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山西省昔阳县的四级干部，几年来无例外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事情。这个县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使干部参加劳动成为社会风尚，成为持久的制度。各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干部，都有必要认真学习昔阳县的经验。 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之一。远在十年内战时期，党的干部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就有许多人用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和学校，除了组织生产运动以外，还经常帮助群众劳动。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帮助群众劳动，在劳动中建立了党和人民、军队和人民之间的亲密感情。党在历史上长时期所形成的这种干部和群众同劳动、共甘苦的优良作风，是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从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解放以后，我们的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特别要求我们的干部防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沾染上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习气。干部参加劳动，正是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个有力措施。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规定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指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 几年来，从中央机关到县级机关，大部分单位分别采用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和组织在职干部每年参加一定时间体力劳动的办法，执行了中央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许多基层组织也根据中央的指示尽可能减少脱离生产劳动的干部，同时推广了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办法。这样，就大大密切了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于干部的信任和爱戴；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在参加劳动中也有了改进。这是几年来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我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迅速战胜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加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实质上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是把自己摆在劳动群众之上，脱离群众，还是把自己放在劳动群众中间，同群众打成一片。以为自己是干部，是领导群众的，可以同群众不一样，可以不参加劳动，可以特殊化，就会在实际上把自己摆在劳动群众之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位置。一个干部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必然要脱离群众，不但不可能把工作做好，而且如果沿着特殊化的道路越走越远，还有蜕化变质的危险。昔阳县的事例和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其他无数事例都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之，少数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而脱离群众，生活特殊化，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全国农村基层干部都应该从这里取得经验，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看成是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巩固集体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运动。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领导好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使我们在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根除的，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总要想出各种办法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干部，把这些干部“拉出去”，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代言人。我们的干部对于这种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侵蚀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常言说：“蝼蚁之穴溃千丈之堤，一趾之疾丧数尺之躯”。好逸恶劳，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贪图享受，正是一个导致思想上、政治上蜕化变质的缺口，干部参加劳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是保证我们的干部永不变质的一个根本条件。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要能在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要能很好地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必须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同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只有这样，劳动群众才信任你，才会把心里话告诉你，做工作才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上。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应当是生产劳动中的先进分子，应当力争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和城市工厂的党支部书记都应当是生产能手。 生产斗争，是同大自然的斗争，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这个斗争也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干部参加劳动，是取得生产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生产斗争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如何更好地调动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村望村，户望户，社员看干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身作则，对于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只有把广大群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热情充分发扬起来，生产斗争才能胜利。生产斗争，又是一场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制天命而用之”的斗争。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必须是生产劳动的实践者。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干部领导生产的一些正确的想法、做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而只能来自生产斗争的实践；这些想法、做法究竟是否正确，也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没有生产劳动的实践，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是不可能同大自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干部参加劳动，对于领导生产斗争的意义，正在于它把干部同生产的实际联系起来，使干部能够比较容易地洞察生产中的问题，同群众在一起找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及时加以解决，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我们的干部必须掌握，必须在工作中具体运用的。哲学应该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我们的大部分农村干部都是从生产实际中来的，是了解实际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但是，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脱离了这种不断变化的生产实际，在领导生产斗争中仍不免一筹莫展。昔阳县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说得好：“和群众同劳动、同商量，既能摸透人的脾性，又能摸透自然的脾性，这是领导好生产的两大关键。”昔阳县的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有这样的评论：“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因此，所有农村干部都要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项经常的任务，长期坚持下去。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更不应该脱离生产劳动。工厂、商店、手工业合作社，基本建设工地等基层组织的党支部书记，也应该逐步做到不脱离生产劳动。 阶级斗争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生产斗争也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在阶级斗争中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怎样分化和打击阶级敌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科学。在生产斗争中，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农业中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都有许多科学技术上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有计划地组织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另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科学实验要实行群众路线，要同群众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是科学实验的最重要的基地，但是科学实验，不只应该在科学机构、在实验室里进行，还应该在田间、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生产斗争的前沿阵地进行。干部参加劳动，为组织科学实验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在参加生产劳动中，在同群众一起进行科学实验中，干部才能掌握同自然作斗争的规律，找出发展生产的科学方法，使这种方法得到推广。几年来，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一起种“试验田”，就是组织科学实验，创造新的生产经验和新的领导经验，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的有效办法。这种办法应该坚持下去。所有干部都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遵循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切实解决工作中、生产中的问题。干部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能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要使干部参加劳动成为一种持久的制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需要做很多工作。昔阳县的经验证明，关键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改进领导作风，一方面以身作则，自己积极参加劳动，一方面严格控制会议、表报，为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在参加劳动的问题上，基层干部也不是没有思想障碍的。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在干部的身上仍有一定的影响。县委和公社党委应该教育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清除这种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言教不如身教”，县和公社的干部积极参加劳动，正是教育基层干部的最好的办法。干部参加劳动也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许多干部也想参加劳动，但是过多的会议和表报把他们“缠”住了，使他们不能分身。从上级机关来改进领导作风，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表报，帮助干部解决参加劳动的其他实际问题，是保证干部能够坚持参加劳动的必要措施。此外，昔阳县还规定了一些制度，鼓励和督促干部参加劳动，这也是很重要的。 干部参加劳动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是党的一项根本性的政策，是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全党和全国干部都要认真贯彻这一政策，学习昔阳县的经验，学习其他地区干部参加劳动的好经验，把干部参加劳动坚持下去，创造出更大更好的成绩。

第1版()专栏： 昔阳干部劳动成风 本报记者　康英 莎荫　姚堤　武赞庭　田培植 “一平二沟七分坡。”“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这是山西省昔阳县山川景物的写照。过去住在安阳沟的人说：“住在安阳沟，低头把苦受。”住在沾尚的人说：“沾岭山、小脉山，亩产不过百斤关；吃没吃，穿没穿，要想富裕难上难。”而今天，在这样贫瘠的山区，粮食产量正迅速增长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昔阳县粮食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昔阳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什么这样快？这跟昔阳县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也跟昔阳县干部深入实际，参加劳动的优良作风分不开。 昔阳县位于太行山中部。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山区群众，打日寇，闹生产，把昔阳县勤劳朴实的农民，锻炼得更加勇敢、顽强、坚毅。一九四五年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一步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专心闹起生产来。 在这“山大石头多”的沟坡地上，怎样才能搞好生产呢？在这里，生产的第一件大事是垒堾打坝修梯田。每年冬春，成百万的劳动日要用在垒堾上。人们千辛万苦地在山凹凹里用山石垒起一片一片的三两分大的梯田。这是一种持续、反复的斗争，有时候，一场暴雨下来，有的地块连石头带土皮就“一水漂”，只得从头作起。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公社化，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全县成千上万条大大小小的山沟，都被闸起来。小片梯田连成大片，在层层梯田的边上，修起盘山渠。石堾原来是用三五斤重的石块垒的，现在逐年换上从山里采来的二三百斤重的大石方。“人不和水斗”的习惯改变了。人们把山水治住了。有了这些牢固的石堾，水土逐渐保持下来。这样连年苦战，一点一滴地创造农业增产条件的斗争，是这里的革命意志永不衰退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带头干的。 昔阳的干部，早在抗日战争的残酷斗争时期，不畏流血牺牲，和群众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和群众同甘共苦，在同一个山坡上甩汗珠子。几年来，由于党一再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不断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解决干部参加劳动的一些实际问题，逐步建立了一套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使昔阳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亲密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六二年，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每人平均实作二百七十三个劳动日，干部因公补贴工分仅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他们跟社员一起干活，跟社员一起种试验田，一起推广成功的新的增产措施。 有了这样辛勤劳动、热爱集体的干部，来团结群众开山辟路，生产就连年上升，集体经济就越来越巩固了。 一面镜子 下面，我们先来谈谈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发展生产的一些故事。 陈永贵出身雇农家庭，从九岁起，就给地主、富农放牛放驴；从十一岁开始当长工，前后达二十年。在那漫长的艰辛岁月里，他几乎给大寨所有的地主、富农当过牛马，几乎在本村四千多块土地的每一块土地上干过营生。解放以后，他在新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和社员一道修整、耕种那些土地，因此，哪块土地的土是什么颜色，什么脾气，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陈永贵对这村的居民也很熟悉。他从小跟穷哥们一起劳动。解放以后，他和穷哥们一起斗倒了地主、富农，创办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队里谁是什么脾性，谁适合干什么活，他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也许有人认为，像陈永贵这样的干部，不参加劳动，也可以领导好生产了吧？陈永贵的回答是：“不行！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 这话是完全对的。干部经常参加劳动，能最有效地带动广大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大寨村的南面，有条三里长的河沟，叫狼窝掌。党支部和队委会计划在河沟里垒上三十多条石坝，把二十几亩河沟地整修出来。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两个冬天，他们集中力量兴修狼窝掌工程。由于山陡水急，两次修好的坝，到夏天都被山洪冲垮了。有的人抱怨村干部说：“你们光筹划，也不去动动手，数九寒天冻得手脚都伸不开，哪还能垒好！”陈永贵看到社员有意见，就跟干部们说：“前两次大战狼窝掌，主要干部有的开会去了，有的搞决算去了，没有跟大伙儿一起干，社员有气，哪还能垒结实？”于是干部们决定：跟社员一起，再战狼窝掌！　 一九五七年冬天，冰雪遍地，冷风刺骨，陈永贵带领干部和社员向狼窝掌开火了。陈永贵这几位干部，都是垒坝的好把式。这回，干部的劲头大，社员的信心足，工程做得特别扎实。果然，这次垒起的大坝经受住了五年的山洪考验。这次修好的二十二亩沟地，五年来打了六万六千斤粮食。 干部们处处带头苦干实干，社员们的劲儿也就更大了。干部社员一条心，把劲儿都使到生产上了。从初级农业社创办以来，大寨闸塞了七条荒山沟，垒起总长十华里的一百八十多道五尺高的石坝，把山沟变成了八十多亩良田，又给六百多亩山坡地垒了石堾。他们还起高垫低，把坡地整修成水平梯田，还挖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三千多个鱼鳞坑、蓄水池。这样，就创造了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重要条件。 干部经常参加劳动，还有利于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十几年来，大寨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同劳动，共甘苦，深深懂得年年收获的每一斤、每一粒粮食，都是一滴滴淌在土地上的汗珠换来的。因此，干部为队里办事，用钱用粮，从来都是精打细算的。 一九五九年粮食丰收，积累了两万多元公积金，社员的生活富裕了，有的人就提出要盖个戏台。干部们一算，盖一个戏台要花一半公积金，还要用两千多个工。单就这两千多个工来说，用在生产上，就可以整修二百多亩土地，当年就能多收六千多斤粮食。陈永贵给社员们算了算账，又说服解释，社员们都觉得有道理，同意不盖戏台了。如今，大队的办公室还设在两孔向社员租赁的旧窑洞里，办公家具仍然是旧的。 至于和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开支，他们用起来却是放手的。买牲畜、买胶轮大车、买化肥、农药，买炸石头用的火药，买筑坝用的石灰、铁锤、铁棍等等，该花钱的就花；但是，也决不是乱花，有能用的旧工具，就不买新的；花一分钱能办了的，就不花两分钱。现在还在使用着合作化时期的三十张犁、七张耧、十四把杈和五十多件其它农具。 大寨大队的干部长期参加劳动，群众观念、阶级观念不断加强，这就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奠定了抵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基础。从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好品德：这几年，来大寨参观访问的人很多，大队专设了一个客灶，招待客人。客灶的饭食比较好一些。客人来了，干部只招呼客人吃饭，却不陪客人吃饭。大寨的干部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大公无私地过光景，社员都称赞他们是“放心的管家人”。 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有助于发扬民主。陈永贵的体会是：干部们在会上征求社员的意见，请社员批评自己，这时候干部和社员的界限就很明显，社员发表意见不免有些顾虑。但是，如果干部跟社员一起劳动，干部的身份也就变了。社员对社里的意见就会很自然地提出来。 一九六一年春天，陈永贵和社员贾承运一起到山上种谷。贾承运曾经和陈永贵在一个地主家里当过长工。现在两人又在地里合使一张耧，谈着过去和现在，比同胞兄弟还亲热。贾承运说：“谷子喜欢通风透光，现在的耧，行距窄，容易出秕籽；要行距宽些，株距近些才好。”陈永贵一听有道理，马上答应试一下。从地里回来，就跟队长商量，又跟老农研究，最后经过社员讨论同意，请队里的木匠和铁匠把行距七寸的新耧改成一尺的耧。又根据社员的意见，新打了比原先窄一点的锄头。去年春天，用一尺耧种了谷，效果很好，加上水肥等等条件，秕谷减少了，亩产增加了四十斤。 大寨的干部就这样养成了一种好习惯：在跟社员一起劳动的时候，听取社员的意见，根据社员的意见，改进队里的工作。 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有助于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在谋虑推广某些新技术的时候，谁都没有经验，推广不推广，一时定不下来。当时，陈永贵认为，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陈永贵的试验田，是从一九五三年办初级社时搞起来的。过去，他对一些新技术是将信将疑的。一九五五年谷子得了白发病，县的技术推广站的干部说：有白发病的谷草，尖尖要烧掉，或埋到地下，不能喂牲口，不能沤粪；不然，牲口粪上到地里，这种病便会传开来。陈永贵作了个试验，他把有白发病的谷草的尖尖沤了一堆粪。第二年，他把这堆粪上到自己的试验田里，然后种上谷子。果然，一百根谷苗里就有八十五根有白发病，出不来穗。社员看了，一致的结论是：“白发病就是会传染”，从此，大家就注意起来了。 几年来，大寨在农业技术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推广了新品种，使用了新的化肥、农药，实行玉米、谷子移苗，合理密植，深耕，深种，深中耕，等等。这些新技术的推广都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这许许多多新技术，都是在试验田里试验成功之后，干部和社员都相信了，才由大家民主讨论，决定在大田里推广的。大寨的干部体会到，亲自动手搞试验田，不但能使新技术因地制宜，而且能使群众相信科学，使干部学会技术，在技术管理上发扬民主，正确地指挥生产。 一而再，再而三 大寨大队的经验的确很好。可是把这些经验在全县推广开，却是经过一番复杂、细致、艰苦的工作的。 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发布后，中共昔阳县委立即在全县贯彻执行；并根据昔阳县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一九五九年，县委又发出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并且通报推广了几个优秀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经验。县委在这些文件中，反复告诉全县基层干部：“干部参加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是联系群众、领导生产、提高干部的重要方法。”与此同时，县委也要求县和公社两级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田间劳动。县委的这种努力是有效果的。一九五八年，全县三百六十五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平均每人做的劳动日不过一百六十多个，一九五九年就多了。一九五八年给干部的补贴工分占全县投工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二九，一九五九年就下降到百分之二点六五了。尽管这样，还只能说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好一些。只要认真检查一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如果把打零拾杂所记的工分除去，干部参加农业劳动的工分并没有那么多。还有极少数干部，很少参加农业劳动，例如洪水公社潘家掌大队党支部书记，那年整整一冬天才做了一个劳动日。全县总算起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做的劳动日，比农业社时期还是减少了。这说明：要让干部经常参加劳动，深入生产领导生产，在作出决定或者发出指示之后，还需要对干部进行深入、具体的思想教育工作。 一九五九年十月，在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县委采取层层树标兵的办法，集中总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经验。各系统、各公社、各大队，也总结了他们本系统、本单位优秀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树立了旗帜。县委并且把陈永贵的经验印成书，当作党课教材，发给全县生产队的党支部，让全县生产队干部和农村党员学习、讨论。同时，在县城举办了一个大寨模范事迹展览会，组织三万多个基层干部和社员来参观。县委和全县二十个公社党委，又先后组织六千多人次到大寨参观。县和公社召开基层干部会议的时候，总要介绍陈永贵的经验，或者请陈永贵来作报告。许多生产队干部，在学文件、参观、听报告以后，都作了反复讨论。人人照着陈永贵的“镜子”，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那些怕劳动、忽视劳动的干部，都“洗了一个澡”。参加劳动、改进领导，成了上上下下谈论的中心。生产队干部见了面，总是相互问：“你们咋劳动？”“做下多少工啦？”。干部劳动多了，和社员处得更亲近了，农活质量也高了。 一次运动能使很多人转变过来，但是要把全县每一个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得又深又透，还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的工作。 先说说县里的措施。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底，县委先后开办了二十六期党校，总共训练了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七千一百八十人次；许多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受了三次到五次训练。每一次训练，都要对基层干部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讲“三八”作风，讲党的群众路线，进行阶级教育，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干部在党校，要听课，要讨论，要总结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要“照镜子”，要“洗澡”，还要把陈永贵请来传传经验。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劳动模范会等等会议的时候，都要对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教育、劳动教育，都要检查干部的劳动情况。青年团、妇联、县人民武装部，也把对青年、妇女、武装干部的劳动教育抓起来了。除了民兵干部按照上级规定给予少量补贴工分以外，团委、妇联干部都不接受补贴工分，毫无怨言。这么办，一次两次对有些干部的效果还不显著，天长日久，就有了大的作用。 再说说公社吧。公社每年要搞三次大评比，第一次在春天，在春耕开始以前；第二次在夏初，正是锄苗壮青的时候；第三次在初冬，是收罢秋，总结生产的时候。每一次评比，都要把生产准备工作和生产成绩排排队，把干部劳动排排队。然后选出最好的和不好的典型来，让参加评比的干部讨论这些典型，同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这种评比教育，作用不小。从一九六○年以来，昔阳县二十个公社都坚持了这种教育方法。根据县委收集到的统计数字，每年参加这三次评比的生产队干部在一千人以上，好样的一天比一天多，坏样的一天比一天少了。一九五九年，全县评比出来的好干部是三百多个，去年达到五百四十多个。 除了这些教育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一年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种教育的时间都比较长，少则一月，多则两三月。每年都有不同的中心，一九六○年的教育中心是学习陈永贵；一九六一年的教育中心是提倡“三八”作风，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一九六二年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每一次教育，都由县委和公社党委的负责干部分头作报告。干部要检查一年的劳动和工作，然后让社员提意见。社员说这是“干部和社员思想见了面”，干部说这是“和风细雨”，感受很深。 洪水公社洪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喜良就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才转变过来的。 刘喜良出生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穷人家。他要过饭，扛过长工。一九四五年解放以后翻了身，参加了共产党。在那些年，支援前线、办互助组、办初级社、转高级社，事事走在前边。可是在家大业大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岗位上，不能抵抗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不知不觉地沾染了旧社会的官气。大忙天，社员在地里顶着太阳干活，刘喜良穿上皮鞋逛庙会。他还不时盘算沾队里的光。因为思想变了，又不下地劳动，地种完了没有？他不知道。锄过了没有？他也不知道。领导生产常常是凭一个“想”字。秋后整党，整整两个月，公社党委书记比古划今，给他谈了好几个晚上，说他走错了路，已经离开群众，离开群众就没了根。党支部让他作了五次检查，还在社员大会上检查了三次。整风过后，刘喜良照样不常上地，照样坐在办公室里指手划脚。公社党委书记王英宾亲自到洪水大队，给刘喜良讲党的政策，讲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一连讲了五六个晚上。这一次刘喜良有点醒悟了，在党员大会上作了检查。但是，有一次，刘喜良到太原去买化肥。两个月，化肥没买下，倒花了三百多元盘缠。这一下，整风教育给他打上的那点气，又全泄了。两年当中，四个月整风，几十次谈话，刘喜良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有的人灰心了，说：“不行就换吧！”可是，去年冬天一场社会主义教育，把刘喜良教育过来了。去年冬天，公社党委训练党员，刘喜良也参加了。公社党委书记王英宾向党员传达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在这次会上，他特别指出有些干部忘了当年的苦，忘了阶级斗争。刘喜良听了这个报告，心里激动的厉害。他想起在旧社会，因为穷，过大年揭不开锅，现在自己却忘了本。他又想起了村里的富农赵孟小前些时追在他屁股后头，向大队要房子，而自己却没有觉察到这就是富农倒算。……他越想越可怕，在训练班里，流着泪作了思想检查。回到生产大队，他又在党员大会上检查：“这几年生活好了，旧思想迷了我的心，把我和受过苦的穷哥们分开了。往后，我听党的话，听大家的话。五十一岁不算老，我还能为革命好好干几年！”社员选他当了六队队长。刘喜良头一天当上队长，第二天就把六队的地看了一遍，发现一百八十亩地还是茬地，有的地还没翻。当天晚上开了队委会，决定马上翻地。第二天一早，他就赶着牲口上地了。社员们看到这个光景，也都早早出工。二十几天工夫，地翻了，肥也上了。 在昔阳，真是层层搞教育，处处有教育。经过这样的坚持不懈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怎么能不开展？觉悟怎么能不提高？思想通了，觉悟高了，参加劳动的基础也打好了。有些生产队的干部说：“思想过了关，劳动就不难。”正是这个意思。 上下一起改 昔阳县基层干部学习了陈永贵的经验，很多人认识了，“不参加劳动就领导不好生产”的道理，可是提起参加劳动来，不少干部又觉得实在为难。 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一次县的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县委让大家把近几年碰到的各种麻缠事说出来。有的说：“组织参观、开现场会太多，既影响了别人，又妨碍了自己。”有的说：“文件表报，五花八门，占的时间太多了。”也有的说：“大会、小会，三天两头有，电话会接连不断。”还有人说：“县干部、公社干部下了乡，没明没黑地叫汇报工作，谈材料。”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上边的千条万条，都对着下边这个小块块，实在应付不来。” 大伙儿的意见，把县委提醒了。县委认为这一时期电话多了，会议多了，参观多了，表报多了，干部下乡要汇报要材料多了，的的确确给一部分队干部添了麻烦，使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参加劳动了。 县委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认为这几年随着集体经济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事情确实增多了。干部既要管生产，又要管生活；既要管农业，又要管副业；经营管理工作也越来越细致复杂了。新的工作内容，新的工作方法，干部们还很生疏。而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各个系统，又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办法。他们急于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早些把好经验总结起来，推广出去，于是不分轻重缓急，电话、参观、开会、表报、汇报一起来，愿望虽然很好，结果挤掉不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劳动时间，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县委从检查中，得了这个结论：改进干部作风，得上下一起来，下改上不改，下边就改不好。因此，县委先后定出一些制度：把电话会议控制起来，在社员劳动时间里，不许向下边随便打电话。对于会议，能合并开的就不单独开，能下去分别传达的就不召开会议，能分片开的就不集中到县开，能在农闲时候开的就不在农忙时间开。公社党委开两天以上的生产队干部会，要经过县委批准。县级各单位的会议，也要经县委批准，表报由统计部门统一发。就这样严格地控制了会议的时间和表报的数量。县委还规定，县委干部和公社干部下乡工作，搜集材料，除了利用晚上的时间外，如果需要在白天工作，就到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不准占用社员的劳动时间。晚上开会也不得超过两小时。 但是，县委规定的制度，下达各单位以后，各单位的干部并没有马上想通。他们一心想把本部门工作搞好，这家说这家的工作重要，要布置；那家说那家的工作当先，要开会。电话不能少，表报不能减，下乡听汇报也得有，会议还得开，参观也不能省。一句话，工作样样都重要。县委看到一时说不通，就下决心由县委机关先来示范。县委机关原来有十二部电话机，过去干部随时拿起电话来向下面要材料，要汇报，确实影响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的劳动；经过机关干部讨论，先后撤销了八部。他们还订出了使用电话的制度，严格限制了用电话要材料、要汇报的做法。 县委带头撤电话以后，接着压缩会议，减少表报。这样雷厉风行，问题就一步一步地解决了。去年全县召开的电话会议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九；直接发到生产大队的文件，一九五九年是三十件，去年只有七件；发到农村的表报，一九五九年是一百四十五种，去年减到六十四种。行政、党、团召开的会议由二十四次减少到了四次。 县里改了，公社也就必然会改。各公社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禁止大队随便耽误生产队干部的劳动时间。公社给生产大队打电话，都在中午和晚上。白天，生产大队的干部即使锁住门下地劳动，也误不了事。公社召开青年、妇女、民政、武装等会议和其他一些必要的会议，都是利用农闲季节，而且是把有共通性的两个会、三个会合起来开。公社的几个主要干部分头下队，发现了什么问题，带回公社机关共同研究解决。上级有了什么传达和指示，也是由他们带下去，一队一队分别传达。社员中和生产中发生的某些一般性的问题，都在各系统的定期会议上处理；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在地头、饭场上商定安排。大寨公社井沟生产大队“七里长，三里宽，四十个庄庄不见面”，居住很分散。大队在六个生产队设立了四个联络点，有事由支部书记到各点商量，大大减少了会议误工。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还建立了“五一”碰头制，就是每五天中用一个晚上研究一次工作；会计建立“五一”办公制，就是五天中四天劳动，一天办公。这样，队干部跑的路少了，误的工也少了。有时遇上非开会不行的事，也都事先准备好，开起会来具体明确，时间用得少，问题解决得多。过去被表报缠在办公室里的大队会计，现在主要是按月、按季和年终结算时填写财务报表，过去每天要填的生产进度表，有的已经取消，有的改成了五日一次的电话汇报。这样，大队会计也能更多地参加劳动了。县里、公社和生产大队大刀阔斧地改进领导作风、改进工作方法的结果，广大基层干部就从会议、表报、电话机上解放出来了。他们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参加农业生产，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完成和超额完成应做的基本劳动日，得到社员的好评。 制度不能少 要使干部很好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除了抓紧思想教育以外，还得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城关公社西大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光根银，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工作和劳动都不错。可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就不好好参加劳动了。支部书记田金锁常常开导他：不要丢了革命干部的传统。光根银却不以为然。他借口给社里办事，一出城就是一天。社员看见他来了，总是冷言冷语地说：“看，咱掌柜的来了！”他到哪个作业组劳动，大家都不欢迎。一九六○年，他只做了八十个劳动日，队里只好给他补贴了二百四十个劳动日。 像光根银这样的人，在全县不是个别的，县里派干部下去检查工作时，常听到这样一些反映：“当干部的，多少动弹动弹，也能赚够分。”“动不动，算杂工。”“花一两个钟点能办的事，偏偏磨上半天！” 下面有了意见，县委就赶紧抓，反反复复研究了几回，发现干部参加劳动不够积极，不够经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确定干部的补贴标准和每个干部每年的基本劳动日；再一个是，光有了干部的基本劳动日和补贴标准制度，却没有保证这个制度兑现的好办法。 干部全年应得多少补贴工？县委专门作了调查研究，根据队的大小，作了统一的规定：百户以下的大队，干部的补贴工，不超过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一百户至二百户的大队，干部的补贴工，不超过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二百户以上的大队，干部的补贴工，不超过全年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再根据工作性质的差别，规定了各种干部参加劳动的工数和补贴的幅度。另外，还规定，全县受工分补贴干部的补贴工总数，不能超过全年投工总数的百分之二。他们坚持实行干部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每年春天落实到人，宣布多劳多得，少劳不补，秋后不变。干部每年应做多少劳动日，应得多少补贴工，公社、生产大队根据全县的统一规定，充分发动社员讨论，报公社批准后，给每个干部定下来。同时规定，大队干部要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按他们的劳动底分和社员一样分活，保证他们以普通社员身份参加劳动。各级生产组织，在每年的春、夏、秋三季和每个月，认真执行干部和社员一齐参加的评比检查制度和基本劳动日奖励制度，劳动好的干部，跟社员一样受表扬，得奖励；劳动不好的干部，跟社员一样受批评和处分。 县委的指示和决定，全县生产队很快执行了。城关公社西大街大队还规定了保证执行基本劳动日奖励处分制度：干部和社员每月所作的劳动日，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字，一律给予奖励；奖励的劳动日数字，根据农闲、农忙、特忙三种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他们还规定和认真执行了每月、每季、年终检查评比制度。 建立了制度，执行了制度，像光根银这样的干部就变了样。光根银家有八口人，大儿子在外工作，其他七口人全指望着他挣劳动日过活。过去劳动少点，反正有补贴工顶着。现在不好好劳动，劳动日少了，粮食、蔬菜样样分得少，一家人的生活就不充裕了。制度订下以后，光根银就对支部书记说：“咱还是可以多劳动的，过去强调工作忙，都怨自己有依赖心。那时心想少劳动点，也饿不着咱干部。现在可不能这样想了！”一九六○年，他只做了八十个劳动日。一九六二年，他做的劳动日上升到二百一十四个，加上补贴工一百二十个，一共有了三百三十四个劳动日。光根银分到的粮多、菜多，家庭生活也上升了。今年春天，他还用剩余的钱翻修了房子。他颇有感慨地说：“补贴少了，生活倒提高了。挣多挣少是自己的，合理合法，再没人说闲话，心里痛快了。领导起生产来，也胆大气壮了，社员也爱听咱说了。” 干部参加劳动，在西大街大队已经形成了风气。社员反映：“干部事事带头，生产了如指掌，不愁生产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很有信心地提出：一九六三年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要比一九六二年更好些。 有了制度，过去难以解决的会计参加劳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里再看看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会计兼四队会计刘根元的情况。去年春季，社员讨论决定给他补贴二百二十个工，定工劳动一百个。由于他热心劳动，工作又安排得好，到十一月底，已实作劳动日二百二十一个。秋后分配，他主动提出减少补贴工分，只要队里补贴一百三十个工。巴州公社二十四个大队会计，去年一到十一月，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一百八十六个。 以身作则 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能够形成社会风尚，关键之一是县委和公社党委同志们能够以身作则。 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下达以后，中共昔阳县委就根据昔阳县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全县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县委和公社党委中不少老干部都说：“中央的指示和县委的决定，碰对了工农干部的心思。”昔阳县和公社的九百零九名党、政、企业的工作人员中，有五百三十八人是雇贫农成分，其中老干部不少，他们原来就有劳动习惯，也习惯在和社员同劳动时，摸情况，做工作，这时，他们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加劳动。县、公社的主要负责干部到生产队工作的时候，都是到地里一面干营生，一面谈问题。县委书记、常委、县长等领导人下乡，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县委常委王富元，虽然日常工作很多，但他总是尽量通过同劳动的机会进行工作、解决问题。一九五九年以来，他每年平均要参加劳动四五十天。前面提到过的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也是昔阳县脱产干部参加劳动的一面红旗。他从小扛活，热爱劳动。他当了二十多年干部，从来不放松劳动；一出门，就挎上个粪筐子，一上地，就和群众一块干营生。一九六二年，他作了一百四十个劳动日。是全县二十个公社党委书记的第一名。公社的干部在他的带动下，去年平均每人干了一百三十九个劳动日。李千周从来看不得不爱劳动的人，尤其是干部。他说“我们是劳动人民的代表，就应该热爱劳动。不劳动，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官了！”“搞好集体生产的第一条，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几年来，他千方百计地通过教育、批评、示范，使干部积极参加劳动。过去，沾尚公社的一百四十多名干部，有百分之二十劳动不很好，经过党的教育，李千周的带动，都慢慢转变过来了。 干部参加劳动，有助于迅速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沾尚公社原来是昔阳县出名的穷地方，自从干部积极参加劳动以来，生产上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起了很大的变化。干部参加劳动逐年进步，粮食产量也逐年上升。在沾尚这样无霜期只有一百四十天的高寒山地，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七十九万斤，增长到一九六二年的五百四十八万斤。一九五七年以前，这个公社每年吃国家供应粮五十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以来，共卖给国家粮食六百三十五万斤。大牲口由一九五七年的一千七百头增长到二千二百零九头（卖出的二三百头除外）。全社七千口人，新房子就盖了二千八百间。群众普遍反映说：“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李千周在谈起自己的体会的时候说：“和群众同劳动、同商量，既能摸透人的脾性，又能摸透自然的脾性，这是领导好生产的两大关键。” 县和公社负责干部的优良作风，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影响确实很大。原来劳动好的干部，看到上级的好作风，自己也就更往好处学；原来劳动比较差的干部，意识到自己的作风有毛病，也注意改进了。 县和公社组织了大批干部下放锻炼。一九五八年以来，县委就组织干部分批下放劳动，有两年一期的，有一年一期的，先后下放了四百九十一人。许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经过劳动锻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县农业建设局的干部梁贵，是初中毕业生。他下放到阎庄公社阎庄大队劳动的时候，思想很不通。他认为，念书就是为了当干部，当了干部再到地里去干营生，是丢人的事情。他又怕艰苦，更加不愿意劳动，经常在队里装病不上地。县的干部和社的干部从思想入手，向他讲解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锻炼的重要意义，公社副书记陈熙玉还经常到队里同他一起劳动。这样，他的认识逐渐转变过来了。他决心在队里锻炼，政治觉悟、思想意识逐步提高。 昔阳县委规定，每年每个机关干部要有六个月深入基层。干部到基层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时候，必须半天劳动，半天工作。一九五八年以来，县和公社的干部下乡工作，都要带上劳动手册，并向组织部领取劳动卡片。在工作完毕离开生产队的时候，由生产队把干部劳动的日数和劳动中的表现登记在劳动手册和卡片上。回县以后，劳动手册由干部本人保存，劳动卡片交回县委组织部，作为组织考核鉴定干部的重要依据。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两次干部年终鉴定，都考察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党、政、企业各部门对工作好、劳动好的干部加以表扬，还发了奖；对劳动差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教育和批评。一九六二年，县级机关干部下乡工作时，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干部每人平均八十二个。 县和公社干部的家属、子女，也都积极参加劳动。一九六○年以来，县和公社干部的家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他们的子女，有不少从学校回来，也投入了农业战线。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赵福义的妻子、共产党员王秋林，今年四十六岁，带了五个十一岁以下的孩子回乡，坚持上地劳动；由于劳动好，当选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刘官印的女儿刘拉良，初中毕业后回乡劳动，带头苦干，被评为队里的劳动模范。 县和公社的主要负责干部、县和公社的全体干部以及干部家属，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跟社员同甘苦共患难，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山区。在群众面前，干部和社员一样，劳动好的，在社员大会上受表扬，得奖励，戴红花；劳动不好的挨批评，受处罚。社员挑选干部先看劳动好坏。青年男女找“对象”都选劳动好的。在这种气氛里，基层干部几时不上地干营生，自己就觉得理亏。他们说：“县干部、公社干部那么忙，下来还挤时间劳动，咱不劳动像话吗？”在今年春天的备耕活动中，那些最艰苦、最劳累、最肮脏的营生，都有干部带头干。因此，各种营生干的又快又好。 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是不是作到顶了呢？中共昔阳县委的回答是：“没有。”县委认为，第一，干部参加劳动还不够平衡。全县四百一十五个大队，平均补贴工分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但是有四十六个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还比较差。在那些队里，干部的补贴工分，超过全大队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还有极少数干部几乎不参加劳动。这些干部所在的队，正是一些落后的队。县委决定，除继续进行教育，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讲明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好处，坚持有利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各项制度以外，还要派干部到这些队去长期帮助工作，彻底改变这些队的面貌。第二，干部参加劳动比较好的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可以保持在接近总投工数百分之二的水平。有些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自动不要补贴工分，这种精神值得表扬。但是，多数干部难以作到这一点，勉强作到了，就可能影响干部的生活收入，或使干部过分劳累，因此不准备提倡这种作法。这些队干部应该学会更好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一个好干部既要参加生产，又要领导生产；参加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领导好生产；不能抓紧了参加生产，放松了领导生产。有不少干部，还不善于把生产劳动和领导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像有的干部说：“咱这本领不强，又劳动、又工作，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县委决定经常通过典范人物的典型事例，教育干部，一步步地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 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昔阳县近几年来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认真地贯彻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政策，使全县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在生产建设中，不断地吸取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并且在群众监督下，抵抗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这是昔阳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牢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昔阳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像凌晨旭日，迅速上升。 （附图片） 在山大石头多的沟坡地上，陈永贵（前一）和社员们一块垒堾、打坝，治山治水 本报记者　王文学摄

第1版()专栏： 蒋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 他驾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弃暗投明，安全降落华东某机场，受到当地军民热烈欢迎 新华社一日讯　原蒋军空军第二联队十一大队四十三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于今日上午在华东某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弃暗投明归来，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附图片） 右图为驾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的蒋军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　新华社稿

第1版()专栏： 京沪等地少年儿童欢庆“六一”节 各地负责同志勉励孩子们做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 据新华社一日讯　北京、上海、沈阳、天津、武汉、广州、拉萨等地少年儿童，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负责同志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勉励他们做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 北京少年儿童一万五千人今天在工人体育馆举行联欢会。他们还邀请了邓颖超、李德全、叶圣陶、李达、马纯古、李琦涛、万里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联欢会。应邀参加联欢会的，还有外国小朋友、各国驻华使馆人员以及在京的外国朋友。许多优秀教师、少先队辅导员、保育人员，以及解放军“五好”战士、志愿军战斗英雄、工农业劳动模范、作家、艺术家，也应邀来和小朋友一起过节。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会上讲话，希望小朋友永远继承党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永远同情和支持各国小朋友，关心世界革命。他还希望小朋友们更加用功读书，经常锻炼身体，更加热爱劳动，从小树立伟大的革命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时刻准备着。 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我国乒乓球队队员们为孩子们作了精彩的乒乓球表演。最后由上海市人民杂技团，表演了杂技节目。 今天北京全市各个公共场所、学校，也为孩子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五千名少年科学技术爱好者，在北京市少年科技馆参加了科技游戏和科技表演活动。近三万个孩子参观了雷锋事迹展览会。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上海市各区、县、学校的少先队员代表，举行了庆祝大会。会上，共青团上海市委还宣布了表扬六十个少先队集体和二百七十三个优秀少先队员的决定，并发了奖状奖章。 昨天晚上四千多少年儿童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行了营火晚会，正在上海的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等，同孩子们一起欢度了这个愉快的夜晚。营火会一开始，由著名工业劳动模范裔式娟、南京路上好八连连长张继宝等，给少先队员授火种。接着，由艺术团体作了精彩表演。正在上海的外国朋友和小朋友也参加了营火晚会。 五月三十一日，近两千名儿童工作者、家长和儿童教育热心人士，也举行了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石西民出席了大会。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十分重视对儿童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儿童逐步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和远大的革命理想。共青团上海市委在五月三十日还举行了优秀辅导员授奖大会，一百名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和集体受到奖励。 沈阳一万二千多少年儿童，今天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等，到会向孩子们祝贺节日。联欢会上，到处响彻着孩子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嘹亮歌声。 天津市一千八百多少年儿童今天举行了庆祝大会。孩子们在会上欣赏了天津少年宫红领巾艺术团等单位演出的精彩节目。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到会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武汉市在五月三十一日上午，有四千多少年儿童举行了庆祝会，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等参加了大会，向孩子们祝贺节日。今天，武汉市一万多少年儿童在青少年宫里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联欢活动。其中，有两千多少年儿童参加了革命歌曲赛歌会。五月三十一日，广州市两百多少年儿童同兄弟国家在广州的小朋友一起，举行了联欢晚会。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曾生等出席了联欢会。今天，广州市少先队代表和优秀少先队员一千二百多人，举行了庆祝大会。 在拉萨市罗布林卡的园林里，六千多少年儿童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节日。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主任阿沛·才旦卓噶在游园大会上向少年儿童致节日的祝贺。孩子们纵情歌唱，一起跳舞，歌颂他们的幸福生活，歌颂他们在学习雷锋事迹后获得的进步。 呼和浩特、重庆、长春、哈尔滨、杭州、长沙等地少年儿童，今天也举行联欢活动。

第1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巴基斯坦外宾 新华社一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马立克·努尔汗空军准将，计划主任姆·姆·沙里姆，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邝任农，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程之平等。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也在座。

第3版()专栏： 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就当前紧张局势提出六项主张 号召击败美国及其走狗发动老挝内战阴谋 一、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干涉老挝；二、沙湾拿吉集团必须停止军事进攻；三、立即制止在万象等地的逮捕和暗杀活动；四、把万象地区置于民族团结政府控制之下；五、立即恢复民族团结政府三方面一致的原则；六、希望会见富马亲王及中立派领导人共同协商制止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机 新华社一日讯　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五月三十一日广播，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五月二十九日就当前老挝的紧张局势发表声明，揭露美国和沙湾拿吉集团违反日内瓦协议，破坏老挝和平，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声明还提出了目前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 声明说，从老挝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和缔结关于老挝问题的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以来，老挝爱国战线党同全体人民和爱国的中立人士一起，对维护和巩固和平、支持民族团结政府、严正履行日内瓦协议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美帝国主义和沙湾拿吉集团却追随着完全相反的政策，以便实现把老挝变为美国军事基地的阴谋。声明揭露，为了实现这一阴谋，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活动。 声明指出，“美国继续对沙湾拿吉集团进行军事援助，在老挝仍然保持着数以千计的美国军事人员和蒋介石残匪，在泰国保持了一部分军队准备干涉老挝。沙湾拿吉集团仍然大肆抓兵，加强军事力量，接连不断地派遣军队向中立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所控制的地区进行蚕食和挑衅。为了便于它们的上述活动，它们一意拒绝缔结老挝三方面之间的停火规定。” 声明说：“沙湾拿吉集团还寻找一切办法来控制民族团结政府，破坏三方面的一致原则，阻挠实现政府的政治纲领，使政府逐渐陷于瘫痪。在军事和行政的各个委员会里，它们提出了许多无理建议，使谈判陷于僵局；它们出尔反尔地不肯执行自己所达成的协议，如统一军队和统一警察工作。沙湾拿吉集团的‘国家安全局’在首都万象和沙湾拿吉集团控制的其他许多地方横行霸道。在这些地方，安宁秩序毫无保障，政府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人民不断提心吊胆。” 声明着重指出，“美国和沙湾拿吉集团的一个极为恶毒的阴谋是，把反动分子布置在贡勒将军的军事机关和部队里，从内部来控制和破坏这些机关和部队，把这些机关和部队变为他们进行消灭爱国的中立力量、重新挑起老挝战争的工具。” 声明说，“最近，在美国和沙湾拿吉集团的直接指导下，反动分子明目张胆地逮捕了大批爱国人士，其中有坦上校和贡西中校；杀害了许多爱国人士，其中有为祖国的和平、中立和独立而坚决斗争的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先生。他们还正在布置计划，阴谋逮捕和杀害其他的许多爱国人士。” 声明说，贡勒将军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多次向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斗部队进行挑衅，向爱国的中立派军队进攻，妄图占领查尔平原战略重地。到目前为止，有六千多沙湾拿吉集团的军队，以代替中立派军队的名义，不仅直接侵占了解放区的重要据点，而且还侵占了塔通、帕东和芒岸。最近，当他们同贡勒将军一起成立了所谓“混合指挥部”之后，他们正在加紧进攻川圹市和这一地区的其他许多地方。 声明说，“美国为了鼓舞和支援老挝反动分子，已经把它的第七舰队开进暹罗湾，把它的许多军队运进泰国，不断非法地把武器、弹药运进老挝，并且明目张胆地用飞机把这些武器、弹药载运给目前正在向爱国的中立派军队发动军事进攻的土匪和反动军队”。 声明说，“在查尔平原设立的只有印度和加拿大代表参加的、并且为老挝爱国战线党反对的所谓‘常驻小组’，说明了美国及其仆从企图利用国际委员会来干涉老挝内部事务、掩盖他们违反日内瓦协议行为的阴谋。目前，他们正在阴谋建立一个没有老挝爱国战线党参加的政府，以便彻底破坏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取消老挝的和平中立，把老挝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 声明对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贡勒将军没有看清美国及其仆从的阴谋，反而做了一些实际是符合他们阴谋的事情表示遗憾。声明说，这使民族的敌人高兴，使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们痛心。 声明指出，“我们祖国正面临着重新爆发内战的危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局势下，老挝爱国战线党认为有必要明确宣布自己的始终如一的立场，即： 坚决保卫和巩固和平，支持三方面在苏黎世和查尔平原所达成的协议基础上的、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相的民族团结政府，以便严正履行关于老挝问题的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把老挝建设成为一个和平、中立、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国家。 老挝爱国战线党愿意同一切真正和平中立力量、同一切爱国的老挝人站在一起，共同奋斗，击败美国及其走狗的一切旨在把老挝人民重新卷入一场兄弟相杀的战争，以便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阴谋和行动。 声明提出了解决当前老挝紧张局势的迫切要求和具体措施： 一、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老挝的一切形式的干涉活动；必须严正履行关于老挝问题的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美国的军事人员和追随美国的各国武装力量，首先是在川圹、查尔平原和万荣地区的美国、泰国、蒋介石匪帮和南越的军事人员撤出老挝；必须立即停止把武器非法运进老挝，立即停止把武器和弹药支援给土匪和反动军队的行动。 二、沙湾拿吉集团必须立即停止对查尔平原、川圹、万荣以及其他各地的一切军事进攻；把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从贡勒将军的军事机关和部队中全部撤走；把他们的军队和别动队从中立派和老挝爱国战线党所控制的地区全部撤走，重新恢复缔结日内瓦协议时的局势。 三、必须立即制止在万象和沙湾拿吉集团控制的地方进行逮捕和暗杀的活动；恢复坦上校和贡西中校的自由，杀害贵宁·奔舍那的案件必须公开审判，首先必须逮捕这一暗杀事件的具体计划布置者陶辛，而目前他仍受到包庇和器重。 四、必须把首都万象地区置于民族团结政府的控制之下，立即解散沙湾拿吉集团的所谓“国家安全局”，在万象成立三方面的混合警察部队和三方面的联合政权，以便保障首都的安宁秩序，保障民族团结政府的安全，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民主。在首都还没有安宁秩序期间，政府应该在一个有组织的、并且能够保障各派安全的地方开会。 五、立即恢复民族团结政府中的三方面一致的原则，迅速召开三方面领导人会议，以便共同寻求有效措施，制止当前紧张局势，保证民族团结政府能够继续进行正常工作。三方面的停火、军事和行政等混合委员会，应该真正地继续进行工作，以便实现民族团结政府所交给的任务，实现三方面所达成的条款。 六、当前川圹和查尔平原的局势，虽然已经发展到迫使老挝爱国战线党方面和爱国的中立派力量进行坚决自卫的地步，但是老挝爱国战线党仍然希望会见梭发那·富马亲王、贡勒将军和中立派的其他领导人，以便共同交换意见，整顿内部，寻求一些各方面可以达成协议的措施，来制止一次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机。 声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希望老挝国王以自己的崇高的影响，使国家局势早日稳定下来，使民族和睦得到维护，保障老挝走向真正的和平、中立的道路。 声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号召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对美国及其走狗的恶毒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加强团结，准备随时粉碎它们的一切军事和政治阴谋，保卫民族团结政府，保卫日内瓦协议，保卫祖国的和平、中立和独立。 声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要求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采取适当措施，使关于老挝问题的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得到严正的履行。 声明说，老挝爱国战线党郑重宣布，随时准备同老挝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进行合作，使它能够完成关于老挝问题的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任务。但是，老挝爱国战线党坚决反对它根据民族团结政府的一方而不是三方面的要求，根据所谓“多数表决”，来干涉老挝内部事务的独断独行的做法。老挝爱国战线党确信，以真诚希望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愿望，以自己的正确立场和合情合理的建议，老挝爱国战线党必将得到老挝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卑鄙阴谋必将失败。老挝人民的正义斗争必将胜利，一个和平、中立和独立的老挝必将实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必将得到维护。

第3版()专栏： 寮国战斗部队电台揭露印加代表侵犯老挝主权的非法活动 谴责美国利用国际委员会破坏老挝和平 新华社河内一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寮国战斗部队电台最近发表评论，谴责美国及其仆从阴谋利用国际委员会来破坏老挝的和平。电台指出：“老挝国际委员会的印度和加拿大代表最近利用多数和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交给关于老挝问题的一九六二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三份报告，歪曲老挝局势和诬蔑老挝爱国战线党。这两个代表企图把反动派制造的五月三日射击国际委员会的两架直升飞机事件的责任推到老挝爱国战线党身上。而且，这两个代表拒绝波兰代表的反对意见，波兰代表不得不向两主席递交一份单独的报告。” 寮国战斗部队电台指出，印度和加拿大代表最近非法地在查尔平原设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常驻小组”。电台强调说：“印度和加拿大代表的这种行径是干涉老挝内部事务、侵犯老挝的主权和违反老挝中立宣言所附议定书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这种行径只能被认为是赞成和掩护美国及其仆从破坏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破坏和平和中立、侵犯老挝主权的企图。印度和加拿大代表蓄意破坏根据日内瓦协议他们应该遵守的规定这件事，完全迎合美国要使国际委员会成为干涉老挝内部事务、破坏老挝和平和中立的机构的阴谋。”

第3版()专栏： 老挝右派军队分三路发动进攻 “老挝之声”电台呼吁富马亲王不要让美国和诺萨万集团燃起战火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据“老挝之声”电台今天广播：秘密集结在查尔平原西南富霍的富米·诺萨万集团军队许多个营，今晨四时三十分，配合贡勒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分三路向腊黄、东丹和班谅等地发动进攻。 电台说，同过去几次进攻比较，这是它们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进攻，并且还有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掩护。 电台说，与此同时，它们在塔通的军队已经调到接近川圹市的地区，它们的土匪和别动队也开始进行了配合行动。 电台说，它们的这次进攻计划是企图发动一次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来消灭老挝爱国力量。电台说，五月三十日，曾有两架美国直升飞机在它们的土匪和别动队的据点塔林内降落。五月二十九日，也有两架美国直升飞机飞过腊坡地区在它们的土匪和别动队的另一个据点富桑降落。在过去几天中，美国飞机接连不断地运载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支援它们。电台说，面对这种情况，老挝爱国力量有必要采取一切相应措施进行自卫。电台呼吁梭发那·富马亲王迅速设法解决这一危险局势，不要给美国和富米·诺萨万集团燃起战火的机会。 电台还要求富米·诺萨万将军停止这次进攻活动，把他的军队撤出川圹省，否则一切后果要由他们来负责。 另据寮国战斗部队电台最近广播，在川圹省的富米·诺萨万集团军队已经大大超过了贡勒将军的部队。据电台报道，侵入川圹省的富米·诺萨万集团的军队已经超过十二个营，其中包括八个正规营。

第3版()专栏：短评 掩护进攻的烟幕 老挝国际委员会印度、加拿大代表，居然要求老挝联合政府批准他们“调查”所谓老挝西北地区“驻有中国军队问题”。这是印、加代表为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干涉老挝制造借口的又一国际阴谋。 美联社说，印、加代表的“根据”，是什么“在老挝北部的芒新看到有很多赤色中国士兵”。可是，马脚立即露了出来。这家美国通讯社说，这些所谓“中国士兵”的“出现”“同中国的筑路工程有关”。这就很清楚，印、加代表是想从中国帮助老挝修筑公路的员工中，制造所谓“中国军队”的影子的。 但印、加代表多么不幸，连这样的影子的制造，也扑了一个空。因为中国在老挝的筑路工程业已完成，我国员工已全部撤回，老挝政府把这条公路定名为“老中友谊路”，老挝政府代表和老挝人民盛赞中国的无私援助。试问，印、加代表所谓“同中国的筑路工程有关”，这“有关”又在哪里？从不存在的东西看到了“有关”的“中国军队”，岂不是彻头彻尾的凭空捏造么？ 印、加代表的目的，决不仅仅在于企图抹煞在修筑公路上表现出来的中老友谊，而主要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帝国主义指使老挝反动派挑起内战的冒险勾当的视线。请看吧，美帝国主义指使老挝反动军队分三路大举进攻爱国军队的炮声响了，印、加代表就跟着散布关于“中国军队”之类的烟幕，这不是配合得很紧密么？

第3版()专栏：短评 如此“和平形象” 尼赫鲁刚刚要他的驻东南亚使节们宣扬印度政府的“和平形象”，他的乞援使者克里希纳马查里却立即公开大叫大嚷什么对付中国的“最好防守就是进攻”，甚至说要用美国的轰炸机来“切断敌人去西藏的交通线”。尼赫鲁的形象，该有多么“和平”啊！ 说来有点令人不敢相信，“和平形象”还在印度使节们的皮包里，克里希纳马查里就把还没有从美国搬回的轰炸机，开响了马达。这是不是由于乞援使者不知道总理先生刚刚在耍“和平”戏法呢？如果这样责备克里希纳马查里，就未免太不公平了。 尼赫鲁为了配合乞援使者的任务，也是根本不顾他的“和平形象”的。他在最近就连续重新叫嚷要用武力驱逐中国“侵略者”。五月二十五日，尼赫鲁又气势汹汹地说，在“清除”中国“侵略”以前，他“是不会罢休的”。因此，克里希纳马查里的好战喧闹，既是完全符合尼赫鲁的根本政策，也是符合尼赫鲁散布战争歇斯底里气氛的迫切需要的。 至于这会如何无情地戳破尼赫鲁的“和平形象”，那对他说来，根本不算一回事。这类的自我嘲讽，真是多得很。除了依靠美援备战反华之外，尼赫鲁的一切漂亮话，都是值不得几文钱的。

第3版()专栏： 巴基斯坦《黎明报》赞扬我国的和平意图 必须痛击西方污蔑中国的恶毒谎言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一日电　《黎明报》刊登的一篇长文章说，“西方颠复分子为了阻挠巴基斯坦和中国日益发展的友谊，正在散布污蔑中国的恶毒谎言，我们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篇文章分五次刊登，今天登出了其中最后一部分。 文章说，“中国通过友好协商、根据互让的精神，同它的大多数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和平意图，同时揭穿了说它侵略成性的指责。” 文章说，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中国单方面停止敌对行动，甚至后撤到没有一届中国政府曾经接受过的‘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从而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先例。” 文章说，西方想要我们完全受它的摆布。它想在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制造麻烦，虽然中国人一直是友好的。文章驳斥了帝国主义代理人所谓西方国家的经济条件正在改善的虚伪宣传。文章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国家过去的历史充满了他们对亚非被压迫国家进行恐怖统治的事实。甚至在今天，虽然西方原来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自由，但是帝国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蹂躏和残酷统治的后果仍然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 在中国，今天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条件已比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经济期间大大地改善了，并且在继续改善。 文章说，“西方必须放弃其目的在于使巴基斯坦不同中国实行共处而变为同西方共命运的附庸国的阴谋和颠复活动。”

第3版()专栏： 巴基斯坦飓风成灾 新华社卡拉奇三十一日电 据巴基斯坦报纸今天报道，吉大港和东巴基斯坦沿海地区二十九日上午遭到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龙卷风的猛烈袭击。 东巴基斯坦省长阿卜杜勒·穆尼姆汗在视察受灾地区以后说，至少有五百人死于这次灾害。 据报道，阿尤布总统已为受灾地区的救济工作拨出一百万卢比。在拉瓦尔品第举行的国民议会本届会议将从今天起休会一星期，以使东巴基斯坦议员能访问遭受风灾的地区。

第3版()专栏： 印度政府召开驻东南亚使节会议收场 策划摆脱孤立处境　加紧配合美国反华 对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不予支持感到惊恐 据新华社一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政府在新德里召开驻东南亚使节会议，策划摆脱印度孤立处境和加紧配合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反华政策的办法。会议举行了四天，已于五月三十日结束。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这次会议是为了研究印度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地位，并且估计这个地区的国家对中印争端等问题的感受。 尼赫鲁出席了大部分的会议。 据美联社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不支持印度的态度，“使新德里感到惊恐”。它说，会议表明印度要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作斗争的“新决心”。这家通讯社引述与会人士的话说，“印度打算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影响。”他还说，印度在东南亚地区采取了“新的强硬方针”，这可以从最近在老挝问题上印度的态度得到说明。 与会人士还说，“会上讨论了加强政治经济和宣传努力的新计划”。消息说，这些印度外交官们得悉，他们可以花更多的钱来进行宣传和在驻在国“旅行”。 这家通讯社表明，印度目前在东南亚奉行的反华政策是美国早就向它指出了的。它说，早在两年前，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印度时就曾经要印度“在东南亚带头抑制中国影响”。关于印度按照美国的“建议”在东南亚起作用的问题，《华盛顿邮报》五月二十七日举出了老挝的例子，它说，老挝国际委员会印度主席辛格“将不得不起一种公开亲西方的作用”。 这家报纸还透露，会议讨论的问题还包括印度对建立“马来西亚联邦”计划的对策和（日益同美国垄断财团勾结的印度财团）在这个地区进行商业竞争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印度报刊对印度政府在亚非国家中日益孤立的处境，一再发出悲叹。 《印度教徒报》五月二十七日发表的文章说，在去年年底中印边境冲突之前，“（印度）国内许多人怀有一种印象，以为在亚洲国家中，印度的声音是被人们乐于听取的，它的政策和计划是被他们充分了解和赞扬的。”但是在中印边境冲突发生之后，亚洲国家对印度指责“中国侵略”的反应，使印度大为震动。“印度突然发现它自己孤立无友，引起一片惊慌。” 关于印度政府大肆宣传的所谓“中国拒绝科伦坡建议”的说法，连印度报纸也承认是不得人心的。《印度斯坦旗报》四月二十七日刊载的文章说，“科伦坡会议国家并不完全同意我们认为中国拒绝接受这些建议的看法。它们觉得，……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保留意见作为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他们所要求的就是要有把这些问题提到会议桌上的权利。” 《印度快报》在评论驻东南亚外交使团负责人会议时说，“这里的人们认识到，中国的影响是不能迅速消除的，任何力争恢复名声的尝试都必须用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要花时间，急躁将是有害的。”

第3版()专栏： 美“援”使南朝鲜的经济破产 郭全有 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的十八年殖民统治，给南朝鲜的民族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今天南朝鲜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力地揭露出美国“援助”的侵略性、掠夺性和奴役性。 美“援”就是控制 日本帝国主义刚一投降，美帝国主义就以“解放者”的姿态闯进了南朝鲜，取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它在政治上剥夺了南朝鲜人民的自主权利，操纵着历届傀儡政府，成了凌驾于反动统治者之上的太上皇。在经济上，从日本手中接管了工矿企业、商业、银行、农林业、水产业直到房产的经营和管理权。接着，美国政府通过它的驻汉城“大使馆”、“美国驻韩经济协助处”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同傀儡政权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掌握了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 在美国和李承晚“政府”签订的“关于财政和财产移交协定”中规定，“凡美国政府所关心的南朝鲜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均根据美国政府的请求承认其所有权”。特别是“韩美经济援助协定”签订以后，美国侵略者以向南朝鲜提供“援助”为名，把南朝鲜一切富源的控制权、生产管理权、货币发行权、金融控制权和进出口决定权，一并抓到自己手中，甚至还把承认美国商人在南朝鲜享有外交特权的屈辱条件，强加给南朝鲜。同时，在南朝鲜的一切经济部门中派有美国“顾问”，没有他们的指示，傀儡“政府”不得擅自进行任何经济活动。 美帝国主义对南朝鲜经济的控制，首先表现在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三方面——财政、金融和贸易上。 在财政方面，美“援”占了傀儡政权财政预算总收入的将近一半。在“韩美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竟然明文规定，从南朝鲜每年财政预算的制定直到每项具体拨款的动用，都必须事先得到“美援”监督机构的许可和批准。 美国殖民主义者通过所谓“对等资金”和一系列奴役性“协定”，支配着南朝鲜的所有金融机关，决定着金融政策的基本方针。大批美国“顾问”在“韩国银行”中行使着主人的权利，他们在那里掌管南朝鲜的金融机构，制定重要的金融政策，控制着每个金融机关的活动情况。 由于美帝国主义掌握了南朝鲜的进出口贸易，使南朝鲜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特别是在“大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协定”、“大韩民国和统一司令部之间关于经济调整的协定”和“韩美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不仅掌握了南朝鲜的进出口决定权，甚至连傀儡政府的贸易计划也必须由美国人一手制定，从而造成了南朝鲜每年输入超过输出二十倍的严重入超，也使历届傀儡政权的负债额急剧增加。目前军事政权的外债比张勉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即由张勉当时的四百六十亿元（南朝鲜币，下同）增加到六百零四亿元。不平等贸易是美“援”掠夺的一个重要手段。侵略者以廉价从南朝鲜抢走大量的战略物资，再把大批的“剩余”产品运进南朝鲜，充斥市场，排挤民族工商业。 美“援”使南朝鲜工业破产 重工业的破产、中小企业的倒闭、严重的畸形发展和明显的殖民地依赖性，形成了今天南朝鲜工业的基本特征。 美帝国主义控制着南朝鲜工业的生产规模、投资方向、原料供给和产品价格。这种殖民奴役政策，造成了南朝鲜工业的严重破产局面。南朝鲜唯一的炼铁厂——“三和制铁所”去年全年处于停工状态，唯一的钢厂“大韩重工业公司”也因为原料缺乏和美国钢材进口的压迫，面临破产。目前南朝鲜机械制造业的产值尚不到制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而修理、安装、外国零件加工和小型工具生产，又占了制造工业的大部分。 在美国的控制下，南朝鲜的中小企业正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困难、原料困难、经营困难和销路困难，使这些企业不断地成批倒闭。在朴正熙军事法西斯集团上台后的两年里，这种破产就更加迅速。朴正熙上台后，中小企业的开工率由它上台前的百分之五十六降为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四十。在他上台后的第一年，就有七千八百多个中小企业倒闭。而一九六二年，又有一千三百多个企业关门，八百多个建设企业、二百五十个制药工厂和大批的煤炭、运输和贸易部门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废弃。 目前，南朝鲜工业中唯一能够勉强维持下去的是面粉制造业、制糖工厂和部分纺织厂。因为它们能够扩大美国“剩余”农产品的销路。美国所以允许这种工业保持一定的水平，也是因为每年可以向南朝鲜倾销价值二千九百万美元的原棉、三千万美元的人造丝、棉和几百万石“剩余”农产品，并以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高价从中攫取超额利润。 今天，南朝鲜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业原料是依靠进口的。目前，南朝鲜自己不能生产出一台完整的机床，连简单的机器也要从美国进口。工业生产水平比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国内流通商品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外国商品。就这样，南朝鲜的工业已宣告全面破产。 美“援”使南朝鲜农业破产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军事化政策和经济掠夺，南朝鲜的农业生产日益衰退。 南朝鲜农业的严重破产，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不断缩小和产量的一再下降。美国侵略者在“反共”的口号下，以建筑军事工程和其他各种名义，掠夺农民的土地，使南朝鲜的总耕地面积由日本统治时期的二百二十二万町步（一町步合十五市亩）减少到二百万町步，播种面积减少了四十万町步。粮食的产量也在逐年下降，据傀儡政权的官方材料，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产量为二千五百一十二万石（实际上约为二千一百万石），比一九六一年减少了五分之一。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相比，目前南朝鲜的粮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在单位面积的产量方面，也由一九三七年的每町步十六石减少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三石。 农业破产的另一个表现是农村中明显的两极分化。南朝鲜农民不仅受到地主和高利贷的重重剥削，还受到美国侵略者和傀儡政权的残酷压榨。据傀儡政权大大缩小了的官方资料，仅去年一年，美帝国主义和傀儡政权就在“肥料交换谷物”、“租税”等种种名义下，从农民手中抢走五百多万石粮食。美国政府每年还把数百万石“剩余”农产品倾销到南朝鲜，把美国农业危机转嫁给南朝鲜人民。 目前，南朝鲜农村中的贫农和下中农（每户耕地面积不足一町步者）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而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尚不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六。 南朝鲜农田的破坏和水利失修情况也是十分严重的。美国每年向南朝鲜出口六十至七十万吨化肥，出售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美国肥料使南朝鲜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田酸碱化，现在必须经过彻底改良才能正常生产的土地为一百三十多万町步，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仅在去年一年，由此而引起的病虫害，就使南朝鲜农作物蒙受了一百三十亿元以上的损失。由于水利长年失修，目前南朝鲜只有百分之十九的水田可以灌溉，使南朝鲜农业完全失去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因受水灾粮食减产了三百万石。一九六二年又因旱灾减产了二百至三百万石。 人民不要美“援” 十八年来，南朝鲜人民从亲身体验中看清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美国的所谓“援助”造成的恶果——工厂倒闭、农业破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军费增加……。目前，南朝鲜有七百多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农村中的缺粮农户一百四十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二。南朝鲜人民身受饥寒，心恨美帝国主义，反抗的怒火正越烧越烈。

第3版()专栏： 一刀数用　 蓝建安

第4版()专栏： 反对政府反动政策的“工人斗争周”达到高潮 阿根廷五百万职工举行总罢工 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制止失业、释放政治犯和实行根本改革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三十一日电　阿根廷全国五百万工人、职员和其他阶层的劳动者今天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反对政府的政策、支持总工会的斗争计划、要求释放政治犯和被捕的工会人士。这次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总罢工使二十七日开始的“工人斗争周”达到了高潮。总罢工得到许多政党、学生组织、人民团体以及中小工商业者的组织的支持。 阿根廷全国各工业部门、建筑业、石油和采矿业由于总罢工而全部停顿。全国铁路和港口陷于瘫痪。商业航空、海运、国家机关、电话、电力、医院以及其他公用事业的工人们今天也参加了罢工，只维持一些必不可少的业务。商业雇员和影剧院的雇员也举行了罢工。除了《民族报》和《新闻报》以外，各家报纸今天都没有出版。 陆地运输业的全体职工参加了今天的总罢工。在私人运输业中也举行了罢工，尽管法律禁止他们举行罢工，并且规定如果罢工就要受到惩处。今天只有少数无轨电车和地下电车行驶，这些车辆是由高级职员驾驶的。私人运输业工人参加罢工在阿根廷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商人罢市的规模也比以往任何一次的罢市都大，在工人区的商店全部停止了营业。 今天，大批的银行雇员和中小学的教师都没有去上班，尽管他们的工会领导并不支持这次总罢工。大批学生也没有去上课。今天，首都的医学院的前面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上面写道：“我们和人民一起罢工。” 阿根廷内政部发表声明，承认这次总罢工的巨大规模。 自从“工人斗争周”开始以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维利亚内达、科尔多瓦、门多萨、罗萨利俄等城市的数以万计的男女工人连续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和各种短期罢工。昨天，在圣菲城，工人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并且用石块反击了警察对他们的镇压。在拉普拉塔城，工人和学生联合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工人学生团结起来，前进”的口号。 这次罢工斗争的显著特点，是显示了工人们的战斗精神和纪律性。甚至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人也不得不领导这次罢工，以避免脱离群众，因为工人群众关于增加工资、制止失业和物价上涨、释放政治犯和实行根本改革的要求十分强烈。 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次罢工斗争得到了广泛阶层人民的支持，包括中小民族工商业者的支持，这些人同样遭受着经济危机的损害。

第4版()专栏： 美国渔船蔑视别国主权侵犯厄瓜多尔领海 厄瓜多尔公众抗议美海盗行径 智利宣布将同秘鲁和厄瓜多尔协商采取联合行动 据新华社瓜亚基尔三十日电　厄瓜多尔外交部和国防部昨天晚上发表一项联合声明指出，擅入厄瓜多尔领海捕鱼的美国渔船侵犯了厄瓜多尔的国家主权，并且违反了厄瓜多尔捕鱼法的规定。 声明说，三艘厄瓜多尔军舰目前正把被扣留的美国海盗渔船引向瓜亚斯省的萨利纳斯海空基地。 美国渔船侵犯厄瓜多尔领海的行为引起厄瓜多尔公众的强烈愤慨，他们要求政府对此采取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 据新华社三十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二十九日通过长途电话向厄瓜多尔外交部长本哈明·佩拉尔塔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由于擅入厄瓜多尔领海捕鱼而被厄瓜多尔海军扣留的两艘美国渔船。 厄瓜多尔海军参谋长弗朗西斯科·埃斯皮诺萨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这两艘美国渔船是在同另外二十一艘美国渔船一起在距厄瓜多尔海岸三浬以内的海面上捕鱼时被扣留的。 厄瓜多尔以及智利和秘鲁都曾经宣布，它们的领海范围是二百哩，而美国却拒绝承认这一点。 据新华社瓜亚基尔二十八日电　厄瓜多尔公众要求政府制裁侵入厄瓜多尔领海的美国掠夺者。 属于美国圣地亚哥渔业垄断集团的二十三艘渔船曾经深入厄瓜多尔领海，捕捞金枪鱼。 厄瓜多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海盗船只竟以殖民者的无耻威胁要向厄瓜多尔海军舰只开火。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各国奉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掠夺它们的自然财富，破坏现行国际协定和践踏各国人民国家的主权。 声明号召厄瓜多尔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并呼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政府反对可耻的美国海盗威胁。 据新华社瓜亚基尔三十一日电　厄瓜多尔公众舆论愤怒谴责美国渔船擅入厄瓜多尔领海来掠夺厄瓜多尔渔业资源的海盗行为。 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渔船侵犯厄瓜多尔领海的行动再次证明，“争取进步联盟”是美国垄断组织推行掠夺政策的工具。声明号召厄瓜多尔劳动人民动员起来反对美国的海盗行为，并且要求政府严厉制裁美国的海盗渔船。 厄瓜多尔文化之家的成员、著名诗人乌戈·萨拉萨尔说，美国渔船的海盗行径表明“争取进步联盟”无非是美帝国主义强加于拉丁美洲各国的旧殖民统治的一种新形式。 据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圣地亚哥消息：智利外交部长卡洛斯·马丁内斯·索托马约尔昨天宣布，智利政府将同秘鲁和厄瓜多尔政府协商，以寻求采取联合行动，来制止外国渔船进入这三个国家的领海。 这位外交部长说，外国渔船，主要是从美国和欧洲来的渔船，“正在掠夺纯粹属于我们沿海国家的海洋财富”。

第4版()专栏： 雅加达学生举行示威 抗议美国“和平队”到达 巴苏陀兰刊物说美“和平队”是间谍组织 据新华社雅加达三十一日电　当美国“和平队”的十七名队员昨晚到达雅加达机场时，几百名学生在机场举行抗议示威。他们拿着各种标语牌，上面写着：“和平队，滚回去”，“和平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等。 据悉，这些美国“和平队”人员将被派到印度尼西亚各地去担任体育“教练”。他们是来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批美国“和平队”人员。 “印度尼西亚青年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学生运动”昨天还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和平队”的到来。 据新华社开罗一日电　最近一期的巴苏陀兰国民大会党驻开罗办事处机关刊《马卡托勒》发表文章说：“美国和平队事实上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进行颠复活动的间谍组织。” 它说，美国“和平队”支持颠复分子来破坏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这家刊物说，美国“和平队”在不发达国家中担任着“新殖民主义传教士”的角色。他们利用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对技术人员的需要来使这些“传教士”进入这些国家。

第4版()专栏： 日共全国地方议员会议闭幕 袴田里见号召努力扩大党的影响 据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全国地方议员会议今天闭幕。 在今天的会议上，政治局委员袴田里见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党的地方议员和党的机构必须带头为扩大党的影响而奋斗。他还号召党的地方议会议员在地方议会内保证党的独立活动和发展统一行动。 他还说，党的地方议员只有在群众中努力工作的时候，党才能在选举中赢得胜利。

第4版()专栏： 美国急图使英国参加“多边核力量” 英国议员要求政府不要屈从美国压力 英报攻击美国计划只会增加参加国的军事预算 据新华社伦敦二十九日电 英国的议员们今天继续表示反对美国提出的建立由混合人员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计划。 在下院，保守党议员比格斯—戴维逊要求英国政府不再对美国这个计划的概念给予一般的支持。他说，因为这个计划是“我们负担不了的，行不通的，而且对（英国）政府建立独立核威慑力量的政策是有害的。”工党议员梅休认为，邀请美国海军作战副参谋长里基茨海军上将在下周前来伦敦举行会谈的时机是不成熟的，因为议会中对美国的计划深感不安，而且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的控制、费用以及是否切实可行等问题尚未作出决定。 掌玺大臣希思在回答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对美国的概念表示一般的支持，但是“现在还没有就建立这样一支力量达成协议”。他强调说：“因此没有就具体问题，如政治控制问题作出任何决定。” 据《每日电讯报》驻华盛顿记者今天报道，肯尼迪政府坚持及早就建立由混合人员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问题作出决定。记者指出，美国迫切希望英国加入这支力量。 据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伦敦消息：在美国海军作战副参谋长里基茨即将在下周访问伦敦前夕，英国许多报纸对美国进行尖锐的攻击。 《卫报》外交记者在二十九日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建立这样一支（多边核）力量对于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或威慑影响毫无帮助”。 评论还指责说，美国的这一计划不仅“一点也不能增强联盟的力量”，相反“它倒一定会增加各参加国的国防预算”。

第4版()专栏： 我全总、青联和学联分别发表声明 坚决支持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 美国当局的镇压暴行揭穿了美国“民主自由”的谎言 据新华社一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坚决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这三个人民团体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工人、青年和学生严厉谴责肯尼迪政府和美国地方当局对黑人进行残暴的血腥镇压。它们在声明中一致指出，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决不是肯尼迪之流能够镇压得了的，他们在美国国内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总工会的声明说：“这次美国伯明翰等地黑人群众的英勇反抗，以及美国当局进行的血腥镇压，又一次揭穿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标榜的‘民主自由’的真相，进一步揭穿了肯尼迪政府‘保护人权’、‘决心消灭种族歧视’的鬼话。这不仅大大加强了美国黑人和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也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非洲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声明说：“中国工人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一贯同情美国黑人的悲惨处境，支持他们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人权的正义斗争，并对他们在斗争中表现的顽强战斗精神表示高度的钦佩。他们在斗争中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全体工人的支持。 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联合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当局镇压黑人的正义斗争的法西斯暴行，再一次暴露了肯尼迪政府对外扩张侵略、对内压迫美国人民的反动本质。并且有力地揭穿了肯尼迪政府所大肆喧嚷的什么美国式‘民主’、‘自由’、‘平等’、‘进步’、‘博爱’等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和谎言。同时也有力地揭穿了美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大力推行的所谓‘攀亲戚’、派遣‘和平队’、‘争取进步联盟’等活动是妄图长期侵略和奴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阴谋欺骗手段。”

第4版()专栏： 以牙还牙 史元 《纽约时报》记者爱德华·奥图列最近从日内瓦写了一则消息，以惴惴不安的口吻写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共同市场正在走向对外部国家采取更具有保护性的、而不是较少有保护性的贸易政策。这个市场内强有力的势力正在酝酿着要对钢铁、汽车和石油这类重要产品提高进口税。” 这位美国记者对共同市场国家准备同美国谈判“互减关税”的诚意表示愤慨。他大声责备共同市场国家“表里不一”。但是，有意思的是，尽管满腹牢骚，这位记者却不敢把美国限制西欧钢铁进口的事也端出来谈谈。 原来，就在两个月前，由于共同市场国家“过剩”的钢铁源源流入美国，美国财政部应美国各大钢铁公司的请求，就粗暴地引用“反倾销法”，要美国关税委员会考虑对这类进口征收极高的反倾销税。据四月二十六日美国《时代周刊》透露，西德对美国的钢铁出口量已因此比平时暴跌了四分之一。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钢铁出口商也蒙受了损失。 既然美国可以用反倾销税来堵截西欧进口货的增加，西欧国家又为什么不能在美国的商品大量侵入时用增税来保护自己的市场呢。连这位《纽约时报》记者也承认：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钢铁输入共同市场已经使那里的钢价疲弱不堪，生产者损失不赀；同时，美国小汽车入口的增加，也使西德、法国、意大利的汽车商感到压力很大，从而不得不要求共同市场委员会采取措施。那末，华盛顿当局又有什么权利兴师问罪呢？ 其实，这类关税战何止限于美国和共同市场国家之间，它早已席卷了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譬如，美国对英国的毛织品和重型电气设备进口的限制，美国对日本的棉织品和钢铁进口的限制，西欧对日本钢铁、棉织品进口的限制等等，就是例子。《时代周刊》就指出：“在已经带有全球性的互相指着鼻子大骂的争吵中，欧洲人也在指责日本人向共同市场倾销钢铁。欧洲人已经不声不响地安排了类似卡特尔的协定：一致规定出口价格来分割世界市场——但是日本人也在这样做。”西德《世界报》也传出消息说：共同市场国家和日本由于同样受到美国反倾销的损害，已经激怒地准备采取联合行动来组成一个巨大的钢铁卡特尔同美国对垒。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无论是日内瓦“互减关税”谈判桌上的争吵，抑或是它们各自在国内进一步筑高关税壁垒的行动，全都是同一个斗争的两个方面。

第4版()专栏： 美国《新闻周刊》描述西方内部“新的信任危机” 西欧不满美国的“大老板架子” 日内瓦会议和渥太华会议后大西洋两岸鸿沟依旧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纽约消息：《新闻周刊》驻欧洲首席记者埃耳登·格里菲思在最近访问欧洲大陆后描述了“西方的信任危机”。 格里菲思在提前出版的六月三日一期《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在上星期日内瓦举行的关系重大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议上，……在美国和共同市场六国之间发生了最激烈的争论。最后，虽然作了折衷，但是与会者都知道，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鸿沟仍然像过去一样深。在渥太华，情况也一样，在那里，大西洋联盟的十五个成员国协议要建立一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力量，但是人人都知道，它们放过了真正的问题——（美国）政府关于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它遭到法国直截了当的拒绝）。在欧洲本身，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进行着一个外交官员称之为‘百年战争新回合’的斗争。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会议上，英国议员们散布有关戴高乐的流言蜚语，而法国执政党保卫新共和联盟总书记则回敬说，英国人‘企图跳上欧洲公共汽车，但是晚了十年’。” 文章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共同市场部长会议上发生了同样的背地中伤情况，这一次是在法国同西德之间。文章说，离开西德联邦议院批准法德友好条约不过一个星期，波恩和巴黎就在农产品价格问题上发生了争吵。西德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说，法国人从共同市场拿走的东西比他们放进的东西要多。 文章强调说：“欧洲这种相互搏斗是同欧洲人对美国的不满同时并存的，而且前者同后者相比往往相形见拙。在布鲁塞尔就核问题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个法国将军说，美国的防御政策是可悲的、愚蠢的；一个英国代表又说，肯尼迪政府的欧洲政策是‘既愚蠢又自大’。法国工业部长警告美国石油公司说，政府将采取行动削减美国石油公司在法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共同市场货币委员会也随着发出警告说：‘由于美国经济发展长期保持缓慢的速度，使人很难增强对美元的信任。’ “上述对美国不满的事例中所包含的共同因素不是那种老式的反美主义，而是西方联盟内部新的信任危机。尽管说尽了一切好听的话，但是一九六三年五月的残酷现实是：大西洋盟国不再互相信任。” 格里菲思认为，“在大西洋两岸信任危机的深处”是抱怨美国“嘴上讲平等的伙伴关系，而行动上却仍然摆大老板架子”。

第4版()专栏： 关税会议刚结束　关税战又展开新回合 西欧“共同市场”决定提高家禽进口税 华盛顿十分恼火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布鲁塞尔消息：西欧“共同市场”六国昨天决定提高来自非成员国的家禽的进口税，从而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要求把这项关税降低一半的建议。 “共同市场”六国的农业部长们昨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从六月五日开始，六国将把家禽的进口关税从每公斤零点二西德马克提高到零点三西德马克。这项决定将严重影响美国对西欧大陆的家禽出口中占重要地位的冻鸡的出口。 据报道，这一决定“完全出乎美国的预料”。美国原来希望“共同市场”能把美国冻鸡的进口税比目前降低一半，因为美国出口到西德的冻鸡自从去年八月“共同市场”的共同农业政策生效以来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 五月二十九日，美国农业部长弗里曼还说，家禽的关税问题将是对“共同市场”农业政策的“考验”，他昨天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还强调扩大家禽出口对美国的重要性。他预料在家禽问题上会有“某种积极行动”。 目前，美国每年出口到“共同市场”的家禽价值七千万美元，其中，冻鸡是一个重要项目。 法新社说，“共同市场”的决定使西欧的“鸡战”前进了一步。 新华社巴黎三十一日电《战斗报》今天上午在评述布鲁塞尔西欧“共同市场”六国农业部长会议决定提高冻鸡的进口关税这一措施时指出，“（西欧）六国希望免受美国家禽价格的不断降低之害，谨防倾销”。 这家报纸强调指出，“相反，美国人期望关税降低。” 《战斗报》认为，“共同市场”采取的决定将使美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并使他们不太有希望在定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初开始举行的“肯尼迪降低关税回合”的会谈中得到“廉价的协议”。 《震旦报》也强调指出，“共同市场”的决定表明：“欧洲不要美国鸡”，认为这是“鸡战”的新插曲。 这家报纸认为，共同市场的这项决定是“今后美国—共同市场关于降低关税谈判的一个不太令人鼓舞的序幕”。 据新华社一日讯　华盛顿消息：西欧“共同市场”六国提高冻鸡肉进口税的决定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应。美国总统的贸易谈判特使赫脱昨天发表声明，威胁要对六国进行报复。 赫脱在声明中说，六国的这个决定使美国“特别震惊”，因为美国曾经“耐心地”期待六国会降低冻鸡的进口税，而想不到六国“在这次部长会议上反而把关税壁垒更加筑高了”。 赫脱强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被迫”援用它在去年春季美国和共同市场的关税谈判中签订的议定书里所保留的权利，就整个冻鸡出口问题同六国重开谈判，以便为美国的冻鸡进入六国市场争取“较好的条件”。 他威胁说，如果经过谈判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美国将“坚持从（它同六国）贸易来往的其他方面取得对等的补偿”。 佐治亚州参议员鲁塞尔同一天也发表声明，叫嚷六国的这一决定无异于对美国冻鸡肉实行“全面禁运”，美国“决不容忍这样一种完全不公平的做法，并且用毫不含糊的辞句要求降低这种障碍”。佐治亚州是美国养鸡业规模最大的各州中的一个。 美新处在报道中指出，华盛顿把冻鸡问题看作是能表明“共同市场”农业贸易政策方向的“主要试金石”之一。美国官员们担心西欧六国今后会进一步提高对饲料谷物、小麦等农产品的进口税。

第4版()专栏： 我赠缅甸的首批霍乱疫苗运抵仰光 新华社仰光二十九日电中国红十字会赠送给缅甸红十字会的三十万毫升霍乱疫苗中的第一批二十万毫升今天上午由飞机运抵这里，并交给了缅甸红十字会。 在仰光机场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中国驻缅甸大使李一氓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把这批霍乱疫苗交给了缅甸红十字会主席吴山貌。 其余的霍乱疫苗几天后将运到这里。

第4版()专栏： 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玻利维亚客人 据新华社一日讯　郭沫若副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玻利维亚众议员、众议院制宪委员会副主席、法学博士拉蒙·奥利登，众议员阿尔弗雷多·阿吉雷，玻利维亚总工会常任秘书安东尼奥·安特萨纳，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附图片） 图为郭沫若副委员长和拉蒙·奥利登（左二）阿尔弗雷多·阿吉雷（右一）、安东尼奥·安特萨纳（左一）在一起亲切谈话　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摄

第4版()专栏： 刘长胜电贺怯尼亚自治政府成立 新华社一日讯　中非友协会长刘长胜，打电报给怯尼亚自治政府总理乔莫·肯雅塔，祝贺怯尼亚自治政府成立。 电报说，值此怯尼亚成立自治政府之际，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谨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怯尼亚人民表示衷心祝贺。祝怯尼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以及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事业中，取得新的胜利。

第4版()专栏： 廖承志宴请日和平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社一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今天中午设宴欢迎黑田秀俊率领的日本和平委员会访华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区棠亮、张香山、王明远、郑森禹、李云川、赵安博、朱子奇、杨朔、勇龙桂、孙平化等。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第4版()专栏： 摩洛哥三位客人回国 据新华社一日讯　应农业部邀请来我国访问的摩洛哥水利灌溉局秘书长札姆等三人，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后，今天离开广州回国。

第4版()专栏： 罗士高大使夫人同阿妇女儿童联欢 新华社地拉那三十一日电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夫人赵瑞轩三十日在地拉那举行联欢会，邀请阿尔巴尼亚妇女和她们的子女们一起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应邀出席联欢会的有霍查夫人，谢胡夫人，卡博夫人，巴卢库夫人，穆夫蒂乌夫人等和她们的子女。 应邀出席联欢会的还有朝鲜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夫人和外交官夫人与她们的子女们。联欢会准备了各种有趣的儿童游戏，儿童们表演了唱歌和朗诵。联欢会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第4版()专栏： 叙利亚总理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大马士革三十一日电　叙利亚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比塔尔三十日接见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徐以新。他们就中国向叙利亚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问题进行了友好谈话。

第4版()专栏： 阿尔巴尼亚两位客人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一日讯　根据中阿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来我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工作者、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编剧尼科·科列加，电影导演恩德里·吉戈，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六月一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马立克·努尔汗空军准将、计划主任姆·姆·沙里姆，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第4版()专栏： 图为周恩来总理和马立克·努尔汗空军准将握手。左起第三人是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左起第四人是计划主任姆·姆·沙里姆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第4版()专栏： 怯尼亚自治政府首任总理宣誓就职 新华社一日讯　内罗毕消息：怯尼亚自治政府第一任总理乔莫·肯雅塔今天在怯尼亚首府内罗毕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在总理府前面举行。大批的非洲人大声欢呼。他们挥舞着旗帜、敲着鼓、吹着喇叭。 肯雅塔在典礼上讲话时，号召怯尼亚人民团结一致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怯尼亚而奋斗。他还号召人民努力工作，为消除愚昧、疾病、贫穷进行斗争。

第5版()专栏： 对音乐群众化问题的探索 安波 一 当前我国音乐界与广大群众都非常关心音乐群众化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音乐是社会主义的音乐，是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服务的音乐，是一直沿着音乐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前进着的。所以，对音乐群众化的要求是天经地义的，反之，音乐不群众化则是一个大问题。我个人对音乐理论与音乐知识的修养都很差，在此仅提出个人看法，以供音乐界同志们探讨、批评。 音乐如何才能群众化？如果从普通听众的角度来看，问题本来是简单的，不过有这样三点要求：（一）要求音乐家们能唱出或奏出群众心里想说的话来，特别是那些自己想说而又说不出的话来。（二）要求音乐家们能用群众所熟悉的与所能理解的音乐语言。（三）要求音乐家们能唱得、奏得好听、悦耳。 这些要求其实正如群众要求于语言工作者的一样：既然要我们对你所说的话发生兴趣，你就必须说我们想说的话，说我们听得懂的话（外国话与古代文语一般群众就听不懂），并且说得应比我们自己说得更确切、更动听。 这个道理的确很简明。但当它们提到我们音乐工作者面前的时候，却又立即变得复杂起来、模糊起来，我们还有同志在为它而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确实值得我们探索。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比较带根本性的则是以下三点： 第一，由于音乐艺术虽与其它姊妹艺术具有共同性，却又具有比其它姊妹艺术更为显著的特殊性。这就是，它是以音响为手段去反映生活，并又通过人的听觉器官去帮助人们感受与认识生活的。正因为音响与物体、颜色、图象、语言都不同，听觉与视觉有差异，因此音乐艺术曾长期地被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或美学家神秘化起来。如他们把音乐说成是“抽象的艺术”，把音乐语言说成是“象征的语言”，甚至发展成为“上界的语言”、“天国的语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自相矛盾地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国际的语言”等等）。其实，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音乐美学观，按其阶级实质与客观作用说来，就是要把音乐艺术限制为少数人的剥削阶级所私有，使其成为麻醉人民与自我享乐的工具，而惧怕它落到人民的手上，使它成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武器与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武器。 正是由于这种神秘的音乐美学观的统治年代由来已久，他们对于一些优秀音乐作品又赋予了神秘化的解释，因此造成了一种很大的传统观念与习惯势力，常常使许多后来者坠入其中而不自觉。例如，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什么“上界语言”的论调，虽然很少有人说了，但我们仍可看到这种美学观念所留下的影响：如有的作曲家就是借口音乐有所谓“不确定性”，而写出了一些空洞贫乏、言之无物的作品；有的歌唱家仍然强调“美声第一”，而忽视吐词咬字，表现生活与思想感情的内容；有的演奏家只知道片面地炫耀技术而很少考虑他所要传达给听众的是什么内容。可以想见，这些音乐工作者们如不决心从这一陈腐的反动的美学观念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他们的音乐艺术是根本谈不到群众化的。 第二，因为在我国的各种音乐形式中，除了民族固有的民歌、民乐、说唱、戏曲等之外，还有很多外来形式。它们有的传来已久，如歌曲，它从清末废科举、办学堂时即已传到我国，又经过聂耳、星海等音乐家们努力使其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也取得了一定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因此它能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形式而被群众接受。但也有另外一些形式如钢琴、管弦乐等，它们虽然传来我国的时间也不算太短，但由于它们过去只被局限在大城市少数人的圈子里，解放前极少与广大群众接触，我们自己这方面的作品又太少，因而直到今天，广大群众对之仍然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能沿着聂耳、星海的道路前进，群众化的过程就可能快些（虽不可能像歌曲那样快）。但如果我们仍受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束缚，则它们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便难免长期存在。 第三，由于有人对音乐艺术的本质与特性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因而对于音乐与生活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糊涂观念。如有人说：“音乐家需要的生活与其它的艺术家不同，他所需要的只是音响与气氛。”又说：“音乐所需要表现的只是感情，不是思想。”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否认了深入生活的必要，否认了长期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生活的必要。从而，也实际忽视了音乐工作者必须改造思想感情的必要。 这是极端有害的观点。如果说别的文艺工作者与生活游离，是由于对艺术工作者工农化的认识不足，那么音乐工作者除此而外，还要加上对音乐艺术本身认识不足的原因。更何况音乐艺术是技术性较强的艺术，相形之下，音乐工作者很有可能比其它文艺工作者更少注意思想、生活方面的修养。 毫无疑义，如果音乐工作者与生活、与工农兵群众相游离，其结果就必然是无限制地拖长音乐群众化的进程。 二 如果上述三点确是阻碍音乐群众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去解决这一问题呢？我想问题既然主要来自认识，首先就应该从认识上解决问题。 问题是一个，认识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本美学思想方面，二是对音乐艺术的看法方面。要解决也必须从这两方面去解决：一，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科学去阐释音乐艺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美学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并经常为我们所引用的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①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并为我们所记诵的话：“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所以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应当“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②”。 总之，艺术是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又是为了人民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美学思想，这就是革命导师们对极复杂的艺术问题所做出的科学结论，也就是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艺术要求的最高概括（也包括了前面所说的当前我国群众对音乐的要求）。要说规律，这就是革命文艺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而不可违抗的规律。 一切资产阶级音乐家或美学家要把音乐神秘化、专利化，企图使音乐远离群众的美学观，在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面前，显得丑态毕露，简直经不起一击。问题是我们怎样使那些音乐工作者从这种错误美学观念中解放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习，特别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并且要千方百计地鼓励这些同志去联系群众，去参加群众的斗争，这对于破旧的美学观、立新的美学观乃是最有效的办法。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的方面。 但另一方面，音乐艺术既有明显的特性，而又被资产阶级美学家所长期曲解，那么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音乐美学理论也是绝对必要的。这里，对主张音乐可以不表现生活的错误论点，来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音乐是以音响来塑造形象的艺术，但它却绝不是可以不反映生活的艺术。它是要通过人的听觉器官来完成欣赏过程的艺术，但这却绝不等于说，音乐是听众可以脱离生活的最后依据来加以任意猜想的艺术。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确有不同，前者确不及后者那样来得直接、具体、鲜明，但却绝不能把前者解释为神秘、抽象、根本无从确定的东西。 音乐形象是要以客观世界的音响做为表现手段的。有人说，就是因为客观世界的音响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音乐也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可以任意解释。我们说，（一）客观世界的音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它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不具备自己的确定性，它都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说有些音响无从确定，那是来自人们对它感觉不足，认识不足。一般说，只要我们对某种音响感觉的多，对某种音响认识的能力就强。例如，我们绝不会把笑声认做哭声，也不会把鸟声当做兽声。而且只要经常留意，就绝不会把雷声误认为炮声，把落雨声误认为流水声。诚然，客观世界确有许多音响使我们一时无从捉摸，但我们知道音乐的任务主要不是去模仿客观世界的音响，它乃是选择与人类生活有关、特别是与人的思想感情有关的并又能为社会所共同认定的音响来反映人民生活的。因此，有两种音响成为音乐音调的重要来源：一是自然语言的音调。不论哪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音调，这除了共同生活与共同心理结构所起的一定影响之外，最主要的是受了民族语言的影响。二是人在社会交往中所共同认定的代表某种特定生活的音调。如以鼓声与号角声代表战争生活，以柔细委婉的琴声或人声表现爱情，以上行的音调表现激昂奋发，以下行的音调表现悲哀忧愁……。音乐家们就是利用这样一些条件来施展它表现生活的才能的。换言之，就是利用一切能够代表生活的音响与音调来表现生活的。音乐听众也是通过这个桥梁（即通过音调联想到生活）来接受音乐所表现的内容的。从此看来，音乐又有什么神秘可言？音乐家又有什么必要去强调所谓“抽象性”“不确定性”而故弄玄虚呢？ 自然，音乐是有其特殊性的。但其特殊性绝不表现在可以不反映生活上；而在于它在表现生活时确有自己的特长与局限性。本来任何艺术品种都这样，而音乐艺术尤其如此。我们的祖先就很懂得音乐的这种特性。如最古老的《礼记·乐记》劈头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请比较一下我国这种古老的音乐观和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音乐观吧！的确，音乐的特点就在于物使之心动，心使之音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换言之，音乐家在反映人类生活时，必须在生活促其动情了的条件下去进行。否则，虽也挤出音响来，却不一定是音乐。贝多芬不愧是伟大的音乐家，他也很懂得这种特性，他说：“好的音乐必须把人的心灵打出火花来！”如果音乐家自己的心灵是冷冰冰的，对人民的斗争生活无动于衷，他怎么能燃起别人的心头之火呢？ 我们既然承认了音乐的抒情性强这一特点，又怎么能说音乐家可以不深入生活、不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呢？何况我们是要为工农兵服务，怎么能不去观察、体验他们的内心活动呢？ 正是因为音乐是感于物之心声，所以音乐的民族性也就特别强了。道理很简单，一个民族既然有共同语言与共同心理结构，那么反映心声的音乐，受自然语言影响很大的音乐，便也随之而有了强烈的民族性。罗曼罗兰说：法国人民总是比对贝多芬更理解与喜爱贝辽兹，德国人则相反。更何况有着不同音乐体系、不同民族音调的中国与西欧音乐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各个民族对他们之间的音乐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因为他们也总会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都有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在同一阶级之间，必然会有共同的思想感情，这就是音乐确有世界性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承认，一个民族理解自己的音乐与理解别民族的音乐，其差别是很大的，其爱好程度也大相径庭。长期受过西欧音乐熏陶的同志，绝不可以自己之爱，去度群众之爱，否则，那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些同志过分强调了音乐的世界性，而忽视了音乐的民族性。这样，势必要忽视民族固有音乐的发展和外来音乐形式民族化的工作，也势必要脱离人民群众的听觉习惯与欣赏趣味，难免受到群众的责难！而且，他们不了解：越是有民族性，也往往越是有世界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根据上述理由，所以说，从音乐美学观念方面来解决认识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三 认识是行动的主导，只有正确的认识才有正确的行动；但反过来，正确的认识也是来自行动，而且提高认识正是为了行动。所以说行动更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使音乐进一步群众化，我们应该采取些什么样的行动呢？当然，我们需要做许多具体工作，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但行车万里，起于一点。音乐群众化工作的起点应该是什么呢？据我看，首先要做的，必须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他们的意见和愿望，努力去实现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群众的三点要求。 老实说，这些要求看来简单，但要从行动中去彻底兑现也并非易事。这是因为我们在实践中难免要遇到一系列的矛盾：如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矛盾；外来形式与民族生活的矛盾；民族固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矛盾等等。而这些矛盾常常集中在我们的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发展的矛盾上，集中在我们的新认识与旧认识的矛盾上。因而，音乐群众化、民族化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然而，我们是革命者，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老停留在谈论不休上，也不能等到一切认识都清楚了再去行动。我们需要的是从行动中去不断改造旧认识，提高新认识。那么行动的焦点是什么呢？焦点就是毛泽东同志远在二十年前所号召我们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就是说，不论我们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或是音乐社会活动家，都必须到群众中去，从他们的需要与愿望出发，一面忠心地、勤恳地为他们服务，一面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并不断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与美学观。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归根到底，解决音乐群众化的钥匙不在别处，而在我们音乐工作者本身的基本锻炼上。我们除了必须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之外，还必须有充分的群众观点并真正学会走群众路线。 过去很多同志喜欢引用俄罗斯民族音乐家格林卡的话：“创造音乐的是人民，我不过是将它记录下来而已。”在此，我倒是想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几位先驱： 狄盖特的名字是大家所熟知的。正是他，为诗人鲍狄埃所写的《国际歌》所激动，立即操笔谱曲，并于写完后马上拿到工人合唱队里去教唱。一个月后，那是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这支充满革命热情的战歌，第一次以气吞宇宙的气概，从一个报业工人业余的演出会上唱出了。从这时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就在高唱这支英雄的战歌声中，团结一致地向着旧世界前仆后继地冲击！ 孟特居斯（真名为加斯东·布隆斯维克），是我国人民不太熟悉的名字，然而他的精神光辉却垂照千古！他不愧是伟大列宁所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这倒不在于他是一位工人的后裔，一位巴黎公社社员的儿子；而在于他：“戴一顶普通的便帽，身穿一件破工作服，系着一条红色法兰绒腰带。工人们把他当作自己人一样热烈地欢迎他！在孟特居斯的歌谱上都印着他的座右铭：‘人民说什么，我就写什么，因此他们了解我……’”③ 如果说这两位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离我们还远一点，那么请再想想聂耳和星海同志吧！ 聂耳，他在亭子间里练提琴，在长江码头上记民歌，在南京路上示威，在八达岭上忧国，这些不是我们已从《聂耳》影片中见过的吗？且说我亲眼看到的星海同志，他在延安时从来没有星期天，不是到工厂里教歌，就是到军队里去指挥唱歌；他白天教书，夜间写作。他说：“在我写的一百首歌曲当中，能有一两首为群众所爱唱，我就心满意足了！” 请看，这些先驱者的身上散发着多么耀眼的光辉！既然这些光辉已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趑趄不前？！让我们认清前进的方向，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大红旗，在音乐群众化的大路上，奋勇前进！ 一九六三年五一节之夜于北京 ①《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二册九一二页 ②均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见M·戈尔登斯坦著《列宁与音乐》

第5版()专栏： 新歌剧《夺印》改编的成就及其他 ——看总政文工团歌剧团的演出 叶林 《夺印》这部反映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好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为许多戏曲剧种所改编上演，一些话剧和歌剧团体，也正在尝试移植。总政文工团歌剧团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把它进行整理加工，重新谱曲，为新歌剧增加了一部可以保留的好剧目。这种做法看来是值得提倡的。 戏曲和新歌剧的剧本文学，从艺术形式到创作方法，本来就有许多共通之处。在这方面，正如在音乐的方面一样，戏曲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新歌剧似乎还需要更多地向戏曲学习，把这些经验有批判地运用到歌剧的创作中来。把一些优秀的表现当代斗争生活的戏曲剧本加工改编成为歌剧剧本，正好是一种很实际的学习方式。因为这类戏曲剧本由于表现现实生活的关系，已经摆脱了某些戏曲程式的限制，更加接近于歌剧的要求；同时，它又能够保持戏曲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某些传统的特色，诸如重视戏剧因素和表演因素，重视角色唱腔的运用和唱、白安排，有开展矛盾冲突和刻划人物的特殊手法，有生动的戏剧语言，富有生活的气息，符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把这一类戏曲剧本移植为歌剧，往往易于把戏曲艺术的某些长处和歌剧艺术衔接起来，使歌剧从剧本、音乐到舞台，都能够向戏曲艺术学到更多的东西。新歌剧的作者由于有了戏曲剧本可供改编，还有戏曲舞台的艺术形象可供借鉴，在创作时也就更易于塑造剧中的人物，设计他们的唱腔，严密歌剧的结构和确立它的风格。这对于年轻的歌剧艺术的成长，是有许多好处的。特别是在当前歌剧剧本创作还存在暂时困难的时候，这样做，也是一种解决困难的可行的办法；将来，就是在剧本创作更加兴旺起来的时候，这种移植和交流，无论是对歌剧或是对戏曲，也还是有必要的。总政歌剧团对《夺印》的移植，已经是一次很好的开始，这种做法肯定有利于新歌剧的发展。 移植，是一条比较有把握的现实可行的道路，但是，它却不是一条懒汉的道路。这当中还是充满了艰辛的劳动和存在着可供艺术创造的广阔天地的。只有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移植，移植才能够生根和开花结果。比如京剧，在它的上千个保留剧目当中，几乎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从其它剧种移植改编得来。这里面，有些是继承昆乱的传统衣钵，有些是来自地方剧种的新编；移植时，有些是取其精华而加以重新编改，有些则是连声腔也吸收了过来。但是，无论使用何种方式，都无一不经过推敲、消化而富有京剧艺术的特点，特别是许多京剧名派名师的戏，简直是逐字逐腔的进行反复琢磨，是从千锤百炼中敲打出来的。从梅兰芳以及其它京剧大师的许多艺术经验总结论文中，可以充分地得到证明。 歌剧《夺印》的移植，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有些地方还略嫌粗糙，但是，就其主要的方面来说，却也是富有创造性的，从舞台上也能够看出移植这个剧目所付出的劳动。首先，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改编者能够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根据当前的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力图更典型更准确地刻划这一场斗争，使它的情节和矛盾冲突的开展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使人物的性格更完整，从而更好地提高这部作品的战斗作用和教育作用。这些精神，在原作本来就是明确的，歌剧的改编，有了更好的发挥。如，改编者在原作的基础上，牢牢地抓住了两个敌对阶级的尖锐斗争作为主要线索，层次分明地刻划了这个斗争的过程，刻划了各种人物在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对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落墨比较集中。这里面有好些地方都比原作更富有条理和更合逻辑，针线更加细密。比如在大队仓库栽赃一场，歌剧的改编本删去了多余的人物和多余的情节，加强了正面人物的斗争，使正气得以抬头。青年党员胡素芳尽管受到栽赃的委屈，但她却因此而更加认清了阶级敌人的恶毒的嘴脸，更加信赖党的领导和坚信能够弄清是非。这种处理方法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强调正面人物在严酷考验下能够坚强斗争，总比单纯让观众为她的受屈而焦虑好。固然，后者也很有戏剧性，但前者却能够使人物的形象更为高大。在这一场戏中，胡素芳的形象是突出的、富有斗争性的，党的力量也是强大的。 这种从内容出发，把作品的思想性放在首要地位的做法，正是我们革命文艺的最重要的革命传统。如果说，旧时代传统戏曲的移植剧目往往在艺术和形式特点方面考虑较多，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较丰富的经验的话，那么，当前的移植改编工作却应该有着更高的目的，应该首先从思想内容出发，并且把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统一起来。对当前的戏曲来说，剧目的移植改编应该兼具思想革新与艺术革新两种目的；对新歌剧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发扬革命歌剧的战斗传统，更好地提高歌剧的战斗力。 在移植改编工作中重视剧目的思想内容，必然会导致歌剧的戏剧因素的加强。歌剧《夺印》给人的另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有戏。《夺印》的原作本来也很有戏，它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人物是在矛盾冲突中行动，特别是作为党的领导的正面人物何支书，更是生活在矛盾的中心，而不是游离在矛盾之外的。歌剧《夺印》的舞台也十分重视发挥原作的这一长处，在很多地方都具有打动人心的戏剧力量。如陈瘸子拉拢何支书劝饭的一场，荡边的一场，在陈友才家探病的一场，以及大队仓库栽赃斗争的一场等，都是既有人物，又有很紧凑动人的舞台处理，很能抓人。有时候，即使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也没有忽略创造出很深刻的戏剧效果，如第一场和第三场中关于分稻种问题的辩论，最后只用退还领稻种的条子这一简单的情节，就生动地描画出群众的不同的性格和心理活动，使群众“活”了起来。又如第六场的结尾，戏本来是围绕着仓库少了三千多斤稻种的问题对丧失了阶级嗅觉的陈广清进行思想斗争的，在最后却忽然闪出一个队长奶奶，只说了一句：“我才打的灯油又被你们熬光了。”这一句话既交代了这场思想斗争的紧张性，又写出了队长奶奶的性格，同时又使这场戏煞得很有分量，很有戏。 作为一部歌剧，只有戏是不够的，还要有腔；同时，有腔还不够，这些唱腔还必须用的是地方。过去确实有一些歌剧，也很有戏，甚至有腔，可惜有戏的地方往往不是有音乐的地方；等到音乐出来时，却又和戏脱了节。看这些歌剧就像看不适当地加了唱的话剧一样，是不能满足歌剧观众的要求的。看戏曲名家演的戏，就绝少这种毛病。比如昆曲《林冲夜奔》，本来只是重点刻划一个林冲，后来改编成为京剧《野猪林》，多了鲁智深和林冲娘子的戏，增加了两个主要演员，这样，如果不让他们好好地唱一段，那就无异委屈了这两个戏剧人物，自然也就委屈了这两个主要演员。戏曲中因人设腔甚至因人成戏的习惯是早已形成的，用戏来迁就人的做法固然不好，但是，如果能够结合得恰当，又能够相得益彰，就会有利于艺术流派的发展和艺术水平的提高。看中国评剧院的《夺印》，在这方面也很有启发，他们既然让马泰演何文进，张淑桂演胡素芳，魏荣元演陈友才，席宝昆演陈瘸子，花月仙演烂菜瓜，就得让他们都有可能演出一场重头戏，有一段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的唱腔。果然不失所望，这些戏、腔和人都结合得很好，既有戏，腔又用的是地方，又有助于人物的刻划，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在这个戏中，对评剧男角的腔调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像何文进劝说大队长陈广清的那段“二六板”的甩腔落板；陈友才在黑鱼嘴畔回忆往事的那一段七十多句唱词的大段唱腔的设计以及最后的快速甩腔落板，都是过去男腔所未见的。又如，张淑桂演的胡素芳，吸收了西路评剧高亢的音调来表现这个青年党员的坚强性格；花月仙用绕口令式的快速垛句唱“您看看这是一碗又热又粘又香又甜、嘀溜溜的圆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的大个元宵”，也很符合“烂菜瓜”的个性，又有音乐特色。有没有这些重头戏和重要唱腔，对一部歌剧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决不仅仅是照顾一个主要演员发挥其艺术才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有助于更突出更有血肉地刻划剧中的人物。席宝昆演的陈瘸子尽管前面演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最后在黑鱼嘴的那一场瘸子赶路的表演和唱，就会使人感到他的音乐形象尚未最后形成。胡素芳在仓库的那一段高亢的唱腔和何支书劝说陈广清的那一段“二六板”，也有同样的作用。这对于歌剧来说，都是重要的艺术经验。 《夺印》这部歌剧的音乐，就其现有的成就而言，是令人满意的。这里面不仅有戏，有人物，而且也有许多较好的音乐刻划，这三者也都结合得较好，基本上符合作为一部歌剧的要求。首先，从整部歌剧的结构来看，七场戏中，除了第一场比较着重在交代情节、音乐的刻划也比较分散以外，其余六场，每一场戏都有一个中心事件和几个中心人物，比较集中，因而也就有可能进行较集中的音乐刻划。如第二场是以陈瘸子这个人物为重心的，第三场荡边放水救麦苗有一场以胡素芳为核心的群众场面表现了较强的歌剧性，第四场陈友才家有一段陈瘸子与何支书的尖锐冲突，第五场仓库栽赃使胡素芳的性格发展进入了高潮，第六场是何支书与大队长陈广清的斗争，最后一场表现了陈友才的觉悟。歌剧音乐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剧情来孤立发展的，它必须跟着戏跑，服从于戏剧因素的需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面，像这部歌剧的结构那样，在每一场戏的中心事件中都有几个人物为主体，都有一段他们的重头戏，因而也就有可能给他们一段重头的唱腔。这样，往往是戏演好了，人物也就更完整了，音乐形象也更鲜明了。这并不是说这个人物在这一场戏以后就停顿了下来，他的性格和音乐形象以后还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在一定的时候给他一个集中刻划的机会无论如何是需要的。《夺印》作为歌剧结构的这种优点正好是戏曲剧目所惯用的优点，我们的戏曲剧目可以从本头戏发展为折子戏，看来也是和这个优点相联系的。这种方法和传统章回小说的写作方法也很类似，而且是符合我们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的。 在这几场戏的音乐中，我觉得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比反面人物好，其中特别是胡素芳和何文进的音乐。胡素芳的音乐在前面几场不算突出，除了在第三场带领群众在风雨中冲上场排水保苗有一段很动人的表演和较短的唱腔以外，一直等到第五场，她的形象才突然高大了起来。当她被栽赃受屈以后，不但没有被吓倒，相反地却用高亢的音调和有力的节奏唱出了《一见口袋我明白了》。这一段腔调充分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精神面貌和坚强的性格，同时把当时的抑压气氛扭转了过来，塑造出了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青年共产党员的音乐形象。可惜的是这个人物的音乐没有取得一贯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五场以后就中断了，人物好像也消失了。在这一点上，何文进的音乐倒是从头贯串到底的。他的腔调，从第一场开始，就显得富有感情，和这个人物的热爱群众、热爱革命事业的性格是相吻合的。第四场何文进去陈友才家探病时，和陈瘸子、友才妻的一段三人对唱可能是这部歌剧安排得最巧妙的唱腔了。在这一段中，各唱各自的内心独白，却又是相互间针锋相对。这一个说“我定要将友才抓在手里”，那一个说“我定要下好这着棋”；这一个接唱“我定要包好皮儿不漏馅”，那一个唱“我定要揭开盖子见根底”。这种对唱是十分富有戏剧性的。此外，何文进在以后的好几场里，都有不少重要的戏和重要的唱腔，如他劝说陈广清和开导陈友才都很有说服力，这就使得他的性格和音乐形象都能够继续发展。 当然，这部歌剧尽管在戏剧结构、人物刻划和音乐唱腔等方面都有许多精采的地方，但恰恰在这些方面，却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里面，有些问题是戏曲原作本来就存在着的，移植改编以后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比如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刻划就不如正面人物好，尽管剧作者对他们的行动的安排费尽了心机，这批“夺印者”所设下的陷阱却是经过深谋远虑、十分恶毒的。可是，在表现方法上，却在许多地方都把他们面谱化了。这些人物不是在戏剧行动中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而是一开始就明白地声明自己是坏人。像陈瘸子一出场就劈头唱上一段： 想我过去多自由， 我是财主的好帮手， 催租逼债拿回扣， 开行用的大小斗， 凡事只要手上过， 粗糠也能榨出油。 …… 这样的自白，好像是戏曲中的“自报家门”的余绪。且不论这种程式在戏曲中的作用如何，但移用在这部歌剧上就值得斟酌。因为戏曲的程式和整个风格是相联系的，而在这部歌剧中片面的使用，不但和整个剧的创作手法不统一，而且会使人物的刻划陷于肤浅。同时，反面人物写得表面化，就很难避免对他们的音乐刻划也流于一般化。有些反面人物的唱腔听起来好像和其它歌剧大体一样，只有“共性”而缺乏个性，看来是和人物处理的表现方法有密切关系的。 归根到底，歌剧的音乐刻划看来不能离开戏剧刻划，歌剧的音乐因素不可能离开戏剧因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而不可分割的。从歌剧《夺印》的创作经验看来，似乎可以体会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思想内容，在于能否为了表现正确的思想内容而力求戏剧因素与音乐因素的完美结合。不考虑给音乐以表现机会，而只讲求戏剧性的做法，未必可以写出好的歌剧；离开戏剧要求来夸大音乐的作用，也未必能够写出好歌剧来。没有戏剧的音乐，那不过是化妆音乐会而已。事实上，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歌剧中越是富有戏剧性和进行人物刻划的地方，往往也是越需要音乐的地方，如果这些戏剧性段落能够主要通过音乐而不是主要依靠语言来表现，那就可以取得完美的结合，写出动人的歌剧来。换一种情况，如果一个作曲家拿到一个没有人物或没有戏的剧本而想写出打动人心的音乐来，恐怕也是枉费心机。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首先写出一部好的剧本，在这基础上，才能冀望产生好的音乐。在这意义上，戏剧还是要走在音乐的前面。 《夺印》这部歌剧尽管还存在着一些缺点，有些人物的音乐形象还不够鲜明，音乐的江南农村色采还不够强烈，演员也比较缺乏农民的气质，艺术上可能还有些粗糙，但是，它的成就却是主要的，特别是由于它继承了戏曲的群众化的风格，形式比较朴素，同时又具有尖锐的斗争生活的内容，看来正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做法，它比较接近于新歌剧革命传统的要求，相信我们的工农兵群众是会欢迎的。今后，只要踏踏实实地循着这样的道路发展，力求战斗化和群众化，新歌剧的舞台就一定会洋溢着蓬勃的生气，新歌剧的艺术形式也一定会完整和成熟起来。

第6版()专栏： 工作和劳动之间 ——六谈干部参加劳动 向霖 有这样一个县，农村基层干部一般都是参加劳动的。但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有的参加多，有的参加少，有的对干部参加劳动还有错误的认识，有的却强调一些实际困难，说什么“顾了工作就顾不了劳动，顾了劳动就顾不了工作”。好像工作和劳动之间有着什么不可克服的矛盾。 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任务确实很繁重，工作和劳动确也存在一些矛盾，这是事实。如何来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呢？县里的领导干部——县委书记、县长等，在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后，抽出一定的时间到下面去，一面参加劳动，一面了解情况。这正是“嘴说千遍，不如带头实干一遍”，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一带头，那作用可真不小。有个大队支部书记，自恃工作有成绩，很少参加劳动，群众原谅他，他自己也就不注意。在看到县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后，才认识到自己不参加劳动是不对的，于是脱下了新衣服，换上了劳动服装，和社员一起下地了。干部一参加劳动，把一些“早怕露水午怕晒，下午又怕风吹来”的不大出工的社员也带动起来了。 县的领导干部抽出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其作用还不止于此。他既可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了解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又可以检查党的各项政策在实际中贯彻执行的情况，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也可以检查自己在领导和布置工作时，是否有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毛病。这对领导干部说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教育。劳动能改造人的思想，培养劳动人民的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我们县一级的领导干部虽然一般经过较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但是要使一颗红心永不变色，使自己身上不沾染资产阶级的灰尘，适当地结合工作参加部分的劳动，还是有必要的。在劳动和工作中，领导干部督促和教育基层干部，反过来基层干部也给领导干部以教育和监督。 为什么有的基层干部会认为工作和劳动有矛盾，顾了工作就顾不了劳动呢？这除了干部本身对劳动的认识不足，或者自己的工作方法不对头，不会安排时间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从上面来的。县和公社的会议多，表报多，电话多，这无疑会占去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使他们处于为难的境地，到底是顾工作呢还是顾劳动？因此，有的基层干部对领导有“少在上边开会，多深入实际工作”的要求。县的领导干部结合工作，参加劳动，深入实际，就会了解基层干部的甘苦，了解他们的要求，也会发现自己在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促进自己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真正实事求是地布置工作，从领导角度上，给基层干部创造参加劳动的条件。 干部参加劳动是长期的事情，县的领导干部工作比较忙，不可能像基层干部那样多的参加劳动，但是在深入实际的过程中，挤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还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这对工作有好处，对基层干部有好处，对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也有好处。好样子应该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第6版()专栏：剧评 高甲戏的艺术特色 左海 在五月的首都舞台上，人们越来越多地争相观看泉州高甲戏剧团的每一场演出。作为一个优秀的地方剧种，高甲戏之所以能够吸引住广大的北方观众，显然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突出的艺术特色。 高甲戏这个名称，与京剧、昆曲等因地得名的剧种不同，它是由于剧种本身形成的特点而得名的。它起源于福建南部地区，最初的诞生地是南安县，后来以泉州为中心，流行于晋江、龙溪的农村和厦门等地，在华侨较多的东南亚各国也相当流行。据说，距今二百年前，在闽南农村，每当农闲季节，农民们往往化装游行，扮演梁山泊的英雄故事，并且逐渐搬上了“野台子”去演出，当时叫做“宋江仔”。因为演的都是武戏，演员手拿干戈，身穿铠甲，所以又叫做戈甲戏，戈字在闽南的读音为高，因此转称高甲戏。这个剧种在产生的过程中，又与当地的“梨园戏”、“木偶戏”等互相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但演武戏，同时也演文戏；并且吸收了外来的京剧和徽调的某些长处，终于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其他剧种所罕见。 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高甲戏的丑角。现在如果有人说，高甲戏的舞台，主要是丑角的舞台，这决非过甚其词。因为它几乎把丑角的戏演绝了，丑角在高甲戏中差不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也许有些人一听说丑角就不大喜欢，以为舞台上的丑角总不会是好人，其实不然，高甲戏的丑角有许多是善良的人物，称为“善良丑”。例如，《许仙谢医》中的医生徐乾，便是这种典型。丑角在高甲戏中有许多类型，无论男丑、女丑、文丑、武丑都还细分为许多名目，如文丑和武丑中各有长衫丑和短衫丑之分，而长衫丑中又分为公子丑、员外丑、袍带丑等等。这些显然是其他剧种所少有的。 丑角的表演艺术，在高甲戏的舞台上，真叫人越看越喜欢。比如这一次在京演出的剧目中有一出《笋江波》。青年演员李珍磊在这出戏里扮演花花公子吴世荣，他的演技可以算得是公子丑中绝妙的成就。笋江是泉州的一条江，这个故事在泉州民间普遍流传。故事的情节很简单，它描写明代泉州知府吴淳夫的儿子吴世荣，仗势欺人，企图强占渔家女江春姑为妾，春姑与其母设计将吴世荣赚至江心，推入水中；吴府家丁抬来抢亲的花轿，而春姑母女已飘然远走，在水里淹得半死的吴世荣被家丁救起，用花轿狼狈地抬回家去。当这出戏刚开始的时候，吴世荣尚未出场，先见他的一只手从幕后伸出，手里拿着大扇子，晃晃摇摇地自下而上搧了一阵，接着一跄步才全身出现。只见他宽袍大袖，举手迈步极尽其夸张之能事。他的舞蹈动作是那样轻捷、娴熟、飘逸而自然，放得开，收得起，毫无拘束，又非常有节奏。他的一言一笑，竟然会引起全身的每个关节都互相配合，处处都有戏，连眉毛和胡子也尽是戏，这就充分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花花公子的面目。这样的公子丑，真是得未曾有。一个青年演员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听说李珍磊是高甲戏名丑、现任剧团副团长许仰川的得意弟子，而许仰川的演技更加成熟，这从他在《连升三级》一剧中相士吴铁口的一段表演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连升三级》中的丑角更多，品类也更齐全。其主角贾福古是另一青年演员蔡友辉扮演的，他也是许仰川的弟子，在舞台艺术创造上有新的成就。有的人最初看见贾福古的形象和举动，觉得有些别扭，但是这种印象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逐渐感觉到他的表演是适合于角色要求的。演员在这个剧中人的表演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劳动，经过了认真的研究和不断的改进，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这个剧中的其他演员也都配合得很好。 今天高甲戏剧团的演员有老年的，有中年的，也有青年的，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老年的像团长董义芳、副团长吴远宋、许仰川等都有了四、五十年的舞台生活经验，每人都会一、二百出戏；中年的如蔡秀英、洪英年等也有二十年左右或更多的艺龄，每人也会近百出戏；青年演员如董仁雪、蔡友辉、李珍磊、施培明等，虽然参加演出的时间有的才几年，多的也不过十几年，但是也会二、三十出戏。只要好好加以整理或改编，旧的剧目一定还有相当一批可以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同新编的剧目一起成为高甲戏的保留剧目，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在整理旧的剧目方面，现在已有的成绩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例如《织锦回文》这出戏本来是元曲大家关汉卿的作品，但是它的原作早已失传，只剩下一个名目，而高甲戏却整理了这出戏，很可能这里头还保存着关汉卿原作的某些遗迹。至于高甲戏保存的民间乐曲遗产显然也很丰富。它不但以梨园戏的南曲为主调，并且还吸收了龙虎调、傀儡调、笼吹、十音和闽南民歌的曲子。不仅如此，它的唱词和说白中也保存着许多古代中原的音韵。当然，为了改进和提高剧本的艺术性，在继续保留许多古代中原音韵的前提下，我希望高甲戏的唱词和说白还要加以修改，使它们更加接近于今天在全国通行的文学语言。 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扬高甲戏的传统特色，我更希望高甲戏原有的水浒剧目，能够尽可能加以整理和恢复，并且应该增加一批新编的有关农民斗争故事的剧目。现时保存的高甲戏原有的水浒剧目，听说还够十五个晚会的演出需要，还有三国戏的数量也不少，可惜这些都不曾整理过。近来新编的剧目有郑成功的故事，很受群众欢迎；还有丘二娘的故事，同样受到欢迎，因为她是闽南地区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农民起义女英雄。不难设想，如果多编写这种阶级斗争的故事，效果一定很好。而在闽南，同其他地区一样，这一类的故事还有不少。除了十年国内战争期间工农红军的故事正在整理的以外，在历史上，宋末的曾少龙和詹铁义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元初刘德总的起义军和元末的吕光甫起义军，明代邓茂七和陈敬德的联合起义，以及温文进、陈日辉等的起义武装，都是在南安和泉州一带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把这些故事编成剧本，在高甲戏的舞台上演出，可能是比较适合的。 这一次，高甲戏剧团来京演出，我很高兴地看了几出好戏。为了表示内心的喜悦和祝贺，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高甲戏剧团的同志们，作为纪念： 二百年前唱宋江， 闽南村社梨园腔。 泉州处处传高甲； 水浒家家话晚窗。 莫怪舞台常有丑； 从知技艺本无双。 远来京国殷勤意， 相祝何须倒一缸！

第6版()专栏：论语说文 引用古书的方法 林曦 近年人们写文章喜欢引用点儿古书。考证孔子学说给哪个阶级服务的文章自然要引用《论语》；谈说杨花的知识小品也要引几句古诗和古医书。这没什么不好。因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丰富的。在无边的知识海洋中，经过长远的、艰苦的探索，流传下来的诗、文是宝贵的，是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很有用的。只要不是浮皮潦草地信手摘拾、装点门面，而是经过融会贯通，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引用些古书让古人的思想感情能和今天的群众见见面，自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古书是古人用古代的语言、文字写下来的，今天的广大群众并不是人人能读通的。因此，今天的文章作者在引用古书给群众的时候，就得动动脑筋，想想方法；而不能主观地以为只要照本直抄，自然人人能懂。 白话文章中引用文言古书，可以有三种方法：一种是融会重述法。引用者先把要引用的古书真正读通了，然后用现代的普通话重新把书中思想说出来，而且说得精采动听，不失古书真义。这是上等方法。毛主席引用《列子·汤问》上的愚公移山一段故事，就是这种方法的典范。试想：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而在大会上照念《列子》的原文，或者逐句讲书，会有几个人能听懂呢？引用这段古书所要达到的目的——说明发动群众可以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不是就难以很好地达到了吗？这种方法，我以为在今天的报纸、刊物上写文章引用古书时应当多用。就算重述得不像毛主席的《愚公移山》那样生动传神，只要能把所引用的那段古书直译为白话，不走样，不失本意，也就表示出了引用者对读者群众负责的精神了。也许有人说古书不好懂，很难重述。如果你对所引用的书既未能弄懂，不会用普通话说出它的意义，那你的文章中又何必一定要引用它呢？直抄自己不懂的古书，群众看了不是更加不懂吗？可喜的是，近年来采用这种融会重述法引用古书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了。甚至有些讲历史问题的文章引用史籍，也有意地采用了这种方法。 第二种是摘录解说法。先直接引用古书的原文，接着用普通话加以扼要的解说；或者在上下文的衬托下使所引古书章句意义自明。对于一般人较为熟悉或者常常为人引用的章句，是可以这样引用的。 第三种方法就是照书直抄法了。既不译述大意，也不说明衬托；只图自己省事，不管读者是否能贯通。自然，如果是学者写给学者看的专门著作，不译不解互相就能了解，那当然也可以用此法。另外，为了表明词语来源，说清史实根据，故意来个“有书为证”，那也无可厚非。然而即使如此，改用第二法不也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吗？ 在引用古书上肯为读者群众设想，多采用一二两种方法，就可以多出现一些明白可读之文，少遇到一些古奥冷僻的字。大家省下些翻查《辞源》《辞海》的功夫，多作些于现实生活、斗争有用的事，岂不很好？

第6版()专栏： 我喜欢新民歌 我是一个青年教师，非常喜爱《红旗歌谣》里的许多民歌——那丰富的想像，火一般炽烈的感情，以及豪放雄伟的气魄，在我脑子里留着深刻的印象。可惜这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民歌，这几年不多见了。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的，经常是些带有知识分子腔的新诗。这些诗，尽管作者在选词练句上下过一番苦心，也有一些诗确实写得不错，但是，我和我那些农村青年朋友总觉得美中不足。我们所以喜欢新民歌，一方面因为它好读好记，而且还因为对农业生产劳动能够起直接的鼓舞和激励作用。不久前，我碰到一位喜欢写民歌、现已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同学，因为看到报刊上很少发表民歌，他也不再写民歌了。 近年来，报刊杂志的编辑同志对新民歌重视不够，很少发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希望报刊能注意这个问题，以便改变这种情况，推动新民歌的创作进一步发展。 〔兰州　兰西夫〕

第6版()专栏：读者中来 对儿童歌曲创作的建议 最近在《歌曲》、《上海歌声》上，出现了不少为儿童所欢迎的儿童歌曲。但我觉得，在目前儿童歌曲的创作中，还应当注意几点： 首先是音乐工作者在加强对儿童进行关于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儿童的生理特点。有的儿童歌曲的音域不合乎儿童年龄的特点，孩子们唱起来很感吃力，这对儿童的发育是有影响的。 第二，要重视儿童歌曲的民族风格，多写适合农村儿童唱的歌曲。《歌曲》编辑部征稿中出现的《山里的孩子心爱山》，这首歌曲的鲜明的民歌风味和动听的曲调，很快就受到了山区孩子的欢迎。希望多创作这样的歌曲。 此外，要加强优秀儿童歌曲的评介工作。一首好歌曲，如果通过报刊的介绍，就能帮助教师们更好地选择教材和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这对教学工作是有相当补益的。 〔海燕〕

第6版()专栏： 丰收序曲（二首） 陈湘子 磨镰一个铁小伙，一个黑姑娘，谁也不吭声，脊梁对脊梁……两人磨镰刀，沙沙一个腔，共使一河水，同蘸明月光。一阵柳丝风，送来麦花香，镰刃磨锋利，麦收干一场。 打　镰叮当叮，当叮当！俩仨小伙抡大锤，个个脱成光脊梁；胡子老爹睡不着，呼哧呼哧拉风箱。公社社长是老铁匠，红光满面像关云长，笑望窗外的麦苗，镰刃上又加点优质钢。叮当叮！当叮当！

第6版()专栏： 《连升三级》速写　 叶浅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