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应邀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政治报告 艾地同志阐述印度尼西亚革命基本问题 强调热爱革命，必须消除修正主义毒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 康生同志讲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要虚心学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学习艾地同志的著作。 新华社二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应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邀请，今天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向全体师生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迫切任务》的报告。 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蒂斯曼同志以及代表团的其他同志，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同志，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等陪同，进入坐满全校师生的党校大礼堂。这时，全体师生起立，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康生同志在大会上首先讲话，对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各位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康生同志说：“艾地同志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敬爱的领袖，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敬仰的革命活动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战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说，“从一九五一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确立了以艾地同志为首的中央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一直在以艾地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制定了和执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的发展得到最重要的保证。从那时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团结印度尼西亚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在反对国内各种反动势力、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荷兰帝国主义、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一个胜利、每一个成就，都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自己的成就，并且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他说：“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在以艾地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善于总结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经验，形成了指导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有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着和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有几百万党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中的第一个大党了。” 康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由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党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影响日益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中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着越来越巨大的吸引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他强调说：“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从来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这种伟大的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和互相援助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的共同事业的基础上的。” 康生同志最后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丰富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理论概括——艾地同志的著作，对我们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我们要虚心学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学习艾地同志的著作。” 接着，艾地同志作了内容深刻而丰富的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转达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对中国同志的热烈问候。艾地同志的报告共分四个部分，即：一、略谈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二、一九五一年以来党的建设；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政治宣言》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若干策略；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艾地同志详尽地叙述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他指出，目前印度尼西亚社会仍然是还未完全独立和半封建的社会。“在印度尼西亚社会里存在着三种力量，即顽固力量（革命的障碍，革命的对象），中间力量和进步力量，每一种力量都有自己的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方案。面对这三种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尽力和不倦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到目前为止，这条路线的执行是同我们所规定的相符合的，即进步力量更加壮大，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反动分子日益孤立。”他指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争取革命的领导权而奋斗乃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艾地同志说，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争取革命领导地位的条件的论点之后，“我们可以说，近来，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实现了这些条件。” 艾地同志指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除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外，没有其他道路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堵死了，因为不论是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或者是帝国主义者都不能让印度尼西亚走上这条道路”。他说，“走半殖民地或新殖民主义的道路，就意味着使目前状况延续下去，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已经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改变现状。”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艾地同志阐述了一九五一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建设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他说，目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致。艾地同志说，“重新建设党的一项重大事件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列宁主义派推动下于一九五一年初召开了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击败了反对‘新道路’派，并组成了新的政治局。”他说，自一九五二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发展党员的运动，自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正式实施关于组织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三年计划以后，在各级党校开始实行了一套统一的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制度。他说，第二个三年计划叫做关于教育和组织工作的计划。在这个计划期间，教育工作更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强调指出：组织上的建设重要，但思想上的建设尤其重要。他说，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起，我们全党开始执行宏伟的第三个计划，这就是关于文化、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四年计划。 艾地同志说，“由于执行了党的建设计划，特别是由于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党取得了一九五一年以来最大的成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致。”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中，艾地同志着重指出：“了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的共同点和区别点，对想要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当前的革命斗争的人是很重要的。”他说，“无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或者是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纲领的《政治宣言》都指出，印度尼西亚革命有两个阶段，即民族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是印度尼西亚革命总战略的共同的出发点。虽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和《政治宣言》对现阶段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如革命的对象、任务、力量、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是有相同之处的。”艾地同志还指出：“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明确地指出，要达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的，就必须使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不能指望在《政治宣言》里写上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艾地同志说，“为了能够引导政治局势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执行的总路线是：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彻底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要求。根据这条总路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党的三面旗帜：（一）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二）党的建设的旗帜；（三）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 他说，“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来说，在目前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意味着加强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加强在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工作，加强‘纳沙贡’的团结，也就是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和共产主义者在《政治宣言》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的团结。没有蓬蓬勃勃的和彻底的农民运动，就不可能建立广泛和坚决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有力的‘纳沙贡’合作。” 他说，“高举党的建设的旗帜，意味着继续建设全国范围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并使建党工作更加完善。” 他说，“高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意味着，尽可能多地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为彻底实现八月革命的要求而奋斗，也就是说消灭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 他说，“高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同时意味着，进行三种斗争形式的活动，即做好在农村的农民工作，做好在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作，以及密切武装部队和人民的关系，使这些武装起来的工农子弟不致被反动派利用来敌视人民。” 艾地同志说，“为了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即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的民主、团结和动员的旗帜。” 他说，“在高举党的三面旗帜和民族的三面旗帜的同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号召人民群众执行十分迫切的民族的三项任务。这三项任务是：（一）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二）克服经济困难；（三）反对新殖民主义。因此，通常是这样说：高举两组三面旗帜执行三项任务。” 在报告的第四部分中，艾地同志谈到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重要意义。他说，“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我曾经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意见分歧是从我们以什么方式能够尽快地埋葬帝国主义这问题而产生的。”他说：“问题是什么是埋葬帝国主义最好的方式。但是错误的方式会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也就意味着有利于帝国主义。假如拼命维护显然是错误的东西，而且愈来愈被证实是对帝国主义有利，那问题就不同了，就不再属于如何埋葬帝国主义的范围了。” 他指出，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在力图进一步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并且暂时成功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裂痕。他说：“为什么正是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是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裂痕的根源呢？这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者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者集中了它的全部精力来粉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所采用的手段，除了通常使用的手段（即暴力和阴谋诡计）之外，还利用修正主义者、首先是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 他强调说，“《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足的根基。这就是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消除修正主义的毒素，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这就是热爱革命，并且必须在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必须不断地反对古典的或现代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也阻碍革命的前进。”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最早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采取的独立自主态度是能够加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内团结一致的态度。独立自主的态度并不是中立的态度，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为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裂痕而起积极作用的态度。由于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独立自主旗帜，也就体现了全世界共产党关系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因此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多么严重，我们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一致。” 他指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维护同其它兄弟党的亲密友谊，不愿干涉其它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日常活动中始终教导它的党员要经常向其它兄弟党学习，同时也不希望别的党干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完全符合一九六○年声明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相互关系的原则。”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它的口号是：‘我们热爱和平，但更热爱独立’，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只有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平才能保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加强。”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指出，一九六○年声明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性，声明的这一部分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继续干着为一九六○年声明所严正批判的勾当。这一点表现在：他们散布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企图把正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的斗争引入歧途。”他还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煽惑人心，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他们说，如果成立‘纳沙贡’内阁，印度尼西亚就会陷于孤立，理由是：（一）西方国家不同意‘纳沙贡’内阁；（二）不结盟国家不同意‘纳沙贡’内阁；（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意‘纳沙贡’内阁。印度尼西亚人民坚决反对马来西亚联邦，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赞同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积极地破坏和分裂亚非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他说：“南斯拉夫越来越堕落成为为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美国每年提供给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占南斯拉夫预算的三分之一，到一九六二年已达三十五亿美元。一九六○年声明发表之后，一九六一年以来，南斯拉夫已使它的对外贸易‘自由化’，这就使进出口业繁荣起来，而使国内工业生产陷于瘫痪。” 他强调说：“正如一九六○年声明中强调指出的，坚决揭露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仍然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任务。” 他还说：“目前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和真正的分歧这一事实之外；同时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对这些意见分歧采取中立态度。由于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且恰恰相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来越发展，它的理论水平越来越提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越来越增强。” 艾地同志说：“面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的意见分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更加认识到它在这个期间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些是：独立自主的态度，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态度，忠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态度，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以及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的态度；面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现象，从而满怀现实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艾地同志在结束报告的时候说，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我们坚持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口号，这就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 艾地同志的报告，受到了党校全体师生的热烈鼓掌欢迎。 艾地同志报告以后，林枫同志讲话，向艾地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他说，艾地同志的报告，以它深刻而丰富的内容，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教育。 林枫同志要求大家很好地学习艾地同志的著作，学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他说，“我们学习的根本方法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今天，我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同当前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个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危害的修正主义，也继续反对曾经在历史上给我们党带来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为此目的，我们不只要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请教，学习他们的经典著作，我们还要向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学习，向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学习，向当代像艾地同志这样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活动家学习。我们要像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样，虚心地学习一切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活动家的著作。”（附图片） 艾地同志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第1版()专栏： 周恩来邓小平艾地苏蒂斯曼和中外人士出席越大使招待会 同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陈子平大使、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祝酒，祝贺越中两国的巨大成就、越中友谊的不断巩固、越南南方人民爱国正义斗争的重大胜利，并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世界和平、越中领导人和艾地同志的健康，干杯。 新华社二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陈子平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郭沫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罗瑞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四光、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蔡廷锴，出席了招待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艾地、副团长苏蒂斯曼以及代表团的成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以孙光阀为首的越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以阮氏萍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全体成员。 陈子平大使在招待会上祝酒，对出席招待会的中外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提议大家举杯，祝愿为保卫世界和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高举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旗帜，维护睦邻友好关系而进行不懈斗争的战士——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以及中国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健康。 他祝贺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社会各个方面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 他说，越中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永恒的友谊不断发展和巩固，这种友谊的标志是今年刘少奇主席到越南进行的极其友好的访问，以及最近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支持越南南方的解放斗争事业的声明。 陈子平大使还祝愿越南人民亲密和敬爱的朋友，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坚强战士，全心全意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艾地同志身体健康。 他在祝愿阮氏萍女士的身体健康时说，越南南方一千四百万骨肉同胞已经并正在取得辉煌的胜利，逐步击退美吴集团挑起的肮脏的侵略的特种战争，对保卫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子平大使最后还提议大家：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建设成就，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地发展，为世界和平，为越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朝鲜南部、越南南方以及从世界其他地方滚出去，干杯。 李先念副总理在招待会上祝酒，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越南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快、猛、稳方针的指导下，以勤俭建国、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伟大成就。 李先念副总理说，英勇地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东南前哨，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强调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英勇果敢的越南南方人民，为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的爱国正义斗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他说，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李先念副总理举杯提议：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繁荣和昌盛，为越南人民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事业的胜利，为中越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为世界和平，为敬爱的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政领导同志的健康，为陈子平大使、阮氏萍女士和艾地同志的健康，干杯。 陈子平大使和李先念副总理祝酒后，乐队分别奏中越两国国歌。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国各方面的负责人姬鹏飞、杨秀峰、伍修权，以及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招待会。（附图片） 左图：在招待会上。右起：阮氏萍、李先念、陈子平、周恩来、艾地、苏蒂斯曼、邓小平、彭真、郭沫若、罗瑞卿、傅作义。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第1版()专栏： 古巴领导人致电我国领导人 感谢我国党、政府和人民对古巴武装起义十周年的祝贺，希望古中友谊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工人阶级世界性胜利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以及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中日益增进。 新华社二日讯　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八月二十八日打电报给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感谢对纪念“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祝贺。电报全文如下：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我们谨代表古巴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革命政府，并以我们个人名义，对你们为纪念“七·二六”十周年而发来的热情贺电，表示我们兄弟般的感谢。我们请你们把这种感谢转达给兄弟的中国人民、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们不顾美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政策，正以不可摧毁的坚定和自觉的热情，推进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进程，以便为美洲和世界被压迫人民作出榜样。在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中，我们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以及各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极为珍视你们给予我们的鼓舞和声援以及你们的热情的祝贺。我们希望，存在于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加强，希望这种友谊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工人阶级世界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以及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得到增进。 请接受我们兄弟般友谊和敬意。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 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 古巴共和国总统 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博士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哈瓦那

第2版()专栏： 浙江广东农民超额交售早稻 增产地区社员口粮增加，因灾减产地区征购任务酌情减免 新华社杭州一日电　早稻获得丰收的浙江省，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早稻征购任务。 今年浙江省的一千三百多万亩早稻，大部分都比去年增产。广大社员的爱国热情在丰收形势的鼓舞下更加高涨，因此各地今年不但交售粮食的时间比往年早，而且粮食的质量也比往年提高。据浙江各地粮食部门反映，用新粮碾出来的大米中，稗子较少。由于谷粒饱满，所含水份少，每百斤稻谷的出米率比正常年景多一斤多。 各地人民公社生产队对社员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及储备粮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增产地区的生产队，社员的口粮都比去年增加。 新华社广州一日电　广东省超额完成了早稻征购任务。 今年广东省早稻在生长期间，遇到了大旱。广大人民公社社员依靠大跃进中兴修的水利工程和集体经济的力量终于战胜了这个困难。早稻地区除一部分因灾减产以外，多数地区仍然获得比较好的收成，部分地区甚至比去年显著增产。增产和收成较好的地区，衷心感谢国家对他们的支援，纷纷超额交售征购粮。依靠新建的电动排灌网战胜大旱的珠江三角洲上的南海县，今年早稻总产量比丰收的一九六二年还增产四千七百万斤，这个县农民在七月底，就比去年多卖给了国家一千五百万斤稻谷，后来又通过供销社卖给国家二千万斤稻谷。海南岛的临高县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变缺粮县为余粮县的，今年在与干旱作斗争中这批工程又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早稻在受旱以后仍然获得增产。社员们说，国家支援了我们，我们应该多卖粮支援国家。目前，全县已超额五十七万斤完成了早稻交售计划。澄迈县十四个增产的公社每个公社都比计划多卖给国家一至二万斤粮食。 在征购的同时，各地都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兼顾的原则，妥善安排了社员的生活。增产地区社员的口粮，一般都有所提高；因灾减产的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也酌情实行了减免。

第2版()专栏： 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开始收摘头喷棉花 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加强棉田后期管理 一些受涝棉区抓紧排除积水力争保住伏桃多结秋桃 新华社讯　四川、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产棉区，大片棉田伏桃累累，陆续爆花，广大社员正高高兴兴地采摘新棉。据江西省九江、临川、崇仁和浙江省慈溪等县反映，已摘新棉质量一般都比较好。 这四个省今年播种的棉花比去年多，生长情况也比去年好。据江西省二十八个县、市调查统计，长得好的一类和二类棉花，共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另据湖南省八个县的调查统计，一类和二类棉花更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些棉花结的伏前桃和伏桃都比较多，也比较健壮。四川省大部分棉田平均每株棉结伏前桃三个左右，裂桃吐絮的时间较常年提早了一个节令。从目前已收摘的情况看，如果今后不再发生意外的自然灾害，棉田后期管理又能正常进行，这四个省的不少棉区，今年的棉花都可望获得较大幅度的增产。 为适时收摘新棉，做到随爆随收，收细收净，各主要产棉区都合理安排了劳力，认真收棉、晒棉。在采摘过程中，社员们格外细心。同时，各生产队还固定一些有经验的社员，负责选留良种，为明年进一步发展棉花生产创造条件。 目前，棉花正处于生长发育的最旺盛的时期。这四个省产棉区的广大社员，在喜收新棉的同时，还在继续加强“保伏桃、争秋桃”的后期棉田管理活动，力争增产更多的棉花。 据新华社天津二日电　河北省棉区人民公社广大社员，抓紧时机加强棉田后期管理，力争多收一些棉花，支援国家建设。 河北省北部的棉花今年长势比较好，多数棉田棵密株全，桃肥枝多，结了不少的伏桃。再加上伏期风雨调顺，更给棉花进一步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这些地区的广大社员，正在加强后期管理，力争增加收成。唐山专区各县最近对六十万亩棉花进行了普遍检查，目前正在召开现场会议，研究进一步增产的措施。 八月上旬，河北省南部棉区发生特大暴雨，部分棉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棉田受涝后，棉区各县和公社的领导干部，立即深入产棉生产队，同棉农、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抗涝和抢救的紧急措施，力争缩小灾情。抢救棉田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排除棉田积水，经过各地的努力，目前邯郸、石家庄等地京广铁路沿线各县棉田的积水已经先后排除。在排水的同时，河北灾区棉农克服各种困难，根据“保住一棵是一棵、多收一朵是一朵”的精神，加强受涝棉田的管理。 据新华社郑州电　今年伏期先旱后涝的河南省产棉区各人民公社生产队，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受涝棉田的管理，力争保住伏桃、多结秋桃。 近半个月来，遭受暴雨袭击的安阳、新乡等专区的各个社、队，开展了同水夺棉的斗争。在有积水的棉田里，社员们一面挖沟排水，将被水冲倒的棉棵扶起，一面用喷雾器或水壶冲刷叶面上的淤泥。到目前止，全省积水的棉田，大部分已排除积水。许多产棉社、队在排除积水以后，立即加强了田间管理。 在降雨比较适中，目前棉花生长良好的南阳、信阳专区，广大社员除了积极防治棉花后期虫害，进行整枝、打杈以外，还给棉田施了攻桃肥。西平县师灵公社朱庄大队的一千三百多亩棉田，目前已有一千一百多亩追了攻桃肥。 据新华社济南电　山东省各地的棉花普遍进入开花结铃盛期。目前，除部分受涝棉田外，大部分棉花长得株高叶大，花蕾满棵，成铃压枝。棉农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棉花是往年少有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棉田的后期管理，为国家增产更多的棉花，各地社员特别是最近受涝地区的社员，正在设法为棉花中耕、追肥，使受淹的棉花迅速复壮，力争多座秋桃。八月中旬遭受暴雨和洪水侵袭的菏泽、聊城、德州等地区的社员，提出“重灾变轻灾、轻灾变无灾、无灾多超产”的口号，展开同水夺棉的斗争。他们采用挖沟疏渠等方法迅速将棉田积水排除，对被水冲倒的棉株培上了土。接着，许多产棉社、队组织劳力，对受涝棉田进行中耕追肥。 据新华社武汉二日电　本社记者田庄报道：湖北省七百多万亩棉花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目前，大片大片棉花，花蕾满枝，成桃累累；部分棉桃已经吐絮。决心夺取今年棉花丰收的广大公社社员，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地劳动着。力争增产更多的棉花。 今年湖北棉区秋雨偏多，一些沿河滨湖的低洼棉田受到渍水的威胁；部分棉田已因雨多发生了烂桃现象。同时，对棉花产量影响较大的造桥虫、斜纹夜盗蛾、叶跳虫、红铃虫，目前也还继续危害着棉花的生长。因此，各地为争取增产更多的棉花，正在千方百计地继续加干劲、添措施，为壮伏桃、增秋桃、防烂桃而斗争。全省棉田面积最大的荆州专区的许多集中产棉区，经过发动群众对当前棉花生产形势进行分析、讨论，克服了在棉花长势好的情况下滋长的自满松劲情绪后，正在开展群众性的“百斤皮棉”丰产竞赛。襄阳专区各棉区最近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对现有棉田普遍进行了一次分类排队，根据各类棉花的长势，采取不同措施，一面对虫害严重的棉田坚持治虫，一面为生长旺盛的棉花打老叶、去空枝，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第2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古巴农业实习生 新华社二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古巴农业实习生奥列斯特斯·杜布拉斯·勃拉沃、贝德罗·贝莱兹·布里多等三十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批实习生是根据中古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的规定，在今年三月上旬前来我国实习玉米、水稻种植技术的。他们实习已经结束，即将回国。 接见时在座的，有农垦部代部长萧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方毅，副局长杜干全，外交部美澳司司长郑为之等。 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尔南德斯也在座。（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九月二日接见了古巴农业实习生奥列斯特斯·杜布拉斯·勃拉沃和贝德罗·贝莱兹·布里多等三十人。图为周恩来总理和古巴实习生合影。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第2版()专栏： 贺龙副总理接见柬埔寨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二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今天上午在这里接见了柬埔寨体育代表团团长、柬埔寨体育总署副总专员卜森安中校和团员、柬埔寨体育总署划艇专员黄朴兴，柬埔寨国家体育学院教务长龙·斯伦，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邓乙真等。 接见时，柬埔寨驻华大使西索瓦特·西里克·玛塔克也在座。（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九月二日接见了由柬埔寨体育总署副总专员卜森安中校率领的柬埔寨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王敬德摄

第2版()专栏： 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中朝友好协会代表团离京去朝 新华社二日讯　应朝中友好协会邀请到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中朝友协代表团一行五人，在团长、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率领下，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去朝鲜。代表团团员有金善宝、张映吾、袁言庸等。 到车站送行的有中朝友好协会会长李德全、副会长魏传统，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曹瑛，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张维城，外交部副司长曹克强等。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也到车站送行。

第2版()专栏：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二日讯　以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和团员肯尼亚下院议员、工程运输和电力部驻议会秘书杰雷迈亚·尼亚加，肯尼亚下院议员、农业部驻议会秘书詹姆斯·奥索戈等一行二十人，在机场受到首都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包尔汉、廖承志、刘长胜、武新宇、胡愈之、南汉宸、吴德峰、连贯、赵伯平、朱光、吴晗、许广平等热烈欢迎。首都少年儿童向肯尼亚客人献了花。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在机场讲话。他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向肯尼亚客人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肯尼亚人民在乔莫·肯雅塔总理阁下和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即将在今年取得独立。中国人民热烈庆祝肯尼亚人民这种伟大的胜利。 张奚若说，中肯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友好的来往。近年来，随着亚非人民民族独立运动和反帝斗争事业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也在不断加强。他说，我们相信，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这次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不仅会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也一定将有助于今后中肯两国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 约翰·戴维·卡利团长在机场讲话中说，我们能够来观光伟大的中国，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肯尼亚在三个月以前成立了自治政府。我们来中国访问的这个代表团是我国成立自治政府后派出的第一个友好代表团。 他说，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作朋友，不愿同任何国家作敌人。我们知道有人与中国人民为敌，但我们决不会听别人的话，把任何国家当作敌人，我们要自己作出自己的选择。 约翰·戴维·卡利说，我们这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还将有许多人来中国访问。 他强调说，我们希望肯尼亚同中国的友谊继续发展下去，希望中国在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没有被消灭以前，不要停止你们的努力。（附图片）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在机场和欢迎者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第2版()专栏： 云南境外蒋军残部四人向我投诚 他们归来后受到当地军民热情欢迎 新华社昆明二日电　盘踞在云南境外的蒋军残部保山支队中队长段阿生和士兵李根祖、段从洲、武有兴，因不愿为美蒋卖命，毅然弃暗投明，于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从云南境外归来，向我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投诚。他们归来后，受到了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和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第3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九月二日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报告——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想向全体到会者，向邀请我来做报告和准备听我今天的报告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领导人、教师和学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请我来做报告这件事证明了，同志们关心和热爱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深切地关心和热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样。 相互了解我们彼此的社会情况、革命情况和党的情况，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任务。只有继续不断地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友好和相互支援的精神万古长青。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全体同志们转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的热烈问候。 在我这篇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迫切任务》的报告中，我只想谈谈几个重大的问题。 一、略谈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 根据暂时作出的结论，根据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由主观的想法而是由生产人类物质生活所必需的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来决定的这一看法，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时期： 一、原始公社时期（到大约公元前五百年） 二、奴隶占有制度时期（从大约公元前五百年到公元五百年） 三、封建社会（从五世纪到十七世纪） 四、封建和殖民地社会（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 五、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从十九世纪末到一九四五年） 六、独立和半封建社会（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 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 为了了解印度尼西亚目前的社会情况——这是制定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基础——，我用不着从原始公社时期谈起，全面地论述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历史的各个时期。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交给科学家们去解决，而对我来说，提出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的最后三个时期，看来就够了，而且也只是谈谈大体情况。 甲、殖民地和半封建时期（从十九世纪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 在这个时期里，印度尼西亚完全受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则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殖民统治，它们都进行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重要的经济部门都由外国垄断资本所控制。对荷兰、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来说，印度尼西亚是完全起了殖民地的作用，即成了原料供应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帝国主义国家产品的市场、资本投资的场所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来源。文化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此外，为人民的斗争服务的文化也成长起来。 由于资本广泛输出的结果，使资本主义深入到穷乡僻壤。封建的经济关系遭到破坏，经济制度不再是自然经济，而是逐渐地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了。封建制度不再是独立的了，而是只有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才能生存。封建主义已经不完整了，剩下残余了。这就是半封建的情况。 在这个时期里，除了地主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以外，所有阶级的利益都遭受帝国主义的损害。就在这个时期的初期产生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自那个时候起，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就通过各种现代的斗争组织形式，如国营铁路职工会、铁路电车工会、至善社、伊斯兰教联盟、东印度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等等来进行。与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印度尼西亚民族也形成和发展了。在这以前，反对荷兰殖民主义侵略的运动是当地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还没有形成为民族运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印度尼西亚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一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后，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就找到了它的核心。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二六年爆发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民族起义，打击了荷兰帝国主义。起义失败之后，迫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转入地下，此后就产生了民族主义政党，如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一九二七年）等等。苏加诺总统在他著的《沙莉娜》一书中写道：“当时，荷兰帝国主义刚刚疯狂地打击共产党人纯洁的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同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它们的数以千计的领导人被投进监狱里和被送到上利辜流放地。为了继续进行革命的斗争，我就建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斗争的鼓舞之下，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青年誓言，这显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印度尼西亚各族青年团结一致的决心，他们表示他们是一个民族，使用一种共同语，只有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这个事件对于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形成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是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分而治之政策的正确的回答。 在日本法西斯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人民继续进行他们的革命斗争，在企业内部进行破坏，发动农民起义（如在新雅巴那、南安由、加罗地区等等），在军队中发动起义（如在勿里达），并在知识分子、大学生、青年和学生当中组织反抗斗争。人民的苦难越加深重，斗争也就越加激烈。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盟国投降之后，印度尼西亚人民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民族独立并成立了共和国。 乙、独立和半封建时期（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通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印度尼西亚人民就从日本法西斯手里夺取了印度尼西亚政权。印度尼西亚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的措施，如把帝国主义者的重要企业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所有、废除殖民政权和机构、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印度尼西亚国民委员会、从中央直到乡村建立人民治安机构、在若干地区把帝国主义者所有的农场土地分配给农民，等等。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了上述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民主性质的措施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内，帝国主义就不是采取直接的行动。这就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八月革命期间独立的情况，虽然当时的独立还是不完全的和不巩固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领土的若干部分被荷兰帝国主义直接占领，或者通过荷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傀儡政府来控制。在这个时期内，为了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印度尼西亚人民继续不断地在各方面反对荷兰帝国主义。当时，另一个主要敌人——封建地主阶级，可以说，在革命进行期间并没有遭到打击，因而使半封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不能彻底完成的基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一、执行不坚决的反帝政策，继续不断地进行妥协，例如，签订林牙椰蒂协定、伦维尔协定以及后来接着签订更坏的圆桌会议协定，就可以得到证明； 二、没有制定坚决打击封建地主和争取农民到革命中来的反封建政策； 三、不了解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 四、没有建立工人阶级单独的革命领导权，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失败证明，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是不能够领导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此外，这个革命的失败也证明，当时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还不能领导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中，无论是在国家政权中、包括在武装部队中，或在其他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同志们知道的那样，一九四八年九月反动的哈达政府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行了白色恐怖政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茉莉芬事件。在对付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大批的领导人牺牲了。我经常说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投入八月革命的：党还没有总结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仍然没有建设党的经验和武装斗争的经验”。 丙、（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时期，或者没有完全独立和半封建时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指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哈达政府与荷兰政府签订的圆桌会议协定，确定了印度尼西亚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根据上述协定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实行的所谓移交主权，其目的是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中间制造幻想，说印度尼西亚已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说‘移交主权’是‘真实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实际上，哈达政府通过圆桌会议协定的签订，使荷兰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经济方面的势力复辟了。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是阻挡不住的。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印度尼西亚政府于一九五六年四月间单方面地废除了不平等和卖国的圆桌会议协定，而且后来也单方面地废除了对荷兰的“债务”。以后通过人民群众更巨大的力量，又陆续地把荷兰垄断资本的企业接管过来和收归国有（一九五七年），并且把西伊里安收归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版图（一九六三年）。但是，这些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措施并不意味着给印度尼西亚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印度尼西亚在经济上还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是最清楚地证明印度尼西亚还没有完全独立。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还能够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原料、挖掘印度尼西亚矿藏的资源并使用印度尼西亚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他们压制了国营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工业的发展。 迄今为止，只有怀特工程公司一九五二年的报告提供了以下有关外国总投资的统计数字： 荷兰资本（接管以前）1，470，000，000美元 美国资本　　　350，000，000美元 英国资本　　　262，500，000美元 法国和比利时资本　　105，000，000美元 其他外国资本　　52，500，000美元 合　　　共　　2，240，000，000美元 根据荷兰外交大臣伦斯在联合国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八年在印度尼西亚被接管的荷兰资本共约十二亿美元。因此，如果伦斯的这个数字确实而且没有新的投资的话，现在外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共有二十二亿四千万美元减去十二亿美元等于十亿四千万美元。实际的情况是：帝国主义的资本、首先是美国的资本，近来日益增加了新的投资。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美国在石油企业的投资有如下增长：壳牌石油公司增加八千四百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增加四千万美元；德士古石油公司增加四千七百万美元。根据美国大使琼斯向美侨协会的报告，自一九五○年以来，美国的“经济援助”就已达六亿三千九百万美元。据估计，这个数字小于确实的数字。正如同志们所知道的一样，像在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国家里的外国投资，采取“经济援助”的形式，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形式之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是坚决反对新殖民主义的。 在买办分子和官僚资本家的帮助下，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国营经济，并且直接地或通过所谓“国际货币基金会”，利用美国所制定的所谓“稳定经济计划”，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新殖民主义的毒针插入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中。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制度。自从荷兰帝国主义几乎从所有的经济领域和西伊里安被赶出去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就代替了荷兰帝国主义的地位而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印度尼西亚农村的现实表明，土地关系的封建性依然不变，而农民是处于贫困和依赖封建地主的状态中，这可以由如下事实来证明： 第一，存在着地主对无地农民耕种的土地的垄断权。 目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农民的斗争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对土地的垄断权并实现“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印度尼西亚各地农村的农民运动干部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土地集中的程度如下： 地主　　　贫农和雇农（人口）（土地）（人口）（土地）加浪都伦（任末）　　6％　31％　64％　17％鲁韦卡查（巴都查查尔）　12．5％　83．48％　87．5％　16．52％ 第二，农民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这种实物地租占农民收成的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使大多数农民贫困化。 针对地主的这种剥削，革命运动为农民提出了关于更好的分配办法的要求，也就是通常叫作六：四的要求，意思就是说，耕地的农民至少占有六成，土地所有者最多只能占有四成。 第三，在地主土地上实行的劳役地租制度，如实行强迫劳役和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使农民处于奴隶的地位。 第四，债务累累，紧卡着绝大多数农民的喉管使他们处于被地主和高利贷者所奴役的地位，例如，月利平均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一百，或者卖青苗，其价格平均为收成时的价格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等等。 《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制定是农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者在议会中的斗争相结合的结果。虽然这两个法令只是限制而不是废除农村的封建剥削，但其实施还是很慢，遭到许多破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这两个法令的实施的同时，向农民说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己的土地纲领。 因此，目前印度尼西亚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或者像我们经常所说的还未完全独立和半封建的社会。这种“还未完全独立”的提法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认识：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并不是完全还没有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人民仍然在为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斗争。 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 在我们认识了印度尼西亚人民所处的社会的性质之后，我们就可以探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认识过程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对象、任务、力量、性质和前途的认识过程。这方面的问题是在一九五四年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来的。因此，我这样说过：“……通过这次代表大会，从《新道路》决议时起开始走向成年时期的我们党，已变成完全进入成年时期的党，因为它已解答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并且对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理论有了完整的认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十四页） 印度尼西亚革命力量是由所有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的阶级和集团组成的。他们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他们必须团结在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动力就是其利益为帝国主义所损害的、坚决反帝的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他们也就是印度尼西亚的进步力量，因为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是坚决的，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而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而从他们的重要性和人数的众多来看，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 弄清了革命力量、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阻力等问题之后，就知道在印度尼西亚社会里存在着三种力量，即顽固力量（革命的障碍，革命的对象），中间力量和进步力量，每一种力量都有自己的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方案。面对这三种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尽力和不倦地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力量。为了要改变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力量对比，执行这条政治路线是很重要的。到目前为止，这条路线的执行是同我们所规定的相符合的，即进步力量更加壮大，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反动分子日益孤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体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的生活各方面的实际活动和印度尼西亚革命斗争中。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印度尼西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属于旧型的，不属于过时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属于新型的，而且是属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它不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它的表现形式是分配土地给农民并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以努力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印度尼西亚革命具有民主的性质，因为它反对封建主义并为全体人民取得民主权利。 由于印度尼西亚革命具有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因此，为争取革命的领导权而奋斗乃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关于这个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先锋党的存在是不能根据某个人的主观愿望或者法律来决定的。虽然在客观上工人阶级政党担负着充当先锋党的任务，但是，不付出代价是不能取得这种先锋地位的。为了能够当先锋，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必须无条件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在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表现出自己的无限忠诚，不怕牺牲并勇敢无畏地维护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这样说过，争取革命领导地位的条件，就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党已经“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以及“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二六○页）。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点之后，我们可以说，近来，印度尼西亚工人阶级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实现了这些条件。当然，这些已经实现了的条件还须要不断地加强。 弄清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之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它的特征不仅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时代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而且是由于在印度尼西亚正在开展着具体的革命斗争，争取作为革命第一阶段的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人民民主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以便将来继续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或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第二阶段。目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是完整的革命运动，它的任务包括两个革命阶段，即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准备的民主阶段，以及将来作为民主阶段的继续的社会主义阶段。 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除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外，没有其他道路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堵死了，因为不论是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或者是帝国主义者都不能让印度尼西亚走上这条道路。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不让印度尼西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劳动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帝国主义者不让印度尼西亚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对他们来说，半殖民地或新殖民主义的印度尼西亚是唯一合适的。帝国主义者不会允许印度尼西亚资本家自由发展，因为这种发展意味着允许它不喜欢的竞争者的产生和壮大。因此，印度尼西亚资本家被认为只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买办。走半殖民地或新殖民主义的道路，就意味着使目前状况延续下去，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已经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改变现状。 为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建立、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印度尼西亚革命中的先锋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目前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真正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从而保证印度尼西亚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鉴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和其他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新独立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其他进步力量一样，印度尼西亚也是属于新兴力量。上述新兴力量中的任何一种力量的成长，都必须加以支持和援助。在反对世界上老朽力量，即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世界上其他反动力量的斗争中，高举共产国际所提出、并为列宁所同意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旗帜，目前已经成为新兴力量的实际需要。 二、一九五一年以来党的建设 面对圆桌会议协定签字后的形势，党内出现了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要求党马上对作为圆桌会议协定产物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展开武装斗争。 这些同志片面地认识形势。他们只看到共产党人在人民当中有很好的声誉，因为共产党人在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中起了作用，同时有许多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着反荷的武装部队。但是他们对革命正走向低潮这一国内总的形势，估计不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外的许多人，对通过圆桌会议协定获得主权上的承认抱有幻想，大多数政党赞成圆桌会议协定。另一方面，茉莉芬事件白色恐怖的结果，使党在组织上仍然极为薄弱。党员人数很少，在许多地区，党的组织正陷于瘫痪。再加上党的领导方面有些人反对执行《新道路》关于将社会党和印度尼西亚劳工党合并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决议。何况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党内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这些同志的路线显然是冒险主义的主观主义路线，如果执行这条路线，将使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 第二种主张是从对整个形势的分析出发。党首先需要重组自己正在遭受破坏的队伍，统一思想和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对党来说，当时重要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内争取和保持合法的地位。由于党在反荷斗争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而且哈达由于签订圆桌会议协定而威信正在下降，这一点是完全可能办到的。党在圆桌会议后的合法地位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的，因此自动放弃合法地位将是完全错误的。第二种主张终于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它的正确性也为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所证明。 重新建设党的一项重大事件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列宁主义派推动下于一九五一年初召开了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击败了反对“新道路”派，并组成了新的政治局。党的刊物《红星》和地下时期的《革命论坛》在为列宁主义派取得这次胜利进行准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新的政治局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以便根据“新道路”的路线进行领导，并成功地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章。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章和建设党的经验的材料，对我们制定党章有很大帮助。同时，正由于这个党章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己建党历史的具体经验相结合，因此对于重新建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央全会批准了这个党章并立即在全党执行，作为党的建设的日常活动中的准绳。对党章的讨论和执行党章的活动大大促进了党的发展，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活跃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加强了党的纪律、思想和统一。 地方上建设党的工作在最初阶段是由中央委员会的可靠的、同中央委员会一条心和一个思想的助手——中央特委负责进行的。中央特委由中央委员会指派的一位中央特派员领导，因此不是从下面选举产生的。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北苏门答腊、中苏门答腊、南苏门答腊以及苏拉威西省都设有中央特委。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样，中央委员会就可以同各县和大城市委员会直接联系，而且能够直接了解领导这些委员会的干部。这是必要的，因为党在地方上的情况还混乱，而且受到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捣乱。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重新建设党的时期的经验，可以总结如下：在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发生混乱的情况下，首先最需要的是争取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巩固的团结和思想上的统一。然后开始自上而下重新建立下级组织。在党的各个下级组织委员会已经生根并开始发展之后，才应该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群众性的党的工作中，遇到了由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所带来的各种特殊问题。首先，印度尼西亚是由几千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在这些岛屿上建立党的组织和委员会。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要从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人民中吸收党员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等问题。虽然靠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保证了固然是迟慢，但仍是经常不断的联系，可是这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全党思想统一的极其重大的意义就尤其突出。只有有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各地区党的委员会和领导干部才能够坚决根据党的总路线和纲领，充分主动和独立地进行工作。这便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党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对于大陆国家可能不怎么迫切。其次是各族和外裔公民的问题。像我前面讲过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是由许多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的族以及外裔公民，例如欧洲人后裔公民，阿拉伯人后裔公民和中国人后裔公民组成的。在各族中扎根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党的干部坚决根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土地纲领进行工作和建立党的组织。在各族中发展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党争取实现各族权利一律平等的政策。由于这个政策，党开始在各族中扎下根，并在党内展开了健康的竞赛，发展各族有助于和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优良的东西，以便在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反帝斗争中团结一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执行这个政策时，也展开了反对大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这两种倾向都来源于资产阶级思想。 关于外裔公民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执行“原居民”和外裔公民权利平等的政策，反对一切种族歧视。最近（一九六三年五月）发生了主要是破坏华人财产的种族主义的反革命事件，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又更具体地制定了自己的外裔公民政策。这个政策叫革命融合政策。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外裔公民中加强工作，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把他们组织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或革命群众团体里面来。这一政策无论对肃清无产阶级自己队伍中种族主义影响的残余来说或是对消灭外裔公民中的排他主义现象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政策也为外裔公民指明了出路，他们当中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不能以“不过问政治”的态度来对付所谓“原居民”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是应该以积极参加革命政治活动的态度来对付它。革命融合政策对击败所谓“同化”政策也有重要意义，所谓“同化”其实就是强迫外裔公民改名换姓，改变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实质上，革命融合政策是坚定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政策，与资产阶级的“同化”政策相对立，后者事实上是发展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政策。 自一九五二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发展党员的运动，确实没有一次不是同开展对党员的教育活动同时进行的。特别是新党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纲领和党章，而老党员则是必须系统地学习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譬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干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学习列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运动，在引导党摆脱宗派主义毛病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学习刘少奇同志著作　《论群众路线》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建设一个扎根于群众的党。同样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党内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自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正式实施关于组织和教育工作的第一个三年计划以后，在各级党校开始实行了一套统一的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制度。从中央到基层组织都举办了各种党校和党的训练班，教育内容是密切联系党在当时的任务。因此，通过党内教育能使党员作好思想准备，清除思想障碍，以便使党的各项任务能很好地完成。 在第一个三年计划期间，在各级党校和训练班讲授四门课程：社会发展史、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在中央党校还多一门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第二个三年计划叫做关于教育和组织工作的计划。在这个计划期间，教育工作更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强调指出：组织上的建设重要，但思想上的建设尤其重要。在所有的党校都增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这是为了满足武装全体共产党人抗击反动派在思想战线的正面进攻的客观需要。当然，根据各级党校的不同程度，这门课程教的内容也不相同。例如，在区委会给支委一级的干部办的政治学校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只限于介绍有关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本概念。其中，强调哲学的阶级性，使学员能经常划清敌我界限，在面临任何政治问题和革命问题时能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其次，是讲从实际出发的必要性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原则，以反对行动中的唯心主义和革命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关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是集中领会从运动和矛盾的观点去看一切事物的意义。也讲革命实践对发展革命理论的意义。 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各级党校还增加了一门重要课程：国际工人运动。开设这一课程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沙文主义。这种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在争取完全民族独立的斗争里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倘若工人阶级思想上放松警惕，就容易陷入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的泥坑里。工人阶级应该进行真正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进步的爱国主义的教育，以对劳动人民、对受压迫人民的热爱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此来对付上述危险。这种爱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同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经受过国内外事件的多次考验。其中之一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一九五六年）和苏联帮助工农政府镇压反革命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毫不犹疑地完全支持苏联的行动。另一考验是一九五九年第十号总统法令的执行，执行这法令的目的在于打击华侨小商贩和破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最近爆发的反革命种族主义的骚乱也是具有同样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经得起这次考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坚决打击种族主义，维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这一态度没有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带来丝毫损害，而是相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抱着这种态度能够号召整个民族狠狠打击种族主义的反革命骚乱，而党的建设获得了更迅速的进展。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经验表明：一开始把重点放在中央级（中央委员会或大地区委员会）干部的教育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全党组织的骨干。然后，把这种教育扩大到下级；第二个三年计划的后期，重点是举办政治学校和人民训练班。 经过第一个三年计划，训练了大批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数达三十万一千八百八十四人，这是一九五一年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的三十倍以上。 在执行教育计划的过程中，也曾举行了有关某些政治和组织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理论讨论会，开展了各种整风运动，以便克服在斗争过程的各个阶段可能产生的错误思想和偏向，还组织阅读了革命小说，以及其他等等。 由于执行了党的建设计划，特别是由于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党取得了一九五一年以来最大的成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致。不仅仅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思想一致，而且在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方面也是思想一致，无论是有关国内问题的政策或是有关包括外交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外问题的政策。当然，情况是在不断发展，斗争是在继续进行，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肯定要产生的。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思想正确可以自然而然地保持下去。我们应该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来自觉地维护和保持思想的正确。 有计划地进行工作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从一九五一年起，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开始成了党内通用的工作方法。 曾经有些同志议论过是否有必要有计划地进行党的建设工作。他们问，革命活动是否可能有计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经验充分说明：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使革命活动有计划地进行，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从理论角度来看，有计划地进行工作的工作方法也是完全正确和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意味着，它应该了解社会发展规律，了解拥护进步的社会力量和反对进步的社会力量。它应该懂得，如何组织进步的社会力量来打败反动的社会力量。它特别要认识自己，认识它自己和它的组织的发展规律。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意味着根据对这些规律的了解，自觉地规定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进展。它的成功经验或是失败经验，都有助于工人阶级更好地和更深入地了解这些规律。 有计划进行工作的工作方法的另一好处是能够锻炼干部，使他们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把各个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把轰轰烈烈的工作和埋头苦干的工作结合起来，而且时时刻刻都明确哪项是最主要的工作。 列宁在他所著的《怎么办？》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工人运动中“崇拜自发性”的派别，他们认为“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列宁指出，必须“同自发性进行尖锐的斗争”。他强调说：“假使我们不能规定出一种预定要进行很长时期的工作，同时利用这种长期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党在任何意外情况下，在事变进程无论怎样加速的情况下，都能站在自己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政治策略和组织计划，那我们就简直会成为可怜的政治冒险主义者”。（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四七六页） “我们应当时刻进行平凡的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意外，因为爆发时期转变为平静时期往往是很难预料的。” 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并争取实现计划是反对自发性的斗争。计划保证我们“时刻进行平凡的工作”，以致于任何原因都不能使我们的工作停顿。计划具有动员的作用。当一九五八年在一些地区爆发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的反革命叛乱，许多共产党人被捕遇害，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组织并没有因此瘫痪，它同叛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继续有计划地进行党的建设。 确实有一种倾向，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倾向是企图把实现计划指标从革命斗争中分割开来。这种倾向意味着不了解我们是有计划地为革命而工作！如果完全是形式上追求完成计划的指标，那就是官僚主义的态度。相反的，如果认为制订计划指标，会妨碍革命活动的进展，那就是向自发性低头。经验证明，在反对和纠正了这些错误态度的地区，党就能获得迅速的巨大进展，并能巩固自己。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七日起，我们全党开始执行宏伟的第三个计划，这就是关于文化、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四年计划。正如我们过去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是革命的计划。所以，如果计划中规定的指标达到了，它将给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的进展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计划中列进了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项迫切任务。 在实现四年计划的文化工作项目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来提高劳动人民首先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水平，这包括扫除文盲、发展小学直到中学的普通教育，艺术、专门知识等专门教育，直到兴办各种性质的高等院校。 党愈是发展，党的干部所要进行的工作就愈是多种多样。为了使干部能完成各种新的工作任务，需要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此外，党的干部经常必须解决需要有某些专门知识的问题。因此，目前的斗争阶段就要求我们现在就培养具有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党员干部，把干部培养成“既是共产党员又是专家”。这是四年计划的一项重要目标。 在实现四年计划的思想工作项目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加紧进行我们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三年计划中已经进行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培养党校教员和理论工作者。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第二个三年计划期间，已经建立了相当于学院水平的中央党校，学习期限三年。这是为了满足党对理论工作者的需要。党的革命实践经验丰富了，而且极其迅速地在发展，可是从理论上来总结这些经验的工作还落在后面。尚待克服的障碍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印度尼西亚文的还有限。因此，迅速加强理论教育工作的途径之一应该是加速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在思想教育方面，应该加紧和加深进行哲学教育。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共产主义的敌人再无法从政治上明目张胆地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攻，因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已经列入国家的文件。但是，他们在思想领域加强了攻势。无产阶级如果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渗透到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危险就会更大。 向文学家和艺术家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也是四年计划中的一项迫切任务。现在，党在文学家和艺术家当中的影响极其广泛，但是，对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进行得还不够。因此，他们的创作还跟不上党在政治方面的进展。 革命的方案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传播得愈广泛，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也愈多。四年计划规定要组织力量，帮助他们。这样，不仅是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党外的进步人士也在党的帮助下学习马克思主义。要逐步地使马克思主义不仅为共产党人所有，而且也将为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所有，必需经过这一过程。 关于四年计划的组织方面，规定要成倍增加党员人数和群众团体的会员人数。 群众工作也要继续进行和加强，特别是农民工作。我们的革命实质上是土地革命。虽然党在农民中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些成绩还远远不够。党应该加强对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加速培养农民干部。发展党员的重点也必须是农民。 组织工作取得进展的重要因素是正确的领导方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了这一点，第七次代表大会又再一次着重指出了这一点。一九六三年二月一中全会更具体地讨论了领导方法的问题。这就是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全会强调指出：领导方法应该和正确的工作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进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在四年计划期间，不仅应该在党内而且也要在群众团体中坚决贯彻这一领导方法。 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几项迫切任务，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这些任务很艰巨，要以巨大的毅力和勇气去完成。完成了这些任务将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到更广泛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将使党的干部有才干、有勇气和有文化。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它的干部坚决做到三好：工作好、学习好、道德好。完成了这个四年计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更加能够采取重大步骤来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 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政治宣言》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若干策略 了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的共同点和区别点，对想要了解印度尼西亚人民当前的革命斗争的人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基本上已经由一九五四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完整的一套，而且一九五九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二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作了带有充实性质的修改；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有了《政治宣言》，即苏加诺总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及其具体实施纲要，这些都已经成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共同纲领并且已经由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确定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方针大纲”。 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已经成功地使广大群众承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的正确性。《政治宣言》是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的熔炉中产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成了《政治宣言》的主要内容和积极组织者，其次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使《政治宣言》的内容明确起来，并且保证了对《政治宣言》的正确解释和它的坚决执行。 无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或者是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纲领的《政治宣言》都指出，印度尼西亚革命有两个阶段，即民族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是印度尼西亚革命总战略的共同的出发点。虽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和《政治宣言》对现阶段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问题，如革命的对象、任务、力量、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是有相同之处的。 从以上两个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坚决执行《政治宣言》就是等于执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因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地和模范地执行《政治宣言》。 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和《政治宣言》是有一定区别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是工人阶级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纲领，而《政治宣言》是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共同纲领（同其他阶级合作的纲领）。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明确地指出，要达到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的，就必须使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不能指望在《政治宣言》里写上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政治宣言》只是指出，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支柱，完全没有说那一个阶级负有领导革命的任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在它的纲领性的提法里，明确地把该纲领分为一般纲领和要求纲领，既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又不排除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纲领是战略纲领，是路线，而要求纲领是为实现一般纲领服务的执行方针或为它铺平道路。关于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要求是策略要求，以便将来实现战略要求：人民政府或人民民主政府。由不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相互关系的人来执行《政治宣言》，那就会造成混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持它的纲领，就可以继续对《政治宣言》作正确的解释，并领导人民正确和坚决地执行《政治宣言》。 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的手里，《政治宣言》就是团结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家和买办分子的斗争的武器。 党的三面旗帜和民族的三面旗帜 在为实现党的政策的斗争中，口号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九五六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的“团结起来，为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而奋斗”这一战略口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广泛地传播了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即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另外，一九五七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改变力量对比，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总统方案”这一策略口号，在团结各种革命力量、以实现组织民族联合政府或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要求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够引导政治局势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执行的总路线是：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彻底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要求。根据这条总路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党的三面旗帜：（一）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二）党的建设的旗帜；（三）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来说，在目前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意味着加强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加强在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工作，加强“纳沙贡”的团结，也就是民族主义者、宗教界和共产主义者在《政治宣言》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的团结。没有蓬蓬勃勃的和彻底的农民运动，就不可能建立广泛和坚决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有力的“纳沙贡”合作。 高举党的建设的旗帜，意味着继续建设全国范围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并使建党工作更加完善。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了大量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的时候，它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因为，对党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干部，也就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最有觉悟的执行者。 我们党的建设经验表明，有计划地工作不仅是需要和可能，甚至是必须的。有计划地工作意味着，要自觉地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对自己组织的发展规律、对自己的认识，来规定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发展计划。 高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意味着，尽可能多地使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为彻底实现八月革命的要求而奋斗，也就是说消灭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八月革命的旗帜肯定了我们利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的重要意义。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经验教导我们，为了保卫印度尼西亚的主权，游击战争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实行三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即把农村（主要是农民）的游击斗争、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交通运输工人）的革命斗争和做好并加强在敌人的武装力量中间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话，当时的游击战争就会收到更大的效果并取得胜利。 高举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同时意味着，进行三种斗争形式的活动，即做好在农村的农民工作，做好在城市中的工人（主要是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作，以及密切武装部队和人民的关系，使这些武装起来的工农子弟不致被反动派利用来敌视人民。 为了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即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的民主、团结和动员的旗帜。最初，民族的三面旗帜这一口号是为了坚决反对大大压制民主生活的战时戒严令、为了巩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为了动员人民群众进行解放西伊里安和克服衣食危机的斗争而提出的。在民族的三面旗帜之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呼“一手拿枪，一手拿锄，进行斗争”的口号。 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意味着，帮助党完成部分的任务并使党接近于完成总的任务。 把党的三面旗帜和民族的三面旗帜的关系，即战略口号和策略口号的关系弄清楚之后，在各面旗帜的范围内必须完成哪些任务也就清楚了。 现在，在高举党的三面旗帜和民族的三面旗帜的同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号召人民群众执行十分迫切的民族的三项任务。这三项任务是：（一）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二）克服经济困难；（三）反对新殖民主义。因此，通常是这样说：高举两组三面旗帜执行三项任务。 这三项任务也已经成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行动纲领，已经包括在民族阵线的五项纲领中。 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谈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除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之外，别无其他用意。 正如同志们所知道的，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我曾经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意见分歧是从我们以什么方式能够尽快地埋葬帝国主义这问题而产生的。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是不愿意埋葬帝国主义的，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是愿意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的。问题是什么是埋葬帝国主义最好的方式。但是错误的方式会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也就意味着有利于帝国主义。假如拼命维护显然是错误的东西，而且愈来愈被证实是对帝国主义有利，那问题就不同了，就不再属于如何埋葬帝国主义的范围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九十多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受着成千名中央委员的领导，因此，存在着意见分歧是自然的。尤其是还有许多同志喜欢夸大意见分歧甚于强调意见一致，不把主要问题放在第一位，一旦遇到另一个共产党对非根本性的问题，或者虽然是根本性的然而还可以推迟解决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立场，就不能克制自己。当然，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利用这种情况来更进一步加深意见分歧，他们暂时成功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裂痕。为什么正是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是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裂痕的根源呢？这是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者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者集中了它的全部精力来粉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所采用的手段，除了通常使用的手段（即暴力和阴谋诡计）之外，还利用修正主义者、首先是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是有历史背景的。它的历史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学说中处于优势地位。弗·伊·列宁所说的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中文版十三页）现在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就把矛头指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历史经验证明，必须有巩固的基础，不受任何情况变化所动摇的基础，而且经久不锈，这样的团结才能持久。《共产党宣言》是我们生动的榜样。特别是对当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经常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足的根基。这就是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消除修正主义的毒素，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这就是热爱革命，并且必须在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必须不断地反对古典的或现代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也阻碍革命的前进。我们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表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严重分歧的时候，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待这一问题，就会使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受到严重的妨碍，因为反帝斗争中的同盟军觉得他们依靠共产党是得不到保障的。同时也严重妨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增进友谊的工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极力企图引起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并且企图瓦解某些劳动人民的意志。 与此相反，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和论战就能增强共产党人的队伍。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发展和更加巩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受到鼓舞并日益采取批判的态度来研究和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形势推动他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路线是，把所能获得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材料介绍给大家，以便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态度来批判地研究和讨论这些材料。 同志们已经充分了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最早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一。因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七月份举行了苏中两党会谈，并且会谈没有中断，今后将继续进行。因为我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和它的实质，我们并没有比这更多的奢望。 截至目前为止的经验表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采取的独立自主态度是能够加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内团结一致的态度。独立自主的态度并不是中立的态度，而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为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裂痕而起积极作用的态度。由于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独立自主旗帜，也就体现了全世界共产党关系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因此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多么严重，我们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一致。 采取独立自主的态度，这就教育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对待各种问题要采取批判态度，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远远抛弃了教条主义，从而大大促进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的工作，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全面地结合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贯维护同其它兄弟党的亲密友谊，不愿干涉其它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就是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日常活动中始终教导它的党员要经常向其它兄弟党学习，同时也不希望别的党干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完全符合一九六○年声明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相互关系的原则。如所周知，我们不仅可以从兄弟党的积极方面学到东西，而且也可以从兄弟党的消极方面学到东西。我们也可以从坏的老师那里学到东西，即学习如何不至于变成像那个老师一样。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它的口号是：“我们热爱和平，但更热爱独立”，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只有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平才能保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能加强。 一九六○年声明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性：“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三十九至四十页）。我有意整段地引证这段话，正是因为一九六○年声明的这一部分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经验表明，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继续干着为一九六○年声明所严正批判的勾当。这一点表现在：他们散布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企图把正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国家的斗争引入歧途。大家知道，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在印度尼西亚遭到反对，人们高举着革命思想的旗帜，这种革命思想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力量，就是新兴力量反对老朽力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煽惑人心，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成立“纳沙贡”内阁。他们说，如果成立“纳沙贡”内阁，印度尼西亚就会陷于孤立，理由是：（一）西方国家不同意“纳沙贡”内阁；（二）不结盟国家不同意“纳沙贡”内阁；（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意“纳沙贡”内阁。印度尼西亚人民坚决反对马来西亚联邦，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赞同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积极地破坏和分裂亚非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南斯拉夫越来越堕落成为为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国家，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美国每年提供给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占南斯拉夫预算的三分之一，到一九六二年已达三十五亿美元。一九六○年声明发表之后，一九六一年以来，南斯拉夫已使它的对外贸易“自由化”，这就使进出口业繁荣起来，而使国内工业生产陷于瘫痪。 因此正如一九六○年声明中强调指出的，坚决揭露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仍然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任务。 虽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论战，然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成功地使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变成了积极的东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致的不断加强，这是取得印度尼西亚革命胜利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保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采取的步骤如下： 1、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教育它的干部和党员继续热情地向各兄弟党学习，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2、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加速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要研究各兄弟党的意见。这意味着教育党员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要采取批判的、虚心的、自信的和认真的态度。 3、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因为停止反对修正主义就意味着不走革命的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对目前兄弟党的经验、结论和纲领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 4、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断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和提高它的威望而奋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这一伟大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在言论和行动中贯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断地向所有国家的、真诚希望在目前越来越受到考验、经验更加丰富和更加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恢复共产主义运动和谐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理智，发出呼吁。 目前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和真正的分歧这一事实之外；同时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对这些意见分歧采取中立态度。由于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且恰恰相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来越发展，它的理论水平越来越提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越来越增强，这些事实便可证明这点。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面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的意见分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更加认识到它在这个期间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些是：独立自主的态度，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态度，忠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态度，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以及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的态度；面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实质性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现象，从而满怀现实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亲爱的同志们！ 这一次我所要谈的就是这一些。我的目的无非是向同志们介绍当前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和任务。 同志们能够从我上面所讲的了解到：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也向其他国家的革命学习。我们将始终虚心地向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学习。 我们将继续虚心地和诚诚恳恳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阶段，应该更多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真正地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的含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变成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不坚定的政治家，而且能够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感到他们自己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全面地结合起来的道路。 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要求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完善，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坚持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口号，这就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 完了，谢谢！

第5版()专栏： 河内二十万人盛会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范文同总理号召高举八月革命的旗帜 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胡志明主席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新华社河内二日电　河内市各界人民二十万人，今天上午在巴亭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胡志明主席、孙德胜副主席、黎笋、长征、范文同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应邀参加大会的还有各国驻越南的外交使节。 范文同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过去的十八年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越南人民证明了：一个民族，尽管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要它在正确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坚决斗争，它就一定能够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打败，并且能够争取自己的独立。越南人民也正证明着：一个国家当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又得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就完全可能使过去是殖民地、半封建的、并且建立在贫穷和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绕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勇往直前，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范文同总理谈到越南北方和平恢复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各阶层人民当前的任务。他号召全体人民要进一步高举八月革命的旗帜，发挥光荣传统，表现出英勇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坚决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三年国家计划，从而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建立社会主义技术基础的过程中，争取更大的胜利，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北方各方面力量，作为和平统一祖国斗争的稳固基础。 在谈到南越局势时，范文同总理强烈谴责了美国—吴庭艳集团残暴的镇压南越佛教徒、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罪行。他指出，美吴集团的极端残暴的手段，证明它是脆弱和没有出路的，它在人民中间找不到依靠，并且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南越人民诅咒它，世界舆论反对它。 范文同总理说，南越制度得以存在的根源和直接原因，是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所进行的干涉，是美帝国主义在南越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侵略和好战成性的美帝国主义，是对南越各阶层人民曾经并正在造成成千上万的血腥罪行的罪魁。 范文同总理说，我们越南人民认清了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全部政策，并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需进行艰苦和不懈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失败了；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塔集团在古巴失败了；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在南越也终将遭到失败。 范文同总理讲话结束后，到会群众不断高呼口号。许多五彩缤纷的气球，徐徐升入天空。随后，大会在庄严的越南国歌和《团结就是力量》歌曲声中结束。（附图片） 河内各界人民集会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右图是胡志明主席在大会主席台上。　　　越南通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5版()专栏： 越驻广州总领事和驻南宁领事举行酒会和宴会 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南宁各界和中越友协广东云南分会庆祝越南人民的光荣节日 据新华社广州二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武文享和夫人今晚举行酒会，热烈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广东省省长陈郁、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广州市市长曾生、广州驻军首长晏福生中将、方正平海军中将等二百多人应邀参加了酒会。 应邀参加酒会的还有波兰驻广州领事和在广州的朝鲜、阿尔巴尼亚客人。 武文享总领事八月三十日曾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到会的广州市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介绍了越南人民十八年来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昨晚，中越友好协会广东省分会也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举行了联欢晚会。 据新华社南宁二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南宁领事黎光仁今晚举行宴会，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乔晓光，自治区副主席贺希明、傅雨田，中越友协广西分会副会长莫乃群、葛震，中共南宁市委书记陈枫，南宁市市长阎光彩等应邀出席。 黎光仁领事和自治区副主席贺希明在宴会上讲了话。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韦国清一日写信给越南劳动党越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越北自治区行政委员会主席朱文晋祝贺节日。 据新华社南宁一日电　南宁市各界一千多人八月三十一日下午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乔晓光，自治区副主席贺希明、傅雨田，中越友协广西分会副会长莫乃群、葛震，政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陆秀轩，南宁市党和政府的负责人陈枫、阎光彩等参加了大会。 越南驻南宁领事馆领事黎光仁，领事馆工作人员和越南侨民代表也应邀出席。 中越友协广西分会副会长葛震和越南驻南宁领事馆领事黎光仁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据新华社昆明二日电　中越友好协会云南省分会今晚举行酒会，热烈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云南省副省长、中越友好协会云南省分会副会长刘林元，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昆明领事黄锦鸿先后在会上致词祝酒。

第5版()专栏： 亚太和联致电越南南方保卫和平委员会 严厉谴责美吴集团的法西斯暴行 新华社一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处今天打电报给越南南方保卫和平委员会，严厉谴责美国—吴庭艳集团在越南南方对广大人民进行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并且残酷迫害佛教徒的法西斯暴行。 电报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特种战争’，用刺刀来维持吴庭艳的反动统治，一直遭到越南南方人民的强烈反抗。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对保卫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电报说，“我们一贯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深信他们一定能够推翻美国—吴庭艳集团的法西斯统治，赶走美国侵略者，并使祖国获得统一与和平。祝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第5版()专栏： 声讨美吴集团镇压南越人民的罪行 东南亚和在英国的佛教徒支持南越佛教徒斗争 缅甸和柬埔寨报纸指出美国应对南越暴行负责 新华社二日讯　曼谷消息：泰国佛教徒三千人八月三十一日在曼谷举行集会，抗议美吴集团镇压南越佛教徒。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南越当局立即停止这一暴行。 参加这次集会的泰国佛教徒包括来自六十三个府（泰全国共有七十一个府）的一百二十个佛教分会的代表。 南越、锡兰、印度、马来亚、新加坡的佛教团体的代表和泰国的伊斯兰教徒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大会通过的决议谴责南越当局的暴行，要求南越佛教徒享有与其他宗教徒同等的权利。 会议还决定出版小册子，揭发南越当局迫害佛教徒的罪行，并把出售小册子所得的钱捐给南越佛教徒。 泰国佛教协会和青年佛教协会的负责人，泰国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以及马来亚、新加坡佛教团体的代表等二十四人在会上讲了话。 据新华社二日讯　伦敦消息：在英国的大约一百名佛教徒昨天在伦敦西南的庙宇里禁食和坐禅一天，支持在南越正在受迫害的佛教徒。 锡兰驻英国高级专员古纳瓦地尼、正在伦敦的锡兰商业和工业部长迈特里帕拉·森纳那亚克以及柬埔寨大使馆的一个代表参加了禁食和坐禅。 据新华社二日讯　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徒和报纸相继声讨美国—吴庭艳集团镇压南越人民的罪行。 缅甸《人民报》二日发表的社论指出，吴庭艳集团镇压和迫害南越的佛教徒和学生，是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的。 社论说，美帝国主义企图用更阴险的办法来镇压南越人民的革命斗争，它企图在南越实现军事统治，来更有效地镇压人民的斗争。 柬埔寨《祖国报》八月三十日说，解决南越问题的重要关键在于让南越人民去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 报纸指出：美国政府和“自由世界”的报刊企图推脱南越当局迫害佛教徒、学生和人民的罪责。 据印度报纸报道，一日有二百名印度的佛教徒在新德里市区游行，并在南越驻新德里“总领事”的住所前举行了示威，反对美吴集团镇压佛教徒。

第5版()专栏： 戴高乐表示不满美国干涉南越 法报指出这是为了打击美国并乘机恢复法国的影响 华盛顿对此深感恼怒腊斯克召见法国大使施加压力 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总统戴高乐昨天在内阁讨论南越局势的会议上就南越局势发表谈话，强调法国政府“正密切而激动地注视着越南发生的严重事件”。 戴高乐的谈话是在美国加强干涉南越局势的时候发表的。他的谈话显示了法国对美国对南越的干涉和排斥它在南越的势力的严重不满。戴高乐的谈话是由法国政府宣传部长佩雷菲特在会后发表的。戴高乐在谈话中谈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不久前在交趾支那、安南和东京完成的工作”，强调法国同“越南全国保持的联系”和“它对该国发展的关怀”。他还谈到法国对“整个越南”的 “希望”和所谓法国“准备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组织对这个国家的真诚合作”。 据新华社巴黎三十日电 法国资产阶级报纸在评论戴高乐二十九日的谈话时，普遍指出这一谈话的目的是要打击美国，乘机恢复它在南越的影响。 《战斗报》在题为《戴高乐利用华盛顿和西贡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评论中说，“美国方面肯定会有不少评论员写道”，戴高乐就南越局势发表的谈话，是在“伸腿绊人摔跤”。 《今日巴黎报》强调南越“仍然是一个战略阵地”，戴高乐在“南越陷入混乱时发表的”谈话，是提醒人们注意法国在那里仍然“保有很大影响”。 《震旦报》认为，戴高乐的政策是“事实上要求美军离开”，要南越人“摆脱我们称之为美国的保护”。这家报纸认为，“这是对法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作的一种突然而极其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从一贯反美的愿望出发的。” 据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华盛顿消息：法国总统戴高乐二十九日就南越局势发表的谈话引起美国政府不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昨天召见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同他举行了一小时的会谈。阿尔芳在会谈后对报界说，戴高乐的谈话是他同腊斯克会谈中“讨论的问题之一”。他还率直地说，戴高乐的谈话“包括对越南目前局势的一种责备和对越南暴力行为的谴责”。他说，“从法国观点看来，解决办法必须多用政治，少用军事”。 美联社消息说，戴高乐的谈话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引起了烦恼。这家通讯社的记者海托华在从华盛顿发出的一条消息中说，戴高乐的谈话在“华盛顿引起广泛不快”。“尽管人们公开保持缄默，但是私下却表示难于理解和恼火”。 路透社记者在一条消息中说，华盛顿认为戴高乐谈话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敏感的方面的另一个打击”。消息也谈到美法殖民主义在南越的斗争。它说，华盛顿相信，“法国依然对以下的事实感到痛心：在这个不几年前法国还能保持完全控制的地区里，现在已由美国成为西方的主要发言人”。美国官员认为戴高乐的谈话是想“重新确立某种影响，从而恢复法国的某些威望”。

第5版()专栏： 朝《劳动者》斥修正主义者夸大核武器作用 革命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 只有依靠人民的武装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侵略势力 新华社平壤二十九日电　最近出版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劳动者》杂志第十四期刊登了一篇题为《问题在于动员人民群众》的文章，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的错误观点。 文章说，把社会的整个运动、创造历史的整个过程首先与动员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创造力量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定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方面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彻底地相信人民群众并依靠他们，才能够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制定自己的一切战略战术方面，只有牢固地坚持正确的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力量的原则，才能够取胜。 文章说，尽管如此，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在革命斗争中相信其基本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是企图把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放到次要地位。他们甚至企图脱离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去考察决定战争胜负的问题、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问题，以及其他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巨大意义的原则性的和根本性的问题。有人声称：“如果宣布决定战争结果的不是武器特别不是核武器，而是人民群众，那么，这就不是关于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概念”。 文章说，当然，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核武器和火箭武器得到了高度发展的现时期，正确地评价武器的作用，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如果低估武器的作用，在反击帝国主义进攻时就要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过高地评价武器的作用，就会把人们变成在对武器的盲目崇拜和战争恐怖症中颤抖的一群懦夫。 文章强调说，我们认为，在估计武器的作用方面，首先必须把它同人民群众的作用结合起来。再好的武器，也是人造出来的和由人来使用的。最终是取决于群众的作用。如何去组织和动员他们，是左右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企图用这样一种说法来解释战争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即：由于某种偶然的动机一按核装置的电纽就会导致毁灭全人类的灾祸。 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战争的原因时，始终应该从阶级的角度去看待战争，只能够把它看成是政治的继续。 文章指出，有人认为，殖民地弱小国家人民的解放问题可以通过与敌人进行谈判的办法解决。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问题不在于人民群众的斗争，而只要附属国的几个代表跑到宗主国主子那里，让他们回心转意，问题就解决了。 正因为站在这种立场上，他们企图把阿尔及利亚实现停火——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中的伟大胜利也说成是纯粹谈判的成功，甚至说成是戴高乐个人的“非凡的手法”的结果。 文章说，这真是荒诞至极。修正主义者企图对非洲地区取得解放的所有人民都给予类似的评价。他们说，依靠大国首脑会谈和通过联合国的协商舞台可以给予殖民地人民以解放。 文章接着说，人人皆知，最近亚洲非洲民族解放革命的历史如实地证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决定力量，只有依靠人民的武装力量，才能够战胜武装的侵略势力。这些地区就是活的历史证据之一。 文章说，企图把人民的解放和联合国的决定联系起来，这更是加倍的荒唐。 联合国被美帝国主义利用来作为侵略工具，这已是世界上人所周知的事实了。美帝国主义假借联合国的名义，开动表决机器，企图使它在朝鲜的侵略合法化，并纠集了十六国武装侵略者。美帝国主义假借联合国的名义，扼杀刚果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世界各地充当着镇压各弱小国家人民的宪兵的角色。 有人说：朝鲜战争也是以谈判的结果而告终的。当然谈判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总是说：美国佬被我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所挫败，而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是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谈判的意义，而把它看作是斗争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并积极地加以利用。这在我们革命的战略战术中是重要问题之一。 通过谈判，我们可以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揭露和粉碎他们的侵略意图的真相，根据情况，可以在部分问题上达成一定协议和进行调解。 但是，谈判的作用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相比，它只不过是以斗争为内容的形式。我们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评价谈判的意义的。 如果把谈判的方法看成是绝对的，并只去宣传谈判，那是错误的。 如果这样去进行考察，那么民族解放革命的动力不是人民群众，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宗主国的掌权者，是同他们妥协和合作；如果这样去进行考察，那么劳动人民的命运不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而是由剥削、侵略的头目们的魔掌去决定；如果这样去考察，那么人民群众就被置于历史之外，而只不过是一些懦夫。 但是，这必将成为黑白倒置的、幻想的“说明”。最终决定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历史发展和革命胜利的动力——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能够得到真正的、充分的发扬。 文章说，朝鲜劳动党贯彻群众路线的整个经验，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的论断的正确性；同时，如果在每个革命斗争中都能够相信人民群众、正确地组织和动员他们，就能够可靠地保证战胜任何艰苦条件，取得最后胜利。

第5版()专栏： 南宁各界集会谴责美吴集团罪行 坚决支持南越人民爱国斗争 据新华社南宁二日电 今天上午，南宁各界五千多人举行盛大集会，严厉声讨美国—吴庭艳集团血腥镇压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的滔天罪行，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反对美吴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南宁市党、政府以及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乔晓光，傅雨田，李任仁，莫乃群，陆秀轩，陈枫，阎光彩等出席了大会。越南驻南宁领事黎光仁和领事馆人员，以及越侨代表，也应邀出席。 和大广西分会主席李任仁在会上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正力图推卸支持吴庭艳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的罪责，转移越南南方人民斗争的锋芒。他强调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迎合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要求越南南方人民放弃革命斗争，束手就范，听任美帝国主义宰割，这是越南南方人民、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释宽能法师也在会上讲了话。她说，美吴集团禁止佛教徒活动并且进行血腥镇压的蛮横行为，激起了越南南方人民和佛教徒的义愤。现代修正主义者居然把魔王扮成菩萨，要人们相信美帝国主义是具有“慈悲心肠”的，是为“和平而操心的”，这真是对善良人民不可饶恕的欺骗！ 大会在一片愤怒声中，一致通过了致越南南方人民的支持电。电文说，我们完全支持胡志明主席八月二十八日的声明，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八月二十九日的声明。广西僮族自治区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将一如既往，坚持不渝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第5版()专栏： 德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恶毒反华 在全国逐级开会发动诬蔑中国的运动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柏林消息：最近一个月来，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正在国内全力掀起狂热的反华宣传运动。 继德国统一社会党在七月底举行三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以后，从八月初起，统一社会党领导人通过党的系统并利用筹备人民议院及地方人民代表机构选举 （今年十一月间举行）的机会，在全国自上而下逐级开会，大肆进行反华诬蔑宣传。到八月十六日为止，全国十五个专区中已有十四个专区举行了党的委员会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公报，格拉、什未林、新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波茨坦、马格德堡、科特布斯和法兰克福八个专区的党委会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专区党委会第一书记或意识形态委员会负责人在这些会议上作了反华报告。此外，来比锡、哈雷、卡尔·马克思斯塔特、奥沙茨市和一些县、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了党委会会议、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或党员大会，进行反华诬蔑运动。 据报道，新勃兰登堡专区第一书记在专区党委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要求“在基层组织中弄清楚同中共领导人的原则性意见分歧”，使全体党员“能采取一种科学地阐明苏共和我党政策的坚定立场”。德累斯顿专区党委意识形态委员会负责人在专区党委会议上做报告时，咒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具有“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派系分裂活动”，“公开维护斯大林个人迷信”，“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造成损害”。他扬言要在这次选举运动中同公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问题，“以便使还不清楚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澄清”。 这些天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刊除登载有关各专区、市、县党组织举行反华会议的公报和负责人讲话外，还以署名文章、“答读者问”等形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禁止核试验、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个人迷信等问题上恶毒地诽谤中国共产党。 《新德意志报》在八月十七日刊登斯陶芬比尔的一篇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文章中，无知地攻击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点是“非辩证的观察方式”。它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胡说什么“从以往常规武器战争中得来的经验被公式化地搬到现代战争上来，为冒险主义政策辩解”。 文章胡说“中国教条主义者不仅机械地把人同技术对立起来，而且把个别人同集体对立起来”，“把个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同集体精神的对抗”。它诬蔑“中国教条主义者给现时代的劳动者安排了充当世界历史的献祭羊的角色”，“中国教条主义者的论点归根结柢是轻视人，尤其是轻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群众。在这里设想出来一种违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人的形象。在这里，人不是骄傲的历史的主宰，而是一个实现教条主义者的目标的手段。” 文章还诬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错乱”，把人贬低成一种“令人遗憾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对象”。 《青年世界报》八月十五日刊登的“答读者问”，恶毒地歪曲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战争问题上的众所周知的正确观点，并明目张胆地妄图把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它说，“北京错误的政策不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干的，而是中共领导人干的。举例说，当中共领导人轻视核武器和导弹世界战争的危险，并傲慢自大地断言人们将在这个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灿烂辉煌的社会主义王国的时候，上海的工人和河南的农民也许就有某种不同的意见。”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人“竟然混淆敌友，并自绝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它白昼见鬼地自问自答说，“但是将永远如此吗？当然不会。”“北京的人们不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意见的日子定将到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纸还特别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放肆的攻击。有的诬蔑中国共产党人“违反理智”，“中国同志的态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危险的，因为这牵涉的不是什么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实际政策问题”。有的还说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把混乱带进了世界和平运动。这服务于什么人呢？不是人民群众。”

第6版()专栏： “美国黑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全世界人民同美国黑人兄弟站在一起 本·贝拉总理指出美国黑人斗争是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继续埃塞俄比亚报纸支持美国黑人斗争 在古巴的美国侨民组织说不摧毁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决不罢休伦敦群众示威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新华社阿尔及尔三十日电 阿尔及利亚总理本·贝拉在最近一期《非洲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阿尔及利亚坚决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支持他们在八月二十八日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本·贝拉说：“遭受过殖民主义一百三十年统治、进行过异常残酷的解放战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坐视别人继续受屈辱。” 本·贝拉强调指出：“在美国进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不同方面，同消除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是在一条战线上。它是亚非各国人民声势浩大的解放运动的继续。美国黑人的斗争同所有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的人们的行动汇合在一起。”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二十九日电　《埃塞俄比亚呼声报》今天发表社论，支持美国黑人二十八日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社论说，这次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权利的示威行动“得到我们忠心的支持和同情”。社论指出，绝大部分美国黑人迄今仍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据新华社哈瓦那三十日电 在古巴的美国侨民组织委员会今天发表声明，支持美国二十多万黑人和同情他们的白人为反对种族歧视向华盛顿的进军。 声明说，“要求‘自由和工作’的向华盛顿进军是一次富于战斗性和团结的巨大示威游行”，这使得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不得不玩弄手法，来欺骗人民。声明接着说，“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以及修正主义者妄想为他们的主子肯尼迪捞取政治利益，赞扬和吹捧这个波托马克河（指华盛顿当局）的狂徒在出席了黑人群众和他们的白人盟友举行的富于斗争性的、团结的盛大示威游行后所发表的笼络人心的谈话。” 声明接着说：“蛊惑人心的政客肯尼迪为了即将来临的选举，赞扬了这次示威游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肯尼迪在华盛顿布置了一万九千名警察，禁止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政府大厦地区举行示威游行。” 声明说，“事实已经证明，黑人为他们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是被压迫和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自决权的反帝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说，“美国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不清除歧视、隔离和剥削，不摧毁好战的帝国主义以及其仆从——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决不罢休。” 据新华社伦敦三十一日电几百名伦敦市民今天下午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最近举行的向华盛顿“自由进军”。 示威群众从诺丁希耳的拉德布鲁克林出发，途经三英里向美国大使馆进军。示威者沿途一再高呼：“现在就要自由”、“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种族主义”。 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其中许多是有色人种——拿着旗帜和标语牌，上面写着：“美国黑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亚非人民同你们在一起”、“加勒比地区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制止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不准对移民实行肤色歧视”。 这次游行示威是由非洲、亚洲和加勒比组织委员会、“争取殖民地自由运动”、西印度群岛和南非学生联合会、伦敦反法西斯委员会和百人委员会组织的。 游行者还散发了传单，传单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占人口百分之十一的两千万黑人所处的地位更能揭露美国自称为‘自由世界的自由美国’这种说法的伪善性了。” 新华社二日讯　墨尔本消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二十六个工会最近发表了一项声明，热烈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斗争。 声明说：“我们认为对他们（美国黑人）犯下的暴行和他们在美国社会所处的被奴役地位拆穿了肯尼迪政府所谓‘保卫人权和民权’的花言巧语。迫害美国黑人的行动暴露了所谓美国民主自由的真正本质。我们衷心支持美国黑人争取基本人权的斗争。” 美国驻墨尔本领事拒绝会见到美国领事馆递交上述声明的工会代表们。 在声明上签字的各个工会还打了电报给美国黑人领袖，保证支持他们的斗争。

第6版()专栏： 种族主义依然猖獗黑人斗争方兴未艾 新的战斗性浪潮将席卷全美国 美警察蛮横使用暴力镇压黑人示威 新华社一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黑人再接再厉举行示威，抗议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分子对黑人的迫害。 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黑人昨天举行了当地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五百多名黑人，包括一些黑人儿童，在闹市区的大街上举行了游行。 最近两天，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普莱克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和俄亥俄州的戴顿等地，黑人群众也展开了新的示威。在这些示威中，有些黑人被逮捕或受到种族主义分子迫害。在蒙哥马利，身穿制服、脚穿长统靴的全国州权党党员，开着一百辆汽车到州议会，要求关闭伯明翰市在经过黑人斗争后被迫实行种族合一的部分学校。 新华社二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武装警察再次蛮横镇压和平示威的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畔的普莱克明，武装骑兵和警察在八月三十一日晚上拿着电棍冲入一百五十名黑人示威者的行列中，打伤了十五名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还逮捕了六十九个黑人。 这个城市的黑人是为抗议当局逮捕三十一名黑人而举行示威的，这些黑人因为早些时候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咖啡店和只准白人进入的电影院面前高唱自由歌曲而被捕。当警察骑马乱踩黑人儿童的时候，约有五十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向警察叫好。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华盛顿消息：继二十多万人向华盛顿的大进军之后，美国黑人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号召在大街上继续举行越来越多的示威。他们认为大进军不过是一个开端，一个新的战斗性的浪潮将席卷美国全国。 大进军的一些组织者们强调，“示威必须继续下去。”他们号召加强在美国南部地区反种族歧视的活动。他们说，“今天我们主要的武器和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直接行动”，“没有力量能使黑人退出大街”。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强调要在南部举行战斗性的示威。他预言美国黑人运动将会表现出目的在于终止就业歧视的“新型的战斗性”。 在这同时，美国各地黑人继续展开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在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廉斯敦以及纽约等许多地方，也继续有黑人群众举行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有些示威者遭到当局逮捕或种族主义分子的迫害。 美联社新闻分析员马劳在评论美国种族问题的形势时说，“对黑人的歧视并没有过去”，黑人“消除歧视的决心并没有过去”。

第6版()专栏： 第九届日本母亲大会胜利闭幕 通过了反对美国核潜艇进驻日港口等二十九项斗争目标 粉碎了一小撮右翼分子企图使大会支持三国条约的阴谋 据新华社讯　东京消息：第九届日本母亲大会在八月二十二日举行全体会议后胜利闭幕。大会强调必须团结母亲们的力量，彻底粉碎日美“安全条约”体系。大会还粉碎了一小撮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企图使大会支持美英苏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阴谋。 大会通过的决议，围绕着维护儿童、维护生活与权利、维护和平这三项中心任务，提出了二十九项斗争目标。斗争目标中包括：阻止美国核潜艇开进日本港口，拒绝Ｆ—105Ｄ型飞机进驻日本；收复冲绳和小笠原，撤销设在日本的一切基地，废除日美“安全条约”，争取日本的完全独立；阻止日本实行核武装，争取尽速缔结禁止核武器协定和实现全面裁军；粉碎“日韩会谈”；阻止恶劣修改宪法；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要求增设托儿所，反对物价上涨，反对停止失业救济事业等，也是日本母亲们的斗争目标。 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日本儿童的当前的处境极为恶劣和危险，学校教育在加紧军国主义化，生活越来越困苦。宣言说，日本的母亲们通过学习和活动，懂得了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来自新日美“安全条约”。母亲们还亲身体验到，日美“安全条约”体系严重侵犯日本的独立。

第6版()专栏： 日本禁止核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发表声明 主张恢复禁止核弹运动统一反对分裂 新华社二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八月三十一日发表声明对日本社会党全国国民运动委员长会议决定另组“维护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联络会议”一事表示忧虑。 声明说，从日本民主社会党成立“禁止核武器与建设和平会议”开始的一个政党企图把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变成自己所控制的运动的趋势，将从此更加加深，其影响必将“遍及整个和平、友好运动战线”。 声明指出，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虽然决定不参加广岛世界大会，但事实上，大多数的日本代表，其中包括受社会党和“总评”影响的人，同外国全体代表一同参加了闭幕大会。而没有参加闭幕大会的人们也都发誓，回去后要为恢复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而努力。 声明说，这种努力值得继续下去，“然而，在这种努力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出现了成立新组织的趋势，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事。” 声明说，在目前形势下，采取别人不同意自己的见解就要搞分裂的态度，是“很危险的”。声明认为现在是确立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独立性”的时候了。声明接着就确立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独立性”作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从运动中排除政党。因为作为群众运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党的正确协助是没有指望的。然而绝对不能允许把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控制在特定政党之下，或者变成各个政党争夺领导权的场所。” 安井表示，希望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各政党对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给以正确协助，并要求日本人民就这个问题展开全国性讨论。

第6版()专栏： 墨西哥人民和政府强烈要求收回失土 美国被迫归还查米萨尔地区 新华社墨西哥城三十一日电　此间报纸昨天纷纷刊登了墨西哥—美国关于解决查米萨尔领土纠纷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美国被迫把长期被它霸占的这个地区归还墨西哥。 查米萨尔的争端是在一八六四年格朗德河突然向南改道时发生的。一九一一年，美国同意由加拿大出面调解。据裁决，查米萨尔是墨西哥领土的一部分。但是，美国无理拒绝执行这一裁决。长期以来，墨西哥人民一直要求收回这块领土。

第6版()专栏： 玻利维亚完全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玻利维亚政府在八月二十一日撤退了它驻美洲国家组织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玻利维亚在今年六月间已经退出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因为它认为这个组织没有做出应有的努力来解决它同智利关于劳卡河水的纠纷。

第6版()专栏：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驻开罗代表谈访华观感 赞扬中国支持被压迫人民斗争 断然驳斥帝国主义诬蔑中国好战的谬论 新华社开罗三十一日电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驻开罗代表米菲马在这里谈到他最近访问中国的印象时说，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诬蔑，只是因为中国全力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米菲马在这里接见新华社记者时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是真正在支持非洲和其他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道义上支持，也从物质上支持。我亲眼看见了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声援。我在北京会见了许多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来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战士，我和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进行过讨论。我们一致的结论是：中国人民是被压迫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所以要诬蔑中国好战，原因就在这里。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可以断然驳斥这种诬蔑，肯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还说：“如果他们要把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民叫作好战的话，那么，所有被压迫人民都是好战的了。” 米菲马说：“我们当然支持和平共处的主张。”但是，他指出：“人们应该知道：只要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存在，只要有人民受它们的压迫，在他们之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就不可能有所谓和平共处。对我们西南非洲的人来说，殖民主义者并不是在同我们和平共处，他们只是在残酷地镇压我们。我们已准备为实现我们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谈到中国在城市和在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建设成就时，米菲马说：“全体中国人民都在为自己的国家而辛勤工作，解放以来的成就是巨大的。这说明了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能够做出怎样的奇迹来。”

第6版()专栏： 饥荒日益严重　赋税一加再加　物价不断上涨 印度国内危机严重人民怨声载道 英《经济学家》认为印国大党政府的声望空前低落 据新华社一日讯　新德里消息：八月十日的印度《闪电》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说：印度的饥荒情况“严重得足以对十多年来规划自给自足的工作嗤之以鼻。” 这篇详细描绘了在印度蔓延的饥荒的文章说，一些邦“已经提出了干旱严重、缺乏必不可少的粮食的报告。”“在西孟加拉邦受灾最严重的普鲁利亚县，人民出售他们的财产和耕牛，妇女出卖贞操来换取糊口之粮。” 文章说：“在本季节开始的时候，缺粮数据说是四十万吨。”“接着，这个缺粮数不断上升，到上星期，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森先生在议会就粮食问题进行辩论时所宣布的这个缺粮数已达二百二十万吨。” 文章谈到西孟加拉邦囤积大米的情况时说：现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散布的缺粮消息，实际上是在给从事垄断大米市场投资的人帮了忙。这种消息帮助他们操纵市价和任意抬高市价。 谈到遭饥荒的中央邦，文章说：“印度产米区中央邦查蒂斯加地区存米量已随米价的上涨而相应减少。大致的估计认为米价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五十。 “政府商店挂出‘无米’的牌子。可是黑市商人和走私商人却有足够的米来借以发财致富。 “与此同时，饥荒和干旱袭击了这个县里的九百多万人。人们看到当地居民为了活命而在吃树叶。”文章说，印度各地还发生严重的糖荒。食糖价格一月份开始飞涨。 文章接着说：“全国各地食品价格的上涨是惊人的。在最近一年中，食品价格猛涨了九·三点。” 据新华社讯　伦敦消息：英国《经济学家》最近以《印度国内动荡不安》为题发表文章，报道了印度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文章说，“印度争取繁荣的途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艰困黯淡，而国大党政府的声望，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低落。”文章指出，印度目前的“困难是很严重的”，“问题是在于赋税越来越重、物价日益上涨”。 它说，“国防预算追加了一倍以上，现已达六亿五千万英镑。”印度政府“已决定在烟草及都市日常使用的燃料火油上面抽取重税。”财政部“所订定的强迫存款计划，已使印度数百万人民第一次陷入他所张设的直接税收的罗网中。” 文章说，“本来每年收入二百二十五英镑的人，才要缴纳所得税，但是，新计划规定，收入只要达到上述数字的一半以上就要缴纳。说得清楚一点，这意思是说，除非你已把你的收入百分之十一拿出去保寿险或作养老金，不然从上个月开始你会发现你的薪水有百分之三被拿去作‘强迫存款’。 “对一般人说，这种作法与直接抽税并没有两样”。 文章说，“继赋税增加之后，物价亦随之飞涨，单是粮食一项就已占了普通市民家庭预算一半以上，……官方的食品批发价格指数自去年十二月已涨了百分之十。这种趋势将会发展下去”。它说，“布价也跟粮食一样上涨。同时影响一些工人工资的生活费用指数却没有什么改变”。 文章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埋怨物价上涨。商店老板们已采取‘紧急措施’等待发财的机会，加上消费者的囤积，使粮食更加短缺。这根本上是农业生产和政府的农业政策的失败。” 文章说，今年夏天，“已形成一些地区粮食的匮乏及接近饥荒的情况。”文章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每年大部分自美国输入的三百五十万吨谷物只是设法补救的权宜办法。……这是一个危险的权宜办法。” 文章在谈到印度人民的不满的原因时说，“这一切都应归咎于执政的国大党。”

第6版()专栏： 朱光宴请日本电视工作者 新华社二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朱光今晚设宴招待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电视工作者秦丰等三人。他们是八月三十一日到京的。 出席作陪的有孙平化、王晓云、史林峰等。

第6版()专栏： 周而复宴请日中友协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二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周而复今晚设宴招待由谷正子率领的日中友协妇女代表团。 出席作陪的有沈兹九、杨蕴玉、谢冰心等。

第6版()专栏： 秘鲁民族解放阵线代表 加夫列拉·克萨达夫人到京 新华社二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秘鲁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加夫列拉·克萨达夫人，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曹孟君等。

第6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赴我南方访问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由阿尔及利亚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张致祥、连贯、范瑾、石少华、周新武、秦加林等。 代表团在北京期间，访问了京棉二厂、芦沟桥人民公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游览了长城等名胜古迹。

第6版()专栏： 加纳一画家到京 据新华社二日讯　应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科学技术大学美术系主任、画家阿希汉尼，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第6版()专栏： 追悼在蒙古遇难的中国员工李兴明 我驻蒙使馆工人事务处举行追悼会 新华社乌兰巴托电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人事务处和在蒙古工作的中国员工代表，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举行追悼会，追悼在蒙古遇难的中国员工干部李兴明。李兴明是在今年八月九日由乌兰巴托返回他工作的地点科布多省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的。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人事务处参赞刘润生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李兴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一九五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号召，前来参加援助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在工作中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加强中蒙人民的团结友谊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并受到蒙古人民的欢迎。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临时代办赵禁也出席了追悼会。

第6版()专栏： 我电视代表团到达开罗 据新华社开罗电　由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左漠野率领的中国电视代表团一行四人，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乘飞机到达这里。中国电视代表团是到这里来出席阿联发起的第二届国际电视节的。这次电视节定九月一日到十日在亚历山大港举行。

第6版()专栏： 我展览团团长到达阿尔及尔 新华社阿尔及尔电　前来阿尔及利亚主持即将开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展览会的展览团团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秘书长萧方洲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乘飞机到达阿尔及尔。他在机场受到阿尔及利亚商业部办公厅主任兹米利·穆罕默德，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卡布亚、外交部经济和财政司代表汉努兹·拉希德等多人的欢迎。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也到机场欢迎。

第6版()专栏： 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后回京 据新华社二日讯　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团长金仲华结束了在古巴的友好访问，一日乘飞机回到北京。代表团团员已先期回京。

第6版()专栏： 我学生代表团到达摩洛哥 新华社拉巴特电　由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长谢邦定率领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八月二十六日到达这里，前来参加预定在九月一日开幕的葡属黑非洲学生总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机场迎接他们的有葡属黑非洲学生总联合会总书记若泽·弗雷特和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参赞丁文彬。

第6版()专栏： 我两作家到达巴基斯坦访问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一日电　中国两位作家闻捷和袁鹰今天上午到达卡拉奇。他们是应巴基斯坦作家协会的邀请前来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的。 这两位中国作家在机场受到巴基斯坦作家协会代表的欢迎，他们还向这两位作家献了花圜。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朱汉民也到机场欢迎。

第6版()专栏： 柬埔寨国家银行代表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二日讯　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谢托和他率领的柬埔寨国家银行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取道广州回国。

第6版()专栏： 我乒乓球队到达卡拉奇 新华社卡拉奇一日电　中国乒乓球队在领队苏振起率领下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卡拉奇。 包括两名男运动员和两名女运动员的中国乒乓球队是应巴基斯坦伊斯兰俱乐部的邀请到巴基斯坦来进行友谊比赛的。 前往机场欢迎中国乒乓球队的有卡拉奇乒乓球赛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奇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努鲁丁·瓦利卡、伊斯兰俱乐部秘书长马吉德汗、政府官员和巴基斯坦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朱汉民也到机场欢迎。

第6版()专栏： 哥伦比亚两客人回国 新华社讯　哥伦比亚自由革命青年组织代表拉蒙·希门尼斯和赛巴斯蒂安·桑切斯二人，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八月二十八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第6版()专栏： 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近尾声 苏联队和中国队分获冠亚军已成定局 据新华社二日讯　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锦标赛的决赛，今晚举行了四场关键性的比赛以后，已经接近尾声。 苏联队今晚经过四十分钟激战，以七十四比六十九赢了中国队，以五战五胜的战绩取得了这次锦标赛的冠军。 中国队目前的战绩占第二位，是三胜一负。中国队明晚将同一胜三负的罗马尼亚队进行最后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中国队不论胜负，都将取得亚军。 今晚，保加利亚队以六十四比五十三战胜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捷克斯洛伐克队以六十五比六十击败了罗马尼亚队。保、捷两队目前的战绩一样，同为二胜二负，这两个队将在明天下午交锋，争夺这次锦标赛的第三名和第四名。 朝鲜队已经结束了全部比赛，取得了这次锦标赛的第六名。 这次锦标赛的第七名和第八名，也在今晚确定。匈牙利队今晚以九十一比七十三赢了最后一个对手越南民主共和国队，取得第七名；越南队得第八名。 中国队同苏联队的比赛打得紧张、精采，不时博得七千多人的热烈掌声和赞扬。两队队员大都采用中距离投篮的办法来得分，因而场上经常出现你投中一球，我马上也回敬一球的投篮比赛场面。但是，苏联队投篮命中率比较高，因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打得积极顽强，防守得也比较严，因而使身材高大的对手在上半时只取得三十七比三十四领先三分的优势。但是，下半时苏联队在中国队投篮不中以后，大力争夺篮板球展开反攻，使比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场比赛中，苏联队身高两米以上的中锋利普索（十四号）得分最多，共得了二十一分；中国队得分最多的是胡利德（十二号），共得了十七分。 朝鲜队在同队员身材比他们高大的保加利亚队比赛时，投篮也不够准，所以也常常遭到对方快攻反击，上半时以二十比三十四输给对方十四分。但是，后来他们加强了防守，使保加利亚队投篮机会减少，在下半时只得了三十分，而朝鲜队自己却得了三十三分。

第6版()专栏： 柬埔寨体育代表团离京赴朝访问 据新华社二日讯　由柬埔寨体育总署副总专员卜森安中校率领的柬埔寨体育代表团全体人员一行三人，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代表团访问朝鲜以后，还将来我国继续进行访问。

第7版()专栏： 请看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 编者按：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领导人就开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发动了一个锣鼓喧天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就刊登了二百八十六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苏联的其他地方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这类材料。这些对中国的攻击，同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样，采用了资产阶级政客的颠倒是非、造谣惑众的手法。 他们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数不清的帽子，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啦、“教条主义”啦、“冒险主义”啦、“假革命”啦、“民族主义”啦、“种族主义”啦、“宗派主义”啦、“分裂主义”啦，等等。 他们污蔑中国要“借助世界战争推动国际革命”、“要把美苏推到核战争中去”、“要毁灭欧洲和北美的文明中心”；他们污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同尼克松、戈德华特、戴高乐、西德复仇主义者等反苏反共魔鬼站在一条战线上”，“鼓动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对成吉思汗有“真正的个人迷信”，是“个人迷信的保护者”，等等。 他们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国内政策，污蔑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是走上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等等。 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他们甚至用转载帝国主义报刊的反动漫画的方式，来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苏共领导人发动的这个反华运动，表面上非常嚣张，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他们理亏心虚，进一步暴露了修正主义者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丑恶面目。这种诽谤和谣言的攻势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请他们想一想戈培尔的下场吧！ 为了让读者看一看这些谣言和诽谤制造者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再一次不惜篇幅，选择其中一部分陆续加以发表。 反对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 挑拨中共同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的关系 《真理报》八月三日发表契尔尼亚耶夫的题为《社会主义是世界革命发展的主要力量》的文章说： “在中国报纸的一系列文章中，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以及在中国领导人最近的讲话中，丝毫没有用这种态度（指八十一个共产党莫斯科声明）来对待这个问题（指时代的主要特征）。不但如此，他们毫不含糊地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倒应该被看作是某种他们所设想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后方。在中共的材料中，广泛地收集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及从斯大林关于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意义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同样的引文。读这些精选的东西时，不能立刻弄清楚编纂者的意图何在。初看起来，他们是申述人所共知的事，证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证明它们在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是互相帮助的，因此共产党人应该有相应的政策。 “但是，意图很快就明朗化了。他们重复公认的和共产党人所熟悉的真理，以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中共领导是这些真理的一贯的卫护者，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人’却似乎已经摒弃了这些真理。而主要的是他们想借助对马克思和列宁某些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下来的、同他们的整个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相违背的引语（比如马克思在一八七○年的著名的言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之类）驱使读者以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正在丧失自己的革命性，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拯救他们脱离资本主义。由此而产生了中国同志认为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当前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接着又解释说，这一斗争似乎对消灭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样看来，根据中共理论家的说法，正是在由革命工人阶级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进入到完成的历史阶段时，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便转移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地区，也就是转移到无产阶级还远远没有在各地形成一个阶级的地方，往往还完全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地方，以及转移到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例如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地区。” “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能这样对待这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而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实质上带有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性质。在他们的解释中，主要的东西——革命过程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消失了，被阉割了。他们在确定哪一种力量是当代革命力量中主要的、决定其余一切力量的问题时，不是从它的社会政治方向、从它的阶级内容和从它的战胜世界资本主义的物质可能性的程度出发，而是从布朗基主义的革命概念出发：哪里起义的次数多，使用武器频繁，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就在哪里。 “中共的理论家考虑到，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而且连全世界有觉悟的无产者也永远不会同意对革命性和革命中心的这种解释，永远不会跟着宣传这种观点的人走。看来，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宣传早就存心破坏社会主义体系之外（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基本力量所集中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声誉，破坏各国人民对工人运动的革命可能性的信心，为此而广泛地利用关于革命发展道路的问题。他们采用在其他场合所采用的那些手段：伪造工人运动革命先锋队的观点，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点教条主义化。” “中国领导人对通过和平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性的论点进行攻击时，赤裸裸地表现了他们以老爷式的傲慢态度对待其他共产党的理论工作。” “现今中共的教条主义者毫不关心把他们的革命词藻同这一国家或那一国家革命斗争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他们出于自己的特殊的目的，并不认为不仅花时间去研究，而且哪怕是起码地了解一下，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具体斗争条件是必要的。意大利共产党曾特别邀请他们访问自己的国家，但是遭到了拒绝。关于各国共产党如果按照北京制定的死板公式行事，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是毫不关心的。这种后果很容易预见：这些共产党就不能顺利地为恢复本国工人运动的团结，为建立广泛的反垄断联盟而斗争，换句话说，使自己不再有促进发展和领导本国现实的革命过程的一切可能性。它们就不得不等待某种非常的局势和外部灾难，看来，中共同志散布自己的教条并指责所有不同意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一心在指望发生这种外部灾难。” “宣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首先会给这个运动本身带来巨大的危害，会加强这个运动内部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倾向，会鼓励反科学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而这种主张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所积累的关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民族复兴的经验的。中共方面的这种宣传使世界革命的民族解放地区的进步人士对于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解决本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问题的办法的兴趣逐渐减弱。 “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民族解放运动地区的理论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要贬低苏联的作用，败坏由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忽视它的经验，不考虑它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它（特别是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仅仅是援助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源泉，而不是整个人类社会革命改造的重要力量。” “中国同志关于现代世界矛盾的主要焦点问题的解释，也是同这个方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共理论家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一方，同以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被压迫人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 “在中共材料中，为证明这些矛盾的存在而列举的大量论据与本题无关，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种矛盾的存在，也没有否认这种矛盾在加剧。但是，不能像中国同志那样，企图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里，世界矛盾焦点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这一事实没有关系。每天碰到的现代国际关系事实，严厉驳倒了这种企图。 “很容易看出，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世界矛盾焦点的概念，可以说就是使命在于证实关于世界革命运动重心转移的概念的一个辅助概念。而它的分裂方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其次，如果同意中国同志的观点，矛盾的焦点在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在于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斗争，那么，苏联与美国之间发生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就只是‘胆怯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假想，因而就可以在崇高的正义战争的革命口号掩盖下发动任何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冒险。而即使由于这种政策终于发生世界核战火，中共‘理论家’们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幸：他们说，对那些留下的人来说，‘前途总是光明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关于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和当代主要矛盾的焦点转移的整个概念的真正逻辑就是这样。这种逻辑对和平事业、对各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对整个世界革命运动孕育着极为有害的后果。”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决定性力量。中共领导显然不同意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它纠缠不休地提出世界革命过程的震心的问题。中国同志认为，这种震心，也就是‘风暴的主要地带’就是展开民族解放运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同时，中国同志把次要的、附属的意义赋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体系的斗争，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搏斗，这场搏斗的结果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中共领导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模糊现时代基本矛盾的问题，运用了所谓‘在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隔着一条‘中间地带’的概念。 “十分明显，‘中间地带’的范畴用地理的分法代替了社会的分法。没有必要证明，不发达国家不仅同美国，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有着最尖锐的矛盾。而‘中间地带’的理论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和总的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国家和人民连在一块。然而很明显，不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谈不上任何一致。相反地，实际上存在着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上的一致（同时存在着矛盾）。” 《巴库工人报》八月八日发表索斯金的题为《非洲，一九六三年……》的文章说： “如果依照中共领导人的‘理论’，那么不是国际工人阶级应是反帝斗争的领导者，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并且甚至是‘某些有爱国情绪的王公，亲王和贵族’。由此并产生使三个争取解放而斗争的洲的人民脱离国际工人运动，甚至企图按种族特征来分裂反帝力量。例如说亚非人民同白人不同路——中国代表在今年春莫希团结会议上进行了这一宣传。值得在这儿提醒中国同志，他们自己把自己的一九四九年革命紧密地同‘白人的’革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联系过。谁不明白，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理论’为民族解放运动作欲益反损的效劳并且相反地他们企图分裂反帝力量的同时，只是帮助帝国主义。”

第7版()专栏： 污蔑中国反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替印度尼赫鲁政府和丹吉集团辩护 《真理报》八月十日发表库佐宾和帕斯图霍夫的文章说： “应该说，许多年来（印度）右派没有敢于公开反对不结盟政策，因为知道这个政策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巨大的声望。中印边境冲突成了他们的宝贝。印度右派集团花了一切力量在国内制造军事歇斯底里和沙文主义毒气。在中印边境冲突造成的形势中，他们得以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立场。” “基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利用印度政府已宣布自己同意在科伦坡六国会议建议基础上开始和平解决的会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还未表示准备完全接受这些建议这一情况，围绕中印冲突燃起激动情绪。” “印度共产党同时还受到来自公开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攻击。这一事实，为印度进步力量制造了不小困难。中国领导人傲慢地在自己刊登的声明中断言，印共仿佛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他们甚至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眼前走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步，公开宣布印度共产党领导为‘集团’，执行分裂印度共产党队伍的路线，而印度共产党在目前国内局势下却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一致。” 《真理报》八月十三日发表阿尔巴托夫的题为《热核战争和人民群众》的文章说： “只要追述一下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日子里他们（指中共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就足够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反对苏联所作的努力，而苏联的努力是为了谋求使加勒比海危机得到有助于维护古巴人民革命成果和符合防止世界战争利益的那种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在同印度的边界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同样明显的，这种立场就是保持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拒绝通过谈判尽速解决领土争执的立场。” 《真理报》八月十六日发表题为《比健康思想更左》的文章说： “各国共产党人的注意力也没有放过这样的事实：正当可怕的危险笼罩着古巴的时候，正当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是动员力量挫败侵略古巴的威胁和普遍战争的威胁的时候，印中边界的军事行动大大地扩大了。这样，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反击美国侵略集团的行动的工作便蒙受了损失。” “爱好和平的力量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被反动派用来打击印度的革命势力，削弱和平地带，破坏和平共处政策和独立的爱好和平国家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的名誉。但是，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负责的不仅是印度一些反动势力。因为参与冲突的是双方，而其中的一方竟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多人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同某些北京人士所宣传的中立国家是‘人为的创造’，它在世界政治中不能起任何独立的、尤其是积极的作用的论点有关系呢？” 《消息报》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童金的题为《国界与和平共处》的文章说： “任何边界争端应该只用和平手段解决——我们时代唯一可能的答复就是这样，这种答复是由道义和法律准则决定的，它在政治上是合宜的，反映着各国人民的意志，符合历史前进的利益。 “联合国宪章说：‘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个普遍义务对于一直是作为国际关系中燃料的边界争端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和平解决争端并不涉及各国、尤其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体系残余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不是别的，正是实现联合国宪章阐明的个人和集体自卫的权利。 “只有通过谈判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其他和平手段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争端，才能同和平共处合拍，大家知道，另一种抉择是战争。 “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在促进和加强和平共处的同时，也促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促进反对整个殖民主义，其中包括反对帝国主义者想保持新形式的殖民压迫的企图。 “假如，非洲新兴国家不去发展能消除现在的边界争端的非洲团结，而企图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当然，这种局势只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它不仅会削弱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会创造条件使它们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把它们拖入西方国家的侵略性军事集团等等。 “在这方面，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是很值得引以为训的。这一冲突不仅破坏了中印关系，不仅阻挠了进步力量的斗争，并且促使印度国内的反动派嚣张起来。这一冲突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策源地，使亚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遭到了困难。 “另一方面，通过谈判和其他和平手段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解决边境问题，会导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促进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加强。苏联和伊朗一九五四年协定可以作为这样解决国与国边界问题的范例，根据这个协定通过互相让步，解决了全部为数不少的争执问题。根据苏联和阿富汗一九四六年的协定解决了两国边界线的问题。这些协定无疑对发展苏联同两个邻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保障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平解决边境争端，对保障和平与和平共处有最重要的意义。人民不能够、也不应当允许他们面临边界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使世界有陷入热核战争深渊的危险的形势。”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提出自己的加剧国际局势的危险方针之前，去征求一下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见，那末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志恰恰是在大大丧失他们在各国共产党人中间的威信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推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的‘总路线’的运动，并且千方百计地贬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意义。他们同印度发生了武装冲突、同一个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发生了武装冲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同志是否忠于和平共处原则已发生了怀疑。” “而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又采取了怎么样的路线呢？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中国同志反对苏联政府和平解决围绕革命古巴发生的冲突的现实而又坚定的方针，提出自己旨在加剧冲突的独特立场。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第7版()专栏： 歪曲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观点 污蔑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执行分裂主义路线 《真理报》七月十五日发表吉洪诺夫、考涅楚克、茹科夫的题为《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是争取防止世界大战斗争中的首要任务》的文章说： “关于中国同志们的行动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现在背弃一致通过的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大会告世界人民书并破坏和平运动的统一，在它的队伍中带入分裂的精神，在反对战争的斗士中散布不信任和怀疑。中国同志企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世界和平运动已经很久了。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他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大会上公开反对召开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他们处于完全的道义上的孤立后改变了策略——参加了大会的活动，同时投票同意它的决议，但他们签了字的决议上墨迹未干，他们就急忙地拒绝了，宣称大会告世界人民书没有包括革命的口号和对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攻击，仿佛这就是对战争煽动者的投降。” “苏共中央在自己的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开信中对中国同志歪曲真理的论断给了坚决反击。” “中国同志用引证的栅栏把自己同生活隔离开来，力图用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们不知羞耻地企图把这些言论的引语当作他们在论战中的工具，而对现在已经过去半世纪、时代已经不同、国际形势也不同、世界也不像当时那样这一点毫不感到不安。” 《消息报》七月十七日发表题为《强有力的支持》的社论说： “劳动人民断然地拒绝中国领导人对苏共及其纲领的诽谤性攻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你们的企图不对头，我们需要在同帝国主义者斗争中的团结，而你们企图破坏这一团结，我们希望和平，而你们却削弱争取和平的斗争。回心转意吧！倾听一下人民的声音吧！人民在任何时候也不进行欺骗的。请记住，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所有苏联人切身地关心正确地解决中国同志同苏共和其它兄弟党发生分歧的问题，热烈同意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对中国同志站到消除分歧和巩固兄弟党的真正统一道路上来的号召。” 《真理报》八月一日发表了拉蒂谢夫就第九届禁止原子武器国际会议将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广岛市开幕一事的文章说： “去年和平拥护者在第八届国际会议上遇到了某种困难和发生了某种分歧，原因是中国代表当时对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极尖锐的问题表现了教条主义和前后不一致的态度。他们执行分裂的路线，使自己在会议上的活动服从于把亚非国家的一批代表团同所有其他代表团对立起来的企图。” “以所谓临时签署的条约‘危害全世界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为理由而反对禁止核试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所持的立场尤其令人不解。”“而这是出自那些自认为是和平拥护者和原子军备竞赛反对者的人之口！”“请问他们：难道他们真地指望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顽强的斗争来争取禁止核试验协定的禁止原子武器国际运动的参加者会认真地接受他们的‘警告’，而放弃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的要求吗？！难道中国同志没有看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同最狂妄、最好战的反对任何限制原子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立场不谋而合了吗？！”

第7版()专栏： 污蔑中共把援引列宁的话来表达思想是“亵渎行为” 攻击中共是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 《真理报》七月三十日发表彼得罗夫等二百五十八名苏共老党员署名的题为《伟大列宁的旗帜引导我们前进》的公开信说：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不少关于列宁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作斗争的情节。例如，我们亲眼看到他当时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同‘“左派”幼稚病’进行斗争的情景。应当认为中国同志也知道这场斗争。然而中共中央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的许多提法完全是重弹托洛茨基召回派的老调，这种情况是无法解释的。令人感到特别难过的是，提出这种漏洞百出和被生活所抛弃的主张的人，竟是那些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真心诚意地把他们看作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在为各国人民的共产主义幸福而斗争的伟大的共同事业中的兄弟。” “中国同志往往断章取义地摘引列宁的著作，这显然是希望表示，只有他们是列宁主义的唯一维护者，只有他们正确地解释列宁主义，而别人都在‘歪曲’伟大列宁的学说。的确，只有没有本事正确对待列宁学说的人，才会有这种奢望。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认识列宁本人，而有些人并且曾经有幸同伊里奇一块工作过。因而，我们可以极其负责地声明，宣扬中共中央信中援引列宁的话所表达的思想，是一种亵渎行为。” “中共领导人鼓吹‘革命战争’。其实四十五年前，在党争取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期间，托洛茨基、布哈林、‘左派共产党人’就已经宣传这种战争的必要性了。中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谈列宁是怎样痛斥他们和其他‘头号革命的左倾分子’的呢？ “中国领导人实质上是建议牺牲亿万人的生命来在烧成灰烬的星球上建立‘高千百倍的文明’。新兴的理论家和‘极端革命’的革命者们，怎样来理解你们呢？” “当你阅读中共中央的信时，另外一个不正确的看法也很惹人注目，即所谓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至于欧洲，它只是某种后院而已。如果遵循这种‘理论’的话，那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向人类指出通往共产主义道路并直接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根本不是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另一方面，只能用不愿意正视明显的事实，才能解释所谓苏联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捏造。难道中国领导人不记得，苏联是以怎样的毅力和果断精神一直维护着反殖民主义的各个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苏联过去和现在给予正在争取本国解放的各国人民多么巨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我国是如何起来保卫它们的独立？” “在苏共纲领中、在我们中央的公开信中，对于每一个愿意理解事物的人来讲，都非常清楚地和明确地说明：为什么我们党成了全民的党，而我们国家成了全民的国家。” “可是，中国同志非但不高兴，反而‘感到愤怒’。他们认为，我国发生怎样的过程，只有北京看得最清楚。于是，煞有介事地断言，在苏联正在同小偷、流氓和其他寄生虫的一个整个阶级（独立的！）进行斗争。诚然，斗争在进行，这是一场坚决的无情的斗争。但是，可不能把一小撮寄生虫抬高成阶级，并以此为口实而‘剥夺’近两亿二千五百万人民认为自己国家是全民国家的‘权利’。也不能那样不顾一切地、轻率地对待历史，把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和最终胜利的现时代，同尚未实现农业集体化而农村小商品生产的确每时每刻大规模地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个时期混淆起来。依你们之见，结论是：全体人民现在对付不了资本主义残余；为此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彻底沉溺于烦琐哲学，才会如此不考虑具体的历史情况，不考虑已经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它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的我国近半个世纪历史中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 “我们要特别谈一下个人迷信问题。中共同志教训我们说，‘不要破坏领袖的威信！’是谁在破坏呢？相反地，我们党一向主张承认领导人的威信，但是，这是真正反映民意和捍卫人民利益的那些领导人的威信。领袖的威信同把领袖理想化，偶像化，这是两回事。” “中共领导人扮演个人迷信的保卫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这是徒劳的。” 《列宁格勒真理报》七月十六日发表凯特琳斯卡娅的题为《真理会胜利》的文章说： “前天公布的中共中央的信使我愕然。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员自己会理解他们如何被谎话缠住，并能矫正情况。正因为我相信这一点，我特别痛苦，读了这一文件我一直不由地回忆起另一文件，在许多年以前仿佛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候——托洛茨基就国际问题发的传单，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我曾不得不‘研究’了它。其中也在灵活的字句的有根据的遮盖下歪曲、倒置、虚假地、恶意地论述全部事实和党的原理……” “中国思想家们怎么能和为了什么现在能走上类似的歪曲和虚伪的论断？他们怎么不理解他们的俨然‘革命的’，事实上是冒险主义的左倾政策——破坏国际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和成果，他们选择的不是胜利的而是死亡的道路？……”

第8版()专栏： 竭力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反马列主义谬论辩解 攻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点 《真理报》七月二十七日发表布加耶夫的题为《党——苏联人民的先锋队》的文章说： “但中共领导人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却认为苏共纲领中的这一条（指全民的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认为这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甚至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这里，亦如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诽谤性的攻击一样，中国同志没有为自己提出证据，而宁愿玩弄一些反映社会发展的过去阶段的公式。这种臆测的荒谬性及其目的——企图加深和加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很明显的。” “为了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作用，以及在这期间党在社会上的地位经受的变化，有必要提一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几个根本问题。这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觊觎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垄断权，开始丝毫不顾事实地对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原理作任意的解释。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借助于故意捏造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性质的奠基性思想，企图攻击苏共纲领关于苏联国家的全民性质，关于党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全民先锋队的原理。” “可见，把即使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也需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并同时玩弄‘经过整理的引文’，就意味着缺乏起码的诚实。当中国同志从引文转到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时，他们也没有更多地表现出诚实。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完全和最后的胜利。在苏联社会里，没有任何关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因此，过渡时期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期，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自己的，即它自己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发展着。 “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又要针对谁呢？工人阶级应该镇压哪一些阶级或社会集团呢？中共领导人说，苏联还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是对的。工人阶级直到完全建成完整的共产主义之前，依然是苏联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它需要对农民采取镇压的措施吗？托洛茨基就这样主张过，而且在三十五年以前就被党赶出去了。还在三十年代，即当农民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时候，阶级镇压的必要性，在政权机构中保存工人代表的优势的必要就消失了。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中有了反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他们两者和我国知识分子的利益的一致，很早以前就成为多年的历史事实了，如果现在还说，工人阶级必须对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统一的社会的其他阶层进行阶级统治，那就意味着：要末是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末是有意歪曲有目共睹的事实。苏共始终一贯地和坚定地执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农民联盟的列宁主义政策。不言而喻，它并不想以托洛茨基的立场来修改这一政策。 “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想在全面建设完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里使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永世保存下去的拥护者们，把寄生虫、流氓、国库盗窃者和其他资本主义残余的体现者硬说成是无产阶级应该对之实行专政的社会力量。请问‘批评家们’：这些流氓和国库盗窃者可以列入社会的哪一阶级？ “我国被生活检验过的经验，不是表明：人民自己可以顺利地对付列宁所说的个别人的过火行为，为此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吗？ “诚然，中国同志断言，好像在苏维埃国家中不断产生着资产阶级，并且正在进行阶级斗争。因此，据说无产阶级专政尚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每个思想健全的人，即使他二十五年前来过苏联，都知道，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推翻的。苏联早就没有掌握生产手段并利用这些生产手段来剥削别人的人了。只有掌握生产手段的人才能算作资本家。” 《真理报》七月二十八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革命斗争的列宁的学校》的文章说： “七月十四日我们在《真理报》上读了列宁主义苏共中央公开信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国同志们的信使我们回忆起过去。例如，其中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整个时期’仿佛是‘过渡时期’。但‘过渡时期’的社会——是存在于两种结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中国理论家使新社会的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消失到何处去了？第一阶段被他们机械地包括进在后来将由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所更换的过渡时期。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国理论家宣称，‘无例外地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儿还有企图实现复辟的因素——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那儿经常诞生新的资产阶级因素’。从此点出发论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发展和转入全民国家，共产党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完全以旧精神来谈论什么热衷经济建设导向失去革命性。” “把社会主义同过渡阶段等同起来是贬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不是很明白吗。需知中共中央信的作者们力图怀疑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的胜利，按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因素‘企图实现复辟’，那儿新的资产阶级因素似乎经常在诞生”。 “但需知这正是不信任社会主义的创造力！当然这样的理论不能动员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实际上只能为把过渡时期延迟很长时期而辩解，而不是说明沿着导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努力前进！” “假如‘过渡时期’不断延长，假如没有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它的完全和最终胜利这样的革命发展的质变的新阶段的话，新社会怎样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呢？可能，只有外部推动，从基本上振动世界的战争才能把在原地踏步的社会引上广阔的道路？中国同志们的‘理论’探索正是可能导向这样危险的和深刻错误的结论。 “当然，这种理论反映它的作者熟悉的那些社会过程和情绪。大家知道，严重的困难会在小资产阶级集团中引起刺激和没有耐心，企图尽快不经过一切考虑而跃进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些企图的不可避免的和沉重的失利产生了没信心和绝望。” 《真理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波列伏依的文章说： “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国家，这是苏共最光荣的成就之一”。“想到这些，很难不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正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不愿意了解我们党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成了全民的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成了全民的国家。” “中共领导人依据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谴责我们，他们要我们放弃党在久经考验的列宁旗帜下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要我们走回头路。 “如果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位能够预见几十年的革命思想巨人活到现在的话，他们会多么高兴地看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全民国家在地球上生活着和昌盛着，已成为踏上共产主义建设的英雄里程碑的全民的党的伟大共产党生活着、昌盛着。”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同志在议论关于苏联的事态、关于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时，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事实；他们不是诉诸现实，而是寻章摘句，不是诉诸生活，而是硬套公式。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精神，忽视事实，忽视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他们对苏共纲领的批评意见的总‘背景’。 “中国领导人大谈特谈苏联的阶级斗争。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哪些敌视人民的阶级呢？他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基础的人都明白，把犯罪分子当成特殊的阶级，就意味着断然抛弃阶级划分的客观标准。罪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并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一点连小学生也知道。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食客在社会主义系统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寄生虫和流氓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在公共经济结构中怎样区别所有这些分子？只要提这些问题，就足以表明关于苏联有‘敌对’阶级、关于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彻底胜利条件下有‘阶级斗争’的论调是凭空臆造的和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同志在谈到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时，机械地把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搬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但是，这种方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当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当确立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这些阶级产生的原因时，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可能否认的：苏联社会是由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友好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人民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同志不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社会已经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并取得了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顺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的共产主义建设。 “中国领导人所以需要所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新兴的’敌对阶级的论调，是为了使苏共纲领提出的关于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的论点受到怀疑。他们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企图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胜利以前都是必要的。” “列宁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才是必需的话，简直可以举出几十处来。但是，看来，这对进行诋毁苏共纲领、诋毁我们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不光彩事情的中国同志并不有利。他们忽视列宁是如何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历史范畴的问题的，编造了一大堆诽谤性的谰言：所谓‘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至还有‘历史的大倒退’等等。 “列宁的党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诽谤性的指责。托洛茨基分子也曾经说过什么党和国家的‘蜕化’。早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散播这种提法。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反共主义的宣扬者鼓吹这种提法。而现在中共领导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

第8版()专栏： 污蔑中共想使某人像天神一样凌驾各国人民之上 用转载西方反动漫画的手法诽谤毛泽东同志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与以前的声明相反，中共领导现在却公开维护个人迷信，并谴责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 “中国同志不能不知道，对于世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来说，个人迷信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活动的评价。问题在于铲除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广泛流行的那种恶劣的领导方式方法。 “个人迷信意味着缩小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违犯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压制党内民主和滥用职权。克服个人迷信意味着恢复和最严格地遵守列宁主义的党与国家生活准则，提高党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当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胆和公开地谴责了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时，我们党对这一切都是很明了的，它考虑到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虽然这也可能引起某些临时性的困难。中国领导人现在正在试图利用这些临时性的困难来进行投机。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克服其后果，完全证明是正确的。自从苏共向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进行急转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这些年里，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与科学、提高人民福利和执行和平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我们的国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它的强大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团结。它拥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世界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与进步斗争中的可靠支柱的强大的经济与国防潜力。 “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批判个人迷信、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正在成功地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任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更加成长和坚强起来了，在工人阶级中和在劳动人民中间取得了新阵地。” “中国领导人重新提出个人迷信的问题目的何在呢？很可能，他们是想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向这样一种制度：使某一个人像天神一样凌驾于各国人民之上，随心所欲地决定各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问题。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不会同意恢复个人迷信所固有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同志的立场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是脱离生活和试图在理论上发号施令。理论上的发号施令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领导人所固有的那种傲慢口吻、轻视其他共产党的经验和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看待事物。 “中国同志不仅不提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集体经验宝库所做的积极贡献，相反，却致力于寻找缺点，‘揭露’其他党的活动中的‘阴暗面’。当然，一个共产党对于另外一个共产党活动中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和创造性讨论，是有益的事。但是如果一个党在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中力图以检察官自居，妄想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居垄断地位，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而中共领导人正是这样做的。 “近几年来，中国报纸一点不谈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情况，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外，这个党的活动受到各种各样的赞扬。中共领导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一的解释者自居，把所有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从马克思主义开除出去。中共的一切宣传机构极力把情况说成是，在我们时代，中国领导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创造性的理论家。 “中共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宣布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活动家说：‘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在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听了这话以及许多类似的话以后，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周知的论点说成是中国首先发现也不足为怪了。不，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经济规律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原理，不是在中国作出的，并没有中国领导人参加。” 《在国外》第三十二期公然转载美英等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漫画，就停止核试验问题污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同“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军国主义集团的代表”是“一伙”。 这家杂志转载了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两幅漫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漫画，把毛泽东主席同原子弹、戴高乐和一个叫戈尔德伯彻斯的人画在一起，从左至右围坐在桌旁，面带怒容，听收音机广播。画面的顶端写着：“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军国主义集团代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同他们在一伙中。”这家杂志在漫画上面还转载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题为《不是全都高兴》的小品文，并在小品文前加按语说：“美国小品文作者嘲笑西方和东方反对禁止核试验的人，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曼彻斯特卫报》的漫画上，画着外形像戴高乐和毛主席的两个人同骑一匹黑驴，朝着与“不侵犯条约”、“禁止试验”、“单行线”三个指路标相反的方向前进，漫画下写着俄文标题“他们有自己的道路”。 此外，这家杂志在这一期还转载了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和法国《法兰西观察家》杂志的两幅反华漫画。前一幅漫画上画着两个身上分别写着“北京”和“波恩”的人，他们抬着一枝带刺刀的步枪，把枪口对准一个身上写着“莫斯科条约”的人。漫画的标题恶毒地污蔑“北京”和“波恩”是“合伙使用武器的同志”。后一幅漫画上画着两个人躺在上下两个笼罩地球上空的“核蘑菇”上，上面的人是戴高乐，下面的人是一个中国人，借以影射中国人和戴高乐一样主张核武器爆炸。

第8版()专栏： 攻击中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 《真理报》七月三十一日发表题为《合作增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力量》的社论说：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验证实，脱离资本主义的各国有必要紧密地结成同盟和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提出的孤立和自绝于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它导致社会劳动的浪费和生产发展速度的降低。它在帝国主义力量联合阵线的面前，不是团结而是分裂各国人民。中国同志力图把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概念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只限于贸易。缩减经济联系的方针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消息报》八月十日发表经济学博士奥列伊尼克的题为《大进军的路标》的文章说：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积累的经验和经济合作的巨大优越性，推翻了中共领导人提出的旨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闭塞的民族经济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方针。这个方针导致浪费社会劳动，降低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技术进步。 “探讨一下中共领导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变化不是没意思的。不久前他们还强调苏联和其它国家的援助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意义，必需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合理的国际劳动分工。但中共领导后来就离开了这种主张，采取了减缩同兄弟国家经济联系，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统一和团结的方针。 “中共领导企图在人民面前为自己的行动辩解，提出了‘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和现代的成套社会主义国民经济’。” “中共领导对这个问题抱完全另一种态度。在他们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后面掩藏着建立自给自足的，实质上是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孤立的民族经济，它们之间的联系只限于对外贸易。 “这样的政策当然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把它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统一，使人民失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生产的专业化和合作的伟大优越性。” 《红星报》八月十日发表波马扎诺夫的题为《在一个队伍内——走向同一目的》的文章说： “最近以来，中国报刊上出现了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些经济学家企图论证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主张，根据这种主张，同其它国家的经济联系只限于贸易方面。这种主张的信奉者们断定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国际的专业化和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似乎是损害其它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侵犯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国报刊蓄意闭口不谈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和帮助。难道中国‘自力更生’能在短期内建立像汽车、拖拉机、航空等新的工业部门吗？苏联曾帮助人民中国建成约二百个拥有最新装备的大企业、车间和项目。我们不变地帮助了中国巩固国防建立现代国防工业。难道可以忘掉在培养专家干部方面的援助吗？” “宣扬‘自力更生’的‘理论’和忽视国际专业化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在实践中运用这个理论意味着拒绝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互助的巨大优越性和可能性，导致浪费社会劳动，降低生产发展速度，严重削弱个别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潜力。社会主义国家间多年来经济合作实践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理论’是完全无根据的和妄诞的，干净地否定了它。” “任何来自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主张和分裂活动都不能阻碍它们沿着选好的道路前进。”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移到实际方面来，移到具体政策方面来。近几年来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事实，可以作出这个结论。 “这种倾向特别表现在中共领导忘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行动一致的原则，表现在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以及有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加强的利益等问题上。 “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展开了思想斗争，走上了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的道路，以及减少沿着政治路线的接触的道路，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相对立。实行这种政策促使中国同志寻找相应的理论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所宣扬的所谓‘自力更生’的理论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然而，中国同志却否定在始终不渝地遵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必要性；他们忽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事实，企图摈弃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充分发展的和良好的合作所提供的优越性。况且，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如果按照中国同志那样的解释，将会使这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产生不信任。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潜力缺乏信心。这一个口号非但没有中共中央信件中所断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且显然散放出一股民族主义的臭味。” “受这种政策损害的，首先是那一个其领导人采取孤立发展方针的国家的国民经济。在中共中央的信件中，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其基本原则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确定的）被描绘成为‘把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损害别国的独立和主权’。（原文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译注）但是，人们知道，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完全自愿决定参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的，这种参加的性质是由于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同样也是由于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不管中国同志愿意与否，他们的政策动摇了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团结。这一点在所谓‘阿尔巴尼亚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领导人不是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两个问题在有利于社会主义体系一切国家的团结下获得解决，反而夸大现存的分歧，把它们提到思想斗争的前位，歪曲事情的真相，以便然后利用这来攻击苏共、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第8版()专栏： 攻击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污蔑中共走到“民族局限性死胡同” 《真理报》八月二十四日发表斯捷潘诺夫的题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的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以其居心叵测的声明参加了反动派批评苏共纲领的乱嘈嘈的大合唱。他们一点也不难为情：他们陷入了怎样的一伙，他们是在同谁合唱。中国报纸这些日子一方面不断地污蔑苏联人民，同时又虚伪地抱怨苏联报刊激烈地反对中国领导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干嘛抱怨呢？既然他们开始了公开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所以他们就必须在这上面打算盘。中国领导人可以回忆一下莫里哀的主人公所说的：‘乔治·但丁，你是自做自受！’来作为自我安慰吧。 “中共领导人削弱共产主义力量的分裂行动，是令人不解和骇人听闻的，他们在向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的言论，帮助共产主义的敌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实际上是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只是把它看作总的过渡时期的一个因素，从而歪曲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性质。 “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他们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宣布公社是这种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某些中国领导人当时说过，‘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他们自负地断言，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早在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他们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背离了早就严厉批评过通过平均分配转入共产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企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要求建立能够保证完全丰裕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教会人们各尽所能地劳动。 “时间表明了，在把公社渲染为‘登天堂的梯子’的宣传中表现了急躁性，公社没有灵验，在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领导人竟然不顾这一切，不认为分析已犯的错误是许可的。 “他们改变了农村政策和实际上从人民公社退却后，违背几乎是普遍的意见，现在还在继续宣扬已带来了危害的‘人民公社’的口号。 “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的’宗派主义路线，脱离了世界社会发展的干道，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路线忽视工人阶级斗争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世界历史经验，只注意自己的经验，从而走到自我孤立、民族局限性的死胡同。”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大家知道（中国同志自己也不止一次这样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过是试验。可是中共领导人不等到这种试验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便立刻把它们捧为理论新发现。中国报纸断言，似乎中国找到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当生活表明，在大吹大擂的人民公社中表现出过于匆忙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没有力量公开分析自己的错误。他们改变了农村政策，却继续保持并公开宣布已经不合时代的口号。 “中共理论家为了想证明自己无罪，保持威信，便‘发明了’一条新规律——‘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这是为了追求某种目的——为经济领导中的错误辩护，来证明工农业发展速度的下降，不是缺点和错误的结果，而是客观的必需。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在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的《红旗》上写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客观过程’。” “大家很清楚，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浪式，是经济政策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给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套上客观规律的形式呢？这是很危险的道路。”

第8版()专栏： 攻击中国报刊同帝国主义疯人结成奇怪的一伙 散布对苏敌视和毒化中国人民的头脑和心灵 《真理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评论员茹科夫的题为《谁赞成，谁反对？》的文章说：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另一件事：我们的《人民日报》同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些负责人竟突然转过舌头重复同样的东西，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法国维护继续核试验和热核军备竞赛的人一鼻孔出气。这样的伙伴不使他们感到难为情。他们毫不害臊地借用法国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煽动性论据并逐字逐句地加以重复。” 《消息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观察员波利雅诺夫的题为《奇怪的一伙》的文章说： “结果怎样呢？看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把自己的声音加入了那些最疯狂的‘狂人’的哀号中，这些‘狂人’最害怕的就是世界将避免核冲突的威胁，人类将得到等待已久的持久和平。 “怎么说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把自己的言语同那些‘疯人’联合起来了，这些‘疯人’害怕世界将避开核冲突和人类将得到等待已久的持久和平。 “在攻击莫斯科条约，攻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重要的实际协议和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协议的同时，我们的中国新闻界同行们真个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厌恶和平共处的旧世界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了。” 《在国外》杂志第三十一期发表克拉米诺夫的文章说： “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是多么一致地和热烈地赞同协定，而‘冷战’的卫士们又是多么猛烈地谴责协定。后者非常高兴地欢迎他们从远东得到的支持。 “《人民日报》的编辑不为下列情况而感到羞耻：他们同尼克松、戈德华特、戴高乐、西德复仇主义者以及同所有反苏反共魔鬼一道来反对协定。” 《哈萨克真理报》七月十九日发表莫尔贡的文章说： “友谊的法则是有来有往，友谊是责任感。 “而中国领导人却采取了不是加强友谊，而是破坏它的那种步骤。 “的确，中国同志口头上也维护友谊。然而，他们的话如此地响亮、又如此地空洞、无价值——要知道他们的话并没有用行动来配合。而友谊之路就是最近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明显表现：我们花了大量资金，投入了巨大的劳动，铺设了自己通往中国边界的一段铁路，而中国方面一切都只限于计划、诺言和口头上的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