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周总理写信给卡斯特罗总理表示对古巴灾情深切关怀 我国政府赠送古巴政府一批救灾物资 我红十字会帮助古巴灾民的第一批医药物资昨日启运 新华社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六日写信给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示中国人民对古巴灾情的深切关怀，并且通知他：中国政府已经紧急筹调一批物资赠送古巴政府，作为救灾之用。信件全文如下：哈瓦那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我国人民对古巴灾情非常关怀，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古巴人民的救灾工作，并对你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鼓舞。现在仅就我们力所能及，紧急筹调一批物资赠送古巴政府，作为救灾之用，以表示我国人民对受灾的古巴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物资清单附后。 我们坚信，人民的团结要比风暴更为有力。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你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考验，重建被天灾所破坏的一切，并且建设得更好。 谨致革命的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六日 附：中国政府赠送古巴政府救灾物资清单 中国政府赠送古巴政府救灾物资清单 大米　 二万吨 茶叶 　 二十五吨 棉布　 三百六十万米 水泥　 二万吨 玻璃　 二万箱 练习簿、拍纸簿　三十万本 小麦、玉米　 三万吨 猪肉罐头　 二百万公斤 胶鞋　 一百万 双钢材 　一万吨 铅笔　 一百四十四万打 新华社上海十七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帮助遭受飓风灾害的古巴人民的第一批医药物资，今天在上海装上专机启运。 这批医药物资，包括各种抗菌素药物和注射器、针头等医疗器械。 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安排了专门的飞机装运这批医药物资。为了争取早日启运，中国医药公司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做好了全部准备工作。职工们表示，古巴人民的困难，就是中国人民的困难，帮助兄弟的古巴人民战胜自然灾害，是中国人民的应尽义务。

第1版()专栏： 越南外长春水写信给日内瓦会议两主席 强烈抗议美国加紧武装侵略越南南方 指出美国政府十月二日的声明是对越南人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新的挑衅 要求两主席采取有效措施迫使美国政府保证日内瓦协议获得尊重和彻底履行 新华社河内十六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十二日写信给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粗暴蹂躏日内瓦协议，悍然宣布继续加紧武装侵略越南南方的行为。 信件说，美国政府根据麦克纳马拉—泰勒代表团在南越就地策划侵略战争后所作的报告，在十月二日发表了关于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政策的五点声明。“通过这个声明，美国政府再一次公开肯定它在越南南方的干涉和武装侵略政策，完全无视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无视它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的声明——‘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定和条款’。美国政府悍然宣布‘有效地执行’侵略越南南方的主张，‘是我们在南越的政策的中心目标’。而且，它又强调说，必须‘有力地设法改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计划。” 信件说：“当世界广大舆论，包括美国的进步舆论在内，正严厉谴责由美国及其走狗吴庭艳政权在越南南方发动的非正义战争的时候，上述声明却贼喊捉贼地叫嚣‘美国在南越的政策仍然是支持该国人民打败侵略的努力’。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美国才是对越南南方的侵略者，美国制定战略战术并指挥对越南南方的武装侵略，成万名美国军官和士兵正在越南南方直接参战。 “通过上述声明，美国政府显然还不肯从过去在越南南方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它仍然顽固地继续进行军事冒险，尽管它已经被迫承认‘南越的政治局势仍然非常严重’。” 信件指出，美国政府十月二日的声明，“再一次粗暴地践踏了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以及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同时是对越南人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种新的挑衅。美国的干涉和武装侵略政策将使越南南方的严重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使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信件说，“可以肯定，团结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周围、曾经挫败‘斯特利—泰勒计划’的越南南方人民，将更加愤怒和坚决地反对美国这种政策，全体越南人民将更加强烈地反对美国在越南南方的侵略。” 信件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强调指出，为改善越南南方局势，唯一正确的迫切措施是，有关各方面必须尊重和严正履行日内瓦协议，首先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它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立刻从这个地区撤出美国军队和武装，让越南南方人民自行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 信件最后说，“为了和平的利益，为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安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殷切地要求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迫使美国政府正确实现它在那次会议上所作的国际保证；保证日内瓦协议获得尊重和彻底履行，从而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巩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

第1版()专栏： 不断发展中国阿尔巴尼亚两国科学技术合作事业 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会议议定书签字 李先念聂荣臻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并接见阿尔巴尼亚同志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国阿尔巴尼亚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一九六三年十月五日到十四日在北京举行，并于十五日签订了这届会议的议定书。会议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议定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部门将相互提供科学技术资料，相互接待专家、考察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生产经验和先进技术成就，以及派遣技术援助专家和实习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聂荣臻，参加了议定书签字仪式。 在议定书上签字的，中国方面是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组主席、轻工业部副部长罗叔章；阿尔巴尼亚方面是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阿尔巴尼亚组主席、农业部第一副部长伊利亚斯·雷卡。 出席议定书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方毅、副局长杜干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以及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组全体成员。 阿尔巴尼亚方面出席的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斯库洛伏蒂和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以及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阿尔巴尼亚组全体成员。 签字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接见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阿尔巴尼亚组全体成员，同阿尔巴尼亚同志们进行了极为亲切友好的谈话。签字以后，罗叔章副部长举行宴会，庆贺议定书的签订。宴会上，中阿两国同志亲切交谈，频频举杯，祝贺两国科学技术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 在这届会议期间，阿尔巴尼亚同志们在北京参观访问了一些工业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会后，阿尔巴尼亚同志们已去我国南方各地参观访问。

第1版()专栏： 尼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将访华 我驻尼泊尔大使举行招待会欢送 新华社加德满都十六日电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和夫人今晚在这里举行招待会，欢送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团长、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比什瓦·班杜·塔帕和全体团员。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的邀请，即将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出席招待会的有尼泊尔内政和评议会事务大臣卡加·巴哈杜尔·辛格、教育、公共工程和运输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工业和商业大臣维达南德·杰哈、助理大臣们、外事秘书帕德玛·巴哈杜尔·卡特里少将等高级官员。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陆军元帅凯萨尔·沙姆谢尔、陆军总司令尼尔·沙姆谢尔将军和马亨德拉国王的首席军事秘书谢尔·巴哈杜尔·马拉少将。 尼中友好协会会长普尔纳·巴哈杜尔和各界人士近一百人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1版()专栏： 越南《人民报》代表团去上海等地访问 新华社十七日讯　由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在《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陪同下，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上海等地参观访问。代表团将在访问我国南方后回国。 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中越友协副会长孙晓村，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文华等。 越南驻华大使馆参赞黎新也到机场送行。

第1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十七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由坦噶尼喀国民文化和青年部部长西乔纳率领的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朱光、吴杰、宫达非、卢耀武等。 （附图片） 十月十七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由坦噶尼喀国民文化和青年部部长西乔纳（左五）率领的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第1版()专栏： 亚洲十一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在京开幕 昨日隆重举行法会追悼越南南方殉难佛教徒 我佛教协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法师和居士 新华社十七日讯　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今天在北京法源寺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柬埔寨佛协主席雷·拉摩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阿旺嘉错，印度尼西亚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苏马多诺·麦多洛约，日本佛教大长老年近九十高龄的大西良庆，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安淑用法师，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坎丹法师，尼泊尔阿弥尔拉玛居士，巴基斯坦佛教会主席维苏达难陀大长老，越南南方六和佛教徒联合会主席释善豪法师，泰国马哈奥帕·奥帕梭法师，越南统一佛教会会长释智度法师，以及这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其他僧侣、居士等。 新华社十七日讯　来自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今天上午隆重举行法会，追悼越南南方殉难佛教徒。 法会在我国最古老最大的寺庙之一——法源寺举行。天王殿前高悬着：“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亚洲团结，世界和平”的横幅，大雄宝殿里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法会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大师主持。 参加法会的有柬埔寨佛协主席雷·拉摩斯，印度尼西亚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苏马多诺·麦多洛约，日本佛教大长老年近九十高龄的大西良庆，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安淑用法师，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坎丹法师，尼泊尔阿弥尔拉玛居士，巴基斯坦佛教会主席维苏达难陀大长老，越南南方六和佛教徒联合会主席释善豪法师，泰国马哈奥帕·奥帕梭法师，越南统一佛教会会长释智度法师，以及这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其他僧侣、居士。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阿旺嘉错、赵朴初、噶喇藏、巨赞、周叔迦，以及和尚、喇嘛、尼姑、居士等数百人也参加了法会。 法会开始，大雄宝殿内钟鼓齐鸣。数百名中外法师、喇嘛、居士烧香、燃灯、献花，一起礼拜，并虔诚念诵经典，追悼殉难的佛教徒，同时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永离苦海。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国佛教协会今天中午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的佛教代表团、法师和居士。 柬埔寨佛协主席雷·拉摩斯，印度尼西亚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苏马多诺·麦多洛约，日本佛教大长老大西良庆，朝鲜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安淑用法师，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坎丹法师，尼泊尔阿弥尔拉玛居士，巴基斯坦佛教会主席维苏达难陀大长老，越南南方六和佛教徒联合会主席释善豪法师，泰国马哈奥帕·奥帕梭法师，越南统一佛教会会长释智度法师，以及这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其他僧侣、居士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在宴会上讲了话。 出席宴会的有首都佛教界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陈叔通、楚图南、沈雁冰、萧贤法、阿旺嘉错、赵朴初、噶喇藏、巨赞、周叔迦等。

第1版()专栏：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大使馆 强烈抗议印军侵越喀喇昆仑山口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国外交部十月十四日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照会一件，强烈抗议印军四人带马五匹在九月二十二日非法越过中印边界西段西端起点的喀喇昆仑山口，侵入中国新疆境内约两公里，进行侦察活动。 照会指出：“喀喇昆仑山口是边界山口，其北侧地区一直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印度政府在一九六○年中印官员会晤中也已明确承认。印度军队在近几年来不断侵犯中国领土的过程中也未敢侵入这个山口。现在，印度方面竟公然把它的入侵活动扩展到这个连它自己都确认是属于中国的、一向平静无事的地区。这显然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扩大边界纠纷。”中国政府在照会中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任何侵犯。

第1版()专栏： 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 中阿边界谈判根本没有涉及克什米尔问题 指出印度部长卡比尔为了反华，为了挑拨中国阿富汗友好关系，并在亚洲国家间制造不和，竟然如此不择手段造谣，的确可悲。 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驳斥卡比尔无中生有 新华社十七日讯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十一日电报道，印度科学研究和教育部长胡马云·卡比尔最近访问阿富汗回国后在新德里说，在中国—阿富汗的边界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曾企图称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负责的一个地区，但是，阿富汗不同意这种说法。由于中国不同意提到印度，而阿富汗则拒绝承认巴基斯坦的要求”，中阿双方争论了两个月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十七日指出，印度科学研究和教育部长卡比尔的上述谈话纯属捏造，并且发表谈话如下： 中国和阿富汗边界谈判代表团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至八月一日在喀布尔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克什米尔问题，更谈不到争论两个月之久。中阿边界谈判自始至终是在极为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顺利进行的。双方对两国间边界线的位置和走向的认识是一致的，并且已就边界条约草案达成了协议。这个边界条约即将在北京正式签字。 十月十五日，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驳斥印度科学研究和教育部长卡比尔的谈话时指出，“对于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线，没有任何分歧。今年夏天在喀布尔结束的关于正式划定两国边界的谈判，是在充分谅解的气氛中举行的。”双方“根本没有提到”克什米尔名称的问题。 身为印度政府部长的卡比尔先生为了反华，为了挑拨中国和阿富汗的友好关系，并且在亚洲国家间制造不和，竟然如此不择手段造谣，这的确是可悲的。 新华社十七日讯　喀布尔消息：据东方通讯社十五日报道，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十五日就路透社报道的印度科学研究和教育部长胡马云·卡比尔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阿富汗边界谈判的谈话作了解释。 发言人说，胡马云·卡比尔对阿富汗的访问是友好访问。他同阿富汗当局的接触和谈判限于教育、科学和文化事务方面。印度部长没有举行关于阿富汗和外国之间的关系的任何政治问题的谈判。 据外国报界人士说，卡比尔曾说，在中国—阿富汗举行边界谈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曾建议并坚持在划定边界时提到克什米尔的名称。这位发言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指出，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发言人又说，对于阿富汗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线，没有任何分歧。今年夏天在喀布尔结束的关于正式划定两国边界的谈判，是在充分谅解的气氛中举行的。双方协议这个条约将于下月份在北京正式签字。 卡比尔曾从九月二十八日起在阿富汗访问了八天。

第2版()专栏： 关于《世界通史》（苏联科学院编）有关朝鲜的叙述的严重错误 朝鲜历史学博士、教授　金锡亨　金熙一　孙英钟 苏联科学院一九五五年以来编纂发行了一部《世界通史》，共十卷。其最后一卷预计不久就要问世。 我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概括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叙述世界史，是很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过去的和现在的殖民主义学者、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学家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的一切歪曲，全面地恢复一切历史事实。过去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写的整个世界史，完全不是各国的历史，而是几个“入选”的国家的历史；不是人民的历史，而是侵略者和压迫者的历史。同时，它们完全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歪曲社会的发展是由该社会外部的这样或那样的因素推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叙述世界史的任务就是：要揭露和粉碎所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歪曲和捏造，按照人民的历史来叙述历史；要把社会的发展作为由其内部因素所作用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加以系统化；不仅对本国的历史，对一切国家人民的历史，都要采取公正的立场。特别是对被过去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学家所严重歪曲了的东方各国人民的过去，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们应当采取最公正、最谨慎的态度。 尽管如此，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叙述中，却存在着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编史学的以上基本要求的严重错误，包含着由于作者对朝鲜史的偏见和无知而产生的许多歪曲和捏造。我们有义务为那些不了解朝鲜历史并从本书中第一次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了解到了一点朝鲜历史的读者指出有关朝鲜的叙述中的错误和歪曲，以端正读者的理解。因此，我们想首先指出几点。 一 《世界通史》朝鲜部分的作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中，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无视了我们的古代史。纪元前至少存在过四五百年之久的我们的古代国家，被他们任意地一笔勾销了。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无知地对待历史呢？ 关于我们的古代史，在纪元前五——四世纪，就存在了古朝鲜国家；在纪元前三世纪，就有了扶余、辰国等国家。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古代国家古朝鲜，是拥有从辽河流域至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广大疆土的强盛国家。 纪元前四——三世纪以前编纂的中国的《管子》一书中，记载有纪元前七世纪“朝鲜”同中国齐国进行贸易的史实。根据中国史书《史记》和《魏略》，古朝鲜至迟在纪元前五——四世纪就已是具有国家的明确表征的国家了。即那里记载着在纪元前三世纪末、二世纪初，我国发生了王朝的交替，前王朝有否、准，后王朝有满、右渠等王。又据《汉书》记载，这个国家曾有起源甚早的成文法八条，这些法律条款叙述了可以规定这个国家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的残酷的刑法制度和奴隶制度。根据这些制度，对于盗窃别人财产的行为，哪怕是微乎其微，都可以把“犯人”当做奴隶；而且一旦成了奴隶的人，必须交纳巨款，才可以重新成为平民。不仅如此，即使是赎身重新成了平民，残酷的奴隶制度也绝不让他享有普通平民那样的待遇。因此，八条成文法反映了彻底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残酷的社会制度。 古朝鲜的贵族这些奴隶主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军队。相、大夫、博士、将军等官职，担负了增强王的专制权力的重要职务；而有了官职的贵族则享有从国家领受一定土地和人民的权利。有的记载说，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在纪元前三世纪初同中国燕国进行了一场大的战争；比这更早，在纪元前四世纪，为对付燕国的侵略曾准备对它发动一次大的进攻，后因“大夫”礼的反对而作罢。 如果能读中国史书，一定可以很容易地从《史记》中看到这样的事实：在纪元前二世纪末，古朝鲜至少拥有数万名军队。 今天从朝鲜半岛西北部发掘出来的考古学出土品也可以旁证：古朝鲜是在原始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阶级社会。从纪元前二千年期末开始的我国的青铜器时代的特征是琵琶形短剑（以前称满洲式短剑）。这一文化的继承者们到了纪元前六——五世纪便过渡到了使用铁器。他们所创造的古朝鲜文化，反映了从纪元前数世纪起，如果不是阶级社会，未必能够有如此高度的炼铁技术和工艺品的发达。 以上所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出土品证明，古朝鲜在纪元前五——四世纪左右就已独立地形成为古代国家了。 在古朝鲜以外的我们的古代国家中，扶余是在纪元前三世纪形成为古代国家的。特别是从纪元三世纪下半叶编纂的中国史书《三国志》所记载的扶余历史来看，据说有“豪民”和“下户”，君王下面有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贵族死了，有一百多名奴隶殉葬。此外，还不难看到有关该国贵族的豪奢生活、严格的男女差别、残酷的刑法制度和奴隶制度的记载。位于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这个国家，朝鲜和中国史书都说它是先于高句丽的国家，并记载着扶余王室的系谱和王名。此外，朝鲜和中国史书还载有位于朝鲜半岛中南部的辰国（马韩）以及那些国名和国家机构尚可窥见的国家。 我国历史学家在我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已经阐明了许多史实，但相信今后会阐明更多的东西。然而《世界通史》却毫无根据地否定了我们的古代史，只是说中国“燕王”“卫满”来到朝鲜，“于纪元前二世纪初在朝鲜王国执掌了政权”。这是不读原始史料而下的荒谬论断。既然谈到了满，《史记》朝鲜列传以下的任何史书都从未说满是燕国的王。只要是把有关于此的最根本的史料《史记》朝鲜列传同其他部分的叙述进行对比并认真地读一读的人，就会不难知道，代替了上一王朝的那个王朝是带有朝鲜的性质的。论证了满本人也是朝鲜人的学者，一直是不乏其人的。 《世界通史》就是这样完全无视了古朝鲜及其以外的我们古代国家的历史。但是，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的这些古代国家，是不会因某些无知的外国作者的主观而从我国历史中被一笔勾销的。因为历史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所能创造或者消灭的。《世界通史》在我国古代史的叙述中所犯的这种严重错误，首先是由于不了解现有资料并马虎从事的结果。 《世界通史》在古代史的叙述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还不止于此。它在《种族联盟和第一个国家的成立》的标题下，在叙述其中所转记的政体不详的王国之前，论证了我们的“第一个种族联合”是纪元前二千年期末中国殷朝的亡命贵族箕子和与他一起亡命来的中国人建立起来的。对于《世界通史》引用了这一荒谬绝顶的“箕子东来说”这个事实本身，我们首先不能不表示惊讶。 大家知道，箕子这个人据传是中国殷朝末年，即纪元前十二世纪殷王纣的叔父，曾被暴虐的纣王囚禁，在殷被周武王灭亡之后而获释。获释之后，便成了箕国的领主（第四级领主“子”）。箕子不是他的本名，而是“箕国领主”的意思。现在传说是他的名字的“胥余”，是纪元以后时期伪造的。在连其名姓都不明确的这个人物的传记中，有非常多的传说成分。即使根据这种传说性的记载，也可证明箕子是生活在中国本土并死在那里的。即据传箕子曾为周武王陈述儒教政治的基本原则洪范九畴；以后住在自己国家，访问了周朝的都城；在途经殷朝故都时，看到已成废墟的那个地方大麦长得很好，吟了一首麦秀歌。中国古文献《尚书》和《诗经》收录有这个洪范和麦秀歌。三世纪中国晋朝的训诂学家杜预说，箕子老死在“箕”国土地，即现今的中国河南省蒙县，那里有他的坟墓。如果说箕子确有其人，他的传记反映了真实，那末可以认为他曾从这个地方往来于殷、周之都城。很明显，箕子不可能也不会来到朝鲜。 但到了后世，中国的封建历史学家和朝鲜的事大主义封建历史学家们却制造了一个箕子来到朝鲜的东来说。前者为了使对别国的侵略合理化、后者为了替自己国内封建统治秩序辩护而滥用箕子传记中传说性的成分，伪造了许多史实。纪元前三——一世纪的中国著作《尚书大传》和《史记》的《宋微子世家》是第一个伪造者。这些史书伪称，周武王难于把箕子作为自己臣下，所以册封他为“朝鲜”的执政者；并且认为，在纪元前十二世纪，就已有了“朝鲜”这个国家。此说之荒诞无稽是很明显的。因此，纪元前三世纪以前的中国古文献中虽然记载有箕子的故事，但同朝鲜都没有任何关联。就是纪元前一世纪的《史记》，在真正叙述朝鲜历史的《朝鲜列传》中，一句也没有提到箕子。 因此，只要系统地考察一下中国史书就会明白，所谓箕子来到朝鲜的东来说，大体上是从纪元前三——一世纪起，开始在中国人中被伪造出来，并在以后逐渐丰富其内容的。 的确，从纪元前三——一世纪起，中国人就对朝鲜有了很多了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侵略过这个地方。中国的封建历史学家们把国家的文化水平很高、人民的礼仪法度良好的这样的朝鲜同本国的“圣人”，特别是同其中有不少传说成分的箕子的“教化”结合在一起，企图使其侵略政策合理化，并为之辩解。前面提到的杜预说箕子墓在现今的中国河南省，就是为反对《史记》及其以外的中国史书的“箕子东来说”而写的。 尽管如此，《世界通史》却写道：“……出现在南满洲和与之毗连的半岛北部地方的朝鲜的第一个种族联合，是纪元前二千年期末由中国移民形成的。 ……同自己的种族集团一起移居到朝鲜来的殷朝的种族贵族之一箕子成了这个联合的酋长。”（二卷五七七页）《世界通史》还不止于此，它说，土著居民向中国移民学习了养蚕业和手工业，并从中国引进了“黑豆”、“高粱”、“荞麦”以及青铜制品和铁制品。这是随意从进一步捏造和增添了箕子“业绩”的十五世纪中国杂书中照抄过来的，而“黑豆”等的引进之谈，则不能不说是就在这些荒唐的记载中也不可能看到的《世界通史》作者们的“新发明”。 《世界通史》的作者们既然用传说和神话叙述了朝鲜历史的头一部分，不知为什么无视了“檀君神话”。 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比箕子尚早一千年便成了“朝鲜”君王的檀君父亲桓雄和他的部下们自天而降，来到朝鲜国土，教给了谷物栽培、疾病治疗、刑法制度和道德规范等等。朝鲜人一直相传这是发生在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事。除了檀君神话，还有好几个朝鲜的建国神话和传说。尽管如此，《世界通史》却只照抄箕子传说，这大概是它认为朝鲜的传说就只这么一个箕子传说的缘故吧。当然，今天我们谁也不认为“檀君朝鲜王国”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国家。原封照抄神话或者传说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应做的事。 二 《世界通史》在叙述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以后的中世史中，也勾销了其初期数百年的历史，无视了对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史实，甚至完全颠倒了黑白。我们可以从晚算三国的建国年代以及对纪元后数世纪的对日关系、十三——十四世纪的高丽—蒙古关系、中世纪我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叙述中，举出其代表性的例子。 《世界通史》把三国的建国晚算到四世纪，因此就用中国郡县的历史代替了自纪元前二世纪末古朝鲜的灭亡直至这一时期的历史。但是，这个时期正是在我们历史上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同时又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并最终消灭了他们的时期。 位于鸭绿江中游的高句丽是古朝鲜的继承者，从纪元前一世纪中叶起，就发展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并在这一时期征服或者合并了沸流、荇人等邻近“小国”，控制了鸭绿江流域一带，继续打击了中国各郡县。这一时期的高句丽是拥有广大领域和强大军队的国家。从这一时期的高句丽遗迹中出土的钢铁制品，比先行的古朝鲜的要发达得多，这旁证了当时这个国家生产力的高度水平。 百济国家在纪元一世纪以汉江下游为根据地，同北面的乐浪郡相对峙，蚕食辰国（马韩）的领土。到了二世纪，百济便成为占有半岛西南部广大领域的国家了。 到二世纪中叶，在半岛的东南部形成了新罗国家。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表明，新罗的建国过程同高句丽、百济一样，也是在征服和合并邻近“小国”中完成的。《三国史记》说，高句丽、百济是扶余系统，新罗是“朝鲜”即古朝鲜的遗民所建立的国家。这段叙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三国人民是古朝鲜、扶余、辰国（马韩）等我们古代国家人民的后裔，是其生产力和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关于这种继承性，其他文献资料和考古学出土品也可充分证明。三国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比古代各国要高一个阶段的封建体制。 完全无视了三国形成的这种历史过程的《世界通史》，没头没脑地写道：“纪元三一三年从古种族联盟中形成的高句丽，占据了半岛的北部和南满洲的邻近部分；三四六年形成的百济，占据了西南部；三五六年形成的新罗，占据了东南部。”（三卷四十七页）《世界通史》所以把高句丽的建国定为三一三年，只能认为它是指高句丽第十五代王美川王十四年高句丽最后灭亡乐浪郡写的。同时，它又分别把百济的建国定为其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元年（三四六年），新罗的建国定为其第十七代王奈勿王元年（三五六年）。关于高句丽，就连曾经热中于抹煞朝鲜历史的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们，也不敢将其建国年代拉到一世纪以后。至于百济和新罗的建国年代，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提出的看法同《世界通史》的年代则不谋而合。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认为，百济的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和新罗的十七代王奈勿王的名字出现于中国史书的记载，所以是确实的；并且认为，从这时起，它们已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从这时起可以把三国看做是国家。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国家的建立，那末王的名字虽见于本国史书但不为他国文献所记载的国家，不是都要从历史上勾销掉吗？而且不管是几十代王，凡其名字载于他国文献者，不是都要成为那个国家的缔造者吗？《世界通史》由于无视了朝鲜的古代国家，并又断定说，以后时期的数世纪中没有朝鲜人的国家，结果就使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将近一千年的空白。 其次，谈谈《世界通史》中的纪元前后时期以后朝鲜对日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五世纪日本占领了南朝鲜一部分地区的说法。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们为了从历史上替日本占领朝鲜辩解而制造的所谓“任那日本府说”，即在任那（指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流域的一个小封建国家驾洛或者加罗）地方设立了“日本府”（日本的统治机关）的胡说八道的翻版。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们从上一世纪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略朝鲜的时期起，就一直叫嚷这个虚妄的“任那日本府说”。 总之，“任那说”是将要统一日本的国家势力，为了合并到四——五世纪前后时期存在于日本列岛内的朝鲜系统“小国”，而把设在这些小国的“日本府”荒谬地说成是设在南朝鲜的捏造。 历史事实表明，直至纪元后数世纪，从朝鲜半岛渡海过去的移民对日本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纪元前很久的时期起，移民集团就从朝鲜半岛渡海到了日本列岛。日本古文献对此谈得很多。就在三国形成以后，这种现象仍未停止。我们的移民集团在那里形成了独立的势力达数世纪之久，他们同自己的故国——三国也有一定的联系。 双方的古文献和遗物都记载了这种关系。在纪元后数世纪日本列岛内存在着“小国”分立状态的情况下，朝鲜系统的移民集团，按在故国时的做法，筑山城而居，以作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保卫自己的手段，并用自己本地的地名来称呼这些居住地。这种山城是我们三国所固有，而日本土著居民所没有的。八·一五前，一位日本学者也指出，在北九州和本州的西端有六座朝鲜三国初期式的山城。（参看关野的《日本的建筑和艺术（上）》中《日本建筑史》第二章原始时代）不仅如此，就是日本最古的史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八世纪）也说，在后来成为日本统一国家的中心的山门地方（奈良县），加罗（驾洛）人也在“子子给”（“子子”是朝鲜语“山”的意思，“给”是朝鲜语“城”的意思）即山城中筑宫阙而居。据日本的著名神话之一——出云地方（岛根县）神话说，原来这里有一条蜿蜒八个山谷的大“奥鲁基”（日本语“蛇”的意思）。一位日本学者认为，这个蛇的故事的由来是，那个地方有八座朝鲜式山城，随着山之棱线起伏的山城城墙，远远望去，宛如蛇在蠕动，所以便流传出了这个故事。根据这个日本人的看法，“奥鲁基”这个词本身，也是朝鲜语“于人契”即“大人”的意思。这个地方也曾有过筑山城同土著居民相对立的“小国”。据日本古文献载称，征服了这个小国的此地的最高主宰者，曾同自己的故国新罗有过来往。出云地方曾经有过新罗系统的“小国”，这是确实的。 比《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稍后（九世纪）的日本古文献《新撰姓氏录》中载有这样一段史实，即百济人在播磨（兵库县地方）也是按他们的“习俗”筑山城而居，并在那里进行过一场大的战争。就是在今天的日本奈良县石上神宫中，还有一把百济的七支刀。那把刀上刻有铭文，其内容是：自许为天子的百济君王，将这个具有“能退百兵”威力的武器赠给了他的侯王——倭王。很明显，自许为百济侯王的势力，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其他日本古文献中的许多记载都可证明，百济系统的“小国”就住在那里。我们的新罗、加罗以及百济系统的移民集团所形成的“小国”，不只是上述的几个。直到今天，日本列岛西部一带还有不少地名是叫做“新罗”、“加罗”或“米马（音译）”、“百济”的，并且还有不少祠庙奉这些国家人为祖神。甚至就在《日本书记》和《古事记》所伪造的日本皇室的系谱中，也不难找到朝鲜系统人的名字。日本古文献虽然辩解说，这些人从那时起就已归化日本，但那是强词夺理。当时在日本列岛还没有可以归、化的对象。朝鲜系统的各“小国”虽然最终都融合于日本的统一国家，但其势力曾经一度是相当强大的。 就在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当中，也有好多人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让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位叫做辻的日本学者在自己的著作《日本文化史》中这样写道： “远在我们大和民族在伊势地方培植势力，并以这里为根据地，准备逐步扩张势力范围之前，出云民族就已从朝鲜地方渡海来到了这里。这个民族以出云地方为根据地，其势力很大。……这个势力不但及于山阴地方，而且向东……达到北陆地方，向南在山阳道降伏了播磨，并再进而伸到了伊势和山门地方。”（《日本文化史》一卷四○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列岛内的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土著居民系统和朝鲜系统各“小国”的征服或合并的过程。《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过程。据云，在这一过程中，大和王为了控制和掠夺地方各“小国”，在日本列岛各地设置了“日本府”；同时，在“任那”以及“新罗”、“百济”、“告马（音译）”（日本人称高句丽为“告马”）等“小国”也设置了“日本府”，接受贡物。《日本书记》载称，主管“日本府”的官吏“宰”常出入于“任那”，呼唤“新罗”、“百济”、“告马”的“告尼给希”（王的意思），责骂、侮辱。《日本书记》所说的这个“任那”、“新罗”、“百济”、“告马”，就是曾存在于日本列岛内的朝鲜系统的“小国”。 以上所有资料说明，纪元前后时期以后，不是日本人向朝鲜半岛发展，相反，是朝鲜人向日本列岛发展。这个时期朝日关系的真相就是这样。 后世日本的所谓国学家们，恣意解释自己古文献的不明确的地方，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日本统治南朝鲜说。由于这一荒谬主张太不合道理，所以近代日本的御用学者们虽恣意解释日本古文献的记载，但将其年代稍微往后拉了一点，企图使之多少“合理”一些。结果，一个新版《任那日本府说》便被伪造出来，它把四世纪末以后二、三百年间尚不存在的日本的统一国家硬说成有，并说它曾“开发”过南朝鲜这块殖民地。而《世界通史》又把它变成了最新版。它写道： “日本人的侵袭，在纪元四世纪特别加强了。这时，他们甚至成功地占领了半岛南端的一个不大的部分，即驾洛王国（或按日本人的称呼，叫任那）的一部。”（二卷五七八——五七九页） “日本的种族贵族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那和他们自己的岛屿干涉朝鲜内部各国之间的战争，他们组织了许多次对新罗的侵略。”（三卷四○页） 如此等等。 《世界通史》的作者对朝鲜史毫无研究，只是信手拣了一本过去日本人的什么书，乱抄一通。这是不慎重的态度。当然，在著述历史时，可以参考别人的许多著作和资料。但是，这里必须要有慎重的分析；在资料的取舍选择中，必须要有严格的科学性。尤其是那些对朝鲜史研究不深、只是死死抱住别人书籍不放的作者，更应当这样。 《世界通史》在写下一时期，即六六○年代新罗—唐朝联军发动进攻、灭亡百济时，日本山门地方的统一国家出兵支援百济这段史实时说道：“日本的统治者把大批力量派往半岛，企图占领‘任那’，夺取百济的整个领土。但百济居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结果日本军队败北，仅只一小部分得以逃回祖国（六六三年）。”（三卷五○页） 这连日本人的话都未能原封照抄过来。这时的日本军队不是作为侵略者来到朝鲜的。这次出兵是当时在日本宫廷内左右政权的百济系统的贵族，为了援助面临灭亡的自己的故国而采取的行动。因为对他们来说，百济故国的灭亡是危及他们政治地盘的事件。 在六——七世纪日本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融合到了这个政权之中的朝鲜系统贵族，特别是百济系统贵族的势力，占了很大的比重。 上述的《新撰姓氏录》所收录的全部一千一百八十三个日本姓氏中，有三分之一系外国系统，而其大部分为朝鲜系统。在贵族姓氏中，就数量说，朝鲜系统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三分之一。在六四五年日本的“大化改新”（日本的统一国家体制建立中的最大事件）中起了主导作用的势力中，百济系统的贵族占了优势。在“大化改新”中打倒反对派起了主导作用的高向玄理和和尚旻、靖安等，是策略的主要谋划者。改新后，玄理当了国博士，同旻一起成了一切新法律制度的制定者。《日本书记》统称他们为“阿亚比道”，《新撰姓氏录》解释说，“阿亚比道”是“百济国人多夜加的后嗣”。七世纪中叶，在日本宫廷中，百济系统贵族的势力虽占优势，但反对派势力却在暗中威胁着他们。 六六○年百济的灭亡，使在日本宫廷中占有如此地位的百济系统的贵族感到不安。因此，他们为了预防被他们压制的反对派贵族势力的抬头，断然采取了出兵支援百济的行动。但是这次出兵未获成功，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出兵失败以后，百济系统的贵族为维持自己的势力而进行的活动，简直是到了拼死的程度。《日本书记》中就有许多记载反映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六六○年代日本的出兵，不是为了“收复任那”或“夺取百济领土”。关于这个时期日本的领土问题，当时本州岛东北地方的大部分尚未进入这个大和国家的控制之下，所以日本正在处心积虑地准备向这个方面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提出所谓渡海向朝鲜半岛南部新扩张领土的问题，即收复任那问题。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把它作为所谓任那问题加以系统化的，是后世的那些荒唐的历史伪造者们。 《世界通史》原封照抄这些荒唐言词，并且还增添了“新学说”，说百济的居民向日本来的援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是自古以来无人知晓、从未听说的《世界通史》的作者新创造的荒谬绝顶的主观臆造的历史。 百济居民这时虽然想同日本军携手，但因新罗—唐朝联军太强，未能成功。后来随着新—唐联军中矛盾的尖锐化，百济遗民终于同新罗携起了手，赶走了唐朝侵略军。事实就是这样。 其次，让我们再看一看十三——十四世纪的高丽—蒙古关系。 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起，前后四十余年，高丽人民为了抵抗蒙古侵略者，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展开了激烈的反侵略斗争。 高丽—蒙古之间的国家关系，用当时的话来说，即“和亲”关系的建立，是从十三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开始的。这时的高丽—蒙古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以维持以前的高丽主权为其前提和基础的。因此，史书都把这种关系描写为“和亲”关系。尽管如此，《世界通史》却把大约九十年左右的这种“和亲”关系说成是“将近一百年……高丽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高丽王虽身居王位，实际上完全隶属于监督国家一切事务的蒙古总督。”（三卷五三八页）或者写道，蒙古的封建官吏统治了高丽（同上书，同页数）。这是对当时历史毫无研究而乱下的荒谬论断。这时候的事实实际上是怎样的呢？蒙古侵略者把一二三一年的第一次入侵以“和亲”而告终，任意说成是高丽的投降，第二年派遣了七十余名“达鲁花赤”（蒙古官吏）来统治高丽的重要地方。但是，他们一到，高丽宫廷给予的回答却是全部消灭。高丽蒙古战争第二次以后的战役便从此开始了。这样，约四十年的战争又以“和亲”结束，以后，蒙古再不敢想狂妄地统治高丽了。虽然在最后“和亲”实现的当时，在一段时期里“达鲁花赤”又一次来到高丽首都开京，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他便和驻军一起撤走了。以后来往高丽的蒙古人主要是高丽王的妻子蒙古公主一行和蒙古使臣。在确定为高丽领土的领域内，一个蒙古将军和官吏也没有，统治高丽的机关还是从前的高丽封建统治机构，把权者还是高丽皇帝。 蒙古对高丽内政的干涉没能得逞。因为高丽王不按照蒙古的意图办事，所以蒙古想用另一个皇族来换掉他，但这一阴谋碰到了高丽方面的反抗，屡遭失败，参加这种阴谋活动的叛徒也没能逃脱高丽王廷的严重处罚。《世界通史》严重地歪曲了这一时期高丽与蒙古的关系，这是由于对朝鲜史毫无造诣的《世界通史》作者把高丽与蒙古的关系错认为就是蒙古在欧洲的统治关系。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人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黄金汗国。他们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建立了统治，俄罗斯土地上最高主君是蒙古汗，很多公国都受蒙古太守管辖。因此，几百年间，俄罗斯的很多公国一直处于蒙古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高丽的情况与上面所说的俄罗斯的情况显然不同。 《世界通史》在叙述朝鲜中世史中犯的普遍错误是，它抹煞或非常低估了朝鲜人民反抗内外敌人的辉煌业绩，却叙述了侵略者的历史和统治阶级的历史。这在高丽与蒙古关系的叙述中也完全如此。为了再次说明这点，让我们回溯一下高句丽对外战争的实例。 高句丽在其建国过程中，从纪元前后就开始驱逐汉四郡，其中也包括乐浪郡的侵略势力。一直到乐浪郡最后被驱逐的三一三年为止，高句丽同汉、魏、晋、燕等中国大陆方面的强大国家连续进行了几十次战争。以后到五世纪初，高句丽成功地击退了外来侵略者，占有了辽河流域以东的满洲地区和朝鲜半岛北半部的广大版图，成了一个强国。 五八九年统一了中国大陆的隋文帝妄想统治天下，于五九八年动员了三十万陆海军攻打高句丽失败，从六一一年到六一四年，他的儿子隋炀帝想继承“父业”，但他却使自己和国家都灭亡了。 在六一二年战争中，隋炀帝出动了包括后方部队在内的三百万大军攻打高丽，其中战斗人员共一百一十三万人。陆军战斗部队的行军队列长达一千零四十里，舰船队总长数百里的庞大的海军也被动员起来了。在这以前，人类历史上几乎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动员这样庞大的军队去侵略另一个国家。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在希腊—波斯战争中，曾动员过能与此相比的大规模军队。在这场战争中，高句丽人民发挥了英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侵入半岛内部的敌人的三十万先头部队，只有二千七百名活着回去。只通过这一件事实，就能清楚地知道在这次战争中侵略军受到的损失有多大！ 但是，《世界通史》只用了不过几行的字，不负责任地把这个具有巨大意义的反侵略战争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建树的光辉的爱国传统处理掉了，贬低了战争过程和高句丽人民的斗争及其成果。 高句丽和唐的战争也从六四四年起继续了几十年。但是《世界通史》把这一战争描写成是非常小的事件。例如，它根本没有谈到六四五年高句丽安市城军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相反，它却捏造荒诞无稽的事实，说唐朝对“占领了南满洲的高句丽领土感到满意。”（三卷四十九页） 高句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在六六八年高句丽被新罗和唐的联军灭亡以后，仍然一直继续着。他们和新罗、百济的人民一起，为了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土地上赶出去而继续抵抗，于六七六年把侵略者赶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遗民在满洲地区依靠几个城池继续抗战，终于建立了渤海国。渤海把唐的势力驱逐到辽西，八世纪初几乎完全收复了高句丽的疆土，在二百余年间，号称“海东盛国”。但是，无知的《世界通史》作者粗暴地、不负责任地把渤海说成是与高句丽遗民毫无关系的“满洲国”。（参看三卷三○○页） 八世纪以后，我国人民继承了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三国人民的爱国传统，为反对来自南北的强大外敌继续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世界通史》对于三国以后的我国中世纪人民的所有英勇业绩，像对于高句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叙述一样，无例外地予以贬低和歪曲。 在我国中世史中，像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样，反对国内敌人的斗争也是不间息地进行。这些斗争是我国人民的英雄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九——十世纪初约一百年和十二世纪以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是我国中世史中的最光辉的场面。但是，对于这些事件，在《世界通史》中也完全没有谈到，或者只用几句话敷衍过去了。为什么这样来叙述历史呢？这是因为《世界通史》的作者依据的是过去殖民主义学者的著作，并原样照抄。在那里绝对不会叙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而不幸的事情恰恰是在这里。因此，我国中世史中的人民英勇抗战和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完全被无视了。如果历史只是这样叙述的话，那怎么能叫做人民史呢？ 割弃我国人民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建立的功绩，就无法叙述朝鲜的中世人民史。在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原则，即党性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不论写自己国家的历史还是写别国的历史，对于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该是适用的。不是这样，而是在别国的历史中丢开这个原则，不进行慎重研究，不符事实地任意歪曲历史，抄袭过去皇朝或者殖民主义历史书，这种无视人民历史的粗暴著作活动，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来说是不能有的。 三 《世界通史》在近世史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世界通史》作者在近世史叙述的一开头，就把我国资产阶级改良的初次试图——甲申（一八八四年）政变说成是日本人制造的和进行的，把朝鲜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者说成全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亲日派。这也是完全颠倒事实的大错误。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任何的社会思想和运动，都看做是适应一定社会经济变化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作为甲申政变指导思想的开化思想和领导政变的开化派的改良运动，也正是反映了封建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发生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 我国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和十八世纪，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扩大和发展了，这就开始动摇了崩溃中的李朝封建统治体系。十九世纪以后，封建统治体制进一步削弱，封建身份制度也开始崩裂。商品货币的流通在农民中间引起了一定的分化作用。没落的农民不再像从前那样已很少沦为奴婢身份，人身属于他人，“自由”了的农民流入到城市或进入矿山地区。官厅也广泛地使用雇佣劳动。 过去只知征用赋役的国家各种经济和矿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采用雇佣劳动，不能不是一个大变化。这样，一方面造成了“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增长的商业资本向着产业资本转化，虽然这种转化过程还是缓慢的。这种新的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对资本主义列强开放港口很久之前，就已经能够看到。 即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在金、银、铜矿山中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形式。这时期，一个叫做禹祯奎的官吏向皇帝建议“建立一种使无土不农之民到富商大贾经营的矿山里去劳动的制度”。他的建议没有实现，新的矿山经营一直受到封建国家的镇压。但是，任何东西也没有阻挡住这种新因素的发展。 到一八五八年，咸镜道暗行御史在向皇帝报告的见闻中指出：“在每个金、银、铜矿山中聚集了几千人，日用百物，无一不有，邑内富豪在此投资非一非再，千尺深井正在挖掘”。 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它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过程，不仅在矿业部门，而且在别的部门里也发生了。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封建政府铸造一百万两铜钱的时候，很多商人都投了资。大商人吴汉柱在十九世纪初期，为开办鍮器商店而汇集了一笔巨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接受政府铸造货币的委托，用自己资本购进原料燃料，购买劳动力，铸币二十万两。最迟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有名的平北云田郡清亭里的纳清鍮器已经用资本主义经营方法进行生产了。资本家经营主每人以二——三万两的资本，用来购买设备、原料和燃料，工人们在三道工序中完成自己的劳动，来从经营主那里取得工资。每个手工业工场虽小，但产品的销路却是全国性的。小商贩把这和别的商品一起运到全国各地。手工业的其它部门，例如绸缎一类的生产部门情形也类似。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民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到十九世纪中叶，农民暴动的汹涌波涛席卷全国各地。封建统治阶级无力收拾局面。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在继续着。在这种形势下，大胆改革旧的和建设新的近代社会的要求不能不反映到当时复杂的政局中。代表要求摆脱封建统治桎梏的大商人和资本家利益的中人阶层的影响在政界发生了巨大作用。中人出身的刘大致和吴庆锡等正是开化思想初期代表。他们在一八六○——一八七○年代提出继承发展先行的实学思想，废除旧的封建统治，迅速地把国家改变为近代的国家的思想。支持这种改良思想的先进活动家形成了一支“开化派”的政治力量，它的领导者是金玉均、洪英植等人。特别在一八七六年港口开放以后，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中，开化派的政治活动成为带有为国家的自主独立要求迅速开拓近代发展的道路的、更爱国、更急进性质的运动。事态的发展就是这样的。 但是，《世界通史》完全抹煞了甲申政变中被历史所准备好了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各种因素，把甲申政变和先行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说成是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完全歪曲了历史。 不仅如此，在有关甲申政变本身的叙述中完全颠倒黑白，作了如下的论述： “……日本人决定推翻依靠清朝的朝鲜政府，建立以自己的走狗所组成的新政府。 如果依照他们的计划，则宫廷政变要通过援助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朝鲜两班（贵族）来实现。这时候，自称为‘开化党’的年轻两班的组织形成了……。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日本军队占领了皇宫，俘虏了皇帝。主权转到了开化派手里，它的领导者们组成了以金玉均为首的政府。”（七卷二七六页）这就是关于甲申政变的几乎全部叙述。 在这里，不仅甲申政变的过程是依靠日本军队进行的，而且把我国开化活动家说成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帮助其侵略的走狗。 难道说甲申政变是依靠日本侵略者进行的，金玉均是亲日派吗？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历史的我们朝鲜人，谁都不这样想。这真是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否认开化派的政治活动具有爱国的反侵略性质。当然，曾经存在过开化派应该慎重估计到的下面的困难条件，也是事实。 众所周知，开化派的国家政变准备是在一八八二年以后反动的满清统治阶级以武力干涉我国内政，朝清的反动联合势力残酷地镇压国内的各种进步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开化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采取了使清日在侵朝中的对立矛盾，特别是使日本势力有利于自己的方针。 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化派不得已采取的战术立场，决不能改变开化运动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开化派始终一贯坚定地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金玉均于政变的前夕九月二十九日（阳历十一月十六日）在访问刘大致时说：“即使没有日本政府的援助，在我们看来我们国家的事态已经紧迫到背水无梁的地步，不能等待日本政府的举动”。（金玉均《甲申日录》十一月十六日）洪英植在政变之前也吐露了开化派的焦急心情，他说：“如果我国现在不进行改变，经过几年之后，即使再改革，朝鲜人也难以再治理自己的国家了。想到这些，无法忍耐。”（《朝鲜交涉资料》上卷二九一——二九二页） 当然，开化派的政变准备不彻底，我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还很微弱，这些使政变可能失败的历史局限性等主客观因素是存在的。但是，开化派始终一贯站在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进步的坚定的立场上，在这个立场上，自己进行了改良准备。以上的资料确证了这些铁的事实。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七日（阳历十二月四日），在邮政局的落成宴会上燃起了政变的第一个烽火，第二天组织了开化派内阁，公布了规定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政纲，着手改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开化派自己进行的。开化派实际上掌握政权以后，为了对付清军的反击和保卫皇宫，要求日军协作。这一切事实都是属于甲申政变的最起码的常识问题。 即使列举政变失败后的事实，也只能是反驳《世界通史》的错误论断。 政变一失败，金玉均等遭到朝鲜警察的追击，想到仁川日本领事馆避难，日本公使竹添连这个也拒绝了。面临被捕危险，他们想乘日本轮船“千岁丸”逃往海外也遭到了拒绝。当金玉均等与船长特别交涉后，允许乘船，而竹添竟强迫金玉均等退船。只是经船长采取人道措施，金玉均等才得以流亡到日本。 金玉均一行逃到日本以后，日本政府为了禁止他们的政治活动，继续进行了非法的迫害。因为，金玉均等开化派领导人物仍然没有抛弃改革的愿望，他们仍是试图实现国家自主独立和富强发展的有力的政治力量，可能成为侵略者的可怕的对手。金玉均再起的打算一被发现，日本政府就在一八八五年决定把他驱逐出日本领土。金玉均因没有旅费而没有离去便停留在横滨。日本政府又非法地把他发配到太平洋的绝海孤岛小笠原，两年以后，又强迫他迁到北海道的荒山僻野中监视起来。日本当局不仅强制他过着耻辱和受难的生活，甚至企图有计划地暗杀金玉均等开化派的领导人。早在一八八五年金玉均刚逃亡到日本以后，日本外务相井山和满清驻日本公使徐承祖，就曾秘密谋划把金玉均诱骗到中国上海的租界地杀掉。（《中日交涉资料》九卷一九——二五页）。一八九四年，在朝鲜、日本、满清三国反动派的共谋之下，这一阴谋终于实现。 以上这些事实证明：甲申政变不是日本“策划”的，而是在当时朝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资产阶级改良尝试；金玉均等开化派领导人不是亲日派，而是热诚的爱国者。只有把历史现象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隔离开来、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人，只有对当时的史料一无所知，轻率地对待历史的人，才会得出这种错误的论断，即把甲申政变说成是日本人策划的，把开化派的领导人说成是亲日派。 其次，在《世界通史》中，对我国一九一九年“三一”人民起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也犯了不少的错误。但是，比这个更严重的错误是，《世界通史》从自己论述的对象中删去了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朝鲜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为民族及社会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历史。这在世界史中，无论是从历史上系统论述有关朝鲜部分的立场上来看或是从编写这个时期的整个世界史的立场上来看，都是一种不能允许的最严重错误。 《世界通史》第九卷阐述了一九二四——一九三九年间的世界各国的历史。这个时期包括，继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高潮（一九一八——一九二三）以后的资本主义暂时局部稳定时期（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世界经济恐慌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时期（一九三四——一九三九）。 这个时期世界史的基本特征是：由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企图用建立法西斯制度和挑起帝国主义战争，来为尖锐的矛盾寻求出路，从而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更加激烈的斗争。这种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也原原本本地出现在我国的历史上。这个时期是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告终，工人阶级开始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力量出现的历史时期。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略苏联及中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已经开始，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殖民统治带有史无前例的残酷性。在这种环境中，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急速成长，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异常高涨。这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从初级阶段，迅速地发展到高级阶段。人民群众在前所未有的艰苦情况下，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继承下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精神。 一九二五年朝鲜共产党的创建、一九二六年发展为群众性的抗日示威斗争的“六·十万岁”运动以及其后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急剧发展证明，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即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下，也正在迅速地上升和发展。 特别是一九二○年代末和一九三○年代初的革命运动，那真是一个突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镇压而掀起的巨大革命高潮。一九二九年的元山总罢工便是这次革命高潮的开始。这次斗争在工人、农民、学生等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下，在苏联、中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工人、社会团体的国际支持下，不顾日本帝国主义警察的恐怖镇压，坚持了几个月，使元山一带的产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这一英勇斗争给各地的工人和农民以深刻的影响。 全国各地连续展开了工人的战斗性的罢工和示威。一九三○年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发展成暴动斗争以后，工人们在“支持新兴同志们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示威和暴动！”的口号下，在各地掀起了激烈的暴动。 农民和学生响应工人的暴动，起来参加战斗是这个时期运动的特点。一九三○年咸镜南道端川郡三千多农民袭击日本帝国主义郡厅和警察，以及暴动、示威、抗租等各种各样的斗争怒潮席卷了咸镜道、江原道、全罗道、平安道等全国各地。在间岛地区，展开了秋收暴动、春荒暴动等大规模的斗争。 全国学生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日本学生在全罗道光州侮辱朝鲜女学生事件开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斗争。这次斗争发展成了各地的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参加的全国性的抗日学生运动。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蜂拥而起，以暴力反对武装的敌人。全国变成了一个革命斗争沸腾高涨的火炉。 这种新的形势表明，我国的革命运动正在移向更高的阶段。 共产主义者组织领导了参加这一激烈斗争的人民群众，并从军事上进行准备，从而使运动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 一九三二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抗日游击队。抗日武装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入大陆开始，为了空前地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和扩大侵略战争，把许多正规师团和补充军力都集中到朝鲜和满洲。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朝鲜和满洲的国境地带，以白头山为中心的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扩大并发展了武装斗争和全国的革命斗争。 抗日游击队以根据地为中心，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在朝鲜和满洲的广大地区，接连不断地袭击敌人的军事要塞和城市，在普天堡、茂山地区、东兴镇等朝鲜地区，以及安图、珲春、东宁、液木、义兰、抚松、磐石、辉南等满洲的主要县城的许多战斗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例如，一九三七年六月，在普天堡—间三峰之间的战斗中，杀伤了一千五百多名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一九三九年一年之间，就取得了杀伤三万多名敌人的战果。日本帝国主义遭到抗日游击队的接二连三的军事打击以后，悲痛地说，抗日武装斗争成了他们“完成国策的重大问题”，成了日本在朝鲜和满洲的统治的打击。（《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三四六页） 通过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根据地的各项革命政策和共产主义者的政治领导，革命影响像燎原之火普及到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民都投入到炽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中。 特别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创立了祖国光复会，这在我国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展中，引起了巨大的转变。 祖国光复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方法，指明了全体朝鲜人民的斗争方向。 祖国光复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祖国光复会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之下，在几乎整个朝鲜和中国东北一带朝鲜人居住的地区，迅速地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它网罗了数十万群众。 在汉城、平壤、咸兴、兴南、清津、罗津、元山、新义州、釜山等工业中心和广大的农村中，工人和农民以祖国光复会纲领为斗争旗帜，接连不断地展开了暴动、罢工和抗租运动。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们人民的斗争，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基础上坚持了长达十五年。 一九三○年代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我国的历史，以它的这一内容标志着朝鲜人民的革命史上的最高发展阶段，它集中并发展了前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成就，为八·一五解放后的新历史作了准备，它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最彻底、最明确地体现了一九三○年代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革命要求的世界史的组成部分。 一九二○年代——一九三○年代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我国人民的斗争历史是整个朝鲜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它在《世界通史》中应该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世界通史》在系统阐述朝鲜历史时，只叙述了和封建王朝和资产阶级有关时期的历史，而抛弃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运动的历史。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通史》的作者脱离了编写历史的生命——党性原则；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关于用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武装人民的根本使命。 四 除此以外，《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论述还有许多错误。让我们只列举其中的几个。 《世界通史》在关于朝鲜论述的一开始，即在有关原始时代的论述中，把朝鲜新石器时期的文物说成只存在于平壤地区、黄海南道的南部、汉城地区、釜山地区及朝鲜的东北角（图们江流域）等极其有限的地区，并把它用地图标示了出来（二卷五七六——五七七页及附图）。这是照抄了谁的观点是一目了然的。一九三○年代日本反动学者的这种发了霉的观点，在我们的学术界早就被清除了。 当然，外国作者也可能对朝鲜的原始考古学研究得不深，但是，在不得已而引用别人的著作时，起码也应该考核和选别一下该书的著作年代。特别是在考古学资料方面更应该这样。今天，我们考古学界早就埋葬了一九三○年代日本人的陈旧观点。因为在朝鲜考古学中，几十年的时间是太长了。 我们考古学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物，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是从纪元前一万五千年到纪元前二千年期末。在这个时期，我国各地都有人生存，这早就成了常识。 其次，我国的考古学者很早以前就对朝鲜独特的青铜器、铁器文化的存在时期，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但是，《世界通史》却引用了很早以前日本人的旧的“金石并用期论”。日本学者说，“金石并用期”就是金属工具和石器同时使用的时期，这时，虽然从外部进来一些先进的金属文化，但是大部分居民还是使用石器，只有上层人士主要用金属做奢侈品和祭器。 归根到底，这些人企图用“文化移动论”这样荒唐的外因论来处理历史事实，说什么由于中国文明的影响，从而在东方地区开始了金属文化的黎明。我国考古学家证明，朝鲜的金属文化具有独自的起源，铁器的使用从时期上来看决不晚于中国。 中国学者范文澜这样说：“铁字的古字是‘銕’，是东方夷族首先发明的冶铁术，汉族是把它接收进来的”（《中国通史简编》一八二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修订本第一编）。这里所说的东夷族应该理解为包括古朝鲜。 《世界通史》朝鲜部分的作者的外因论成了这本书的一贯思想。说高句丽的建筑术和美术是佛教传入以后发展的这种说法也是一个例子。（参考三卷四十八页）只要看过一次高句丽古坟筑造技术和它的壁画题材的人，马上就可以知道，在那里几乎找不到佛教的色彩。 《世界通史》在近世史的论述中所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忽视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和对东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影响。 《世界通史》在论述一九一九年的“三一”人民起义时，对十月革命的影响几笔略过，而对从第一天起就叛变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作用却片面夸张。 此外，例如把十四世纪中叶的政治家辛旽写成为辛禑，（三卷五三八页），把九月山说成位于黄海道和京畿道中间（四卷六八七页）。世界史的作者竟随心所欲地把朝鲜的山搬到其他地方；把大院君乱说成是“北人党派”的领袖（六卷四四二页）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不太重要的错误姑且不再列举了。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了《世界通史》的作者多么没有一点关于朝鲜历史初步常识，多么不负责任地任意编写历史。 以上仅对《世界通史》有关朝鲜的论述中所出现的几个重要错误作了考查。我们所指出的《世界通史》的许多错误，几乎全都是粗暴地歪曲了历史事实的。 为什么会犯这许多的错误呢？这是因为：对朝鲜史毫无知识的作者应该依据的书不去依据，反而，依据日本侵略者的著作和殖民主义者的历史著作，并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抄。因而，许多历史事实都被荒唐地歪曲了。 我们对以苏联科学院名义出版的《世界通史》所犯的这些严重错误，深感遗憾；对于有关我国历史的这些错误观点将随同《世界通史》一起广泛传布到世界各国而感到忧虑。 我们认为，在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史学家对许多国家人民的历史进行严重歪曲和捏造的情况下，苏联史学家应该坚持人民的立场，坚持真正慎重地对待所有人民的历史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科学才能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成为同资产阶级历史学进行斗争的科学，成为揭露、粉碎一切歪曲和捏造的有力的思想斗争的武器。 我们期待《世界通史》的作者慎重并负责地对待我们就朝鲜史论述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所提出的意见。 我们希望苏联科学院采取实际的措施，防止由于这些严重错误而带给《世界通史》读者的后果。 （原载九月二十日朝鲜《劳动新闻》）

第3版()专栏： 柯庆施欢宴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新华社上海十七日电　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著名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他的夫人梅贝尔。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席陈丕显，中国 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石西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市分会主席金仲华，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胡厥文，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陈望道、刘靖基等出席了宴会。 在充满了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宾主频频祝酒，为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胜利，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干杯。 罗伯特·威廉和他的夫人梅贝尔是十六日乘飞机从北京到达上海的。

第3版()专栏： 对外文委欢宴蒙古国家交响乐团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对外文委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达什敦道克率领的蒙古国家交响乐团。对外文委副主任曹瑛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音乐界人士张映吾、程浩飞、赵沨、王元方、丁波、李焕之、黎国荃等，出席了宴会。 蒙古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达赉等也应邀出席宴会。 曹瑛和达什敦道克在宴会上讲了话。

第3版()专栏： 张致祥欢宴印度尼西亚客人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张致祥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中央书记处书记萨曼贾亚率领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钟庆发和其他有关人士严文井、孙慎、田方等。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官员苏干达尔也应邀出席。 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在昨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第3版()专栏： 坦噶尼喀议长姆克瓦瓦访问南京 据新华社南京十七日电　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等陪同，今天中午乘专机由沈阳经天津到达南京。 专程由上海到达南京陪同贵宾参观访问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副秘书长连贯，前往机场欢迎贵宾。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江苏省副省长许家屯、吴贻芳，南京市市长徐步等。 晚上，许家屯设宴欢迎坦噶尼喀贵宾。许家屯和姆克瓦瓦议长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 下午，贵宾们由李维汉、许家屯等陪同晋谒了中山陵，并参观了南京汽车制造厂，游览了玄武湖风景区。 离沈阳前，亚当·萨皮·姆克瓦瓦议长十六日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辽宁省副省长仇友文陪同，曾到鞍山进行了参观。在鞍山，贵宾们参观了鞍山钢铁公司的炼铁厂、炼钢厂等，并出席了鞍山市副市长刘锡三的欢迎午宴。

第3版()专栏：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十七日讯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代表团结束了在辽宁省的访问，今天从沈阳回到北京。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社长阿耶特·西米季乌和团员哈森·佩特莱拉已于十五日先期回到北京。 代表团是在十三日由北京乘飞机到达沈阳的。代表团在辽宁期间，先后参观访问了抚顺露天矿、鞍钢炼铁厂、炼钢厂、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沈阳重型机械厂、沈阳电缆厂等工业企业，受到这些企业职工的热烈欢迎。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周桓、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吴铁鸣曾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

第3版()专栏： 何干之在地拉那作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报告 新华社地拉那十六日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干之十五日在这里的“阿里·卡尔门迪”文化宫向地拉那市党政干部和宣传人员作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报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地拉那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拉波·德尔维什、书记费克列特·谢胡，和地拉那市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席里法特·戴迪亚也都出席了报告会。 何干之教授是根据中阿两国一九六三年文化合作协定应邀来阿尔巴尼亚讲授中国革命史的。 他于九月二十四日抵达阿尔巴尼亚后，已向地拉那大学师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史研究所干部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军官们作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报告。他还曾访问了斯库台和科尔察，并向这两个城市的干部作了报告。

第3版()专栏： 泰国僧侣团到京 新华社十七日讯　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泰国僧侣团团长马哈奥帕·奥帕梭法师和团员马哈汶喃法师，十六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迎接的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等。僧侣团的另一位团员塔纳瓦拉比丘已于八日到京。

第3版()专栏： 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夫妇到京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和她的丈夫著名电影编导松山善三，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第3版()专栏： 我高等教育代表团抵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十六日电　为执行中苏两国文化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前来苏联进行访问的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十六日下午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代表团由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苏庄率领。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对外司社会主义国家处处长乌里扬诺夫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雄飞。 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将在苏联进行为期三周的参观访问。

第3版()专栏： 朝中友协中央委员长河仰天 欢宴我上海舞剧团 据新华社平壤十六日电 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河仰天十六日晚上在平壤玉流馆举行宴会，热烈欢送由许平率领的中国上海舞剧团。 出席宴会的有，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徐哲，文化相朴雄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康久永，文化省副相高石相，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赵灵出以及著名的艺术家们。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刘祥纶、文化参赞鲁明和中国上海舞剧团全体人员出席了宴会。 河仰天和许平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据新华社平壤十七日电 由许平率领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在朝鲜进行了一个月友好演出后，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平壤回国。 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到车站送行。 中国上海舞剧团是九月十八日到朝鲜的。他们先后在平壤、黄海钢铁厂、咸兴、元山等地演出了《小刀会》、《宝莲灯》共二十场。他们的演出受到了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得到了朝鲜文艺界高度的评价。

第3版()专栏： 苏马诺部长离京去广州访问 新华社十七日讯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事务部部长苏马诺及夫人等一行四人，结束了在北京的友好访问，今天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陪同乘飞机离开北京，将在广州参观访问后回国。陪同前往广州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弗雷·尤淑夫等。 今天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和夫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局长杨琳，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钟庆发等。

第3版()专栏： 十月十五日，中国阿尔巴尼亚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议定书在京签字，图为签字时情形。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组主席、轻工业部副部长罗叔章（右）和中阿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联合委员会阿尔巴尼亚组主席、农业部第一副部长伊利亚斯·雷卡（左）。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

第3版()专栏： 日工业展览会访华参观团第二批人员到京 新华社十七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友好纪念访华参观团第二批人员一行五十一人，在团长浦部武夫率领下，今晚乘火车到达北京。 这个参观团的第一批人员五十四人，由团长佐藤清一率领，今天乘火车离京前往上海访问。在北京停留期间，他们曾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了人民公社、学校和博物馆等，参观团还参观了日本工业展览会。

第4版()专栏：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坚决反对联合国“调查团”去南越 缓和南越局势必须取消美吴集团统治 吴庭艳集团提供的任何伪证都不能使它逃避南越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裁判 据新华社河内十七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十月十五日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邀请联合国“调查团”去南越。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庭艳集团对南越佛教徒和学生进行恐怖镇压的事实，世界广大舆论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吴庭艳政权迫害佛教徒的确凿罪证是很充分的。南越人民对吴庭艳家族的罪行感到愤慨，甚至西方舆论也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产物——吴庭艳集团的极端卑鄙的阴谋和行为。 声明说，显然，持有严肃责任感的国际组织，它的最正确的态度是谴责南越的罪犯，坚决反对和制止他们的罪行，同时对南越佛教徒和人民的悲痛遭遇表示同情。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和吴庭艳政权同时“建议”联合国向南越派遣“调查团”，这绝不是偶然的。南越的罪犯们这样作，首先是为了逃避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南越违反人权问题时所引起的对他们的公愤。而且，为了逃避狼狈和孤立的局面，这些罪犯企图通过“调查团”的活动，强迫一些佛教界领导人和佛教徒伪造人证和物证，以颠倒黑白，开脱他们的血腥罪责，进而诬蔑佛教界和南越全体人民的斗争事业。 声明接着指出，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吴庭艳家族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南越一千四百万人民多年来遭受恐怖压迫的祸因，是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遭受威胁的真正根源，也是迫害佛教徒的政策和南越当局其他政策的根源。要想彻底解决南越问题，就不能不看到这个根源，否则就难以取得结果。 声明又强调指出，在南越，缓和局势、制止流血和使信仰自由得到尊重的道路，是立即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立即取消吴庭艳家族的卑鄙和粗暴的独裁制度，在尊重南越人民的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恢复民主和人权。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把联合国“调查团”引进南越，为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进一步干涉南越制造了条件，同时也便于美帝国主义继续推行罪恶的侵略战争。这样做只能促使南越的局势更加复杂。 声明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南越一千四百万人民的愿望，郑重声明：对于南越问题，其中包括佛教问题，能够说明事实的真正发言人，真理和遭受美吴集团恐怖镇压的南越人民的唯一的代表者，是正在为独立、自由和民主而坚持斗争的全体南越爱国者。” 声明说，在南越伪政权压力下或充当伪政权和美帝国主义的爪牙的任何人，都绝对没有资格代表南越人民和佛教徒。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严厉地警告：吴庭艳伪政权提供的人证和物证，都是伪造的、无效的。它们的一切阴谋，都不能帮助它们逃避人民的裁判、国内外舆论的裁判和历史的裁判，而只能给吴庭艳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带来可耻的失败。

第4版()专栏： 南越人民自卫武装头九个月战果辉煌 歼敌七万五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六百多美国官兵 捣毁四千七百多“战略村”，解放了成百万的人民 新华社河内十七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越南南方人民自卫武装力量今年头九个月共消灭和俘虏美国—吴庭艳集团的军队七万五千七百三十一名，其中包括六百多名美国官兵。他们还拔除了敌人的三百多个据点和岗哨，缴获七千六百件各种武器，打落和打伤三百五十架敌机，击毁四百八十七辆军车、一百五十艘船只和机车。 在这期间，南越人民自卫武装力量共捣毁了四千七百五十二个“战略村”（其中的许多“战略村”被反复捣毁多次），解放了成百万被囚禁的人民。 在这九个月里，南越人民自卫武装力量在反“扫荡”中打了许多大胜仗。今年年初，人民自卫武装在美萩省丐礼县的北村对美国军事人员指挥下的二千多名吴庭艳伪军发动的大“扫荡”进行英勇的反击，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五十名（其中包括十八名美国侵略者），打落打伤敌人直升飞机十五架。继这个著名的北村大捷之后，又有佐高大捷、前杨明州战区大捷、昆嵩大捷、广东大捷等。 南越爱国军民还对敌人发动进攻，获得很大战果。例如，他们在对昆嵩省隆叻的袭击中，击溃四百五十名敌人，缴获三门一○五口径大炮。 同一九六二年的战绩相比较，南越人民自卫武装今年头九个月歼灭敌人的数目比去年全年约多半倍，击落击伤敌机的数量多六倍，捣毁“战略村”的数量多四倍。 新华社河内十六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人民和人民自卫武装力量在九月份取得很大战果，共计打死打伤敌人七千五百一十六名，俘虏敌人九百名，拔除敌人据点近七百个。 在这个月里，越南南方各地军民还捣毁了美吴集团“战略村”六百多个，击落击伤各种敌机八十六架，击毁敌人两栖坦克数十辆，缴获各种武器一千多件和许多其他战利品。

第4版()专栏： 艾地主席致电金日成委员长 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十八周年 新华社雅加达十七日电　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十六日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打电报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十八周年。 贺电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谨向斗志昂扬和英勇的全体朝鲜共产党员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在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之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个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千里马运动中，在争取朝鲜人民的繁荣和重新统一朝鲜、争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4版()专栏： “白鸟事件”无辜被告竟被日本最高裁判所宣判“有罪” 日共中央和公众强烈谴责无理判决 无辜被告村上国治在狱中表示要坚决斗争到底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东京消息：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日本最高裁判所今天竟然判决“白鸟事件”无辜被告村上国治“有罪”。 许多工人和市民今天聚集在最高裁判所大厦前，等待最高裁判所宣判“白鸟事件”。 当他们在听到最高裁判所驳回了被告的上诉，宣布维持札幌高等裁判所关于判处被告二十年徒刑的原判的时候，人群中发出愤怒的呼声：“村上无罪。我们不容许政治性判决。” 在法庭上旁听的评论家大谷竹雄走出裁判所，向外面的人群高呼：“最高裁判所已对村上判罪。我们的斗争还刚刚开始。虽然裁判所判他的罪，但是人民决不容许作出这样的判决，并将迫使裁判所和美日反动派受审。” 被告的辩护律师立即发表声明说：“审判是不公正和违反事实的。我们将控诉裁判所严重地滥用法律。被告的辩护人将同人民一起斗争，想尽一切办法为被告雪冤。” 由共产党、社会党等四十个政党和群众团体组成的“白鸟事件”中央对策协议会的事务局长坂根茂宣读了协议会的声明。声明说：“我们不容许作出这样的判决。这是旨在抹煞人民在要求公正对待松川事件被告的斗争中获得的胜利的政治性判决。我们深信，真理必将胜利。” 村上的姊妹长冈千代呼吁工人和其他市民为粉碎诬害她的兄弟的阴谋斗争到底。 北海道的一千名工人在札幌市举行抗议大会。大会通过的抗议书说：“我们对法院的判决感到极大的愤怒。今后要要求法院重审，继续进行斗争。” 会后，工人们举行了示威游行。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最高裁判所非法判决“白鸟事件”无辜被告村上国治“有罪”。 声明指出，“这个判决是蹂躏真理和正义的不公正而且非法的判决，并且是对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镇压。” 声明指出，“白鸟事件”是美日反动派策划的目的在于镇压反对美国侵朝战争、维护人民利益和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日本共产党的一系列阴谋之一。 声明指出，最高裁判所的这种诬蔑日共的判决是在大选即将举行的时候作出的。 声明强调说，“真理只有一个，任何判决都掩盖不了村上同志的无辜！” 声明表示，维护真理的斗争将日益扩大，终将粉碎美日反动派的阴谋，获得最后胜利，迫使无罪释放村上。 声明强调说，“松川事件斗争证明，真理最后必定胜利，日本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声明表示，日共愿将“松川事件”和“白鸟事件”等镇压事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为解救所有无辜被告而斗争到底。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东京消息：在“白鸟事件”宣判后，无辜被告村上国治今天在札幌监狱内发表谈话坚决表示，“我要斗争到底，绝不会在半途而废。” 村上指出，“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判决，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没有证据而作出这样的判决！”村上说，“这是完全不公正的裁判，我们只有斗争。” 村上对长期以来为维护真理、揭露美日反动派制造“白鸟事件”的阴谋而进行艰巨斗争的日本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村上表示相信，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绝不许美日反动派陷害无辜被告的阴谋得逞。

第4版()专栏： 联大开始讨论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联合提案 阿柬代表要求恢复我合法权利 什图拉外长痛斥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对中国的诬蔑 巴基斯坦尼泊尔阿联苏联波兰芬兰等国代表赞成恢复我代表权 新华社十七日讯　纽约消息：联合国大会十六日举行全体会议，开始讨论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代表团联合提出的关于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且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 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什图拉在上午会议上首先发言。他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是一个对和平、国际安全和联合国本身都极为重要的问题。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政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戴。蒋介石集团仅仅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刺刀的支持下才得以存在，它是不代表任何人的。 什图拉说，联合国不应成为任何大国的政策的工具，造成中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这种不可容忍的局面的唯一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敌对政策。 什图拉谴责美国政府玩弄阴谋，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他说，这是驱逐窃据席位的蒋帮分子，恢复联合国一个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的问题，而不是接受一个新会员国的问题；因此仅仅需要简单多数而不是三分之二的多数来进行表决。 什图拉谴责美国政府用戈培尔式的造谣手段诽谤中国，以掩饰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指出，中国是美国发动的虚构的谴责和诽谤宣传的受害者。 阿尔巴尼亚外长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及其追随者对中国的诽谤，包括所谓“中国主张打核战争来确保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种胡说。什图拉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一贯奉行同所有国家特别是同邻国保持和平和友好的政策。什图拉说，由于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建立了人民公社，中国政府已经胜利地克服了几年来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 阿尔巴尼亚外长还指出，台湾岛是中国的领土。许多正式文件，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开罗宣言都确认了这一点。什图拉重申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 阿尔巴尼亚外长反对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指出，这是支解中国并使美国永远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阴谋的一部分。他说，所谓两个中国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谈到中国同印度的边界问题时，什图拉说，中国已经同它的好几个邻国通过谈判达成了边界协议，阿尔巴尼亚希望印度同中国也能够同样地通过谈判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 柬埔寨外交国务秘书胡森巴在发言中赞扬中国的和平政策。他说，“我们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政策。”“人民中国对它的邻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采取友好的政策”。他还说，当柬埔寨的边境遭到侵略威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我们，挫折了对我们的罪恶图谋”。 胡森巴援引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话说：“中国在其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不受一切剥削和外国干涉”。胡森巴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只有它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发言。他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一种无视五分之一人类的世界怪现象。 巴基斯坦代表卡西姆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他说：“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像人们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一事时所常说的接纳或不接纳的问题。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府。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是这个组织的会员国，而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唯一的问题只是谁有资格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问题。” 卡西姆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看看“是谁有权代表中国说出中国人民的看法和希望”。他接着强调说，“谁也不能否认，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巴基斯坦代表说：“巴基斯坦认为理应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卓越的代表提出的提案。” 尼泊尔代表柯伊拉腊指出，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一种非正义行为。他呼吁联合国的会员国通过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的提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他说，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会使联合国重蹈国际联盟最后瓦解的复辙。 苏联代表费德林在简短发言中指出，由于联合国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了联合国的威信，损害它的正常活动，而且使它履行这个国际论坛所面临的任务方面增加了困难。他问道：“难道任何人能够争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可以缔结全面彻底裁军的协议吗？” 费德林重申苏联一贯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并且提到应当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里亚德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世界问题——特别是亚洲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里亚德强调说：“我们要求大会在接纳中国的真正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上不要再浪费时间。” 波兰代表维尼维奇在发言中指出，“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的结果使许多为稳定各国间的和平关系和调解国际共处所做的努力遭到困难。”他还说，“只要在我们中没有一个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世界上容量最大的市场和具有如此的发展潜力的国家的代表，那就不能设想联合国在经济发展和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会得到圆满的结果。” 芬兰代表恩克尔在发言中表示赞成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联合提出的驱逐蒋介石分子，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他说，联合国对这个问题已经辩论得太久了。 在昨天下午会议发言赞成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的联合提案的，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等国家的代表。 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在发言中极力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他重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早已破产的反华滥调，诬蔑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战争”；“咄咄逼人地鼓吹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愿意有核战争”，愿意“人类死掉一半”以增进它取得胜利的前景，等等。 美国代表还吹嘘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攻击中国政府揭露这个愚弄世界人民的骗局，就表明中国“不是爱好和平的”。 史蒂文森在讲话中把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合法的代表”，并且表示要继续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史蒂文森在发言中还攻击阿尔巴尼亚代表的两次发言是“使用冷战最极端的煽动语言”。 阿尔巴尼亚外长什图拉利用答辩权驳斥了史蒂文森的诬蔑。 在美国包庇下窃据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蒋介石集团“代表”刘锴在发言中再次利用苏共领导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诬蔑，来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他引用苏共中央公开信和苏联政府的声明，诽谤中国政府“好战”、“侵略成性”、“不爱好和平”、“以亿万人的生命为儿戏”，等等。 在刘锴发言时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和古巴代表团长莱丘加退出了会场。 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等国代表在会上追随美国，诽谤中国，反对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 日本代表松井在发言中还鼓吹在联合国中制造“两个中国”。

第4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埃塞俄比亚皇帝结束对马里访问 巴马科消息：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在对马里进行了三天的访问后，在十六日上午离开巴马科前往拉巴特。 十六日发表了马里总统凯塔和埃塞俄比亚皇帝签署的一项联合公报。公报说：国际局势要求非洲各国加倍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以维护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两国元首还表示将努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阿联和比利时决定恢复外交关系 开罗消息：阿联外交部十六日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宣布阿联和比利时已经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代办。 这项协议是阿联外交部长法齐和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十五日在纽约会谈时达成的。 阿联和比利时是在一九六一年二月断绝外交关系的。 美国加紧武装刚果阿杜拉的军队 利奥波德维尔消息：美国为帮助阿杜拉集团扩军而向它提供的第一批军事装备已运抵刚果马塔迪。 这些军事装备是根据美国“帮助改组”阿杜拉集团的军队的“蒙博托计划”提供的。根据这项计划，美国将向阿杜拉集团提供可供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军队使用的现代化装备，其中包括“镇压暴乱”的装备。

第4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边境最近发生了武装冲突。 据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十四日发表的公报说，摩洛哥军队在十月十三——十四日夜间越过在科隆培沙西南约四百公里的阿摩边境，并且在十四日上午向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约三十公里的哈西贝达和廷朱卜两个据点进攻。十四日下午，摩洛哥出动了飞机和装甲车。 摩洛哥王室办公厅主任古迪拉十六日在马拉喀什发表的一项声明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十六日下午仍然在哈西贝达和廷朱卜两个地区进行战斗。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十五日晚间在向聚集在政府大厅前面的群众讲话时说，面对着摩洛哥军队四千人，四百名阿尔及利亚士兵仍然守卫着哈西贝达和廷朱卜。本·贝拉宣布所有退伍士兵总动员。 阿尔及利亚议员亚齐德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斯利曼·霍夫曼少校十五日从阿尔及利亚到达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递交了本·贝拉总统的信件，并且同他举行了会谈。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十四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于边境事件将“寻找明智的解决办法，以便不要使用武器。” 同一天晚上，哈桑二世在一次广播电视演说中说，摩洛哥准备同阿尔及利亚举行直接会谈，来解决边境争端。

第4版()专栏： 美国加紧推行扩充核军备计划的明证 肯尼迪要求追加核试验经费预算 新华社十七日讯　华盛顿消息：白宫昨天宣布，美国总统肯尼迪已经要求国会给原子能委员会的本年度预算追加大约六百万美元，以便执行一个“强有力的地下核武器试验计划”并且“在一旦必要时立即恢复大气层核试验”。 白宫的声明说，这笔追加的预算加上原预算中未经指定用途的开支一千二百万美元，就可以使原子能委员会约有一千八百万美元用来在三个核武器试验室和内华达州地下试验场添置新设备以达到上述目的。 声明承认，正像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一再“保证”的那样，美国正在继续大力推进它的扩充核军备计划。它说：“原子能委员会的这个计划，是原子能委员会为实行各种保障措施而开始的一九六四财政年度更大的额外保障措施计划的一部分，这些保障措施是参议院考虑部分禁止试验条约时总统和副国防部长在给参议院的信中所谈到的。” 声明还表示，原子能委员会的计划，也不过是国防部在一九六四财政年度内实行的类似“额外保障措施”的补充。

第4版()专栏： 美国又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 新华社十七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宣布，美国昨天又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了一次地下核爆炸。 这已经是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来的第八次地下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