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南方大多数地区早稻增产社员积极交售新粮　　全国早稻征购计划超额完成　　湖北新棉收购量已比去年同期多五倍品级普遍提高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全国早稻征购计划已经超额完成。据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江苏等九个主要早稻产区统计，目前征购入库的早稻已达到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一零九点二，有些地区入库的早稻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粮食质量一般良好。浙江省征购的早稻谷粒饱满，稗子少，每百斤稻谷可以比往年多出一、二斤大米。 今年南方大多数地区早稻增产。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江西的鄱阳湖滨平原，湖南的洞庭湖滨平原等早稻集中地区，今年的早稻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在早稻育秧、插秧季节，遇到严重的干旱，但是这些地区的群众，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依靠国家帮助兴建的水利工程，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有些地区还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各早稻产区的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很高，各地早稻入库进度快，质量好。浙江省早在八月十一日就完成了早稻征购任务；战胜了旱灾的广东、福建两省也按计划或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安徽省有不少生产队交售的早中稻就完成了全年的粮食交售计划。 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同时，早稻增产地区各生产队的留粮水平普遍提高，除社员口粮、饲料粮等有所增加以外，不少公社还积存了一些储备粮。国家对一些因灾减产的生产队也酌情减少或减免了他们的征购任务。 新华社武汉二十四日电湖北省棉花收购已进入旺季。目前，在集中产棉县的收购站门前，每天天不亮就有社员前来出售棉花。到九月十九日，全省已收购的新棉，相当于去年同期的六倍多。这些新棉正源源运往武汉和河北省，供纺织工厂使用。 湖北省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许多，棉田管理精细，棉花长得很好。现在有些地区每亩棉田已收摘籽棉一百斤，但棉棵上还是棉桃累累。许多集中产棉区的棉农说，今年棉花长得这样好，是国家支援的结果。现在北方有些棉区遭了水灾，我们应该多卖棉、卖好棉，支援国家建设。从八月下旬新棉登场以来，各产棉区的公社生产队都及时组织社员趁晴天及时采摘、及时交售。 各地社员在交售新棉的时候，做到了分收、分晒、分藏、分轧、分售，提高了交售棉花的质量。天门县小庙区青华公社许多生产队交售的棉花都是经过生产队、公社反复检验过才送到国家收购站。据有关部门的干部谈，今年全省各地收购的棉花品级普遍比去年提高一级。江陵县熊河区出售的棉花品级比去年提高一级，每担籽棉多收入七元以上。有些出售皮棉的生产队，还加强了籽棉加工工作。今年全省各产棉县人民公社添置的新轧花机近二千台。天门、沔阳、汉川、新洲等集中产棉县的许多生产队在添置新轧花机以后，把加工人员分成三班，日夜不停机，轧制皮棉卖给国家。

第1版()专栏：　　人民公社在国家大力支援下战胜自然灾害　　全国主要烤烟产区烟叶增产　　社员向国家交售的新烟叶已超过全年总任务三分之一 据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生产卷烟原料烤烟的各主要产区，今年所种的烟叶获得增产。 目前，河南、山东、安徽、云南、贵州、辽宁、吉林七大烤烟产区，正进入新烟收烤盛期。在辽阔茂盛的烟田里，社员们忙碌地采摘新叶；数以千计的炕房，也都日夜熏制叶片。烤烟产区的广大社员在丰收的鼓舞下，正积极向国家交售新烟叶，到九月十五日的统计，已收购的新烟叶占全年总任务的三分之一以上，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两倍，分散烤烟产区浙江、福建、湖北、广西、四川等地，九月上旬出售给国家的烟叶已完成任务的百分之二百。 全国种烟面积超过了国家的计划，目前预计烟叶将比去年有较多的增产。山东省昌潍专区今年种烟比去年多，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根据最近收摘的情况看，全区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可达到一百六十斤，比去年增产一倍以上。河南省许昌专区今年种烟也比去年多，烤烟总产量预计比去年增产一成多。云南省的烤烟预计可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五。贵州省的烤烟采收烤制已达一半左右，已采烟叶产量大大地超过了去年同期。安徽省淮北地区的早烟，收成也比去年高一、二成。 今年二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十五个省五十个重点产烟县代表会议以后，全国各产烟区对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烟叶增产计划都非常重视，烟区社、队不仅种得多而且种得好。河南省许昌专区今年烟田面积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五十，质量好、产量高的早烟就种了四十多万亩。贵州省种烟最多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遵义专区，种烟面积都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今年全国大多数烟区在烟叶生长时期，都先后遇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但是烟区人民公社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抗灾能力有了增强，烟叶生产仍然较好。贵州省今年移栽烟苗时，连续遭到干旱、雹灾和涝灾的侵袭，各地公社生产队经过二、三次补育烟苗，做到适时移栽、苗全苗壮。云南省今年烟叶增产也是在战胜了严重干旱以后获得的，移栽面积还比去年扩大近三万亩，这个省的玉溪烟区获得丰收。河南省许昌专区百分之七十的烟田被淹后，广大社员及时排水，增施国家支援的化肥、饼肥，挽救了不少烟苗。

第1版()专栏：　　艾地同志等在广州参观革命史迹　　广州举行晚会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新华社广州二十四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同志和由他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今天下午参观了广州的革命史迹。 艾地同志、苏蒂斯曼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陪同下，参观了毛泽东主席早年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并向烈士陵墓献了花圈，在花圈的红带上写着：“广州起义烈士们的英雄气概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不朽的榜样。” 艾地同志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里遇到一群少先队员。他招呼少先队员们同他一起合影留念。少先队员们热情地向他问好，艾地同志用中国话回答说：“你们好！”“少先队万岁！” 广州市今天举行文艺晚会热烈欢迎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艾地同志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陈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广州驻军首长文年生中将、刘兴元中将等陪同，观看了广东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晚会结束时，艾地同志和苏蒂斯曼同志等上台同演员们热烈握手。

第1版()专栏：　　金日成首相回拜刘少奇主席　　金日成首相陪同刘主席参观“工农业展览馆”　　刘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观看中国舞剧 新华社平壤二十四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今天上午在平壤宾馆回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 陪同金日成首相回拜的有：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朴容国、外务省仪礼局局长朴麟根、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 回拜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林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叶剑英元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曹克强，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 回拜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平壤二十四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陪同下，今天上午在平壤参观了“工农业展览馆”。 上午十时，刘少奇主席、金日成首相来到展览馆时，朝鲜内阁各部门负责人和展览馆全体人员，在门口列队迎接，并且热烈鼓掌，欢迎刘少奇主席。 刘少奇主席一行首先参观了重工业馆。里面的展品有各种精密机床，大型选矿厂模型，转炉和轧钢机模型，各种发电厂模型以及各种钢材、滚珠轴承等。 刘少奇主席仔细地观看了大型掘土机、七十五马力的拖拉机、二十二万伏特的特高压变压器、载重汽车和其他农业机械等。这些产品都是朝鲜人民以自力更生精神和千里马气势创制出来的。 接着，刘少奇主席一行进入农业馆，馆内陈列着各种农作物，水果、蚕茧、亚麻、人参以及全国水利灌溉模型。 在轻工业馆，刘少奇主席一行参观了朝鲜中央所属轻工业工厂和地方工厂生产的各种产品。里面有各种丝绸和布匹，食品，家庭用具，药材，教学器具以及手工艺品等。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的林枫、叶剑英、伍修权、姬鹏飞、万里等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今天都参观了“工农业展览馆”。 今天陪同刘少奇主席参观展览馆的还有：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郑凤珪。陪同的还有朝鲜内阁各部门负责人：机械工业委员会委员长玄武光，农业委员会委员长金万金，高等教育相金宗恒，保健相崔昌锡，交通相金会一，水产相姜渐求，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委员长许锡瑄，金属化学工业省第一副相金阳律，轻工业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金元彬，外务省副相金永南，电气煤炭工业省副相金文河，机械工业委员会副委员长金炳秀，林业省副相高容大，递信省副相全德七，内阁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德俊，内阁出版总局副局长崔水练，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黄凤九等。 新华社平壤二十四日电　刘少奇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今天晚间在平壤大剧场观看了正在朝鲜进行访问的中国上海舞剧团演出的舞剧《小刀会》。 观看演出的还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金一、朴金喆、金昌满、李孝淳、洪命熹、朴正爱、李周渊、金翊善、河仰天、韩相斗、郑准泽，外务相朴成哲，文化相朴雄杰，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平壤各界人士等。 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的林枫、叶剑英等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郝德青也观看了演出。 演出结束后，在全场两千多人的热烈掌声中，刘少奇主席同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等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附图片）　　右图：金日成首相和刘少奇主席亲切交谈。 朝鲜中央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1版()专栏：社论　　加强阶级教育　提高商业队伍 我国国民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全面好转。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给社会主义商业部门带来更为繁重的任务。为了把这个日益繁重的任务很好地担当起来，我们必须进行艰苦的努力，逐步提高社会主义商业队伍，逐步培养和壮大这支又红又专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商业队伍。 我们社会主义商业部门的绝大多数职工的政治热情是饱满的。十几年来，他们勤勤恳恳忘我地劳动，为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不少的先进分子已经成为商业队伍中的骨干力量。由于党对商业工作的重视和关怀，近一两年来，各地陆续从其它生产建设岗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和职工参加商业工作。一部分青年学生作为新鲜血液，也补充到商业部门里来。这就使商业队伍有了很大的加强，商业队伍的成分同解放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业队伍中，朝气蓬勃、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一代，正在迅速成长起来。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提高商业队伍的条件是具备的。尽管如此，要提高商业队伍，仍然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这是因为，商业队伍的成员来自各方，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觉悟、业务能力也是参差不齐的。还应当看到的是，绝大部分参加商业工作不久的青年职工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还很少或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受到锻炼，就是较老的职工也需要继续提高阶级觉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去教育他们，这些人就不能在各种工作和实际斗争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也不能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因此，在加强阶级教育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最近一个时期，许多地方的基层商店开展了阶级教育运动，这些地方采用报告会、展览会、讲课以及其它形式，向职工进行阶级教育，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今天本报第二版发表的上海市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组织职工通过新旧社会回忆对比、大讲商店史进行自我教育，提供了一个在基层商店中进行阶级教育的好形式。这个商店的经验说明了，通过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不仅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当中、在厂矿企业的职工当中十分必要，在商业职工当中同样十分必要。从这个商店职工对旧社会的辛酸回忆里可以看到，在旧社会的商店里，资本家是怎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店员、学徒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从来不顾工人死活，他们挖空心思压榨店员和学徒，不惜采用各种恶劣的手段让店员、学徒为他们“卖命”，他们设立各种侮辱人身的“店规”折磨店员、学徒。店员、学徒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拼命为资本家干活，到头来许多人仍然难以摆脱失业、穷困的悲惨命运。这个商店职工回忆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活的店员职工的苦难史。这样的苦难史，在旧社会何止千个万个。今天重新回忆这些苦难史，把资产阶级压迫剥削职工的丑恶行为具体地揭露出来，这对于教育全体商业职工，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因为，人们如果不知道或忘记了过去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就不懂得今天的幸福，不懂得今天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不和过去对比，就体会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不会自觉地用更大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去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也就不懂得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并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只有不忘过去，我们身上才能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组织职工以叙家常讲故事的形式大讲商店史，大讲自己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的亲身经历，听起来非常亲切感人，这种生动活泼的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的方法，比起讲课、作报告更广泛得多，更容易做到，也往往更生动、更深刻。通过回忆对比和分析总结，使广大职工交流了阶级感情，并且促进他们把个人、家庭的命运同阶级的命运、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使青年职工受到了一次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深刻的阶级教育，也使老职工重新受到了一次阶级教育。运用这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阶级教育，对所有商业职工都有普遍的意义。 当然，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还只是对职工进行阶级教育的起点。我们必须进一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去武装他们。我们许多职工虽然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许多老职工也经历过阶级斗争的锻炼，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和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式也改变了。在新的形势下，怎样透过各种复杂的外部现象，看到阶级斗争的本质，对于许多职工来说，还是一个需要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阶级教育，提高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增长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扩大他们的政治视界，使他们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商业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从来就是同资本主义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要让他们了解，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只要有可乘之机，这些势力就要冲击社会主义商业的阵地。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看不见这些斗争着的现象，工作上就可能迷失方向。因此，每个商业部门的职工都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站稳立场，去同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投机倒把的行为进行斗争，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同商业部门内部破坏国家经济政策、贪污盗窃和破坏国家财产的活动进行斗争，从而在斗争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商业阵地，使每个职工的阶级立场受到锻炼和考验。 要提高商业队伍，还必须通过阶级教育，促进商业部门职工自觉地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几千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由于剥削阶级统治的结果，在思想意识、社会道德、生活习惯方面给劳动人民带来某些不良的影响。我们要取得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就不但要和剥削阶级进行严重的斗争，而且要和剥削阶级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代表着剥削阶级的旧的习惯势力残余，总是企图用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我们的队伍，跟我们争夺青年一代。这种斗争也不能不反映到商业队伍中来。许多青年职工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就比较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种影响在他们身上经常以个人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有的人工作上嫌脏怕累，有的人斤斤计较待遇，有的人认为商业工作“低人一等”、“没有出息”而不安心工作，也有少数的人甚至贪图安逸、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思想倾向。应当通过阶级教育，启发广大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认真分析和批判这些错误的思想。如果听任这些错误思想发展下去，有些人就必然要走入歧途。 怎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商业职工自觉地提高阶级觉悟，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呢？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有计划地、经常地组织职工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在实际斗争中，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立场，发扬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风格的事例是很多的。无产阶级战士雷锋同志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们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当作战斗的武器，当作工作的指针，当作思想的“钥匙”，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改造自己的思想，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因而，他们能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明辨方向，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并且始终保持了革命的斗志和蓬勃的革命朝气。所有商业部门职工都要经常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牢固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和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把社会主义商业队伍大大提高一步，把社会主义商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第2版()专栏：　　布店里的苦辣酸甜　　——记上海市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组织老店员讲店史的活动　　王祖樾　叶世涛 上海市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党支部，组织老店员回忆商店史，以活的教材向职工进行阶级教育，对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起了显著的作用。 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商店管理九家绸布商店，其中八家是在解放以前开设的，有些已有二三十年历史。在一百三十一个职工中，老店员占了半数以上，还有些是近两年中吸收的青年艺徒。这几年来，部分职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过去的苦日子逐渐淡忘；青年艺徒都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了解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怎样从根本上帮助职工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在今年五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期，党支部根据店里老店员多、熟悉商店历史的特点，通过讨论会、座谈会等形式，组织老店员进行讲店史的活动。在一个多月里，先后有六十三名老店员讲了店史。 商店职工的一部苦难史 这些商店解放以前的历史，是一部职工的苦难史。老店员们愤怒地诉说了当年受老板残酷剥削、压迫的种种事实。那时店员进店先要交铺保，还要写下一份服从“店规”，像“卖身契”一样的保证书。店规少的几十条，多的一百多条。其中有：“不准看书看报”、“不准三五成群高谈阔论”、“不准回家过夜”、“衣物携出要检查”……职工被束缚得没有一点自由。商店早晨六七点钟开门，晚上老板看到街上人少才叫打烊，店员一天至少干十四五小时，又没有休息天。因此，布店职工是“卖青春”，一般年过四十就顶不住了。在春裕绸布店耽了二十多年的樊家祥说：“绸布业职工过去有两种职业病，一种是劳累过度生肺病，一种是从早到晚站柜台生脚肿病。生了病怕停生意不敢讲，只好偷偷吃点药硬挺。我从一九三五年进店到解放，亲眼看到十二个同事贫病交迫而死。”职工这样为资本家“卖命”，职业还无保障。许多老店员激动地谈到，当年店员是“包袱”当“枕头”，每逢端午、中秋、春节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停生意。老店员朱德兴气愤地说：“一年春节我没有赶上拜财神，就被老板开除了。”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店员的工资很少，加上物价飞涨，一般都无法养家，有些人辛勤劳动一年，连回乡的路费也积不起来。资本家呢？春裕绸布店的职工给老板算了一笔剥削账：一九二三年老板同别人合伙在弄堂口开了一家小店，雇了四个职工，资本只有六百多匹布。三年不到就变成了五开间门面的大店，最发达的时候，有四十多个职工，十三万多匹布的资本。一九四○年以后还陆续在宁波、温州等地开设分店。老板住洋房，买汽车，讨小老婆，花天酒地。有一次他买进一只钻戒，就花去一千二百匹“龙头细布”，相当于全店三十个职工两年半的工资。 “三年徒弟，三年奴隶”。老店员们回想当年做学徒时的情景，满腹辛酸。他们说，旧社会当学徒更是苦上加苦。一进店就要剃光头，三年不能回家，起在别人前头，睡在别人后头。从早到晚，烧饭、买菜、抱小囡、送货，尽做些杂务，还要替老板倒便壶，为“小开”洗尿布，根本谈不上学本领。天宝祥绸布店老店员刘思明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小时候当学徒，挨骂挨打是家常便饭。老板用皮带打不过瘾，竟用一根两尺多长的木棍打，棍上写着‘打死人不抵命’。”刘思明越谈越激动。他指指头上的伤疤继续说，有一天，老板要他把七匹羽纱一次背上楼，他人小，楼梯陡，东西又重，背到半楼梯，连人带布滚下来，跌得头破血流。老板非但不替他看病，没等伤好就逼着干活。 许多老店员还谈到，在旧社会当个店员，不仅被资本家压迫，还受到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官僚、军警、地痞流氓以及“阔太太”们的侮辱。有些“阔太太”故意摆阔气，买的布很少，也叫店员送。她坐着黄包车前面跑，店员挟着布后面跟，送到“公馆”还不让进门取钱。被提拔为中心店副经理的老店员胡斌追述自己的遭遇时说：“我在恒源祥布店当店员时，一天来了个国民党伤兵，选了一条上等丝绸被面，不付钱就想走。我心里很急，硬着头皮陪着笑脸向他收钱，岂知这个伤兵眼珠一转，骂道‘老子还要付钱！’扬长而去。我追出店门，他不问情由就是啪、啪两个耳光。事后老板反怪我闯了祸，这条被面的钱要我赔，我将近半个月的工作白做，苦水只好往肚里咽……。”说到自己受日本鬼子、反动派欺压时，胡斌热泪盈眶，有些听的人也跟着流了泪。 昔日做牛做马　今日扬眉吐气 老店员们回忆了过去，自然地谈到了解放以后的种种变化。这十多年来，商店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公私合营之后，企业性质根本改变，成了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阵地。职工们兴奋地说：“旧社会里我们低声下气，做牛做马；今天扬眉吐气，成了国家、商店的主人。”这几年来，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有三十九个职工被提拔为中心店经理、基层店经理等，有的还当选为人民代表、人民陪审员，参与管理国家大事。还有七个职工获得了市、区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在顾客和营业员的关系上，老店员们也体会很深：“现在顾客都叫我们‘同志’，再也听不到什么侮辱我们的称呼了。服务得好就受到顾客表扬，工作上有缺点，顾客提出的批评也是善意的。”大家还畅谈了解放以后生活上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职业有保障，生了病享受劳保，年老退休以后还有养老金。春裕绸布店职工举出本店两个老年店员，在两个时代的两种不同命运：一个叫樊锡林，解放前老板起初看他年轻能干、模样好，用高薪把他从别的店挖过来；一到五十岁，就冷言冷语奚落他。有一年，樊锡林生病，老板借口把他踢掉。后来樊锡林在乡下病死，他儿子到上海借钱买棺材，老板一毛不拔。另一个叫周金华，今年六十岁退休，商店特地开了欢送会，送他高高兴兴回乡，每月还发给养老金。老周来信说，在家里生活过得很愉快。这样新旧一对比，职工们分外感到今日甜。 在老店员讲店史、忆苦思甜的基础上，党支部又引导大家由浅入深挖苦根、找甜源，同时组织职工参观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有些职工起初只是恨自己店里的老板，恨曾经侮辱自己的那些地痞流氓、“阔太太”，看到展览会上工人、农民解放以前的血泪史，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不分行业、地区都受苦，这是整个阶级的苦，这条苦根就在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有些人过去认为自己店里的老板比较和气，逢年过节给职工办酒席、分“花红”，现在也心明眼亮，原来老板给这些小恩小惠就是要自己死心塌地为他卖命，进行更多的剥削，归根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恒丰裕绸布店职工方元龙说：“我爷是棉布店员，我也当店员，过去总以为是命中注定，自己命不好只好受苦，现在我弄清楚了，这是受阶级压迫的苦。解放以后生活越过越好，就是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大敌人。” 忆苦思甜　工作越干越有劲 老店员回忆商店史，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现在，职工中谈阶级斗争，比艰苦朴素的多了；谈吃谈喝，比花钱比阔气的少了。同时通过教育，提高了职工们的阶级觉悟和工作的积极性。许多老职工说：“想想过去的苦，更觉今日甜，工作就越干越有劲。”新公茂绸布店老店员赵铭新，原来留恋过去老板的小恩小惠，工作疲疲沓沓，现在他认清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工作时好像换了一个人。顾客上门不仅热情接待，还拿出自己几十年的业务经验，主动为顾客精打细算，量体派料，介绍各种绸布的保养知识，得到很多顾客的好评。恒丰裕绸布店最近修理招牌，职工们认为当家就得拿出当家的样子来，他们自己动手铲除旧漆，为企业节省了五十多元。青年艺徒纷纷表示：“知道当年学艺苦，生在福中才知福，一定记住老一辈过去的悲惨生活，当社会主义商业可靠的接班人。”有些人主动学习《毛泽东选集》；有些人要求参加共青团。过去乱花钱的青年，现在有钱存入银行。艺徒钻研业务的劲头也普遍提高。许多人提早上班，练习量布、卷布、打算盘，有空就向老师傅讨教各种衣服的用料尺寸和商品知识。他们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可以多做些事情，遇到店里大扫除、整理商品时总是干在前头。 店史教育也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在回忆对比中，干部和群众一起忆苦，一起思甜，相互受到了教育。中心店副经理、共产党员胡斌，听了许多职工的悲惨经历，很受感动。他也是旧社会棉布店的店员出身，同样受苦受难，这几年当了干部，浮在上面，同群众逐渐疏远了。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以后，他自觉地检查了缺点，经常下店站柜台和群众一起劳动，而且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群众。新公茂绸布店经理、共产党员马振文，原来对店里比较落后的职工批评多，帮助少，最近主动去找他们进行了自我批评。职工们通过回忆对比，认识到今天的经理同自己是同志式的关系，与当年资本家完全不同，特别是看到马振文态度转变，更受感动，有些职工把自己对领导的心里话讲出来，彼此关系更加融洽。职工之间也相互关怀、相互帮助。商店里出现了一种阶级友爱、紧密团结的新风气。 目前，提篮桥纺织品中心店党支部在总结前一阶段老店员回忆店史的基础上，正组织他们进一步回忆，再讲、再教育；并准备把店史整理出来，作为今后向职工经常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

第2版()专栏：　　克拉玛依又一批新油井投入生产　 兰州炼油厂制成六种高级新产品 新华社克拉玛依二十四日电　到目前为止，克拉玛依油田今年又有一批新油井建成投入生产。 克拉玛依油田上的一排排钻井井架，目前正在继续从油区中心向四方伸去。新近完成钻井任务的巨型井架，由十几台拖拉机牵引着搬往新的钻井井位。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是我国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开发的新油田。经过最近几年的建设，现在这里已经有大量油井同时为国家生产原油。炼油厂、供油田用的引水工程和几条长距离的输油管线，也建设起来了。四通八达的油田公路、输电网和电讯联络网，已经把分散在广大油区的采油厂、钻井队、炼油厂联成了一个整体。 为了进一步扩大原油生产和增加原油品种，今年这里又开始了新的基本建设工作。目前这里有十五项工程在施工。这些工程包括油区调整、大型火力发电站、高压输电网和炼油厂扩建等。 新华社兰州二十四日电　兰州炼油厂最近又试制成功六种高级石油新产品。现在，这个炼油厂生产的石油产品的品种，已经超出原设计规定的几倍。 与此同时，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目前这个厂所达到的原油处理量和收率，都已超过原设计水平。 这座在四年前投入生产的现代化大型炼油厂，现在已经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工厂里出现了一些原设计所没有的新装置，这些装置都是炼油厂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它们保证了石油新产品的大幅度增加。 新产品的大批出现，同时也是炼油厂职工生产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的标志。这个厂的职工经过几年的顽强学习和生产实践的锻炼，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石油炼制技术。许多几年之前进厂的青年工人，现在也成为现代化设备的熟练操作者了。 为适应国家多方面对于石油产品的需要，目前这个厂仍然在继续进行必要的基本建设工作。 本社记者最近访问这个工厂的时候看到，厂里好多地方又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这里有大批工人正在建设新的厂房，还有一批工人正在安装新设备。这些新的基本建设工程完工以后，兰州炼油厂将为国家生产更多更好的石油产品。

第2版()专栏：　　我国塑料工业发展迅速　　一些过去依靠进口的塑料现在已能生产，有的已基本自给。今年前八个月，许多日用塑料制品，比去年同期又有增长。在机械、化工、建筑、交通等企业里，也有用塑料作的轴承、轴瓦和无声齿轮等。有些省的农村开始出现很多用塑料制成的龙骨水车等。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今年以来，我国大中城市里居民，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件国产的塑料日用品，如雨衣、台布、窗帘、雨鞋、凉鞋、书包、手提包、钱包、纽扣、别针、圆珠笔、皂盒、梳子、碗、筷、汤匙、儿童玩具等等。 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些机器零件、绝缘材料和某些机件的结构材料等，是用塑料制成的。 这一情况表明，随着我国塑料工业的发展，塑料工业品已开始广泛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领域和生产领域。 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生产的雨衣等日用塑料制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塑料鞋和塑料鞋底，有三千七百多万双，比去年同期增产了百分之十七。以生产各种塑料制品的原料计算，今年前八个月平均每两天生产的聚氯乙烯树脂，比一九五七年全年产量还多；其他如酚醛塑料、硝酸纤维、聚苯乙烯、有机玻璃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在塑料制品中，许多过去不生产或不能生产的日用品，像用聚氯乙烯抽丝织成的蚊帐、窗纱，用聚乙烯作的火柴盒、打火机，微孔泡沫塑料的拖鞋，轻巧灵便的凉鞋，可以随意折叠的塑料气枕，以及用硬聚氯乙烯制成的座钟、热水瓶等的外壳、台灯灯罩，和各种隔板、垫板等等，都已经在市场上大量出售。 据上海市统计，今年以来这个市供应全国的日用塑料制品，已有三千多种。上海化工研究所最近还试制成功了一种保暖性能特别强的聚氨基泡沫塑料。用它来做冬衣、被褥等的衬里，不会发霉生虫。重量只有羊毛的五分之一，异常柔软轻巧。 在机械、化工、建筑、交通等企业里，也有用塑料作的轴承、轴瓦、无声齿轮、方向盘，以及各种管道、阀门、防腐和绝缘材料等。上海、沈阳等地的电机工业，近来制成了一些用国产的有机硅漆和环氧树脂做绝缘材料的新型的电机。这些电机性能比普通电机高，体积和重量只有普通电机的四分之一。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和上海染料厂等的化工厂中，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用塑料制成的管道、水泵和化学反应塔等。这些设备的特点是不怕化学腐蚀，所以要比钢铁制成的设备耐用得多。目前正在京沈、京津铁路上试行的轻型客车和双层客车车厢里，用的轻巧而色彩柔和的塑料隔板、茶几、座垫和闸瓦等零件，都是国内塑料厂制造的。 在江苏、浙江等省的农村里，最近出现了很多用塑料叶板制成的龙骨水车，这是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塑料厂为支援农业而试制的一种新产品。由于它耐磨而又不会腐烂，使用寿命比木板延长几十倍。大连第一、第二两个塑料厂为渔业生产试制的一些渔网、渔标和养殖海带的塑料绳索，现在也已在许多渔场使用。 塑料是近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一种有机合成材料，一般都具有轻巧、耐磨、不怕酸碱、良好的绝缘性、弹性、坚韧性等优点，在世界各国发展都很快。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产的塑料产品除了极少数电木粉（酚醛塑料）和赛璐珞（硝酸纤维）的制品外，其余都要从国外进口或用进口原料制成。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一工业才有了发展。目前全国只是生产用途最为广泛的聚氯乙烯树脂的工厂，就已经有八个。其他一些过去全部依靠进口的塑料，如聚乙烯、聚苯乙烯、有机玻璃、有机硅、环氧树脂，以及可以抽丝织布做成各种防腐绝缘材料或粘合剂的过氯乙烯树脂、饱和和不饱和的聚脂等等，现在都已经能够生产，有的已经基本自给。 塑料工业的发展，使塑料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不断下降。（附图片）　　最近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举办一个塑料制品展览会，展出塑料日用品六百多种，供顾客参观选购。 新华社记者　黄景达摄

第2版()专栏：　　急病人所急　痛病人所痛　　各地医护人员认真学习断手再植成功榜样改进工作苦练基本功 据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的先进事迹，已经被当作我国医务工作者又红又专的一个新的范例，在全国各地医疗护理人员中掀起广泛的学习热潮。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北京、天津、太原、西安、成都、武汉、广州、沈阳、济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医疗护理人员纷纷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不少地方的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卫生部门负责人在会上做了报告，卫生部门的代表还介绍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的情况和经验。各地医疗护理人员把上海的同行们在这次手术中表现出的先进思想和风格当做巨大的鼓舞力量，一面学习，一面积极提高医疗工作的质量。 在上海，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连续举办三次学术报告会，请主持这次手术的青年医师陈中伟、钱允庆介绍手术过程和经验。上海不少医院的医疗护理人员经过学习和讨论，提出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的响亮口号。他们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把学习先进同改进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久以前，上海虹口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在“保住这只手”的思想鼓舞下，打破惯例，耐心地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抢救，使得一位工人被严重压伤的五根手指免于全部截除。上海许多医院的药房、化验、放射等辅助科室的人员，也把第六人民医院各科室在断手再植手术中团结协作的先进事例作为榜样。 最近一个时期，这种全心全意为病人的事例在其他城市也不断涌现。以创伤骨科为主的北京市积水潭医院通过改善急诊室设备、急诊室人员合理分工和加强有关科室的协作关系等环节，进一步改进了创伤急诊工作。这个医院的放射科按照急诊需要，把X线透视机安置在处理休克病人的诊疗室里，连输血加压器、吸引器、氧气瓶等的开关也都事先和电门接好。不久以前他们接收了一位患下肢多发性骨折已经休克的病人，入院后仅仅十五分钟就做好了全身检查和输血等急救工作，并且立即进行手术，使病情得以较快地好转。 在广州，许多医护人员也表现了忘我的救死扶伤精神。不久以前的一个晚上，广东省人民医院外科医生正在紧张地护理三位刚作过心脏手术的重病人，急诊室里又来了一位脑震荡病人和三位大面积烫伤病人。外科立即紧急动员，组成四个小组分别抢救。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整天工作，晚间还通宵看护病人。经过救护，这些危重病人全部脱离危险。在成都，几十个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每周用四个到六个小时，学习断手再植的先进思想和经验，许多医院还开展了消灭差错和事故的活动。在沈阳，市立第三医院的一位医生在一位骨折病人出院后还经常到他家里访视，直到病人完全好了为止。这位医生还退回了病人赠给他的礼品，并且对病人说：你应当感谢党和政府，我只不过尽了自己的责任。 许多医务人员在学习中还纷纷修订自己的业务进修计划，并且提出，要用上海同行全心全意为病人的精神去苦练基本功。在这方面，各地医院特别注意帮助在第一线工作的青年医生和护士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妇产科编写了业务讲话材料，定期由科主任和主治医师向青年医生讲授专业知识和基本操作技术。武汉市许多有经验的护理人员为了在工作中达到严肃、严格和严密的科学要求，最近又认真地重新学习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术。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医务部门还积极开展了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广州市红十字医院医师已经建成一个新的实验室，准备进行动物断肢再植的试验。 经过这次学习，各地医疗部门还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医疗工作制度，多方面地改进了医院管理工作。武汉市许多医护人员在学习过程中，提出要做到“同劳动人民心贴心”。武汉市第三医院修改和健全了一些医疗制度，简化了就医手续，药房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增设了一个发药窗口，减少了病人取药的时间。沈阳市立第四医院外科改进手术室消毒工作以后，手术后化脓的现象比过去大大减少了。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主持断手再植手术的陈中伟、钱允庆等医生，把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和高度评价当做新的鞭策，他们精益求精，正在继续探索提高小血管吻合术水平的途径。最近陈中伟和其他一些医师新试制成功一套效率更高的多种口径合金套管，并且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四种小血管吻合术的新实验。他们表示，断手再植成功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定要谦虚谨慎，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永不停息地前进。

第2版()专栏：　　美国军用飞机侵入我江苏省上空　　我提出第二百六十次严重警告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九月二十三日二十一时十八分至二十一时二十七分，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侵入我江苏省盐城以东地区领空。对于美国军用飞机的这种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二百六十次严重警告。

第2版()专栏：　　郭沫若院长接见克里斯琴森教授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天下午接见了应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世界科协北京中心邀请来中国进行访问、讲学，并参加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第一次科学讨论会筹备会议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悉尼大学教授克里斯琴森。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吴有训、秘书长杜润生，北京天文台筹备处主任程茂兰，天文学家王绶琯等。

第2版()专栏：　　应邀来我国参加科学讨论会筹备会　　十二位外国科学家抵京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日本、加纳、几内亚、墨西哥、蒙古、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的十一位科学家今天到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的邀请来我国参加一九六四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议的。 这批外宾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井上清，日本东京大学金属学教授原善四郎，加纳科学院研究员安波福，几内亚国家研究所所长巴尔德·谢古，墨西哥农业工程师何塞·路易斯·阿尔奈斯，蒙古代表团团长、蒙古科学院副院长达什扎木茨和团员、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秘书依希扎木茨，蒙古历史学副博士比拉，巴基斯坦化学家卡里穆拉博士，巴基斯坦核子物理学家艾哈迈德·侯赛因教授，索马里卫生部顾问哈桑·阿卜迪·奥巴卡尔。 分别前往机场和车站迎接的有我国科学家侯德榜、管大同、戴松恩、沈其震、刘大年、黄继武、夏鼐等。 在加纳、几内亚、蒙古、巴基斯坦科学家到达的时候，加纳、几内亚、蒙古、巴基斯坦大使馆人员也分别到机场和车站迎接。 应邀前来参加筹备会议的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也已在二十二日到达北京。

第2版()专栏：　　我电影工作者学习团去朝鲜访问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由导演郑君里率领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团一行七人，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赴朝鲜访问。

第2版()专栏：　　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到广州 新华社广州二十四日电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私人顾问、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应李先念副总理邀请来我国访问，二十三日乘火车到达广州。他的随行人员有柬埔寨国家银行秘书长张江凯、国家银行对外关系处处长孙本功和私人秘书谢西帕。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广州市副市长纪锦章、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代理行长吴慕奇等到车站热烈欢迎客人。专程从北京来广州迎接柬埔寨朋友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绍禹、外交部礼宾司专员韦永清也到车站欢迎。当晚，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设宴招待柬埔寨客人。

第2版()专栏：　　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部分成员到京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副团长横山茂和歌舞团部分团员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热烈欢迎的，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周而复、王元方、丁波、陆静和首都文艺界人士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其他日本朋友，以及早些时候到京的日本蕨座民族歌舞团团长原太郎和部分团员今天也到机场迎接。

第2版()专栏：　　廖承志宴请日本社会党代表团　　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昨离京回国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二十三日接见并宴请以山本幸一为首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席间，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参加接见和宴会的有赵安博、吴茂荪、谢南光、孙平化、萧向前、王晓云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以山本幸一为首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到机场欢送的有廖承志、胡愈之、赵安博、吴茂荪、谢南光、萧向前、王晓云等。在京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到机场欢送。

第2版()专栏：　　冈崎嘉平太等离京回国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应廖承志邀请前来我国商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第二年度贸易的日本代表团团长冈崎嘉平太，同行议员竹山祐太郎以及代表团部分团员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回国。 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廖承志、南汉宸、卢绪章、胡愈之、朱光、乐松生、赵安博、王晓云、刘希文、刘军、萧向前等前往机场欢送。一群女青年向日本朋友献了花。 在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日本友好商社的代表以及日本工业展览团的部分人员也前往机场送行。代表团同行议员松本俊一、古井喜实已于二十一日先行回国。

第2版()专栏：　　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启程来京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和夫人今天上午乘飞机从东京动身前来主持十月五日在北京举行的展览会的开幕仪式。

第2版()专栏：　　杨显东设宴招待日本客人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今晚设宴招待以野原正胜为首的日本亚细亚农业交流恳话会代表团。 出席作陪的有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金善宝、中国林学会理事长李相符、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副理事长陶鼎来、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李正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理事赵安博、王晓云等。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

第3版()专栏： 和平还是暴力？　　越南《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九期的文章 新华社河内二十一日电　越南《学习》杂志第九期发表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全文如下： 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如何把国家政权夺到工人阶级手里，如何使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这是每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战士首先要关心的问题。因此，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问题，是共产党人要研究和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往往是共产党人之间热烈争论的题目。钻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提出错误的和反动的论调，企图使革命脱出轨道；因为他们知道，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一旦接受他们的论调，接受由他们提出来的夺取政权的方式时，就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从而革命也就一定不能取得胜利。 以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就夺取政权的方式的问题放出烟幕，千方百计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原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大肆宣传和平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 暴力——新社会制度的产婆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以来，统治阶级就组织了国家机器，以便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用军队、警察、暗探、法庭、监狱等来对付被统治阶级。一方面，统治的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采用暴力来镇压被剥削阶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使用他们的“思想家”，散播和平主义思想并宣传“非暴力”学说，使被剥削者甘于忍受自己的命运，不采取暴力去反抗统治的剥削阶级。 那些时时刻刻采取暴力镇压劳动人民的人，却又在大声疾呼反对暴力。他们所反对和攻击的暴力，是被他们压迫、剥削的人用来抵抗他们的暴力。至于他们时刻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暴力，则被他们宣扬为他们给予劳动人民的恩惠。 那些吃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毒饵的人反对一切暴力。他们不区分各种暴力的阶级性。对他们来说，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暴力，和无产阶级为了自求解放而采取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暴力是一样的。列宁曾经认为：“只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不同的条件，就是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进行诡辩，自欺欺人。”（注一）对于和平主义者，一切暴力都是罪恶。面对由暴力所引起的死亡，他们只有呻吟和哀叹。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只看到暴力的丑恶一面，他们不知道，除了这一面以外，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暴力“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 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开口就是“和平”、“人道”，而不敢提到“暴力”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暴力是不能提到的忌讳。他们害怕暴力这两个字就像蚂蝗害怕石灰一样。事实是，他们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距今八十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哲学时写道：“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一种绝对的恶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是原始的犯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动怎样作为原始的犯罪玷污了全部的历史以迄于今，所有自然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的力量——暴力——可耻地歪曲了。至于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马克思所说的，还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至于暴力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武器——至于所有这些，我们没有听到杜林先生说过一个字。”（注二） 共产党人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是提倡“不暴力”学说的甘地的信徒。共产党人也不主张“为暴力而暴力”；共产党人不像反动分子经常诬蔑那样，是“好战”、“嗜杀”的人。共产党人只是摆出一个事实：暴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暴力是人剥削人的结果，暴力是统治的剥削集团用来维护和扩大其统治的一种手段。共产党人认为，被剥削、被统治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实行自我解放，并使人类社会按照历史规律发展。距今一百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道：“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注三）共产党人提出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暴力“迷”，而正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不掌握这个规律，就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和使人类社会发展。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是在旧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完全保留的情况下一般地替换政府中的人员、改变“内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保存主要用来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原有的警察、宪兵、军队和官僚机构等），而要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并以完全新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之一。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打碎在封建制度下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占有它，保持和充实它。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则打碎资本主义制度现成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秩序，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实行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激烈的斗争过程。工人阶级并不是简单地占有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把官僚、军阀的国家机器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自己手里，而是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工人阶级新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寄给库格曼的信中认为，这对欧洲大陆各国是必要的，至于那些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一八七○年至一八八○年间，由于那时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英、美各国的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未发展，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这是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事实。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当资本主义遍及所有各国和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当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在英国和美国出现时，在英国和美国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一九一七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写道，马克思的这种仅限于大陆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无论在英国或美国，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九一八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曾经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普遍规律：“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注四）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所谓“过渡时期可以和平实现，即通过民主方式的道路实现”的论调时明确地指出，这是企图对读者隐瞒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最根本的标志，企图以和平革命代替暴力革命的欺骗手段，“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注五） “放弃暴力革命”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空洞的词句——这就是改良主义者——从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特点。改良主义者主张逐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打碎其国家机器。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改革就是一切，至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则毫无意义。追随改良主义就意味着放弃革命。革命是一种变革，它摧毁旧秩序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慎重、缓慢、逐步地和破坏越少越好地重新建立旧的秩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则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的区别，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进化论逐渐进化成为社会主义。铁托集团还提倡什么“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改良主义者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一根汗毛，他们只乞求零碎的改革，而拒绝一切不合法的工作，企图使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工作遭到失败。 现代修正主义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修正主义一样，其实质是改良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大力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他们对通过“议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一事大加宣传。其实，在资产阶级议会制中的民主权利，正如马克思曾经揭露过的一样，这只是“每隔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权利。列宁说： “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为了愚弄‘老百姓’，专门从事空谈。”（注六）列宁曾经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叫做是狭隘的、被阉割的、虚伪的和骗人的民主制，是富人的天堂，是对被剥削者和穷苦人民的陷阱和虚伪的骗局。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宣传“议会道路”，他们在宣扬早已被列宁揭露无遗的资产阶级的 “虚伪的骗局”。 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愿地把国家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曾经指出，在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任何妄想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的作法，任何妄想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作法，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愚蠢行为，而且也是直接地欺骗工人，粉饰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和蒙蔽真相”，“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捣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捣毁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防止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阴谋，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俯首听命。”（注七） 各个共产党的根本原则，是承认并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过程，归根到底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前）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从罢工、游行示威、政治总罢工，以至最高的形式即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运动越高涨，统治的资产阶级就越疯狂地进行镇压，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和激烈。“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造成一个团结而强硬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日益极端的防卫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制定日益强有力的进攻手段。”（注八） 在反对统治的剥削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能不使用武器。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用武器的批评代替批评的武器”。因此，列宁也提到了建立无产阶级武器和解除资产阶级武器的必要性，不然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在《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中，列宁曾经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注九）因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都拥有武装。统治的资产阶级用武器来镇压工人阶级，这是事实。因而，工人阶级不得不用武器来推翻统治者，争取解放。列宁还说：“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注十） 列宁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要“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军事”，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妇女在本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时，列宁认为，妇女不能只是咒骂战争和要裁减军备，而要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他写道：“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扮演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无产者需要这门科学，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像当前的战争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注十一） 列宁批判“要求”“废除武装”的人说：“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赤手空拳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注十二）列宁也曾经批评普列汉诺夫的“用不着拿起武器”的主张。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说：“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注十三）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向广大群众宣传武装起义，他并把武装起义称为“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列宁把承认武装起义看成是革命者的一个原则问题：“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区别他们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区别他们。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去准备武装起义，谁就应该被我们毫不留情地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环境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注十四） 当然，共产党人对实行武装起义十分慎重，共产党人把武装起义看作是一种艺术，从来不加以玩弄。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共产党人只在时机成熟时，在充分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时才发动武装起义，而发动起义后就坚决进行到底。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 革命阶级必须拿起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用武器保卫它们的财产和特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本身的目的，而是一种自求解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共产党人并不主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使用武器。假如有一条可以减少死亡、流血以便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道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以和平办法废除私有制？恩格斯这样写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注十五） 工人阶级采用武装斗争方式或是和平的政治斗争方式，这并不决定于工人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首先使用武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程度。由于统治阶级不会自愿让出政权，因此工人要使用暴力来推翻它们。尽管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在某些国家里通过和平的道路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必须注意根据不同国家的体制、风俗和传统来制定夺取政权的适当的斗争方式。一八七二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群众大会上曾经说过，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断定说，工人阶级在所有国家都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夺取政权。马克思曾经认为，在那时的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 在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七月期间，曾经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二月革命已经用暴力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被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所粉碎。那时，列宁曾经说：“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只要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就会和平地交出政权。”（注十六）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政权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和人民手中握有武装。“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注十七）列宁认为，只有当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列宁还说，要是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这场国内战争将是极“残酷和流血的”。列宁曾经强调，“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列宁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是“最无痛苦的道路”，共产党人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但当和平道路不能实现的时候，列宁就毫不犹疑地号召群众走非和平的道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说：“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注十八） 这样，列宁在提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的同时，从没有忘记提到发生残酷和流血的内战的可能。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面对着新的情况，曾经断定：“目前政权转归苏维埃实际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注十九）他认为那时发生的事件“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注二十） 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在德国帝国主义吃败仗和奥匈帝国随之崩溃以后，也曾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当时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危机，表现得完全无能为力；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卡罗伊辞职了；左翼社会党人到牢里去找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贝拉·库恩，邀请他进行成立新政府的试探。在 《关于用无线电同贝拉·库恩通话的通报》中，列宁曾经说： “资产阶级自己把政权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表明，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民族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能管理国家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文章中，在谈到匈牙利那时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时，认为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在俄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列宁写道：“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列宁在谈到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平地夺取政权时，仍不忘向匈牙利工人提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必须用暴力来镇压反革命分子。他说：“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谁都知道，匈牙利工人阶级在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之后，仍要使用暴力来保卫政权，同时匈牙利反动派在国际反动派的援助下，使用暴力来使匈牙利苏维埃淹没于血泊之中。在谈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时，列宁说：“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注二十一）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在匈牙利工人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之前就被扑灭了，因此说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无稽之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一个时期，由于苏联红军消灭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粉碎了希特勒在东欧各国建立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因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这些政权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没有必要进行武装起义。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也属于这一革命转变的范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权采取了行政措施，同时结合群众示威游行，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制造内阁危机”和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引导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人企图以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来作为它们“和平过渡”论的论据。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阉割，因为它把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同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国法西斯、斯洛伐克地区人民一九四四年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一九四五年五月布拉格人民的武装总起义分割开来。进一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中，革命暴力的作用还体现于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采取坚决的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采取的行政措施而举行的武装示威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土崩瓦解。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的许多民族，今天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的民族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有的民族经历了各个武装斗争和和平政治斗争相互交替进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中，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的民族不经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政治独立。某些民族之所以能够和平地取得民族独立，是由于帝国主义日益衰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并在蓬勃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对各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每个民族已经觉醒，坚决起来争取自决权。帝国主义面临这种形势，被迫只能在下列两条道路中作出抉择： 第一，顽固地抗拒到底，最后被赶出各个殖民地，各个取得完全独立的殖民地民族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把政治上的独立出让给当地的资产阶级，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并借此使各个旧殖民地民族依然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 许多帝国主义“明智”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因此，一些旧殖民地民族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从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到取得完全的独立，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各民族还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些人用一些民族和平地取得独立来作为它们的“和平过渡”论的论据。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民族在取得独立之后，仍然是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此，不能说这些民族已经实现了“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迄今为止，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先例”。即使人们点了火把去搜寻，还是找不出这么一个“先例”。尽管这样，共产党人从没有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在某些阶段或某些国家中会出现。这种可能是极可贵和极罕有的。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在谈到这种可能性时曾经说：“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获得胜利，如果现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已由社会主义包围的形势所代替，那时某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时这些国家里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不利’的关系，也许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作严重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只是关于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注二十二）斯大林说这番话距今已四十年。四十年过去了，而斯大林所说的“遥远的将来”是否已经挪近一点了？ 今天，社会主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征服了千百万人的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并能够卓有成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革命的干涉；这是工人阶级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另方面，资本主义正在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帝国主义高度地军阀化和官僚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随时准备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条件下，不经过武装起义而要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来说，仍是极其罕有的。认为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目前成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的普遍可能性，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完全不作出充分的准备，来克服一切困难，来战胜剥削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这样就意味着无意或故意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使工人阶级对剥削阶级在决定性时刻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行动完全没有防备。 有的人认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出现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他们认为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关于夺取政权的方式必须有“新的考虑”。他们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而必须和平地夺取政权。因为暴力革命将导致内战。而星星之火可以蔓延成燎原的火焰，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会导致世界战争，而现时代的世界战争只能是毁灭性的核战争。因此，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唯一的道路，就是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他们提出的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就是“结构改革”论。 尽管核武器十分厉害，但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核武器只能改变某些军事战略和策略，却不能改变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星星之火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蔓延成燎原的火焰。在中国的内战，在朝鲜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都是暴力革命；这些革命是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认为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去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并且随时准备要用暴力来消灭革命的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暴力去夺取政权。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只能在剥削阶级没有拥有可靠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国家机器，或者是虽然拥有这个机器但是它已经丧失了使用这个机器来镇压革命的意志的时候才会出现。要使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就必须拥有得到严密地组织和领导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政治力量（群众的政治力量），也可能是武装力量，或者是政治力量与武装力量的结合。因此，要争取实现和平革命的道路——痛苦最少的道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积极准备用暴力去夺取政权。为了能够主动地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准备好力量，以便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在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出现的时候努力争取使它实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只有紧紧地拿起武器，才能争取使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我们的经验 我们党在刚成立的时候，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来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党还以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力在历史上 的作用的学说向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因此，党充分地给我们全党和全民进行思想武装，以便能够在激烈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为祖国争取独立和自由。 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我们党曾经进行了一场坚决反对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的斗争。长期以来，封建卖国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人民中间散播了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刚占领我国的时期，封建卖国分子潘清简就曾经进行失败主义思想的宣传，号 召人民“不要用武器去反抗敌人”。潘清简在临终前写给各级官吏和人民的信中说：“我仰首望天，聆听天道。我自言自语：你若欲以武器击倒敌人，愚蠢之极……”潘清简还号召“各文臣武将应折断枪矛，献出城池，不要战斗……” 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散播的失败主义思想和投降主义思想，使一部分爱国者受到影响。爱国士大夫潘珠桢也曾经号 召人民“不要暴动，暴动则亡”。 同潘珠桢的“不暴动”主张相反，以潘佩珠为首的其他一部分爱国志士认识到要用暴力来赶走侵略者以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性。然而，潘佩珠和他的同志们由于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走上了密谋暴动的道路，只依靠少数的英雄人物，而不会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原则运用到我 国的环境中来。我们党一方面反对失败主义思想、投降主义思想以及主张不暴动、不拿起武器的理论；另一方面还反对组织 “秘密社团”从事密谋的思想，反对暗杀个人的恐怖行动。与此同时，党还对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想，特别是对“红日”派的“和平革命”理论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注二十三）党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动员、组织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了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斗争。党教育群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用铁和血，用反革命暴力来统治我国人民，如果我国人民不用革命暴力去推翻它们，那么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党同时也教育群众：革命斗争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冒险，也不能放任自流。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武装起义的思想来武装我们全党和全民。党一成立，就把“打倒敌人的政府和为工农夺取政权”的任务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党在一九三○年的政治论纲中就指出：“党的任务是，必须在最初的时候以解决日常的需求来引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走上革命的战场。得到革命力量壮大，统治阶级动摇，各个中间阶级倾向革命，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决心奋斗牺牲的时候，党必须立即领导群众起来打倒敌人的政府，为工农夺取政权。”党的一九三○年政治论纲还指出了夺取政权的方式是武装起义：“武装暴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它不仅要根据直接的革命形势，而且还要按照兵法行事，因此必须加以注意。在直接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要进行炽烈的斗争，但是这个炽烈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组织盲目的暴动或者是过早地组织武装暴动，而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出来示威、游行、罢工等等，为他们日后参加武装暴动作好准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党特别强调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问题。党中央第七次会议（一九四○年十一月）的决议中曾经写明：“党必须准备负起领导印度支那各个被压迫民族进行武装暴动争取独立自由的神圣使命。”党中央第八次会议（一九四一年五月）也指出当时全党和全民的中心任务是准备起义。党中央第八次会议决议指出：“印度支那的革命将以武装起义结束。”决议提出了“必须时刻地准备好力量”的任务，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已有的力量，也能胜利地领导逐个地方的逐部分起义，以便为大规模的总起义开辟道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法西斯崩溃的时候，我们党及时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总起义，夺取了政权。越南的八月革命是一个暴力革命；它用暴力革命来摧毁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的新的国家机器。在八月革命中，暴力的表现在于使用了严密结合起来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八月革命是和平的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是人民群众的和平的政治斗争与发动局部游击战争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相结合的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结果。八月革命是全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直接的结果，主要是把专业武装力量与半专业武装力量（解放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等）的活动结合起来的结果。 越南八月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武装总起义，它首先在城市夺取政权然后才建立农村的政权。越南八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革命是一场长期的武装斗争，它首先在农村夺取政权，以农村来包围城市和最后解放城市。 我国的八月革命所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是由于我们党懂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精神，以马克思列宁的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来教育党员和人民。 在几十年来的长期和艰苦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党已经巧妙地把各种斗争形式——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在街道上的斗争与在议院里的斗争、武装斗争与和平的政治斗争等等结合起来。在一九三○——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高潮的时期，党曾经领导群众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政权已崩溃的地方（宜安、河静），党领导人民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革命低潮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撤退，建立秘密组织，准备迎接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中，我们党利用了由于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而带来的合法条件，发动了公开斗争的运动，成立了民主阵线，领导群众进行要求改善生活和要求实行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要求参加各个选举运动和在议院里斗争。从一九三九年年底，党又转入了地下；党利用了当时统治我国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潜伏的和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发动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同时，开始出现了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个时期是以运动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两种形式的巧妙结合的八月革命总起义而结束。在八月革命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党以进行政治斗争为主，以巩固人民政权，建设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建设武装力量，同时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侵略我国南方以及反对由国民党组织和指挥的干扰我国北方一些省份的土匪的武装斗争。从一九四六年年底起，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武装斗争。 从一九三○年我们党成立起到一九五四年抗战胜利、北方获得了解放和在半个国土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为止，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的革命斗争，其中有： ——十年政治斗争（一九三○——一九四○年）； ——六年边政治斗争边武装斗争（一九四○——一九四六年）； ——八年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年底到一九五四年年中）。 从一九五四年来，在我国北方，革命已经转向了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实现了把政权夺回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我国北方已经出现了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象。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在我国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革命暴力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革命暴力的作用体现于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了改造资产阶级所颁行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和工人群众所进行的从下而上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人民民主国家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使用暴力来镇压反革命分子。 由于有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暴力机器，我们才能够对资产阶级、富农阶级进行和平改造，才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国南方变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新型殖民地。美吴集团用反革命暴力统治我国南方。九年多以来，南方同胞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反对美吴集团的斗争。目前南方同胞的斗争仍然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南方同胞正在利用革命暴力来对抗美吴集团的反革命暴力，粉碎由美吴集团在南方建立的半封建、殖民地国家机器，以便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新的国家机器。 在头几年中，南方同胞进行了和平的政治斗争，要求改善生活，要求颁行民主权利，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统一国家。但是，美吴集团肆无忌惮地镇压和杀害南方同胞。从一九六二年起，美吴集团公开地进行了反对我国南方人民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我国南方同胞被迫拿起武器来反抗他们。目前在南方，我国同胞正在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来反对美吴集团，以争取独立、和平，进而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国家。 越南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长期和艰苦的斗争过程证明了，对于使用暴力来统治人民的剥削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使用暴力去打倒他们。当然，用暴力进行的革命要求人民群众必须经受得起艰苦和牺牲，但是它却可以早日消灭由于统治者对成百万人进行的残酷的压迫、剥削而造成的长期以来的痛苦和死亡现象。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武装总起义中，我们全国只有几十个人牺牲，相反的，由于日本和法国法西斯的统治的结果，仅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在我国北方就大约有二百万人饿死。历史证明各个剥削阶级的野蛮统治经常地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极其沉重的损失，不是由一场即使是炽烈到何等程度的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能比拟的。给人民带来最少痛苦的道路就是进行革命打倒敌人以自求解放的道路。 ×　×　× 人类社会是按照它的规律发展的。谁也不能够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指出社会发展的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要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个客观规律来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取得胜利，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出适合的斗争方式，以夺取政权。进行暴力革命还是进行和平革命呢？这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才有决定权。但是，不论是采用任何方式去夺取政权，革命胜利的必要的条件是必须拥有一个非常壮大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有充分的决心和使得人民群众有决心去打倒敌人，不怕牺牲和艰苦，随时准备粉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和解放自己。 注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六——二六七页。 注二：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一九○页。 注三：《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十一页和第八十四页。 注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九页。 注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二一页。 注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一○页。 注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六三页。 注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二页。 注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四——九十五页。 注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七页。 注十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九页。 注十二：《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八页。 注十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三页。 注十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六页。 注十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三六六页。　　注十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五十页。　　注十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页。　　注十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五页。　　注十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九页。　　注二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一页。　　注二十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二页。　　注二十二：《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十页。　　注二十三：“红日党”或称“和平革命共产党”、“越南二阁党”，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宜安省一些共产主义者 的组织。这个党主张进行和平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后才走向共产主义。 这个党由宜安省英山县都良乡一个名叫黄世善的挑衅分子创立。黄世善原是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会员，曾经在中国活动一个时期。一九二六年，黄世善回国并向英山知府投报。随后，宜安省总督召见黄世善，要他成立一个冒牌革命组织，以便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和调查革命干部到外国去的交通线。一九二九年，黄世善成立“红日党”，吸收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分裂的前青年革命同志会和新越党一批党员。一九三○年，黄世善当暗探的面目被揭露，并被开除出“红日党”。一九三一年，（印支）共产党宜安省党组织散发传单谴责“红日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四年，印度支那（共产党）驻暹援助部特派员巴若同志回国，同“红日党”联系，散发纪念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宜静苏维埃的传单。散发传单后，“红日党”的一些党员被捕，这个党的机关报——《文郎报》接着也解体。这一事件发生后，印支共产党宜安党组织派一些党员加入“红日党”进行活动，把犹疑分子排斥掉，把积极分子吸收进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举行的印支共产党宜安省党组织代表大会宣布把“红日党”并入印支共产党宜安党组织。从此“红日党”便不再存在。

第4版()专栏：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　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澳大利亚墨尔本共产党人集会通过重要决议　　揭露澳共领导人修正主义立场，提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问题　　指出三国条约是玩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　完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墨尔本消息：据九月出版的《先锋报》创刊号报道，最近退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和被澳共开除的共产党人最近在墨尔本市政厅举行集会。参加集会的人保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会议一致通过了揭露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揭露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骗局和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的三个决议。 前澳大利亚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爱·弗·希尔在会上讲话，强调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肮脏卑鄙的进攻。 希尔说：“大家记得，列宁曾经遭到当时的修正主义的攻击。可是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破坏不了的。列宁业经证明是正确的，他一直能够教导人民分清是非。” 希尔说，现在修正主义又兴起了。今天，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这同老修正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提出的理论没有什么不同。 希尔说，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斯大林的攻击，从一开始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 他说，斯大林的错误应该加以分析，以免重犯这种错误。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借口清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希尔说，在澳大利亚，曾经出现过一个长时期的表面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的阶级觉悟变迟钝了。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 希尔强调说，参加此次集会的人有进行坚决斗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巨大责任。他指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机构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已经背离澳大利亚共产党在八十一个共产党代表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谈到在莫斯科签订的三国条约时，希尔说，这个条约是直接背叛人民的。它使得核武器合法化，并且准许继续进行地下试验，从而使美国得到明显的方便。 他说：“当你向帝国主义屈膝的时候，战争的威胁就增加了。在这方面，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 希尔号召与会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说，我们必须团结范围广大的能够辨别是非的人们。这需要透彻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希尔说，他确信，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将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以坚持工人阶级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墨尔本消息：据新近创刊的《先锋报》九月号报道，最近退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和被澳共开除的共产党人最近在墨尔本市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一、关于揭露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和向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提出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问题的决议；二、关于揭露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决议；三、关于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的决议。 第一项决议全文如下： 墨尔本共产主义者这次会议认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立场一致的修正主义立场。 这个修正主义立场包含着对唯一真正的工人阶级理论的背弃，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弃。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他们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修正主义理论，代替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观点。他们虽然正确地指出世界和澳大利亚的和平力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引导这些和平力量离开反帝斗争，不去指出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以及它在澳大利亚的同伙孟席斯政府），把它们引进了和平主义的死胡同。他们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党是拥有工人党员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他们宣布列宁已经过时。他们抛弃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年八十一党声明的革命原则。这些文件肯定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来自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强烈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号召继续进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并决定不应该公开地断定党与党之间的争论问题（澳大利亚党的领导人违反这一原则，公开攻击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因此，本会议决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完全地、没有任何保留和毫不含糊地坚持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国际文件。会议决定向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坚持工人阶级原则，揭露自称共产党人但是背弃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会议保证不懈地进行工作，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参加澳大利亚劳动人民的一切斗争，发展一个符合澳大利亚工人的真正传统并且经得起垄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一切敌对倾向的一切攻击的组织。 第二项决议全文如下： 墨尔本共产主义者这次会议要求孟席斯政府立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接触，以便组织一次国际会议，来计划彻底销毁全部核武器和核储存，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区，其中包括太平洋无核武器区。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有利于澳大利亚人民，这是禁止核武器的唯一道路。 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事实上使核武器和核武器试验合法化。它是玩弄澳大利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和平情绪的大骗局。必须大力把它揭穿。 指出和平的敌人，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并同它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才能保证和平。向美帝国主义投降，接受它的要求，是必然引向核战争的道路。我们充分认识到核战争的恐怖，因此号召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加倍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露工人运动中那些把骗人的莫斯科条约说成是走向和平的一步、厚颜无耻地或者错误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人们。 我们祝贺新西兰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们衷心欢迎周恩来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我们谴责孟席斯政府，因为它反对建立太平洋无核武器区，反对召开讨论禁止核试验及其使用的国际会议；因为它继续执行侵略战争政策，干涉东南亚国家（包括目前的越南危机），并且在最近的国家预算中增加军事经费（这又一次证明了澳大利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 争取和平的斗争只有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就。我们保证要为这样一项正确政策而在各行各业人士中努力工作。 第三项决议全文如下： 这次会议从辽远的地方注视着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英勇的斗争，注视着他们清醒地拒绝为肯尼迪及其阶级合作者的空洞诺言所迷惑；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祝他们在他们的英勇斗争——包括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中获得完全成功。我们认识到，美国黑人的斗争是我们的斗争的一部分，他们的胜利将有助于挫败美国统治阶级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称霸世界和战争的计划，他们的胜利将是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不可估量的支援。

第4版()专栏：　　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又一章　　观察家 美国总统肯尼迪九月二十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大谈什么“共同命运”、“一个世界”、“一个人种”，鼓吹美苏要“找到共同利益和一致的方面”。这一席话，同肯尼迪过去作过的某些演说一样，乍一听来，是颇为娓娓动听的。但是，只要稍为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到肯尼迪要说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 肯尼迪的这篇演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的：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他们所推行的以核讹诈为后盾的“和平战略”卓有成效，并且大有可为。近来，美国其他一些政府负责官员和宣传机器，就掩不住心中的高兴，公开鼓励苏联领导人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了。肯尼迪正是利用联合国的讲坛，来进行这样一番推动的努力。 三国条约被肯尼迪利用作为一个引路幡。肯尼迪竟一改前些日子一再宣传的关于三国条约并不能约束美国继续扩充核军备的调头，竭力吹嘘这个条约的重大意义。他说什么这是美苏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里，肯尼迪对苏联领导人在制造莫斯科核骗局中所表现的“合伙精神”，作出了正式的赞赏，而要求苏联领导人本着这样的精神干下去。 苏联领导人不是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肯尼迪说：可以的。苏联领导人不是希望同美国 “和平竞赛”吗？肯尼迪说：可以的。他还强调说，美国认为需要这样做，也欢迎这样做。但是，他郑重声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不能改变的。关于美帝国主义的目标，肯尼迪列举了几点： 一、“德国和柏林的人民必须能自由地重新统一他们的首都和国家”。这就是说，肯尼迪要苏联领导人改变他们过去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同意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到西德那里去。不久以前，肯尼迪在访问西柏林的时候，就曾公开狂妄地叫嚷要吞并民主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二、“古巴人民必须能自由地获得一场革命的果实，这场革命从内部和外部被非常不正当地出卖了”。这就是说，肯尼迪定要颠覆古巴的革命政府，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古巴的存在。人们都知道，肯尼迪以下的美国负责官员不止一次地叫嚷，美国是不能同社会主义的古巴和平共处的；而且他们最近更是明白宣称，古巴是阻挠美苏建立正常关系的一大障碍。他们要求苏联领导人同意消除这个所谓障碍。 三、“全世界——东欧和西欧、南非和北非、老国家和新国家——人们必须能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前途，不受歧视或命令，不受威压或破坏。”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是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更不能容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们的革命运动。按照肯尼迪的说法，世界各国人民如果“自由选择”的话，都是愿意参加美国控制的“自由世界大家庭”的。 四、“为了保障自由，我们（美国）将保持我们在全世界的防务”。这就是说，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扩军，保持它在全球的侵略部署。对于美国的干涉和侵略活动，任何人不能干预。 仅仅从肯尼迪所谈到的这些，就可以看得出，他要求苏联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什么了。肯尼迪的意思太明白了，按照他的主意，苏联领导人如果想同美国实行“全面合作”，达成进一步的协议，他们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实质上的让步。 这样，肯尼迪实际上就是提出了美苏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条件。应该说，关于这些条件，肯尼迪在他的演说中还是讲得比较含蓄的。这显然不过是为了保持一种“和解”的气氛，所以话留半句。他的国务卿腊斯克在九月十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就说得透彻得多。腊斯克公开宣称：“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这样说来，美国统治集团今天对于“和平共处”所要的价钱，比起两年前提出的保持二十年和平的条件要高得多了。他们明确地要求苏联领导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幻想”而加以放弃，而且还要他们迫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放弃世界革命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才有可能“恩赐”和平。在那次演说中，腊斯克还明白表示美国统治集团妄想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沾沾自喜地说，看到了“一些说明问题的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因此，他认为有可能把“和平演变”政策继续贯彻下去，以竟“不战而胜”的全功。 肯尼迪的巧言令色，并不能掩盖美帝国主义的真正意图。肯尼迪竭力鼓吹他的所谓“和平共处”和 “和平竞赛”，不过是在这样一些幌子下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罢了。 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说，是他的“和平战略”的又一次狡猾的运用。英国《泰晤士报》就指出，肯尼迪的演说“主要是针对赫鲁晓夫先生而发的。美国总统比以前更清楚地表示他是多么渴求继禁试条约之后继续大力推进”。 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新的一章揭开了。这里面所孕育着的阴谋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苏联《真理报》居然兴高采烈地赞扬肯尼迪的演说，说什么“美国总统讲话中提到的要求合作和互相谅解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一些满意”。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意味着他们认为肯尼迪提出的“和平共处”的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颠覆古巴革命政府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解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放手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吗？他们是打算同意美国在全世界随便进行干涉和侵略吗？一句话，他们是决心牺牲德国人民的利益、古巴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来换取同美国的“和平共处”吗？ 但是历史不是由肯尼迪之流，也不是由一心追求同肯尼迪“全面合作”的那些人决定的。德国人民、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绝对不会允许他们这样胡作非为。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已经越来越看透了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的实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又给了人们大量的有益的反面教育。全世界人民是能够识破真相的。只要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提高警惕，那末，不管肯尼迪怎样狡猾，也不管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给他帮忙，肯尼迪企图利用“和平战略”来实现其侵略计划的阴谋，是一定要破产的。一心要同美帝国主义“全面合作”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第4版()专栏：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发表号召书　　号召南越人民展开反美爱国竞赛运动 新华社河内二十四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九·二三”越南南方抗战日，最近发表发动“反美爱国竞赛运动”的号召书，号召越南南方全军全民、各族和海外同胞，积极参加反美爱国运动。 号召书规定，把今年的越南南方抗战日作为发动长期的反美爱国竞赛运动的日子，第一期竞赛将延续到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取名为“南部抗战日竞赛”。 号召书号召：越南南方“解放军、民兵游击队和人民武装自卫力量，努力杀敌立功，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工人努力生产武器、农具，以及生产战场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设备和物资； “农民展开增产竞赛，保卫生产，厉行节约，参加民工，参加游击战争； “青年踊跃参军上前线杀敌，参加游击队来保卫和建设后方，发挥在各方面的斗争中的火车头和骨干作用。” 号召书还分别对市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技术人员、父老、少年儿童、干部和职员、城市各界同胞和海外同胞提出了竞赛的具体内容。 号召书指出，越南南方军民当前的任务是，努力展开竞赛，捣毁敌人的“战略区”和“战略村”，击败敌人的一切“扫荡”，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扩大解放区，粉碎敌人在其暂时占领的地区的压迫制度，扩大争取民生、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迫害、镇压，引导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抗战救国事业走上新阶段。 号召书说，“当前的爱国竞赛口号是：一切为了胜利！”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三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学生解放联合会十九日写信给国际学生联合会，呼吁全世界学生谴责美国—吴庭艳集团镇压南越学生的暴行，并给予南越学生以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信件谴责美国支持下的吴庭艳当局在南越实行加紧镇压和屠杀南越学生的政策。

第4版()专栏：　　前澳共政治局委员希尔驳斥澳共领导机构的指责　　谴责澳共领导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澳大利亚《论坛》周报八月二十八日一期刊登了前澳大利亚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爱·弗·希尔写给澳大利亚共产党副主席的一封信。希尔在这封信里谴责澳共领导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驳斥了澳共领导机构对他的指责。 同一期的《论坛》周报还刊登了澳共政治委员会的声明。这个声明说，澳共政治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二日把希尔开除出党。声明说，希尔的“罪行”是“违背党章，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嘲弄党纲和拒绝遵守党的决定”等等。 希尔在他的信里说：“我断然否认我曾经违反党章、党的决议和决定。相反，二十七年来，我一直是维护它们的。最近，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曾经发表了反对多数的意见，并相应地投了票。我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尽管你们努力阻止我这样做。 “你们远不应指责我进行所谓宗派和分裂活动、嘲弄党纲、党章和决定等等，而应当指责你们自己恰恰作出了这些罪行，并且有意违反八十一党的决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希尔引用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声明，谴责澳共领导人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辩护，并且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显然违反八十一党关于共产党团结的声明，主动地公开攻击了其它兄弟党。希尔说：“你们特别应当指责自己在这些方面破坏了八十一党声明。” 希尔说：“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问题，它们表明你们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歪曲民主集中制，企图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接受你们的这种背弃。这种背弃致命地影响了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在重要问题 （例如，统一战线问题，工党的性质，你们未能明确划分共产主义的思想及政策和工党的思想及政策这一情况，和平斗争的性质和你们剥夺这一斗争的党性的企图）上的日常实践。” 希尔说：“你们目前的立场是以谎言为根据的，你们进行了最无耻的捏造、诽谤和政治欺骗的运动，企图破坏人们的声誉。你们这样做，就帮助人们来估计你们的真正特性，估计所牵涉的问题的真正性质。 “你们向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真实地叙述了促使我访问中国的情况（这次访问本身无疑使你们恼怒，使你们加紧进行把我开除出党的尝试，因为你们不能给任何人到这样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去的机会，你们对于真正的政治讨论的恐惧就是这样的）。而以赫鲁晓夫（你们现在是同意赫鲁晓夫的政治立场的）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则称我为叛徒，我认为这的确是对我的一种恭维。当背叛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人诽谤一个人时，这证明这个人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当人民的敌人赞扬一个人的时候，那么很清楚，这个人是在不正确的道路上。今天，人民的敌人（包括孟席斯、巴威克、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赞扬赫鲁晓夫，而你们现在是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的。而这一切也将有助于人民正确地估计情况。 “我尽可能强烈地断言，我在政治上不同意你们的背叛立场。在目前的重要时候，当人类的前景空前光明的时候，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纯洁性压倒了其它一切考虑。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你们企图对它进行的修正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希望，而使各国人民注定要长期遭受剥削和痛苦。但是请放心吧，就像资本主义肯定要死亡一样，注定死亡的是修正主义。”

第5版()专栏： 苏联《真理报》九月十九日的编辑部文章　　进一步暴露了苏联领导人联印反华的真面目 编者按：苏联领导人长时期以来联合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有目共睹。九月十九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一篇题为《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的文章，完全撕下了苏联领导人的所谓“中立”的假面具；更加露骨地支持印度反动派反华。这篇文章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诬蔑中国想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同印度的边界争端，并且恶毒地挑拨亚非国家、特别是科伦坡会议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这篇文章是苏联领导人联印反华的自我大暴露，它进一步证明我们过去对苏联领导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先把这篇文章全文发表，让读者看看苏联领导人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了何等地步。以后，我们还将加以评论。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加这项条约，这是一个使国际气氛好转的重要步骤。这是公认的事实，这是世界舆论对莫斯科条约的评价。各国人民有了新的希望：希望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通过谈判途径解决有争执的国际问题，希望消除世界上仍然存在的紧张局势策源地。 遗憾的是，地球上仍然有易燃物质，它随时都可能迸发起火，变成对和平事业严重危险的源泉。已经陈旧的、但是仍未失去其尖锐性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印边境冲突，是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之一。 最近在中国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各大报纸有关中印边境冲突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这些言论的共同之处是，都竭力全盘为中国政府在边境争执中的一切行动辩解，竭力诋毁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些言论对苏联政府在中印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中国领导人达到了荒谬的地步，竟指责苏联“同美帝国主义合作”、“联印反华”。他们指责苏联政府，说它认为印度属于 “和平地区的重要地带”。这样，他们就完全无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论点，宣言强调：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在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中国政府在中印冲突中的行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商定的关于和平共处及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 在不久之前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委会会议上，中国代表歪曲苏联援助印度的实质，竟然骇人听闻地硬说什么苏联 “唆使印度同中国冲突”。这种荒谬的说法，不用说，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事实。中国政府很清楚，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其性质同苏联对其他许多年轻的发展中的国家的援助，是完全相同的。 苏联对中印冲突所持的立场——不管中国领导人怎样企图歪曲这种立场——始终不变地是：帮助尽快地解决这一冲突。苏联的这种立场期望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北京却竭力歪曲这种立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至于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就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上的立场问题所发表的言论，那么很难理解：这里究竟什么东西更多一些——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怨恨呢，是力图丑化苏联政府所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呢，还是企图在言词伪装的后面掩饰他们背离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就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年轻的独立国家的政策问题所一致协议的路线呢？ 大家知道，印度和中国两个邻邦人民几百年来都曾和平友好相处。它们之间未曾打过仗，未发生过领土争执。 一九四七年印度人民取得独立、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印中两国就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两国之间的边界依然如故，然而并没有发生任何边境冲突。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 它们同亚洲和非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在万隆会议上庄严地确认他们恪守这一伟大的思想。 印中边境最初的武装冲突是在一九五九年年中开始的。去年秋天，事态发展到特别尖锐的地步。中印之间发生了有大兵团参加的战斗，打死、打伤和被俘的人，数以千计。 喜马拉雅山的冲突引起爱好和平舆论的很大不安。苏联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听到冲突的消息，特别忧虑。塔斯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发表的、表达苏联政府观点的众所周知的声明中，指出了这种冲突可能给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命运带来的危险后果。声明中说：“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后来，苏联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呼吁结束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现存紧张局势，并在相互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解决冲突。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种冲突只有利于热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策源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满意苏联爱好和平的立场。也许，他们想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同印度的边境争执，并且希望在这件事上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吧？如果北京的领导人是这样希望的话，那么当然他们有理由对苏联的立场感到“气愤”了。但是，不管北京怎么说，忠于列宁的和平政策的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尽一切力量，将来仍要尽一切力量来熄灭，而不是加热国际紧张局势的炉灶，坚决促进维护和加强和平。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在印中两国之间发生边境冲突，更没有理由使这种冲突发展到武装冲突。 喜马拉雅山边境冲突在亚非年轻国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它们根据亲身经验知道，年轻的独立国家团结的削弱、它们之间的争执和纠纷，只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九六二年秋天，正当印中边境大规模军事冲突紧张时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政府首脑本·贝拉、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索马里共和国总理舍马克和其他许多亚非国家著名活动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停止流血屠杀，坐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执。 在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去年十月在印中边境停火后，一切善良人们曾经希望，冲突将迅速解决，印中关系中悲剧性的一页将永远合上。这种希望之所以尤其有根据，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找到解决同其他邻国的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的途径。同尼泊尔和缅甸都已经达成边境协议，况且，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出，“中缅边界问题，比中印边界问题复杂得多。” 中国政府曾采取一系列步骤来解决它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大家知道，巴基斯坦是参加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 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说，仿佛亚非国家人民都对印度政府在边境冲突上的立场“嗤之以鼻”。但是，他们却闭口不谈，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对中国政府在边境冲突上的立场表示不解，有的公开谴责这种立场。世界这一地区的人民对中印边境所形成的局势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如果有在谈判圆桌上解决边境争执的诚意和愿望，印中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本来早就能够取得。但是，至今这一希望仍未实现。 大家知道，还在去年十二月，由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倡议，六个不结盟国家（锡兰、阿联、加纳、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领导人在科伦坡会议上制定了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会议参加者表示希望，他们所制定的“可以有助于巩固停火的建议，一旦付诸实施，当能为两国代表之间举行讨论铺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政府企图把冲突的罪责完全推诿给印度政府，但是参加科伦坡会议的亚非不结盟国家认为，正是有必要呼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军队从它们由于一九六二年秋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处在的那条线后撤二十公里。 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并不是别的，正是真诚致力于帮助找到解决边境争执的互相可以接受的办法的各国友好的愿望。 遗憾的是，北京没有倾听表达亚非各国人民意志的理智的呼声。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和平解决冲突呢？ 勿庸置疑，如果双方在谈判桌旁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清醒地和没有偏见地讨论彼此的要求，那么冲突早就解决了，世界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就会永远被消除了。然而，许多国家的报纸都注意到这一事实：印度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表示愿意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同中国政府开始谈判，而中国政府却至今未接受友好中立国家的建议，也没有表示愿意在所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做到的，只限于声明“在原则上”赞同这些建议。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建设性的步骤。 亚非各国注意到这一事实：中国政府自己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和十一月曾两次呼吁亚非国家“表现主动性”，“协助”印度和中国举行直接谈判。但是，当它们提供了这种协助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些国家的斡旋。 许多亚非国家的报刊注意到，起初中国政府声称“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随后它声明，不能完全接受这些建议，因为，“不十分清楚”，要求说明。当作出这些说明的时候，中国政府说，这些说明只是参加科伦坡会议的部分国家代表作的，《人民日报》声称，“不是会议的法定文件”。中国报纸上还出现其他一些论调：怀疑科伦坡会议的资格。 中国政府在八月二十日的声明中重申，它准备“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但是，它并未超过这些泛泛的声明的范围。 怪不得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谈到，中国政府一面竭力赞扬不结盟国家的主动性，说它“重视”它们的斡旋，并给予“应有的评价”，事实上却无视它们的努力，没有表现出利用在科伦坡提出的建议的愿望。 亚非国家公众把中国领导人在边境问题上的政策同他们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方面的立场联系起来，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尼日利亚报纸《西非向导报》写道，北京“不相信和平共处，我们越快理解这一点，对全世界就越有好处”。 中印边境冲突给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亚非各国人民对此大为不安。他们不会不看到，中国政府的政策里贯穿着想离间印度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最近大肆宣传，说尼赫鲁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的政府，说什么它企图建立一个幅员将超过……不列颠帝国的大帝国。从这些论调看来，很难相信中国领导人保证他们致力于和平解决同印度的边境争端的诚意。 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首都不愿意理解目前的冲突对谁有利。这场冲突已经给各国人民带来、并且继续带来巨大的损失。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马上就抓住了中印争端，企图在喜马拉雅山煽起战火。他们把目的深远的计划同这联系起来，不断供给印度武器并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帝国主义者特别高兴的是，冲突中的一方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诋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年轻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在这一切背后的意图是：利用这一冲突来维持紧张局势的危险策源地。 实际上，中印冲突已经导致了什么结果，其后果如何呢？ 这一冲突已经给亚非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它也给已经解放了的年轻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印度同中国的团结和合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和印度由于军事冲突，遭到了毫不值得的巨大牺牲。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相处的两国的边境争端，不仅使巩固的睦邻关系破裂，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只要指出下列一点就够了：近几年来印度的军费几乎增加三倍，成了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增加了各种捐税。 印度反动势力利用冲突来煽动沙文主义狂热，进攻国内进步力量，使印度离开中立道路并把它拉入西方军事政治集团。反动政党“自由党”、“印度人民同盟”、所谓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们以及执政党——印度国大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各种群众大会和集会上、在报纸上和议会里竭力进行沙文主义的反华宣传，反对同中国进行可能导致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强硬路线。国内早已宣布紧急状态，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削弱。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会活动家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印度反动分子要求缩减经济发展计划，把国内有限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用于建立庞大的军事机器。 在中国外交部最近的一个声明中，对印度国大党候选人在今年五月的印度议会的补选中遭到失败，表示满意。但是，中国外交部对极端反动分子克里帕拉尼和马萨尼在选举中占上风一事却缄口不谈。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把这些反动分子在选举中的成就描绘成印度民主的胜利。 中国领导人不愿意了解形势，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们对印度议会内所发生的事件的评价方面。例如，《人民日报》以不加掩饰的喜悦谈到印度议会讨论对尼赫鲁政府的不信任案。对提出不信任案的仍然是那些力图使印度内外政策朝反动的、亲帝国主义方向改变的印度极右派这点，报纸是不感兴趣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北京究竟是本着怎样的考虑，在实际上支持这些分子的活动呢？ 可以统计一下边境冲突给两国带来的物质损失。这种损失可以用卢比和元来计算。但是，用什么方式来统计给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和合作事业带来的道义—政治损失呢？这种损失不能用任何货币单位来计算。在印中冲突期间，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毒菌，像在酵母中一样蠢动起来，开始繁殖起来。在印度，开始散布反华情绪，在中国，开始散布反印情绪。目前局势客观地在两国中导致相互敌视的进一步加深。 最近，事态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冲突被用来毒害各种国际集会的气氛。譬如，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是如此，在莫斯科的世界妇女大会上也是如此，中国妇女代表团在那次会上企图强迫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印中边境冲突已经导致了何等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特别令人不安的不仅是：没有作任何旨在解决冲突的实际努力，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冲突可能重新采取尖锐形式。 中印边境上保持着的紧张局势孕育着严重的后果。当两个邻国的士兵彼此荷枪对峙时，特别是，如果他们之间过去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自然就存在这样的威胁：可以由于偶然一枪而开始流血。 一切真正拥护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人都有权希望，那些真正决定着冲突的解决的人能超乎对表面威信的考虑，而坐到谈判桌子上来，找到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和平解决中印争端会有利于印中两国人民，可以消除这一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件好事。 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能为世界这一地区保持紧张局势辩护。消除中印冲突能加强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使印度和中国的人民有可能完全集中力量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 苏联人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这两个亚洲最大国家之间能够恢复睦邻关系。在边境争端问题上我们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并相信，没有任何争端不能通过和平途径、谈判途径和不流血地求得解决。苏联人正是从这种立场，来评价中印边境事件。至于苏联，它对与之接壤的那些国家抱着尊重的态度。它明白，睦邻关系，只有在尊重国与国之间已形成的边界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极其明确地阐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看法，曾在去年十二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考虑相互的利益，本着中印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精神来解决业已发生的误会”。苏联的立场是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一贯的和真诚的旨在保卫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政策。最复杂的谈判也比战争要好，必须不以军事手段，而以和平手段，在谈判圆桌旁解决争执问题。苏联人民坚决主张找到和平解决印中边境冲突的道路，主张在最短期间消除世界这个地区的严重紧张局势的策源地。

第5版()专栏：　　印反动派为《真理报》文章喝采　　尼赫鲁夸奖苏领导人立场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报称赞苏政府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政府以及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和各主要报纸连日来大肆宣扬苏联《真理报》十九日发表的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华文章，竭力为苏联当局的更加公开和更加积极的联印反华言行喝采叫好。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二十一日在议会外交问题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表明，苏联对印度的立场的认识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印度新闻处二十一日通报所有印度收听单位 “必须最大限度地宣传（《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全文”。通报还说，《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已经全文刊登这篇文章，该报将立即送到那些无法收听广播的单位去。 它在二十日的广播中播发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印度各主要报纸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苏联《真理报》发表反华文章的消息。《爱国者报》二十日在六栏的粗体字大标题《俄国支持印度》下说，“苏联今天放弃了它的‘兄弟的’沉默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印度快报》二十日的标题是《苏联全面支持印度反对中国》。《印度时报》的标题为《苏联完全支持印度的立场，真理报说中国阻挠达成协议》。 《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发表社论说，《真理报》的文章“实际上是直接指责北京对印度进行侵略和在去年十月在喜马拉雅边境发动武装冲突。我们印度人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莫斯科通过《真理报》支持我们的论点，即：北京拒绝了科伦坡计划……这种强有力的指责确实是印苏关系中的里程碑。” 报纸接着说，在中苏分歧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关于印苏观点一致的这种公开的表示可能证明是一种预兆，说明两国会在迅速发展成为制止北京在扩张主义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这一共同目标方面进行合作。” 报纸在谈到华盛顿对于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的关系中的这种“新阶段”的反应时说，“在目前建立了热线，签订了核协定之后，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和缓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希望，西方将不会对印苏的这种友好表示猜疑。尼赫鲁先生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莫斯科最近的路线给他的不结盟增添了光彩。” 《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刊登的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苏联谴责中国侵略印度的明确立场鼓舞了这里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因为它（指《真理报》文章）无疑地会在外交上加强印度。”报纸说，由于《真理报》是苏联领导集团的喉舌，这篇文章“受到各种不同政见人物的欢迎”。 《印度教徒报》二十二日发表社论，夸奖苏联《真理报》对中印边界冲突“采取了一种较为积极的方针”。报纸还利用《真理报》的文章再一次诬蔑中国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缺乏诚意。 《自由新闻》在二十一日的社论中，称赞苏联《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报纸对苏联“公开要求中国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一点特别感兴趣。报纸说，“莫斯科立即支持了印度的（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立场。” 印度新闻处还对莫斯科报纸九月十八日发表尼赫鲁诬蔑中国的言论表示高兴。它在十九日引用新德里的“观察家”的话说，莫斯科报纸发表尼赫鲁指责中国背叛潘查希拉原则的讲话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第5版()专栏：　　美报透露赫鲁晓夫和尼赫鲁来往密信　　赫鲁晓夫保证加快援印反华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十八日刊登它的特派记者从新德里发出的文章说，赫鲁晓夫在给尼赫鲁的密信中保证，苏联将继续给印度军事援助来反对中国。 文章说，六月下旬和七月初，尼赫鲁和赫鲁晓夫之间交换的一些信件“可以解答最近印度的事态发展”。 文章说，据通常可靠的印度人士说，据说最重要的信件是六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封。那封信坚定地保证苏联向印度提供答应要给它的那一中队米格二十一型飞机中尚未交货的那一半。赫鲁晓夫还宣布加快修建拟议中由苏联承建的工厂，以便印度能够自己制造超音速米格式战斗机。 文章引述这些人士透露的信件内容表明，赫鲁晓夫为了急于帮助尼赫鲁来掩饰他的早已破了产的“不结盟”政策，在信中表示愿意代替西方国家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中国。 文章解释赫鲁晓夫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时说，“因为印度已谋求并且接受了西方的武装援助，预定要在十一月同美国和英国联合举行空军演习，而且几乎已经同意让美国之音在加尔各答附近建立一个广播台，所以印度所自称的不结盟政策似乎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虽然尼赫鲁曾坚持不渝地在议会中为这个政策辩护。” 据法新社前些时候报道，苏联驻印度大使在九月九日会见尼赫鲁时又递交了一封赫鲁晓夫给尼赫鲁的信件。据报道，赫鲁晓夫在信中向印度政府保证苏联将继续帮助印度的经济发展。

第5版()专栏：　　对中国的诽谤和攻击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　　苏联报刊反华喧嚣无奇不有风格低劣 公然指名攻击我国领导人——恶毒诬蔑我国三面红旗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竟在莫斯科大街张贴影射我国为“狂吠”之“犬”的漫画——特别卖力为铁托叛徒集团翻案——歪曲我国现实，胡说什么我国经济状况“紧张”“困难”——诽谤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 据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莫斯科消息：最近一个月来，对中国进行恶意诽谤和无理攻击，已成为苏联报刊的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它们的反华叫嚣，调子越来越高，风格越来越低。 在这一肆无忌惮的反华喧嚷中，九月六日出版的第三十六期《新时代》杂志公然通过胡乱摘引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公开指名攻击了毛泽东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劳动报》和九月十三日的《消息报》也用同一手法指名攻击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此外，苏联报刊还对中国其他一些著名人士指名进行了人身攻击。 这一时期苏联报刊上刊登的形形色色的反华文章和材料仍然有增无已，而且几乎苏联的每家中央报刊都刊登了这种材料。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九月一日到二十日，单是苏联十家中央报纸，就发表了一百四十四篇反华的文章、评论、读者来信和报道等，肆意咒骂中国共产党。九种九月份出版的苏联中央杂志也刊登了二十篇反华文章。 这些文章都搞不出新名堂来，但是却挖空了心思去寻找谩骂题材和恶毒词句，扩大反华叫嚷的范围。它们从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和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到大骂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自力更生以及有关中国国内建设的其他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从反对中国代表最近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亚非团结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持的正确主张，到攻击中国新闻工作者决定不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第三次会见的正确态度，滥调连篇，无奇不有。甚至中国人民学习雷锋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的运动也成了苏联报纸的攻击和嘲笑对象。苏联报刊还把攻击矛头指向一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报道事实真相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杂志及《少年报》等中国报刊，连连对它们进行“口诛笔伐”。 最近苏联当局反华宣传更加不择手段。苏联报刊已不再满足于转载西方报刊的反华漫画，而直接刊登自己的漫画来辱骂中国。《鳄鱼》杂志还用反华的漫画做封面。苏联当局竟然在莫斯科主要街道高尔基大街上的苏联美术家协会的橱窗内张贴起大幅影射中国是对着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狂吠”之“犬”的漫画。 苏联报刊的反华宣传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竟然认为住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做领导工作”也是中国“反苏”的罪状。《共青团真理报》在九月二十日刊登了一批新近从中国“逃到”苏联的苏侨的谈话，其中有一人居然说：在中国“特别是那些具有苏联国籍的人处境更是坏了。他们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没有选举权，不能做任何领导工作，禁止参加社会活动”。 苏联报刊对那些跟着苏共领导人指挥棒转的兄弟党的反华言论，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视为珍宝，都予以刊载。 苏联报刊在这期间特别卖力地为铁托叛徒集团翻案并且同铁托集团合伙，攻击中国共产党。九月十一日出版的苏联《新时代》杂志的社论谩骂 “中国领导人疯狂地攻击”苏南关系中的“新的健康路线”， “完全成了个人迷信意识形态的俘虏”，“继续坚持十五年来的僵化公式”，“继续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消息报》九月四日在一篇题为《目标一致》的社论中把赫鲁晓夫最近访问南斯拉夫捧上了天，并且竭力宣扬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报刊最近还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正确立场。《真理报》九月十一日的一篇题为《现时代的矛盾和北京的可怜理论家》的文章和九月十七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胡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共领导人方面特别注意和特别精心玩弄花招的对象。”它还诽谤中共领导人“力图控制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利用它达到自己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霸权的野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维埃俄罗斯报》十八日的文章对中国揭露苏联领导人背叛亚非人民利益大为不满，它反诬“中国领导人”“完全颠倒黑白”，“完全失去了头脑，失去了辨别敌友的能力”。《文学报》九月十日的文章硬说，“中共领导人想在东方所做的和西方所做的中间筑起一道长城。” 苏联报刊还搜罗了其他许多“罪状”来诬蔑中国共产党。它们硬说中共领导人“宣扬” “用新的世界大战来‘强行推进’世界革命”；中国领导人“满不在乎地谈论亿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中国居民死在热核战争中”；中共“把世界原子战争看成是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天真的，只有收到一个纸老虎的礼物，用一支纸箭射死纸老虎的孩子才会这样想”；中国领导人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结成了 “同盟”；中国领导人使用了“错误的三段论”，“企图给列宁穿上孔夫子的衣服”，等等。 最近二十天来，莫斯科报刊还发表了十多篇专门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国内建设方针和政策的文章。它们继续对中国共产党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进行歪曲和诽谤。它们咒骂中国执行这一方针“纯粹是不符合时代的东西”（《消息报》），“实际上是想建立独来独往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是“挡住社会主义互助的道路” （《真理报》），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向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磨盘中注水”（《经济报》），等等。九月十四日出版的《经济报》和九月十日的《莫斯科真理报》还企图诿过于人，硬说是中国方面在过去几年缩减了同苏联的经济贸易联系，并且胡说什么这是中国“试图轻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意义”的结果，是“同中国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两家报纸还露骨地诬蔑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诽谤说“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这些口号已被生活本身粉碎了”， “人民公社政策垮台了”。 《消息报》九月五日在一篇极尽歪曲之能事的文章中，又诬蔑中国共产党似乎“不重视经济建设”，“不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说什么“中国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由那些具有‘崇高理想’，然而胃里空空如也的人组成”。文章还信口开河地说什么，“中国领导人”“对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缺乏信心，对于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物质生产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把个人的当然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人为地对立起来，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目前的路线”。《劳动报》九月十三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然诬蔑中国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某种禁欲主义的组织，那里将没有充分富裕的位子，而所有的人将‘平均’分担不幸和灾难”。 苏联报刊还竭力歪曲中国的现实，大谈所谓中国经济状况仍“极其紧张”、“困难”，并且宣称“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全面好转。 苏联报刊甚至对中国报刊于最近时期发表的一些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材料也表示刻骨仇恨，并且把这些材料用来作为它们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论据”。例如，《消息报》八月三十日发表一篇文章，就对《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关于什么是青年的真正幸福的材料大加攻击，竟诬蔑《中国青年》杂志 “欺骗中国青年”。这篇文章诽谤说什么“中国领导人给中国人民的是令人怀疑的‘幸福’”， “他们企图用这种蛊惑人心的手法转移人民群众对目前国内经济困难的注意。尤其是，他们认为在热核战争中有这种‘幸福’”。《共青团真理报》九月十四日也发表文章，诬蔑中国报刊进行的关于学习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高贵品质的宣传，说什么这是“中国的‘导师们’……号召中国青年去做一个没有头脑的驯服的‘螺丝钉’”。文章还宣称，“这种哲学同革命青年的精神多么格格不入和令人憎恶啊！”

第6版()专栏： 入学以前　　佘树森 金色的阳光刚刚跳上窗前木槿花的枝头，郭惠春便起来了。日历上印着一个鲜红的“1”字——今天是九月一日，是星期天。丈夫还在熟睡。要是往常的星期天，她定然不肯吵醒他，让他多睡一阵；可是今天，这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啊：明天，两个儿子都要离家入学去了。大儿子今年初中毕业没有升学，要去一个农场参加生产劳动，照丈夫的话说是入“农业大学”了，小儿子今年高小毕业，考进了中学。虽说自己接连忙活了几天，把两个孩子的衣服被褥都整治得差不多了；可是小儿子开学要用的书籍、本子、文具等，自己不太内行，就等着丈夫利用这个星期天去筹办呢！另外，她还思磨着也给大儿子买点什么，可又想不出到底买什么来，也要等丈夫出主意。于是，她赶忙把丈夫叫醒。 自打大儿子铁犁开始上学那一天起，九年来，每临到九月一日，郭惠春都要这样忙活一阵，但却忙得高兴，快活。怎么能不高兴呢！从娘家算到婆家，她家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进过学堂的。她的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扛活打长工的。十七岁那年，一顶小轿，把她抬到邻村的贫农王得法家。王家虽有几亩薄田，怎奈解放前，天灾人祸，交相摧打，到底弄得家干地净。她只得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跟着丈夫逃到这个城市里来求生。丈夫拉上了租赁的洋车，自己给人家缝缝洗洗，艰难度日。解放了，丈夫转进了工厂，郭惠春进了缝纫社，生活工作有了保证，他们才真正有了个家，不久又生下了小铁柱。一九五四年，大儿子进了小学。照她的话说，这是她郭王两家第一个喝墨水的人。她还清楚地记得：大儿子入学的第一天——九年前的九月一日，她是怎样捧着上面印有天安门和毛主席像的新书，看了又看，然后十分珍惜地用纸包上，给孩子装进新书包里。 ＊　＊　＊ 吃过饭，等丈夫和孩子都走了，她又把几天来给孩子整治的衣物拿出来，一件件地检查、折叠。大儿子在农场劳动，回家的机会少，而且干起活来穿东西也费些，她就多包上些替换衣服和鞋袜；又考虑到农场在郊区，天气比较冷，因此被褥和棉衣里就多加上了点棉花。小儿子虽说学校也在郊区，但毕竟离家近，每星期都能回来一次，因此带的东西就少些。 下午，丈夫回来了。她看见丈夫手里拿着的是：一顶晴雨两用的斗笠，一双草鞋，一把锋利的镰刀。“怎么，你没有给铁柱买书和文具？”丈夫刚迈进屋门，她便冲口问道。“你就光惦着书啦，笔啦，心眼偏着上学的。我看呀，你思想上还有点那个‘重学——轻——农——’。”末尾两个字，他故意拖着长长的尾巴。她一听，立刻把身子扭过来直对着丈夫，说：“我轻视农业？我生在农家，长在农家，还能忘本？你说，送铁犁去农场是谁的主意？”“你的，你的。看你，给你说句玩笑话，就这么认真。”说着，他从背后拉过书包来，提起往床上一倒，哗哗啦啦，书、本子、钢笔，还有圆规三角板，倒了一堆。她看了丈夫一眼，满意地笑了。“你准备的东西呢，我也过过目。”“检查去吧！”她伸手拉过床上的两个包袱递给王得法。王得法解开包袱，一件件地翻看着。从铁犁的大包袱里，他抽出两件旧袷衣来，“怎么把好衣服都包给铁柱，坏衣服包给铁犁？我看你真有点偏爱小儿子哩！”郭惠春又好气又好笑，从丈夫手中夺过衣服道：“这是坏衣服？亏你还成天念道要艰苦朴素呢。这干活穿着又结实，又耐脏。他是去劳动，又不是去走亲戚。”说着，她从一叠衣服下面抽出一件崭新的蓝卡叽布工作服来，“你看，这不也有新的？虽说农场也可能发工作服，咱们自己做了，不就可以给国家节约了！”王得法听说，不住微笑着点头说：“你做得对，你做得对。”郭惠春也笑着说：“我对谁也不偏不向。他们将来都是咱国家有用的人材！”“对极了！咱们是工人阶级，孩子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干什么，要决定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时，他发现两个孩子都不在，就问，“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不是说要一块谈谈心吗？”“他们都出去了。我嘱咐过他们早点回来。” ＊　＊　＊ 夜晚，一轮秋月，像擦得铮亮的银盘，镶嵌在深蓝色的天空。月光下，小小的家庭会开始了。王得法先说道：“明天你们弟兄俩就要进入新的学校了。铁犁，你先说说你的意见。”“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一定好好参加农业生产……”没等儿子说完，王得法便接过话来：“好好劳动，支援农业，这个道理，你是懂得的；可是光懂道理还不行，要真正从思想感情上热爱农业，把自己的真心掏给它，把自己的真本事献给它。铁犁你过去学习成绩不太好，今后一定要结合农业需要，发愤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铁犁一边听，一边点头说：“爸爸，我都记下了。”郭惠春接着说：“你弟弟铁柱在学校学习，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少，以后每年寒暑假就送他到你们农场去劳动。你当哥哥的，好好教教这个小徒弟吧！”忽然小儿子铁柱叫了声“爸爸”，并且神秘地对哥哥瞅了一眼。这情景立刻被王得法看见了，“说吧，还保密吗？”这时铁柱猛然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锦旗，“爸爸你看。哥哥说我们两个开展竞赛，半年一评比。我要是成了三好学生，锦旗归我；他要是劳动生产好，锦旗归他。我们要请你和妈妈当评判员哩。”郭惠春这才恍然大悟，“我说吃过饭两人就没影了，原来去鼓弄这个去了。”王得法接过小旗，借着月光，看见上面绣着“优胜”两个字。他笑嘻嘻地说，“让爸爸妈妈先替你们收起，等将来看它属于谁吧。希望你们两人都好，那时我就再给你们添一面小旗。” ＊　＊　＊ 第二天，又是一个好晴天。一家人都热热闹闹地起来了。王得法和郭惠春推着自行车，送两个孩子来到无轨电车站。两个孩子乘车走后，他们也骑上自行车，各自去上班。他们乘着车子，披着金色的阳光，向前飞驰。

第6版()专栏：　　“一二一一高地” 〔朝鲜〕李凤载晨曦的清辉撒满群峰，复盖山巅的朝雾徐徐移动。啊，英雄的高地！那庄严的姿态重又在眼前高耸。每当我站在你的身旁，凝望着你的英勇的高峰，我仿佛回到了战斗的日日夜夜，一股激流在胸中汹涌。侵略成性的美国豺狼，曾经妄图把你一口吞下，但是，我们战斗了又战斗，从未使手持刀剑的强盗踞占。未来得及筑成工事的阵地，轰得沉睡百年的古树连根飞散，战士们毅然插着火鸟的雄翅搏战，给予仇敌倾泄复仇的命中弹。如今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在同进犯的敌人展开决战的瞬间，从一个战壕传递到另一个战壕，个个人签了名的决心书。桦树皮上刻下的那每一个词语：“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我们遵照您的命令，誓死捍卫高地！保卫每一寸国土！”复仇的火焰啊！打得鬼子焦头烂额，“伤心岭”“陷阱沟”使战贩们走投无路，咆哮逞凶，胆战心慌。祖国的高地，英雄的山峰啊！我们赤胆忠心同你一起，不给恶魔以喘气的余地，使它丧魂失魄，日夜抖颤。从那陷在泥塘里的星条旗，世界人民知道了：“技术优势”“火海战术”怎样垮了台，“世界强大的神话”怎样破了产。党的战士们高擎战旗立下不朽功勋，高地啊，你终于在四海扬名。“一二一一高地”，你是：英雄朝鲜的化身，斗争和胜利的象征！你以胜利者的雄姿盯视吧！那对面近在咫尺的火力点，那雇佣兵杀气腾腾的凶眼，贪婪无餍的野心狼，时刻张着大口窥伺。你的忠贞可靠的哨兵，怀着赤诚的心，向你宣誓：加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将永远做一个忠于党的战士。就同当年浴血奋战的日子一样，我们杀敌的壮志直冲云霄。如果凶残的敌人胆敢在你的怀里再燃起战火，燎原的烈火定要把它统统毁灭掉。高举胜利的旗帜，承继你那雄壮的气魄，自豪地屹立吧，光荣的高地！我们斗争的骄傲、荣誉——英雄的山峰，“一二一一高地”！ 〔德　烈译〕

第6版()专栏：剧评　　评京剧《草原烽火》　　沈嶢 应用京剧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戏曲界已有多次成功的尝试。这些尝试证明，京剧是能够表现现代生活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革新、创造，使旧形式适合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在这方面，北京京剧团也迈出了第一步。以谭元寿、马长礼为首的演员同志们演出过一些现代戏，其中的《智擒惯匪座山雕》就是为北京观众所熟悉和欢迎的。他们有表现现代生活的热情，有创造的勇气；这样一些朝气勃勃的同志，无疑会给京剧艺术带来更灿烂的前景。 最近，谭元寿、马长礼等同志又演出了现代戏《草原烽火》。这出戏，参加过一九六○年北京市直属艺术表演团体的“五月会演”，以后陆续做了些加工，保留了下来。《草原烽火》是根据乌兰巴干同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内容是写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奴隶的觉醒。剧作的特定时代环境是一九四○年的日伪统治时期，达尔罕王爷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严酷地剥削和统治着草原上的广大牧民和奴隶。在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剧作又集中笔力描写一个做牛做马、受苦深重的奴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终于觉醒，起而反抗。从小说中选择一些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表达这样一个动人的主题，不仅反映了那个特定时期的生活主流，而且对今天的观众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 这出戏不只有一个好的主题，还塑造了一些人物。奴隶巴吐是剧作的中心形象，他是一个“带罪字”的奴隶，他的 “罪”，据王爷说是一辈子也赎不清的。剧作真实地写了他觉醒前的精神状态。他的生活与主人的皮鞭几乎是分不开的，深重的苦难，甚至把这个奴隶的心灵折磨、歪曲到这种程度——对一个陌生人的真挚同情，他都不敢接受，甚至恐惧地跪在地上，垂泪忏悔：“王爷！小奴隶绝不敢说什么生活孤苦。我是一心一意，替王爷做牛做马，求天饶恕！求天饶恕！”剧作也真实地写了他的觉醒。在共产党员李大年的启发下，这个奴隶的内心火山爆发了。当王爷和鬼子特务机关长诱使他供出李大年的下落时，他掀翻酒宴，拳打达尔罕，足踢金川，从剽悍、英勇中流露出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的无比仇恨。 李大年也是剧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启发了巴吐的阶级觉悟，组织群众抵制王爷和鬼子的破坏活动，这很能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但是剧作描写的李大年的对敌斗争，还缺少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应有的光彩。 在许多次要角色中，扎木苏荣是写得成功的。这个地下党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被打得昏迷不醒的巴吐去套马，以自己的智勇掩护了李大年，在敌人面前不卑不怯，具有无产阶级的大无畏气概，性格也相当突出。这是个觉醒的奴隶、有觉悟的战士，他出现在剧作中很有意义，很有作用。 剧作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管家旺亲、日本军官小野，以及达尔罕王爷、金川大校，轮廓、面貌还比较清楚。在不同程度上写出了他们的残暴、狡猾、狠毒，对揭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有一定助益的。 这出戏的主题的表达和人物的塑造，虽然还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确已具备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可能写得更深厚些、更鲜明些、更有特色些。 关于京剧《草原烽火》的艺术创造，有一点很突出，就是无论剧作、导演、表演，都充分考虑到京剧艺术形式的特点，发挥了唱做念打的技巧。全剧有不少场次是通过演员的演唱，利用“声情”来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性格的。特别是第十场，更是一场以唱为主的戏。巴吐的一段“二黄散板”：“来到荒郊寻坟茔，爹娘有灵早显圣，把以往之事快说清。爹娘的坟墓今何在？爹娘啊……”谭元寿同志唱得沉痛而激越，切合人物的心情，形式上也较完美。李大年启发桑吉玛的一段“二黄碰板”转“原板”，马长礼同志唱来也娓娓动听，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至于表演上，扎木苏荣的套马，李大年率领群众的堵塞河堤决口，则都是以虚拟的舞蹈身段，正面在舞台上表现出紧张、热烈的场面。这的确是京剧所擅长的，也是这出戏运用传统形式恰到好处的地方。 然而从京剧舞台艺术的革新来考虑，我觉得，这出戏有这样两点应该在艺术上得到适当的表现：其一，在不失京剧艺术特色的前提下，需要描绘出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生活和王公贵族生活的色彩；其二，还需要抓住一些最有特征性的东西，烘托出日伪统治时期草原上的环境和氛围。仅仅依靠京剧传统的程式，显然是不足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只有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从生活出发，才能促进京剧表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在舞台上准确而完美地再现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地区的斗争生活。我相信，经过不断的加工和丰富，北京京剧团是会把《草原烽火》演得更新、更美的。（附图片）　　李大年与巴吐初次相遇 刘玉茗摄

第6版()专栏：读者 作者 编者　　关于“排山倒海”　　——答读者问编辑同志： 近来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歌曲》编辑部转来三封读者来信，对拙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歌词中“排山倒海”一语提出疑问。大意是说：既然歌词把各国无产者比做山，比做海，又说“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岂不互相矛盾？既然“我们是山”，那就“不应排”，既然“我们是海”，那就“不能倒”。基于同样的考虑，有的同志对于歌词中“山摇地动”一语，也觉不妥。来信都说，他们喜欢这首歌词，但是希望修改得完善些。 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热情地提出意见。老实说，这首歌词是不够完美的。尽管读者来信中只对个别词句提出了问题，但是他们可能也会感觉到，歌词同意气风发的曲调不那么相称。不过，单就“排山倒海”一语而论，它跟“我们是山，我们是海”却并不矛盾。《辞源》“排山”条引《晋书》：“吕氏以排山之势，王有西复。”接着说，“俗谓势盛曰排山倒海，本此。”“排山倒海”一向是作为壮美形象来使用，形容群山大海铺天盖地而来，而从来不是把山海作为“排除”和“打倒”的对象。这同“移山倒海”的习惯用法是根本不同的。歌词中“排山倒海”，意谓革命怒潮排山倒海而来，或者说，革命势力如同群山大海，向敌人方面推（排）过去，压（倒）过去，所向披靡，势不可当。这里，“排山倒海”，“山摇地动”，都是对于革命势力的动态的描写，而不是把山海作为静态的、被动的形象来看待，所以说，它跟“我们是山，我们是海”并不互相矛盾。 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被列为国庆节推荐歌曲之一，正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如果解除了关于歌词中个别词句的疑虑，大家就会唱得更加理直气壮些。因此，希望借用贵报补白的地位，把这封信刊登出来。此致敬礼！ 光未然 九月二十二日

第6版()专栏：　　鼓手　加纳　依·维·阿希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