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制止老挝局势的危险发展 美国导演的万象军事政变，已经二十多天了。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清楚。富米·诺萨万已从幕后转到前台，公开叫嚷要“改组和扩大”政府，“无条件地解散老挝爱国战线党”；泰国的许多军队，已侵入老挝，到达万象附近。老挝的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人们还看到，美国在制造老挝军事政变的同时，正加紧策划扩大对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到处奔走，竭力要把东南亚集团国家、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和日本甚至蒋介石集团拖下水去，参与对越南南方的侵略和干涉。 显然，美帝国主义在老挝所干的罪恶勾当，是要推翻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彻底撕毁老挝三方面的一致协议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把老挝局势搞乱，策应它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以便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推行新的冒险计划。 老挝局势的这种发展，不能不引起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关注。他们一致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活动，表示坚决维护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和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坚决维护老挝和印度支那的和平。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在五月一日发出的信件中，也对老挝目前局势表示严重的关切，并谴责“以推翻老挝联合政府为目的”的万象军事政变是“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 二十多天来，美帝国主义和老挝的右翼军事集团，对梭发那·富马亲王一擒一纵，使尽了各种手法，来实现他们推翻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阴谋。起先，他们软禁了富马亲王，并且宣布废黜了他的首相职位。当这一行动受到老挝爱国力量和国际上的强烈反对之后，他们又“恢复”了富马亲王的职位，并且装腔作势地说：他们把全部军队交给了富马亲王，老挝右派集团已经“解散”和“消失”了。 天下会有这样的怪事：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竟要发动军事政变，用武力来迫使别人接收它的全部力量，以使自己“消失”？！ 天下会有这样的怪事：一群依靠枪杆起家的军阀，多年来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尚嫌不足，还要把外国的军队引进国内，现在竟然要交出他们的军事力量？！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听了令人哑然失笑。 老挝右派所谓把权力移交给富马亲王、将自己并入中间派的宣传，是个廉价的骗局。 老挝右派真的把权力移交给富马亲王了吗？谁都看得见，发动军事政变的叛乱集团依然控制着万象，而且越来越嚣张。他们公然声称：“革命委员会已授权富马亲王改组老挝民族的政府”，并且“将继续监视政府奉行的政策”。究竟是叛乱军事集团篡夺了权力，还是交出了权力，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老挝右派真的把他们的军队交给富马亲王指挥了吗？谁都看得见，富马亲王的警卫部队，已被全部解除武装，赶出万象。富马方面军队指挥官贡勒将军，已被解除了原来的职务，降为所谓“查尔平原地区司令”，他和他的部队都被置于右派军官拉迪功的统辖之下。究竟是富马亲王在指挥老挝右派的军队，还是老挝右派并吞了中间派的武装力量，这不也是十分清楚的吗？ 事情很明白，老挝的右派不仅没有“消失”，相反的，他们在“改组和扩大政府”的名义下，偷梁换柱，力图使根据苏黎世协议和查尔平原协议组成的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消失”，把它变成一个由老挝右派完全控制的亲美傀儡政权。富米·诺萨万已公开宣布，要任命一个新的外交大臣，要选择人来接替被迫离开、并且得到富马首相亲自批准离开万象的中立派大臣和国务秘书的职位，还要任命一些人僭夺老挝爱国战线党在内阁中的大臣的权力。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增设国防、内政、外交和财政等四个国务秘书职位，全由右派军人和政客、首先是叛乱集团分子担任，以便掌握这个政府的全部实际权力。他们还成立了以叛乱集团头子库帕拉西·阿贝为首的“军队改革委员会”，企图在“统一军队”的名义下，并吞和消灭中立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武装力量，把老挝的军队完全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军。 消灭老挝的爱国力量，把老挝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是美帝国主义一直梦寐不忘的罪恶图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帝国主义曾经指使老挝右派集团，三次推翻以富马亲王为首的政府，并且一再挑起内战。当在战场上的较量失败以后，美国才被迫在一九六一年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在这个会议中，美国又提出“监督”老挝中立和整编军队的方案，妄图在会议桌上取得它在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以后，美国和沙湾拿吉集团又竭力阻挠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政治纲领的执行，竭力阻挠三亲王协议和日内瓦协议的贯彻。他们拒不执行日内瓦协议关于从老挝撤出外国军事人员的条款，并且还把外国的军队继续引进老挝。他们以老挝右派军队完全控制王国首都万象，严重地威胁中间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大臣们的安全，使民族团结政府无法正常地进行工作。他们谋杀了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逼走了中间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大臣，使民族团结政府陷于瘫痪。他们不断地向寮国战斗部队和真正中立派的武装力量所控制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使老挝的局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但是，所有这些做法的结果，走到了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右派集团愿望的反面。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力量更加壮大了，老挝的爱国力量团结得更加紧密了，老挝人民反对美国干涉、要求实现老挝的和平、中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在整个印度支那的处境，也大大恶化。它在越南南方进行的“特种战争”，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柬埔寨王国兴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颠复和侵略的强大运动。面对着这种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情况，约翰逊政府在加紧策划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在万象制造政变，妄图孤立和消灭老挝爱国力量，以摆脱它在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所处的困境。 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右翼集团在这次事件中使用了同过去不同的手法。他们挟持富马亲王来推行他们的阴谋计划，企图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他们不是要推翻民族团结政府，而是要加强这个政府。他们玩弄所谓中、右合并的把戏，企图把中间派置于同老挝爱国战线党相对立的地位，以便破坏老挝爱国力量的团结。但是，这种拙劣的手法是骗不了人的；他们的险恶的图谋是不能得逞的。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是老挝三派力量根据苏黎世协议和查尔平原协议组成的，这个政府并得到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所有国家的国际保证。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右派集团以为只要保留富马亲王的首相名义，就可以随意任命和撤换这个大臣和那个大臣，增设这个职位和那个职位，就可以篡夺全部权力。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根据苏黎世协议和查尔平原协议，不经过三方面的同意而想要更动或增添任何一个大臣和国务秘书，都是破坏民族团结政府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都是完全非法的。一个经由右派“改组和扩大”了的万象政府，怎么还可以算是老挝三派协议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呢？这样一个政府在法理上会有什么地位呢？老挝爱国战线党在万象政变后已一再声明，坚决反对“改组和扩大”民族团结政府。中立派的卫生大臣坎苏·高拉和退伍军人国务秘书昏·蒙昆维莱，以及真正中立力量的总指挥敦上校、中立力量北部地区代表坎温·布法将军，也都谴责右派集团推翻民族团结政府的非法活动。老挝的右派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篡夺民族团结政府的任何作法，不仅已遭到老挝爱国力量的坚决反对，也是坚决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老挝右派玩弄的中、右合并的把戏，是一个恶毒的阴谋。他们像耍魔术一样，忽然宣布自己不存在了。他们以为既然已经自动宣布“解散”了，他们也就没有遵守过去老挝三方所达成的各种协议和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政治纲领的义务了。老挝的重大问题也无需通过三方协商取得一致了。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就可以任意撕毁老挝三方过去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包括苏黎世协议和查尔平原协议，从而也就根本推翻了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政治纲领。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中间派，来破坏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孤立和消灭老挝爱国战线党。富米·诺萨万在宣布中、右合并之后，就狂妄地叫嚣要“无条件地解散老挝爱国战线党”，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正如苏发努冯亲王在五月五日发表的声明中所指出的，“富米·诺萨万将军和文翁亲王宣布的所谓把沙湾拿吉方面的一切力量交给梭发那·富马亲王，实质上是企图把中间派力量置于沙湾拿吉方面力量的附属之下，这是一个十分恶毒的阴谋，以便利用中间派力量作掩护来重新挑起战争，破坏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力量和真正中间派力量。这是十分危险、也是对中间派力量十分有害的一个阴谋”。 老挝的民族团结政府是老挝爱国战线党、老挝中间派和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斗争中争取得来的。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存在，是维护老挝民族利益的重要保证。老挝的中间派也只有在维护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维护三方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自己，才能在老挝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十年来的老挝历史，一再地证明了这个真理。老挝中间派的广大爱国人士，已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右派分裂老挝爱国力量的阴谋，努力加强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团结。谁如果落入美帝国主义的圈套，不珍惜和不维护老挝爱国力量的团结，不珍惜和不维护三方达成的协议和老挝民族团结政府，谁就必然会丧失他在老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由于美帝国主义和老挝右翼集团的挑衅，老挝面临着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这不仅损害老挝的民族利益，而且严重威胁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所有参加一九六一——六二年日内瓦会议的国家，都有责任制止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活动，维护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五月一日的信件，要求老挝三方面和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所有国家“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并且希望“消除一切妨碍联合政府正常履行它的职责的障碍，恢复在查尔平原开始的三方面的会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两主席的呼吁。我们认为，为了实现两主席的这一呼吁，就必须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首先，必须制止美国和老挝右派在“改组和扩大”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借口下破坏日内瓦协议和推翻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罪恶活动，惩办首要叛乱分子，解散老挝政变集团，实现万象和琅勃拉邦的中立化，消除这次反动政变的根源及其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为恢复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正常活动创造条件。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不顾老挝人民和爱好和平国家的反对，不顾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不停止在老挝的罪恶活动，那么，就有必要像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所建议的那样，召开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会议，来解决老挝问题和整个印度支那问题。

第1版()专栏： 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　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 贵州各级领导干部直接帮助办生产队 省委要求把帮助办好生产队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功，下苦功夫练好，认真调查研究，取得直接经验，一批一批地把生产队办好。 本报贵阳十二日电　记者王青海报道：贵州省各级领导干部，响应省委关于领导干部亲自帮助办生产队的号召，迅速深入生产队，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密切了领导机关同基层干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推动了春耕。 贵州省最近几年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加强了生产队的工作，大多数生产队一般已经巩固下来，并且出现了一批办得较好的生产队。全省所有办得较好的生产大队和公社，也是由于他们首先办好了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是周围的生产队的学习榜样，起着示范作用。为了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全体党员一齐动手，把生产队一批一批地办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帮助办好生产队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功，下苦功夫练好，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性资料，取得直接经验。省委指出，在办生产队的工作中，必须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参加劳动、种试验田结合起来，把点上的工作、面上的工作和机关工作结合起来，使全省农业生产既活跃又扎实。 目前，各地都制订了分期分批帮助办好生产队的全面规划。有的计划在两三年内，使较好的生产队办得更好，较差的生产队能从组织建设、经营管理和生产水平方面大大提高一步。全省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的干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地、县、区、社、大队五级干部，已有四万多人，到四万零六百多个生产队蹲点，帮助办队。安顺、遵义、铜仁、黔南等地的地（州）委书记也到基点队蹲点。安顺、遵义、黔东南三个地区四十六个县的县委书记，都到农村参加办生产队活动。 这批领导干部在生产队一般都紧密结合当前生产，着重解决以下六个问题：一，帮助生产队树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二，帮助生产队做好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三，帮助生产队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农业“八字宪法”；四，进行科学实验；五，帮助生产队改进经营管理；六，研究和推广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如今有些领导力量较弱的生产队，在各级干部的帮助下，正在充实贫农、下中农领导骨干。很多生产队配备了宣传员，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许多队正在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评工记分等工作。 这些由各级领导干部帮助办的生产队，一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山区、半山区、平坝区，粮食产区、经济作物产区和多种经营开展较好的地区。有些县委还选择一批后进队和困难队作基点，摸索帮助办好这些生产队的经验。 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领导干部蹲点和日常工作之间的矛盾。有些单位实行领导干部轮流在机关值班的办法，使大多数同志能安心在生产队蹲点。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各县，采取两三个领导干部共同办一个生产队的办法，以保证这些基点经常有人负责。许多地区还注意压缩会议，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必须开的会议也尽量缩短时间。各地也注意精简文件和表报，严格控制参观活动，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许多过去需要层层向上请示的问题，现在在当地就可以解决，节省了时间，方便了基层干部和群众。 下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大多数干部既注意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又积极参加集体劳动，还和群众一道种试验田，帮助生产队干部解决疑难问题，成为群众的好带头人，生产队干部的好参谋。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社员一道种试验田、搞科学实验，也很普遍。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种水稻试验田九十多万亩，玉米试验田四十多万亩，烟叶试验田七万多亩。 广大社员对领导干部亲自帮助办生产队的反应很好。他们说：干部下得海，我们就擒得龙。

第1版()专栏： 朱委员长接见日本北村德太郎等 新华社十二日讯　朱德委员长今天接见了日本自由民主党著名人士北村德太郎和川崎秀二、松本俊一、德田与吉郎等一行七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赵伯平、孙平化、王晓云等。

第1版()专栏： 中国柬埔寨航线试航成功 整个航线上的通讯、导航设施和广州国际机场的各项工程设备完全符合通航要求 新华社广州十二日电　一架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客机，经过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于今天下午五时四十八分在雨中安全降落于广州国际机场。 中国—柬埔寨航线今天举行试航。试航证明，整个航线上的通讯、导航设施和广州国际机场的各项工程设备，完全符合通航要求。 负责这次试航的柬埔寨王家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机场上受到中国民用航空广州管理局局长王雨青等人的热烈欢迎。晚上，王雨青并设宴招待他们。 中国—柬埔寨航线预定十九日正式开航。航行的路线是：金边—河内—广州；广州—河内—金边。

第1版()专栏： 苏发努冯亲王就老挝局势发表声明 制止美国及其仆从破坏民族团结政府 要求富马亲王站稳立场，不向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威胁屈服，坚决保卫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呼吁制止美国及其仆从重新挑起老挝内战。 新华社河内十一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引述“老挝之声”电台十日的广播说，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就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一事发表声明。 苏发努冯亲王的声明指出，亲美集团利用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的名义迫使反对万象政变的副首相、大臣和副大臣回到万象去，这是一个破坏民族团结政府的阴谋。如果这些高级官员回到那里，亲美集团就会把他们杀害。如果他们由于万象不安全而不回去，亲美集团就会将他们排除出去，并派自己的人去代替他们。 声明揭露说，五月八日万象电台广播的由美国制造并迫使富马亲王接受的首相府声明，阴谋把担任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大臣和副大臣职务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人士从政府中排除出去，并由沙湾拿吉集团的人来接替他们。 苏发努冯亲王提到了梭发那·富马亲王五月四日在康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保证。那时，他完全同意苏发努冯亲王的意见，表示他们不会让任何人破坏由三方面组成的并得到国王批准的民族团结政府。 苏发努冯亲王的声明强调说，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就是破坏老挝的统一，就是用军事力量重新挑起老挝的内战，就是用老挝人杀害老挝人。 声明重申，老挝爱国战线党不变的立场是坚决保卫按照苏黎世协议和查尔平原协议成立的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坚决保卫和实施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和三方面达成的其他协议，同其他两方真诚合作，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老挝国内的争端，以便按照老挝人民的愿望，实现一个和平、中立、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 苏发努冯亲王要求老挝国王制止富米·诺萨万将军和沙湾拿吉集团的反动派使用军事力量来推翻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和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其他三方面的协议。 苏发努冯亲王要求梭发那·富马亲王坚决遵守他五月四日在康开所作的保证，坚决地站稳他作为中立派领袖的立场，不向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威胁屈服，坚决保卫老挝民族团结政府。 苏发努冯亲王呼吁关于老挝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和老挝国际委员会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来制止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阴谋，不让他们重新挑起老挝内战。

第2版()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种上棉花“回头望” 俗话说“有钱难买回头望”，意思是说，做完任何事情之后，及时回过头来检查检查，对于吸取经验和纠正缺点，是大有好处的。陕西大荔县伯士公社在棉田播种中，不断采用“回头望”的做法，边播种、边检查、边补课，纠正了干部和社员的盲目乐观情绪，解决了不少棉田播种中的问题，保证了棉田播种的质量。 陕西日报四月二十四日介绍了这个公社的做法，并发表短评说，“回头望”，不要光看成绩，满足于现状；也不要光找岔子，使人泄气。而是要运用辩证法的观点，从成绩里找差距，从好中求更好。 短评说，“回头望”，贵在及时。如果随行动，随检查，随补课，就可以把缺点、差距消灭在萌芽阶段，一开始就打下争取好收成的基础。同时，“望”得及时，当时情况还熟，容易及时补救。如果“望”得不及时，时过境迁，再补救就晚了。现在关中棉田正在播种。各地都提出了争取一次播种、一次全苗的要求。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要求？不断“回头望”，就是一项有效的作法。

第2版()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这口开水锅安得好 山东沂水县张家荣仁大队管委会的院子里，新近安了一口开水锅。在社员集体干活的时候，由大队派人负责把开水送到山上、地里，供大家解渴；社员回到家里，烧水不便，也可以到大队买水喝。大伙都感到很方便。 张家荣仁大队这口开水锅安得好。从安这口开水锅当中，可以看到张家荣仁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对社员群众的关怀，也可以看到集体和个人的一种新的关系。 集体与个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集体十分关怀个人，个人也就越发维护和热爱集体；我们要领导群众发展集体生产，也只有当群众处处感到集体在为他们打算的时候，才能使他们做到以社为家，把队里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而要做到这样，就得像张家荣仁大队那样，从与群众生活密切有关的一些所谓“小事”做起，在抓生产的过程中，把群众需要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事情办好。 大众日报五月四日这篇《一事一论》的专文还说：我们说张家荣仁大队的开水锅安得好，并不是要所有的生产队、生产大队都和他们一样安开水锅，而是说要学习他们那种关心社员群众生活，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事情的精神。

第2版()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配角”和“主角” 北京油漆厂和电镀厂用主人翁的精神当“配角”，积极为北京市许多兄弟厂制造配套产品，电镀零件。北京日报五月七日发表一篇短文，称赞两厂职工这种从全局出发的好风格。 短文说，生产和工作上之分“主角”与“配角”，一方面，是分工的不同，作用的不同，这是客观事实，应当承认它；另一方面，这又是相对来说的。对于较小的局部来讲，某个工厂是“主角”；对于更大的局部以至全局来讲，这个工厂往往又是“配角”。同时，各行各业，各种工作，又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从这一点说，从事任何工作的单位或者个人，又都是“主角”。这就是说，你为我服务，我为你服务，你我都是“主角”，又都是“配角”。 短文说，油漆厂和电镀厂的职工，从思想上搞通了“主角”与“配角”的这种关系，认识了“配角”肩负的责任，心甘情愿地当“配角”，以此为荣，以此为乐。这种识大体、顾全局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第2版()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十三”与“十四” 青海乐都县有一个林场，已经十三年没有发生森林火灾。有人提醒他们向另一个十四年无火灾的先进林场学习，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十四年，我们十三年，有啥了不起，再过一年，我们不也到十四年了吗？”言下之意，就是相差一年，不用学习。 四月二十二日的青海日报就此发表一篇杂谈说，假如列一个十四减十三的算术题，其得数一目了然，即仅仅有一年之差；但从思想上来谈，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个“一”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系列有着更加深刻意义的差别，比如思想政治工作的差别，制度的差别，管理工作的差别，对国家贡献的差别，等等。如果不看到这些，你十四，我十三，不虚心向别人学习，就可能由于自满，差距越来越大。 杂谈说，这种安于“一”之差的人，恐怕各行各业都有的。因此，值得敲敲警钟：用革命的精神，想想“十四减十三”这道题吧！

第2版()专栏： 农业部号召平原地区学习永济凤翔醴泉掖县经验 自力更生繁殖耕畜发展农业 湖北选定五千个大队建立耕牛良种配种站 新华社十二日讯　山西省永济县、陕西省凤翔、醴泉县和山东省掖县，采取固定繁殖母畜和建立人民公社、生产队牲畜繁殖基地的办法，自力更生解决牲畜不足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业部认为上述四县的经验很好，号召条件相同的地区认真学习，进一步作好牲畜繁殖工作。 晋南平原的永济县和关中平原的凤翔、醴泉县，都是粮棉产区；三县共同特点是：土地多，畜力少，每头耕畜平均负担耕地四十亩左右。由于耕畜少，对生产的影响很大。去年，三个县分别组织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各县都有一小部分生产队的牲畜发展工作做得很好。它们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精神，下决心挑选出一批母畜，作为基本繁殖母畜，主要用于繁殖，适当兼顾使役。这三个县的领导部门认真推广了这些队的经验。 三个县各公社的四千八百多个生产队，去年一年中就有四千三百多个生产队固定了基本繁殖母畜，平均每个生产队固定三头半。同时，对这部分母畜加强管理工作，有的实行专室专槽饲养；有的实行同室专槽饲养；有的把老马、老牛、老驴包给有经验的社员饲养，并对饲养管理和牲畜繁殖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饲养员进行奖励，鼓励繁殖牲畜的积极性。三个县普遍采取上述作法，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促进大牲畜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迅速地提高了母畜的配种受胎率。据统计，三县去年怀胎的母畜共有一万一千多头，怀胎率达百分之五十左右。怀孕的母畜头数，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山西省永济县固定的基本繁殖母畜，受胎率达百分之六十四点五，比一般畜群母畜怀胎率高百分之十四点四。这三个县大牲畜去年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三到六，按照去年配种怀胎情况，预计今年的增长幅度比去年还要大。 这三个县固定的繁殖母畜，一般都是选择体型好、体格壮，繁殖力强的。关中驴、秦川牛的产地醴泉县，一部分基本繁殖母畜还按良种的要求进行挑选、登记，建立谱系，这对牲畜品质的提高很有好处。 山东胶东地区的掖县，建立社、队牲畜繁殖基地后也取得显著成效。这个县在近一年半时间在全县四分之一的生产队，建立了牲畜繁殖基地，仅去年一年就繁殖幼畜三千三百多头，占全县去年繁殖幼畜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农业部最近座谈总结了永济等三县固定基本繁殖母畜和掖县建立社、队牲畜繁殖基地的经验，认为这是畜力缺乏的平原农业区自力更生解决牲畜问题的重要途径，倡议同类地区认真学习四个县的经验。 新华社武汉十二日电　湖北农村精选良种公牛，为母牛配种。目前，全省空怀的适龄母牛，约有百分之三十五已适时地配上了种。 今年湖北各地在耕牛春季配种中，都很重视繁殖良种耕牛。从年初以来，各地已从十七万多头能配种的公牛中，精选出近八千头合格的良种公牛，并选定五千个有条件的生产大队，建立了良种配种站。荆州专区以天门、京山、荆门、沔阳等四个县为重点，派出工作组，深入生产队帮助挑选良种，建立配种点，开展春季配种活动。恩施专署还拨给各县一批购买良种公牛的专款，帮助缺乏良种公牛的生产大队建立了一批良种配种站。各地精选的良种公牛，都经过技术干部和有经验的社员严格挑选，一般都具有品种优良、体壮力大、配种能力强的特点。 为了实现今年的春季配种计划，许多县还召开了耕牛繁殖能手座谈会，交流配种经验。各地的畜牧技术人员也都深入生产队，推广配种技术，争取适龄母牛全配全怀。在春季配种活动中，各县许多生产队之间、饲养种公牛户和母牛户之间，都建立了配种联系制度，保证不误情期。许多配种站除了定点配种以外，配种站的人员还主动牵着种公牛到生产队为发情的母牛配种，很受社员欢迎。

第2版()专栏： 庆祝解放军文艺会演胜利闭幕 首都文艺界举行联欢晚会 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大将等出席 新华社十二日讯　首都文艺界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祝贺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大会（音乐、舞蹈、曲艺、杂技部分）胜利闭幕，并且向部队文艺工作者学习。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出席了联欢晚会。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联欢晚会开始时，向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祝贺他们在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大会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他希望首都的文艺工作者向部队文艺工作者学习。 晚会上，首都许多著名艺术家同部队文艺战士们亲切地围坐一起，交谈了创作和演出的收获和经验，并且陪同他们欣赏了音乐、舞蹈和戏曲清唱的精采演出，观看了电影和乒乓球表演赛。联欢晚会一直进行到深夜。 参加今晚联欢晚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傅钟上将、李聚奎上将、李达上将、刘志坚中将、张令彬中将、周希汉海军中将，以及徐光霄、徐平羽、李琦、荣高棠、老舍、阳翰笙、吕骥等各方面负责人。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黄志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和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也参加了联欢晚会。 今天的联欢晚会是由文化部、全国文联、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联合举办的。“有了真本领才能挑起千斤担”沈阳十万职工参加业余技术学习 据新华社沈阳电　沈阳市目前约有十万名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地学习各种技术。 每天工余，沈阳市各工厂的工人纷纷去上各种技术课。他们有的听技术讲座，有的学先进经验，有的在业余学校学习系统的技术知识。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全市供工人业余学习的场所共有一百多处。 有些工人不怕路远，风雨无阻，学习从不迟到早退。沈阳汽车厂老工人黄守刚，爱人有病，孩子又多，家务事比较多，但是他把生活和学习安排得很有条理，尽管他家离技术训练班有二十多里路，从来没有耽误去训练班学习。沈阳技术协作发起人之一的林海丰，一九五九年时不会用车床，图纸也看不懂，可是他白天学、晚上练，一连坚持好几年，现在已经成了技术员和技术革新能手，去年一年就搞成了四十二项技术革新。 沈阳市总工会负责人分析当前这个市职工业余技术学习的特点时指出：全市职工不分技术高低，年岁大小，能者为师，互教互学，这种自觉的学习风气的形成，是职工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力求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多贡献一分力量的具体体现。沈阳职工们经常这样说：“有了真本领，才能挑起千斤担。”这正是他们自觉学习的动力。

第2版()专栏：短评 繁殖大牲畜的好办法 永济等县固定一批母畜，主要用于繁殖牲畜，并实行专槽饲养。这是自力更生解决畜力不足的一个好办法。 这个办法有些什么好处呢？一、固定繁殖母畜，专槽饲养，精心照顾，可以提高母畜的繁殖率，加快大牲畜的发展。二、有利于解决使役和繁殖的矛盾，克服只顾使役挤掉繁殖的缺点。三、固定的基本繁殖母畜，一般都是体型好，体格壮，繁殖力强的母畜，有利于提高牲畜的质量。四、增强社员繁殖牲畜的观念，把牲畜繁殖落实到队，有利于加强领导。 自繁自养、自力更生是一些地区解决大牲畜问题的根本方针。永济等县的办法，是贯彻这一方针的有效方法。任何方法和经验的推广，都必须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的自愿与需要。永济等县所以取得很大成绩，主要是由于县领导上抓住了群众的迫切要求，解决了大牲畜发展方面的主要矛盾，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结果。 阻碍大牲畜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繁殖与使役的矛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教育群众，让群众自觉地想办法、找措施，来解决矛盾。许多地方集体牲畜不能很快发展，恐怕都存在着类似的矛盾：只顾使役，挤掉繁殖；只顾眼前，忽视长远。必须抓住这个矛盾，向群众说明：“长痛不如短痛”。抓繁殖，困难是暂时的；而不抓繁殖，困难是长久的。这样来启发社员的自觉，使他们自愿担当起繁重的劳动，忍受眼前一时的艰苦，保证牲畜迅速繁殖发展。 牲畜是当前集体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集体生产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发展牲畜的问题，也必须发动群众自己来解决。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启发教育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积极性，就能想出各种办法，就能自觉来处理这种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矛盾。 永济等县发展大牲畜的办法；特别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是值得学习的。

第2版()专栏：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大塘公社新寨生产队的苗族社员在送肥、犁田 新华社记者　王翼南摄

第2版()专栏： “团结号”新远洋货轮造成 各种设备都达到要求标准 新华社旅大十二日电　大连造船厂最近又造好一艘命名为“团结号”的新型远洋货轮。 这艘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货轮，远洋载重量为六千吨，排水量为八千九百吨，续航力为七千五百浬。 经航海试验和船舶检验局鉴定表明，这艘货轮上的各种设备都达到了规范要求和远洋航行标准。 “团结号”上安装的主机、汽轮发电机等国产设备，全部是现代化的。它的锅炉是自动供应燃油，甲板机全部为电动，机舱锅炉舱内用的各种泵百分之六十是电动的。它的通讯导航设备也全部是近代化的。 船上还设有造水装置，可以把海水变成淡水，充分供应锅炉用水和船员用水。船上的生活设备也比较完善，除开有暖气设备之外，还有冷气装置。（附图片） “团结号”——大连造船厂最近建造的新型远洋货轮 刘培腾摄　（新华社稿）

第2版()专栏： 我国制成自动钻孔摄影仪 有助于准确判断地层结构 新华社上海十二日电　我国第一台自动钻孔摄影仪已在上海制成。 经浙江、福建和安徽等地水电工程部门试用表明，并且经水利电力部等有关单位所做的初步鉴定证明，这台轻巧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仪器，工作效能良好。 这台自动钻孔摄影仪，是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的四名青年技术人员用四年时间、经过三百多次试验之后制成的。它为我国地质勘探科学技术事业填补了一个空白点。 钻孔摄影仪是在地质勘探钻孔中为地下岩石拍摄影片的仪器，它对准确地判断地层结构很有帮助。

第2版()专栏： “元龙”号捕获怀孕大鲸鱼 科学人员认为有研究价值 新华社沈阳十二日电　我国第一艘大型捕鲸船“元龙”号，四月二十二日在黄海北部捕获一条长二十点三米，重四十五吨的长须鲸。在我国近海捕获这样大的长须鲸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头巨鲸经辽宁省大连水产公司捕鲸队鲸加工厂解剖，它的一双眼睛就有二十六斤重，两根下颚骨重达二千斤。从它身上获得了二十多吨红肉和十吨多皮脂。 这头长须鲸还是一个怀孕母鲸，在解剖中得到一个蛋黄大小、刚刚成形的胚胎。科学研究工作者认为，这对研究中国近海长须鲸的洄游、生理生态是很有价值的。

第2版()专栏： 孟师傅和“乐三点” 新华社记者　张慧贤 在石景山发电厂大门口的光荣榜上，孟宪忠和孙效然师徒俩的照片并排挂着，谁从这儿经过都要议论议论。人们钦佩孟师傅真有点耐心儿，能用几年功夫把被称为“乐三点”的孙效然给教育成“五好”工人。也有的说，孟师傅是借了雷锋革命精神的东风，要不是这股东风吹醒了“乐三点”的头脑，还说不定孙效然现在是个什么样儿…… 七年前，孙效然在初中毕业后，抱着“吃点”、“喝点”、“乐点”的生活目的考进了石景山发电厂。他被分配到六号汽轮机，同孟宪忠老师傅在一起工作。一上来，他就感到这位师傅老“爱找人的岔儿”，好像处处跟自己过不去。汽轮机运行的时候，按照操作规程应该每隔一刻钟、半小时和一小时都要检查一次设备和仪表，把运行情况记录下来。有时，孙效然在半小时、一小时的时候记录一下，而在一刻钟那个空格里只给填上个差不离的数字就算了。每当孟师傅查到这事儿，就要说他几句，告诉他发电厂安全第一，只有按规程办事才能保证安全。孙效然心想，“就那么准，一次漏查就出事了！”孙效然不爱戴工作帽，怕把头发压得不好看了，工作服有点油也嫌脏不爱穿。有一天他从城里回来，头发油亮油亮，上穿春秋衫，下着凡尔丁裤子，也不换工作服就上班了。下班以后，孟师傅紧跟着他，又在他耳边数说道：“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上班不穿工作服，像个工人样子吗？”这下可把孙效然惹火了，他生气地说：“上班你管我，下了班还想管我，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您有钱爱存在银行里，我有钱爱穿在身上，吃在肚子里，您既看不上我，咱俩各走各的路。” 他觉得师傅太不会生活了，一年到头不管什么季节，上班总是一身汗，就怕出事故，手里老拿着听针绕着汽轮机转圈地听。上班自找苦吃，下班也不享受享受，八级老工人拿的工资比自己多，竟连吃饭也都讲究节约，不用自己花钱的事儿也瞎节省，工厂规定一年半领一套工作服，他五年也不领一身，衣服上老是挂着几个补钉，谁劝他换换，他就笑呵呵地说：“常言道，笑脏笑破不笑补，笑懒笑馋不笑苦，多生产，少消耗没什么不好的。”孙效然对于孟师傅这个样子早就看不惯，这会有了岔儿就顶撞上来了。 孙效然想不到跟师傅发脾气以后，师傅管他更严了。有一次，孙效然想在竞赛中得优胜，没有把真实的气温情况记录下来，不想孟师傅很快发现了，又数说开来：“竞赛是为了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见到不对的事儿，不反对，还跟着人家往错处走，让国家吃大亏，这样得红旗班有什么光荣！”听到这话，孙效然一时还有点不通，心想谁像你似的，上一班留下的设备缺陷，宁愿影响本班成绩，也要在班上修好，给下班创造有利条件，还说这是算小账时看大账，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孙效然本来是六号汽轮机辅机的值班工，他觉得没有当主机司机神气。这时辅机工人有富余，要调一些出来，孟师傅问他留几个人合适，他满口答应说只要留一个人就行了，想自己调出去做主机司机。没想到孟师傅正好把他一人给留下了。一班下来，孙效然又气又恼地对孟师傅说：“原来我考虑不周到，现在我忙不过来。”孟师傅就拿着计时表给他查定。孙效然平日干什么都快，这回为了证明自己忙不过来，就围着汽轮机故意慢吞吞地把一些不该检查的地方也都检查了一遍，心想这一下保准大大超过检查时间。没想到孟师傅早看透了他的小心眼，把他那些不必要检查的时间都减去了，告诉他检查时间正好。 师傅一点不让人家有私心，难道他自己就一点私心也没有吗？孙效然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一个例子。没多久，孟师傅要被调到检修车间工作，孙效然心想这下子可该我看他的样儿了。他大模大样地问孟师傅说：“这是怎么搞的，您原来是五级检修工，调您到这里来，花了七年时间，好不容易全面掌握了操作技术，当了班长，又要往回调，这上算吗？”孟师傅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看上算，生产需要我干什么，就学什么，学得越快干得越好，对国家有利还不上算！” 孙效然跟了孟师傅六七年，他在孟师傅的言行举动的教育下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的确也在不断进步和成长，工作比过去认真了，对待穿着吃玩也不像过去那样多费心思了，可是要彻底抛掉他心里的那块“小天地”，总还有一段距离。去年二月十九日晚上，工厂举行了雷锋故事报告会。这个会给了孙效然很大的震动。当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了，一会儿想想雷锋，一会儿想想师傅，越想越觉得师傅就像雷锋。雷锋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被评为模范、红旗手、五好战士。师傅不管什么岗位都刻苦钻研技术，已连续安全生产十年，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雷锋是节约标兵，师傅是节约能手；雷锋把节省的钱支援人民公社，师傅平时省吃俭用，把几百元钱买成公债支援国家建设。有一次老家来信说他岳母家没有劳动力，生产队准备包她的全部生活，他立即回信说不能叫生产队负担，从此经常给岳母家寄钱。……孙效然觉得师傅和雷锋最像的地方是都能把心贴在“公”字上。可自己总是忘不了“我”字。 他越想越惭愧，心里很不好受。第二天上班，孟宪忠看他变得那么沉默，就关心地说：“看看雷锋岁数比你小，人家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一心一意为革命，这才是当家做主人的榜样。”孙效然这回一点也不觉得师傅唠叨了，头一回感到师傅是那么亲切朴实。他激动得很想把自己一夜想的事儿全告诉师傅，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师傅，您就看我的行动吧！” ××× 一年过去了，孙效然完全变了，同过去比，成了两个人。人们都说，虽然孟师傅最近又调动了岗位，可是他的影儿脱在孙效然身上了。孙效然在班上就像孟师傅一样，手拿着听针不断聚精会神地倾听汽轮机的运转情况，一年开停几百次汽轮机都保证了安全。过去凝结器被河水中的杂物堵塞了，一向是孟师傅钻进去掏臭鱼，摸烂蛤蟆。现在不管是夏天，里面多热多闷多臭，也不管是冬天，穿单衣进去要挨冻，孙效然总是第一个抢先进去疏通。许多分外的活儿，他也很热心。老八号机的入口管设计不合理，水沟的地势比管子还高，水位到一定高度就流不过去了。这问题应该由行政部门解决。孙效然却拿着根铁棍，绕着厂房转圈地探查，终于在厂房外找到了一条地势低的地沟。他提了合理化建议，拿起镐就刨开了。天气很冷，他两脚踩在结着冰碴的稀泥里挖泥，一直坚持了一星期，终于把水管子接通了。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说锅炉出了故障，得赶快把汽轮机联络门打开，才能避免出大事故。孙效然听了拔腿就跑，摸着手轮就摇，没摇几圈两手就烫起了泡，他不顾疼痛坚持把联络门打开了。事后跑到医务室，大夫看到这双烫坏的手，也没来得及看清楚是谁，就心疼地说，“这亏得是老师傅，要是个青年工人就挺不住了。”孙效然听了感到热呼呼的，心想我是个什么老师傅，我还差得远呢。 最近记者访问了这位年轻的汽轮机值班工，他朴素而又稳重，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过去人们叫他“乐三点”的痕迹了。他说：“大家都说我变了，说我像个工人的样了。我自己也觉得是变了，干什么事都自觉些了。在班上就是一心想着搞好生产，把吃喝玩乐的事儿通通抛开。我眼里活儿多了，看见什么都想干，总觉得浑身的劲儿使不完，每当干完一件对国家对同志有益的事就感到非常愉快。”不过，他说他自己比起雷锋和师傅来，自己还差得太远了，雷锋和孟师傅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

第3版()专栏： 秘鲁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强烈谴责国内外修正主义 苏共领导已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原则 秘鲁要建立革命政党必须全部清除修正主义分子 新华社十二日讯　秘鲁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政治报告，强烈谴责现代修正主义和秘鲁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和平共处、和平与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表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原则。 秘鲁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这个政治报告是在今年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由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党的大多数地区委员会的代表召集的秘鲁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 政治报告首先指出，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没有秘鲁共产党的机会主义代表、老早就钻进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参加。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代表会议，“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置身于党组织之外，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在秘鲁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内和秘鲁共产党内建立了平行的机构，实际上是在组织另一个党”。 报告的第一部分：国际形势有利于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报告说，秘共的修正主义者在去年十月向党的第十八次中央全会提出的政治报告中“对世界目前的形势避而不进行全面的阶级分析；只片面地坚持‘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莫斯科条约’。这样，这项报告不仅歪曲了目前的国际局势，而且公然滑到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立场上去。把当代世界的一切基本矛盾归结为‘和平共处’的形势，这就等于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我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决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兄弟党一起认为，正确地分析国际形势，应当弄清楚下列矛盾的发展情况：1、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2、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3、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4、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5、帝国主义国家中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 报告在谈到二次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巩固，帝国主义阵营越来越分崩离析，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地席卷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埋葬着老殖民主义，不断削弱帝国主义国家的阵地。“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加上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人民力量，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大大地超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正像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化说法：‘东风压倒西风’。” 报告指出，“但是，不能从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进步力量这一论证中得出修正主义的论点。首先必须警惕下列错误的说法：（一）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二）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单纯的‘经济竞赛’来解决；（三）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最后是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非本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 “现代修正主义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这些错误的说法。与这些说法相反，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断定，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体系的矛盾。这些矛盾显然是尖锐的，深刻的，但不是当代世界中的唯一矛盾，与这些矛盾同时存在的还有我们已经指出的种种矛盾。” 报告说，“美国企图千方百计来保持和扩大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垄断统治地位，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受制于人，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挣脱美国的控制。这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现实的、客观的和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报告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通过争夺市场、势力范围和原料产地而日益加剧。参与这些斗争的有新老殖民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战胜国和战败国。刚果事件、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的内部争吵和美国对日本货的进口限制，都清楚地表明了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而且日益剧烈。不应当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由此可见，把现代世界的一切矛盾归结为两个阵营的矛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必然会把人们引上错误的政治立场。” 报告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两个敌对的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不是像修正主义所说的是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它们的本质没有必要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它们有自己的国内市场，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不需要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势力范围和原料产地。” 报告在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近几年来继续进行反对垄断组织剥削的宏大斗争。在法国、西德、英国、比利时、芬兰、美国、日本、巴西和其他国家（如西班牙），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除此以外还应该指出，在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运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事实向我们表明，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永恒的，资产阶级宣传机构吹嘘什么这个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已经熄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报告指出，“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殖民剥削。它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新的剥削方式来代替旧的剥削方式。新殖民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它通过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建立‘邦联’和‘共同体’等渗入我们这些国家。他们用这种方式扶持傀儡政权，使附属国和新获得独立的国家落到他们控制之下。新殖民主义通过所谓经济‘援助’把我们这些国家变成它们商品的可靠市场、输出资本的场所和廉价原料的产地，掠夺我们的自然财富，吸取民脂民膏。‘争取进步联盟’正是这种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帝国主义一旦无法通过和平手段维持其统治时，便策动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甚至进行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最近在兄弟的巴拿马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在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更阴险狡诈的殖民主义狡诈的形式）时可能走到何等地步。 “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斗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被压迫国家的头等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 “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政策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之间的矛盾，是战后矛盾的焦点。因此，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正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正如中国同志所说的，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报告说，“许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曾经是欧洲和美国殖民主义者掠夺和压迫的对象。这种政策不可能不激起人们对他们的深切仇恨。这三大洲人民的反抗几个世纪来不断受到血腥镇压，但是，帝国主义者无法避免这三大洲大部分人民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人民的斗争经验对于那些还备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此外，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解放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列宁说得很清楚：‘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斯大林发展了这一论点，他说：‘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后方的革命化势将摧毁帝国主义，不仅是因为这一来将使帝国主义丧失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对西方革命危机的加剧起决定性推动作用。’ “我们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些论点。因此，我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像修正主义所说的‘死尸’运动，也不是什么可以触发新的世界大战因而必须扑灭的火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向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迫切任务，就是有力地支持它们，因为它们的斗争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事业具有真正决定性的意义。” 报告接着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它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可能在某个时候奉行欺骗性的和平政策，但这不过是它战争政策的补充。” 报告说，“目前，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都在争论和平与战争问题，修正主义派企图再一次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和叛变的思想强加于人。现代修正主义者跟叛徒考茨基一样散布了下列谎言： “一、美化帝国主义，企图叫人们相信，战争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人民中国好战。这是考茨基的惯技；请听听他们的话吧：‘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民族的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修正主义者重弹这种修正主义论调，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是明智的政治家，对世界免于新的战争表示关切，同时又说，人民中国通过世界战争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固性。这是对工人阶级事业、和平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最无耻的叛变。 “二、帮助帝国主义掩饰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和麻痹群众的斗争意志。考茨基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经说过：‘如果人们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么所依据的是传统的陈辞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修正主义者只看到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但对另一种可能性即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却熟视无睹。 “三、宣扬新的战争会消灭人类的论调来吓唬全世界群众，特别是他们本国人民。在这一方面他们也步着考茨基的后尘，考茨基说：‘下一场战争不仅会带来贫穷和灾难，而且要彻底摧毁一切文明，而留下来的（至少在欧洲）仅仅是冒烟的废墟和腐烂的尸体。’现代修正主义者竟然一字不漏地重复考茨基的这种论点。 “四、他们不同意列宁提出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步着考茨基的后尘，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说：‘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地对各民族来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这样，民族解放战争、武装起义和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正如列宁所说，这也是战争。）就会遭到摈弃。 “五、宣扬唯武器论，因此他们放弃了人民武装斗争取得成功的一切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追随着考茨基，考茨基说：‘未来革命斗争之所以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较之“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使普通老百姓的任何反抗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修正主义迫使世界所有共产党千方百计地寻找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的原因之一。 “六、此外，修正主义者跟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一样，散布通过裁军就可以保障世界和平的谬论。正像人们可能看到的，这意味着，否认战争是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否认帝国主义包藏着战争，正像乌云孕育着雷电一样。” 报告指出，“修正主义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路线只能导致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年说过：‘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报告说，“在指出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时，也应当指出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这是两种现实的可能性，对其中的哪一点都不应当低估。只有这样，世界人民才能作两手准备；只有指出这两种可能性，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才能够发动起群众，使他们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报告说，“大家知道，修正主义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正在周密准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修正主义借口空话打不倒帝国主义，来掩盖美帝国主义——各国人民的刽子手和狱吏、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的备战活动。” 报告指出，“和平是乞求不来的；既然实际情况是战争危险来自美帝国主义，那末，保障和平的唯一方式就是坚决和始终不渝地对侵略者作斗争。” 报告强调说，“根据争取世界和平斗争的这一路线，我们认为，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核试验的三国条约是苏共领导人抛弃真正争取世界和平斗争的结果。这是一个制造麻痹世界人民的和平假象的条约。这个条约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便于美帝国主义取得核优势。这样恰恰有助于加强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力量。” 报告揭露修正主义者把和平共处变成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报告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提法上故弄玄虚，竟至于说苏联是在最近、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开始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如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粉碎了十四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以后，先是列宁，后来是斯大林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共处政策。苏联人民只是在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阴险进攻时，才被迫拿起了武器。” “同样，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一贯地奉行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倡导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报告说，“修正主义者歪曲列宁主义和平共处政策，把和平共处简直吹嘘成万能魔杖，把各国人民在斗争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说成是它的功劳。修正主义者在向（秘共）第十八次中央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竟说，和平共处政策有助于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各国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斗争，推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推动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报告说，“这就是修正主义者和平共处概念的典型范例，他们把和平共处变成一种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这就是混淆视听、歪曲现实的典型范例。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同意这种提法，不同意这样解释和平共处原则。” 报告说，“首先，我们应当说，正是各国人民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和资本主义阵营固有的矛盾，使得和平共处有了可能，而不是颠倒过来。修正主义者倒果为因，硬说各国人民能够顺利地进行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帝国主义在削弱，都是因为有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一回事，任何一个共处国家丝毫不能触犯别的国家；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又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尖锐的、激烈的斗争。和平共处不可能起着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作用，也不能成为这些斗争的基础。这些斗争是从各国人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客观矛盾中产生的，是阶级矛盾。” 报告的第二部分：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 报告在分析秘鲁当前的贝朗德政权的阶级特点时指出，这个政府“双重的、摇摆不定的和胆怯的性质是反映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真实写照”。 报告说，人民行动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想进行简单的改革，而劳动人民却寻求彻底的变革。从而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反对——尽管是胆怯地反对——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另一方面，它害怕人民并反对人民的斗争，是保守的力量。贝朗德政权的所有胆怯和动摇都来自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本质。” 报告说，“工人阶级的党对这种资产阶级应该根据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行事。在一切积极和进步的方面进行团结，在一切投降和背叛的方面进行直言不讳的斗争。”报告说，“帝国主义和寡头（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为一方，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的中间阶层为另一方，这两者明显和毫不含糊地处在对立的两极。在中间摇摆的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立场正在向右转。”报告并且指出，“目前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人民，有利于进步力量，有利于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然而，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反动派开始反攻。落后的力量重新组合起来，开始了它们的奸险的活动来镇压人民的斗争。”报告指出，应当警惕帝国主义策动政变和军事暴动的阴谋，“作为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我们应该迅速作好准备以防万一。” 报告在分析了秘鲁社会的特点是半封建的附属社会之后指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反帝的、民族民主的土地革命，或像毛泽东所说的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反帝的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通过其政治先锋队共产党掌握领导权。同无产阶级一道的应有贫农（自然的盟友）、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进步的知识分子等等），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还有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党应该通过一项机动、灵活、大胆和坚定的政策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特别重要的，而且带有决定性。” 报告指出，“在这个革命时期，农民起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我国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人民生活在贫困和被剥削中，我们的革命是反帝的土地革命，那么很明显革命就必须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因此，党必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农村。” 报告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上，“像在所有问题上一样，我们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地坚持原则。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说，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应该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预见一切可能，不忘记历史的教训。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执政的反动阶级，不进行斗争，不张牙舞爪地保护他们的地位，而自动地平静地把国家机器交给革命力量。因此，把所谓的‘和平道路’当成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的新原则是荒唐的。事实上，所有用所谓的‘和平道路’进行投机的人，都是从个人欲望出发，违背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报告说，“这也就是说，在秘鲁，那些希望革命和平发展的人，要末完全不知道我国的现实，要末有意识地站在最无耻和最有害的改良主义的一边。” 报告说，“要是说目前政治局势的眼下前景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特别在农村里，要是说我们革命的道路将是从农村出发包围城市，那么很清楚，我们的基本任务和主要精力，在这次有历史性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党的生活的新阶段里，应该放在农村。因此，必须把农民工会组织扩展到全国各地。至少在农民众多的省份里，应该把农民迅速组织到工会和联合会里去。”报告还谈到同时还应该把城市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青年工作做好。 报告的第三部分：党的状况 报告指出，“我们的党经历着党史上最深刻的危机之一。如果我们想克服这一危机，我们应该找出这次危机的根源。” 报告接着叙述了秘鲁共产党从建党以来所发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揭露修正主义分子豪尔赫·德尔普拉多、胡安·巴里奥窃踞党的领导、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以及随后胡安·巴里奥—劳尔·阿科斯塔—豪尔赫·德尔普拉多修正主义集团与前独裁政府曼努埃尔·普拉多进行合作，最终走到白劳德主义的错误路线，即现代修正主义之前的修正主义形式的事实。 报告还揭露了修正主义集团贪污党费、腐化堕落，以及为了掩饰他们的恶劣行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打击、清洗等一系列在党内的非法活动，揭露了修正主义集团对秘鲁军事独裁政权丧失政治警惕性，从而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遭到大逮捕，使党受到重大损失的事实。 报告说，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因此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革命派立即开始努力来克服这种情况，这样，各地区委员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知道了中央委员会中发生的情况。健康力量——党内的左派迅速聚集起来阻止这些贪污分子和政治上蜕化变质的人，同时开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平行的机构。他们组织了一个新的秘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国领导，建立了新的利马地区委员会。在库斯科也这样做了。这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正在逐渐建立他们自己的党。在这个时候，有人准备不经过什么手续就开除一批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这完全是一种取消主义、修正主义的胡作非为。如果我们对这种腐化堕落现象袖手旁观或卑躬屈膝的话，我们就不是革命者，我们就没有权利称自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确信，党内不腐化的部分更有力量，深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号召所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出席这次会议来考虑我们党所处的情况和采取最适当的措施来医治它的病痛。” 报告说，“在震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巴里奥—阿科斯塔—德尔普拉多反党集团公开和热心地采取了修正主义的立场。他们诬蔑中国同志，同世界上所有修正主义分子和叛徒一起狂叫。他们一字不易地背诵修正主义者对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裁军、民族解放运动等等的全部胡言乱语。这些人认为，他们的蛊惑宣传和谎言可以乘虚而入，影响党员、中级干部和全国领导人。他们千方百计不让党员知道兄弟的中国党的文件，另一方面却出资印行一系列修正主义的文件。” 报告说，“我们作了努力来使大家知道兄弟的中国党的某些文件，这大大有助于党员澄清一个片面和歪曲地提出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问题是清清楚楚的，我们能在行地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苏共领导已同铁托的修正主义论点一致，因此它已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平共处和裁军的方针，背叛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的概念，竭力同帝国主义达成谅解，而不顾一切革命的原则，同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修正主义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危险。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保卫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勇敢地揭露修正主义的私货。” 报告接着指出，“目前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立场、两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这两条路线之间没有任何妥协。”报告说，“有人可能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分歧是一回事，党在国内问题上的政治路线又是另一回事，在国际问题上有分歧，对国内问题的估计却可以取得一致。但是，这是不对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正是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产生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和政治路线的分歧。如和平共处、和平和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是同一切共产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不执政的）的政治路线直接有关的问题。” 报告说，“现代修正主义全面修改了作为对世界、人类和生活的看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现在不必要谈所有分歧之点，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现代修正主义已把阶级斗争的法则扔到废纸篓里去了，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有可能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建立社会主义的荒谬论点，提出了有可能存在一个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国家的论点，他们由于采取‘三和’（‘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两全’（‘全民的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论点，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报告说，“因此，我们说，如果是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者就不应该有任何妥协。” 报告揭露说，“修正主义集团竟使用我们党的名义谴责阿尔巴尼亚党，这个集团宣扬诬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和整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谣言，像最疯狂的托洛茨基分子那样毒骂斯大林。” 报告说，“根据我们对党内情况的分析，可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我们已看到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应具备什么特点。现在我们可以肯定说，修正主义集团从来没有打算和想在国内建立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他们的目的是相反的，他们的目的是竭力不让这种性质的党诞生。” 报告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秘鲁工人阶级的列宁主义政党，就必须把全部修正主义的头目驱逐出我们的队伍。如果考虑到这个集团已经无耻地和粗暴地进行了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措施就更迫切和必要。” 报告最后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光荣和不可战胜的旗帜万岁。”

第3版()专栏： 谢胡主席接见我两个代表团 新华社地拉那十二日电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十一日接见了前来阿尔巴尼亚参加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会议的、由交通部副部长于眉率领的中国交通代表团和由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朱子彤率领的前来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中国工会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努什，交通部长亚科瓦，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纳塔奈利等。 接见是在十分真挚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3版()专栏： 越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到南宁 据新华社南宁十二日电　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的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在团长、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宣训局副局长范洪居中校率领下，今天上午乘专车由凭祥到达南宁。 广西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绍武、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王奎先少将、南宁市副市长阮洪川以及南宁文艺界及部队代表三百多人，到车站热烈欢迎歌舞团。 越南驻华大使馆武官陈玉坚上校以及越南驻南宁领事馆工作人员，也前往车站迎接。 今晚，广西军区政治委员李士才少将设便宴招待歌舞团全体贵宾。

第3版()专栏： 南京工人集会欢迎古巴朋友 据新华社南京十二日电　以卢伯托·贝加为首的革命古巴工人中央工会代表团，结束了在南京的访问，今天中午乘飞机前往上海。 昨晚，客人们出席了南京工人的欢迎大会。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缪卓民和卢伯托·贝加在会上讲了话。 晚会上洋溢着革命热情，古巴朋友情绪激昂地和工人们一起高唱了《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等歌曲。古巴朋友是十日下午由武汉乘飞机到达南京的。

第3版()专栏： 中马签订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补充议定书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里共和国政府关于中马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的补充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和马里经济贸易代表团团长、国务计划部办公厅主任赛杜·吉姆·西拉分别代表双方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以及刘希文、杜干全、谢丰等。马里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马里驻中国大使比拉马·特拉奥雷，和马里经济贸易代表团团员阿达马·特拉奥雷等。 今天晚上，叶季壮设宴欢送马里经济贸易代表团。宾主在宴会上频频举杯，共祝两国的友谊和经济贸易关系日益发展。

第3版()专栏： 我对外文委欢宴几内亚客人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萨科·穆罕默德率领的几内亚共和国第二国家舞蹈团。几内亚驻中国大使卡马拉·马马迪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第3版()专栏： 五月十二日，朱德委员长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著名人士北村德太郎、川崎秀二、松本俊一、德田与吉郎等一行七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图为接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第4版()专栏： 谁谋害了不丹的多尔吉首相？ 本报评论员 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五月四日发表谈话，揭露了印度政府利用不丹首相吉格梅·多尔吉遇刺逝世事件，恶毒地对中国造谣诽谤，挑拨和破坏中国同不丹的友好关系。在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揭露印度政府的反华伎俩以后，印度方面继续厚颜无耻地捏造越来越离奇的谣言。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五月六日宣布在不丹发现一座“海盗式的电台”。同一天，《印度时报》进一步说什么“在不丹的中国特务建立了一些海盗式的无线电发射台”。这家报纸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等了三星期之久才反驳印度政府的造谣“是很离奇的”。既然印度反动派这样猖狂地向我们挑衅，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揭露他们。 老实告诉印度反动派，我们等了三个星期才驳斥你们的造谣，是有道理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们等三个星期，就是等你们自己揭露自己。你们果然这样做了。现在让全世界来看看你们的自我揭露吧。 不丹首相吉格梅·多尔吉是在四月五日晚上在离印度边界不远的庞措林被刺逝世的。四月十五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没有任何根据地忽然宣布，暗杀多尔吉首相的人“同中国人有某种联系”。为了证明这种“联系”的存在，新德里的“消息灵通人士”向西方通讯社透露了一个情况，说什么刺客贾姆贝·杜巴曾经在印度军队中呆过，而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被中国人关过一些时候”。四月十七日《印度时报》还煞有介事地宣布：“现在已清楚地证实，暗杀不丹首相多尔吉的所谓的刺客，曾经在中国人手里当了四五个月的战俘，后来于一九六三年三月或四月被遣返。” 可惜，这个言之凿凿的谎言的寿命只有三天。四月十八日的《政治家报》就报道说：“西隆的阿萨姆步枪队总部不能证实刺客是曾被中国俘虏的一名阿萨姆步枪队队员。名单上没有贾姆贝·杜巴的名字。”这样，印度政府用来诬蔑中国的唯一“根据”就彻底破产了。印度政府无可奈何，为了给自己下台，在拖延了很长一个时期以后，只好打自己的嘴巴，承认自己造谣撒谎。五月四日，就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揭露印度政府造谣的同时，印度不管部长夏斯特里也在新德里人民院自行揭露说，“很难确切地说中国人在这次谋杀事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并没有（中国）打算进行颠复的特别企图”。印度外交部长梅农夫人也出来承认，“刺客先前没有在阿萨姆步枪队服役”。 既然印度政府承认它诬蔑中国同多尔吉首相被刺有联系是公开撒谎，人们就不能不问：主使谋杀多尔吉首相的究竟是谁？ 把不丹当作自己的保护国的印度政府，一直到现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现在，谁都知道，谋杀多尔吉首相的幕后主使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力图控制不丹的人。 最近几年来，不丹争取独立自主，摆脱印度控制的倾向一直在发展。多尔吉首相在这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曾经拒绝印度的“援助”，并表示希望从别国直接得到援助。他在一九六○年夏天在加尔各答宣布，“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自己是印度的保护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执政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独立的。”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在中印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同时，就以加强不丹“防务”为借口，要求让印度军队进入不丹。多尔吉首相拒绝了印度的要求，并且声明不丹并不担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危险。多尔吉首相还多次驳斥了印度方面捏造的关于中国威胁不丹的谣言。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多尔吉首相遇刺事件时说，“不丹和印度的关系不密切，而且有些人希望看到这种关系断绝。”不丹这种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极大嫉恨。正如《泰晤士报》所指出的，印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不丹继续处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印度政府不择手段地加紧对不丹的控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四月七日刊载的一篇新德里通讯说：“谋杀地点庞措林离印度边界很近，这说明可能是不丹国民大会党中的政治对手策划这次暗杀事件的。”关于不丹国民大会党，美国《亚洲调查》杂志曾经报道说，它“是从阿萨姆境内越境进行活动的。的确，这个政党似乎是把不丹政治结构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的影响上面”。这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刺客背后的印度政府的阴影。 印度政府在多尔吉首相遇刺以后，立即加紧了控制不丹的步骤。诬蔑中国的谣言，就是印度政府为了遮掩自己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散布的烟幕。四月十五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散布谎言以后，四月十六日，印度国防部长恰范和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就到邻近不丹的西里古里印军总部“讨论不丹最近的局势”。四月十七日，据西德的德意志新闻社报道，印度政府已经命令它在不丹边界上的军队“加强戒备”，准备在必要时把军队空投到不丹去。法新社在四月二十一日报道说，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在不丹增派一批长期的（政治）工作人员。印度政府这样紧锣密鼓地力图继续控制不丹，自我揭露了它在谋害多尔吉首相的罪行中所起的卑鄙作用。 但是，正像印度政府对中国的造谣诽谤已经彻底破产了一样，印度政府继续控制不丹的阴谋也是一定要失败的。播种仇恨者收获风暴。多尔吉首相的惨遭谋害，只能使不丹人民更加坚决地为争取不丹的独立自主而斗争。可以断言，印度政府如果再不收敛它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野心，它就必将自食其果。

第4版()专栏： 女工问题国际工会会议开幕会强行通过组成主席团的歧视性建议 我代表坚持协商原则严斥不民主做法 世界工联书记处根据少数人意见提出的建议，排斥许多站在反帝斗争前列国家的工会组织，却吸收其领导集团充当美帝走卒的南斯拉夫工会组织。中朝阿和印度尼西亚代表投票反对，日本代表团弃权，还有些代表团不参加投票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十一日电　第二次女工问题国际工会会议十一日在布加勒斯特开幕。在开幕会议上，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处根据少数人的意见提出的关于大会主席团的组成的建议，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世界工联主席雷纳托·比托西在会上宣布，世界工联书记处建议由到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大会名誉主席团，并由中国、古巴、法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十八国代表团团长和世界工联到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大会执行主席团。他要求大会对这一少数人作出的专断决定进行表决。 这时，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乔治亚·普伦特登台发言。她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世界工联书记处提出的关于主席团名单的建议表示愤慨。她反对世界工联书记处把南斯拉夫工会组织列入执行主席团，而却没有把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最前线的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列入执行主席团。她指出，南斯拉夫工会的活动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所执行的叛变政策的一部分，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戴着不结盟国家的面具在国际工运中进行分裂活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活动。 接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甘英发言。她坚决反对世界工联书记处的不民主的做法。她说，为了把会议开好，有关主席团名单的提出、会议议程的安排和会议议事规则等，都应该事先举行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向大会提出建议。这样才是尊重大会代表的民主权利。遗憾的是，这次大会没有这样做。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民主的。 她说，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刚才由世界工联书记处宣布的执行主席团成员名单中，把一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斗争最前列的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如阿尔巴尼亚、朝鲜、几内亚、马里等的工会组织排斥在外，而却把其领导集团为美帝国主义收买、效劳，破坏国际工会运动团结的南斯拉夫工会组织列入了主席团，这究竟是何道理？ 她说，我们建议，这次会议可以仿照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惯例，所有代表团，不分大小，一律参加主席团。由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执行主席，不必再另外成立执行主席团。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斯里·安巴尔也反对世界工联书记处关于主席团的建议。她说，根据一般惯例，主席团应该征求各国代表团的意见后才能成立，应该公平，而不应该有歧视。这个建议草案没有包括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她说，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应该包括所有代表团团长，而执行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 由于世界工联书记处的上述建议受到阿尔巴尼亚、中国、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坚决反对，比托西慌忙进行狡辩。他诬蔑阿尔巴尼亚代表的发言中有许多“政治攻击”，硬说世界工联书记处的建议“符合”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建议，世界工联书记处的做法是 “最民主的”。 比托西不顾上述代表的合理意见，要求就世界工联书记处提出的建议进行表决。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郭建当即登上主席台，对世界工联书记处一意孤行的做法再次严词驳斥。她指出，这是世界工联少数领导人精心策划的，他们企图由少数人操纵会议，企图用表决机器强行通过，这是最不民主的做法。她重申中国代表团的意见，赞成所有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参加大会执行主席团。 在郭建发言时，场内有些代表恣意嘘叫，有个讲俄语的人离开席位，站在会场通道上，嘴里发出“呜呜”的怪叫声音。 世界工联书记处的建议最后靠开动表决机器通过。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朝鲜、中国代表投反对票，日本代表团弃权；还有些代表团不参加投票。 这次会议的议程如下：（一）女工参加工会为实现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和反对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女工采取的反社会的歧视性政策的斗争；（二）殖民地国家或刚获得独立的国家的女工在为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和为争取和扩大她们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三）争取更广泛地吸收和组织女工参加工会和争取她们积极参加工会生活和领导。

第4版()专栏：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五大听取了洪淳权的报告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青年群众 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新华社平壤十二日电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平壤少年宫隆重开幕。来自朝鲜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零九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南朝鲜青年学生代表和旅日朝侨青年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 金日成和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崔庸健、金一、朴金喆、金昌满、李孝淳、金光侠等出席了今天的大会。当他们登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洪淳权致开幕词后，选举了大会的执行机构，并通过了议程。 接着，洪淳权向大会作了关于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了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在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十八年来所创造的光辉业绩，指出了朝鲜青年运动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向大会提出把朝鲜民主青年同盟改名为朝鲜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的建议。 洪淳权指出，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已经成为朝鲜劳动党的一支坚强的后备军，它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现在拥有二百七十万盟员。目前摆在青年同盟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以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广大青年群众，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他说，必须大力组织青年群众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学习党的政策和金日成同志的著作，并在青年中继续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品德的教育，清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毒素，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洪淳权号召朝鲜青年们为贯彻执行金日成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农村提纲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勇敢地走上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各个战线的最艰巨的岗位，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继续巩固、发展和扩大千里马作业班运动，为胜利实现朝鲜劳动党所制定的七年计划而奋斗。他号召全体朝鲜青年一手拿武器，一手拿镰刀和锤子，随时准备保卫祖国。 他号召南朝鲜青年和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更加奋勇地展开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和朴正熙集团的斗争，赶走美国侵略者，打倒朴正熙集团，争取早日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 洪淳权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表示：朝鲜青年热烈支持和声援世界上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破坏活动。他还谴责了现代修正主义控制国际青年组织进行阴谋活动的行为。 大会将举行五天，于十六日结束。

第4版()专栏： 南朝鲜“内阁”傀儡大换班 新班底深得美国主子赏识 新华社平壤十二日电　汉城消息：代替崔斗善上台的南朝鲜傀儡政权的新总理丁一权在本月十日完成了“内阁”大换班的工作。原“内阁”的十八名成员中有一半被撤换。新被任命的人包括“外务部长官”孙元一、“内务部长官”杨昌和等。 美国卵翼下的南朝鲜傀儡集团改组“内阁”，是为了安抚和欺骗为反对“韩日会谈”和朴正熙集团的愤怒的南朝鲜人民；但是，据南朝鲜报纸《国际新报》报道，南朝鲜人民认为这个内阁是一个盲目追随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突击队内阁”和“韩日会谈内阁”。据报道，新任命的人中，绝大部分是美国直接豢养的亲美分子和热中于罪恶的“韩日会谈”的分子。 据南朝鲜时事通讯社由华盛顿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新任命的亲美“内阁阁员”很满意，并表示“他们的上任将受到美国由衷的欢迎”。 合众国际社的报道也说，华盛顿的官员对南朝鲜“新内阁的阵容表示高兴”。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丁（一权）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人，他多年来同美国高级官员的关系很密切。”

第4版()专栏： 亚尼中将以苏加诺总统名义号召全国警惕颠复活动 坚决反击敌人　保卫国家安全 最高评议院建议成立反颠复行动司令部清除国内外反革命分子 新华社雅加达十二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陆军总司令兼最高作战司令部参谋长亚尼中将，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最高作战司令部总司令苏加诺总统的名义，号召政府各部、各国家机关、全国各地工厂企业对破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任何颠复活动保持高度的警惕。 亚尼中将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自卫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以防止敌人可能进行破坏和颠复活动以图打击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军队。他说：“每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有责任保卫印度尼西亚民族和国家的安全。” 他还批准有关组织对那些参加颠复和反革命活动的人采取坚决的措施。 新华社雅加达十二日电据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最高评议院表示，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干涉印度尼西亚人民开展的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 最高评议院从五月六日到九日在雅加达举行了一九六四年第二次会议。会议认为：自从苏加诺总统向全体志愿人员发布关于粉碎“马来西亚”的命令以后，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据报道，会议向政府提出了下列建议：建立反颠复行动司令部来清除外国颠复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全国范围展开宣传苏加诺总统发布的命令的运动；接管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切英国企业；立即承认以阿扎哈里总理为首的北加里曼丹统一邦革命政府、维护“亚洲问题由亚洲人自己解决”的原则；要求英军撤出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以及加强反对 “马来西亚”斗争中的国际团结等。 会议还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第4版()专栏： 约旦国王同戴高乐会谈 新华社巴黎十日电　约旦国王侯赛因在法国逗留了五天之后，已经在今天离开巴黎前往罗马。他在昨天同法国总统戴高乐举行了会谈。 据报道，在会谈中他们回顾了由于以色列企图使约旦河改道而引起的中东紧张局势。他们还谈到加强法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问题。 侯赛因的访问，反映了法国为恢复它在中东的影响而作出的又一次努力。约旦国王应戴高乐邀请，还要在今年秋天正式访问巴黎。

第4版()专栏： 麦克纳马拉八个月内第四次去南越“视察” 美疯狂企图挽回印度支那败局 新华社十二日讯　西贡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乘飞机从波恩到达戒备森严的西贡。这是自去年九月以来，他第四次“视察”南越。这一次“视察”距上一次只有两个多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和国务卿特别助理沙利文已经先期到达西贡。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麦克纳马拉到达时在机场发表的简短讲话中表示，他这次到南越来是要“考虑如果有必要的话，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实现美国政府对南越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即提供任何必要的经济援助、军事训练和后勤支援，而不管这些援助是采取什么必要的形式和需要多长的时间”。 麦克纳马拉在机场只停留了八分钟，就匆匆忙忙地登上汽车，并在大批武装军警的掩护下前往美国驻西贡大使馆。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由于最近西贡不断发生反美爆炸事件，伪当局为麦克纳马拉采取了“最严密的警卫措施”，出动了整整一个营的武装伞兵和大约一千名“国家警察”，守卫着机场和从机场通往西贡市区的道路。 麦克纳马拉到达后不久，便同美国驻西贡大使洛奇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谈，随后又同美国驻南越的高级军事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 最近期间，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接连遭受失败而不能自拔，因此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在美国的操纵下，上月中旬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公然作出了干预南越事务的决定。在会后，美国在老挝发动了军事政变，对柬埔寨王国加紧进行破坏和颠复活动，并且正在纠集东南亚条约集团的一部分成员国和台湾蒋匪帮等，妄图扩大侵略南越战争。麦克纳马拉这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西贡活动的。麦克纳马拉拉不到西德下水西德不愿因支持侵略南越战争而得罪法国挪《自由报》要政府拒绝充当侵略南越帮凶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波恩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九日到十一日在波恩同西德总理艾哈德和国防部长哈塞尔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麦克纳马拉亟力要求西德“援助”美国在南越进行的侵略战争。但是，麦克纳马拉活动的结果表明，美国并未如愿以偿。 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报道，在会谈中，双方对这个问题争持不下。西德外交部官员表示，西德非常不愿意公开支持美国在南越的战争。西德的论点是：它同法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法国是公开反对美国在南越的政策的。因此，美国这个要求无异于硬要西德在美国和法国之间进行选择，这是违反西德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的。 据透露，由于西德坚持它的立场，会谈公报不得不推迟发表。后来西德国防部长只好把公报草稿中关于南越问题的争论提交总理处理，而总理则拒绝向美国人屈服。于是，最后发表的公报就只是泛泛地谈到，双方认为“自由世界的防务是不可分割的；凡是它的安全受到威胁的地方，都必须加以保卫”，但是并没有具体提到南越。 西方通讯社指出，麦克纳马拉并未能迫使西德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公开支持美国在南越的战争，虽然它表示将继续向那里的政权提供经济“援助”。在过去十八个月中，西德提供的这种“援助”达四千五百万马克。 麦克纳马拉和哈塞尔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美国和西德的军事合作和西德向美国买军火的问题。 新华社十二日讯　奥斯陆消息：挪威《自由报》发表社论说，美国在南越进行的战争是绝望的，美国在那里正在面临一场灾难，就像法帝国主义过去在奠边府遭到过的一样。 《自由报》强调，美国总统约翰逊想加紧进行南越战争的打算，将把世界推入新的充满危险的危机之中。报纸要求挪威政府明白拒绝美国想驱使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援助美国在南越进行战争的要求。

第4版()专栏：短评 如意算盘 美国在北大西洋集团海牙会议前夕，展开了“紧张的外交活动”，其中一个突出的阴谋，是到处拉人支持侵略南越战争。除了腊斯克亲自出马之外，麦克纳马拉再次前往南越之前，也到波恩拉了一阵。 麦克纳马拉的西德之行，暴露了美国为了扩大侵略南越战争，把更多的国家拖进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新冒险中去，是何等急于“协调”西方的步调，特别是压制法国和其他盟国的离心倾向。据报道，美国要求西德支持侵略南越战争，无异于硬要西德在美国和法国之间进行选择，因为法国在南越和印度支那采取同美国不同的政策。这就明明是，美国想借这一着来离间巴黎波恩关系，从而孤立法国。 看来，不仅在拉西德下水上，美国有此妙算。腊斯克已公开提出，要西方同美国包括侵略南越在内的整个政策和行动“协调”，遵循“互相依靠的原则”。 很显然，在美国看来，如果它能迫使西方在日暮途穷的侵略南越战争上“协调”起来，那末，美国就不仅能解救它在印度支那的困境，还能进一步阻止整个西方分裂的扩大。可是，同样也是很显然的，既然美国自己正陷于南越泥潭中无以自拔，又怎能使人不想到被拖下水后的严重后果呢？既然美国在南越和其他越来越多的地方有求于人，又怎能叫人屈服于美国的膝下呢？连西德也不买麦克纳马拉的账，就说明美国的算盘打得未免太如意了。

第4版()专栏： 各国罢工斗争 马来亚二十万橡胶种植工人罢工 吉隆坡消息：二十万马来亚橡胶种植园工人八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这次罢工是由马来亚全国种植园工人工会发起的。马来亚各地约七百三十个种植园的工人参加了罢工。这些种植园绝大多数是英国和欧洲人所有的。

第4版()专栏： 阿根廷十五万多名教师举行罢教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阿根廷全国的中、小学和技术学校的十五万多名教师六日举行四十八小时罢教，要求增加工资。 与此同时，工人罢工斗争在阿根廷各地不断发生。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帕切科将军城的美资福特公司的工人同一天举行罢工，要求恢复被厂方解雇的工人的工作。前一天举行罢工的有阿根廷的公路工人、圣菲省南部的农业工人和码头工人、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圣马丁市的一万一千名冶金工人。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

第4版()专栏： 美国第一季度发生八百多起罢工 华盛顿消息：美国官方宣布，在今年第一季度，美国一共发生了八百十五起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总数达二十四万五千人次。

第4版()专栏： 意大利全国展开大规模罢工运动 罗马消息：意大利五十万省市政府机构的工人和雇员以及医务人员十一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的全国性罢工，对政府拒绝他们提出的关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要求，表示抗议。 最近以来还有许多行业的工人举行了罢工。 二十多万铁路工人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六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的全国总罢工，使得铁路交通处于瘫痪状态。 在罗马，七万名建筑工人六日也举行半天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充分就业。 七十万贸易和旅行业工人和雇员五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的全国规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调整级别和给予充分的工会权利。　 （据新华社）

第4版()专栏： 一心想凑个轮子 　英韬

第5版()专栏： 关于农民战争的一些问题 袁良义 孙祚民同志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一文中，试图根据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的原则，和关锋、林聿时同志进行了争辩。孙同志的文章指出了对方的某些疏漏和欠妥之处，也提供了若干值得参考的意见。但是，它对有些主要问题的正面论述是未必很妥当的。 下面打算以评议孙同志的文章为主，并兼论关、林同志的意见。 农民有没有反封建的“自觉”性？ 孙同志文章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历史上起义农民只是“自发”地，而不是“自觉”地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这种提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孙同志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理解与具体运用，却不能令人完全同意。 他引用了蔡美彪同志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四期）一文中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蔡、孙同志的看法，如果当时农民所憎恶和反对的只是个别官吏的贪暴、个别皇帝的荒淫和个别王朝的黑暗统治，那就是不“自觉”地进行反封建的斗争的；如果农民能进一步去认识和反对由这些个别官吏、皇帝和王朝所维护和代表的封建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才具有反封建的“自觉”性。 这种看法遭到关、林同志的反驳。他们在《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一文中说： “马克思主义是在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来理解国家 的，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手段，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专政 的工具，绝不能把国家机器同统治阶级分开”。“所谓‘王朝’即 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皇帝是它的代表，这个国家机器是维 护封建制度、镇压农民的工具。农民战争反对当时的王朝、当时 的皇帝和它的官吏，怎么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呢？ 只有把国家机器和统治阶级分开，才能得出农民战争反对王朝、 皇帝，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结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自发性斗争这个概念，并不包含进行这 种斗争的人们，不反对奴役他们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意思，而是恰 好相反。因此，我们在理论上，不能用自发性斗争这个概念来否 认农民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性质。” 关、林同志的第一段话是驳空了，因为蔡、孙同志所说的农民“不曾自觉”到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是指农民主观上的不认识的问题，而不是指这种“不曾自觉”或“自发”的斗争在客观上不起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作用。至于关、林同志的第二段话，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农民的“自发”性斗争，在客观上是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但农民在主观上却不认识，也不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一种是指这种“自发”性斗争，不但在客观上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且在主观上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也是有所认识和反对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仍然是空枪；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不管打中未打中，都应是有的放矢了。关、林同志的这种“自发”性斗争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蔡、孙同志所说的“自觉”性观念，是不同于蔡、孙同志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理解的。 从后面一种解释来看，关、林同志的意见似乎比蔡、孙同志的看法更合理一些。因为初步认识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存在，是不一定需要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的。不能设想，长期身受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阶级，不论在封建社会的什么时期，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竟然会丝毫不能认识。 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曾这样描述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千百万农民的思想和情绪： “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 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和拼命战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 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 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 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像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 命中的每一个步骤。……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 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 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 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 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 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 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①列宁对俄国封建社会末期和过去几百年的农民反封建的斗争作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概括。他阐明了农民长期以来一方面具有蔡、孙同志所说的“自觉”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一方面却又不能“自觉”地深入理解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认识到该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使自己争得自由。这种“自觉”性是和蔡、孙所说“自觉”性不一样的（蔡文有的地方曾涉及这一点，但它主要却是说明上面的关于“自发”和“自觉”概念），是属于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进行科学分析的问题，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自然办不到。我们要是把列宁所说的这种“自觉”看作是农民的“自觉”性，那么蔡、孙同志所说的“自觉”性仍应是属于“自发”性斗争范围的一个问题。 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也曾说：俄国历史上著名的鲍洛特尼柯夫、拉辛和普加乔夫的起义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反映，是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反映”，“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②。这些农民的“自发暴动”、“自发起义”是反对地主的，而反对地主应指反对地主阶级，并非仅指反对个别地主和官吏。以其中普加乔夫的起义而论，这次起义军在一七七三至一七七四年曾不断地向农民宣告，“不要他们缴纳人头税和其他的货币税，不要他们赎买和缴纳代役租便拥有土地、林地和刈草场和盐湖，并能自由捕鱼”，并号召农民“逮捕、处决和绞死”贵族，杀尽“贵族恶棍”③。这些宣言和号召显然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斯大林所说的农民“自发起义”，应该说也包含有蔡、孙同志所说的“自觉”性概念。 如果我们结合具体史实来分析，可能问题就更清楚了。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曾述说一五○二年德国农民提出过这样的反封建纲领：“不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任何捐税，什一税，杂税，赋税；废止农奴制度；没收寺院及其他教会产业分给人民，除皇帝一人而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这当然是反对封建制度和整个地主阶级，而不只是反对个别官吏和地主，虽然他们对于皇帝这个贵族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因缺乏认识而未加反对。中国南宋初钟相起义时对农民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④这里所说的“法”能“分贵贱贫富”，自然是指当时社会制度——封建制度而言。可见钟相也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制度，企图用平均主义去代替封建主义，而不只是反对个别官吏和皇帝，虽然他对封建制度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在北京、西安和中原各地普遍镇压贵族和官僚地主，实行“乡绅富户皆追赃助饷”办法。它所反对的也不只是个别地主、官吏和皇帝，而是封建地主阶级。明清之际，江西瑞金地区农民暴动，“倡立田兵，旗帜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收五门锁钥，将尽掳城中人。”⑤吉安地区农民暴动，“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⑥。这两地参加暴动的农民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认识自然都是很不够的，都不可能提出什么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们斗争的目标的确不限于个别官吏和地主，而是触及当时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 这些事实表明，不少次农民的“自发暴动”、“自发起义”，是多少具有一些蔡、孙同志所说的“自觉”性的，冲破了他们所规范的农民“自发”性的藩篱，使他们对“自发”性和“自觉”性所作的解释不符合客观事实。如果我们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封建社会早期，农民反封建斗争一般是采取蔡、孙同志所说的“自发”方式进行的，很少有他们所说的“自觉”性；到封建社会后期，蔡、孙同志所说的农民的这种“自觉”性就逐步提高起来，达到了上述的认识，但这种“自觉”性就在这时也不可能为所有起义农民所具有，仍有不少起义农民在继续搞蔡、孙同志所说的“自发”斗争。 什么是农民的主要思想？ 与上面看法有关，孙同志文章的主要论点之二是，农民有自己的思想，但农民没有自己的理论，而只能以封建理论为理论。这种论点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农民的思想或主要思想，一个是农民是否只以封建理论为理论。 关于前一个问题，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实行平均主义主张的思想，应该说就是封建社会中农民的主要思想。农民是小生产者，有“发家致富”的思想，这在当时是次要的。 蔡同志从承认农民具有反封建的“自发”性出发，本来也应当强调农民的主要的反封建的一面的，可是他偏偏强调起农民的“发家致富”、想当地主和官吏的思想来。针对这种观点，关、林同志批评说： “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等等，这根本不是劳动农民的思想，尤其不是贫农的思想，而是富农的思想。无衣无食的贫苦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在他们谈不到追求和向往使自己成为地主。说到中农，向往发家致富，也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至于使自己成为地主云云，也不是中农的思想，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是牢固地占有一小块土地，自己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而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中农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应该对它进行两方面的分析。”而孙同志却极力维护蔡文的看法。他说蔡文强调的农民“发家致富”，想当地主和官吏的思想只是农民的一种阶级局限性。大概后来他也感到蔡文有些问题，于是他又作了如下补充： “蔡同志的论点是有缺欠的。那就是它忽略了作更细致的阶层分析，没有说明那种向往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或官吏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中农、尤其是比较富裕的中农。至于贫农，虽不 能说绝对没有（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究竟有私有者的一面），但由于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所以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从要求摆脱贫困交迫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而不是成为地主或大小官员。这一点分辨不清，就容易模糊了中农与贫农的思想，以及他们在反抗封建统治斗争中的态度的界限，显然是不恰当的。” 如果把这三种说法比较一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孙同志的意见是跟它所指责与反对的关、林同志的意见基本上相同的。它们都正确地认为“发家致富”，想当地主和官吏，不是贫苦农民的思想。贫苦农民的思想主要是“反抗的，革命的”。贫苦农民占农民阶级的大多数，因此在一般地提到农民阶级时，应该以贫农思想代表农民阶级的基本思想。 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孙同志比关、林同志更明确地指出农民阶级的两面性，并肯定其主要的一面。他说：“从他们（指农民——引者）的阶级地位出发，既首先肯定其主要的反抗性、革命性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其次要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和‘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的一面，并进行阶层分析，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其次是孙同志对贫农也进行了两面性的分析，就是贫农固然主要是“从要求摆脱贫困交迫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是革命的、反封建的，但同时也并非绝对没有“发家致富”这种消极的思想，不过很少罢了。这也是合乎事实的。这种分析比过去许多人在这方面的讲法都似乎前进了一步。但是，他和关、林同志却都没有指出封建社会里中农以上农民也有次要的、反封建的一面，因为这些农民也往往困于封建官府赋役的苛索和贵族官僚地主的侵凌。 第二，孙同志的意见和它所维护的蔡同志的意见是不大相同的。因为蔡同志在谈到农民思想时并不是“首先肯定其主要的反抗的、革命性的一面”的，他认为农民“没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在他看来，农民只要封建地主阶级肯减轻一些剥削和压迫，能让他们活下去就行了，并不是要积极反抗和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而农民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家致富”，成为地主和官吏，也不是“从要求摆脱贫困交迫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蔡同志所强调的是孙同志所分析的 “中农”和“富裕中农”的思想，而不是他所分析的反映大多数农民利益的贫苦农民的思想。蔡同志曾正确地指出，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他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时，并未很好贯注这个正确论点。他说汉代以来“乡举里选”制和唐宋以来的科举制，为农民设置了一条可以侥幸上升的路径，不管农民实际上能上升为地主和官吏的人非常少，但许多农民因缺乏阶级觉悟而仍往那条侥幸的道路上跑。这种说法不但没有充分揭露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也不大符合事实。我们知道，汉代的“乡举里选”制一直是把持在豪强地主的手里的，因此贫苦农民是没有被察的机会的。唐宋以后的科举制，主要也是考选地主阶级的子弟，农民阶级里中农以上人家子弟能“侥幸上升”的已经很少，至于广大的贫农子弟就更难做到。因此，他们也很少有“侥幸”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不会到处起义和暴动了。 “农民理论”不存在吗？ 农民是否没有自己的理论，而只能以封建理论为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孙同志认为关、林同志又放了空枪，因为关、林同志并没有谈到理论问题。这里，只好专谈孙同志的意见了。 如上所述，孙同志是主张农民的主要思想是革命的、反封建的。有什么样的思想本来就会产生和接受什么样的理论，可是孙同志在思想与理论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他认为农民在革命的、反封建的思想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和接受革命的、反封建的农民理论，而只能接受反革命的、封建的地主阶级理论。他引用了蔡同志的这样两段话： “秦朝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各有其不同的具体的特点，却同样地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表现出他们只是以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统治。” “实际状况是：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这两段话抓住了一些非本质的现象。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理论不能不对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发生强烈的影响，而农民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封建思想理论的毒害。具体表现在许多起义农民的纲领里，经常会反映出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论点和口号来。但这种毒害并没有、也不可能毒到使所有起义农民都丧失了形成或接受革命理论的能力，以致不分青红皂白地以敌对阶级的理论为自己的理论的地步（如果有个别的农民起义因认识实在太差而以封建理论为理论，那末这种起义就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民起义）。 蔡同志曾列举和分析了许多起义农民的领袖的事迹来说明他们接受并运用了封建理论，但这种分析是没有很大说服力的。例如，他说陈胜、吴广“诈自称公子扶苏”，“为天下唱”，以为二世不当，而扶苏当立，由此断定陈胜、吴广是“以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统治”。这不免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假借名号并不等于接受封建的纲纪和理论，何况他们是“诈”而非“真”！当时秦王朝实行法家理论，主张尊君抑臣，严刑峻法，来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陈胜自称张楚王，积极进行推翻秦统治者的斗争，他和吴广的实际活动和言论有多少是按照这种封建的纲纪和理论来办事的呢？这充其量只能说陈胜吴广的头脑中有不少封建的灰尘，但还谈不上他们已用封建理论武装起来。蔡同志又说黄巢在檄文中斥责唐王朝“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是指责坏人当政，败坏了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纲纪。仿佛黄巢不是站在起义军的立场说话，而是站在封建地主士大夫的立场说话似的。这种说法也很难取信。因为反对宦官和贪官污吏，在革命的农民群众中也有这种要求，不能说一反对这些东西就变成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纲纪的维护者了。这种宣告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但并不等于就是封建理论。后来黄巢进入长安，起义军“遇穷人于路，争行施遗”，相反对皇亲官僚地主则大加杀戮。结果是封建地主阶级四面环攻黄巢，迫使他退出长安。如果黄巢接受了封建纲纪和理论，对地主阶级采取保护政策，可能他就不会遭到封建地主阶级那样激烈的反对了。蔡同志还举李自成为例，说他发布过两道檄文，一道骂“明朝昏主不仁……不能救民水火”，一道则说崇祯“君非甚暗”而“臣尽行私”，说来说去都是把人民灾难归结为明朝皇帝和官吏的好不好上头。这种分析就更牵强了。因为李自成评论崇祯是“昏主”或不是“昏主”以及“不能救民水火”等等，只能说他对封建皇帝的认识还很不够，怎么能说这就是一套封建的纲纪和理论呢？事实上李自成在进入北京前后的许多活动，如镇压贵族地主、追赃助饷和实行免赋均田等政策，早已表明他是封建的纲纪和理论的破坏者，而不是它们的维护者了。 可见起义农民除少数例外，一般是不会或基本上不会接受封建纲纪和理论的。因为封建纲纪和理论旨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不许犯上作乱；而起义农民则到处造反作乱，破坏封建制度和封建秩序，甚至“大逆不道”地打进皇宫。如果农民接受了封建的纲纪和理论，就不会起义了。 有没有农民自己的理论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所有农民起义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有农民理论的起义农民确实不少。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曾描写过吹笛汉斯和闵采尔这两个农民和平民的理论家。他们代表当时农民和平民中间最进步的主张。我国北宋初方腊起义时曾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群众。摩尼教有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是指光明与黑暗，三际是指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三个阶段，最后光明战胜黑暗，起义农民把黑暗看作是封建统治势力，而光明是指自己一方。摩尼教还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提倡开展教徒间的互助工作，以帮助贫困教徒。这些教义能被农民接受并利用去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也就成为农民的理论。此外，如白莲教和其他秘密结社，也往往有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尽管充满了宗教迷信等消极东西，但仍有革命内容，能鼓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因此，农民理论也是存在的。我们应该批判其中消极的、具有封建性的、宗教迷信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地否定它的存在。 “农民政权”的问题 认为起义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而不能建立农民政权，这是孙同志的主要论点之三。他说：“我是不同意说什么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奴隶主政权、封建地主政权、资产者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之外，还有什么所谓‘农民政权’的论点的”。可是，政权毕竟不同于社会形态。因此，不能由于没有农民社会，就完全否定了农民政权的存在。 孙同志曾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为例，来说明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他的理由是：起义农民“在推翻旧王朝之后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候，他们依然只能采用封建王朝的‘蓝图’。比如李自成所建大顺政权，就是‘官制一本于唐’，‘百官礼乐，悉遵唐制’”。这种理由自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孙同志自己也认为判定政权的性质主要是看“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而李自成采用封建王朝的官制只是政体问题，农民军也可以用它建立政权机构去反对地主阶级。并且事实上，大顺政权就是一直在镇压贵族和官僚地主，追赃助饷和实行免赋，均田，平买平卖等保护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政策。这些工作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当然做得不彻底；但是从方向和性质上看，我们应该肯定它基本上是农民政权。 当然，农民政权中是存在很多封建性因素的。并且，农民政权也只是短期存在的，因为它不被地主阶级镇压掉，也一定会逐步蜕化成为封建政权。 为了说明农民政权短期存在，关、林同志曾提出以下解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可能：革命的阶级在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与现存经济基础相对立的国家政权。不仅是可能性，而且也是历史的现实。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也都是这样的。这个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地位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可以对基础起着决定的作用。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东西，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首先必须夺得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才能成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说明的政治革命先行，国家政权是改造旧经济制度、建立新经济制度的杠杆，政治权力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等等，就是这个道理。”这种解释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孙同志在原则上也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是并不排斥‘革命的阶级在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与现存经济基础相对立的国家政权’”。但是，他对“一定条件”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巴黎公社具备有上层建筑反转对基础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已经以自为的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已被提到日程上来的条件下发生的”，而在封建社会中处于“自在的阶级”状态的农民阶级不可能具备巴黎公社的“一定条件”，也就谈不上根据上层建筑反过来对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科学理论来论证农民政权存在的可能性。 这种对“一定条件”的说明是否正确呢？我看有些问题。因为我们从上面引语来看，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科学理论，是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每一个社会都有实现这种理论的“一定条件”，这一个社会的“一定条件”又应和另一个社会的“一定条件”不同。如果仅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巴黎公社存在的条件为“一定条件”，而否认其他社会、阶级有与此不同的“一定条件”，那实际上就取消了其他社会和阶级的“一定条件”，也就取消了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理论的普遍意义。这自然是不对的。封建社会中两个主要的对立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我们要谈在这个社会实现这种理论的“一定条件”，只有从它们身上去找，即或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或者是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农民阶级，利用政治暴力来影响和作用于封建经济基础。 此外，关、林同志还认为：“如果农民战争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那么它同地主阶级政治集团的封建割据，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岂不是混淆了阶级界限？如果农民战争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那么怎么还能说农民革命战争是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呢？”这段话也有一定理由。但孙同志完全否定这种意见，他认为农民起义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一段时期未建立政权，这时它是革命的反封建的；到后来建立政权的时候，农民军性质已发生转化，它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了。根据这种论点，那么农民军在进行革命、反封建的时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政权，一定等到起义后期，等到它们转化变质时才能建立政权了。在中国历史上，适合这种公式的农民起义和建立政权事件自然不是没有，可是是不是所有农民起义都是按照这种公式进行的呢？是不是所有农民起义都绝对不在进行革命、反封建斗争的时候建立政权呢？我们应该说这种看法可以弥补关、林同志的说法之不足，但它却不能完全否定关、林同志的看法，因为一部分农民军建立政权的情况是像孙同志所分析的那样，但更多一些农民军建立政权的情况是像关、林同志所分析的那样。上面所说普加乔夫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就都是在农民军性质还未发生转化的情况下建立政权的。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目前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还需要深入地进行下去，以便使大家更好地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孙同志和关、林同志都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但也都提出了若干值得商榷的看法。当然，我的意见也一定有不少不恰当乃至是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①《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八○至一八一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一○○页。 ③《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出版， 第一八页。《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中《鲍洛特尼科夫领导 的农民战争》、《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蒲加乔夫领导 的农民战争》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武陵百姓钟相反》条。 ⑤乾隆《瑞金县志》卷七，艺文，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 末》。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一 九六一年出版，第一一一页。 ⑥同治《永新县志》卷一五，武事。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 村社会经济》，第一○九页。

第5版()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古乐史料和琴曲集成的编印 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和中国音乐研究所与北京古琴研究会合编的《琴曲集成》第一辑上册，新近已相继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辑录的史料，来源于二十六种类书，都是有较高史料价值而又具有代表性的。由于它保存了不少散佚不传的资料，所以它对于阐明我国古代音乐历史发展的某些问题，对于继承我国民族音乐传统，都有相当价值。 编者还将从十通、二十五史等重要史书以及其他论著中，编选与音乐有关的资料。 《琴曲集成》是编者多年来从事古琴音乐整理、发掘工作的成果之一。它的目的在于为研究古琴音乐提供比较完整资料，包括现存的古琴曲和古琴音乐理论与技术方面资料。 古琴音乐在我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历代流传的琴曲中，有不少歌颂英雄斗争，歌颂民族气节，反对封建暴政，抒发人民情感的优秀作品。 《琴曲集成》第一辑上册收自六朝至明代的琴曲谱十七种，均按年代先后编次。编者在书前为每一种原书写了提要，说明原书的版本、年代、撰人及其流派或渊源师承。 《琴曲集成》计划分编两辑，自六朝起至明末止，编为第一辑；自清初起至解放以前，编为第二辑。第一辑将分三册出版。 （禾子）

第5版()专栏： 读《资治通鉴》札记 白寿彝 一、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曾先后提到这一点，并把这次战争跟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作为同一类的战例。（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北京第二版，第一九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四八○页。）研究这些战例，应该说，历史工作者也有一份责任。而对于如何写这些战争的历史，古典的历史著作是创造了一些成功范例的，也值得我们批判地学习。《左传》和《通鉴》，在这方面是更值得注意的。 《三国志》记赤壁之战，分见《魏志》卷一，《蜀志》卷二，《吴志》卷二、卷九。因《三国志》是一部历史传记书，只能将这次战争分散在有关的主要人物传记里，不能集中地写，颇不便于观览。《通鉴》卷六五，于建安十三年十月下，写出这一战争的全部过程，并且首尾连续。专就这一点来说，《通鉴》的编年体就比《三国志》具有优越的条件了。当然，这也由于战争过程历时较短。如果时间拖得长了，在编年体的《通鉴》里，也不免要分散在多处写的。 《通鉴》写赤壁之战的最大特点，在于紧紧地捕捉住关键问题而从容不迫地写出来。在赤壁战前，曹操和刘备的态度都是早已决定了的，局势发展的关键就不是要看他们的态度，而是要看东吴的态度。因此，史家应该着力的地方并不在于号称水步军八十万的曹兵，而在于最多也只能宣称十万人的东吴。《通鉴》正是在这个地方着力的。 怎样看东吴的态度呢？主要是看它的决策即它明确了什么样的战略思想。在众寡悬殊的局势中，东吴要想以少胜多、转劣势为优势，这个问题不简单，不是一下子就可决定了的，这要有个过程。《通鉴》写这次战争的全部过程，约用了两千二三百字，而用于写决策的过程就占了一千六百字光景。这正是大处落墨，写的正是这次战争最重要的问题。不要看作这是简单的口舌上的论争，这却正对着战局的胜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通鉴》用了大量篇幅写决策过程，只是先写鲁肃的话，继写诸葛亮的话，再写张昭、周瑜的话，中间还夹叙刘备、孙权的话和曹操的书信。作者在这里并不出头露面来作报幕人、解说员，以东吴为主的敌我友的主要军情和三方领袖人物的心情识见都已跃然纸上了。 《通鉴》也写了交战情况，并且写得生动。但在全部记述中，这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的东吴，决没有轻敌的问题，没有不讲究战术的问题。尽管战局的结果还要看交战的情况，《通鉴》却自有它的一个铨衡。 今天我们写战史，决不能满足于一个一个战事发展过程的记述。但必须有这样的记述，这也就有必要来学习吸取并发展《通鉴》这种写法的优点。 二、淮西之役 《通鉴》写战争，就不同的情况而有不同的写法。写赤壁之战，着意写战略思想。写淝水之战，着意写谢安的凝静对敌和及时挫败敌人的锐气，是以战略与战术并重。写梁韦睿［ruì　瑞］救钟离和西魏韦孝宽守玉壁，又都详于攻守之状，其情态有如图绘。把《通鉴》所记战事汇集起来，加以研究，当对我们如何写战争史，可以有所启发。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此言甚是。但《左传》所记战事，如所谓五大战役，也都是交战不及一日，规模很有限，远不像《通鉴》所记战事规模之大。在记述本身方面，尽管《通鉴》上承左氏，实比《左传》有很大的发展。 《通鉴》卷二四○写李愬平蔡州（淮西之役）。在元和十二年下，几乎用所有篇幅写这件事，这可能是全书中记述战争之最详者。《通鉴》在这里写了李愬麻痹敌人、逐步削弱敌人以至最后消灭敌人的战略，和他收伏降人，不矜小胜、不恤小败、外示松懈、乘虚奇袭的战术。它用具体的过程和对敌的影响来表达李愬的战略战术，用李愬的现成的语言来作为行动的说明或概括。《通鉴》写这一战争，似更有独胜之处。 在写奇袭蔡州城的一段中，《通鉴》写李愬于保持绝密的情况下黑夜行军，于攻据敌人村栅、部署兵力截断敌人援军后，方明白告诸将以进军方向。此后的进军情况是： “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傍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 李愬的智勇严整跟吴元济的顢顸，在这里恰恰可以作个对照。风雪、黑夜、鹅鸭声、鸡鸣以至吴元济的高卧和笑，似乎都在证明李愬战略上的胜利。 这是《通鉴》中很耐玩诵的一篇传记。《左传》中似见不到这样的情景。

第6版()专栏： 壮美的胸怀 郑歌 在许多青年朋友到农村去的时候，周围的人们总会向他提出成百个问题，这些问题又归结为一个问题：到农村去是为了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为了加强农业第一线；为了学习农业生产本领；为了改造思想；为了劳动锻炼；为了改变家乡面貌；为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那么，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有些青年响亮地回答： “为了革命！为了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耕耩锄刨、积肥种树，是革命吗？拨算盘珠，搞磷钾氮，挖渠打井，也是革命吗？是的，这都是革命。首先是革自己不爱劳动、不会劳动的旧思想意识的命；其次是革落后的农业面貌的命；最终又是革大自然的命。 接触土地，接触农村实际，接触具体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正是一个青年人革命生涯的开端。 革自己旧思想意识的命，是为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革农村里残余旧习惯势力的命，革大自然的命，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为了把父兄们高举着的革命红旗继续擎下去。这正是毛泽东时代青年人的最壮美的胸怀。 还有。董加耕说：“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种远大的理想、高尚的精神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是应该“眼看全球，心怀天下”，想到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得到解放，关心和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二是这种关心和支持，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从“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做起。 既是干革命，就是满怀热情地对待工作，对待劳动，对待劳动人民；就不能拒绝做任何有利于革命的事情，即使它是最“微不足道”的，即使它们同自己的兴趣、爱好毫不相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界上有哪一种革命事业，不是从眼前细小的、琐碎的工作开始的呢？真正的革命家，从来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从来是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讲价钱的。 既是干革命，就要踏踏实实地干一辈子，不能干干停停，半途而废。既是立志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要认认真真地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好把革命长辈的班接过来。不少青年朋友立下宏愿：“把青春献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愿立得很好。但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需要几十年乃至更长一些时间去完成。那么，像那些先进的青年人那样，把这句话改成“把一生献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岂不更好？对青年人说来，“一生”也许是个相当悠长的概念；而对革命家来说，同我们献身于它的伟大事业相比，一个人的一生，毕竟是短暂的。正因为它短暂，就更需要充分地利用有限的时间，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第6版()专栏：在广阔的天地里 誇一誇咱村的年青人 萧凝文　赵志方画 北京市房山县石楼公社有个大次洛大队。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这个大队每年都有二三十个初中毕业生回乡生产。现在全大队回乡知识青年有一百五十多个。这些年青人从学校回到家乡务农，时间长的已经过了三个年头，时间短的也快一年了。在农村这广阔的天地里，在改变家乡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年青人取得了哪些成绩呢？村里人对他们怎么看呢？能文能武的宝贝疙瘩 还没有走进大次洛村，我们就听到对村里年青人的赞美了。在大路边，我们向几位砌井的社员问路，他们正在休息，抽烟啦呱。其中一位打量着我们，笑呵呵问：“这大雨天你们打老远到大次洛来找谁呀？” “找你们村里的年青人。” 提起年青人，几位老乡全乐了。有位大爷从井边站起身来，啧啧嘴：“又是来找咱村的宝贝疙瘩的！” “宝贝疙瘩”，这该是很高的夸奖了。可是前几年人们却是另外一种心情。那时，年青人上学的上学，进工厂的进工厂，光有出去的，不见回村的，种庄稼的人、特别是年青后生越来越少。有时，一些老年社员在一堆干着活儿就嘀咕：“咱是秋后的黄瓜，就这一茬了。” “年青人个个儿像石板上炒黄豆，熟一个，蹦一个。”他们发愁：“年青人都跑了，往后庄稼活儿谁来接替？” 这两三年，大批知识青年回乡来务农，干部和社员们可是高兴：“啊，盼星星，盼月亮，到底盼来了你们这些生龙活虎的宝贝疙瘩，往后咱腰粗气壮的，还愁种不好庄稼？” 我们到老贫农王玉家去。王玉是队里庄稼活的老把式，管理白薯秧的能手。我们到了不多会儿，社员王邦友、苏林也来串门儿。一谈起年青人，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 “这帮年青人，干活儿舍得花力气，勤学肯问，又有文化，有些事儿咱不懂，他们一瞧书，就知道怎么整。比如治玉米钻心虫的事儿，开头我就不信……”王邦友说的是年青人用不留玉米秸过冬的办法，消灭钻心虫这件事。 正说着，主人王玉站起来捅了捅炕前的地炉子，准备烧水给客人喝。王邦友望着通红的炉口，说：“人常说：‘人要实在火要虚’，依我看，咱村儿这帮年青人算得上实在。” “越是到节骨眼上，越显出年青人有能耐。”什么事儿三位老农没有往下说。可是第二天，我们从干部和别的社员的嘴里，听到了好几个年青人在节骨眼上显能耐的故事。 前年五六月的时候，天气干旱，为了保证庄稼稳产，一队决定再打一眼砖井。打井是个苦重活儿，还有点危险性。队里一宣布要打井，别的社员还没吭声，回乡青年王水就站了出来：“这任务我担了！”王水一带头，别的青年马上跟上：“算我一个。”“有我一份。”这一任务便由十来个年青人担了下来。 开工了。队长苏怀对这活儿心里有个估计：头天可能挖到八尺深，第二天六尺，越往深挖，进度越小。可这几个年青人猛打猛冲，头一天挖了丈二，第二天八尺。挖到六丈三，见水了，这时考验来了，再挖下去人得站在水里。这时虽说是伏天，地下水仍凉得钻心；不挖，水源不足，怎么办哪？只见这些年青人手一挥，说了声：“再挖。”挖到够四寸泵浇时，社员们眼看年青人累得够呛，心疼得都说别挖了，够使了。可是年青人不同意，说，“要打仗，就打个彻底的胜仗。”几个人硬是站到齐腰深的水里一锹一锹往深挖，直到井底不断往上翻水，六寸泵也浇不干才罢休。这年，庄稼虽遇到了几十年来少见的“掐脖旱”，可是全浇上了水。产量不但稳住了，每亩地还超产二百来斤。社员们为了表表年青人的功劳，给这眼井起了个名儿：超产号。 就在这年冬天，为了实现全村井网化，保证庄稼稳产、丰产，队里决定开一条贯通全村的大水渠。全村一百多青年一听说，马上组织起一支突击队，冒着风雪严寒，披星星，戴月亮，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修成了一条五千米长、贯通全村的“八一渠”。渠修成那天，队里请了十几位老人去参观。七十多岁的孟坤老头走着看着，激动得哭出了声，他对陪他们参观的干部说：“只有共产党领导，只有人民公社才办得起这样的大事啊！也只有毛主席教出来的年青人，才有这样的志气！”“墨水这玩意儿……” 在大次洛的老农们的心眼里，最稀罕的要数知识青年肚子里的“墨水”了。“这玩意儿真管用，有虫，能治虫；要水，闸一开，水就来。可神哩！”“四化四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啥也离不了文化。” 老农们并不是一开始就都看重年青人的知识文化的。 老农王起，要论庄稼活，在村里是个人尖子，可就是不大相信科学。去年，棒子刚要秀穗，忽然，全大队二千多亩玉米地里出现了玉米钻心虫。只几天工夫，多好的庄稼便搭拉着脑袋。年青人一看急了，连忙向队里反映用六六六杀虫。王起反对，说：“这虫我见过，不能治，越治越厉害，是神虫。”年青人给王起讲六六六能治虫的道理，王起把眼一瞪：“我种一辈子庄稼，还没你们懂得多！”以后看见年青人用六六六治钻心虫，急得直叹气：“毁啦！今年这庄稼背兴就背在抓药上。”事出王起老汉意外，没几天，撒了药的棒子都长好了。王起这才心服口服地找到大队干部，不好意思地说：“老把式赛不过小青年啦！看样子，干庄稼活儿光卖力气不行，还得有个科学脑瓜。要依着我，今年这庄稼真正要毁啦。” 这天晚上，我们正在大队图书室翻看图书。对过小屋进来了几个年青人。听说话声，谈的是小麦田间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问图书管理员，才知道他们是大队和生产队科学技术小组的技术员，也都是些回乡知识青年，正研究小麦的田间管理。还说，除了田间管理之外，目前科技小组还正在进行小麦和玉米不同播期、不同密度、不同播种方式、作物浇水、不同品种等五项试验。 年青人的科学试验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第一生产队有一百多亩低产田，年年产量都只三百来斤。去年，这个队的四十多个知识青年，根据适当密植、间作、农作物的通风、日照等科学道理，在这片低产田里搞了个“斜一三”的试验，秋后打下粮食一算，亩产量增加了一百多斤。队长苏怀和社员们喜欢得见了人就说：“这帮小青年可不简单，一年工夫就把这块地‘低产’的帽子给摘了。” 现在，多半儿老农已开始信科学了。有的老农看见年青人搞试验，还爱站在一边听听，出些点子。队的领导也常组织青年人向一些有经验的老农学习生产经验，一块搞科学试验。 越听心里越清亮 我们从村子东头走到西头，由南街转到北街，发现这个村的墙报真多，每个小队最少有一块，多的两块，还有妇女专刊。墙报的内容很广泛，有一个小队一个月的生产总结，有的表扬好人好事；妇女专刊上还贴了一些女青年表示决心晚婚，立志趁年轻力壮，好好劳动、好好工作和学习。在大队部，我们还看到大队的油印小报。小报每星期出版一次，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我们不禁暗暗思忖：这个村的宣传工作可真活跃啊！ 原来大次洛全村有五十四个宣传员，其中回乡知识青年占四十八人。宣传员们经常利用广播和利用地头、街头、炕头，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国内外大事、农业知识、队里的决议、好人好事。…… 前年收罢秋，年青人看到有些社员浪费粮食，便编了段快板，歇工后，上街锣鼓一敲打，便向围严的社员宣传开了：“叫社员，别嚷嚷，听我打竹板把话讲：麦秋后，分了粮，家家盆柜满荡荡。有的社员不在意，大手大脚乱用粮……” 社员们对年青人的这样的宣传很欢迎，说：“不光听着乐，越听心里越清亮。”“给年青人这一说，脑瓜也开窍了。” 回乡青年把文化带到农村，给村里增添了不少新气象，过去村里一来没有电，没法利用广播，加上识字的人不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有困难。可现在，党的政策可以很快和群众见面；过去社员休息，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说些没意思的闲话，现在，一到休息时间，年青人有的读报，有的教唱歌儿，社员们的眼界开阔了，干活的劲头更加足。此外，通过年青人的宣传，一些旧的落后的风俗习惯已经改变。 年青人还组织了文娱小组，经常自己练唱或者教社员唱革命歌曲。吹拉弹唱把村儿带得热气腾腾的。逢年过节，便编演一些节目，在村里公开演出，给社员们过节助兴。 比亲生儿女还亲 细雨蒙蒙。我们参观完了队里的机井，准备回大队部去。刚进村口，见十多个年青人正冒着毛毛细雨在盖房，有的抬土，有的搬坯，干得好欢。一打听，原来是第二生产队的年青人在帮军属李刚家盖房。 “这帮小青年可真是，”李刚笑得合不拢嘴，对我们说：“一听说我要盖房，就自个儿跑来帮忙了。我说：‘你们别操心了，快上队里干活儿去吧！’他们却回说：‘队里的活儿这两天不太紧，大伙一起加把力，帮着你早点把房盖上，住着安生。’我怎么劝都劝不走……” 大次洛年青人乐于助人的风格不光表现在这一件事情上。前两年，回乡青年们逢年过节都要慰问烈军属，帮烈军属和五保户、困难户做些挑水、扫院子、推碾子这些家务事。去年，全国都在学习雷锋，年青人思想震动了：“雷锋处处以助人为乐，而我们，只是逢年过节才帮助烈军属、困难户干点零碎活，这哪能解决他们日常的困难呢？不，要以雷锋为榜样。”大伙一商量，决定用分人包干的办法，把全村十几户有困难的烈军属、五保户的家务事儿（挑水、扫院子、推碾子，垒墙、挖窖……等等）都担当起来，连各户的自留地也从头到尾帮助收种。 年青人这种不计报酬的劳动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新社会，尽是新鲜事儿。”“毛主席真有办法，教出这帮好青年。”而那些被帮助的人，见了生产队长便要求：“队长，你们几儿开会，也叫我参加参加吧，我得好好儿表扬表扬这帮小青年。” 我们信步来到五保户万素珍老大娘家里。万老大娘今年快七十了，满头银发。她不幸在三十五岁上死了丈夫，头几年又死了独生子，儿媳妇改嫁了，眼下只她孤身一人。我们进得屋子，见小屋拾掇得挺干净，窗户上糊了雪白的纸，贴着窗花，门上贴着红纸春联。顺手掀开水缸盖，满满一缸清水，能照得见人影。 一提村儿里的年青人，万老大娘便连声称赞： “孩子们见天儿就来，帮着担水、扫院子、缝缝连连，见了墙坏就帮着脱坯、垒墙。这不，”万老大娘用手指指外边：“院里那堵墙新垒不久。”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地方看了看，果然，墙土还新着呢。 “这帮小青年儿啊，伺待我可是仔细，我要上哪去，只要被她们瞅见了，准得拦住：‘娘，上哪？来，我来扶着。’生怕摔着我。我虽然是个孤老婆子，可我心里觉着不孤。这帮小青年我瞅着就像自己的儿子、闺女，比亲儿亲女还亲呢！” 可信的接班人 要离开大次洛了，我们向大队党支部书记王隆祥同志告别，请他谈谈对村里这些年青人的看法。 “社员大伙都是怎么说的呢？”王隆祥同志问。 我们把所听到的反映说了说，也提到了有的老年社员前几年发愁没有接班人。 “是啊，不光社员发愁，我们当干部的也一样。”支部书记微笑着说：“前几年，村里有文化的人少，好些工作就是没法开展。现在好了，大批知识青年一回乡，把队里的生产、管理、科学试验、宣传、文化活动各方面的工作都带动起来了。目前，像科学试验、会计、统计、电机手……这样一些重要的工作，主要也都由回乡青年来担当。当然，年青人免不了还有一些缺点，他们的政治思想锻炼还不够，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经验还差，文化也还要继续提高；他们虽是在村里长大，但在思想感情上也不能说同劳动人民就没有一点儿距离。可是，总的说来，青年人干得不坏，这样的接班人，信得过！” 雨还在下，寒意未减。我们走在村外一条大路上，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这条路，正是大次洛青年们在修大渠的同时，亲手开的一条环绕村子的大路。村里人热情地把它命名为青年路，来记下青年们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一个功绩。 “这样的接班人，信得过！”这句话久久在我们耳边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