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我国外交部驳复印度政府来照 严斥印方设置层层障碍阻挠谈判 揭穿印方所谓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的虚伪立场；指出印方企图将自己对建议的解释强加于人，完全违反科伦坡会议的宗旨和目的；强调中印边界争端是涉及两国主权的重大问题，决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来解决；重申我方关于双方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为基础立即开始直接谈判的建议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九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驳复印方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和九月六日的来照，指出，印度政府来照的目的是设置层层障碍，使中印双方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举行谈判成为不可能。照会重申了中印双方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为基础，立即开始直接谈判，以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我外交部照会全文如下：印度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致意，并就印度政府外交部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和九月六日的来照申述如下： 印度政府在上述来照中除了重复早已破产了的诬蔑中国侵略印度的滥调以外，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处理边界分歧的五个所谓建设性的步骤。其实，这只不过是把印度近一个时期所坚持并且已经中国方面批驳了的无理主张拼凑在一起，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建设性的步骤。印度政府自己在来照中也承认这些步骤只是把它过去的主张“重述一遍”。对于这些主张，本来可以不再驳复。但是，印度政府却把它们当成是什么奇货，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的来照中不厌其烦地又一次端了出来，并且还抱怨中国方面没有对这些“建设性建议”作出答复。既然如此，中国政府不妨耗费一些笔墨，剖析一下印方这些所谓建设性建议的实质，看看它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印度政府提出的五个步骤不外三点内容：（1）中国政府必须“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才能举行官员会晤，来讨论和实施建议的细节；（2）在“实地实施科伦坡建议”之后，并且在印度政府认为“气氛已经改善的情况下”，双方才能转而“处理他们对边界的分歧问题”；（3）如果双方不能就所谓边界分歧达成协议，则把边界分歧问题提交这一种或那一种国际仲裁。现就这三点评论如下： （一）关于所谓无保留地接受和实施科伦坡建议的问题 印度政府口口声声说它无保留地接受了科伦坡建议，它要求中国政府同样这样做，作为官员会晤的先决条件。印度政府的这种立场是虚伪的，是企图将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强加于人的。 科伦坡会议的任务是调解，而不是仲裁；会议的建议只是供中印双方考虑的一项推荐，而不是强使中国或印度必须全盘接受的判决和裁决。科伦坡与会国家虽然希望科伦坡建议能为双方所接受，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说过，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才能开始直接谈判。相反，不止一个国家表示过：即使建议只是部分地被接受，这也是走向弥合中印分歧的一步；中印双方在走向会议桌子以前，并不需要同意科伦坡会议的全部建议。印度政府坚持中国必须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这实际上是企图把科伦坡建议变成裁决。这种强加于人的态度，是完全违反科伦坡会议的宗旨和目的的。 所谓印度政府已经无保留地接受了科伦坡建议，这是骗人的话。大家知道，印度的所谓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是指它接受科伦坡建议加上在新德里产生的澄清，而这个新德里澄清实际上是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有权威性的材料证明：所谓新德里澄清是印度政府自己起草的，是印度政府用它的语言作为新德里讨论的总结而写出来的；这个澄清的关键部分，即认为西段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是“科伦坡会议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根本不是锡兰总理和她的同事们的评论，而是印度政府自己的论断。印度政府这样做，是为了篡改科伦坡建议，使它符合于印度要求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侵略果实的无理立场。 科伦坡建议的某些规定是不清楚的，连尼赫鲁总理也承认过，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同的解释。对于中印双方的不同解释，只能留待谈判中讨论解决，这是个常识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进行直接谈判的基础。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但不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中国的这种态度是合理的，是光明磊落的。印度却不然，它硬把自己的解释装扮为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并且企图在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的名义下，把它强加在中国的身上。这不仅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也是极不老实的。 （二）关于所谓处理边界分歧问题 印度政府把关于边界问题本身的谈判和关于停火安排的谈判截然分开，这一点是不能逃避人们的注意的。印度政府规定：首先，中国政府必须按照印度政府的解释全盘接受和实施科伦坡建议，然后，还必须是在印度政府认为气氛已经改善的条件下，双方才能“处理他们对边界的分歧问题”。几年来，印度政府总是不断说要有适宜的气氛才能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它在这个问题上故弄玄虚，以致谁都不知道这种适宜气氛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它又不断毒化中印关系，甚至无事生非，捏造谣言，制造人为的紧张。不仅如此，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印度要求的先决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也并不准备认真谈判和解决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历来的态度是：它根本不承认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它武断地认为，它所主张的边界就是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它顶多承认双方有一些小的“分歧”。因此，它实际上认为，印度已经占了的中国地方是不容谈判的；印度企图占领的中国地方也是不容谈判的，如果要谈，也只是谈中国的撤出或印度的进入。直到现在，人们看不到印度政府的这种态度有什么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即令边界谈判能够举行，又能有什么结果呢？无怪乎在目前边界谈判还没有影子的时候，印度政府就准备用国际仲裁来代替直接谈判了。 （三）关于所谓国际仲裁 中印边界争端是涉及两国主权的重大问题，而且所涉及的领土面积又有十几万平方公里之大。不言而喻，它只能通过双方直接谈判求得解决，决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来解决。 印度政府出尔反尔。它过去也承认，仲裁不是解决中印边界这样的主权争端的适宜方法，最近却说什么这是一个涉及条约、协定等事实材料的解释问题，理应交付国际仲裁。印度政府一会儿说仲裁不适用于主权争端，一会儿又说仲裁可以适用于主权争端。这种辩解完全是无理取闹。印度政府明知道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把中印边界问题交付任何国际仲裁，也明知道海牙国际法庭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在海牙国际法庭中还有蒋介石分子，可是印度政府还要提出把中印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庭或其他国际仲裁机构，这只能是对它回避直接谈判的无理立场的一种拙劣掩饰而已。 综上所述，印度政府提出上述五个步骤，说穿了，根本不是为了促成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是设置层层障碍，使谈判成为不可能。 印度政府没有同中国举行谈判的丝毫愿望，却有着同中国进行长期冷战的一切决心。印度政府向美帝国主义乞取大量军事援助，进行扩军备战，最近甚至公开勾结美国和英国举行联合空军演习，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印度政府已经把它的武装巡逻推进到了中印边境全线。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底，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犯中国领土已近三十次，印度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已达八十架次。这些确凿事实绝不是像来照那样，靠指责中国方面是在“凭空指控”和进行“宣传”，所能抵赖得了的。 中国政府一贯争取使它的西南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中国政府已经同许多邻国在友好平等、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当然愿意看到中印边界问题同样迅速得到和平解决。如果印度政府果真抱有同样的愿望，它就应该抛开一切无用的借口和掩饰，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双方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为基础，立即开始直接谈判，以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中国政府的建议才是解决边界问题真正有效的途径，才是真正建设性的步骤，印度政府没有理由加以拒绝。印度政府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有没有诚意，这是一个考验。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刘少奇主席接见越南新闻界同志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今天下午接见了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越南通讯社社长黄俊率领的越南通讯社代表团，越南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越南人民画报》总编辑吴德茂。刘少奇主席同越南的同志们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吴冷西、穆青、陈浚、范源、秦加林等。 新华社十二日讯　由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陪同，在西安、延安、太原等地访问后，今天上午乘火车回到北京。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章泽等同志，分别会见了黄松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设便宴招待。 （附图片） 右图：刘少奇主席接见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越南通讯社社长黄俊率领的越南通讯社代表团，越南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越南人民画报》总编辑吴德茂。　　 　　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摄

第1版()专栏： 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到达北京 朱委员长到机场欢迎并宴请贵宾 新华社十二日讯　应朱德委员长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坦噶尼喀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今天下午乘专机由昆明经武汉到达北京。 朱德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等，前往机场热烈地欢迎贵宾。 下午四时五十分，专机在飘扬着中坦两国国旗的首都机场着陆。姆克瓦瓦议长和随同他前来访问的坦噶尼喀国民议会秘书姆瑟克瓦走下飞机时，朱德委员长等迎到飞机前面，同他们热烈握手。首都女青年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卢汉、武新宇、张启龙、胡愈之、高崇民、许广平、蔡廷锴，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张铁生、朱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刘品一，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等。 专程到武汉迎接姆克瓦瓦议长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陪同贵宾到达北京。 新华社十二日讯　朱德委员长今晚接见坦噶尼喀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和随同他来访的坦噶尼喀国民议会秘书姆瑟克瓦，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林枫副委员长，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等。 新华社十二日讯　朱德委员长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坦噶尼喀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林枫，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等，出席宴会作陪。 随同姆克瓦瓦议长来访的坦噶尼喀国民议会秘书姆瑟克瓦，也应邀出席宴会。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朱德委员长和姆克瓦瓦议长先后讲话，祝愿中坦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成的友谊不断发展。 朱德委员长在讲话中对坦噶尼喀人民在巩固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且赞扬坦噶尼喀人民一贯同情和支持其他非洲国家人民的斗争，对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特别指出，最近在莫希召开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坦噶尼喀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朱德委员长在谈到中坦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时说，中国人民一向同情和支持坦噶尼喀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且把坦噶尼喀人民的斗争看成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有力支持。在今后的日子里，中坦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亲密友谊一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朱德委员长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首要的共同任务。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同坦噶尼喀人民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一起，在这一共同斗争中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并肩前进。 朱德委员长最后说，姆克瓦瓦议长的这次来访，必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作出宝贵贡献。 姆克瓦瓦议长在宴会上讲话。他对朱德委员长和中国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并且转达了尼雷尔总统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热烈问候。他说，我们受到的热情友好接待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坦噶尼喀人民具有良好的愿望。 他说，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对坦噶尼喀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他说，殖民主义留给我们的只有贫穷、愚昧和很低的生活水平，我们现在正开始为消灭贫穷、疾病和愚昧而斗争。 他在谈到在莫希召开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姆克瓦瓦议长最后说，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这次访问中国，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政府有关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附图片） 右图：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十二日到达北京，朱德委员长到机场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第1版()专栏： 周总理电唁克其鲁逝世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打电报给在印度的克其鲁的家属，对克其鲁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电文如下：克其鲁博士家属： 惊悉克其鲁博士不幸逝世，谨致深切哀悼和慰问。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于北京

第1版()专栏： 印机侵入我西藏侦察骚扰 新华社十二日讯　十月十日，印度飞机一架侵入中国西藏首府拉萨和西藏广大腹地上空进行侦察骚扰。这架飞机十三时零四分由日喀则西南入侵，经日喀则，沿公路北飞，到乌于、当雄、多格湖附近和黑河（位于拉萨以北二百多公里）等地上空。然后调头南飞，到拉萨、江孜和堆穷等地上空，尔后由西南方向出境。这架飞机在中国境内非法活动了两个多小时，航程达一千七百多公里，深入中印边界东段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以北四百多公里。 同日十五时三十二分，另有印度飞机一架侵入中国西藏亚东、帕里、拉莫湖、瓦克沙楚和普穆常湖等地上空。

第1版()专栏：社论 印度政府目前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 印度政府外交部于九月六日照会中国政府，重复了它在四月三日来照中所提的所谓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设性步骤”，重弹中国应“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的老调。尼赫鲁总理最近也装腔作势地说什么印度政府“把和平解决分歧的大门敞开着”，但仍然坚持他的先决条件，即中国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显然，印度政府企图利用“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烟幕，迷惑世界舆论，以便它继续拒绝谈判，在中印边境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已于十月九日提出复照，就印度政府上述来照中对中国立场的种种歪曲和污蔑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且揭穿了印度政府所谓“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的虚伪实质和它的卑劣目的。 印度政府妄图为世界舆论制造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印度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而中国政府则全部拒绝了科伦坡建议，因此，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于中国而不在于印度。印度政府自以为这一手耍得很聪明，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想用谎言来掩蔽世人耳目，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全世界都看到，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是迫不得已的。在印方的军事进攻被击退之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重大和平措施，以利于停止边境冲突、重开中印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正是本着这种一贯的和平立场，欢迎并支持亚非六国科伦坡会议为促进中印双方直接谈判所作的努力。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中印双方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基础。中国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已经在实际行动上，对科伦坡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中国政府迄今所采取的措施，满足了、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 一、中国主动停火。正是这种停火提供了科伦坡会议进行斡旋的基础。 二、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后撤，不仅在西段，而且在东段和中段，都后撤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自己一侧二十公里外的地方。这是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的。 三、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努力，中国主动决定不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建立民政点，把这些地区，即西段印军曾经入侵并建立四十三个侵略据点的地区、中段的乌热地区、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全部空了出来，以便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争议。 四、中国政府主动地释放了全部被俘印军官兵。 五、中国主动地归还了缴获的大部分印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 中国政府所已经做的，大大地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中国政府仅仅对科伦坡建议六条中的一条的某一部分，即第二条的丙款保留了自己的解释。 科伦坡建议第二条丙款关于中印边界西段规定：“在边界争端最后解决以前，中国军事撤退所空出的地区将是一个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而不损及印中双方过去在这个地区的在场权。” 这一款的规定是含糊不清的，很难避免不同的解释。在西段，中国军队撤出的地区，全部是中国的领土；其中包括印度军队曾经破坏边界现状建立四十三个侵略据点的地方。如果因为印度曾经侵占过这个地方，就承认它有权在这里建立民政点，那是不合理的，是违反科伦坡与会国家所一致公认的不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原则的。中国政府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向所有科伦坡与会国家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科伦坡与会国家认为，中国政府作出这样的保留，就是拒绝了科伦坡建议。相反，所有科伦坡与会国家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态度是积极的、合作的。 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已经用实际行动实现了科伦坡建议的绝大部分。可是，口口声声宣传自己“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的印度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也来看看事实。 随着中国边防部队的停火和后撤，印度军队又重新向前推进，在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曾越过实际控制线，侵犯中国领土。自从中国方面主动停火以来，这类侵犯和挑衅的事件发生了三十起之多。印度飞机也不断侵入中国的领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蓄意恶化两国关系的反华措施：野蛮地迫害留居印度的守法华侨，强迫撤销中国在印度的总领事馆，限制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正常的外交活动，无理接管中国银行在印度的分支机构，等等。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总理还不停地制造所谓中国“入侵”和“集结军队”的漫天大谎，继续在国内保持战争气氛。 科伦坡会议的目的在于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促成中印双方直接谈判。可是，印度的所作所为却是硬要停火不稳定，硬要保持武装部队接触，硬要毒化中印直接谈判的气氛。所有这些只能表明，印度政府目前根本没有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印度政府现在装作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坚持中国必须像印度一样，也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否则不能举行任何谈判。印度政府的这种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是虚伪的。 印度政府当然有权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但是，印度政府坚持中国一定要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才能谈判的立场，是毫无道理的。科伦坡会议当然希望它的建议被中印双方所完全采纳，但是，科伦坡与会国家从来没有认为，只有当它们的建议被完全采纳了，中印双方才能举行谈判。相反，不止一个科伦坡与会国家表示，即使科伦坡建议部分地被接受了，中印双方也可以开始谈判。印度政府坚持中国非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不可，这是把科伦坡建议当作一种国际法庭的裁决，这是故意把科伦坡国家置于仲裁者的地位，而事实上它们是调解者，它们也只愿处于调解者的地位。 再说，印度政府是不是真的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印度政府对于科伦坡建议本身的态度，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通过科伦坡建议以后，印度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这个建议没有表示态度。它说这个建议不明确，需要澄清。后来，它一度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建议。只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锡兰总理等访问了新德里、产生了一个所谓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的文件以后，它才表示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用尼赫鲁总理自己的话来说，“在印度接到科伦坡国家建议的时候，我们非常仔细地给予了考虑，但是我们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因为有些语句不清楚”；“由于经过澄清以后这些建议接近了印度关于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要求，印度就全盘接受了它们。”（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日在甘地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印度政府的所谓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实际上是指接受科伦坡建议加上在新德里产生的所谓澄清。全部文章也就在这里。这个在新德里产生的所谓澄清是印度政府自己起草的，是印度政府用它的语言作为新德里讨论的总结而写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有权威性的材料可以证明。因此，这个所谓澄清，实际上是印度政府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特别是对科伦坡建议第二条丙款的解释。这个澄清不仅同锡兰总理在北京所作出的澄清有实质上的差别，就是比之于科伦坡建议的原来规定，也有很大的不同。根据科伦坡建议原来的规定，西段的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种规定虽不合理，但还留有让双方协商解决的余地。但是，经过印度政府一解释，这一规定就变成了中印边界西段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而且认为这种硬性规定是“科伦坡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有待于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民政点的位置、数目及其组成。”这样，留给双方协商的余地就没有了。印度政府坚持把在新德里产生的所谓澄清当成必须同科伦坡建议一道被接受的一项法定文件，实际上是要把科伦坡与会国家拉到偏袒印度的地位。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不能不被认为是强加于人的。 中印双方对科伦坡建议是有分歧的。但是，这种分歧决不像印度政府力图使人相信的那样，是印度全部接受了科伦坡建议，而中国却全部拒绝了科伦坡建议。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和印度对于科伦坡建议都有自己的解释。中国保留自己的解释，但不坚持印度接受这种解释作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而印度却把自己的解释冒充为科伦坡会议的法定文件，坚持中国必须接受印度的解释，作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只要双方都有诚意，对科伦坡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通过谈判得到对双方都公平合理的解决的。印度政府坚持中国非接受它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不可，这实际上表明它根本不想谈判，根本不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印度政府的所谓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是不真实的。它所以大叫大嚷中国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仅仅是为了掩盖它拒绝谈判、继续在中印边境制造紧张局势。凡是尊重事实、没有偏见的人，都不难识破印度政府的这个拙劣的花招。 大家知道，由于中国方面采取了主动停火和后撤的和平措施，中印边境局势早就和缓下来了。无论如何，由于中国方面的努力，中印边境全线已经出现了一条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隔离地带，这是中印边境局势得以保持和缓的重要保证。中国绝不会在边境进行军事挑衅。紧张局势绝不会来自中国方面。很明显，只要印度方面不再进行军事挑衅，中印边境局势是紧张不起来的。 但是，看来，印度政府出于对内镇压人民和对外乞求援助的需要，同时也为了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正在加紧进行的反华大合唱，它不仅无意于重开中印谈判；而且还要继续进行挑衅活动，在中印边境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印度国防部长恰范九月九日在印度议会承认印度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紧张的备战活动；来自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军事援助，正源源不断地运抵印度；印度当局正在把外国援助的“新装备运送给前沿地区的部队”。这些迹象，使人们不能不警惕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发动新的更加严重的军事挑衅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希望看到中印边境重新出现紧张局面。我们要求印度方面停止在中印边境进行侵犯和挑衅，使中印边境的和缓局势保持下去。如果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怂恿下，迷信武力，蓄意重新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中国政府将首先把这种情况通知科伦坡会议国家，请它们进行劝阻。今天的情况已经与一年前大不相同了。我们相信，印度政府重新挑起边境冲突的任何侵略行为，必将受到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 中国政府争取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准备随时同印度政府坐下来谈判。如果印度政府一时还不愿意，我们也可以耐心地等待。我们相信，不论需要多长的时间，中印边界问题终究是要和平解决的。中印两国人民一定要友好相处的。

第2版()专栏： 蹲点作典型调查　蹲点作科学实验 无锡县社干部普遍实行以点带面的方法领导生产 本报讯　县和公社的领导干部，抽出较多的时间到生产队蹲点，会不会“只抓住了一小点，丢掉了一大片？”会不会放松对全面工作的领导？江苏无锡县近半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领导干部参加一些中心工作的典型试验，进行一些重要问题的典型调查，能更扎实更有成效地指导全面工作。 今年三月，中共无锡县委根据县党员代表大会提出的进一步改进县和公社的领导作风、把各项工作扎根到生产队的要求，作了一项决定：县委常委、正副部长，政府系统的科局长，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公社社长等主要领导干部，每个月应定期驻到生产队，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下面解决一两个问题，或就一两个工作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到五月底，全县县社两级驻到生产队去的领导干部和其他机关干部就将近有五百名。各生产大队的干部也普遍到生产队去蹲点和参加劳动。 无锡县在开始推行领导干部驻队蹲点工作制度的时候，有不少人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全面的工作情况，长期蹲到一个点里岂不因小失大？而在几个月以后，许多人的这种看法改变了。他们说，要是连一个点的情况都了解不透，就很难掌握全面的情况。七月中旬，县里准备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动员加强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由于县里有关部门事先对全县秋季作物的生长情况和生产中的问题，缺乏具体的了解，报告初稿只提出了几条追肥、除草、治虫等一般生产措施。后来，县里几个蹲点的领导干部一碰头，又召集了十几个在不同类型地区蹲点的干部回来研究，一致认为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看到水稻苗势好，普遍有麻痹自满情绪，田间管理的措施不够及时；另有一部分地区的中稻，虽然长势和叶色较好，但分蘖发棵不多。根据这些情况，在三级干部会上，着重地批判了麻痹松劲的思想，并且用许多生动的事实对比说明，必须一种就管，步步抓紧。由于会上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实际情况，有力地促进了各生产队之间的秋田管理竞赛活动。 大批干部去蹲点，县社两级机关的会议比过去减少一大半，生产进度报表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二，不但没有影响工作，反而发现了许多在会议上报表中听不到看不见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过去，县委对加强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工作，开过多次会议，发过许多指示，但究应加强什么环节，缺乏经验。县委书记费铭钊和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世渭，在安镇公社胶南大队谈前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里在财务管理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很好地执行按劳分配政策，工分和财务账目不清。这使县委进一步认识到，帮助生产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必须从宣传党的分配政策、发动群众清理账目入手。这个经验对各公社和大队领导干部很有启发，在夏季预分之前，帮助一些生产队清理和整顿了财务账目，受到群众的欢迎。 今年无锡县晚稻普遍长得比往年壮，首要原因是因地制宜推广了全国水稻生产模范陈永康的培育壮秧经验。本来陈永康的办法与这里传统的育秧习惯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播种量大，要浸种催芽，而陈永康播种量少，且不经过浸种催芽；这里习惯于板田下种，而陈永康提倡泥浆落谷，使秧苗扎根深。这样一项新的育秧技术，头一年便在全县普遍推广，原因就是县社两级领导干部的生产试验基点发挥了示范作用。埝桥公社有一些生产队播种中稻，按自己的老办法干，秧苗扎根浅，因低温多雨，普遍倒芽烂秧。而县社干部的三个基点生产队，按陈永康的先进经验下种，由于落谷稀，秧苗扎根深，长得茁壮均匀。鲜明的对比使那些生产队接受了教训，到晚稻播种的时候，全公社二百多个生产队普遍都推行了陈永康的育秧办法。过去，这个县的县社领导干部对一些生产措施的贯彻，主要是靠会议号召，靠文件指示。而今年干部驻队蹲点以后，普遍使用了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县委专门在圩区、丘陵地区和平原等不同地区，建立了八个试验示范基点，各公社也都有一到两个生产试验队。生产大队普遍建立了“样子田”，陈永康的精细整田、合理密植和水肥管理等先进经验，就是靠这些遍布全县各地的基点队和“样子田”的示范作用推广开来的。这里的干部们一谈起蹲点，许多人都有一条共同的体会：对生产的领导，嘴说千遍，不如拿出样子给大家看一遍。 最近，县社领导和各部门，正在进一步总结干部蹲点驻队的工作经验，决心把点面结合的方法作为一种经常的领导方法坚持下去。

第2版()专栏： 山西省昔阳县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积极参加劳动。四年来，每年所做的劳动日不下一百四十个。李千周（右）清早拣粪回来，正碰上社员们下地去。 新华社记者　王文学摄

第2版()专栏： 京沪郊区积极培养农业技术人材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在北京郊区农村人民公社里，出现了一批操纵电动机、拖拉机和初步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的农民。 现在北京郊区，平均每个公社有电工和排灌机手四十多人、拖拉机手十人，每个生产队有两三个初步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的农民。不少公社有了水利技术员。近郊区朝阳、丰台等区大部分生产队有了生产技术员。条件较好的公社还有了修理机械设备的人材。 大多数公社已经能够主要地用自己的技术力量，架设输电线路，安装、使用和维修电动机，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八月，郊区十三个县（区）一共架设了高压和低压输电线路近两千公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国家用了不到一百名工人；绝大部分工程是运用人民公社的技术力量施工的。去冬今春，发生严重干旱，北京郊区各人民公社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大规模地平整土地和修建田间水利工程，引水灌溉农田，仅顺义县的水浇地面积就扩大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郊区公社最近几年培养出来的拖拉机手，已经担任了郊区可耕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耕地任务。 各公社生产队已经初步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的农民，在深耕、密植、施肥、灭虫和推广良种等方面都起着积极作用，有些人还配合科学技术部门进行科学试验。在市、县（区）科学技术部门帮助下，今年郊区进行的群众性的农业科学试验项目达到了三百七十二个，研究试验的农作物包括玉米、小麦、水稻、棉花、甘薯、高粱和蔬菜等等。现在，近郊区生产蔬菜的许多公社大都有了种子试验站。四季青人民公社蔬菜试验站，已经推广六个新的蔬菜品种，今年试种的国内外著名蔬菜品种有一百二十五个。不少粮食产区的公社、生产队建立了科学研究小组。顺义县木林公社荣各庄大队的科学研究小组，研究玉米杂交，已经培育出十个玉米品种。 几年来国家在培养人民公社技术人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每逢冬春农闲季节，各县（区）农林部门都开办为期半月到一月的农业科学技术训练班。到今年九月，国家分配给北京市农林方面的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已有一千三百多人。他们大都在基层科学技术部门工作，帮助人民公社社员学习和推广科学技术。北京市还有两所中等农业学校，为人民公社培养各方面科学技术人材。 首都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工厂等有关部门，经常派人帮助人民公社训练人材，解决科学试验中的问题。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教授，都是人民公社的常年客人。 据新华社上海十二日电　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郊区人民公社在短短几年内，从青年农民中培养出来的电工、技工、驾驶手和农业技术员等，已有一万多人。 上海郊区农村许多青年，热情地钻研和掌握现代农业技术。五年多来，郊区机电灌溉设备的马力，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七点七倍，全郊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农田实现了用电力机械灌溉；过去没有一台电动脱粒机，现在有六千六百二十八台了；部分公社还添置了载重卡车、三轮卡车和拖轮等运输工具；国营的和社营的拖拉机也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六点九倍。随着人民公社大量添置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许多青年农民向往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这几年，各公社有计划地输送青年农民到市、县技术训练班学习；不少公社同有关国营工厂建立固定联系，请技术工人定期来传授技术，或者派人去工厂拜工人为师；有些公社还自己举办了专业训练班和业余技术学校。许多青年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学习技术有较多困难，公社就通过多种方式帮他们学文化。主要种植蔬菜的宝山县彭浦公社的技术员陈宝雷，从小就喜欢研究消灭蔬菜病虫害的技术，公社成立后，党委看到他对这方面有兴趣，就多次派他去北京、南京等地有关单位学习栽培蔬菜的先进经验。以后，公社盖起了玻璃温室，购置了电气加温设备，又调他专门栽培温室蔬菜。这几年陈宝雷已先后嫁接成功十来个蔬菜新品种，并被吸收加入上海市园艺学会，成了一个农民出身的园艺工作者。

第2版()专栏： 四川天然气产量大幅度增长 四川省石油勘探人员最近又为国家找到了新的天然气田。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储藏天然气的地质构造。 据统计，全省目前正在进行采气生产的天然气田，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三倍，而天然气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十六倍。 现在，四川省以天然气为燃料和原料的新兴工业部门以及关于这方面的科学研究项目，也比过去更多了。 天然气是一种高热值的气体燃料和极宝贵的化工原料。 目前，这个省每天从气田中采出的天然气，通过输气管道送到了工厂和城市，广泛地应用到了盐业、电力、交通运输、冶炼、化工等工业生产部门。最近铺设成功的一条长距离的输气管线，把天然气送到了省内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条由我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输气管线，工程十分艰巨，中途通过陡坡、丘陵和长江。在铺设这段过江管线的时候，职工们战胜了滔滔江水的阻拦，仅用两小时零九分钟，就把管道安到了水深流急的江底。 经过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盲目开采而变得衰老枯竭的四川自流井气田，已重新恢复青春了。勘探人员在这里找到了深部新的气层。 经过最近几年的实践锻炼，在四川省，现在已经成长起一支拥有三百多个工种的技术队伍。他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天然气勘探技术，成功地钻成了很多深层高压的和高产量的气井。今年，他们在钻井工程中还成功地采用了在一口井的井眼中同时钻成几个井筒的新技术。原来一口井只能打一个井筒，现在增加了几个井筒，可以钻探几个不同的部位。针对四川比较复杂的地质情况，石油勘探人员应用水力压裂和酸化的增产措施办法，在地层中造成人工通道，使一些气井的天然气产量增加了几倍到几百倍。　（新华社）

第2版()专栏： 体委决定实行新的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 同时公布新的运动员等级标准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决定从十月十五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运动员等级制度和裁判员等级制度。 新的制度，是根据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裁判员等级制度条例（修订草案）经过修改和补充的。 制定运动员等级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鼓舞广大运动员积极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开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运动员等级制度中规定，运动员的等级称号分为五级，即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级运动员。 获得上述称号的运动员，除了必须达到有关等级称号所要求的运动成绩以外，还要求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好。如运动健将和一级、二级、三级运动员，要生产（工作、学习）好，训练好，政治思想好，体育道德作风好。十七周岁以下的少年级运动员，要热爱劳动，学习积极，体育道德作风好。 新的运动员等级制度还规定，凡运动员有特别重大贡献，如获得世界冠军、创造世界纪录等，将根据有关规定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 制定裁判员等级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裁判员积极学习，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开展。 裁判员等级制度规定，裁判员分为四级，即国家级裁判员、一级裁判员、二级裁判员、三级裁判员。 按照规定，各级裁判员都必须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作风良好，并且分别具备有关的业务水平标准。一级、二级和三级裁判员经过有关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评定和批准，还可以晋级。 在运动员等级制度和裁判员等级制度中，还分别规定了授予等级称号的权限和程序。例如，运动健将和国家级裁判员的称号，规定由国家体委批准授予。 为了实行新的运动员等级制度和裁判员等级制度，国家体委在十月十日已经向各地有关部门发出通知。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十月十日公布了新的运动员等级标准。这些标准将从十月十五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新公布的运动员等级标准有以下这些项目：田径、自行车（公路、赛车场、田径场）、体操、举重、技巧、游泳、跳水（跳板、跳台）、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水球、冰球、滑雪、射箭、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棒球、垒球、登山、射击、无线电收发报、无线电通讯多项、无线电测向、摩托车（越野、环行公路）、航海多项、摩托艇、航海模型、滑翔、跳伞、航空模型。 在这些项目中，赛车场自行车、技巧、滑雪、射箭、无线电通讯多项、无线电测向、摩托车（越野、环行公路）、航海多项、摩托艇、航海模型、滑翔、跳伞等项目的运动员等级标准都是第一次公布；其余项目的运动员等级标准，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公布的各项运动员等级标准（修订草案）的基础上经过修改或补充的。 考虑到五年来我国体育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新公布的运动员等级标准有很多都比一九五八年的有了提高。例如七个级别举重总成绩的运动健将标准，已经分别提高了五公斤到十五公斤，其中重量级总成绩的运动健将标准原来是三百八十五公斤，现在是四百公斤。田径运动中的运动健将标准，男子百米赛跑已经由十秒七提高到十秒六，男子跳高由一米九二提高到一米九五，女子跳高由一米五八提高到一米六○，女子五项全能由三五○○分提高到三八○○分。其他如男子百米自由泳的运动健将标准，也由五十九秒提高到五十八秒五；二百公里公路自行车比赛的运动健将标准，由五小时四十二分提高到五小时十五分。

第2版()专栏： 团中央和全国青联举行茶话会 招待内蒙古西藏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今天下午举行茶话会，招待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内蒙古、西藏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全体成员。 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负责人刘西元、王伟、杨海波、张超、王照华等在茶话会上同各少数民族青年见了面。刘西元、王照华在茶话会上讲了话，他们赞扬各少数民族青年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中所表现出的革命干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们还勉励各族青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一步亲密团结起来，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提高阶级觉悟，掌握文化和技术知识，学习雷锋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建设和保卫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少数民族青年们在会上，畅谈了他们在参观学习中看到的祖国各地欣欣向荣的建设成就和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情景，特别是表达了他们看到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喜悦心情，并且表示回到家乡以后，决心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出新的力量。

第2版()专栏： 全国足球联赛第二阶段北京赛区比赛结束 北京青年队辽宁队分获全国冠军亚军 据新华社讯　一九六三年全国足球联赛第二阶段北京赛区的比赛六日结束。去年未能进入前十名的北京青年队第一次获得了全国冠军。 这次比赛反映出我国青年足球队的迅速成长。获得今年全国第二名到第十名的分别是辽宁队、天津队、河北青年队、广东队、上海工人队、辽宁工人队、辽宁青年队、上海青年队、北京体育师范学院队。在这些队中，除辽宁队、天津队、广东队、上海工人队以外，河北青年队等五个队去年都没有进入全国前十名。去年全国冠军上海队因为去越南访问，没有参加这次比赛。

第2版()专栏： 一心为公 ——记祁阳县文富市公社南河岭大队党支部书记聂贵和 本报记者　张效良　陈泊微 四十五年前，在湖南省祁阳县南河岭村，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在饥饿中挣扎，…… 这孩子只有九岁。他的父亲，一个老实的穷苦农民，因为过路时挖几个荸荠解解渴，被一个富农用梭标刺死了。母亲被迫带他和弟妹改嫁到外村。不过几天，这个孩子就被那家赶出来了。从此，这个孤儿就走上了一条充满苦难的生活道路。他给人放过牛，当过伙夫，后来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里当上了长工。这个地主把他当牛马榨取了十九年，又把他赶走了。 正在这个受苦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祁阳解放了。他在村里第一个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他带领全村农民毫不留情地向地主、恶霸作斗争。他带领群众热火朝天地支援抗美援朝斗争；他带领群众建立了村里最早的互助组和合作社；他带领群众尽心竭力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带领全体社员把一个年年缺粮的穷村改变成一个盛产双季稻的富村。 这个旧社会的受苦人、新社会的好干部，就是祁阳县文富市公社南河岭大队党支部书记聂贵和。 一 聂贵和五十四岁了。当地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尊称为“老老”。聂贵和就被群众称为“和老老”。在山前山后的九个生产队里，他是群众最信赖的人。当人们心里为了一件事而苦思不解的时候，就会想到：“去问问和老老吧！”当群众中发生什么争执的时候，只要“和老老”在场，事情就好办了。 群众对于这位支部书记的高度信赖，是天长日久自然而然形成的。社员认为，聂贵和的身上最主要的特点是个“公”字。这个“公”字表现在生产劳动上，表现在执行政策上，表现在对待国家任务上，…… 南河岭是个拥有一百九十八户的生产大队，所辖的生产队多，田多，人也多，工作很繁重。聂贵和家里人手很少，妻子是个跛脚妇女，行动不灵便；一个儿子才十六岁，身子也不太结实；家里的许多活计（像担水、喂猪等等）不得不落在他的肩上。尽管有这么多的公事、家事，他每年还能做很多生产劳动的工分。社员说：“和老老腿最勤。”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工作法：每逢农事繁忙的季节，每天都要利用早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到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转一遍，了解当天的情况，帮助各队出出主意；每天的主要时间，都用在生产劳动上。我们在南河岭访问的时候，正赶上严重的干旱。这天傍晚，聂贵和从公社开完会，匆匆赶回来，来不及歇息一会儿，就邀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连夜开会，把抗旱和别的农活一项一项布置停当。虽然散会时是深夜十一点了，他还扛着锄头，偕同两个队干部，借着月光，把丁源冲的水库、山塘和石龙庙一带易受干旱的稻田查看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家睡觉。 他就是这样利用点点滴滴的休息时间和空隙时间，勤勤恳恳地做工作，用挤出来的完整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参加集体劳动是有计划的。哪个队里工作问题较多，他就到哪个队去劳动。去年，第一、二两队生产老也赶不上。聂贵和就到这两个队去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帮助队里改进工作。秋天，这两个队的生产都达到中等水平，粮食显著增产。今年春天发现第四队思想政治工作有落后的趋势，他就把第四队当作参加劳动的重点。社员说：“支部书记到队里干活，不挑不拣，担肥翻氹，什么都干。”有些男社员不愿跟女社员一道车水，嫌她们干活慢，自己不能多得工分。聂贵和却不怕少得工分，跟妇女一同车水，合作得很好。在聂贵和带头参加劳动的影响下，这两年来给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要比社员原先议定的少。去年全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占总工分的百分之一点三，今年计划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九三。 聂贵和一年要到县城开几次会，从来没有向大队报销过一个钱。因公去县城开会，本来可以搭乘三十里路的汽车，而他常常来回步行。有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也不肯花钱坐汽车，趁着月光，连夜步行四五十里赶回村里。其他干部也学着聂贵和的样子做。大队会计聂贵秀说：“我们大队的开支账目上从来就没有干部因公出外开支这个项目，这早就成了习惯啦！” 二 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聂贵和尤其注意以身作则，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拿今年的小春预分来说：按规定，干部的补贴工分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同样参加预分。聂贵和想：今年夏收作物面积不大，因为遭受冬旱，产量也不够高，春收粮食分到社员手里没有多少。为了让社员多分一点，他在支部会和大队管委会上主动提出，他的补贴工分不参加预分。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治安保卫委员等干部也跟着提出，自己的补贴工分和补助的工分也不参加预分。这件事社员们开始时还不知道。事后有人对他说：“你们的补贴工分不参加预分，社员不知道，也不会领情呀！”聂贵和说：“我们不是为了叫谁领情，是为了减轻社员的负担。”支部书记和大队干部这种一心为社员着想的精神，使社员深受感动。许多社员自动拿出多余的粮食，交给生产队当生产投资，换回不少化学肥料，作早、中稻追肥。因为工夫好，肥料足，今年的早稻长得特别好。 去年，商业部门到第八生产队收购肥猪的时候，八队的猪还没有达到收购标准，聂贵和跟妻子王时秀一商量，把自家养着的两头猪中的一头肥的交售给国家。今年元旦前夕，商业部门又来大队收购肥猪。这时候，各队的肥猪倒是不少，可是聂贵和想：眼看就是春节了，社员都打算留着过节宰了吃，还是把我家那头猪卖给国家吧！卖第一头猪，他的妻子是欣然同意的，可是，听说要卖第二头猪，她却有些犹豫了。利用这个机会，聂贵和对妻子说：“猪卖给国家，我们向别人家分些肉来过年，不是一样？想想从前，我们一天连三餐饭都吃不饱，还吃肉？一九四六年大年三十夜里，我们向贵家三嫂借了一斤肉才算过了个年！今天日子越过越好，卖头猪给国家，不是很应该的么！”沉痛的往事，勾起王时秀一阵阵心酸。“卖吧，应该卖。”第二天一早，就把猪交给了收购人员。聂贵和这种一心为国家、为群众着想的精神，更加激励了社员完成国家任务的自觉性。今年小春作物一上场，各队很快完成了油菜征购任务。 根据以上种种事实，社员们给聂贵和作出了两句朴素的评语：“和老老工作中有了困难，不觉得是困难；和老老做事情吃了亏，不觉得是吃亏。” 三 这个从来“不感觉自己的困难是困难”的人，对于别人的困难却感觉得非常锐敏。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的生活，特别是替每一家烈属、军属、五保户和困难户操心。他家附近有一个七十八岁的孤老婆婆陈长秀，他经常去问冷问暖；逢年过节，他的妻子就把自家做好的鲜鱼和鸡蛋送上门去。第七队的贫农社员聂名儒患病，聂贵和三次登门问候，看他病情严重，又借钱给他治病，并且亲自扶他到附近的疗养院治疗。 聂贵和家所在的第四生产队，有个贫农社员聂名武，在一九六零年病故；转过年冬天，他的妻子也因病死去，家里只留下三个孩子。大女儿被亲戚领走了，剩下一个七岁半的女孩和一个两岁半的男孩，无人抚养。两个孩子长得都很瘦弱，尤其是那个男孩，长期患病，一身疮?，两岁半了还不能走路，吃饭得大人一口一口地喂。许多人私下里说：“这孩子是活不长的！”聂名武的妻子死的时候，聂贵和正在县里开会，王时秀把两个孤儿接到家里照看。聂贵和回来，立即同第四队干部召集社员开会，讨论抚养孤儿问题。许多社员对这两个孤儿的不幸遭遇很同情，但是怕那个男孩养不活要担责任。他看到大家有这种顾虑，就说：“如果大家感到有困难，孩子就由我家带吧！”阶级同情心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告诉他：应当这样做！ 就这样，两个孩子在他家住下来了。聂贵和夫妇俩把孩子看成自己亲生的一样，尽心尽意地抚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请医生给男孩治病。社员们知道聂贵和家里并不富裕，一下添了两口人，生活担子重了，大家开会议定：根据照顾五保户的政策，由队里拨给孤儿口粮；另外再补给一点工分，作为对孩子生活费、医药费的一部分补助。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时起，聂贵和紧紧地跟着党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了十四年。十四年来，他由中年进入老年，但是他的革命朝气越来越旺盛，做工作从来没有被困难吓退过。他常常说：“革命嘛，一定要革到底！”南河岭大队的社员们，就在他的这种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地迎着困难前进。

第3版()专栏： 《马来亚箴言》月刊赞扬中共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 中国坚定立场已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咒骂中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必然成为扯谎者而受到谴责 真理不能被长期压制或蒙蔽，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前途光明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伦敦消息：最近一期的《马来亚箴言》月刊发表文章说：“正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运动面临最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中国采取的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立场已经产生了无可估量的裨益。成就的光辉正在透过运动的每一个角落。” 这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文章指出：“在世界各地，珍视和平与自由的各国人民都欢欣鼓舞，并且热烈祝愿中国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它说，“像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样，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对它的压迫者所取得的胜利，它在世界范围内震撼了帝国主义，并且为其他被压迫国家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所强加的万恶奴役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它指出，新中国成为具有如此巨大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得现在已经受了致命伤的世界帝国主义恶魔胆战心惊。整个世界力量的对比已变得决定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范围，民族解放洪流的闸门已经被冲破。反帝斗争的急流势不可当地奔腾前进，甚至在全世界表面上最平静的地区也是如此，无产阶级世界观见诸行动的轰轰烈烈的声势引起连绵不绝的反响。西方垄断资本的堡垒本身，慑于本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战斗影响而开始动摇，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世界观见诸行动的汹涌澎湃的浪潮中看到自己从“本国的”压迫者解放出来的保证。 文章说：“可是，有另外一股潮流：帝国主义为了抵挡末日的来临在垂死挣扎中掀起的反革命的逆流。作为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宇宙观的主要战略，帝国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民族共产主义’（即帝国主义提倡的喷洒着假‘共产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团结，它针锋相对地提出在同帝国主义打交道的时候进行个人的甚而是秘密的‘外交’；为了反对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原则的、兄弟般的协调行动，它针锋相对地提出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为了反对通过加紧反帝来争取和平的有原则的斗争，它针锋相对地提出和平的可分性以及和平同反帝的前提分开的‘理论’。” 文章指出，这一切上面都盖有帝国主义强盗的明显无误的印记，其目的恰恰是要切断把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结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文章说，在帝国主义的诡计面前，一些共产党的不少党员和领导人被解除了武装。 “这样，本来极不可能得逞的帝国主义赌博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各地被打垮了的摇摇欲坠的反动势力开始重新聚集、重新武装，卷土重来进行他们的反革命破坏运动了。” 文章在谈到“铁托主义”、“非斯大林主义化”和现代修正主义时说：“由于铁托集团在一九四八年蓄意叛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队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堡垒中打开第一个公开的缺口。从那时起，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和铁托主义结合到帝国主义阵营的总战略中去，充当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一座‘桥梁’——事实上是一条入侵的走廊（也就是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后者的东欧走廊渗入社会主义的大门口）。” 文章接着说，“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自然还有铁托及其集团发动了卑鄙恶毒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这是从一九三○年以来托洛茨基主义的猖狂的口号）。在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三月逝世之后，在苏联国内开始展开了反革命的鼓动。在苏联和欧洲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国内的‘自由化’和对外的‘新外交’的潮流。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展开反革命总攻势的信号。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人在一个‘秘密’报告中谴责斯大林的‘罪行’、他的‘穷凶极恶’的性格、他的‘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领导苏联工农业政策方面的‘错误’，他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据说由于“疯狂”和“愚蠢”地在供学校用的地图上计划军事战役的作法而加重了），总而言之，是他作为一个人和共产党人的不堪言状的‘失败’。 除了赫鲁晓夫先生最亲近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分子’集团之外，谁也事先不知道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超党集团之外，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个‘秘密’报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被劝说接受根据一个最高级人物信口开河说出的话所制定的‘新路线’在国家、党和国际事务中执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则一下子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文章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特殊意义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正是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中两个主要潮流——（一）世界无产阶级潮流，和（二）反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冲突达到紧急关头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反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趋势已经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等国领导机构体现到国家政策和国家行动中去，来反对一切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这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反对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新实用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原则——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团结。自从正式提出这种交易以后，十年来的事实一再证明，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任何屈从或者即使是容忍现代修正主义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分裂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世界和平运动，以及总的说来向帝国主义作无原则的让步。” 文章强调说，“中国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些取消革命派的压力，不仅拯救了他们自己、使他们的光荣的革命斗争的无价成果免受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的掠夺，他们还及时挽救了社会主义阵营、世界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世界和平事业，维护了世界工人最宝贵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 文章说，“今天，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代表相比，中国不仅在外交方面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遭受更多的刁难和挑衅，而且还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面对着如下的局势：苏联加紧向尼赫鲁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同美帝国主义者的援助竞争，看看在加强尼赫鲁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扩军备战方面谁出力更大。” 文章说，“尽管如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中国并没有畏缩。中国也没有因赫鲁晓夫先生的‘兄弟般的’封锁而被逼得喝‘稀粥’和‘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相反地，中国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庆祝胜利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四周年：工农业全面增产，消费品增加，教育、文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尤其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决心坚强地要加强自己的团结和全世界工人的团结，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 它说，“根据种种事实，而且有真正有资格的观察家为证，中国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可以理所当然地在他们建国十四周年的时候庆祝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中国的和平政策的胜利。这一胜利同她为反对战争根源——帝国主义而进行顽强斗争和坚持无产阶级团结的政策的胜利同样辉煌。”它指出，中国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接二连三缔结的一系列友好和边界条约证明了，中国在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方面的完全真诚。中国迅速和不断扩大同愿意同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贸易的一切国家的贸易，也进一步证实她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正确方针。它说，“在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则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文章说，“咒骂中国是‘战争贩子’、‘想在原子战争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等等的那些人，必须在相反的证据面前作为扯谎者受到谴责。耐人寻味的是，直到今天，那些执意进行这种诬蔑的人一直提不出一点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指责。” 文章最后说，“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前夕，全世界所有进步人民、所有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所有热烈希望和力求消灭人类的最大祸害——帝国主义的人，都向中国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向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热烈致敬。这不是形式上的致敬或赞扬。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出的欢呼，是对一个国家的人民和党表示信任的宣告，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党，由于他们的正直、英勇、果断和明智，已经证明他们能胜任历史现在召唤他们完成的更巨大的任务。” “真理是不可能长期压制或蒙蔽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运动虽然遭人暗算受了损伤，是不会被出卖掉的，不管这个或那个领导人怎样千方百计企图在工人的堡垒门口钉上‘出售’的招牌，来从帝国主义者那里赚取佣金。前途是光明的。”

第3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接见我上海足球队 新华社河内十二日电　胡志明主席今天上午在主席府接见了由陈琳瑚率领的中国上海市足球队的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越南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王碧旺。 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大使馆文化参赞杜展潮也在座。接见后，胡志明主席同中国同志一起合影留念。

第3版()专栏： 金一副首相接见我国植物生理学家 新华社平壤十一日电　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金一今天接见了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植物生理学家崔澂和王洪春，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朝鲜科学院院长姜永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康久永等。 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也在座。

第3版()专栏： 北京电子管厂职工隆重集会 热烈欢迎金曰龙同志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北京电子管厂职工今晚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曰龙同志。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北京市总工会主席彭思明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熊杰参加了欢迎会。 北京电子管厂工会主席郭金平在欢迎会上讲话。他说，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和全国工人一样，非常珍视同朝鲜工人和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我们深信，不论天空出现什么乌云，海上掀起什么风暴，我们两国工人和人民的友谊、团结，将会进一步巩固、加强。 金曰龙委员长接着讲话。他指出，我们朝鲜人民特别重视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朝鲜工人阶级今后将和过去一样，永远同兄弟的中国工人阶级一起，携手前进。 在热烈的掌声中，金曰龙委员长把千里马作业班的称号授予北京电子管厂曾经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先进集体——张明城小组，并把千里马骑手的称号授予张明城小组全体同志和工厂先进工作者董大为、吴明华。接着，金曰龙委员长把千里马作业班奖旗授予张明城小组，把千里马骑手的徽章授予上述同志。

第3版()专栏： 陆定一副总理接见沙阿 新华社十二日讯　陆定一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尼泊尔文学协会主席沙阿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周而复和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等。 接见时尼泊尔驻华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也在座。 （附图片） 图为陆定一副总理接见尼泊尔文协主席沙阿（右）情形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第3版()专栏： 郭沫若接见印度尼西亚客人 新华社十二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今天上午接见了由沙蒂亚·格拉哈率领的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梅益和书记处书记李炳泉。 （附图片） 图为郭沫若副委员长和沙蒂亚·格拉哈握手。 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摄

第3版()专栏： 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十二日讯　坦噶尼喀文化代表团由坦噶尼喀国民文化和青年部部长西乔纳率领，今天乘飞机由广州到达北京。代表团是应对外文委主任张奚若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张奚若、朱光、张铁生、胡愈之等。 （附图片） 图为西乔纳（右三）由张奚若陪同步出机场。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第3版()专栏： 孔原会见并宴请苏马诺 新华社十二日讯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今天下午会见并设便宴招待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事务部部长兼印度尼西亚银行总裁苏马诺。 会见和便宴时在座的有：曹菊如、卢绪章、杨琳、章文晋等。 在座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苏弗雷·尤淑夫。

第3版()专栏： 全国妇联宴请巴基斯坦客人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今天设宴招待全巴基斯坦妇女协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巴克西小姐。出席作陪的，有曹孟君、杨蕴玉、黄甘英、张茜等。

第3版()专栏： 阳翰笙设宴欢送日本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今晚设宴欢送参加鉴真纪念活动的日本文化代表团。 出席作陪的有赵朴初、谢冰心、叶浅予、鲁之俊、朱丹、韩北屏、巨赞、正果、王士菁、郭劳为等。 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第3版()专栏： 日本高分子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十二日讯　日本高分子代表团一行八人，在团长日本高分子学会会长樱田一郎教授、副团长荒井溪吉先生率领下，今天到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的。

第3版()专栏： 南汉宸宴请瑞典一商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伦纳·索德伯格为首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代表团。 南汉宸在宴会上讲话，向远道而来的瑞典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情况进一步好转，我国对外贸易将日益发展，中瑞两国的贸易发展前途也将越来越宽阔。 伦纳·索德伯格团长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他希望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瑞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 今晚同瑞典朋友一起欢聚的有，李烛尘、韩念龙、谢黎、陈明、萧方洲、宋亚田、勇龙桂、袁超俊等。瑞典驻中国大使佩特里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前，南汉宸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3版()专栏： 广东省长陈郁举行宴会 欢送巴基斯坦参加我国庆观礼团 据新华社广州十二日电　广东省省长陈郁，今晚在广东迎宾馆举行宴会，热烈欢送由阿克达鲁丁·阿默德代理团长率领的巴基斯坦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团。 宴会自始至终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宾主频频举杯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第3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协歌舞团为电子管厂工人演出 据新华社十一日讯　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歌舞团今晚在北京电子管厂为工人演出。 苏纳尔迪团长和全体团员们乘车到达电子管厂时，受到这个厂的负责人熊杰、林巍、李迪真和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演出前，工会主席郭金平介绍了这个厂工人的生产、生活福利情况。李迪真代表全体职工向歌舞团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 苏纳尔迪团长在讲话中说，我们向中国人民、中国工人转达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崇高的问候。他说，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革命的友谊，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他说，正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帝国主义最害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让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歌舞团今晚演出以合唱《雅加达—北京》开始，共表演了二十多个精采的歌舞节目，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后，熊杰代表全体职工向歌舞团赠送礼品和花篮，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3版()专栏： 我文化代表团回京 据新华社十日讯　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丁西林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结束了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第3版()专栏： 马可去保加利亚访问 新华社十一日讯　根据中保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我音乐家马可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保加利亚访问。

第3版()专栏： 阿中友协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十二日讯　由皮罗·康迪率领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结束了在长春的友好访问，由中阿友协会长蒋南翔陪同，今天乘火车回到北京。

第3版()专栏： 石桥湛山等离沪去杭访问 据新华社上海十一日电　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和夫人、副总裁铃木一雄，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上海去杭州访问。 石桥湛山和夫人等一行是十日从北京乘飞机到达上海的。

第3版()专栏： 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离京 新华社十一日讯　以锡兰农业、粮食和合作部粮食专员席尔瓦为首的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参观后回国。

第3版()专栏： 一批外宾离京回国 △新西兰和平理事会全国书记古尔德夫人，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十一日离开北京回国。 △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布热马·阿努，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十日离开北京回国。 △毛里求斯亚非团结委员会领导人弗里茨·布伦诺和提卡兰·西卜苏伦，结束了在我国的参观访问，十日乘飞机回国。

第3版()专栏： 克其鲁博士逝世 新华社十一日讯　新德里消息：前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委员赛福丁·克其鲁九日在新德里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陈肇源当天到克其鲁住所吊唁。

第3版()专栏： 郭沫若廖承志等电慰克其鲁家属 新华社十二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今天分别打电报给前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委员赛福丁·克其鲁的家属，对克其鲁博士不幸逝世，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第3版()专栏： 亚太和联电慰克其鲁家属 新华社十二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今天打电报给印度克其鲁家属，电报说，惊悉印度著名和平战士克其鲁博士不幸逝世，谨致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

第3版()专栏： 十月十二日，朱德委员长举行宴会，欢迎坦噶尼喀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图为朱德委员长陪同姆克瓦瓦议长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第3版()专栏： 十月十二日，朱德委员长接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左起第二人）等，并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第4版()专栏： 唾弃美国的伪善“援助”　显示对革命的坚定忠诚 古巴人民决心用自己双手战胜飓风灾害 罗亚外长强调定能克服困难并对各国人民声援表示感谢 新华社哈瓦那十一日电 古巴人民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作为英雄的人民的尊严，唾弃美国提供“援助”的伪善宣传，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战胜飓风造成的严重灾害。 哈瓦那报纸连续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这些读者在信中表示支持革命政府拒绝美国“援助”的决定，并且表示决心像粉碎美国侵略行动那样，克服风灾造成的困难。 得到大力救助的灾区人民深深感受到全国人民在革命政府领导下所发挥的团结一致的力量。卡马圭的一位名叫奥尔加的农妇在她和她的刚生下四十天的婴儿一同被军队救出灾区的时候说，“当我遭受痛苦的时刻，我知道我不是孤立的，这使我感到鼓舞。伸出来帮助我的是无数的双手。” 目前，在古巴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这种举国一致帮助灾区人民战胜灾害的动人景象。在通向受灾的东部两省的道路上汇集着各种各样的车辆，车上满载着带着劳动工具的农业工人、食糖工人和电气工人以及公费学生和穿着民兵制服的人民保卫力量的成员。这些志愿劳动者就像去年加勒比危机时开赴前线一样，出发到灾区去恢复生产。 沿着公路和铁路可以看到，起义军动员了大量卡车和起重机，正在修理桥梁和道路，排除积水；电讯工人、士兵和工人正在把倒了的电线杆竖立起来。 在洪水已退的地区，农场和工厂正在进行紧张的恢复工作。霍瓦沃的农场工人正在收获丝兰、芋头和杂粮，争取使这些农产品少受损失。巴雷达糖厂的工人今天重新开始了维修机器的工作，为蔗糖季节的生产做好准备。 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咖啡园里，由公费学生组成的咖啡收获者大队在许多地方重新开始收获没有受到飓风损害的咖啡。 从灾区撤退到安全地区的灾民情况很好。由地方居民组织起来的劳动队把食物分配给他们，并为他们准备住宿的地方。医生们为生病的灾民治病。在这些城镇展开了预防传染病和流行病的运动。哈瓦那的华侨也组成了劳动大队，参加收集物资的工作。 据新华社哈瓦那十一日电　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说，古巴人民遭遇到不幸，但是他们确信，通过自己的忘我劳动和决心，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这番话是罗亚昨天在向哈瓦那的外交使团报告这次飓风给古巴所造成的损失时说的。罗亚还说，在古巴飓风灾害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次飓风所造成的那么大的损失。罗亚说，古巴革命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补救飓风所造成的损失。古巴人民坚决勇敢地对待这次灾害。他们有同大自然进行斗争和战胜大自然的决心。罗亚代表古巴政府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表示感谢。

第4版()专栏： 印度代表在联大发表猖狂反华演说 巴外长驳斥印代表对巴中友好的攻击 大批美国战争物资源源运入印占克什米尔 新华社十二日讯　纽约消息：印度代表潘迪特夫人十一日利用联合国大会讲坛，发表了一篇猖狂反华的演说。她在演说中还攻击巴基斯坦同中国友好的政策，因此她的发言当场遭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的驳斥。 印度代表在她的演说中用很大的篇幅来攻击中国。她又一次把印度去年十月大规模侵犯所遭到的反击说成是中国对印度的“侵略”，并且捏造中国仍然“占领着”大片“印度领土”，中国在印度“边境沿线集结了更多的军队、武器和供应物资”，继续进行“备战活动”，并且还“继续侵犯我国的领土和领空”。她唱着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华滥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认为战争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进行宣传运动，激烈反对为缓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在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时候，这个印度代表也并不掩饰她的邪恶用心。她说：印度主张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是为了让中国政府“受到这个庄严的机构的纪律的约束，使它不能再像一个法外之徒那样逍遥自在”。 潘迪特夫人在会上又一次攻击巴基斯坦同中国友好的政策。她声称，印度政府对中巴两国的这种友好关系“深感痛心”，并且攻击巴基斯坦政府同中国“勾结起来进行侵略”。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利用答辩权驳斥了印度代表的发言。他指出，巴基斯坦一直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印度政府攻击巴中两国友好的态度反映了印度政府妄想在印度改变外交政策时巴基斯坦也改变它的政策。布托说，印度的邻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制定自己的独立的政策。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说，印度不能容忍在它的边界上有一些小的独立国家。 谈到所谓“麦克马洪线”，布托指出，印度政府硬说“麦克马洪线”是印度同中国的边界，而中国政府并不承认这条线。 在十一日会议上伊拉克外交部长谢比卜说，伊拉克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在最近几天大会发言中，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还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法齐、索马里外交部长马哈茂德、叙利亚代表塔拉齐等。 联合国大会十八届会议从九月十九日开始的一般性辩论，在十月十一日下午结束。 据新华社九日讯　卡拉奇《晨报》今天报道，美国战争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运入印度占据的克什米尔。消息说，设置在紧靠中印边境的美国提供的两座活动的地面雷达已经动用。这两座雷达据称是强大的飞机侦察器，能够在远距离确定飞机的位置和跟踪飞机的行动。在适当的时间内，还将设置六座固定的雷达。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消息说，美国还将为印度提供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警报系统。

第4版()专栏： 朝《劳动新闻》揭露莫斯科条约制订者的吹嘘 三国条约只为美国战争政策服务 决不能容忍同美帝亲密无间和欺骗人民的行为 新华社平壤十一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自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两个月前签订以来，尽管这个条约的制订者大肆吹嘘它是对和平的“贡献”，但是，“一切事实日益清楚地表明，这个条约只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的”。 《劳动新闻》的这篇社论是针对三国条约从十月十日开始正式生效而发表的。 社论指出，在过去两个月中，有些人胡说八道，吹嘘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是“避免战争的措施”，是“谋求持久和平的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还有一些人说什么它是“向和平迈进了一步”，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最近，他们还声称应该采取新的措施，利用莫斯科条约做杠杆来引导“世界走向持久和平”。 社论问道：莫斯科条约是不是真给我们带来了这种神奇的东西呢？在莫斯科条约签订后，国际形势中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社论说：“一切事实日益清楚地证明，尽管这个条约的制订者那样喧嚣叫嚷，莫斯科条约只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 “我们已经清楚地指出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对美帝国主义者准备核战争丝毫不起约束作用，相反，却使他们的核讹诈政策合法化，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对于美帝国主义者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侵略阴谋来说，这个条约不构成任何障碍，相反，这个条约使美帝国主义者有机会大摇大摆地来设法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 社论接着说，今天，美帝国主义者利用莫斯科条约，事实上正在更加疯狂地谋求取得核优势和加紧推行核讹诈政策。 在这个条约的招牌下，他们连续不断地在进行地下核试验。他们大力地推进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公然策划阴谋来把核武器或者核秘密交给西德、加拿大、法国和其他“盟国”，大规模地准备大气层核试验。 美帝国主义者还以这个条约做招牌大声叫喊，装作好像美国在为“和平”操心，企图这样来掩盖它的侵略政策，麻痹人民的警惕，但同时，他们却在加紧进行罪恶的阴谋活动，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独立国家，扑灭人民的革命运动。 社论揭露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变得愈来愈恶毒，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莫斯科条约签订以后，美帝国主义在南越进一步扩大殖民战争，拼命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疯狂地推行在日本建立核基地的政策，并且支持拼凑新殖民主义的工具“马来西亚”。它更加明目张胆地加紧入侵古巴的准备，进一步加剧对古巴人民的挑衅，更加频繁地制造军事政变以镇压和扑灭拉丁美洲人民的反美民族解放斗争，它肆无忌惮地干涉这一地区国家的内政。 另一方面，它把蒋介石集团这具僵尸拉去参加莫斯科条约，来实现“两个中国”的阴谋，还把吴庭艳匪帮拉进去，对越南人民公开进行挑战；又让阿登纳集团参加进去，企图抹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社论接着说，“这种种事实难道不是确凿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利用莫斯科条约作为盾牌，来加紧其侵略和战争准备，并把它作为工具来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人民吗？” 社论在谈到美帝国主义最近把它的南朝鲜傀儡拉进去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阴谋时强调指出，这是又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美帝国主义在利用这一条约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 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要把南朝鲜傀儡拉进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去，是企图掩盖它的真面目，并在这一条约的招牌下加紧推行它在南朝鲜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它不仅企图掩盖它在南朝鲜奉行的核基地政策，而且还要更加疯狂地加紧推行这种政策。这是对朝鲜人民的一种恶毒的挑衅，是对朝鲜和亚洲和平的公开挑衅。 社论还指出，美帝国主义者把南朝鲜傀儡的名字写上这个条约，仿佛南朝鲜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企图平息南朝鲜人民的反美精神，使它对南朝鲜的殖民统治合法化，维持它在南朝鲜濒于崩溃的殖民统治制度。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这个条约来麻痹和磨灭陷于无权和生活困苦的深渊的南朝鲜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反美情绪，以使被南朝鲜人民唾弃而完全陷于孤立并为世界人民所不齿的南朝鲜傀儡合法化，使美国对南朝鲜的军事占领永久继续下去。同时，美帝国主义者正在一心策划恶毒的阴谋，同他们的走狗就朝鲜人民的主权做交易，破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望，阻挠朝鲜统一，并且利用这个条约进一步把它的殖民统治制度扩大到整个朝鲜。 社论说，美帝国主义者企图给予南朝鲜傀儡以“合法”的外衣，这不自昨日或今日始，在联合国讲坛上反复玩弄这套把戏已经不止十六年了。在目前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八届会议上，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阴谋变得更加露骨。美帝国主义者把南朝鲜傀儡拉进莫斯科条约，打算勾结那些跟着他们的击鼓声跳舞的国家阴谋在会上炮制违反朝鲜人民意志的“决议”。社论说，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阴谋像过去一样注定是要完全失败的。 社论强调说，“任何一个真正希望和平和尊重朝鲜人民主权的人，都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卑鄙阴谋。纵容这种阴谋，归根结蒂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的企图，并鼓励它在远东和亚洲进行新的备战活动。这无异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和向他们出卖朝鲜人民的利益的行动。决不能容忍同美帝国主义亲密无间和欺骗人民的行动。我国人民决不会把自己的神圣权利和利益出让给任何人，也决不容忍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企图通过莫斯科条约来实现其狡猾的无耻阴谋。” 社论说，“我国人民从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发，认为现在应该严格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撤除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撤出侵略军队。他们认为，把美帝国主义运进来的核武器和其他一切侵略武器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撤出南朝鲜，是迫切的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消除美帝国主义制造的核战争危险，才能确保朝鲜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社论最后说，人们应该对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提高警惕，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同谋者的一切阴谋诡计，并且只有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坚决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安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通过打着“和平”招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所策划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4版()专栏： 西方集团向印赶运军火威胁巴基斯坦安全 阿尤布总统指责印政府企图控制邻国 重申将采取措施全力对付西方援印扩军所造成的威胁 新华社卡拉奇九日电　巴基斯坦《黎明报》今天报道，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昨天说，巴基斯坦正在采取适当措施以对付由于西方集团向印度赶运军火援助而使这个国家的安全面临威胁。 阿尤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巴哈瓦尔浦尔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 他说，西方对印度的军火援助对巴基斯坦造成了严重的处境。他还说，印度一贯认为它可以通过武力和战争来控制其邻国。 他说，印度统治者必须停止实行它的并吞邻国领土的图谋，否则他们将引起一场战火。 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员阿赫塔尔·阿里在一次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对西方国家向印度提供武器表示强烈的愤慨。他说，巴基斯坦人民不惜为保卫巴基斯坦作出任何牺牲。

第4版()专栏： 三国条约“生效”第二天 美国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两次地下核试验 新华社十二日讯　华盛顿消息：昨天，就在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宣告“生效”的第二天，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宣布，美国当天又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了两次地下核爆炸。 据美国官方宣布，自从三国条约签订以来，美国已经进行了七次地下核试验。

第4版()专栏： 印度政府外交部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的照会新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谨申述：尽管中国政府三月一日宣称中国军队后撤到距所谓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的地方，并且最近宣称打算释放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和十一月的中国大规模进攻中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中国政府却违反公认的国际惯例，恣意宣传和凭空指控印度在进行军事准备、派出前进巡逻队和进行挑衅活动，并且在发出的照会中使用挑衅的、粗野的语言。这些照会强烈地使人回忆起中国方面一九六二年中国大举入侵印度领土前夕对印度所作的没有根据的类似指责。 二、同时，中国政府又一再说他们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陈毅外长在最近的一次广播谈话中说：“中国政府是一贯争取中印直接谈判的。”如果中国政府真有诚意希望同印度和平解决关于边界的分歧，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这种粗野的、挑衅性的照会宣传攻势，也不必拒绝采取印度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一再提出的各种建设性的步骤。现在把这些建设性的步骤重述一遍，以便中国政府考虑： （1）中国政府应当同印度政府一样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 （2）在双方都接受科伦坡建议后，就可以举行官员会晤，以解决科伦坡国家留待双方达成直接协议的各种事项，并决定在实地实施科伦坡建议的细节。 （3）然后，双方有关官员就可以采取行动在实地实施科伦坡建议，以便协议的停火安排在实地建立。 （4）再后，在气氛已经改善的情况下，印度和中国可以处理他们对边界的分歧问题，并试图一次或分阶段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如能达成一项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即可实地具体执行。 （5）如果双方在这种直接的会谈和讨论中不能达成一项解决，双方可以考虑按照在这种情况下所遵循的国际惯例，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和平解决分歧。印中两国可以协议把边界分歧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并遵从该法庭的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因为某种理由，不能接受这种和平解决办法，双方可以协议接受由通过两国政府同意的方式提名的一个人或一些人进行的某种国际仲裁，这种人能客观地、公正地处理问题，并作出对两国政府都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三、印度政府真诚希望印中边界分歧得到和平解决，这一点可由下述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对印度领土的大规模侵略和猖狂进攻引起了信任上的危机，但是印度政府还是提出了上段中所详述的争取和平解决的建设性建议。如果中国政府所说的和平解决有关停火安排的分歧和有关边界争端的主要问题的分歧的言词确是真诚的话，中国政府就应该接受印度政府的这些建设性建议，而不去恣意进行不仅不利于分歧的和平解决、而且进一步浊化两国间的气氛的粗野宣传和没有根据的指控。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回到和平的道路上来，并接受上面第二段中所重申的争取和平解决的建设性建议。 四、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政府外交部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

第4版()专栏： 印度政府外交部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的照会新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外交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谨提及外交部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的照会，该照会中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各种建设性步骤。 印度政府感到遗憾的是，经过了五个多月它还没有收到中国政府关于这些建设性建议的答复。现把这些建设性的建议再重述一遍，以供中国政府参考。 （一）中国政府应当同印度政府一样无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 （二）在双方都接受科伦坡建议后，就可以举行官员会晤，以解决科伦坡国家留待双方达成直接协议的各种事项，并决定在实地实施科伦坡建议的细节。 （三）然后，双方有关官员就可以采取行动在实地实施科伦坡建议，以便协议的停火安排在实地建立。 （四）再后，在气氛已经改善的情况下，印度和中国可以处理他们对边界的分歧问题，并试图一次或分阶段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如能达成一项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即可实地具体执行。 （五）如果双方在这种直接的会谈和讨论中不能达成一项解决，双方可以考虑按照在这种情况下所遵循的国际惯例，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和平解决分歧。印中两国可以协议把边界分歧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并遵从该法庭的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因为某种理由，不能接受这种和平解决办法，双方可以协议接受由通过两国政府同意的方式提名的一个人或一些人进行的某种国际仲裁，这种人能客观地、公正地处理问题，并作出对两国政府都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政府外交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第5版()专栏： 南京部队组织戏剧创作的几点体会 何秋征　石言　潘井 十三年来，我们南京部队的作者能够陆续写出一些剧本，主要是由于在军委、总政及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了党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文艺方向，贯彻了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政策，并在这方面学习了各方面成功的经验。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部队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文艺创作队伍。但是，到底应该怎样组织他们从事艺术创作，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十三年来的斗争和实践，证明了这一条真理：凡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办的事，遵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办的事，都办对了，办好了。反之，就会坏，甚至犯错误。这里，我们就组织戏剧创作问题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定要配合现实斗争任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所以，对现实斗争任务配合得好不好，也就是文艺为革命服务得好不好的具体表现。 （一）直接配合也好，间接配合也好，总之，要密切地配合斗争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谈到方法问题。 开始，我们并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有个斗争和摸索过程的。前线话剧团于一九五五年成立后，演了自己写的第一个戏：《东海最前线》，这个戏是东山岛战斗以后产生的，它迅速反映了当时的海防斗争。剧本写成后，不少专业人员认为它是个活报剧，信心很不足，但演出以后，却受到了各级领导与广大群众的重视，肯定了这个剧本，同时又提供了许多帮助修改的意见，这就给了作者和组织领导干部很大的启示：如果创作能努力反映现实斗争，配合部队当前的任务，即使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仍会得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只要不断加工修改，一定能使作品趋于完善。刘川同志是全国解放时入伍的，到一九五六年以后才陆续写出三个作品。他深入生活很长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锻炼问题有了感触，写了第一个剧本《青春之歌》，刚好在排演时，党提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这个剧本的内容是好的，艺术上却有不少缺点，但发表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除我们演出之外，各地有不少剧团也上演了这个戏，给了作者很好的教育。一九五八年时，领导上发现了一个奋发图强、白手起家的题材线索；他第一个要求去写，以后就出现了《烈火红心》。 我们从实际工作中更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文学艺术必须为军队的政治任务服务，必须密切配合部队的现实斗争，这原是我军文艺工作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努力保持这个传统。我们感到，写现代题材能更紧密地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所以，从我们的创作题材来看，都是属于现代题材的，当然，并不排斥历史题材。虽然，在我们的创作中，也有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但大多数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如九部话剧（《东海最前线》、《杨根思》、《青春之歌》、《烈火红心》、《东进序曲》、《我是一个兵》、《布谷鸟又叫了》、《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八部是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斗争生活的，而大多数又是写的武装斗争和军队的现实生活。部队创作只有对当前斗争任务起了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作用，使部队真正感到了这项工作的需要，才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重视和支持。而且，越是写了配合现实斗争任务的作品，越能为领导和群众所理解、熟悉，因之，他们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怀，往往能对作者提供大量的、宝贵的意见、材料，这也是帮助作者写好作品的很重要的因素。 （二）交代任务与自愿创作、领导“出题”与作者“选题”相结合。部队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整个政治思想工作的部署，哪个方向需要，就向哪个方向“突击”，但是领导上又必须照顾到这一“兵种”的特殊性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上根据当前斗争的需要及剧团演出任务的需要，向作者“出题”交任务，请作者考虑；一种是作者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愿望，自己选了题目，征求领导上同意。领导上交的任务、出的“题目”往往反映了当前任务及广大群众的需要，如果作者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在生活中了解了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会主动地去选择领导上所出的“题目”的。事实正是这样，最近部队领导上感到迫切需要有反映知识分子参军锻炼的作品，实际上我们有两个作者也正在动手写这个题目。我们有好几个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如《东海最前线》、《烈火红心》、《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领导的要求和作者的要求，有时是统一的，这样就好办些；有时也有矛盾，但是只要思想工作做好了，方法对头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基本关键是从思想上着手，帮助作者加强政治责任感，培养作者为政治服务的热情。我们的作者为了当前斗争的需要，是愿意去熟悉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去写他们所感到难写的题材的。好八连的题材，经过许多次写作，许多次失败，但后来的作者继续坚持，最后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过去，作者们都感到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最难写，写不好。近几年来，作者们用主要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这就是由于在服从革命斗争需要的前提下，作者和领导从思想上统一起来了。其次，除了做思想工作外，领导上应该多倾听作者的意见，用民主的方法共同商讨。所谓领导上的“出题”交任务：就是在一定时期内，领导指出方向，提供线索，提出一些要求文艺来作解答的问题。有时也出具体的题目，但不作硬性规定，不要求作者一板一眼按照题目去扣。领导上既照顾到斗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作者个人的素养、生活积累、兴趣和习惯；既照顾到剧团上演剧目的计划，也要照顾作者熟悉什么，愿意写什么，在题材、风格、形式方面给作者充分的自由。如我们的剧团首先强调和鼓励作者多到部队、海岛、边防去生活和创作，同时又照顾到有的作者的愿望，适当安排力量写一些反映工农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的剧本。因此，使剧团基本上保证了配合部队教育的需要，又保证了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 抓好思想、生活，带动创作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指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彻底解决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抓思想、生活，就是具体地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 （一）抓思想、生活，领导上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坚持下去。 抓思想，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抓政治方向、方针政策、文艺思想。除了注意组织作者阅读经典著作外，更重要的是学习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部队领导上特别重视要作者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要作者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参加各种政治学习运动和文艺思想整风；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有的作者远在外地，也总是要求他们按期赶回；有的作者正在写作，仍要他们投入运动中接受教育。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现在，作者们参加了每一次文艺思想整风运动和政治运动。有时集中学习，有时分散下部队、下农村、下工厂，在参加实际斗争中，与战士、农民、工人一起学习。平时，部队首长还给作者讲解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文艺界召开了重大的会议和作出了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重大决定，就组织传达学习，让作者及时了解文艺领域内的斗争形势与任务。抓好了思想工作，就能帮助作者认清形势，了解时代的动向，提高政策思想水平，扩大政治视野，使他们更深刻的认识现实生活。 能不能抓好这一工作，主要的问题在于领导上要有决心，在于作者对方针政策的意义、作用，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有的作者只强调生活素材和创作技巧的重要性，忽视了政治学习，甚至认为对创作题材和生活素材作政治分析多了，会形成“框框”、“条条”，造成作品的概念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决心，不为一时的工作繁忙而放松，不为某些作者的错误认识而摇摆，深入地帮助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把政治思想和生活素材结合起来，确实提高了对生活的认识，深化了主题，突出了形象，作者一旦得到了提高思想的好处，就会更 自觉地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东进序曲》在编排过程中，部队首长唐亮上将几次观看此剧，同作者共同细致地研究了剧中人陈秉光在“舌战群顽”这场戏中，如何正确地掌握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如何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充分的灵活性。作者明显地感觉到首长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陈秉光这个人物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有了提高。 抓生活，最重要的是让作者到生活中去联系群众，参加实际斗争。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带职、有的半带职、有的访问。作者中有下连当兵的，有在部队中当副政治指导员的，有在舰艇上当副政委的，有在农村、工厂参加工作、参加劳动的。我们作者的主要生活方向是部队、海岛，但也照顾了作者的不同愿望与需要：如有个作者写工业建设的题材较多，他就多下工厂；有个作者对农村比较熟悉，就把生活据点安到农村去，他不懂江南话，领导上又同意他到家乡河南去“落户”。同时，也需要跑“面”，扩大眼界；既用较多的时间蹲点，也利用部队野营、舰队出航以及开展教育运动等机会，临时下去生活。 能不能抓好深入生活这一重要方面，主要的问题在作者肯不肯丢开比较舒适的“书斋”生活和小家庭生活，做到能上能下，在群众中长期生活下去。入城以后，作者们的生活方式和工农兵群众逐渐有了距离。要缩短这个距离，是需要经过斗争的。一九六○年末至一九六一年初，我们大部分编剧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工作。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有的还担负了一个队的工作，到处奔波。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今年三、四月份，我们有些编剧人员参加了海防部队的野营训练，同战士们一起长途行军。有的同志年近四十，有高血压症，身体较胖，行军途中两腿磨破了皮肉，仍不甘落后，坚持到底；有的扭坏了脚，也坚持到达了目的地。在此期间，他们完成了机关工作组交给的任务，辅导了业余文艺活动，受到了干部、战士的好评。这对作者来说，是经受了一次考验。有些作者长期在海岛、军舰、农村中与群众一起生活；有的经常随着军舰出航执勤，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 深入生活问题是作者的百年大计。领导上必须月月提，年年提。一方面要给作者写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在思想上帮助作者和安逸、停滞的倾向作斗争。作者们最初深入斗争生活，长期落户，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迫的，直到在群众中受到激励，交到了知心朋友，在创作中又得到了深入生活的益处，“下去”就会逐渐成为自觉的、迫切的要求。近两年来，我们有些作者，深入生活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长了；安心蹲点比“走马看花”的时间长了，与群众谈心比单纯收集材料的时间长了，就是因为作者对于深入生活有了较深体会的结果。 （二）抓好思想、生活，带动创作，使作者的思想改造、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领导既要帮助作者改造思想，跟上时代，又要指导作者的创作实践。要尽量具体地帮助作者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深入生活的成果“化”在创作中。这就要求领导上深入创作实践，了解作者的生活、素材、思想和问题，在研究这些事物时，尽力帮助作者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原则问题。这是组织的工作，简单了就可能出偏差，但决不能因为怕出偏差而不管。我们体会到：领导上如果把抓思想和生活结合起来，并具体地帮助、指导作者的创作实践，不但丰富了作者的创作源泉，提高了作者的创作水平，而且使领导更加熟悉了作者，提高了领导水平，也就能更好地领导创作，少犯粗暴和瞎指挥的错误。 创作、实践、修改，再实践、再修改，直到作品完成。 毛主席指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艺创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相同，也需要有这种过程。社会主义时代的斗争生活是错综复杂、日新月异的，新英雄人物在迅速成长，作者要把它准确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并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作者首先将剧本放到生活中去不断检验、考察、充实、修正，同时还要放到舞台上去不断实践、不断修改，然后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一）边生活、边修改，不断生活，不断修改。一个作者想写出好作品，必须勤改、多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因之，应该首先到生活中去反复修改。我们一些写成了的作品，都是这样经过三次、五次，甚至十多次才完成的。如《我是一个兵》，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发表，作者下去了六、七次，修改了十二遍。《第二个春天》的最初稿，作者想写保卫上海、建设上海，经过反复下去生活，有了新的创作意图，以制造万吨轮的题材，写出了《东风万里》。后来，又在生活中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彻底改变计划，作了大修改，就成了《第二个春天》。直到现在，剧本已公演了、发表了，作者仍在生活中继续实践，继续修改。 但是，也有的作者在一个作品基本上被肯定以后，修改的热情减退了，或者急于考虑发表、出版、公演，或者计划写作下一个作品。这时领导上又要教育作者虚心对待作品，要作者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安排他再下去生活，进一步地进行提炼、修改。 （二）一定要结合舞台实践，不断修改。一切创作都要到生活中去检验、修改，但各种不同形式的创作，还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修改。戏剧创作是集体性的创作，它需要通过导演、演员、演奏员及舞台工作者的再创造表现出来。有些剧本从文字上看去还可以，但一上舞台，却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所以坚持把剧作者编在演出团体内，就是为了使戏剧创作能与舞台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领导上发现了一个剧本在整个倾向性上基本上站得住，大概有七成基础，就要争取通过舞台实践，再修改、再创造，不断地反复。在舞台实践过程中，我们的作者始终参加排练演出；领导上一边发挥导演、演员的创造性，帮助补充剧本的不足；一边又听取观众的意见，帮助作者考虑、修改。过去，我们上演的剧目，几乎都是这样排了又改，改了又排，像《霓虹灯下的哨兵》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排演、修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也走过弯路：一九五八年后，有的剧本没有达到七成左右的基础，就花力量排练，边排边改，由于基础差，意见特别多，作者没有充裕的考虑时间，所以，越改越成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作品一定要到十分成熟以后才可排演。我们的作者创作经验不是很丰富，有时写到一定的程度，的确已经精疲力尽，暂时无力突破现有的水平，如果这时有了七、八成基础，领导上就争取排演。在排练、演出中，让作者能很好考虑，修改后再演，这样会使作品一步步获得提高。 （三）积极扶持，帮助修改；修改不成，则要肯定收获，总结经验。修改作品是一件艰难的事，领导上要积极扶持，不能轻易的拣一个甩一个。我们有些作品开始不太像样，问题很多，但只要有一定的基础，领导上总是鼓励作者继续加工。《我是一个兵》在风格上作了大胆尝试，最初不少人要否定这个剧本，但领导上加以肯定了。通过排练，帮助修改，后来终于成了一个较好的剧本。但也有扶持不成，最后仍旧“报废”的。这时，领导上就肯定作者的收获：“本子”被否定了，但作者在不断修改中磨练了技巧，他所熟悉的生活、人物、语言仍是有用的，它们可能在今后的创作中发挥作用。在肯定收获的同时，还要帮助作者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写了成功的作品可以提高一步，写了失败的作品，也可以提高一步。 积极争取领导帮助，虚心考虑群众意见 文学艺术创作基本上是“个体劳动”，但社会主义文艺是一种新型的文艺，它是集体的事业，又为集体服务的，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劳动的生产过程。因此，要求领导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帮助作者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一）有了号召，肯定了题材，还要有个别帮助。《我是一个兵》开始时不少人认为肤浅，不深，领导则认为这个题材反映了部队的现实生活，过去还没有描写这种题材的作品，风格上也有独特之处，就予以肯定了。但光有肯定是不够的，以后还经过了许多次个别帮助。往往从作者深入生活开始，就要不断地了解情况，从各个方面给予具体帮助。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业务领导干部，不仅从思想原则上帮助作者，并且还经常与作者个别研究作品的主题思想，直到艺术处理上的一些问题。这些意见是共同探讨性的，对作者没有压力，没有束缚，相反，帮助作者提高了信心，打开了思路。过去，当新的剧目出现后，部队首长总是亲临观看，看后或者召开座谈会，或者个别交谈。除了政治性问题外，他们总强调说明对艺术创作的意见不是行政命令，作者完全可以自由处理。《东进序曲》带着不少缺点第一次彩排时，唐亮上将就邀请一些部队首长来观看，并且细致地同作者作了研究。这个戏上北京演出以前，部队首长又作为普通观众，先后看了五、六次，每次都提出具体意见。其中有政策方面的意见，就要作者修改；有艺术方面的意见，就供作者参考。由于领导上站得高、看得准，问题提得全面而深刻，往往给作者很大的启示，所以，作者很喜欢首长们提出意见。我们体会到：领导在帮助中既要有会议的形式，又要有个别交往；既要表示领导的意见，又要进行同志式的探讨。 （二）重视了集体讨论和群众的意见，还要重视作者的个人努力和个人意见。领导上从一个作品开始到完成，要注意组织集体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要作者甘心当小学生，不要以专家自居，如果能十分虚心地听取、考虑群众的意见，对提高作品质量会有很大帮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连长，是塑造得比较好而受到观众欢迎的人物，但在剧本初排时，群众对这个人物的意见最多。如花园中一场戏，作者为了让矛盾继续下去，连长始终不让赵大大说出阿香可能被劫去香港的事情，观众认为这个连长太粗鲁；又如袜子的细节，原来只是从窗内扔到窗外，以后就不再出现了，群众提出这个细节没头没尾。后来经过作者的思考，修改了情节，而且让这双袜子最后从连长手中交到排长陈喜的手中，说出了很有分量的话，从而提高了这个人物的艺术形象。 但是，群众的意见，终究要经过作者的接受、消化，然后通过个人的感受表现出来，不能听到多少改多少，弄得作者无所适从。《烈火红心》中的许国清是个敢想敢说敢为的人，个性刚强。开始，许多人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个人火气大，不稳重，不老练，考虑问题时不够冷静，于是作者就根据这方面的许多意见作了修改，结果，把当时特有的精神面貌改掉了，这个人物特有的性格磨平了，最后只好又重新改回来。当然，作者经过这样反复修改，对个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这里说明，也不要因为群众有了意见，就束缚了作者的手脚。所以，有的作者不接受集体讨论的某些意见时，也没有被批评为违反集体主义精神或是没有群众观点，这要与思想上的确存在骄傲自大的个别作者区别开来。有的作者习惯于个人创作，有的企图摸索个人的创作风格，领导应该鼓励，这样才能使作者敢于创新，敢于探索。 （三）领导、群众、作者三方面的很好结合，要贯穿到整个创作过程中去。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也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或半年召开一次总结会议。领导、群众与作者，必须从酝酿题材、写出初稿、排演、修改、公演、再修改，一直到最后完成，自始至终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商讨，全面研究。凡是比较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都是这样写成的。 以上几点体会，很不成熟，今后我们将克服缺点，继续努力，提高创作水平。最近，我们正组织创作队伍深入生活，大写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以及海防斗争；大力组织中、小型作品的创作，把群众性的业余创作活动开展起来，加强薄弱环节，进一步做好部队的文学艺术创作工作。

第5版()专栏： 社会主义青年生活的道路 ——推荐话剧《年青的一代》 陈其通 最近，在我国的话剧舞台上，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戏不断出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正在演出的《年青的一代》，就是最近接连出现的许多好戏中的一个。这个戏，是青年剧作者陈耘同志写的。我读了剧本，看了演出，觉得戏写得好，演得也好，不少地方使我很受感动。 这个戏的最大特点，是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什么是好作品？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不同的人，对作品的评价和要求也就不同。我们认为，能密切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能鼓舞人们前进的、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培养人们的高尚品德的，就是好作品。《年青的一代》恰恰符合这些要求。它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青年人应该如何生活、走什么道路和追求什么样的幸福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在当前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对青年进行麻醉、欺骗的条件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战略性的任务，是如何教育青年的问题。对于一切革命者来说，对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是如何将革命的好传统传给下一代和下一代如何继承革命的传统、父兄的遗志继续干革命的问题。目前我们的青年人应该如何生活呢？什么是青年人应该追求的幸福呢？是脱离现实斗争、脱离群众、呆在个人的小家庭里讲享受、图安逸呢？还是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一番事业、建立功勋呢？是把父辈兄辈费尽千辛万苦、经过流血牺牲建树起来的革命成果继承下来并使它不断地向前发展、壮大呢？还是停滞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使已有的革命成果遭受毁灭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一种人，接过革命的担子，继承革命的传统，把革命进行到底；另一种人，认为革命已经差不多了，该享受了，于是就贪图安逸，不再前进、不再革命了。我国绝大多数青年属于前者，但也有极少数青年人的情况并不那么好。应该承认，在这一小部分青年人的身上，既有旧社会因袭的重担，也有资产阶级的现实影响。青年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不在他们身上得到反映。在如何对待青年人身上这些旧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的问题上，老一辈的人也往往有不同的态度：原则的、革命的态度，和非原则的迁就、妥协，甚至纵容的态度。多数长辈属于前者；但也有一些长辈属于后者。 面对着上述的现实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予闻问、避而不谈？还是面向现实、严肃对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态度也是如此。《年青的一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严肃地提出了这些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这个戏所写的故事内容虽然简单，但它包含的思想意义却非常重大。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各行各业的人看了这个戏都有好处，因为它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青年人看了，可以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该怎样生活，走什么样的路；就是对于老一辈的人也有教育意义，使他们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怎样爱自己的子女，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自己又应该如何在生活和斗争中为子女作出表率。小朋友们看了这个戏，也可以从中认识到：应当学习什么，不应当学习什么。 这个戏里，不论歌颂的人物，批评的人物，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或引以为戒。 首先，它歌颂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发扬传统，保持光荣，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像林坚、萧继业、林岚等，就是这样的人。 萧继业这个人物，在戏里是作为和林育生强烈对比的形象来写的。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歌颂了他大公无私，只知帮助别人，不顾自己的高贵品质。在情节上，作品着重写了一点，就是他的腿同样有病，而且比林育生严重许多倍；可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林育生不同，对待疾病的态度也不同。作者把两个人的问题都写在腿上，这个构思是很巧妙的。我们看，他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疾病的。他是一个血统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他有革命事业心和高尚的理想。当林育生反问他为什么也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工作。我的才能也许很有限，也许我的一生永远做不出什么大的贡献，但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工作，给社会主义添上一砖一瓦。”正因为这样，他在勘探队里才夜以继日忘我地劳动。正因为这样，他的腿生了严重的病症，他还不顾一切地东跑西颠；甚至当他的腿有可能被锯掉的时候，他还顽强地表示：一定要咬咬牙关熬过来，绝不向困难低头。正因为这样，他看到林育生的思想有了毛病，才顽强地不顾一切地去帮助他。在他的身上，闪烁着新青年蓬勃向上、一往无前的光辉。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多的，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林育生的妹妹林岚，这个姑娘写得活泼可爱。在她思想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胸有大志（她哥哥则是胸无大志），虽然年龄还小，却自觉地担当起了建设国家的责任，本来她可以去争取重考高等院校、或做其他的工作；妈妈和哥哥也都希望她这样作。但是她看到我们的国家农业战线上需要人，就下定决心去搞农业。由于帮助别人，误了考试，农学院没有考取，她就毅然要到乡下去参加劳动。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她既有远大的理想，又能严格地要求自己。 在老一辈的人物当中，令人敬爱的也是写得比较好的一个是林坚。这个人物的最大特色，是数十年如一日，永远不知疲倦地在工作。尽管他对革命有功，又有相当高的职位，但生活作风却非常朴实。林岚说他，“总是什么地方最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又没日没夜地呆在工厂里。回到家，还要忙家务事。在他修理木桶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中的青年李荣生和他那段对话，就很好地写出了这位老同志的心境和作风。这种作风和林育生连帮助阿姨做点事都不愿意去，也是个很好的对比。看起来，这个人因为长年在外，而又忙于工作，对子女的教育也有注意不够之处。正像他自己所检讨的：“这些年来，我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有些麻痹啊！”他的检讨正是对我们的警告。 和这些人物相对立的，是林育生等人。这样的知识青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们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中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但作者在创造林育生这个人物时，并没有去罗列大量的事实。因为艺术创造的任务并不在于罗列现象，而在于挖掘事物的本质。事实上，在这个戏里作者为创造林育生这个人物，统共也不过只写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他借口腿上有病，从青海逃回上海来，准备在上海呆下去；另一件事是，他为了自己生活的舒适，阻挠自己的未婚妻服从组织的分配到边疆去工作。然而就从这两件事情上，作品却深刻地展示了这个人物的灵魂，生动地创造了一个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我们看他一出场，为给自己的爱人做生日买了几大包东西，妈妈说：“这得花多少钱！”他马上顺口回答说：“这有什么！现在有条件了，还不得好好庆祝一下。”话说得多么轻松。在这种人的思想里过艰苦生活的观念是很淡薄的，依靠艰苦的劳动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观念，也是很淡薄的。他不关心政治，也不让别人关心政治，妹妹说他这样只关心个人的生活是精神空虚，他马上骂妹妹是“小教条”。他不愿意到艰苦的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也阻止别人去。妹妹要考农学院，他不同意；爱人要到矿区去工作，他也不同意。他自己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就像他对爱人夏倩如说的：“白天我们一起去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想得多美！可是他忘记了祖国正处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浪潮中，青年人应该志在四方，而不是躲在某个角落里贪恋个人舒适的小天地。为了达到他个人主义的目的，掩盖他可耻的想法，不仅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行为：如假造医生证明信，要求父母替自己说情，突击结婚，甚至怀疑别人对自己的爱人有不良的企图……等等，而且，他还有一套荒谬的理论：什么一个人做事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呀；领导上也会犯官僚主义呀；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呀；在城市工作条件好，在科学上可以做出更多的成就呀；他甚至振振有词地向批评他的人反驳说：“解放都十多年了，你该不至于要我们去过山沟里的日子吧？大家辛辛苦苦地劳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吗？”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可是他不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刚刚开始建设，如何把生活变得更好呢？是积极的去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取得呢，还是呆在个人的安乐窝里，等待享受别人的成果？他尤其不懂得一个革命者所追求的，应该是集体的幸福，而不是个人的享乐。当然，后来这个青年受到多方面的教育转变过来了。戏里关于他的转变写得也还合理。但他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刻警惕的。 他的那位养母夏淑娟同志，是一个好心人。她受过革命锻炼，也热爱自己的子女。可是，她脑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旧思想的残余。她认为，育生是烈士留下的孩子，对他应该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更爱护，这样也许会免得别人说闲话。再者，她还认为，育生既然是烈士留下的子女，国家就应该多加照顾。可是，她没有弄清楚，怎样才是真正的爱护，怎样才是最好的照顾。在丈夫林坚批评她对育生过于宠爱时，她不是这样回答的吗：“我们从前吃苦受罪不就是为了让他们今天能过好日子吗？社会主义嘛，怎么能跟我们从前比！”她对孩子的态度是：溺爱多于管教，遇事迁就多于严格要求。有时为了迁就孩子的落后意识，连原则也放松了。大家想一想，这样“好心”的妈妈，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可以找到不少吗？ 除了在人物创造上的成就以外，这个戏还有些优点：它的情节简炼而思想深沉；它的人物不多而各有性格；它的场次少，布景少，演起来轻便易行。而且，差不多每场都有戏。我们目前的话剧创作，也正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和努力。 空政文工团话剧团对于演出这个戏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这是由于他们对于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学习得好，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理解得深，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演出上的成就也很显著。演员在艺术创造上严肃认真，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他们都相当好地完成了角色创造的任务。像张蕙英同志饰演的林岚，活泼可亲，上进好强，对人物性格掌握得很好。赵振涛同志饰演的萧继业，演得质朴淳厚，不失工人子弟本色。韩秀黎同志饰演的夏淑娟，王贵同志饰演的林坚，都很注意挖掘这一对革命老夫妇内心的东西。阳忆同志饰演的林育生，在刻划人物上分寸掌握得也还不错。这次演出，对话比较清楚；灯光比较明亮；装置比较简炼；说明他们实践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是作了努力的，有成效的。

第6版()专栏： 踏遍艰辛永向前 康群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艰苦朴素事迹，早已誉满全国，别的暂且不说，单只谈一点：穿草鞋过南京路。 穿草鞋的人高歌来往南京路，的确是新鲜事儿。解放前，在南京路上来往的，大多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或者洋人、遗老，这些人或者皮鞋，或者高跟，草鞋之类与豪华的南京路向来是缘分不大的。然而，随着革命的胜利，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现在，他们可以昂首阔步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自由来往，岂止一条南京路而已！ 好八连战士写过这样一首诗： 红军穿草鞋，把革命道路开。 八路军穿草鞋，把蒋家王朝踢下台。 咱穿这草鞋，把香风臭气脚下踩。 咱穿草鞋走万里，走到共产主义新时代。 这首诗，将草鞋与革命的关系，革命者对草鞋的感情，都写得淋漓尽致。在这里，“草鞋”一词，可以是指脚下穿的真正的草鞋，也可以是象征艰苦奋斗的一种具体形象。即以“好八连”而论，纵使有时也穿布鞋、胶鞋之类的鞋，只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那么就可以说他们具有穿着草鞋走向共产主义新时代的精神。 在革命斗争时期，翻山越岭，追击敌人，非穿草鞋不可，人们是容易理解的。可是，革命胜利以后，是否需要穿草鞋呢？其实，问题的实质是，是否要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是否要革命到底。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发生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革命，不是以不彻底性、半路上停下来而夭折，就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流产。历史上例证很多，举不胜举。好八连穿草鞋过南京路，脚跟硬，理直气壮，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大眼光、大胸襟、大气魄。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代进步的有志之士尚且如此，我们无产阶级战士不是更应该这样吗？ 我们许许多多革命者，把一些跟他们一起打过仗、干革命的物品——破水壶，烂军装，破草鞋，视若珍宝，就因为这些东西纪录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进程。有人说：“草鞋放到博物馆当做革命文物保存，容易理解，谈共产主义，还提什么穿草鞋，未免显得寒伧。”我以为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在热带地区，下田干活，穿穿草鞋，轻便凉快，亦未始不可，又何寒伧之有呢？毫无疑问，全世界穿草鞋的穷苦人，将来必然要创造出比旧社会好得万倍的富裕生活；但是，穿草鞋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仍将万古长存。自然，那些嘲笑穿草鞋的穷苦人不能革命、不能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不过是假革命者。好八连战士说：“咱穿草鞋走万里，走到共产主义新时代”，一语道出了革命者的大志气。 好八连穿草鞋过南京路，他们耳朵根硬，脚跟硬，任何嘲笑，动摇不了他们一根毫毛。我以为这是无产阶级的铁打脚跟，值得大称赞特称赞。

第6版()专栏： 欣聆评弹多新声 洁泯 近几年来，苏州的评话弹词，已逐渐从江南的天地走出来，慢慢的向天南地北传送，为别地方的人喜爱起来。实在说，这一门说唱艺术，确有一股魅人的力量。它之所以让人耐听，想来原因非止一端。它的说表工夫，层次明白，十分细到，表述人物，刻划入微，说它有相当强的文学性，大约是并不错的。至于它的独特而具有江南风味的唱调，荡气回肠，委实是婉转动听得很。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来评弹有着很大的革新。例如，唱腔流派的纷呈，是一个革新；对于传统节目的去芜存菁，进一步推陈出新，是一个革新，而最大的革新，还在于评弹中出现了大量的现代题材的节目，这些节目中，有不少同传统节目一样的好听，一样的受人欢迎。这就使得这门曲艺直接地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作出了十分可喜的贡献。 如今苏州人民评弹团在北京的演出，其中就有不少很好的现代题材的节目。照我看，这些节目的艺术效果，恰如一个短剧，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一样。它的叙人述事，绝不枯燥，人物是极活动的，一段故事，芟翦枝蔓，情节紧凑，干净利落，结构是称得上严谨的。演唱者说到紧张处，让人凝神屏息，说到激动的地方，也不免赚人热泪。这一次说的几段故事，大致都很成功。其中尤其出色的是《红色的种子》中的一个片断《假夫妻》。演唱者把王老二母子二人的苦况，表演得很真切，不论声音和动作，颇能传出劳动人民朴实可亲的气质，爱憎分明的感情。看来演员们对农民的思想感情并不是不熟悉的。在演出中可以看出，不仅仔细地学了他们的动作、言笑，重要的是抓住了他们内心的感情。例如说，农民是爱惜自己的粮食的，然而他们更加热爱的是革命事业，当王老二母子俩知道华小凤并非是五担谷换来的妻子时，急跳如雷，但是知道对方原来就是日夜盼望的新四军，惊喜之余，不禁挺身而出，把她掩护起来。这里，把敌占区人民对于革命斗争的向往之心，党和人民的感情，揭示得十分真切动人。这段书，从误解到道明真相，曲折离奇的情节，表现了各人不同的性格，也由此抓住了听众的心。 自然，生动有趣的要算《八个鸡蛋一斤》这一段说唱了。它巧妙的是通过一对莱亨鸡引起的种种矛盾，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叶老太太的放鸡、失鸡，媳妇的误捉，引出了黑嫂嫂丢鸡失蛋的事；叶老太太的鸡在田间吃食，又引出了黑嫂嫂的变无理为“有理”，矛盾重叠，处理得极巧妙，表演中，把叶老太太息事宁人的个性，媳妇锋芒逼人的面貌，黑嫂嫂调皮落后的一股劲儿，刻划得维妙维肖，十分传神。到最后弄明白田间吃食的鸡并非是叶家的，黑嫂嫂的鸡，也不是叶家媳妇所捉的那一只，至此，黑嫂嫂终于理屈而认错。一场鸡的纠纷，绝非街坊间的那种无谓争吵，而是一场爱惜庄稼，保护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一段饶有风趣的说唱，实在是一个很值得称赞的节目。 还有，像《搏斗猫岭山》、《一顿饭》等节目，在说唱艺术上，都各有可取之处，不消说，这都是经过了听众不断考验之后，才保留下来的。从故事本身说，《一顿饭》的悲苦虽足以感人，但倘能加强一点斗争的气氛，再有一番充实，恐怕会更加生色。《风雨桃花洲》是一则说得有声有色的好评话。它的特色是全仗说表，从动作表情，语气口吻等来表现不同的角色。 评弹中现代题材节目的出现，表明它有着宽阔的路子。可以想像，现代题材节目像传统节目一样，经过群众的考验之后，一样可以成为千锤百炼的保留节目。但自然，一方面这是艺术上的一个开创，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提炼，去粗存精，才能使节目精益求精；另一方面，继承传统也是要紧的，可喜的是，如今演出的演员，差不多说唱俱佳，都有一番功夫，但是新节目考验的时间还不很长，在个别地方，说表方面还有松散之处，唱词上似乎还可以编得好一点。 此次几位老艺人演出的传统节目，都是经过了几十年说唱的好书。徐云志说《三笑》中的一段《追舟》，妙趣横生，内中船夫唱的几则山歌，清丽动听，很能传出江南水乡的一片情调。徐调的唱腔，是独具一格的，音调婉转，口齿缠绵，有如流水潺湲。周玉泉在《托媒》（《文武香球》中的片断）中显出了这位老艺人独有的幽默风格，尤其是，他用了表演艺术中夸张的方法，描摹董文、董武二个人，颇见工力。魏含英说唱《珍珠塔》中的几个片断，清新而流畅，也是久已脍炙人口的好书。自然，这些传统节目，可以看出这几年来又经过了不少的提炼，去糟粕，存精华，现在不独在说唱艺术方面更臻纯熟，内容上也日益趋向健康而有益了。

第6版()专栏： 我和我的小伙伴 毕克官 我是学绘画的，然而，我的画笔竟无法将这些可爱的小心灵描绘出来。终于，我放下笨拙的画笔，而试着乞求于文字了。 吃过晚饭，我隔窗数着天上的星星聊作小息，待一会该放映幻灯去了。蓦地，房门“决口”了，一群孩子冲了进来。 “老毕，我给你搬椅子！” “老毕，我给你搬幻灯机！” “老毕，我给你搬幻灯片！” “老毕，我给你拿幕布！” 四岁的重儿什么也没有抢到，睁着大眼睛朝我撒娇： “老毕，我拿什么呢？” 我一转念头，从兜里掏出手电筒，塞了给他。小家伙咧开小嘴，跟着一群扭动着的小身子，也去了。 半路，又跑来几个孩子。想是见东西已被别人“抢”光而改了词儿吧： “老毕，我们给你大声叫嚷，好吗？” 话音刚落，“演幻灯啰！”的叫嚷声，冲破了这狭窄的山沟，朝着远方的天空传去。 到了放映场地，我张罗着挂幕布。我记得并没有让人准备挂幕布用的钉子和石块；然而透过朦胧的暮色，我看到几只不知是谁的小手，拿了钉子和石块给我。挂完幕布，当我跳下椅子时，又看到几只不知是谁的小手，给我扶着椅子。 我的羊倌朋友送给我几块当地山上的“上水石”，并且还细心地装植了青苔小草。我用粗饭碗把它们摆设在窗台上。闲时，不免拿块纸照着抹两笔。谁知竟被孩子们看在眼里了：“老毕还画石头呢！” 这天，我下地干活。一群孩子说要跟我玩去。走在山路上，不知是谁开的头，他们一窝蜂地跑散了——跳着、跑着、蹲着，爬着……。不一会儿，我怀里便被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 “这一块好！有个洞。” “这一块像个山头。” 这时，我觉得每一块石头都是宝石，每一块石头都闪发着友谊的光辉。 我蹲在青纱帐里拔草。忽地响起了孩子的叫嚷声，似乎在争夺着什么。最后，听见其中的一个说：“咱们都别要！给老毕玩吧！” 争吵声顿时消失了。一群孩子闪电似地闯了进来。有人递给我一个大蚂蚱，大伙又都跑散了。不到一袋烟工夫，我手里已经握着五个蚂蚱。天黑时，我手里的蚂蚱，多得简直握不住了。 下工了。一路上，我轻快地走着，唱着。当我推开房门，我竟又看到许多曾经捏在孩子们温暖的手里的“宝石”。 是儿童的阅览时间。 席上坐满了孩子。孩子们看书，也表露出各种不同的性格。有些孩子发现个虎会惊叫一声，看到个车也要骚动一番。然而，有一个孩子，似乎从未动过，看得出，他简直被书里的故事迷住了。时间偷偷地过去，屋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一张席上只光溜溜地坐着一个小满城。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 晚饭后，熄了屋里的灯，大家纳凉闲话，说着笑着，谁也没有发现小枫林是几时来的。只见她畏缩地坐在屋角里。问她有什么事？她只腼腆地笑一笑。我猛地想起，下午不曾见她到儿童阅览室来。我说：“枫林，你是来借书的么？”我一问，她才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一会儿，屋后传来小枫林不成调的歌声，我仿佛看到她舞动着书本，蹦蹦跳跳的神气……。

第6版()专栏： 国庆节之夜月亮与太阳对话 ——调寄《满江红》—— 郭沫若 （月亮） 国庆良宵， 月华我， 精神抖擞。 遥望见， 天安门外， 欢愉如昼。 光柱千寻天网大， 弹花万簇锦屏秀。 问太阳， 今在北美洲， 能见否？（太阳） 太阳道： 哪能够！ 白宫外， 人牵狗， 向黑人， 迎面扑胸张口。 血肉横飞天地暗， 水龙乱扫妖魔吼。 果然呵， 地狱在人间， 花旗丑！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第6版()专栏： 苏州评弹的创新工作 韵真 苏州人民评弹团此次来京演出的特点是反映现代生活的节目相当多，而且质量较高。既有反映过去革命斗争生活的《江南红》、《风雨桃花洲》、《苦菜花》、《红岩》、《红色的种子》等，又有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五亩地》、《八个鸡蛋一斤》、《车厢一角》、《雷锋与新战士》、《开车前一刻钟》、《一顿饭》、《老杨与小杨》等。这些节目描写了工农兵的形象，表演说唱相当生动，有思想教育意义，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这些作品都是近几年来创新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保留节目。经过不断表演，吸收群众意见，一再进行了修改。其中不少短篇或者中篇节目是配合当时政治中心任务创作的。比如《一炉钢》，是在一九五八年时，为了正确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而创作的；《一顿饭》是通过忆苦思甜，向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老杨与小杨》是为了宣传应当重视服务性行业的。这些节目都密切配合宣传任务，经过不断加工，能够在艺术上吸引人，就收到较好效果，所以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一顿饭》针对今天的青少年不容易了解旧社会的情况，描写了旧社会的黑暗和痛苦，帮助青少年认识和体会过去工人在反动派压迫下的贫困生活，不要忘记阶级敌人的剥削和压迫。这一短篇弹词是根据某工厂一个车间支部书记的回忆录改编的。那位车间支部书记有一天看见年青工人吃馒头剥皮，马上批评了他，但青年工人不接受，认为他付钱吃东西，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支部书记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写了一篇回忆录。经过评弹艺人改编演出后，非常受观众的欢迎。 在苏州市五十多万人口之中有十四万多人听了这个节目。《开车前一刻钟》，描写公安人员怎样机智地搜捕一个狡猾的惯窃。创作这一短篇时，当地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给了很多帮助和支持，提供了各种材料。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也是密切配合农村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因此在创作这些节目时，得到了公社干部们的帮助。演出时，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五亩地》在苏州演出时，刚好有两位农民来苏州买肥料，晚上去听书，听了《五亩地》之后，非常感动，散场后，特地跑到后台向演员表示感谢。他们说，类似书中的情况，他们村子里也有，回去后，要进行宣传，贯彻政策。这说明了这些节目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他们所以能够创作和改编了较多的现代节目，是和他们长期安排艺人深入生活分不开的。有人到工厂，有人到农村。现在他们有两个创作小组长期在农村和工厂生活，还经常保持一、二个流动演出小组，坚持在农村，他们边写边演边改，不断听取群众意见进行加工。他们这样作，不仅对创作有利，对改编工作也有很大好处，可以熟悉工农群众生活，以便改编以工农群众生活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戏剧。 他们现在自己创作的长篇有两部。一部《江南红》能演唱一个月（每天三刻钟），这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苏州地下斗争的一部长篇评话，另一部是《九八案件》。根据新文艺创作改编的作品数量较多，其中经常演出的有十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苦菜花》能演唱二十多天。《红色的种子》是根据锡剧改编的，能演唱半个月。还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

第6版()专栏： 修路（木刻）　　　王继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