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七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信虽然早在六月中旬广播了，那时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到，又很可能有些反对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不愿意收听，现在我们再广播一次，希望上述两类人，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耐心地听一听，以便这些人手中有材料，可以对我们作出像样的批判。老实说，这些人过去对我们的一切批判，都是不像样子的，都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终于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是值得欢迎的。我们希望，苏共中央能够像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那样，继续发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包括我们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所发表的七篇文章，以及七月一日声明、七月五日声明、七月十日声明和这一次声明，以便让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全部观点。 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其他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从十五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且用个人署名文章和读者来信的形式，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吹嘘，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报纸，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报纸，也纷纷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凡是重要的，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并在必要时予以答复。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把要讲的话讲出来，是一个好现象，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重事实、讲道理的人。真理愈辩而愈明。如果尊重事实而不掩蔽真相和歪曲事实，如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苏之间的分歧总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异口同声，夸奖苏共中央公开信，诋毁中国共产党。这类言论很值得注意，我们将择其精彩者予以发表，让我们的党员和中国人民共同欣赏。

第1版()专栏： 我国各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 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 支持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从各方面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义务，绝不能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更不能牺牲越南南方人民的利益，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谁这样做，就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损害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必然危害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新华社二十日讯　中国各人民团体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支持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斗争的联合声明 在七月二十日——“越南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越南友好协会并代表中国人民，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保卫世界和平而英勇斗争的全体越南人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坚决的支持。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已经九年了。九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为维护日内瓦协议、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提出过很多合理的建议。但是美帝国主义却一贯背信弃义地破坏这个庄严的国际协议，对越南的和平统一横加阻挠和干涉。特别是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更公开发动了侵略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集团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了极其残暴的镇压和屠杀，到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灭绝人性地使用化学毒剂来杀害牲畜，毁坏庄稼，使许多人中毒死亡。为配合军事“扫荡”，他们还建立了大批的“战略村”，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无法生活。越南南方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完全是美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越南所以至今不能实现和平和统一，唯一的原因是存在着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与侵略。 中国人民怀着敬佩的心情看到，越南南方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这样残暴凶恶的敌人面前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没有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乞求帝国主义恩赐独立，他们自己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自卫战斗。现在，越南南方人民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已经根本挫败了所谓“十八个月内绥靖南越”的“斯特利—泰勒计划”，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捣毁了成千个“战略村”，取得重大的胜利。最近在越南南方又广泛掀起全民全军的“杀敌立功”运动，给予美吴集团以新的沉重打击。越南南方人民愈战愈强的胜利形势迫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干的是一场“持续的、困难的和充满失望的战争”。越南南方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他们的胜利斗争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为保卫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亚洲的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美帝国主义在其战争计划日益不利的形势下，勾结现代修正主义，妄图施展“和平战略”的阴谋，诱使越南南方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斗争。以便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能“不战而胜”地继续保持它们在越南南方的统治。但是，越南南方人民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丰富经验，他们既然能够胜利地坚持进行武装自卫斗争，也一定能够识破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各种阴谋诡计。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如意算盘，注定要和它的军事侵略一样，遭到彻底的失败。 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不仅符合越南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我们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各方面支援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义务，绝不能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更不能牺牲越南南方人民的利益，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谁这样做，就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损害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必然危害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中越两国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把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吴集团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把全体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越南人民在任何惊风骇浪中都永远可以指望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七月十五日声明和我国外交部七月十八日声明的严正立场。美帝国主义必须立即停止对越南南方的干涉和侵略，从越南南方撤出它的一切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只有这样，才能为越南的和平统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国各人民团体和中国人民深信，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在北方同胞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必将战胜艰难，壮大革命力量，把美国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从谅山到金瓯美丽富饶的越南河山一定能够重新统一，三千万越南人民一定能够重新团聚！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

第1版()专栏： 陈毅副总理接见日本舞蹈家代表团 新华社十九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由花柳寿应率领的日本舞蹈家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楚图南、周巍峙、林林。 正在北京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也在座。

第1版()专栏： 陈毅副总理接见日本客人寺本光朗 新华社十九日讯　陈毅副总理今天下午接见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任理事寺本光朗，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王明远。

第1版()专栏：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理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就是抱着这样的真诚愿望，对待即将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的。 苏共中央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就中苏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这封信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谈谈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这样阐明自己的观点，会有助于我们两党的相互了解，会有助于在两党会谈中逐点的、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希望，我们这样做，会有助于各国兄弟党了解我们的观点，会有助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中充分地交换意见。（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经过充分地交换意见，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了宣言和声明。这两个文件，指出了我们时代的特点，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路线。宣言和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几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确实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心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进行革命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只有坚持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二） 什么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三） 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 这条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的路线。 这条总路线，是各国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也是最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路线。 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那就是抛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表达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不会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应当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基本方向。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四） 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规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 如果避开具体的阶级分析，或者随便找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必然不可能得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结论，必然滑到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去。 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而大大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尽管这样，以上的这些矛盾还是客观地存在着。 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的矛盾。 这些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五） 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问题上，以下的错误观点应当受到批判： 1，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没有把这种矛盾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矛盾。 2，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3，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4，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认为经过“各大垄断资本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就能够调和甚至消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5，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新世界。 显然，这些错误观点都必然会引出错误的、有害的政策，而使人民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损失。（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上已经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已经不只是近两亿人口，而是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要求，主要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实现这些要求，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实现这些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复社会主义各国，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怎样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是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目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斗争的。当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由于坚决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敌视和危害的时候，是否坚决维护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是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十三个国家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坚决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否维护组成这个阵营的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否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成为每一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如果有人不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紧张局势，制造分裂，甚至追随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政策，力图取消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援助资本主义国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人跟在别人后面，不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实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维护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不是维护团结的政策，而是维护分裂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七）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条件，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直是：侵略和控制处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扑灭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进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都置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和控制之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一直进行着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宣传。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进行反苏的战争、反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这种宣传作为烟幕，来掩盖它压迫本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一九六○年声明指出： “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 “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其结果只能同它的愿望相反，只能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 这样，美帝国主义就把它自己置于同全世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使自己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国际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和斗争上面，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 相反的，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这是要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幻想的破产。（八）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骗人的 “理论”，受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没有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赢得自己的解放。列宁说得很对：“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百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注一〕 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九）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 历史赋予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主要地是要联合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需要学会各种斗争方式，包括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内。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就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打败反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巩固政治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艰巨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者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措施。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充分估计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巩固同他们的团结。 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 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做它的俘虏。 一九六○年声明说：“共产党人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 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尾巴，那么，民族民主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某种胜利，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十）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争取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控制或者企图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 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在新觉醒之中。他们的斗争，打击着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不仅为本国的革命事业展开了光明的前景，而且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 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担当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是这样，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列宁早就指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在任何时候，共产党人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应当争取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愿意反对本国垄断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左翼分子和中间分子，同他们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并且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去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在应当利用和可能利用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形式的时候拒绝利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变成为议会迷和合法主义者，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就必然导致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十一）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共产党人从来愿意经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呢？绝对不能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都明确地指出：“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任何旧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是“革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 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 有人说，马克思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先例，为什么不可以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预言资本主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种荒唐的比拟。马克思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而那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和平过渡”的预言家，却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了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怎么能够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帮助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机器，其目的首先是镇压本国人民。 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准备两手，即在准备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突然袭击和武力进攻的时候，给予有力的回击。 如果不作这样的准备，就会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陷于完全无准备的被动局面，以致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十二） 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性，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规律。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人民群众绕过暗礁，避免某些不必要的牺牲，有步骤地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免牺牲呢？奴隶革命，农奴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即使革命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革命不遭受某些挫折，也不能完全保证避免某些牺牲。只要坚持正确路线，革命最终总是要胜利的。借口避免牺牲而取消革命，这实际上只能是要人民永远当奴隶，永远忍受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革命引起的分娩阵痛，总比旧社会的慢性痛苦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注二〕 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不管在怎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不管革命遭受怎样的牺牲和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用革命精神教育群众，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抛弃革命的旗帜。 在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轻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在领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的时候，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政权。否则，即使客观条件成熟，也会白白地丧失夺取革命胜利的时机。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有时也要实行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妥协。但是，不能借口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而根本放弃原则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作斗争，也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但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是为了便于达到人民革命斗争的目的，而不是要取消人民的革命斗争。 无数事实证明，那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 如果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那么，他们就势必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被抛到革命潮流的后边去。 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现在自称为继列宁之后对革命理论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没有，他们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没有，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没有，这些都是很令人怀疑的。 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有应当受到人们歌颂的经验，也有使人痛心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吸取有益的教训。（十三）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注三〕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十四） 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注四〕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注五〕 一九六○年声明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注六〕 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那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十五） 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十六）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随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十七）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十八）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七〕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自己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八〕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注九〕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十九） 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二十） 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学说是这样的： 1，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2，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列宁说，以上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和战斗的指挥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列宁批判了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复活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到了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时候了。（二十一）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也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增加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因此，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言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们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 “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二十三）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声明继续指出：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拿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迫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二十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二十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争论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硬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编辑部文章，这些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全文发表了。 我们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有些已经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题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末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颠倒了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文章说得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们希望，兄弟党的公开争论能够停止下来。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说，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地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们又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出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复出现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此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注： 〔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 卷，中文版，第二百三十八页。 〔二〕《新的激战》。《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页。 〔三〕《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第七十二页。 〔四〕《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百六 十七页。 〔五〕《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百六 十七——三百六十八页。 〔六〕《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 卷，第七十七页。 〔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版，第三十一页。 〔八〕《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四十六页。 〔九〕《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页。

第5版()专栏：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编者按：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发言人已经指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 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企图用这样蛊惑人心的说法，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是光明磊落的，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诽谤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人，是心劳日拙的，除了使他们的肮脏目的暴露无遗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 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十一月十八日的讲话中，曾经详细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他列举战后世界十大事件，论证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愈来愈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一再地说，我们不要打仗，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帝国主义者的核讹诈政策，揭露他们散布核恐怖的罪恶目的，是要吓唬各国人民，企图奴役全世界。 毛泽东同志说，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但是，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全部死绝。实际上，这种论调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只能屈服。针对着这种投降主义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核战争强加给人类，以致可能使亿万人遭到牺牲，但是人类也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企图毁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毛泽东同志说：“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问题就是这样。 又例如，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苏共公开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苏共领导人清楚，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 苏共二十大以后，关于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三十年间所起的领导作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向苏共同志提出过批评。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同苏共同志谈过四次。当时，我们就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估价。我们认为，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在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全面的估价，婉转地批评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而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但是，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这种一贯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和“虚伪”的呢？ 又例如，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事实是，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方面突然通知中国，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千三百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这就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本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苏联《真理报》七月十四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这家报纸还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苏联人很了解，我们党和政府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和希望。 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苏共中央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已经出现的分歧，并在今年一月份提出了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停止公开论战、以便平心静气地和实事求是地讨论争执问题、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苏共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热烈支持。随后达成了关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的协议，现在会谈正在莫斯科进行。 苏共中央曾经希望，中国同志也像我们一样，表现出诚意并促进会谈成功，以利于我们的人民，以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遗憾的是，正当对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一事已经达成协议，当代表团已经委派，会谈日期已经商定的时候，中国同志不是把现有的分歧拿到这次会谈期间去讨论，而是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这一点表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上，这封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包含有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看了这封信后得出结论，正如你们从今年六月十九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所得悉的，认为那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不适宜的。发表信件，自然就要求我们方面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煽起激动情绪，从而恶化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由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的会谈即将举行，当时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尤其是不适时的，因为我们认为，会谈的目的是，通过在同志式的气氛中研究现存的分歧来帮助我们两党在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更好的相互了解，为准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使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会全体参加者了解中共中央的信件是必要的，并且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的实质告诉了大家。 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进一步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被实际生活、被国际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的路线。中央全会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全会表达了我们全党的意志，声明自己准备和决心始终一贯地执行团结兄弟党和克服现有分歧的方针。全会声明，我们党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苏共和中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兄弟友谊，以利于为我们共同事业的斗争。 遗憾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我们所表现的克制。他们把我们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论战的真诚愿望竟然说成是要向共产党员，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国同志把我们的忍耐当作软弱，不顾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越来越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违法散发用俄文大量刊印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国同志不以此为满足，开始在全世界加紧宣传和散发旨在反对我们党的这一信件和其他文件，不惜利用帝国主义的出版社和通讯社来达到散布这些文件的目的。 事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当苏联外交部提醒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这种粗暴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时候，中国人员不仅没有停止这种行为，而且还以示威的方式说，他们认为在苏联继续散发信件是自己的权利。 七月七日，在莫斯科会谈已经开始以后，北京举行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官方人士在会上把由于违法散发攻击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材料而被从苏联撵走的中国工作人员当作英雄予以欢迎。在会上，中国官方人士在兄弟的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的感情和情绪，同时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有权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辩解，并且实质上想赋予自己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权利，当然，这是苏联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许的。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只是导致关系的加剧，并且只会带来害处。 《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社论又一再攻击我们党，歪曲地解释在苏联报刊上未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 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 读过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看到想贬低我国人民争取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企图。还有什么对苏共和苏联的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一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苏维埃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着斗争。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当伟大的列宁还领导着我们国家时起直到今天，我国人民始终给予所有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援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科学和技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为解放自己祖国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都充分地感到了苏联人民和我们党的兄弟支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政府就同人民中国的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犯的强大手段，是加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因素。 苏联人民把自己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慷慨地介绍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我国过去和现在对发展人民中国的经济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人民中国建成了用最新设备装备起来的一百九十八项工业企业、车间和项目。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苏联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就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六○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这本以窜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旨在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字）的基础，反对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一九六○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骤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尝试同中共领导人讨论已产生的分歧。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呼吁他们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视同志式的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的建议。会谈于一九六○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地不愿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未能克服已产生的分歧。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玩花招而已。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作为传声筒，以便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他们背着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谋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工作者举行了会谈。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原则性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变地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给我们共同事业造成的危险后果。当时我们建议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苏共中央还建议在交换内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方面协调立场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没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再一次表现出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的主动精神。赫鲁晓夫同志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我们这种真挚的呼吁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机构开始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我们对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感到遗憾。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苏中联系，发展合作。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主张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联系。本来，中共领导应该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表现关怀。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不考虑这种行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没有把由于谁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诋毁苏共内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我们对中国同志说过，不要以所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为转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赞扬、时而咒骂这个或那个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间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久确立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继续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在一九六二年，由于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都受到了威胁。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说，“白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针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责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调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二 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为什么中共领导如此纠缠不休地提出这种论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立场呢？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说吧。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说到和平与和平共处。 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军等等，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场，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因此，论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领导立场的弱点越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认为，似乎争论的性质是烦琐的，似乎谈的只是远离迫切问题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 各共产党一致认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一评价记载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各共产党集体制定的、规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政治方针的文件中。 但是，中共领导人现在提出了同它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日益分歧。 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在评价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和吞吞吐吐，要知道，问题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十分坦率地告诉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 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我们现实地估计世界力量的对比，并由此作出结论：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还冷静地估计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只说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这样的炸弹已经积贮了成千上万个！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吗？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应该的。这不可能像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而斗争。 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项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最伟大的意义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善良动机的结果，而是现实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它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得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同。声明中强调指出：“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个声明上也有中国同志的签字。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宣传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这些论点表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同志违背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可见，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战争罪魁的计划，能够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谋得和平。在中国同志响亮的革命词句的后面是什么呢？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既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在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这些和平力量按其阶级成份和阶级利益来说是不同的。但是，争取和平、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 走上中国同志所建议的道路，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推离曾经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和英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赢得各国人民同情的各国共产党。 现在，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的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旦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在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该受谴责的。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说了许多关于似乎为了革命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之类的话。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试问中国同志：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他们建议采取何种手段？ 我们完全赞成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相信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而且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点能通过阶级斗争实现，而且能尽速实现。这一历史问题应当由谁来解决？首先是每个国家中以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争取巩固和平的斗争，的确用不着了。我们不能走这种冒险主义的道路；它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世界战争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者决不想自动退出舞台，自动躺入棺材，而不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最极端的手段。 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我们清醒地估计到这点。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的破坏力十分清楚。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这样回答他们：难道我们请求你们，要你们发动战争，在消灭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毁灭我们的国家吗？要知道，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比较少的一撮人，而资本主义各国居民的基本组成却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下，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都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实现，无需外来的军事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让可能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任何一个真正珍视人民利益的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争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争取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责任。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表达我们党的路线时曾经说：“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宣布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了，它对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发生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影响提高了。 中国同志把这样一种说法硬加于我们：似乎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关系的原则仅限于“和平共处”的概念。他们清楚地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首先宣布友好和同志互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并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一原则；我们正在给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以大力的和各方面的援助。可是，他们仍然出于某种考虑，认为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完全歪曲对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迹、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一切有争执的国际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获得了成果。我国在全世界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这应当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威力以及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苏共中央声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奉行，将来仍要奉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党认为这是自己对苏联人民和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职责。保证和平，就是要最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从而加强它对解放斗争的整个进程以及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一方和中共领导人为另一方，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的深刻差异，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次尖锐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来没有像去年十月那样接近过热核战争边缘。 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原注：这种断言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我们当时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了反击侵略，为了有效地保卫古巴革命，需要最坚决的措施。诅咒和警告——即使把它们叫做“严重警告”并重复它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 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因为这是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在古巴设置火箭曾经意味着，进犯古巴，就将使侵略的组织者遭到使用火箭武器的坚决回击。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简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 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人们这样称呼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运进火箭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且相信我们做得对。我们相信，我国全体人民也都抱同样的看法。苏联人不止一次用事实证明，他们善于捍卫自己，保卫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谁也没有他们更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战争会使各国人民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和牺牲。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并约束其盟国也不这样做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支持，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结果保卫住了革命的古巴，拯救了和平。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由于苏联的勇敢而有远见的立场，由于英勇的古巴人民和他们政府的坚定和刚毅，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证明，它们能够约束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强迫战争拥护者同意和平。这是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力量、战争冒险政策的失败。 结果，革命的古巴过着和平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人民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的领导下建设着社会主义。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话是绝对信不得的，特别对苏联竭尽侮辱和谩骂之能事。 我们生活在存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如果认为这两种体系各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只用武力解决，排除任何谈判和协议，那是荒谬的。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无休止了。我们反对这种态度。 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了保证。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也对古巴人民作了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要援助古巴人民。每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们像在古巴领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领土上援助他们。诚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的时间稍微长些，但是它们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 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把苏联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兄弟声援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为什么中国同志顽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这一评价呢？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的行径是怎样的呢？中国同志在这危急的关头提出自己的独特立场，同苏联政府的现实而坚定的方针相对抗。他们遵循某种自己的特殊概念，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在这之前曾经论证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紧要的关头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听到中国领导人发表过关于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古巴革命的声明。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显然企图使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局势更加尖锐化，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竟敢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一方面是“不可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必要的。他们引经据典来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储核武器，威胁要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不，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这将是犯罪性的无所作为。 一切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对各国人民的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懂得这一真理。他们若干年来一直进行、今后也将进行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停止核武器试验和禁止这种武器的顽强和坚持不渝的斗争。 在为和平而斗争，提出全面裁军的口号时，我们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闭目无视困难。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力拖延和破坏关于裁军的协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利用军备竞赛来发财致富，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但是，我们是否应当随波逐流，听任帝国主义摆布而不动员一切力量来为保障和平、为裁军而斗争呢？ 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向侵略势力、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而我们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进行裁军，能够防止战争。为此，他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应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起来的力量。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拥有这样的优越性，即可以依靠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实力和防御威力。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比起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十年来，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我国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且比现在弱得多。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了。因此，现在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就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 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阵营中，还存在着反对裁军的强大势力。但是，正是为了强迫这种势力退却，必须激发各国人民的愤怒来反对它们，迫使它们执行各国人民的意志。 各国人民希望裁军，并且相信，共产党人才是各国人民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斗争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我们争取裁军的斗争，不是一个策略手法。我们真诚地希望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弗·恩格斯在上一世纪末就曾指出，裁军是可能的，并称裁军是“和平的保证”。在我们时代，裁军的口号是弗·伊·列宁作为一个实际任务而首先提出来的，苏联关于全面的或局部的裁军的第一个建议，在一九二二年的热那亚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这是列宁在世时的事情，而且关于裁军的建议也是由他拟定的。 争取裁军的斗争，是防止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 中国同志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口号，用这一口号来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停止“冷战”的政策对立。这种口号实质上是往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磨盘中注水，给主张军备竞赛的人帮忙。给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苏联同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显然，他们认为苏联应该以挑衅来回答挑衅，走进帝国主义阵营的“狂人”所设的陷阱中去，应该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这样的挑战：在冒险主义和侵略性方面进行竞赛，也就是说，不是进行保障和平的竞赛，而是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走这条路，意味着使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珍视各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争取和平和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们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活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他国领土上设置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等的最重要斗争形式之一。这个斗争符合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阶级斗争。 我们党、所有兄弟党都记得，并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声明的下列结论：不要等到落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才展开反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斗争。现在就应当进行这一斗争，并且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主要的是及时约束侵略者，防止战争，不使它爆发。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唤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奉行战争方针的人的神圣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组织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同一切对新战争不感兴趣的国家加强合作。 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削弱着帝国主义阵线，使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有机地联系着。八十一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有助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因此，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割裂开来，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归结为一句空话，阉割它的现实的内容，实际上无视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对领导无产阶级同资本进行阶级搏斗、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正义的反帝解放战争的兄弟党进行的真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 中共领导人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斗争的论据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他们不得不采取种种诡计。他们先是把他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强加在我们头上，然后揭露这些论点，开始指责我们，同我们斗争。他们硬说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放弃革命，用和平共处来代替阶级斗争的荒唐说法，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政治学习小组都清楚知道，当我们谈和平共处时，我们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也不允许把它引伸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本阶级的利益的斗争中，以及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苏共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这是一切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现在都应当掌握的起码的常识。三 中共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我们直率地说，这种角色是不令人羡慕的，它既不会带来荣誉，也不会带来光荣。谁也无法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的人们走维护个人迷信的道路！ 苏联人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评价了我们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在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性。 大家知道，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解除束缚劳动人民强大力量的沉重压迫，从而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纯洁伟大的列宁遗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清除玷污了这种理想的滥用个人权力和专横的行为。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随个人迷信而产生的悲剧性事件，是为了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理解和支持了反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的斗争。当时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样做，他们谈过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国际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说： “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在刘少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这一评价得到了更加全面的表达： “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迷信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也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过：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同志在《人民日报》众所周知的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情况正是这样。 任何一个客观的人，如果把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中所说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们在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但是在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上难道可以摇摆不定吗？当然不可以。二者必居其一：要末是中国领导人以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同苏共中央没有分歧，要末是所有这些话都是虚伪的。 大家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正是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实现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产生了多么出色的结果。自从我们党向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作了急剧的转变以来，已经过了十年，在这段时期中，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方面，在提高文化、科学方面，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在加强国防力量方面，在外交政策成就方面，都取得了真正伟大的结果。 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逝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人的生活更好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请问一问获得了新住宅的工人（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问一问晚年得到了保障的领养老金者，问一问富足的集体农民，问一问成千上万在个人迷信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已经恢复自由和名誉的人，你们就会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而是苏维埃祖国值得尊敬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儿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工业、农业、文化、科学和艺术，不管我们把目光转向哪里，处处都在迅速前进。我们的宇宙飞船现在正在辽阔的太空遨游，在这方面也光辉地证明我们党用以领导苏联人民的方针的正确性。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在我国已经为苏联人和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做了一切。苏联人明白，这一原则的实现不只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必须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和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因此我国人民在顽强地劳动，以便更迅速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早日来到。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前进，清楚地看到我们发展的前景。 在苏共纲领里规定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保证苏联人民有最高的生活水平，给逐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原则奠定基础。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计划，感到奇怪和荒诞。 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还想把这种哲学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现赠送给我们！这暴露了这种“理论”的作者是些不相信已掌握了政权和已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的人。 如果看一下我国历史，看一下苏共纲领，就会很容易看出，当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政权的时候，我们是从什么起点开始的，而苏联人民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顶峰。我们国家变成了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上，苏联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很快就要赶过美国而跃居第一位。苏联工人阶级、苏联集体农民、苏联知识分子是我们一切胜利的缔造者。 我们确信，不仅苏联人民能，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能树立伟大的劳动功勋，只是必须要保证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正确领导，必须要实行这种领导的人现实地思考，作出可以把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精力引上正确道路的决定。 中国领导人企图为个人迷信辩护，在自己的信中充满着关于在苏联的阶级斗争、关于苏共纲领中似乎是错误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论点的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我们不打算在这封信中详细地分析他们的一切论据。任何一个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人，无疑都会注意到，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论断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 不用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知道，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好，舆论的作用越大，苏联民警的工作做得越好，同犯罪现象的斗争就越有成效。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差别、界限日益消失。 在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是由它的经济地位，由它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具有直接联系，以及由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和拥有革命的经验所决定的。 中国同志引用卡·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如果从中共中央关于这些问题的信件中所包含的一整套虚假的理论论断中提取真正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在他们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很难充分判断中国同志保卫个人迷信所持的动机。实际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公开颂扬个人迷信的事。必须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盛行时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头上竭力否认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并且说过，这个理论是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来的。 想借助马克思和列宁来保卫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的企图不会引起别的，只能使人感到惊奇。莫非中国同志不知道，列宁早在我党建立初期就同民粹派关于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在列宁在世时实现了我党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集体领导方法，列宁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并无情地斥责了那些对他的阿谀奉承和献媚的极微小的表现。 当然，我党或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反对个人迷信理解为否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苏共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其中包括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党是珍视自己的领导的威信的；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党是高度评价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因而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的。四 分歧中心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 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的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但是，事实上，中共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之间的分水岭完全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中共的领导人不管恰当与否地谈论世界革命，利用各种借口，而且往往是没有理由地炫耀“革命的”辞藻，可是另外一些人——恰巧是被中国同志们批评的那些人——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问题，他们不是高谈阔论，而是顽强地劳动，努力寻求最正确的、符合于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为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同志对现代革命运动的问题的基本观 点。 为着“世界革命”而停止争取和平，放弃和平共处与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放弃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改革而斗争，这种方针会有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吗？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争取和平和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难道就是只顾自己而忘掉了资本国家中自己的阶级兄弟吗？ 每一个人，只要考虑过当前争取和平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的意义，就懂得，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自己的和平政策给予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无可估价的援助。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防止核战争意味着拯救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洲的人民免于毁灭，虽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所争得的和平的条件下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日新月异的胜利，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难道不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贡献吗？ 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个工人看到这些成就和胜利时会说：“社会主义用事实证明：它比资本主义好，为这个制度而斗争是值得的”。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之深入人心不仅是通过书本，而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活生生的范例。 一九六○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参加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革命运动的所有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义务“不倦地巩固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地增长着”。我们党把实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国际义务。 弗·伊·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四二七——四二八页） 苏联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伟大列宁的遗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遵循着这个遗训。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弗·伊·列宁是不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用本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近便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诚然，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革命如果是在继承了过去经济不发达的遗产的国家中进行的话。但是，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什么样的局势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更有利——是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局势，还是经常的国际紧张状态和“冷战”的局势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利用“冷战”局势来煽起沙文主义、战争歇斯底里和疯狂的反共主义，以便使极端反动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当政，以便取消民主，镇压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 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着他们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着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也就是说，有助于建立一支所谓革命政治大军。 争取和平和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决不会阻碍，决不会推迟，相反地，却提供可能充分开展为达到国际工人阶级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很难相信，像中国同志这样自己进行过革命而且富有经验的人会不了解一个基本东西：在今天，进行世界革命，要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要通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要通过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亚洲、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斗争，要通过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对垄断的斗争以及其他许多途径，不应当把这些途径彼此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导向一个目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理解，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任何一个内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当国内还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时候，过早地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注定遭到失败。大家知道，列宁曾以怎样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曾以怎样的政治远见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对待革命发动时机的选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指出，十月二十四日发动还太早，而到十月二十六日发动就已经晚了，会失去一切，因而，一定要在二十五日夺取政权。谁来确定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和革命形势的存在，谁来选择发动的时机呢？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那种自称为工人党、只研究经济问题、不用革命精神教育工人阶级、不培养工人阶级去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党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去。但是，那种脱离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斗争而提出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党，也是不好的。这样的党必然要脱离群众。一个党只有正确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群众的领袖，顺利地引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冲击，去夺取政权。 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它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能够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建立作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的广泛反垄断组织的战线。也就是说，它们所做的正是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东西。 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于在阶级斗争前沿同资本搏斗的共产党人，既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所走的特殊道路，也没有了解。实质上，他们说“为了革命”，却正好是否定了导致革命的道路，硬要人们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阶级失去同垄断组织的统治、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同盟军的那种方针。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大家知道，正如莫斯科会议文件和苏共纲领中所明确说明的，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从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出发的。尽管如此，中国同志却顽固地硬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只承认和平道路。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信件中再次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自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苏共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并认为给它们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已经多次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没有必要更详细地阐述了。 而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像一根红线一样地贯穿在他们的所有言论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 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 今天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们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巨大的危险。 事实上，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动摇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难道能够取得胜利吗？ 现在，当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进入了自己斗争的新阶段，集中努力来巩固政治成果和经济独立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些任务要困难得无可比拟，甚至根本不可能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同盟。这种立场是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中确定的。这种立场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取得这种领导权的条件下，这个运动才能最终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来完成。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已经得到检验，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是，看来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而在这以后，中共领导又教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无论是国际工人阶级，还是民族解放运动，未来胜利的保证都在于它们的巩固联盟和合作，在于它们进行联合的、为共同利益所要求的反帝斗争。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自我牺牲和忘我地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博得对其领导作用的承认，使自己的同盟者相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它自己获得胜利和它的同盟者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我们列宁的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口号。在新的条件下，这一口号的内容扩大了。大家知道，列宁是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这一口号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业已增长的意义。我们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严格遵循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 “世界革命”的大肆喧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错误性、危害性。中国领导人以“总路线”为名所建议的东西，无非是不考虑时间和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不考虑现代历史阶段的特点而罗列工人阶级的最一般的任务。中国同志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我们的运动在现时代条件下的任务在如何地变化。他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阶段都保持效力的一般任务，从而使这条路线失去了具体性、明确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各兄弟党在制订自己当前的方针时，具体地分析了在各别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现阶段两个对立体系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特点。 对世界局势变化的精确分析，使全世界的兄弟党能够对时代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定：“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对现时代的这个定义，是在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时采取正确态度的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确定了自己的共同路线，它的基本论点归结如下：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统一的反帝斗争洪流等确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由于业已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进行，它的形式和道路决定于本国具体条件。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是发展和巩固以同农民和爱国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阵线，是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估价的忠诚、对各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是顺利地解决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基本道路就是这样的，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的。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一总路线的实质的概貌。始终一贯地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线，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保证。 所有这些由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宣言和声明中集体制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条件下的最重要的原则性论点，都在苏共新纲领中得到了反映，苏共新纲领完全是建立在对我国和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经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的基础上的。五 中共领导人在当代根本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承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支柱，然而事实上他们在各个方面破坏同我们党、同我国的联系。 中共领导常常说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可是中国同志对这个大家庭的态度推翻了他们的响亮言词。 统计表明，近三年来，中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贸易总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同志的这种方针的结果。 中国领导的行动不仅极其严重地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极其严重地违背一切国家应该遵循的公认的规则和准则。 破坏早先签订的协定，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显而易见，由于缩减经济联系，中国自己的经济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为了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中共领导不久前提出了“自力更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在每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最好地利用本国国内资源，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正确道路。每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事业，这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事业。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曾不得不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国内资源来建设社会主义。虽然现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这绝不意味着，某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只是袖手坐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认为调动一切国内资源来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是自己的义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不会引起反对的。 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国报纸上的许多言论所表明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包含着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内容。 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领导所以要宣布“自力更生”的方针，看来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当然，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把它看成是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除了缩减经济联系的方针之外，中共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剧同苏联的关系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 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例如，在比利时，中共领导支持一个由比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的格里巴集团。在美国，以反对美国共产党为主要目标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锤与钢”的颠复活动受到支持。在巴西，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的一些派别集团（例如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集团）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 在澳大利亚，中共中央企图依靠前澳共领导成员之一希尔去组织反对澳共和澳共领导的分裂活动。希尔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曾公开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共产党，并企图把同道者纠合在自己的周围。希尔被澳共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以后，就示威式地到北京去了。 在意大利，中国人士鼓励意共帕多瓦省委会的一批以前的工作人员的活动：这批工作人员印发了一些传单，挑衅性地号召举行“革命”暴动。 中共同志特别努力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进行颠复活动。 中国领导人对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之外的变节者和叛徒大加赞扬，在自己的报刊上转载这些叛徒集团的出版物中旨在反对苏共的政策、反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诽谤性文章。 中国人士在锡兰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 “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同志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直截了当地声明：“从建立之日起就同你们今天所反对的那些思想进行……斗争的第四国际，是站在你们一边的……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的这次辩论。它呼吁你们发展这次辩论。” 中国领导人对于不愿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兄弟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用许多种语言发表和散发文章，诋毁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的共产党的活动。这些文章的作者对兄弟党的著名领袖还有什么辱骂的字句没有用上！如“两面态度”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 “违背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社会民主主义的蜕化”和“心虚”，“不负责任”和“鹦鹉学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人民采取傲慢和藐视的态度”。 中国领导人指责美国和西欧的共产党说，它们“同最富有冒险性的美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印度共产党领导竟然被称为“集团”。对法国、意大利、印度、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横加骇人听闻的责难，说他们“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而中共领导在其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竟然堕落到进行诽谤，似乎连苏共也“起着帝国主义帮凶的作用”。除托洛茨基分子之外，鉴于明显的荒谬性，至今还没有谁敢于对列宁的伟大的党提出这种诽谤性的指责！ 帝国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同志的这种行动感到高兴，这有什么奇怪呢？资产阶级报刊时常叫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并且要求帝国主义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因中共中央的立场所引起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 中共代表退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的、理论性和情报性的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委员会，停止这一杂志中文版的发行，想以此来使中国共产党人无法获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的情报的客观来源。 中国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分裂活动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理所当然的愤慨和反击。 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在同兄弟共产党的关系上，一个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是个不坏的声明。但正是中国同志自己采取这种不能容许的行动。他们损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明的准则和原则，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特殊路线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它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对当代一些基本问题公开提出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开始执行敌对的政策。阿尔巴尼亚领导在国内展开了反苏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同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关系的破裂。 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坚决谴责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这种反列宁主义的活动。而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尽力利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现在大家知道，中国同志直接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中共领导人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攻击中，把南斯拉夫问题放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他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是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改善而产生的。他们不顾事实硬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大家知道，一九五五年苏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在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了主动，以克服要由斯大林承担主要过错的长期冲突。在这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产生任何疑问。例如，《人民日报》曾经指出，“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对南斯拉夫社会经济进程的客观分析表明，在以后的年代里，那里的社会主义阵地加强了。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六，在商业中占百分之九十七，那么，现在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农业中占百分之十五；在商业中占百分之百。在开始关系正常化以后的时期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南斯拉夫立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的接近。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个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苏联共产党人知道，在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分歧。我们过去直率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出了这一点，而且要继续说这一点。但是，像中共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把它从社会主义国家中赶开并推入帝国主义阵营，是不正确的。这正好是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 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会多得多。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个兄弟党都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如何行动呢？应当由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宣布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将是名副其实的专横的表现，这种方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如果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这是对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方面采取措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我们痛心地看到，中共领导人如何在破坏苏中的传统友谊，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苏共现在和将来都主张社会主义大家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团结。六 现在我们来作几点总结。 自一九六○年声明通过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完全证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是正确的。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正在对全世界人们的思想发生着越来越大的革命化的影响。革命的古巴在西半球点亮了社会主义的灯塔。已经接近被彻底消灭的殖民主义体系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了新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在不停地前进。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九六○年声明正确地制订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现在的任务是，按照这条总路线来工作和行动，根据每一个共产党的条件发展它和使它具体化。因此，像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所做的那样，把某种新的总路线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站不住脚的和有害的。采取这条“总路线”，就意味着背离一九六○年声明，同意那种同八十一个党所通过的这个声明相抵触的纲领性方针。我们党不会走这条道路。 我们光荣的列宁的党，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同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国内以及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表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党在这一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并得到了巩固，它不怕现代分裂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任何攻讦，不管这种攻讦是从哪里发出的。 生活表明，苏共在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度的纪律。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这种加强感到高兴。我们可以说，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还从来不曾如此强大：它能够解决与建立新世界相联系的最豪迈的任务。 现在，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的时候，当我们正在一砖一石地兴建美好的共产主义大厦的时候，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更加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必将在全世界获胜。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具有与我们同样的信心，他们高度评价苏联对为和平、民主、民族自由和独立以及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苏联共产党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亲密的友谊。我们同中共领导人有严重的分歧，但是我们认为，两党之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应当从我们共同的目的是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点出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大国通过联合的努力，可以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做很多事情。这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清楚知道的。 目前正在莫斯科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谈。遗憾的是，中共代表在这次会谈中继续使情况尖锐化。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表现最大的耐心和忍耐，力求使会谈取得积极的结果。最近的将来就会表明，中国同志是否同意把我们的相互关系建立在使我们联合起来、而不是使我们分离的东西的基础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 我们的敌人指望中共和苏共的分歧加深。他们现在就在窥伺，能不能捞点什么东西。最近，美国报纸《每日新闻》写道：“那就让我们驱使赤色俄国同赤色中国相互反对吧，让他们相互撕得粉碎。”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的这些阴险的打算。 我们党理解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人民的责任，呼吁中国同志走上消除分歧和加强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道路。 我们的列宁的党同所有兄弟党一道，过去和现在都争取把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党、对全体苏联人民完全负责地宣布，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的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曾经尽了我们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苏联全体劳动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亲爱的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8版()专栏： 就捷政府无理要求召回新华社驻捷记者 我外交部发言人提出强烈抗议 指出继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中国人员五人之后，竟又一次发生这种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事件，令人十分痛心 新华社十九日讯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现在回国休假的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和记者张毓芬不再回捷，同时无理要求迅速召回该社记者陆郝庆，并且于七月十七日通知中国驻捷大使馆限令陆郝庆四十八小时以内离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于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采取的粗暴无理的行动是蓄意恶化中捷两国关系、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的严重步骤。继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梅文岗等五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间竟然又一次发生这种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事件，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它的无理行动制造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借口。捷政府首先指责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刊登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以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其他文件。但是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的分支机构在新闻稿中转发了新华总社播发的中国党和政府已经公布了的文件，这有什么错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业务范围内应尽的职责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通讯社都会这样做，不这样做倒是奇怪的。 捷政府大概也发觉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过了几天又想出一个新鲜的借口，说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不通过捷外交机关随意到捷各地旅行。这同样是毫无道理的指控。在捷国内根本不存在外国记者到各地旅行必须经过捷外交部同意的规定。人们还要问：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和记者张毓芬在今年六月二日回国休假前，捷政府并未对他们在捷的旅行活动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他们回国休假以后，突然对他们提出这种无端的指责呢？显然捷政府对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采取的行动，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的旅行活动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不过是为了阻挠和破坏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履行它的正常职务而已。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建立至今已十五年，一向为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行了积极的工作。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党和政府的观点，如果捷党和政府真诚希望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本来应该欢迎新华分社的这种活动，现在竟然加以阻挠和破坏，这只能说明捷政府为了任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决心不让捷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观点。 中捷两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殷切希望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来逐步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使团结得到维护和加强。捷政府的做法完全违背了这种愿望。捷政府限令新华分社记者陆郝庆四十八小时以内离捷，这种只有用之于对待敌人的做法竟然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对待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极大的遗憾和愤慨。捷政府的行动只能被认为是有意恶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以达到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目的。应该指出这正是美帝国主义、国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期望的。中国政府一贯维护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分裂步骤。对于捷政府对待新华分社记者的粗暴无理行动，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

第8版()专栏： 海防三万人集会声讨美帝侵略南越罪行 武仲庆抨击美帝国主义对南越的武装侵略威胁东南亚和平 中国日本和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团长赞颂南越人民英勇斗争 新华社河内十九日电越南北方第二大城市——海防市各阶层人民三万多人，昨天晚上举行集会，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的罪行，坚决要求实现祖国的统一。 前来越南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周活动的中越友好协会代表团、日越友好协会代表团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应邀参加了集会。 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海防市分会主席武仲庆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粗暴地破坏了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这不仅在越南南方造成了紧张局势，而且还直接威胁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威胁着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武仲庆说，海防人民决心学习越南南方人民敢于胜利的顽强斗争的精神，并表示把仇恨变成实际行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为把越南北方建设成为和平统一祖国的强大基地而作出贡献。 接着中国、日本和阿尔及利亚三个代表团团长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中越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林李明在讲话中热情地颂扬了南越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他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不仅保卫了越南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从各方面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否定的态度，更不能牺牲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中国人民决不能容许这样做，全世界革命人民也决不能容许这样做。中国人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将坚决地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支持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直到把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赶出去，实现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 日越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藏原惟人说，日本人民十分同情并且热烈支持南越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坚信越南人民的斗争一定会获胜，越南的和平和统一一定会实现。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乌·贝纳乌达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将同越南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南越人民统一祖国的事业。 大会最后通过了决议，表示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抗议美吴集团迫害南越人民，并向国际舆论控诉美吴集团在越南南方犯下的滔天罪行。 决议还表示坚决拥护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七月十五日的声明，要求越南国际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在越南南方挑起的侵略战争。 南定市两万多人、永灵区一万多人也在十八日晚上分别举行了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

第8版()专栏： 对捷政府无理驱逐新华社记者的恶劣行为 新华社发表声明表示最大愤慨 驻布拉格分社记者一贯遵守捷政府法令，积极进行采访活动，对增进中捷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显著成绩 新华社十九日讯　新华通讯社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记者张毓芬、陆郝庆等三人的严重事件声明如下： 根据七月八日和十三日捷外交部副部长拉·西莫维奇两次和中国驻捷大使仲曦东的谈话，捷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和两个记者的借口是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印发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外交部的几个声明。捷外交部副部长拉·西莫维奇还指责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背离自己的使命，不向中国人民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而集中力量在电讯稿及其它材料中散布中共的不正确观点，还说新华分社记者甚至不通过捷外交机关随意到全国各地去旅行。这些借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已建立了十五年。分社记者一贯为完成总社交付给他们的报道、出稿、电务等新闻业务而积极工作。他们为报道捷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增进中捷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出版新闻稿已有十四年的历史，这是捷政府批准同意出版的。在一个国家通讯社的新闻稿上，刊登本国党和政府的公开文件及声明，这是理所当然的。分社记者一贯遵守捷政府的各项法令，积极进行采访活动。凡是明确规定需要通过捷外交部新闻司的安排而后进行的采访活动，我们的记者都是严格按照规定办理的。因此捷外交部的指责是完全捏造的，其目的不过是不让中国记者在捷各地进行采访，不允许中国记者和捷的干部和人民接触。 捷政府驱逐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的无理粗暴行动，是违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准则，破坏中捷两国人民友谊和中捷两国新闻界友好合作的恶劣行为。我们对此表示最大的愤慨。我们深信，这种行动绝不代表要求团结的正直的捷广大人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意愿。

第8版()专栏： 捷政府制造借口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 不顾我强烈抗议坚持无理要求并要我记者限期离境 新华社十九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七月八日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兼《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张毓芬（兼《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陆郝庆，经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于七月十三日提出强烈抗议并断然拒绝捷方的无理要求后，捷政府于七月十七日下午竟提出限在布拉格的陆郝庆于四十八小时内离捷的横蛮要求，从而制造了破坏中捷人民团结、恶化中捷关系的严重事件。 本月八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拉·西莫维奇约见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仲曦东，发表口头声明，向中国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一）现在中国休假的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社长黄振声及其夫人、新华社记者张毓芬不再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来；（二）迅速召回新华社布拉格分社记者陆郝庆。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西莫维奇提出这种无理要求的借口是：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印发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答复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中国外交部六月二十九日关于苏联政府无理要求召回中国驻苏大使馆人员等五人的声明、中共中央七月一日声明和七月五日声明。西莫维奇在口头声明中还威胁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留采取它认为合适的措施的权利。” 仲曦东大使当场给予严词驳斥，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出最强烈抗议，并且郑重声明，中国方面保留一切发言权。 七月十三日，仲曦东大使约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西莫维奇，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无理要求，奉命提出一项口头声明。声明指出，“用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闻稿印发中国党和政府的上述文件作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把新华社记者召回，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根据中捷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缔约双方将鼓励对方国家的新闻社和报刊通讯社记者的活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行动直接违背这一协定的条文，因而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行为。” 声明最后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新华社驻捷记者，是完全背弃中捷两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采取的这种不顾后果的严重步骤，中国政府感到极大的愤慨，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断然拒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七月八日向中国驻捷大使馆提出的两点要求。” 西莫维奇当场表示拒绝我国大使馆抗议，并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实现和满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西莫维奇在谈话中不顾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根本不存在外国记者到各地旅行必须经过外交部同意的规定，作为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的补充“理由”，竟说，新华分社记者不通过捷外交机关随意到全国各地去旅行。 七月十七日下午，我国驻捷大使馆文化参赞徐平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史密特时，史密特声称：“我们对中国政府没有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召回新华社记者陆郝庆同志一事表示惊奇。不仅如此，新华社仍然继续进行着我们所抗议的活动。现在我受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将立即取消该记者的记者证，坚持要中国政府召回该记者的原来要求，并限定他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境。”他还说：“我们保留采取一切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徐平参赞当时表示断然拒绝捷方的要求，并提出坚决抗议。

第8版()专栏： 因苏联班机失事遇难的 阿七位同志遗体在京安葬 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举行葬礼 新华社十九日讯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今天下午为因苏联班机失事遇难的雷兹·马利列大使的夫人费丽克·马利列等七位阿尔巴尼亚同志举行葬礼。七位阿尔巴尼亚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大使馆全体官员和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以及正在北京的阿尔巴尼亚驻朝鲜大使西里·查尔查尼，到公墓参加葬礼。 我国各方面负责人曾涌泉和夫人、张致祥、蒋南翔、许立、韩念龙、刘清扬，以及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国际书店等单位的代表也参加了葬礼。 参加葬礼的还有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和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黎新。 在七位遇难的阿尔巴尼亚同志的墓前，陈放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其他机关团体献的花圈。 在七位遇难的阿尔巴尼亚同志墓前，还陈放着我国外交部等机关团体献的花圈。

第8版()专栏： 楚图南廖承志欢宴日本客人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今晚联合设宴欢送以花柳寿应为首的日本舞蹈家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任理事寺本光朗。宴会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阳翰笙、赵朴初、周巍峙、林林、孙平化、戴爱莲、王晓云、盛婕等有关人士。

第8版()专栏：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拜会古巴革命武装部第一副部长 据新华社哈瓦那十八日电　以刘亚楼空军上将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下午拜会了古巴革命武装部第一副部长阿尔梅达少校及革命武装部副部长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少校。 古巴方面在场的有工兵部队司令赫苏斯·加西亚少校，革命武装部电影部部长雷内·罗德里格斯少校和革命武装部外事处处长曼努埃尔·洛佩斯上尉。中国方面在场的有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第8版()专栏： 中越科学技术合作执行机构举行第三次会议 签订两国多方面科技合作议定书 新华社河内十九日电　中越两国科学技术合作执行机构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至十八日在河内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双方对中越两国科学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第二次会议议定书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双方合作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 双方还就今后一年的合作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且签订了议定书。 会议是在兄弟般的友好、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 根据执行机构第三次会议议定书的规定，两国将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包括：派遣技术援助专家；派遣和接待考察专家和实习生；提供各种苗木、种子和各种科学技术资料；交换科学技术刊物等。 十八日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武衡和越南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团长、越南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邓曰珠，分别在会议议定书上签了字。 参加签字仪式的，越南方面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阮维桢，外交部副部长阮基石，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裴公澄。 中国方面有，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陆维钊和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曹言行等。 中国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在越南访问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访问了有关国家机关、科学研究机构，参观了许多工业企业和建设工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 十八日晚上，阮维桢副总理举行宴会，招待中国科学技术合作代表团全体成员，热烈祝贺中越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新发展，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代表团已于今日上午乘飞机回国。

第8版()专栏：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协等举办晚会 欢迎印度尼西亚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十八日讯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中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今晚在北京联合举办文艺晚会，欢迎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体育部部长第一助理宋科诺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体育代表团。 印度尼西亚驻我国大使馆参赞苏弗雷·尤淑夫和夫人，以及使馆的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晚会。 中国方面出席晚会的，有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中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委会副主席荣高棠、黄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副主席董守义，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卢汉等。 晚会上，由东方歌舞团和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出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歌舞及音乐节目。 他们的演出受到了客人们的热烈欢迎。当演出结束的时候，宋科诺团长等走上舞台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并且同他们一一握手。

第8版()专栏： 越南财政考察团到京 据新华社十九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越南财政考察团，在团长、越南民主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郑文炳和副团长、越南民主共和国财政部国营收入及税务司司长阮凛率领下，今天中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财政部副部长吴波、曾直，办公厅主任黄子纯，预算司司长王丙乾，经济建设财务司副司长姜习，税务总局副局长邹明等前往车站欢迎。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也前往迎接。

第8版()专栏： 日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等到京 新华社十九日讯　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及宫腰喜助、中尾和夫等三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王晓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萧方洲等。

第8版()专栏： 西方透露美英苏会谈第四天取得“进展” 一致要以威胁手法防止核扩散 德外长博尔茨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新华社十九日讯　莫斯科消息：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代表十八日下午发表第四次会议公报说，三国代表继续 “讨论包括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的禁试条约的某些条款，并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代表黑尔什姆在昨天会后对路透社记者说，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 合众国际社昨天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也透露，“会谈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这家通讯社记者夏皮罗从“提供消息的人士”处获悉，会议取得的“进展”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倾向于一致认为有必要关闭所谓的核俱乐部”。 这条消息说，“已经一致同意，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以核武器援助法国和中国。” “双方保留试验武器的权利，如果第四个国家、那就是说法国或中国危及签字国的国家安全的话。” 据透露，在昨天会议上，已经就“若干冷战问题”，包括老挝问题，“进行了探讨”。 昨天的会议比往常推迟了一个半小时才举行。在这以前，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设宴招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以外交部长博尔茨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是在十七日抵达莫斯科的。据合众国际社援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士的话说，“博尔茨来莫斯科是为了讨论同三国会谈有关的柏林问题。” 新华社十八日讯　美国新闻处记者福特昨天从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表明，美国心目中的莫斯科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是为了达到“防止核扩散”，保持“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 福特说：“目前在莫斯科开会的三个核大国探讨这个（核武器局势）问题已经够久了，它们认识到，如果它们要防止这种武器的扩散，它们必须马上行动。” 他说，“三个核大国非常知道，它们必须继续避免把核武器移交给任何其他国家。大家知道它们就禁止核试验达成的协议将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办法。” 福特说，美国总统肯尼迪指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曼，“可以同意一项有限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中包括除地下试验以外的一切试验”。他说，“即使是一项适用于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的有限的禁止，也至少可以制止独立的核试验，因为允许进行的那种地下试验是很花钱的，在技术上是很困难的”，因此，“即使一项有限的条约也会使这种武器扩散的速度放慢。”

第8版()专栏： 美刊说哈里曼的使命是做成一笔买卖 公然要赫鲁晓夫同美更加密切并“摈斥”中国 新华社十八日讯　纽约消息：提前出版的二十二日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目前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在莫斯科的活动发表文章说，作为参加美英苏三国谈判的美国代表，哈里曼的使命“在为做成一笔买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当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他是作为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代理人”参加一些“初步探索”的，他享有肯尼迪的“充分信任”，他受权“探索就东西方紧张局势作出全盘交易的任何可能性”。文章认为，哈里曼这次的莫斯科之行及“其它正在采取的行动”，是去年十月“（古巴）危机的后果”。在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以后，肯尼迪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建立了通讯联系，而肯尼迪六月十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关于“和平战略”的演说，就“总结了两位领导人在私下通信中交谈过的某些观点”。 文章挑拨中苏关系，并且鼓励赫鲁晓夫“摈斥红色中国”。它认为，“赫鲁晓夫有一切理由认真寻求同美国及其盟国的更为密切的关系”。文章说，“美国的苏联专家越来越认为现在是同赫鲁晓夫谈判的时刻”。文章列举了它认为美苏双方要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局部禁止核试验问题、古巴问题以及柏林问题等等。文章在谈到美国对待老挝及东南亚的态度时，气势汹汹地说，“美国要俄国人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制止中国支持正在沸腾的游击战争”，“应该告诉俄国人更为积极地谋求老挝的和平，否则就要冒这样的危险：被中国赤色分子拖入一场同美国进行的真枪实弹的战争，也许是一场核战争”。

第8版()专栏： 七月十九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由花柳寿应率领的日本舞蹈家代表团。图为接见时合影。前排右起第三人是花柳寿应。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第8版()专栏： 七月十九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了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任理事寺本光朗。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第8版()专栏： 我科技代表团到雅加达 据新华社雅加达十九日电 由姜君辰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团于十八日下午抵达雅加达。他们是应邀参加即将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协会代表大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