撤走，把越南问题交给越南人民自己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谈判和国际会议都是没有意义的，都要一概加以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的决议表明，只有在承认四项要求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才会有顺利进行的条件，才能够谈到举行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式的国际会议。”因此，为了真正解决越南问题，就要依靠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的侵略政策，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这样才能产生还可以利用日内瓦会议式的国际会议来解决越南问题的现实可能性。 在今年二月八日“轰炸北方”开始后，在这半年里，各种力量围绕越南战争进行的复杂的斗争的过程中，所谓“立即停止越南战争”、“立即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越南问题”等等口号的错误越来越明显，而且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追随美国以便“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的事实，是对赫鲁晓夫的无原则“和平共处”论的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这个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和平和独立这两个任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侵略越南这样一个国际事件中，已经再次证明：“和平”和“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当代各种重要任务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相辅相成的；割断它们的密切的联系、只把“和平”与“和平共处”抬高到特殊地位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帝国主义而背叛人民的。 刚果、古巴以及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斗争的一切人民的斗争，也同越南人民的斗争一样地证明，没有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在我国也是一样，和平的任务和独立的任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使日本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剥夺了日本的独立的日美“安全条约”，是造成下述情况的根源：把我国紧紧地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上面，把冲绳和日本本土的基地变成为侵略越南的直接进攻基地，使佐藤内阁参加侵略越南的战争，剥夺了日本的和平。越南人民提出的“没有独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的口号，也是日本人民的口号。 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是为独立与和平而同帝国主义斗争并能束缚其手足的最根本力量 第三，越南以及最近各国人民的斗争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能够为争取独立与和平而坚决同帝国主义的 侵略进行斗争并束缚其手脚的最根本的力量，也就是为彻底打垮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侵略而坚决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日内瓦会议以后，越南人民牺牲几十万人的宝贵生命， 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是：能够制止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并迫使它撤出越南，赢得越南人民的独立与和平的主要力量，决不是以回避热核战争为借口的赫鲁晓夫的无原则地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决不是不依靠人民斗争而依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采取的外交手腕，而是越南人民自己组织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世界人民具体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斗争的斗争。 一九六○年声明说：“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并且指出，“进行着反对战争的斗争”的“伟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是“在决定性的科学技术部门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强大的苏联；用自己的强大物质力量和政治力量服务于和平事业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迫切关心维护和平的日益增多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各种组织，首先是共产党；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和平的世界运动；不同意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方针和主张和平共处的中立国家”。但是，赫鲁晓夫等人把决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的内容，缩小成主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且把反战和平力量缩小成苏联的物质力量、“和平共处”政策和拥护这个政策的保卫和平运动。 但是，这种缩小的做法已经在世界人民的实践中暴露出它是大错而特错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同国际工人阶级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三个基本革命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反帝和平斗争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些革命斗争，同把保卫和平作为要直接完成的任务的最有群众性的运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结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九六○年声明） 越南人民的斗争以及古巴、刚果、多米尼加人民的斗争和我们日本人民的斗争的经验，都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推翻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消除民族压迫的斗争，对于加强世界和平的历史事业，也会起巨大的作用。这一斗争，同帝国主义国家中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的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一起，将在帝国主义者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根据地，给帝国主义者以最沉重的打击，对加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越南人民今后的斗争及其结果，将向全世界人民表明这样一个伟大的经验教训：只有人民阻止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推翻它的统治的坚韧不拔的决心和团结，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 赫鲁晓夫等人说，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只能同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研究”（同前引的《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的文章）。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党过去所批判的那样，对于把广大人民团结到保卫和平的旗帜下的保卫和平运动，必须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运动，同世界人民争取消灭帝国主义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给予正确的评价。 “不言而喻，消灭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胜利的革命事业，即在帝国主义本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和废除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并推翻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将会使世界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有利于反帝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保卫和平的事业，并且对实现永久和平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归根到底是具有争取和平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斗争意义的，而并不是象现代修正主义者在‘首要’这个借口下宣称的那样，被放在超越一切的地位的和平斗争所规定和限制的。保卫和平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叫做‘首要任务’（《莫斯科声明》）。应该把保卫和平的斗争同打倒和驱逐帝国主义的这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给予正确的评价。”（《赤旗报》文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和分裂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 正象我们党发表的一篇文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和分裂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所详尽地阐述的那样，第一，和平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维护民主的斗争、保卫生活的斗争，“有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是争取实现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这种一般民主主义的目标的”斗争，是“互相结合、联系和互相支持的”斗争。第二，和平斗争是“逐一打击和挫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并使其后退，使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转化，现实地挖掘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基础的”斗争，是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基础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问题正是在于，所有这些反帝斗争要汇合在一起，建立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反帝力量的强大的国际统一战线。一九六○年的声明说： “所有革命力量都在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所有这些当代的伟大力量，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洪流。” 那些继承赫鲁晓夫衣钵想在越南问题上追随美帝的人们，必将受到历史和人民的严厉审判 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并不仅仅是把“一般民主运动”之一的和平运动，同这些反帝斗争割裂开来，抬到最高的地位，使其他一切运动都从属于它。 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还在于使包括和平斗争在内的这一切反帝斗争都从属于对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则的妥协和屈服的路线——他的“追随美国”的路线，也就是用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吓破了胆的亲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来压制一切反帝斗争，削弱和平斗争。 我们党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针对着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谬论说了这样一段话： “贯穿在这种论调中的……根本的思想是这样一种思想：既然全面核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和最大的悲剧，那么防止全面热核战争就是人类的首要任务，没有达到发动全面核战争程度的所有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的斗争，就只有次要的意义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在热核战争‘毁灭人类’的危险面前，无论帝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无论独立或者民主，无论民族斗争或者阶级斗争，都将失去它的意义。上述这种思想正是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想法。但是，目前利用‘毁灭人类’的威胁来分割反帝力量，硬要别人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核讹诈政策，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那怕是向它的核讹诈屈服一步，也都会象火上浇油那样地助长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气焰。” 很明显，赫鲁晓夫的谬论归根到底是由于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而产生的。 在从“古巴危机”、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穷凶极恶地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这三年间，事实已经充分显示，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是怎样象火上加油那样，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些不想从这些历史中汲取教训，直到今天还闭眼不看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所起的罪恶作用，并为它辩护，甚至还拣起它的丑恶的残骸，企图在越南问题上执行无原则地追随美国的路线的人们，将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审判和战斗的人民的严厉审判。 五、克服现代修正主义，争取反帝和平斗争的胜利 如上所述，历史对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明确的审判。 近几年的历史经验，对于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已经得出了无可争辩的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只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只依靠那种妥协的退让的外交政策，是不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侵略的。赫鲁晓夫认为，对于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不应当采取轻率的态度”，“彼此需要妥协”（见在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上的报告），通过追随美国的办法以实现苏美“和平共处”，“在和平的经济竞赛中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最有利的条件”；这条路线归根到底只会破坏成为胜利保证的反帝和平力量的国际团结，给美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给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火上加油。这条路线，就连维持美苏“和平共处”也是困难的。 近几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结论是，只有全世界人民勇敢坚决地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才能够真正保卫各民族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 美帝在越南等地的侵略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衰亡史的戏剧中的一幕 约翰逊七月二十八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要向南越增派美军，总数将达十二万五千人，征兵人数也要增加一倍。美国报纸推测，到今年年底，南越的美军将达二十万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达到三十万人。但是，美帝国主义即使增派五十万甚至一百万军队到南越，也不能打胜。在那里，早晚要证实一个帝国主义所害怕的真理，那就是：用核武器武装起来、号称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主义的美国，被仅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的赤手空拳的南越人民打败，不得不从南越滚出去。当然，美军从南越撤退，并不等于说美帝国主义会自动从东南亚撤退。如果美帝国主义从南越撤退，它将更进一步加强对泰国、老挝、“马来西亚”、南朝鲜等地的战争、侵略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但是，越南人民的胜利，将给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以极大的鼓舞，使美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也不能不碰到和在南越碰到的一样的局面。 对于多米尼加人民的斗争，美帝国主义也以所谓保卫自由、防止共产党人的侵略的老调为借口，派三万美军去镇压。但是，美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结果，也只能是在多米尼加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中陷于孤立。 希望和平和独立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古巴革命以后，正从越南人民和多米尼加人民斗争的事例中，努力学习如何对付“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压迫和反动政策的斗争方法。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在刚果、泰国、北加里曼丹、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也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美帝国主义的全部兵力，现在也不过是二百六十五万，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七十万人已派到世界各地。但是，不论美帝国主义怎样吹嘘核武器的威力，用世界最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残暴的侵略，它既然在面积只等于美国五十五分之一的南越战场上不能获胜，那就完全不可能用军事力量镇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风起云涌的人民解放斗争。反过来，它的残暴的侵略，一定会激起越来越广大的人民的坚决反抗，其结果，美帝国主义必将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用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在刚果、越南、多米尼加进行的疯狂的侵略行为，正象希特勒进行的侵略性的闪电战一样，实际上只不过是在世界人民面前演出帝国主义衰亡史的戏剧的一幕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希望美帝国主义变得“明智”起来，也不能希望它放弃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只懂得用实力来向它说话，只有人民斗争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才能制止它的战争和侵略政策，使它节节后退，迫使它进行谈判，并使它作出让步。 赫鲁晓夫路线继承者们没有放弃追随美国的路线 现在，连那些基本上继承赫鲁晓夫路线的人们，也已经不能用赫鲁晓夫同样的调子来谈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但这并不是说，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已彻底清算赫鲁晓夫的无原则的“和平共处”论，并坚决放弃了机会主义的追随美国的路线。 关于这一点，是有不少的明显的证据的。 首先，对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追随美国的路线，美帝国主义自己并不隐瞒它公开寄予期望的态度。例如，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二十周年纪念日，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政府对世界各国政府、议会和人民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侵略越南。对此，美国国务院在五月十三日特意发表声明反驳说，“这种主张会使美苏两国关系陷于危机”。美帝国主义不仅利用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牺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制订的追随美国的路线，来掩盖它对越南的侵略行为，而且进一步以“违背诺言”的说法对谴责美国的苏共领导进行恫吓。这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赫鲁晓夫的无原则的追随美国的路线可悲的下场。对帝国主义屈服，就会纵容帝国主义，使它狂妄到这种地步。 苏共领导为了证明他们自己对越南问题的坚定立场，一再强调苏联政府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意义。当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自然有给予援助的义务。如果他们积极地给予无私的援助，我们当然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如果苏共领导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自己的错误行为变成合理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正象对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寄予希望的美帝国主义领导人的言行所明显地表现的那样，苏共领导损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的正确路线和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团结的行动，事实上给美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有利于它的侵略政策，这样在客观上就大大地减少了苏联政府的援助的意义。 还有，苏共领导仍然基本上赞成美帝国主义，主张“防止核扩散”。在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核战争政策的情况下，苏联这种主张事实上就是反对除了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各国拥有防御性核武器。例如，五月十九日苏联和印度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强调要撤除外国军事基地，禁止使用核武器，特别强调了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性。 前面已经谈到，防止核扩散不外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直接的继续。在这个意义上说，七月二十七日在日内瓦重新举行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美帝国主义准备在会上提出签订禁止地下核试验协定和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提案，我们对这次会议的讨论经过情形和结果，要以很大的关心，加以注视。 苏共领导正在用新花招推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路线 苏共领导一面嘴上高唱“团结和统一”，一面勾结和唆使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志贺义雄和神山茂夫，对我们党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日苏协会等我国民主团体，进行了不能宽恕的干涉。这些事实，提供了一定的根据，使我们不能不认为，苏共领导把赫鲁晓夫路线的那些过于笨拙的部分作了某些修正，而正以新的花招推行着它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路线。 但是，这种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立场，到处都遭到了新的失败。 在赫尔辛基世界和平大会上，机会主义者逃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强行兜售同帝国主义合作的“和平共处和全面裁军”，在越南问题上强行兜售所谓“在越南实现和平”的暧昧的路线。这种机会主义路线遭到了排斥。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总文件”和“关于越南问题的决议”，积极地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呼吁全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在去年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就曾勾结分裂主义者，退出世界大会，参加了分裂集会，公开进行了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阴谋活动。今年因为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表明了原则性的态度，五月在加纳的温尼巴召开的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全体一致通过全面支持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决议，在赫尔辛基和平大会上，对日本和平运动的无理干涉也成为国际上的问题，所以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对于今年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没有能够象去年那样向世界大会和分裂集会两方面派出代表，进行捣乱。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同战斗的越南人民直接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成为具有空前规模和内容的世界大会。它对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际民主运动的这些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加强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团结，真正地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统一行动的道路，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进行斗争，并且把这个斗争和争取团结的努力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具体地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反帝和平力量在当前的统一行动。 苏共领导如果真要反对美帝并对国际共运团结作出贡献，就必须从根本上检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并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这种情况还清楚地告诉我们，苏共领导如果认真地要同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行为进行斗争，认真地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作出贡献，那就无论如何都一定要从根本上重新检查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 不论赫鲁晓夫是怎样忽视集体领导，任意妄为，但是他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十一年，担任苏联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六年，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苏联共产党的，苏共领导对于他的政策和方针，当然要负责任。赫鲁晓夫的错误，是不能只让赫鲁晓夫一个人负责的。 假如苏共领导不从根本上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公开的直截了当的检讨，那末，即使想只是局部地、一点一点地改变某些局面来补救自己的错误，那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发展也是毫无用处的。 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现在问题已经公开地摆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的面前，这几年来一直在进行激烈的国际论战和斗争。特别是赫鲁晓夫的那种以追随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已经给反帝和平力量的共同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重大的危害。苏共领导不正视这些事实，不进行自我批评和正确的总结，想这样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地来一点一点地改善不团结的现状是办不到的。这不是一个共产党领导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伟大的导师列宁教导我们，“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如果不公开承认错误，不找出产生错误的原因，不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不研究改正错误的方法，即使暂时地一点一点地作一些改正，仍然不能使党、阶级、群众受到真正的教育，也不能得到任何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苏共领导必须回答的一些问题 苏共领导有义务回答下述的问题：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赞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之流是“美帝国主义的明智派”，这究竟是对的还是错误的？你们支持约翰逊当选总统的胜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已经丧失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说他们已经同意“和平共处”的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们指责反对这个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是希望打热核战争，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们称赞由于这个条约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可以“互相信任”、“互为榜样”，说这个条约是全面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出发点，这种评价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们反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国，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被迫实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来顶替和平共处，把“苏美两大国合作主宰和平”捧上天，这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们说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和防止热核战争联系起来才能予以评价，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们还说，在今天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只要同意实行“明智的政治妥协”，就可以制服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的成败，是同反对破坏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把反帝斗争引上机会主义的追随美帝的路线上去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的成败分不开的。正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人民解放胜利的国际斗争的成败，是同反对以“保卫祖国”为名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的变节行为的斗争的成败分不开的一样。 国际共运队伍在反帝反修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加强 近几年来，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也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这两种性质不同、但都是很激烈的斗争，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论在政治上或思想上都受到了锻炼，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斗争中大大地加强了。这几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定会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年而载入史册。在进行这两种互相结合的斗争的几年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揭露美帝国主义、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力日益加强，不断地成长壮大。 这几年对于我们党来说，也是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几年。在这段期间，我们党粉碎了春日庄次郎、内藤知周等反党修正主义者企图回避反对美帝国主义（它已经把日本放在半占领状态）的斗争的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理论，制订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世界和日本的现实的党纲，那就是：同美帝国主义和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并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这样“两个敌人”进行斗争，争取反帝、反垄断资本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这段期间，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等人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和盲从于这股潮流的志贺、神山等卖党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保卫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路线，也保卫了党的纲领的路线。 在这段期间，我们党一直在巩固地团结世界和亚洲人民，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反对日本垄断资本复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反对它们通过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来加强同美帝国主义共同作战的部署和积极协助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活动。我们一直站在日本人民斗争的最前列，向着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中立、改善生活的目标，不断前进。 从最近在参议院选举以及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我们党取得的伟大胜利来看，可以说在这些斗争中，我们党已经受到和平、民主力量的越来越广泛的自觉地支持和信任，并且正在取得新的发展。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我们党的阴谋，都被日本人民识破而遭到了悲惨的失败，日本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联系日益加强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日本也正在奠定胜利的基础。日本人民粉碎日美“安全条约”，从日本赶走美帝国主义，打倒美日反动势力，为建立日本人民新的民主主义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伟大的列宁在逝世前谈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时说：“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四五三—四五四页）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所实行的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反动、剥削和掠夺的政策，也正在不断地教育和训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的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而且，追随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背叛，不仅用实例在教育和训练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也在教育和训练着工人阶级和人民。我们相信，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必将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统一，并进一步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真正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文内小插题为本报编者所加）

第6版()专栏： 人民赢得彻底解放的光辉道路 ——看大型文献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叶家林 萧泉 在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时候，大型文献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上映，令人感到格外亲切，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影片以非常珍贵、翔实的历史材料，热情地歌颂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了人民群众及其军队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为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而建树的丰功伟绩，使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战争的道路，是人民群众赢得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光辉道路。 影片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野心和残酷暴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当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霸占亚洲，征服全世界，开始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非但不抵抗，并且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致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为日寇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横遭日寇杀戮、蹂躏。影片里东北父老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的画面，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在国家灾难深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党和毛主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唤醒了千百万群众，团结了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显示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和磅礴气势。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全面发动侵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政策和各方面的腐败无能，虽然号称有几百万军队，对敌人却毫无招架之力，只有弃城逃跑，节节败退，致使日寇更是气焰万丈，长驱直入我国内地。影片在揭示这段悲痛历史的同时，有力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人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动员起来，自己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战争，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取得自己的解放。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担负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影片里许多珍贵的镜头，记述了人民军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进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这一时期所写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是照耀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灯塔。由工农红军以及红军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成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许多动人画面，和国民党军队一败千里的混乱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突出了人民军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的历史作用。在贺龙同志率领部队涉水向敌后挺进，林彪同志在平型关战役火线上指挥部队的镜头里，以及许许多多战斗画面里，我们看到了人民军队可以征服一切的伟大气魄。正是在我们的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劣势装备，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打到敌人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大量消灭敌人以后，才使广大沦陷区逐渐变为解放区，发展和巩固了一个又一个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亿万人民群众，不仅从水深火热中站立起来，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而且在斗争中空前地壮大了我国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发展壮大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为夺取全国人民彻底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是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影片里许多镜头再现了根据地军民遵循主席教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真切情景。看吧！党领导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党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于是，村村有哨卡，家家是堡垒；不论在巍峨的大山上，还是在广阔的平原里，乃至港汊湖泊中，到处是置敌于死命的战场；广大人民群众用红缨枪、土枪、地雷和石头，配合人民军队，巧妙地打击敌人。狼牙山五壮士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子弟兵的母亲”?冠秀照顾伤员的伟大感情，集中地表现了我国人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的血肉关系，这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解放区战场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解放区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毙伤日伪军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日伪军二十八万多名，同时，迫使日伪军投诚和反正十万多名。这光辉的战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影片中许多表现延安时代生活的镜头，特别动人心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领导着全国的抗战，指挥着各个解放区的斗争，全国人民的心都向往着延安。延安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千百万青年在这里亲聆毛主席的教导，得到培养、锻炼，走上抗日战争前线。当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毛主席和群众在这里过着同样艰苦生活的伟大形象，十分动人；毛主席亲笔写下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令人振奋！解放区军民正是依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为坚持长期抗战，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打下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毛主席领导全党展开了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使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在思想上准备了我国革命的胜利。影片通过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以及愈战愈强的胜利景象，突出地显示了整风和生产运动两大环节在我国人民胜利进程中的伟大作用。在这样形势下，毛主席所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途径。 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当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举行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时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反动派，却伸出魔爪，抢夺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影片以铁的事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重新使人民陷入灾难的滔天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卖国独裁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指使和武装下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同时，也以铁的事实，表现了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不可抵挡之势，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迅速扭转了历史的车轮，使之走向新的伟大胜利，只以三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依据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对我国人民的黑暗统治，为我国人民打开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总之，《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部影片，是部活的历史教材，让我们通过活的事实，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尽管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武力烜赫一时，但是在人民战争的打击下，还不都是过眼的云烟？影片也是一部记录人民战争胜利的伟大史册，记述了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的壮丽事迹。影片还是一部革命传统教科书，党和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和军队在革命战争中的表现大无畏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教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保持和发扬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时时刻刻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给敢于进犯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以毁灭性的打击。

第6版()专栏： 把侵略者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重看反映抗日战争故事片后的几点感想 李希凡 为了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文化部正在主办电影展览。故事片中，除新创作的《苦菜花》，重映的影片有一大部分是反映抗日战争的。这些影片思想艺术水平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它们都再现了那革命风暴的伟大年代，热情地歌颂了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抗日英雄们。这些影片里所表现的艰苦卓绝而又光荣伟大的岁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忘记的。 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人民战争的伟大的战略思想。这些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不足以概括这次伟大人民战争的全貌，它们却反映了中国抗日军民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怎样创造了打击、消灭敌人的奇迹，用它们的动人的画笔绘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的画卷。 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被侵略的人民。日本侵略者依靠他多年储备下来的力量曾经狂妄地叫嚣，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落后而贫穷的中国，却没有看到，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在民族觉醒的曙光里升起。野蛮的侵略，残酷的屠杀，只能燃烧起遍地仇恨的烈火，加速觉醒的进程。 的确，我们并没有精良的武器，只有小米加步枪，甚至在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手里，也没有足够的子弹。年轻的董存瑞（《董存瑞》中的主人公）在刚一入伍的时候，还曾经为了这少许的子弹而闹了一场误会。革命军队给予革命战士的教育，是“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想得到精良的武器，就必须有本事从敌人的手里拿。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部队转移的五壮士（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狼牙山五壮士》里的主人公），手里只有步枪和手榴弹，却牵制了日寇三千多兵力，抗击了五百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侵略者甚至还动用了飞机和大炮，而五壮士却一直屹立在棋盘陀的最高峰，坚持到子弹打完用石头打击敌人，最后是砸枪跳崖，气壮山河。敌人的精良武器在这样战士面前能起什么作用呢？ 广大的民兵也许连八路军、新四军手里那样的武器都没有，而杀敌的决心，复仇的怒火，却激发起革命人民的无穷的智慧，他们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不过是千百个英雄的游击队长中的一个，李家村，不过是千百个开展过地道战的村庄中的一个，他们的神出鬼没，他们的机智勇敢，直到今天还能在我们的心中激起新鲜的战斗的热情。 《地雷战》里的民兵英雄赵虎，也不过是抗日战争中间创造土地雷的千百个英雄人物之一，我们没有精良的武器，有的却是革命人民的勇敢和智慧。那些唯武器论者，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不就叫嚣在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中国只有灭亡的前途吗？事实证明，在革命的人民面前，一切精良的武器，掌握在侵略者手里，最终都会变成“纸老虎”；相反的，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土制武器，却可以成为侵略者丧魂落魄的“真老虎。”狡猾的松井（《平原游击队》中的日本侵略者），手里的武器要比李向阳的精良得多，但是，他却不能避免被埋葬在地道战的烟雾里；狠毒的中野（《地雷战》中的日本侵略者）掌握着现代化的工兵，而赵家庄革命群众巧妙地创造出来的种类繁多的铁雷、石雷、炸雷、飞雷、真假雷、土化学雷……，却使他的测雷工兵无能为力，直炸得敌人寸步难行，无法逃脱陷于灭顶之灾的命运。 李向阳和赵虎，并不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他们摆的是真实的可以置敌人于死地的地雷阵、地道阵，而不是莫须有的吓唬敌人的八阵图（注一）。他们所以能够战胜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者，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屹立着觉醒了的普通农民。毛主席说得好：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新式武器。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侵略者，尽管拥有精良的武器——当年的日本侵略者拥有飞机大炮，今天的美帝国主义拥有核武器，在坚持正义战争抗击侵略者的各国人民面前，终究要被打得一败涂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失败，是前车之鉴。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老挝、刚果、多米尼加，正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覆辙。它最终的惨败的命运，不可能比日本侵略者的结局更好。只要被侵略受压迫的亚非拉美人民都觉醒起来，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终究要被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只有那些被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吓破了胆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才不懂得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为什么在国民党的战线上，有着现代化武装的军队一溃千里，而武器弹药不足的八路军、新四军，以至于小小村庄里的普通游击队员，在残酷的斗争中却表现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毛主席曾经做过这样的概括说明：“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注二） 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片，都在不同程度上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抗日健儿的英雄气概，有的影片还创造了无愧于现实生活的英雄典型，至今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统治阶级的愚蠢在于，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决定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在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不代表人民，不懂得为什么而战的士兵，不管你的装备多么精良，也只能吃败仗。请看，铁道游击队队员们，平原游击队队员们，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郅振标，以及大摆地雷阵的男女民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是极普通的中国工人农民，他们没有象日本侵略军那样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此以前，或许对战争也是完全陌生的。但是，侵略者的烧杀抢掠，祖国大好河山的被蹂躏，却不能不激起他们的复仇的怒火，迫使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无畏的战斗。昔日的日本侵略者，今天的美帝国主义者，依照他们的强盗逻辑，都以为只要进行残暴的屠杀，就可以把人民吓倒，而历史对他们的判决永远是无情的。中国人民决不会为侵略所屈服，世界人民也决不会为侵略所屈服，一切侵略者都只能在觉醒的人民的铁拳下，被打得头破血流。 小兵张嘎（《小兵张嘎》中的小主人公）、放羊娃海娃（《鸡毛信》中的小主人公），都不过十一、二岁，乳毛未退，稚气十足，但却正是这两颗革命的种子，把大群的日本侵略兵置于死地。如果张嘎和海娃生活在今天，或许还带着红领巾在学校学习，而当年的张嘎和海娃，在残酷的斗争中却成长得很快，在他们的幼年时代就进行了无畏的战斗，拿着鸡毛信活跃在枪林弹雨里面。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何止一个海娃；失去了亲人，怀着杀敌复仇的愿望，长途跋涉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又何止张嘎一个小兵！那血与火的岁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真正的红色接班人。张嘎和海娃，就是我们今天少年儿童的榜样。小同学张璎说得好：“当时的小朋友，现在也该是大人了。我们应该接他们的班了。”柏初霓小同学也说得好：“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主要是学习他们的阶级立场鲜明、爱憎分明的态度……世界上帝国主义还存在，一定要提高警惕，学好本领，将来象嘎子和海娃那样，勇敢地打击侵略者。”（注三） 美帝国主义者说：“共产党中国向儿童散播仇恨的种子，宣传战争。”我们没有必要向你们隐瞒这一点，只要是战争根源的帝国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存在，我们就不会让后辈忘记战争，不会不向他们“散播”仇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种子。你们不就是把美梦做在我们的第三代吗？你们妄想所谓第三代的中国人民也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用妥协投降去换取和平主义的幻想，对于你们的美梦，张嘎和海娃做出了最明确的回答。我们只能给你们留下这样的第三代，不止在今天就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而且要在他们的脑子里留下深深的印迹，使他们在长大以后也有能力、有雄心把帝国主义送进坟墓，为世界人民造福。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不只使幼小的张嘎、海娃睁大了眼睛，也惊醒了只相信命运的老一代。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影片里那些普通的老农民——《狼牙山五壮士》里的张大叔，《地雷战》里的石大爷，《平原游击队》里的老勤爷，在敌人面前表现得何等英勇！特别是《苦菜花》里的母亲，曾几何时，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还只相信命运。土地被恶霸地主王唯一抢走了，“是咱的命不好”，丈夫冯仁义被王唯一打死了，也是“咱的命不好”。但是，当她亲眼看见了娟子们的革命，把大仇人汉奸地主王唯一当众处死，她终于懂得了，穷人也完全可以有好“命”，那就得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地主汉奸，消灭日本鬼子。懦弱的母亲在革命的影响下刚强地站起来了。她不但不再是儿女参加抗日斗争的绊脚石，而且成了积极的赞助者。多年来失去音信的儿子德刚，刚刚有了见面的机会，却又在见面之前牺牲了。当她知道了星梅失去的爱人就是他的儿子德刚，坚毅的母亲忍住了眼泪，象星梅一样把悲痛化为力量，坐在织布机上进行着紧张的劳动。凶残的敌人妄想用疯狂的屠杀，吓倒这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好从她的口里得到八路军隐蔽起来的兵工厂。他们却没有料到，血也会使善良的人民成为钢铁的战士。敌人用尽了一切酷刑，甚至以虐杀她的小女儿来威胁，可是，英雄的母亲，革命的母亲，并没有为血的恐怖所吓倒，敌人的凶残，只能在母亲的心里激起更强烈的仇恨。最后，这位从未放过枪的劳动妇女，也拿起武器打死了暗藏的阶级敌人王柬之。 “苦菜根苦，可开出来的花却是香的”！……这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身上唤起来的勇气、毅力和内心力量，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基石。 是的，一个只知道杀敌复仇，只知道赶走日本侵略者的人，还并不就是自觉的革命战士，只有如毛主席所说：“懂得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人，经常自觉地“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努力奋斗，不怕牺牲，懂得“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人，才能成为革命的战士。这虽然不是任谁都能够达到的，而我们党的威力就在于，能够运用毛泽东思想把普通人民培养成这样的无畏的战士。 不是吗？在“见习八路”董存瑞的心目里，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曾经是“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可是，这同一个小“刺儿头”，参军以后，很快就在火热的战斗中，在党的耐心的教育下，茁壮地成长起来，最后是在战斗的决定性时刻，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手托着炸药包与敌人堡垒同归于尽了！ “多少英雄鲜血，换得锦绣山河”（《狼牙山五壮士》歌词），那些为了民族的，阶级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人们，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决不应当忘记他们，而是必须把他们永垂不朽的形象千秋万代地留给后辈。在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年代，产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过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我们的电影创作，比起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战士们所创造的英雄业迹，并不是拍摄得太多，而是这样的杰出的影片还应当拍摄得更多，才足以概括那整个英雄时代的精神面貌。 正当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进行疯狂战争的时刻，我们来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二十周年，在影片中重温那段艰苦而光荣的历史，有很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应当感谢革命的电影艺术家们，他们没有让火药和战尘白白地从心上吹过，他们忠实地记录了这次伟大人民战争的时代风貌，给我们留下了在民族危难时期前赴后继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有的虽然已经壮烈牺牲了，但通过艺术创造，他们仍然活生生地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人民的斗争中间，生活在人民勇猛前进的精神世界里，成为我们仿效的榜样和推动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民一向是热爱和平的，我们决不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但我们也决不允许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当反革命战争迫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象对付日本侵略者那样对付他们。革命的文艺家有责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给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警惕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以便于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迅速、有力地斩断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魔爪，把他们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注一）《三国演义》写东吴陆逊在大败刘备后，追到鱼腹浦，被诸葛亮在沙滩布下的石阵——“八阵图”所吓退，这实际上是小说为了神化诸葛亮而做的莫须有的艺术夸张。 （注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一○三九页。 （注三）见本报八月二十六日《当好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北京市少年宫小朋友座谈影片《小兵张嘎》和《鸡毛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