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 “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如渴思饮的迫切要求。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使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部门进一步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中，走在最前列，取得显著的效果。部队工作日新月异，生气勃勃，进一步无产阶级化，进一步战斗化。在解放军中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先进的也更先进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更好，“硬骨头六连”更硬，“红九连”更红。在解放军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潮。 全国各地，也在不同的规模和程度上，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仅仅辽宁省已经在工厂、企业、农村、机关、学校中有七万多个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小组。全国各地到处涌现出学习的积级分子。这个自觉的学习热潮，正在改变着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改变着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在各个战线上，人人奋发图强，革命干劲冲天。这一个学习运动，已经成为推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强大动力。 越学越感到有用，越有用就越学。群众热烈歌颂着毛泽东思想： “大海航行没有舵手不行，要干革命非学《毛选》不可！” “月亮离了太阳就不能发光，禾苗离开雨水就要枯黄，不学好毛主席思想，睁着眼睛也要迷失方向。”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大大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使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变成广大人民的锐利武器，这就能够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党员、干部和革命人民武装起来，是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影响的根本方法。 怎样才叫做学好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能够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的优劣、好坏，同样在于能不能应用，能不能用以指导行动。 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革命学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学习毛泽东同志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坚定的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没有革命到底的决心，不是在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 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习毛泽东同志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最灵活最巧妙的斗争艺术，学习毛泽东同志深入实际，关心群众，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 怎样才能学好毛泽东思想呢？就是要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应当采取这种态度。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学习，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需要，去请教毛泽东思想。有的放矢，以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我们工作之“的”。 几年来，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采取“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不但适合于广大群众，并且适合于各级干部。这是打破教条主义学习方法的有效办法，也是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正确途径。三月五日和七日，本报发表的有关解放军某部副指导员廖初江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成就和过程，他的笔记和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带着问题学的生动范例。在全国各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中，由于广泛应用了活学活用的原则，已经突破了历来学习理论的书生气，出现了十分生动活泼的局面。 学为的用，活学活用；在用的过程中，进一步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和实质，反过来又促进读毛主席著作的迫切要求，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从反复的学习中，就会使自己对毛主席著作从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我们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结合学习《毛泽东选集》，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现自己在哪些事情上看对了，想对了，做对了；在哪些事情上出了毛病，有了缺点，犯了错误；进而总结经验教训，锻炼自己的立场，改进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更加完善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和实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真正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武器，学得透彻，用得熟练。事实表明：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学用结合、逐步提高、螺旋形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 带着问题学的原则，会不会破坏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呢？廖初江同志根据他的切身体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带着问题学是从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循环过程；是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然后扩大缺口，向纵深发展的方法，是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到知之甚多，达到逐步系统化的过程。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由于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不同，对不同的群众和干部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和深入学习的时候，要求也不应当是一样的。不能要求一般群众和干部一定要像理论工作者那样，从一开始就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高级干部来说，由于分工和责任的不同，他们不仅必须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并且必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从而才能更好地领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自己所面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现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正在人民中形成热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提起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基层领导机关的注意：学习必须提倡，但学习是依靠人们自己的阅读和思考的活动。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以自觉自愿为原则。在这里来不得一点行政命令，来不得一点形式主义。学习指导和帮助是必要的。但是学习哪一篇或哪几篇，个人学习或者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学，采取什么方法学，在什么时间学，等等，都应由参加学习的人自己来决定。任何行政命令和形式主义都是有害无益的。那样的做法，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会把好事办坏。这方面的教训，过去已经有过，今后必须注意避免。 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好毛泽东思想，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写到这里，有必要重温一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他说： “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样如此。何况，毛主席著作深入浅出，通过中国人民切身的经验和喜闻乐见的风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用活了，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活了，把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从深奥神秘的哲学领域里解放出来，使广大群众容易读懂、理解和接受。《毛泽东选集》是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只要有决心，坚持学习，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 今天，全国已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相信，只要掌握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活学活用同系统的学习相结合的办法，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理论水平，必将大大提高一步。这是值得热烈鼓掌欢迎的大好事。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争取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样坚持做下去，就一定能够大大推动全党、全军、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进一步革命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为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1版()专栏： 中日两党代表团进行亲切友好会谈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从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期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团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 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袴田里见，团员：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松岛治重，书记处书记米原昶，中央委员西泽富夫。（附图片） 右上图：中日两党代表团进行会谈。左第三人是刘少奇同志，右第三人是袴田里见同志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第1版()专栏： 周恩来总理接见地拉那大学代表团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卡雷曼·伊利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地拉那大学代表团团员：科尔·巴巴里斯特、布哈尔·契拉、穆塔兹·谢胡、索蒂尔·古纳什卡、克里斯塔吉·普里弗蒂、弗拉穆尔·泽拉、巴尔佐尔·科莱米。周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郭沫若、吴有训、武衡、蒋南翔、杜润生、陈伯清。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奈斯蒂·纳赛也在座。（附图片） 右图：周总理接见地拉那大学代表团。前左五是卡雷曼·伊利团长，左三是奈斯蒂·纳赛大使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第1版()专栏： 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去射实际工作之“的” 本报讯　在三月中旬举行的山西省晋南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出现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党支部，一个年轻的新型的劳动模范。这就是绛县南樊公社南柳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周明山。周明山今年二十七岁，十九岁入党，二十岁担任党支部书记。六年来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带领其他人一道来学，使党支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领导全体社员战胜重重困难，把贫穷落后的旧南柳变成为先进富裕的新南柳。去年十一月间，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取了周明山的汇报。他们对南柳党支部的工作评价很高，认为它是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一个榜样，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的一个榜样。 南柳原来是绛县有名的又穷又落后的村子。全村有四沟、五岭、十三坡；两千八百亩土地，就有两千三百多块，七岔八壑，全是旱地；不下雨怕旱死，雨多了又怕冲。直到一九五七年，还是靠国家贷款和吃供应粮过日子。经过六年苦干，南柳村和南柳人面貌一新。两千多亩坡地全部变成了水平梯田，生产节节上升。六年中，粮食产量提高了一点六倍，棉花产量提高了一倍，大牲畜头数增加了二点四倍。以前南柳每年要国家供应八万斤粮食，这六年卖给国家粮食三十万斤、皮棉二十万斤、油四万斤。社员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现在，人人积极劳动，争当模范。爱国家，爱集体，已形成新的社会风尚。全村洋溢着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和革命的英雄气概。 南柳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从周明山担任党支部书记开始的。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雇农，他跟父亲讨过饭。解放后，他才入小学读书；一九五一年，他从高小毕业后回村参加农业生产，一九五七年冬天担任党支部的领导工作。 这位年轻人满怀改变南柳贫困、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但起初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于是，他便经常阅读毛主席著作，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天深夜，周明山在读毛主席的《矛盾论》的时候，有一段话吸引了他：“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心里忽然一亮，高兴地说：“对，要捉住主要矛盾！” 可是，这时候的南柳，什么是主要矛盾？一天，他和贫农出身的社员李占奎谈起来，李老汉说：“家有三件事，先拣紧的办。依我看，靠自己搞好生产为主，吃‘供应粮’不是办法。”李占奎还说，要搞好生产，首先要把南坡的两千多亩地修好，垒起地堰，一亩收成能顶几亩。周明山听了李占奎的话，越觉毛主席说得对。周明山想，眼前南柳的主要矛盾找到了，怎么解决这些主要矛盾呢？他请来九个贫农社员开座谈会。大家都说：“地是刮金板，要把治坡修地放在第一位。”接着，他又组织社员到修得好的地里参观，大家说：“戏在人唱，地在人种。动手干吧！咱们也学平顺县西沟，来个穷变富。”周明山抓住火候，立即带领社员治坡整地，大战“老狼窝”，开辟由穷变富的道路。随后，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又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南柳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再不吃国家的“供应粮”了。（下转 繁殖大牲畜，是继整地之后南柳出现的另一个主要矛盾。周明山曾把这个问题提到支委会上去讨论，没讨论出结果。他就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越调查，问题越多，办法也越多。几乎全村的人都说，第四生产队王岐山喂牲畜喂得最好。于是，大队长王长修就专门召集饲养员开会，请王岐山介绍经验。王岐山是个倔脾气，他在会上说：“喂牲口，操心就行。不操心，怎能喂好牲口！”说完，扭头走了。周明山思忖着：到底怎样突破饲养管理这一关？他决定去请教《毛泽东选集》。当他读到《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到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关系时，就和发展牲畜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他心里明白了：干部要指导工作，先得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学生。 第二天晚上，他在支委会上把这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作了一些解释，组织支委们结合繁殖大牲畜问题进行讨论。大家都说：毛主席指示的办法实在好，早就该这么办。王长修说：“王岐山脾气倔，明山你去个别指导，总结经验吧。” 周明山去跟王岐山老汉当了饲养员。王岐山给他讲了许多喂好牲口的方法和道理。周明山跟王岐山一起劳动了半个月，留心怎样上料，怎样喂盐，怎样拌槽，怎样饮水，怎样垫圈，怎样出圈，一面学习一面做，总结出十条经验。从这里，他更加体会到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大队推广了王岐山的经验，还订出一套关于牲口饲养工作的制度和办法。那年中秋节，大队举行了繁殖牲畜的庆功大会，奖励了一批模范人物。从此扭转了牲畜瘦弱、死亡的局面，出现了六畜兴旺的新气象。 一九六○年，严重的干旱考验了南柳人。春耕季节到了，却久旱不雨。党支部领导社员担水点种。可是担水点种了三次，小苗旱死了三次。一部分干部和社员对抗旱失掉了信心。周明山便先后组织支委和全体党员学习毛主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愚公移山》这两篇文章。大家越听越感到亲切，越讨论精神越振奋。最后一致表示，共产党员越是困难越要坚定，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越要注意工作方法。一定要学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己带头实干苦干，带动群众抗旱到底。会后，党员团员带头担水点种。支部组织了十八个党员团员挖泉眼。许多社员先是给送汤送水，跟着就参加进来干。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南柳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顽强地斗争，终于战胜了旱灾。这一年，粮食不但没有减产，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比上一年提高了。 带着问题学毛主席的著作，学用结合，活学活用，这不仅是周明山学习的特点，也成为整个南柳党支部学习的特点。支部委员都参加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小组。他们虽然没有从头到尾系统学习《毛泽东选集》，但是有些重点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等，已反复学过几次，每次都有新的体会。有些支部委员不能直接阅读，但是因为经常联系工作进行讨论，领会得也深，学习时发言很踊跃。支委许永昌是革命残废军人，他是学习积极分子，经常协助周明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九六二年有个时期，社员们重视棉花生产，忽视粮食生产。他在支委会上提出，“重视棉花应该鼓励，但只抓棉花，丢了粮食，不好。这不合乎毛主席的思想。应该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全面考虑问题，全面安排；应该粮棉并重，齐头跃进。”根据他的建议，党支部提出“粮棉双超产”的口号，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年果然做到了粮棉大幅度增产。 周明山和南柳大队党支部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六年，是南柳党支部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精神教育农民、武装农民、使农民一步一步革命化的六年，也是南柳由穷变富、由落后变先进的六年。一九五八年，南柳大队被评为全公社的先进单位；一九五九年，被评为绛县的先进单位；一九六○年，南柳党支部被评为晋南区的模范支部；一九六一年，被评为山西省先进单位；一九六二年，被评为山西省特等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不久以前，又被评为晋南区三大标兵之一，中共晋南地委向全区农村党支部发出号召，要求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南柳的经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工作。（吴象、任志浩）

第2版()专栏：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2版()专栏： 教育部邀请北京市部分中学教师座谈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的经验 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本报讯　在学校教学中，怎样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最近就这个问题邀请北京市一部分中学教师举行座谈，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 从教师们的发言来看，目前学校教学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他们举出许多事实说明，目前不少学校的教师从要把学生教好的愿望出发，在教科书以外增加的补充教材太多；课堂教学以外给学生留的作业太多；考试测验频繁，题目太难，有时又采取突然的方式，造成学生精神负担。这些都不利于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不利于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师们在座谈会上介绍了他们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而在教学工作中摸索出来的许多很好的经验。他们都谈到，提高教学质量，减轻学生负担，首先要求教师们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明确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的，同时要具有全局观点。有的教师说，过去由于对党的教育方针认识不足，总是从片面追求升学率这方面考虑得多，为了使学生能够应付升学考试，就尽量让他们多学多练，虽然口头上也讲要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但实际上却只是重视了智育；后来在党的教育下，对于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了明确的认识，教学情况有所改变，对于学生负担如何，有没有时间学习政治和锻炼身体，考虑得就比较全面了。有的教师说，不从全局观点出发，就不会认识到减轻学生负担问题的重要性，就不会去关怀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他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大家都深深地感到，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减轻学生的负担，不只是方法问题，而且是和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密切相关的。 座谈会上谈到了减轻学生负担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系。许多教师都以亲身的教学经验证明，要提高教育质量，就必须首先减轻学生负担。有的教师谈到，过去以为要提高质量就该讲得多、讲得深，补充很多课外作业。但是实践证明，不适当地增加学生的负担，学生的功课不一定就学得好。有时讲得太多、太深，学生往往不能接受，反而对课文的基本内容都弄不清。学生作业太多，做完就很不容易，更没有时间去思考和消化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这样，学生就会把书本知识学得太死，教育质量自然也无法提高。 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怎样减轻学生的负担，许多教师在座谈会上都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和体会。他们一致认为，目前应该首先从减少教科书以外的习题、减少课堂以外的作业和减少考试科目和考试次数等方面着手，来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不少人都认为，要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问题在于认真备课，充分运用每节课的五十分钟时间。不少教师提出，在讲课时，针对学生具体条件，突出重点、难点，并且把它讲解好，不平均使用力量，就可以教得少而精。同时，课堂教学就可以做到有讲有练，使学生有机会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课堂练习，巩固学到的知识。这样做，学生既能学得好，课外作业负担也可以减少，学生也就有余力从事课外活动，获得多方面的发展。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在座谈会上讲到，在教学中应该启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这是学生能够生动活泼地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问题。有位语文教师谈到，以前她教语文时只是靠自己讲，学生被动地接受，造成学生对语文课和作文长期不感兴趣。后来她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情况，将课文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有的课文按学生水平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讲解；有的主要由学生讲解，老师加以指点；有的内容较深，主要由老师讲解。这样一改变，大大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同时，她还了解到学生害怕作文的原因，因而出作文题时就启发学生的思想，学生对作文的兴趣也就大大提高，语文和作文程度不久就有了飞快的进步。有的老师还谈到，改进考试测验方法，也是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重要方面。一位政治教员说，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带着问题学，其过程是“问题——学习——实践”；我们过去有一时期学理论是为了应付考试，过程是“讲——背——考”三个字，学生受考试的束缚很大。后来改变了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理论是为了提高觉悟，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学生的思想就解放了。有的学生说：“过去读报纸就想着考试测验，只顾死记标题、大事日期，主要内容倒忽视了；现在读报纸杂志，自觉性提高了，其乐无穷。” 教师们在座谈会上还提出，要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除了学校采取措施以外，希望学生家长也能主动配合，共同努力。他们还就有关减轻学生负担的其他问题向教育部门提出了建议。 这次座谈会是分别在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举行的。先后出席座谈会的有北京市十六所中学的语文、数学、外文、政治、化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教师共十八人。（附图片） 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直门达公社完全小学学习的许多藏族儿童系上了红领巾。 新华社记者　李子青摄

第2版()专栏： 不可能什么都懂 范武 几年前，听说有一位小学教师讲“开学了”三个字的一篇课文，用了三个教时，翻来复去，拆开并拢，结果字儿一搬家，学生还是不认识。 这种离奇的现象，现在当然是极个别的了。但是，以多为胜，既烦且琐，不考虑学生的精神负担和时间负担，不讲求语文教学的目的要求和实际效果，这类情况，还远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上学期，有一位小学教师，教《朱德的扁担》一课，因为课文中有 “一次”、“一起”、“一道”、“一担”等词，就好心好意地认为应该“总结”一下，让学生全面地懂得以“一”字构成的词语的用法。于是，经过辛辛苦苦的准备，这位教师在教课中讲了“一”字的八九种用法：表示数量，表示完整，表示相同，表示专纯，表示偶，等等。学生都听得张大了嘴干瞪眼，大概感到连个“一”字都那么复杂，读书可真难。还有一位中学教师，前一个时期举行观摩教学，结束时一口气布置了关于语法分析、修辞辨认、摘段落大意、造句、背诵等五道课外作业题。这位教师认为，若不做那么多练习，学生就不能巩固学习所得。可是，一位听课的同志回去试着把全套作业照做一遍，以教师的水平和速度，也须费时八十分钟。学生放学回家时书包里装着这一大堆要求，真不知分量该有多么重。 当然，就主观愿望来说，这些同志是想多让学生懂得一些知识，于是尽量多做一些练习，讲得“深”一些，练习得“全面”一些。但是，多讲，就得多准备；多布置练习，就得多批改，教师本身也要陪上一份不轻的劳动啊！可是，做任何革命工作，都必须讲求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好或不好，要从实际情况看，要从全面看。如那位专讲“一”字的用法的同志，给小学生搬来了那么一大套东西，学生究竟能懂得多少呢？教时有限，旁征博引地讲了许多课外的东西，必然得少讲课内该讲清楚、讲确切的东西，这就影响了学生对课文基本精神和重要词句的理解。主观上要多给些，客观效果却恰恰是给少了。再如那位布置大量课外作业的同志，既然听课的教师要八十分钟才能完成这套作业，学生至少得两小时。其他学科的作业怎样办呢？要不要给学生留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呢？做了这些作业题，是否就一定能巩固课堂教学呢？教师片面追求作业数量，学生要么在质量上被迫打折扣，要么牺牲休息、睡眠时间去“硬拼”。多布置作业，形式上是对学生负责，实质上却恰恰是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负责。可见，一切善良愿望，离开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只能走向愿望的反面。 主观愿望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学科有一定的目的，课文有一定的范围，教时有一定的限制，学生有一定的接受水平，教学的客观规律硬是不可能使学生一下子什么都懂。相反的，平均用力，要求学生什么都懂，结果什么都不懂的例子倒不是没有。 在语文教学中的每一个词、每一种训练，都不是孤立的。如果要扯开去，可以无休无止，永远无法做到学生“都懂”。像前述那个讲“一”的用法的例子，即使学生对老师所总结的八九种“一”字都懂了，也还离开理解有关“一”的全部知识很远很远。新编《辞海》所收以“一”字构成的词目有一百七十三条，前人所编《“一”字长编》，有关“一”的条目以万计，难道能使学生“什么都懂”吗？可见，如果不按照课文实际和学生实际，划定一个“应懂”的范围，结果不能不是事与愿违。 由此看来，作为一个教师，必须了解学生在一堂课上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懂的。看来，树立这样的观念决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如果教师只想到教，不想到学生学；只凭主观想像，不凭调查研究；只追求形式，不讲究实效，那就不可能摆脱上述不正常的情况，不可能做到学生该懂的，讲清楚，讲确切。不可能懂的，决不加油加醋，楼上造楼。 听说解放前就有这么一个大学教授，一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了一个学期，不管学生在打瞌睡看小说，更不管社会上的火热斗争，尽自闭着眼睛大讲其三皇五帝、唐尧虞舜。我们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培养接班人的人民教师，我们必须突破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包围。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眼前的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还是一个如列宁所讲的“我们应当教育青年学什么，应当教育那些真正想做共产主义青年的青年怎样学习”的问题。 （原载三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第2版()专栏：短评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最近，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邀请北京市一部分中学教师座谈改进教学和考试方法，减轻学生负担的经验。 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这是目前全日制中小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下决心加以解决，是不利于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有多方面的原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工作。而从学校和教师来说，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同时注意改进教学方法，是可以使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得到改善的。 目前我们学校的教学工作还有不甚得法的地方。从教育部座谈会上反映的情况看来，突出的表现就是课堂教得多、作业留得多、测验考试多，以致学生的负担很重。 是不是这样就提高了教学质量呢？衡量教学质量的高低，主要是看学生能否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知识，而不是教给学生多少死的书本知识。我们党在学习中有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方法。这是能够最充分地调动起学习者的主动性的方法。 人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须有做那件事的主动性，才能把那件事做好。学习也是如此。参加教育部座谈会的一些教师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要使学生学得好，就要充分启发学生的主动性，减轻学生负担，使他们学得有兴趣，有求知的欲望，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怎样减轻学生负担？教师座谈会上提出了几条： 一是教师要有全局观点，不但要有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观点，而且要有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课程同其他课程相互关系的全局观点。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学好主要的课程，而不要各科齐头并进，不要争时间，争地盘。 二要根据教科书进行教学，要善于分清主次，讲得少而精，不要额外增加教材。 三要适当控制作业，课堂教学要有讲有练，习题应该在课堂内完成一部分、大部分或者全部。 四要改进考试方法，应该明确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知识；考试的次数不宜过多，尤其不要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和怪僻的试题进行考试，以免造成学生过分的紧张和劳累。 这些意见都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的学校和绝大多数教师，都有教好学生的愿望。有一些学校和教师不但有这种良好的愿望，而且摸索和创造出了比较好的教学经验。他们的经验证明，既要提高教学质量，又要减轻学生负担，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他们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像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局这样，邀请教师们交流改进教学的经验，倾听和吸取他们的有益的意见，就是值得提倡的。

第2版()专栏： 北京师大文科师生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劳动 在农村革命熔炉中进行锻炼 他们在锻炼过程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初步学会了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把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向工农学习等好风气带回学校。 新华社讯　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师生一千四百多人，最近分别到郊区大兴县的六个公社参加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和参加生产劳动。 师生们在农村中受到了实际斗争的锻炼，思想上收获很大。有一百名师生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政策好、实际工作好、劳动锻炼好、调查研究好和思想改造好的“五好教师”和“五好学生”。还有二百六十七名师生受到了表扬。许多人表示，这次下乡，是促进思想革命化的“难忘的一课”和“必要的一课”。 北京师大师生们这次下乡，都订有锻炼计划，一下去就把和贫农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这次下乡锻炼的“入门证”。许多师生和农民同睡一个炕，同吃一锅饭，和农民一起干活，一起做家务事，思想感情开始起了变化，许多贫农下中农很快把他们看成了“咱家人”。 这次下乡的师生中，许多人原来只是从书本、影片里了解到旧社会的情况，并不真正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参加基层工作和社会调查中，他们才具体了解农村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翟纲绪和几个同学一起，通过访贫问苦，调查了一个村庄的历史，了解到这个村庄的地主的充满血腥味的发家史，使他深切地认识到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阶级感情的激励下，他们编写了《张各庄地主罪恶史》。历史系讲师马家骏在一个村子里，调查了当地封建剥削的各种形式，同老贫农一起给地主算了剥削账，对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师生们从这些事实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师生们通过“三同”、访贫问苦、跟农民一起参加实际斗争，对贫农下中农的过去和现在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用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党的有关政策文件为武器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大家都感到心明眼亮了。他们认识到，广大贫农下中农由于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很深，革命性很强，最能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他们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同农村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师生们还看到农民积极向国家交售粮棉，拿出余粮支援灾区，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从中受到很深的教育。农民的勤劳朴素等优秀品质，更是处处可见。他们对农民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越来越感到一些老贫农值得自己尊敬、学习。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学生沈瑜丽，初到农村跟农民在思想感情上还有距离，在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合睡一个炕后，朝夕相处，感到这位老人热爱劳动，热爱集体，克勤克俭，逐渐对她有了深厚的感情，也就下定决心要自觉地改造思想。 师生们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懂得了在农村中依靠谁，怎样走群众路线，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作调查研究，等等。有的学生第一次访贫问苦时，农民和他们的话总是说不到一块去。有些人在开始写家史、村史时，也是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念给农民听，农民听了摇头。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然后再学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决心在和贫农下中农共同生活、劳动和斗争中，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向农民学习，和农民交心。这样农民就原原本本地讲出了用血和泪凝成的阶级斗争史实。师生们也熟悉和吸取了一些农民的丰富生动的语言。师生们通过实际斗争和农村调查，共写出了一百篇村史初稿、二百四十三篇家史初稿和六十六篇农村阶级斗争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有不少念给农民听，农民能听懂，并且感到亲切，成了教育自己、教育群众的好教材。 师生们在参加实际斗争和社会调查中，还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贫雇农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翻了身，走上合作化、公社化的道路，看到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形势，受到很大的鼓舞。 两个月来，师生们在农村革命熔炉的锻炼中，也初步培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和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向工农学习；敞开思想，互相帮助，自觉革命；学先进、赶先进、力争上游等好风气，并把这些好风气带回到学校里来。

第2版()专栏： 孟英出任我驻桑给巴尔大使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命孟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第3版()专栏： 美帝国主义脚下又一火山喷射熊熊烈火 南朝鲜人民爆发反对“韩日会谈”大示威 汉城数万示威学生英勇反击卖国集团军警血腥镇压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汉城消息：反对“韩日会谈”和朴正熙集团的斗争浪潮正在席卷南朝鲜各地。今天，汉城、釜山、大丘、全州四个城市爆发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继昨天的示威游行之后，今天，汉城市的延世、东国、汉阳等八所大专学校和一所中等学校的四万多名学生又相继涌到街上，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据报道，示威学生汇集成两路，分别向伪总统府和伪国会大厦进军。沿途有许多市民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各路示威者振臂高呼“立即停止韩日会谈！” “把卖国贼金钟泌从东京召回来！”等口号。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这是自从一九六○年四月爆发推翻李承晚的学生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大的示威”。 据报道，有些大学的学生们在举行示威游行以前，还在本校举行了抗议集会，他们坚决要求立即停止“韩日会谈”，立即释放昨天被逮捕的学生。 惊慌万状的朴正熙集团今天派出了大批戴着钢盔、防毒面具和护面具的警察以及手持“M—1式”步枪的陆军部队，镇压示威群众。伪军警向示威者冲击，并发射了催泪弹。但是，示威学生英勇顽强，他们用石头进行反抗。 据报道，正在大丘“视察”的朴正熙，昨天星夜慌忙赶回汉城，下令调动陆军同伪警察一起镇压示威学生。 东国大学的五千多名学生是在武装警察的镇压下涌到街头的。游行学生通过汉城的主要街道时，不断高呼口号，他们举着大标语牌，上面写着：“不要用刺刀来压制人们自由表达意志”、“立即从日本召回代表团”。 庆熙大学的学生也在冲破警察的警戒线之后涌到街上去。 中央大学的学生在今天中午就聚集在学校的操场上，准备出发游行示威反对“韩日会谈”。 据报道，朴正熙集团除了进行武力镇压以外，还阴谋平息和欺骗参加斗争的学生。今天早晨，这个集团召集三十六个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汉城同伪“教育部长官”和其他“长官”们举行“联席会议”。但是，汉城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学生代表们没有受骗和屈服。他们走出了会场，并且警告朴正熙集团：昨天的示威游行同一九六○年“四·一九”推翻李承晚起义具有同样性质。他们要求这个集团“立即停止‘韩日会谈’， “召回参加‘韩日会谈’的代表”，“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他们表示，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将斗争到底。 反对“韩日会谈”的斗争正在南朝鲜各地扩展。 在南朝鲜第二大城市釜山，今天有两个大专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水产大学的学生们在上午九时许涌到街上举行游行。从十一时开始，示威者又在火车站广场上举行静坐斗争。同时，这个城市的东亚大学的两千多名学生在校园内举行了反对“韩日会谈”的集会以后，也涌到街上，在“市政厅”前面举行静坐斗争。 在南朝鲜的第三大城市大丘，一千多名大学生今天上午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在街上高呼“释放被逮捕的学生！”“反对韩日会谈！”等口号。在举行示威之前，他们曾举行了集会，并通过了一项建议书，要求立即停止“韩日会谈”和释放在汉城被逮捕的示威学生。大丘市的庆北大学的学生在下午也举行了抗议集会。 全罗北道全州市的大学生们今天也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 新华社平壤二十四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二十四日援引汉城的消息报道，南朝鲜汉城市七千多名大学生和一万多名市民二十四日下午举行了反对罪恶的“韩日会谈”的示威游行。学生们结队上街，高呼口号，并且同全副武装的伪警察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据报道，汉城大学文理学院的学生五百多人二十四日下午在校园内举行大会，谴责“韩日会谈”。大会通过决议，对南朝鲜伪政权的“卖国外交”表示抗议。会后，学生们走到大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武装伪警察约三百人赶到现场。他们挥舞警棍，企图驱散学生。在一场混战中，有九个学生受伤，十六名学生被捕。愤怒的学生们手挽着手，顽强地抵抗警察的进攻。后来，傀儡当局又派来了四百名伪警察。刽子手们用武力绑架了一批学生，企图用卡车把他们运走。学生们把伪警察头目打倒在地上，救出了被捕的同学。 和这同时，汉城其他一些大学也在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 汉城大学法学院的一百多学生也举行了示威。伪警察力图不让这些示威学生同文理学院的学生会合。学生们群情激愤，进行了强烈的反抗，向警察扔石头。 高丽大学学生一千五百多人也举行了反对“韩日会谈”的抗议大会，并且走上大街游行。他们在校门口遭到了全副武装的警察的殴打，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有五十多名学生受伤，十人被捕。但是，愤怒的学生还是举行了大会，并且通过了决议。他们最后又冲破警察的包围圈，到街上游行。到下午五点钟时，又有五百多名中学生和他们会合。 汉城延世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和大光高等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也在同一天下午不顾警察的镇压举行了示威。 消息说，这一天，汉城有一万多市民加入了示威学生的行列。（附图片） 南朝鲜汉城大学生和居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韩日会谈”。 　东京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3版()专栏： 平壤两万多人集会支持南朝鲜人民爱国斗争 号召南朝鲜人民顽强斗争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 大会群情激昂振臂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粉碎“韩日会谈”！打倒朴正熙卖国集团！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平壤市各界两万多人今天晚上举行集会，表示坚决支持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反对“韩日会谈”的爱国斗争。 会场四周挂满了巨大的横幅标语，群情激昂的与会者一再振臂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者！”“粉碎罪恶的‘韩日会谈”！”“粉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活动！”“打倒朴正熙卖国集团！”“支持南朝鲜学生反对‘韩日会谈’的斗争！” 出席今天集会的有：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洪命熹、白南云，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委员长李松元，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元泽，以及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 金日成综合大学学生朴勇植、平壤市建设机械工厂工人李庆七、国立话剧院院长朴永信、平壤师范大学教员朴忠拜和平壤建设大学学生崔善万在会上发了言。他们一致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者非法强占南朝鲜和一手操纵“韩日会谈”的罪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在南朝鲜卷土重来和日本垄断资本大量入侵南朝鲜的罪恶活动，谴责朴正熙集团的屈辱卖国政策，并表示坚决支持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反对“韩日会谈”的爱国正义斗争。他们慷慨激昂的发言，一再被群众的赞同的呼声所打断。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决议说，南朝鲜青年学生必须坚决斗争到底，直到自己的要求完全得到实现时为止。决议号召南朝鲜各界人民紧密团结起来，进行顽强的斗争，把美帝国主义者从南朝鲜赶出去，把日本垄断资本从南朝鲜驱逐出去，打倒朴正熙卖国集团，粉碎“韩日会谈”的阴谋。决议说，朝鲜北部的人民永远同战斗的南朝鲜人民站在一起。 今天晚上，开城、咸兴、清津和元山等市也举行了群众集会，支持南朝鲜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反对“韩日会谈”的斗争。

第3版()专栏： 决心以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战斗精神保卫祖国 雅加达五万人集会反对“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全国已有一千八百多万人签名当志愿人员 新华社雅加达二十四日电　印度尼西亚已有一千八百多万人签名作为志愿人员，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马来西亚”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国防委员会秘书长阿赫马迪准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 他强调说，印度尼西亚陆军、空军、海军和警察部队以及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都决心要粉碎“马来西亚”和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这次有五万多名学生和青年参加的群众大会，是由印度尼西亚青年阵线发起的。 大会通过的决议说，青年和学生决心加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印度尼西亚革命团结，并准备为保卫印度尼西亚革命，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粉碎“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而斗争到底。他们还保证消灭反革命分子、颠复分子和其他革命的敌人，并保证增加生产。 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秘书长苏迪比约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表示深信有着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粉碎“马来西亚”新殖民主义计划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 印度尼西亚青年阵线主席塔赫尔说，印度尼西亚青年从来不害怕任何帝国主义包围，并随时准备击溃任何新殖民主义进攻。 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总书记苏卡特诺说，人民青年团一百五十万团员准备以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精神来保卫祖国。 他谴责美国支持英国制造的“马来西亚”。他说，只要对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三月二十二日，印度尼西亚党和这个党所属的青年和其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和代表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表示他们坚决支持“志愿人员运动”。

第3版()专栏： 决不容日本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朝鲜民主法律家协会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朝罪行 据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朝鲜民主法律家协会三月二十日发表了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罪行”的声明。 声明指出，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急于要最后结束罪恶的“韩日会谈”，他们甚至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露骨地策划实现他们重新入侵南朝鲜的阴谋。 声明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八七五年起对朝鲜进行侵略的具体史实，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朝鲜的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声明在第一部分中揭露了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日本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和庇护下，于一八七五年开始入侵朝鲜并于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把它并吞为殖民地。 声明在第二部分中详细地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从把朝鲜并吞为殖民地起到一九四五年投降这一时期所犯下的镇压和屠杀朝鲜人民的罪行的历史记录。 根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挑起中日战争以后强征了六百多万朝鲜青壮年去充当奴隶劳工和侵略战争的炮灰。 声明在第三部分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经济掠夺的种种实例。 据日本帝国主义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朝鲜期间从朝鲜运往日本的大米达一亿六千万石（约合两千四百万吨），如果把粗粮也计算在内，则达两亿六千万石（约合三千九百万吨）。 声明第四部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整个占领时期为使朝鲜人民永远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而执行的恶毒的“愚民和同化”政策和消灭民族文化的政策。 声明在最后一部分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朝鲜人民大批地劫往日本并且残酷地镇压、剥削和屠杀他们的罪行。 声明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恶毒的美帝国主义者依据他们的侵略政策复活并重新纠集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部队；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公然表露了他们重新侵入朝鲜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正在举行的“韩日会谈”，看成是实现他们重新侵入朝鲜阴谋的重要杠杆。 美帝国主义者当初推动“韩日会谈”，是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拉进来，用它来阻挠朝鲜的统一，使朝鲜永久处于分裂状态，以挽救他们在南朝鲜的面临破产的殖民统治，并且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以便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成为侵略亚洲大陆的“突击队”。 声明警告日本政府现在的领导人应该懂得，历史的车轮是扭转不了的，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先辈由于执意采取轻率的行动而遭到的后果。 声明说，不论日本政府怎样完成同南朝鲜朴正熙傀儡集团罪恶的“韩日会谈”和签订什么“协定”，朝鲜人民决不会承认它，而且将更无情地进行斗争，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者重新侵入南朝鲜的阴谋，并从南朝鲜赶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由他们自己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第3版()专栏： 日共主席野坂参三提出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斗争任务 加强争取日本独立斗争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 建立以工人阶级为核心联合各阶层人民和自由民主党内有远见人士的统一战线粉碎美国策划的日本政府和反动势力参与的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阴谋 据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东京消息：据《赤旗报》报道，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在一篇题为“恢复日中邦交和日本人民的任务”的讲话中号召日本人民把争取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斗争同争取独立、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并粉碎美日反动派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的阴谋。 野坂的讲话是在日共国会议员团二月二十一日在东京举行的“争取恢复日中邦交、报告国会情况演说会”上发表的。 野坂指出：中法两国建立邦交，是中国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他说：“这个政策在世界帝国主义阵营中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并且这个政策对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力量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支援和鼓舞世界民族解放斗争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 野坂揭露，面对这种形势，美帝国主义勾结日本反动派正在进行新的阴谋活动。第一，想尽量拖延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时间；第二，企图制造“台湾独立”，在实际上造成“两个中国”。他说，美国现在正在拚命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日本政府和反动势力正在积极地参与制造‘台湾独立’的阴谋。而且，目前日本成了策划这种阴谋的根据地。” 野坂表示坚信：“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族解放的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必然会挫败这种阴谋。” 野坂指出了日本人民当前为恢复日本同中国的邦交同美日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具体政策和具体要求： “第一，要求日本政府废除‘日台条约’，‘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向美国提出这样一些要求：‘美国退出台湾’、‘美军从台湾撤走’。不管承认或者不承认中国人民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联合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该加以干涉。中国人民本身一定会正确地解决问题。 第二，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同中国政府）缔结日中和约。 第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把‘台湾’从联合国开除出去。为了这个目的，日本应该积极地进行援助。 第四，停止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要在不受美国的限制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自由贸易，频繁地进行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野坂指出，日本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斗争是粉碎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体系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向群众指明，谁在阻挠解决这个问题，阻挠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同它勾结在一起的日本反动势力这两个敌人。” 野坂说：“中国问题同我国独立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听一听池田首相和大平外相最近在国会会议上的发言，就禁不住令人怀疑：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国的阁员？虽然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同美国有矛盾，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在依附美国、唯美国之命是从的情况下做事情的。这是因为日本由于安全条约和其它不平等条约而丧失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性。因此，日中关系的真正的正常化，只能在日本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中实现。”野坂说：日本二十五位社会名流于二月十三日发出的关于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吁书”说，这个运动是“真正的爱国运动”，这种说法的一个理由就在于此。这个运动，不仅要争取实现日中两国间的正常化，而且是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按照这个方向推进运动。 野坂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由人民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领导权。”他说，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目前日本保守势力里面，例如从自由民主党里面，会不会产生像戴高乐那样的人物？”野坂指出，最重要的问题是，可以让日本的所谓“戴高乐”去做吗？要不要由人民自己在争取日本的真正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实现这件事情呢？他说，不应当让日本的所谓“戴高乐”去做，必须由人民自己带头解决问题。至少，也要由人民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实现这件事情。否则，就不能实现日中两国人民的真正坚强的合作和互相援助。而且，对今后人民斗争的发展，也没有帮助。 野坂号召全党站在前列，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展开一个支持“呼吁书”的运动。他说：“为了使运动获得成功，必须按照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实行团结。其核心力量是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同盟的同时，在中小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学者、主妇、青年学生甚至资本家中间，也正在出现能够实行合作的人士。而且，我们应当大胆地同他们实行合作。” 野坂说：“在自由民主党内部，也有种种复杂的动向。有一个极端反动的集团，同蒋介石集团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站在中间徘徊不定的人，也有观望形势的人。在据说是自由民主党右派实力人物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预见到未来的情况，已经派代表到北京去了。但是，他们大多是反对废除‘日台条约’，赞成‘台湾独立’的。不过，在自由民主党里面，也有人是更加认真，而且是有远见的。还有的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应当同这些人合作，可是，他们是有限度的。我认为，应当把这种情况考虑在内，按照正确的共同政策，能够合作到什么地步，就合作到什么地步，建立广泛的战线。这也是‘呼吁书’的精神。” 他指出：重要的事情是，在组织这种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时候，我们必须经常站在前列，发挥领导作用。不这样做，就不能指望正确地发展运动。

第3版()专栏： 美国黑人不顾警察镇压继续示威 伯明翰黑人示威抗议当局的虚假诺言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黑人在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接连示威，抗议市长限制黑人示威。 二十三日的示威遭到了警察的横暴镇压：一百五十人被逮捕，一名黑人妇女被打死。这激起了当地黑人更大的愤怒。二十四日，他们再次上街。警察企图以武力驱散示威人群，示威者不得不用砖头、石块和瓶子回击。这一天，又有大约一百人遭到了逮捕。 上周，黑人还在当地法院门前举行了示威，抗议当局无理审讯被捕的示威者。 这个城市的黑人目前生活在种族主义的恐怖统治下：黑人区同外界的交通已经被截断，只有警车不时闯入；警察用武力制止黑人结队参加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还搜查黑人团体的办公室，并且进行逮捕。 在一年前爆发过大规模黑人示威的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黑人最近再次在大街上举行了示威，抗议一些商店歧视黑人，并且抗议当局以虚假的诺言欺哄黑人。

第3版()专栏： 霍姆爵士的无名火 南枝 英国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最近到非洲去进行了一次访问。据《泰晤士报》驻非洲记者报道说，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对非洲重新作出估计”。《泰晤士报》的报道看来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这位英国首相近来对于非洲的形势的确很不放心。正是这种惶惶不安的心情，使他在离开英国前往非洲的时候，又一次攻击了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结束的时候发表的关于整个非洲存在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的谈话，诬蔑说这是 “历来发表的最为用心不良的话之一”。 从二月六日以来，道格拉斯—霍姆先后在英国下院、加拿大帝国俱乐部的宴会上、伦敦的电视谈话中、和前往非洲时同记者的谈话中，一再地对周恩来总理说的这句话大肆攻击。 周恩来总理对于非洲革命形势的高度评价，使得正在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非洲人民感到极大的鼓舞，但是却使英国首相如芒刺背，坐立不安。 说来也真奇怪，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非洲的大好革命形势，正是道格拉斯—霍姆自己在加拿大帝国俱乐部宴会上所承认的那种形势，这就是“世界上正在普遍出现一种变化……殖民主义的末日即将来到”。既然如此，道格拉斯—霍姆为什么要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话是什么“最为用心不良的话”呢？ 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英国首相嘴里承认“殖民主义的末日即将来到”，心里却竭力希望这个末日永远不要来到。事实也正是这样。这位自称是亚非人民的“真正的朋友”的英国首相，在二月二十日的电视节目中说，他“常常恳求我们的非洲朋友和亚洲朋友，不要过早地提出他们的独立要求”。不仅如此，霍姆还一再公开声言，英国正在非洲搞什么“特别的防务”，要采取什么“应付侵略和侵略威胁的合法军事行动”。其实，英国在非洲用武力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事实，是任何辩解所掩饰不了的。这样，霍姆所以对周总理的话感到如此不安的原因，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事实上，真正用心不良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霍姆自己。霍姆不仅竭力企图粉饰自己，而且妄想用周恩来总理的话来挑拨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冲淡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的深刻影响。霍姆一面含沙射影地污蔑中国在非洲进行 “颠复”，一面表示希望非洲人民“认识到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尽管这一切污蔑和挑拨手法拙劣之至，但对于日暮途穷的殖民主义者，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法宝呢。 当然，霍姆的这些指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被压迫民族决不会理会唐宁街绅士的“恳求”。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正在迅速发展。中国同争取和维护独立的国家之间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日益巩固和扩大。这就是霍姆为什么对周恩来总理赞扬亚非人民斗争的谈话，要生这么大的无名火。 谁都看得到，促成今天非洲反殖民主义斗争蓬勃发展的，并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而是帝国主义者几百年来对非洲人民的残酷掠夺、剥削和奴役。觉醒了的非洲人民现在已经能够看清楚谁是他们的真正的朋友，他们用不着曾经奴役过他们而且现在还在奴役他们的人去教训他们。还是用道格拉斯—霍姆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英帝国和其它帝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为用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话就能抹煞非洲的大好革命形势，保住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殖民统治，这未免太可笑了。难道大英帝国在非洲几百年都没有学到什么，而只学到了鸵鸟的本领么？

第4版()专栏：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题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文章 干净彻底肃清现代修正主义者美化美帝国主义谬论 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是当代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岭。——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领导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一切言论，只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变成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言论，这种言论只能解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武装，给世界人民的斗争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吓破了胆，完全放弃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臆造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归根到底是宣扬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这本质上就是起瓦解全世界和平斗争、反美斗争、革命斗争的作用的最恶劣的投降主义理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是在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现代修正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作出单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不揭露美帝国主义企图分裂社会主义体系的阴谋，等于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进一步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粉碎背叛性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三月十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全文如下： 一、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 最近几年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动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计划地向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发动以美化美帝国主义为内容的各种各样的攻击。这种攻击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以后，已经变成越来越有组织而且大规模的了。特别是以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古巴危机”和一九六三年七月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转机，这种攻击变本加厉地进行，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肯尼迪遇刺丧命以后，委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人说：打起“自由”和“进步”的旗帜的“年青而勇敢的总统”，一面同“自由阵营”内部顽固的冷战派和极右派的强烈抵抗进行斗争，一面在外交路线方面，在通过改组和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办法来保持“均势”的背景下，为了应付“古巴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毁灭人类的危机”，决心勇敢地寻求美苏间的“和平共处”，终于签订了成为“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在国内政策方面，他提出了成为美国民主最见不得人的部分的黑人问题，为废除种族歧视而勇敢地进行了挑战；虽然肯尼迪在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中途倒下去了，但是，他举起的“伟大理想的火炬”并未熄灭，他的继承者肯定会继承他的事业；等等。诸如此类的美化肯尼迪的言论，以及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内外政策的言论，在最动人的美丽辞藻和变化多端的一切伴奏的掩饰下，像洪水一样地泛滥起来。不仅是日本所有的反动派，而且连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个“大合唱”。譬如反党修正主义者内藤知周一伙的机关报《新路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一期）写道： “肯尼迪不幸逝世的客观意义，是很清楚的。他是由于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种族问题上表现了果断而遭到牺牲的。他的牺牲是对争取和平共处的努力的一个打击。” 同样，反党集团春日庄次郎一伙发表了一篇题为《当肯尼迪遇刺逝世之际》的声明（《结构改革》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登载）。这篇声明说： “肯尼迪遇刺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世界感到非常震惊，全人类都立即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也是因为，肯尼迪之死对于今后以和平共处与缓和冷战为中心的形势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在世界各国人民表示哀悼之意的深处，有着这样一种决心：要继承并进一步推行由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共同迈出了第一步的路线，争取朝着和平共处的道路前进。” 目前形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和平民主力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参加歌颂和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并且在思想方面和实践方面开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容忽视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美化肯尼迪的做法，并没有采取单纯地一味颂扬的方式。而采取这样一些手法：一种是“善恶两面论”，就是说，在肯尼迪政策里面，除了像“遏制中国政策”那样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坏的”一面以外，还有“缓和冷战”这样一种和平共处政策的“好的”一面；一种是有条件的美化论调，就是说，肯尼迪虽然同样是帝国主义者，但必须把他同好战的反动派区别开来，他是“有胜于无的明智派”。 譬如，日本社会党机关报《社会新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一期）说“肯尼迪政府无疑是帝国主义政府，但他是不同于那些加剧紧张局势准备发动毁灭性战争的反动派的‘现实派’”，同时提出了“善恶两面论”的典型看法。而该报的 “新闻述评”作了结论说：“虽然肯尼迪外交政策给希望和平的人们造成的‘明暗’两面是一个整体，但是肯尼迪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他曾经压制住国内右派的强硬分子，坚决推进了同赫鲁晓夫举行私人会谈的外交政策。”就像这个结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承认肯尼迪政策中存在着真正想要争取和平的一些“好的方面”的“善恶两面论”，实际上一定会不停地变成为这样一种看法：把冷战政策这种另一个“坏的方面”看成是为了说服国内的冷战派而不得不采取的“伪装”，或者把这看成是被迫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下来的“遗产”。由于这样的解释，最后就变成了这种观点：认为整个肯尼迪政策的根本特点，就是向和平政策转变。这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的观点尖锐对立、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件事实表明，任何有条件地美化帝国主义的论调，都容易变成、而且也不能不变成美化它的本性的论调。 但是，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极其严重的事实是，这种导致美化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本性的有条件的美化论调，不仅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存在，而且竟然在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中间出现了。 譬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评论说：“肯尼迪是在‘冷战’的困难时期就任总统的。而且，由于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他不可避免地给冷战帮了忙。但是，他在任职期间，显然已经远离了那种政策。”欧洲的一位代表还提议要为肯尼迪之死默哀。一部分代表提出了下述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主张说：“和平的敌人”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战争”，不应当把和平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 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高度评价肯尼迪说，他是一位现实地估计国际形势、努力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并且对协商解决有关冷战的各项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卓越的政治家”。 然而，肯尼迪正是一个好战成性和反动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话，美化肯尼迪政策的做法，就不可避免地不能不美化美帝国主义。而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现代帝国主义主要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赞成“保卫祖国”而站到帝国主义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白劳德宣扬同美帝国主义实行阶级合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铁托和卡德尔宣传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积极共处论”，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就像这些实例所显示的那样，怎样评价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之一，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性质的分水岭。非常明显，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领导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一切言论，只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变成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言论，这种言论只能解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武装，给世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压迫和反动政策，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所以要在肯尼迪遇刺丧命以后，在这个赞美的大合唱中重新总结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和它的“两手政策”的本质，揭露企图回避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的罪恶，是因为我们确信，捍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人民运动内部干净彻底地肃清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人民共同事业的伟大胜利来说，是绝对必须完成的紧急任务。 二、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 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美化肯尼迪的论调，以首先可以叫做 “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的下述这样一些论调为其基础： （1）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平民主力量的壮大等等，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另外，热核战争的“毁灭性的后果”已经很清楚。由于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 （2）在一方面，正在形成下述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明智派”：他们冷静地估计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现实，认为无论如何也要避免世界热核战争，寻求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道路，以代替核战争的道路。可以认为，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是代表帝国主义者的这一翼的政治家。 （3）在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帝国主义最富于侵略性、最好战和最冒险的一派，他们顽固地继续执行很可能把世界推向热核战争边缘的危险的冷战政策。约翰·伯奇协会、三K党、麦卡锡主义残余、戈德华特集团、反动的种族主义者、五角大楼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右派、等等，就是这些极右派的代表。密谋刺杀肯尼迪的人，也就是这些势力。 （4）因此，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同代表前面的一翼的美国政府通过协商，进行谈判，孤立后面的一翼，从制度上确立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以便防止热核战争。 这种乍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而且冠冕堂皇的言论，是以那种对目前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本性作出的完全错误的估计为依据的、最恶劣的机会主义理论，也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一，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论调”，不外乎是考茨基之流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这种论调是说，在同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执行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能执行非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 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巩固、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趋向崩溃、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的确已经深刻地反映到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间，也产生了种种纠纷和矛盾，造成了严重而且复杂的意见分歧。看不到这种矛盾和利害冲突，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者完全涂上同一种颜色，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利用他们内部的裂痕，对于和平民主力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教导说：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但是，如果过高估计敌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以至于把这种意见分歧和对立看成是冷战政策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本对立，那么就会铸成这样一个大得无可比拟的错误：把“敌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敌我之间的不可超越的对立等量齐观，把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根本性质的阶级矛盾等量齐观。这是因为：所谓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从根本上说，始终是在适应帝国主义这个同一经济基础的范围内，在敌视社会主义，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阶级本质的范围内，在敌人之间产生的局部性质的意见分歧和利害冲突；这些意见分歧只是一些关于战略和策略、方向和方法的分歧，例如，哪一方面的政策能够最顺利地推行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推行这种政策能够给哪一方面的垄断资本集团带来最大的利益，等等。事实上，战后美帝国主义内部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九四八年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关于扩大侵朝战争的“麦克阿瑟争论”；一九五四年围绕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的对立；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五角大楼”内部在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或者采取“灵活反应战略”的问题上的争论；一九六○年围绕金门、马祖问题的“肯尼迪、尼克松争论”；最近在批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发生的争论，等等。无论哪一个争论，都不是围绕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这种根本性质的对立的意见分歧，而只是围绕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镇压民族解放斗争，怎样才能在最短期间在冷战中获胜以称霸世界等等这样一些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另一政策之间的非根本性质的局部的对立。尽管这种局部的对立加剧了围绕这些对立的斗争，并且经常引起像肯尼迪遇刺丧命那样的丑恶的殊死斗争，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把这种局部的对立看成是同和平和民主政策与战争和侵略政策的根本对立有关的对立，那就会归结为这样的主张：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政策和非帝国主义政策都能够成立；垄断资本主义和非帝国主义政策可以并存。 这种主张正是“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的主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百零五页），也是考茨基的帝国主义论的翻版。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财政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列宁揭露这种看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本质说： “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财政资本所‘爱好’的政策，而拿另一个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财政资本为立足点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起来。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非垄断的、非强力的、非掠夺的行动方式并存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恰巧在财政资本时代进行完毕而成了各个资本主义强国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这样一种情况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并存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现代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六十二页） 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还超过了考茨基。因为，“隐蔽的机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八十一页）考茨基，曾经劝“金融资本家放弃帝国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六页），并且说垄断资本能够采取非帝国主义政策；而现代修正主义却向人民宣扬说，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在采取非帝国主义政策。因为，考茨基创造了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彼此放弃军备、就持久和平达成协议这样一种“超帝国主义论”，而现代修正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彼此废除军备、就持久和平达成协议这样一种应该叫做“超超帝国主义论”的论调。 不言而喻，我们承认，有可能通过以全世界范围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群众斗争为基础的“谈判”，来迫使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后退，也有可能进而迫使帝国主义签订一定的协定，譬如，签订包括禁止核武器在内的普遍裁军协定等等；并且承认，在打倒和消灭帝国主义以前，也有可能通过这些斗争，使防止世界战争的事业获得成功。事实上，一九五三年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印度支那协定、一九五五年奥地利实现中立化等等，都是国内外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以这些斗争为基础所取得的一定的协定和成就的实际事例。完全排除这些可能性、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可能性的做法，意味着反而会陷入像“左倾”幼稚病那样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可是，承认帝国主义受到人民的压力而作出的一定的让步，同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在本质上改而奉行和平政策，或者已经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下定决心要推行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的政策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必须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那么同在国内外进行剥削、“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百零四页）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绝对不可能在本质上采取非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而且也绝对不可能完全废除军备，同社会主义永远和平共处。 第二，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论调”，不外乎是被核讹诈吓破了胆，而想要回避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认为，分化的标准是在目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战争，只要帝国主义不想打全面核战争，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愿意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 有人说：帝国主义里面的“反动派”企图发动核战争；帝国主义里面的“明智派”希望避免核战争；因此，和平民主力量的任务在于，联合后者，孤立前者，以防止核战争。在这种论调的深处隐藏着的，首先是这样一种想法：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中间产生了希望和平的“明智派”，已经有可能通过同这个“明智派”进行谈判的办法，实现两个体系的共处。这也就是一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放弃马克思主义分析帝国主义的一切观点，把一切都寄托在“明智派”帝国主义者的“善意”上。贯穿在这种论调中的第二个更根本的思想是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全面核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和最大的悲剧，那么防止全面热核战争就是人类的首要任务，没有达到发动全面核战争程度的所有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的斗争，就只有次要的意义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在热核战争“毁灭人类”的危险面前，无论帝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无论独立或者民主，无论民族斗争或者阶级斗争，都将失去它的意义。上述这种想法正是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想法。但是，目前利用“毁灭人类”的威胁来分割反帝力量、硬要别人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核讹诈政策，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哪怕是向它的核讹诈屈服一步，也都会像火上添油那样地助长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气焰。 列宁对受到“战争的可怕的印象”的“压迫”而制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谬论曾经说： “‘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对民主采取的鄙视态度，就是战争压制或压抑人的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皮·基也夫斯基没有觉察到，贯穿在他的全部议论中的，正是战争所造成的这种压抑、惊恐和不加分析。既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场残忍的大屠杀，那还谈什么保卫祖国！既然到处都是粗暴的镇压，那还谈什么民族权利！”（《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一页） 现代修正主义在这方面也超过了过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这是因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害怕现实的帝国主义战争，放弃争取民主的斗争，“从承认帝国主义存在‘堕落’到替帝国主义辩护”（《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页），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放弃了一切斗争，由投降帝国主义发展到美化帝国主义。 如上所述，“向两翼分化的论调”是说，认识到热核武器的空前巨大的破坏力量的帝国主义“明智派”，不仅想要避免热核战争，而且正在开始认真地追求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美化帝国主义的意图和政策的、近乎蛊惑宣传的论调。垄断核武器的梦想已经破灭的美帝国主义，面对全世界高涨起来的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防御性军事力量的威力，已经不得不考虑这样的危险：如果发动全面战争，那么美帝国主义本身也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纵然如此，这丝毫也不等于说，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它的侵略性的统治世界计划和战争政策。这只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充核力量，拼命地追求打赢全面核战争的保障，同时在目前集中力量推行着危险性比较小、不致把美国本身的国家生存作为赌注的其它方式的战争和侵略的政策。因此，根据当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战争的情况把帝国主义划分成好战派与和平共处派的做法，不仅完全忽视了事实，而且只能陷于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立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整个学说，把有没有“核自杀”的决心当做帝国主义的新的决定性的标志，忽视（美帝国主义）目前以“遏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政策的危险性和它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向全世界人民宣扬放弃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最后，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借口帝国主义势力内部发生分化，忽视了肯尼迪等美国政府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的道道地地的政治代表的这个事实，因此，这种论调在实际上是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政府的最坏的机会主义。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战后的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反动派的主要堡垒，结成帝国主义的军事联盟，同社会主义阵营为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平运动、一切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侵犯各个盟国的主权，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变成它的附属国，剥削各国人民，推行了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这种基本内容，正如 “超党派外交”这个名称所表现的那样，都一直是一致的。而且，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或者是共和党政府，都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的称霸世界计划，代表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对于这一点，也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美国总统、国务卿、各部部长、官僚、军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政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家的政治代理人。美国的大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加道地而且露骨。 “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和一小撮百万富翁对全社会的统治表现得像美国那样横蛮，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贿赂风行。”（《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百四十二页） 让我们看看现代修正主义者备加颂扬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吧。大家都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财政部长汉弗莱是汉纳公司的总经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行政部门的领导人二百七十二人中，占大多数的一百五十人是资本家，在其余一百二十二人中，有一大半是同资本家有直接联系的（维克托·佩罗：《美国金融帝国》）。肯尼迪政府也是以百万富翁的儿子肯尼迪总统为首，三个重要职位都由大垄断资本的代理人牢牢地占据，国务卿腊斯克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财政部长狄龙是狄龙—里德公司董事长。究竟是为什么，到现在还要列举这种不胜枚举的众所周知的名单呢？对于历届美国政府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这样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几乎完全等于同义语的理所当然的情况，难道还需要再加以证明吗？这种情况越是理所当然，那么就越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把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看成是帝国主义的“明智的”一派，认为它们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的政府这种论调也就把美帝国主义本身看成是明智的，认为美帝国主义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于这种论调粗暴地破坏了《莫斯科声明》所作的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原则性规定的这一事实，就越来越不能怀疑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破坏了《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规定，企图缩小“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的含义，把这种力量说成是 同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有所区别的美帝国主义“极右派”。按照这种说法，美国的真正的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那个发动侵朝战争，进攻古巴，在西柏林组织挑衅活动，派遣一万几千名特种部队到越南南方屠杀越南人民，在全世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军事同盟，布置军事基地网，执行残暴的称霸世界计划的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美国政府，而是以约翰·伯奇协会为首的法西斯反动分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右派以及军部等等。 不言而喻，过低估计这些极右分子的作用和他们那个残暴的法西斯反动计划的危险性，是不正确的。但是，单把这些极右分子看成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战争势力，而不认为美国政府是战争势力的主要堡垒的做法，就等于在日本不认为美日垄断资本、池田内阁和自由民主党是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而只把赤尾敏、佐乡屋嘉昭、儿玉誉士夫、三浦义一那样的右派、自由民主党的素心会、各种军国主义团体等等看成是主要的反动势力，这真是荒谬绝伦的骗人的鬼话。谩骂艾森豪威尔和池田勇人是“共产主义的走狗”的。法西斯极右派的任务是攻击民主力量，特别是攻击共产党，煽动反共歇斯底里，鼓吹好战的军国主义思想，一方面用同他们对比的办法进一步粉饰垄断资本反共政府的和平民主假面具，另一方面在这个假面具的背后促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右倾，为法西斯主义取得地盘，准备条件，以便在将来发生危机的时候由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法西斯分子是帝国主义反动专政的最凶恶的尖兵和别动队，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作用。右派的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垄断资本的利润的一点残羹，也决不是偶然的。无论从政治上或者从经济上说，他们都是由垄断资本豢养的。 把这种丑恶的狼狈为奸的关系说成是“向两翼分化”而加以美化，并且宣传说要集中力量只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极右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开脱罪责。这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同呢？现代修正主义煞费苦心地臆造出来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归根到底就是宣扬说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因此，这种论调在本质上就是起到瓦解全世界和平斗争、反美斗争、革命斗争的作用的最恶劣的投降主义理论。 三、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肯尼迪美化论，还引出了可以叫做“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的下述论调，并且正在同这种论调相联系： （1）既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表现出走向和平共处的意愿，那么，对世界和平民主来说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就是，美国的极右派以及采取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法帝国主义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等。 （2）特别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活了的德帝国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一样，企图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划定的边界并且企图实行核武装的、采取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已经成为欧洲中部最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种。 （3）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起了作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以及英帝国主义的地位正在相对地削弱，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正在迅速地增强。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大西德和法国等欧洲的反动帝国主义的危险性。 （4）在这种形势下，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心任务是，效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实现的美苏合作，一方面灵活地争取同美帝国主义的“明智的”一派达成协议，一方面把主要的打击集中于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西德的阿登纳集团，以及拒绝参加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一意孤行地走着危险的核发展道路的法国戴高乐集团，现在仍然继续保持法西斯制度的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查等，以孤立他们，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善后问题的德国问题和其他问题，实现欧洲的“和平共处体制”。 特别是在缔结部分禁试条约以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提出“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的同时开始公开地或者隐蔽地提出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在本质上不过是“向两翼分化论调”的继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予以支持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一，这种“主要打击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帝国主义的复活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这些历史经验进行机械的类推，因而要把复活了的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看作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现代帝国主义主要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莫斯科声明》），成为最强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事实，否定把主要打击集中于它身上的必要性，因而最后发展到回避反帝斗争的地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之间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是帝国主义失去了决定国际政治动向控制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建立起来的“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也还是一个“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八页）的国家，当时左右国际政治动向的控制力量，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总体系、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虽然在根本方面双方都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对立，但是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和德、意、日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帝国主义互相难于调和的矛盾，终于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体制而复活的德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最凶恶的突击队——德国法西斯主义，成了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最大敌人，成了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列宁认为“对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见上述文章）的“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第二，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开始崩溃了；第三，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进一步衰退和腐朽了，结果，帝国主义丧失了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发生了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莫斯科声明》）这样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压倒优势。这两个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而且，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确立了霸权，这两个变化正是下述情况的基础：第一，使现代的帝国主义联合起来首先与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为敌；第二，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的扩张主义和统治世界计划而勾结起来并且产生一定的依附关系。这样，现在国际政治的动向，就不像以前那样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而基本上首先取决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与其对立面——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及和平力量之间的斗争。《莫斯科声明》这样说：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国际局势越来越肯定地发生着有利于争取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人民的变化。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现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帝国主义，对于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对于正在为民族独立和发展独立经济而斗争的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来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在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对于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所有力量来说，都是共同的穷凶极恶的最大敌人，这是无法避免的；孤立它，打击它，是全世界人民的重要的共同任务，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当然，过低估计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危险，是不正确的；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对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向保持更大警惕的必要增加了。但是，以复活了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为理由，为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开脱，轻视或者不理会对它的斗争的重要性，这只是意味着完全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人民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第二，这种“主要打击论”，把今天国际政治中的迫切的中心问题描述为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德国问题，并以此为理由企图使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合法化。但是，这样的路线不仅连德国问题也不能真正解决，实际上还一定会使美帝国主义增加勇气，有助于它推行独霸世界的计划。 今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都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有关，德国问题也不例外。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悬而未决的善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侵略计划中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一样，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在西德垄断组织同美国垄断组织重新勾结的过程中进行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是用美帝国主义所生产的武器来武装的，在建立和加强美帝国主义指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过程中实行的。西德的核武装正在美帝国主义的“多边核武装”计划之中实现。西德军国主义者所抱有的自己的侵略计划的危险性，正是从它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紧密结合这一点上产生的。即使对将来另作别论，但是在目前阶段，它们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承认，就还没有实行其侵略计划的力量。 这种情况，例如从这样一个事实恐怕也看得清楚：一九六一年围绕西柏林问题的非常紧张的局势，主要正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以“为了保卫柏林不惜进行核战争”这个挑衅性的“紧急计划”鼓励了阿登纳政府而引起的。假如认为，德国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这个问题不仅同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有关，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世界计划有关，那么，如果不依靠对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依靠同美帝国主义合作来解决德国问题，这就等于缘木求鱼。德国问题的解决，同消除全世界其他一切紧张局势的原因一样，只有同发展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进展。反之，如果不依靠斗争，而企图依靠谈判来单独解决德国问题，那就非但不会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反而只会助长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计划的气焰，拖延德国问题的解决，增加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有根据毫无意义的历史类推，要以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为基础，把主要打击集中于纳粹党残余势力的论调，实际上只会让美帝国主义为所欲为，进一步加强他们和纳粹党残余势力之间的勾结，加强战争势力。 第三，这个“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相对地增强，它们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和对立有所发展这个事实作为一个理由，要把德、法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和侵略计划看作是主要危险。这种理论整个说来是把事情片面化的错误理论，它没有看到总危机深刻化的现阶段的不平衡发展的特点，无法统一地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不平衡发展规律，忽视美帝国主义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渗透是按照帝国主义的真实意图行动这个事实。 当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一页）。然而，不能根据这条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律说成是对立和分裂。因为在经济上，“旨在保护各国资本的、帝国主义者的共同联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趋势”（《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四十页）；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彼此敌对的联盟”，或者“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共同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亚洲国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八十八页）都是可能的；甚至作为“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的“协议”的“欧洲联邦”（《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页），暂时也是可能的。 在过去帝国主义成为对国际政治起决定影响的控制力量的时代，所有这些联盟只不过“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而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八十九页）。因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瓜分世界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通过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重新瓜分。 然而，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危机深刻化的情况，却使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这种一贯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由美帝国主义领导的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帝国主义总联盟已经形成。不仅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维持这个联盟的行动，关系到腐朽的帝国主义的命运的重要性增加了，而且还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产生了削弱帝国主义体系和危及这些国家的生存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在设法防止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市场的斗争发展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正在拼命努力设法维持这个军事、政治联盟和体系本身。 第二个变化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的绝对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虽然在最近几年来突然显著起来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所起的作用也正在使相对的力量对比发生急剧的变化，可是在绝对的力量对比方面，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优势。 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美国和法国、西德和英国、英国和法国、还有美国和英国等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正在越来越趋于尖锐，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也日益动摇，美帝国主义也日益陷于孤立。但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平运动这样一些世界历史性对立的另一方相对抗，而加紧进行侵略、民族压迫、政治上的反动活动，为了维持它们的统治体系等等目的，它们之间的利害的共同性越来越多、同时也越来越需要继续维持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同盟。因此，尽管不平衡发展的步伐加快了，但是在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关系上，主要的方面并没有变成对立和分裂；同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控制地位这件事相联系，依附性的联盟关系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关系这个局面并没有改变。 以日本来说，因为日本同欧美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原来就具有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脆弱性，并且因为战败而受到打击，还有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占领统治这个历史遗产，国家在军事、外交、金融上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但是，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欧洲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军事基地网，或者通过经济“援助”和美国垄断组织对欧洲市场的侵入，或者通过美国金融资本家掌握了主导权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自由化”和降低关税，也或多或少地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渗透之下。《莫斯科声明》这样说： “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军事集团的和经济‘援助’的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力图使许多国家屈服于它的统治。它也破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同美国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牺牲本国的主权，指望依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镇压革命的解放力量，剥夺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阻挠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美国帝国主义把这些国家拖入军备竞赛，拖着它们执行准备新的侵略战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立国家进行颠复活动的政策。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腐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许多国家中执政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再也无力单独对付日益增长和团结起来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帝国主义者结成以美国为首的各种军事政治联盟，共同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莫斯科声明》） 《莫斯科声明》发表以后的三年间，是否发生了必须对这一观点和提法进行重要修改的形势变化呢？一九六三年法国拒绝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拒绝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国同中国建交；英国和法国对美帝国主义封锁古巴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种尖锐化无疑是最近形势的显著的特点之一。然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这种尖锐化，决不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崩溃，也不意味着法国帝国主义或者西德帝国主义代替美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的敌人，不足以证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以孤立德、法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正确的。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越尖锐，我们只是越来越有必要坚持列宁教导的“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个原则，坚持“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的原则（《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三百九十九页）。乍看起来，现代修正主义者是装作遵守这个“原则”的样子的，可是实际上却利用这个原则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开脱，因而结果就是事实上破坏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了解下述做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严格地遵守上述原则，否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策略，依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孤立最危险的、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帝国主义，团结一切力量去集中打击美帝国主义。最近形势的发展，更加鲜明地显示这种做法的正确性。 最后，从“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的本质来说，这个论调使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动合法化，结果势必走上回避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也回避对德、法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方向。这种趋势，在这个论调已经同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以及和平运动中的“没有敌人论”、“扩大范围论”相结合这些事实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本来，这个“主要打击论”与“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相结合，其内容是企图在策略论方面使回避同美帝国主义对抗和斗争的行动合法化；其本质是，从它的出发点看，它根本就是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论调。而这种企图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立场，实质上不过是从前就有的机会主义的回避反帝斗争论的现代版。 自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以来，欧洲工人阶级的内部，在被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残羹剩饭收买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个经济基础上，不断继续产生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八十九页）或者“欧洲沙文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页）。不用说，这种沙文主义的本质就是向帝国主义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的思想。 这种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一方面表现为回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论调，另一方面表现为在策略论方面使上述论调合法化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并且同这种论调结合，或者表现为严重地轻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或者在和平运动中表现为不仅要回避对美帝国主义而且要回避对包括德、法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没有敌人论”——所谓和平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战争”和“核武器”之类的论调，或者“扩大范围论”——所谓为了扩大运动的范围不应该把帝国主义当作敌人提出来之类的论调，这决不是偶然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列宁所指出的“欧洲沙文主义”的翻版，是它的次等货。 不同这一切使回避反帝斗争的行动合法化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够认真地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过去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完全和他们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论调”一样，是一种反人民、反革命的理论，它否认最富于侵略性的“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中的作用，从而一味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美帝国主义效劳。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的。而且，如果这样来替美帝国主义开脱，那么结果势必认为一切的反帝斗争、民族解放斗争、保卫和平的斗争都是不必要的。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已经在变成冷静估计世界实际情况并且担心热核战争会使“人类毁灭”的和平力量，剩下来的反帝、保卫和平斗争的任务就不能不只是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小心翼翼地保障它实行这种转变，讨伐那些已经失去了主人的残余战争势力而已。那就是说，同本性已经改变的帝国主义共处，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日子现在就在眼前了！这不是不折不扣的使和平力量、反帝力量、革命力量解除武装并且使它们涣散的理论，又是什么呢？如果解除了这些人民力量的武装，那么，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就都不会有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反动和镇压的政策的力量了。战争的危险就会增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稍微否认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美化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这时候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会立即使美帝国主义实行的战争和侵略威胁以及统治世界的威胁增大。 肯尼迪政府，和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样，是美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首脑，是战争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主要政治领导机构。今天为这个肯尼迪政府涂脂抹粉的大合唱正在起这样的作用：通过引诱一部分国际保卫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参加这场大合唱的行动，削弱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它们的斗争，实际上反而使战争的现实危险增大。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进一步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粉碎国内外这种背叛性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四、肯尼迪“两手政策”的本质 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极力赞扬肯尼迪政府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势力所惯用的手段——“两手政策”，只不过更加狡猾而已。 列宁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八页） “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不免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捍卫自己的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相互交替，时而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百四十九页） 列宁所说的“刽子手的职能”和“牧师的职能”、“暴力的方法”和“自由主义的方法”这种统治阶级的两手政策，只不过都是为维持统治和压迫服务的两手，本质和目的只是一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英国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德国的俾斯麦的暴力统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罗斯福的新政策，德、意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压迫，在资产阶级专政方面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而且，为了一个目的的两手，哪一手成为主要的方法，哪一手优先使用，那是会随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而变化的。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引文同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在推行它的统治世界计划的时候，也是根据形势，灵活地运用这两手，或者两手同时并用。以推行“战争边缘政策”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杜勒斯，也曾经空喊过“和平”和“正义”。 “那些热爱和平和要求和平的人必须承认，除非他们像取得战争胜利那样地尽全力来取得和平，像维护和平那样地尽全力来维护正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正义。……赢得和平和组成和平所必需的正义的工作要求我们拿出最大的力量。”（杜勒斯：《战争或和平》序言） 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和平”姿态是推行侵略政策和反动政策的工具。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在本质和规律方面来说，是同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分不开的。绝对不能希望帝国主义奉行真正的和平政策，只能依靠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坚决进行反帝斗争，施加压力，打击和挫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迫使帝国主义后退和让步。但是，用斗争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作出的让步，也决不能够说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希望和平的，而只是说明，他们根据形势，把使用暴力的方法改成了实行让步的方法，他们只是为了长期维持其统治和侵略的基本政策，才采取了让步的方法。而且，帝国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政策和让步，比暴力政策更加危险。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被这种让步所欺骗。让我们引用列宁的一段很恰当的话吧。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百五十页） 像列宁所警告的那样，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促进被它的两手政策和表面上的“让步”（帝国主义者最近只不过是做出了准备让步的姿态，丝毫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所欺骗而在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中间产生的修正主义潮流，企图使这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直接的分裂。现代修正主义者美化帝国主义的让步姿态，单方面地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开始“实行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 如果现代修正主义者回答说：“不，为了保卫和平，需要互相让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互相让步，事实上紧张局势已经缓和，”那么，我们就提出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这方面的让步和妥协有这样两种：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一种是“叛徒的妥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九页）。前者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由历史进程”所造成的 “中间站”（文章同前，《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八页），是遵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非本质的、局部的让步和妥协，我们决不采取那种完全否认有必要实行这种局部的让步的简单的态度。后者是从下述这种现象产生的、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是走向投降的一步，这些现象是：“贪图私利，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被资本家说服，有时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九页） 第二，即便是我们这方面作了必要的局部让步，也必须经常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作了让步的对方及其影响进行的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否则，局部的让步也就会变成向投降前进一步的无原则的让步。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实行“多次实际的妥协”的时候说：“同时却善于不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有丝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一直继续奉行这个政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三页） 第三，所谓冷战“紧张局势的缓和”，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用斗争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争取到的缓和紧张局势，这才是意味着向和平前进的真正的缓和紧张局势。另一种是由于和平民主力量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而出现的“缓和紧张局势”。这是一种在敌人没有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出现的、欺骗性的、暂时的、表面的“缓和紧张局势”，决不是真正的缓和紧张局势，这种作法反而会使帝国主义更加大胆、更加狂妄，使他们赢得时间，变本加厉地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实际上是在“缓和紧张局势”的幌子背后积累将来爆发战争的危险的做法。 而且，如下所述，肯尼迪的对社会主义体系的政策决不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这一事实表明，真实情况是，谈不到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单方面地作了让步。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放弃对美帝国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的无情的斗争”，而热中于恬不知耻地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个事实暴露出，他们所说的“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他们的无原则的让步的别名而已。他们所说的“紧张局势缓和”决不是真正的紧张局势缓和，而只是由于他们单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而造成的虚假的“紧张局势缓和”而已。那么，让我们根据事实来研究一下，肯尼迪政策是像现代 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显示了帝国主义者的实质性的让步的 政策呢，还是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以虚假的让步粉饰起来的战 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呢？（一）肯尼迪政策的出发点是，作为帝国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在现阶段已经陷于严重危机。肯尼迪宣扬美苏之间的“导弹差距”和“经济差距”、“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落后”以及“席卷亚非两洲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这样一些严重的现状（肯尼迪：《和平战略》），煽动危机感，号召国民勇敢地对待美国“威信下降”的现实（肯尼迪、尼克松：《大辩论》）。肯尼迪路线首先表现了这样一种态度：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应付“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莫斯科声明》），特别是应付美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停滞的更加严重的阶段。这件事反映了正在走向灭亡的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越来越削弱的新阶段。肯尼迪在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所讲的下面一段话，就是突出的一个例子。他说： “今天，我是在国家面临危险和机会的时刻说话。在我任期届满以前，我们将必须重新考验一下，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和进行治理的国家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结果并不是肯定的。答案并不是清楚的。必须由我们大家一起——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会和全国人民一起来作出这种答案。” （二）肯尼迪政策的本质，同一切美化肯尼迪的说法完全相反，既不是通过维持现状的办法也不是通过妥协让步的办法，而是通过一种反对争取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解放运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非常富于侵略性的长期反击计划，寻求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这个企图能否实现暂且不谈，肯尼迪的野心勃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集中全力扭转力量对比的情况，并且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垂死挣扎的第一步。肯尼迪已经认识到，如果不转变为进攻，就连现状也不能维持下去。他在反击时所采取的方针，按照他自己的命名，就是“败狗战略”。 “这种战略基本上就是尽量发挥自己还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尽量利用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赢了重占上风所必需的时间和机会。”（肯尼迪：《和平战略》） 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败狗”的“总战略”，是由如下三根支柱构成的。 甲、改组和加强帝国主义体系 “败狗战略”的第一根支柱是，竭尽全力，改组和加强日趋崩溃的帝国主义体系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同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斗争、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相对抗。 加强军事的中心内容是：在审查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以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根据这个战略，加强常规武装力量和游击武装力量，把这种做法同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提出的要在核战争中先发制人取得胜利的“对付武力战略”结合起来，完成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侵略性军事部署，以便通过自由选择，进行热核战争、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争这“三种战争”。 肯尼迪政府编制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事预算，疯狂地进行了扩充这三种作战力量的活动。关于三年内已经取得的“成就”，杜勒斯在他终于未能宣读的演说草稿中夸耀说：《北极星》导弹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民兵》导弹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五，战略核武器增加一倍，发展战术核武器并扩大它的配备范围，从根本上改进常规兵力的备战部署，使特种部队的兵力增加到七倍，等等。这些兵力不是单纯地当作“威慑力量”来保持的。一九六一年四月入侵古巴，同年七月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军事挑衅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年初派美军到南越进行军事干涉，同年五月出兵泰国，并派第七舰队开到靠近老挝的海面，同年九月为了应付古巴和柏林问题，把十五万人编入了预备役，同年十月宣布入侵古巴计划并实行封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核战争部署。这些接连不断地进行的血腥的战争和侵略的历史，已经把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肯尼迪是“卓越的和平政治家”的骗人鬼话彻底粉碎了。如果说，帝国主义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军事机构，帝国主义的本性是要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就必须说，无论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把军备扩充到战后最高的水平、尽管屡遭失败而仍然不断地采取了军事行动的肯尼迪政府，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冒险、更加好战、更加穷凶极恶的军国主义反动政权。 加强经济的中心内容是，采取“恢复美国的经济的全部潜力并加速经济增长的措施”（一九六一年《经济特别咨文》），以应付这样一种现实：像失业人数增加、闲置设备增加、不断发生经济恐慌和通货膨胀、经济“成长率的下降”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等等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历史上已经到了衰退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矛盾加剧，加之，遭到冷战政策的负担和不平衡的发展所造成的美帝国主义地位的相对地下降和美元危机的袭击，在同社会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中，美国正面临着失败。这些措施是：第一，增加扩充军备和对外“援助”的款额，增加旨在为大垄断资本服务的新投资，增加旨在扩大消费市场的政府财政支出；第二，实行旨在缓和美元危机的“买美国货”“用美国船”政策、加紧限制进口，逼迫各个盟国实行“自由化”，进行“肯尼迪回合”（全面降低关税）谈判，要求各国代替美国进行对外“援助”，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加紧剥削美国和各个盟国的劳动人民，从国内外两方面加紧进行经济侵略，采取更加反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各项措施。这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忍受不住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竞赛的压力和冷战经济的沉重负担而想要从经济军事化转向裁军与和平经济的路线，而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经济军事化和扩张主义的路线。这个经济政策是这样一种最反动的、进攻性的帝国主义经济政策：强迫美国人民和“自由阵营”各国人民继续忍受冷战经济的沉重负担，并对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实行合作，梦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竞赛进行“挑战”，并且取得“胜利”。 加强政治的中心内容是成立帝国主义的大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其目的是要以扩充军事力量为主要支柱，以发展经济和保卫美元为支柱，调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日益加剧的矛盾，加强那个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大西洋共同体”，加强那个把日本同美国紧密地联合起来的“日美同盟”，敌视一切反帝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并且要实现帝国主义的“大团结”，以便重建日趋崩溃的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主义奴隶制度。 肯尼迪说：这个“大西洋共同体”，“最后也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在世界上消除战争和压迫，建立一个以法律和自由选择为依据的世界。……它将会成为一个核心，以便于一切自由人——目前有自由的人和宣誓总有一天要获得自由的人们全体建立最后的联合体。”（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在费城的演说）这番话清楚地表明，肯尼迪的世界政策决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想要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而是企图把那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神圣同盟”作为核心，建立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帝国主义霸权。 乙、破坏社会主义体系 “败狗战略”的第二根支柱是这样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计划：一方面散布“共产主义有侵略世界的野心”的谣言，企图“遏制” “自由的敌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攻击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弱点”，并且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大，以争取准备反击的时间，图谋破坏社会主义体系。 首先，美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最强大的防卸性军事力量的苏联，力图在它取得绝对的“核优势”和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保证以前，要避免全面冲突，一方面，要把“核讹诈”作为武器，在同美国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各种问题上寸步不让地进行较量，另一方面，对于不致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局部问题，就狡猾地争取谈判并达成协议，还要进行阴谋活动，以便分裂社会主义世界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资本主义的渗透。早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总理访问美国的时候，肯尼迪就在演说中表明，关于“德国、欧洲和在联合国的基本立场”的分歧，“不论通过什么谈判，都不可能消除”，虽然在推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但同时又用欺骗手法，提出美苏间“可能达成协议的方面”，列举了下列五点：（l）从扩军竞赛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2）避免核战争；（3）防止核扩散；（4）防止核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5）进行文化交流。一九六一年在柏林问题上、一九六二年在古巴问题上进行的核讹诈和一九六三年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情况都表明：肯尼迪基本上对社会主义体系采取进攻性的侵略的态度，同时推行了这样的路线：如果认为在保持自己优势和削弱社会主义体系方面，谈判和签订部分协定对自己有利的话，就立即并用欺骗性的谈判政策。 同这种对苏政策联系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是分裂社会主义体系的挑衅活动。肯尼迪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参议院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我们现在必须找出分裂共产党集团的方法。” 分裂政策的目标指向：第一，肯尼迪称做“苏联的阿契利斯的脚后根”的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关系；第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早在担任参议院议员的时期，就说过东欧“卫星国”才是 “能抱最大希望的地区”的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以后强调说“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对东欧各国人民最后获得自由和幸福所抱的希望”（一九六一年一月《国情咨文》），要求修改旨在进行经济援助的巴特尔法，任命凯南为驻修正主义中心南斯拉夫的大使，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准备工作，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对东欧的工作就更加活跃了。据肯尼迪说，东欧是“苏联阵营中容易崩溃的地区”，“当然也是最容易攻破的地区”（肯尼迪、尼克松：《大辩论》） 肯尼迪对苏联和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所抱的希望比对东欧各国的“掉队”所抱的希望更大。一九六○年十月，肯尼迪同尼克松在电视台进行讨论时，对于提问者提出的“我国在今后四年到八年以内，能够在哪些地区对抗共产主义，采取攻势？”这个问题首先指出东欧，然后回答说： “其次是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两国目前正在就意识形态——即把战争作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化的手段是否妥当，应不应该采取破坏活动、渗透策略、经济斗争等各种手段的问题进行着争论。这场争论将会怎样发展，现在还不能说，不过，我认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需要加以密切的注意。如果两国关系破裂，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肯尼迪、尼克松：《大辩论》） 如果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没有察觉到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分裂社会主义体系的这种阴谋，那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愚蠢，然而，如果是察觉到而仍然加以轻视，不予揭露，事实上那就等于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 丙、侵略和压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败狗战略”的第三根支柱是这样一种做法：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日趋崩溃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镇压民族独立运动，阻止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变本加厉地执行侵略和奴役的政策。肯尼迪认为，将会使两个体系的力量对比的差距更加扩大、或者向相反的方向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主要战场，并不是那个由于社会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正面对峙而形成“僵局”和“均衡”的欧洲，而是美帝国主义的统治碰到最尖锐的矛盾、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目前，保卫和扩大自由的广大战场是在地球的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东——，这些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人民的国土。”（一九六一年五月《第二次国情咨文》） 因此，肯尼迪对这个地区的政策，是由非常多种多样的因素构成的。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一切手段，例如：推进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北亚条约组织这样一些军事同盟政策；像进攻古巴那样直接进行侵略；派遣大批特种部队到越南南方去；在刚果和老挝挑起内战并进行干涉；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在中南美国家和“韩国”、越南南方制造政变，明目张胆地干涉内政，颠复政权；军事干涉失败后，在老挝中立化的时候采取了谈判政策；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中南美争取进步联盟”；“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和平队”；以扩充“美国之音”为首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活动，等等。众所周知，其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对成为亚洲和拉丁美洲伟大的指路明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采取的恶毒的侵略政策。 （三）肯尼迪一面以“共产主义的威胁”这种陈词滥调为借口，使那个根据上述对危机的想法而制订的最凶恶的反击计划合理化，一面比美帝国主义历届政府更加夸张地、装模做样地使用“和平”、“自由”、“进步”、“人的尊严”、“牺牲”等等漂亮的辞藻，给他的政策披上了最美丽的新外衣。正式采取伪装“进步”的欺骗政策，特别重视军事外交手段和以反共为中心的思想手段这种做法，构成了所谓“肯尼迪路线”的极其重要的特点。 肯尼迪政策的目的是：第一，转移人民反帝斗争的压力；第二，欺骗动摇分子，拉拢中间分子，分裂反帝阵线；第三，鼓舞帝国主义力量，组织新的思想攻势。 肯尼迪废除种族歧视、支持旧殖民地的“解放”、承认中立主义、“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防止核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等等，既不是像修正主义者想要使人们相信的那种所谓美帝国主义的让步，也不是那种所谓同“坏的方面”有矛盾但又同时存在的“好的方面”。相反，这些做法只是欺骗性的让步，只是掩盖“坏的方面”以便更有效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实际上，那些口号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通过下述做法统治世界等等阴谋活动的别名而已，这些做法是：使越来越富于战斗性的黑人解放运动变成为改良主义的没有害处的运动；加强新殖民主义以取代老殖民主义；使中立主义变成反共的右派；进行核讹诈。 如上所述，肯尼迪的“两手政策”，就是这样一种最狡猾的、最危险的、侵略性的、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政策：汲取了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阶级斗争中接连遭到失败的教训，用那个从思想上对全世界人民进行大规模欺骗宣传和策划分裂的政策武装起来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被肯尼迪平素散布的 “和平”词句所迷惑，把他的欺骗看成是真正改变了政策，对肯尼迪路线加以美化。这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正像列宁在谈到考茨基主义时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八页）但是，这种卑鄙龌龊的对美帝国主义的美化，首先会被事实，被美帝国主义的每天的活动和全世界人民反对这种活动的斗争所粉碎，而且必然要被粉碎。 五、美苏“缓和紧张局势” 和“遏制中国”政策 上述肯尼迪的政策，在他上台以后大约两年的时间内，由于全世界人民展开了斗争，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在不断摸索、试验、犯错误、失败和混乱当中逐步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是，肯尼迪把一九六二年秋天发生的“古巴危机”和中印边界纠纷以及围绕这些事件显露出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当做一个好机会，抓住发动新攻势的转折点，使那个“大战略”发展成为一个具体的方式。关于使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发生“转折”的这三个因素，肯尼迪自己这样说过：“我认为，目前是一个高潮时期。我们有若干这样的时期。这并不是，但是这是——归根结蒂，在古巴事件中，苏联和美国第一次直接彼此面面相对，并有着美国和苏联动用武力并可能发展为核战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其次，中印斗争、这是两个大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斗争。苏联用了这么多年来执行对印度友好的政策，然后事实是中国攻击他们（印度）。第三、由于中印争端、由于美国和苏联就古巴问题发生的争端而造成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曾说，这使得目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肯尼迪迫不及待地把这三个主要因素结合起来，巧妙地灵活运用“战争”与“和平”两手所描绘出来的反动计划，是这样一种新的战略体系：要最有效地利用中国和苏联的意见分歧，进而以扩大这种分歧为目的，一方面在美苏之间制造出一定的 “缓和”，另一方面却以在亚洲推行“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加紧推行镇压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就是说，肯尼迪在“古巴危机”发生后不久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兴起，加上它具有……斯大林的哲学，我们如何能够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以使我们不致看到中国处于全亚洲统治地位。”国务卿腊斯克说：“继古巴危机之后东西方的决战地点很可能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而且对手不是苏联，而是共产党中国。”他们表明，“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当前新的侵略计划的主要轴心。 接着，肯尼迪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了“和平演说”，他呼吁说：“我们需要重新研究我们对苏联的态度”，并且提出了首先通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使美苏之间出现一定的“缓和”的新政策。 这样，一九六三年八月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肯尼迪的新计划获得进展方面，成了一个划分重要时期的东西。肯尼迪的新计划是：要把那个在美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同“遏制中国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行统治世界的政策——明确地抓住这两项政策的有机结合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的联系，这件事已经成为理解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的国际新形势的中心环节。 （1）美苏间的“缓和紧张局势”政策 自从一九六三年夏天以来，美帝国主义迅速采取的、美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例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美苏直通“热线”的安装、要求美苏合作探索宇宙空间的呼吁、向苏联出口小麦的措施、削减一些军事预算，等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真正的缓和，而在实质上正在转化成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的一个新的构成因素，这些措施是同美帝国主义的极端危险的新阴谋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正如美帝国主义接近苏联是同它派北极星潜艇到世界各地的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的这一个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上述那些措施具有这样的目的：一面“抑制”苏联的核力量，确保美国的安全，一面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现象，使中苏分离开来，让自己有可能为了“自由”而迅速地推行对岌岌可危的主要战场——亚洲地区的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在“美苏接近”的意图中，甚至隐藏着这样一种目的：一面使美国本国避免遭受毁灭性的“核报复”，同时在亚洲也能够进行局部核战争的条件。 第二，上述“缓和紧张局势”措施是同这种好战的意图相联系的：依靠假的“紧张局势的缓和”来争取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积蓄足以压倒社会主义体系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拒绝了全世界和平力量一贯要求的全面停止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而缔结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提及禁止核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却包含了允许向盟国随便提供核武器、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规定三个月前预先通知就可以自由地退出等等内容；另外，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内仍然反对通过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等等，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方面的这种“缓和紧张局势”的真目的，不仅不是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且显然是准备核战争。 第三，上述那些措施是同这些阴谋联系在一起的：要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化”，使社会主义体系“分崩离析”和“多元化”，特别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苏联“软化”，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思想上解除武装，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死灰复燃。 第四，上述那些措施是同这种政治意图联系在一起的：大肆宣传美帝国主义的外交“胜利”，重新建立美国的已经下降了的领导力量和威信，调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组成富于侵略性的“大西洋共同体”。 第五，那些措施，是同要在全世界人民中间散播美帝国主义是“和平旗手”的幻想并且分化反帝力量的大规模政治攻势和思想攻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2）“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 美帝国主义以同苏联“缓和关系”为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重视与在拉丁美洲“遏制古巴”的同时，在亚洲“遏制中国”的活动，正在以疯狂的激烈行动推行着以这种做法为中心的侵略亚洲政策。 第一，美帝国主义正在企图孤立社会主义中国，削弱它的国防力量，妨碍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一方面为了在亚洲更强有力地推行核讹诈政策而加紧通过地下试验去发展小型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大肆宣传中国不久就要进行核试验，把这件事作为推动日本和其他国家实行核武装的借口，同时说什么“如果中国开始进行原子弹试验，美国有权退出禁止核试验条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话），正在策划着要把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责任强加于中国的卑鄙阴谋。 第二，美帝国主义正在南朝鲜、越南南方、老挝、中印边界和古巴周围等处加紧制造军事上的紧张局势，企图扼杀亚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建立对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侵略计划的策源地。 第三，美帝国主义对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各个不结盟的中立国家，已经开始进行一种新的阴谋活动，要推翻中立政府，或者把它们拉到美帝国主义方面去。 第四，美帝国主义正在开始执行一项计划，要把日本和印度变为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抗衡的亚洲反共阵线的据点。 如上所述，美国目前是把亚洲地区作为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重点的。它之所以这样做，既不是因为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唯独亚洲是一个“例外”，落在“缓和紧张局势”的世界大势的后面了；更不是因为像他们胡诌的那些不能容许的造谣中伤的话那样，亚洲地区的共产党采取了“冒险主义的策略”，向帝国主义进行了挑衅。美国之所以那样做，不外乎是因为：正是在这个地区，由于民族解放斗争汹涌澎湃地发展，中国、越南、朝鲜等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提高了，影响扩大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镇压和反动政策等各项政策不断地遭到最严重的破产，不仅无论什么样的两手政策都毫无作用，而且，只会使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一种严重的危机正在发展着；这个地区目前已经成为他们的统治世界计划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危机越深，它就越是要拼命保持自己的日益崩溃的地位，开始采取、也不得不采取更加冒险的、更加穷凶极恶的政策，并把这种做法作为它还可以采取的唯一的手段，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规律之一。从这个意义说来，亚洲地区不仅不是“缓和紧张局势”的“例外”，反而是美帝国主义目前推行战争政策的局势的集中点，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矛盾的焦点之一。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临时签字以后，肯尼迪在八月一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下面这些话，给我们描绘出他那穷凶极恶的冒险主义的计划的轮廓： “鉴于共产党中国的强硬路线，……那里（亚洲）发生麻烦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亚洲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可能要在若干年以后——也许要十年——他们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核国家。要是在七十年代还是（目前）这种局面，将是一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任何局面更加危险的局面。” 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战斗力量，认为只要苏联大量削减对中国的援助的目前情况继续不变，“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共产党中国不可能一切方面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军事国家。”（前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的讲话）。美帝国主义妄想抓住它的“好机会”，硬要在中国周围的亚洲地区制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次危机都更加危险的局势”，就是说，要进行比朝鲜战争和“古巴危机”更加危险的军事挑衅和冒险的侵略战争。 但是，帝国主义者越是为了摆脱严重的危机而策划阴谋活动，他们的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帝斗争、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在更加强有力地向前发展。印度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印边界纠纷寄予的期望，由于中国采取了坚决制止侵略的行动和爱好和平政策而悲惨地成了泡影；越南南方的反帝爱国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进展，正在走向胜利；美帝国主义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压迫和对“马来西亚”的干预也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在日本，粉碎“日韩会谈”、反对美国核潜艇“停泊”、反对美国派驻“雷公”式F—105D型可以装载氢弹的战斗轰炸机、要求撤除军事基地和归还冲绳、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和废除“安全条约”的伟大斗争，正在强有力地向前发展。另外，法国和中国恢复邦交这件事，给予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以沉重的打击；美国停止对英国和法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行动证明封锁古巴的做法已经失败。 肯尼迪上台以后不过一年多，他的政策就已经面临崩溃的危机。美帝国主义为了孤立中国和古巴，阻止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发展而设置的圈套，反而落在它自己的脖子上；一意孤行地实施为了加强在欧洲的侵略部署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反而使北大西洋公约体系发生了新的动摇；“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反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信，使它的和平政策取得了成功，并且使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进一步高涨。目前，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正在日益孤立。他们的阴谋最终是注定要遭到彻底失败的，这一点又再次得到了证明。 六、加强全世界人民反对美 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应当按照一定的公式把帝国主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政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既然肯尼迪政府及其政策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来，并不是由肯尼迪个人的个性规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和国际形势在目前的局面的特点规定的，那就可以认为，虽然约翰逊政府接替肯尼迪政府而上了台，在当前仍然会保持肯尼迪政府的基本方向。 事实上，约翰逊不论在就职演说中，还是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决心要忠实地继承和推进肯尼迪的计划和政策。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期间里，约翰逊政府所标榜的政策仍然是：把核讹诈和美元的力量作为武器，在从古巴、南越到柏林的一切地区，顽固地坚持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强迫各资本主义国家追随它的侵略世界政策，硬要它们替美国承担军事负担和协助保卫美元；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扩大新殖民主义；变本加厉地进行旨在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活动；利用“和平”的欺骗手法，来削弱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和它们的斗争；等等。 但是，不能忽视，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反映出肯尼迪死后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表现了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反动性。 第一，虚假的“缓和紧张局势”政策，比肯尼迪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进行的欺骗更前进一步，正在从新展开“裁减军备”和“防止战争”的宣传活动。核武器的储备已经达到可以几次毁灭全人类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稍稍放慢了生产核武器的速度；一面利用美苏之间的“缓和”，保持“军事上的安全和优势”，一面削减一些国防预算以应付财政上的需要；要求盟国作出“独立防御”的努力，分担“自由世界的防务”，同时减少在国外的基地，裁减驻外国的部队，以缓和美元危机。所有这些措施，同那个对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缔结关于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国际协定”的建议的欺骗性答复等等和平假面具配合起来，有着这样一种作用：尽管在实际上并没有向普遍裁军前进一步，但是却在制造那种光辉的“裁军时代”似乎已经开始的有害的幻想。 第二，正在变本加厉地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和侵略亚洲的政策。派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到越南南方、第七舰队侵入印度洋、在太平洋派驻北极星核潜艇、加强美军的以F—105D型装载氢弹的战斗轰炸机为中心的核力量、促使“日韩会谈”达成协议、介入“马来西亚”问题和干涉印度尼西亚、在越南南方发动政变、进行“速遣”作战演习、准备进攻越南北方等等一系列的蛮干措施，正在亚洲地区一个接着一个地着手实行。 这一切事实表明，曾经指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莫斯科声明》的规定，仍然完全正确，是一定要高举起来的斗争旗帜。全世界人民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历史事业，仍然是只有不妥协地同以约翰逊政府为首的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才能获得伟大的发展。 然而，在这里，决不能忘记，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特别复杂的形势。 在《莫斯科声明》宣告“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仍然在不断地加深，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仍然在不断地加剧。越南南方形势的异乎寻常的深刻化、在巴拿马爆发的反美斗争和给国际形势带来激烈变动的法国和中国恢复邦交等等事件，就是上述情况的显著的标志。约翰逊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紧采取通过“两手政策”进行欺骗的手法这个事实本身反映了如下的情况：国际上的各种关系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越来越遭到挫折，美帝国主义越来越孤立、削弱。基本的力量对比，正朝着更加有利于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方面的方向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不可阻挡的强有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人民的各种斗争有了进展，但是在“对世界发展有强大影响的国际力量”（《莫斯科声明》）社会主义体系内部，而且在“已经成了我们时代影响最大的政治力量，成了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莫斯科声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修正主义潮流，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在当前阶段，修正主义潮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已经成为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形势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因素，对于斗争的某一局面和某一部分，甚至暂时造成了不容低估的一定程度的困难，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必须指出，克服在基本上有利的形势下所造成的这种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恢复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依据的牢不可破的统一和团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全世界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所承担的重大的共同责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革命运动，迄今经历了多少次考验，不断壮大起来，赢得了更坚强的团结。毫无疑问，在目前的考验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论经历什么样的曲折道路，最后也必将克服这个修正主义潮流和它所造成的不团结，从而赢得更高阶段上的更坚强的团结，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更加得到锻炼，在思想上更加加强。 为了恢复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统一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从而统一对于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评价，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问题之一。因为，全世界所有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国际统一的重要基础，首先就在于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和对这个共同敌人的一致看法。因为，离开这个人民运动的国际统一，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莫斯科声明》说：“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在八十一个兄弟党共同制订的《莫斯科声明》中，没有一句话谈到美帝国主义采取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相反地，声明只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美国统治集团用挑衅和侵略行动的政策破坏了巴黎的政府首脑会议，采取了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使‘冷战’尖锐化的方针。”在声明里，非常明确地写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而决没有写着，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和平共处和防止热核战争。正如一再说过的那样，从那以后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质的形势变化，以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肯尼迪政府以至约翰逊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了“两手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修正主义潮流公开暴露出来，作了帝国主义的新欺骗手法的俘虏，一切都不在兄弟党的会议上进行共同讨论，而开始破坏《莫斯科声明》的这些估计和结论。 假如，尽管美帝国主义还采取着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仍然有人企图主要不是依靠人民的斗争，而主要是依靠外交谈判来实现所谓“和平共处体制”，那么，这种路线实际上就是压制富于战斗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粉饰美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帮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忙，从大局来看，也就是在欺骗性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外衣之下，进一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绝对不是对美帝国主义实行让步所能争取到的，而是只有努力粉碎那个疯狂地反抗历史规律的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计划才能争取到的。为此，就需要更加严格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来了解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并且对一切背离这个原则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工人阶级，对美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它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一贯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它们的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在一九六○年挫败了艾森豪威尔访日计划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是同美日垄断资本这“两个敌人”进行斗争，争取实现反帝反垄断资本的民主革命的日本共产党新纲领。目前，日本人民正在这个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着英勇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武装日本的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站在依附地位同美帝国主义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复活军国主义政策。 在这些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是当代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岭。现在反革命本质已经暴露无遗的日本修正主义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根源是所谓 “一个敌人的理论”：否认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统治，不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日本革命战略上的主要敌人，只规定日本垄断资本是主要敌人。然而从日本的阶级关系的现实来看，如果不认真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认真地同站在依附地位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斗争，而且也不能真正为争取日本的独立与和平而进行斗争。 否认摆脱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日本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的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很快地在一方面“演变”为否认对日本垄断资本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的改良主义的“结构改革论”，在另一方面转变为否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修正主义的“美化肯尼迪的论调”，是很自然的。这个修正主义暴露的过程，同时就是背叛和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日本共产党的过程，也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过程。目前，他们在工人运动、和平运动和文化运动等群众运动中加紧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变成了反对共产党和统一战线的最为恶劣而且明目张胆的破坏分子。从以上阐述的经过情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决不是偶然的。 而且，目前特别重要的情况是，这些反党修正主义者正在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以便使自己的罪恶的修正主义理论合法化和合理化，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意见分歧，加紧进行他们的分裂主义阴谋活动。 第一，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的错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本特点。第二，回避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主义，和在国内同反动派斗争时出现的机会主义，是机会主义内外两方面的表现。第三，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保卫和平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第四，现代修正主义非常迅速地转变为反革命的、反人民的反共主义。这些特点决不是从日本单独具有的特殊性产生的。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同日本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正陷于几乎完全一样的逻辑和思想方法。这种现状表明，如果对前者置之不理，它就有走上与后者相同的道路的危险，而且事实上也正在走这条道路。 成为国际形势在目前这个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同现代修正主义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谬论结合在一起，不仅对于国际上的反帝斗争来说，而且对于帝国主义体系里面的各国的革命斗争来说，也正在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不论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国家，同那个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里面的一切国家实行控制和压迫的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不仅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同时也是争取完全独立，实行革命变革以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目前在日本，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两个方面，特别深入地交叉在一起，被利用来攻击日本人民。 第一，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中心的美苏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缓和”，正如一九六三年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的分裂活动所表现的那样，被当作策划阴谋的新武器，用来加强美帝国主义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的相互勾结，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统一的群众运动，企图使这个运动脱离反帝斗争的路线。 第二，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表现在美日反动派的猛烈攻击上，他们企图派核潜艇在日本 “停泊”，派驻F—105D型装载氢弹的战斗轰炸机，以便迅速地推进日本的核武装化。 第三，在进行这些攻击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正被利用来加强反社会主义和反共宣传，特别是被利用来加强反对中国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阴谋活动。这具体地表现为，日本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同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首的国际修正主义潮流加紧勾结，并且利用这一点来策划孤立中国，企图明里暗里对我党进行扰乱活动和破坏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进行下述斗争，就成了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最重要的紧急任务：反对约翰逊从肯尼迪继承下来的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欺骗手法，支持越南南方、老挝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粉碎通过“日韩会谈”缔结美日韩军事同盟和结成东北亚军事同盟的阴谋，阻止美国核潜艇在日本“停泊”和在日本派驻F—105D型飞机，要求撤除军事基地和归还冲绳，恢复日中邦交，组织广泛的旨在废除“安全条约”的反帝反垄断资本的统一行动，结成作为日本革命胜利的前提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彻底打退这几年来针对我国民主力量而组织的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粉碎协助这种攻势的叛徒修正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并根绝它的思想影响，是我们在推进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方面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我们将忠实地遵守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日本共产党纲领的立场，同时清除存在于日本人民当中的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和打倒美帝国主义与依附它的日本垄断资本对日本人民的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保证：通过这个不屈不挠的斗争，对全世界人民在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莫斯科声明》）的世界历史任务之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胜利作出贡献，并且对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真正统一和团结，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光荣任务作出贡献。

第7版()专栏：学术研究 对《桌子的哲学》讨论的意见 ——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 于世诚　腾云起 《桌子的哲学》一文引起的讨论，是一次很重要的讨论。若水、黄林、子嵩等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全面地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问题。我们本着学习的态度，说说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几点意见，有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不吝赐教。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理论，说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能动地改造世界；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改造客观世界，即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理论的全部内容，就是毛主席在其名著《实践论》中精湛概括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五页）这个理论的对立物是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物质变精神的原理和坚持意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精神变物质的原理，既反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又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目前关于《桌子的哲学》一文引起的讨论的实质，就是如何正确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 物质变精神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例如，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正确思想是绝对观念（即上帝）的自我认识，这显然是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例如，实用主义者认为，正确思想是自生经验的重复，这显然也是荒谬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人的正确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依赖关系，由于不懂得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所发生的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所以，他们实际上也不能科学地解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他们的认识论只能是直观的、被动的、消极的反映论。只有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破天荒地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的正确思想的来源问题，即精神是由物质变来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唯心主义和机械论区别开来的根本点，就在于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贯串全部认识过程。离开了社会实践不可能是科学的认识论。 物质变精神，说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即物质是意识的根源，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正确的思想是通过反复的实践对客观世界及其内在规律的如实反映。 物质变精神，也是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即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所发生的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物质变精神，还说的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来，集中起来，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物质变精神，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走群众路线，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主观主义和机械论。 由此看来，那么造第一张具体桌子的人，是否像若水同志所说的，先有桌子的观念，后有桌子的存在呢？是否像子嵩同志所论证的“人在造桌子之前，总是先有个桌子的观念；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多半是造不出桌子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看一看桌子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就可以解决。 桌子的观念，是个抽象的一般的观念，它是从现实的具体的方桌、圆桌、书桌、饭桌等总和中抽象出来的。它是一个简称，用这个桌子的简称就可以把感觉到的现实中各式各样的具体形式的桌子，依照它们的共同属性把握住。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人们在造第一张桌子以前，脑子里是有个想法、计划，但还不是一般桌子的观念，而是有个具体的类似桌子的形象造出了第一张具体的桌子。在实践中，又逐步发展，造出了一些桌子，不断实践使这些具体桌子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这就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有了桌子的概念或观念。因此，桌子这个一般的观念，不能先于第一张具体桌子而存在。它是造出了各式各样具体的第一张桌子以后，才能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诚然，在具体桌子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总是先有个类似具体桌子的形象、想法、计划，然后才造出各种具体的桌子的，并且这个类似桌子的形象、想法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在不断实践中发展的，桌子的观念也就是在这个实践不断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过来它又指导各种各样具体桌子的生产实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因此，绝不能说，人在造第一张具体桌子之前，就先有桌子这个一般观念。 如果若水、子嵩同志的桌子的观念可以先于第一张具体桌子的存在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必然逻辑是，人在培育出第一个苹果以前，先有了苹果的观念，人在造出第一把锤子以前，先有了锤子的观念，如此等等。这些说法，只能引起混乱。苹果这个一般的观念是从现实的各种苹果中得出的，而不是相反。尽管人在栽第一棵苹果树以前，脑子里总是有个想法、计划或具体形象，但总不能说，人在培育第一个苹果以前，先有了苹果的观念。尽管人在造出第一把锤子以前，脑子里总有个想法、计划或具体形象，但总不能说，人在造出第一把锤子以前，先有了锤子的观念。如果硬要说，先有桌子的观念，然后才造出第一张具体的桌子；先有苹果的观念，然后才培育出第一个苹果；先有锤子的观念，然后才造出第一把锤子；那末，这是唯心论，不是唯物论。 钻木取火，击石取火，摩擦生热，是人们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而且也这样做过了。但是，火、热、钻木、击石、摩擦等观念是在人们这样多次实践以后才形成的，而作出钻木取火、击石取火、摩擦生热的判断更是以后的事情。说人们在行动之前，先有个想法等等，这是对的。但是，从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具体思维到抽象思维，从感觉到观念、概念、判断、推理的飞跃，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是在实践过程中完成的。它远不是一次实践就可以完成的，不是最初一个人做出最初一件事完成的，而是实践的结果，是许许多多人做了许多事中抽象思维的结果。离开了社会实践及其运动过程，形不成观念，完不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 应该说：若水同志的文章不是始终如一的。当他认为，自然现象（如石头）是先有存在后有观念，这是唯物论。当他认为，社会现象（如桌子）是先有观念后有存在，这是唯心论。这种观点正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的唯物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唯心论。当他为了防止唯心主义，就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如他在作出“归根结柢说来，还是先有桌子的观念，后有桌子”的论断后，又补充道：“桌子的观念可以先于桌子的存在，可是我并没有说意识先于存在”，“归根结柢来说，观念还是来自客观”，即“最初造桌子的人，是从‘几’‘案’形成桌子的观念的”，“至于‘几’和‘案’的观念，大概是从自然界的东西如石头、土墩等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这种观点正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脱离社会实践的直观、机械的反映，把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辩证过程简单化，把受到具体实物的启示到观念的形成的循环往复的辩证过程看作一次完成。 其实，就以若水同志自己的论述来看，也得不出桌子的观念先于桌子的存在的论断。若水同志说，“‘桌’字原来写作‘卓’，就是高的意思。‘几’‘案’就是桌子的前身，可以设想，最初造桌子的人，是从‘几’‘案’形成桌子的观念的。”可见，在生产实践中先造成“高”的“几”“案”（即具体的桌子）而后才形成桌子的一般观念。若水同志在这里正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得出先有桌子的观念后有桌子的错误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由物质到精神和由精神到物质完整统一不可分割的辩证过程，因此，必须从它的完整统一不可分割的辩证过程着眼，才能作出合乎科学的结论。若水同志正是违背了这一点，他割裂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由物质到精神又由精神到物质的完整统一不可分的辩证过程，截取精神到物质的一段，从而作出了先有桌子的观念，后有第一张具体桌子存在的错误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在全面性基础上，突出某一点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了统一、完整、全面、不可分割的过程，去夸大某一点，并由此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理论结论，说桌子的观念先于第一张具体桌子的存在，这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表现。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的认识无疑会越来越丰富，科学理论、科学预言会愈来愈多，并逐渐实现出来。如自然科学中的人造卫星的理论，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等等，这些科学理论是在社会实践运动的基础上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内在规律的概括性的反映。人造卫星的理论，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等等的实现，表面看来似乎是先有观念，后有存在，其实不然，它们不过是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经过实践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来，并通过人们的实践变成现实而已。因此，观念的东西，归根结蒂还是客观物质及其规律的产物，是客观物质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显现。怎么能说，先有观念，后有存在呢！？ 我们直率地说出了上面一些粗浅的看法，但并不认为若水同志的《桌子的哲学》一文全错了。 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物质变精神，就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原理。但是只到此为止，不同时承认精神通过实践变物质，思想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那还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精神变物质 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正确思想的形成，往往要经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多次循环往复才能完成。物质变精神，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飞跃。精神变物质，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飞跃。它的意义更加伟大。因为人的正确思想要经过第二个飞跃来检验，要经过第二个飞跃来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雄伟的物质力量。 精神变物质，说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精神变物质，也是说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精神变物质又说的是革命思想、科学理论掌握群众转化成为改造社会、自然的雄伟的物质力量。 精神变物质还是说的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坚持下去，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 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精神变物质，同坚持物质变精神一样，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就是坚持革命思想、科学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决定性意义，走群众路线，反对机械论，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强调物质变精神的同时，十分强调精神变物质的移山倒海的伟大作用。列宁多次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决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胜一切的因素。”（《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一五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地十分重视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他一再教导我们要“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四页）毛主席在论述战争时更精辟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七六页）毛主席所阐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已为无数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要革命，要解放，靠什么，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的不是靠物，而是靠革命思想伟大的动员与组织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解放军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用劣等装备战胜优等装备的日本、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主要的和基本的是靠毛泽东思想调动起来的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结果。 我们常说，要作人的革命化工作，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人的头脑，它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战无不胜的万能武器。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的指导思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思想第一），精湛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反映了活生生的辩证法，指出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精神变物质原理的精髓。否认这一极其重要原理，就必然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机械论的泥坑。黄林同志在其文章中指出了若水同志的桌子的观念先于造出的第一张具体桌子而存在的错误观点，是必要的。但是他在批评这个观点时，夸大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盲目性，轻视了自觉性。事实上，社会实践愈是深入发展，盲目性会愈来愈减少，自觉性会愈来愈增多，人类社会愈是进到高级形态，就会更迅速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人们由自然界、社会的奴隶或半奴隶状态成为自然界（社会）的主人——更加自觉地发现与运用客观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中。 尤其严重的是黄林同志竟把物质——精神——物质、客观——主观——客观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公式当成历史唯心主义加以反对，低估或大大缩小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事实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精神变物质的原理。这是很错误的。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人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两个阶段循环往复，无限深化的发展过程，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反复深化，通过相对真理日益接近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反复上升的发展过程。把这个过程公式化，就是物质——精神——物质、客观——主观——客观、实践——认识——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主观精神来源于物质，又反作用于物质，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是一个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川流不息的矛盾统一和斗争的无限运动过程。人们的认识，通过这一川流不息的矛盾运动，绝对真理的颗粒不断增加着，日益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这同“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毫无共同之处。这个公式，不仅正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还正确地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一句话，它正确地阐明了以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强调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和人的自觉能动性时，要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一贯教导的那样，把它严格地奠定在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完整统一不可分割的原理的基石上，不必要也不应该去宣传和坚持桌子的观念先于造出的第一张具体桌子的存在的错误观点。不能认为一定把桌子的观念讲成先于第一张具体桌子的存在，才能彻底反掉机械论，实际上，这不是反机械论，而是反了唯物论，导致唯心论。同样，在强调认识论的唯物论的原理时，不能脱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不必要也不应该去轻视甚至否认革命思想、科学理论对物质的强大的反作用乃至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不能把物质——精神——物质、客观——主观——客观和主观能动性当成唯心主义加以反对。实际上，这不是反了唯心论，而是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导致了形而上学。若水同志文章中的错误不在于它引述了这个正确的公式，而在于阐述这个公式时表现了片面性。总之，离开社会实践及其发展过程来谈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问题，不是陷入唯心主义，就是陷入形而上学。因此，只有认真地紧紧地把握住社会实践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它，才能更好地运用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

第7版()专栏： 先有纺织厂还是先有设计蓝图？ 袁可志 我们搞纺织厂设计工作的，认为先有“纺织厂”，后有“纺织厂设计蓝图”。纺织厂是由纺织作坊演变而成的，而不是先有一份完整的纺织厂设计蓝图才建起第一个纺织厂来的。可是从初期的纺织厂不断改进到近代化的纺织厂，乃是通过工厂——蓝图——工厂——蓝图的反复过程的，也就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的。具体地说，就是纺织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给纺织厂设计者提供了意见和要求，设计者改进设计后建成了第二个纺织厂；再由第二个纺织厂的工人给设计者提供了新的意见和要求，设计者再改进设计，建成了第三个纺织厂（当然也可以是改建了第二个纺织厂）；以至建成了一个近代化纺织厂。这个近代化纺织厂的出现当然是有着它自己内在的客观规律的，但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如果离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直至今日，近代化纺织厂也不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制度阻碍着人们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给人们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 所以，人之不同于动植物，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且更在于人的思想的主观能动性。在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问题时，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恰当的。 从另一方面讲，先有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呢，还是先有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设计蓝图呢？我认为是先有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而不是先有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设计蓝图。因为建设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固然需要先有一份蓝图，但这份蓝图只是在旧型纺织厂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一份新方案的设计文件，这个新方案不应该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设计蓝图。只有当依据新方案建立起来的新厂经过投产实践，被人们公认为近代化纺织厂时，才出现了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而这个新厂投产以后的竣工图，才算是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的蓝图。我们只能从生产实践来确定这个新厂是近代化纺织厂，于是对设计者来讲，也只有当设计第二个近代化纺织厂时，才能制出第一份的近代化纺织厂设计蓝图。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的竣工图和原设计一模一样的话，这岂不是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设计蓝图产生在先了吗？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实际工作的经验证明，一项全新方案的设计，不经过蓝图——工厂——蓝图的反复过程，设计者就能一次成功地制出一份完全符合实践结果得到考验证实的设计文件，事实上是没有的。如果一丝不改地按图施工，竣工图与原设计完全一样，则可断言，这个全新方案的新工厂在投产以后一定会引起许多不满意见，全新方案不会获得人们的公认的。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种先进的设计方法，就是密切结合施工和试生产的现场设计，设计负责到底。这种情况，实质上是把一个大系统的，从蓝图到工厂、再从工厂到蓝图的大循环，化成了无数个小循环。但是，不论是一个大循环或无数个小循环，被证实为合乎实际的新方案总是首先出现于实践阶段，而不是首先成立于设计的设想阶段。所以，第一个近代化纺织厂之确立于世，也同样是按照它的“存在”来鉴定和命名的，而不能是通过“思维”即可加以鉴定和命名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先取名，后养儿子”，但这是形式而已，无关乎实质的紧要。跟上述同样的道理，我认为第一个桌子的观念不可能先于第一个桌子的存在。在第一个桌子之前所产生的所谓“桌子”的观念，只应该叫作“某种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物件”的观念。只有当真正的桌子存在了，才形成了真正的桌子的观念。 因此，我认为若水同志在《桌子的哲学》一文中说，“桌子的观念可以先于桌子的存在”，这一提法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但是，黄林同志没有把主观能动性放在应有的地位，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而且，主客观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实践制出来的”。矛盾的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并不是“实践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应该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而黄林同志提出了“存在和观念是不会一致发展的”，真是令人费解。

第7版()专栏： 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 郭宏达 子嵩同志的文章中，我认为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 一、文章的第二大段中说：“从飞机的例子可以看清楚这一点：古代人可以从飞鸟得到启发，可以有‘我欲乘风归去’的愿望和需要，但是那时的实践中没有具备后来的物质技术条件，那时既没有机械力学的知识，又没有发现蒸汽机等等。” 这一段文字中有两个问题：（一）蒸汽机本身并不是自然界固有的现象和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创造物。蒸汽机的出现是人们自觉能动性的伟大表现之一。因此，只能叫做“发明”，而不能叫做“发现”。（二）据我了解，世界上并没有用蒸汽机作为发动机的飞机的。 二、文章第二大段倒数第五段中说：“我们可以从认识规律到利用规律。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们就可以利用它来作为机器的动力，大大增加了生产；也还可以用它去造火车、汽车、飞机。” 这一段文字中，除了蒸汽机的发明究竟是谁需要讨论以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蒸汽机与飞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在前面已经谈过。同时，在汽车的发展史中，的确曾经有过用蒸汽机作为动力的，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推广和发展而被迅速地淘汰了。可见此处说“用它去造火车、汽车、飞机”，是很不妥当的。 以上几点意见，都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我的目的是希望对这方面给以更大的注意，使讨论的文章在内容、论证方法和举例上都具有更严格的科学性，免得影响主要论点的发挥。

第7版()专栏： 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 严家其 黄林同志和若水同志的争论同认识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关系问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若水同志以为，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在观念和存在的关系上是不相同的，人们关于自然的东西的观念源于其存在，而关于人造的东西的观念却先于相应的存在。我以为，若水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弄清什么是自然的东西，什么是人造的东西。物质世界的各种各样东西，包括基本粒子、原子、石块、地球以至太阳系，包括微生物、植物、动物以至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的东西。关于这些具体存在的观念都决定于其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合成了一系列新的高分子材料，例如人造橡胶、塑料等。在有些情况下，某种合成材料的观念先于其存在，即科学家们通过现成的化学理论来预测新材料的化学结构和机械性能，形成这些新材料的观念。一旦这些材料制造出来，人们关于它们的观念也会更加正确和完整。 事实上，与这些合成材料完全一样的材料早就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但是，它们对人的关系是有原则区别的：前者是“人造的东西”，后者是“自然的东西”；前者是已被认识的东西，后者是还未认识的东西。 对“自然的东西”来说，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盲目成份”或“不自觉”产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林同志说得对：“实践是观念的叛逆，它时时产生与观念发生裂痕的事物”。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正是这些“与观念发生裂痕的事物”，例如放射性、光速不变性以及黑体辐射中的“奇异”现象等，导致了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但是，在黄林同志那里，“与观念发生裂痕的事物”，恰恰是针对“人造的东西”来讲的，而没有考虑到“自然的东西”。对“人造的东西”来说，任何“盲目成份”和“不自觉”产物，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并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人造的东西首先是自然的东西，但是，它是自然的东西中的一个特殊部分，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劳动生产物。拿机器来说吧，它是人造的东西。新的机器必须经过周密的设计，通过反复的试验，才能制造出来。因此，只有机器的观念（虽然是不完善的观念）先于机器存在的时候，机器的存在才有可能。在新的机器的制造过程中，人的意识并没有创造作为机器材料的物质本身，而是改造了作为机器材料的“自然的东西”，使它符合于一定的需要。 像机器这样复杂的东西，它的观念先于其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桌子这样简单的东西，它的观念是否先于桌子的存在呢？黄林同志说，“第一张桌子决不是先有观念，而后才有这张桌子；也不是先得到自然界的石头、土墩等启发形成桌子的观念，而后才做出第一张桌子。”黄林同志认为，在石器时代，人们不自觉地制造出来的“平坦石面”本身就是桌子。他说：“石桌也不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而是人们实践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不是人们有目的的制造，而是不自觉的制造。”因此，“只能先有桌子的存在，而后才有桌子的观念。” 我以为，黄林同志不应该把人们自发地制造出来的平坦石面（石桌）同人们自觉地制造出来的桌子混为一谈。人本身是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人的不自觉活动的产物是自然的东西的一部分，即石桌是自然的东西。然而，人正是凭借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桌子同原始社会的“平坦的石面”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人自觉活动的产物，后者是人的自发活动的产物；前者是人造的东西，后者是自然的东西。因而我们说，石桌的存在先于石桌的观念，桌子的观念先于桌子的存在。 “人造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严格地说，劳动生产物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统一体。例如，在原始社会的石桌和现代的桌子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桌子的“过渡形态”。在这些“过渡形态”里，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同自然的力量（包括人的盲目的、自发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存在的发展。在关于“过渡形态”的观念和存在的关系上，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观念先于存在或者存在先于观念，而应该具体地分析“过渡形态”。对于在“过渡形态”中同自然力量相联系的一部分来说，其观念后于存在；对于同人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相联系的一部分来说，其观念先于存在。 农业生产物，例如粮食和肉类，自然的力量对它们往往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工业生产物，例如机器和人造橡胶，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对它们往往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前者一般地、不严格地看作自然的东西；后者一般地、不严格地看作人造的东西。它们在观念和存在的关系上正好相反。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农业生产物必将能从无机原料中用人工的方法合成出来。不仅如此，人们还能合成自然界中还未有的“粮食和肉类”的新品种。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只有在人们关于它们的观念先于其存在的情况下，它们才能用人工的方法合成出来。

第7版()专栏： 编者的话 为了进一步开展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本报从今天起开辟“学术研究”专刊。在这个专刊里，我们将发表探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文章。对学术工作和学术讨论的意见以及学术动态等等，都将在这里发表。 今天发表的是讨论“桌子的哲学”的文章。关于这个问题，自从本报发表了若水同志的《桌子的哲学》（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六日）、黄林同志的《桌子的观念先于桌子的存在吗？》（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和子嵩同志的《怎样理解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以后，到目前为止，已收到有关这个讨论的来稿三百余件。这些稿件就以上文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这个讨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确地理解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等。现在，我们从来稿中选登了四篇，以后还将继续选登。

第8版()专栏： 丹吉尔之旅 ——北非旅行记 司马文森 一结束对非斯的访问，我们就踏上到摩洛哥北部“夏都”丹吉尔的旅途。 北非几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土地肥沃，景色绮丽，山明水秀。有人称阿尔及利亚为“地中海畔的珍珠”，说摩洛哥是沙漠的绿洲，这并不为过。有这样的好风光，旅人哪会感到寂寞？我们在旅途中，一直是愉快的！ 到了非斯与丹吉尔中点时，陪同人员建议停下来喝喝水。我们就在大路旁一间精致幽雅的小饭馆停下，看来从丹吉尔到非斯或从非斯到丹吉尔的旅行者，都要在这中点站歇歇。摩洛哥盛产桔子、矿泉水，因此在苦渴时候喝喝桔子水或矿泉水，也是旅行者的一种“乐趣”。在大树下，有人在喝水，有人却利用这机会作一番消除旅途疲劳的散步。不久，那散步回来的人说：“我们快进入前西班牙统治区了。”有什么根据？那位朋友指一指这家小饭店的招牌说：“招牌上写的是西班牙文，店主说的也是西班牙语。”我们问那陪同人员，他点点头。 喝过水，我们又继续前进。 不久，车队在一个旧关卡前面停下。是要检查吗？我们想。那位陪同的摩洛哥朋友，请我们下车，他怀着激愤心情向我介绍： “那一边，”他指一指关卡的那一边，“是前西班牙占领区。在我们独立前，以此为界，人为的把我们的国土分割成两块，人民不能自由来往。从西占领区到法占领区必须得到特许，并在这儿受检查；从法占领区到西占领区，也要得到特许，也在这儿受检查。” 关卡设在公路正中，是一座堡垒式的钢筋水泥建筑，一边出一边进，有活动铁闸门。大概把铁闸门一关就叫做封锁，一开叫允许通行。解放前在上海住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性知识，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等大城市，分割成若干“租界”，在这一国的“租界”和那一国的“租界”间，设了障碍检查站，自成一个独特的天下，成为“国中之国”。殖民主义者现在被摩洛哥人民赶走了，这座曾耀武扬威过的关卡，尽管已是冷落凄清，黯无一人，门窗破毁，野草丛生，叫人看了还是非常不舒服。我问：“为什么不拆掉它？”那摩洛哥朋友微笑着说：“把它留下，作为殖民主义者罪恶统治的历史见证，也有意思。” 过了前西法占领区“边界”，我们就在前西占领区内了。 这儿的风光人情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妇女们依然是身穿长袍，披头巾，戴面纱，只留下两只深沉忧悒的大眼。男人们也还是一式的阿拉伯长袍，戴着风帽，侧身骑在驴背上，?喝着，轻轻地踢动双腿，扬长而过。只是沿途市镇的西班牙式建筑物多了，西班牙人多了，店铺上挂着西班牙文招牌，人们说着西班牙话。 两小时后，我们到了摩洛哥北方大港丹吉尔。 这个欧式的城市，精巧得很，美丽得很，就在大西洋畔，冬暖而夏凉，因此被称为“夏都”。由于它的地位具有战略意义，与直布罗陀海峡相对，控制了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门户，帝国主义者对它非常感兴趣，说起这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城市历史，也是一篇血泪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就被英、法、西、意四国共管过。一九四○年西班牙把其他三个帝国主义赶走独占了它。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英、法、意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连美国也插了手，丹吉尔又成为美、英、法、西、荷、比、葡、意等八国的共管区。经过摩洛哥人民的反复斗争，直到一九五七年八月，才恢复摩洛哥完整的主权。 离丹吉尔几十公里，有个灯塔，建在一座山上，那山像个触角伸进大西洋。从丹吉尔市区走约一小时可以到灯塔，到灯塔去的大道上，全是山区。大概看灯塔或遥望直布罗陀海峡，已成为游览的项目之一，所以沿途都能看到西方游客和专为游客服务的华贵的出租汽车。公路是宽敞的柏油道，不过这条路的修筑不全为游客方便，而是殖民主义者在统治丹吉尔时期内从军事观点出发而修建的。山区道上，村落很少，偶尔可见一些别墅房子，供有钱人玩乐，山里有山，常有岔路从大道上分出，蜿蜒进入内地，自然都是羊肠小径。看来住在山区内的人也有赶集习惯，这时我们就遇到许多从山里出来赶集，或从市区赶完集回去的山里人，大部分是妇女。这儿的妇女和我们在别的地方看见的很不相同，她们不穿阿拉伯长袍，不戴面纱，几乎是清一色的穿着另一种民族服装：绣花短衣长裙，颜色非常艳丽多彩，包丝质头巾，扎裹腿，服装式样很像吉卜赛妇女，高大健美，面呈紫铜色，不论是姑娘或妇人都是一样打扮，背着沉重的背囊，有的徒步，有的赶着阿拉伯高头大马，成群结队地走，有如彩蝶纷飞。我不知道山里人的生活习惯怎样，也许她们长期以来是习惯于背着东西上山的，因此养成一种特殊的走路习惯，走路时前胸向前，双臂用力摇晃。从她们身上就可以看到摩洛哥妇女的勤劳勇敢。 到了灯塔时候，气候忽然变了。天色阴沉，海风荡荡，大西洋水浪滔滔，洋面上一片雾气。我们站在高处，面对大西洋，远望直布罗陀海峡。这个海峡被称为世界著名的军事要塞。它是欧洲西南部比利牛斯半岛南端和非洲大陆北端之间的海峡，宽十四到二十一公里，是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个咽喉，谁就可以在地中海称雄，所以从一七○四年起英帝国主义就强占直布罗陀，并在海峡上设立军事基地。虽是雾气弥漫，直布罗陀海峡还是历历在目，一派连绵不断山峦，虎视着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门户，地势确实十分险要。同行人中，有曾到过这儿的，他指点着隔洋一个小白点：“你们看到没有？那是西班牙一个小市镇。天气晴朗的时候，用望远镜还可以看到那儿的房子。”可惜老天不作美，而且又没带望远镜，大家也只能看看那小白点，算是也看见过西班牙了。对这次参观我是满意的，感触也很深。帝国主义为了称雄，为了争夺殖民地，不惜你死我活地争战，遭殃的却是那些弱小国家。丹吉尔之多次为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在觉醒，都在点燃民族革命的烽火，一个弱小的摩洛哥敢于起来反抗强大的殖民主义者，结束了它几十年的殖民统治；敢于把帝国主义共管的丹吉尔主权收回，正说明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潮流势不可当，也说明了帝国主义已经虚弱，正一天天走向灭亡。当我们去访问摩洛哥时，还看见美帝国主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里奥地设立的装备有核武器的海空基地。可是回来后却从报上看到，这个新殖民主义者强加于摩洛哥人民的军事基地，也被迫撤退了。

第8版()专栏： 委内瑞拉的石油 〔委内瑞拉〕米格·奥捷罗·西尔瓦 钻机钻入 ——委内瑞拉的土地； 汗水滴在 ——委内瑞拉子孙的背脊。 油槽里 沸腾的是石油， 土地里 轰鸣的却是美国鬼的钻机； 油槽里 沸腾的是石油， 地面上 ?喝的却是美国鬼子工程师。 浓稠稠的石油呵， 沿着闪光的油管 流呀，流呀， 流进了他人的槽里…… 瞧！那远处的停车场， 美国鬼的运载车 不正卷起漫天的烟尘！？ 可委内瑞拉的采油工呵， 傍黑时回家 却饿着肚，满身污垢，有气无力…… 他的孱弱的孩子们， 在牧畜农场的门口 捏弄着污泥； 妻子等着丈夫， 眼睛里深藏恐惧， 生怕汽车又…… ——像许多工人常常被夺去性命！ 桌腿不全的台面上， 加了酸败脂肪的豆汤还在冒气， 而石油呢 却向美国鬼流去、流去…… 洛克菲勒的收入 时刻在递增： 宫殿、礼堂、游船， 汽车、咖啡馆，领章上的菊花， 嫩白的脖子佩戴钻石， 可是这里呵， 在委内瑞拉， 孱弱的儿童却在牧畜农场 捏弄污泥。 皇家荷兰壳牌油公司〔注〕、美孚油公司 称心如意！ 转眼间一本万利！ 委内瑞拉流走的石油呵， 一去不复回…… 钻机钻入 ——委内瑞拉的土地； 汗水滴在 ——委内瑞拉子孙的背脊…… 〔罗若冰译〕 〔注〕皇家荷兰壳牌油公司——英国荷兰石油工业垄断组织。世界最大垄断组织之一。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有其子孙公司。

第8版()专栏： 安宁 〔尼日利亚〕皮奥乌斯·奥列盖 是的，你眯上眼睛， 动也不动，这是安宁。 当大雷雨击起闪电的时候， 在牢房里也很安宁。 可我们难道需要这样的安宁？ 啊，朋友！ 比起退却， 在斗争中你会冒更大的风险， 然而你却能赢得胜利！ 向前进， 挺起胸膛迎接海的风暴， 脸上保持住镇静。 〔周尊南　译〕

第8版()专栏： 西非木雕 ——非洲艺术丛谈 在非洲人民的艺术中传播最广的是木雕。独具风格的非洲木雕艺术，首先是有意识地打破了常见的那种匀称的规格，突出地表现出主要和本质的方面。比如说，头部、躯干和腿部的比例关系并不符合真实人的情况。比例不匀称的头部常常雕刻得很细致。对于身躯的处理则是突出地表现出最富特征的人物的性别和身上刺的花纹，因为这些花纹可以表明他们所属的氏族、民族和等级。 非洲的木雕艺术，主要散布在西非各地。而西非的每个民族又有着自己的艺术传统和特色。常常是看了作品，就可以断定属于哪一个民族。比如说，几内亚的巴加人的木雕有着一种特殊的头型，紧缩的腰部，尖尖的鹰鼻，有特色的发式；象牙海岸的谢努佛人、巴乌列人和古洛人的木雕有着一张严厉的、甚至有点严酷的高额的椭圆形的脸；多刚人和巴姆巴拉人的作品有着一个修长的像柱子似矗立的身躯。 非洲的木雕在过去有的是用来祭祀祖先用的，有的是在举行各种仪式时用的，如今这种习俗在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了，因之木雕也就失掉了昔日的意义，但是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却深刻地表现出了非洲人民的智慧和卓越的艺术才能。 〔立文辑译〕

第8版()专栏： 传话鼓（加纳木雕）

第8版()专栏：观众的话 多演出些好独幕剧 李钦 正当首都话剧舞台上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好戏接踵而来，观众被剧中所描写的汹涌澎湃的生活和英雄人物的斗争深深激动的时候，全国总工会工人话剧团最近演出的九个独幕话剧，又给我们带来了一片新的气象。 全总工人话剧团一直以演小戏为主，经常深入厂矿，送戏上门，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几年来，他们共创作、改编了一百五十多个剧本，其中绝大多数是反映当前职工生活的独幕剧。他们演出的剧本，有的是自己创作的，有的是根据工人业余创作加工整理或改编的；其中有一部分通过巡回演出，推广开来，成为工矿业余剧团经常上演的剧目。由于他们巡回演出，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同时又对工人群众的创作进行辅导和加工，因此，他们能够从群众生活中吸取养料，积累一批比较优秀的剧目，并对提高工矿业余剧团的创作与演出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次演出的九个独幕话剧，有三个是厂矿职工的业余创作，如《好榜样》《借刀》和《柜台》，他们演出时都作了一定的整理与加工。全部演出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如《好榜样》是表现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以后，青年工人中的先进人物发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一心帮助别人克服困难的先进事迹，这个戏的演出十分感人。《伟大的战士》，则是正面描写雷锋在一个工地上自觉参加义务劳动、热爱集体、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物、新思想、新风尚，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旧的习惯势力的作品，有《采访》《借刀》和《杨柳春风》。描写老一代的工人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前途教育的作品，有《柜台》、《大兴安岭人》、《窑斧》与《向阳人家》。这些剧本的作者，善于抓取生活中振奋人心的新事物，安排富有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其中一部分独幕剧，着力描写了工人阶级的正面形象，他们在各种困难面前，不畏缩，不退却，而是勇猛精进，显示出新社会、新事物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引起了我们强烈的时代情感。 独幕剧是反映当前现实斗争最锐敏的武器之一。我国的独幕剧创作有极其深厚的战斗传统，特别是建国以来，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创作和演出经验。全总工人话剧团坚持以创作、演出独幕剧为主，坚持与广大职工业余戏剧活动相结合，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希望继续看到他们更多、更好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的独幕剧的演出。

第8版()专栏： 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的统一战线！ 〔委内瑞拉〕胡安·阿里利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