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参加十个全国性会议的人员 同时接见击落美机有功人员和战士演出队人员 新华社十七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叶剑英、谢富治，今天下午接见了来北京参加一些全国性会议的人员。他们是：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训练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两次击落美帝国主义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有功人员；来北京汇报演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全体人员；出席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附图片） 右上图：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十个全国性会议的人员和击落美机有功人员、战士演出队人员。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第1版()专栏： 铁道部依靠群众总结经验简化机车检修规程 改革形式主义的规章制度 发扬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 新规程正在全国机车车辆工厂试行。工人说：这一下是真正叫咱们工人负责，而不是叫条条负责了。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把机车修理得比以前更好。 本报讯　铁道部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我国铁路机车检修经验，打破形式主义的束缚，把七十七万字的烦琐的规章制度改革为三万六千字的新规章制度，为提高我国机车工厂的生产能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新规程简单明了，中心思想明确。例如锅炉是蒸汽机车的心脏，它的质量好坏，决定着机车的牵引能力和使用寿命。在旧的检修规程里，一共定了一百三十九条，但大部分都是禁止事项和工艺方法，至于修理到什么程度才算质量好，却没有明确的回答。所以，有的工人说：“即使七十七万多字都执行了，也不见得能把机车修理好！”新的规章制度虽然只有二十条，却明确指出锅炉的主要问题是防止水锈，并且规定：检修后的锅炉必须不裂不漏，安装牢固，位置正确，安全装置作用良好，显示准确。 新的规章制度条文虽然大大减少了，但对质量的要求反而更严了。例如汽缸安装位置，新规程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关系到修理后的机车能不能保持原来样子的大问题。保持原来样子了，跟它直接联系的鞲鞴和摇杆等等就可以使用标准件。这样，制造这些零件的车间，就可以提早大批生产，既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降低成本。而且，机务段（机车使用部门）将来需要更换这些零件时，也很省事，拿现成的标准零件一换就行。旧的规程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规定，却规定了跟质量无关紧要的锅炉和汽缸接触时不准加十毫米的垫。超过了，就得返工重做，每返工一次，就浪费人工、材料费一千多元。实际上，根据过去机车运行的经验和科学计算证明，就是用二十毫米的垫，也不影响机车性能，不妨碍机车牵引力，不影响机车寿命。 新的规章制度还大大便于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旧规程对具体的工艺方法和操作方法规定得太死，到处是只许这样，不准那样。很多规定又是脱离实际的。例如关于焊接，只规定用手工电焊，没有规定用先进的电渣焊方法。有一次，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工人用电渣焊方法焊接，铁道部驻厂技术验收员认为不合规程规定，不同意。两方为了这件事到铁道部打“官司”，铁道部虽然同意了使用电渣焊方法，但由于没有修改规程，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时，还不断扯皮。所以，旧的规程实际上起了抵制新技术的作用。在新规程中，只对重要的部件提出具体技术要求，对于一般部件，只提出质量要求，至于采用什么样的工艺方法和操作方法，由工厂决定。这就给工厂发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钻研技术，开展技术革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新的机车检修制度从去年十月份在工厂试行以后，工人们说：“这一下是真正叫咱们工人负责，而不是叫条条负责了”；“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把机车修理得比以前更好。”过去，质量好不好，全看验收员点头不点头。一个零件、部件做好了，只要验收员在任务单上盖了章，工人们便不再过问。现在不同了。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的不少小组工人，做好一件活，就主动请别人来挑毛病，提意见；验收员认为质量合格了，他们还不放心，等机车试运转以后，还主动去看自己做的活有没有毛病。他们说：“不但让验收员满意，还要让使用部门满意。” 改革形式主义的烦琐的机车检修制度，是机车车辆工厂的工人和干部的迫切要求。但是，当铁道部提出要改革时，有不少人却认为：旧的机车检修规程，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比较完善、健全、系统。十几年来就是这样干的，工作有改善，质量有提高，现在要彻底改革，岂不是无事找事吗？还有人说：有了这么多、这么细的规章制度，生产上还有漏洞，要把这些去掉，不是更乱套了吗？铁道部的领导同志分析了这些思想，认为有不少人习惯于用规章制度组织生产，对旧有的机车检修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没有切实的了解。为了帮助这些同志提高认识，并为改革作准备，便抽调四十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组成改革规章的调查研究小组，由部的领导同志带领，深入到戚墅堰机车工厂进行具体调查。他们在工厂一边劳动，一边听取工人对规程的意见。经过三个多月时间，他们不仅弄清了旧规程的缺点，并提出了初步的改革草案。在这个基础上，铁道部又用三个月左右时间，组织了两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和五千多名工人参加制订和讨论新规程。他们反复修改了五次。对一时定不下来的问题，就拿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取得可靠资料以后再确定下来。现在，这个新规程正在全国机车车辆工厂试行，铁道部准备过一些时候，再根据试行的结果作一次修改。

第1版()专栏： 条文减少了　积极性提高了 新的机车检修规程强调了人的因素第一，不但工人有用武之地了，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也有用武之地了 旧的机车检修规程的根本缺点就是限制了人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它不仅把工人的积极性限制在烦琐的条文里，也把基层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限制在烦琐的条文里了。 例如，一九六三年初，我们厂开展反浪费的群众运动时，我们车间八级老技工苑德贵，看到把一台机车水箱的顶板全部拆除，换上新钢板，很有意见。他找到党支部说：“这台车拆下的钢板如果进行局部的修补，再用十年没问题”。当时车间党支部抓住这一问题，组织群众讨论。很多老工人都同意苑德贵的意见，认为把本来能用的东西，扔到废铁堆里，不符合勤俭节约的精神，也是不相信群众。但是，当我们准备采纳群众的意见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在旧的检修规程里，规定每平方米水箱板不得有两条焊缝。而利用旧钢板就得有两条焊缝。虽然实践证明，有两条焊缝对水箱质量没有什么影响，但由于不符合规程，验收员就不同意。怎么办呢？我们做思想工作的，总不能号召工人不遵守上级颁发的规程啊！最后，只好说服工人，按规程办事。 工人们对这件事很有意见，他们说：“看起来，做思想工作的，也是限制工人的积极性。”有些工人看见提意见没有用，有意见也不再提了。他们说：“反正我按照要求干，不合质量、浪费材料也没办法。”工人的积极性就是这样被旧的规程束缚住了。 新的规程很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它对于一般的部件和零件，只提出质量要求，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完全由工人和工厂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新规程相信了工人，工人就更加积极、更加负责。有些长期解决不了的质量问题，现在解决了。装车小组组长、七级技工吴恩才说：“什么事都依靠咱们工人了。咱们可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看到全国铁路，把车子修得更好。”过去他们小组把水箱装在车架上以后，不能保证不歪，曾因此造成过重大返工的质量事故。这次工人们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积极想办法。他们说：“我们工厂有很好的起重设备，如果不想办法干好，到线路上不但容易出事故，而且机务段也不好修，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修好。”现在修出的车基本上都能达到要求，初步解决了这一问题。 不只吴恩才小组是这样，全车间工人也是这样。例如，按照新规程修好第一台机车的煤水车以后，工人们和管生产的干部们，纷纷找到党支部，要求进行一次修理和质量观摩，请有关部门提意见，以便把修理工作做得更好。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事。党支部马上聘请了工厂检查人员、铁道部驻厂验收人员、机车的司机长和乘务员、工厂有关科室以及兄弟车间的有关人员共同对煤水车进行详细的检查。各个小组的工人对自己小组修理的配件都特别关心。观摩完后，就地开了座谈会，大家对各方面的意见都虚心地听，认真地记，特别是对司机长和乘务员提的意见，更分外的重视。 我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里，感到新的机车检修规程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它强调了人的因素第一。不但工人们有用武之地了，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也有用武之地了。通过这次新的机车检修规程的试行，我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中共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煤水车车间支部书记马建群

第1版()专栏：工人来信 “合理”才能真正“合法” 我们不是反对“法”，我们只是要“法”和“理”统一起来，“法”应当根据“理”来订。“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总路线精神 我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修理机车快三十年了。我深深感到旧的机车检修规章太多、太细、太死，既限制工人的积极性，又不一定保证修理质量。 就说修理机车车架吧。机车进厂修理时，工人们要进行车架调整。规程规定左右之差不得超过三毫米，超过规定半毫米就不行。半毫米，比头发丝稍粗一点点，在十几米长的车架子上，根本不会影响质量。可是超过了，就得重做，不重做，验收员就说违章。为了调整这半毫米之差，七八个人连干几天，再把车架子烧红调整。大家知道，车架每烧一次，质量就差一些。旧规程就是这样，它宁可让十八米长的车架子的质量受到影响，却不放松这并不影响质量而多出的半毫米！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大规模建设，就要全面持久地厉行节约。旧规程对待毛主席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它规定，机车大修时，锅炉的五块钢板中如有四块需要更换，那么其余的一块，即使质量再好也要更换。说不全换就会影响质量。实际哪有这么一个道理啊！规程就是把质量和材料消耗对立起来，要质量好，就要用新料，好象只有新料才能使机车达到高质量。就这样，不知有多少好锅炉钢板根本没有到限度就被换了下来，白白地浪费掉了。我们眼瞧着真心疼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有的同志就是只求合法不求合理，抓住烦琐规程不放，硬要我们工人也跟着只讲合法，不讲合理。按照我们工人的意见，这样的规程早该改革了。 我们不是反对“法”，我们只是要“法”和“理”统一起来，“法”应当根据“理”来订。“理”，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总路线精神。也就是说，任何规章制度，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总路线精神。 现在，一个合乎我们工人心意的新的机车检修规程订出来了。这个规程简单明了，看得懂，也好记，使我们从形式主义的烦琐的规章条条中解放了出来。 新规程虽然条条少了，我们却感到要求严了，责任大了，工作更好干了。因为它只对修什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质量有规定，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去修好机车，都交给我们生产工人根据具体情况解决。这说明新规程是充分信任我们工人，真正依靠我们工人的。大伙都说：我们要以国家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和责任感来对待每一个部件，把机车修得更快，质量更好。 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机车车间铆工 宁　福

第1版()专栏：社论 一个改革规章制度的范例 铁道部按照实际情况，认真总结经验，以革命精神大刀阔斧地砍掉规章制度中的形式主义的和烦琐的条文，把机车检修规程的条文从原来的七十七万字，简化为三万六千字。这是一件大好事。机车车辆工厂的工人们在规章制度改革之后，干起活来普遍感到精神痛快。他们自豪地说：“这一下可真正叫咱们工人负责，而不是叫‘条条’负责了。” 工人们为什么对这类形式主义的烦琐的规章制度感到不痛快，对改革以后的规章制度就感到很痛快呢？因为那种脱离实际的死条文约束了工人的革命精神。但是，是不是形式主义的规章制度是约束工人的，而改革以后的规章制度不约束工人，工人爱怎样干就怎样干了呢？当然不是。规章制度总是有约束力的，总是带有某些强制性的。拿新修改的机车检修规程来说，非但对工人有约束力，而且在某些方面，如质量方面，比旧规程要求得更严。旧规程要求一台机车大修以后只走十四万公里，新规程却要求保证走二十万公里。所以工人们反映：“条文少了，责任重了。”但他们还是欢迎新规程，反对旧规程。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对工人有没有约束力，而在于它约束的是什么。如果约束的是工人的积极性和革命精神，约束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工人怎么可能痛快和欢迎呢？如果约束的是相反的东西，工人又怎么会不痛快和不欢迎呢？ 铁道部原来的机车检修规程所以不受工人欢迎，正因为这个规章制度所约束的，是广大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的创造精神和负责精神，是他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 同新的规程比较，旧规程的一个根本缺点是形式主义。旧规程没有抓住机车检修中的根本问题，罗列了一大堆枯燥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例如锅炉是蒸汽机车的心脏，新的检修规程只用二十条条文就把锅炉的主要问题和修理的基本技术要求讲清楚了。而旧的规程却写了一百三十九条，写了一大堆禁止事项和工艺方法，至于锅炉的主要问题 是什么，修理到什么程度才算质 量好，却没有明确的概念。所 以，有的人说：“即使七十七万多 字都执行了，也不见得能把机车 修理好！”而且，旧规程条文太 多，工人记不住，干部记不住，工程技术人员记不住，连专门负责按条文检验工人干活的技术验收人员也记不住。要大家照章办事的规程，烦琐到谁都记不住，烦琐到即使全部执行了机车还修不好，如何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精神呢？ 旧的机车检修规程的另一个根本缺点是不相信群众。在生产中的许多具体的工艺方法和操作方法，本来应当由企业根据不同的条件，依靠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去解决，但是铁道部原来的机车检修规程，把工艺方法和操作方法订得死死的，到处是只许这样，不准那样；只讲制约，不讲促进；只讲照章办事，不讲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而且有不少“只许”和“不准”又是脱离实际的。例如关于电焊，就规定了许多手工焊接的条文，实际上，许多机车车辆工厂早就掌握了先进的电渣焊接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起手工焊接来，既省工，又能保证质量。但是，由于条文里没有规定用电渣焊接方法，谁使用了就是违法。这样的规章制度，又怎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发扬群众的革命精神呢？ 一个规章制度如此处处不相信群众，处处束缚群众手脚，充分说明它不是把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干部看做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看做企业的主人，看做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而是把他们看做只能按照规程活动的工具。这种形式主义的烦琐的规章制度，不是强调发挥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强调以不变的条文去应付万变的现实生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规章制度，不是引导人们从实际出发，而是引导人们从条文出发；不是人的因素第一，而是条文第一。这种规章制度，群众觉得不痛快，表示不欢迎，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也许有的同志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会有这种规章制度呢？实际上并不奇怪。这是有关领导机关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必然产物。这些规章制度大都是建国初期从外国抄袭来的。那时候，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把外国现成的东西拿过来作为借鉴是必要的。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借鉴，而是照搬。他们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不研究，对别人的规章制度不分析，和盘托来，一切照办。当这些规章制度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又不是从实际出发，采取革命的办法，而是从规章制度出发，采取改良的办法。今天出了一个漏洞，发一个补充规定堵一堵，明天再出一个漏洞，再发一个补充规定堵一堵。如此左一个补充，右一个补充，非但跳不出老一套的框框，而且条文越补越多，越补越死，越补越烦琐，越补越被动。工人们要发挥革命精神，就非革这种规章制度的命不可。 要革规章制度中形式主义的烦琐条文的命，也不是顺顺当当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说：“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在改革规章制度的问题上，也有一些同志的头脑被现状和习惯束缚得紧紧的。这些同志对自己抄袭来的这套形式主义的烦琐条文，已经习惯了；现在要把他们习惯了的那一套推翻，必然感到很勉强。他们甚至说：“这一套很完善，改了就会出乱子！”是不是这样呢？象七十七万字的机车检修规程“这一套”的确“很完善”，但是这是什么很完善呢？是形式主义很完善，而对符合实际情况就很不完善，对发扬职工的革命精神就很不完善。现在铁道部把这种“很完善”的“这一套”改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这会出什么“乱子”呢？当然是出了“乱子”的。就是打乱了那些形式主义的烦琐的规章制度。我们对“乱子”也要加以分析。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看，站在革命的立场看，束缚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本来才是一个大“乱子”。根据实际情况，革掉形式主义的烦琐条文的命，正是治“乱”的唯一办法。 革形式主义的烦琐的规章制度的命，会不会革乱呢？当然有可能的。如果我们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既不从实际出发，又不走群众路线，而是主观主义地乱革一气，就会出乱子。但是，如果用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去革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命，就不会革乱，就不会出乱子。象铁道部那样，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从实际出发，从群众的经验出发，凡是有利于发扬群众革命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保留；凡是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就革掉。同时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逐步改革，逐步试验，逐步完善。这样，就一定可以革好，而不会革坏，就可以把形式主义的规章制度，逐步改革成充满革命精神的规章制度。 革命的规章制度是工人群众发扬革命精神的结果。但是有了好的规章制度，还要继续发扬工人群众的革命精神来很好地执行这个规章制度；而且还要在不断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把规章制度改进得更好，执行得更好。 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实践经验，积极地慎重地改革那些形式主义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规章制度中用革命精神代替一切形式主义，让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扬，这是深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具体任务，也是推动新的生产高潮的一个有效办法。

第2版()专栏： 到农村建基地　同农民相结合 农业科学研究促进农业增产 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实践过程中，加强了群众观点，提高了阶级觉悟，证明这是一条向着又红又专前进的正确道路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过去一年中，全国有数以千计的农业老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携带着科学仪器和行囊，出现在各地田野和村庄里。 走出办公室和实验室，上山下乡，同群众结合，建立农村研究基地，长期蹲点，是我国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所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去年一年，上山下乡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人数之多，涉及的学科范围之广，在推动生产和提高思想方面的收获之大，都是过去几年内少有的。这一年，农业科学的研究基点和各种类型的高产样板田，遍布全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农业科学院二十二个直属研究所（室）和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直属专业研究所（室），在全国各地一共建立了一千多个研究基点和样板田，在这些基点工作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共达两千六百多人，他们所属的专业有作物育种、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经济、农业机械、植物生理、农业物理、畜牧兽医、养蜂养蚕、农业气象、土壤微生物、品种资源等。 大批农业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蹲点，从学习和总结群众经验开始，并且同各级干部和社员一起，共同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实验。农业科学工作者同当地干部、群众种植的各种类型的稳产高产样板田，无论是遇到大灾、小灾或是正常年景，都获得很好的收成。东北地区的十六万五千亩高粱样板田，在三十多年少遇的多雨情况下取得了好收成，比邻近的一般田大约增产百分之十以上，最多增产百分之五十。太湖流域的三千亩水稻样板田，亩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增产百分之二十点九。川西平原的四千七百多亩小麦样板田，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五七年。北京市的一百万亩小麦样板田，去年阴雨多、锈病严重，但是产量也比前一年有所提高。此外，在河南的盐碱地上，在湖南祁阳的水稻低产田里，只要是有科学研究人员蹲点的地方，大都传来了丰收的捷报。这些样板田的好处，广大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它所采取的科学方法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许多地方通过样板田把大面积的生产带动了起来。群众中出现了“绣花要图案，生产要样板”、“四五百斤靠天，六七百斤靠干劲，八百斤以上靠科学”的说法。 农业科学工作者来到农村，还为农村培养了科学技术人材，撒下了科学技术的种子。现在，全国农村中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小组，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个。科学研究人员在当地办的业余技术学校、夜校、训练班和科学实验小组里，根据当地生产需要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参加学习的社员和知识青年干什么就学什么，然后又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成千上万的小片试验地里，这些试验地对周围农民的生产活动又起了示范推动作用。 许多蹲点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通过和贫下中农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遇事同商量，加强了群众观点，提高了阶级感情。他们说农村基点和样板田既是推广先进科学技术的阵地，也是锻炼人和改造人的学校，是培养真正又红又专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的熔炉。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说在机关里搞试验，路子越走越窄；现在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通过种样板田，进一步检验和丰富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种室内和室外、专家和群众、单科研究和综合运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克服了只由专家在室内搞单科研究的片面性。他们掌握了大量在实验室和小片试验地里不能得到的宝贵的科学资料和数据，对于科学来源于实践这个真理，有了更加亲切的体会。

第2版()专栏： 四获四好的英雄连队 在人民解放军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四好连队、四好舰艇、四好飞行中队。这里介绍的是几千个四好连队中的几个连队。 海防线上“千里眼” 在一个山峦起伏、苍松覆盖的山区，有一个空军雷达站，它被人们誉为“千里眼”，日夜为保卫祖国的领空而坚守在岗位上。 这里，不管是寒冬还是炎夏，不论是早晨或夜晚，只要敌机进入他们执勤范围，他们就能立即把它“抓”住。敌机越来越狡猾，他们的本领也越来越高。高空来的，他们不放过；低空飞的，他们看得准；大型的、小型的，“超音式”的、“闪电式”的也都逃不过他们的巨掌。几年来，他们为上级指挥机关提供了准确无误的情报，配合航空兵和高射炮部队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空中飞贼。 这些战士为什么会有这样高超的本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想看得远，必须站得高。去年秋天，美国总统大选前夕，战士们在分析是约翰逊上台还是戈德华特上台的时候，个个都说：“谁上台还不是换汤不换药？！”他们估计美国一定会加紧侵略活动，因而一致表示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在欢呼声中又清醒地估计到，美蒋间谍飞机肯定会加紧活动，窃取情报。因此，全站又一次全面检查战备情况。事后证明，他们的分析完全正确。战士们所以能站得高、看得远，指导员马振功说：“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在这里，人人都随身带着毛主席著作，有空就学。战士们从学习中深深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形势则形势明。这样，他们对毛主席著作越学越爱学，越学眼睛越亮。有了这种认识，他们的警惕性就越来越高，练好本领的自觉性就越来越强。 几年来，这些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立过不少战功。空军领导机关发给他们写有“三战三捷”的奖状，兄弟部队送给他们一面又一面锦旗，去年年底第四次获得四好连队的称号。 海上“夜老虎” 在海防线上，人们一提起某护卫艇，就说它是海上的硬骨头。论政治，人人大学毛主席著作，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论作风，不管风多急，浪多高，天多冷，夜多黑，只要一声令，便立即出动，水兵们从不皱眉头，动作总比规定时间快；论技术，艇开得好，枪炮打得准。这样一个艇，能不能再上一层楼？去年年初，他们第三次获得四好艇称号之后，党支部提出开展海上夜间大练兵，再练成个海上“夜老虎”。 夜战，是人民解放军优良的战斗传统。训练之前，党支部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广泛谈传统、论作风、讲夜战的意义。接着，号召大家用传统民主练兵的方法，群策群力，人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想办法，保证练出最复杂情况下过得硬的杀敌本领。训练开始了，枪炮瞄准手们首先提出：“海夜墨黑，假如狡猾的敌人不露亮火，我们怎么瞄准揍它？”瞄准手们便加紧锻炼眼力，耿世玉是个年青的瞄准手，他时常站在飞驰的艇上，聚精会神地搜索目标，连续几个小时不离战位，终于练得一般人看不到的他能看到，一般人看不清的他看得清的本领。 练成“夜老虎”是不容易的，要吃大苦、耐大劳，要克服重重困难。党支部不断根据新的情况，抓活的思想，启发大家带着阶级感情、带着敌情观念练兵。机电兵赵富过去在电源保险丝坏了的时候，总是先看图后调换。他想：夜间没灯，不能看图，要保证战斗胜利必须有一手不看图就能换保险丝的本领。艇上有几十对保险丝，用途不一，规格不一，要记住不容易。赵富把它编成号，一个个地背，一有空就钻到枪舱里蒙住眼睛练习，终于练得夜间和白天一样熟练的本领。 经过许多风雨之夜，这个艇真练得象个“夜老虎”。不容易捕捉的目标，他们能抓得住；不容易打上的目标，他们能打得准。 去年年底，这个护卫艇第四次被评为四好艇的时候，人们都说它一年比一年过硬，一年比一年好，真正是好上加好。 林海里的硬骨头 在南方林区，一条通往森林深处的铁路在向前延伸，路上遇到一个被人们称为“天险”的“老龙头”。铁道兵某部党委决定让连年获得四好连队称号的第三连去完成。 三连是个思想红、作风硬、技术高的连队。去年七月的一天，全连官兵顶着炎日，开到“老龙头”下。“老龙头”两边悬崖耸立，中间是深渊峡谷，站在山腰，只见峰顶狂风呼啸，谷底激流滚滚。三连开过山、炸过石，钻过隧道，担负过艰巨任务。到了这里，党支部象以往一样，先组织大家学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然后把任务摆出来，交给大家讨论。战士越学热情越高，要求打第一锤、放第一炮等的决心书、保证书，一批批地涌向连部。施工开始，连长姜伯泉带领共产党员首先从“老龙头”侧背攀藤而上，扫除滚动的碎石，绑起保险绳，为战士们开道。接着，战士们抓着绳子，登上六十多米高的悬崖，系好保险带，抡起大锤，打起炮眼。这里岩石坚硬，十二磅大锤砸下去，钢钎只能在石头上“啃”个白点。但是，战士们依然意气风发，一锤又一锤，一天又一天，终于开出了一条便道。 机器运来了，要用机械施工。使用风枪，本来在三连不缺好手。可是不久以前，老战士走了不少，新兵来了一大批，许多新战士过去连风枪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指导员毛文发知道，要想使新战士很快掌握技术，首先要武装他们的头脑。他又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有关克服困难的论述。毛主席的教导增强了战士学技术的勇气和毅力，工地上很快展开了现场学艺的热潮。开始，三个人用绳子吊着身子，使用一支风枪。以后，越练越精，一个人用一支风枪也能操作自如。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山岩被一片片的削掉了，铁路通过“老龙头”伸向林海腹地。 今年元旦前夕，这条森林铁路建成了。人们把大批木材装上火车，运往建筑工地的时候，英雄的第三连第四次获得四好连队的称号。　（据新华社讯）

第2版()专栏： 周总理观看部队业余文艺演出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晚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南京、济南、武汉、昆明部队战士业余演出队和连队演唱组的联合演出。 今晚观看演出的，还有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张鼎丞以及张奚若、刘志坚等。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等走上舞台，同部队业余文艺战士亲切握手，赞扬他们演出成功。

第2版()专栏： 民主改革运动“挖掉穷根栽上富根” 西藏翻身农牧民走上幸福生活道路 据新华社拉萨十七日电民主改革运动使西藏百万翻身农奴“挖掉了穷根，栽上了富根”。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他们的生活逐年得到改善。 西藏广大农村，过去缺粮户多，住马棚牛圈的人多，现在余粮户多，盖新房的人家多。以山南专区为例，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粮食自给，或有了余粮。在两万六千多家余粮户里，有近两万户原来是十分贫困的农奴和奴隶。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错那县勒布区，过去被人叫做“饥饿山谷”。民主改革后，人们依靠集体力量，努力发展生产。到一九六一年秋后，这个“饥饿山谷”里的人家，都有了足够的粮食。 过去被迫逃亡异乡的大批农奴，早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还乡重建了家园，过着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拉萨地区墨竹工卡县仁青里乡，原有一百十几户农奴，由于农奴主的残酷剥削，先后有二十四户家破人亡，二十九户逃亡异乡，长期乞讨度日。剩下的几十户人家，一年中有半年挖野菜吃。民主改革后，外逃的纷纷还乡，一些无家可归的农奴，也在这里安家落户。现在全乡一百五十多家，户户有余粮。 在牧区辽阔的草原上，有成千上万户贫苦牧民，在民主改革后支起了自己的帐篷，有了自己的牲畜。过去，牧民们终年吃不到糌粑，近几年来每年都得到许多粮食，还有大量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那曲专区班戈县东噶乡、比如县比如乡和申扎县错德乡四百八十五户中，过去有二百八十五户既无帐篷，又无牛羊，一年吃不上几顿糌粑。其中有一百二十多户靠乞讨为生。现在，这三个乡的居民中没有乞丐，没有一户缺吃的，家家都有帐篷或房屋。 西藏的几十座大小城镇，过去都是乞丐游民集中的地方。日喀则每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乞丐，拉萨的游民乞丐达到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现在，他们大都有了温暖的家庭，人人有了职业。 过去几乎手无一文钱的贫苦农牧民，现在成了供销社的经常顾客和信用社的存款户。去年西藏国营商业部门计划供应的生活资料、民族特需商品，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一倍多。

第2版()专栏： 把冬闲变冬忙 青海各族牧民喜接冬羔 据新华社西宁十七日电　青海草原进入接羔季节。气候较暖的黄南、海南、海北三个藏族自治州目前已接育羊羔二十多万只，成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地势高寒的玉树、果洛等自治州的母羊也已开始产羔。 在这个冬季和春季，青海草原上将有三百多万只母羊产羔。各族牧民为争取羊羔活得多长得壮，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黄南、海南、海北三个州的牧民在入冬以前收储青饲草一千四百多万斤，新修和补修畜棚畜圈一万七千多个。最近，他们又做成接羔袋五千多个、哺乳器八千多个。不少生产队还特别为羊羔设置了暖坑、暖棚。在气候寒冷的玉树草原，有些公社生产队为牲畜安排了两套冬窝子，防备可能遇到的风雪灾害。海南藏族自治州目前已产的羊羔比往年同期多，羊羔健壮，母羊产后复膘也较快。 青海草原大部分地区入冬以来下雪甚少，牲畜在冬季牧场中主要依靠吃雪解渴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各族牧民已迅速行动起来抗旱保畜。目前，这些地方已产的羊羔成长情况都很好。 江苏植树造林成倍增加 据新华社南京十七日电　江苏省冬季成片造林和四旁植树比一九六三年同期有成倍增加。 入冬以来，江苏省许多地区冬季植树造林的规模大于往年，群众对植树造林热情很高。兴化、南通、铜山等县的一些地方，结合冬修水利植树造林，做到水利工程修到哪里，树就栽到哪里。各行各业和驻江苏的解放军部队也积极参加了绿化工作。 江苏各地这次植树造林，都经过充分准备。省和专区的有关部门曾组织力量，深入各地摸清宜林地和出圃苗木情况，帮助公社生产队落实造林计划和措施。许多地方举办了训练班，共培训林业技术人员三四千人。 在造林的时候，各地抓住苗木、挖穴、栽植等主要环节，反复进行检查验收，严格做到苗木不合规格不出圃、树穴不合规格不栽植、栽植不合规格不验收、不合要求的及时进行加工或重栽。 林苗栽植后，许多地方加强了对新造幼林的抚育管理。徐州市新栽的林木已有十分之八经过一次抚育。许多生产队都规定专人护林。

第2版()专栏：答读者 发霉的玉米能喂牲口吗？ 由于去年秋收季节阴雨天气过多，我们这里有一部分玉米在收获后没有得到充分的晾晒而生了霉点。我们这里有的生产队打算用这种玉米做饲料，在冬季和春耕前给驴和骡子增加些营养，但又听说用这种玉米喂驴、骡，会引起中毒。发霉的玉米真能使吃它的驴、骡中毒吗？引起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山东沂南县　叶汉健 驴、骡和马吃了霉玉米是会引起中毒的，中毒严重的往往因抢救不及而死亡。北京郊区历年都有这种情况发生。据我们粗略的统计，它的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八，死亡率达百分之七十三。在一般情况下，中毒的病畜，有的精神异常兴奋，到处乱撞、转圈，或是向前猛冲；有的则相反，极度沉郁，嘴唇下垂，头低耳垂，唾液外流，双目或单目失明，常呆立不动；有的则两者交替发作，时而狂暴，时而沉郁。 引起中毒的原因是霉玉米中含有一种由镰刀菌分泌的有毒物质。这种有毒物质的毒性很大，据有关部门试验，驴、骡等大牲畜在一天内吃一百克镰刀菌的纯培养物，就能引起死亡。因此，在霉玉米中即使仅有少量的镰刀菌，产生的毒素也不多，也不能用它做饲料。据京郊通县畜牧兽医站调查，用仅含有百分之二十霉粒的玉米，或用从表面看很好、在破开后才看到有少量霉斑的玉米做饲料，都能使牲畜中毒死亡。 驴、骡、马一旦中毒以后，必须立即停喂这种饲料，同时停止使役，加强护理。对这种病目前还没有特殊有效的治疗药物。现在一些兽医采用的治疗方法是以清理肠胃、解毒、增强体力为主。如内服硫酸钠等药物缓泻，大量注射葡萄糖溶液、生理盐水，或用乌罗托品溶液、百分之十高渗氯化钠溶液治疗，并注射安那加、樟脑油等强心剂。 因为治疗方面缺乏有效办法，所以必须从预防入手，坚决不用霉玉米做驴、骡、马的饲料。生产队的饲养员、使役员在用玉米喂驴、骡、马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玉米是不是发过霉。　 北京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

第2版()专栏： 积雪与农业 积雪有哪些好处 我国北方不少地区，雪落下来以后，要几天至几十天才会融完。这种积雪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好处。 一、积雪能防冻害 有一个气象站曾经对十九厘米深度的积雪进行了积雪表面温度和雪下土壤表面温度的观测比较。统计结果是：积雪表面温度为摄氏零下三十六度八，雪下面的土壤表面温度为摄氏零下十七度九。土壤表面暖于积雪表面十八点九度。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距呢？这是由于雪的导热性比土壤导热性差的缘故。虽然雪的深处要比其表面暖得多，但雪却只能把很少的热量传上来。积雪下面成为另一种气候，冷暖变化又比较平稳，因此，越冬作物上面的覆雪，象是一床棉被。在冬季温度极低的情况下，积雪就是这样保护了越冬作物免于冻死。 二、积雪可防春旱 冬季西北风既严寒而又干燥，农田里没有积雪覆盖，不但会使越冬作物遭受冻害，有时还会蒸发大量水分，不利于越冬作物生长发育。休闲地里如果没有积雪，往往会因为墒情不好而不利于春播的进行。 我国华北和西北一带，春季和夏初经常干旱，设法在冬季把降下来的积雪聚集起来，或是延缓它的融化期，就可以有更多的水分渗入土壤，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 三、积雪能肥土壤 无论是雨水还是雪花，它们的中心都有一种固体的核心，称为凝结核或冻结核。通过特殊的观测研究，就能发现这些核心是些灰尘、烟粒、盐屑以及一些离子化的氯化物和氮化物等组成。在一升雨水中，能含有一点五毫克的氮化物，而一升雪水中可含的氮化物能达到七点五毫克。这些氮化物落到地面以后都能够被水溶解，并同地上的一些酸类化合成各种盐类，成为有助于农作物生长的氮肥。如在有机物的分解过程中，氨和硫酸化合生成的铵盐，就是我们农业生产中常用的化学肥料硫酸铵。这样说来，地里蓄积一层较厚的雪，就等于均匀地得到少量的氮肥。 怎样使雪积得更多 因为积雪对农业生产有很多好处，所以许多地区的农民就想出了多种多样的保持农田积雪的办法。 利用各种障碍物把雪拦住，是在小范围积雪的一种方法。具体做法是用枯树枝、玉米秆或芦苇编成宽一米左右的栅栏，错综地布置在田间。每个栅栏之间相隔一到二米。栅栏放置方向可根据当地最多的风向而定，如某地冬季多西北风，栅栏的安置则应东北西南向。 在地面不平的农田里，聚雪要比平坦的农田里多得多，用人工使农田田面粗糙，就可以积聚较多的雪。秋季深耕后不耙平的农田，也能积聚较多的雪。 用雪本身来作障碍物，也可以拦阻更多的积雪。雪障碍物是把落在农田里的积雪先压紧堆成高约半米、宽约一米的雪堆，各堆之间相隔四、五米。它不但是拦阻雪的屏障，同时还是被压紧了的、融化较慢的积雪。在春季经常干旱同时比较多雪的地区，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在地里多积一些雪；另方面还可利用积雪延缓融化，而使更多的水分被保蓄到春播时节。　虞雅贤

第2版()专栏： 浙温六三—一型吸管式河泥船 浙温六三—一型吸管式河泥船（吸取河泥作肥料用），是由机动船和吸泥机组组成的。吸泥机组包括泥浆泵、排气泵、吸管、吸头和分离桶五个部分。河泥是通过吸泥机组被抽吸上来。经过一年多试用，它的吸泥效率很高，每小时可吸河泥二十到二十五吨，很受试用地区农民的欢迎。 这种河泥船是浙江温州市机械研究所设计，温州农业机械厂制造的。左图：正在操作时的河泥船。（附图片）

第2版()专栏： 怎样防治越冬绿肥田里的蚜虫 由于冬季气候干旱，较暖，南方一些地区的越冬绿肥田里普遍发生蚜虫。防治这种害虫虽然可以单独采用化学农药防治，但用药较多。不少地区针对这一情况，摸索出几种既节约化学农药，防治效果又好的办法。现分别介绍如下，供各地在试验性防治中参考。 石油乳剂、“六六六”液混合剂　这个办法是广西柳江县思贤公社的几个生产队采用的。据他们试验，杀蚜率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二点四。 石油乳剂是用碱性较小的肥皂（每亩用量半块），切碎，加水二、三斤，加温使它完全溶化，然后加火油（每亩用量三两），最后搅拌均匀，再加火煮，直到溶液上浮有白色泡沫，即成石油乳剂。乳剂做好以后，随即同配好的“六六六”液（每亩用百分之六“六六六”粉半斤，加水一百斤，充分搅拌，即成“六六六”液）混在一起，并充分搅拌，就成了石油乳剂、“六六六”液混合剂。这种喷雾液，应随用随配。 草木灰、“六六六”粉　据广西大苗山病虫测报站试验，用百分之六可湿性“六六六”一斤，同草木灰二十斤混合拌匀撒布，杀蚜率可到百分之百。福建晋江、同安等县用百分之六“六六六”粉二斤，掺细土或草木灰二十到三十斤，拌匀，在晨露未干时撒布田间，防治绿肥蚜虫的效果也很好。　田文

第3版()专栏： 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 日共《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评论 本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的评论员的评论，全文如下：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以后，已经有一个月了。直到现在，苏共新领导还没有公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真相。但赫鲁晓夫并不是因为“年迈和健康情况恶化”而退职的，而是因为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共的国内外政策面临到严重的破产局面而被迫下台的。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在促使苏共领导决心采取“非常手段”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背景中，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败”曾经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赫鲁晓夫路线问题，决不仅仅是苏联共产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把无原则地向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让步和投降的路线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企图把它强加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从而不仅造成并越来越扩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而且给全世界整个反帝和平力量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路线，在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给我国的和平民主运动也带来了有害的影响，阻碍了它的正确的统一与发展。赫鲁晓夫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 正因为如此，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重新批判地总结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路线，说明不仅把苏联的政府和党引导到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且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混乱和带来有害影响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为了从我国和平民主运动中清除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路线所造成的有害的机会主义影响，为了不使赫鲁晓夫下台仅仅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过程中的一时的插曲，而使它成为克服现代修正主义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的积极因素，这样做都是必要的。 （一）什么人赞扬赫鲁晓夫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赫鲁晓夫就竭力歪曲和平共处政策，并企图把它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后，他总是给对他所主张的“和平共处”政策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扣上反对和平共处、希望打热核战争的“好战主义者”的帽子，并且说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要选择和平共处道路，还是要选择热核战争道路之间的对立。 “某些教条主义者滑到了托洛茨基立场上去，并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他们“企图把历史推向战争的爆发，企图通过战争的道路，通过消灭千千万万的人的道路，解决关于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胜利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众所周知，在赫鲁晓夫担任第一书记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中央的信中，甚至诬蔑我们党“放弃了争取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进行战争，进行新的世界大战，也就是热核战争”。但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提倡打世界大战的党和潮流的说法，是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无耻的捏造。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同意的莫斯科声明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致支持下指出，必须把维护和平共处、防止战争的斗争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按照具体地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十项原则等方面的和平共处原则以建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斗争。莫斯科声明的这个原则性观点，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观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日本共产党纲领，就我们党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基本立场作了下述明确的规定： “党要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斗争。党要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党要为使日本同一切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为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扩大日本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亲善关系而斗争。党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我国卖国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准备对社会主义各国和亚非各民族进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 中央委员会提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草案”进一步具体地阐明纲领的这一观点，把“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任务”作为我们党当前的六项斗争任务之一，并且提出了如下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方向：第一，“进行斗争，反对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卖国反动势力所推行的依附美国的、反共的、侵略的外交政策，粉碎‘日韩会谈’，恢复日中邦交，缔结日苏和约”；第二，“必须同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加紧展开斗争，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缔结普遍裁军协定，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一切侵略战争和备战活动。” 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根支柱和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的莫斯科声明和我党纲领的同一观点，今天仍然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全世界共产党人和我们党的工作的共同指针。只要不是存心粗暴地歪曲事实、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就不会把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诬蔑为和平共处政策的“敌对者”。 但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一致确认的这个和平共处问题，现在在国际争论中已经成为引起最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最大的问题之一，这也是事实。但是，这决不是象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所说的那样，因为出现了拒绝和平共处、提倡打世界大战的“好战的”党和潮流。相反地，这场争论的引起是由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根本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原则性立场，堕落到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斗争，而向帝国主义投降这样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这就是说，今天围绕和平共处问题的争论，并不是赞成和平共处还是反对和平共处的争论，而是关于是否正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争论。 列宁曾经“提醒”普列汉诺夫说：“请你告诉我，赞扬你的是谁，那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三百六十八页）这个“提醒”完全适用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消息发表后，受到最大打击的不仅有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而且还有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他们异口同声地强调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高明，一致表示“期望”苏共新领导也务必坚持这一“和平共处”路线。 例如，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十月十八日向美国全国发表的临时广播演说中，大肆赞扬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以后，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反省，走上了同美国合作的道路，并强烈地号召苏联的新政府继续沿着赫鲁晓夫的路线前进。他说： “赫鲁晓夫曾犯了进行危险的冒险的过错。美国曾需要采取非常坚定和理智的态度（首先在柏林、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以便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击退他的威胁和行动。然而，他从错误中得到了教训，他对现实不是盲目的。在过去两年中，他的政府表明它知道在核时代需要头脑清醒。他参加了禁止核试验条约。他参加了能够帮助防止由于意外情况发生战争的热线。他同意不在空间设置核武器。在这些行动中，他表现了理智和头脑清醒的判断。…… “现在苏联有两个人分担最高责任。……我们可以希望他们将同我们共同抱有我们的伟大目标：防止核战争。” 在我国，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早已得到站在彻底反共立场上一贯支持美国世界政策的民主社会党右翼领导的共鸣。民主社会党的西尾委员长发表了“欢迎赫鲁晓夫的现实政治路线”（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神户的谈话）等等赞颂之词。赫鲁晓夫下台后，资产阶级报纸一齐发表社论，赞扬赫鲁晓夫，希望新政府继承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自由民主党和经济界的领导人也几乎全都异口同声地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他提出了以美苏解冻为中心的和平路线，在国内问题上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了悬案，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富士银行总经理岩佐凯实）“赫鲁晓夫推行了和平共处路线，他似乎是一个可爱的人。”（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因为赫鲁晓夫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此感到遗憾。”（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植村甲午郎）“我们期望苏联新政权更加强有力地推行和平共处政策。”（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三木武夫。以上均见十月十六日《日本经济新闻》晚刊） 赫鲁晓夫完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甚至加以阉割，使之变质成为约翰逊等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以自由民主党和垄断资本为中心的日本臭名远扬的反动势力举起双手表示欢迎的东西。 （二）屈服于核讹诈的投降主义 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在哪些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呢？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主要论点。 第一个问题，赫鲁晓夫说，在出现了恐怕会毁灭人类的核导弹武器的今天，维护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人类的压倒其他一切任务的“首要任务”，他以核战争的威胁为借口，企图使屈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线合法化，而且还进一步要求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服从“和平共处”的任务。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发生的所谓“古巴危机”之后不久所做的两次演说——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和一九六三年一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以最有系统的方式表明了他的观点。赫鲁晓夫在两次演说中首先就热核战争的危险说： （1）今天的世界“好象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热核武器的火药库上”，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各个地区所建立的“侵略策源地”都“潜藏着可以燃起全面的火箭——核战争的火星”。（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2）世界核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仅会使资本主义体系灭亡，而且会使整个人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丧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前提。“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文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肯尼迪曾经把在热核战争将会造成的毁灭的危险之下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生活，比作“在达莫克利兹的核剑之下的生活”，并且说这个核剑“是用极细的线系着的，而这条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也许由于偶然、由于计算错误或者由于疯狂而被割断”（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的演说）。赫鲁晓夫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肯尼迪的这种论调，把今天的世界比作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爆发的“装满热核武器的火药库上的生活”。 乍看起来似乎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核战争危险的这个所谓“核战争毁灭人类论”，实际上不仅违反了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观点，而且也违反了赫鲁晓夫自己过去的主张，可以说是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论调如实地表明了赫鲁晓夫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俘虏。 不言而喻，在已经出现了具有极大破坏力量的热核武器的今天，帝国主义者所准备的世界战争即使是一种最后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帝国主义的自杀行为，但是也会给社会主义各国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的后果，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防止世界战争、争取世界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的斗争，已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一点。 然而，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热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毁灭人类”的危险这一点，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只有在今天不管付出任何牺牲也要防止全面热核战争，才是“头等”重要的，在热核战争的“毁灭人类”的危险的面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已经失去意义，而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早已变得只具有次要意义，那么，这种结论必然会导向这样一种投降主义的道路：在以毁灭人类相威胁的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膝下跪，而无止境地实行退让。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的。很明显，在核讹诈面前吓得胆战心惊的投降主义，不但无助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危险，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助长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气焰，使帝国主义得以顺利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而造成增加核战争的实际危险的结果。 莫斯科声明强调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目前正在准备的热核战争，对全人类说来，是可能给亿万人带来毁灭和破坏的严重危险，并且号召全世界人民展开阻止核战争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对帝国主义者发出严正的警告说：如果帝国主义势力胆敢发动热核战争，被毁灭的将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明确地表示了决不向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低头的坚决态度。“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反帝和平力量只有坚持这种战斗的态度，才符合下述唯一的原则性观点：只有坚持这种态度才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并且成为展开在实际上防止核战争的斗争的前提。与此相反，如果反帝和平力量对核讹诈有丝毫的屈服而放弃这种战斗的态度，那么就不能完成防止核战争的任务。要防止核战争，决不能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必须依靠全世界人民的斗争来粉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 过去，赫鲁晓夫有一个时期也曾经坚持过这种观点，他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只会给资本主义带来崩溃”，社会主义即使遭到巨大破坏，但仍将继续存在，而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他说： “我们说，新世界大战的结局只会使资本主义崩溃，这完全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会遭到损失。然而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将继续存在，而资本主义却不能保持。因为，尽管损失巨大，人类不仅会仍然存在，并且将继续发展。……战争一旦爆发，人民就要一次地，永远地结束产生战争的社会制度，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七年十月《同〈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的谈话》）。 放弃了自己曾经主张过的这种观点而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屈膝投降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变成一条企图通过回避同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味向帝国主义让步来“维护和平”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是理所当然的。 赫鲁晓夫从他的“核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所得出的第一个实践上的结论是，核战争时代的“和平共处”不能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核战争政策的积极斗争来实现，而主要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对热核战争有将毁灭人类的危险这种共同认识而进行“明智的”协商和“互相让步”来实现。赫鲁晓夫极力攻击主张应该坚持通过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来保卫和平这种根本立场的人是帮助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势力，“企图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的托派分子的冒险主义。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具有先进思想和信念的人，不应当犯冒险主义，从而使对自己制度胜利丧失信心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机会发动世界战争。”（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然而，正如赫鲁晓夫面临着美帝国主义进攻古巴的危险时采取的行动所表明的那样，以使美国统治阶级“进一步实际地感到热核战争的危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为唯一目的，而把核导弹运进古巴，陷入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的冒险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而且，不依靠人民的反帝和争取和平与独立的力量，而企图用核导弹威胁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当美帝国主义摆出一副即使引起同苏联进行核战争也在所不辞的姿态，而以企图强行进攻古巴的核讹诈政策进行反击时，就立刻变成最大的投降主义，借口什么“理智的胜利”，什么“互相让步”，而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要求，甚至一直退却到不同古巴政府进行必要的事前协商，就在美苏之间决定了要进行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视察”。赫鲁晓夫所说的 “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单方面的让步。 赫鲁晓夫所得出的第二个实践上的结论是，在核战争时代，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也是不可分割地同防止核战争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并借口只有避免核战争才是现代的绝对要求，结果使这些斗争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认为应该通过在和平共处环境下进行和平经济竞赛来确保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把这当作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本方针。 赫鲁晓夫曾说： “我们时代的情况是，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现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不同争取和平和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看。从最近加勒比海地区事件中所得出的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最重要的教训正是如此。” “现在，由于战争性质的改变和世界舞台力量的新对比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和平共处政策具有远为重大得多的目的和任务，并在实质上补充着新内容。和平共处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和平经济竞赛中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企图强加给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的方针，是在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的借口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篡改成似是而非的机会主义的方针。 第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不是以帝国主义放弃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从本质上转变为和平爱好者为前提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即以破坏社会主义和压迫其他民族为目的的侵略倾向，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假如想从根本上把它消灭，那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本身。为了在实际上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必须针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真正强有力的反帝斗争。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所谓和平共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展开斗争，制止它的侵略的魔爪才能实现。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所谓和平共处，并不是“和平的帝国主义”与和平的社会主义友好地相处的、取消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新的世界秩序。即使在依靠全世界人民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和平共处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以后，如果不继续对醉心于战争和侵略政策、无时不在企图破坏和平共处关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不断的斗争并予以粉碎的话，就不能维持和平共处的局面。通过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来实现和确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核心。 而赫鲁晓夫却用提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量这个问题的办法来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共处政策这个革命核心，并把它篡改成为对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投降的方针。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核武器的破坏力量，也不能由此而使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合法化。 既然用核战争的危险来威胁世界和人类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而热中于准备核战争、实行核讹诈政策的帝国主义，那么显然，防止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实现和平共处的任务，只有以那种通过全面发展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斗争，并结成反帝和平力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办法来粉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的方针为基础，才能够完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建立保卫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莫斯科声明）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谈判或“互相让步”，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保卫和平运动等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力量的斗争，挫败和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的过程中，同全世界人民的这一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对和平共处和保卫和平的事业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才能够在实际上限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迫使它签订这种或那种有效地打击战争计划的协定。 赫鲁晓夫的路线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并且污蔑这是刺激帝国主义者而挑起核战争的“冒险主义”，在这种借口下，压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一味地企图通过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对“热核战争的危险”的共同认识为基础的“明智”的谈判，来确保和平共处。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全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要求全世界人民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但不是真正争取和平共处的道路，恰恰相反，它只能加强帝国主义的立场，促使它加紧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而且，根据这种投降主义路线，即使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但既然这种“紧张局势”的“和缓”不是通过在实际上打击并粉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而赢得的，而是在向帝国主义进行妥协和追随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就决不能把它看作是朝和平共处方向真正地迈进了一步。不仅如此，这种“缓和”反而会在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实际上仍然继续威胁着真正的和平的时候，散布一种似乎“和平共处”已经实现的危险的幻想，从而削弱世界人民的反帝和平斗争，起着帮助帝国主义玩弄欺骗性的“两手政策”的作用。 第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和平共处政策既不能代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不能在世界人民的斗争中优先于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占“首要”的地位。莫斯科声明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声明明确地把下述革命的观点归纳成为一个公式，即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等当代的一切革命力量汇成了一股洪流，正在冲击和摧毁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这才是当代的根本问题。今天，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从根本上来看，正如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欧洲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可能性及其条件所表明的那样，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世界和平的前景，从全局来看，是由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三种主要力量形成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同帝国主义的战争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但是，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和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上，也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所当然的原则立场，仍然以避免核战争是当代的至高无上的任务为借口，企图使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从属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主张社会主义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战胜资本主义乃是当代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基本性的前提。这是一种维持现状的立场，即：事实上把社会主义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并且把民族解放斗争控制在帝国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以内，而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观点背道而驰，结果仅仅把通过无原则地屈从美国来保持“美苏”间的和缓当作当代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任务。 不言而喻，这种大谈特谈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牺牲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的论调，是同把当代看作是帝国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观点根本对立的机会主义的论调。但是，赫鲁晓夫的这条“和平共处”路线的消极作用并不止于此。 即使仅就赫鲁晓夫事实上当作唯一至高无上的任务的和平共处这个问题来看，通过这种维持现状的政策，也不可能使帝国主义者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更不可能在将来确实实现和巩固世界和平。 不言而喻，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为转折，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由于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的斗争，已经防止了帝国主义实现世界战争的计划，产生着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处的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核战争政策，发动世界战争的实际危险依然存在，从最近印度支那的局势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决不容许过低估计世界战争的危险。任何人恐怕也不能否认在防止这种危险、确保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面对面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这种政策在它的重要据点遭受到直接的打击。因此，积极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加强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团结，是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压制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对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违背了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的真正利益，在实际上增加了世界战争的危险。因为，假如没有民族解放战争、没有革命运动，全世界的人民运动仅仅变成赫鲁晓夫之流的“和平共处”运动的话，那么不仅将大大地削弱制止帝国主义者执行战争政策的力量，而且保证了帝国主义者能够更加容易地继续它的侵略。 而且，在今天的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不仅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消除世界战争危险、进一步巩固地实现和确保和平共处的任务。但是，如果实行赫鲁晓夫之流的维持现状的政策，那么，甚至接近这一任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完成这一任务，恰恰就必须变革现状，不仅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必须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的胜利以及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驱逐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赢得绝对优势。 莫斯科声明关于和平问题的阐述也是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变革的观点，指出必须从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中展望。声明明确地指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斗争的远景：（1）在目前的力量的对比情况下，如果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就“能够防止世界战争”；（2）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同资本主义各国和殖民地、附属国革命运动的新的胜利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占绝对的优势”的时候，才 “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3）为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保证持久和平，必须争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这种观点才是关于确立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与革命运动的关系的唯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世界形势的本质决不会因为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核武器的出现而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是一条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面前吓破了胆而陷入双重的投降主义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如果用这样的方针来领导全世界的人民的斗争，那么，既不可能赢得世界和平、把全世界从热核战争的威胁下真正地解放出来，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开辟出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和巩固世界的和平。（三）和平共处政策被篡改成为 追随美国的政策 第二个问题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篡改成为“美苏合作”政策，而且，通过把美帝国主义的主流美化成为“和平共处”力量的办法，特别把和平共处的口号变成了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赫鲁晓夫在那个宣布和平共处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开始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一味地宣扬“美苏合作”路线。他说： （一）世界形势，归根到底取决于“在工业方面是世界上最雄厚、在军事方面是最强盛的大国，同时都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雄厚的常规军备”的美苏两大国的关系（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五月答《纽约时报》总编辑问）；（二）只要确保美苏两大国间的“信任”，就“能够长久保障持久和巩固的世界和平”（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十月答赖斯顿记者问）。尤其是，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访问美国的时候，竭力向美国的统治阶级兜售这个“美苏合作”计划。他说： “只要想一想，如果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相互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尤其是那种我们希望它会发展为友谊的合作关系，那时，国际关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先生这样的话，他曾经写道，‘美苏之间有了相互信任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任何其他分歧都不能成为对普遍团结和普遍和平的威胁。’ “我们这方面愿意尽一切努力保证美苏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有助于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匹兹堡市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甚至还进一步主张，如果苏联同美国实行联合，那末，以它们的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就可以防止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侵略计划，并且起到所谓世界人民的“卫士”的作用。他说： “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那么未必有谁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因为他不得不考虑我们两国的立场而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热中于宣传和兜售这项事实上追随美国的“美苏合作”计划，几乎完全放弃了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活动。而莫斯科声明所指出的、为和平而斗争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 显然，赫鲁晓夫的“美苏维护和平”计划，赤裸裸地反映出那种只有苏联才是代表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大国、而且通过大国间的磋商来决定世界形势的大国主义，以及只要确保苏联的安全那末其他地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也不会影响世界和平大局的苏联中心主义，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种计划已经完全摒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用来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所应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赫鲁晓夫企图通过与之合作来保障“持久和巩固的和平”的那个对手，是美帝国主义。这个美帝国主义业已成为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头目，它把英国、法国和西德的帝国主义者变成依附于自己的同盟者，把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拉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疯狂地准备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核战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军事侵略。莫斯科声明明确规定“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并且反复强调，各个国家间的和平共处首先只有通过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才能够实现。莫斯科声明的这种立场同赫鲁晓夫推行的通过同和平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结盟的办法来“确保世界和平”的这条路线，是绝对不能够两立的。 赫鲁晓夫为了使那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格格不入的追随美国的路线合法化，把这条路线同“核战争毁灭人类论”联系起来，提出了核战争的危险使具有“现实感”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朝着接受和平共处的方向转变这样一种“理论”，开始赞扬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是“和平共处”力量，并且已经开始宣传只有同帝国主义的头子举行首脑会谈才是争取和平共处的最重要的方法。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的说法是： （1）在苏联拥有在遭到美国的核攻击的情况下能够立即进行反击、并且对美国本土进行毁灭性的核报复的力量的目前，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政策已经成为“当代唯一现实的政策”。（一九六○年五月在全苏共产主义劳动队和突击手竞赛的先进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2）因此，在美帝国主义的领导集团中，坚决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坚持尽快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丧失了理智的“狂人”（“好战派”），在同一个领导集团中也有这样的人们（“明智派”），他们 “对时局的估计比较冷静，从当前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出发，明确意识到，美国如果发动战争，并不能获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3）世界形势的现实会使那些最顽固的分子清醒起来，结果“明智派”将战胜“好战派”，“并将推选出能理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必要性的领导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人。（一九六○年六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4）这些美帝国主义的“明智派”的领导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首脑会谈”和直接接触，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可靠的道路。 根据这种观点，赫鲁晓夫首先把艾森豪威尔看做为和平而操心的美帝国主义的“明智派”的领导人，称赞他是一位“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意志”的总统（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欢迎尼·谢·赫鲁晓夫访美归来的莫斯科劳动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并且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竭力想通过同艾森豪威尔的合作走上“美苏合作”的道路。 由于一九六○年五月发生的U2型飞机事件，已经使得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的合作成为不可能了。在这以后，赫鲁晓夫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任总统候选人肯尼迪身上，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同新总统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以后，就立即开始宣扬肯尼迪是一位“理解到两个强大国家政府所担负的重大责任”的总统。（引自关于《维也纳会谈的成就》一文）在经过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所谓“古巴危机”以后，赫鲁晓夫越来越加紧颂扬肯尼迪。尤其是，当肯尼迪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演说的时候，赫鲁晓夫认为这篇演说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现实估计谈到了“必须寻求道路，使人类摆脱军备竞赛，摆脱世界热核战争威胁”而大加欢迎，并且反复强调说他在战争与和平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上同肯尼迪有着“相同的意见”。（引自《加强和平事业，发展合作！》一文）而且，过了一个多月以后，赫鲁晓夫就全面地接受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要求而缔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肆无忌惮地加入了他梦想已久的“美苏合作”体制。 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丧命，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赫鲁晓夫利用这个事件进一步加紧颂扬肯尼迪是“和平政治家”，并且开始称赞新总统约翰逊是“明智派”的第三个政治代表。今年四月赫鲁晓夫访问了匈牙利，他在包尔绍德化学联合工厂发表的演说中，就他赞扬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这件事为自己辩护，并且指出约翰逊、腊斯克和富布赖特等人是肯尼迪的“和平共处”路线的继承人。他说： “我曾经由于称赞肯尼迪的这个讲话而受到批评。但是，可不能简单地对待事物。可不能认为我们都是聪明人，而我们所有的敌人都是傻瓜。可不能闭眼不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变化所引起的现象。 “在这方面还可以援引去年年底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讲话。我确认，美国总统约翰逊也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不久之前也发表了理智的看法。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好感。这是现实的表现：承认我们的存在，承认我们的发展和拥有最伟大的威力。”（塔斯社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消息） 归根到底，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这几任美国总统及其政府，都是“冷静地”估计目前的力量对比，一直探求“当代唯一现实的政策”——和平共处的方向的“明智派”的政治代表。 赫鲁晓夫这样把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美化成为“和平共处”力量的唯一实际根据，在于他们这几年来改变策略，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对苏和好”政策。不错，美帝国主义的这些领导人，特别是肯尼迪、约翰逊，为了回答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的呼吁，改而采取了“对苏和好”政策，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他们象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真的是正在从战争政策转向和平共处政策，那么，为什么在这些总统的指挥下，继续推行和加强了象U2飞机事件、攻击古巴、在印度支那和刚果进行侵略战争这样一些核讹诈政策和对亚非国家的侵略政策呢？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这是美国统治阶级内部“暗藏的复杂的斗争”的结果，是“明智派”的总统屈服于否定和平共处、始终坚持战争政策的“好战派”的压力的结果，而不是“明智派”本来的立场。（例如赫鲁晓夫关于U2飞机事件的说明）。因此，为了保障世界和平，必须同帝国主义的“明智派”合作，孤立帝国主义的“好战派”。这就是赫鲁晓夫编造出来的和平共处的“基本战略”。 但是，赫鲁晓夫把美帝国主义的“对苏和好”政策同把亚洲作为一个中心的核讹诈和军事侵略政策看成是本质上互相对立的善恶两个方面，并且断定负责这两个方面的“明智派”和“好战派”正在美帝国主义内部进行着“暗藏的复杂的斗争”。赫鲁晓夫的这个假设，是他任意杜撰出来的，而且，只能暴露出，他已经完全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基本观点。 肯尼迪和约翰逊等人的“对苏和好”政策，是美帝国主义旨在破坏社会主义体系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战略”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同赫鲁晓夫一味地认为是因为受到“好战派”的压力而进行的残暴的军事侵略和核讹诈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矛盾。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对苏和好”政策这件事情，只是表明：第一，美帝国主义“现实地”考虑到目前的力量对比，在当前已经改而采取了一面避免同拥有最强大的防御力量的苏联发生全面核战争、一面逐一地各个击破中国以及除去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方针；第二，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产生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这样一种情况，企图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内部演变”，并且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就象许多军事评论家论证的那样，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以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为转折点，有了巨大的改变，制订了这样的战略方针（有限局部核战略）：（一）把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当前直接的攻击目标，（二）为了防止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扩大成为对苏全面核战争，要把巨大的核攻击力量针对苏联，抑制苏联的核报复。根据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一方面采取“对苏和好”政策，另一方面以“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变本加厉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行侵略政策，而且，实际上丝毫也没有放松目的在于确保对苏联的核优势的扩充核军备这个事实，也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上述情况。 如上所述，所谓一方面“对苏和好”的政策以及另一方面准备核战争、实行核威胁和侵略亚洲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美帝国主义企图破坏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的统治世界计划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象赫鲁晓夫那样，对这种情况作出错误的估计，立即美化美国今天推行的“对苏和好”政策，说它是从根本上转变为和平共处政策的表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为美化躲在“对苏和好”政策后面推行着最残暴的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玩弄的整个“两手政策”。 不言而喻，在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那种反对“两手政策”、赞成推行露骨的战争政策的极右派，当然不应当忽视这一派和美国垄断资本的主流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说赫鲁晓夫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论调是说，这个“好战派”才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势力的真正代表者，并且否认“明智派”和“好战派”都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政策的势力（哪一派更加反动，暂且不谈），不仅如此，甚至为目前一面利用“好战派”的说法，一面在实际上制订、并且竭力推行着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那个负责人肯尼迪、约翰逊和美国垄断资本的主流涂脂抹粉，把他们装扮得好象是在制止“好战派”的爱好和平人士集团。这种做法只能是拼命帮助美帝国主义戴上“和平”假面具的做法，这一点完全不需要多费唇舌。 不论赫鲁晓夫怎样进行诡辩，都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他所谓要同“明智派”实行合作的“基本战略”，在客观上已经变成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并从背后支持这个“世界战略”的有力支柱；这个“基本战略”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并且造成了最便于美帝国主义一面欺骗各国人民、一面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形势。（四）对爱好“和平的”帝 国主义的幻想 第三个问题是，赫鲁晓夫根据“美苏合作”的前景，认为世界上已经实现和平共处，而且散布毫无根据的幻想，说什么在帝国主义象目前这样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企图使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人民丧失警惕性。 首先让我们看看赫鲁晓夫是怎样估计世界现状的吧。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九月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谈到和平共处的意义时说： “显然，接受和平共处原则，并不意味着需要怎么样完全重新开始建立国际关系。实际上，和平共处已经成为现实，并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现在的问题实质上在于，如何使和平共处变得可靠，如何不容许背离和平共处，因为这种背离行为往往产生危险的国际冲突。” 但是，如果正视今天的世界形势，难道能够说什么和平共处“已经成为现实，并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吗？难道赫鲁晓夫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老挝、南越、刚果等地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拒绝承认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世界各地加紧推行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这样一些危险的事实吗？明明看到这种世界形势，而宣传什么和平共处不是今后世界人民通过斗争来争取的目标，而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现实，而且竟然说什么剩下的问题只是进一步巩固和平共处和设法防止“背离和平共处”和偶然性战争。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苏联中心主义者——这种人认为只要美苏之间保持和平，世界就是和平的，如果美帝国主义实行一定的“对苏和好”政策，就立即认为美国统治阶级接受了和平共处政策——，只能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者。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帝国主义针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的准备活动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军事侵略等活动，同世界和平大局无关，只不过是暂时和部分地“背离”和平共处而已。但是，很明显，从这种狭隘的“苏联中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而轻视美帝国主义目前推行的侵略政策，其最后结果，将会使苏联本身的和平与安全也受到威胁。 赫鲁晓夫既然认为目前的形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实现了“和平共处”，那么，他对未来形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不足为奇的。 赫鲁晓夫闭眼不看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了他的“和平共处”论，说什么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已经有现实的可能性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一切战争。他说： “我们说，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这种可能性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力量的新的配置而产生的。”（一九六○年二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加渣玛达国立大学发表的演说） 那么，怎样才能从社会生活中“最后地永远地排除”一切战争呢？赫鲁晓夫的回答很简单。他说，通过执行他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全面彻底的裁军计划”的办法，即通过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彼此都废除军备、从地球上消灭一切武器的办法，就能够实现。他是这样说的： “保障和平的根本手段是完全销毁战争的物质力量。”“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从战争时代转向世界巩固和平时代的真正历史性的转折点。”“当然不能期待帝国主义者先生们自愿裁军。……但是现在世界上有力量能够迫使他们裁军。”（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讲话） 就是说，不仅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以前，甚至在以美帝国主义为盟主的帝国主义阵营强有力地继续存在的形势下，也能够通过世界人民的和平斗争来施加压力，解除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夺取他们用来进行战争和压迫人民的一切暴力机器，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赫鲁晓夫的这种“展望”，第一，陷于同“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莫斯科声明）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不相容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第二，无视“一切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权力问题”（列宁的话）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根本理论，散布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就是说，掌握着政权的帝国主义者会对人民的压力让步，并放弃统治本国人民和把其他民族置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武器——名副其实地构成国家政权基础的暴力机器。 当然，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和平力量提出实现普遍裁军的方针，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扩充核军备政策而斗争，在揭露和孤立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方面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人民的反帝和平斗争发展和前进的过程中，也有可能挫败帝国主义者的扩军备战，争取建立无核武器地区、签订禁止核武器协定以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普遍裁军协定。但是，彻底废除军备、从社会生活中消灭一切战争、保障永久和平的现实可能性，只有在最后打倒帝国主义、确保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才能出现。放弃这种原则性的观点，幻想在存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废除军备、实现永久和平，必然会变成下述这样一种最极端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梦想帝国主义国家在保持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会“最后地永远地”放弃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以及统治本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的物质手段，“进化”为“和平的”资本主义。 在为帝国主义辩护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不仅曾经幻想帝国主义通过废除军备的途径而“进化”为“和平的”资本主义，而且甚至描绘出这样一种牧歌式的前景：帝国主义将会转化成为放弃殖民主义、用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来为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自主服务的“非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就是说，如果实现了“美苏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就能实行合作，援助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引导这些国家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例如，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强调美苏两国的经济合作在“援助后进国家”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他说： “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个大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我们最好公正和人道地想想办法，如何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它们的处境。”（《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讲话》） 赫鲁晓夫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援助后进国家的设想同废除军备的计划联系起来，宣传只有废除军备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所谓“南北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他说： “如果能签订裁军和削减军事预算的国际协定，苏联还会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参加对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办法是利用苏联和其他国家内部所形成的资金的某些部分。”（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的讲话） “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额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仅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在“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讲话） 如果认为这番话是为了谴责和揭露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后进国家的几亿人民的饥饿和贫困置之不理而把巨额的军费浪费在备战方面的新老殖民主义和扩充核军备政策，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赫鲁晓夫在这儿却“一本正经地”说，如果走上以“美苏合作”为主的赫鲁晓夫式“和平共处”的道路，废除了军备，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就能共同援助“后进国家”。事实上，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联合国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竟然同“今天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一起提出“关于和平利用全面裁军节省出来的资金的联合提案”，竭力宣传赫鲁晓夫关于美苏联合、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合作解决“南北问题”的计划。 把发展后进国家的问题单纯地归结为由先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款额问题，宣传把裁军节省出来的军费作为“共同援助”后进国家的财源的这种设想，完全抹煞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国家对后进国家的“援助”是新殖民主义企图“用新方法和新方式保持对旧殖民地的各民族的殖民剥削”（莫斯科声明）的工具。实际上，即使实现了裁军，取得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的重要进展，从而使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增加了“援助后进国家”的资金，而对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来说，也只会直接有助于新殖民主义加强经济和政治的统治，仅仅依靠这种做法是无助于后进国家的经济独立的。即使“援助”是通过联合国等机构同社会主义国家“共同”进行的，仅仅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事态的本质，这只要看看派遣联合国军到刚果去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的。这支联合国军是根据包括苏联在内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派遣的。但是，联合国这个“正式”的权威和苏联的“共同”行动，也没有能够阻止联合国军成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然而，赫鲁晓夫却根本不看帝国主义“援助不发达国家”的侵略性质，也不谈彻底消灭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在宣传说什么通过裁军节省资金，不论由哪个国家提供“援助”，只要投入必要的资金，后进国家就会消灭贫困，实现经济独立。归根结蒂，这只能是为帝国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进行辩护，使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脱离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道路，走上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妥协的道路。 至此，任何人都会看清楚，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在本质上是为帝国主义进行辩护的论调。他提出的所谓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实行的废除军备和通过同帝国主义合作来援助后进国家的这套主张，归根结蒂，是以这样一种最极端的现代帝国主义“变质”论——在即将到来的“和平共处”的新世界，帝国主义将会最后地放弃战争政策，脱胎换骨地变成同新老殖民主义毫不相干的和平的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而且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发生这种变化——为前提的论调，也是同他那种福音式的说教相反的、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调。 （五）彻底清算赫鲁晓夫路线 上面所说的是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主要内容。归根到底，这条路线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要把追随美国作为当代的首要任务，付出一切牺牲，执行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和平的敌人联合起来，确保和平”。就象已经就它的每一个特点研究的那样，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坚持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对美帝国主义实行合作和投降的路线。而且，赫鲁晓夫为了遵循这条路线，取得美帝国主义的信任，实现“美苏合作”，在执行他的对外政策时，不断地采取了反人民的行动，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压制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特别是从“古巴危机”经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直到暂时实现了“美苏合作”体制这样一个推行他的“和平共处”外交的整个过程，说明了这个情况。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在“古巴危机”以后，开始更加热心地执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与此同时，比过去更加露骨地开始强迫世界和平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支持各种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而且，尤其不能容许的是，在任何人都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把亚洲作为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一个主要战场、把“遏制中国”政策作为“世界战略”的基础这种形势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面地越来越加紧推行“反华政策”。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在以前就借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无理地恶化了中苏两国间的国家关系。而在这一时期，他们进一步加紧推行他们的“反华政策”；同美英两国签订了把阻挠中国拥有核武器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对于在同美国事实上结成军事同盟的情况下对中国反复进行着军事挑衅的印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等等。就象这样，他们竟然从背后配合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并直接和间接地帮助美帝国主义推行这一政策。而且，他们不想积极地支援正在反对美国的军事侵略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一再地采取不顾人民要求而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态度。赫鲁晓夫等人的这种行动，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以及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的。不过，毫无疑问，他们的最主要的动机之一，就是要取得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人的信任，巩固“美苏合作”的政治基础。 那么，赫鲁晓夫的这种“和平共处”路线，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推进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政策的结果，是否使国际形势朝着和平的方向多少改善了一些呢？ 关于这一点，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本人的评价。赫鲁晓夫在今年七月和八月，总结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以后一年来的世界形势的发展，颂扬说他的“和平共处”路线已经建立起包括美苏在内的各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并且强调说，就象削减军事预算、缩减核裂变物质的生产等等事例所表现的那样，这种“信任”现在已经增强到这种地步：以没有签订正式协定而主动地互相显示“榜样”的方式，也能够推进和平政策（“互为榜样的政策”）。而且，他还极力主张，珍惜这种“信任”，并加以扩大，就能够逐渐改善国际形势，保持和加强世界和平。 “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国与国关系中的信任有所增加，为未来开辟了更加良好的前景，对于促进逐渐使国际局势健康化的‘互为榜样的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共同利益，对这种正在产生的相互之间的信任必须合理地加以利用，使之有利于紧张局势的和缓，必须珍惜和加强这种信任。”（一九六四年七月六日赫鲁晓夫《对意大利和平委员会信件的复信》） “我认为，缔结莫斯科条约以来的一年以新的经验丰富了国际生活，这个经验就是：如果积蓄某些信任，就能够朝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在各方面达成协议继续前进，而且不仅可以通过缔结正式协定，还可以在‘互为榜样’政策的基础上这样做。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保障这个信任的积蓄，不让它耗尽，而是相反地，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它。”（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条约签订一周年答〈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问》） 按照赫鲁晓夫的话，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辟了各国之间的“互相信任”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旧殖民地国家都已经能够互相“信任”，和平共处了。但是，这是同现实的世界形势相差过于悬殊的“世界观”。不错，由于去年七日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得以大大地接近他所希望的“美苏合作”体制，同美帝国主义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而且，在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由于采取了建立美苏直通“热线”、美国向苏联输出小麦措施、削减一些军事预算、禁止把运载核武器装置射入轨道、缩小核武器所需裂变物质的生产等等措施，逐步建立了美苏领导人之间的“信任”，至少是逐步建立了赫鲁晓夫对美国领导人的信任，这是事实。但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美苏领导人之间有没有“互相信任”，而在于美苏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信任”究竟对保持和加强整个世界的和平是不是有所贡献。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世界形势的实际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 第一，在美苏领导人“互相信任”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丝毫没有放松推行准备核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继续执行核扩军计划，并且在全世界派驻北极星核潜艇。在欧洲，赫鲁晓夫认为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是世界和平的根本问题，竭尽全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每年都说“今年要解决”，但是没有任何进展，相反，通过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来实现西德核武装的计划却被推进了。特别是在亚洲，扩大对老挝、南越、柬埔寨的军事侵略，变日本本土和冲绳为核攻击基地，把印度拉进军事同盟，派第七舰队进驻印度洋，根据在南朝鲜、冲绳、台湾发生核战争的假想举行大规模演习等等，这种把中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之一的侵略战争的准备活动已经进一步加强，今年八月甚至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野蛮地进行了公开的军事攻击。在这里必须重视的是，由于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形成的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或约翰逊的“互相信任”，不但没有能够抑制美帝国主义把亚洲看成当前主要战场之一的侵略政策，反而起到了鼓励和助长它的作用。《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在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那一天，写了如下的一段话，突出地表明了美苏之间的“互相信任”的政治本质。他写道：“约翰逊总统一直在说，不论美国在越南、古巴、刚果、法国方面有多少问题，只要有赫鲁晓夫在，至少也能够使美苏关系比较稳定。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据《朝日新闻》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报道）就是说，所谓美苏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在下述双重的“信任”的基础上成立的：苏联“信任”美国政府不对苏联立即发动核战争，美国政府“信任”苏联不对苏联以外的地区的“纠纷”进行军事干涉。因此，在赫鲁晓夫领导苏联、而且美苏之间存在“互相信任”的期间，美国可以不必害怕会同苏联发生全面冲突，而放心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采取侵略行动。很明显，这种“互相信任”是一种“危险的关系”，它非但不能使世界接近于和平共处，反而使美帝国主义越来越狂妄地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包括核战争在内的战争危险。 第二，美苏之间的“互相信任”，是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牺牲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力量的团结而建立起来的。赫鲁晓夫为了确实取得美帝国主义的“信任”，在事实上破坏苏联同被美帝国主义当做推行它的“各个击破”政策的当前主要攻击目标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关系，抑制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攻击那些坚持同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立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越来越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但是，莫斯科声明明确地说，唯一能够阻止企图发动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保持世界和平的力量，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是结成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由于背离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就造成了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应地推迟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的结果。 目前，尽管在反帝和平力量方面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这样一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政策面对着站在前列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对立的尖锐化等等情况，正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美帝国主义在南越、老挝、南朝鲜接连遭到失败，他们做为“世界战略”基础的“遏制中国”政策，也由于中国和法国建立邦交、中国核试验成功、亚非各国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加强团结、印度由于推行“反华”政策陷于孤立等等情况而接连遭到打击和破产。这个事实最雄辩地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和如下的情况：尽管赫鲁晓夫对它实行无原则的让步，但是从大局来说，国际形势正向着不利于帝国主义方面而有利于人民方面的方向发展。而且，显而易见，如果赫鲁晓夫的“追随美国”路线被彻底清算，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得到恢复，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力量正确地集中地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么，毫无疑问，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会对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有利得多。 以结论来说，赫鲁晓夫领头推进的“和平共处”政策，给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帮了忙，同时打击了以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反帝和平力量，在这个双重的意义上说，给争取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这个政策是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的苏联，由处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的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长时期以来推进的，而且，利用依靠在列宁领导下第一个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在国际上的威信，一直企图强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接受这个政策。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给世界反帝和平力量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应当说，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势力对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表示惋惜，衷心地呼吁苏联共产党今后仍然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事实表明，从保卫和平，免受帝国主义的核战争威胁，并且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正确的和平共处的观点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克服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和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的任务，也是最紧急的任务。 我们党以及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坚决地展开了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最大支柱、推进追随美国的“美苏合作”路线的主要人物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矛盾和破产的表现，而且，已经给争取克服现代修正主义和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造成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所犯的对外政策上的错误，不能单纯地归结为赫鲁晓夫独断独行和他个人暂时地背离基本上正确的路线的表现，根本问题在于，企图用追随美国的办法来确保世界和平这样一种赫鲁晓夫式的“和平共处”路线本身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既然如此，那就显而易见，克服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课题，不是单纯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而能加以解决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课题，必须按照党中央委员会将向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草案”所表明的原则性的方针，进一步始终如一地、系统地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一，应当从思想和理论上，对追随美国和美化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论以及现代修正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有原则性的不调和的斗争。第二，应当在国际民主运动的领域，竭尽全力，按照各种不同的运动的性质，根据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迫切要求，发展统一行动，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对美帝国主义的一致看法，为促进当前各国兄弟党的统一行动而奋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地揭露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帝国主义和实行分裂的路线。第三，坚决同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和盲目追随它的我国各种反党修正主义者对我们党进行的破坏活动和捣乱活动进行斗争，并且予以粉碎。我们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性的态度和方针，继续发展和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把赫鲁晓夫下台变成这样一种更加积极的因素：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无原则的“和平共处”路线，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取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且，这才是加强全世界反帝和平力量的团结，全面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独立的斗争，以便对确保世界和平和实现和平共处作出积极的贡献的道路。

第5版()专栏： 崔庸健委员长作访问亚非五国的报告 朝鲜人民将努力加强同亚非拉人民的团结 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 据新华社平壤十七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最近在平壤就他不久前对阿联、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和柬埔寨的访问作了报告。他说，朝鲜人民今后将尽一切努力加强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反帝反殖这一共同事业的胜利作出贡献。 崔庸健委员长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共和国内阁和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在十五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作这个报告的。 他在报告中介绍了他在上述五国受到的欢迎和同各国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介绍了各国的建设成就和对外政策，并且论述了亚非的政治形势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 崔庸健委员长说，朝鲜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这一正义和革命的措施。 崔庸健委员长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朴正熙集团派南朝鲜伪军去南越的阴谋，并表示全力支持南越人民的正义斗争。 崔庸健委员长热烈欢迎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会议。 崔庸健委员长说，最近几年来，朝鲜和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得到了加强，并且日益发展。这是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加强同反帝的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战斗团结而奉行的坚定不移的路线。崔庸健委员长强调指出，他这次访问显示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不可动摇的友谊和团结，大大有助于发展亚非新独立国家和朝鲜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崔庸健委员长在谈到他所访问的这些国家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建设繁荣强盛的独立国家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时说：“今天，亚非人民已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强大。” 崔庸健委员长接着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维护它们在亚洲和非洲的摇摇欲坠的殖民制度挽救它们自己的厄运而施展的恶毒狡猾的阴谋。 崔庸健委员长表示大力支持南越、柬埔寨、老挝、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支持刚果（利）、安哥拉、莫三鼻给、“葡属”几内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民，支持古巴、委内瑞拉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支持他们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斗争。 崔庸健委员长说，亚非人民盛赞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这是对朝鲜人民的一个鼓舞和鼓励。他强调指出，朝鲜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他号召朝鲜人民加倍努力争取朝鲜革命的最后胜利，加倍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完成祖国统一的事业。 崔庸健委员长最后说：为了援助南朝鲜同胞摆脱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更有力地支持和鼓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朋友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前进，不断革新，胜利完成七年计划。 他说，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周围，奋发前进，走向新的胜利，忠实地履行我们对朝鲜革命和世界革命负起的神圣责任。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朴金喆、金昌满、洪命熹、南日、李钟玉、朴正爱、李周渊、河仰天、韩相斗、崔勇进和朴成哲。与会者热烈欢迎崔庸健委员长在访问亚非五国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第5版()专栏： 就筹备国际共产党会议问题 英共执委会作出决议 认为在主要各党没有就会议的召开和日期问题取得协议的情况下确定筹委会会议的日期是不明智的。 新华社伦敦十七日电　英共《工人日报》一月十一日发表评论说：“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周末要求推迟原定三月一日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直到主要各党商定一个日期为止。” 评论说，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说，“执委会‘认为，在主要各党没有就会议的召开和日期问题取得协议的情况下确定筹委会会议的日期是不明智的’。 “决议主张，‘由于目前情况给国际运动造成的损害，应尽速达成’协议。” “执委会宣布：‘我们的意见一直是这样：帮助解决分歧和促进国际共运团结的国际共产党会议应当是包括各党的。’” 评论说，执委会认为，“这样一次国际会议的筹委会会议，只有包括目前分歧中主要有关各党的代表，才能有效地筹备一次一致同意的包括各党的国际共产党会议。 “执委会表示愿意参加可以帮助召开一致同意的有代表性的筹委会会议的任何磋商。”

第5版()专栏： 越南劳动党中央发布庆祝建党三十五周年指示 号召在全党全民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新华社河内十六日电　此间报纸今天发表了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关于庆祝越南劳动党成立三十五周年（二月三日）的指示。指示号召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努力展开“一个人做两个人工作”的竞赛，创造出色成绩来迎接党的生日。 指示要求，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由于党的战斗传统和英明领导，使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使我国赢得了在民族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国际地位，使我国北方全部解放，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指示说，要通过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对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阶级立场的教育，加强革命斗争意志，树立民族自豪感，加强独立、自主精神和自力更生精神，培养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道德，同时增强人民对党的领导的信心，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 指示说：在庆祝党的生日时候，应进一步促进“一个人做两个人工作，大力建设和保卫北方，积极支持南方解放革命”的劳动竞赛，出色地实现一九六五年国家计划，并随时准备战斗，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北方的一切挑衅和破坏阴谋。

第5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群众团体支持退出联合国的决定 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和建设必将继续前进 苏班德里约呼吁巩固和发展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团结 苏迪比约强烈谴责美英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军事威胁 据新华社雅加达十六日电　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秘书处发表声明说，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确信，不做联合国会员国，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和建设将继续前进。 西伊里安人民运动总主席迪马拉对报界说，西伊里安人民完全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果敢行动。他说，联合国从一开始就阻挠西伊里安的前进。他痛斥联合国不顾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阴谋把公民投票强加于西伊里安人民。 在过去几天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雪片似地飞向总统府。 西加里曼丹自治区长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西加里曼丹委员会分别在发自坤甸的电报中表示，西加里曼丹人民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革命的果敢行动。 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日惹支部在电报中说，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将大大推进苏加诺总统关于促进印度尼西亚革命和粉碎“马来西亚”的两项命令的执行，加强新兴力量的队伍和加紧改组联合国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青年联合会北苏门答腊分会十一日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工具。分会要求政府接管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企业，禁止美国新闻处、“和平队”和其他美国机构的活动。 一九四五年革命志士协商会、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党和印度尼西亚退伍军人团的南苏拉威西分会宣布，它们已作好准备来对付他们的国家退出联合国后所面临的任何局势。 东爪哇马都拉的地方政府、军队和政党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十三日在这里会见了苏加诺总统，向他作出了同样的保证。 新华社雅加达十六日电　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昨晚呼吁各政党同全体人民一道，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团结。 苏班德里约在为庆祝安塔拉通讯社成立二十七周年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在印度尼西亚革命具体化的过程中，我们务必分清国内外的朋友和敌人。我们必须远离那些阻碍我们革命进程的人。在我们的国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从革命中吸取教训，成了我们革命的绊脚石。”他称赞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党的主席艾地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苏班德里约说：“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磁针现在掌握在人民手中。”“那些背叛革命的人，将要受到人民的惩罚。” 苏班德里约还驳斥了关于苏加诺总统将要辞职的谣言。他说：“这是帝国主义削弱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志的一个阴谋。” 据新华社雅加达十六日电　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秘书长苏迪比约强烈谴责美英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进行军事威胁。 苏迪比约十五日晚在庆祝安塔拉通讯社成立二十七周年的集会上讲话时说：“英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试图用他们的舰队和其它手段吓唬我们，但是他们忘记或者对之估计错误的事实是：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都是保卫祖国的战士。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战士，是保卫革命并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战士。这在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以后就更是如此了。” 安塔拉通讯社工人工会主席苏瓦尔戈诺·威罗诺、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和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卡里姆也在会上讲了话。 印度尼西亚第二副总理莱梅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情报部长阿赫马迪、司法部长阿斯特拉维纳塔和海军司令马塔迪纳塔出席了庆祝大会。

第5版()专栏： 第二次亚非妇女会议筹委会会议开幕 会上发言的绝大多数代表强调应高举反帝反殖旗帜 我代表希望会议继承和发扬第一次会议的光荣传统 新华社开罗十六日电　第二次亚非妇女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今天在这里开幕。在会上发言的绝大多数代表都强调指出，即将举行的第二次亚非妇女会议应当高举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并希望会议将有助于加强亚非反帝团结和维护妇女权利。 阿联社会事务部长扎伊德以东道主的身份致了简短的欢迎词。 中国代表团团长黄甘英在讲话中赞扬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在这里召开的第一次亚非妇女会议在促进亚非妇女团结反帝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她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继承和发扬第一次会议的光荣传统，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希望会议更加大力声援那些仍在斗争中的各国兄弟姐妹们，使他们得到更大的鼓舞和力量。通过第二次亚非妇女会议的召开，使我们亚非妇女更加紧密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保卫妇女儿童权利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代表弗兰西斯卡在讲话中，表示强烈支持苏加诺总统决定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立场，因为联合国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把“马来西亚”塞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日本代表北泽洋子强调指出，第二次亚非妇女会议首要的任务是讨论妇女在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方面的作用。 朝鲜代表崔金子说，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必须同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连系起来。她指出，南朝鲜妇女的悲惨情况都是美国占领南朝鲜造成的。 越南南方代表阮玉荣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亚非妇女共同的死敌。争取妇女自由和完全独立的权利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武氏婢表示希望，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将使第二次亚非妇女会议反映亚非妇女团结和反帝斗争的意志。 西南非洲代表坎吉夫人呼吁筹备委员会会议本着亚非妇女反对共同敌人——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利益，筹备这次会议。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几内亚、巴基斯坦、也门等国的代表。

第5版()专栏： 西哈努克亲王支持苏发努冯亲王声明 要求制止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 他说印度支那人民会议将谴责美帝罪行 新华社金边十六日电　据柬埔寨新闻社报道，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今天致电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亲王，支持他去年十一月十三日要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设法制止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声明。 电报说，“我同你一样认为，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必须出面干预，来设法制止美国对老挝的军事干涉，这种干涉是在美国越来越直接扩大在南越的侵略的情况下进行的。”电报说，“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保证国必须意识到目前局势的危险性，并使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享有他们所渴望并且有权享有的和平与独立。” 新华社金边十七日电　据柬埔寨新闻社报道：西哈努克亲王昨天说，美帝国主义者及其所豢养的走狗始而在边和、继而在平也遭到十分惨重的损失。他强调指出，南越人民武装以一支真正的军队出现在敌人面前。美帝国主义者和南越当局曾经出动很大的兵力，然而，仍然避免不了惨败。西哈努克亲王说，前来参加印度支那人民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将向全世界谴责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罪行。他说，帝国主义者唯一的最不丢脸的出路就是：举行我们所倡议的、而被他们傲慢无理地拒绝了的日内瓦会议。 西哈努克亲王强烈谴责“自由高棉”叛徒在柬埔寨内部进行颠覆活动，谴责他们用无线电广播、传单、匿名信进行颠覆，以及对特凯姆—罗密亚斯的侵犯和在金边的地下破坏活动。

第5版()专栏： 日本民主团体抗议佐藤—约翰逊联合公报 决心粉碎美日反动派的进一步勾结 野坂主席等在东京都征集要求收复冲绳签名 据新华社十六日讯　东京消息：日中友好协会和各民主团体领袖今天发表声明和谈话，抗议佐藤—约翰逊会谈后签定的日美联合公报，并表示决心粉碎美国和日本反动势力的进一步相互勾结。 日中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通过的声明说：“佐藤首相已表示打算同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合作。这表明，佐藤已放弃了保护希望恢复日中邦交的日本人民利益的可能性，而加紧推行他的依赖美国的政策。” 声明指责说，佐藤和约翰逊已经把日本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下。日美首脑会谈的结果表明，不先同美国商量，日本便不能决定它的前途。 声明表示日中友好协会决心进一步开展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三千万人的签名运动，以粉碎佐藤内阁依赖美国和敌视中国的政策。 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平野义太郎今天接见日本新闻社记者时说，佐藤进一步把日本绑在美国对亚洲进行战争和侵略的政策上。 平野指出，最近一系列的事态发展，都是向美国拟议中的核安全条约和东北亚条约组织前进了一步。 平野说，佐藤保证同蒋介石集团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从而同美国修补它的瓦解中的“遏制中国”体系计划合作。 中国研究所理事长岩村三千夫说，佐藤—约翰逊公报无异说明，日美狼狈为奸来执行更加敌视中国的政策。 冲绳解放同盟常任理事牧濑恒二说，佐藤和约翰逊重申美国继续占领冲绳。他说：“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政策的本质和佐藤内阁的卖国性质。” 他指出：“日本人民，包括冲绳人民，决不受佐藤—约翰逊公报的欺骗词藻的愚弄。” 据新华社十六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和各民主团体的领导人约二十人，十五日在东京都内征集要求收复冲绳的签名。 野坂参三主席等向行人说，听任冲绳和小笠原这样下去是日本人的耻辱。日本人应当团结起来，从美国手里收回这些岛屿。 昨天出动征集签名的一些民主团体的领导人包括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平野义太郎、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等。

第5版()专栏： 在京印度尼西亚留学生支持政府退出联合国 新华社十七日讯　在北京学习的印度尼西亚留学生今天下午在清华大学集会，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退出联合国的正义行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留学生代表，以及北京市的大学生一千多人参加了这个集会。 印度尼西亚在华学生联合会主席拉斯多诺·达联多在会上首先讲话，表示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正式宣布印度尼西亚政府退出联合国的正义行动。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的招牌侵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罪行，并且驳斥所谓联合国援助印度尼西亚的谰言。他最后高呼：“自力更生的革命原则万岁！”“帝国主义和联合国的援助见鬼去吧！”“永远前进，决不后退！” 北京市学联主席张福森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谴责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印度尼西亚主权的罪行，并且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退出联合国的果敢的革命行动。他表示，北京市的青年学生同我国人民一起，永远站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青年学生一边，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共同斗争，共同前进。 越南、朝鲜、日本、叙利亚、喀麦隆等国留学生的代表相继讲话，一致表示支持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退出联合国的正义立场，并谴责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幌子对亚、非、拉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罪行。 参加今天集会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

第5版()专栏： 陈毅副总理接见宇都宫德马 新华社十七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今天上午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宇都宫德马及其随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萧向前、王晓云。（附图片） 陈毅副总理和宇都宫德马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第5版()专栏： 我驻中非共和国大使向戴维·达科总统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十六日讯　班吉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孟英十四日向中非共和国总统戴维·达科递交了国书。 戴维·达科总统在孟英大使递交国书后致答词时，着重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说：“中国一直站在被压迫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前列，你们每天都在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桎梏。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给象中非共和国这样正走上发展道路的新独立国家以慷慨无私的援助。” 总统表示，希望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孟英大使在致颂词时赞扬了中非共和国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和争取独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 孟英大使在谈到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时说：“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加强亚非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 递交国书时，中非共和国方面出席的有：国民议会议长阿达马·当布，国务部长马赛尔·杜齐马，代理外交部长让—阿图尔·邦迪奥，其他一些部长和执政党黑非洲社会进化运动的领导人。 递交国书后，总统同孟英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5版()专栏： 美国又在刚果（利）策划新政治阴谋 阿杜拉仿去年冲伯手法提出新的“和解”计划 新华社十七日讯　利奥波德维尔消息：美国在伙同比、英企图以直接武装侵略来消灭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的阴谋失败之后，正在大力策划新的政治阴谋来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 西方通讯社的消息表明：美国的新阴谋是企图通过所谓“谈判”、“和解”和扩大傀儡政权“政治基础”等欺骗花招，以及利用“非洲人打非洲人”的手段来瓦解刚果爱国力量，以挽救它在刚果的失败。 为了推行这一新阴谋，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十一月底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鼓吹每个刚果人“设法本着体谅的精神在一起，努力帮助实现团结、稳定和和解这样一些目标”。 从去年十二月以来，美国官员及其傀儡进行了紧张的幕后活动。 十二月十二日，美国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哈里曼同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就刚果问题在纽约进行了密谈。美国驻刚果（利）“大使”戈德利被召回国进行“磋商”。十二月十八日，傀儡冲伯在美国指示下到布鲁塞尔同美、比官员“会谈”，据西方报刊透露，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小麦克阿瑟和斯巴克都要冲伯鼓励“叛乱分子中的一些人参加竞选”，从而扩大他的政府的“政治基础”。 今年一月十二日，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被扶植为美国傀儡政权总理的阿杜拉也到布鲁塞尔“访问”，并同斯巴克进行了密谈。紧接着，阿杜拉就公开提出了 一个在刚果实现所谓“和解”的“四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由美国支持的刚果傀儡“总统”同刚果各派代表，特别是同“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人的代表”举行会谈，成立一个“过渡政府”，这一会谈“应把冲伯排斥在外”。这个“过渡政府”将召开一次刚果（利）一切派别的会议，拟订一个共同计划来组织全国选举。 这个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突尼斯《青年非洲》杂志上的“计划”还主张：由非洲统一组织提供军队以代替目前在刚果的外国军队，并由非洲统一组织在联合国的“合作下”，协助重建刚果的民政机构和改组刚果军队。 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同去年七月间由冲伯出面提出的“全国和解”计划并无区别的。

第5版()专栏： 布隆迪新首相遇刺身死 新华社十七日讯　布琼布拉消息：布隆迪新首相恩根丹杜姆韦十五日晚上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遇刺身死。 恩根丹杜姆韦是在他当天中午宣布组成新政府几小时以后遇刺的。 布隆迪国王在一月七日解散了前首相阿尔班·尼亚莫亚的政府，并任命恩根丹杜姆韦组阁。

第6版()专栏：“乌兰牧骑”的故事 给一位老大娘演出 日娜 草原上的太阳刚刚升起，一辆载着行李、道具的马车缓缓地走着，后面跟了一大群人。这是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曼得拉公社撒日勒塔拉大队的社员在为“乌兰牧骑”的同志送行。原来“乌兰牧骑”得到消息，今天，在另外一个大队里有个集会，牧民到得特别多。在人口分散的牧区，又是忙季，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他们决定赶到那里去演出。 正在这个时候，“乌兰牧骑”的同志从撒日勒塔拉大队的队长那里了解到，离这里几里地，住着一位老大娘，她得了风湿病，两条腿已经瘫痪了，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昨天晚上，她没来看演出，听说“乌兰牧骑”的节目演得好，人人都看了，就她一个人没看到，十分懊丧，还埋怨她的儿子不请人把她背来看“乌兰牧骑”的演出。大队长对“乌兰牧骑”的同志们说： “本来，我们想多留你们一天的，晚上再给我们演几个节目，我们把这位老大娘也背来看看你们的演出，可是……” “乌兰牧骑”的同志们听了，立刻就说：“我们到她家去演吧。” “那……只有她一个人！” “这没关系。我们‘乌兰牧骑’有句口号：不漏掉一个贫苦牧民的蒙古包。一个人看，我们也要演出。” 问明了大娘家住在哪儿，原来还有一段是顺路，“乌兰牧骑”的同志上路了。为了不误那个大队的集会，他们决定让三位同志去给老大娘演出，演完以后，就马上赶到那个大队去。其他的人先去作好准备工作。 马车小跑着，前面跑来了一个小孩。他一面跑，一面扬着手，跑到马车跟前，焦急地说道：“同志，我娘请你们留下来，她想看你们的戏。” 三个被派定的同志，马上拿了乐器，跳下马车说： “走！小兄弟，我们正要到你家去演出哩！” 小孩听说“乌兰牧骑”要到他家去演出，可高兴了，蹦蹦跳跳，一路上诉说着母亲怎么怪他昨天晚上没叫人背她去看演出，怎么吩咐他一定要把“乌兰牧骑”的同志们留下来。一到他家的蒙古包前，他就赶紧跑进去报信。 三位队员踏进蒙古包，老大娘已经坐了起来。看着进来的人，她揉揉眼睛，睁得大大的，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她的耳朵的确又听到有三个人在亲切地喊她“大娘”。 她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连应了三声，热泪已经流了出来： “同志，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懂得我们牧民的心。” “乌兰牧骑”的三个队员，就在她的床前给她演了起来。这里虽然只有两个观众，比演员还少三分之一，但是他们却演得非常认真。演完一个节目，他们问老大娘：“大娘，你听得懂吗？我们再给你说个好来宝吧！” “好，好。我听得懂，全懂啦！” 从演出开始，直到结束，老大娘的两眼一直在闪烁着泪花。节目演完了，她拉住演员的手，激动地说：“我活了多半辈子了，在旧社会，我苦得别说看戏，连吃穿也顾不上呀！这个风湿病，就是那个时候得的。现在，公社样样照顾着我，你们还到我床前来给我演戏。想不到，我这半死的老婆子还能过上这样幸福的日子。孩子，我没别的，这里有六毛钱，你们拿去每人买盒烟抽吧！就算是我老婆子的一点心意。” “乌兰牧骑”的同志立刻阻止说：“不，大娘，我们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国家干部，让每个牧民都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愿望。钱我们是不收的。” 大娘说什么也不听，她把钱交给儿子，要儿子硬往队员的口袋里塞。她说：“你们赶了那么远的路，特意来为我一个人演戏，你们不收，我过意不去。” 这样相持下去怎么办呢？这时，一个队员把钱接在手里，走到床前，对老大娘说：“大娘，你坐累了，躺下歇歇吧！以后，我们再来给你唱几支歌。”随手把钱放到她的枕头下，三个队员转身走了。 大娘连叫了几声，没把他们叫住。她把儿子叫过来，叫他扶着她，走到蒙古包前，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三个远去的背影。

第6版()专栏：大家谈 把工人阶级的思想作风带回乡 春草 每年春节，都有一些职工同志要回乡探亲，这是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过去有些同志回乡，只是带上一点年货，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一番，就回到工作岗位，似乎再没有更多的内容了。经过去年大学大庆、大寨和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很多同志都进一步革命化了，现在有些同志提出怎样使我们的春节过得有意义。这个提议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们回乡的同志确实也可以使回家过节的内容更有意义些。 看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国内外的一片大好形势，是十分振奋人心的。我们可以向乡亲们宣传宣传这个大好形势，鼓舞乡亲们的生产干劲，也可以使大家更扩大眼界，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看到全世界；在我们生活不断好起来的情况下，想到普天之下还有没有解放的阶级弟兄。 我们还可以介绍些工厂里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中的好人好事，让乡亲们了解工人阶级如何为了支援农村、建设国家而奋发图强。通过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促进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感情，加强工农联盟。我们还要谦虚谨慎，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还可以利用假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公社和生产队做一两件好事。 目前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回乡，应该促进这场有着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运动。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我们的亲友，包括自己的父母，从思想到政治态度，也有各种各样的。对于他们，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分清情况，区别对待。过去封建社会里讲究个“孝”，讲究个“本家”，对父母和其他的亲戚，总是只讲骨肉情，不讲阶级情。这是一种封建的反动的伦理观念，会模糊我们的阶级意识。我们应该用工人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人和一切事，兴无灭资，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带回乡间、带到家里。

第6版()专栏： 河水涨的时候 　德鲁 一九六三年夏天，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乌兰牧骑”到鄂温克族公社去演出，当他们在公社完成演出任务以后即将出发的时候，发现还没有到后面恩和生产队去演出过，为了不漏掉一个空白点，“乌兰牧骑”决定过河去演出。然而，来时河水浅，几天以后河水涨了，车马渡河发生了困难。刚巧昨天河里又淹死过一匹马，公社的同志便劝“乌兰牧骑”这次别去了，等下次巡回演出时再去。望着滚滚的河水，队员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心里全在思量着。最后大家得出同一个结论：过河去！决不漏掉一个空白点！ 隔河的恩和生产队的社员听到了“乌兰牧骑”要来演出的消息，有的等在河边，有的人趟水过河来帮助“乌兰牧骑”的同志们过河。来送行的社员们也都下河来帮忙，他们在大车上高高地绑了一个木架，然后把服装道具等放在上面。队员们个个脱了衣服，趟河下水，和社员们一起左拥右护地把大车推送到河对岸。上了岸，人们一片欢呼，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大娘说：“孩子们，听说你们非要过河来给我们演出，我们多心疼呵！你们不来，我们也不会怪你们的呵！” 安排停当，“乌兰牧骑”的队员们便为这个生产队的全体社员演出。接着又跑到挤奶站给十几个人演了一场。 从恩和生产队出发到乌古怒尔生产队去，已是晌午时分了，晚上才到达目的地。乌古怒尔生产队的社员们听说“乌兰牧骑”要来，早早地把奶都挤了，集中到队部来欢迎“乌兰牧骑”。队员们从早晨渡河、行军，又演出了两场，都相当疲乏了，但是看到集中在队部的这二十多位社员，不用商量，有的人马上点汽灯，有的赶着化装，队员们请社员坐在炕上，就在炕前进行了演出。社员们看得那么尽兴，队员们演得那么认真，好象他们面对的不是二十几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观众……演出快结束了，当恩和生产队的一个爱看演出的社员骑马赶到这里来看演出的时候，大家才从他的口里知道“乌兰牧骑”同志们今天已经是第三场演出了！

第6版()专栏： 沙窝行军 　朝格柱 清晨，没有一点风，露水很大，翁牛特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坐在一辆马车上，在布日敦塔拉的平滩上走着。走了二十多里，东方才发亮，露水迎着晨光，发出了珍珠一般闪闪的光亮，鸟儿吱吱喳喳地飞过头顶，牛群羊群撒满草原，寂静的草原开始喧腾起来了。 大车继续在行进，前面已到了海力锦查干沙窝子了。一到沙窝子，行车速度立刻缓慢下来，三匹马好象要比个上下似地拉紧了套绳，鼻孔张得溜圆溜圆的。同志们只好下了车，在大车前后三三两两、又说又笑地徒步前进。越走沙子越大，越走路越难走，白茫茫的沙漠，好象银海翻白浪，连绵不断，一眼望不到头。人们爬过一座沙窝又一座沙窝，三匹马拼着命地挣扎，走上两步停一下，走上几丈远就歇一会。七月的阳光是那样的炎热，而被烈日曝晒的沙地又那样的烤炙人，好似走进吊炉里一样。“乌兰牧骑”的同志们在大车的左右两侧和后边推着车，后背被汗水浸透了，脸上的汗珠就象炸了串的珍珠，从前额滴滴嗒嗒地流到胸前。 下午，他们又上了沙窝继续行进。过午的沙窝子，反比午前更让人难受了，人跟着车走，就象炼钢工人站在平炉旁边一样，闷热得喘口气都感到困难。刚喝了一口水，不到一会儿口舌又发干了，嗓子眼里就好象冒火似的。身体瘦弱的李玉珍，顽强地坚持爬沙，同志们再三劝她坐车，她不坐。队长问大家：“怎么样，同志们？”队员们齐声答道：“走吧，没什么。要是怕这点小小的困难，怎么为人民服务！”“沙路再难走，也比不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呵；困难再多，也比不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么困难！”于是，大家又意气风发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继续行进了。 日落西山，天色渐渐昏黄。走了一天的沙路，人乏马疲，赶到香水河畔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了。前两天刚下了一场雨，山洪下来把路都冲坏了，大车到了河边，找不到过河的路。于是有的同志用手电筒照着水面，赤脚趟河探路，找到路后又返回来牵马过河。上了河岸，找了一块平地，卸了车，准备在河畔上过夜了。队员有的点汽灯，吊在大车辕上，有的挖着小炉灶，也有的到河边上提水去了。接着便架起了火，烧开了水，在车辕下铺了雨布，拿出带来的干粮，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圈吃晚餐了。香水河的水伴随着队员们的笑声，哗哗地向东流去，三匹马在车后面的槽子上也挺香甜地吃着草。十二个青年人，一边吃饭喝水，一边乐呵呵地谈论着：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演出，而又受到他们的欢迎，是最幸福的事了。

第6版()专栏： 工农联欢（年画） 王暗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