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春争日　夏争时　争取时间　争取主动 宜春地区领导力量迅速转向春耕 江西日报社论说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需要有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 本报讯　江西日报三月十七日以《集中力量，深入基层，扎扎实实搞好春耕》为题，报道宜春地区当前的生产形势和工作部署。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最近在宜春地区检查工作，赞同宜春地委的工作部署，并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迅速行动起来，打好今年春耕生产这个大硬仗。江西日报还就此发表了社论。 宜春地区农村自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以来，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生产干劲很大，一个扎扎实实的春耕生产新高潮已经出现。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繁忙景象，积肥送肥，翻田灌田和春熟作物的田间管理都在紧张进行，大部分秧田都已整好，许多公社已浸下了第一批早稻种谷。但是，当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部分干部有自满情绪，有些地区春耕生产物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落实，特别是目前会议太多，力量不够集中，工作中心不够突出，抓的也不够紧。为此，宜春地委决定立即停止召开一切影响、妨碍春耕生产的会议，集中力量深入春耕生产第一线，地委书记和地专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分头下乡，同各县、公社干部一起，大搞生产样板，开展春耕生产大检查，推动春耕生产高潮进一步开展。 杨尚奎同志赞同宜春地委的工作部署。他说，凡事都要有时间观念，争取时间才能争取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有强烈的季节性，错过了季节就会使生产受到损失。现在已经到了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不能单靠开会去进行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深入基层，扎扎实实解决春耕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杨尚奎同志说，当前主要是把春耕生产各项工作迅速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落实到生产中去。所有地区都要迅速做到“五个落实”：一是落实比学赶帮竞赛；二是落实春耕生产各项准备工作；三是落实生产计划和生产措施；四是落实社员生活安排；五是落实领导力量。 江西日报的社论说，任何工作的进行，都有一个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农业生产有强烈的季节性，时间尤其重要。“春争日，夏争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时间就是粮食，争取时间就是胜利。从现在算起，到插秧大忙季节，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有许多农活要做。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抓得不紧，就很容易错过时机；时机一过，一切计划就将会落空。如果今年农业生产计划不能完成，必然会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从当前来说，千条万条，争取时间是第一条。安排一切工作都要分秒必争，不误农时。 社论接着指出：对待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被所有的同志重视。有些同志缺乏时间观念，在农业生产这样紧要的关头，开会过多，分散力量，行动迟缓，许多工作还停留在会议上、计划上、口头上，没有落实到基层去。应当认识，必要的会议是应该开的，但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时机不当，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在春耕生产的紧张时刻，季节不允许我们坐在上面开会，要求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把工作落实到基层去，做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把上级党委的指示、决议，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实际工作中开花结果。 社论说，为了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需要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战斗作风，雷厉风行，迅速行动，走在时间前头。战斗化的作风，不仅是当前春耕生产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是每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革命的干劲。有了这种战斗作风，工作才能生气勃勃，有了这种战斗作风，才能领导群众前进。

第1版()专栏：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会见日共代表团 中共中央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代表团同志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总书记邓小平，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团员：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松岛治重、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原昶，中央委员西泽富夫。 参加会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廖承志，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 双方在会见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总书记邓小平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团员，有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松岛治重，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原昶，中央委员西泽富夫。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刘少奇同志和袴田里见同志先后祝酒，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干杯。 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贺龙、谭震林，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廖承志、刘宁一、伍修权、王从吾，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和中共北京市委的负责人。（附图片）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日共中央代表团同志合影。前排左起康生、彭真、米原昶、周恩来、袴田里见、刘少奇、松岛治重、邓小平、西泽富夫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第1版()专栏： 文化部举行文艺晚会欢迎日共同志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文化部今天举行文艺晚会，欢迎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等同志的陪同下，袴田里见等同志欣赏了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全总工人文工团、中央广播文工团民族管弦乐团和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出的中国和日本的歌舞节目。 演出结束后，袴田里见和邓小平等同志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

第1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墨西哥《永久》周刊撰稿人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墨西哥《永久》周刊撰稿人马里奥·蒙特福特·托莱多博士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朱穆之、秦加林、李炳泉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附图片） 周总理同墨西哥《永久》周刊撰稿人马里奥·蒙特福特·托莱多博士（左三）和他的夫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第1版()专栏： 学先进赶先进力争改变低产面貌 西藏农民精耕细作闹春耕 据新华社拉萨二十一日电　本社驻西藏记者评述西藏农业生产的空前大好形势说，目前的西藏农村，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翻身农民人强马壮，农业生产互助组异常活跃，这种空前的好形势，预示着今年全区农业生产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涨。 进入三月以来，高原农村充满了春意，到处冰化雪融，一片热气腾腾。藏族农民们起早带晚地在田间忙碌，各地兴修水利、积肥送肥、翻地选种和改造低产田等工作，做得非常扎实。 进行了民主改革并连续五年获得丰收的西藏农村，出现了许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气象：翻身农民正逐渐由贫穷走向富裕，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农民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一个学先进、赶先进的群众活动，正在广泛展开。这一切，为高原农业生产的新高涨准备了条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西藏人民祖祖辈辈要求吃饱肚子的愿望，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一九六三年，西藏粮食的总产量比一九五九年进行民主改革时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五十，这是西藏农村兴旺发展的转机。有了厚实的家底，农民们情绪昂扬，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高原农村生产互助运动的发展也令人鼓舞。全区绝大多数农户已自愿加入了农业生产互助组，这种互助组已发展到二万四千多个，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常年性互助组。 西藏农民现在对添置、整修和改进生产工具的兴趣极高。五年中，政府供应了七十多万件犁铧、铁锨、铁镐、新式步犁等铁质农具，大受农民欢迎，平均每个农户有三件铁质农具。 西藏当前春耕生产的另一个特点是，过去那种广种薄收的粗放耕作方法，已开始被精耕细作、多种多收所代替。过去那种不施肥、不秋耕的习惯，普遍有了改变，兴修小型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和改造低产田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全区灌溉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 入春以来，西藏各地纷纷召开了先进生产者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为藏族农民树立活的榜样。去年粮食增产大的山南专区乃东县，六个先进乡、一个先进村、十多个先进农业生产互助组和一百多名先进生产者，在交流经验时继续找差距，学先进，他们都表示今年要争取获得更好的收成。 据新华社拉萨二十一日电西藏在民主改革后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年中，有数以万计的翻身农牧民得到国家的贷款和物资扶助。国家给西藏农牧民的贷款总额达五百四十二万元，每年平均贷款额相当于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九年每年平均贷款数的三倍。 国家每年还拨出大量经费，帮助农牧民进行防洪、修堤、农田灌溉等水利建设和推广优良品种。 民主改革初期，西藏约有半数农牧户缺乏耕畜、农具和牲畜，这成为他们发展生产的最大困难。国家贷款帮助农牧民添购了大量耕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仅去年和前年，国家就贷款帮助贫苦农民购买了一万一千多头耕畜，另外并无偿发放了十六万件犁铧、铁镐、铁锹等农具和供各地自己打造农具的钢材近一百吨。（附图片） 福建长乐县古槐公社洋下大队社员挖河泥做肥料 王东伟摄

第1版()专栏： 西藏农牧产品交换活跃 据新华社拉萨二十一日电 西藏去年秋收后开始的农牧产品交换活动已经结束。这次交换活动的情况表明，西藏农牧区经济繁荣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藏族牧民通过这次传统的交换活动，为今年准备的粮食比历年都充足，农民得到的食盐和畜产品也远超过往年。 去年秋收后，西藏北部出产的盐、碱和酥油、奶渣、羊毛等畜产品就开始大量南运。牧民先后出动近三十万头牲畜驮运这些物资。仅运到农业区的食盐就比一九六二年增加百分之十二。农业区上市的农副产品和牧区需要的手工业产品也大量增加。 西藏牧区需要的粮食、手工业品和农业区需要的盐以及部分畜产品，历来都依靠每年秋收后大规模的农牧产品交换来解决。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牧产品的交换主要为农奴主和牧主所操纵，他们驱使农奴来运输产品，并用交换来的盐粮等物资高利盘剥农奴和牧奴。再加上多数农牧民根本没有剩余产品可供交换，结果部分农业区严重缺盐，许多贫苦牧民则终年见不到粮食。

第1版()专栏： 新疆已播种秋熟作物七十多万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大农村已开始春播。据和田、喀什、阿克苏专区和吐鲁番盆地等九个地区截至十三日统计，已播下春麦、大麦、油料等作物七十四万多亩。天山以北地区，冰雪开始消融，很快即将开犁下种。 新疆地区开春后降了几次雪，地温回升慢，春播时间比往年推迟五到十天。但各族干部和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春播进度仍比去年快，播种质量也比去年好。和田专区已播早春作物四十多万亩，比去年同期多二万多亩，并且全部是条播。巴音郭楞、克孜勒苏、哈密、鄯善四个地区的春播面积也都比去年同期大。各地春播的土地普遍耕得细、耙得平。准备播种春麦、大麦的土地，大都施了底肥，肥料质量较好。 大部分县和公社的领导干部，在春播中都带头劳动，并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阿克苏专区分别由地委书记和专员带领两个检查评比团，到生产第一线，一边总结和推广先进社、队的生产经验，一边帮助后进生产队克服薄弱环节，赶上先进。吐鲁番县被评为全县标兵的红旗公社先锋大队，比大寨、找差距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增施了许多优质肥料，力争把地种得好上加好，继续保持先进。

第1版()专栏： 宁夏平川地区农村先进帮助后进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川地区农村许多社、队，发扬互助之风，先进帮后进共同搞好当前的春耕生产。 吴忠县红旗公社黎明大队，在检查评比湖田小麦播种情况时，全大队七个生产队，有五个队种上了，只有第三和第五两个生产队没种完。二队队长刘喜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去找三队队长刘仁，主动提出支援的办法。第二天，他就率领十一名强壮的社员，拉着小胶轮车，帮助三队送粪，一天就把十几亩田的粪送完了。六队队长吴金明、会计丁良才，听到五队还有二十多亩湖田没种上、田里肥料也不足的消息后，当天下午就召开社员会，说明五队缺肥影响播种的情况，社员们当场就抢着投肥，支援五队五十背斗大粪。在兄弟队的帮助下，三、五两个队按时完成了春播任务。青铜峡县蒋顶公社银辉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播种机手、共青团员沈生金，主动帮助五生产队收拾播种机，耐心教五队的播种机手学习操作方法。第四生产队考虑到第一生产队稻茬地比较多，就主动把播种机让给一队先用。 后进队得到先进队的帮助后，受到了鼓舞，追赶先进的信心更足了。

第1版()专栏： 慈溪抓低产区争取棉花平衡高产 去年全县棉田平均亩产皮棉一百零八斤的浙江省慈溪县，今年在备耕生产中着重抓低产地区、低产社队和低产田，争取今年棉花大面积平衡高产。 慈溪县去年种的四十八万多亩棉花平均产量虽然较高，但是全县还有三分之一的棉田，亩产皮棉一百斤以下。为争取今年全县棉花有更大的丰收，慈溪县的领导部门一面发动这些地区的干部和社员摆成绩，总结本地区的先进经验，发扬积极因素；一面组织高产棉区的植棉能手到低产地区巡回辅导，既传授先进技术，又传播先进思想。使低产地区的干部和社员解放了思想，找到了本地区低产的根本原因和改造低产棉田的办法。地处东部沿海、有八万五千多亩棉田的逍林区经过摆成绩和学习先进经验后，针对部分棉田土质差，抗旱能力弱，种子普遍退化和去年虫害严重的情况，着重抓了棉田基本建设和积肥、选种、冬季治虫等工作。现在，全区平均每亩已积河泥肥一百担以上。有六万五千多亩棉田的杂草被清除。（据新华社讯）

第1版()专栏：短评 集中力量到春耕上来 集中力量抓中心环节，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有效方法。所谓中心环节，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必须集中主要的力量。 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什么呢？谁都知道是春耕生产。因此，许多地区，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春耕播种，这是正确的作法。但是，有一些地方，像宜春地区检查发现的，目前会议还多，工作中心不够突出，力量不够集中，抓的也不够紧，这是不妥当的。当地领导机关已经着手纠正这种情况。 集中力量，就是集中领导力量、群众力量、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力量，而中心是集中领导力量。如果县的、公社的、大队的领导干部，能够很好地安排工作，能够自觉地深入基层，把广大群众带动起来，把各方面支援农业的力量组织起来，春耕生产就会搞得很好。反之，如果他们忙于开会，忙于参观，而不能深入春耕生产第一线，扎扎实实解决当前生产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就会削弱、妨碍对春耕生产的领导。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在前一阶段即春耕准备时期，各级领导机关，召开一些会议，表扬先进，总结经验，制订规划，布置任务，是完全必要的。组织一些干部、社员到先进地区和先进单位参观，以解放思想，交流经验，也是完全必要的。当时进行这些工作，为搞好今年的春耕生产所必需。现在是春耕大忙时期，是一刻千金、争分夺秒的时期，是使会议的决议见诸实行的时期，是具体运用学到的先进经验的时期，停止那样的会议和参观，也是搞好今年的春耕生产所必需的了。 农村工作是很繁重很复杂的，我们不仅要善于确定中心工作，而且要善于抓紧中心工作。毛泽东同志说过：“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现在有些地方开会还多，即使会上讨论的是春耕生产的问题，也不能认为那是真正抓紧了春耕生产，因为时间不同了，任务不同了，方法也就应该不同了。

第2版()专栏：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 通过实验取得发言权 浙江日报三月十四日在“要想高产，非搞科学实验不可”的大题下，报道嵊县各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诸暨县郭店大队，在春季生产中，以科学实验为先锋，争取今年丰收的具体行动，并就此发表评论。 评论说，现在正是决定今年生产大局的关键时期。各地生产队都要决定用什么品种、采用什么密植程度、用什么方式育秧等等生产技术措施。用哪一种技术措施好，用哪一种技术措施不好，都存在着认识上的差距。统一这个认识上差距的最好办法，是发动群众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科学实验成果，把科学实验的成果运用到今年的备耕生产中来。实践的经验是辨别某项技术措施是否有增产实效的重要标准。经过多年试验而有很好效果的技术经验，一般来说都是先进的，是可以推广的；没有经过试验或是虽经试验而尚未得出肯定结论的技术措施，一般来说是不宜推广的。在一个地区经过试验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普遍推广的时候，还应该允许各地生产队因地制宜地试验、研究，要让他们自己取得实践经验，不能用行政命令方法强行推广。因此，如何把往年的生产经验、科学实验成果运用到今年生产中去，指导备耕工作，对于促进今年的生产发展，有着很大作用。 评论说，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在人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自然的规律、作物的生长规律，逐步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取得的。对客观规律知之愈深，采取的措施就更能适应客观实际，获得的增产效果也就愈好。如果不懂客观规律，只凭主观愿望乱下措施，就不会有好的增产效果。各级领导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取得生产上的发言权。 革低产田的命 吉林日报三月十一日发表了一篇《见闻谈》，介绍柳河县和平公社和平生产大队改造低产田的艰苦的战斗作风。去年，这个大队提出了“革低产田的命”的口号。干部和社员一鼓作气，把历来没有上过粪的远山沟地都送上粪去了；在近江临河、多年遭受水涝的洼地里，又挖了排水沟，修了防水工程。果真是土地不负苦心经营的人。秋后，这些低产田的产量成倍或几倍地增长了。今年，这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又以更大的干劲，不怕山高路远，不管一天只能去两三趟，把更多更好的粪肥送到那些“低产”地里去。 这篇见闻谈在赞扬和平大队社员下“笨”功夫改造低产田的精神时说，要取得生产斗争的胜利，就得树起这种长远建设思想，拿出敢于战胜困难的革命干劲来。当然，低产地块在整个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目前大部分生产队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这类的地，积少成多，增产潜力很大。因此，“革低产田的命”，是很必要的，很值得的。那些低产地块逐步变成高产田，就会给我们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 得其精神 广西玉林县山心公社竹子塘第九生产队，位于“十天十夜大雨不涝、十天不雨就要抗旱”的地区，去年早晚两造因旱严重减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学大寨之志，走大寨之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努力夺取今年丰收。广西日报三月十四日刊登了这个队学大寨的消息和编后谈。 编后谈中说，学习大寨，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苦干、实干的革命干劲。学到了这些，就是学到了大寨的精华；学到了这些，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地区，不论是条件好的，还是条件差的，都可以从中吸取到巨大的前进力量。玉林山心公社竹子塘九队干部、社员，在学大寨中得出一条非常重要的结论：“大寨之路就是我们的道路。”其实，这也是所有农民的必由之路。看清了这条道路，委靡之气就可以一扫而光，革命精神就可以为之大振。竹子塘九队把大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贯彻到各项生产工作中去，使许多原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克服了，使许多原来认为靠自己力量所办不到的事办起来了，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学大寨，是真正从大寨吸取了力量。这样学大寨，可谓得其精神。

第2版()专栏： 学解放军后勤部门为前方服务的优良作风 把科室工作做到生产第一线 济南台秤厂科室人员和兰州化工公司物资部门送物料工具到车间工地 据新华社济南二十日电　济南台秤厂的科室人员在大学解放军中，以解放军后勤部门为前方服务的战斗作风作为镜子，对比检查了自己为生产第一线服务的情况，找到了思想上工作上的差距。他们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行动起来，纷纷走出办公室，把科室工作做到生产第一线，扭转了过去“等客上门”的被动局面。 供销科由科长带头做起，主动下车间了解生产需要，组织人员把原料材料和工具及时送到生产第一线。现在，济南台秤厂各个车间的墙壁上都挂着领用物料、工具的登记本。车间里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在登记本上登记一下，第二天供销科就给送上门来。一次，翻砂车间需要三个砂轮和一部分紫铜料，工人在登记本上写下了。供销员张耀禄头天晚上看了登记本，第二天一早就用地排车把这些东西送到车间。工人满意地说，过去我们要跑三四里路去领料，现在再也用不着跑腿、耽搁生产时间了。有时候，车间需要的东西，仓库里没有，供销科的工作人员也积极想办法解决。前些时候加工车间要一种新型号的绞刀。供销员在登记本上看到这个要求，而仓库里没有。他立即骑上自行车一连跑了好几个五金器材商店才买到，第二天一早送到车间，满足了生产需要。 财务科过去搞经济核算是往车间里发表报，弄得车间里表报繁杂，只好抽出一个人专门填写。现在有关会计也下了车间，有一些物料一天用了多少，剩了多少，在临下班的时候，跟工人们分头一盘点，一清二楚。 生产技术科的技术人员也深入车间去解决生产关键问题。技术员马传鑫、吴虔修主动帮助加工车间解决了台秤上的中心环刀垫淬火变型问题，工人们见到技术员下车间主动解决问题，很受感动。老工人张连元说：“过去是我们往技术科送问题，问题送去以后，得到的答复常常是研究研究，一研究问题就拖下来，不能及时解决。像现在这样做，生产哪能搞不好？”有一种零件——球架刀垫，按设计图纸是用三厘米钻头钻眼，这样做既浪费材料，质量有时还不能保证，工人们提出改用两个半厘米钻头钻眼，但是没有及时解决，最近技术人员下了车间跟工人一起操作，作对比试验，证明工人的意见很好，问题随即得到解决，节约了材料，提高了生产效率，质量也有了保证。 科室工作的改进，进一步激发了工人的干劲。工人们高兴地说，用物料和工具有人送到车间，有了问题技术员来研究解决，真是处处方便，下一步的胜仗如何打，就要看咱们的了。 据新华社兰州二十日电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物资供应部门职工像解放军后勤部门为前方服务那样，把生产第一线需要的物资送上门去，大大便利了生产。 这个公司的合成氨厂有十四个车间。过去，每天每个车间平均有三个人到仓库领料。这不仅要占去好多人的生产时间，一大群人拥到仓库，也使许多人不能马上领到急需的材料。过去因为领料不及时而影响生产的事，曾经发生过好些次。物资供应部门职工学习了解放军和先进部门的经验以后，建立了由六个人组成的送料队，并配备了两台电瓶车，在“一切为了生产前线”的口号下，实行送料上门。送料队根据车间提出的领料单，把材料按轻重缓急直接送到车间。据二月份统计，送料队送上门的各种材料就有二百五十多吨，其中杂品工具类就有两万五千多件。 公司所属的另一个工厂学习解放军和先进部门经验以后，供销科六名计划员全部到车间和仓库蹲点，了解对材料的需要情况。厂里专门组织了送料小组，根据各车间需要，把材料及时送上门去。 材料总库也改变了以往供应材料的做法，有些材料直接从车站送往工地，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时间，降低了费用。机械厂铆焊车间用的钢材绝大部分在公司材料总库。过去，总库先把钢材发到机械厂仓库，再由车间领取，手续繁杂。现在，按需要由总库直接送到车间，减少了一道中转手续，便利了生产。

第2版()专栏： 郑州国棉二厂珍惜国家一文钱一钱棉 省字当头办一切事 据新华社郑州电　解放后建设的郑州国棉二厂，到目前为止，已经向国家交了利润两千七百多万元，相当于固定资产总额的两点四倍，工厂平均每年从国家那里可以领取五六万元的企业奖金。但是，在这座相当富裕的工厂里，却有一条没有成文的厂规：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这条厂规是谁定的，什么时候定的，是很难查清楚的。但是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的时候，职工们说，这同厂里发生的两桩小事情有关。 第一桩是关于买棕床的事。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同全厂职工一样，都是睡的竹笆床。总务科的人员觉得过意不去，便想法买了一部分旧棕床。他们把棕床分给党委书记，书记说：“我睡竹笆床习惯了，不必再换。”分给厂长，厂长说：“板床就满好，分给别人吧。”总务科把棕床分给科级干部，又被拒绝了。总务科的人员最后决定分给工人。可是工人知道领导干部睡的都是竹笆床，又去找总务科换床。 另一桩事是买热水瓶。有很长一段时间，工厂会议室里没有热水瓶，来了客人就到别的办公室去借。后来经过厂长批准，买了四个铁壳热水瓶。工厂党委发现这件事之后，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严肃地提出：会议室买热水瓶的确需要，但是买竹壳水瓶不同样能用吗，竹壳水瓶的价格只有铁壳水瓶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多花钱买铁壳水瓶呢。为了这件事，后来厂长在一次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还带头作了检讨。 领导干部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在全厂职工当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少年来，职工们都以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为榜样，始终以主人翁的态度珍惜国家一文钱、一钱棉，办什么事都以“省”字当头。 “宁费十遍手，不丢一钱棉”，这就是工人们提出的行动口号。原棉进厂开包之后，包皮布上附沾着一些棉絮，这些棉絮被过磅工人拣过一次了，但是包布退回供销科以后，那里的工人还要拣一次。有些包布当揩布用了，使用揩布的工人仍然把上面一丝一缕的纤维拣下来，放进节约袋里。粗纱和细纱车间车面板上的飞花，工人们都用绕花棒轻轻地收拢起来，掺入好棉纺成棉纱。筒子车间为减少一寸回丝，工人们勤学苦练改进卡头、打结、引纱等技术，使接头回丝由八寸缩短到四寸。就连一些准备出厂的下脚废棉，工程师室和前纺车间还要会同鉴定，从绒板花、车肚花和三号破籽里取出可纺的纤维，用到纺制低支纱上。 这“省”字当头的思想，也具体表现在非生产性开支的各个方面。他们把办公室挤了又挤，腾出一层楼办起了工人俱乐部；从集体宿舍挤出几间房子，办起了招待所；十多年来从没有买过笔记本，从党委书记、厂长到一般干部，工作和学习用的笔记本都是用包装纸边料装订的。

第2版()专栏： 任庆海的“节约包” 十多年前，徐州煤矿的老矿工任庆海从地上拾起一只废旧螺丝钉放进了随身携带的“节约包”。当时一个叫邵长富的工人问他：“这东西锈成这样子，还有用吗？”任庆海说：“这螺丝钉锈虽锈了，可还是块铁。炼出这块铁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工！”从此，邵长富也背起了“节约包”，成了任庆海的第一个徒弟。 任庆海是徐州煤矿第一个背起“节约包”的矿工。如今，这位老矿工已经退休了。但是，这个共产党员珍惜国家一钉一木的崇高风格却在矿上广为传播着，师傅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代代相传。现在全矿背“节约包”的，已经有七百多人了。 （据新华社讯）

第2版()专栏： 学先进先学战斗的领导作风 滻河化工厂改进领导工作，一切面向生产 据新华社西安二十一日电　西安滻河化工厂雷厉风行改进领导工作。 去年冬天，滻河化工厂的厂长陈珂带领一些职工到上海胜利化工厂学习先进经验。胜利厂给陈珂最突出的印象是领导干部作风好。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同职工的关系密切，一有空就到车间参加劳动，深入调查研究，车间里的许多问题，领导干部都能当场解决。 陈珂等人回厂以后，又认真学习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学上海，首先要学习他们的领导作风；改变自己工厂的落后面貌，首先要从领导干部的革命化作起。 工厂领导人对科室干部进行了领导机构的一切工作要深入工人、面向生产的教育。同时，他们首先行动起来，四个厂长由四个办公室并到一起办公，精简了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和汇报。他们又根据本厂实际情况，通过广泛讨论，提出了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的方案，决定撤销科室和生产部门之间的一些繁琐的中间环节，使科室工作的干部能够直接参与生产。 改进领导作风的效果，迅速在生产上反映出来。这个厂原来出产的一种化工产品，是采用自然沉降法生产的，成本高，产量低。学习上海先进经验以后，决定采用叶片抽滤的办法。但这项改革工程仅拆除原有设备，挖个大坑，就要花二十天时间和包工费一千元。职工决定自己动手解决，厂长和党委书记也跟工人一起干。结果，两天三夜就完成了挖坑任务，省下了全部包工费用。事后，工人们反映：“要没有领导这股子战斗作风，打不下这场硬仗！”

第2版()专栏： 永利久大沽厂供汽车间副主任张希臣（前左一人）在车间里同工人研究“汽包”的生产关键。　操惠摄（河北日报供稿）

第2版()专栏： 向雷锋学习 南京部队三百多官兵在沪宁线上热心服务 新华社南京二十一日电　南京铁路分局和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先后举行晚会，热烈欢送和欢迎春节前后放弃休假参加客运工作的三百七十多名官兵，返回保卫祖国岗位。 这批解放军官兵是春节前到沪宁线的旅客列车上和南京等火车站担任“义务列车员”和“义务服务员”的。二十多天当中，他们充分发扬了人民军队热爱人民、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热心为旅客服务，做了一万一千七百多件好事。旅客表扬他们的信件有一千二百多封。 有一次，“义务列车员”、五好战士张克华，在镇江车站看见一位盲人，一手提了行李，一手点着拐杖迎面走来，马上前去接过他的行李，搀扶他上车，给他找了个座位，又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这位旅客是从徐州到镇江去探望他父亲的，刚巧他父亲调往南京工作，只得再搭车赶往南京。由于双目失明，人地生疏，又没有亲人陪送，他担心找不到父亲，心里很着急。张克华就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们就是你的亲人。到了南京，我一定帮你想办法。”列车一到南京，马上有“义务列车员”问清了他父亲的地址，把这位盲人送上了三轮车。盲人激动地说：“解放军同志真是比亲兄弟还亲。” 二月二十三日清晨五点多钟，六一○次列车刚开出高资车站，忽然十二号车厢里有一位孕妇肚子痛了。孕妇的丈夫姚玉成担心小孩生在车上，会造成意外，急得手足无措。“义务列车员”姚兴隆上尉竭力安慰他们，并把自己的军大衣盖在孕妇身上，又找来“义务列车员”、上尉军医王辅杰。在连云港新浦医院里当外科护士的旅客倪慕英，也赶来帮着接生。列车开进栖霞山南站时，孕妇平安地生下了一个胖男孩。车上的乘务人员愈加忙碌起来。这个“义务列车员”用自己的军大衣把婴儿包裹，那个“义务列车员”送来了军大衣让产妇铺盖。列车长周毛根、列车员聂洪祥等又送来了红糖、点心等食品。当列车抵达南京站时，一辆救护车早已在车站等候，把产妇送到了医院。为了纪念军民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情谊，姚玉成夫妇给婴儿起名叫“军谊”。 解放军官兵这种热心为旅客服务的精神，使旅客十分感动。许多旅客看到他们在车上为旅客扫地擦窗，端水送饭，到站时忙上忙下，为旅客提箱拿篓，扶老携幼，都称赞他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活的雷锋”。

第2版()专栏： 天津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天津市最近举行了第十三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在历时十七天的会演期间，职工业余演员们共演出一百八十个文艺节目，受到广大群众热烈的欢迎。 参加这次会演的文艺节目，内容全部是反映现代生活的。其中以当前工业战线上正在蓬勃开展的比学赶帮和“五好”运动为题材的节目就有八十个。 由于天津市群众业余创作队伍的扩大，这次会演中有一百三十三个节目是职工自己创作的，占全部演出节目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上一届会演时，职工创作的节目只占百分之二十六。

第2版()专栏： 福建农村业余文艺会演 福建省第五届农村业余文艺会演大会于三月八日至十八日在福州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三百四十多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共演出一百三十八个节目。 这次会演是对福建农村业余文艺活动的一次大检阅。参加会演的节目都是各地选拔出来的，其中有许多是农民自编自演，富有地方色彩。节目形式包括山歌对唱、相声、快板、盘诗、说书、小演唱、对口词、民乐演奏、竹枪歌、舞蹈、山歌剧、小戏等三十多种。参加这次会演的节目内容，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表彰农业战线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

第2版()专栏： 香港举办林风眠画展 由香港美术界人士主办的林风眠绘画展览，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欢迎。这个展览展出了林风眠近几年来的五十件新作品，内容包括仕女、风景和静物。这些作品很受香港中西画家的重视。许多参观者认为，林风眠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丰富多采的表现技巧。不少美术家和评论家参观后还在报纸上撰文，赞扬林风眠独特的创作风格和饱满的创作热情。画家戴文斯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林风眠创作热情高涨和产生了那么多境界魅人的作品，是最近这十几年间的事情。如果他没有遇到现在对画家这样尊重和关怀，人们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丰富多采的画。 （据新华社讯）

第2版()专栏： 他们是谁 近一个月来，记者在沈阳市许多工厂企业参加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旁听职工们互相评功摆好。说来也巧，会里会外，竟传出这么多内容相近的故事：许多工人为别人办了好事，但不愿吐露自己姓名。 他们是谁呢？ 谁从冰水里救起孩子？ 一九六三年三月初的一天中午，沈阳大南边门外运河边，突然传来一声声呼救的喊叫。一个孩子掉进运河里了！ 一位正赶着到工厂上班的工人，听到远处呼救的喊声，急急地奔到河边一看，孩子被上游流下来的薄冰冲击着，眼看就要滚进河心一个很深的冰窟窿里去了。 这个不习水性的工人，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立即纵身跳进冰水里，搭救就要被冰块夺去生命的孩子。在齐胸深的冰水里，工人的棉袄棉裤全被湿透了，身子越来越觉得沉重，越来越难活动。孩子也沉到了冰水下面。在这危险的时刻，他奋勇地用身子挡住向孩子没水处冲去的冰块，扑身向前，一把抓住刚从冰水下冒出头来的孩子，使出全身力气把孩子托出水面。这时，岸上的行人很快把孩子和工人拉上岸来。 这个孩子名叫石秀财，是解放军炊事员石德禄的独生子。石秀财的母亲听到孩子掉进冰窟窿的消息，急忙奔到河边。她双手摸着孩子冰凉的四肢，连忙搂在怀里，转身就往家跑。 当晚，石德禄下班回家后，就到处打听儿子的救命恩人，但总是问不到名字。他的妻子也后悔自己当时过于激动，连人家姓名也没打听。两夫妻心里总感到过意不去。 将近一年过去了，最近工厂开展评功活动，石德禄才从附近工人那里知道这人是沈阳针织厂的老工人，名字叫汪义兴。石德禄来到沈阳针织厂，特地给老工人汪义兴送了一封贺功的表扬信。他十分激动地对汪义兴说：“我寻找了一年，今天才与你见面，总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不知名的义务木工 夜里，沈阳市八十四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突然亮起了灯光，室内响起了锯木、锤钉的声音。第二天，当学生们走进教室，发现十八套坏了的桌椅已经修理得又平整又光滑了，可是谁也不知道是谁修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附近的光明小学、华山小学，以及其他一些学校里。 这个人修理桌椅是那样细致、认真，又从不要报酬。有人问他的姓名，他总是指着室外说：“哦！我是那边工厂里的工人。”说完就走了。 个别细心的人，从他工作服上看到“机床一厂”几个字，就写了一封封的感谢信寄到工厂。可是工厂的各级组织很久都查不出这好事是谁干的。 这位老工人是机床一厂木工车间的工人，名叫王博宪。王博宪长到四十多岁，从未跨过学校的大门。平时他常常用自己解放前当劳工的悲惨遭遇教育儿女，要他们爱国家，爱集体，不能忘记过去。一次，大儿子延军告诉他，学校里有同学不爱护公物，常常损坏桌椅板凳。这件事使王博宪想到应当怎样培养孩子们热爱集体的思想，从此，他决定去为许多学校做义务木工，以自己的行动去教育孩子们。 王博宪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了孩子们，他们再不像从前那样随便损坏公物了。 王博宪的行为还感动了同车间的工人，不少人也默默地积极参加这一活动。于是，厂里又经常收到越来越多的表扬信，但是却找不到被表扬的人是谁。 大雨中谁盖好了白灰？ 深夜，沈阳市房产局铁西工程处看灰工人姜殿宽发现天色不好，大雨即将来临，急忙去仓库拿苫具，跑向工地去盖白灰。当他顶着倾盆大雨跑到工地时，发现白灰已被人严严实实地盖好了。他靠前用手一摸，发现白灰上盖的不是普通席子或苫布，而是羊毛毡子。这时，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雨停了。东方刚刚发白，姜殿宽就守候在灰堆旁边。他多么希望认识这位热心的盖灰人呵！ 朦胧中，他看到走来一位中年人，取下盖在灰堆上的毡子就走。姜殿宽立即上前，一手拉住那人的手问：“同志，你叫啥名？在哪工作？” 那人笑了笑，说：“问这些干啥，这是我应该作的小事！”说完，抱着沾满泥灰的毡子就走了。 姜殿宽无奈又回到工地。他猜想，这人可能经常路过这里，不然他怎么会发现这堆白灰没盖呢？他决心要再找到这个人。从此以后，他每天早晚都注意每一个路过的行人。 一天早晨，姜殿宽忽然从路上的行人中，找到那个盖灰的人，就一手拉住再也不肯放。那人只好告诉他说，他是沈阳风动工具厂的定额员，叫刘洪顺。 事情是这样：那天夜里，刘洪顺已经睡熟，一阵隆隆的雷声把他惊醒了，眼看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忽然想起下班回家的路旁有一堆白灰没有盖，暴雨一来不就完了吗？这是国家的财产，应当快去抢救。 刘洪顺满屋子寻找，也没有找到一块能盖白灰的东西。这时雷声里已夹着雨点了。他忽然想起家里铺炕用的毡子。可是，毡子被雨一淋不就坏了吗？他有些犹豫。 雷声更响，雨更急了。雷锋用自己的被子盖水泥的形象，立刻出现在他眼前。他毅然取出毡子，又把小孩盖脚的一条也抱上，冒雨赶到工地，铺盖在白灰上。 （本报有删节） 新华社驻沈阳记者

第2版()专栏： 上海沪南车场九十六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奚履平，为了保证公车队准点行车，把自己的挂表让给驾驶员丁延甲使用。上海德安乐器铜厂老会计王全青知道了这件事，便把自己的挂表送给售票员奚履平。图为车队工会主席黄有才到乐器厂感谢王全青（左）。 张祖麟摄（新华社稿）

第3版()专栏： 革命运动和传统继承问题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勤劳者》第三期刊载的申镇均撰写的文章 继承和发展革命传统，在每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中，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那些把过去光荣的革命时期描写成某种“黑暗时期”并加以否定的人，实际上是否定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传统。——继承革命传统，也是每个国家坚持革命自主性的问题。——有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珍视也不发扬本国的革命传统，只管看别人的脸色，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甚至连别人犯的修正主义也无条件地接受过去，既犯教条主义，又犯修正主义，背叛本国人民的利益，使革命处于危险。——有些人大喊大叫“反对个人迷信”，阴谋抹煞过去的革命业绩。这是同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道义完全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持的立场是：彻底捍卫、继承和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 新华社平壤二十一日电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刊物《勤劳者》第三期刊载了一篇题为《革命运动和传统继承问题》的文章，作者是申镇均，全文如下：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贯重视革命运动中的传统继承问题，并把维护和发展传统看成是光荣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们开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与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但同时又强调，这是过去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时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现代社会主义的根源虽深刻存在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可是它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首先得从在它之前已经积累的思想资料出发”。（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分册第十三页） 现代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过去运动的继续、继承和发展。没有过去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谈不到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样，离开了今天的斗争，也就不能设想将来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往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结果，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列宁思想的胜利。 其后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许多国家的胜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也是它的继承和发展。 今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前进，都是在继承和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和本国的革命运动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继承和发展过去的革命传统的结果。如果我们离开了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三十年代抗日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和斗争过程中形成的革命传统，就谈不上今天的社会主义发展。 正是由于我们继承了抗日游击队的革命传统，我们才在短短的十八年的历史时期里，在遭受到三年严重战争破坏的条件下，建设起了今天这样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 金日成同志指出：“今天我们进行的朝鲜革命，并不是输入的。……因为过去有共产主义运动，才有今天的朝鲜革命。 如果没有在抗日斗争中久经锻炼的坚贞的共产主义者，那末，解放后就无法建立我们的党，也不能有效地实行民主改革。”（《金日成选集》中文版第五卷第三九七页） 所以，继承和发展革命传统，在每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中，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 *　*　* 继承革命传统，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巨大意义。 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胜利进行，都必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学习，同时，也必须继承和发展自己的革命传统。这是把革命运动引向正确的道路、加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战斗力、从而保证革命胜利前进的伟大力量的源泉。 继承革命传统，这首先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传统，不论是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每个民族范围内，都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而斗争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各种机会主义潮流的传统。 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通过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倾向的斗争，才能够前进，才能够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是这样，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胜利的路程是这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现实也是这样。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同改良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战胜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和巩固起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是真理，所以它是万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潮流，即使能够嚣张一时，腐蚀革命，也是阻挡不了革命运动前进的。 每个国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都是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的传统。 所以，继承和维护革命传统，就成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立场的问题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问题。 不继承和发展革命传统，就不能把革命引向正确的道路、胜利的道路，也不能使革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 反对或者拒绝革命传统，其本身就意味着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而滚到歧路上去。 那些把过去光荣的革命时期描写成某种“黑暗时期”并加以否定的人，实际上是否定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传统。否认革命传统是不能够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 共产党人应该彻底反对这种态度。真正愿意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必须懂得维护和珍视革命传统。 继承革命传统，这也是在每个国家坚持本国革命自主性的问题。 在每个国家里，为了革命的胜利进行，必须牢固地站在主体立场上，即站在根据自己民族的、历史的各种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最大限度地依靠本国力量的立场上。这是同继承革命传统问题分不开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运动的普遍指南。它在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中被具体化，根据环境、条件和民族特点加以运用，并以不同的内容加以充实。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道德和战略战术原则都是以一定的特点体现在每个国家的革命传统中。 形成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传统的思想、斗争精神、斗争业绩和经验，在其本质上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特点的。 因此，继承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就是最切合实际地解决该国的革命问题、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力量和最有效地促进革命的道路。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最黑暗的时期，在空前艰苦和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抗日游击队的思想体系、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中，最彻底地体现出我国革命的最迫切的要求——自力更生、群众路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项原则。这个传统在解放后建设新祖国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如果不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就不能够解决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独立地进行我国革命的问题。 在每个国家的革命传统中，都体现着最符合自己民族和社会情况的思想体系、斗争精神和经验。所以，不论是哪个国家，如果不继承和发展自己的革命传统，就不能够在主体的立场上，适应本国人民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革命。 继承和发展革命传统，是在革命过程中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大主义、捍卫主体立场的道路。 有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珍视也不发扬本国的革命传统，只管看别人的脸色，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甚至连别人犯的修正主义也无条件地接受过去，既犯教条主义，又犯修正主义，背叛本国人民的利益，使革命处于危险。 必须决定性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大主义，为此，必须着重强调继承革命传统问题。 继承革命传统，这也是加强党、团结革命力量和提高它的战斗力的问题。 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传统——革命思想、业绩和经验，这是党的根。保护这条根，使之茁壮地成长，这是加强和发展由之成长起来的党的可靠道路。 因此，为了不断地加强和发展党，重要的问题是要继承革命传统、继承过去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好的东西。 只有正确地继承和发展革命传统，才能够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才能够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到党的周围，才能够把革命力量组织得坚如磐石。所以，党必须用革命传统的精神和经验把党员和群众武装起来。 只有在以党的思想和革命传统精神把党员和群众坚强地武装起来时，才能够巩固党的队伍、才能够把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够巩固他们对党的忠诚。 由于我们党以革命传统精神教育党员和劳动人民，保证了全党和人民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并使群众能够为了党和革命事业赴汤蹈火，一致前进。 金日成同志指出，我们只有继承革命传统，“才能坚定信心——像革命前辈们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一样，今后我们也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才能鼓舞每个人火热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金日成选集》中文版第五卷第三九三——三九四页） 在无视革命运动的传统的情况下，要加强和发展党，那是不可思议的。无视革命传统，就意味着切断党的根，使党变质。 不关心用革命传统、革命先辈形成的斗争精神和经验去武装人民，事实上就说明不想加强党的队伍、不想提高它的战斗力，不愿意把群众组织成为革命力量。 在谈到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如果抛开保卫革命的领导核心，这也是不可想像的。 革命领导核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革命传统的形成过程。领导核心是根据斗争本身的要求，在阶级和群众的长期斗争过程中，从斗争的力量中历史地形成起来的。 领导核心不是根据某个个人的意志或经过选举而突然出现的。 对待领导核心的态度问题，既是对待革命传统的态度问题，也是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 革命命运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这取决于党的领导作用，而党的领导又以领导核心的作用为转移。 所以，对领导核心的忠诚，也就是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保卫领导核心，也就是保卫党和革命，这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使我们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全党和我国全体人民对革命领导核心的忠诚和献身精神。 尊重和捍卫革命传统和领导核心的问题，不只是保证革命胜利进行的问题。 这也是革命的道义问题，是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 共产党人首先是热爱和尊重祖国和人民的，进而也是无限尊重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和他们的业绩。这是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品质。 革命前辈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为被压迫群众的彻底解放，同时为了我们的幸福进行了斗争。因为有了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今天才有了我们，有了我们的事业和成就。 对革命前辈、革命同志，特别是对革命领导核心的敬重、热爱和尊敬，这是自然地和必然地发自共产主义人性的，最美好、最真实和最神圣的，而不是由于别人的指使。 我们把这个叫作革命道义。革命道义，这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崇高的目的下，在生死与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最美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这是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才能具备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提出了这种道德的原理，而且亲自做出了榜样。世界上无人不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和道义。他们互相无限热爱和尊敬，恩格斯把自己学说的创始人的荣誉完全归之于马克思。为了完成马克思的毕生事业——《资本论》，恩格斯不仅中断了自己的计划，而且唯恐不能够完成这部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战士所表现的革命道义，是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共产党人把这种道义和同志爱结合起来，从而得到了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互助合作，战斗到底并获得胜利的力量、勇气和信心。 离开了革命的道义和同志爱，就谈不上是共产党人。在共产党人当中，不应该有忘恩负义的现象。 今天，有些人大喊大叫“反对个人迷信”，阴谋抹煞过去的革命业绩。这是同共产主义道德和革命道义完全背道而驰的。 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人民，都坚决反对这种行为。 革命传统，这是宝贵的、神圣的。一面否认革命运动的传统，一面又要发展革命，这是幻想，这是欺骗。拒绝革命传统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 对革命传统和革命领导核心的虚无主义的、背叛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企图离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道路、树立某种别的 “传统”的异端态度。 不管修正主义者进行什么阴谋活动，革命传统是绝对抹煞不了的。它将同历史的洪流一道，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直到共产主义在每个国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持的立场是：彻底捍卫和继承革命传统，并适应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进一步发扬光大这种传统。 我们党和人民本着这种原则立场，同各种否定革命传统的企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并竭尽一切努力来继承和发展我国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三十年代抗日游击斗争时期所形成的共产主义革命传统。 我们党是以抗日游击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力量为骨干成立起来的，我们国家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建设也是以游击队员为核心来实现的。 党根据抗日游击斗争时期所取得的革命业绩和经验，提出和解决了各项民主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的任务。 党在领导我国革命时，无论是解放后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坚持了学习过去游击斗争时期所取得的经验的立场。 在继承和发展革命传统方面，我们党十分重视对党员和劳动群众的革命传统教育。因此，党把用共产主义教育、改造人的工作同继承革命传统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我国，革命传统教育同共产主义教育、阶级教育是统一的，是它的最重要的内容。革命传统教育真正成了用党的思想体系武装我们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强有力的手段。 在抗日游击斗争的艰苦过程中，在解放后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任务的过程中，金日成同志总是站在我国人民的前列，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今天，我们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钢铁般地保卫着它。 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我们劳动人民与党同心同德，像抗日先烈那样充满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气概，只要是党的号召，他们就会赴汤蹈火，突破任何困难。 由于继承抗日斗争红色精神的劳动人民有着这种革命精神和气概，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以千里马速度向前推进。 抗日革命传统到了我们时代已经百花盛开，结实累累。我们知道，这正是革命胜利和祖国繁荣昌盛的可靠保证。

第3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举办第二次亚非会议学术讨论会 第二次亚非会议预备会议定四月十日举行 苏加诺在贺电中强调必须使万隆精神继续发扬光大鲁克曼谴责修正主义破坏第二次亚非会议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雅加达二十一日电　印度尼西亚为行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昨晚在这里开幕。 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亚非团结的作用”。 苏加诺总统在贺电中对讨论会及其主题表示欢迎。他说，第一次亚非会议对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产生了著名的十项原则。虽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企图消灭万隆精神，但是万隆精神将是不朽的。他强调说，我们的职责是使万隆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在会上宣布，第二次亚非会议预备会议将在四月十日举行。 苏班德里约说：“在国际会议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必须支持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切会议。但是，如果某些会议，例如不结盟国家会议，只是为了使莫斯科和华盛顿彼此更加接近，那么，这种会议将是毫无价值的。”他还说：“人们不应该有通过不结盟国家会议破坏亚非团结的任何企图。” 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主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会上着重指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抨击了一些国家的政界人士说什么目前很难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这样的叫嚷。他说，在第一次亚非会议将要举行的时候，也曾有一些困难，并遭到某些人的反对。但是，事实证明，第一次亚非会议取得了成功和胜利。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在会上说：“必须巩固人民在粉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必须按照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进一步联合、加强和发展人民的队伍和人民的革命团结。”他号召集中力量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以便加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 鲁克曼说：“有一些人不喜欢亚洲和非洲人民的革命团结一致与合作。他们不希望革命，他们不愿意用革命的方式进行反帝斗争。他们想主要通过同帝国主义的合作来实现世界和平，好像帝国主义是爱好和平并且不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似的。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反映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性质的民族口号：‘我们爱和平，但是更爱独立’。” 鲁克曼说：“他们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或受现代修正主义者影响的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用明的暗的、公开的和秘密的以及残暴和狡猾的阴谋来削弱和松懈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同到处遭到人民无情打击的帝国主义谈情说爱。请看，他们的面貌多么丑恶！他们的行为多么卑鄙！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和破坏推进举行第二届万隆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任何努力。他们把包括亚洲和非洲的各种革命会议在内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努力，都看成是地区性的，种族性的，有色人同白人的斗争，和民族沙文主义，等等。” 情报部长阿卜杜加尼发表书面讲话。他指出，没有独立，就没有和平；只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还存在，战争的危险将仍然存在。他说，万隆精神是不能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和平共处的，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出席这次由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协会举办的讨论会开幕式的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内阁部长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

第3版()专栏： 日苏协会理事长松本七郎致函苏日协会会长 严正拒绝支持三国条约 坚持要求缔结立即无条件地全面禁止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定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据《赤旗报》三月二日报道，日苏协会理事长松本七郎二月八日写信给苏日协会会长涅斯捷罗夫，拒绝了苏日协会要日苏协会支持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要求。松本受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的委托写给涅斯捷罗夫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在十月十三日收到了你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的信及随信附来的苏日协会理事会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要求日苏协会支持苏、美、英三国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声明’。另外，还收到了你托贵协会代表团团长拉波辛带来的十月二十三日的信。 “对于这些信的复信，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九日召开的两次常任理事会会议上进行研究以后，日苏协会全体一致决定，确认下述三点，作为向贵协会的答复。 “一、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日苏协会是一个由思想信仰不同的各界、各阶层的人们组成的、以促进日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因此，本协会根据维护组织的团结和统一并顺利地发展协会事业的立场，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对于贵协会‘关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要求’不表明本协会的态度，是最妥当的。 “二、但是，日苏协会将一如既往，要求缔结立即无条件地全面禁止试验核武器和全面禁止制造、储存、运输、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并且争取实现普遍裁军，为和平事业作出更大的努力。 “三、我们表示，今后在仍将同贵协会在互相尊重和谅解彼此独立自主的立场的同时，共同为进一步发展日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崇高的和平事业而继续奋斗。” 这封信后面还附有松本七郎给苏日协会会长涅斯捷罗夫的一封复信，复信全文如下： “对于你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来信已经延迟作复了。我认为，借常任理事会给你复信的机会，按照常任理事会的意见，在下述问题上取得贵协会的谅解，对今后的工作是重要的，因此，不揣冒昧地提出来。 “我认为，为了进一步增进日苏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亲善，一方要求另一方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类政治问题表明同样的观点，对双方决没有好处。此外，贵协会不仅把这种信件寄给日苏协会总会，而且还直接寄给本协会下层组织和会员。我认为，从日苏协会的立场来看，这种作法也是不好的。我希望，今后最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当天的《赤旗报》就这件事发表的短评说： 从去年八月初，即莫斯科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后不久，日苏协会就围绕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了讨论，从当年八月十一日起在苏联进行了约一个月访问的日苏协会积极分子代表团（团长长岛又男，共二十五名团员），曾根据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所作出的对于这个问题不表明特定态度的决定行事。但是，苏日协会却要求代表团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甚至说，“希望表示一下态度，即令是个人意见也可以。”苏日协会又主张同日苏协会代表团签订一个共同声明，其内容为：“双方把莫斯科条约当作和平共处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日苏协会代表团表示不能同意这个内容。 苏日协会分别把要求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信寄给日苏协会总会，甚至县联合会、支部及会员，是在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干出来的。 日苏协会这一次对苏日协会的要求的答复，是经过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长时间的讨论，然后全体一致民主通过的。这对于日苏协会今后正确发展日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亲善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日苏协会根据独立自主的立场对这种内政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一点，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3版()专栏： 泽登巴尔主席致电周总理 感谢我对蒙受灾地区人民提供赠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二十日收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的电报，感谢中国政府为蒙古某些地区受灾而提供赠品。电报全文如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尊敬的总理同志： 收到您三月十六日关于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某些地区遭受风雪灾害决定赠送饲料玉米一万吨、人民币二十万元的来电。对此我谨通过总理同志向中国人民及其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 同时，预祝兄弟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尤·泽登巴尔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日乌兰巴托

第3版()专栏： 我亚非团结委员会举行宴会 招待两位巴勒斯坦朋友 据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今晚举行宴会，招待正在中国访问的巴勒斯坦朋友穆·哈利勒和穆·里法特。 摩洛哥、阿联和叙利亚驻中国使节和在京的外国和平人士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茅盾和里法特在会上讲了话。席间，宾主亲切交谈，频频举杯为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斗争的胜利干杯。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曾涌泉、丁西林、乐松生、张杰、刘清扬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第3版()专栏： 《人民日报》代表团离越回国 新华社河内二十日电　中国《人民日报》代表团在越南访问了一个多月之后，今天乘火车离开这里回国。 前往车站送行的有：越南《人民报》编委会委员们，越南记者协会、越南通讯社、“越南之声”电台、外交部新闻司和越南各报的代表。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参赞杜展潮也前往送行。 代表团团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已在二月二十八日先期回国。

第3版()专栏： 美舰侵入我广东省领海 我提出第二百八十二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三月二十一日九时三十分至十七时四十三分，美国军舰一艘，侵入我广东省西沙群岛的东岛、永兴岛地区领海。对于美国军舰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八十二次严重警告。

第3版()专栏： 加拿大一位众议员到京 据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前来我国友好访问的加拿大众议院议员、前农业部长汉密尔顿和夫人，今天乘飞机到北京。

第4版()专栏：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第七次扩大会议开幕 集中全力保卫北方支持南方人民斗争 孙德胜号召争取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十九日在河内开幕。越南各政党、群众团体和各地区祖国战线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孙德胜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越南北方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越南南方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中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孙德胜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目前世界上总的趋势是，人民正在更加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已经日益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孙德胜说，越南人民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得到加强和发展。 他指出，最近越南劳动党中央九中全会制订的正确方针将进一步加强越南人民和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推进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孙德胜在谈到祖国战线的新任务时强调说，我们必须集中祖国战线的一切努力，充分开展战线的各种活动，以加强思想和政治工作，使全体人民透彻地领会自力更生和长期斗争的精神，不怕艰难困苦，加强思想上的团结一致，以便把革命推向前进。 他指出，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警惕来保卫北方、积极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竞赛运动来超额完成一九六四年的国家计划，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孙德胜说，祖国战线将热情、积极地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三届越南国会的选举，提出足以当人民忠心耿耿的勤务员的代表，并且帮助全体选民参加投票。我们全体人民认为，即将举行的选举是一件极端重要的政治上的大事，是整个越南北方的一个愉快的节日。 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陈登科接着报告了祖国战线去年的工作，并且指出了一九六四年的总任务和具体方向。 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黄国越作了关于祖国战线代表团最近访问古巴的报告。 阮明伟代表越南国会统一委员会就南越局势作了报告。 会议将进行三天。

第4版()专栏： 美国U—2飞贼又在南越作恶 利用边和机场对南越人民武装进行侦察摄影 新华社二十日讯　西贡消息：据美联社十六日发自西贡的一则消息援引“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士”的话说，美国U—2型间谍飞机从最近开始定期从南越一个基地起飞进行摄影侦察活动。 据报道，这种间谍飞机是从西贡以北二十英里的边和机场起飞，“对南越共产党游击队通常活动的广大地区进行摄影侦察的”。 边和机场是南越仅次于西贡的第二大机场。两年多来新闻记者一直被禁止访问这个机场。 美联社的消息还说，“过去，侦察摄影是由RF—101式喷气战斗机、RB—57堪培拉式喷气轰炸机和RB—26式螺旋桨轰炸机进行的。”

第4版()专栏： 老挝爱国战线党部队发言人就诺萨万阮庆会谈发表声明 沙湾拿吉集团勾结南越密谋扩大内战 据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广播，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最高指挥部发言人二十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沙湾拿吉集团勾结南越反动当局阴谋扩大老挝内战和南越战争、加剧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紧张局势。 声明说，在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到南越进一步策划对南越的侵略战争、破坏柬埔寨中立和进一步干涉老挝的阴谋活动后，富米·诺萨万和他的一些高级军官曾经在南越的大叻同以阮庆为首的南越当局举行了会谈，讨论双方配合在老挝—南越边境地区进行“扫荡”的计划。此外，它们还就恢复老挝王国政府同南越当局的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 声明说，就在富米·诺萨万和阮庆会谈的同时，它们的军队在老挝—南越边境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 声明指出，“富米·诺萨万以自己一方的资格同阮庆就恢复老挝王国同南越当局的外交关系达成的协议，违反了老挝三方面的民族团结政府一九六二年十月就断绝同南越的外交关系所作出的决定，极其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民族团结政府的三方面一致的原则。”这种行动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和老挝的其他协议，破坏了老挝的中立，加剧了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紧张局势。 声明建议梭发那·富马亲王对富米·诺萨万的这种非法行动加以谴责，并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据新华社河内十九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南越美国新傀儡阮庆在上周末曾同美国在老挝的仆从富米·诺萨万举行了秘密会谈，企图互相配合来镇压南越—老挝边境附近的老挝和南越人民。 据报道，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富米·诺萨万率领老挝军事代表团出席的这次会谈，是在西贡东北一百五十英里的大叻市举行的。两个星期以前，富米·诺萨万和阮庆在同一个地点也举行过类似的会谈。

第4版()专栏： 柬埔寨王国政府发表声明 严重抗议美国和南越部队袭击柬村庄 揭露南越代表团到金边研究两国争端的两面手法 新华社金边二十一日电 据柬埔寨新闻社今天报道，柬埔寨王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和南越部队袭击柬埔寨村庄的凶恶罪行提出严重抗议。 十九日，美国和南越的地面和空军部队猛烈袭击柬埔寨柴桢省南部的昌特里亚村，造成三十人伤亡和其他损失。声明说，“好几个美国人参加了对这个村庄的袭击。” 声明指出，柬埔寨王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南越政府要对这一罪行共同负责。 声明说，“王国政府决意向国际舆论斥责这种激起愤怒的行径，该项行径证明侵略者的野蛮以及那种在同一天派南越代表团到金边来研究两国之间争端的两面手法。” 声明强调指出，南越的新的和严重的侵略充分证实了柬埔寨的疑惧，这种疑惧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者破坏和拒绝召开日内瓦会议以保证王国的中立和边界而产生的。（附图片） 南越人民自卫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越战越强。图为在一次战斗后，人民自卫武装力量凯旋归来的情形。　越南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第4版()专栏： 最深重的苦难激起高度的民族自豪感 非洲独立国家大扫殖民主义污迹 一座座殖民者铜像被推倒　许多国名山峰街道广场换新名 据新华社二十日讯　站立起来的非洲人民纷纷扫除侮辱他们民族自尊心的殖民主义污迹。被打上殖民烙印的国名恢复了非洲原名，一座又一座殖民主义者铜像被推倒了，许多山峰、街道、广场也获得了表现民族自豪感的新名字。 加纳原是西非的一个古国，但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后，它被改称为反映西方殖民者的掠夺特色的“黄金海岸”。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加纳获得独立，才恢复原名。 殖民者还曾经把今天的尼日利亚、达荷美和多哥一带沿海地区称为“奴隶海岸”，把今天的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一带称为“胡椒海岸”，这些使人想起西方殖民者疯狂贩卖奴隶、掠夺非洲物产的名字，今天也都被非洲人民鄙弃了。 中非的“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都是一八九五年以第一个侵入那个地区的英国殖民者西塞尔·罗得斯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南罗得西亚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非洲人已经用“津巴布韦”（意为“石头城”，是一座著名古城）来代替“南罗得西亚”，那里的重要民族主义政党就名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北罗得西亚人民则已经决定在今年获得独立后，就把他们的国家称为“赞比亚”（又译为桑比亚，这个国家境内最大的河流名为桑比亚河）。 中非的另一国家“尼亚萨兰”的名字也是帝国主义者强加的。这个国家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马拉维国民大会党已经宣布，在今年七月六日获得独立后，国家的名字将改为马拉维。 在殖民统治时代，非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都竖立有著名殖民者的铜像，来表彰他们开拓殖民“事业”的“功绩”。例如苏丹首都喀土穆公共广场上的英国殖民者戈登（曾帮助中国清朝政府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英国刽子手）的铜像和基切讷的铜像，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中心的英国殖民者德拉麦尔的铜像，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广场上的前法国总督的铜像等。帝国主义者妄想永远骑在这些国家人民的头上，也妄想通过竖立铜像使这些殖民者“流芳千古”，但是曾几何时，非洲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大风暴很快就把它们一个个都刮倒，只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殖民主义者也企图通过把一些山峰、街道、广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办法来“留名后世”，但是这些国家的非洲人民获得独立后，也纷纷把这些黑名抹掉。如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最高峰，曾被德帝国主义者命名为“威廉皇帝峰”，但坦噶尼喀独立后，就把它改为“自由峰”。 街名和广场名字更改的就更多。如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以前法国总督的名字命名的阿尔及尔“若纳大街”改为“北京大街”。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奥兰的“中央福煦广场”改名为“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广场”，以纪念阿尔及利亚人民展开武装斗争的日子。肯尼亚独立后也把首都内罗毕的以英国殖民者的名字命名的“德拉麦尔大街”改名为“肯雅塔大街”。 由于非洲还有一些国家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控制之下，现在仍然还有不少带有殖民烙印的名字，如南罗得西亚的首府索耳兹伯里是以英国的索耳兹伯里勋爵的名字命名的；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是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名字命名的，意为利奥波德的城市；刚果东方省首府斯坦利维尔是以英国殖民者斯坦利的名字命名的。但是，非洲革命风暴是不可阻挡的，所有残存的历史渣滓都必将被彻底扫除。

第4版()专栏： 殖民者为了进行罪恶的奴隶买卖，几世纪前在加纳沿海修建了许多城堡。这是其中的一座。加纳独立后，把城堡加以整修，供人游览，使人们永不忘记殖民者的罪恶。 韩北屏摄（新华社发）

第4版()专栏： 非洲人民前门拒狼也决不让后门进虎 既反老殖民主义又反美国新殖民主义 本报综合消息美国总统府白宫在十六日宣布，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和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将先后到非洲活动。根据白宫发言人的说法，他们的使命是搜集关于非洲局势的“第一手情报”。而事实是，觉醒了的非洲人民蓬勃发展的反帝运动，特别是反美运动，使野心勃勃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深感不安，它力图采取新的侵略对策。 非洲人民岂容“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他们饱受了老殖民主义统治的深重苦难，怎能忍受美国新殖民主义带来更深重的灾祸。他们痛恨老殖民主义，也能看透美国新殖民主义是他们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继续为铲除殖民主义、争取全非洲彻底解放的斗争矛头，当然不会放掉美国新殖民主义，不管它比老殖民主义更狡猾、更阴险。 桑给巴尔政府在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新闻公报，就指出非洲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听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继续在非洲横行霸道，从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毁掉这个大陆呢，还是非洲人民立即采取行动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使这个大陆不致变成第二个拉丁美洲。”非洲人民的答案，当然是十分清楚的。 葡属几内亚、莫三鼻给、南北罗得西亚、南非和其他国家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独立了的非洲国家在给他们的有力声援中，都纷纷谴责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并取代老殖民主义的凶恶活动。莫三鼻给解放阵线机关刊物《莫三鼻给革命》一月号第二期发表的社论，就指出“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大国是南非和葡萄牙执行法西斯政策的同谋者”。加纳《新闻晚报》三月七日发表的评论，也揭露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提供武器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同时却又虚伪地说它们“反对”种族隔离的两面手法。 美帝国主义无视非洲国家的主权，继续保持在非洲的军事基地，也正在引起非洲国家和人民的警惕和反对。利比亚众议院在十六日通过决议，要求撤除美英两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并撤走它们在利比亚的全部军队。阿拉伯国家在猛烈抨击美国怂恿以色列进行扩张侵略，反对美英在中东建立军事基地的时候，支持利比亚的这一正义要求。开罗《共和国报》的评论就指出，“（美英在）利比亚的基地使得我们更加体会到军事基地的危险”。开罗《金字塔报》也发表社论说：“新殖民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建立军事基地，作为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的借口”。 美帝国主义在非洲国家进行的颠复阴谋活动，曾不断遭到加纳、桑给巴尔和其他国家的强烈谴责，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反美示威。美国向非洲派遣的“和平队”，以及散布在非洲的美国传教士之类的阴谋分子，就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渗透和颠复的工具之一。他们的面目和勾当日益暴露，因而不断受到指责和惩罚。马里新闻和游览国务秘书马马杜·戈洛戈最近在《发展报》撰文要求对美国“和平队”保持警惕。戈洛戈的文章发表后，《发展报》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赞扬这篇文章，并指出“非洲人不应当被‘漂亮的言词’所欺骗”。尼日利亚《晨邮报》三日也指责一些美国“和平队”队员是间谍，这些人的活动是以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为指针的。二月二十七日，苏丹政府正式宣布驱逐三百名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出境。苏丹内政部三月十五日发表声明，揭露这些传教士在苏丹南部一些省进行的颠复活动。 因此，哈里曼和威廉斯之流这次非洲之行所能搜集到的“情报”，只能是美帝国主义日益陷在非洲人民反美怒火中的可悲景况。

第4版()专栏： 历史的大扫除 　司马达 非洲人民正在进行一次历史的大扫除。他们打碎了殖民主义锁链，随即纷纷洗刷殖民主义的污迹，让非洲的历史面貌在民族独立的光辉旗帜下焕然一新。 这是非洲人民决心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势力的一个行动，这是非洲人民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具体表现，这是非洲人民发扬自己的革命传统、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国家的一页新篇章。 几世纪来，非洲人民忍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度过了多么漫长的屈辱岁月。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贩卖奴隶，掠夺财富，蹂躏民族，摧残文化……用火和剑开拓了殖民主义“乐园”，哺育了资本主义的“文明”，而使非洲沉沦为“黑暗大陆”。他们不但在非洲处处为自己建立铜像和纪念碑，甚至把自己的血腥名字强加于非洲的许多国家、城市和街道，妄想改变和阉割非洲人民的民族历史，让自己的殖民统治千秋万代地保持下去。非洲人民所受的一切苦难和屈辱，其程度远远超过殖民主义在亚洲进行侵略和掠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但是，任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最深重的苦难，激起了非洲人民不屈的斗志，引发了非洲人民争取解放的燎原之火；数不清的屈辱，增强了非洲人民凛然不可侮的民族自尊心，唤起了高度的民族自豪感。这都为万恶的殖民主义统治的灭亡准备了条件，为非洲的彻底解放，创造万丈光芒的新历史，提供了无限的原动力。席卷非洲的革命风暴，已经并将继续把那些曾经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殖民者，连同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定名、铜像和碑牌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现在，老殖民主义者仍在负隅顽抗，而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又竭力渗入非洲，企图填补老殖民主义的“真空”。他们手拿绞索，身披羊皮，时而借刀杀人，时而甜言蜜语。他们乔装反殖民主义“战士”和非洲的“亲戚”朋友，妄图把非洲推进更深重的苦难和屈辱的深渊。但是，非洲人民粉碎老殖民主义枷锁决不是为了重新落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陷阱。他们赶走欧洲殖民主义者，决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土再让美国新殖民主义者来宰割沾污。他们既已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决不容许再由美帝国主义来摆布。非洲反美浪潮正在兴起，非洲也决不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横行的天下。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下场，决不会比老殖民主义好一些。

第4版()专栏： 从历史上永远清除殖民主义这种罪恶 “奴隶海岸” 所谓“奴隶海岸”，是指现在西非洲沃尔特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海岸地带，即多哥、达荷美和尼日利亚西部沿海一带，加纳东部沿海的小部分地区也包括在内。西方殖民者从前曾长期在这里进行贩卖奴隶的勾当，因此称之为奴隶海岸。 西方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卖“黑奴”的罪恶历史，是由十五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才停止。 最早从事“黑奴”贸易的是葡萄牙殖民者，继起参加者有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布兰登堡（德国）和美洲各殖民地（包括以后的美国）。 黑奴贸易的惨无人道是尽人皆知的。 西方的人口贩子为了开辟黑奴的“货源”，就组织所谓“猎捕队”偷袭黑人的村落，他们往往在一夜之间，把很多黑人村庄变成荒无人烟的废墟。除了组织“猎捕队”外，这些人口贩子主要是勾结当地一些酋长和利用奴隶贩卖商来搜捕黑人。他们故意挑起部落战争，以便掳掠俘虏来充当奴隶。 在现在西非大西洋沿岸的加纳、尼日利亚、多哥、达荷美、塞内加尔等国的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奴隶碉堡的遗址。当年，待运的黑奴就被关在这些黑暗而潮湿的地牢里。当贩奴船只来到时，奴隶贩子用烙铁在黑奴身上烙上船长姓名的缩写字母，然后把他们赶进船舱。脚上钉着镣铐的黑奴，被密密麻麻地塞在船舱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船只遇到狂风暴雨需要关闭船舱的时候，许多黑奴就被闷死在里面。船上经常发生传染病，造成黑奴的大批死亡。当航期延长而缺乏食物和饮水时，大批黑奴就被扔到海里。 西方殖民主义者从非洲向美洲贩卖黑奴的数字，是无法确切计算的。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在他所写的《黑人》一书中的估计，被贩运到美洲的黑奴，十六世纪为九十万人，十七世纪为二百七十五万人，十八世纪为七百万人，十九世纪为四百万人，共约一千五百万人。法国学者查理·德·拉·隆西埃在《黑人和贩卖黑奴者》一书中估计，运到美洲的黑奴，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有一千五百万人，从一七九八年到一八四八年有五百万人，合计约为二千万人。但是这些数字远远不能反映非洲由于黑奴贸易而使人口遭到损失的真实情况。据杜波依斯估计，每运一个黑奴到美洲，大约有五个黑奴死在猎捕和贩运的过程中。法国学者杜加斯在《黑奴贩卖者》一书中说，非洲因为黑奴贸易而损失的人口达一亿五千万人。这些数字使人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洲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率，从十七世纪的百分之二十下降到二十世纪初的百分之七点七。 西方殖民者的黑奴贸易延续了四百多年之久，严重地破坏了非洲的生产力，阻挠了非洲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是欧洲的黑奴贩子却从黑奴贸易中获得惊人的利润。根据统计材料，在西非海岸，一个健壮的男黑奴值一英镑，但运到西印度群岛后可卖到八十英镑。美洲巴尔的摩的一条贩奴船“爱神号”的建造费仅为三万美元，而它的第一次贩奴航运就获得利润二十万美元。进行黑奴贸易而得到的利润成了西欧各殖民国家工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德文）

第4版()专栏： 戈登和基切讷 戈登，原来是一个英国军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法侵略军来到中国，参加过抢劫和焚毁北京圆明园的野蛮罪行。一八六一年，戈登又来到中国，在上海加入了所谓“常胜军”的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戈登在中国干的这些侵略勾当，当然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赞赏。因此，一八七四年，英国政府为了加强控制苏丹，就任命戈登为英国驻苏丹的总督。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英国将军，到了苏丹后，又加紧镇压苏丹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 一八八二年，苏丹人民爆发了全国性的武装起义。一八八五年一月，起义军在苏丹民族英雄马迪的率领下，攻克了恩图曼。这时候，戈登还想在喀土穆负隅顽抗。但是，他想不到，在他的援军到来之前三天，苏丹起义军就粉碎了英国殖民军的抵抗，冲入戈登的总督官邸，用长矛结束了他的生命。苏丹人民第一次建立了独立的苏丹国家。 十三年后，英国政府派遣基切讷率侵略军卷土重来。基切讷在恩图曼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把苏丹重新推入英国殖民者的奴役深渊。 英国政府以后为了纪念它这两个镇压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有功之臣”，在喀土穆为戈登和基切讷分别塑造了铜像。但一九五六年苏丹获得独立，一九五八年苏丹政府便下令清除戈登和基切讷的铜像。　（于）

第4版()专栏： 利奥波德维尔和斯坦利维尔 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内，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进行分割非洲的活动，不仅一些原来已在非洲拥有殖民地的国家迅速地在那里扩大了自己的殖民地，就是一些后起的国家，如比利时，也拼命挤入殖民主义国家的行列，在非洲掠夺大块殖民地。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侵略，是通过美籍英国人亨利·莫屯·斯坦利进行的。斯坦利曾经三次到非洲“探险”旅行。在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七年的第二次旅行中，他横穿非洲大陆，发现了刚果河道及其上游的大片土地，感到这个发现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正在这个时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纠集了一批比利时投机分子，组成了“国际非洲协会”的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加紧向中非进行扩张。斯坦利了解了这个情况，就投靠利奥波德二世，接受了完成这个任务的使命。 一八七九年年初，斯坦利以“国际非洲协会”全权代表的资格去到非洲，他和他的助手在几年之内跑遍了刚果。他利用欺骗和贿赂的办法，同刚果地区很多部落酋长分别签订了四百几十个奴役性的条约。 斯坦利在刚果的重要战略地带设立了许多据点，他以比利时国王的名字在刚果河南岸建立的第一个据点，就是现在刚果的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他还以自己的名字在刚果河上游建立了另一个据点，这就是刚果东方省首府斯坦利维尔。　（徐）

第4版()专栏： “黄金海岸” 加纳盛产黄金，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五位。一四八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加纳，大量搜刮黄金，因此把加纳称为“黄金海岸”。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加纳共和国独立后，才恢复了国名。

第4版()专栏： “胡椒海岸” 十五世纪起，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西非资源的大掠夺。几内亚有一种土产名为“胡椒”的著名香料，是殖民者借以发财致富的来源之一。从此他们便把现在的几内亚、塞拉勒窝内和利比里亚一带，叫做“胡椒海岸”。

第5版()专栏：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第5版()专栏： 《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罗大冈 一 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对广大读者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他们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在我们经常接触的作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新作品，首先是中国和外国的革命文学，对我们无疑地能起积极的教育作用。那些为数较少，但不免也和读者经常见面的古典名著，包括外国名著在内，它们是否也能起所谓生活教科书的作用呢？一般说，很少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即使产生积极作用，也不能像当前的进步作品那样直接，那样全面。 必须对古典名著从历史主义角度进行具体分析批判，然后才能使广大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避免可能的误解。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是我们对待文学遗产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反对用虚无主义的观点对待文化遗产，对文学遗产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自己，也没有拦阻别人，去接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反，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在中国古典作品的整理重印，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分别进行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的质量数量都远远超过解放前。据初步了解，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文学书籍的出借率中，古典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青年们热爱的当然首先是我们今天的革命文学；与此同时，他们对于优秀的古典作品和外国作品，却也相当熟悉。这一切，充分说明我们对文学遗产绝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予以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无条件地推崇中外古典名著，一律接受，不加辨别。我们要求读者对文学遗产能正确地认识，合理地欣赏和有益地借鉴。 能不能对待过去时代的文学名著和对待古代文物器玩一样，采取客观的欣赏态度，或敬而远之，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自己的思想感情跟它们发生联系呢？不能。比方说，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陈列着一件远古的铜器，铜绿斑驳古色古香的爵，或者别的什么酒具。游览者用好奇和赞美的目光，注视这表现古代劳动人民智巧的艺术品。谁也不会动这样一个古怪念头：把它拿来真的盛酒喝。因此，铜绿中毒之类的问题，是不至于发生的。文学遗产和群众的关系却与此大不相同。读者捧着一部古典名著，不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读得津津有味，实际上相当于用古代的酒巵［zhī 支］在饮酒，拿古董作为日用器皿。那古色古香的酒味，难免陶醉读者；读者的思想感情受了这样潜移默化，难保不中“铜绿”之毒。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帮助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使他们对文学遗产所不可避免地采取的盲目的“古为今用”态度，经过分析批判，成为正确的、健康的、真正的古为今用，从而受到有益的影响。 在当前新文学的园地里，尚且需要评论家经常浇花锄草，帮助读者从新的文学产品中，吸收最好的营养。何况古典文学问题较为复杂，怎么能不给广大读者指出一条正确的、批判继承的道路呢？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批判吸收外国古代文化时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给文学遗产批判继承工作指出了正确道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再一次提到批判接受古人与外国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我们文艺创作的借鉴问题。由此可见：一，对于中外文学遗产必须是积极地批判地继承，而不是消极否定或拒绝；二，继承文学遗产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的方法，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研究与分析，然后始能吸收精华，吐弃糟粕，化腐朽为神奇，从陈旧的作品中取得新的营养料。 文学遗产和我们今天读者之间的矛盾，表面上，似乎是时间的间隔；外国文学则在时间的间隔之外，又加上空间的距离。实质上，中外文学遗产和我们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在于时间或空间的差别，而在于双方的社会条件不同，阶级关系不同，世界观不同。问题的关键既然在阶级差别上，在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时，以阶级分析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完全必要的。 文学作品是作者的阶级意识通过艺术形象的反映。过去时代的作品，不论它在当时当地产生过多少积极影响，不管它的艺术水平多么高，反正是受着作者阶级意识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当时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尽管有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作家，在他们作品中间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但如果他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他们的阶级立场轻易不至于改变，所以他们作品中表现的同情劳动人民总有一定限度。换言之，他们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当时剥削阶级的意识。我们如果不从阶级观点去辨别文学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势必在思想上丧失正确的阶级立场，对于已经消灭或正在被消灭中的反动阶级的恶劣影响，失去抵抗力。一个反动阶级的思想意识往往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阶级已不存在，它的思想意识却以习惯势力的形式继续存在，或者像幽灵一般依附在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遗产上，残留在人间。所以说，批判继承文学遗产，也是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 读者和文学作品发生思想情感上的联系或共鸣，主要是从阶级意识这一角度出发，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通过什么人性或人道概念起作用的。因此封建阶级的文学遗产对于我们今天读者的影响，一般比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影响间接得多。在读者方面，也更多地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感兴趣。这是因为我国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结束未久，它的反动思想在我们新社会里还有相当多的残余；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外国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免有所渗入。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文学遗产，尤其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小说，即西方资产阶级全盛时代的灵魂的镜子，在我们一部分青年读者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残留在这类读者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幽魂作祟，使他们对欧洲十九世纪的小说常常会感到“亲切”，甚至发生所谓共鸣。举例说，斯当达尔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常常受一部分青年读者热烈欢迎。因此这些作品能比封建时代或者更古老的文学遗产，给读者更广泛的影响，同时在他们思想上可能引起更多的偏差。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在上升到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为了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竖起自己的帅旗，必须将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重新评价一番，文学遗产当然也不例外。文艺复兴时期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学者，都曾从事过类似的工作。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有必要重新评价往昔的文学遗产。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阵地。但是，我们对文学遗产的再估价，也就是批判继承，却和任何其他统治阶级在同一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即使外表上有相似之处。由于无产阶级是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世界为己任的大公无私的先进阶级；由于无产阶级以人类最进步最科学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所以我们能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这一艰巨细致的工作中，运用严格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能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革命的要求，和追求科学真理的科学要求，两者完全统一起来。历史上一切其他阶级，即使它们在上升时期思想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对人类文化多少有过一些贡献，但由于它们都是剥削阶级，它们的阶级本质限制了它们的思想视野，它们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评价问题，不可能采取比较彻底的科学态度，他们常常在虚伪的客观主义掩护下，强调自己的阶级偏见。 世上为反动阶级或反动集团服务的所谓文人学者，对待文学遗产向来不可能也不愿意持公正合理的科学见解。他们往往以投合时好，标奇立异，为沽名钓誉的捷径。他们惯走实用主义的道路，故意赞美古典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歪曲作品的本来面目，务使文学遗产在读者中产生一种有利于反动阶级或反动集团政治路线的影响。例如对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资产阶级文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异口同声地称道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卢卡契在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义》一书中，居然把罗曼·罗兰和萧伯纳等人的“人道主义反叛”，提到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九六二年十月号的英文版《苏联文学》报道了阿尼西莫夫高度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的“革命人道主义”的谈话，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最惊人的论调要算法共作家路易·阿拉贡一九四九年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的那篇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按照阿拉贡的看法，“这部小说的主角是向上的灵魂的化身，是心的胜利，主要就是人的存在的化身。”一贯以“马克思主义者”姿态出现的阿拉贡，在这儿却公然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认为罗曼·罗兰这部小说“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是这种热肠，这片伟大的火焰。这个对于人能臻于至善的信仰。”甚至说“这是真实的人性，从心里涌出来的人性的榜样，社会主义没有它就无法实现。”〔注〕可见在阿拉贡看来，使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精神力量，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战士的满腔热血，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世界观，而是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人性论出发的“善恶”标准，是所谓“向善”的这种主观意愿。阿拉贡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洋洋大文通篇贯穿着一个主导思想：人性是向善的，革命斗争是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斗争，罗曼·罗兰这部小说是对于善的伟大颂歌，也是人性的伟大颂歌。如果说，罗兰在一九一○年左右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思想情况就如上述，那倒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一九四九年，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倡导者，小说《共产党人》（一九四九—一九五一）的作者阿拉贡，居然整个撇开阶级分析，用纯粹唯心主义的观点，颂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道主义，乍一听，似乎令人难以理解。现代修正主义者无保留地赞扬克利斯朵夫的人道主义，说这种人道主义到了罗兰晚年已经发展到“革命人道主义”的“高度”，意思说，和马克思主义简直没有差别，成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不可少的思想力量。阿拉贡的文章虽然是一九四九年发表的，实质上，和阿尼西莫夫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修正主义者这一番“苦心”，时至今日已经不是令人难解，而是路人皆知了。他们利用《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作者，当作一个现成的例证，妄想借此掩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的差别，而以“人性向善”，“人类爱”这类诳言，偷换阶级斗争的真理。 二 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虽然写于二十世纪初年（一九○三—一九一二），书中主要情调却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叶那种所谓“世纪末”的气氛：在纸醉金迷的巴黎，无形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大难临头的威胁，人心惶惶，思想混乱。可怕的明天，将给法国人带来什么呢？是战争，还是革命？要不就是战争和革命接踵而来？这是普法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法国社会。在法兰西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国际风云也极不平静。知识分子徬徨歧途，苦闷万分。小说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可是由于作者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思想上的局限，小说对于当时最基本的矛盾，即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之间的矛盾，缺乏认识，反而对工人阶级表示了许多偏见和误解，对革命运动常常有所歪曲，连巴黎公社那样翻天复地的武装起义，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迹，也熟视无睹，一字不提。但作者对于普法战争带给法国的灾难性的后果，却十分敏感。面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于法德两国之间的紧张局面，和潜伏着的战争危机，他表现得胆战心惊。他当然不了解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的矛盾，而误解为两个民族间的传统纠纷。小说中主要人物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友谊，象征着小说作者生平最热烈的一个心愿：法德两民族握手言和。 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小说的基本态度，不至于迷失方向。但这并不等于对这部作品表示笼统的否定。恰恰相反，我们一向认为罗曼·罗兰在二十世纪初年写成这部优秀的作品，它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很显著的。作者不满意资本主义世界虚伪与腐化的生活，面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是作者心目中“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幻想通过文学艺术或其他精神感化方式，培养若干“优秀分子”，从而改变社会黑暗的现状。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们进行了顽强的个人奋斗。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浪子和叛逆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的。通过他们，小说作者对反动势力和腐化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在资本主义文明绚烂夺目的外衣之下，克利斯朵夫闻到了死尸的腐臭。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对本阶级所能表示的最辛辣的讽刺，最沉痛的控诉。这部小说不但表现了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且热情洋溢地抒写了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知识分子的渴求光明的心意。在上世纪末叶和本世纪初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知识界，像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那样的人物，应当说是代表着阴暗势力的对立面。在当时法国文学界，正如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纪德所说，“怀着善良的心情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小说无疑地代表比较健康的倾向。小说在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往往泛滥着抒情的热潮，使许多篇页充满着诗的光辉。作者的艺术手法是多方面的；在多方面都显示出不平凡的才能。既善于深刻的讽刺，又能用婉约的文笔写青年人对于生命的纯真美丽的梦，或用奔放的文笔写天真的幻梦在丑恶的现实之前碰壁以后的慷慨激昂的义愤。作者在给友人的信中，希望大家把他这部长篇巨著看作一支浩浩荡荡的交响曲，或者一首史诗式的抒情长歌。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内容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黑暗腐化的社会势不两立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被描写成顽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反抗黑暗势力的唯一方式是个人奋斗。小说中第二号重要人物奥里维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最高“理想”是各人为了自由选定的信仰而奋斗，“不论是什么信仰”。 克利斯朵夫虽然久居巴黎，却并不是法国人。他故乡是莱因河畔的一个德国小城镇。他出生于贫穷的音乐师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受当地封建豪门雇佣。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比当地小市民略高一点，而面对贵族主人，他们那种卑躬屈节的样子，却与一般仆役并无差别。见了暴发户，他们也习惯于低声下气地奉承。引起少年克利斯朵夫强烈反感的，正是豪门富户的强暴和小市民的鄙俗卑贱。对于前者，他心里燃烧着反抗的怒火。对于后者，他只有鄙弃与怜悯。他自己出身于小市民阶层，所以特别熟悉小市民庸俗势利的嘴脸，并且感到深深的厌恶。在故乡，他由于言行不合时好，触犯众怒，终于成为一个社会公敌式的叛逆者。 这种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气，在作者笔下，却成了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根源。从少年时代起，他已打下了追求个人“胜利”的决心。有一次，少年克利斯朵夫在生活上碰了钉子，动了自杀的念头。在千钧一发之际，另外一个强烈的念头挽救了他：他要胜利，他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获得胜利。要为有朝一日的‘胜利’而活下去。“胜利”便是他向可恶的人和事的一种报复泄愤的方式。从此以后，追求“胜利”的坚强意志经常鞭策着他。他的具体目标是个人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小说在这一点上交代得非常明确：“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 在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指导下，克利斯朵夫能写出什么样的乐曲呢？小说在这方面似乎没有明确的说明。读者凭印象，至多只能说这位作曲家好像写过一些所谓充满生命热力的乐章。到了晚年，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企图把宇宙间各种矛盾冲突的力量，融合在一种十分和谐静穆的交响曲中。小说最后一卷名为《新的一天》，表示走到了生命路程上最后一个段落的老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跟少壮时期勇于反抗的克利斯朵夫，前后判若两人。老音乐家但求平息一切冲突，调和一切矛盾。一切归于和谐，实际上无异于一切归于虚无。个人英雄主义者终于落到虚无主义的下场，老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临死前不得不向宗教信仰祈求虚幻的安慰。这一切，不管小说作者主观上如何认识，在客观上，恰恰是对个人主义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尖锐讽刺。 至于奥里维，小说把他写成典型的“法兰西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他出身于破产的银行老板家庭。童年时代家庭生活富裕舒适。自从父亲破产自杀以后，少年的奥里维，他母亲和他年轻的姊姊，三口子遭受到十分凄惨的命运。衣食艰难和世态炎凉的滋味，在奥里维孱弱的心灵上落下了深深的创痕。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黑暗腐化，他也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对于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和颓废的文化，他尤其不能忍受。他是固执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始终不喜欢接触政治，特别讨厌一切党派团体。但是，他对于革命却始终抱着“虚幻的希望”。他坚信人人有选择自己“理想”的绝对自由。无论什么“理想”都可以，他也坚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优秀分子”手中。革命在他看来当然也只是几个“优秀分子”的事。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那些为了衣食终日汗流浃背的穷苦大众，可是他的根深柢固的资产阶级性格，使他和劳动人民之间始终保持着一道鸿沟。他心目中的“最优秀”的法国人，是那些兢兢业业的小资产者、小市民和手工业者。他连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都看不见，当然更不用说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和先锋队作用了。 在奥里维的影响下，克利斯朵夫思想中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周围有这么多令人愤慨的现象，搞音乐还有什么意义？他的答案却很难令人满意：他说反正少写一部乐曲是不会减轻别人的痛苦的，那么不如多写几部，音乐可能使那些在苦痛中的人得到安慰。他对于革命并没有抱什么“虚幻的希望”，因为他干脆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他从小单枪匹马，为衣食而劳碌，为艺术而奋斗，好像谁也没有帮过他忙。因此他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只会从个人利害的错误角度看一切问题。他承认自己也帮不了革命的忙。他只会，而且只愿意搞他熟悉的音乐。奥里维眼看周围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情形十分悲惨，因而感到疚心疾首，终日坐卧不宁。克利斯朵夫不赞成这样。他认为，明知自己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改变残酷的现实，倒不如不闻不问，埋头去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有一年，奥里维在五一节那天到巴黎街上去看热闹，终于在工人和警察的混战中误伤毙命。于是克利斯朵夫越发不问世事。他索性和鸵鸟一般，把脑袋钻在个人主义的沙坑中，专心搞他的音乐。 这样说来，难道克利斯朵夫是个十足自私自利、卑鄙狭窄的人吗？当然不是。他和奥里维基本上有同样性质的思想矛盾。两人都不满现状，真心诚意想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两人都有正义感和要求进步的倾向。可是，与此同时，两人都挣不脱套在自己颈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枷锁，因而一贯强调个人自由，只相信个人力量与智慧，只看见个人作用。总之，个人主义像一条黑纱似地蒙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徒然在主观上向往光明，实际上却没有朝着光明的方向径直走去。 克利斯朵夫家里虽然贫困，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仍然隔着一段距离。在那个社会里，一个贫穷音乐师的地位类似手艺匠人。面对豪门富户，穷音乐师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可以有两种相反的表现。或者表现为趋炎附势，或者怨愤和反抗。克利斯朵夫的祖父和父亲采取了前一种态度，这是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本能在他们身上起作用。克利斯朵夫本人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也是相对地受压迫的阶级，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往往是不彻底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反抗方式，使他采取了错误的个人奋斗。克利斯朵夫的手工艺匠师的气质也有两种明显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一技随身，便可走遍江湖，靠本领混饭吃，绝不向任何人低头。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的艺术和自己的才能有极高的估计，而且绝对自信，正如一个手艺匠师常常会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幻觉，自己手造的工艺品轻易不容许别人指摘一样。这一切，说明充斥在小说中的那种所谓艺术至上和天才至上的思想气氛，和小说主人公的小生产者顽强私有观点，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可见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正如自由主义一样，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同时为个人主义服务的。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心目中，让人人都按照主观决定的方向自由发展个性，这是最符合人道精神的。根据这种特殊逻辑，不难得出荒谬的结论，认为自我完成和个性解放不但是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的最高表现。甚至可以更荒谬地认为，自我完成的目的不是利己，却是利群，因为只有人人努力完成自我，解放个性，才能培养“优秀分子”，改变世界面目。克利斯朵夫立志以自己创作的乐曲去安慰世上受苦受难的灵魂。奥里维力求在衣食不周的劳苦大众之中，发现并且培养“优秀的灵魂”。总而言之，两人都企图按照自己的个人主义精神面目，去改造世界。于是，在他们主观上，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信念不但不至于自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了。然而，客观效果恰好与此完全相反。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企图用虚幻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解决个人与集体间的矛盾，结果一切落空，两人都不能避免幻灭的下场。所以作者在小说最后一卷的序言中说：“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换句话，作者用了十年之久，写成这部分为十大卷的巨型小说，在写作过程中已经逐渐认识到他当初计划写的个人主义英雄人物的颂歌，已经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宣告个人主义幻灭的无可奈何的悼歌了。 三 由于家道中落，罗曼·罗兰年轻时曾经度过近乎贫困的日子，所以对劳苦大众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在一八八八年的日记上，他写过这样的话：“当我母亲家里做短工的女仆瞧我坐在桌前念书的时候，我感到惭愧。当我碰到一个干完一天重活，晚上疲乏不堪地回家的工人时，我感到惭愧”。罗兰管这种自发的社会正义感叫“本能的社会主义”。在那时，空想社会主义用各种形式，在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开辟了广大的市场。罗兰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对于自己年轻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那种天真无知状态，曾经有这样的批评：“没有纪律，没有学说，不列入正规军的，游击式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 “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是个离奇的名词，但它却很能说明《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当时思想混乱的情况。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给他的根深柢固的消极影响。他年轻时甚至在日记中歌颂利己主义，将利己主义看成推动“世界的马达”。这种思想阻碍他对于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也是他精神上矛盾、混乱与痛苦的根源。而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得到反映。当时罗兰的思想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笔下的人物奥里维有相同之处，对革命还只是抱着一种“虚幻的希望”。他仿佛一只手竭力伸向革命，表示在他思想中有向往革命的一面；同时另一只手却使劲蒙住自己的眼睛，似乎对革命的强烈光芒不敢逼视。这是那一历史时期大多数要求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典型姿态。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像一幅巨大的浮雕，逼真地记录了在新旧两个世界交替之际，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互相消长的疾风暴雨中，徬徨歧途的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挣扎的种种形相。 这部小说自从被介绍到我国来以后，曾经在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在部分要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反抗旧社会这一点上，发生过一些比较良好的影响。而且，即使在那时，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式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了。可是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些读者思想赶不上形势，照旧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眼光来欣赏《约翰·克利斯朵夫》，当然更谈不上历史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了。于是这部小说在他们思想上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其实，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产物，也可以算是一种客观存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由作者自己加以固定，作者死后无论年代隔得多久，不可能再有任何变动。改变的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读者，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去读古代作品而获得的不同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对文学遗产的评价没有绝对标准。绝对标准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文学遗产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获得的科学评价。 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发生误解或曲解，往往不仅由于思想方法错误，而是因为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这部文学名著。一九五八年在报刊上开展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时，若干读者公然表示不赞成我们批判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略一批判，有人就大叫大喊克利斯朵夫“根本被否定了！”例如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号和三月号的《读书》杂志上，就集中发表了几位读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是“高尚”的，不能和“庸俗的个人主义一概而论”。又说什么 “这种个人主义是为集体造福的”，因为“一个人首先是个人主义者，然后才能成为集体主义者”。有的读者居然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宣称要用“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来和我们今天的新社会对抗，说“这样的精神不管是在什么社会什么场合下，只要有妨碍自由发展的现象时都适用。”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在于高举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掩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说什么：“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实质上就是个性主义，把它仅仅归结为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是荒谬的，把它和我们今天口头上常说的个人主义混淆起来，显然是偷换了概念。”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还有一些执迷不悟的“克利斯朵夫主义者”，虽然人数可能极少。只要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斗争。 不能认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个人奋斗仅仅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的在于“为集体造福”，所以这种手段是可以容许的。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正为人类造福，只有一条可循之路，那就是阶级斗争。必须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实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幸福合理的社会。那时，才谈得上解放个性，才有可能消除“解放个性”和“为集体造福”这两件事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和所谓少数“优秀分子”的个人奋斗毫无相同之处。不可能设想通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手段或方式，可以达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目的。手段与目的虽然是两回事，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不是各不相干的。个人奋斗与集体主义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敌对的阶级立场。企图把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调和起来，实质上无异于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他决心要为集体事业贡献一分力量，就必须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放弃资产阶级立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与工农兵广大群众相结合。否则，不论你有多大的善良动机，其结果仍然一事无成。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以今人的标准强加于小说中的古人，而是坚决反对以古人的陈腐的标准，来为今人的错误思想错误立场打掩护。 尽管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跟那种单纯追求物质享受，唯利是图，卑鄙龌龊的市侩式的个人主义表现不同；尽管他有时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概念为自己的个人主义行动进行辩解，但是，他积极奋斗的目标首先是个人成就，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算什么“积极”？他在个人奋斗过程中始终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始终强调个人作用、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高于一切，这又算什么“高尚”？从这种“高尚”和“积极”的基础上出发的所谓个性，究其实，难道不是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表现吗？将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个人奋斗写成悲剧的下场，正是罗曼·罗兰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证明。倘或今天的读者不把书中人物的个人主义悲剧当作一种历史教训，反而甘心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恰恰抹煞这部名著的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可见，批判书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绝对不是否定这部作品，而恰恰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值得我们继承的一面。 古典名著之所以值得珍视，首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过或多或少的进步作用。古典名著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主要在于作者从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汲取素材，提炼为艺术作品，通过高度的艺术手法，使作品中的正确思想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产生积极的影响。倘若有人读了古典名著就依样葫芦地摹仿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行动，以古人的人生观为自己的人生观，使古人借尸还魂，那就是对文学遗产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 在过去时代留传下来的文学名著之中，越是优秀或杰出的，影响就越是广泛而且久远；所以也就越有必要对它们做重点的分析批判，帮助一般读者正确接受这份文学遗产。同时，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有可能成为旧文人旧学者、一般地说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的赞扬和吹嘘的对象。对于这类久享“盛名”的古典作品，我们就越有必要提高警惕，越需要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以防鱼目混珠，让错误的评价和无原则的赞美蒙蔽了我们读者的眼睛。事实上，资产阶级评论家由于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但不可能对文学遗产作出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而且往往他们赞不绝口的，恰好是我们认为必须吐弃的糟粕。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一个实例。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所欣赏的，正是我们认为应当否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如果不坚决在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岂不是甘心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应声虫？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往往不是互不联系，互不混杂地分别并列着的，而是错综复杂，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必须经过辩证的分析，才能够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溶解分离，然后可以从精华中淘汰糟粕，从消极的成分中滤出积极的内核。因此，在一部古典名著中，越是精华所在，就越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分析批判。例如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必须先具体分析批判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消极意义，然后才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小说中主要人物不甘心跟黑暗腐化的社会同流合污的积极精神。我们从来不曾因为他们的反抗没有获得具体效果，而一笔抹煞他们的反抗精神，可是我们断然反对由于肯定这种精神，连错误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一齐当作好东西而加以接受。搞清楚这一点，或许有助于说明古典作品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辩证关系。 通过科学分析，辨别糟粕与精华，是为了正确地继承文学遗产，为了将优秀的古典作品从误解者和歪曲者手中夺过来，还给人民。优秀的文学遗产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它们应当属于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给人民大众在为了解放自己而进行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时提供文学艺术方面的不可缺少的借鉴。 注：这儿引用的阿拉贡的言论，见《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一 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七和一一○页。

第6版()专栏： 新中国农村基层领导者的光辉形象 持真 《丰收之后》的最大收获，是塑造了赵五婶（马志红）这样一个新中国农村基层领导者的光辉形象。 《丰收之后》中的赵五婶是很有代表性的，她是那些被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了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作为一个优秀的大队支部书记，她站得高，看得远，勇于坚持原则，对大队长的本位主义和副大队长的自私自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耐心的说服。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指导着她的行动，她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既看到眼前利益，又看到长远的利益。不久以前，《李双双》的演出，在农村里影响很大。“我是人民公社社员”，成为一句鼓舞人心的名言。从李双双到赵五婶，从不同的人物和角度，塑造了农村中革命的、先进的妇女形象。如果说，李双双是一个好社员，是人民公社一员大公无私的闯将，那么赵五婶却以一个被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了的农民代表，一个优秀的农村基层领导者的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了。 著名的《妇女自由歌》中，曾描绘过旧中国妇女如何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赵五婶的形象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妇女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有力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度，反映出新中国农村“日月换新天”的变化。可贵的是：赵五婶不仅是民主革命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她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在党的教导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今天，她依然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列。 剧作者对赵五婶的风格的描绘，是成功的。赵五婶的革命风格是通过她的处事待人，她和群众的鱼水交融的关系，是通过她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通过她对资本主义逆流侵蚀集体经济的警惕和斗争……等等一系列生活情节而展现出来的，是在尖锐的斗争和冲突中表现出来的。赵五婶是大队支部书记，为坚持党的政策，她要向只顾小集体，看不见国家需要的本位主义作斗争，要向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她又是一个农村妇女，多少年来传统的习惯势力，增加了她斗争的艰难程度，还不得不顶住她丈夫的大男子主义的冲击。剧作者没有避开这些复杂情势，也正是在如此艰苦的斗争中，赵五婶的勇于斗争、彻底革命的精神面貌被有力地揭示出来了，曾经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弱小农妇，以一种崭新的革命英姿出现在观众面前，熟悉我国旧时代妇女遭遇的观众，怎能不为此而衷心欢欣呢？ 我喜欢第一场戏，这场戏朴实动人。赵五婶学习归来，同群众的亲密关系，表现得生动自然。她主动地为老雇工王爷爷买鞋；她主动地替回乡生产的知识青年买垫肩；她看到老贫农徐大叔眼睛熬上了火，劝他歇两天的亲切语调；她去汽车站买车票，正好看到门市部有看场人急需的手电筒，她便改变主意，用买车票的钱买了电筒，步行回家……这一切做得如此自然，如此平凡。是平凡，也是伟大，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光辉四射。这是多么好的一面镜子啊！热情的观众，又怎能不为此而受到勉励呢？ 最近以来，在我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不少反映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优秀剧目。《丰收之后》是又一部反映出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特点的好戏。 当前农村阶级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尽管人民力量空前壮大，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和各种旧势力并未心死。他们时刻窥伺着人民队伍中这样那样的弱点，俟机活动。他们披着各种伪装，利用各种形式，利用一些人的自私心理，利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或某些封建落后意识，向集体经济侵蚀，向我们的干部进攻。比较普遍的惯用的一种形式则是请吃请喝，诱你上钩。湖北农村公社社员一针见血地把这一阴谋手段，叫做“用筷子头打人”。在《丰收之后》中，副大队长王宝山的受骗上当，不正是在“筷子头”上吃的亏吗？老贫农王宝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是积极分子，可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的今天，他落后了，他对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热情，他的兴趣是：多分点粮，多卖些钱，为女儿置办套好嫁妆，正是这种自私的小天地，闭塞了他的头脑。一贯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王学孔、王老四利用了他这个弱点。这使得王宝山的包袱背得很重，他和王学孔们越来越接近，和党组织越来越疏远了，如果没有赵五婶和党支部的及时帮助，下坡路继续走下去，不是很危险吗？ 大队长赵大川和王宝山有所不同，他有一定的国家观念，有工作责任心，也努力工作，能完成任务，可是他满足自己已取得的成绩，故步自封，不愿学习。由于他长时间放松学习，逐渐变得政治嗅觉迟钝，对王学孔们丧失警惕；变得眼光狭小，只看见小集体的利益。当情况十分复杂，矛盾尖锐的时候，他的这个弱点显得更为突出了。他的弱点，给王学孔们以可乘之机，王学孔们更积极地利用了他的弱点，扩展了他的弱点。赵大川不是口口声声讲：不能离开“大杠杠”吗？他又怎么糊里糊涂地上了王学孔的当，被诱离开正确的轨道呢？赵大川的教训，多么发人深思！ 好戏也难免有美中不足之处，我觉得剧中的第四场，似乎没有一、二、三场那样生动有力。赵五婶等说服赵大川、王宝山多向国家卖余粮的几段戏，讲了“先国家后集体”的道理，却讲得不那么透，没有把道理讲活，国家和农民的血肉关系，靠山庄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会有具体的亲身体验的，这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生动的表现。在这场戏中，赵五婶那种百折不屈，一心为国家，赤诚待同志的精神，是动人的，但就整场戏来说，生活气息还不够浓，感染力还不够强。我衷心希望剧作者“更上一层楼”，坚持不懈，继续努力，广泛听取观众的意见，把剧本修改得更完美。愿《丰收之后》这朵鲜花，愈开愈香，愈开愈艳。

第6版()专栏： 赵五婶的“帅才” 陶钝 《丰收之后》的赵五婶是靠山庄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丰收之后处理余粮问题上，坚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正确摆法，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就是对自己的丈夫赵大川也不曾有一点迁就。口服心服了的丈夫称她有“帅才”。传统戏曲中的《穆桂英挂帅》是戏曲艺术家根据人民的愿望的创造，《丰收之后》赵五婶的形象，却是今天千千万万妇女“帅才”之一。这同样是艺术的创造，但这创造不仅是人民的愿望，而是反映了在三面红旗下的社会主义现实。 赵五婶是一个农村中普普通通的妇女，怎么会有“帅才”呢？有没有现实的基础？如果有的话，她是怎样锻炼出来的？从《丰收之后》这剧的本身，就可以找到具体的答案。赵五婶、赵大川和王宝山这几个靠山庄的骨干是二十一年前入党的。推算起来那是一九四三年，正是抗日战争最严重的阶段。他们经过了五、六年的抗日战争的考验，被吸收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中来；又经过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胜利以后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一直发展到人民公社。这一连串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运动，怎么会锻炼不出“帅才”来呢？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青壮年有的参了军，在前线和蒋匪帮苦斗，有的推起一辆小车支援前线，从家乡农村出发，出了山东省把解放大军送过了长江。那时像胶东老根据地留在农村的男青壮年已经寥寥无几。女青年组成了青年妇女队，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送公粮，抬担架，站岗放哨，巩固后方的任务都是她们负担。男村长们带队支援前线去了，女村长们就代替了他们的职务。安置病号，接待战区来的难民，埋藏物资，坚壁清野也都是由她们来干。那时你到老根据地的农村，随处可以看到她们背着一枝枪，挎着两个手榴弹到处梭巡。你也可以看到她们召集老汉和老妇们讲大道理，布置生产。老人们也认真地，信服地听她们指挥。经过了战争的锻炼，又经过土改运动的锻炼以及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锻炼，出现了像赵五婶那样的“帅才”又有什么奇怪呢？今天的赵五婶，不就是当年的青妇队员吗？ 那么同一环境，同一个党的组织，既然锻炼出赵五婶这样的党支部书记来，为什么赵大川和王宝山没锻炼出来呢？《丰收之后》通过赵五婶不只一次地说了：听毛主席的话，依靠群众。赵五婶就这样做了，当她从党校学习回来发现对余粮问题，党内意见不一致，甚至作为支部委员和大队长的她的丈夫赵大川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从前一同入党，坚决支前的王宝山，也是只顾个人利益忘了国家，她感到问题严重。这时候她就想起毛主席依靠群众的话来了。事实可也真灵，通过群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赵大川也口口声声为了群众，但是他讲的群众和赵五婶讲的群众是不同的。赵五婶立身在贫、下中农中间，就会受到教育和锻炼，把自己的立场、思想和工作引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赵大川立身于贫、下中农之外，那就是脱离群众，不但办不成事，还会给投机倒把和其他坏分子以可乘之机。 赵五婶和赵大川、王宝山的差别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赵五婶没有忘记过去，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和过去比一比。经过一比就觉得今天的生活这么美好，将来还更美好，她就感谢党的培养和政府的支援，所以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集体的利益摆在第二位，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大河里有水小河满，大河里无水小河干”。赵大川和王宝山呢？被丰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脑子糊涂了，什么过去的苦都忘得干干净净。国家对靠山庄生产大队的支援，他们也不当作一回事。生活好了，还想再好。什么原则经过他们解释都走了样。如果把国家、集体和个人摆错了位子，农村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建成。相反，很可能又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也许有人怀疑像王小梅这样的姑娘，年纪不过二十岁左右，怎么什么事都懂，什么思想都正确，这是不是作者臆造的一个人物。不是的，小梅生下才会叫妈妈，妈妈就在敌人的刺刀下牺牲了，而且牺牲得那么壮烈。赵五婶在抚养小梅成人的过程中，不仅把妈妈的英烈行为告诉她，她对这个孩子言教之外还有身教。小梅眼目中的标准，是死去的妈妈和活着的五婶。她思想里没有一点杂质，她的思想、行事是她妈妈和赵五婶的影子。这是赵五婶亲手教育出来的后一代。像这样的青年，虽然是“棉花包”里长大的，就不仅不会丧失老一代的光荣革命传统，还会给忘了本的老一代以鞭策。有了这样的接班人，革命的红旗就可以代代地传下去。 赵五婶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帅才”，也正表现在正确地教育和引导革命接班人这个重要问题上。（附图片） 赵五婶（王玉梅饰）

第6版()专栏： 向马志红同志学习 北京黄土岗公社白盆窑大队党总支书记 李宗和 《丰收之后》是个好戏，它写了我们农村今天的斗争，也写了农村各种各样的人。马志红真是党的好干部，我们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都应该好好向她学习。 老马是靠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她的立场站得可稳，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她坚决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坏分子利用大队长的本位主义和副大队长的个人打算钻空子，却动摇不了她。她时刻也没有忘记阶级斗争，特别是到了丰收的时候，她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正确地掌握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了靠山大队的余粮问题。按理说，丰收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不能这样想。要是不注意这三者的关系，丰收了还会把公社搞垮的。因为有的人一说就是“这是我们干劲大，我们自己干的。”这不假。但如果没有国家许多方面的支援，光靠我们一双手，能得到丰收吗？就说我们大队吧，好多地都是大沙包，要不是国家支援了四台推土机，靠我们自己两只手要搞到哪一天呢？要是国家穷，哪里来的推土机呢？所以，我们农民不能遇到困难，就伸手向国家要；一到丰收，就把国家和集体丢到脑后头，只记得个人利益了。注意集体的积累，也是一个关心社员的生活问题。我们基层干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生产，还应该很好地安排社员的生活。我们不能让社员过波浪似的生活：今年丰收了，大家饱吃一阵；明年歉收，大家就饿肚子。要在丰收时想到困难，让社员尽可能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生产才会搞得一天比一天好。老马是个好当家人，她一手抓长远利益，一手抓目前利益，样样事都想得周到。她立场站得稳，按原则办事，两口子也不和稀泥。 老马的群众观点，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你看她自己省着车钱，起大早走回家，就为了给五保户王爷爷买双鞋，给看场的徐大叔买个电筒，给回乡生产的知识青年买垫肩，她想得多细致，多周到。她对社员真可以说事事关心，怪不得队里的人都尊敬她。热爱劳动，也是老马的本色。她学习回来，还没有回家，就跟队员们一起割了一阵麦子，这一点真是写得好。 我们还应该从大队长赵大川和副大队长王宝山身上吸取教训。赵大川说他喝酒是为了工作，好像很有理，问题是看你是同谁一起喝？不过，他还是个好同志，能够很快地认识错误，也有勇气改正。 这个戏里的老马，依我看，演得很艰苦朴实，但有点不够老练。大队长的庄稼人味道也还有些不足。 《丰收之后》这样的戏，应该多到咱们农村演演，对农民的教育作用很大，因为不论男女老幼，文化高低，都能看得懂。我们农民喜欢看反映现实斗争的戏，前些时，大家一听放映《槐树庄》，就都赶去看。我自己也看了两回。希望戏剧工作者多为我们演出些反映农村现实斗争的好戏。

第6版()专栏： 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复杂现实斗争 牛启年 看了《丰收之后》，我觉得这是一出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复杂的现实斗争生活的好戏。 好在哪里呢？ 首先是，《丰收之后》比较深刻地描绘了当前农村斗争生活的复杂面貌。靠山庄是革命老根据地，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斗争锻炼；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经过合作化、公社化，这里农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人的思想也是复杂多变的，不可能整齐划一。所以，就出现赵五婶、赵大川、王宝山三个老干部代表三种不同利益斗争的一场冲突。赵五婶从国家利益第一出发，坚决主张在留足了社员口粮、种子和机动粮的同时，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的行动，为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这个戏对广大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将起深刻的教育作用。 其次，根据党的政策，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戏里，通过三个人物的不同思想和行动，生动地歌颂了赵五婶先国家后集体和个人的崇高品德，同时也狠狠地批判了赵大川的本位主义和王宝山的自私自利。这对配合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有益。 再其次，从这个戏，我们可以较深地体会到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这个戏里，赵大川和王宝山的思想变化是很有力的证明。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抗日，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到了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丰收之后，却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二位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跟上时代的步伐。 这个戏的不足之处是，王学孔的身分还交代得不清，因为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总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他的破坏活动总是有一个根的。此外，靠山大队缺乏牲口的解决办法，不能只靠国家支援或者到集市上去买，主要还是靠自繁自养，如果能够点明一下就更好了。（附图片） 徐大叔（袁绕冬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