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中国缅甸联合公报 奈温将军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当前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东南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领导人对东南亚特别是南越和老挝日益恶化的局势，深表关切；决心继续寻求对局势的和平解决；并且一致认为，应该召开一次关于老挝问题的十四个日内瓦协议参加国的会议。——双方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加速执行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两国领导人重申双方根据两国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所分别承担的义务。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国缅甸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阁下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至十一日在缅甸联邦进行了友好访问。 奈温将军和周恩来总理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当前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有关东南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领导人对东南亚特别是南越和老挝日益恶化的局势，深表关切；决心继续寻求对局势的和平解决；并且一致认为，应该召开一次关于老挝问题的十四个日内瓦协议参加国的会议。 两国领导人回顾了两国在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充分体现了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援的精神，有利于两国的国家建设事业。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双方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加速执行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且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 两国领导人对于两国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不断发展，表示满意。 两国领导人还借此机会重申双方根据两国签订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所分别承担的义务。 会谈在友好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并且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于仰光

第1版()专栏：　　周总理陈副总理离仰光回国　　奈温主席吴蒂汉外长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仰光十二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缅甸进行了友好访问之后，今天清晨乘专机离开仰光回国。 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到机场欢送中国贵宾。 到机场欢送他们的还有缅甸外交部长吴蒂汉，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委员丁佩准将、山友准将、拉汉上校和丹盛上校，国防部军事情报处处长伦上校以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和夫人以及中国大使馆的官员也到机场欢送。 周恩来总理在离开缅甸国境的时候，打电报给奈温主席，感谢他的亲切款待。电报全文如下：仰光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阁下： 在我们即将飞离缅甸国境的时候，陈毅副总理和我对阁下和缅甸联邦政府给予我们的亲切款待，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缅甸联邦繁荣昌盛 祝中缅友好不断增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二日（附图片）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同奈温主席（左三）等缅甸联邦的领导人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传真照片）

第1版()专栏：　　我国今起举行支持越南人民反美共同斗争周 新华社十二日讯　我国人民从七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将举行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共同斗争周。 在这个共同斗争周内，首都将隆重举行集会，纪念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我国其他的一些城市也将隆重举行群众集会。首都将举办有关反映越南人民斗争和建设的图片展览会，还将放映越南影片，介绍越南人民和越南南方人民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1版()专栏：　　刘少奇主席电贺法国国庆 新华社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今天打电报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祝贺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电文如下：巴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阁下： 在法兰西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法兰西共和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深信，随着中法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将会日益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将会得到不断发展。 祝法兰西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第1版()专栏：　　全国冬小麦收割完毕　 多数地区比去年增产 新华社十二日讯　我国南北各地的越冬小麦已经收完，多数产区获得了好收成。目前，各产麦区的人民公社，正在组织大批劳力和畜力，一面趁晴打场脱粒，一面在麦茬地抢种水稻、玉米、甘薯和豆类等晚秋作物。 地处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江苏、安徽和上海市郊区，多数地区的小麦比去年增产。湖北省的一千六百多万亩冬小麦，在扬花吐穗期间遇到了阴雨，一部分麦田积了水，由于各地社队及时开沟排水，采取了有效的管理措施，收成仍然好于去年。收获面积超过去年的江苏省，不仅长江两岸的麦子长势好，就连历年遭受自然灾害的徐淮地区也普遍增产。上海市郊区各县收打的麦子，亩产量大多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黄河流域主要产麦地区，大多也获得了好收成。历年产量较高的山东省胶东地区和泰（安）莱（芜）平原，晋南地区，冀中平原和北京郊区，今年的小麦大都长得秆高穗大，增产幅度较大。山东、河北等省的低洼盐碱麦区，因为雨水充足，盐分被压了下去，加以兴修的水利工程发挥了排水洗碱作用，小麦收成也大大超过了前几年。 以小麦为主的夏熟作物，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江流域和黄淮平原的农村，一向把争取夏熟作物的丰收，作为夺取全年粮食增产的重要一环。去秋，这些地区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比上一年有所扩大。由于冬春雨雪充沛，广大社员进行了精细的管理，小麦在返青期间长势普遍良好。进入四月以后，南北产麦区阴雨连绵，给小麦生长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双重影响。多数地区获得一次饱满的返青、拔节水后，小麦长得更加茁壮；部分地区由于长时间的多雨低温，小麦发生锈病。一些低洼地区又因积水过多，使小麦生长受到一些影响。各地社队根据这些情况，及时采取开沟排涝、防锈病等措施，从多方面加强麦田管理，终于使大面积的小麦获得了好收成。（附图片） 江苏丹徒县江心公社江心大队第八生产队的社员，正在用机器拾小麦脱粒　董维穆摄

第1版()专栏：　　刘主席周总理电贺伊拉克国庆 新华社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今天打电报给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穆罕默德·阿里夫，祝贺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国庆。电文如下：巴格达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穆罕默德·阿里夫阁下： 在伊拉克共和国国庆的时候，谨向阁下和伊拉克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伊拉克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新华社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塔赫尔·叶海亚，祝贺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国庆。电文如下：巴格达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塔赫尔·叶海亚阁下： 在伊拉克共和国国庆的时候，谨向阁下和贵国政府表示诚挚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祝伊拉克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第1版()专栏：　　新会中级农业技术学校多快好省为农村培养人才　　学生从社队来到社队去 六年来，这个学校共培养三百多名农业技术人才。学生都由社队选送，绝大多数是经过一定劳动锻炼的贫下中农子弟；毕业后回到原来社队参加劳动，和农民一样评工记分，既是普通的劳动者，又是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 本报广州十二日电　广东省新会县中级农业技术学校，坚持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共新会县委提出的“半耕半读，从社队来，到社队去”的办学原则，多快好省地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一部分毕业生已成为公社和大队的技术骨干。 新会中级农业技术学校是在一九五八年创办的。六年来，共培养了中专班毕业生三百三十七名，其中有二百一十八人回到生产队，当了生产队长、育种员、技术员；有六十七人在公社搞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还有一部分毕业生作了教师、会计和售货员。另外，有一千一百零五人在该校和农业部门合办的各种短期训练班毕业。短期训练班的学员有生产队长、技术员、会计、畜牧保育员、农业中学教师等。他们结业后全部回社、队工作。 新会县不少社、队干部非常称赞中级农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说他们是“能文能武的好后生”、“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一九六○年中专班毕业生邹朝根，回到司前公社邹边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不久被群众选为生产队队长。邹朝根在这几年中，积极领导群众改良稻种，改良土壤。这个队原来有十五亩酸性田，连年失收。邹朝根把他学习到的改良土壤的知识教给群众，发动群众采取多施有机肥料、适时灌溉等办法，改良了酸性田的土质。这些酸性田去年平均亩产达到五百斤。一九六○年中专班毕业的柯明福回到礼乐公社作技术员，他密切结合生产实际进行科学研究。礼乐公社的土质原来不易种植花生，每亩产量只有六、七十斤。柯明福从一九六一年春着手进行花生栽培试验。第一年他采用坑播、起畔、适当施用化肥等技术措施来改良土质，当年四亩试验田平均亩产二百八十五斤。以后，他又继续采取选种、深耕、加施磷肥等办法，并在土质较差的早造稻田进行花生与水稻轮作试验，产量逐年提高。一九六二年平均亩产三百二十斤，一九六三年又增至四百一十六斤，最高的一亩达四百六十八斤。通过这些试验，柯明福不但创造了花生的高产纪录，而且为改良稻田土壤、增加绿肥、提高水稻产量找到了有效办法。从去年起，礼乐公社许多生产队都推广了他种植花生和实行水稻与花生轮作的经验。 新会中级农业技术学校为社、队培养技术人才，采取了长短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办法。这所学校的中专班，主要是为社、队培养中级的农业技术人才，招收的是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和初中毕业生，经过两年或三年学习，担任技术工作。这所学校在农闲期间开办的短期训练班，主要是培训社、队生产上急需的各类技术人才。例如一九六三年社、队需要很多农业会计，县委农村工作部便从各社、队选拔了七百多名初中毕业生到校学习农业会计，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回到社、队担任财务会计工作。这个县生产队长一级的干部许多人缺乏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也采用了短期训练的办法。目前，全县二十一个公社都有农校中专班的毕业生，最少的有十人，最多的有三、四十人。至于在短期训练班学习过的学员，每个生产队都有。 这所学校的学生来源和毕业生的分配，是采取“从社队来，到社队去”的办法。这个办法好处很多。它招收的学生，都是经过公社、大队选择和保送的，绝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他们在农村中已经经过一定的劳动锻炼，劳动观点较强。入学前，社、队又对他们进行过教育，学习目的比较明确，能够自觉地努力学习。学校的专业和教材设置，完全是根据社、队各个时期的要求开设的。学生的学业成绩、家庭报告书都由学校发至家长和原选送的生产队，待家长和干部审阅后，再由学生带回学校，凭证注册。这样，既方便社、队及时督促学生勤奋学习，也逐步养成学生对社、队的责任感。学生毕业后都回到原来的社、队参加劳动，和农民一样评工记分，许多人都达到了中上全劳动力的水平。社队干部对这点很满意。社、队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也对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几年来，这所学校中专班的毕业生，百分之九十都是按照所学专业使用的，社、队也注意培养他们，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 新会农业技术学校半天上课，半天生产劳动。学校附设有农场，师生们称它为“绿色实验室”和“技术课堂”。教务处既抓教学，也管生产。班级和学习小组，在生产的时候就是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各班的班主任就是各个生产队的队长，专业课教师也下到队里当技术员。师生在农场生产劳动的好坏，是衡量他们理论能否联系实际、政治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使学生熟悉公社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学校农场的管理工作近似公社的生产管理。通过生产劳动，学校的教学密切联系生产实际，增强了师生的劳动观点，同时也得到经济收益，解决了部分教学经费问题。 这所学校的农场在当地还起了示范作用，成了当地生产的样板。农场自建立以来，水稻亩产量都名列前茅；他们在培育良种方面，也取得优异成绩。 这所学校有取舍地使用了全国性的中等农业学校的教材，增加了地方教材；经常邀请老农和土专家到校讲课，师生每学期还下乡进行调查实习。

第1版()专栏：短评　　近水解近渴 广东新会县举办的中级农业技术学校，历时六年，已有三届学生毕业，取得很大成绩。这个学校有如下特点：一是教育同劳动相结合，学生半天在课堂读书，半天在农场劳动；二是教育同科学试验相结合，学校的农场就是教学和劳动的科学试验场；三是学校教育同公社需要相结合，学生由公社和生产队选送，毕业后由公社和生产队分配工作；四是长期培养同短期训练相结合，学校设有学习二年到三年的中等专业班，也设有学习一周到两三个月的短期训练班。因此，这个学校既为国家节省了办学经费，又为公社培养了技术人才，还对全县农业中学的技术课教学起了辅导作用，一举多得，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办教育的好经验。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每一个人民公社都需要大量具有一定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人从哪里来呢？国家举办的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可以培养一部分，但是从满足各个人民公社的需要来说，实际上会象人们常说的，是“远水不解近渴”。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类学校还不多，在若干年之内也不可能满足农村人民公社在这方面的需要。新会县举办的中级农业技术学校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人民公社要逐步地大量地增加有一定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以推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各个地方应该主要靠自己，也完全可能靠自己。这个学校六年来已经为全县各个公社培养了三百多名技术人才，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生产技术指导和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骨干。象新会县这样的中级农业技术学校如果能够逐步普及，这对农村人民公社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来说，就不是“远水不解近渴”，而是“近水解近渴”了。 新会县的中级农业技术学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学生从社队生产劳动中来，毕业以后又回到社队生产劳动中去。他们在学校既是学生，又是农业劳动者，回去以后，既是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又是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和其他社员一样评工记分，一样按劳分配，他们增加了科学技术方面的本领，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这一点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特别欢迎和称道的。而且，由于他们原来就懂得生产，学习期间仍然不脱离生产，毕业以后再把学来的科学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可以说是“驾轻车，就熟路”，没有多大困难的。这是新会县中级农业技术学校最成功的经验。 全日制中等技术专业学校和新会县这样的中级农业技术学校，各有所长，因此，不能有所偏废，不能重此轻彼。就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说，我们需要很多中级技术专业学校，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象新会县这样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这正同我国的农业生产需要很多机械化农具，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一样。

第2版()专栏： 手不离锄　肩不离担　克勤克俭　一心为公　　老墟公社干部跟社员同甘共苦建设山区　　几年艰苦奋斗，公社改变了落后面貌，成为江西省和华东区的农业先进单位 据新华社南昌十二日电 江西省丰城县老墟公社各级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克勤克俭，团结广大社员，发展集体生产。经过几年艰苦奋斗，这个公社不仅改变了落后面貌，而且成为江西省和华东区的一个农业先进单位。 老墟公社是个山区公社，田多人少，条件艰苦，从前生产落后。从一九六一年起，公社的全体干部都深入群众，与社员同劳动共甘苦。据最近统计，过去三年，十九名公社一级干部，平均每年每人参加劳动七十天；七十一名大队一级干部，平均每年每人参加劳动一百九十天；六百二十名生产队干部，平均每年每人参加劳动二百五十天以上。 这个公社的干部，在农忙时期，都和群众一样，手不离锄，肩不离担，工作在哪里，就劳动在哪里。他们克勤克俭，自觉地珍惜集体的劳动果实，不图个人享受和安逸。公社干部一直在破茶棚里办公，住处简陋。各大队和生产队也都是利用破旧的祠堂等房屋，作为办公和开会的地方。他们的家属和其他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不允许坐享其成。 在社员群众中流传着许多干部克己为公的故事。公社党委书记吕立清，有一次到一个困难队参加插秧。他发现这个队插秧准备不足，临到插秧，有几十亩田无秧可栽；临时买秧又拿不出现钱，社员个个急得不行。这时候，吕立清没有批评大家，而是代表公社检讨了事先对困难队关心不够，并马上拿出自己刚刚领到的工资借给社员赶紧买秧。事后他给住在外地的家里写信说：“这月的工资借给队里买了秧苗，这是关系二十多户社员生活的大事，比解决我们自己的生活困难重要得多。”公社副书记甘开生在城前大队参加劳动，看到有些偏僻村庄的社员每天出工上田总比别人晚一些，“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困难？”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他同这些偏僻村庄的社员一道收工回家。走在路上，发现好几座板桥倒塌了，社员们肩犁挑筐来往过河趟水很不方便；特别是妇女过河要趟湿裤子，更加困难。他立刻想到：必须为群众修桥补路。他把这种情况反映给公社党委，公社党委和公社管理委员会极为重视，立即派干部对全社各个村庄的板桥、道路全面作了调查，拨出一笔经费，帮助各村修桥补路，先后修补好了损坏的板桥三十七座、山道三十五条。 对于生活困难或有病痛的社员，各级干部经常登门探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为他们解决困难。 因为干部带头参加集体劳动，热爱集体，关心群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家齐心合力建设山区。这几年，全公社粮食连年增产。一九六二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六○年以前的正常年景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一九六三年，虽然遇到严重的旱灾，粮食的亩产量仍比一九六○年前增长了百分之十三以上。今年的早稻长得很好，可望有个好收成。

第2版()专栏：　　把钱花在刀刃上　　朱泽民 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往往不那么简单。 天津市有些工厂的锅炉已经相当破旧了，如果大修，比买一台新锅炉花的钱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可以把大修锅炉的钱用来购置新锅炉呢？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最近天津市财政部门破例规定：锅炉大修如果确实不合算，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把修理的钱拿去买新锅炉。 这样一来，工厂企业非常欢迎，都认为规定得好，因为可以把钱花在刀刃上了。 然而，类似是多花钱修锅炉还是少花钱买锅炉这样的问题，并非都已经解决了。天津合成织带厂就有这样的例子。这个工厂生产鞋带的几百台编织机都已经老旧得需要更新了。他们曾经算过一笔账：如果自己动手用上级每月拨给的一千二百多元编织机维修费和材料消耗费，制造新的编织机，在两年之内，不用国家再投资，就可以把几百台编织机全部更新，可以使工厂的成本、劳动生产率、产量、质量、消耗等指标全面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 可是，按照财政制度的规定，车间经费里的材料消耗费和设备维修费，不能用于更新设备。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没有制度。制订制度的用意是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为了维护国家、整体的利益。没有制度，就会出现企业管理上的混乱。拿财政制度来说，专款专用，是使国家拨给企业的各项资金费用能够合理使用的必不可少的保证。 但是，根据一定的原则拟定的制度、规矩，不一定适合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事物。遇到不适合的时候，就应该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也就是说，在工作方法上要有灵活性。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原则性和灵活性，并不是“二者不可得兼”的矛盾。事物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就一个企业来说，片面地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无视普遍性，不顾原则，不管制度，这是错误的。就主管部门来说，只强调普遍性，而无视千千万万的特殊性，把原则条文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死板公式硬套在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上，也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正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认识事物的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工作中还不善于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不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而只是“扣”条文。老实说，这样的工作是省力的，但却是“懒汉”的工作方法。 灵活性并不等于没有原则，更不是不要原则。刘少奇同志在《论党》里说：“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这就是说，衡量原则性和灵活性运用得是否正确，要有一个标准和尺度。就企业的财政制度来说，应该是对国家有利，对促进和发展生产有利，要能够少花钱多办事，而且把钱花在刀刃上。

第2版()专栏：　　依靠集体力量改变荒山秃岭面貌　　福兴段大队十年种树百万棵　　大量的树木对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农业增产起了明显的作用 新华社哈尔滨十一日电　黑龙江省西部风沙干旱地区的龙江县七棵树公社原来只有两棵树的福兴段生产大队，十年来依靠集体力量，在附近荒山秃岭上栽种了一百多万棵树。记者最近访问这个大队时，只见大队周围的十几座山上绿树成荫，村庄和农田周围形成一条条防护林带。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聂永生谈，全大队按人口平均每人已有树四百棵，树林复被率达全大队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九。 大量的树木，对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农业增产起了明显的作用。过去，这里在春耕前后，风沙滚滚。有时种籽都被风翻了出来，人们不得不多次毁种。自从大量种植树木以后，毁种的庄稼逐年减少。今年春季一次播种就抓住全苗。过去每年秋季这里常刮西北风，初霜来的早，庄稼未成熟就遭霜打，造成减产。近两年来由于农田周围有一层层郁闭的林带保护，霜害大为减轻。过去被山水冲刷的大沟，现在也在逐渐消失，比较大的几条沟也开始淤土长草。由于多年植树造林的作用和其他增产措施，保证了农田连年增产。到去年，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已比开始造林的一九五四年提高了一倍。 这个大队多年坚持植树造林的主要经验是依靠集体力量和群众造林。各生产队每年把造林纳入农业生产计划，在安排农业生产的同时，安排植树造林。为了保证幼树成活，他们还采取了农林混作的办法。造林的头两年，在林地里间种庄稼，在管理庄稼的同时，对幼树进行管理，三年以后幼树生长成林，就不再间种庄稼了。各生产队还创办了小型苗圃。他们在公社建立后栽种的树木，树苗全部是自己培育的。

第2版()专栏：　　赣县发动群众管护山林 据新华社南昌十一日电　江西省赣县今年加强了森林保护工作。山林火灾大大减少，山林资源得到了保护。 赣县山林面积现有三百八十多万亩，占全县总面积十分之八。保护和管好山林资源，对发展林业、促进农业关系极大。从去年冬天以来，各公社生产队由群众民主评选出五百多名大公无私、热爱集体的社员，担任专职或兼职的护林员。这些护林尖兵，巡视山林，保护森林资源，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这个县的林业部门，多次利用广播网向全县群众讲解《森林保护条例》，并派出工作组到十一个圩镇，利用群众赶圩的机会向群众宣传这个条例。各公社、生产队还普遍发动社员订立了护林防火制度或公约。许多地区出现队队护林、人人爱山林的新气象。 为管理和护好山林资源，赣县领导机关今春曾经召集森林工业、供销、林垦、手工业生产等部门的领导干部开会，对这些部门经营竹、木、柴、炭等生产工作进行研究，并作出若干条规定，要求这些部门密切配合，共同遵守和执行《森林保护条例》。

第2版()专栏：　　别忘了咱工人阶级的根本　　——老工人李德才教育青年工人常林的故事　　本报记者　宜勤 在北京广播器材厂第四车间先进生产者大会上，常林被选为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度优秀职工。 对于这件事，震动最大的要算常林的爸爸常玉春和妈妈全玉芬。他们是因为儿子当上了优秀职工而高兴吗？当然是这样。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进步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使他们弄懂了一条大半辈子也没有弄懂的道理：怎样才是真正爱孩子，怎样才能为党为国家也为自己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 父亲怕儿子“难受”“扫兴” 不愿诉说苦难家史和身世 常林是常玉春的二儿子，今年二十三岁，一九五八年进北京广播器材厂学习喷漆技术，一九六一年跟他现在的师傅李德才学习冲床技术。常玉春和全玉芬，跟所有父母一样，有一颗热爱孩子的心。常林二十来岁了，冷暖饥寒，还在爸爸、妈妈的心上。平时，常林嫌不好吃的东西，妈妈拿来就吃；常林穿破了嫌难看的衣服鞋袜，爸爸悄悄地穿上。在解放前吃糠咽菜过了半辈子的常玉春夫妇，对于儿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过分挑剔，经常触景生情，可又怕儿子“难受”、“扫兴”，始终不愿意跟儿子提及过去艰难的岁月。 一天晚上，妈妈蒸了一锅热腾腾的窝窝头，常林下班回来，一看是窝窝头，撅着嘴：“又吃破窝窝头啦！”一句话，勾起了爸爸痛楚的回忆：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家里已经有两天锅不动、碗不响了，自己的母亲浑身浮肿……。如果，她老人家那时候一天能吃上一个窝窝头，准能多活几年。常玉春的眼睛润湿了，他多么想和儿子说一说这件事呀！可转念一想：多少年来，自己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就眼泪直淌，儿子听了，心里不更加难受吗？好端端的愉快日子不过，却要找那号事伤儿子的心，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一九五八年，常林进广播器材厂当学徒工的第一个月，就领回来十八元工资，爸爸一看，又很自然地联想起自己三十多年前的学徒生活：学艺三年，一个子儿没看见，吃的是酸饭、烂菜，还要挨打、受骂。他不自觉地说出了口：“这真正不能比呀！”可蓦地抬起头，看见儿子那股兴奋劲儿，就连忙改口说：“常林，你要好好工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呀！” 就这样，在他们生活中，曾经有无数次的事情，使这位老人感情激动过，想和儿子诉说诉说那苦难的家史和身世。但是，一想到怕孩子“难受”，就再也不忍心开口了，屡屡话到嘴边，又噎了进去。因此，以至二十多岁的常林，除了知道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当过学徒，拉过洋车以外，对于悲惨的家史，竟一无所知。加上常玉春夫妇平时对儿子过分地娇惯，使得这个工人阶级的子弟，渐渐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本色，爱吃、贪玩、好享受，生产、技术却不放在心上，进厂当冲床工两年了，连生产图纸都看不懂。 无数次的谈话都失败了 青年人的心为何难打开 常林的师傅李德才，是厂里的六级冲床工、共产党员、五好职工。这个在旧社会比常玉春的遭遇更加悲惨的老工人，同样有一颗热爱常林的心；可是他的爱法同常林的父母却不一样。他认为：要把常林这样的人培养成具有革命精神的硬骨头，就要让他们知道旧社会的阶级苦、血泪仇，知道得越多、越具体、越深刻，就越能唤起他们自觉的革命精神，越能激发他们坚强的革命意志。因此，只要碰到生产空隙或假日，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和常林诉说自己的家史和身世。 一天，下班铃响过好久了，他仍旧坐在机器旁边，手拉着常林的手： “常林，我象你这样大的时候，在一家私营工厂里当学徒，那是什么样的学徒生活呀！成天看孩子、烧火……。一天，给掌柜的倒了一杯茶，不留心，大拇指放到碗边上，掌柜劈头就是一巴掌：‘你的爪子干净吗？’直打得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眼里金星直冒……”。 “师傅为了教育我，夸大事实了吧！我父亲也当过学徒，没听他说过那号事呀！”常林半信半疑。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上班铃还没响，李德才又和常林一起坐在车间里，李德才解开衣衫，露出瘢瘢疮疤的颈部和上胸部。 “我当学徒的时候，每天从早上四点干到夜里十二点，又累又饿，终年睡在又潮又脏的地铺上，得了‘鼠疮’，临解放时，都快死了。再不解放，一百个李德才也给埋起来了。” “师傅，你真倒霉，碰到那么个恶毒掌柜的，我父亲怎么不象你那样？” 谈话又一次失败了。 就这样，无数次谈话，碰到无数次失败。 这件事使李德才困惑不解。是呀！旧社会的阶级压迫，他和许多老工人遭遇到的血泪身世，震动过多少年青的阶级弟兄的心。车间那个外号叫“崔大老爷”的崔双玉，过去谁也不看在眼里，经过李德才和他一起忆苦思甜，现在不是转变过来了吗？模具房里那个不安心模具保管工作的郎振亚，经过李德才的诉苦教育以后，不是下决心当一辈子模具保管员了吗？常林，常林，你这个年青人的心为什么这样难打开？ 不知道阶级苦难和血泪仇 就要丢了咱们的光荣传统 李德才把这一情况向党支部做了汇报，支部书记金泰秀同意他抓紧对年青人进行阶级教育的做法，同时指出对常林这个人还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他总是不能接受教育。 李德才循着支部书记指点的路子想问题：自己对常林有哪些不了解的地方呢？是不是历次的阶级教育没有从他的具体情况出发呢？他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他为什么老和我讲他的父亲不象我那样呢？难道他父亲当学徒的生活真的比我好些？我为什么不对常林一再提起的这件事调查了解一下？ 一个细雨迷蒙的黄昏，李德才下班后，直奔常林家里。常林还没有回来，常玉春夫妇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儿子的师傅。 阶级感情使得这两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象多年故交一样，互相倾诉衷肠。 李德才首先向常玉春倾诉辛酸的往事，引起了常玉春痛楚的回忆：十二岁时当学徒，学过绱鞋、理发、烧瓷……，走的道多，遭的罪多，干不多久，就给老板打得挺不起腰，伸不直腿，最后不得不学拉洋车。拉洋车，免不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大官的拳打脚踢，到今天，落得一身残疾。末了，常玉春示意李德才，别跟儿子提这号事。 李德才惊奇地问他：“为什么？”常玉春委婉地向李德才说，自己想起来心里难受，怕儿子知道了也难过。 常玉春的心情，李德才理解。他的做法，李德才却不同意。 “不，常大哥，在旧社会里，地主、资本家吸我们的血，剥我们的皮，可我们的孩子却不知道谁把他的爸爸、妈妈折磨得不象个人样。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一辈子，却培养出一个敌我不分的糊涂虫、软骨头。再说，一个人如果先吃黄连再吃糖，就觉得糖特别甜，如果从小吃惯了糖，吃蜜也不觉得甜啦！象常林这样的年青人，真是在糖缸里泡大的，可他们不知道我们老一辈过的什么日子，就不会珍惜今天的幸福。这样的人，怎能把社会主义的大旗扛下去呢？”李德才还把常林在厂子里如何不好好生产，如何爱玩等等表现，一五一十告诉了常玉春，最后紧接一句：“不知道阶级苦、血泪仇，就要丢了咱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啦！”这些，常玉春感到很亲切，他约李德才常来他家坐坐。 这以后，李德才成了常林家的常客。他对常玉春经常讲一些厂里青年工人经过阶级教育以后转变了的故事。 话不说不明，灯不拨不亮，受过煎熬的常玉春，本来不是糊涂人，只是因为他身体不怎么好，这些年蹬三轮车，较少参加各种会议和集体活动，对这方面的道理不太清楚。李德才又有道理、又有事实的叙述，使他感到新鲜、在理。儿子不学好的消息，使他震惊，更感到李德才看得比自己正确。他颇有所悟地对李德才说：“你怎么不早来，早来，我这脑袋瓜儿早开窍啦。” 记起当年捡煤核的往事　现在觉悟起来并不算迟 一个星期天，常林和爸爸、妈妈正吃午饭，李德才来了。 爸爸首先开了口：“师傅来啦！在旧社会，哪有师傅往徒弟家跑的？我象常林这样大的时候，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一个下雨天，给老板倒尿盆，摔了一跤，尿盆边上摔掉了一块瓷，被打得昏倒在地上。再看看咱家老一辈吧！常林的老爷爷给地主扛了一辈子长工，最后，给打断了腿，没了腿，讨饭都没法讨呀！以后活活饿死在北京东郊的一所破庙里。”爸爸的泪珠流到了脸上，又落到了碗里。 妈妈接着说：“常林小的时候，全家喜欢他，舍不得他，可也没力量让他不挨饿，一天只能吃一个不到半两粮食的‘螺蛳转’，饿得皮包骨头。五岁了，还不会走路。为着贴补家用，六、七岁就出去捡煤核，拾破烂，挑野菜……”。 提起捡煤核，已经淡忘了的往事，忽地涌上了常林的心头。他依稀记得：一个寒冬腊月的清早，什么也没有下肚，跟着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出去捡煤核。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他冷得实在受不住，走到附近一家有钱的亲戚门口，想避避寒，那亲戚直嚷嚷：“野孩子，别弄脏了我家门槛。”对于儿时苦难生活的记忆，使这个多少年来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的小伙子，第一次体会到阶级压迫的苦痛，他的眼圈红了，喉咙里象塞了一个棉花球似的难受。 妈妈提起常林小时候，爸爸的感情更加激动，他再也忍不住，谈起了一件多少年来没有对人们提起的事情：常林一、两岁的时候，饿得奄奄一息，呼吸微弱，妈妈几次横了心，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爸爸说：“咱养不活啦！送到马路上去吧！兴许有个好心肠的人领去，总比在咱家活活饿死好些。”可是，爸爸说：“他是咱的亲骨肉，死也要死在咱身边，……。”爸爸、妈妈泣不成声了，泪水一次又一次沾湿了衣角。 李德才走过去，拉着常林的手，分外亲切地说：“常林，解放前，天下乌鸦一般黑，咱穷兄弟全是一样受剥削，受压迫呀！” 常林再也忍不住了，他放下碗筷，伏在桌上，抽抽噎噎地哭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感情激动。他扑向师傅面前，哽咽地说：“过去，我总以为师傅为了教育我，夸大事实，今天，我全明白啦！”他又对父亲和母亲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师傅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勉励他说：“现在觉悟并不迟。忘了什么，也别忘了你的根本。不但你自己别忘了，还要教育你的子孙万代别忘了咱工人阶级的这条根本。”李德才要常林到新华书店买一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好好地读。最后李德才和常玉春商量，有机会领常林到过去捡煤核的地方看一看。 这以后，不知有多少假日和下班后的晚上，李德才或者到常林家去，或者两人一起留在车间里，一人拿着一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边念，边讲，边联系他们的亲身经历，分析了一遍又一遍。 一个阴雨的星期天，李德才征得第四车间党支部的同意，带着常林和他另外两个徒弟李长俊、李金涛，一起到常林过去捡煤核的地方。常林一看，过去堆积又脏又臭的垃圾的地方，如今盖起了大楼，修起了柏油马路……。当年那堆得象山一样高的垃圾堆，那一群苦孩子在上面抢着拾破烂的情形，却还历历如在目前。常林对他的师傅和师兄弟诉说着这一切，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全刻在我脑子里，今生今世不会忘记！” 慢慢地，常林变了。短短几个月中，常林不仅学会了看生产图纸，还刻苦钻研技术。今年以来他就搞了六项技术革新，用于生产以后，节约一百四十二个工时。一九六三年第四季度，常林被评为车间青年积极分子。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度，他有了更大的转变，被评为车间优秀职工。

第2版()专栏：　　张新竖井投入生产　　设计年产煤量六十万吨 新华社哈尔滨电　鸡西煤矿新建张新竖井完工。经过试生产证明，各项建设工程都符合质量要求，已在七月六日正式移交生产。 张新竖井是一座机械化的大型矿井，设计年产煤量为六十万吨。这对竖井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全部机械设备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 张新煤矿的生产工人，百分之九十是从鸡西各老矿抽调来的。他们正熟练地操纵各种机械进行生产。

第2版()专栏：　　沈阳制成油恒温槽　　它是鉴定中温温度计和测温原件精确度的重要设备 新华社沈阳电　沈阳市最近试制成功的油恒温槽，经有关部门鉴定，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性能良好。第一批产品已经运往北京、黑龙江、湖北等省市用户。 沈阳制成的这种油恒温槽，是用来鉴定各种中温温度计和测温原件精确度的重要设备。据有关部门介绍，这种精度要求很高的油恒温槽，过去是靠进口的。它的试制成功，将能更好地满足我国工业、科学研究和计量部门对这种设备的需要。 辽宁省计量局和沈阳市金属软管厂职工，共同研究试制成功的这种油恒温槽，现在已经正式投入生产。

第2版()专栏：　 新型剪毛机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内蒙古农牧业机械厂，最近试制成功一种新型剪毛机。 这种剪毛机由一台三马力的汽油机带动四个剪头，每个剪头每小时可以剪七八只新疆细毛羊或十五只蒙古绵羊，毛茬均匀，面茬低于四毫米。用手工剪毛，一个熟练的剪毛手一小时只能剪两只细毛羊，茬面高达七八毫米。因此，推行这种剪毛机，既可节省牧区劳动力，又可提高羊毛的产量和质量。

第2版()专栏： 北京化工实验厂正在进行第二期扩建工程。扩建工程完成以后，合成氨的年产水平将比原来增加百分之五十左右。工人们正在安装合成氨设备主机——氮氢气压缩机。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第2版()专栏： 宁夏银川的公路两旁都种了树　　　 新华社记者　穆青摄

第3版()专栏： 老挝爱国战线党发言人发表谈话　　强烈抗议万象当局非法逮捕寮方军官　　沙湾拿吉人民武装获得重大战果　爱国武装力量又击落美机一架 新华社十一日讯　康开消息：老挝爱国战线党发言人今天在康开向报界发表谈话，强烈抗议万象当局在七月六日非法逮捕老挝爱国战线党驻万象警卫部队军官陶翁。 发言人指出，正当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老挝，派遣大批飞机野蛮轰炸老挝解放区的时候，万象反动派当局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竟完全不顾老挝三方达成的关于保证老挝爱国战线党驻万象人员安全的协议，而不择手段地进行迫害，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反动派决心要制造老挝的全面分裂和挑起全面战争的罪恶阴谋。 发言人列举万象当局迫害老挝爱国战线党驻万象人员的安全、包围老挝爱国战线党驻万象代表团驻地的事实后说，在民族团结政府任职的老挝爱国战线党方面的两位国务秘书和代表团全体人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发言人指出，富马亲王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保证老挝爱国战线党驻万象人员的安全；反而怂恿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加紧迫害老挝爱国战线党人员的暴行。 发言人要求万象当局立即释放陶翁，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新华社十一日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十日广播：老挝沙湾拿吉省人民武装力量，今年上半年在反击美国—富米·诺萨万集团军队进攻和“扫荡”解放区的战斗中，打死打伤敌人二百五十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和作战物资。 电台说，从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富米·诺萨万集团派遣了大批军队，频繁地进攻沙湾拿吉省解放区特别是第九号公路、甘格和沙湾拿吉市周围的解放区。 新华社十二日讯　康开消息：据老挝爱国战线党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发言人宣布，九日，美国T—28型战斗轰炸机六架在川圹省腊波和芒肯地区轰炸扫射时，被驻守在芒肯地区的老挝爱国武装部队的高射炮部队击落其中一架。这架被击落的敌机已全部坠毁。 发言人说，九、十两日，侵入川圹解放区轰炸扫射的美国T—28型战斗轰炸机达十五架次，它们向腊波和芒肯地区的村庄投下大量炸弹。同时，每天都有美国喷气式战斗机侵入康开、查尔平原、川圹、芒番、芒肯、班本和农黑等地上空，进行侦察和骚扰活动。 新华社平壤十一日电《民主朝鲜报》今天发表评论，强烈谴责美国飞机对老挝解放区进行轰炸和侦察。 评论说，这种野蛮行为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行动。它们违反了起码的国际法准则。 评论说，显而易见，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扩大他们在老挝的侵略战争。现在，当召开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会议来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一事已提上日程的时候，美国企图扩大战争的阴谋不仅是不能容许的对老挝人民的犯罪行为，而且是对有关国家以及世界公众的明目张胆的挑衅。 评论最后说，美帝国主义者必须立即停止他们对在老挝爱国战线党控制下的解放区的空袭和其他一切侵略行为，并且同意召开十四国会议。如果他们继续加紧采取侵略行动，他们将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第3版()专栏：　　朝鲜北部各界群众分别举行集会　　热烈庆祝中朝友好条约签订三周年 新华社平壤十二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朝鲜北部清津、江界和惠山等城市各界群众，十日晚上分别举行集会，热烈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 朝鲜劳动党咸镜北道委员会副委员长姜东勋在清津市群众集会上讲话时说，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对美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也是捍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他赞颂了朝中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他说，朝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将永远同中国人民并肩前进。 此外，新义州市各界群众和云峰发电站的建设者也先后举行了集会，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

第3版()专栏：　　南越中部人民武装力量　　袭击敌人车队取得重大胜利 新华社河内十二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南越中部地区人民武装力量七月一日在从归仁到波莱古的十九号公路上伏击敌人的一队军用卡车，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队军车共有三十九辆运输车和两辆吉普车，由一连敌军护送，从归仁运送武器到波莱古去支援那里的伪军。车队在安溪附近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伏击。在这次战斗中，人民武装力量击毁了敌人的全部军车，歼灭了护送的一连敌军，缴获了许多武器和弹药。 两个钟头以后，敌人派出另外一批军车从安溪前来增援，结果也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阻击。许多车辆中弹起火，许多敌军被打死打伤。 另据报道，在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武装力量在堤岸省袭击了五个伪军据点和拔除了一个“战略村”，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在同一天，多乐省的一个“战略村”也被拔除。防守这个“战略村”的一排多“民防队”队员放下武器投降。

第3版()专栏：　　《柬埔寨电讯报》支持陈毅外长对美国的警告　　自尊的人民不会容许对友好邻邦的侵犯 新华社金边九日电　《柬埔寨电讯报》今天发表社论，支持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和干涉提出的警告，并且指出：“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就能捍卫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 这家报纸引述了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复信中的话。这些话表明，中国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且向美帝国主义发出警告。报纸说：“任何自尊的人民都不会容许对自己的友好邻国进行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特别是当这种侵略行为将会轮到自己头上和发展成为对友好国家人民的另一次规模更大的侵略。” 报纸说：“至于我们，我们是毫不怀疑中国人民及其政府是爱好和平的。一个把建设任务放在优先地位的、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没有理由会投入一场战争冒险中去。中国需要和平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提高自己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3版()专栏：　　越《人民报》评我击落美蒋间谍飞机和歼灭美蒋特务　　美帝胆敢侵犯越中将自取灭亡 新华社河内十一日电　越南《人民报》今天就中国最近击落美蒋间谍飞机和歼灭美蒋武装特务发表评论，热烈祝贺中国军队和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并指出这是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严厉警告。 评论说，“美国好战集团目前正在叫嚷着要把战争火焰扩大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胆敢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在中国领土上和越南领土上被歼灭的美国间谍飞机和美蒋武装特务的命运就是美国侵略者的命运。” 评论说，美帝国主义顽固地奉行着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日益加紧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诞生时的事实就已证明，反对中国的道路是美国侵略者失败的道路。仅在最近几年，中国就击落了十架美蒋间谍飞机，其中包括三架U—2型飞机，歼灭三十三股美蒋武装特务，粉碎了美蒋企图设置“桥头堡”以进攻中国大陆的“美梦”。

第3版()专栏：　　腊斯克不得不招供　　承认美国充当南越人民武装的运输大队长 新华社十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承认，南越人民武装力量手中的武器有许多是来自美国的。 这是腊斯克六月二十三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承认的，他的证词昨天在华盛顿公布。 作证时有人问腊斯克，南越人民武装力量百分之九十的武器来自美国给南越政权的军事援助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腊斯克回答说：“如果严格的统计数字是百分之九十的话，我将感到非常吃惊。但是越共的武器中有他们自己从南越的保安部队手中夺取的武器，其中当然有美国武器。他们也还有从更早时候开始一直拥有的法国武器。” 新华社讯　曼谷消息：美国海军工程队协同泰国在临近老挝的泰国东北部色军、乌汶和胶拉信三府修建六条战略公路。 这个工程队已经在色军府修建了一条十七公里半长的全天候公路，并正在胶拉信府修筑三条战略公路和在乌汶府修建两条战略公路。

第3版()专栏：　　尼日利亚—中国友好协会谴责美国侵略和战争政策　　美帝国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同情和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拉各斯消息：尼日利亚—中国友好协会最近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说：“美帝国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他们的战争、侵略政策和行动“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由尼—中友好协会全国秘书保罗·埃普赫签署的这项新闻公报列举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犯下的无数罪行。公报指出，中国人民取得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强盗就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一九五○年，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还武装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他们经常在台湾海峡进行战争挑衅，不断在中国上空进行间谍飞行；他们还不断派遣台湾蒋匪帮的特务到中国大陆窜扰； 美国侵略者最近又轰炸了驻在老挝康开的中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炸死和炸伤了中国人员。 公报还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侵略、颠覆和干涉。 在越南南方，美国侵略军无日不在轰炸村庄，摧毁属于人民的工厂和农场。美国阴谋家执行“斯特利—泰勒计划”，不顾一切人道的考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法西斯政策，并且用化学毒剂来进行战争。 公报在谈到美国政府对美国本国的黑人的暴行时说：“黑人妇女儿童也挨刺刀。美国自称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但是，用装甲车、催泪瓦斯、凶恶的警犬、机关枪、镇压暴动的枪和集中营来镇压黑人自由战士，向教堂和家庭住宅扔炸弹，打伤和暗杀爱国者，这些都是美国从南到北在城市和乡镇里司空见惯的事情。” 公报强调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以同情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著称，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总是以毅然决然的勇气来支持被压迫的人民。中国是被压迫人类的希望。中国尽管受到了她的敌人的诬蔑，但是却受到极大的尊敬。”

第3版()专栏：　　战胜了各种困难和美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　　古巴完成今年制糖季节生产 据新华社哈瓦那九日电　由于古巴工人作出了巨大努力并且战胜了各种困难和美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古巴已经在雨季到来之前胜利地完成了今年的制糖季节的生产。 据卡斯特罗总理最近宣布，今年的产量足以完成古巴所承担的食糖出口任务。 为了完成今年的食糖生产，古巴工人们在工作中表现了崇高的热情。无论是在甘蔗田里或糖厂里，工人们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和先进工人。 今年，志愿劳动比去年组织得更好。数十万其他行业的工人、战士、机关工作人员和学生参加了砍割甘蔗的志愿劳动，他们自己的工作由原单位的其他同志加班加点来完成。许多党、政领导人也亲临生产前线。广泛的志愿劳动以及甘蔗装卸机的大量使用，大大地帮助克服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从今年一月开始以来的整个制糖季节，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破坏古巴这一最重要的产品的生产，加紧对古巴施加压力。 同以往一样，今年一月制糖季节一开始，美帝国主义又竭力设法破坏古巴这一最重要的产品的生产。他们甚至派遣海盗飞机和船只轰击糖厂、仓库和糖业工人的住房。但是，古巴工人一手拿着砍刀，一手拿着步枪，干劲冲天，十分警惕，终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化为泡影。（附图片）　　图为古巴皮鞋厂工人正在工作 （新华社发）

第3版()专栏：　　阿尔巴尼亚四百五十个工矿企业　　胜利完成上半年生产计划 据新华社地拉那九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尔巴尼亚的四百五十个工矿企业完成或超额完成今年上半年的生产计划。仅在首都地拉那，就有五十个企业超额完成上半年的生产任务。 阿尔巴尼亚全国最大的纺织厂——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在今年头六个月超计划生产了四万一千多米棉布。 采矿地质部门上半年的成绩也很出色，其中采煤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四点三，铬矿增产百分之十一点一，镍铁增产百分之四点五，石油开采和加工企业也都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建筑材料、水泥、砖瓦的产量都有较大增长。手工业企业也超额百分之五点二完成上半年计划，比去年同期增产百分之七点七。

第3版()专栏：　　朝鲜钢铁工业上半年生产情况良好 据新华社平壤十日电　朝鲜钢铁工业部门在不断革新，不断前进的运动中上半年生产成绩良好。金策、黄海等钢铁厂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并生产出一批新钢材和新钢种。 朝鲜最大的黄海钢铁厂提前五天完成上半年计划，比去年同期多产一万五千多吨钢、三万八千多吨铁和七千六百多吨焦煤。金策钢铁厂在生产中加强了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合作。全厂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多产钢一万七千多吨，铁二万一千多吨。

第3版()专栏：　　越南水利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据新华社河内讯 今年以来，越南北方的水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据越南有关部门公布，截至五月底止，今年已经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基本建设相当于一九六三年全年工程量的三分之二，中型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小型水利工程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半。 各地还大力进行了巩固堤坝、涵闸等方面的工作。目前，一些主要堤坝和大部分涵闸的加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土方工程量已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三。 由于各项水利工程的加速建设，各地的灌溉面积都有了扩大，加上采取其他技术措施，因而今年的早造水稻、杂粮都获得了丰收；山区各省的早稻每公顷平均比去年增加三、四百公斤。

第3版()专栏：　　佐佐木更三、松本七郎等离广州回国　　松本七郎指出要为加强“浅沼精神”而斗争 新华社十一日讯　日本社会党众议员佐佐木更三、松本七郎，参议员小宫市太太郎和社会党本部书记笠原昭男四人，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取道广州回国。到机场送行的有：陈翰笙、廖承志、吴茂荪、赵安博、谢南光、李云川、萧洪启、丁拓等。 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以及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人士多人，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广州十二日电　日本社会党众议员松本七郎十一日在广州市副市长罗培元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浅沼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可贵的精神。他说：“我们再次下决心坚持“浅沼精神”，并且要为加强‘浅沼精神’而斗争。” 佐佐木更三、松本七郎和日本社会党参议员小宫市太太郎、社会党本部书记笠原昭男，已经在今天乘火车离开广州取道香港回国。昨天晚上，广州市副市长罗培元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 松本七郎代表佐佐木更三等一行在宴会上讲话。他首先对他们在广州受到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谈到在北京的访问时说，他们通过会谈、参观，认识到和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就是保卫亚洲和平的堡垒，是赶走美帝国主义的据点。 松本七郎说，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们，并同我们交换了意见。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取得了一致的认识。通过这次会谈，使我们重新认识到“浅沼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可贵的精神。我们再次下决心坚持“浅沼精神”，并且要为加强“浅沼精神”而斗争。 松本七郎说，昨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我们。我们听取了许多宝贵的言论，同时我们也有机会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们高兴的是会见这么一位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而形成的伟大人物，使我们产生了今后继续进行斗争的力量。我们感到只有斗争，才使人有力量，使人年轻，才能使斗争力量日益强大，日益完善。 罗培元也在宴会上讲话。他说，日本朋友在北京同我国领导人就有关当前形势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以及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说，我们可以预见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今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风起云涌，美帝国主义长远不了。他表示相信，日本社会党的各位朋友今后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佐佐木更三等今天离开广州时，罗培元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王锦川等曾到车站欢送。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萧隽英陪同日本客人前往深圳。

第3版()专栏：　　我驻法大使黄镇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巴黎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和夫人九日晚在巴黎举行招待会。 法国各界知名人士和各国驻法国外交使节五百多人出席了这次招待会。他们之中包括法国前总理埃加·富尔，国民议会副议长、诺伊利市市长佩雷提，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累加雷，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舒曼，宪法委员会主席诺埃尔，共和国宪法立法和行政委员会主席加比唐，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弗朗西·贝朗，科学院院长普瓦维耶，三军参谋长代表若尔东。 招待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3版()专栏：　 我驻桑给巴尔大使启程回国 新华社桑给巴尔十一日电　中国驻桑给巴尔大使孟英和夫人今天上午离开这里回国。 到机场欢送他们的有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委员、群众团体的代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在桑给巴尔的华侨。 孟英在临行前，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卡鲁姆接见了他，孟英还拜会了政府的部长们，向他们告别。 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刘干九日晚举行招待会，为孟英大使和他的夫人送行。几百位桑给巴尔客人，包括许多部长和革命委员会委员出席了招待会。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成立后曾经宣布，驻桑给巴尔的外国大使馆改为领事馆。

第3版()专栏：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欢迎我在埃举行经济展览会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十一日电　亚的斯亚贝巴消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八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接见了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代表团的一批先行人员。 塞拉西一世皇帝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且表示欢迎在埃塞俄比亚举行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 接见时，埃塞俄比亚宫廷大臣塔法拉·沃克·基丹·沃尔德也在座。 这批中国人员前来埃塞俄比亚，是为在这里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展览会进行准备工作的。

第3版()专栏：　 马里总统府国家监察官马加卢到京 新华社十日讯　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马里共和国总统府国家监察官乌玛尔·马加卢和夫人，今天中午乘飞机到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吴德峰、张苏、张志让、张友渔、张铁生、戚元德等。 马里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也前往迎接。

第3版()专栏：　　我东方歌舞团在摩洛哥首次演出　　摩众议院议长和国防大臣等出席观看 据新华社拉巴特九日电　中国东方歌舞团七月八日晚在贾迪达市举行访问摩洛哥的首次演出。约三千名观众欣赏了中国艺术家们的精采表演。 在演出开始之前，摩洛哥王国众议院议长阿卜杜勒·克里姆·哈提卜博士和歌舞团团长徐平讲了话。哈提卜博士在讲话中首先感谢中国政府派遣歌舞团到摩洛哥来进行访问演出，接着对中国歌舞团表示热烈欢迎，并祝演出成功。徐平团长转达了中国人民对摩洛哥人民的深厚友谊。徐平团长讲话以后，哈提卜博士同徐平团长热烈拥抱。 出席观看首次演出的还有：国防大臣马朱比·阿哈达尼和夫人，负责新闻、游览和艺术的副国务大臣库汉，负责内政的副国务大臣哈杜·艾希格尔，卡萨布兰卡省省长阿布德萨拉姆·本·阿卜杜拉齐兹和贾迪达市市长阿里和摩洛哥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艺术家们表演了中国的《大刀舞》、《鼓舞》和其他东方舞蹈，中国和东方歌曲。他们的表演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

第3版()专栏：　　霍查同志接见我广州市代表团 新华社地拉那十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十日接见了由广州市市长曾生率领的中国广州市代表团，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代表团是应都拉斯市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的邀请来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的。接见时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里塔·马尔科和都拉斯区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拉斯区委员会委员萨利赫·维里纳。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王鲁明也在座。会见是在十分亲切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3版()专栏：　　尼雷尔和卡瓦瓦分别接见何英大使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六日电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今天上午在这里接见了中国大使何英。 总统和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八日电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今天接见了中国大使何英，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3版()专栏：　　我青年男篮在罗访问比赛 据新华社布拉索夫十一日电 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今天同罗马尼亚青年男子篮球队进行比赛，结果以六十三比五十五获胜。同一天上午布拉索夫州体育联合会主席普雷多维契接见了中国青年篮球队领队宫克非。

第3版()专栏：　　我经济展览代表团抵达累斯萨拉姆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八日电　由宋亚田率领的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代表团七日乘飞机到达这里。中国大使何英前往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的某些成员已在早些时候到达这里。

第3版()专栏：　　也门总统接见王若杰大使 据新华社萨那电　也门总统萨拉勒六月三十日接见了中国驻也门大使王若杰，并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3版()专栏：　　阿富汗首相接见郝汀大使 新华社喀布尔十一日电　阿富汗首相穆罕默德·优素福今天接见了中国大使郝汀，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3版()专栏：　　越人民军足球队在京举行友谊赛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越南人民军足球队今天下午在北京同“八一”足球队举行访华第三次友谊比赛。“八一”队以二比零获胜。 近六万人冒着大雨观看了这场友好的比赛。 “八一”队赢得的两个球，都是在下半时加强锋线力量以后攻进的。越南人民军足球队攻势比较锐利。特别是他们抢截得积极主动，后卫、中卫的身材虽然不高，却经常用头球破坏了“八一”队的攻势。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精采的表演，一再受到观众的赞扬。 友谊比赛结束后，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荣高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少将和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黄北，越南人民军足球队领队阮友才少校等一起来到运动场上，同双方队员握手，并且合影留念。 越南人民军足球队于五日和九日分别与“八一”青年队和北京足球队进行两次友谊赛。五日的友谊赛是四比二，“八一”青年队胜，九日是一比○，北京足球队胜。

第4版()专栏： 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外交部长曼戈尔强调指出　　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战将经长期斗争赢得最后胜利　　苏加诺谴责联合国到北加里曼丹的调查是在刺刀的威胁下进行的 新华社雅加达八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北加里曼丹统一邦革命政府外交部长兼驻印度尼西亚首席代表曼戈尔四日在东爪哇泗水市说，虽然北加里曼丹人民进行的游击战争将是长期的，但北加里曼丹人民定将赢得最后胜利。 曼戈尔是对泗水市志愿人员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和政府官员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北加里曼丹人民决心粉碎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并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 他表示相信，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正义斗争必将得到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支持。 他还对泗水市人民给予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坚决支持表示感谢。 新华社雅加达十日电　苏加诺总统九日晚上在这里说，联合国发起调查北加里曼丹人民是否愿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米切尔莫尔调查小组”的工作，是靠武力和在刺刀的威胁下进行的。 苏加诺总统是在一次筹募基金的仪式上这样说的，筹募这笔基金是为了支援志愿人员以执行他发布的粉碎“马来西亚”的命令。 苏加诺说：“印度尼西亚并不敌视‘马来西亚’人民。但是印度尼西亚始终不渝地反对英国的‘马来西亚’，它是用来包围印度尼西亚的新殖民主义阴谋。”他说，他发布的行动命令并不是要进攻马来亚人民，而是要消灭新殖民主义者用来破坏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马来西亚”。苏加诺强调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不断支持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 据新华社雅加达九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苏加诺总统今天在这里为一所大建筑举行的破土典礼上讲话说：印度尼西亚民族非常憎恨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憎恨实质上是对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态度、政策和言论的应有的反应。 苏加诺说：“诋毁印度尼西亚的言论总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对此不能默不作声，因此我们必须痛恨它们。”（附图片） 不久前，在雅加达举行了正式成立雅加达志愿人员战斗纵队的群众大会，约有十万人参加。图为志愿人员战斗纵队的女战士。　新华社记者　李瑞峰摄

第4版()专栏：　　亚丁和南也门地区各民族主义组织举行代表大会　　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谴责英国制造“南阿拉伯联邦”“独立”的大骗局 据新华社开罗电　亚丁和被占领的南也门其他地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五日晚在这里阿拉伯联盟总部举行大会。大会要求“英国军队撤出被占领的南方，撤除在那里的英国基地和消除帝国主义在那里存在的一切特征”。 代表们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他们决定站在一起，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行动和欺骗阴谋，并进行神圣斗争，直到把帝国主义的一切痕迹消灭掉。”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被占领的南也门人民社会党、南阿拉伯联盟和来自那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们以及一些部族的酋长们。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向前来调查亚丁和 “亚丁保护地”情况的联合国非殖民主义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表明这个地区的人民的观点。 大会谴责四日在伦敦闭幕的“南阿拉伯联邦”制宪会议和英国当局同伦敦会议的参加者之间缔结的一切协定。 被占领的南也门人民社会党主席阿卜杜拉·阿斯纳杰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联合国和伦敦会议决不能解决亚丁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只能由这个地区的革命人民来解决。” 据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官方四日晚宣布，英国将允许它所拼凑的傀儡“南阿拉伯联邦”“不迟于一九六八年”“独立”，但英国将保持它在亚丁的军事基地。 这项决定是在伦敦举行的“南阿拉伯联邦”制宪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作出的。这个制宪会议从六月九日起，开了将近一个月之久。 “南阿拉伯联邦”包括亚丁殖民地和十三个教长国。它的前身是英国在一九五九年拼凑的“南阿拉伯教长国联邦”，当时只包括五个教长国。后来英国又陆续把八个教长国和亚丁殖民地纳入这个“联邦”，并在一九六二年改名为“南阿拉伯联邦”。

第4版()专栏：　　苏加诺号召继续开展反“马来西亚”运动　　苏班德里约说苏加诺继续重视各政党的存在 据新华社雅加达电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四日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继续执行他的行动命令，以便展开一个更大的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的运动。 这项号召是他在雅加达举行的庆祝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成立三十七周年的会议上发出的。 苏加诺说，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现阶段是执行粉碎“马来西亚”行动命令的阶段，“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国家的力量和民族的潜力”。 据《印度尼西亚火炬报》四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只要新殖民主义还没有从地球上被消灭掉，我们的斗争就不能停止。他深信依靠新兴力量的团结，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团结，目前盘踞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败。 据新华社雅加达电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三日在雅加达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印度尼西亚青年一代发扬拉吐朗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相信自己的力量，站在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的前列。 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心用一切手段进行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直到这个新殖民主义产物被彻底粉碎为止。他说，印度尼西亚将以相应的措施和行动来回击“马来西亚”的包围印度尼西亚的行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当前的任务是粉碎“马来西亚”，援助北加里曼丹的解放斗争，反对拉赫曼，支持阿扎哈里。 新华社雅加达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六日报道，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说，苏加诺总统仍然重视国内各政党的存在。苏班德里约是星期六在万隆在印度尼西亚党中央委员会的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这样说的。 他说：“苏加诺总统派我到万隆在印度尼西亚党中央委员会闭幕会议上讲话，因为他仍然重视各政党的存在。” 苏班德里约说，各政党的存在是实现目前印度尼西亚革命目标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印度尼西亚有些人最近主张把印度尼西亚的一切政党并入一个单一的政党。

第4版()专栏：　　日本人民积极筹备禁止核弹世界大会　　争取冲绳归还日本大游行已胜利行进七十多天 新华社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各地人民为了胜利举行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正在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东京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于六月二十八日在美军基地横田附近集会。会上通过了召开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宣言。在东京附近的久留未镇的镇议会，在讨论禁止核武器的问题时，否决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分裂会议的要求，决定积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在六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京都府府议员会议上，通过了支持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方针。京都府知事蜷川虎三说，为了不让广岛、长崎的悲惨事件重演，当然要进行全面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斗争。 受过原子弹轰炸灾害的广岛县，已于六月二十三日成立了第十届大会的实行委员会，并且按地区、工厂和工作场所，深入地展开宣传集会活动。 长崎、奈良、扎幌、德岛、青森、鸟取、岛根、冈山、山口、和歌山、静冈等县市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地方组织，广泛地向群众展开了宣传活动，并且为原子弹氢弹被害者募捐。有的地方组织还粉碎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阴谋，整顿和扩大了组织。新华社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已经走了七十多天的争取冲绳归还日本的四支长途游行队伍正在胜利地继续进行。 他们是四月二十八日分别从东京和北海道向南进发的。从东京出发的两支游行队伍，一支沿太平洋海岸，另一支沿日本海，于十一日在下关市会师，然后乘船到北九州市。另外两支从北海道出发经过东北地方的游行队伍十一日分别到达宫城和山形县，预定在三十日进入东京。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到处都响起了“还我冲绳”的呼声，并且出现向游行队伍鼓掌欢迎和捐款的场面。 沿太平洋海岸行进的游行队伍的领队高田喜助报告说，在他们到达山口县以前的六十一天里，受到好几十万人的欢迎，沿途收到的捐款达八十二万日元，另外，地方当局还捐赠了八十万日元。 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有二十四个市议会和一个镇议会通过了要求美国把冲绳归还给日本的决议。

第4版()专栏：　　积极开展征集签名运动揭露“遏制中国”政策阴谋　　日本人民决心争取日中关系正常化 新华社七日讯　东京消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二十七周年的今天，日本东京和其他许多地方开展了争取同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征集签名的统一行动。 在东京的统一行动是由包括日中友好协会东京分会在内的五个团体发起的。征集签名活动在主要的车站上进行。 日共《赤旗报》今天在头版发表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正在拼命设法重新推行其破产了的“遏制中国”政策，号召日本人民反对这种阴谋，积极地开展征集签名运动。文章说：“在纪念‘七月七’的时候，日本人民再次下定决心争取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和加强同中国人民的友谊。”

第4版()专栏： 也门总统萨拉勒到达开罗 开罗消息：也门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十一日乘飞机到达阿联首都开罗。陪同他的有包括也门总理哈穆德·贾伊菲在内的一个四十二人的代表团。 中东通讯社在早些时候报道说，萨拉勒总统预定出席阿联和也门事务协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并将参加七月二十三日阿联革命十二周年的庆祝活动。

第4版()专栏： 伦敦一万多邮政工人罢工 伦敦消息：一万多名伦敦邮政工人十一日举行非正式罢工，抗议邮务部拒绝他们的关于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 英国邮政工人联合会十日号召邮政工人在十六日举行一天全国性罢工，并在随后的两周或两周以上的期间内抵制加班加点和实行“照章办事”。这次罢工将是英国邮电工人近七十年来的第一次正式罢工。

第4版()专栏： 日本沿海地区遭暴雨袭击 东京消息：暴风雨九日继续袭击日本，特别是沿日本海海岸一带的北陆地区。 这次暴风雨是在七日清晨开始的，它在新澙、长野、群马、石川、富山、岐阜、福井、福岛和山形九县造成严重损失。 许多房屋被淹没。 这九个县的灾民总数达两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人。

第4版()专栏：　　美国倾注污水损害墨西哥产棉区　　墨西哥人谴责美国以邻为壑 据新华社九日讯　墨西哥城消息：墨西哥保卫梅希卡利山谷委员会最近派代表访问了外交部长和水利部长，要求政府及时帮助解决美国利用科罗拉多河水冲洗盐渍地，然而向墨西哥境内排注污水的问题。 由于美国这一损人利己的做法，位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的盛产棉花的梅希卡利山谷的十三万公顷可耕地业已减少了两万公顷，使这个山谷的三十万农户每年遭受八百万美元的损失。为此，这个山谷的居民多年来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发出强烈的抗议。 梅希卡利山谷居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广泛阶层的支持。全国农民联合会已决定在八月九日在全国所有重要城镇举行示威游行，对美国表示抗议。这个组织的总书记罗霍·戈夫麦斯最近宣布，参加这次游行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其他阶层的代表，以表示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墨西哥全国制造工业公会六月二十九日也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梅希卡利山谷农民的斗争。

第4版()专栏：　　英联邦总理会议开始举行　　霍姆恶毒诬蔑我国对亚非进行“颠覆”　　许多国家对霍姆的反华表演不感兴趣 新华社伦敦八日电　英联邦总理会议今天在这里的马耳博大厦开始举行，会议将举行一个星期。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英联邦的十七个国家和“马来西亚”的总统或总理。 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因病没有出席会议，由财政部长克里希纳马查里和宣传广播部长英迪拉·甘地夫人代表印度出席。 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和牙买加总理布斯塔曼特也没有出席会议，而分别由外交部长和副总理代表。 根据会议发表的一项公报，这次会议的议程包括：（一）对世界政治局势的审查；（二）英国的属地在走向独立和成为联邦成员方面的进展；（三）“促进（英联邦）更密切合作的手段”；（四）世界经济事务。 据报道，英国首相道格拉斯—霍姆在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时，以大部分时间谈到了东西方关系、裁军和远东事务问题。他再次鼓吹英国的“实力加谈判”的两手政策。他还谈到苏联同西方国家关系的 “缓和情况”，并且表示希望苏联采取“越来越软的政策”。 霍姆还恶毒地诬蔑中国对亚洲和非洲进行所谓“颠覆”，并说什么“共产党渗入”非洲是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以转移人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注意，挑拨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霍姆还说什么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东西方的斗争为白色人和有色人之间的冲突压倒。

第4版()专栏：　　阿尤布汗总统驳斥所谓中国要入侵印度的说法 英国对南罗得西亚、南非和英属圭亚那的政策遭到广泛抨击 据新华社伦敦十日电　英联邦总理会议七月九日和十日继续讨论议程上的头两个问题：“世界政治局势”和“英属领地走向独立的进展”。 这里的报纸消息透露，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对霍姆首相和印度、澳大利亚的反共反华表演不感兴趣，并且在讨论中集中抨击了英国对南罗得西亚、南非和英属圭亚那的殖民政策。 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九日的讲话中驳斥了所谓中国要入侵印度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用来为大国给予印度军事援助进行辩解的”。他说：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危险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印度正在进行的扩张军备。他要求美国和英国不要帮助印度继续扩充军备。 阿尤布汗还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关于老挝局势，他认为，停止这种冲突的最好办法是通过谈判谋求解决。他主张重新召开日内瓦十四国会议来求得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要求与此有关的各大国采取主动。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评论会议开幕那天的讨论时说：“可惜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讨论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和渗透的问题。”他认为，英联邦面临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问题，把“冷战”引进发展中的国家的政策中去，是对它们很不利的。 会议在十日下午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抨击英国对南罗得西亚、南非和英属圭亚那的政策。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发言中要求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实行由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执政的原则。 乌干达总理密尔顿·奥博特要求在南罗得西亚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他还强烈谴责英国出售武器给葡萄牙，这些武器被用于镇压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民。 肯尼亚总理肯雅塔要求释放被拘留的南罗得西亚领袖，并要求召开会议来制订新宪法。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也赞同在南罗得西亚让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执政。他还表示反对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政府在不让非洲人获得自由的情况下宣布“独立”。 塞拉勒窝内总理马尔盖强烈要求彻底禁止向南非出售军火。他对美国和英国等大国不肯对南非实行这种制裁表示遗憾。

第4版()专栏：墨西哥通讯　　墨西哥人　　段之奇 墨西哥独立纪念碑屹立在首都宽广的改革大道上。碑顶上自由天使的金色塑像直入云霄，它昂首眺望，展翅欲飞，显示出墨西哥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刚强性格和光荣的过去。 墨西哥人民是具有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的。在一五二一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霸占墨西哥以后，墨西哥人民就拿起了武器进行了三百多年的斗争，直到一八二一年才获得独立。然而墨西哥人民还没有完全来得及医治西班牙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创伤，美帝国主义又在一八四六年向墨西哥发动了一次侵略，迫使墨西哥割让二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百多万墨西哥人民沦为美国的奴隶。 事情过去了一百多年，墨西哥人民牢牢记着这笔血债。 不久以前，我们到墨西哥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了悬挂在进口的墙壁上的一幅巨大墨西哥地图，地图中央横贯一条粗壮的红线，红线以北涂满了暗黑色，标明墨西哥这一半土地为它的 “邻邦”美国所强占。在我们参观的时候，有一群墨西哥青年早已伫立在地图面前，脸带怒色，沉默不语。我们随意问了问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青年：“你们在考虑些什么呢？” 这位青年愣了一会儿，也许后来他注意到我们是中国人，赶忙过来和我们握手，其他一些青年也围上来了，问我们：“你们是从北京——毛泽东那里来的？在这里能遇到毛泽东国家的人，真叫人高兴！” 我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能在美丽的墨西哥城遇到你们，我们也很高兴。 墨西哥的青年和我们都爽朗地笑将起来，顿时消除了刚才的陌生。年纪较大的那位，忽然想起了我们那句问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墨西哥人是有尊严的人，永远忘不了这屈辱。” 他又打开一本深红色皮面的何塞·马蒂诗选，朗诵其中一首诗： “人民的自由必须用血来取得， 不能靠眼泪来乞求”。 我们和墨西哥的青年沉浸在这些炽热的诗句中。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新结识的青年朋友，还给我们讲了一件他亲眼见到的事情。他说，在坦比哥，有一个美国游客，到水果摊上买水果，他不会讲西班牙语，水果摊贩又不会讲英语，双方比划了半天，交易还没有做成。这个美国人竟蛮横地说，“猪啰，你为什么不讲英语？”恰巧这时候跑来了一位墨西哥工程师，上去对这个美国人说，“这是墨西哥的土地，你又为什么不讲西班牙语呢？愚蠢的是你，不是我们。”傲慢的美国人在一片哄笑声中溜掉了。 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点也不假，就是要跟他们斗争。” 当我们与这群墨西哥青年分手的时候，他们激动地告诉我们，“美国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 “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我们补充说。 在我们和许多墨西哥朋友接触中间，一聊到美国，他们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们会对你说，“我们离上帝太远，离魔鬼太近。”一位研究人文学的教授，有一次对我们说，“美国佬把墨西哥当作它后门的垃圾堆，一条科罗拉多河就破坏了梅希卡利山谷成千上万顷棉田，美国佬又把墨西哥当作它的掘金窟，淘尽墨西哥的财富。”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们与魔鬼为邻，心里是日夜不安。” 我们问：现在不是有人说，与魔鬼为友，可以相安无事么？ 这位教授立即激愤地说：“这是欺骗，太阳绝对不会从西边出来，美国佬也绝对不会改变它的本性。我是墨西哥人，这一点最清楚。墨西哥的贫困是美国佬造成的，墨西哥是个富裕的国家。但它却靠借债度日。” 墨西哥的确是个富裕的国家，从内地到海滨，从南到北，沃野千里，牛羊成群，石油区的原始森林密不透风。大自然赋与了墨西哥以无尽的财富。它的银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三分之一以上，铅居第二位，锌第三位，石油产量在拉丁美洲仅次于委内瑞拉。但是国家的财富并不完全属于墨西哥人民所有，美国垄断资本家在拼命搜刮与掠夺，造成今天墨西哥人民的赤贫。 据一位经济学家提供的材料，每年以五百万比索销售额计算的企业，在墨西哥只有二千家，而这二千家的总销售额占去墨西哥国民收入的一半，在这二千家企业中又以四百家为主宰，构成墨西哥经济活动的纽带，四百家企业中有一百六十家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垄断资本家，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家，每年销售额一百五十七亿六千四百万比索，占四百家的百分之三十六，另有七十三家为外资控制，所有权并不完全归其所有，它每年的销售额八十三亿四千二百万比索，占四百家的百分之十九，其他一百六十七家为墨西哥国营和民族资产企业，每年的销售额为一百九十六亿八千六百万比索，占四百家的百分之四十五。这一百六十七家企业经常遭到外资的排挤和打击。 美国垄断资本家象铁钳一样控制墨西哥企业，它每年攫取近四千二百万美元的利润，汇回美国去。据墨西哥《日报》透露，美国今年在墨西哥的资产达到了一百三十八亿三百五十万比索。墨西哥百分之百的轮船，百分之七十三的卷烟，百分之六十二的机器及电器，百分之七十二的棉花，百分之九十五的矿山开采权都被外国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甚至技术、广告及会计制度也为美资掌握。美国垄断资本家在矿山横行无阻，俨然以主人自居，私设军警和法庭，如果一个墨西哥人要进入矿区，非得有美国公司的出入证方能进去。一九六一年卡德里雅矿山爆发一次大罢工，美国公然派军队越过边境，镇压这次罢工，这位提供材料的经济学家感慨地说，“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也就无法独立”，他接着说，“墨西哥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 近几年来，墨西哥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振兴工业，扩大贸易，摆脱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控制。据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报》的消息说，墨西哥在一九六三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五，达到了一千七百七十五亿三千三百万比索，一九六二年的出口贸易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指标。 前些时候，我们在墨西哥报纸上读到墨西哥全国制造商协会发表的一项限制外资的声明，得到了墨西哥工商界广泛的反映与支持。近来，在墨西哥棉花界传说，美国要大量倾销剩余棉花，打击拉丁美洲棉花出口。参加与美国议会谈判的一位墨西哥议员即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抵制这种倾销棉花的做法。他并强调指出，美国这样做“将大大影响拉美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墨西哥，这肯定不是一个好‘邻居’”。 墨西哥已从现实生活中逐渐清醒了，尽管墨西哥民族工业还很薄弱，但值得高兴的是它正在向前发展。舆论上的反映，正表明了他们应该走的方向。 一月间，我们参观了墨西哥城郊的“地拉汽车制造厂”。这个厂原是外资经营的，设备陈旧，生产能力不高。后来，墨西哥政府把它买了过来，自己经营。 “地拉”汽车厂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已经粗具规模，每天能生产十部小客车，他们争取今年每月能生产五十部到六十部汽车。 陪同参观的一位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厂在开始时，百分之六十的汽车零件要进口，内燃机不能生产，现在能够生产内燃机，进口零件也大大地减少了。他说，“我们制造汽车可不容易啊！美国人不希望也不允许墨西哥制造汽车，它要墨西哥永远成为它的销售市场。它卖给墨西哥的汽车比在美国的价钱高出百分之三十。” 这位工程师谦逊地说，“这仅仅是开始，墨西哥这几年采取了许多发展本国工业的措施，如培养一支自己的技术力量，意义就很大。” 工程师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了各个车间，详细讲解，可惜那天工人已经放假休息。车间静悄悄的，却透发出一股机油的芳香，处处显出墨西哥人刚强、自信的性格。虽然这个工厂离他们的设想还很远，但毕竟是自己的工厂。 我们离开“地拉”工厂，经过厂前时，一排一排的小汽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展示出墨西哥工业的广阔前景。 这位热情的工程师送我们到门口，一再要求下次来参观，并且说，“中国在短短的十多年内，能生产汽车，这是鼓舞人心的事情，尤其看到在这里的经济贸易展览会，使我们更加兴奋，我们看到了墨西哥的明天。” 又有一次，我们在一位墨西哥女议员家里做客。她请来了议员、报社社长、评论员、艺术家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欢聚一堂，一位年青的音乐家手挥吉他，即席吟唱中、墨人民的以往的交谊和今天真诚的相处。曲调明快而轻松，深为感人。 一位年老的议员，手举酒杯，站起来高声说，“中国和墨西哥都曾经有过外来侵略者的伤痕，我们会容易相互了解的。”报社的一位评论员，忽然站起来热情横溢地欢呼“毛泽东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阳光灿烂。在墨西哥独立纪念碑上的自由天使的面前，挺起胸膛的墨西哥人正在重新思考与汲取勇气，走他们过去曾经走过的斗争道路。

第5版()专栏：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最近的反华言论 编者按：自从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全会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更加猖狂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我国的其他领导人。他们通过讲话、文章以及其他方式，不断散布反华言论。仅据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不完全统计，苏联中央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的报刊就刊登了一千三百多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这些攻击，更确切地应该说是这些谣言和诬蔑，同过去一样，又臭又长，而且十分荒唐。他们除了重复诬蔑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活动、中国要用世界核战争来推动革命等等滥调以外，还攻击了中国的国家制度、经济建设、国家政治生活、文化艺术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 现在，我们仍然同过去一样，除了由出版社继续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论集》全文刊登这些材料以外，特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反华谰言摘要发表如下。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我们在这些言论中加了小标题和用了一些黑体字。 赫鲁晓夫在苏德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六月十二日在莫斯科苏德友好大会上讲话时说：（这个讲话是根据他的讲话录音翻译的） 苏联不想侵犯谁，我们要和平劳动。我们不需要寻找冒险的道路。只有看不见生活中的前途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自杀、跳河、上吊或者想发动世界战争——而现在这都是一回事。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是有健康理性的人，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并且深信：我们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苏共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纲领将得到实现！ 说工人阶级的胜利不取决于舌头的长度和它翻动的次数 所以，我们不让人迷惑我们，使我们离开正确的列宁主义的立场。可以说，有人想伤害我们的革命自尊心，把我们推上冒险主义的政策，说什么，我们现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劲头不够了，说我们设想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通过两条途径走向胜利：或是革命的武装起义的途径，或是和平的途径。不，说只是，只是通过和平的，啊—啊—啊，说只是，啊—啊，只是通过革命的武装起义。 你们听，谁想，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工人阶级，哪一个党想现在发动革命起义？如果你们相信这种起义将以你们的胜利告终的话，我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但是，同志们，这是由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工人阶级在没有另一国家和另一方赞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这取决于当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和取得革命成果的力量成熟的时候在国内形成的形势。 本来是不应有争论的。不，中国人却说争论。难道有哪个国家可以靠我们现在喋喋不休地说只有一条路这样一点，而向这个向往的目标，啊，就是说向工人阶级的胜利移动吗？！不，这不取决于舌头的长度和—和—和—和—和—和—和它翻动的次数。 这取决于内部因素。列宁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才确实是真正的革命的晴雨表。当时他在七月里说：不要走上大街，条件没有成熟；可是由于人民的愤懑已经积累得太大了，以至还是走上了大街。可是你们知道，结局怎样呢？结局是，列宁不得不去芬兰躲避。十月间，列宁又在列宁格勒出现了。他当时说，二十五日起义，二十四日太早，而二十六日太迟。难道他等待别的国家的人告诉他何时起义，用什么办法来组织起义这件事。这是愚蠢，愚蠢！这，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革命人民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先权。 此外，还不妨很好地了解一下这种已形成的形势，以免把虚假的当成现实的。 说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没有裤子穿，不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那些怂恿我们的人。不，亲爱的！他们说，他们责备我们，看，说什么我们是修正主义。而，唉，唉，唉，唉苏联共产党建议，在和平成就的基础上和平竞赛，这就是说，唉，唉，唉，唉在资本主义国家树立革命的、发展革命热情的榜样。 是的，然而列宁说过，今后我们将以自己的榜样去影响西方工人阶级的思想。 而我们，同志们，如果我们同你们，你们知道，拖拖拉拉地搞，大寒天穿着短裤，这，这不是非洲，非洲人在这里坐着，当然他们的裤子是长的，我们的穿不了，但是，如果我们穿裤衩走出去，那么，我不知道，走出去后跑到什么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是独一的优越性——物质和文化福利的不断发展，如果我们不比革命前生活得好，那么就会有人说：听听，他们说，共产党人，啊，啊，在建设社会主义，在搞什么鬼，请看，俄国人建成了，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没有裤子穿，你们明白，呶，就是说，你们也希望这样学他们的榜样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穿的不仅仅是裤子，还有，还有些别的，还有上衣。 每个人都清楚，我们的经济越发达，就有越多的可能性来提高生活水平、文化、科学、艺术，就越加使一些人羡慕，使另一些人痛恶，使第三种人起来斗争，争取获得苏联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达到的成就。别的途径是没有的，也没人提出。 说要把想发动世界战争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拉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 现在有人借口历史事实说，说什么在俄国，啊，啊，啊，社会主义的，啊，啊，啊，革命是在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而其他国家，就是说在欧洲和亚洲的国家，说什么，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这么说，夺取到。就是说，因而由此得出结论：为了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必须现在发动世界战争。 同志们，我不知道，就是说，向谁上诉，我认为，最实在的是把这样的人即刻拉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 共产党、社会民主工党曾一向反对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不是反对解放战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它们被发动起来，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软弱和由于帝国……垄断资本。 只有若列士竭力进行了斗争直到被杀害为止。他为反对战争，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斗争。我们党进行了斗争，我们在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曾投票反对战争，反对战争贷款。巴达耶夫、彼得洛夫斯基和其他同志遭到了苦役。 当时，发生不发生战争，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但是，当我们有可能决定或者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一切来不让战争发生！我们相信。 说“丢了脑袋，不必再哭头发了”。因此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 我们不理解这样一个口号：在热核战争的废—废墟上，人类能建立起更加美好的社会。未必会有哪个聪明人或者疯子现在可以说，热核战争发生后将会怎样。我不是吓唬人。吓唬人是愚蠢的。不过我是在最现实地设想。而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样品，也就是日本城市，啊，啊，啊，广岛和长崎遭到热核轰炸的样品。同志们，现在这被认为是玩具式的原子弹。玩具式的炸弹，可是它们却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啊！如果我们爆炸一个亿吨级炸弹，那会有谁知道，在这以后会怎样，能做什么？然而，要知道，当时没有一个这样的炸弹，而现在积存了多少个，我们积存了多少个，呶，美国人说，他们积累的炸弹足够把每个俄国人杀死三次，也就是说，他们说的“俄国人”，指的就是全体苏联人。然而有一点：他们没有丧失理智。不过俄国人，他们说，也有和能够杀死我们仅仅一次。而对我们来说，其实再多也没必要了，如果要那么说的话。 我们有一句老话：丢了脑袋，不必再哭头发了。所以说，既然人被杀死一次，那么即使再杀他三次五次，那对这个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很好，既然他们承认我们有可能杀死他们一次，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如果他们发动战争的话。我们自己是不会发动的。我们不想杀死任何人。我们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就是说，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我们正在发展，就是说，就是说，可是，啊，啊，啊，要解决自己的社会政治争端。我们在自己这里已经把它们解决了。那就给别人，啊，啊，给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表现的可能性吧。 说有人想用火箭—核棍子驱赶人们去革命，这种人的脑细胞中生了杆菌 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法国工人，共产党人，为了他们取得胜利，为了他们实现无产阶级的啊，啊，啊，啊，啊，革命，我们要向法国宣战，开始轰炸，就是说，是的，我不知道，那里，那里，当然也会有垄断资本家死亡，但是共产党人，啊，啊，啊，这，也没有防御我们的原子弹，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原子弹的手段。 愚蠢、愚蠢、愚蠢！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但是，可以说，但是啊，啊，啊得去见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而他心脏手术做得很好，可是在脑子里，您得学会，以便喔，喔，喔，咿，咿，咿，……，除去脑细胞中的这些病原唉，唉，唉，唉，唉，杆菌。 我们不能，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不能，我这样说，不仅代表我们党，我这样真诚地正确地说，也是代表我们全苏联，我们仍然将这样…… 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象相信明天太阳升起一样。但是，这要有耐心，在每一个，每一个国家应由人民自己来进行革命，而不是用战争进行。这样结果会是，你们知道，要驱赶，拿起棍子把人们赶入天堂。如果你不去天堂，就去揍他。如果把共产主义看作我们所理解的天堂——这是最美好的，最正义的社会——于是，拿起火箭—核棍子，并且说：你不去共产主义，揍他，懂吗，他会完蛋的。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规矩，这是什么概念？不，你得拿话来解释，树立起榜样。请看，我们现在苏联人民，我们，从我们这里发出的话很少，我们要树立榜样。我们正在树立，正在树立。我们生活得还不那么富裕，我们不愿意过高估计，就是说，自己的成就。但是，我们现在这不是像我们以前生活的那样了。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在逐年，逐日，逐月地积累过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现在也相信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有信心地展望着。 会发生战争，还是不会发生呢？不能说，不会发生。为什么不会发生？有帝国主义国家，有垄断资本，有戈德华特分子，还有其他“华特”，形形色色的，懂吗，他们有武器，格，格，格，格，他们仍可能发动战争…… 但是，即使在……中间，当，亲爱的，如在共产党人中间，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战争对世界革命来说是好事。那就是说，也可能，但是我认为，现在掌握武器的人，他们毕竟知道，如果他们可以杀死我们三次，而我们可以打死他们一次，这就已经是足够牢固的一把锁了。可以锁住不让走向死亡，也就是说，不能去开动火箭核战争的按钮，这也等于是去弄自杀、自己自杀的信号。我认为，我们的形势不错。我们现在已生活在和平中，人们说，我们有人说，人死只有一次，如果敌人发动战争，我们的手将不发抖地利用我们的一切可能给敌人以应有的回击。 说中共领导人为了达到派别目的，以各国人民加强自己的国家体制和主权的愿望进行投机 近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分裂活动，社会主义大家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局势复杂化了。在我们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文件中，在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文件中，不止一次地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现在只想谈一个问题，即关于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发展方面的政策，关于他们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 遗憾的是，必须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年来不仅不关心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而且一步一步地动摇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在实现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政策方面造成了困难。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的企图，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派别目的，竟以各国人民要求加强自己的国家体制和主权的合乎情理的愿望进行投机。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活动，目的在于引起兄弟人民之间的争吵，使他们忘记整个大家庭的最高利益，忘记自己的国际义务。 因此，在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大家庭的态度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路线；另一条是包括我们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内的多数兄弟党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两个方针的斗争是不轻松的，它要求各国共产党人拿出不少的力量和精力。 说中国首领们坚持自己的特殊的错误观点，把意识形态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上 我们不怀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国际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终将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袖手旁观坐待分歧完全自行克服的时刻的到来，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 必须现实地看待事物：由于中国首领们坚持自己的特殊的错误观点，并把这种观点强加给其他党，共产党人必须进行思想斗争，捍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我们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和平与和平共处、新社会建设的方式方法、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道路问题。这些问题是十分重大的和严重的，不能作任何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我们争取在这些问题上的正确路线的斗争，不是威信问题，也不是狭隘的党的分歧。斗争是围绕着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命运以及各国人民的未来的这些问题进行的。 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存在着原则性的和深刻的思想分歧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维持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的、对外政策的和军事的合作，以及文化联系呢？对于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件复杂的和重大的事情。这种关系的动摇会造成最坏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认为，不能允许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去，因为这归根到底会削弱世界社会主义的立场，客观上有利于帝国主义。 尽管苏联共产党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思想上的分歧正在引伸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上，而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认为，就是在今天，苏中关系（其中包括国家方面）正常化的道路还没有堵塞。需要的只是善良的意志和对本国人民、对整个革命运动的崇高责任感。我们党将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力争发展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合作。 苏斯洛夫在法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五月十五日在法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致词时说： 矢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苏共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坚决揭露中共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和分裂活动，他们反对载入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说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拆散和分离当代的基本革命力量 与这条路线相反，中国领导人却在致力于拆散和分离当代的基本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这有使整个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受到阻碍的危险。中共领导人瞧不起争取和平的斗争，实际上是推动核军备竞赛，执行可能导致原子战争的路线。他们诋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北京领导低估经济建设和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中的任务。中国领导人百般诋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争取劳动人民切身利益、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拒绝建立广泛的反对垄断资本联盟的策略和在一系列国家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怂恿采取手执武器的冒险行动，而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他们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民族解放革命现阶段的实质。中共领导人不区别各个国家的情况，给各国人民开一样的药方——起来进行武装斗争。 中共领导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独立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工人阶级之外，这只会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有利。 中国领导人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组织的团结，竭力建立派别组织、假马克思主义（党），力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各国的部队。 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都反对它。 帝国主义者从中国领导人的行动中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保持自己已经遭到破坏的阵地、把资本在我们星球上的统治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反动的宣传现在叫嚷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叫嚷它的队伍的“分裂”。 我们党从现状出发，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这次会议应当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的原则之上的一致和团结。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意停止论战，也不愿意召开会议。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要致力于调解和消除分歧，而是为了赢得时间，继续在每一个党内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分裂活动。 中国领导人早先曾主张召开这种会议，并且就这个问题曾同他们进行了许多个月的谈判。但是他们现在却采取完全另一种立场，千方百计地拖延召开会议，他们今年五月七日的信件就说明这一点。实际上这封信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想召开会议。 苏共和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现在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这种会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 苏联《真理报》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载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肆赞颂对斯大林的迷信，反对我们批判个人迷信，反对我们为同个人迷信的后果进行斗争而采取的措施，仅此一端，当然，就已经是对我们党的事务的非常严重的干涉了。 最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走上了在自己人民中间、并且一有可能就在所有国家里进行肆无忌惮的反苏宣传的道路。中国首领们在攻击我们党和我们党的纲领的同时，大肆吹嘘自己党内的制度和党的工作实践，把它的活动路线说成是“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满无缺的，仿佛这条路线应该是其他党的典范，似乎他们有什么正经的理由这样做。他们粉饰自己党内的状况，掩饰自己的错误。如果听他们的说法，似乎根本没有错误。这是缺乏列宁型的政党的领导人所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的迹象。 说中国领导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国内政策的新路线是在没有同党商量和违反前几次党代会决议的情况下实现的 保持代表任期五年的方法是不平常的，是没有哪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采用的。不能把这当作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党内民主的贡献，因此，任何一个党都没学习中国共产党这一 “经验”，这不是偶然的。 就拿这个问题的这方面来说吧。在选举一九五六年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千零七十万党员。现在几乎增加了一倍——一千八百万，而一九五六年选出的代表们代表着全党，保有自己的权利，尽管连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都早已届满了。可是要知道，这意味着几乎半个党、它的七百多万成员从未选举过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哪里有党内民主？哪里有党员权利？ 令人奇怪的还有。党章没有修改，似乎是应该按党章办事的。但是，党章遭到粗暴的破坏。 到一九六一年，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过去了，本应该选举新代表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但是，从一九五六年起，已经过去七年多了，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举行代表大会和为什么不召开代表大会。 按照党章，中央委员会的任期也早已届满了，但是，这一点仿佛谁也没有觉察到，似乎党自己也没有觉察到。难道说，党内任何人——无论是老党员，无论是那七百万在代表大会以后才入党、连一次也没有参加过领导党的机构的选举、没有参与制定党的路线的人，都真的对此不感到兴趣吗。最后，难道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对自己的党的责任感竟迟钝到这样的程度吗？ 根据一切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些问题现在不是用党章的条款来解决，而是由毛泽东的指示来解决，这正象我们在战后斯大林在世时的某些时候也发生过的情况。 现在，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也正在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他们那里，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过，“三面红旗”的路线和从农业合作社到公社的过渡，是在没有代表大会的指示、甚至是在违反一九五六年代表大会的方针的情况下实现的。新的五年计划本应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的，但是并没有听说要召开代表大会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指出方向。更有甚者，必须完全肯定地说，近年来所显露出来的中国领导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在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中的新路线以及意味着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论点的新的思想纲领——这整个大转弯是在没有同党商量、没有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是违反中国共产党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意味着不仅是对各个共产党的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修正，而首先是对自己的党、对它的原则和它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修正。 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的阐述中，谈到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当时（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写道：“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请看，说得多么漂亮：将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可是中国共产党的哪一次代表大会的哪一个文件曾经使下面这些做法合法化：背离这种立场，特别是粗暴地曲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不顾形势，不顾力量对比，肆无忌惮地宣扬武装斗争形式，把它说成仿佛是一切国家和一切国家人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道路和“普遍规律”。从这一“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粗暴干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事务，要求他们开展武装斗争，而一旦遭到反对，便给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贴上诸如“胆小如鼠”或是“胆小的企鹅”之类的标签。 难道在精神上、文字上或涵义上符合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或者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吗？回答只能有一个：决不符合。 说中国首领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合作的根子在于对苏联的仇视 中共领导违背第八届代表大会的方针，也是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对评价我们给予人民中国的援助的态度。 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指出，在中国建立新的“工业体系，不但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也有重大意义”。 看样子，就连代表大会的这个决定，对开始用“自力更生”来抗拒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中国领导来说，也没有约束力了。 可以感觉到，中国首领们自己也明白所有这一切是不明智的和古怪的。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混乱和矛盾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派别活动的逻辑以及他们甚至在没有分歧的地方找分歧、深化和扩大分歧、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拼命的做法，使他们陷入了这种境地，把他们引到了这个地方。 实际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合作，是因为这一合作的大部分是同苏联进行的；由于热中于反苏，他们竟然否定自己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以及所有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的绝对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论点。 这里的根子绝不在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合作问题上有分歧，而在于对苏联的仇视。一切祸害都在这里。 说中国领导提出了幻想式的、冒险主义的经济政策 最近几年，所谓“三面红旗”的路线在中国被宣布为国内经济政策的化身。这就是总路线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跃进和公社不包括在“总路线”之中，而是作为它的补充，这已经是怪事了。 在中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是找不到关于这些旗帜的论点的。而且，在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却可以遇到另外的，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党的总路线的公式，以及对轻率的“跃进”和在农民的合作化方面跳越必要阶段的严重警告。 对代表大会的这些方针的修正，在理论方面可以追溯到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跃进并且提出所谓“马鞍形发展”理论。报告中说：“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这种经济运动被捧成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就在这一报告中，埋伏下了承认国民经济失调的不可避免性和对技术和专家采取轻视左倾态度的危险倾向。报告中要求全民参加工业建设，这就能“打破那种认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包办的神秘观点”，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片面地追求最新技术的倾向”，“反对片面地强调专家的作用的倾向”。这一切导致忽视按比例发展、破坏工艺规程，忽视产品质量。 既然苏联专家很自然地不能离开计划性和技术进步、尊重技术规范和有根据的工艺过程的立场，“他们便成了组织‘大跃进’的道路上的障碍。于是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不能不导致把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来的措施”。 但是，在工业化的具体计划和发展速度方面，一九五八年的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也还采取现实的、基本上符合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正确决议的立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没有变化，因而，一九五六年通过的代表大会决议也就继续有效。而发展速度方面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变更和“三面红旗”的路线，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没有通过代表大会而实行的。 在一九六○年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出现了轻视技术的“理论”根据。其中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定，在世界历史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人民群众。” 中国领导为什么需要把技术同人对立起来？那是为了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他们提出的不现实的、幻想式的、实现不了的任务辩解，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辩解。 五年过去了，但是中国领导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向党和人民报告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缺乏勇气谈出幻想式的“跃进”遭到可耻失败的情况，这种“跃进”酷似曾经为我们党所摒弃的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计划。这种极端革命的左倾计划的危险性在于必然会使工农联盟遭到破坏，因为工业化上的冒进必然会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这种危险，很自然地，在中国“跃进”期间也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它体现在建立公社和试图超越农村合作化的必要阶段上面，体现在毛泽东“苦战三年，争取改变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基本面貌”的公式中。 说中共领导身上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神化个人 现在，中国首领们怀疑建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这（尽管用的是现代形式）与托洛茨基说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紧密地相互呼应的！ 中国领导人在不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其他前提时就宣布，由于中国农民有高度觉悟，他们毕竟能够不同于据说是曾经停滞在合作社阶段的苏联，较早地过渡到公社。而且，这里指的是一万五千至二万农户的大联合。这样做没有有经验的干部，于是不可能领导好这样大规模的工作。最后，这里还不仅是把农业生产、学校、地方工业交给公社，而且还有劳动公社的军事化，甚至人们上工也象部队那样组织起来。 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在：想通过农村，通过匆忙地改造农业所有制形式来铺设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就意味着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关于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准备其他必要条件的学说。这岂不是企图用来代替科学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吗！ 需要度过几个困难的年头，这些年被宣布为工农业“调整”的几年。公社被改组了，在大生产队的形式下实质上重建了过去的合作社，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物质利益的原则。但是，缺乏勇气公开地说出中国首领们在办人民公社这件事上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因此，公社的口号保留下来，尽管事情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 但是，经济政策中的新的猛烈摆动（现在是从左倾转向右倾），宣布以农业为经济的基础，一九六二年九月举行的中共十中全会提出的“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口号，这些都妨碍了情况的纠正。 所有这些都是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发展的独特的“特点”。现在，无论是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决议只是用来注解领袖的指示而已。 中共领导身上新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对待自己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各国共产党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决议采取来自左边的修正主义、神化个人，这些表现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直至中国解放以前，中共都在农民中进行工作，这对它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彭真在庆祝中共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又是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中，因而农村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冒险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倾向，有时非常容易反映到党内来。”这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解放前，中共主要由农民组成的。 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特点是没有纲领，遵照其领导人的意志办事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严重的“特点”是，实际上没有党的纲领，遵照领导人的意志办事。 而这是事实。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纲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也不认为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是自己的纲领。这个宣言对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党在目前的行动指南。因此，无论是党的决议，无论是党的报刊都不援引纲领，也不可能援引。 难道纲领对中国领导也是某种“次要问题”吗？难道中国同志甚至在革命胜利后的第十五年还没有可能制定党的纲领吗？在中国的报纸上可以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遵照其他党的决议；虽然任何人从来也没有要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但是试问，你们的纲领在哪里，这样的党好吗，“正确”吗（象你们自己喜欢说的那样），根据什么来核对它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正确性呢？ 中国共产党人莫非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拥有一千八百万党员的共产党为什么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同，没有自己的纲领？为了按照正确的方针走，为了不失去目标和前景，为了不东奔西撞，党应当有一个适合长期的，适合某个历史阶段的全面的战斗纲领，难道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吗？而这在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的。 这岂不使人有这种想法：没有纲领对个人迷信的条件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迷信不受任何约束，甚至可以不用特别费劲和毫无顾虑地以领袖的指示改变党的原则性和纲领性的立场。 没有纲领、不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过时”和由此而产生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的印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这是把个人迷信置于一切之上、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所固有的特点。要知道，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以在这种或那种印象下制定出来的指示代替党的纲领和党的集体意志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原则。 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的三篇编辑部文章 《真理报》五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国家共产党人的国际性学说》的总标题下，先后发表了三篇编辑部文章。 第一篇题为《思想一致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文章： 说中共过去积极坚持确立共产主义运动首脑这一职务，目的是便于日后篡夺 北京不承认在理论方面的集体创造，虽然那里现在一再叫嚷各党“平等”和“独立”。中国领导人拒绝考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结论，俨然以理论和政治问题的最高法官自居，把兄弟党一个又一个地“革除出”马克思主义，十分露骨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的某种特权赋予自己。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相信那些像当年斯大林那样代替所有人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预见者”和“预言者”。至于苏共，那么，它曾经就这个问题十分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苏共的丰富经验，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曾经形成了一 种传统，根据这种传统，我们党曾经被赋予特殊的、领导的地位，这种地位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文件中固定了下来。我们党中央表现了主动精神来结束这种传统，甚至不顾其他一些党的坚持，而其中最积极坚持的——这在今天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就是中共，它曾经要求把相应的提法，写入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文件中去。中共首领们的这种立场的底细现在是十分清楚了。看来，全部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已经打算正式确立共产主义运动首脑这一“职务”，以便日后加以篡夺。 说中国领导人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垄断权 我们党坚决反对了个人迷信时期所固有的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平等的行为，埋葬了这个党或那个党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权”思想本身。而中国领导人显然想复活这一思想，赋予自己解决关系到整个运动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独断权。 否则，怎样解释在中国掀起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对各国人民和整个运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这种叫嚣呢？北京竟然声称，现代历史任务的理论总结已全部落到毛泽东一人的肩上，而我们时代本身就是“毛泽东时代”。 这种主张不只是渗透着同共产党人不相称的对领袖的阿谀奉承。在它们背后有着明显的意图：确立中国理论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垄断权”。中国领导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学说相对抗，竭力把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旗帜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篇题为《中国首领们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把什么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背离对理论采取创造性态度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一。北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否定兄弟党在它们共同通过的文件中所作的新的评价和结论。 说中国理论家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一切时代创造的不变的法则、原则和口号的汇编 中共首领们在评价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论点时所采取的观点，是看这些论点是否符合一百年、五十年和三十年前所写的东西。下面这种批评方法与上述态度也是一脉相承的，即完全无视客观实际，只知道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涉及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历史形势的著作。根据中国理论家自己的言论判断，他们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一切时代创造的不变的法则、原则和口号的汇编，共产党人对它的态度应当像教徒对待旧约和新约一样虔诚。 对现实生活中新现象的科学概括和各共产党为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进行的巨大创造性工作，遭到中国领导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兄弟党犯了“修正主义”，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人所共知的信件里提出了他们的“关于总路线的建议”，来对抗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论证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中国首领们，以一些重复着尽人皆知的真理的一般性声明为掩护，拒绝各兄弟党的集体经验给革命理论带来的一切新东西。同时，新的估价和新的结论不是属于“纯粹”理论的范围。这是行动的指南，是工人运动新的斗争形式的总结，是向帝国主义阵地进攻的新途径的论据。对新总结的否定，不但证明理论上的因循守旧，而且导致耍嘴皮和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导致放弃利用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新的有力的杠杆。 说中国领导歪曲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象右派社会党人的教父 如果把中国领导目前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挑起的斗争同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这种等同就转过来反对中共首领了。他们绝对不象列宁，而正好相反，倒很象现在的右派社会党人的教父们。他们正如那些人一样，正在从僵化马克思主义到歪曲马克思主义，到试图用破坏革命进程发展的不大高明的“理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 如果比较留心地观察一下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理论观念，深深考虑一下他们在最近时期搞的思想意识演变，那么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领导所走的道路是最粗暴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其最重要的根本原理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的立场的修正主义实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在世界解放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的修改上面。 说北京在宣传：农民是最彻底的革命力量，世界工人阶级失去了革命长子继承权 中共首领们实质上抛弃了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经验检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改造中的世界历史性作用的论点。中国领导人虽然从各方面对革命理论的这个极重要结论展开攻击，但是，整个攻击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证明世界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正从或者已经从工人阶级转到组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基础的社会阶层，即农民、急进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可能性。正是农民，由于他们走上历史创造的道路，才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同盟者。但是，中国领导人所谈论的并不是这个明显的事实。他们鼓吹这样重新组合革命力量，在这种重新组合中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被抹煞了。 而北京在做什么呢？那里在宣传这样一种说法：似乎农民现在成了最彻底的革命力量。至于世界工人阶级，那么，站在中国领导立场上的理论家们认为，它“感染上了”社会改良主义，从而失去了自己的革命长子继承权。 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满足一些不成熟的、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自尊心。但是，这种说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北京首领们不仅一再重复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特殊”作用。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贬低世界工人阶级及其产物——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 这就是下述论调的背景：说什么不能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同世界资本主义的竞赛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种提法，据说是 “修正主义”。这也是所谓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是“社会改良主义”这种指责的背景。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勾销了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拒绝承认它的革命力量、它的革命可能性和潜力。 形成了特殊的局面：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可能性、否认工人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的人们，硬冒充这个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唯一保卫者。 中国领导人不惜歪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终目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一事实也证明，新冒出来的“正统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走得多远了。 说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理想是：没有发达的工业，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和不尊重人权，使劳动群众永远过贫困艰难的生活 从中共首领们的言论，以及从他们的政治实践中描绘出某种类型的社会。这种类型的社会被冒充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然而，这种标准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原理和违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 北京不认为工业发展的高水平是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特点。提高劳动人民福利，被宣布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似乎会引起“资产阶级蜕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经常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北京发表的浩繁的材料里几乎连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概念也找不到。可是，中国却一意盲目崇拜暴力，培植与无产阶级专政本质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制度。那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行“军事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对待群众就像对待“一张白纸”一样，一个领导人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出他自己想写的一切。 原来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特殊的：没有发达的工业，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和不尊重人权，使劳动群众永远过贫困艰难的生活。 无论中国首领们说什么，无论他们怎样自我吹嘘，实际事实断然驳斥了他们想充当马克思主义的立法人角色的野心。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作为中国领导的思想理论纲领基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法不是别的，正是对各国共产党人国际性革命理论的极重要原则的背叛，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学说的背叛。 第三篇题为《中国领导人理论概念的政治用意》的文章说： 如果看一看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可以看出：这种概念前后不一致和互相矛盾，最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最明显的修正主义十分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观点上前后不一致，最后，最主要的是，即中共领导人响亮的革命词句同实际行动之间严重脱节。 说中共领导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 摇摆不定，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本质 起初，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向全世界宣布了钢、铁、煤的令人震惊的生产计划，企图一举解决建立现代化工业的一切问题。后来，失败后又宣布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起初，他们认为人民公社是现成的“进入天堂的梯子”，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而不考虑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有相应的物质生产基础。后来又开始散布这样的思想，说什么在帝国主义彻底消灭以前，根本谈不上建成共产主义。 中国领导人经常改换立场以及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摇摆不定，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观点上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从北京的思想家的言行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已把无原则当作原则，情愿提出、保护和赞同任何论点，只要符合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方针就行。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论战的全部进程表明了，实际上，中国领导一点也不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一点也不关心通过诚实地对比立场弄清真理，并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检验。他们对在理论问题上的论战赋予一个纯粹服务性的作用：替自己的特殊政治目的掩盖和辩解，以及作为为这一目的而斗争的工具。 中共领导人理论概念的政治用意是什么呢？ 说北京领导人不仅客观上拆散和削弱反帝革命战线，而且主观意图和目的也引起人们严重怀疑 如今已经完全清楚了，他们追求当代唯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角色的主要用意，就是要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解放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领导权。中国领导人的行动证明，他们绝不是“急不可耐的”革命家，绝不是过分狂热的反帝战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掀起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叫嚣，“保卫”它免遭苏共的破坏。实际上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直接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第二国际首领们曾经采取的同样的政治立场。北京领导人喜欢跟自己的捏造、跟他们诬蔑地强加给各兄弟党的观点作斗争，但是，他们最不关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帝斗争的成就。他们不仅仅在客观上在阶级敌人面前拆散和削弱反帝革命战线。而且他们的主观意图、他们所抱的目的，也引起人们越来越严重的怀疑。 最近的事态表明，北京的首领们向苏联共产党进行最疯狂的诽谤攻击。现在十分清楚，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矛头绝不是对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而是对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对准苏共的。 说中共领导人的领导权欲望遇到障碍，因此把赌注押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上 北京分裂主义者认为苏共是实现其领导权欲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中国领导人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和方法，不顾国际革命运动的任何实际利益，企图在这一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首领地位，使运动服从自己的利己主义利益，他们的这种打算导致了中国领导人同革命力量的真正先锋队——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冲突。中共领导人的领导权欲望碰上了不可克服的障碍。绝大多数共产党坚决谴责他们的方针。 在碰到这种障碍之后，中国领导人便寻求别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领导权要求。现在他们把主要赌注押在这上面：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由他们控制的特殊的国际集团来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抗。 说北京理论概念的使命是论证和维护 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民族主义方针 北京的理论概念，是专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人为地想出来的纲领。北京的理论概念的使命是“论证”和“维护”中国领导人的大国的民族主义方针，促进他们对领导权的奢望，破坏世界解放斗争，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外部的某些集团置于北京的保护之下。 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特殊理论纲领带有这种不光彩的、敌视劳动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明显的烙印。 他们为了给自己招募拥护者，使自己的理论概念面向解放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面向僵硬的教条主义者，最后，面向那些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甚至充满种族主义情绪、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想格格不入的阶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碰到了中国领导人这样的特殊流派，这一流派就社会根源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就政治目的来说是民族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针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许多论点。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 说中国首领针对帝国主义的词句只是隆隆作响的空木桶，而全部愤恨和狠毒针对起初称作同志的人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四日以《不要走入迷途！》为题刊登作家西蒙诺夫的文章说： 当我读了中共中央去年的信件和中国首领的同一类型的某些其他文章和文件之后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越读下去就越发感觉到他们的不真诚。 我读得越多，就越加尖锐地感觉到，人们写的是一回事，而想的是另一回事。他们无数次地重复“美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这些词句，但是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些词句象空木桶一样故意隆隆作响地滚到台上来，大家都知道，空木桶要比装满东西的桶响得多。 帝国主义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不知道被诅咒了多少次；遵循了一整套诅咒的仪式。但是每一次扪心自问：你读完了一篇文件或文章——文章中所包含的全部愤恨和流露出的全部狠毒是针对谁的呢？这实质上是针对谁写的呢？是针对帝国主义吗？不。在这里针对帝国主义的只是词句，只是隆隆作响的空木桶而已，而全部愤恨和全部狠毒不是针对帝国主义者，而是针对起初称为“同志”的人，即我们和你们、苏联共产党员、苏联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 近来，我怀着一种老是缠绕着我的非常惊讶的心情考虑着陈毅不久前的一次讲话。陈毅在讲话中以苏联不是亚洲国家为理由要求苏联放弃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权利。这种要求的种族主义的潜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苏联人，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以愤怒和痛苦的心情严厉谴责个人迷信时期的违法行为和专横行为，绝不会容许力图维持对毛泽东的迷信的北京电台用种种声音甜言蜜语颂扬斯大林的那种时期再回来了。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 说中国资本在香港同英美资本和平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 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七日以《香港的坏名声》为题刊载了该报特派记者多莫加茨基赫和波奇瓦洛夫的报道说： 在谈到其他国家时表现得“不调和的”北京报刊，对居住在香港水上街区和九龙破房子里的不幸者的命运，表现了令人惊异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一切都是因为，象中国驻印度使馆所说的，香港“是例外”。 一发出美元的响声，原则就消声匿迹了。而且美元的声音是相当响的。 有人对我们说，最近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愈来愈多地渗入香港的各种公司、企业、银行、饭馆，并且往往把它们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在香港同英美的资本和平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那谈得上什么阶级斗争、革命不妥协性呢？ 说中国利用香港为对苏联进行诽谤和破坏活动的重要中心 最近，许多人正是从香港习以为常地收到北京的宣传材料。办事准确的英国邮局帮助了北京的分裂活动，它在这里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人告诉我们，反苏材料同出口物品一起由中国商船从中国运来。 在香港的一条主要的街道皇后大道上，我们看到了一家大书店。书店的店名很响亮：“和平”。我们走进书店，马上就明白了，我们是到了一个反苏宣传的中心。“和平”书店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是从社会主义中国运到这里来的。但是，这些书籍按其敌视和凶狠的程度来说，可以同出自露骨仇视共产主义的人和由资产阶级给钱的诽谤者之手的书籍相匹敌。“和平”书店不仅出售这类作品，而且大肆宣传这类作品。 很明显，中国驻德里大使馆当时极力反对我路过香港，并不是偶然的。现在，根据一切来判断，中国领导人有更多的理由竭力阻碍传布关于香港的真情实况了。在那里，英国的殖民主义和北京的对外政策友好相处。正是这种政策极力冒充为革命性的典范。 香港的名声一直不好。很久以来，它就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城市，是压迫和专横的地方、是赌博场和卖淫的地方，是强盗和贩卖麻醉剂的商人的避难所。现在，它成为北京在国外对苏联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诽谤性宣传和破坏活动的最重要的中心。 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 说北京首领在中苏之间树立起比万里长城更沉重、更阴森的壁垒 苏联《真理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了尤里·茹科夫的题为《万里长城》的文章说： 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当应《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邀请乘飞机前往北京时，我头一次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异的、真正离奇古怪的万里长城。 当时我怎能想到，总共只过了几年，由于北京首领们的努力，代替这个过时的石墙而开始矗立起新的、更加沉重和阴森的、违背两国人民利益的政治和精神上的壁垒呢？ 不管这些首领们怎样反复地说他们主张同苏联人民保持不可分割的友谊，而只同我们的领导斗争，可是实际上，他们的新的万里长城的阴森的正面，却对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北京的首领们是怎样和为什么着手干这样不体面的勾当——竟然企图使用鲜血结成同盟的两国伟大人民争吵起来呢？ 我是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才过几个月乘飞机到北京的。外表上，一切都照旧。苏联人到处受到欢迎。但是空气中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寒流：比如，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当时在北京工作的《真理报》记者除非通过外交部新闻司谈妥，否则就不允许同普通的中国人会晤；为什么在上海的工厂里，接见我们的人手里拿着事先印好的讲话；为什么在我们休息的青岛，当我们没有事先通知随行人员（他们被指定跟着我们，据说是为了安全）而去沿着城市散步时，他们出现了慌乱。甚至在海中游泳我们也不是同普通人在一起，而是在挂着“外国专家休养委员会海滨浴场”牌子的特别的地方——普通的中国人是不允许到那里去的，带着盒子枪的士兵警惕地注意着秩序…… 人们对我们解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这里毕竟是海边，而在海的那边有蒋介石，而且国内的反革命也还没有彻底消灭……但是反革命是那么强大吗？北京的领导人否定地摇了摇头：不，这个敌人并不可怕。而且，他们很快给了敌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机会。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周扬对我们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这样解释了这个新的方针：“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其他思想流派的竞赛是可以的。在中国认为，让鲜花和毒草都开放，因为田野很难设想没有毒草。” 一九五七年七月，当我再次访华的时候，在北京有人解释说，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为了“让右派暴露面目”。 果然，反动势力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他们同时疯狂地反对中苏友谊，反对苏联。在各地的集会上，这种攻击自然遭到坚决回击。然而，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报纸突然开始刊载所谓“右派”的最恶毒的反苏文章？例如，为什么中国报纸不断刊载令人难以置信的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的文章呢？ 当然，对反动分子采取了某种措施：开始锄“毒草”。可是，过了一段时期，开始逐步给反动分子——用北京的话说——“摘帽子”，他们重新抛头露面了。 倒霉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绝不属于反动分子，从来没有采取反苏立场，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被同阶级敌人一道划为 “右派”。 在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方面，迅速地树起了无形的万里长城。在那些年月里，我担任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因此，清楚地记得，北京领导人是如何急急忙忙地接二连三破坏接触。 中国方面一年年地急剧削减文化联系总量，一九六一年比一九六○年减少了一半，一九六二年又比一九六一年减少一半。 说北京首领公开采用以“右派”名义提出的反苏论点 大家知道，苏联不得不从中国撤回自己的专家，因为在他们周围造成了不可设想的气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专家是处在多么悲剧性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回国后立即被派去参加期限为三个月至半年的“政治教育训练”，在那里，把他们的“苏联的自由思想”洗掉，强迫他们把一百五十七种毛泽东著作每天死读十二小时。但是，在这以后，还不相信他们：或者把他们送往农村进行“劳动锻炼”，或者让他们开始做最不重要的工作——一般不高于工长。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的专家在中国却非常受器重。 目前，北京首领们已经摊牌，并且公开采用一九五七年以 “右派”名义提出的反苏论点作为武器。 毛泽东的当时看来似乎是奇怪的和令人惊讶的论点（早在一九四○年就提出的）——如何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其中包括，他着重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用意，现在变得相当明白了。毛泽东写道，“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七百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理论被宣布为是一种“外国的东西”，因此，那里面含有一种“糟粕”。但是，不清楚，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抛弃马克思主义，还是整个地抛弃呢？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各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友谊的思想基础。中国领导人抛弃这一基础，从而在国与国之间建造精神障碍。 说在严重考验的时刻，如何保证中国和苏联永远在一起？ 北京首领们知道，中国人民对苏联的真诚友好的感情是如何根深蒂固，因此他们仍然有时也说一些并非真诚的大话，说什么“在严重考验的时刻”，中国和苏联将永远在一起。但是，每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对他们说：在中国展开可鄙的反苏运动和从早到晚对苏联进行最骇人听闻的指责的情况下，你们打算如何保证这点呢？这种旨在破坏中苏友谊基础的危险的政治把戏，难道不太冒险吗？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 说中共领导把中国描绘成特殊国家，要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发展中心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七期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各国和各大洲劳动人民的旗帜》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共领导拼命力图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它们为自己的打算服务。中共领导以某个“最高仲裁者”自居，对各国共产党作出判决；把其他党内遵循北京的指示的分裂主义者宣布为“革命者”，而把绝大多数不同意北京方针的党宣布为“修正主义的”。中共领导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它干涉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 中国领导人的阴谋的危险性还在于，他们企图在民族主义偏见上进行投机，企图煽起自己党内和国内以及其他国家中的民族主义激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达中共领导观点的言论和文章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特殊的国家，似乎这个国家从开天辟地以来就预定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些言论和文章提出的任务是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发展中心”的地位。 中国正在修改对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的看法。中国宣传家们认为，这些侵略者之一成吉思汗的“进步性”在于，他所进行的侵略、破坏和流血的远征，似乎使得各国人民能够“了解更高的文化（即中国文化），能够向这种文化学习”。 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带有露骨的反苏性质，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的宣传，就其总的方向而论，就其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攻击的放肆程度而论，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反苏反共机关站在同一个队伍中。 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宣传用地理的或者甚至种族主义的立场代替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口号和理论。毛泽东无视在东方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资本主义国家，而在西方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仅有资本家还有劳动群众这一事实……他把整个东方同整个西方对立起来，而且不是根据社会的、阶级的特征，而是根据地理的特征对立起来。 中共领导的观点和政策，乃是以“左倾”词藻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实际危险。中国领导人不仅从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借用了许多观点，而且还借用了进行派别斗争和分裂斗争的方法，而托洛茨基分子曾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和关于“世界革命”的叫喊来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背叛。中国的活动家博得了值得怀疑的荣誉——取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所谓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对自己立场的赞扬，这是不足为奇的。 北京的活动家企图向各共产党发号施令，规定它们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应当执行怎样的政策。粗暴蹂躏各共产党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就是中共领导人分裂活动的特点。他们攻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考虑这些党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企图瓦解它们的队伍，破坏它们的活动。中国领导人针对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所写的东西，同反共势力对这些党进行的恶毒攻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中共领导人给自己提出了骇人听闻的目的——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开始依靠各种变节者、叛徒、冒险主义分子来拼凑集团，宣布这些集团是“政党”并用它们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相对抗。他们供给这些集团金钱、印刷机，向全世界散发派别的材料。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 说各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发表的题为《世界共产党人回击分裂主义者》的编辑部文章说： 世界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叛和他们的分裂活动。绝大多数兄弟党谴责中共首领们的反列宁主义的方针。这种方针融合着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各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各中央全会的决议，兄弟党领导人的声明以及它们的机关报刊的文章，都把中共领导的行动看作是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得到反映的、各国共产党一致商定的路线的修正，看作是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各国共产党在其文件中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时得出结论说，这种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的主要危险。它们指出，中国首领们践踏了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切准则，不仅诬蔑许多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和整批的党，而且公开怂恿派别活动，奉行分裂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路线。 各国兄弟党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领导权的计划和分裂主义活动。它们声明决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这些兄弟党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和领导机构的全体会议上对由于中共领导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而产生的困难作了分析，他们一致主张尽快解决这些分歧和加强各兄弟党的团结。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世界工人运动有威望的活动家和老前辈都认为，在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和有效的步骤就是召开国际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应该从原则上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一些与争取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团结的斗争有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已经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苏联《共产党人》发表编辑部文章 说中国领导人在文艺方面奉行与真正的革命性格格不入的特殊的方针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九期发表了题为《反对文学艺术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化》的编辑部文章说： 在理论上、政策上和实际活动中反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中国领导人在文艺方面也推行着他们的“特殊的方针”。这种同真正的革命性格格不入的“方针”同真正的艺术创作也是格格不入的。 尽管中国领导人也叫嚷说他们忠于列宁主义，实际上他们却抛弃了文艺方面的列宁主义政策。 中国领导人在文艺方面奉行的却是另外一种政策。它的特点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从一个极端突然转到另一个极端。 我们就举中共领导人对待艺术界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说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声名狼籍的口号是人所共知的。这个口号是在一九五六年大嚷大叫地提出来的。唯物主义拥护者与唯心主义拥护者之间的自由辩论被宣布是大胆的革新举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声称：“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这个口号被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旧知识分子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和在加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加速文化革命整个过程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实际上这是对列宁主义原则的背离。在无产阶级文学还很弱小的情况下，这个口号为庇护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开辟了道路。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重复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投降主义口号。相反的结果立即显露出来。中国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獗起来了。看来，必须承认口号错误，并把它抛弃，但这样做不合中国领导人的行事之道。面对着觉醒过来的现实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取消旧口号，而是对这个旧口号作了另外的解释。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里作了修正。他在谈到“百花齐放”的时候说：“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并且号召同“毒草”作斗争。这样一来，显然是错误的口号就依然被保留下来，并且直到最近还在宣传这个口号，虽然现在人们把它解释为似乎是在号召文艺的多样化。实际上，民族主义倾向和其他错误倾向也往往是用这个“百花”齐放的口号来辩解的。 说同“毒草”作斗争是对迫害艺术界知识分子的独出心裁的辩解 至于号召同“毒草”作斗争，则是对迫害艺术界知识分子的独出心裁的辩解。同时，有不少忠于共产主义的艺术家被划入“毒草”之列。 所谓“劳动改造”就是掩饰这种迫害的一种方式。中国领导人把这种措施推荐为“改变世界观”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工作者大批地下乡下厂……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群众一同生活、工作和劳动。这对促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同劳动人民结合，促进他们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文艺观点的改变，起了决定的作用”。因此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了共同的感受和语言”。 这种说法的蛊惑性质在于，这里投机地利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关于艺术家必须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的这基本论点。但是，这个论点却被中国领导人粗暴地歪曲了。 热中于同“毒草”作斗争的中国领导人对文化遗产也开始采取了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教导说，在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的过程中要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遗产中一切宝贵的东西。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来说，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作家的经验尤为珍贵。可是中国理论家们却恰恰把对待遗产的这种态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态度，认为这种态度是“盲目崇拜过去的文艺遗产，特别是盲目崇拜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他们硬说，仿佛承认社会主义文艺与批判的现实主义文艺的继承性联系就是否认社会主义文艺的推陈出新。中国理论家们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违反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列宁主义观点的。 中国活动家们尤其起劲地否定西方古典文艺的遗产，千方百计地强调它同社会主义建设者格格不入的那一面，关于对待本国文化遗产的问题，则提出了改编古典作品，使之适合于狭隘的利己主义目的的专门方针。 说中国艺术创作鼓吹民族主义，宣传战争狂热 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特殊方针”也推行到艺术创作本身。当然，在中国文艺界人士中间远非所有的人都奉行这个“方针”。但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十分热中于宣传这个方针的。 提出了一切类型的艺术“中国化”的口号。同时，中国理论家们还进一步地把过时的古老的民族形式理想化。 开始人为地强调历史题材了。例如，一九六○年的剧目中历史题材的旧剧就占了主要地位。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宣扬中国民族特别伟大的思想，举古代的例子来强调似乎仅为中国人所固有的精神力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把中国人置于其他民族之上。 文艺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仅限于此。众所周知，放弃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原则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为了证明这个口号，在文艺作品中贯穿着这样一种大吹大擂的想法，即中国只靠自己的力量，只“靠小米加步枪”就歼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和在朝鲜打败了美国军队。 目前正在中国宣传的群众歌曲全部充满了民族主义和战争狂热。 真正的国际主义题材在中国文艺作品中已经绝迹了。同西方国家人民的文化有关的一切全被取缔，同时对苏联的一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苏联的东西也被认为是“西方的”，会损及“中国的”民族“气派”。 除了上述我们所看到的鼓吹民族主义以外，在许多中国文艺作品里还宣传战争狂热精神。 根据中共领导在文学方面的“方针”，在中国文学里战争被描绘为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把战争描写成是儿戏：敌人被成千成万地消灭掉，而自己人却只有少数伤亡。向儿童们灌输长大了要当兵的想法。 描写中国人民现代生活的许多文艺作品不是立足于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立足于吹嘘“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领导人的其他观点。 说雷锋不是人，是机械地执行别人意志的毛泽东的螺丝钉在一系列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个性问题的反马克思主义 的、反人道主义的提法，也是同中共领导人的“特殊方针”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宣传千方百计地辱骂人道主义，辱骂为人的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宣布这些概念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绝对执行他们的口号，需要的实质上是“失去了个性的个性”。 对于中国的理论家来说，表现谁的个人命运无非就是修正主义。他们不是在人同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去表现人，不是去揭示个人复杂的精神世界，而实质上是号召去表现无个性的群众。公式化的英雄就是他们美学的标准。他们强加于文学艺术的不是把个人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统一起来，而是压抑一切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东西融化。根据中国理论家宣传的美学，反面人物应当成为示众的恶棍，而正面人物则是信奉完全放弃个人利益的坚定的禁欲主义者。 在中国艺术家的许多作品中，越来越固执地宣传禁欲主义、对人的感情的压抑。因为反复地向他们强调（他们也这样重复着）：个人利益同群众的革命斗争是矛盾的：个人幸福不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雷锋成了这种文学的具有代表性的英雄。 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抛出一个口号：“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共的其他领导人重复并发挥了这一口号。刘少奇号召“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雷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据中国报纸报道，这是一个在汽车事故中牺牲了的年轻战士。他留下了一本日记，日记中记载着某些自传式的细节，而主要是，叙述了他的充满着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愿意“做毛泽东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思想感情。“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是“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的变体。中国人士正是这样解释这一口号的。 雷锋不是人，而正是机械地执行别人意志的“毛泽东的螺丝钉”。中国领导人喜欢他的也正是这一点。 说在中国艺术作品中，毛泽东是使人摆脱一切灾难的神明在中国，现在很难找到哪怕是一本文学艺术作品（科学和政论作品也不外如此），不是反映着对毛的迷信的精神的。执拗地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有坚定地遵循毛泽东思想，遵循他的指示，才会有正确的生活方向。如果谁犯了错误，那就是说，他对毛泽东的著作学得不好。自己不必思考，毛在替所有的人思考着，重要的只是顺从地执行他的意志。 在艺术作品中，毛泽东是作为使人们摆脱一切灾难的某种神明出现的。毛泽东已经不是象往常那样同太阳相比。现在是太阳同他相比了，甚至太阳也比不赢了，因为它只有白天才发光，而毛的思想却不间断地照耀着人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就是这样灌输到人民的意识中。 我们看到，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系列作品是以最露骨地宣传中国领导人的特殊政治方针为特点的。而且，在强行进行这种宣传的同时，中国的理论家们还大谈着艺术创作的思想性、党性原则、文学艺术同党的政策的关系。 中国的理论家攻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违背周扬等人现在重复和宣传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文艺应当比现实更高”。而这一理论前提根本不符合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原则，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文艺应当比现实更高”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艺应当反映的不是中国的实际现实，而是中国领导人想加以冒充的被理想化的现实。美学中的“左倾”极端革命者就是这样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上。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九六○年）的报告中说：“这个艺术方法（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编者）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根据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这个方法来的，他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文学艺术上，把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艺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 这一段极端革命的话是折衷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倡最先进的和最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这一方法的独立部分，而是在实际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反映这种现实所决定的特点之一。中国理论家反复谈论什么文学艺术中两个独立的艺术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然而，现实主义在他们的议论中，只是装潢门面而已，而已经变成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的革命浪漫主义，却千方百计地加以突出，因为，正如周扬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但文艺又应当比现实更高”。革命浪漫主义的使命也就是把文学艺术提到现实之上。所有这一切的论据是，艺术应当体现革命理想。周扬在这方面甚至更明确地说，“革命的浪漫主义，实质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这实际上正是公开号召把现实理想化。但是，难道体现革命理想，就是要求理想化吗？只有害怕现实、不敢正视真理，才会导致在艺术中确立这种“方法”。 说中国领导人极端厌恶在文艺中真实表现苏联人民的生活 中国领导人企图破坏我国政策和我国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威信。因此，他们极端厌恶在文艺中真实地表现苏联人民的生活。他们竭力使人不相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性。起初，这种攻击采取了影射方式，但是很明显，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苏联文艺的。近来，连影射的幌子也抛掉了。中国评论家们宣布，苏联文艺的真实性以及整个现实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的，硬说什么在“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倾向性”的活动。例如，周扬宣称：“他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实际上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卑琐的自然主义或颓废主义”。 苏联公众有充分理由高度评价《第四十一》、《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等影片。而这些影片却使中国理论家大为恼火。 影片《晴朗的天空》涉及的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违法和不公道问题。显然这也激怒了那些在国内拼命颂扬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中国活动家。 苏联《党的生活》发表文章 说中国企图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展到整个世界共运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第七期发表的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有两种尺度，一种是用来衡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一种是用来衡量自己的政策的。例如，他们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描绘成无非是同帝国主义者勾结。同时，中国领导人自己却狂热地致力于调整同英国、法国、日本、西德、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如果有适当的条件，他们也不放弃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中共领导人还欺骗本国人民，不知耻地硬说，苏联根本没有给予中国任何援助，而仅仅只有日常贸易活动。事情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中国现在摘除苏联机器和机床上的工厂商标，中国某些名人造谣说，苏联“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向新独立国家和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中共领导人为了推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失败的罪责，竟说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是造成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常破坏苏中边界，也完全是为了达到在中国煽起反苏情绪的既定目的，这种破坏行为最近两年成为经常性的现象，有时成为粗暴的挑衅行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有不少曾企图破坏它的团结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中共领导人在这些人当中第一个提出了一国存在几个共产党的“规律性”的论点。就连托洛茨基分子在分裂和瓦解工人阶级方面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顶峰。 中国领导人在兄弟党的队伍中招募自己的追随者，用这些人建立派别集团，这是中国领导人分裂活动的顶点。在北京的帮助和支持下，现在，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英国、锡兰和某些其他国家都成立了变节者反党集团。他们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却获得大笔资金来出版报纸、杂志和开办出售中国宣传品的商店。一般说来，这是机会主义分子、腐化堕落分子，他们由于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派别活动或者由于道德败坏而被开除出党。追随他们的是：野心家、政治冒险家和历史不清白的人。兄弟党把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而中国领导人却在北京尊敬地接待这些背叛者。 北京正在建立的那些分裂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和人民群众的一般民主斗争中扎下任何根子。它们处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外面，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决不愿意同它们打任何交道。 对中共中央派别活动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是不对的。他们把指望寄托在不成熟的、政治上不坚定的人，以及这样一些国家身上，在这些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理论工作干部的水平还不高，“极左的”词藻在刚刚参加运动的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民群众中可能得到响应。此外，中国领导的派别手法受到准备在任何旗号下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形形色色叛徒的支持。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忘记了小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性。看样子，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自己的观点、政治路线和活动方法中占了上风。显然，中共领导人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的内外政策上打上了烙印。 我们党一向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经验给于应有的赞扬。 但是，一九五八年突然修改了这一方针，代之以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针。一九五六年规定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完成的任务，中国领导人竟决定在几年之内就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应该保证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内“跃进到共产主义”。这些试验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结果中国经济倒退了好几年。“三面红旗”方针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工业化的速度剧烈降低，影响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不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由于提倡个人迷信而形成的局势，是不可能了解当前中国领导人在国内以及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和态度的。 中国的宣传机构许多年来一直顽固地向一切人灌输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体现”，我们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力图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扩展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竭力使他象当年的斯大林一样，俨然上帝一般凌驾于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上，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些政党的政策和活动的一切问题。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是中国领导人产生领导权意图的原因。 苏联《党的生活》发表文章 说中国共产党出于领导权目的，勾结各种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冒险主义者进行派别活动，对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苏联《党的生活》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题为《反对分裂主义者，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实际事务中遵循派别活动分子的惯常逻辑。 中共首领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不光采的手法——诽谤、收买、讹诈，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把其他国家的即使一部分共产党员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中共领导在遭到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决反对后，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走上了在某些党的队伍中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挑起公开的派别斗争的道路，走上了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道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目的在于瓦解那些谴责过中共领导反列宁主义观点的党的手法和阴谋。起初是个别地，继而是成批地对那些最不坚定的、在自己党内表现不守纪律和公开的冒险主义的分子加紧进行工作。 只要哪里有可能，那里就会在中共领导的明显的支持下，建立起特殊的派别集团，与那里现有的共产党对立，并为中共领导的目的服务。北京领导人慷慨地赋予这些派别集团以“真正革命者”、“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等称号。现今正试图拼凑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派别纪律的某种特殊的“国际”集团。 这些分裂集团是由企图浮在北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派别斗争的肮脏泡沫上的各种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冒险主义者组成的。其中有不少是道德败坏的人。 中共新托洛茨基主义首领们除了在思想上同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人士勾结外，在策划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派别斗争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同他们进行实际的合作。 中共领导显然企图拼凑一个具有特殊纲领和具有自己集团的和派别纪律的同道者的“国际运动”以对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为了什么硬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呢？北京首领们的实际派别活动的基础以及它们的“理论”观念的基础，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居心叵测的领导权目的。在中共领导人同其他共产党关系中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北京首领们的领导权意图。从中国领导人的行动看来，他们似乎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人”。 各国共产党人的新的国际会议可能成为争取团结的斗争中的重要阶段。世界各地区的大部分共产党赞成最迅速地召开这一会议。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露骨地执行千方百计拖延会议召开的方针。他们的声明和活动十分明显地表明，他们为什么需要拖延：为了进一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他们的破坏分裂活动，为了建立更多的新的傀儡“党”，为了反对相应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苏联《消息报》发表的一系列编辑部文章 苏联《消息报》从五月十七日到六月六日发表了五篇编辑部文章。 《消息报》五月十七日发表的第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编辑部文章： 说中共领导人捏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共领导人竟至公然捏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 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国理论家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试图证明：从资本主义到新社会的过渡时期，一直要延长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因而，在这整个时期中都必须保持甚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时期，按其含义的本身来说，是在两种社会结构，即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时期。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假若把过渡时期扩大到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意味着否定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存在以及根本否定这个阶段的必要性。 不管多么奇怪，可是中国顽固宣传的正是这种观点。早在一九六○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便对过渡时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报纸就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中国领导人决定要在马克思主义中提出“新”说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他们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当他们企图在实践中只贯彻自己反科学的观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破产。他们企图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跳越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尝试导致了可悲的结果。 他们否认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要以这个新结构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确立而告终这个事实，不能或不愿懂得，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已经是同过渡时期特有的规律完全不同的规律了。 说中国领导人执拗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寻找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学究和书呆子的脱离生活的想象中，一切都是清一色的。《人民日报》断言：“既然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而在正在成长的共产主义与正在灭亡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就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这个整个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就不可能不是阶级矛盾或是带有阶级性质的矛盾”。中国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观点，执拗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寻找并不存在的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阶层，寻找阶级斗争，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直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都必需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 作为过渡时期的一定的发展规律的阶级斗争，是现代中国的特征。但是，企图把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因而“谁战胜谁”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了而且正在实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同中国的过渡时期的社会等量齐观，就意味着完全不顾现实或是蓄意歪曲现实，以达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共产主义事业毫无共同之处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歪曲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甚或绝对是暴力工具。他们只字不谈主要的和最本质的东西，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许多文章和正式文件里甚至找不到民主这两个字。 中国的国家建设，也根据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的这种理解形成一种做法。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的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对所谓“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并同时大规模地进行镇压。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这个决定授权行政机关可以不加审讯和侦查地把几乎任何一个中国公民不定期地关进特别营里。根据这一决定，譬如，“不服从转业的安置”和“无理取闹，妨害公务的”诸如此类的人遭到劳动教养。有好几十万人遭到镇压。在实质上，这不是粗暴地破坏公民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又是什么呢！ 说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成一批领导人的某种专政，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是这种作法的顶峰 破坏社会主义法则成了中国国家生活的惯常现象。中国领导人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系统中的作用的学说，要党机关起的不是群众的组织者和教育者的作用，而是起确定和规定地方权力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整个活动的“统帅”的作用。一再重复“政治是统帅”，而党的工作人员是“生产上的指挥员”的论点，仿佛是从理论上为这种做法作某种辩解。事情竟到这种可笑的地步：县党委的书记推开审判员，亲自坐在审判员桌上，开始审理案件。而报纸还把这样的事实当作好经验来介绍。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遭到破坏还表现在国家机关的组成和活动方面。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没有选举过。 在中国，由于缺乏国家的民主和党内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成一批领导人的某种专政。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是这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作法的极端和顶峰。因此，中国领导人把我们党揭露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做法看作是反对他们，反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某种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北京活动家叫嚣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内有“修正主义”，为的是用这种叫嚣来掩盖他们最近五六年来的反列宁主义的国家实践和党的实践。 在革命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共领导人把在中国确立的政权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在“人民”的概念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家制度当时是这些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同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 当然，这种概念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很远的。如果是科学地和列宁式地对待问题，那末这里看来可以说是由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中国理论家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是在革命胜利若干年之后才宣布，中国的国家制度不是别的，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里是前进了一步，但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在中国谁来专政这一问题，当时作了这样的回答：“工人阶级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所有享有公民权的、为工人阶级团结的人，首先是农民，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而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尚没有被剥夺选举权，因而，它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实行专政。那末说，工人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必然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共掌政权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吗？如果把这种同民族资产阶级调情的行为冒充成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剩下了什么呢？ 说中国首领把自己的希望同农民联结在一起 北京理论家关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制度中的领导作用的口头保证乃是空话。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上和国家管理机关内并没有占据它在无产阶级专政系统内应有的地位。 中国首领们把自己的希望同农民联结在一起，千方百计颂扬农民的革命性。如果听信刘少奇的话，“农民青年”比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站得高：“这种人是马克思从未曾见过的……他们甚至比工业无产阶级更有纪律性。” 中共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是卷入革命斗争漩涡中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巨大压力的结果。组成中共领导核心的人，学究式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东西——它的活的灵魂、革命辩证法。他们口头上接受和承认辩证法，并引用它，但是，一到要在具体条件下运用它时，他们就背离辩证法，在研究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时不会也不想运用辩证法的规律。 目前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维埃社会的生动的发展历史，正在彻底摧毁着中国理论家企图用来把自己同生活隔绝的引语的栅栏。 《消息报》五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第二篇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头保证的掩饰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遵循的基本的理论方针和政治方针进行着猛烈的攻击。最近，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论战正引伸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的问题上。他们选择苏共纲领作为攻击的中心，并且特别反对关于全民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 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也是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苏共纲领认为，使政治的上层建筑符合已经变化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代之以别的什么东西的一次完成的行动。这样做，将是形而上学的态度，而中国教条主义者正是采取这种态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哪一个人想在什么时候怎样取消就可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取消，而是随着它所要解决的任务的完成逐渐地不再是必要的了。因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改造成为全民的国家，乃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进程。 说中国领导人捏造苏联的投机狂、大批盗窃等等，断言苏联有阶级斗争 看来，一切都很明确。但是，北京的教条主义者却固执己见。他们说什么既然苏联还有阶级，还有阶级差别，还有罪犯和寄生虫，因此（！），他们断言，也就有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要求保存、甚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显得多么可笑，胡言乱语到了什么程度！ 看来，中国理论家们力图把流氓、投机倒把分子、盗窃者和其他资产阶级残余分子都看作是“剥削阶级”，这是完全荒谬的和可笑的。同这些人作斗争，是以往阶级斗争的余波。可是，同他们斗争是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统治的特殊形式的。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地绝对地能够对付所有这些寄生分子。 至于北京预言家们暗示的似乎“在苏联不断产生”所谓“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简直是荒谬绝论。难道这不很像我们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乌鸦们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饶舌者们所说的关于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国家“蜕化”的咶咶声吗？很明显，中共领导人知道关于苏联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论断不十分令人信服，就故意一下子谈到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的苏联和尚未结束过渡时期、保留有个体农民阶层和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简单商品经济，因而也还有必要保留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人民民主国家相提并论。 这里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能够设想，中国领导人没有看到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与苏联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吗？当然，他们非常了解这点，但是为了达到他们不光彩的目的，认为需要恬不知耻地伪造事实。正是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收集在苏联报纸上刊登的讽刺小品和关于审判的报道，捏造“苏联的投机狂”、“大批盗窃”等等。多么卑鄙的勾当！ 最后，对中国理论家们的另一个公式化的说法，不能放过。他们说，似乎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需要的。理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存在，而领导这个联盟的是工人阶级，否则，这个联盟就没有保证。 在这种书呆子观点下就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它的专政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但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它的领导权同它的专政区别开来。 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或者居心险恶的人，才会抓住这些论据不放。只凭外表上的、术语上的类似，就把在封建资产阶级的普鲁士的条件下提出的“人民国家”口号同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建成社会主义任务之后产生的全民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种崭新的、本质完全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 在这方面，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中国活动家现在反对全民社会主义国家概念，可是他们曾经认为把在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建立的国家叫做“人民的国家”，在当时是可以的和允许的。而且还是在国内战争还没有在中国结束的条件下这样做的。 “人民的国家”这个术语被广泛用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文章作者在谈到剥削阶层的反抗时说：“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当这个“人民的国家”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民是指什么呢？我们在文章中找到下列答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硬说国家是“人民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令人奇怪的。 《消息报》五月三十一日发表的第三篇题为《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的编辑部文章： 说中共领导人分化兄弟国家，力图拼凑一个受自己控制、受自己影响的特殊的国家集团 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拒绝了想使它们的政策服从于北京大国主义方针的试图后，中共领导人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混乱，使一些国家同另一些国家对立起来，力图拼凑一个受自己控制、受自己影响的特殊的国家集团。 中共领导人抛弃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擅自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对外政策，从而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绝裂。他们用“自力更生”的口号对抗合作和互助的原则。他们抛弃了各国人民友好的思想，在不同民族之间煽起不和与疏远情绪。 在决定社会主义各国间的相互关系的一切原则中，中国领导人首先突出和强调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和独立的原则。然而，中国领导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一切有关“自主”和“独立”的言论都是口是心非，都是欺骗。他们的政策实际上另有目的。第一，用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和对斯大林所培植的制度的公正谴责进行投机，在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打进楔子，破坏苏共的威信和影响，分化兄弟国家。第二，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取得特殊地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 中国领导人把所有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统统宣布为异教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他们所理解的争取团结，无异于要使各兄弟党向中国领导的领导权野心完全投降。中共领导要求苏共“承认”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无效的”，“承认”谴责中国领导人“特殊方针”的文件“是无效的”，作为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既然北京明知道这种态度是完全不现实的，那么主要的东西就显而易见了：中共领导需要的不是停止论战、而是谈论停止论战。 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遵守主权与平等，就意味着：尊重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和传统，尊重受人民委托而管理国家的政府领导机构和党的领导机构：尊重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边界。主权国与主权国之间的关系的这一切起码准则都遭到中国当局的粗暴践踏。 中国已经把干涉苏联和其他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提高到官方的政治路线的水平。 中共领导人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起特殊作用，这明显地表明他们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立场。大家清楚知道，还在一九六○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恶意攻击苏共和苏联政府，展开了广泛的分裂活动。这一切都是得到北京的同意并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干的。中国领导人利用阿尔巴尼亚活动家作为反对兄弟党协商一致的路线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工具。中国领导人在鼓动和教唆阿尔巴尼亚活动家进行反苏活动时，既不考虑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也不考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利益。他们有步骤地、胸有成竹地和深思熟虑地把暴虐政客推进了反苏角落，破坏了苏联政府为了使同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而做的一切尝试。 中共领导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不能不引起谴责。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同意中国领导，不赞同它的观点，并对它提出公正的批评。中国的“平等”和“不干涉”的卫士则完全按照个人迷信时期惯用的那些方法来予以对待。他们竟然断言，说什么在南斯拉夫“存在资产阶级专政，不仅存在，而且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说什么南斯拉夫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 并且，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普遍真理”，试图不择手段地把它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共产党。他们把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问题变成了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统性”，确定它们对待中共和中国的忠顺性的标准。谁认为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国家，谁就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谁不这样认为，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和“反动分子”。只有那些完全不珍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利益的人才会这样做。 《消息报》六月四日发表的第四篇题为《把民族利益同国际主义利益结合起来》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把社会主义国家要配合自己对外政策的努力，说成是一个国家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企图剥夺别人的自主。他们认为扩大经济联系的措施是损害中国的自主和财富。 说中国政府藐视同兄弟国家缔结的条约和协定，同兄弟国家断绝政治、经济联系 中国政府不仅停止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协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而且公开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定的路线。华沙条约国定期就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协商，而中国政府却拒绝这种协商，自己宁愿不受约束。中国代表不顾一再的邀请，仍不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各种会议。中国政府，在采取涉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外交行动的时候，不仅认为没有必要征求它们的意见，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哪怕事前通知它们一下。 中国领导人不考虑兄弟党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意见，竟然把莫斯科条约说成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出卖”。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碰到了一种企图，即：既不考虑事情真相，也不考虑各国人民的意志，力图把中国领导人所理解的中国的民族利益冒充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 在这一切事实的对比下，中共领导说什么它主张进行磋商、主张协调政策、主张一致行动的保证显得特别虚伪。因为要进行磋商，一切有关国家必须有诚意，必须一致同意。如果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同意，那么，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磋商。看来，中国领导人呼吁举行磋商，本来应该成为会谈和谈判的倡议者。可是，事实上，他们欣然表示愿意与之磋商的只是在观点上跟他们显然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些党。至于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党，也就是说，当特别需要同志式地交换意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表现主动，反而拒绝关于举行这种会谈和磋商的建议，逃避同那些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人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中国领导人同兄弟国家不仅断绝政治联系，而且断绝经济联系。他们拒绝加深生产协作，走上了收缩同那些不支持中共立场的国家的经济合作的道路。他们竭力诋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协调计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主张。与之相对抗的是，宣传“自力更生”的方针，这种方针被冒充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共产党人的高尚的革命风格和彻底的革命精神”的表现。他们的“高尚的革命风格”实际上导致：不顾已经缔结的许多协定，中国同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不断缩减。 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同不支持中共领导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收缩的主要原因决非经济困难，而是不体面的政治打算，从一切来判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互利经济合作的主张本身在现阶段不合中国领导人的心意。 《消息报》六月六日发表的第五篇题为《团结政策反对分裂政策》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企图为自己缩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的路线辩解，竟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描画得一团漆黑。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合作会使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属于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甚至丧失政治独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平壤发表讲话时，企图把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关系描画成为 “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现有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去”。由于摆着关于同志式的合作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所有参加国带来互利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论断的荒谬性就昭然若揭了。 说中共领导用建立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集团的路线同经互会的原则对抗 中国官方人士闭口不谈经互会的原则，而且用孤立地、自给自足地发展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这种根本不同的方针，用建立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集团的路线同这些原则对抗。建立这种集团，无疑地会首先打击参加这个集团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事态越往前发展就越明显：目前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有两条政治路线在进行斗争：苏共和大多数兄弟党的国际主义路线同中共和某些追随中共的其他党的领导的民族主义路线。无疑，第二条路线必将失败。但是，要国际主义战胜民族主义、团结政策战胜分裂政策，需要进行顽强的，而且看来是长期的斗争。 在同中共领导的论战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所遇到的决不是个别错误和谬误，不是对解决个别具体任务态度上的不同，而是一条经过深思熟虑的、违反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而顽固奉行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决不是合乎愿望的，也决不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有多么不同，不管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同别国人民的传统有多大距离，这种差别本身不能解释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转到政治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上，不能解释中国领导人为什么竭力把自己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大家庭对立起来。促使中共领导走上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道路的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暂时获胜，民族主义对国际主义的暂时获胜。中共领导的踏上好战的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有力地表明了：现在，民族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主要危险。 保留不同的观点（甚至在原则问题上的观点）一定要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剧烈恶化吗？不，不意味着这样。任务恰恰在于，力求不要象中共领导人现在干的那样，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引伸到国家关系上。 但是，不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协调政策和交换意见的形式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里起主要作用的，与其说是交换意见的形式，还不如说是它的性质方法。必须坚决地声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强加于人的方法，即：谩骂、侮辱、伪造、讹诈等等，绝不会有助于加强团结。 大家庭的某些成员采取触犯其他兄弟国家利益和损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路线的不协调的步骤，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情。而中国领导人在对外贸易方面、在国际民主组织的工作中、在体育运动等活动中，极尽搞幕后阴谋和秘密设机之能事，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 说中国政府声明流露出北京是亚洲政治中心的思想和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欲望 苏联《消息报》六月七日发表马特维耶夫的题为《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副题为《北京在幻想什么样的万里长城？》的文章说： 是谁一直害怕苏联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的加强呢？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帝国主义集团。任何有助于加强年轻独立国家同苏联合作的措施，都引起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惊恐和憎恨，这是不足为奇的。削弱和分离反帝阵线队伍的企图从未停止。但是，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不久前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上为什么那样顽强地（这种顽强本应当用在更好的地方）反对苏联——不仅是最大的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亚洲国家——参加会议呢？ 中国政府在五月三十日发表的声明中重弹中国代表在雅加达会议上使用过的调子，说什么苏联不是亚洲国家，所以不能参加亚非国家会议。 这样，中国政府五月三十日的声明就流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北京是“亚洲的政治中心”。这一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这一声明的精神和意思就是这样。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欲望、他们想以亚洲（而且不仅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名义说话，而主要的是想代替它们说话的企图，在这里是十分明显的。 只有这些漫无节制的野心，才能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阻挠苏联参加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以至完全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推离苏联。 中国首领们想着如何在苏联和亚非国家之间筑起某种万里长城，他们便求助于最肮脏的声名狼藉的武库——种族主义的投机和捏造的武库。 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 说北京同西方最凶恶的反动集团的声音类似 苏联《消息报》六月十一日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波利雅诺夫的文章，题为《可疑的相似》，副题为《北京在哪些方面同西方反动派找到了共同语言》。文章说： 西方的极端反动派抱着越来越赞同的心情注视着北京的那些在客观上使得世界政治气候阴暗的言行，这并不是秘密。 把西方极端军国主义者和中国领导人的战争观点加以对比，就不能不使人警觉起来。动机各异，用意实同：这就是宣传新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 当美国“狂人”散布关于人的生命不值钱的滥调时，在这里面很少有新鲜的东西。但是，关于那些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忠于最人道的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然而，满不在乎地准备把人类的一半投进战争地狱的人，能说些什么呢？毛泽东认为正是这种流血牺牲是完全容许的，因而他断言，在热核冲突以后，“过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人口又会增加甚至超过一半”。 不相信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并盲目崇拜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一枚奖章的两面。但是，把这枚奖章挂在胸上的不仅有美国和西欧军国主义者中的“狂人”，而且有北京的领导人。“战争哲学”方面的相似产生了另一个危险的相似，即政策方面的相似。每当世界处于尖锐危机的关头，或者相反，每当世界获悉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上采取了这一个或那一个步骤而松一口气的时候，西方最凶恶的反动集团和北京便发出了如此类似的声音，以致恰好把它们混在一起了，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日子里便是这样。 看来，北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没有参加莫斯科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五月初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曾经说过：“我们反对原子垄断。主要的大国无论做了些什么，不管它们达到了怎样的技术水平，我们都要赶上它们，达到同样的水平”。陈毅对好打听的西方记者说，“一俟准备工作完成，就将爆炸原子装置”。 看来，北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理论的出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理论显然是要为中国领导人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某些人物所表现的相互欲望作某种辩解。毛泽东在同六名法国议员的谈话（《巴黎激进新闻》四月二十一日转载了这篇谈话）中指出了中国准备同法国、西德、意大利、英国、日本合作的这样一个地带的轮廓。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样的接近不是根据各国和平共处的共同计划，而是根据削弱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计划、在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条件下想出来的。 北京甘愿在某些方面不仅违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的作法，使北京更加严重地向这条危险的小径上滑去。比如说，在同南非共和国的关系上，北京同不可救药的殖民主义者结成了一伙。虽然北京一再保证要同南非共和国停止贸易，可是它却在继续同这个国家进行活跃的贸易。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有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军事力量支持的特殊目的和利益苏联《消息报》六月三十日发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写的题为《裁军问题和北京的花招》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反对苏联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建议，实际上同那些阻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整个进程和阻碍加强普遍和平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结为一伙。 同时，中国领导人特别狂热地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掌握自己的核武器，尽管在各国共产党一九六○年协商一致的声明中说，“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力量，可靠地保障着每个国家”，并且苏联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它拥有强大的核火箭力量保卫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在苏联政府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声明中说，“一个有社会主义阵营全部威力保障其安全的国家领导人，只有当他们有了社会主义阵营不能用军事力量加以支持的某些特殊的目的和利益时，才会产生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的想法。但是，只有那些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离开社会主义立场、把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抛到一边的人才会有这种目的和利益”。 中共和中国领导人在裁军问题上的声明的勉强性，在不久前周恩来访问亚非国家的时候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国务院总理在这些问题上的消极立场遭到了他所访问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明显谴责，而不得不在一些联合公报中赞成亚非国家人民和政府对全面彻底裁军和和平共处政策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还有：周恩来在访问亚非期间不敢公开宣传中国领导人在国内所宣传的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