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数十万人冒雨欢迎来自友好邻邦阿富汗的贵宾 查希尔国王霍梅拉王后到京 刘主席董副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等领导人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三十日讯　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霍梅拉陛下，应刘少奇主席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首都各界数十万人冒着细雨，在街头排成二十多里长的队伍，隆重地热烈地夹道欢迎友好邻邦的贵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前往机场欢迎阿富汗贵宾的光临。 今天，中国和阿富汗两国国旗在首都机场和街头迎风招展。数不清的彩旗和彩色电灯，把机场和街头装饰得如同节日一般。首都人民在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中，向阿富汗国王和王后致以崇高的敬意，热烈祝愿中阿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发展。 随同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来访的阿富汗贵宾，有萨达尔·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和夫人，宫廷大臣阿里·穆罕默德，外交部秘书长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国王新闻顾问哈利卢拉·哈利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图拉·纳赛尔·齐亚等。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架喷气式战斗机护航的国王和王后的专机，在机场上降落。查希尔国王和王后在震天的锣鼓声中走下飞机，刘少奇主席和夫人，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夫人等走上前去迎接，宾主互致亲切问候。这时，机场上的人们高呼：“欢迎阿富汗贵宾！”“中国阿富汗友好万岁！” 查希尔国王和王后以及其他阿富汗贵宾，同前来机场欢迎的我国其他国家领导人和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见。他们当中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彭真、林枫，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夫人薛明，副总理李先念、陆定一，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和夫人章钟峨等。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奏阿富汗和中国两国国歌，礼炮齐鸣二十一响。查希尔国王由刘少奇主席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少先队员向全体贵宾献鲜花。 查希尔国王和王后绕机场一周同欢迎群众会见时，机场上呈现一幅欢乐的沸腾场面。工人和学生们高呼欢迎口号，民兵们行持枪礼，穆斯林们挥舞花束，向贵宾们致敬。女青年不断从人群中跑出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国王和王后。查希尔国王和王后频频招手向人们亲切致意。 查希尔国王和霍梅拉王后分别由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陪同，乘车离开机场，前往西郊宾馆，沿途接受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贵宾们经过的东西长安大街，被装饰得彩色缤纷。许多高大的建筑物上，挂着中国阿富汗两国国旗、彩旗和欢迎贵宾的巨幅标语。在交通要道口，竖立着查希尔国王和王后的彩色画象。数十万欢迎群众挥动花环、花束、彩带，在扩音器播送的中国和阿富汗乐曲声中，冒着细雨载歌载舞，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情谊。 在天安门广场，首都人民喜迎贵宾的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广场上，五个巨大的红色气球腾空升起，上面系着“中国阿富汗友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等巨幅标语。广场四周松树丛中的彩色电灯和道旁的路灯在细雨蒙蒙的暮色中大放光明。当查希尔国王和王后乘敞篷汽车进入广场时，人们把数不清的彩色气球放上天空。伫立在雨中的一千多名首都各民族业余文艺工作者，挥舞花束和红绸，跳起中国的各种舞蹈，欢迎来自友好邻邦的贵宾。 一路上，首都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民兵和各阶层市民，向贵宾们倾注了无限的热情。当贵宾们到达宾馆前的林荫大道时，欢迎人群中情绪更加沸腾，《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的歌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查希尔国王走下车来，向欢迎的人们不断挥手致意。贵宾们在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等陪同下进入迎宾馆以后，人群中欢呼声仍然久久不息。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还有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北京市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知名人士。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米斯凯尼亚和大使馆官员，各国驻中国的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专程前往苏联伊尔库茨克迎接阿富汗贵宾的我国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陪同贵宾到达北京。（附图片） 下图：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霍梅拉陛下，在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陪同下，分乘敞篷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受到首都人民热烈欢迎。 王聚宝摄

第1版()专栏： 刘主席设国宴热烈欢迎阿富汗贵宾 刘主席赞扬阿富汗人民富有反帝光荣传统，相信查希尔国王访华必将进一步增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查希尔国王说，阿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两个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邻邦友好关系最好的榜样 新华社三十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今晚举行盛大国宴，热烈欢迎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霍梅拉王后陛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等，出席宴会作陪。 盛大的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会场上并排悬挂中国和阿富汗两国国旗。查希尔国王和王后由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等陪同步入宴会厅后，乐队高奏欢迎曲，全场中外人士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同他们一起进入宴会厅的阿富汗贵宾，还有萨达尔·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和夫人，宫廷大臣阿里·穆罕默德，外交部秘书长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国王新闻顾问哈利卢拉·哈利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图拉·纳赛尔·齐亚等。 刘少奇主席和查希尔国王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共同称颂中国阿富汗两国的友好关系（讲话全文都见第二版）。刘少奇主席说，中阿两国始终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真正做到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查希尔国王说，阿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两个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邻邦友好关系最好的榜样。 刘少奇主席开始讲话时，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王和王后陛下表示热烈欢迎。 刘主席赞扬阿富汗人民富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他说，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富汗人民坚决捍卫民族独立的英雄气概和光荣业绩。 他说，阿富汗王国在查希尔国王陛下的领导下，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积极维护万隆精神。阿富汗王国在万隆会议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上，在两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加强亚非团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刘主席说，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自从建交以来，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稳步地向前发展。我们两国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边界条约，是中阿友谊的光辉的里程碑。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刘主席表示相信，查希尔国王的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加强中阿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进一步增强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查希尔国王在讲话中转达了阿富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的问候和良好的情感。 国王说，阿中关系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我们的人民从十九世纪初叶起就和殖民主义作斗争，并对英勇的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势力所进行的大规模斗争经常予以衷心的关切。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一九六○年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就是这种友好关系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两个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邻邦友好关系最好的榜样。 他说，阿富汗和中国是一贯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残余的。时代要求应当在一切地方永远地结束任何形式和任何色彩的殖民主义。 查希尔国王说，万隆会议在我们时代占有有价值的地位，对巩固友好关系和亚非各国的团结，其中包括阿富汗和中国，具有显著的意义。从那时起到现在，两国人民更好地得到了相互了解，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不断得到了发展。 国王说，我们希望几个月后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各国会议将象第一次亚非会议一样，在实现亚非人民的人道的崇高目标上起到作用。 查希尔国王最后说，我这次友好访问对进一步巩固我们两国的友好和睦邻关系，促进阿富汗中国人民之间的更好的了解，将起有益的作用。 刘少奇主席和查希尔国王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阿富汗和中国国歌。他们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程潜、林枫，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夫人薛明，副总理李先念、陆定一，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蔡廷锴，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韩念龙，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和夫人章钟峨，政府其他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北京市的负责人、首都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米斯凯尼亚和夫人，各国驻中国的使节，正在北京的以赛义德·哈桑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经济考察团，应邀出席了宴会。

第1版()专栏： 刘少奇主席会见查希尔国王和王后 新华社三十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今天晚上会见了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霍梅拉陛下。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程潜、林枫，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夫人薛明，副总理李先念、陆定一，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李应吉，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郝汀和夫人章钟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张彤，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等。 阿富汗方面参加会见的有：萨达尔·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和夫人，宫廷大臣阿里·穆罕默德，外交部秘书长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国王新闻顾问哈利卢拉·哈利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图拉·纳赛尔·齐亚，宫廷官员努尔·穆罕默德·扎克里亚，副官长穆罕默德·奥马尔中将。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米斯凯尼亚和夫人也参加了会见。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1版()专栏： 刘主席在欢迎阿富汗国王和王后的宴会上说 中国核爆炸使被压迫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高兴 中国全面禁止核武器建议是对美国政府的严重考验 新华社三十日讯　刘少奇主席今天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对最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感到高兴，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是他们有了核武器，就是大大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的力量。这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极大支持和鼓舞。我们决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和期望。 刘少奇主席说，中国政府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并且主张，作为第一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首先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刘主席强调说，同意不同意这个建议，承担不承担这个义务，是对美国政府的严重考验。 刘少奇主席是在欢迎阿富汗查希尔国王和王后的国宴上，讲这些话的。他说：“最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举世注目的重大事件。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对此感到高兴。他们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是他们有了核武器，就是大大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的力量。这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极大支持和鼓舞。我们决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和期望。” 刘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世界各国人民，而决不是什么核武器。中国政府从来不是根据自己有无核武器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为了防止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中国政府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并且主张，作为第一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首先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同意不同意这个建议，承担不承担这个义务，这就是对美国政府的严重考验。” 刘主席说：“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同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争取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到底。我们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核武器是可以消灭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住的。”

第1版()专栏： 首都集会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 周总理陆副总理郭副委员长和德雷丝王后等在京的非洲各国朋友出席大会 刘宁一赞扬阿人民为当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敢于进行武装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亚拉大使说，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事业 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阿尔及利亚人民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奥雷斯山区燃起的武装斗争的火炬，揭开了阿尔及利亚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宣告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新时代的到来。首都各界人民在今天的大会上致电本·贝拉总统，衷心地祝贺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十一月一日革命所开拓的胜利大道上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陆定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大会。 正在北京访问的布隆迪王后德雷丝·卡尼昂加也出席大会。 大会主席台上并排悬挂着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国国旗。乐队奏阿尔及利亚和中国国歌以后，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丁西林致开会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和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亚拉，先后在会上讲话（讲话全文都见第三版）。 刘宁一热烈赞扬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胜利，它为当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一个敢于进行武装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他强调指出，在本·贝拉总统的领导下，年轻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二年来在巩固民族独立、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把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 刘宁一谈到令人十分鼓舞的中阿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发展时表示深信，中阿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得到加深和发展。 亚拉大使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讲话。他指出今天的大会是标志着中国阿尔及利亚友谊和团结的大会。他说，中国对于战斗的阿尔及利亚抗战所作出的贡献，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援助，鲜明地证明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多么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事业。 大使重申本·贝拉总统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一贯奉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策。 他说，对我们来说，根本谈不上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也不可能对殖民主义者每时每刻犯下的罪行熟视无睹。阿尔及利亚人民永远支援全世界一切争取解放、美好生活和真正和平的人民。 大使指出，在周恩来总理访非期间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正日益巩固并获得新的发展。他还说，阿尔及利亚政府特别重视同中国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 刘宁一和亚拉大使的讲话，受到全场热烈的鼓掌欢迎。 今天的大会由中非友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对外文协、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举办的。参加大会的，还有各主办单位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廖承志、姬鹏飞、陈忠经、傅钟上将、吴晗、刘清扬、孙轶青、潘丽华等。 亚洲、非洲各国和古巴驻中国使节，以及在北京的非洲各国朋友，应邀出席了大会。 中国文艺工作者在大会上演出阿尔及利亚和中国的歌舞，庆祝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光荣节日。

第1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法国大使佩耶 新华社三十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晚接见法国驻中国大使吕西恩·佩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

第2版()专栏： 在欢迎阿富汗国王和王后的宴会上 刘少奇主席和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的讲话 新华社三十日讯　刘少奇主席在欢迎阿富汗国王和王后的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和王后陛下，尊敬的阿富汗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阿富汗王国是我们的亲密邻邦。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是我们尊敬的朋友。今天，查希尔国王和王后陛下光临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阿富汗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个洋溢着中阿友谊的宴会上，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国王和王后陛下以及随同前来的全体阿富汗贵宾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阿富汗王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阿富汗人民富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他们曾经进行过上百年的英勇斗争，一再打败强大敌人的进攻，在亚洲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富汗人民坚决捍卫民族独立的英雄气概和光荣业绩。 阿富汗王国在查希尔国王陛下的领导下，在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人民祝愿阿富汗人民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阿富汗王国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坚持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积极维护万隆精神。阿富汗王国在万隆会议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上，在两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对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加强亚非团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阿富汗政府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仅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最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举世注目的重大事件。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对此感到高兴。他们认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是他们有了核武器，就是大大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的力量。这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极大支持和鼓舞。我们决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和期望。 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世界各国人民，而决不是什么核武器。中国政府从来不是根据自己有无核武器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为了防止核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中国政府再一次提出了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并且主张，作为第一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首先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同意不同意这个建议，承担不承担这个义务，这就是对美国政府的严重考验。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同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争取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到底。我们相信，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核武器是可以消灭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住的。 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我们两国的祖先很早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现在，我们不仅把先辈的友好传统继承下来，而且在新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我们满意地看到，自从建交以来，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稳步地向前发展。我们两国始终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真正做到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我们两国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边界条约，是中阿友谊的光辉的里程碑。在国际事务中，我们两国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尊重并且积极支持阿富汗王国的和平中立政策。阿富汗政府和人民一贯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这是同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我们两国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在这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我相信，查希尔国王陛下的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进一步增强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现在，我提议： 为阿富汗王国的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 为中阿两国人民的永恒友谊， 为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 为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和王后陛下的健康， 为全体阿富汗贵宾们的健康， 为出席今天宴会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新华社三十日讯　阿富汗查希尔国王在刘少奇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主席阁下： 首先我愿意对您从我们到达到现在所给与我和王后以及我的随行人员的极其热情、盛大和友好的接待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阁下刚才对我的国家——阿富汗以及我个人和王后所说的充满盛情的话。 多年以来我就想看看这个伟大的国家，幸运的是阁下的友好的邀请使我们访问这个伟大的友好邻邦成为可能。 从我们到达中国的时候起，我们就沉浸在一种真挚的气氛中，这种真挚的情意是中国人民和领导人对我国关怀的标志。我很高兴在这里转达阿富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的问候和良好的情感。 阿中关系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阿富汗和中国是亚洲国家大家庭中的两个古老的成员。自古以来地理上的接近对加强两国友好的关系起了重大的作用。几世纪中商队就走过了丝绸之路，这条道路通过阿富汗，把中国和西方联系了起来。中国香客在旅行札记中对阿富汗人民生活的叙述，对于研究我国历史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材料。在我们古老作家的著作中，中国被称为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摇篮。我们的诗人一向称赞你们这个古老国家的优美。 我们的人民从十九世纪初叶起就和殖民主义作斗争，并对英勇的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势力所进行的大规模斗争经常予以衷心的关切。 今天，我们的人民知道，这个古老的国家，由于进行了这些斗争，以及伟大的领导人和英雄的人民的努力，正在迅速地取得工业和文化的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一九六○年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就是这种友好关系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两个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邻邦友好关系最好的榜样。这个条约的第一条就是两个邻国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去年两国签订的边界条约以及近几个月中在相互谅解和极其诚挚的气氛中完成的边界树桩工作，使双方都感到完全满意。睦邻和和平共处政策是阿富汗和邻国的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阿富汗的中立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而是建筑在古老的民族传统基础之上的，这个中立的意思并不是说对世界事务漠不关心。阿富汗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确定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立场。正因为这样，阿富汗既不是任何外国军事条约的成员，也反对外国基地。 阿富汗和中国是一贯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残余的。对崇高的自由原则的尊重使我们两国人民已经相互接近。应当在一切地方永远地结束任何形式和任何色彩的殖民主义，这是时代的要求。 现在人类正在度过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和平和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为全面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而举行会议的建议，是值得考虑和关注的。希望任何在核子方面的发展，都能考虑和平的目的和人类科学和安宁的利益。现在的状况使我们更加相信，争取真正的普遍彻底裁军的和平政策、互不干涉他人的事务、互相尊重和保证自决权在国际场合比任何时候都应当更加得到遵循，民族的主权的以及独立的最大特征是，各国能按自己所要求的民族政策保障自己的安宁和幸福。 万隆会议在我们时代占有有价值的地位，对巩固友好关系和亚非各国的团结，其中包括阿富汗和中国，具有显著的意义。从那时起到现在，两国人民更好地得到了相互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断得到了发展。 今天，亚非人民有着很多的共同需要。因此这两大洲的人民之间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对在争取和平的道路上建立相互了解和合作是必要的。 我们希望几个月后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各国会议将象第一次亚非会议一样，在实现亚非人民的人道的崇高目标上起到作用。 最后，再一次地以我个人和王后的名义，并代表阿富汗人民，对阁下这样热烈的接待和对我的国家的友好的讲话，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完全相信，我这次友好访问对进一步巩固我们两国的友好和睦邻关系及促进阿富汗中国人民之间的更好的了解，将起有益的作用。 现在请允许我提议：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 为阿富汗和中国的友谊， 为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 为刘少奇主席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朱德委员长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周恩来总理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健康， 为出席宴会的各国使节的健康， 干杯！

第2版()专栏： 阿富汗贵宾名单 新华社三十日讯　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及 其随行人员名单 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　阿富汗国王 霍梅拉陛下　王后 随行人员 萨达尔·苏尔坦·马哈茂德·加齐亲王 阿丽亚·加齐亲王夫人 阿里·穆罕默德阁下　宫廷大臣 努尔·艾哈迈德·埃特马迪阁下　外交部秘书长 哈利卢拉·哈利利　国王新闻顾问 阿图拉·纳赛尔·齐亚阁下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努尔·穆罕默德·扎克里亚　宫廷官员 穆罕默德·奥马尔中将　副官长 阿卜杜勒·法塔赫·纳吉姆博士　国王私人医生 沙阿·瓦利中校　副官 穆罕默德·阿里·阿密尔　外交部政治处远东组组长 赛伊福·拉赫曼·卡蒂尔　外交部政治处科员 随行记者： 穆罕默德·卡里姆·谢万　东方通讯社（国内部处长） 阿卜杜勒·萨马德·阿塞菲　新闻部（摄影和电影摄影处处长） 苏尔坦·哈米德·哈希姆　新闻部摄影科（科长） 苏纳·拉姆·塔勒瓦　电影摄影师

第2版()专栏： 面对好年景 做到三不忘 水东大队教育社员不忘支援国家，不忘公共积累，不忘勤俭节约 王乡大队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革命精神，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新华社杭州三十日电　浙江省丽水县水东公社水东大队党支部，针对干部、社员在农业生产大好形势面前出现的思想问题，依靠贫农下中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社员们纷纷表示，面对好年景，要做到：不忘支援国家，不忘公共积累，不忘勤俭节约。 这个大队近几年来农业生产连续增产。今年虽然遭受了旱涝灾害的侵袭，仍然获得了好收成。在这种大好形势面前，有的社员用粮用钱大手大脚，想搞“集体大会餐”；也有的社员在分配中主张少留公共积累。大队党支部发现这些思想苗头，立即在社员中开展“好年景从哪里来”的讨论。五队社员们说：今年从六月二十八日到现在没下过透雨。在旱情最严重的时候，国家花了许多钱帮助我们修建电灌设备。电厂工人在火热的太阳下，架了一条十来里路长的电线，把电送到了农村，帮助我们用电动抽水机抗旱，使绝大部分连作晚稻和黄豆免受旱灾。三队贫农社员周作俊说：“抽水机好，可是没有集体经济办不到。解放前，我们还买得起抽水机？”通过讨论，社员们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五队贫农社员聂镇昌说：“今天我们农民种田，不光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自己‘饭碗’满了，决不能吃光用光，要想到全队、全县、全省、全国、全世界。” 大队党支部还采用算账对比的办法，摆出当地的各种典型事例，教育社员。他们发动社员具体地算了几笔账：几年来各生产队由于积累了五千多元钱，增强了集体经济的家底，办了两台柴油抽水机，从此，抗旱能力大大提高，连作稻面积有了扩大，从种一熟改为种两熟。同时，有了积累，生产资金有了着落，肥料农药准备充足，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去年，全大队除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外，还多卖了四万多斤余粮，社员生活也有了改善。大队党支部还用第四、第一两个生产队的事例，进行对比教育。第四生产队去年由于留了公共积累，今年用公共积累的资金新盖了仓库，使全队粮食不受霉烂、损耗；这个队今年晚稻田发生严重的虫害，队里就拿出二百多元，买了六百多斤农药，及时进行治虫。相反，第一生产队在去年秋收后，产生了“有多少分多少”的思想，公共积累没有很好提存。今年春耕生产时急需资金，队里一时拿不出钱，干部、社员都很着急。后来，公社信用社贷给四百多元，向兄弟生产队借了三百多元，才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干部、社员的教育作用很大。有的社员自觉地检查了铺张浪费的思想。 经过教育，各队干部、社员都决心多卖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从实际出发留好公共积累和储备粮。各队社员准备积累一笔资金，下半年去买一台碾米机，逐步发展集体副业生产。许多社员表示要从长远着想，越是丰收越要注意勤俭，秋收以后不摆“丰收酒”，不搞“大会餐”，不请客送礼。大队又专门召开了妇女会，号召大家向勤俭节约的好社员学习。 据新华社哈尔滨二十九日电　黑龙江省桦川县金沙河公社王乡生产大队以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革命精神进行收益分配工作，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增产增收的情况下适当多留一些公共积累，以保证明年集体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黑龙江日报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发表社论，强调指出在收益分配工作中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的重要性。 王乡生产大队社员在开始讨论秋收分配方案时，有一部分人主张增产多少，社员就多分多少。有一部分人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说，增产也不能光顾今年多分，还得把明年的“底垫”留足，进一步发展集体生产。社员们就这两种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队管委会组织社员们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事迹。社员们的认识提高了。老贫农李井泉说：“大寨人有几套家底，受灾以后还能做到‘三不要’（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和‘三不少’（不少向国家卖余粮，不减少社员口粮，不减少下一年生产投资），真够得起是贫农下中农的硬骨头。咱们今年年成不错，绝不能‘好吃不留籽’，光顾分配，不顾积累。”贫农社员魏克信说：“前几年咱们积累一些钱，办了制米厂，节省不少劳动力和畜力，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今年可不能光顾多分配，放松积累。”大家在讨论中还提出，近几年来由于积累留得较少，在进一步发展集体生产、购买固定资产时，曾向国家借了一些款，如果自己注意多积累一些，本来就可以不向国家借款。 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社员一致主张，今年要在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基础上，留足明年生产费用，多留一些公积金，并且多卖给国家八万八千斤余粮；还计划还清当年到期的三千多元国家贷款和五千多元陈贷。 根据这种精神进行分配试算以后，社员们非常满意。第三生产队许多社员提出要精收细打，争取每亩地多收几斤粮。第五生产队社员还开了大会，都表示多出勤，多干活。这个大队还向社员进行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教育，五个生产队中有五十七户社员制订了在分配以后向银行存款的计划。

第2版()专栏： 黑龙江省查哈阳垦区国营农场水利建设的一角。 李日宣摄（黑龙江图片社供稿）

第2版()专栏： 依靠贫下中农认真贯彻繁育牲畜的政策 红星公社骡马成群牛羊满圈 界首县牲畜市场为生产队调剂牲畜余缺两万多头 据新华社吉林三十日电　吉林省通榆县红星人民公社依靠贫农下中农社员，认真贯彻牲畜繁殖政策，三分之一生产队的适龄母马实现全配、全怀、全产、全活，全公社牲畜数量迅速增多。 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上半年，这个公社接产成活的马、牛、驴等仔畜二千四百多头，羊羔二千八百多只；除向国家交售和支援外地的以外，大牲畜纯增殖百分之九点三，羊纯增殖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全公社有十三个队的适龄母马，实现了全配、全怀、全产、全活的要求。现在，全公社队队槽头兴旺，骡马成群，牛羊满圈。 红星公社草茂水足，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很好。但是，地多人少，耕畜负担过重；母畜头数多，繁殖和使役有矛盾。几年来，这个公社各生产队建立了以贫农下中农社员为骨干的牲畜饲养队伍，发挥贫农下中农的智慧和积极性，解决了发展畜牧业的矛盾。为了多繁殖牲畜，担任放牧、饲养、使役的贫农下中农社员，想方设法，为适龄母马做好配种工作。每到配种期间，他们利用牧畜或其他办法，把使役的母畜、公畜替换下来适时配种；有的使役员看人手不够，主动兼做配种员。贫农下中农配种员还很重视繁殖良种牲畜。花园西生产队和绿化生产队今年产的二十五头幼驹中，就有十三头是改良马驹。 许多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注意做好保胎护驹工作。他们尽量不让孕畜干重活；在冬天，不让孕畜吃霜打草，饮带冰碴的水，因而杜绝了孕畜流产现象。 为促进畜牧业发展，这个公社实行定膘头、定繁殖、定成活和超额奖励的“三定一奖”制度。各生产队实行饲养、使役、放牧三连环的互相检查、监督责任制，饲养员和使役员交接制，按畜按犋长期固定饲养、使役人员专责制和使役不准超过定额等制度，对实现全配、全怀、全产、全活起了保证作用。 据新华社合肥二十八日电　安徽界首县牲畜市场热情帮助各地生产队调剂余缺，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今年以来，市场上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一至十月成交的牲畜达两万多头。 界首牲畜市场，是安徽省著名的常年性牲畜市场。旺季成交量最多的时候，每天达三百多头。连河南、江苏、山东、陕西、山西等省的许多单位也经常到这里调剂牲畜。这个市场的服务人员经常代客报税、收付牲畜价款、饲养和运送牲畜，为顾客提供一切方便。这个交易市场还设立了招待所和养运场，专门安排远方采购人员的食宿，帮助他们饲养和运送牲畜。从一九六一年以来，养运场共为河北、江苏、山西、陕西、山东、河南以及本省的五十多个采购单位养运牲口一万五千多头，没有一头死亡或丢失，而且不少牲口还添肥增膘，有的还繁殖了幼畜。这个市场还设有一个检疫站，帮助顾客为牲畜检疫，有时还为牲口看病，很受群众欢迎。

第2版()专栏： 全国篮球联赛全部结束 “八一”男女篮球队分获全国冠军 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六次获得全国冠军的“八一”男子篮球队和去年全国亚军“八一”女子篮球队，二十九日在上海分别获得了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第二阶段上海赛区的比赛，决定了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男子组前五名和女子组前六名的名次。 获得男子组第二名到第五名的是：四川队（去年第四）、空军队（去年第三）、江苏队（去年第八）、“前卫”队（去年第五）。 获得女子组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是：上海一队（去年第十）、广东队（去年第五）、“前卫”队（去年第十五）、新疆队（去年第一）、江苏队（去年第十二）。 去年全国亚军北京男子篮球队和去年全国第七名河北一队男子篮球队因为出国访问和其他原因，没有参加上海赛区的比赛，但是按照国家体委的规定，仍保留他们为全国甲级篮球队。 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第二阶段其他三个赛区——济南、福州和郑州赛区的比赛，也已经结束。参加这三个赛区比赛的共有五十一个男、女篮球队，他们在比赛中也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夺，最后决定了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男子组第五名以下和女子组第六名以下的名次。 济南赛区的比赛历时十二天，在二十八日晚结束。这个赛区的比赛决定了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男子组第六名到第十四名、女子组第七名到第十五名的名次。 男子组的名次是：上海一队、辽宁队、北京部队队、吉林队、南京部队队、黑龙江队、广州部队队、广东队、沈阳部队队。 女子组的名次是：山东队、北京队、四川队、辽宁队、安徽队、湖北队、重庆队、河北一队、福建队。 从十月十四日开始举行的福州赛区的比赛在二十七日结束。这个赛区的比赛决定了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男子组第十五名到第二十二名、女子组第十六名到第二十四名的名次。 比赛结果，男子组获得全国第十五名的是去年才晋升为甲级队的福建队，这个队以六胜一负的战绩，夺得了福州赛区的第一名。去年全国第二十一名西安队的战绩也是六胜一负，但他们输给了福建队，因而名列第二。以下的名次是：“八一”青年队、河北二队、山东队、湖北队、上海二队和北京工人队。 女子组获得全国第十六名的是去年全国第十三名黑龙江队，她们以六胜二负的战绩取得了本赛区的第一名。去年全国第十一名吉林队也是六胜二负，但她们输给黑龙江队，因而取得第二名。以下的名次是：贵州队、北京工人队、南京部队队、浙江队、天津体育学院队、云南队、河南队。 根据这次联赛的竞赛规程规定，福州赛区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最后两名——上海男子二队、北京工人男子队和云南女子队、河南女子队，都将降为乙级队。 决定今年全国篮球联赛男女其他各队名次的郑州赛区的比赛，已经在二十五日结束。新疆男子队、浙江男子队和辽宁女子二队、江西女子队分别获得了这个赛区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前两名。按照竞赛规程规定，这四个队都将晋入全国甲级篮球队的行列。参加郑州赛区比赛的男、女篮球队共有十六个，获得这个赛区第三名到第八名的，男子组是：安徽队、山西队、河南队、云南队、北京体育学院三队和贵州队；女子组是：北京体育学院三队、广西队、陕西队、湖南队、内蒙古队和山西队。

第3版()专栏： 一些外国团体和知名人士祝贺我国核爆炸成功 中国原子弹是对美帝战争政策的打击 奥延吉说中国已成为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最强大力量 新华社三十日讯　我国各人民团体继续收到了一些外国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祝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报和信函。 越南南方劳动解放协会给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电报说，这次卓越的科学试验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和发挥了无限创造性劳动的结果。也是对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宝贵贡献，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打击。 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电报说，中国人民这一非凡成就不仅鼓舞了越南南方人民，鼓舞了革命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而且也是对保卫中国和全世界妇女儿童幸福生活事业的巨大贡献。 印度尼西亚大学生联合会给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电报说，这次核试验成功，定将加强新兴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的防御能力。 高棉王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干事严德给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电报说，高棉王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认为这一历史事件，是亚洲人民对我们的敌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辉煌胜利。柬埔寨青年重申完全支持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坚决斗争，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正确建议。 尼日尔民主青年联盟给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贺信说，尼日尔青年非常高兴地得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认为这是颗真正的和平原子弹。中国掌握了核武器，肯定地、不可避免地将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讹诈，以及其旨在继续为所欲为地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侵略欲望。 曾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秘鲁代表伊尔达·加德亚、尼加拉瓜代表罗莎·洛佩斯、海地代表弗里茨·特博和巴拿马代表何塞·皮坎斯，联名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发来电报，向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科学工作者和全体中国人民，祝贺原子弹爆炸成功。世界科协执行理事、日本柘植秀臣教授给我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发来电报，祝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新华社内罗毕二十九日电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全国临时委员会主席奥延吉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由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中国现在成了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更加可靠的最强大的力量。 他指出：中国的核试验有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核垄断，从而使世界和平更有保障。他说：中国有了核武器之后，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就惊惶失措，因为他们耽心他们奴役和统治世界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奥延吉表示肯尼亚青年真心信任中国人民。因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他说：肯尼亚青年对中国人民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行核试验成功这个巨大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

第3版()专栏： 雅加达万人集会庆祝印度尼西亚青年宣誓节 苏加诺总统号召粉碎帝国主义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政府志愿人员说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新华社雅加达二十九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昨天号召印度尼西亚青年在革命中分清敌友，提高民族警惕性，全力粉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昨天晚上在这里举行了庆祝印度尼西亚青年宣誓节的盛大的群众集会，集会有大约一万人参加。 印度尼西亚代总统苏班德里约在会上宣读了苏加诺的一份文告，文告中提出了上述号召。苏加诺目前正在国外访问。 文告强调指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敌人，在国际上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在国内是颠覆活动和反革命。 印度尼西亚青年阵线主席宰尼·曼苏尔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谴责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内的颠覆活动及其恶劣影响，并且强调指出，消灭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文化影响，是印度尼西亚青年的职责。 他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封闭在这个国家的美国新闻处，因为美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挑衅日益加剧。 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说，印度尼西亚青年将为争取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成功而努力。 决议还表示完全支持北加里曼丹、安哥拉、南越、刚果以及其他地方人民的斗争。 出席集会的还有第三副总理哈鲁尔·萨勒、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内阁部长和社会领袖。 新华社雅加达三十日电据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帝国主义还没有死亡。它正在偷偷摸摸地到处寻找后门，妄图卷土重来，继续保持它的利益。” 阿里在对一个政府机关的志愿人员发表讲话时还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将主要利用非军事性武器来磨灭人民的意志和破坏他们的民族团结。 他说，因此，“在加强革命防御力量方面，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和继续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 他还谴责英帝国主义建立“马来西亚”，企图保护他们自己在那里的利益。他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决心粉碎“马来西亚”及其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切威胁。

第3版()专栏： 布隆迪王后发表声明祝贺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可以信赖 新华社三十日讯　正在我国访问的布隆迪王后德雷丝·卡尼昂加发表声明，祝贺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声明全文如下： 我代表布隆迪妇女联盟，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光辉成就。我还愿意指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可以信赖的人民。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打破核垄断。中国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第3版()专栏： 柬埔寨外交部提出美机入侵事件罪证 美“大使馆”和南越伪政府承认美国—南越飞机侵柬 新华社金边三十日电　柬埔寨外交部在今天发表的一项公报中提供了关于美国飞机空袭柬埔寨达丹哨所的一些证据。 公报指出，十月二十四日被击落的美国飞机是C—123型飞机，坠毁于距达丹哨所西南约三公里的柬埔寨领土上。 公报又说，二十六日，柬埔寨地面部队找到了这架被击落的飞机的残骸，并且清理出一些物件，其中包括两份关于C—123型飞机的说明书，三部电台，一支手枪，一件美国伞兵部队的军装上衣，一条皮带和一个自动手枪套，枪套上有着霍尔佛森的名字。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西贡消息：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发言人二十八日承认，美国陆军的一些武装的直升飞机在二十五日曾经侵入柬埔寨领空，并向柬埔寨地面开火。 发言人还承认在这以前一天，美国的一些飞机侵入柬埔寨领空，其中一架被击落。 显然为了开脱美国的这种侵略罪行，这个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硬说，这架美国飞机是由于“疏忽”而飞入柬埔寨领空的。他同时又说，美国的这些侵略活动的“根源”是“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并蛮横地表示，只要继续存在他所说的这种情况，这样的侵略活动还可能发生。 与此同时，南越傀儡政权二十八日也承认，南越飞机在十月二十日扫射和轰炸了一个柬埔寨村庄。 柬埔寨政府在二十六日曾经发表公报指出，美国—南越的飞机多架在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袭击了柬埔寨。柬埔寨防空部队在二十四日击毁了两架入侵的敌机。 据合众国际社二十八日发自西贡的一则消息透露，在柬埔寨采取正当的自卫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和它的南越傀儡正在密谋“制定行动方针”来“对付”柬埔寨。

第3版()专栏： 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港口 东京妇女和佐世保市民集会示威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一千多名日本劳动妇女和家庭妇女昨天晚上在东京举行大会，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港口。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春日正一在会上讲话。他说，如果日本人民象一九六○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那样进行斗争，他们是能够阻止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和阻止恶劣修改宪法的。 众议院议员户叶里子代表社会党在大会上讲话。她鼓励与会者为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而斗争。 劳动妇女和母亲们的代表也表达了她们为此而斗争的决心。 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抗议日本政府同意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本港口并要求撤销这个决定。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决议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抗议。同时，决议要求美国从日本撤走能运载核武器的F—105D战斗轰炸机、把冲绳和小笠原群岛归还日本和停止对印度支那的侵略。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佐世保市民约一千人二十七日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佐世保港口。 大会结束后，全体与会者一边唱着斗争歌曲一边高呼口号，列队到佐世保军港码头上举行示威游行。 在这以前，从二十六日起在市中心的岛濑公园前面开始举行“静坐”抗议。头一天参加“静坐”抗议的有日本共产党佐世保地区委员会和佐世保地区工会协议会代表。他们搭起帐棚并高悬“阻止美国核潜艇进驻！”的横幅标语。 日共中央二十七日分别致电佐世保市民大会和进行“静坐”抗议的代表们，鼓舞他们的斗争。

第3版()专栏： 第十九届联大会议推迟到十二月一日举行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纽约消息：联合国发言人昨天宣布，联合国大会第十九届会议决定推迟到十二月一日举行。这是第二次决定推迟下届联合国大会开会日期。今年六月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曾宣布把按照惯例在每年九月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推迟到十一月十日。

第3版()专栏： 在首都各界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大会上 刘宁一同志的讲话尊敬的穆罕默德·亚拉大使阁下，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地欢庆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欢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诞生二周年。首先，让我代表首都各界人民向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本·贝拉总统致以崇高的敬意！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这个胜利，不仅属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属于阿拉伯人民、属于非洲人民，而且是属于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它也是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奥雷斯山区燃起的武装斗争的火炬，掀起了阿尔及利亚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宣告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新时代的到来。在七年多的艰苦岁月里，阿尔及利亚的英雄儿女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顽强地抗击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所支持的法国八十万殖民军。起义开始的时候，阿尔及利亚解放军只有三千名游击队员，五百支陈旧的猎枪，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殖民主义的军舰、飞机、大炮、坦克、毒气等等现代化的武器所吓倒。他们团结一致，依靠人民，坚持斗争，愈战愈强，消灭殖民军十万人以上，消耗法国殖民主义者近百亿美元，最后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在埃维昂协议上签了字，阿尔及利亚终于获得了独立。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为当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一个敢于进行武装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经验，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经验增添了一分宝贵的财富。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艰苦斗争的考验；得到了锻炼；加强了团结；形成了由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反帝爱国力量所组成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并且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产生了自己的革命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自己正确的革命领导，有了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有了革命的武装。有了这些，所以他们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朋友们，同志们！在我们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的领导下，年轻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二年来在巩固民族独立、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把阿尔及利亚的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 在维护和巩固政治独立方面，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了革命政权，打碎了旧的殖民统治机构。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紧紧依靠自己的革命武装，来保卫国家的独立。阿尔及利亚政府胜利地镇压了历次的反革命暴乱。 在革命政权不断巩固、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团结不断加强的基础上，今年四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推进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阿尔及利亚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肃清殖民主义势力、实行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方面，两年来阿尔及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将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长期霸占的三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组织国营农场，展开了全国性的耕种运动，连续两年得到了谷物大丰收；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造林运动，以便保持水土、改良土壤。 阿尔及利亚政府接管了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遗留下来的各种企业、房屋和财产，并建立了自己的银行，收回了货币发行权，对商品进出口贸易加强了管制。 独立后两年来，阿尔及利亚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学校里，过去法国殖民者禁止学习的阿拉伯语文现在已重新讲授。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正在积极开展。今年八月，政府将全国电影院收归国有，堵塞了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一大缺口。 所有这些正确的措施和巨大的成绩，标志着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正在不可阻挡地深入发展。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国家领导人，继续保持和发扬了十一月一日武装起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全国上下，艰苦朴素，奋发图强，紧密团结在本·贝拉总统为首的全国解放阵线的周围，这就保证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继续深入发展。中国人民为此感到高兴和鼓舞。我们衷心地祝愿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阿尔及利亚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年比一年地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支柱。十一月一日所指出的道路，已经成为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必然的趋向。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给予正在殖民主义魔爪之下进行艰苦斗争的各国人民以有力的支持，更加鼓舞了、推动了非洲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同时也鼓舞了、推动了亚洲、拉丁美洲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一年来，在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在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在不久以前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阿尔及利亚政府高举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当前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给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冲伯之流以迎头痛击，使得革命的正气在这些会议上占了上风，而帝国主义、反动派，企图利用这些国际会议，挑拨离间，威胁利诱，实现它继续霸占、侵略、干涉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阴谋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惨重的失败。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正确立场和政策。我们深信，在未来的年月里，随着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壮大，她将为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在欢呼阿尔及利亚人民胜利的时刻，回顾过去一年中，中阿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发展情况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一年多来，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我国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去年十二月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受到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十分隆重热烈的欢迎。在访问期间，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包括了中国在处理同非洲国家的相互关系中的五项原则，体现了中阿两国人民对于发展中国和非洲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使得这次访问不但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阿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而且为发展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把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和非洲之行，看作是中、阿和中、非友好关系史上空前光辉的一页。中国人民热烈地期待着本·贝拉总统光临我国，使中阿友好关系史上再添上光辉的一页。今年九月，乌兹加尼部长阁下率领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再次访问我国，同我国人民一起欢度十五周年国庆，而陈毅副总理也已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再次访问阿尔及利亚，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起义十周年庆典。我深信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继续不断的得到加深和发展。 最后让我们高呼： 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万岁！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阿尔及利亚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附图片） 十月三十日，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图为周恩来总理、陆定一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和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左七）、布隆迪王后德雷丝·卡尼昂加（左十）等在大会主席台上。新华社记者　吴元柳摄

第3版()专栏： 致本·贝拉总统的贺电 新华社三十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大会致本·贝拉总统的贺电，全文如下：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先生阁下： 值此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之际，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发起，在我国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了首都各界人民庆祝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十周年大会，我们谨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奥雷斯山区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经过了七年多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的胜利。十一月一日革命的光辉照耀着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走阿尔及利亚的道路，已经成为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不可阻挡的趋势。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诞生两年来，全国人民在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发扬十一月一日的革命传统，在肃清殖民主义势力，维护民族独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新国家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绩；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衷心地祝贺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十一月一日革命所开拓的胜利大道上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阿尔及利亚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中、阿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在过去一年中又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我们衷心地祝愿中阿两国人民在巩固民族独立、建设各自国家的事业中，永远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团结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侵略政策的力量，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 伟大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万岁！ 光荣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万岁！ 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万岁！ 亚非人民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中国首都各界人民庆祝阿 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大会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 于北京

第3版()专栏： 穆罕默德·亚拉大使的讲话周恩来总理阁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非友协的同志们，大使先生阁下，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请允许我向这次大会的发起单位表示衷心的谢意。同时我也感谢你们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来参加这一标志着中国—阿尔及利亚友谊和团结的大会。当人们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一直连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就会了解这次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你们中国工人、学生、农民以及党政和全国性组织的领导人对战斗的阿尔及利亚抗战所作出的贡献，在阿尔及利亚是家喻户晓的。这种强大和无私的支援，鲜明地证明了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有崇高威望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是多么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事业。 今天，阿尔及利亚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然在这些原则以及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上，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量经济援助。中国对我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的无息贷款。中国的技术人员将在阿尔及利亚参加兴建很多的工、农业建设项目。对任何公正的观察家来说，这一切都无可争辩地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和平和人人幸福的目标。 自从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以来，本·贝拉总统的政府也同样奉行这种政策。在所有国际组织中，在联合国，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各次会议和最近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阿尔及利亚表示，只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还在世界上制造战争策源地和继续压迫安哥拉、葡属几内亚、莫三鼻给、南非、越南、朝鲜、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古巴的人民，就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关于台湾问题，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是台湾省必须立即回到祖国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中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这个伟大国家人民的唯一合法和当之无愧的代表。蒋介石之流只是帝国主义手中驯服的傀儡，帝国主义阴谋使全世界的良知都反对的局势永久化。但是某一个国家能够横行霸道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别的国家或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我们来说，根本谈不上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也不可能对殖民主义者每时每刻犯下的罪行，熟视无睹。 阿尔及利亚人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榜样，支援并将永远支援全世界一切争取解放、美好生活和真正和平的人民。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阿尔及利亚政府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 在谈到合作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为实现合作而尽了一切努力的人们，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他最近对非洲进行访问时，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所应有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明了和确切的阐述。 在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八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日益巩固，并已获得新的发展，从而对创造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信任和融洽相处的气氛作出贡献。这样一种国际关系无疑地能使各国人民在自由、平等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获得满足和好处。 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满意地看到，我们两国之间已经签订了贸易协定与技术合作协定，两国代表团的频繁来往增进了有着共同命运和走上进步与社会正义道路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我愿意在这里重申，你们的成就和你们时时刻刻进行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成就和斗争。我们为你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而欢呼。 中阿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战斗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第4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接见我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河内三十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今天早晨在主席府接见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李达上将率领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接见时，胡志明主席和中国同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同他们一起摄影留念。接见时在座的有越南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黄文泰中将等。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也在座。

第4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代总统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雅加达三十日电　印度尼西亚代理总统苏班德里约今天在这里接见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并且和他就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4版()专栏： 赞比亚总统副总统分别接见我政府代表 新华社卢萨卡二十七日电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今天上午接见了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驻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大使何英。 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卡翁达总统在谈话中，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过去几年中对赞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所给予的坚决支持。 新华社卢萨卡二十八日电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鲁本·卡曼加昨天下午接见了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的中国政府代表何英，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卡曼加感谢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赞比亚人民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发展和加强我们两国间存在的友谊。这种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

第4版()专栏： 我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拜访埃塞俄比亚大臣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二十九日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展览团团长侯桐今天下午拜访了埃塞俄比亚宫廷大臣塔法拉·沃克·基丹·沃尔德。 他们亲切友好地讨论了预定十一月初在这里开幕的中国展览会的准备工作。 埃塞俄比亚宫廷大臣对这次展览会表示关切，并且相信中国的展览会将获得成功。在这以前，侯桐曾分别拜访了埃塞俄比亚商工助理大臣塔德塞·莫格塞、新闻助理大臣克贝德·阿斯法乌等高级官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第4版()专栏： 我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宴请奥地利客人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弗朗兹·约瑟夫·哈斯林格为首的奥地利工业家协会访华考察团。出席宴会的，有张化东、张先成、王汉民、王野、张辑川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第4版()专栏： 结束在我国的友好访问 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从广州离开我国 新华社广州三十日电　由新西兰共产党惠灵顿地区委员会主席丹·麦卡锡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在参加了我国庆活动和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后，今晨从广州乘火车离开我国。 二十八日晚，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陈郁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根生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全体同志。 今天前往车站欢送代表团的，有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主任韩宗祜等。 代表团是在访问了北京、延安、西安、重庆、武汉、上海、杭州等地以后，于二十七日从杭州乘飞机到达广州的。代表团在广州参观了一九六四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和佛山石湾美术陶瓷厂等。

第4版()专栏：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二十九日电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副团长高璐率领下二十九日晚到达布加勒斯特。 到机场欢迎的有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部第一关系司副司长康斯坦丁·尼库利纳、第一关系司参事康斯坦丁·扬尼斯库等。 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参赞王栋、商务参赞李斌等也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副团长高璐等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商谈中罗两国一九六五年度贸易问题。

第4版()专栏： 中非友协和我亚非团结委员会 设宴欢迎布隆迪王后 新华社三十日讯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欢迎布隆迪王后德雷丝·卡尼昂加和她的秘书安德烈·恩达鲁林斯。出席宴会的，有张铁生、许广平、沈兹九、曹孟君、谢冰心、杨骥等。

第4版()专栏： 我政法学会副会长宴请哥伦比亚客人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张志让和夫人今晚设宴招待哥伦比亚法律工作者访华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张友渔、武新宇、韩幽桐、王良、杨化南、郭纶、潘自浦等有关方面人士。

第4版()专栏： 我青年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后回京 据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以李文耀为首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四人，结束了在尼泊尔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在访问尼泊尔期间，尼泊尔大臣会议主席图尔西·吉里博士和尼泊尔摄政委员会主席、王储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殿下分别接见了代表团。

第4版()专栏： 英国贸易大臣贾埃到京 新华社三十日讯　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和他的随行人员，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是应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到机场欢迎的有叶季壮、南汉宸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英国驻中国代办贾维和英国机械及科学仪器展览会主席约翰·凯济克也到机场迎接。（附图片） 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前左六）和前往欢迎的叶季壮部长 （前左七）和南汉宸（前左五）等在机场合影。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第4版()专栏： 欢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 我对外文协和中老友协举行酒会 新华社三十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老挝友好协会今晚举行酒会，欢送来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前线的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 在洋溢着亲切友爱气氛的酒会上，中老两国文艺工作者不断举杯，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日益发展，祝老挝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对外文协会长楚图南、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宋西·德沙坎布、中老友协会长连贯在酒会上讲了话。 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在我国访问的两个多月中，曾经在北京、上海等六个城市演出二十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楚图南在讲话中祝贺他们演出的巨大成功，并且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楚图南称赞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具有饱满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战斗精神，充分显示了老挝人民进行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他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决支持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请文工团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和良好祝愿带回斗争的前线，带给老挝人民。 宋西·德沙坎布说，在中国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就象生活在一个充满亲密友爱气氛的家庭里一样。当我们即将同充满国际主义精神和好客的中国首都人民分别时，我们产生了依依难舍的心情。 宋西·德沙坎布热情地称赞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要把中国人民的情谊带给老挝人民，让老中友谊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 在北京的贵宁·奔舍那夫人和老挝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西里马诺旦，应邀出席了酒会。 出席酒会的，还有伍修权、屈武、李伟、曹克强、赵沨、时乐蒙、王元方、胡果刚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 酒会上，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向对外文协、中老友协和中国演出经理公司赠送了老挝艺术品和纪念章。 酒会结束时，中老文艺工作者在一起唱起了中国歌曲《社会主义好》。

第4版()专栏： 十月三十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会见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霍梅拉陛下。图为会见时合影。前左十一是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左十三是王后霍梅拉。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第4版()专栏： 十月三十日晚，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举行国宴欢迎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霍梅拉陛下以及其他阿富汗贵宾。图为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前左一）和王后霍梅拉陛下在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陪同下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第4版()专栏： 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前左四）和王后霍梅拉陛下（前左三）和刘少奇主席及夫人王光美在机场上。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摄

第4版()专栏： 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霍梅拉陛下，应刘少奇主席邀请，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于十月三十日到达北京。图为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由刘少奇主席陪同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第4版()专栏： 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由刘少奇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陪同步出机场时，受到首都群众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第4版()专栏： 首都人民载歌载舞欢迎阿富汗国王和王后。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第5版()专栏： “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文艺报》编辑部 编者按：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还是“写中间人物”？这是当前有关文艺创作问题的一个重要争论。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是关系到文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文艺报》编辑部写的这篇文章，对“写中间人物”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现将全文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转载如下。 争　论　的　焦　点 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形象，能不能够在革命文艺中大放光彩？体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能不能够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着我们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坚决要求工农兵的先进榜样在文艺创作中得到突出的表现。资产阶级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总是反对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进入文学艺术领域，或者用各种办法来贬低它，排挤它，削弱它在文艺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斗争就越发尖锐化起来。 我们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呢，还是“写中间人物”？这是当前存在的尖锐问题。创造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这是无产阶级的主张，它保证我们的文学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写中间人物”，这是资产阶级的主张，它引导我们的文学走向资产阶级的歧途。这两种主张是不可调和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的主持人之一邵荃麟同志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从文艺反映现实、文艺的教育作用、文艺创作现状等方面，找出各种理由，反复强调“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贬低写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要求作家们大量描写所谓“中间人物”。邵荃麟同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人民群众中间，正面英雄人物是少数，“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因此要大量描写“中间人物”。 二、文艺创作要反映社会矛盾，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因此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 三、“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应当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四、在文艺创作中，英雄人物写多了，“中间人物”写少了；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要多写“中间人物”。 此外还有不少说法，暂不一一列举。总之，说来说去，无非是要把“写中间人物”推到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这就势必要把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从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上排挤下来。 文艺创作要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就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然也包括群众中介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暂时居于中间状态的人物。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类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今后也会不断地出现。现在的问题是：邵荃麟同志创造了一个“中间人物”的特殊概念，提出了一套“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用来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这就是当前争论的焦点。 什么是“中间人物”？ 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物呢？ 按照邵荃麟同志的解释，所谓“中间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中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的人，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之间的人，是身上有“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据说，在人民群众中，这种“中间状态的人是大多数”，“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按照大连创作会议后几篇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的解释，有的说是“自私自利的人”，有的说是“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这就把落后人物也包括在“中间人物”的范围内了。有的说，“中间人物”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那就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了。实际上，邵荃麟同志自己有时也把“中间人物”同落后人物、“小人物”混为一谈，并没有把界线划分清楚。 为了说明“中间人物”的概念，邵荃麟同志等还从文学作品中举出了一些“中间人物”的例子（见《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按照他们的举例和说明，所谓“中间人物”，原来是农民和工人中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是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人，是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人，是充满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精神负担”的人。 那么，把我国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概括为如此这般的“中间人物”，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呢？ 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也有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当群众的革命要求、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起来的时候，初看起来，中间状态的人物是为数不少的。但是，这种中间状态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不确定的状态。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绝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态度迅速地发生变化，群众中间长期蕴蓄着的革命积极性，终于象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这时候，社会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正面与反面，互相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表现得日益鲜明，各种社会力量的阶级本质也都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历史证明了，我国工农群众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工人农民和士兵，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是我们社会主义江山的擎天大柱。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大连创作会议是着重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的。邵荃麟同志是提倡以“现实主义”态度来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的。那么，就农民来说，是否象邵荃麟等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反复指出：我国广大的贫农下中农，是积极拥护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是上中农，他们是少数。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辉历程，完全证实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以贫农下中农为骨干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风吹不倒，雷打不散。所以，从广大农民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来看，那就决不是“两头小，中间大”；而是农民的绝大多数，包括一些曾经有过摇摆的农民，经过暂时的徘徊观望之后，都终于自愿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可是，邵荃麟同志不是这样看。照他看来，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缺乏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甚至“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按照这种看法，我们新中国就根本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恢复到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中间人物”这个特殊概念的反动性和荒谬性，不是昭然若揭吗？要知道，抹杀广大农民、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否定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国内外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工农群众的阶级地位，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事实上，我国工农兵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固然，广大群众的思想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有先进的，有落后的，也有不少是介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在群众中间，有各种落后的东西，要彻底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需要长期的奋斗。但是，总的看来，工农兵群众较之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总是要健康得多，总是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新事物。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必须长期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经过不同程度的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还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可是，在政治态度上，也是不同程度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问：凭什么硬说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介乎好人坏人之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之间、动摇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说这话的人，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于我国伟大现实、伟大人民的诽谤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社会的主人。说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也就是无知无识、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群氓”，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这不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可见，邵荃麟同志等所创造的“中间人物”这个概念，不但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反人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宣扬者们，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看群众。他们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把革命运动过程中部分群众暂时处于中间状态（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的现象，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现象，并且把它无限地膨胀起来，似乎不论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对待革命、对待革命思想的态度都是中间状态的。他们把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都包纳在“中间人物”的范围内，用来壮大“中间人物”的声势，以便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并且按照这种“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我们文艺的精神面貌，改造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凡是热爱革命事业、革命文艺事业的人，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什么人代表着时代的主流？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几个主要理由，看看它们是否站得住脚。 第一，借口英雄人物是少数，认为不可多写；强调“中间人物”是大多数，主张大写而特写：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 我们要问：文艺创作对于生活的反映，是机械的、照相式的反映呢，还是主动地、创造性的反映？是为反映而反映呢，还是有目的、有重点的反映？是仅仅反映生活的现象呢，还是要通过现象反映生活的本质？邵荃麟同志不是口口声声反对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吗？可是，按照他提出的公式——英雄或非英雄在艺术描写上数量的多寡，应当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人数的多寡成正比例，岂不恰恰是一种极端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公式吗？ 社会主义的文艺，要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不努力创造群星灿烂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前面说过，把工农群众的大多数看成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是根本错误的。当然，在广大群众中间，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英雄人物还不是大多数，但也决不是极少数，而是已经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这些人是时代的精华，人民的精华，阶级的精华。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是群众的带头人，代表着广大群众的今天和明天。革命的文艺家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一边，用热情的笔墨，为新事物开辟道路。必须看到，在我们文艺家的笔下，英雄人物不是写得多，而是写得太少；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艺有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现在应当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文艺家们听信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不去着重描写代表时代主流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而去大写特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那就不但不能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本质，而且我们文艺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全面地实现了“写中间人物”的一套主张，在我们的文学书刊上，戏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到处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满身都是“旧的东西”——“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和“阴暗心理”的人，那将把我们的伟大时代、伟大人民歪曲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文艺还配称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 第二，说当前的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要写矛盾，就要大写“中间人物”。这个理由是臆造的，根本不能成立。 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反映当代的社会矛盾，其中最主要、最普遍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的文艺应当把这种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各种人物，影响广大群众，推动矛盾斗争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所谓写矛盾，主要是写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今天说来，主要是兴无灭资的斗争；这就不能不着重描写矛盾的主导面，不能不着重描写站在矛盾的主导面解决矛盾、推动生活前进的英雄人物。固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革命风暴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排斥对于矛盾斗争的侧面描写，包括对于某些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描写；然而，难道不是处于矛盾斗争漩涡中心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领袖人物掌握着矛盾斗争的关键，反而是游离于火热斗争之外的“中间人物”更能够体现矛盾斗争的性质和方向吗？硬说“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岂不是要抹杀矛盾斗争的主导面——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决定作用，或者转移矛盾斗争的目标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还指的是“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内心矛盾。邵荃麟同志站在“中间人物”的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同情倾注在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身上。在他看来，这些人夹在互不相容的两条道路中间，要观望而不能长期观望，要徘徊而没有徘徊余地，好不痛苦！他不是以批判态度、而是以同情态度看待“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他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能够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相反，他是以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世代相传的、农民身上固有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他竟然认为，我国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的伟大过程，不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解放过程，而是“痛苦的过程”或“苦难的历程”。这样，他所说的“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就是意味着所谓“中间人物”的农民被一场革命风暴卷入社会主义浪潮时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要求作家们着重描写这些农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苦难的历程”和“阴暗心理”。显然，这决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用极端阴暗的心理看待翻身农民和农民的翻身事业。根据这种理论主张写出来的作品，断然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第三，夸大“写中间人物”的教育作用，认定“中间人物”是文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主张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这都是说不通的。 我们的文艺，是工农兵群众前进的号角，是无产阶级战斗的武器，是全体劳动人民文化生活上的良师益友，而不是一部分“中间人物”的专用课本。群众中的先进与落后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中间状态终归是要向两极分化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则是长期存在的。夸大“中间人物”的数量，从而夸大“写中间人物”的教育作用，都是经不住客观事实的检验的。把文艺的教育作用任意割裂，似乎写先进人物就为的教育先进分子，写落后人物就为的教育落后分子，而“写中间人物”就为的教育中间分子，这不是极端简单化和机械论，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因此必须着重描写体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当然，正确地描写群众中不自觉、半自觉的人物的改造过程，也是需要的，凡是写得好的，也会产生良好的教育作用。可是，正象在实际生活中，落后的或比较落后的人们的转变和进步，往往是由于先进分子的带动、帮助和影响；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的强大教育鼓舞作用，也决不是“中间人物”的描写所能代替的。从刘胡兰、李有国、董存瑞、朱老忠、许云峰到雷锋、梁生宝、李双双、大寨英雄、南柳英雄和大庆英雄们的动人形象，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但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从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看问题，总是抱怨群众缺乏鉴别能力。他们看到有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及“中间人物”写得那么细致，却反而受到群众更大的欢迎，为此忿忿不平。这说明他们多么不了解群众力争上游的感情，不了解群众对于英雄人物的渴望；对于文艺的教育作用，他们的认识又是多么肤浅和片面化啊。社会主义文艺对于广大群众和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是以正面的教育为主呢，还是以反面的或侧面的教育为主？是单靠冷静的分析呢，还是要结合以热情的鼓舞？是引导群众向前看呢，还是引导他们向后看？是激励群众奋发起来呢，还是宣扬消极、动摇的情绪使得群众消沉下去？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英雄的时代，需要英雄的形象。人民群众多么渴望从书刊上、银幕上、舞台上看到更多更好的、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共产主义风格的光辉榜样，成为鼓舞群众兴无灭资、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工农兵群众多么渴望文艺作品发挥更大的正面教育鼓舞作用，帮助培养青年一代，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却力图把那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自私自利的落后人物、浑浑噩噩的“小人物”推到文艺创作的主要地位；同时抱怨写共产主义风格太多，反对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这不是排斥社会主义文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什么路子才是宽广的？ 第四，说英雄人物写得多，创作的“路子就窄了”；只有多写“中间人物”，路子才会宽广起来。这真是奇谈怪论！ 要辨别路子的宽与窄，首先要问：是什么样的路子？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路子呢，还是资产阶级文艺的路子？前者是无产阶级开辟的光明大道，后者是资产阶级走绝了的死胡同。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我们的时代，英雄人物的活动天地是无限广阔的，作家描写英雄人物的可能性也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是大公无私，敢想敢干，同样是共产主义风格，在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具体人物身上的具体表现，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英雄主义，是文艺史上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伟大主题，从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一切有志之士，纵使竭毕生的精力，也是写不完、画不完、唱不完的。至于那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那些动摇的人，多余的人，自私的人，渺小的人，阴暗的人，内心分裂的人，则是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作家们早已写烂了的，是文学史上的陈腔滥调。今天的作家们用新的观点来写，自然还可以写一些。但是，作为写光明的陪衬则可，作为创作的首要任务则不可。在今天提倡大写“中间人物”，势必要把我们的文艺引到资产阶级的死胡同里去。 提倡人物多样化，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英雄人物的描写居于优先的、主导的地位。热情地歌颂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旧文艺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取消了这个特色，就是取消了社会主义新文艺本身。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文艺只能写英雄，只能写模范，不能写其他人物。写英雄，写模范，也要在矛盾斗争中、在各种人物的关系中表现他们，才能真实地、生动地描写出来。但是那些口口声声念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却一味地抱怨“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只有资产阶级文艺的老路才是“宽广”的！围绕着人物描写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吗？ 近几年来，有些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于创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性，没有进行有力的宣传，有时还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把创作引入歧途。同时，不少作家由于世界观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造，加之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群众的火热斗争，他们对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缺乏热烈的阶级感情。这样，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间，新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出现得很少，文学的革命性、战斗性因此减弱了。作为文学团体的领导人，邵荃麟同志不是针对这个缺点，鼓励和引导作家们为创造英雄形象、提高文学的战斗力而奋斗；反而说什么“革命性是够的”，“革命性都很强”，不要多写革命性强的英雄人物了，而要多写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中间人物”。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不总是宣扬“中间人物”的描写“有深度”，鄙薄许多英雄人物的描写犯了“单纯化”、“简单化”、“概念化”的错误吗？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只肯在“写中间人物”方面“锦上添花”，不肯在写英雄人物方面“雪里送炭”呢？要写好英雄人物，就必须鼓励作家们投入群众的火热斗争，从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概括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却与此相反，他们宁愿作家们安于现状，描写平凡琐碎的小事情。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凡是有利于工农兵、有利于工农兵方向的事情就那么不热心，凡是不利于工农兵、不利于工农兵方向的事情就那么热心呢？ 反对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原意 邵荃麟同志肆意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话，作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根据，也是应当受到反驳的。 邵荃麟同志对于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做了极其错误的解释。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恳切地希望和要求作家着力表现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描写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认为这种描绘应当“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恩格斯批评《城市姑娘》的作者把工人形象描写得过于消极，缺乏典型意义，没有正确地表现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风貌。不难看出，恩格斯对这本小说是不满意的，他寄希望于这位女作家的另一部作品，热望她在以后的创作中着重表现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这样一封充满革命精神的信，难道可以歪曲为似乎恩格斯也赞成着重描写工人阶级的消极面，大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吗？ 谁都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歌颂无产阶级，歌颂工农兵，歌颂光明，要求作家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观察、分析各个阶级，各种人物，各种社会现象；认为必须这样做，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写出适合工农兵需要的作品来。难道这些话也可以加以歪曲，似乎毛主席也赞成着重描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吗？ 恩格斯早就批评过德国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作家们，责备他们“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而一味地“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这同《给哈克纳斯的信》中反对专门描写工人生活的消极方面，思想立场是一致的。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的按语中说：“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八、九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现在，邵荃麟同志却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原意，为自己的错误主张作辩护，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写中间人物”这个理论主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可见，从文艺反映时代、文艺的教育作用和文艺创作现状来看，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错误解释来看，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及其主要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同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 必须指出：尽管这种理论主张是极端错误的，经不住驳斥的，可是它仍然有一定的迷惑作用，可能受到、事实上已经受到一部分作家的欢迎。欢迎这种主张的，有以下的几种人：第一种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本不赞成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敢公开说要颂扬资产阶级，要反对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他们欢迎“写中间人物”的理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实际上导致颂扬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第二种人，由于脱离群众的火热斗争，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看不到群众中间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物，看到的都是消极的、落后的东西。他们欣赏消极的、落后的东西，对先进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们的精神世界太窄了，容纳不了新时代英雄的高大形象。这种人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停留在“中间人物”的水平，当然欢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第三种人，知道写英雄人物是一条比较艰苦的路，要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创作上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要全心全意同工农兵结合，要积极参加工农兵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们害怕困难，宁愿走轻便的道路，听到有人把这种旁门便道理论化了，可以心安理得地、大摇大摆地走下去了，自然非常高兴，认为替自己“开了路子”。此外，有些同志长期忽视理论学习，不注意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很容易做别人的思想俘虏——不是做教条主义的俘虏，就是做修正主义的俘虏。无论从什么角度赞成“写中间人物”的主张，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正确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已经或者可能成为修正主义的同路人。现在应该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深化”？ 用“写中间人物”代替写英雄人物，势必要排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什么是“现实主义深化”呢？据说就是要写出现实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如果是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正确地描写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艰苦复杂的战斗历程，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却是要通过大量的“中间人物”形象，着重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概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而革命的新事物，新人物，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风貌，是没有纳入他的“现实主义深化”的范围之内的。请问：这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邵荃麟同志把我们文学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抽掉了革命性。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更是抽掉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沿着这样的现实主义“深化”下去，岂不是要把我们的文学拖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变种吗？ 同“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主张相配合，邵荃麟同志还特别提倡文学创作描写“平平凡凡”的事物，提倡“以小见大”，“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把这看做是达到现实主义深度的重要途径。如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来认识生活，当然也可以从工农群众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具有尖锐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东西，加以集中概括，写出因小及大的作品，这种作品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抛弃了革命精神，厌倦于革命斗争，堵塞了投身于火热斗争、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天天关在书斋里体味着“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的奥妙，眼光势必局限于狭小的日常琐事上，那就只能写出平庸的、渺小的东西，只会以小见小，不会以小见大，哪里能够表现出大时代的壮美诗意呢？ 然而，邵荃麟同志正是要用他那“现实主义深化”和“平平凡凡的现实主义”来代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革命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是描写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火热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面貌。革命浪漫主义的灵魂，是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有机地互相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创作方法。提出这个创作方法，为的促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进一步地革命化：不仅正确地反映现实，而且对现实产生强大的革命改造的作用。实践这个创作方法的主要前提，是文艺家思想感情的革命化。文艺家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然会抛弃资产阶级老一套的创作方法，接受无产阶级的最好的创作方法。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创作方法从来不是强加于任何人的；但也不允许任何人对它做任意的曲解。 邵荃麟同志一方面说我们的文学革命性“够”了，革命英雄主义“多”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什么革命浪漫主义了；可是另一方面又说，从他那“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将要“产生强大的浪漫主义”，这不是很奇怪的吗？难道革命浪漫主义不是产生在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火热斗争中，成长在作家的革命热情与革命理想中，体现在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中，而是产生在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和根本缺乏革命性的“中间人物”的描写中吗？既然不要革命了，所谓从“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怎么可能呢？ 需要照照镜子 我们的文艺是要着重描写工农兵的先进人物呢，还是要大写所谓“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是歌颂工农兵群众的丰功伟绩呢，还是宣扬或者“暴露”他们身上的所谓“旧的东西”？这是文艺家的根本立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根本分歧。提倡“写中间人物”，提倡“现实主义深化”，实质上就是提倡作家不去写先进人物，不去歌颂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人民前进；而是提倡作家热中于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者“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斗争，是没有间断过的。我们批判过电影《武训传》，因为它把武训这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当做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加以歌颂。我们批判过胡风反革命集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诋毁新英雄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反对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的反动言论，批判过他们歪曲革命现实、歪曲工农兵形象的反动作品。胡风不是起劲地宣扬过“精神奴役的创伤”、“真实的现实主义”这类反动透顶的理论吗？胡风不是提倡过描写“最平凡的事件”、“最停滞的生活”，鼓吹过“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从一粒砂看世界”的谬论吗？胡风不是诬蔑我们提倡描写重大题材、英雄人物、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主张是一把“扼杀文艺”的“刀子”吗？曾经参加过批判胡风等人的反动文艺思想的人，今天却拾起胡风等人用过的武器，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作斗争，这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 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是我们的反面教材。现代修正主义者诽谤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的革命英雄形象是“钢骨水泥堆起来的人”，是“公式化”的产物。他们提倡“非英雄化”，说什么无所谓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鼓吹大写“既说不上好又说不上坏的普通人”。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是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当做时代英雄加以歌颂，就是津津有味地讲述“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招牌，卖的是资产阶级文艺的私货，从而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附庸。“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倡导者们，难道不该用现代修正主义文艺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吗？ 邵荃麟同志提倡大写“中间人物”，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一九四一年，正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他的小说集《英雄》一书的《题记》中说：这个集子的“各篇里所描写的，非但找不到半个英雄，相反地，倒几乎全是一些社会上最委琐最卑微的人物。”而“对于这些卑微的人物，我却是爱好的，好象是朋友在一起厮混得久一些，自不免有一种眷恋之情。”可见，“非英雄化”的思想，在邵荃麟同志的脑子里不是今天才有的。 必须看到，经过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现在谁要赤裸裸地提出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反对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公开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张目，是不大可能了。现在一些人的办法要巧妙得多，他们表面上还说一些拥护党的文艺方针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尽量宣扬一些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东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来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物争地盘；提出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装扮起来的似是而非的主张，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主张，来迎合文艺界一部分人的落后心理，使他们逐步脱离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因此，当前的斗争，就更带有曲折的、复杂的性质。不能简单地对待这类资产阶级的理论主张。应当认真地对待它们。它们在文艺界是有一定市场的。 这是文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 近几年来，在我国政治、经济各个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得很激烈。这个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文艺战线上来。围绕着“写中间人物”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以及必然要展开的对这些理论主张的讨论和批判，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上的一个尖锐的反映。 邵荃麟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第一，在我国城乡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的时期，邵荃麟同志等提出了“中间人物”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及其说明，我国工农群众的大多数，广大各阶层的人民，都是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游离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外的；而坚决革命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仅仅是少数人。实际上，这是用“中间人物”这个超阶级的概念来造成混乱，模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阵容，抹杀广大群众（包括群众中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革命要求，否定群众中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群众基础，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基础。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的。它只能起到壮大资本主义声势、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的反动作用。 第二，文艺创作是通过人物描写体现作家的思想立场的。主张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就是力图巩固与扩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文艺上、在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和影响。主张“写中间人物”，这就是力图削弱与缩小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文艺上、在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和影响。前者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热情歌颂，用体现在英雄人物身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后者是通过对“中间人物”消极方面的同情和欣赏的笔墨，用体现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民群众。所以，在文艺创作上，排挤英雄人物，就是排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以同情和欣赏的笔墨“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歌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削弱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正象毛主席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尖锐：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家，特别是党员文艺家，是鼓舞工农兵群众同心同德，从事兴无灭资的斗争呢，还是使得群众离心离德，败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但是有些人借口英雄人物是“萌芽”，人数比例“小”，认为值不得多写；他们动不动就把写英雄人物同“公式化”“概念化”扯在一起，以“证明”英雄人物之不可多写。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列宁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第四，同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任务相对立，而提倡“写中间人物”；同描写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的要求相对立，而提倡“写平平凡凡”；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相对立，而提倡“现实主义深化”：这一切都是要抽掉我们文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抽掉它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现实性，使它变成一种不革命或革命性稀薄的“中间文学”，然后沿着资产阶级的斜坡滑下去，直到变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文学而后已。事实上，“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是不会停留在“写中间人物”这一步的。他们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小人物”吗？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反党的“英雄”吗？这些人也不会停留在“写平平凡凡”这一步。他们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很不平凡的、“批判”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吗？所谓“现实主义深化”，必然要向着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深化”下去，愈陷愈深。阶级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可见，我们同邵荃麟同志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力量，竟然在我们文学团体的领导机构中间，找到了它们的代言人。这个事实，还不够使我们十分痛心而猛醒起来吗？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我国农村形势发生暂时困难的时候，有些人脱离了工农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火热斗争，看不见工农群众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丧失了革命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光辉的英雄形象……这些旗帜都应当收拾起来了，而应当代之以“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旗号。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是并不存在的。他们宁愿把所谓“中间人物”当做他们的理想人物，实际上是用落后人物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用反面人物的心理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斗争，用灰暗的色彩来描画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如果他们的主张实现了，势必要取消我们文艺的革命灵魂，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这种文艺只能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为了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阵地，必须针对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主张，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批判，清除它们的恶劣影响。

第6版()专栏：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 《文艺报》编辑部 最近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文艺报》等编辑部，按照当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要求，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深入检查近几年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写中间人物”的错误主张，就是这次着重检查和批判的重大错误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个错误主张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一的邵荃麟同志。他在一九六○年冬天至一九六二年夏天，曾在《文艺报》编辑部反复鼓吹这个主张，要求《文艺报》写出专论和评论，公开宣传。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来自八个省市的十六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正式向作家们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同时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并就当时农村形势、人民内部矛盾和文学创作现状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大连创作会议后，《文艺报》及其它刊物曾发表文章公开宣扬“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在文艺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在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等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同志们根据大量事实材料，针对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及其它错误的理论主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批判。会议认为：“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理论主张，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相对立、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相对立的极其错误的理论主张；为了消除这种理论主张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产生的不良影响，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应当公布有关材料，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彻底的批判。现在，为便于文艺界的同志们和读者们参加讨论和批判，我们把邵荃麟同志有关“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要言论及其它有关材料，分别报道如下。 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编辑部反复鼓吹“写中 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年间，《文艺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评论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侧重在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着重肯定了梁生宝这个新人物的形象，而较少谈到梁三老汉这个“中间人物”。邵荃麟同志对这个现象多次表示不满。十二月间，他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是不够的。”又说：“当前创作的主题比较狭窄，好象都只是写共产主义风格。” 一九六一年三月，邵荃麟同志要求《文艺报》继《题材问题》专论之后，再写一篇《典型问题》的专论，着重提倡人物描写的多样化，实际上是提倡“写中间人物”。他说：“光是题材多样化，还不解决问题。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曾多次催促《文艺报》的同志动笔。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讨论重点选题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说：“作家为一些清规戒律束缚着，很苦闷。希望评论家能谈谈这些问题。当前作家们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现实主义基础不够，浪漫主义就是浮泛的。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作家也感到有束缚。陈企霞认为不能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批判这种观点时，却形成不是正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忽略了中间人物；其实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他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打破这种“束缚”，把“写中间人物”列入重点选题计划。 同年七月十三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歪曲地解释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作为他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理论根据。他说：“对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的话，发生了一种误解，似乎恩格斯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把《城市姑娘》中的主人公耐丽的觉悟程度写得很高。实际上，恩格斯是批评作者对主人公与整个环境的关系没有写好，没有写出典型环境，把群众写成是消极的。至于女主人公耐丽，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半自觉的。”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宣传“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正式向作家们提 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引言和总结性发言中，极力贬低写新英雄人物的重要性，反复宣扬“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在谈到我们的文艺现状时说： “我们的创作，总的看来，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他说，我们作品中的人物， “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他认为：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此他发表了以下的见解：“说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萌芽的东西也是典型，如高尔基的《母亲》，这也对，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现在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是写出矛盾，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 邵荃麟同志特别不赞成创造新时代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认为这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在作祟。他说：“写英雄人物不是必须有缺点，而是必须有发展过程，应该写他的发展过程；如果只写他完美无缺，也就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了。在《创业史》里，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在《红旗谱》中，朱老忠固然是典型，严志和同样也是典型。现在的评论，讲《创业史》就只讲梁生宝，不讲其它，讲《红旗谱》只讲朱老忠，不讲严志和。作家要有勇气。有勇气也确实不大容易。赵树理写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也有许多人责难他。作家对此要顶风。在多种多样的人物中，还是要写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也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打破这些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会使我们的创作更为发展。这一方面是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作家也要有自己的见解。”又说：“熟悉甚么就写甚么，只要立场站得稳，‘拔高’、提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拔高’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脱离现实，拔出来离开泥土。提高还是要讲的，提高无非是概括，无非是典型化，把平平常常的东西集中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反复强调“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最进步最先进的人，用不着你教育。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只写英雄模范，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创造性格，主要是依靠人物自己的行动、心理状态来反映他性格的矛盾。修正主义宣扬内心生活的阴暗，把我们吓住了。阴暗心理可以写，为阴暗而阴暗就不对了。”又说：“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中间大，两头小，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同志认为，他心目中的一些“中间人物”之所以写得好，就因为作家写出了这些人物身上的“旧的东西”，即所谓“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他说：“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山乡巨变》中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有旧的东西。” 在会议上，邵荃麟同志不止一次地以《赖大嫂》这个短篇小说（西戎著，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例子，说明作家在描写赖大嫂这类身上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时，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他说：“短篇碰到另一问题，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怎么办？多少年来，有那么一个框框。有的能解决；有的条件不够，不能解决。过程不可能完结，怎么办？农民的转变刚刚开头，可是为了解决问题，转变就要写出来，否则，批评家就出来了。比如《赖大嫂》就遇到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特别是演戏，不解决问题，批评就来了。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过去的社会问题剧，只是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今天我们更强调教育人民，指出方向。但是，是不是在小说里当场解决？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短篇小说概括时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又说：“有些矛盾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比如农民转变，不是一下子解决的。对西戎同志的《赖大嫂》，就有人说：为什么没有转变？这是很困难的。” 同时，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人民群众思想改造的“苦难的历程”。他说：“思想意识的改造是艰巨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知识分子从旧到新，是‘苦难的历程’。‘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还不艰巨、痛苦？中国的鲁迅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也是这样。柳青《创业史》的题词是：‘创业难’。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说写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激动人心？就因为把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估计不足。”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再一次歪曲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的原意，并进而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意，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他说：“恩格斯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结果被理解为环境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性格是社会主义的人。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写出典型环境，结果演绎出不能写消极，连半自觉的小人物也不行，除了最完美的英雄人物，其余的都不算。有人因此提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世界上只能有那么几个典型，无产阶级的典型，只能是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这是非常有害的理论。后来，看了《城市姑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说写的是平淡而又平淡的故事。恩格斯并不是责备作者把女工写得那么消极。那时有那样一个女工，并不奇怪。问题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没有一个工人同情、支持，这就不够典型了。这是指人物与现实环境的关系问题，即要写人在一定环境中的变化，而不是说人物本身是不是消极的问题。如果把《城市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写成英雄，整个故事也就没有了。一定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不怕困难的，也有动摇的，偷东西的，违法乱纪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都与环境有关系。作家的反映，这里有主导的一面。总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毛主席要我们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否则，就会产生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造成很大的压力。” 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相联系，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平平凡凡”、“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他说：“前几年有种理论，好象平平凡凡就不够劲，这是一种偏见。首先要看艺术有没有感动人的东西。我看我们还是百花齐放，看扎根深不深，现实主义基础深不深。”“短篇小说比长篇更难写，将一个复杂的东西，通过艺术的概括，以小见大，象树干的横断面，可以看出年轮和树木的性格。复杂与单纯的关系是：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这与单纯化不同。鲁迅、契呵夫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平平常常与轰轰烈烈的问题，根本问题是生活基础。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风格。最近几年，在成熟的作家中间，风格形成了。让各人发展自己的风格，从平常中见伟大也好，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在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同时，还向作家们宣扬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用来代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据说，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就会“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应当从“现实主义深化”中“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他说：“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表现在人物创造上，比较单纯；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人与人的关系、斗争过程的描写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老坚决”外传》（张庆田著，载《河北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这个作品在地方刊物上还是应该肯定，有教育作用。缺点是人物性格单纯化，主人公名副其实，处处坚决；另一人物王大炮更加单纯化。短篇小说很短，只能强调人物的一点，但这个作品使人感到单纯化，作品中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很快，没有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特别称赞赵树理同志的作品。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邵荃麟同志不但没有正确指出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他说：“在现实性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会上对赵树理同志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他的创作估计不足。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大连创作会议后，《文艺报》等刊物公开宣扬了 “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二年九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了沐阳同志写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一文。这篇文章着重宣扬了大连创作会议上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作者首先对梁三老汉等两个“中间人物”形象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梁三老汉不是先进人物，也不是落后人物。他经过几十年个人创业的惨败，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和变化，出色地反映了处于先进与落后中间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在他身上，作家概括了深厚的历史内容。”作者赞扬了《沙桂英》（唐克新著，载《上海文学》一九六二年二月号）中的邵顺宝“有他自个儿的精神面貌”：既“聪明、能干、心地也算善良”，又“虚荣心重，觉悟不高”、“灵魂是多么卑琐”。然后作者说：“这样的人物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而在艺术创作中却相当少见。”作者指责评论界对这种人物太“淡漠”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认为，提倡不提倡描写“中间人物”，“这涉及到我们对艺术典型的多样性和作品的社会作用的理解”。“文艺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性格越多样，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反映得才会越充分，其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才会更加有力。梁三老汉、邵顺宝和严志和（《红旗谱》）、亭面糊（《山乡巨变》）、喜旺（《李双双小传》）、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这些多样的人物性格的认识意义、教育意义是无可怀疑的。”因此，作者号召作家，要“着力”地“把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多种多样的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并且还给“中间人物”下了如下的定义：“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个定义是当时值班的本刊编辑部副主任黄秋耘同志加上的）。从这些论点和他们所称赞的作品中的人物看来，所谓“中间人物”，主要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同年十二月号《文艺报》，发表了黎之同志的《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一文，批评了这篇文章的错误。一九六四年五月号《文艺报》，发表了刘白羽同志的《英雄之歌》，对“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也有所批评。 一九六二年十月号《火花》上，发表了两篇提倡“写中间人物”的文章。一篇是沈思同志写的《我读〈赖大嫂〉》。这篇文章提出了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作者说：“把现实生活中中间人们的思想、性格的庸俗，这样形象地勾勒出来，使得在现实生活中容易滑过去的落后的、看来又是琐碎的事物，显著地闪现在读者的眼前，那些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以追求钱和利为人生目的的人们，那些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人们，不是都能从赖大嫂的形象上，照见自己的身影，使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受到鞭挞么！”另一篇是侯墨同志写的《漫谈〈赖大嫂〉》。这篇文章认为，“写中间人物”“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作者把“中间人物”解释为“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一九六三年二月号《火花》上，曾发表黎耶同志的《努力塑造新英雄人物》一文，对这两篇文章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一九六二年十月号《河北文学》和同年第五期《文学评论》上，同时发表了康濯同志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一文（两稿在个别地方略有出入），宣传了大连创作会议关于“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这篇文章把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同其他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对比地提出问题，说：“赵树理的作品和人物总使人感到是从深厚的泥土中挖出，并且历经时间的磨炼而总是色泽不减；另有些作品读来倒也实在充满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但冷静地想想，却感到其中的人物似有点神化，因而慢慢便难免色泽稍衰。”作者认为“《老牛筋》（刘澍德著，载《边疆文艺》一九五九年十月号）和《三年早知道》（马烽著，载《火花》一九五八年一月号），又显然都是农村中所谓中间人物的难得的典型。” 康濯同志认为，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整个地比一比，这其中强烈的现实性似乎要稍逊于强烈的革命性”。因此，他特别强调“现实主义”。他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其基础自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因而这当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就不能不构成了整个创作原则中的主要内容。近年间我们短篇小说的巨大潮流，主要地也正是来源于现实主义。”“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原则的追求，必须把现实主义放在主要的位置。怕只有这样，才可能‘结合’得更好，才可能更好地达到百花齐放的繁荣。”康濯同志写道：“我这里只是想强调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赵树理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 康濯同志写道：“所谓文学的重大的战斗意义，历来就包含着给人以教育、影响、知识和欣赏、陶冶、娱乐各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倒恰恰感到在我们的短篇创作中，给人以赏心悦目和高尚娱乐的小巧轻松的作品太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文学上的齐白石？不能借鉴于古代的传奇、话本和《聊斋》上四百三十一篇作品中对种种鬼狐的不同写法？” 在《文艺报》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同志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致认为，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是严重的错误。近几年来，我们还发表了其它一些错误文章，将陆续加以批判。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八、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