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人民日报编辑部 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一场叛乱战争，已经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们的可耻的失败，在西藏绝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现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场革命，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继续。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就是说，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阶级将采取赎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舆论正在对西藏问题大谈特谈，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们认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分光荣，让全世界注意他们，让他们在全世界的议论中得到教育，得到锻炼。有些外国人说：西藏的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们应该获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独立”；而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对于叛乱的平定，则是“武装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希特勒”。这样说的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各国的反动派，例如亚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吴庭艳和蒋介石（但是他并不赞成西藏独立，而要求西藏归顺台湾）。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的一般政治态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例如印度的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所有上述的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数，在本国也是少数，但是他们控制着相当大量的宣传机器，一时显得颇为嚣张。世界上更多的人说，西藏的叛乱是反动的，平定叛乱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致支持中国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斗争。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数。他们包括各国的劳动人民，主张正义和进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对外国侵略外国干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懂得，赞成外国干涉西藏，就等于赞成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锡兰、柬埔寨、尼泊尔、伊拉克、古巴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内政，等于赞成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正义的声音暂时没有那批反中国的宣传机器所造成的喧声高。有些人感觉难过：好端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乱，岂不更好！他们的心是好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出，西藏叛乱既然发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这次叛乱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将最终结束外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这对于中印友好的真正巩固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对于这种种不同议论，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应该认真研究，得到教训，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对西藏问题大嚷特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也将会加以研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训。 我们现在想谈谈尼赫鲁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本报编辑部按：在我们写好这篇评论以后，我们读到了尼赫鲁总理5月4日在印度联邦院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论点并没有超出4月27日讲话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对它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 尼赫鲁先生从今年3月17日到4月底，在议会讲西藏问题，这是第七次了。尼赫鲁先生曾经多次表示同情所谓“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所谓“武装干涉”。在4月27日，他讲的话比较更有系统，本报已经在4月30日全文发表过了。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现在把他的话再引出一段，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他对于西藏叛乱和印度作用的看法的一个提要： “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质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尼赫鲁所谓西藏的“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没有说明。但是，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资料——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都属于三种领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和大部分牧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领地一部分属于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负封建政府各种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领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负。其余的领地是农奴主的所谓“自营地”。在这种领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领主只给一小块（约占领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给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领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剥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维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贷。大批农奴所欠的债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经欠了几百年的债。农奴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没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须由领主准假。 西藏的贵族是世袭的。全西藏现在有贵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财产多少而定。大贵族约占贵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们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几千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这些大贵族手中。贵族和农奴等级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见了贵族要回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讲话也要有一定的讲法，不许讲错。贵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认为违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统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贷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剥削，比官家和贵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剥削。寺院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农奴出身的贫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剥削者。寺院内也设有各种刑具和牢狱，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残酷的程度同其他农奴主没有两样。 大致说来，贵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败现象和内部斗争。在达赖喇嘛周围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员中，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赖喇嘛，并不是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经常把达赖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达赖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们知道，1855年，达赖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达拉宫暴亡；随后，1875年，达赖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暴亡。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者倾轧异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残酷了。1923年，班禅九世被迫终身逃亡内地；1947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并勒毙狱中；同年，现在穆索里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赖而毒死；1950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统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经济衰敝，文化落后，连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丝毫也不“温和”，丝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试问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闹的所谓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们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谁呢？你们所宣传的西藏的自治或“独立”是谁的自治或独立呢？你们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乱的失败是谁的失败呢？看起来，很多所谓“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们所同情的并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剥削者、残杀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脑。在西藏的大农奴主剜出农奴的眼睛和心脏来的时候，这些同情专家不觉得是悲剧，不向这些农奴主要求温和和人道。在这些大农奴主向驻守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解放军举行武力进攻的时候，在他们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们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同情家们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们要求温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军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豺狼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说，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的叛乱的失败而最后遭遇着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像潮水冲破了闸门一样地泛滥起来了。由此可见，进行这种叫喊的人们，除了有一些是出于误会以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梅特涅（注）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庭艳、中国蒋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注：克勒曼特·梅特涅从1809到1848年先后担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 1815年俄国的沙皇、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和普鲁士的国王为了共同镇压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神圣同盟”。后来，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参加了这个同盟。梅特涅是这个“神圣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人。） 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许多肮脏人物存在着重要的矛盾，懂得他们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鲁自己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们的所谓“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让他们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例如，他在1934—1935年在狱中所写的“自传”一书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现很多误解和偏见（他自己也说，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带着在资产阶级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见”），但是他仍然承认，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说：“经济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阶级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弃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阶级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鲁在这里说得很对。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调子！他或者是完全抛弃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见解，或者是实际上没有了解他所曾以为了解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阶级分析作为“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笔勾消，把极端对立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阶级，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鲁的这个企图是我们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阶级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问题，更谈不到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采取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绝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坚决反对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万人。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们已经说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骗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军队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以为整个西藏上层阶级都叛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赞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阶级也必须分别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们所一向坚持的政策。如果说，上面说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鲁在讨论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认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说来，他不但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极大多数被剥削者和极少数剥削者混为一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认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负责，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说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错误。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讨论的问题的当事人，我们认为，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逻辑，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许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许的。大家记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没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围。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没有变化的、与世隔绝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经讥笑我们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简单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断言我们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们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等，等等。现在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正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所有对于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诽谤，一概都彻底地破产了。停滞不前的、没有变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变而为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中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的停滞不前，不过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才真正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称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尽管也曾暂时迷惑过一部分群众，却真正被证明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们相信，中国历史的这个结论，尼赫鲁总理也是不至于反对的。但是按照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逻辑，只要他的同情不仅仅限于“西藏人民”，而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要变成为令人百倍难过的空前的大“悲剧”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比西藏的两万左右叛匪多得多，说他们不止是“上层反动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战争的规模也大得多，总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应该强烈得多。但是，据我们所知，尼赫鲁总理在同情整个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同情于汉族的“大农奴主”；而在同情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蒋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鲁先生可能说我们不公正，因为他所讲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和汉人是不同的。这就是说，汉人在西藏人中间领导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碍。西藏人和汉人不同，千真万确。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鲜族人，以及中国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也都和汉人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政府面前，存在着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我们是十分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培养了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并且在汉族人民中，特别是在汉族干部、共产党的汉族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中，认真地进行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教育。我们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办法，在汉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说服汉人，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其他的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西藏，为了争取西藏上层分子的合作，我们用了特别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保存着原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军队甚至它的货币，一直说服西藏人民暂时不要进行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像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所说，不给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权利，那么，那些叛国有据的反动分子早就会被逮捕惩处，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会拖延到现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那些反动分子采取了如此仁至义尽的态度，甚至在拉萨叛乱爆发以后，甚至在知道达赖喇嘛已经被劫出拉萨以后，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部队还是一直等到叛匪向军区直接发动了武装攻击的七小时以后，才开始举行还击。很明显，到了这一步，反动分子已经把和平解决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坚决讨伐和平定叛乱以外，任何其他的办法都没有可能了。人民解放军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萨地区的叛乱，如果它愿意先下手，当然早就可以把罗布林卡包围起来，使叛匪无法劫走达赖喇嘛。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三发炮弹打向宫殿、落入池塘的童话。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面对着这种严重局面，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针，正是说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民族问题始终是很慎重的，对于争取西藏上层分子尤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政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真执行，资产阶级或者其他剥削阶级就是想要这样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根本的关键仍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问题。尼赫鲁先生希望我们“争取他们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事实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纠纷和隔阂，基本上是剥削阶级造成的，剥削阶级也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纠纷和隔阂，结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谊。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蒙古统治者和满洲统治者压迫过汉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而汉族统治者也压迫过蒙古人、满洲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并且是革命主力的汉人，现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内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现在不是去压迫和剥削那里的少数民族，而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在一起，帮助那里的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压迫者、剥削者手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建立使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起来的基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汉族人员，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不但没有骑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头上摆威风，相反，他们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一道，做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常常不避艰险，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为他们的权利和幸福而斗争。这样，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一切爱国的、赞成改革的上中层分子，就同汉族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致，像汉族人民一样地推翻了他们本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的反动统治。这样，各民族的纠纷和隔阂的根源就消灭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获得了真正巩固的基础。这个过程，在内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都已经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领导改革的人员都竭力团结各少数民族的赞成改革的各阶层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间和改革以后都同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诚然，不可能没有斗争，而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族地区还曾经发生了武装叛乱。但是，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过的，这些藏族地区的叛乱，正是由西藏的反动分子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动起来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大农奴主的统治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变动，他们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挥保卫农奴制度的旧藏军、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并且继续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结。因为这样，在那里不但没有进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的叛乱。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来，西藏人民仍然是屡次三番地热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们担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大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义者诸君须知：西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们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们、鞭打他们、挖出他们的眼睛的魔鬼是他们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们相信那些帮助他们劳动和治病、不取他们一针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是他们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乱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沟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转瞬之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军收缴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缴了叛匪的枪枝，收缴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这三样东西把他们压迫得太惨了！他们给解放军自动带路，自动报告匪情，自动协助捕捉残匪，搜查枪枝。只是在拉萨人民法院一处，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缴来的枪几百枝。在山南，许多村庄的居民听说解放军要来，马上聚集起来向战士献哈达，献鲜红的桃花和嫩绿的柳枝，同时向解放军哭诉叛匪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罪行，要求解放军一定要替他们报仇。贡噶宗的叛匪曾在公路上挖了四条横沟阻挡解放军前进，但是叛匪一走，当地居民马上把壕沟填平。解放军一到林芝，当地的群众马上自动组成一支骡马运输队，帮助解放军运送弹药粮草，并且跟随解放军一道追剿残匪。这种感动人的例子是说不完的。叛乱一平，广大群众很快协助人民政府恢复秩序，很快在人民政府协助下转入生产。山南的春耕虽然因为叛匪骚扰推迟了半个月，但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播种期并没有延长。那里成群的人正在地里送粪、播种，整修渠道，并且唱出了多久没有唱过的欢乐的歌声。农民们纷纷询问什么时候分配土地。在根据群众要求，宣布叛乱头目的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以后，劫持达赖喇嘛的主犯之一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开苏溪卡的农奴，马上自动把所有劳动力组织成为劳动互助小组，共同耕种所有的土地，争取丰收。很明显，西藏的农民们相信，他们在西藏的土地上翻身作主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了。很抱歉，我们在这里的话说得太长了一点……但是，关心西藏的一切善良的人们请看，这一切跟清朝以来的旧式中国军队进驻西藏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不同！跟英国侵略军由印度攻入拉萨的时候所遇到的景象多么相反！试问：怎么能够把人民解放军跟西藏人民在一起平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叛匪的正义行动，描写成为民族镇压和民族侵略呢？ 尼赫鲁先生断言，汉族社会和藏族社会两者之间很难有任何会合点，冲破双方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不是没有作，就是作了没有成功。对于西藏的劳动人民，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由事实作了答复，而且将来还会作出更大量更生动的答复。就是对于藏族的上层分子，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变化。达赖喇嘛在被劫持的情况下完全自发地、秘密地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和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饶嘉错、阿旺嘉错、黄正清等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方面的显著证明的一部分。站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方面的，有大批西藏的爱国的上中层分子。拉萨的中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上中层分子的子女，叛乱一结束就来上学，而且人数比叛乱以前大大增加。可见，断言叛乱是民族性的“革命”，叛乱的平定是民族性的“悲剧”，是没有根据的。 有一些对中国并无恶意的印度朋友，由于受了长时间的有偏见的宣传的影响，由于他们没有直接看见西藏社会生活和人民解放军活动的真相，而他们的报纸又很少发表中国方面的完整的资料，一时误解中国的立场和政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水落自然石出。我们完全相信，那些暂时有所误解的、对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仍然将信将疑的印度朋友们，终会得出客观的结论来的。我们希望，尼赫鲁先生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当然，尼赫鲁先生有很大的自信，他有一套对于西藏问题的独立的见解。他倾向于假定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势力集团是一群纯洁的羔羊，因而甚至在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仍然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于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跟我们一样看，我们更不能要求尼赫鲁先生一定要改变他的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观点。在尼赫鲁先生的思想中，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我们不打算讨论应当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固然可以进行友好的辩论，也完全可以不辩论。大家家里的事情都很多，各人自扫门前雪就够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尼赫鲁先生在北京的时候说得好：“要把一个国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批印度人，其中不幸也有尼赫鲁先生，一定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主张办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和邻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是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吗？你的办法如果在印度行得好，那么我们再向你学习也还不迟。究竟有什么必要像现在这样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采取某种妨碍友好的干涉行为，这是我们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尼赫鲁总理否认印度曾经干涉西藏。他追述了印度独立和分治前后的情况，证明印度对西藏从来“没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我们承认，尼赫鲁的话，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合乎实际的，这就是说，印度政府不打算吞并西藏，或者派遣武力来干涉西藏的事务。印度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享有对于西藏的主权。印度在1954年4月同中国签订了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且随后从西藏撤出了自己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设施。这些都是中国人民认为满意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的干涉，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要说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西藏过去和现在根本没有任何方式的干涉，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人们记得，本报也公布过，1950年10月中国政府命令自己的部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印度政府就曾经经由外交途径进行干涉。当时，中国政府在下令进军西藏的同时，曾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谈判。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内政问题。但是，印度政府却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1日三次照会中国政府，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是“没有理由的”，说这对印度政府“是最为惊异和遗憾的”。照会中还提出，中国军队进驻自己的领土西藏，“将使对中国不友好的那些国家在这一国际事务紧急和微妙关头，有借口来进行反华宣传”；在联合国恢复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上“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并将使那些反对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国家获得有力的支持”；“会使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人士心目中产生偏见”；会使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就难于与此同时进行”；将不“符合中国或和平的利益”；“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已经影响到”印度与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对此，中国政府在答复印度政府的照会中曾经指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行使国家主权，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个问题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竟然利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威胁中国不得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罢了。在中国政府一再坚决地表示了这种严正的态度之后，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在昌都地区取得了歼灭企图阻挡进军西藏的藏军主力的重大胜利以后，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团才在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经过谈判，终于在同年5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重提这一段经过，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怎么能说，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西藏呢？ 不幸的是，这种干涉仍在以某种形式继续着。这种干涉发生在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之后，就不能不令人更为遗憾了。就以尼赫鲁总理本人来说，他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发表过的声明和谈话，其中虽有不少友好的表示，但是有些话我们觉得不能认为是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例如，他说，“北京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西藏自治地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4月13日）。“我衷心希望西藏人民将能维持并且享受他们的自治，而不受其他人的压迫和镇压”（4月14日）。试问：把中国对于自己的一个地方发生的叛乱实行平定称为“武装干涉”，称为“压迫和镇压”他们的“自治”，并且说什么没有遵守“对印度提出的保证”，这一切怎么能说不是干涉呢？印度政府坚持说达赖喇嘛不是被叛乱分子劫持的，而是叛乱分子的领袖，既然如此，印度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和尼赫鲁总理本人到穆索里的访问，岂不意味着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叛乱领袖的欢迎和会商么？由于印度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执行不干涉的政策，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执政的国大党主席甘地夫人和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都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自治国家”，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印度多数政党组织的“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印度的报刊公然污蔑中国政府“采取强盗行径和实行帝国主义”，污辱中国国家元首是“可恶的雪人”，并且要求召开有所谓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会议（注）式的会议来解决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西藏叛乱发生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就展开了一个诽谤中国的运动，规模之大，使人想起美国政界和报界对于古巴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干涉。试问，对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采取这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难道能说是符合五项原则吗？ （注）西姆拉会议是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会议”。这次会议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重要阴谋。参加会议的，有英国代表印度殖民政府的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西藏代表伦兴香托拉，袁世凯政府的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 英国代表一手把持西姆拉会议，在会上提出一个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承认西藏有完全自治权，不得改为行省”；“中国政府除西藏办事长官的卫队外，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之”；“英国人得在西藏自由经商，中国政府不得加以限制”以及“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英国政府得派代表常驻拉萨”等等。很显然，英国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要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由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统治西藏，奴役西藏人民。因此，这个方案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连当时的袁世凯政府也拒绝接受。 尼赫鲁总理说，印度对于西藏问题的反应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本能的，它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我们了解，印度人民对于中国的西藏人民具有亲密感情；不但如此，印度人民对于整个中国人民也具有亲密感情。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到处听到“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热烈口号，此情此景，恍如昨日。对于西藏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被用来作为一些政界人士损害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呢？这种逻辑具有一种显然的危险，因为，如果这样的逻辑是可以成立的话，那末，在西藏走上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强盛的道路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用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为理由，组织什么“支援阿萨姆邦人民委员会”、什么“北方邦事务委员会”，来干涉印度的阿萨姆邦或者北方邦的事务呢？西藏自治区政府以及整个中国政府，是否也可以把对于阿萨姆邦人民或者北方邦人民的深切同情宣布为一项基本政策，并且根据这种政策对那些邦的事务指手划脚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某种保证，那么，印度政府不是也可以干脆用对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对全部内政给予印度某种保证吗？同样，中国政府不是也可以用对印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内政给予中国某种保证吗？那还有什么和平共处，什么五项原则可言呢？世界不是就陷在互相干涉的混乱中吗？我们相信，我们的印度朋友一定跟我们一样，不会欢迎而且也无法容忍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 把印度方面前后两次对于中国西藏的干涉联系起来，人们不难看出，印度政府虽然不打算占领西藏，或者使西藏正式独立，但是的确力图阻挠中国在自己的领土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权。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在这一方面继承过去英国政府的传统：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有如印度对于不丹和锡金的“宗主权”。他们所谓的西藏“自治”，不同于中国宪法上所明文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是一种半独立状态。不错，西藏不是一个省，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它比省具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更多的权限，但是它决不是什么保护国——既不是中国的保护国，也不是印度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也不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什么缓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跟对于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等地方享有完全的主权一样，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是丝毫不容任何外国或者联合国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干涉的。因此，西藏的任何问题，都只能由中国解决，在中国解决，而不能在任何外国去解决。西藏的任何半独立状态不利于西藏人民，不利于全中国人民，不利于印度人民，不利于中印友好和亚洲和平，而仅仅有利于西藏的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和支持这伙卖国的、反动的大农奴主的外国干涉者，仅仅有利于那些企图在中印两国之间制造纠纷的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阴谋家。中印两国是两个爱好和平并且有悠久友谊的国家，我们两国有一千种理由要和睦相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而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要互相冲突，要设什么缓冲地区；如果硬要设，那就恰恰是要制造本来不存在的真正可悲叹的冲突了。鉴于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鉴于印度一些并非不负责的人士的言论，我们认为，彻底澄清这一点，对于巩固中印友谊是十分必要的。尼赫鲁总理在4月27日讲话中提及五项原则的时候，只说到“互相尊重”（这无疑是必要的），而没有说“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是五项原则的原话，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我们希望，这不过是一种疏忽。 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带有时代的特征。印度是一个摆脱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它要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民族经济，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而且，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这就使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在国际事务中，以尼赫鲁总理为首的印度政府，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在执行对中国友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不参加美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的外交政策上，一般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意志，起了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大资产阶级却继承着而且企图继续保持英国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某些遗产。当然，伟大的印度人民对于印度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不负任何责任。我们也相信，不但印度人民，而且印度政府中的一切有远见的明智的人士，都承认印度的出路是在进步方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跟他们一样地认为，一个不久前才获得独立、而现在也还受着帝国主义干涉者威胁的国家的当局，竟然干涉自己邻国的事务，这是现代国际政治中一种令人惋惜的现象。 我们同尼赫鲁先生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大概是没有分歧的，就是中国并没有干涉印度的内政。中国人民只是在印度方面发出了大量的污蔑性的言论之后才开始回击的。尼赫鲁总理在4月27日的讲话中正当地谴责了某些印度人的旨在破坏中印友好关系的言行。可惜他随即集中力量攻击中国的反干涉言论。他说，“中国的负责人物对印度所作的评论和指责”，是“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但是，中国指责印度方面的干涉是有事实根据的，已如上述。中国舆论界怀疑所谓达赖声明的真实性，也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个声明中的大量漏洞和冒名顶替的痕迹，现在仍然是客观地存在着。很明显，那些把达赖喇嘛劫到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跟那些长期以来聚集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的西藏反动分子在一起，正在竭力利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来堵塞达赖喇嘛回到祖国的道路，而这是跟尼赫鲁总理多次表示的愿望不相符的。 说到重视事实真相和礼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印度的一些政界人物和一些报刊，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对中国所说的很多话，决不能认为合乎事实和礼节。我国人民注意到，尼赫鲁总理在这一方面不止一次地起了节制作用，这无疑是有益于中印友好的。但是，我们究竟不能说，在他指责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破坏十七条协议、提出所谓中国对印度的“保证”等等的时候，他的话也是合乎事实真相和礼节的。至于说到冷战的语言，那么，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咒骂中国是“新的和凶恶的帝国主义”、“扩张帝国主义”，攻击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是“军事干涉”，“殖民行动”，“强盗行径”，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冷战的语言”吗？对于这类“冷战的语言”，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们的报纸几乎守口如瓶。人们记得，直到4月18日，周恩来总理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出维护中印友好的热诚呼吁。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所换来的却是对于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的大事宣扬，却是对于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更放肆的攻击。退无可退了，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击。有人企图用“言论自由”来为印度的反华诽谤运动辩解。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难道中国人就不要言论自由吗？西藏是我国的领土，西藏问题是我国的内政，外国人尚且可以有所谓本能的反应，我国人民反而会没有本能的反应吗？现在，某些外国对于我们的诽谤运动似乎已经趋于低落了，理智正在重占上风，但是也还有极少数人企图继续扇风放火。可以正告这些人：你们的反华诽谤运动一天不停，我们的反击就一天不止。你们愿意用多长的时间我们就准备付出多长的时间，而且还准备着你们煽动别的国家来对我们进行围攻，也准备着在你们后面还有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的助威。但是，想用任何压力来干涉中国内政，来挽救西藏大农奴主的穷凶极恶的统治，那是毫无希望的。世界上一切反共反华的人们对于我们越骂得凶，就越能暴露他们的真面目，也就越能教育全世界人民。 如前所说，现在世界上议论西藏问题的人很多，他们的出发点也有许多不同。尼赫鲁总理跟许多对中国显然怀有恶意的人们不同，他跟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所以对于尼赫鲁总理的指责作这样详细的答复（当然在文章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了那些对我们显然怀有恶意的人），正是因为，我们怀有充分的信念：分歧是可以缩小的，争论是可以解决的。诚然，争论是有些尖锐，因为这是我们祖国和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所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争论从本质上能够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益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友好，并且在语言上也能够没有疏忽了友谊和礼貌。我们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的一些语重心长的、对中国人民十分亲切的话。他说，“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中印友好是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基础的，我们的基本利益相同，我们的主要敌人也相同，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共同利益，而落入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圈套。这次的争论虽然令人遗憾，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它不会造成敌对情绪，它不会动摇我们两国的友谊。尼赫鲁总理宣布：印度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友好的声明。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争论就会随之结束。中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干涉印度。我们还愿意郑重地告诉一切关心印度安全的全体印度爱国者：一个民主的、繁荣的、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家庭之一员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好的因素，而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对于印度共和国的什么“威胁”。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睦邻政策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我们两国近十一亿人民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就像喜马拉雅山的不会动摇一样，那些诽谤者的胡说八道是毫无根据的。在尼赫鲁总理1954年10月访问我国的时候，他曾经说：“中国和印度都是大国，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并且都已经坚决地走上前进的道路。这这两个国家彼此了解愈深，那末，不但亚洲的福利，而且全世界的福利就愈有保证。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紧张局势，要求我们共同为和平而努力！”我们愿意两国人民永远记住尼赫鲁总理在这里所指出的真理。跟中国人民一样，伟大的印度人民是一贯珍惜中印两国的友谊的。我们深信，那些毒化中印关系的谰言，随着对于事实真相的了解，随着两国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必将为印度广大人民所识破，所抛弃。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将在和平建设的事业中继续友好合作，并将继续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携手奋斗。

第3版()专栏：拉萨通讯　　谁应当受到同情　　——平叛后的拉萨见闻　　新华社记者　宫策 拉萨，这个座落在拔海三千六百多公尺“世界屋脊”上的高原城市，今天成了世界注目的地方。她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关注，有的人为她祝福，有的人却怀着“猫哭耗子”的心肠为她“悲伤”。 拉萨叛乱平息以后，在拉萨街头，你可以看到人们为新的生活而忙碌。有的在大力清除垃圾，有的在播种蔬菜。在清晨相遇的时候，藏族老婆婆们向你点头示意，她们把白灰粉撒在门前，表示“吉祥如意”。孩子们很喜欢亲近你，愿意帮助你做这样那样事情。在拉萨市郊，农民们把表示吉祥的红缨缚在牛角上，进行春耕春种。 人们照样过着他们的宗教生活。在街头，随时可以看到一些老婆婆坐在门边“念转经”。在大昭寺，喇嘛们照样在念经磕头。一个家庭妇女告诉我们说，从叛乱平息以来，她在家里从没有间断过自己的宗教生活。自从拉萨叛乱平息那天起，市内的建筑物上一直悬挂着五星红旗。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飘扬着各色各样的象征佛教生活的旗幡。 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曾经以最大的忍耐对待叛匪的挑衅，只是在从叛匪枪械库里搬出外国造的机枪和炮弹打到战士们头上的时候，在和平的希望最后破灭了的时候，战士们才奉命还击。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以高度的准确性，来避免损坏建筑物。在叛匪集中的建筑物内，窗户口的周围的确留下了弹痕，然而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解放军战士们抓到的俘虏最多。在功德林那个有名的寺庙里，本来有一百零九个喇嘛，可是解放军战士最后从那里俘掳了六百多名叛乱分子，叛匪司令部就曾经设在那里。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和拉萨市建筑工程处等机关企业的建筑物却受到了叛匪最大的破坏。叛匪曾用机枪和迫击炮向拉萨运输站发动了三次进攻，但是由驾驶员组织起来的机关民兵，英勇地打退了这些进攻。连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社这样一些机关，也都遭到了叛匪的进攻。汉族和藏族的编辑、记者们曾经在他们编辑部的院子里坚守了一个多小时，枪弹打进室内，叛乱分子挖墙洞攻进院里，一座楼房被叛匪放火烧毁。后来解放军战士赶到，才把叛匪击溃。 拉萨人日日夜夜为他们来生的幸福而祈祷，可是他们生前在上层反动集团的残酷统治下忍受着非人的生活。 当你到了当雄——这个离拉萨一百七十公里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当地藏胞都穿着非常褴褛的衣服。后来据了解，当雄一带还是西藏地区最肥美的牧场之一，可是那里的人民因为受到残酷的剥削，竟是那样的贫困。或许乡下的条件困难，而拉萨总不会如此。其实不然，到了拉萨，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普通居民也都同样贫困。你可以在市区内看到很多贫民窟，那里聚居着所谓“贱民”。在破烂不堪的帐棚边，污物狼借，他们赤脚、蓬头，身上都穿着非常肮脏破烂的衣服。当你走近帐篷的时候，那种贫困褴褛的景象，简直令人看了痛心。 但是，拉萨人告诉我们，其实现在的情况比解放前好多了，解放军进藏八年来，虽然遭受种种阻挠，他们还是努力给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哲蚌寺的一个喇嘛对我们说，解放军办了农场，使他们吃上了青菜，人民医院为他们免费治疗，公路修通以后，他回家时再也不需要艰难地远途跋涉了。叛乱平息以后，一些贫民和农奴得到了军管会的救济，有劳动技能的还开始得到了就业。 反动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在解放八年来，没有为这里的广大劳动人民做一点好事，相反地，当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西藏军区给予群众救济和发放农贷的时候，常常是前面发了种粮，反动分子在后面便收进了自己的腰包里。更野蛮的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还一直保存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残酷的统治方法。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人民的十六条刑典，是一千年以前的东西，直到叛乱平息以前还在用。解放军在平叛中缴获了大批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用的刑具，其中有挖眼睛、割鼻子、剖腹挖心等各种刑具。有一种挖眼睛的刑具，是用石头凿成的石圈，使用时把它套在受害者的头上，然后用锤打击头顶，眼珠即突出，最后用铁钩之类的东西将眼珠挖出，真是残酷之极。 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对于“枷锁”这个名词，除了在京戏“玉堂春”中在那个可怜的女囚脖子上看到它的形状以外，它在人们的脑子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可是，在拉萨却不稀罕。现在这里已经搜出了很多木枷、木镣，而其残酷性远远超过了历史剧中所描绘的那种情况。有一种木镣是用一棵一丈多长的几百斤重的树杆做成的，树杆被锯成两半，中间挖成可容人的小腿那样粗的孔，受害者五人使用一棵“树杆镣”，他们十条腿套进那个沉重的木头里，根本不能走动，白天五人一起站着，夜晚则用力转动一下树杆，一起躺倒在潮湿的地上睡眠。这种离奇的刑法真是闻所未闻。更残酷的是有一种囚人用的木笼，受害者站在笼中，头在笼外，毫无活动的余地，然后，头上还要戴三十斤重的石帽，经过这样野蛮的处置，受害者大都在一两天之内便被石帽压死了。现在，这些惨无人道的刑具，大都已作为上层反动集团残酷统治的活见证，由西藏的人民司法机关收集起来。我们在那里看到，那个用以挖眼睛的石圈，里层已经被磨得光滑滑的了。 平叛以后，军管会派在拉萨市北区的一个工作队，发现在一个有几十户的居民小组里，竟然选不出一个健康的人当组长，因为那个小组的成年居民，全是缺腿瞎眼的残废者。他们当中很多是被反动政府和贵族折磨成残废的。在拉萨市街头，随时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残废的人。 我们还参观了功德林，在那里，看到了寺庙里设置的一个专门审讯妇女的法庭。那里面阴森可怕，布满了成排的刑具和绳索，房子的中间和墙边排列了各种面貌可怕的凶像。到我们参观时，在右面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只被割下来已经风干了的女人的手臂，那只手的手指细长，指甲呈白色，视之令人发指。不要忘记，这是在念经的寺庙里私设的公堂，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仅如此，而且被要求作为“永远不改”的神圣制度，准备永传后世。 拉萨人还谈到这样一个可怕的情况：在西藏有两个蝎子洞，一个在山南地区，一个在布达拉宫下。山南的那个蝎子洞据说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这个蝎子洞是专门用来惩罚“犯人”的，洞下阴暗，蝎子丛生，当受害者被丢到洞下的时候，他们很快便会被饥饿可怕的毒蝎活活螫死。叛乱平息以后，军管会工作组的同志在布达拉宫下找到了那个蝎子洞，因为气候开始转暖，工作组已经在洞中捉到了一些蝎子。 世界上所有具有真正慈善心肠的朋友们，你们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该怎样来表示你们的同情呢？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统治下的人间地狱，但是，今天，他们的罪行已大白于天下。我们要为亲爱的西藏同胞们获得新生而祝福，为他们在生前就要得到一个极乐世界而欢呼。（附图片） 拉萨市各族各界青年5月4日举行盛大游园会，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图为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谭冠三同志在游园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长忠摄（传真照片）

第3版()专栏：　　国防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新华社5日讯　国防委员会今天下午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席主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和在京委员六十六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附图片） 国防委员会5月5日召开全体会议。图为刘少奇主席和委员们握手。　新华社记者　李学增摄

第3版()专栏：　　陈毅元帅向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临别赠言 军民团结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乌西迪克团长说：独立目标一天不实现我们就一天不离开前线 新华社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今晚举行宴会，欢送即将归国的以奥马尔·乌西迪克团长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 陈毅元帅在宴会上说，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这次在我国访问，对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战斗友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说，中国人民同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在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永远同阿尔及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陈毅元帅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还处在一个艰苦和困难的阶段。但是，法国殖民主义的一时猖狂并不表示它的强大，而只不过是它死亡以前的回光反照而已。阿尔及利亚人民没有在大炮和炸弹下屈服，也没有被阴谋诡计所蒙骗。相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民族解放军的斗志越战越盛，信心越战越强。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坚信：只要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军队团结一致，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总有一天会把殖民主义者从阿尔及利亚领土上赶出去。 陈毅元帅说，国际形势空前有利于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得到整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正直人们的支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最害怕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团结，以及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因此它们用尽一切卑鄙手段来破坏这种团结，企图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孤立起来，得不到相互支持，得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以便任意摆布这些国家的命运，放手镇压民族独立运动，重新恢复对于已经独立的国家的控制，但是，日益觉醒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帝国主义妄图用分裂世界人民团结的办法来挽救它们必然失败的命运，是一定要失败的。 奥马尔·乌西迪克团长在宴会上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解放军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所受到的热烈的欢迎。他接着谈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坚强决心。他说，阿尔及利亚将永远不会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基地，阿尔及利亚人民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民族独立的目标一天不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就一天不离开前线。 出席宴会的，有甘泗淇上将、彭绍辉上将、陈士榘上将、李志民上将、刘志坚中将、杨秀山中将、曹里怀空军中将、刘道生海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各国驻华武官和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蒙古驻我国大使馆外交人员也出席了宴会。

第3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阿军事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奥马尔·乌西迪克团长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周恩来总理和奥马尔·乌西迪克团长等作了亲切的交谈，并且和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合影留念。接见时在座的有杨秀山中将和张秉玉上校。

第3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波兰邮电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接见了以季格孟特·莫斯克伐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邮电代表团全体团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邮电部副部长王子纲等。

第3版()专栏：　　邓小平接见匈共青团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今天接见了以匈牙利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科莫钦·佐尔坦为首的匈牙利共青团代表团，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王伟等。

第3版()专栏：　　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5日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结束在上海和杭州的访问以后，今天下午乘专机由杭州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等，陪同贵宾们回到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周扬，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王雨田等人。

第3版()专栏：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我代表团前往斯德哥尔摩 新华社5日讯　中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在团长郭沫若率领下，今天乘飞机从北京启程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 今天一同启程的代表团成员有：包尔汉、喜饶嘉错、阿旺嘉错、乌兰、载涛、赵朴初。 张苏、达浦生、申伯沌、何成湘、张杰、谢鑫鹤、王拓、王明远等各界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其他成员廖承志、李德全、楚图南、吴耀宗、胡愈之、金仲华、孟用潜、区棠亮、唐明照、郑森禹、梁思成、辛冠洁等，已经在5月2日先行飞往斯德哥尔摩。此外，还有张致祥、冀朝鼎、朱子奇三人将从国外前往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将在5月8日到13日举行，是为庆祝世界和平运动十周年举行的。

第3版()专栏： 中越友协举行电影晚会 招待越南两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中越友好协会今晚举行电影晚会，招待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宣训委员会报纸和出版局局长刘贵淇为首的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以越南百科大学副校长黄春随为首的教育代表团。 出席晚会的有中越友好协会会长杨秀峰、副会长孙晓村等人。 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和在北京的越南留学生也出席了晚会。

第3版()专栏：　　不能借口宗教感情来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揭露印度干涉者的真面目 新华社5日讯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居士，昨天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印度某些政治家打着宗教幌子来干涉我国内政，实在荒唐。他说，印度干涉者口口声声大谈什么“宗教感情”，他们却不是佛教徒。那些人对西藏人民的“宗教感情”，真不知从何而来？这种感情倒不如说是梦想继承英帝国主义过去在西藏种种特权的感情罢了。 赵朴初说：我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可是，早在七、八百年以前，佛教在印度就已衰退了。当时，许多寺院、经典被焚毁，僧侣遭杀戮，鹿野苑圣地曾经成了养猪的场所。1956年我们到印度去的时候，只能在圣地吊古抒发思情而已。他说：这些人自己国家的佛教衰退了好几百年，现在突然来关心西藏的佛教，岂不是怪事吗？ 接着，赵朴初指出：至于印度干涉者对我国宗教政策的诬蔑，更不值得一驳。他说，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破旧的寺庙先后经政府帮助整修，许多佛教的文物都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如山西的云岗、甘肃的敦煌等等。业务中断了几十年的南京“金陵刻经处”，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帮助下，恢复并发展了业务。北京图书馆现在保存的一部金朝刻的“大藏经”，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战士在山西赵城县从日本军队手里抢救出来的，为了抢救这个佛教藏经，有八位八路军战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佛教界对这件事至今感念不忘。佛教徒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解放后更是大大提高了。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中，都有佛教界人士。而中国佛教协会（它包括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教派的代表人物）的建立和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并且，在政府的帮助下，还在西藏、内蒙古和云南傣族地区成立了佛协分会。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更是空前的。 赵朴初指出：西藏的寺庙和全国各地一样，得到保护，中央每年还给寺庙散放大量布施，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干部非常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习惯。而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所支持的西藏叛乱分子却在破坏宗教，他们把寺庙当作叛乱的基地，披着袈裟到处杀人放火。佛陀要弟子们“诸恶莫作”，而西藏的叛乱分子却是无恶不作。这种自称“虔诚”的佛教徒，事实上是一群凶恶的魔鬼。

第3版()专栏：　　奇怪的逻辑　奇怪的标准 北京武汉各界人士座谈尼赫鲁的讲话 据新华社武汉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势问题发表的讲话在此间报纸全文发表后，各界人民都非常注意，并纷纷举行座谈会加以认真研究。 武汉市工业战线上著名的红旗手康家坤说：尼赫鲁总理把中国人民对外国干涉者所进行的严正的反击说成是“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并且使用了冷战的语言”，而把印度许多政治家和报纸对中国一个多月来的诽谤倒说成“没有政治性”，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康家坤说：我国人民反击外国干涉完全是正义的，外国干涉者一天不停止干涉和阴谋活动，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正义的反击。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鄂城华光人民公社主任萧敬满说：尼赫鲁在讲话中说西藏叛乱的基础是什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言行说成“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什么“基于感情和人道原因的同情”。这些说法，才真正是不顾事实和礼貌。世界上什么人都知道，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爱国人民都拥护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可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支持西藏叛乱，企图破坏我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不是干涉我国内政是什么呢？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还公然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的像，这不是政治性问题是什么呢？尼赫鲁不同情广大西藏人民，却去同情和支持那一小撮灭绝人性的豺狼，这就是尼赫鲁先生的“人道”标准吗？ 各民主党派武汉市地方组织和武汉市工商联、侨联、宗教团体等方面的负责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在3日举行了座谈会。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胡文裕说：我们平定西藏上层一小撮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为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生，这是一件大喜事，而尼赫鲁却说成是“悲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难解。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徐雪轩指出：西藏叛乱分子的头目都是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同时又是英帝国主义长期豢养的走狗，他们想永远保持黑暗的农奴制度，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里通外国，背叛祖国，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尼赫鲁却说成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正是为印度干涉者和西藏叛乱分子在作辩解吗？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常委卢镜澄驳斥了尼赫鲁认为印度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对中国人民使用诽谤性言论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说法。他说，印度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把中国西藏地方说成是一个“国家”，印度人民社会党首领梅达说印度和西藏是“母子关系”，人民社会党领袖还表示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说什么独立以后的印度“享有发展那个国家（西藏）的垄断权利”，印度的报刊发出了连篇累牍污蔑中国人民的消息和文章，利用西藏问题放肆地攻击中国人民，挑拨中印关系，企图使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用这些冷战语言犹嫌不足，竟有人使用“热战”语言，提出要组织“志愿军”支援西藏叛匪，并扬言什么“如果印度遭到来自中国……的进攻就要进行自卫”。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为了分裂中国，为了达到他们“继承”英帝国主义“发展”西藏的“垄断权”的扩张目的，竟热到发狂的地步。这些事实世人有目共睹。而尼赫鲁竟说那“不是政治性的”，他问尼赫鲁：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达到什么程度才是政治性的呢？九三学社武汉分社副主任委员唐长儒指出，中国人民为了捍卫祖国的统一，对印度干涉者给以应有的反击，使他们头脑清醒点，是完全正义的，这和尼赫鲁所说的“冷战语言”有何共同之处？ 据新华社5日讯　首都北京人民在初步研究和讨论了印度总理尼赫鲁4月27日就我国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以后认为，这个讲话歪曲了西藏叛乱事件的真相，并且为印度的那些干涉我国内政的言行辩护。 参加这项研究和讨论的人范围很广，具有全民的性质。他们对尼赫鲁在这篇讲话中所提出的许多论点，都用事实作了对照。 尼赫鲁在讲话中，把过去一个多月来印度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发表的蛮横干涉我国内政的诽谤性的言论，说成是一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国际关系学院教师世策在讨论中批驳了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世策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什么“印度和西藏是母子关系”，叫嚷“西藏独立”，要使西藏成为“缓冲国家”，要由“印度召集”“西藏问题的圆桌会议”等等，并且组织了许多干涉我国内政的集会和各种机构来支援西藏叛乱分子，这能说不是“政治性”的吗？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也把西藏说成是一个“自治国家”，并且表示完全同情西藏叛乱分子的“正义事业”，印度驻伦敦高级官员、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也说：“我对中国统治西藏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西藏、印度和其它国家是否有能力起来抵抗进行统治的国家”。这难道不是政治性的煽动吗？印度官员亲自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印度某些驻外使馆的官方公报正式刊登了这个所谓声明并向驻在国散发；印度的人民院公然要讨论所谓西藏问题，这不是“政治性”又是什么呢？尼赫鲁在自己的谈话中，也曾说过什么“西藏人不同于中国人，中国人是汉人”，直到这次在人民院的讲话中就像谈论印度的内政一样谈论我国的西藏问题，试问尼赫鲁先生，这些难道不都是“政治性”的问题吗？世策在讨论中提出反问：如果印度某个邦也发生了类似西藏叛乱的事情，有着五项原则协议的友好邻国能这样来粗暴地干涉印度的内政吗？ 究竟是谁“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工人魏林在讨论中说，干涉者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武装叛乱前后，印度十几家报纸集中诬蔑诽谤我国，当时，我们并没有在我国的报纸上看到对这些诬蔑和诽谤的回击。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不让“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我国的舆论界在等待这些人的自觉。但是，我们的这种克制，反而被印度干涉者认为软弱可欺，他们不但不有所收敛，反而愈来愈疯狂，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干涉起中国的内政来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民，为了说明事实的真相，不让外国人干涉自己的内政，才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击。可是尼赫鲁在讲话中，把印度干涉者破坏五项原则干涉我国内政的语言，赞扬为“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而把我国人民正义的反击，说成是“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是“使用了冷战的语言”。宣武织布厂工人王传华说，印度干涉者们搞游行、画漫画、扔西红柿侮辱我们伟大的领袖，这已经不是冷战的语言而且是冷战的行动了。

第4版()专栏：　　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嚷仍未休止　　所谓“印度西藏友好协会”举行集会诬蔑攻击我国　　德里人民同盟通过决议硬说印度面临我国渗入威胁　　“印度快报”透露讨论西藏问题的全印大会正在准备 新华社新德里4日电　据“印度快报”今天刊登的一条发自穆索里的消息说，所谓的“印度西藏友好协会”3日在穆索里开会，在会上有一位被称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慕克吉公然叫嚣说，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中国必须给予西藏独立。 慕克吉胡说什么在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连续不断地、独有地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过去一直向尼泊尔纳贡，从而接受了尼泊尔对于这个喇嘛国土的宗主权。 慕克吉甚至还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歪曲地比拟为过去英国同印度之间殖民国同殖民地的关系。他说，既然过去对于印度拥有宗主权和主权并且把印度当作不过是一个附属国的英国人都能离开印度，那末没有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进步的和讲求辩证法的中国人竟要使用所谓帝国主义干涉和扩张主义者阴谋这种共产党的措词来絮絮不休地谈他们的宗主权。 从这样一个荒谬的、不伦不类的前提出发，慕克吉接着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使用武力或压力来占有别一个国家。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中国必须给予西藏独立，让西藏人自己为自己的进步而努力，而不强迫本来信奉宗教的人民去过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生活。 慕克吉还把西藏问题说成是对人类良心的挑战，并且希望中国倾听世界舆论和停止向友好的印度进行冷战。 据“政治家报”说，这个所谓的“印度西藏友好协会”还“批评中国对印度使用冷战语言以掩饰它在西藏的罪行”。 今天的“印度快报”还报道，德里人民同盟第七次年会5月2日晚上在这里举行的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公开要求“给予达赖喇嘛一切便利和自由来指导和指挥西藏人对中国帝国主义的战斗”。 决议还要求印度政府立刻采取措施来加强印度北部边境的防务，据说是“因为那里暴露在中国的渗入活动和不友好活动的面前”。 据“印度快报”登载的近东远东通讯社（总社设在伦敦而以孟买为活动中心）的一条消息说，印度的所有政党，除共产党以外，现在正在进行准备，要在5月28日在加尔各答召开一个讨论西藏问题的全印大会。这个大会将由人民社会党的首领纳拉扬主持。 消息说：“还有人建议召开所有亚洲国家会议使人们注意促使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来的西藏事件。加尔各答会议可能在这方面作出决定。” 还有消息说，美国已经成立了一个所谓“美国帮助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弗莱彻现在正在印度进行活动，据说他是在“设法估计美国将给予西藏人的援助的性质和数量”。

第4版()专栏：　　印度五大报使用如此宣传手法 大量刊载诽谤滥调极力少登我国言论 新华社5日讯　新德里消息：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首都的五家英文大报一方面用了大量的篇幅登载了歪曲这个事件的真相的消息以及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另一方面却用很小的篇幅和不重要的地位、通常是转引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来报道中国方面有关西藏叛乱事件的言论。 这五家报纸是“印度时报”、“印度快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斯坦旗报”和“政治家报”。 从3月21日至4月28日，这五家报纸每家都刊登了二、三百条关于西藏事件的消息，但其中关于中国方面的言论的消息，每家只刊登了三十条左右。这些消息来源大都是路透社从北京或香港或者美联社从东京发出的，对中国方面的言论都作了很多删节或者歪曲。 “印度斯坦时报”4月15日在最末一版登载了周恩来总理4月14日在招待班禅额尔德尼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标题只占一栏地位；班禅额尔德尼的答词只占一英寸半长的地位。 “印度斯坦时报”在19日发表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只用了七百多个字，这条消息所占的地位和它在同一页上刊登的达赖喇嘛的姐妹的照片一样大。其余四家报纸也只是刊载了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简单消息。20日只有两家报纸刊载了这个报告中有关西藏问题的一部分。其余三家根本没有刊载。而这些报纸却用通栏标题刊登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在刊登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时，“印度时报”在第七栏底下，使用了一栏宽的细体字标题：“周反复弹奏‘劫持’的调子”。 这五家报纸都用极其有限的篇幅刊载了班禅额尔德尼4月2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而且同路透社和美联社所报道的其他代表的发言混在一起。 只有“印度斯坦时报”登载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中的一封的照片。“印度斯坦旗报”和“印度快报”在里页发表了这些信，加上了表示怀疑这些信的真实性的标题。 各报在4月21日只登载了路透社发出的关于新华社政治记者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文章的简单摘要。“印度斯坦旗报”在第五版用一栏地位登载了这篇评论的摘要，只有一百九十个字。“印度快报”和“政治家报”到第二天才发表了这篇评论的摘要。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有的发言通常都被用一两句话带过，而所引“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文章和社论的话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决意拒绝它同印度和印度人民的友谊。它们对这类消息每天用这样的标题：“印度对西藏的同情触怒北京”、“北京的代表们再度攻击印度”、“中国报纸在加紧反对印度的激烈言论”、“北京更多的攻击：不许任何愚蠢的猪进入我们的花园”、“中国报纸不明说的威胁”。

第4版()专栏： 印度政府任命官员 安排流入印度的西藏“难民” 新华社5日讯　新德里消息：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政府已经任命外交部官员南达负责安排从西藏流入印度的所谓“难民”。南达已经于5月1日动身前往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 据5月1日美联社发自新德里的消息，南达当前的任务是“调查难民问题的规模，了解需要多少住房，大概还要决定是否准许和何时准许记者会见难民。” 这条消息说，印度“政府正在那里（阿萨姆邦）加班工作以完成为难民们修建的一个大营地的工作。” 据印度官方人士宣布，迄5月1日为止，这些“难民”的人数已达到七千人。这些人士说，在这以后几天内可能还有一些人进入印度。 印度报业托辣斯5月2日自提斯浦尔报道，“（印度）当局正在米萨马里（阿萨姆邦提斯浦尔东北）为难民建立营地。”报道说，“邦警察局还在米萨马里建立了无线电台。” 5月2日的“印度快报”说，由人民社会党主席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担任主席的所谓“中央救济西藏人委员会”正在负责“处理”给“难民”的“援助”。印度红十字会通过它在阿萨姆的机构也为“难民”提供了“援助”。“印度时报”5月5日说，国大党总书记苏契塔·克里帕拉尼夫人已于5月4日晚上前往提斯浦尔去“视察那里为西藏难民所作的安排”。她还将组织阿萨姆邦的“救济委员会”。 5月3日“印度斯坦旗报”报道，“不久前成立的帮助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的人民社会党民族委员会星期六（5月2日）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讨论了救济和援助工作的问题。”印度红十字会的代表和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出席了这个会议。

第4版()专栏： 尼泊尔大会党发表荒谬声明 妄想插手干涉我国内政 新华社新德里4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3日就已被中国政府平息的西藏叛乱问题发表一项声明，妄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 这项声明对于解决西藏问题提出各种主张。声明说，“首先，应当创造条件，以便使西藏能够实行1951年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所给予的自治权。其次，如果对西藏是否真正享有自治的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西藏人必须有权自己决定这个问题”。 声明认为：“如果这也不可能的话，中国应当同意让几个万隆国家进行调解，以便解决在西藏的内部自治问题上的分歧。” 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深恐自己对他国内政问题提出各种主张会受到指责，因此极力寻找插手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据”。它在声明中说，“有人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它不应当是其他亚洲国家从道义上给予考虑的问题，这种主张只会削弱反帝国主义的声音”。这项声明认为，西藏过去有时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有时则受中国人的统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觉醒时代，这种历史背景就不足以决定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声明接着说，这种情况使得重新确定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亚洲的大国“有责任”来“帮助”建立这种关系。 声明不分皂白地说，“如果中国因袭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的传统的话，那么，不但民族自由，而且世界和平与福利以及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它们的道德基础都将遭到损害。当然，如果中国企图根据帝国主义过去所用的旧标准来建立并维护它对西藏的主权，那么这就将是反动的”。

第4版()专栏： 美国财阀政客集会讨论印度局势 尼克松鼓吹美国应大力“援助”印度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华盛顿消息：由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的“国际经济发展委员会”4日举行会议，讨论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美印两国的三百多个大公司、私人团体和政府机构的代表。 据委员会主席约翰斯顿说，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在亚洲的事件正在表明印度的民主对亚洲的自由的未来有着关键意义的时候，使大家集中注意印度的发展问题。”有消息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内许多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一直在鼓吹对印度加强了解和进行拉拢活动。委员会这次会议讨论的题目就包括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所谓“竞争”、印度的政治局势、美国工业在印度的“机会”以及印度的五年计划的目的和结果等等。这是委员会第一次单独讨论一个国家的问题的会议。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前纽约州州长哈里曼在会议上鼓吹美国大力“援助”印度，以进行所谓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 据美联社的一条消息说，尼克松4日在这个会议上表示，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印度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内的事态发展可能比就要到来的同共产党人在柏林问题上的谈判更加重要”。这条消息说，尼克松说，“整个世界正在注视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在亚洲进行的谋求进步的斗争”。他说，共产党中国“正在不要自由的情况下谋取进步”，而印度是“在致力于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消息说，尼克松认为：“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内要回答的问题是，印度能够在保持自由的情况下获得这种进步呢，还是必须以牺牲民主的方法作为代价来获得它的进步”。据说尼克松强调“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亚洲和非洲新成立的国家有极大的重要性，对拉丁美洲也是这样。” 尼克松鼓吹美国加紧援助印度，他说，在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中政府的基金和私人资本“都是必要的”，但是应以私人资本为主。 美国前纽约州长、大资本家哈里曼4日晚也在这个会议上说：“虽然印度坚持说它奉行一种不参加集团的政策，事实上，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并且就基本的民主原则来说决不是中立的，我们的国家（指美国）就是基于这些原则的”。他说：“我强烈的感到，我们应该与欧洲的工业国家以及日本合作，设法（为印度）找到足够的财源。这件事可以在特定的基础上进行，或者通过联合国。” 哈里曼不久前刚到过印度，他还向美国资本家们解释说，由于印度政府说它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些美国人看来很不妥。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他们用这个字眼是一件好事情。在亚洲人民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字眼，在那里资本主义几乎等于殖民主义，或者说几乎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印度人从共产党手里把这个字拿了过来……”。 另据报道，美国参议员肯尼迪2日晚在北加利福尼亚世界事务委员会讲话时说，西方国家必须以每年十亿美元的投资来支持印度同中国进行“竞赛”，要不然，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的抗衡者的作用便将失去，共产主义将赢得它最巨大的不流血的胜利”，“整个自由世界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挫败”。肯尼迪要求稳定发展贷款基金会，并建议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国际联合使团来帮助印度实现从1961年开始的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

第4版()专栏：　　印度驻美大使高谈“美印合作” 要求美国给予印度“长期贷款” 据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印度大使查格拉在由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的“国际经济发展委员会”4日举行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要求美国和印度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他断言，印度现在是决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场，“如果民主在印度失败了，整个亚洲和非洲的自由将受到损害”。不过他承认，“民主”“自由”这些名词在西方已走向它的反面，他说，“我在所谓自由世界中看到了最糟的反动主义，独裁政权和反对自由的势力。” 查格拉要求美国给予印度以“长期贷款”，并要求美国私人资本在印度投资。他对美国的政界和企业界人士说，“在这个决定性的斗争中，在经济上同印度合作，那么你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将会比你给印度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和核火箭并且同印度签订最密切的军事条约时更为有效。”但是他同时要求他的“美国朋友们不要把他们的经济援助计划看作是他们共同安全计划的一部分。”而把“援助”当作“对付贫穷的运动”。因为“如果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把美国的援助看作是由于美国自己的利益而提供，或者更无礼地把它看作是美元帝国主义的扩张，那就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印象。” 查格拉还表示他不同意所谓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今天世界上面对的最重大问题。他说：“在我看来还有严重得多的危机……那就是世界分裂成发达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分裂成富裕的国家和濒临饥饿边缘的国家。”他说，“使我感到害怕的不是集权或专制思想的侵入，而是日益增长的贫穷的威胁。” 印度驻美国大使馆负责经济事务的专员布·克·尼赫鲁4日在这个会议上要求美国像以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那样来“援助”印度。布·克·尼赫鲁说，“这样一个外来援助的计划的绝对数字可能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印度对美国的）利害关系是这样巨大，在我看来，这种牺牲是很值得的。”

第4版()专栏：　　抗议白种暴徒强奸黑人女学生 美黑人大学生罢课 据新华社讯　纽约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农业与矿业学院的二千八百名黑人学生4日举行罢课，抗议上星期四个白种暴徒轮奸了该学院一个十九岁黑种女学生的暴行。 这个学院的黑人学生4日晚上举行了抗议集会。学生们决定本星期除罢课外，还要举行一系列抗议示威，以便引起公众注意这个案件，从而“使正义得以伸张”。

第4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西德外交官中纳粹分子比比皆是 柏林讯：德国统一委员会2日发给德国和外国记者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表明，前纳粹分子在西德外交部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材料指出，在大约七十个西德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中，有五十一个是由前纳粹外交官领导的。有五十多个外交官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有过违反人道的罪行。 西德外交机关中80％的高级官员是前希特勒外交官。 美国在波多黎各进行原子弹袭击演习 圣胡安讯：据波多黎各“公正报”4月30日报道，美国最近在这个岛国举行了一次所谓“原子弹袭击的演习”，“波多黎各人民对这次演习采取了极其冷淡的态度”。 在这以前，波多黎各的和平人士曾经举行过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在波多黎各建立原子基地，并且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波多黎各。

第4版()专栏： 英国宣传机器 竭力煽动对中国的攻击 新华社4日讯　伦敦消息：英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最近大肆诬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会议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对印度干涉者的严正谴责，并且百般为印度干涉者撑腰捧场。 英国新闻处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成功的手法”的文章，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对印度干涉者干涉中国内政的谴责说成是“共产党决定以展开攻击印度的宣传运动来掩盖它在西藏的侵略行动”。“中国人对西藏的侵略行动是太露骨、太明显了，对印度的指责是太荒诞了。亚洲舆论已经得到了自己的结论。”文章还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外国干涉者的义正词严的谴责说成是“威胁”，是“进一步采取了敌视印度人的态度”，是对印度的“攻击”。它对尼赫鲁说中国使用了所谓“冷战的语言”这一点大加赞赏，并且进行挑拨说，中国对印度的“攻击是否表明中国外交政策已经要永远强硬、永远残暴下去？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了解下一步亚洲将发生什么情况的线索。这是人们急切等待和彻底研究的一个线索”。 同一天，“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把中国人民对印度干涉者的反击说成是“恣意辱骂”。这家刊物热烈为尼赫鲁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喝采，说尼赫鲁“以庄严和坚定的态度逐一驳斥了中国的指责”。 “时与潮”杂志在2日也宣传说，中国对印度干涉者的反击使尼赫鲁“又吃惊又非常恼火”。它挑拨说：“印度现在不仅得面对北京的政治经济压力，而且还需要面对军事压力。” “观察家报”3日发表了两篇恶毒攻击中国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可怕的邻国”，它诽谤中国“决心要破坏它同印度的亲善关系”，并且硬说是中国发动了对印度的“冷战进攻”。 这家刊物的另一篇文章接着攻击班禅喇嘛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胡说，它写道：“至于班禅喇嘛说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引起了印度一些报纸的仇视和咒骂’，这就使人想到甚至这位半圣人都偶尔可能胡说。班禅喇嘛恐怕并不是印度报刊的经常读者。如果是的话，他几乎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报纸上关于西藏所写的最强硬的话与经常对巴基斯坦的攻击比较起来，真像祈祷一样的温和。” 这篇文章还大大赞扬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行动，它说：“必须说，他的行为从技术上说来是再好也没有的。在国内政治上尼赫鲁先生并不是经常顺利的。然而在西藏危机问题上，从一开始他就以一种轻松的自信来控制它，有时这种自信近乎愉快。”

第4版()专栏：　　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中 尼赫鲁再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 新华社5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5月4日在联邦院（印度议会上议院）就西藏局势进行辩论以后发表了讲话。 尼赫鲁在讲话中说，“不幸的是，在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关于我们在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这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在议会这里、的确还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些关于不许中伤或诽谤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之宽的，他或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可能是谴责政府的，而它常常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议员先生们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或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提出——已经提出异议。”他说，“这里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谈到在孟买有人侮辱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时，尼赫鲁说，“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同时也是要说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们对这些事实应该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关于事实的说明没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呆在这里，我们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论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 尼赫鲁接着谈到他4月27日在人民院（印度议会下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谈话，他说，“就重要事实而论，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谈到了，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没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没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说，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设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们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我们面前的问题比西藏问题——整个西藏问题——要严重得多，要深刻得多，虽然西藏问题是重要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事件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们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们的言行必须特别谨慎。现在我认为人们在这种场合讲什么话要有限制也要负责。” 他又说，“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话。我很遗憾地说，最近在中国，这种谴责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多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该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我们绝不能被人从我们的主要道路上引开，因为这在将来是会引起很大的后果的。” 在答复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是否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尼赫鲁说，“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所使用的言词究竟是包含同样的意思呢，还是在我们心目中有着某种不同的含义，可是——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优越——就印度来说，我们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原则。站起来批评别的国家或者为别的国家辩护不是由我做的事情。”尼赫鲁接着说：“我希望向对面的议员先生保证，就政府来说——我不能够代表印度每个老百姓讲话——我们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将努力遵守它们，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这样做。有些人肯定地——如（议员）古普塔所说的——利用西藏境内以及与西藏有关的这些事件的叫嚷说，印度现在将不得不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结盟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我们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误解。不结盟——虽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字眼——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主意，我们就马上失去我们所依靠的每一只锚，我们便将随波逐流。我们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这样我们便失去我们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总是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得到某种东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这也许是与本题不很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说，我们制订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们说我们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防御政策是对付谁的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某种组织的成员？我们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将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卷入军事防御和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还说，“我们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他说，“我们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愤而改变我们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们没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暂时发生的事情就使我们改变了。” 他表示希望：目前我们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渐渐消除。但是，他说，“我们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说是寄寓——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则）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不仅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他说，这些字眼像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失去它们的光泽，开始被人们毫无意义地滥用；事实上，就像甚至“和平”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像霹雳或者小规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他说，“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说，“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现在，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已经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语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责”他说，“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领袖们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责。这些指责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说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尼赫鲁在讲话中叙述他所知道的西藏叛乱事件的经过时强调指出，印度在拉萨的总领事不想干预西藏的局势。他说，“（对这位总领事）我们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说：‘不要牵涉在拉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3月）14日的事。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曾说过，在拉萨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说是否正确，我不知道。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3月20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领事馆内的总领事也不知道，人们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17日晚上，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萨。据他们说，在17日下午四点钟，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宫的一个湖里。噢，这使得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宫廷要遭到轰击，到处都要爆发战争’，于是他们就离开了拉萨。” 他又说，“据我所知——我并不肯定——即使在那时，他还没有离开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个打算一定是在后来拉萨遭到炮弹轰击的时候形成的。总之，在从11日到20日或21日这一周内，在这十天左右时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对此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在（3月）10日或11日以前，除了我们自然知道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拉萨和西藏活动以外，我们对于局势毫无所知。然后，我们面临了达赖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问题，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经拒绝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询问：‘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论多少难民都开放门户吗？’我拒绝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认真拒绝给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们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们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事情的经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简单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认为，这对我们究竟这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责出之于我们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确实使我们难过。” 尼赫鲁说，“现在我想只向你们谈几个事实。北京报纸上又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它们现在追述了1950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们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发出的一些备忘录。这是一些非常客气的备忘录。对这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提到这些备忘录，说我们当时写给他们的东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说我们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们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们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谈到班禅额尔德尼4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时，尼赫鲁说，“当我读到一位曾是我们的贵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讲话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说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们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他说，“现在，就我们而论，我们既没有从噶伦堡，也没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们给予避难权的毫无疑问的权利。我已经说过，达赖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他还说，“达赖喇嘛在这里并没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谈话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恭恭敬敬地说，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讲话的。” 他说，“此外，议员先生们也许在报纸的标题——因为标题用了一些奇特的说法——中看到我曾经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我会感到高兴。我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曾向我提出问题，我就说，‘如果他体面地回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要把达赖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他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烦恼的经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议你休息几天，安安静静地考虑一下发生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尼赫鲁在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他说，“我并不确切知道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声明中所说的，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么人们就很可以设想，除了所谓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既然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步骤，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无论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 尼赫鲁说，关于“难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现在有接近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难民”正在经过“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过不丹，有七百人已经到达锡金——共约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接受经过他们的领土的西藏“难民”，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这样，我们有着大约九千名 “难民”，我们已经负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责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他说，这些“难民”中一部分暂时收容在阿萨姆邦米萨马里的营场里，还有一部分将由西孟加拉邦修建营场来收容。他说，外交部已经指定专门的官员去处理难民的问题。 他说，“我们不会让他们像囚徒一样长久呆在营场里。事实上，我们给边境官员的指示就是要他们告诉难民们：我们并不负责无限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他说，“自然，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印度流浪。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除了在山区较冷的气候条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长住下去的——我们根本不能把他们送到印度其他地区去。”

第5版()专栏：　　徐州建井公司权台工区严密组织劳动充分利用工时 交叉作业　争分夺秒 本报讯　徐州建井公司权台工区，最近又找到一条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这条途径是：严密地组织各道工序各种工种的劳动，聚零为整地利用工时。由于劳动组织上的这个重要变革，使3月份岩巷掘进的平均日进度，比2月份提高了三倍，创造了全国岩巷单头月进的最高纪录。4月份又超额完成了计划。 权台工区是去年我国煤矿建设中的一面红旗，去年一年中，曾连续创造过六项快速建井的全国纪录。他们决心进一步深挖时间的潜力，使这对在去年8月1日动工的年产四十五万吨的新井，在今年就投入生产，为三亿八千万吨煤立功。 在规定的作业时间内劳动生产究竟有多大潜力？工区领导干部开始是心中无数的。当他们深入到吴修伦大班里，把每个循环，每个工种的劳动时间作了精确的研究以后，发现除了部分次要工序实行平行作业外，打眼、架棚、出岩等主要工序都在单独的时间内进行操作。架棚的时候，打眼工人等着，出岩的时候，架棚的工人等着，根据过去的习惯，一般都认为这几道主要的工序无法实行平行作业，因此，一个循环的时间（循环就是打眼、放炮、架棚、钉道、出岩等一整套作业的连续反复过程），一般都需要八小时左右。如果把各道工序各工种的劳动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就可以大大缩短工时。领导上参考了四川大梁山建井的经验，再进一步根据本单位各种作业的特点，把本来认为不可能同时进行的工序组织成平行作业，使若干主要的单项作业都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如打眼、架棚和出岩这三道工序互相利用空隙，同时交叉进行。架棚工利用重车与轻车交替时装岩机停止工作的五十秒钟间隙工作，在许多个五十秒钟中用分段作业的办法完成了架棚工作，节省了单独架棚的时间。这三道工序的作业时间过去需要花四、五个小时，现在可以压缩在一小时左右完成。由于高度严密地组织了劳动，向空间争取了时间，同时许多在无形中消耗了的零星工时，也被完整地利用了起来。每个循环的平均时间便从八小时缩短到二小时三十分钟。最快的缩短到一小时零五分。每天每班从平均做一个循环，增加到三点七个循环。每个循环的进度也提高了。 循环的时间缩短了，接着又抓紧每一道工序的作业时间，分秒不让地力求改进。例如，技术员范遗生从记录中发现架棚的时间落后了十多分钟，装岩机断链耽误了两分钟，当场便和小班长杨多文研究了改进办法，重新调度了劳动力，到下一个循环就缩短了十多分钟，这一天这个班八小时就做了五个循环，掘进进度达到八点二公尺。 严密地组织劳动之后，工区领导干部又深入检查各班进度，从比较先进和落后的当中发现差异所在，进一步提高工时的利用率。 吴修伦大班的新经验，不仅适用于煤矿的建井工程，而且适用于生产矿井，如果生产矿井的掘进工作普遍接近这样的水平，就可大大有利于解决掘进跟不上回采的矛盾，煤炭大面积高产也将取得更可靠的保证。 吴修伦大班的经验现在在徐州各煤矿已经开花结果。夏桥煤矿基建公司萧作意小组认真学习了吴修伦大班的经验以后，实现了班进双循环，提前十二天完成了4月份的任务。　（张竞、金惠风）

第5版()专栏：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是好办法 财政部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行这个制度 新华社5日讯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是正确处理基本建设中财务关系的一个好办法，今后应当进一步贯彻实行。这是最近财政部召开的基本建设财务拨款会议上得出的结论。 出席会议的代表总结了过去一个时期实行投资包干制度的经验，肯定了这个制度是在基本建设中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便于在基本建设中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的一种良好办法。 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就是在保证工程质量、不降低生产能力、不推迟交工日期、不突破投资总额和不增加非生产建设比重的条件下，把基本建设投资交由建设部门和单位，统一掌握，自行安排，包干使用。包得好的，投资少花了，国家不收回，由建设单位把节约下来的投资，使用到扩大生产上去。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已有一千二百七十个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其中有五百二十六个建设单位在保证不降低生产能力、不降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节约了占原计划30％左右的投资。节约下来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根据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用在增加生产性的建设项目上。 实行投资包干，促使建设部门和建设单位更加认真地贯彻勤俭建国、土方法和洋方法并举，大中小建设项目并举等方针，从合理安排投资、调整建设项目、修改设计定额、削减非生产性建设、降低造价等方面为国家节约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如广东江门甘蔗化工厂按照原计划，要求国家投资一千二百万元，主管部门只批准九百五十万元，实行包干后，除了增加生产能力25％完成建设任务外，还增建了一个年产一万七千吨的塑化剂厂。再如辽宁清河水库工程，国家批准投资金额为一亿一千八百万元，实行包干以后，只需要六千五百万元，而且工期可以缩短一年半。 这个制度还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沈阳冶金机械厂实行投资包干后，全厂职工展开讨论，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自己制造了50％的设备，减少对外订货，节约了大量资金，他们还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设计定额。这样，总投资额由包干以前的一千二百二十一万元降低到八百万元，工厂产量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工期从一年缩短到半年。 实行投资包干以后，建设单位和建筑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改善。过去甲、乙双方之间经常互相牵制，影响工作；现在，甲方公开投资额，乙方公开工程实际成本，双方合作得很密切。 投资包干制度由于适合基本建设大跃进的要求，因此得到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人，亲自主持投资包干会议，或者组织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现在，广东、广西、湖北、甘肃等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都发出了全面实行投资包干制度的通知。中央主管部门如冶金、煤炭、化工、石油、铁道、第一机械、水利电力、建筑工程等部，也作了具体布置，要求所属单位全面实行投资包干制。

第5版()专栏：　　既抓增产又抓节约 加强协作产销一家 广州从六个方面寻找原材料 本报广州5日电　广州市各工厂，采取六项有效措施解决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保证了跃进计划的实现。 广州市今年的工业生产规划，轻重工业都有很大的增长。因此对原材料的需要就大大增加了。如何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就成为实现今年跃进的一个关键。中共广州市委发现了这个问题后，当即确定以解决原材料问题作为组织跃进的一个重要方面。接着就在广大干部和工人中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伸手、等待思想，发动大家想办法攻破材料关。 广州市在发动群众解决原材料不足的运动中找到了六项具体办法。这六项办法是：一、清理仓库；二、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原材料大协作；三、利用代用品节约原材料；四、回收废品；五、自办原材料工业；六、多种经营。其中清仓、召开“骡马交流大会”（协作的一种形式）、利用代用品和回收废品等方法，对解决当前生产上的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仅在钢铁清仓中，清出的钢材就相当于第一季度上级分配钢材的五分之一左右。此外，还清出一批机械设备，有效地支援了当前生产。如广州钢铁厂、捷和钢铁厂等六个重工业厂，生产中缺少的七十多台电动机，就是在全市钢铁清仓中得到解决的。通过各区和各工业局分别召开的“骡马交流大会”，全市绝大多数工厂都拿出了本厂多余的物资支援别厂，也从别厂拿到了本厂所缺乏的材料。建国和南方电机厂制造了好几十台马达，但都因缺轴承而无法出厂，通过“骡马交流大会”，在兄弟厂的支援下，这批马达很快就安装好出厂了。遍布全市各街道、机关、学校的废品收购站为各工厂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原材料。中区五金厂用废钢材制成了一万多打市场需要的锁；志群电机厂用废品中拣出的黑铁皮、圆钢、锑等制成了四十台电动机。各工厂大搞技术革命，利用代用品来节约原材料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建国等电机厂的职工想办法改进了产品的设计，把封闭式马达的外壳去掉，改为露磁式的，可节约铁三分之二左右，使用质量相同。轻工业局的玻璃行业工厂，在烟煤缺乏的情况下，提出把半煤气发生炉改为全煤气炉的革新建议，现在不仅可以用白煤燃烧，而且节约了30％的煤，质量也很好。 远近兼施是今年广州市解决原材料问题的一大特色。除了用上述办法解决当前生产上所需的原材料外，中共广州市委和各工厂还采用自办原材料工业、帮助农村发展原材料基地和按行业建立了经常性互通原材料有无的“供销之家”等办法，来解决较长远的原材料供应。目前全市已有许多大中小型工厂采取土法上马、综合利用的办法自造原材料。中共广州市委在3月间专门组织了农村访问团。分赴海南、湛江、韶关、汕头和江门等地，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从技术上和设备上帮助农村公社建立和发展原材料工业。此外，全市还有几百家工厂按行业成立了“供销之家”，使同行业各厂之间的原材料互通有无工作能够经常化。 采用上述这些措施以后，生产上出现了新的局面。2月份产值提高了8％，3月份又提高了9％。　（赵颖采）

第5版()专栏： 吉林机械厂大闹技术革新 增产节约一箭双雕 本报吉林5日电　吉林省机械厂通过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达到既增产又节约的目的。这个厂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效率比去年平均水平提高近一倍，产品成本降低9％，原材料节约10％左右。 这个厂今年所担负的冶炼、轧钢、洗煤、排灌等设备的制造加工总量比去年增长一点二倍。原来计划需要相应增加设备、工具和人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结果，不仅原班人马可以完成任务，而且抽出了三百多名技术工人支援新厂。 这个厂技术革新运动的目标是“三高两低”，即要求作到产量高、质量高、效率高，并降低成本和原材料消耗。全厂工人紧紧围绕提高机械设备单位面积产量这一中心课题，从3月中旬以来已提出三千多项革新建议，目前已实现六百余项。锻造车间广泛采用胎具化，三个月完成了十五个月的工作量。机械加工车间普遍改进卡具、量具、刃具，并用“一床多活”、“串糖葫芦”的办法，把被加工的部件连串起来，一次加工十个到几十个产品。在节约原材料方面，工人们制定了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额10％的指标，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第一季度全厂就节约了近三百吨钢材。这个厂的锻造铆焊车间工人集体制定了“统一下料，大套小，小套了，小活不领料”的下料原则，使每块钢板的利用率达到97％以上。

第5版()专栏：　　潜力在分秒之中　　张竞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分秒失误，驷马难追。 时间，看不见，摸不到。在平常生活里，轻轻溜过一分一秒钟，也许很难觉察到有什么意义。可是，在现代化的工厂企业里，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的分工越细致，时间的概念就愈来愈具体每一道工序、每一种工种、每一部机器以至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活动，都要从一分一秒的时间计算效率。如果各个环节都能节省一点时间，相应地提高效率，那末，相互推动，聚零为整，工时的利用率就可以大大提高。相反，一道工序上浪费了几分钟，往往就会使后一道工序受到影响，有时甚至牵动全局，妨碍整个生产的有节奏地进行。从一分一秒之中来发掘时间的潜力，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这是一件大事，决不可等闲视之。 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时间的潜力呢？关于这一点，许多工厂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如节省辅助劳动时间，开展技术革新，改变工艺过程，提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效率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然而却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就是如何合理地调整劳动组织，严密地组织生产，在不加设备不加人的情况下，从劳动组织中寻找工时的潜力。权台工区吴修伦大班的实践证明：劳动组织的合理安排，潜力很大。吴修伦大班一共六十多人，3月份全班掘进日进度比2月份平均提高了三倍。4月份又超额完成计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什么改变，只是由于严密地组织劳动，充分利用一分一秒钟的时间。这说明科学的组织劳动生产该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工时源泉！？ 有人认为，时间是有限的，即使从劳动组织中来挖掘，也有一天要挖光了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从规定的作业时间来说，时间确是有限的，一小时只有六十分，一分钟只有六十秒，在一定时间里只能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量，任何工作的进展都免不了要受时间的约束。但时间的潜力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条件变了，时间的限度就会被冲破。譬如在手工操作的条件下，一分钟干不了多少活；在半机械化的条件下，一分钟的劳动效率就大得多，到了全部机械化的时候，一分钟就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革命不断发展，新的条件不断出现，时间的潜力也就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挖掘时间的潜力是永无止境的。问题是领导者要善于掌握客观的条件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在新的条件下去发现新的潜力，从而不断革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然，从劳动组织中寻找工时的潜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劳动组织是一个复杂的集体劳动的整体，它包括各道工序各工种以及参加这个劳动组织的每个人的作业活动，时间的潜力就隐藏在这些具体的作业活动中，如果领导干部不亲自到现场去，从跟班劳动中熟悉各工序工种的作业情况，就不能了解工人在每分每秒钟里的活动。挖掘时间的内在潜力，是一个极其深入细致的工作过程。企业的领导人员必须具有分秒必争的决心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权台区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 二季度已经又过去一个多月了，时间十分宝贵，我们必须紧紧掌握时间，把一分一秒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第5版()专栏：　　玉门油矿集中力量增产原油 重点突击鸭儿峡 本报讯　玉门油矿进入决定性的二季度以来，采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工作方法，使目前正在进行的高产、高质、高效率“三高”竞赛运动逐步深入。 玉门油矿为了确保二季度的生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首先采用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打歼灭战”的领导方法。加速开发鸭儿峡新油田，是今年玉门油矿生产建设重点中的重点；这个新油田计划生产的原油，约占全矿原油生产总数的40％。为了在第二季度内，把这个油田计划钻凿的新油井全部钻完，并迅速使之投入生产，全矿从吐鲁番、潮水、酒泉等盆地的新探区上，抽调大批钻井力量，参加鸭儿峡的生产建设工作。其次，在“分秒必争、斤两不让、日日增产、月月超额”的口号下，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此，全矿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号召职工掀起技术革新高潮。鸭儿峡地区的钻井队，除继续推广快速钻井法以外，已开始着手推广清水钻井、小井眼钻井、旋转混用钻井三大先进经验，使钻井速度提高25％到35％。 玉门油矿采取上述做法后，全矿生产建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全矿二季度的钻井进尺计划比第一季度增加了近一倍。（附图片）　　正在建设中的鸭儿峡新油田　　　　　新华社记者　傅振欣摄

第5版()专栏：　　叫电流穿过千重山　让河水灌溉万顷田 梅山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 新华社合肥5日电　治淮工程之一——安徽省梅山水电站第四台一万瓩发电机组已于5月1日正式开始发电。至此，梅山水电站就全部胜利建成和投入生产。 这个电站包括四台总发电能力为四万瓩的水轮发电机组，它发出的电流，通过高压输电线源源输送到安徽中部地区，供给钢、铁、煤炭等生产企业。 梅山水电站建设在梅山水库巍峨的连拱坝里，是1957年12月正式动工的。在建设过程中，广大职工提出“让电流穿过千重山，叫河水灌溉万顷田”的战斗口号，开展“多面手”运动，自找材料制造出一百多种施工工具和发电设备部件，克服了技术力量和某些设备不足的困难，使水电站的建设期限一再提前。四个发电机组的建筑安装速度一台比一台快：第一组比计划提前一百零五天发电，第二组提前一百五十天发电，第三组提前二百四十天发电，第四组的建筑安装速度，又远远超过了前三组。 现在，梅山水电站职工正在努力挖掘设备潜力，决心超额完成今年发电一亿二千万度的计划。

第5版()专栏：　　建设水电站　　　　　王立

第5版()专栏：　　跑在洪水前面完成基础工程 长江第二大桥桥墩出水 新华社重庆3日电　正在修建的横跨长江的第二座铁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水中的九个桥墩已在“五一”节前夕全部筑出水面。至此，桥梁工人已经赶在洪水前面全部完成了最困难的水下桥墩基础工程。在水中桥墩基础完成之前，岸上的六座桥墩、两座桥台和跨越成渝铁路的两座墩台，也在3月份全部修成。目前桥梁工人正在加紧灌注修出水面的桥墩墩身混凝土；钢梁架设的预拼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不久即可正式进行架梁工程。 这座大桥的水中桥墩基础工程，是在去年9月10日动工的，到全部修出水面只用了七个多月时间，比原订的跃进计划提前约一个月。 为了保证在一个枯水季节就把全部桥墩基础修好，职工们曾提出了“赶在洪水前面”的战斗口号。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风雨，连续紧张施工。领导干部轮流值班，经常深入现场，解决关键问题。机具不足，职工们就利用简陋的设备自己制造。他们利用土扒杆、土围堰等方法，解决机具、材料不足的困难，保证了快速施工。职工们并以英勇的气概，战胜了江底河床地质情况复杂的困难，用加长钢桩靴和用小钻头钻大孔的方法，使管柱顺利地通过了从未遇到过的孤石难关。共产党员焦其义所领导的装吊工班，首先试验成功用两台高压水泵带动水力吸石筒的办法，把阻碍管柱下沉的大卵石吸了出来，使工效提高二十多倍。机电部门的钳工、司机等，在3月份修筑水中桥墩的决战阶段，保证了机具正常运转率在95％以上，大大加速了工程的进度。许多情况表明，修桥职工的技术操作水平比在武汉长江大桥时期有了很大提高。

第5版()专栏：　　在东部工业区详探天然石油数千勘探人员汇集松辽平原 新华社长春5日电　松辽平原石油勘探工作正在大力进行。在这里担负勘探任务的，有地质部东北石油物探大队、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吉林省地质局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等三个单位的数千名勘探人员。松辽平原经过三年的勘查，已被确定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含油地区。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分布状况，尽快地在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特别是耗油量较大的我国东部地区找出石油，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已经决定把松辽平原作为今年我国石油普查探勘工作的重点。今年在这个地区，一方面将采取“撒大网”的方法，全面开展普查，以发现更多的可能储油构造；一方面要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在最有希望的储油构造上展开详查和勘探，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探明松辽平原的含油价值。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勘查松辽平原的总体设计已经编制出来了。在编制总体设计过程中，还吸取了匈牙利专家对地球物理勘探方面的意见。根据总体设计规划，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油源，并确定它的工业价值。 现在，曾经战斗在新疆的石油勘探大军和科学研究人员，以及北京石油科学研究院、石油学院的部分师生，正在陆续到来；大批的钻探设备已从空中、地上源源运进工地。

第5版()专栏：　　时间掉队了　　张竞　金惠风 清晨四时四十分，隆隆的爆炸声在权台竖井的岩巷尽头刚刚响过，二十多道镀灯的微光还在岩巷里交错晃动着，建井工人们便趁这个空隙开起“工间会”来。 小班班长赵传胜看了看表说：“同志们，离下班只有一小时二十分钟了，除去吹炮烟十分钟，还能再干一个循环吗？” 小班今天已经干过了四个循环，要在余下的七十分钟再走一个循环，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速度啊！可是赵传胜的话刚落音，绰号“上山猛虎”的五级打眼工邓从印就嚷道：“咱们保证啦，进！”说着站起来，迎着炮烟就要向里跑。赵传胜连忙喝住他：“等等，你先把怎么干的办法拿出来！” 赵传胜班是徐州建井公司权台工区吴修伦大班的一个小班。吴修伦大班曾在去年的井筒工程中夺得了月进度和平均进度两项全国冠军，荣获了煤炭部的火箭大红旗。今年，他们又决心在岩巷掘进上再创新纪录，赵传胜、杨多文和张祥德三个小班展开了热烈的竞赛，谁也不肯放过一分一秒的时间。 现在，赵传胜小班迅速作出了新的战斗部署。各个工种互相提保证。邓从印说：“只要棚子跟上，我保证把眼打齐，不误放炮。外号 “水中蛟龙”的扶棚工褚庆然马上应道：“棚子一定跟上，保证你安全，放心干吧！”装岩机手盛继宝说：“我保证四十分钟装完钎子。”赵传胜问他：“你和谁赛？”盛继宝还没有回答，推车工赵洪生接口道：“装岩机装多快，我就出多快，保证不误车皮。”赵洪生是班里出名的“飞车”，推起车来又快又不掉道。赵传胜听了满心欢喜：“好，把‘飞车’调过来，和盛继宝赛！” 时间一到，全班工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到了工作地点。 邓从印抢在最前面。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小伙子，是个硬汉子，打起眼来总要比别人多打个把。班长的动员令，把他全身的劲儿都鼓足了，端起风钻，哒哒哒，直向岩层里打。坚硬的岩石遇到这个“猛虎”，也好像软了三分，眨眼之间，钎子已经深深地钻进了岩心。 盛继宝操纵的装岩机，猛烈而有规律地前后返复爬动着，哗啦啦地把一斗斗岩石装进矿车。“飞车”赵洪生和王孝忠立即飞快地把装满岩石的矿车推出去。 用斧头砍削着棚架的褚庆然，乘着重车出去，空车尚未进来的五十秒钟的间隙，敏捷地跳到装岩机旁，支起了一根棚腿。第二个五十秒钟又在对面支起了另一根棚腿，到第三个五十秒钟，他又和助手毛在序扛起坑木，跳上装岩机顶，一人拿住一头，在棚腿上架起了横梁，动作之快，简直像玩魔术一样。在这短暂的瞬间，褚庆然蹲跃起落，每个动作都是那么准确、熟练，真如“水中蛟龙”，和“上山猛虎”邓从印，恰恰成了旗鼓相当的一对。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十二个人使着六台风钻同时在只有五平方公尺面积的迎头打眼。四个人在肩上扛着两台短钎风钻分打顶部的邦眼，四人用长钎风钻从他们的腿裆里伸进去打底部的边眼，另外四个人俯伏在地上打中部底眼。哒哒哒的风钻声振耳地响成一片。这时候，在顶炮眼里装完了炸药的赵传胜，正和扶完了棚子的褚庆然合打邦眼，赵传胜用肚子顶住风钻，从颈项里解下手帕，拿出包在里面的手表，一看，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五分钟了。他连忙把手表递给爬在地上打眼的郑玉龙和李从法看，前者是班里出名的“诸葛亮”，后者是工作最细致踏实的六级工，什么事情只要他们表示有把握，十九就可成功。手表在他们眼前晃过，郑玉龙嘴角露出了笑容，李从法则是一扭头，用全身的力量向风钻压去，赵传胜看了两个人的表情，心里更加落实了。 在这最后的五分钟里，钉道、装药、打边底眼、加工棚子、接压风管和接风筒等六项作业同时紧张进行。等到最后两分钟眼子打齐，风管接好，人们开始在钻眼里装炮药和紧急收拾工具的时候，赵传胜的钎子忽然牢牢地卡在钻眼里，怎么也拿不出来了。褚庆然一急，抡起大锤就往钎子上砸了一下，四个人上去使劲一拔，才把钎子拔了出来。 这天早晨六点钟，工区工会干部程茂在睡梦中猛听得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同时有人轻声喊道：“老程，起来起来，快写喜报去！” 程茂听出来这是值班调度员孙秀山的声音，知道一定是赵传胜班创造了新纪录，便一骨碌坐起来应道：“就去”。紧接着又说：“你快去把业余乐队的同志都叫起来。”这时候睡在北边铺上的党总支书记袁厚坤也醒了，对正在穿衣的程茂说：“你先去，我马上起来。” 赵传胜班的工人嘻嘻哈哈地从井下上来，天色已经大亮，清风从碧绿的田野上吹来。班进八点五公尺的成绩，使每个人的心里都乐开了花。到了更衣室，袁厚坤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他满面笑容地握住赵传胜的手，一面对工人说：“快洗澡，大家都等着给你们贺喜哩！” 会议室里坐满了换上干净衣服的工人，桌上摆着工会特为他们准备的大前门香烟。可是他们不是先接受祝贺，而是认真地开起班后会来。 赵传胜站起来说：“今天大家都干得很好。但是，我们有成绩也不能骄傲。现在先检查一下，看看还有那些缺点。” 会场的空气顿时变得严肃起来。第一个发言的是电工老牛，他指出盛继宝虽然干得很出色，但是他经常把装岩机开到轨道前头的底岩上去，这样容易损坏机器，也可能影响整体作业，跟着，盛继宝也作了诚恳的检讨，推车工王孝忠、张学庆和赵洪生都批评了白永兴三次没有及时向外推车的事情。因为他不遵守集体的纪律，延误了迎头装岩的时间，一次九十秒钟，三次就是二百七十秒，这些时间，几乎可供六部风钻同时各打一个眼。接着，李从法又把第一个循环和最后一个循环的作业时间作了对比，仔细一算，前者比后者多用了十五分钟，他说：“如果咱们都能以最后一个循环的劲头和方法去干，速度还会更快！” 时间对于他们是多么宝贵！即使一分一秒钟的过失，他们也从不放松。这是吴修伦大班工人的传统，他们就是在这样不断检查缺点中前进的。 会议结束后，等在旁边的报喜队敲起了震天响的锣鼓，会议室又变得热闹起来……

第6版()专栏：　　作好一切准备迎接夏季丰收 河南陕西积极赶制农具、安排农活、组织劳力 本报郑州5日电　为了迎接今年的小麦更大丰收，河南省掀起以改制夏收工具为中心的工具改革运动高潮。 目前，在河南省的千里平原上，七千万亩小麦已普遍抽穗。今年由于深翻、密植等耕作技术的改进，小麦生长得茂密而又茁壮。为了保证丰产丰收，河南省各地正在为夏收做好一切准备，收割、脱粒及一切为夏收服务的小件农具制造和改革工作正在进行。据最近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改革、赶制各种夏收夏种工具六百多万件。 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4月中旬联合召开了全省工具改革会议，全面研究和布置了夏收夏种工具的赶制和改革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各地规划，麦收以前，全省要继续贯彻执行“就地取材，就地生产，挖掘潜力，自力更生”的方针，改制、改革各种夏收工具九百二十二万五千件，夏种工具四百七十三万五千件，生产滚珠轴承三千八百万套，其中供应夏收工具用的一千六百万套。 在收割、脱粒工具的改制工作中，主要是因地制宜大量改制和推广小件农具。因为今年小麦生长茂密，有许多小件农具已不合用，需要进行改制，也因为夏收时间短，任务大，投入的劳力多，需要的小件农具数量很大。根据今年收割任务，一般地区小件农具都要缺少一部份。因此在麦收前，全省除组织专门力量大量修补原有小件农具外，计划生产镰刀五百万件，铲子一百万件，推广钐刀六十到八十万个，并且要大量改良石磙、组织桑杈、扫帚和磨刀石的生产。新乡专区要普遍推广已停止使用多年的钐刀，用这种钐刀两人一天能收割小麦十五到二十亩。 作好食堂工具的改革，是挖掘夏收劳动潜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据全省七个专区（市）的七十五个县（市）不完全统计，到3月底止，已有六万多个食堂实现了炊具半机械化，抽出了三十多万个炊事、磨面人员投入农业战线。因此，全省计划在麦收前大量推广各式改良磨，切菜机和吃水自流化，争取抽出更多劳力投入夏收。　（方徨） 本报西安5日电　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不久前发出做好夏收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由书记挂帅，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做好夏收准备工作。在夏收开始的半个月以前，切实把活路安排好，劳动力组织好，工具添修好，牲口喂养好，技术训练好。 陕西省今年共有二千三百万亩小麦和七百万亩夏杂粮，经过广大农民群众的连续奋战，普遍生长良好，比去年更大的丰收大有希望。由于这些小麦生长密度大，长得高，收割的工作量将比去年成倍地增加。为此，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在做好田间后期管理的同时，从思想上重视夏收的准备工作；并要求各县、社、生产队迅速地建立起夏收指挥部，争取颗粒归仓。 指示说，合理地安排劳力，是保证夏收顺利进行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必须把一切可能调动的劳力全部组织起来，保证大忙期有90％以上的劳力投入夏收。在安排活路的时候，应当把一切可以提前的工作，力争在夏收前做好。各地还应当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在早收地区与迟收地区之间，县与县、公社与公社之间以及公社内部，互相进行协作支援。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城镇居民，都要积极帮助农民抢收。 指示中要求各地立即开展一次以制造、改良夏收工具为中心的农具改革运动。各人民公社应立即对夏收具体进行一次检查，然后订出增补计划，组织当地铁木匠和农具厂，定质定量，限期制造。还要求各地商业部门在夏收前将夏收用的扫帚、杈把、簸箕、口袋、磨刀石等小工具供应到生产队。 本报西安5日电　陕西省各地已开始制造各种改良夏收农具。西安农业机械制造厂将在最近赶制五百部马拉收割机。这个厂最近试制成功自动喂入式脱谷机，正准备成批生产。各地农具厂相继开始生产大批镰刀。不少公社农具制造或修理厂，都正在赶制和修理各种收割、运输、脱粒用的农具。沿终南山北麓的公社，有的还派社员上山，砍伐作扫帚、木杈所需用的材料。

第6版()专栏：　　陕西小型畜力收割机 全国小麦收割机评选座谈会推荐的几种收割机具之一 全国人畜力小麦收割机评选试验经验交流座谈会上，认为陕西小型畜力收割机在这次参加评选的机具中是较好的。去年在全国农具展览会中，它也是一台受群众欢迎的收割机。现在陕西省已推广了三千部；经过生产试验及群众反映，今年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 这台小型畜力收割机是用双铧犁的机架和畜力双行棉播机的某些零件改装成的。在机架前横梁上固定前撑杆，右梁后端固定后撑杆，都以活肖与收割台绞接。收割台前定刀梁右端偏前三度。在地轮外沿缠绕直径为三至五公厘的铁丝，以免打滑，每圈间距为五至七公厘，不宜过小。另外增加了手动顶丝离合器，可在不割麦只运输的时候使割刀和木翻轮停止运动。 收割机的规格如下： 工作宽度　70公分 机身总重　122公斤 外形尺寸　长200公分 宽146公分 高185公分 割刀行程　7.62公分 刀片数目　固定刀片10个 活动刀片9个 压刃器　2个 传动速度比率　1∶16.8 直齿轮齿数　60，13　模数5 锥齿轮齿数　40，11　模数4 木翻轮直径　124公分 木翻轮辐条数　5 地轮直径　55公分 这台收割机的造价为七十至八十元，由二至三人操纵（包括收堆），一畜牵引，每日可收割二十至四十亩，可适应的麦秆高度为60—140公分，牵引力为五十公斤。 经过试验，它的优点有：（1）结构紧凑，用钢铁少，铁木配合适当，成本较低；（2）充分利用了双铧犁和棉播机，添置零件很少，并且仍能恢复双铧犁及棉播机的原状；（3）收割质量较好，没有漏割、撕裂现象；（4）传动方式合理，选择切割速度较好；（5）木翻轮调整简单，调节范围大，能适应不同的麦子高度。 但是，它还存在着以下缺点：（1）收割密植小麦时，割刀容易堵塞；（2）机器受力不均衡，操作费力，对地形的平整程度要求较高；（3）空行阻力大，占总拉力的61％，实际切割只用拉力的39％；（4）打滑率高，达19.2％，机器效能未能全部发挥；（5）收堆紊乱，转弯困难。这些缺点尚待在实际运用中注意研究，加以克服。

第6版()专栏：　　山西手推割麦机 全国小麦收割机评选座谈会推荐的几种收割机具之二 山西省太谷县农具车辆修造厂的手推割麦机，由一人推或一畜拉，每天可收割十五亩。全机的规格性能如下： 割幅　37公分 外形尺寸　长145公分 宽85公分 高88公分 重量　80公斤 刀片行程　7.6公分 刀片中心距　7.6公分 活动刀片数　6 固定刀片数　6 压刃器数　1 传动速度比率　地轮至割刀　1∶13.9 地轮至竹翻轮　1∶2 竹翻轮直径　136公分 地轮直径　55公分 割茬高度　9公分 全机由机架、切割装置、传动装置、收割台、竹翻轮、地轮、调节装置等部分组成。机子往前走时，行走轮转动，使同轴的链轮旋转，带动链条，使竹翻轮旋转进行工作；同时在行走轮轴上的齿轮，也带动了摇臂，摇臂又带动了切割装置的活动刀片工作。收割台的高低，可用升降器调节。在转动轴上并装有手杆式离合器，可以控制切割装置的工作。 这台割麦机的优点是：（1）结构紧凑、总体配置好，机构比较完善；（2）刀片及竹翻轮形式合理，能够自动放堆；（3）使用灵活，调节方便可靠，离合器机构齐全、可靠；（4）拉力较轻，仅40—50公斤。 尚待克服的缺点是：（1）有少量漏割和撕裂现象；（2）机体轻，打滑率高，达25％，影响切割，使割茬高低不齐；（3）切割速度低，每秒钟只有0.836公尺，切割密植小麦时就有堵塞现象；（4）侧轮有轧麦现象，没有分禾装置；（5）钢铁用量大，成本高，约一百九十元。（长度单位：公厘）

第6版()专栏：　　为根除蝗害而战　　本报评论员 蝗虫是我国冀、鲁、豫、苏、皖沿海及内涝地区农作物的重要敌人。为了确保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跃进，必须力争在最近几年内彻底根除蝗害。 解放以前，在反动统治下，农田耕作粗放，水利失修，更谈不上治蝗灭蝗工作。因此，每隔不了几年，就会发生一次蝗灾，严重威胁农业生产。1927年，山东省有六十九个县发生飞蝗，使七万百人流离失所，四处逃荒。解放后，有关地区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的连续不断的灭蝗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大部地区已经在大面积上大大压低了虫口密度，保证了农业的丰收；有些地方有蝗面积稳定下降，并出现了接近根除蝗害的先进地区。经过连年的苦战，我们也掌握了蝗虫发生的规律，积累了比较完整的一套经验。这是今后根除蝗害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不久以前农业部召开的冀、鲁、豫、苏、皖五省灭蝗会议，着重研究了根除蝗害的问题，并拟定了五省根除蝗害的实施规划草案。大家认为，根除蝗害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就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力争四年到五年或者稍长一点的时间彻底根除蝗害也是完全可能的。经过连年的防治，已积累了很多根除蝗虫的典型经验，给根除蝗害树立了榜样。山东省高唐县蝗虫面积由1952年的十七万亩压缩到1958年三千三百多亩。河北省丰润县过去飞蝗发生面积一百多万亩；经过连年防治，已减少到三十多万亩。加之人民公社的成立，更加有利于合理调动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灭蝗斗争。耕作制度、耕作技术的改变，以及水利化、河网化、园田化、园林化的逐步实现，都为消灭蝗虫孳生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以“除四害”的干劲，运用已有的经验，利用一切有利因素，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猛攻巧打，一定能在最近几年内根除蝗害。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又要重视敌人。必须看到，根除蝗害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能轻敌。我国蝗虫分布很广，据初步统计，五省蝗区涉及一百七十九个县，常年发生蝗害的面积大约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亩，洪水年份可扩大到三千万到四千万亩。各地蝗虫活动情况和自然环境又各不相同，因之灭蝗的措施也不相同。这都是根除蝗害的困难。困难是在任何工作中都会有的，在革命者的面前困难也总是可以克服的；克服它的办法就是加强领导，发动群众。 根除蝗害的战斗要从两方面同时进行：既要猛攻巧打大力消灭蝗虫，又要消灭蝗虫发生基地。蝗虫长期存在和猖獗的原因，其一是蝗虫繁殖力强、适应力强，其二是适宜蝗虫栖息繁殖的自然环境大量存在。因此，一方面必须大力消灭飞蝗；另方面必须积极改造有利于蝗虫孳生的自然环境。如果放松现有蝗虫的防治，条件适宜就会成灾和继续扩大蝗区面积，影响当前的农业生产；如果忽视消灭蝗虫发生基地，就很难作到根除。1959年是执行根除蝗害规划的第一年，必须在去年灭蝗工作的基础上，乘胜前进。要大大压缩蝗区面积，创造更多的无蝗害县、市和人民公社。这对于保证今年的农业更大丰收有重要意义，也可以为实现根除蝗害规划、彻底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蝗害问题奠定良好基础。 要赢得1959年对蝗害作战的全胜，必须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必须广泛深入地宣传根除蝗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通过辩论、算账、回忆、对比，鼓起更大的干劲，为根除蝗害而斗争到底。还必须逐级制定根除蝗害的规划，作为行动纲领。既要制定长期规划，也要制定分年度的规划。特别是1959年的规划，要迅速制定出来。除了有蝗省、县要制定规划以外，蝗区的人民公社、生产队都应当制定自己的规划，并且要把灭蝗规划列入本社、本队农业生产计划。还要建立和健全治蝗工作中必要的指挥和专业机构，作好虫情预测预报工作。在劳力和药械不足的情况下，更要合理安排劳动力，大抓工具改革，充分利用土农药，并解决灭蝗同其他农活的矛盾。 夏蝗发生时期就要到来了，我们必须及早作好一切准备工作，苦干、实干、巧干一年，打响根除蝗害的第一炮，为实现根除蝗害的伟大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6版()专栏：　　全民动手　根绝蝗害 安徽山东等省订出灭蝗规划 本报讯　农业部于4月上旬在山东济宁召开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省灭蝗会议以后，山东、安徽、河北三省先后召开了全省灭蝗会议，贯彻执行五省治蝗会议的精神，并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制订了灭蝗规划。 安徽省从现在开始，要组织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在麦收前组织大兵团作战，狠打夏蝗，要求沿淮滨湖蝗区把蝗蝻消灭在三龄以前，内涝蝗区消灭在孵化阶段；第二战役结合麦收，组织专业队扫残，做到收一块扫一块，麦收完，扫荡残蝗完；第三战役彻底消灭秋蝗，八月上旬一定要消灭秋蝗主力，紧接着连续扫荡残蝗。 山东省力争在三、四年内根除蝗害，具体步骤是一、二年根除内涝蝗区，二、三年根除沿湖蝗区，三、四年根除滨海蝗区。为了发动全党全民积极投入灭蝗斗争，保证这一规划的实现，他们将通过算账对比、辩论的方式，批判“蝗虫可治不可绝”的保守思想和“蝗虫不多了，不会出乱子”的自满麻痹情绪，树立根除蝗害的信心和决心。 大力消灭蝗虫的同时，还要结合水利建设、改变耕作制度和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尽早实现水利化、河网化、园田化、园林化，消灭蝗虫发生基地。 河北省正在举行灭蝗会议，江苏省对根除蝗害工作也做了布置。他们都已先后成立了各级灭蝗指挥部，掌握时机，痛击夏蝗。

第6版()专栏：　　发动群众讨论力争粒粒归仓 松滋收割油菜准备工作做得细致 本报讯　湖北松滋县八万多亩油菜已经硬粒，即将开始收割。目前各地人民公社在“大破油菜收割关，粒粒归仓得丰收”口号鼓舞下，从思想、组织、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全县今年油菜比任何一年都生长得好，产量高，成熟早。县委及早指示各公社作好油菜收割的准备。各地按县委指示，先后召开了劳动模范、老农、技术员等座谈会，专门研究收割中的具体问题。八宝公社白水淌生产队召开了油菜丰产能手谢尚志、油菜姑娘陈望及队长等十多人的座谈会，总结了去年的教训：由于准备不够，收打不细致，使四百四十亩油菜，每亩少收二十斤，全队要损失八千八百斤。从而认识到今年及早动手作好准备的重要意义。他们建立了由四万人组成的七百二十四个油菜收获突击队，打算在5月上旬动镰收割。 为了按时完成收割任务，各地还发动群众，对油菜方面劳动定额不合理的部分作了修改。同时，对收割工具也作了安排。

第6版()专栏： 制法简单　使用方便　效果显著 安徽采用土药防治小麦锈病 本报合肥5日电　安徽省各地人民公社正运用去年扑灭麦锈病的经验，采用各种土法来防治今年可能发生的病害。目前各地已赶制了各种土农药二亿多斤，各种喷药、撒药的器械也正在突击赶制中。 安徽各地小麦历年来都有程度不同的锈病发生，1954年、1956年和1958年麦锈病都很严重。广大农民在与麦锈病作斗争中，创造了很多有效的土办法。特别是去年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工作，发掘和推广了各种防锈的土法，全省的药剂防治面积有60％采用土法，大大减轻了锈病对小麦的危害程度，保证了小麦丰收。今年安徽各地雨水较多、气温较高，有些地方已零星地发现了锈病。为了及早防治，不让锈病蔓延，各地都进一步总结了去年的经验，因地制宜地采集各种对防治锈病有效的野生植物和赶制各种土农药。 在雨水过多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社员们都在小麦田里清沟排水，有的并结合施用草木灰、墙土、灶土等肥料，既可减少麦田的湿度，又能增强小麦的抗病力，使小麦不易感染锈病。在已零星发生麦锈病的地方，也都已用各种土农药进行了防治。 目前各地采制的土农药有六十种左右，经过省农业厅及各地农业技术部门的细致试验测定，约有半数以上的土农药，能使锈病的病菌孢子的发芽率减少90％以上，其余的土农药对抑制锈病病菌孢子的发芽也有显著作用。如群众普遍使用的以草木灰水、蓼草水喷射小麦病株，对病菌孢子的杀伤率达100％，用蔓陀萝水、蒿草水防治，杀伤病菌孢子的效率也达98％。猫儿眼也是各地都有的野生植物，它的杀伤病菌孢子率可达到92％。 各种土农药的制法都很简单。如猫儿眼草、红蓼草，每斤加五斤清水浸泡或熬煮后，将渣子滤掉，取其汁液喷洒即可。茶饼水一斤加五十斤清水熬煮取汁喷洒也有效。每斤食盐加一百斤清水融化后就可使用。其他如石蒜、大黄、苦树皮、蔓陀萝叶、蓖麻叶、百部根、闹羊花、狼毒根、黄蒿等各种野生植物，一般以一比十至一比二十的水浸泡后，取汁喷洒效果都很显著。 此外，各地农民都正在赶烧石灰，在淮南地区并以温泉水提炼硫磺，准备采用硫磺石灰合剂防治麦锈病。有的地方为节省硫磺的用量，采取土农药和石灰硫磺合剂混合使用，效果比单用硫磺石灰合剂还好。 很多人民公社一边制造土农药，一边赶制和修理喷粉器、喷雾器、小水龙等器械，以提高喷撒农药的效率，节省劳动力。

第6版()专栏： 海南岛崖县红旗公社番茅生产队社员在早稻田里喷药，防治病虫害。 李长永摄（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 四川绵阳专区抗旱保苗 本报讯　四川省绵阳专区人民为了争取1959年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已有二百万人投入了抗旱保苗、抢种抢收运动，确保苗齐苗壮，满栽满插。 4月份以来，绵阳专区大部分地区雨量很少，风吹日晒，水量蒸发大，不少冬水田脱水现泥。已播种的棉花、玉米、花生和其他作物，已有一部分因干旱缺苗。由于天旱，各种虫害也随之发生。地委在旱象刚一露头时，即重点加强干部力量，突击抗旱。随后，又发出了立即掀起抗旱保苗、抢栽、抢种、抢收运动的紧急指示。 地委指示发出以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仅潼南、射洪、剑阁等县参加抗旱的就有四十五万人。潼南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分兵把守在旱象严重的乡、社，经过抗旱，全县一万八千亩早稻已满栽满插，中稻也栽了十二万九千亩。德阳县黄许公社召开了生产组长以上干部会议，通过讨论，纠正了麻痹思想，激发了群众抗旱保苗的积极性。全社在会后组织了九千四百多人，成立了一百七十个抗旱队，出动了一百二十一架水车车水灌田，一天内浇灌薯苗四十七亩，棉花苗五十亩，小春田二百五十亩。绵阳县经过几天的紧张战斗，90％以上的旱田得到了抢救。 目前抗旱保苗运动正在全专区各个地区普遍深入的开展中。

第6版()专栏：简明新闻　　简明新闻 潮安凤凰茶丰收 广东潮安县凤凰公社的凤凰春茶，今年获得特大丰收。据已收的茶产量估计，总产量可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左右。春茶的质量也很好，已制的茶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优良的名茶。 该公社在采茶时，一直坚持着合理采摘，不伤折茶枝，在制茶时，贯彻勤工细制和使用改革的新工具，提高劳动效率。现在社员们正一边加紧制茶，一边源源不断地运销国内外各地。 （潮安日报供稿） 内蒙古播种甜菜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农民正在紧张地进行大面积甜菜播种工作。现在西部地区已经完成甜菜播种任务，东部地区播种工作即将结束。 内蒙古自治区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试种甜菜以来，效果很好，不仅甜菜含糖率高，单位面积产量也较高。今年全区计划播种甜菜五十五万亩，比去年面积扩大一倍半。 广东花生幼苗茁壮 广东省正在抓紧花生春播工作，到4月初，全省已种下花生三百多万亩，完成今年花生春播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早播的花生，幼苗已经出土，一般都比去年长得整齐茁壮。

第6版()专栏：　　董志塬上的“烽火”　　本报记者　柳梆　孙民 甘肃庆阳县西峰招待所的房间里温暖静谧，床单整洁，被褥松软。对于经过长途跋涉、舟车困顿的旅客来说，这是莫大的诱惑。掸去身上的尘土，草草洗刷完毕，我们就铺开卧具，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准备睡一个舒适的觉。 刚刚闭上眼，就被一阵急促而高吭的声音惊醒。定神细听，声音来自庭前檐下的广播喇叭：“公社的全体社员、各厂矿企业的职工、各机关学校的师生员工们！现在发布霜冻警报，大家赶快跑步前进，到麦田里和严寒展开斗争，维护我们的劳动果实！” 我们连忙披衣起床，来到院子里。招待所的全班人马——所长、会计、两个十七八岁的女服务员和一个老炊事员，都已背起柴草出发了。我们紧跟在他们的后面。黑暗里，只见大街小巷，人影幢幢。人们分路分片，涌向四野。邮电局的职工不愧是“消息灵通人士”，当气象站向防霜指挥部报告气温急剧下降、霜冻即将形成的消息的时候，电话总机室值班员胡淑英摘下耳机，立刻把同伴叫醒，敏捷地行动起来。他们是最先出现在南门外麦田防冻阵地的首批战士。马集生产大队的青年小伙子，听到警报，快马当先，一口气冲到麦田里。谁料地里已经有个黑影在晃动。走近一瞧，嗨！是马希文老爷。原来老汉凭自己的经验，早就料到今夜可能有霜冻。天刚黑下来，他就披上件老羊皮袄，一个人在麦田边守着。平凉购销站西峰分站汽车司机刘忠信刚从咸阳拉了一车货物进门，一看机关的人都防霜去了，他连汗珠也顾不得揩一下，挟起一捆柴草，鼓起勇气就上阵。十几分钟以前，还完全沉浸在夜的静寂里的西峰镇和方圆二千三百平方公里的董志塬，就在这刹那间沸腾了。 人们刚刚汇集到田野里，广播器再次地传出警报：“地面最低温度已经降到摄氏零度以下！”突然，军号声大作——这是防霜指挥部发出点火熏烟的讯号。“打的的”的号音还未落，火苗就从星罗棋布的防霜炉里哔哔剥剥地跳跃而起，迅速吞噬了眼前的黑暗，驱散了周围的寒冷。我们极目四望，近处火光闪闪，远处繁星点点。而真正的天上的繁星，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隐去了。大地上顷刻间浓烟密布，代替了乳白色的夜雾。 这是一幅多么雄浑、壮丽的“人定胜天”的图画！ 在董志塬背后，子午岭上，长城堞前，古老的烽火台边，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夜间点火的景象。但是，那是战争的烽火。今夜的烽火，却是饱经霜冻忧患的董志塬的劳动人民，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第一次在如此巨大的规模上，五个公社联防，向自然灾害展开总攻击。 浓烟熏得防霜战士泪水迸流，睁不开眼。黄官寨第四生产队副队长刘凤兰顾不上拭一拭，她时而田头，时而埂边，不断地像慈母爱抚着幼儿的头发那样抚着麦苗。当她发现麦苗尖端只是湿漉漉的露珠，麦苗还是安然无恙的时候，她笑逐颜开地爬起身来又给防霜炉里添上一把柴草。看看火太旺了，她又在通风出气的炉眼上盖上一块土块，让烟冒得浓些、再浓些。防霜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看见她这些先进操作方法，立刻在现场迅速推广。 天边已经呈现鱼肚白色。气温却继续下降到摄氏零下四度。防霜指挥部发出“再加一把火，最后战胜霜冻”的命令。 是同霜冻“拚刺刀”的时刻了。东平生产队五十六岁的老社员刘平乐脱下身上的皮衣，盖到高产田上。于是你拿出一床被子，他拿出一条毯子。这一来可把生产队的干部急坏了，他阻拦地喊：“同志们！有席子、帘子可以拿出来盖，咱们不提倡用被褥和衣服！”可是，谁理会他呢！根据事后统计：这个生产队这天夜里共拿出棉被一千六百三十四条、毛毯一千五百七十三条，其他油布、门帘等共三千多件。 艳霞捧着红日从东方升起。寒冬和霜冻溃退了。广播器里传来的已经不是指挥员严峻的声音，而是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人们踏着音乐的旋律，轻轻地和着，走回家去。夹在人群中，我们听到社员们这样议论着： “唉！1953年那场霜，咱们镇上四万亩苜蓿全完了。大部分麦田绝了产，运气好的也减产四成以上，那天多少人坐在田头哭开了。这次，可没有损害咱们一根苗。” “那时还是一家一户，人心不齐，可昨夜你说有多少人出动防霜！光咱们西峰社，没有一万五也有一万三。” “是公社化的好处，也是气象下乡的好处。”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来到西峰镇东关。迎面来了四个中年妇女，各人手里挽着一筐柴草，气呼呼往野处走去。 “嗬！日上三竿，你们才来防霜？”人们朝着她们起哄。 “呸！我们这是第三次送柴草了。趁白天先叫炉子吃饱。天天准备，夜夜防霜。咱董志塬的庄稼人要把心放下，除非过了4月8（指夏历四月初八）。”

第7版()专栏：　　密植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密植是农作物增产的中心 1958年农业方面高额丰产的实践，不但有力地打破了稀植论，也大大地突破了原有的密度“极限”。水稻过去每亩只插一、二万穴，约十万至二十万苗。有人认为超过这个密度即增产有限，或有减产趋势。但1958年各地在深耕、增肥的基础上，插秧密度多达三万至五万穴，二十五万至四十万苗。由于加强了田间管理，都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如安徽全省双季早稻每亩插秧约三万三千穴，三十多万苗，比1957年增加约一倍，实现了千斤省。冬小麦过去每亩播种量一般在六斤至十五斤左右。有人认为每亩不能超过五十万穗。但1958年全国亩产二千斤以上的十六块丰产田，平均播种量为二十三斤；一千斤以上的四十三块，平均播种量为十九点五斤。这些丰产田每亩多超过五十万穗以上。春玉米过去一般每亩留二千株左右，1958年亩产千斤以上的丰产田，多在三千至四千株。花生过去每亩种三千五百至四千穴，约一万株，1958年亩产千斤以上的大面积丰产田，多种六千至七千穴，二万株左右（品种为丛生型大花生）。所有这些事实，进一步肯定了密植增产的潜力，并明确了以密植为中心，从而促进其他各项增产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性。 密植为什么能够增产有效地利用光能，充分利用地力 农作物栽培的目的是要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最大限度地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有效产品，而合理密植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中心环节。农作物产品是通过绿色植物体有效地利用日光能、空气和土壤中的营养物质造成的。研究证明：农作物干物量（组成有效产品的主要部分）的90％—95％是有机物质，其中十分之九是光合作用造成的产品。而光合作用产物的多少，是受作物光合效率大小及光合作用面积（主要是叶面积大小）与时间所支配的。因此在一定的栽培环境条件下，合理密植可以增加叶面积，有效地利用光能。根据小麦的研究资料，自幼苗出土至分蘖停止，叶面积逐渐增加，以分蘖停止期为叶面积最大时期。以后由于后生分蘖的死亡，叶面积反而下降。在合理密植下，单位面积土地上叶面积始终是大于稀植的。与此相适应的是单位土地面积内的植物干物量也是以密植的为高，因而能获得较高的产量。其次，植物所需的矿物质养料及水分等主要是取自地下，合理密植由于单位面积内株数增多，且均匀分布，可以充分利用地力。在合理密植的情况下，结合深耕、分层施肥，可以相应地扩大了根系的营养面积。 控制无效分蘖　增加主穗率 合理密植表现在禾谷类作物地上部植株生育的特点是：有利于控制无效分蘖，单株有效分蘖率和主穗率都显著提高，单位面积内的总穗数和主穗数也相应地增多，并且达到穗齐、穗大、粒多、成熟早而一致。这是因为各种禾谷类作物个体间的关系是依靠分蘖的特性来调节的。在稀植的情况下，单株的分蘖增多，分蘖期延长，早晚分蘖不能均衡发展，以致穗子大小不齐，条件稍有不适，就容易形成大量的无效分蘖。在合理密植的情况下，能控制单株的适当分蘖，且分蘖整齐集中，抽穗成熟一致，减少了无效分蘖，提高了有效分蘖数及主穗比重。例如1958年青海省德令哈农场春小麦密度试验调查，每亩播二十八斤、三十二斤、三十六斤、四十斤的平方公尺穗数依次为九百一十、九百零八、九百四十四、九百九十八个。主穗率依次为52.1％、62.9％、71.6％、75.8％。单株无效分蘖数依次为零点六二、零点六一、零点四三、零点四六。各处理间主茎穗或分蘖穗结实粒数的差异不显，但处理内主茎穗的结实粒数均显著多于分蘖穗。密植的由于单位面积内的穗数及主穗率均高，因而获得了增产。产量依次为每亩八百一十五点五斤、八百六十九点七斤、九百三十一点八斤、一千零一十二点八斤。由此可见密植后控制了无效分蘖，增加了主穗，获得了丰产。其他作物如花生密植后可以抑制无效分枝的着生，秕果数减少。棉花密植后增加了靠近主茎的果枝节。这种果枝节结铃多，成熟早。这些都是增产的有利因素。减弱地面蒸发，合理利用土壤水分 密植的作用还在于增加荫蔽，减少了空闲地面，使土壤少受阳光直射和旱风侵袭，从而减弱土壤水分直接自地面的蒸发。据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测定不同行距的小麦田内土壤水分蒸发量的资料表明，自幼苗、拔节以至成熟各期，窄行的土壤水分蒸发量都比宽行的少，且有行距愈窄土壤水分蒸发量愈小的趋势。行距二点二五寸与十八寸相较，在拔节、抽穗、开花各期土壤水分蒸发量后者为前者的二倍左右。这几个时期小麦对水分需要最殷，且密植后总的需水量将相应地增加，但由于地面蒸发量减少，对小麦有效地、经济地利用土壤水分当然是有利的。 抑制杂草　减轻灾害 此外，由于密植后增加荫蔽，也抑制了杂草的生长。同时由于地面复盖面大、田间小气候条件的变化不急骤，也可以减轻风霜的损害。据各地调查小麦密植田麦株接近，茎叶靠拢，在夜间可以削减或阻碍近地面的空气散热，侵入密植田里的冷空气也不易在株间流通，因而有减轻冻害的作用。1954年4月20日在山西省汾阳调查春霜冻害所得的材料表明，密植田小麦茎秆冻死率为38.6％，而稀植田冻死率为69.1％。 密植必须配合其他技术措施 密植虽是农作物增产的中心，但必须与其他各项技术措施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增产效果。实践表明：密植后也确乎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或矛盾，但只要认真执行八字“宪法”，这些矛盾是可以克服的。密植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让植物吃饱喝足。密植虽能充分利用地面和空间，但如果缺少养分和水分，也不能发挥作用。随着密度的增多，必须相应地增肥、增水。因此，为了保证密植后小麦正常发育，以深耕为基础、结合分层施基肥的耕作施肥技术就显得十分重要。过去人们反对密植的理由之一是认为密植后穗子变小，粒数变少，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在合理密植的情况下，单位面积内穗数增加的幅度永远是大于粒数降低的幅度，且在水、肥条件配合得当时，每穗粒数并不会减少。据1958年江苏省常熟县四十八块单季晚稻田的调查结果，每亩二十五万穗的，每穗有六十七点零三粒，三十万穗的有六十七点一七粒，后者穗数增加了五万，每穗粒数并未减少。三十五万穗的有六十二点四六粒，七十万穗的为五十九点八六粒，后者穗数增加了一倍，而每穗粒数只减少了二点六粒，即降低了4.2％。这是深耕足肥所获得的结果。密植后施肥充足，特别是及时追肥攻穗攻粒，对增加每穗粒数有更大的作用。其次，大家对密植最大的顾虑是倒伏的问题，事实上，导致倒伏的主要原因是浅耕、施肥和灌水不当，或栽培管理未配合好。1958年水稻方面的调查：在加深耕作层的基础上，采用分层施足基肥、少施勤施追肥、浅水活棵，湿润灌溉，适时烤田等措施，在合理密植的情况下，可以防止倒伏。小麦方面，结合深耕施足底肥，看苗分期适量追施氮肥，早春追施磷钾肥，适当控制拔节水以及掌握看天、看地、看庄稼的灌水方法，都是防止倒伏的有效办法。此外，改进播种方式，以利通风透光，选用秆强的优良品种，都是防止倒伏，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 密植不是越密越好 密植的增产效果是肯定的，但不能理解为越密越好。在一定的栽培条件下，应该确定一个合理的密度，也应该指出：各种农作物的密度是有合理的限度的。所谓合理密植是在增加单位面积内的株数，且以保证获得生育健壮的植株，达到苗全苗壮、穗多穗大、粒多粒饱为前提的。在一定的栽培条件下，超过了适宜的密度范围，就会遭致减产。过去在各种农作物密植栽培中，也有不少减产的实例。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密植后其他各项措施没有跟上去，二是盲目地增加了播种量，使植株过分拥挤，严重地影响到单株的正常生长。今年部分冬小麦高额丰产试验田，在苗期已发生了这种情况，应引以为戒。根据各研究机关1958年秋季在冬小麦丰产试验田苗期的调查，每亩播种密度超过一百五十万粒时（约一百斤种籽），许多标志着苗期生育状态的特征特性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幼苗徒长，单株分蘖数、初生根和次生根的数目减少，分蘖植株百分率及着生次生根植株所占百分率明显的降低，弱苗率增多，含醣量及单株干物重锐减。又根据我所3、4月间在南部麦区所了解的情况，每亩苗数超过六十万株以上的就显得有些过密，徒长倒伏重。过密以后植株生育不良的主要原因是光照营养不良，严重地引起了光合作用强度的削弱，不利于积累营养物质。根据最近在广东、云南、四川等省麦区调查了解结果，我们初步认为每亩六十万到八十万穗的表现较好。绝不是越密越好。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确定农作物密植程度的原则 在确定农作物密植程度时，不仅应该注意不同类别的作物的区别，还应该注意同一作物，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地力、耕作栽培等条件的差异，以及不同品种类型所适应的密植程度的区别。一般说来，禾谷类借分蘖力来调节个体间关系的作物，其密植限度要大些，如小麦、水稻等是。反之不具有分蘖特性而具有分枝特性的作物，其密植程度就小些，如豆类、棉花等是。高秆作物或中耕作物的密度也要小些，如玉米、高粱、薯类等是。按同一作物说，分蘖力强的品种密度应小些，反之应大些。早熟类型可密些，晚熟类型可稀些。株形紧凑直立型的品种的密度可大些，散生匍伏型品种的密度应小些。南方气温较高、雨量较多的地区密度应小些，北方气温较低，雨量较少的地区密度可大些（不具有灌溉条件或地力较差的地区，密度又小些）。早播的密度应小些，晚播的密度应大些。此外，在播种时还应该考虑到整地的质量、土壤水分情况、地下害虫、种子品质、播种质量等条件对出苗的影响，从而适当调节播种量。当然还应该考虑到在密植后加强田间管理所需要增加的人工。总之，影响密植程度的因子很多，应根据具体条件，灵活掌握，具体安排，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相应改进播种方式 随着密度的增加，播种的方式也要相应的改进。根据我所目前占有的材料，小麦方面应以尽可能缩小行距，均匀条播为宜。宽幅条播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幅宽一般以四至六寸，幅距三四寸为宜。水稻方面的经验证明，在密植条件下，采用单行条栽的方式较好，既利于通风透光排湿，又有利于田间管理各项操作的进行。采用行距不等的宽窄行（或大小垅）的方式在玉米密植上也较适宜。甘薯方面的经验，以高垅双行交错栽植法为好。垅间宽3—3.5尺，每垅上插两行，株距0.6—1.0尺，小行距在0.5——1.4尺间。中耕作物在缩小行距时须适当考虑中耕培土管理方便，总之，密植以后确实带来了不少问题，但是，1958年各种农作物密植增产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掌握了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实行合理密植，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第7版()专栏：　　“实事求是”解　　王澈 什么叫“实事求是”？目前似乎还有一些人对这句话有误解，或者理解得不完全。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非常精辟的解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从这个解释里我们可以知道：“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里面去求是，而不是从自己的头脑里去求是。我们的头脑只能够反映“是”而不能创造“是”，只能从客观事物里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而不能臆造出这种规律性。所以，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的态度。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要遵重客观事物，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就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自以为是，反对想入非非，反对空口说大话，反对遮盖或歪曲事物的真相。 这样看来，只要“实事”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能够认识“是”了，不是很容易吗？ 并不很容易。“是”诚然是存在于“实事”之中，但是“实事”不就等于“是”。“实事”是有形的，一眼就看得见的，“是”（规律性）却是无形的，不能用眼睛直接看见的，但是它支配着眼睛看得见的“实事”。因此，要从“实事”里得到“是”，还要作一番“求”的工夫。这里不只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有方法问题。 我们刚才说，尊重客观事实，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这是实事求是。可是我们又要看到，一不会永远是一，二不会永远是二，一能够发展到二，二能够发展到四。这个发展前途就叫“可能性”。可能的东西还不是“实事”，但是它能够变成“实事”，我们应当预见到它。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我们对客观规律（是）的认识去努力促进这个发展，把潜在的可能性变为“实事”。我们通常说“从实际出发”也是这个意思。“从实际出发”是出发到哪里去呢？我们从实际开始，把我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由此来规定我们的任务，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从实际出发”。然后，我们又回到实际中去，改变“实事”。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 所以，“实事求是”不是因循保守。承认客观事实是一回事，安于事物现状的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因循保守的人也往往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自己的护身符，但其实他们是躺在所谓“实际”的上面，并没有“出发”，这种人总是要被发展着的客观事物抛在后面，他们的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哪里还谈得上实事求是！ 我们反对把“实事求是”作庸俗化的理解。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实事求是”者决不是眼光短浅，只看到鼻子尖前面一点事物的庸人，而是具有远见卓识，敢想敢做的人物。他不单看到小处，更看到大处，不单看到浅处，更看到深处，不单看到近处，更看到远处。 三十八年以前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作家兼学者威尔斯访问了刚刚经过革命的俄国，他还会见了列宁。当时俄国的贫穷和混乱给这位作家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当他会见列宁的时候，列宁却对他大谈俄国的电气化计划。威尔斯后来在他的“俄罗斯之谜”这本书里，给叙述对列宁的印象的那一章加上这样的标题：“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 威尔斯本人写过不少幻想小说，但是，他在听到列宁向他描绘未来的俄国的共产主义建设时却感到惊异了。他用怀疑的语气写着： “是否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一抹平川，森林遍布，广大农民目不识丁，水力资源贫乏，没有技术人才，商业和工业几乎停顿的大国里可以实现这一大胆的计划呢？……可以想像，要在俄国实现电气化计划，只是一种想入非非罢了。我没有看到任何魔法镜，我看不到这个未来的俄国……” 但是列宁看到了这个俄国——不是用魔法镜看到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慧眼看到的。没有疑问，列宁的这个计划是大胆的，列宁比善于幻想的威尔斯还要善于幻想得多。那么，在列宁和威尔斯两人之间，谁是实事求是的呢？历史已经作了评判：也是列宁。 只有看得深，才能看得远。新生的力量在起初总是比较幼小，但是它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它有远大的前途。反动的力量貌似强大，但是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所以它最后必定完蛋。从表面上看事情的人总以为反动势力比新生力量强大，而从本质上看问题的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帝国主义是老虎，革命力量是星星之火，这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真正深入考察，就会看到这个真老虎正在变成纸老虎，看到它本质上是纸老虎，也会看到这星星之火会造成燎原之势。这是真正实事求是的估计。根据这种估计才能正确地布置自己的战略计划，而这个计划一定是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的。去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捷报频传，原因之一就是工农群众破除了迷信，打掉了自卑感，敢想敢做。党提出了跃进的生产指标，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观潮派说：这不行，这不是“实事求是”，因为历史上没有过这种高速度的记录。但是生产翻一番变成了“实事”，证明这里头有“是”，证明了真理是在党和工农群众这一边。观潮派丢了脸，不“实事求是”的正是他们自己。 “实事”是发展的，“是”也是发展的。我们首先是从“实事”里求“是”，预见到它的发展前途；然后我们又根据这个“是”，根据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改变“实事”，改变事物的现状，造成新的“实事”。当然，“是”也不是一下就求出来的，可能在开始时求到的不是“是”而是“非”，那么我们也只有在实践中发现这个“非”而加以纠正。这里就有唯物论，这里也有辩证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最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同时又一定是高瞻远瞩，志向远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社会历史所作的科学研究，实事求是地认定唯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资格领导改造整个世界的伟大任务。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们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的精神武器，又有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我们的实力依靠。 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顶天而不立地，那是虚无飘渺的神仙，不是现实中的人物。我们要防止被巨大的胜利冲昏头脑，变得飘飘然起来，脱离实际而凌云腾空，那是会摔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匍行在地面的侏儒。我们头脑中的理想和心中的干劲要和天一样高，但是我们的双脚又是踏在坚实的地面上的。总之，“实事求是”不能和因循保守等同起来，也不能和敢想敢做截然对立起来（敢想敢做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这才不致陷入片面错误的理解。

第7版()专栏：报刊文摘 既要多谋又要善断 1959年是更伟大的一年，党向我们提出了以钢、粮、煤、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这是一项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必须进一步改善领导方法，使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毛主席提倡的要“多谋善断”。 客观事物是异常复杂的，它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办好一件事情，特别是办好一件大事，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智慧和才能往往是有限的，必须依靠和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所以多谋的含义，最重要的就是遇事要与群众商量，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商量，事事走群众路线。比如，要解决人民公社的重大问题，要和先进分子谋，要和中间分子谋，还要和落后分子谋；要和上级谋，同级谋，还要和下级谋。特别是要和基层干部和群众谋。因为他们直接参加了改变社会和改变自然的实际斗争，他们的经验，上级干部常常不容易取得。 多谋，既然是要和各种各样的人谋，而谋的人，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不同，认识方法不同，自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的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有的只看到事物的现象；有的是从全局出发，有的是从局部着眼；有的是从长远考虑，有的是从眼前打算；有的强调成绩，有的强调缺点；有的只看到有利条件，有的只看到困难条件，如此等等，各有所见。最终就必然会形成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或者是先进的与落后的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种对立面是客观的存在，它的暴露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的出现并不以人们主观上的喜爱和憎恶为转移。对立面的存在，就人民内部来说，实质上是反映了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这种差别，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消灭。因为对立面暴露得越彻底，矛盾的各个侧面就揭露得越明显，解决矛盾的办法就越容易找到。如果只愿意听一面话，听顺耳的话，企图使矛盾简单化，甚至企图强制思想问题像出操一样地整齐动作，那就非把事情弄糟不可，根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真象，根本找不到真理在什么地方。因此，必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使抱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开展充分的自由的辩论，让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意见，先进的和落后的思想，经过争论，经过比较，求得一致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 真理，正确的意见，在通常情况下，是在多数人的方面。但是，在实践中，有时也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个别或者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意见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所以正确的领导，不仅要虚心地倾听多数人的意见，而且要尊重个别或少数人的意见，不要轻易地否定他们的意见。 多谋以后必须善断。多谋为善断提供了条件。但多谋不一定就可以善断。谋而不断，谋而错断，这样的事情也并不是没有的。什么叫“善断”？当我们充分了解了客观的复杂情况，倾听了各种人的意见之后，就必须综合分析全面的经济形势，政治空气，思想动态，然后提出任务，制订政策，确定措施。而这些任务、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要断得正确，就必须把暴露出来的许多矛盾，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找出主要的矛盾，抓住基本环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抓中心工作。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才容易得到解决。否则，不分主次地眉毛胡子一起抓，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要断得正确，又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灵活地作出新的决断。如果矛盾的斗争已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了，而认识仍然停留在旧阶段，思想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就必然要犯右的错误。相反，如果思想超过革命事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幻想当真理，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勉强地放在现在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就必然要犯“左”的错误。 善断，还必须是当机立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都在分秒必争地与时间赛跑。时间是最宝贵的。如果在重大事情的面前，优柔寡断，延误时间，就会带来无法计算的损失，造成严重的被动局面。当机立断，就是要在情况复杂、任务繁重的时候，敢于快刀斩乱麻，狠下决心，立即决定，只能这样办而不能那样办。当然，当机立断，必须是在多谋的基础上，才能断得准确，否则，就是武断。如果把当机立断当做不谋武断，那就是十分错误的了。 断，也就是集中。没有集中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断的结果也就等于纸上谈兵。所以当决断之后，就必须组织动员干部和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任何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不得的。我们的口号是：既要多谋又要善断，既要走群众路线，又要实行集中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个战斗，无往而不胜。 （摘自山西“前进”第五期社论：“论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

第8版()专栏：　　一幅灿烂的生活图画　　刘白羽 在访问安徽的旅途中，使我最感奋的，就是在我们美丽的河山间，丰饶的大地上，人们正以无比的精力、凭着自由奔放的意志，在绘制出一幅一幅灿烂的生活图画。我现在只是把其中的一幅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英雄的山、英雄的人 这儿有海涛一般的松林和竹林。我们随着渐陡渐狭的山势，曲折弯转，进入了大别山一条河谷。春阳晒得杜鹃花红如血滴，春风吹来兰花的幽香。忽然翻上岭头，向前一看：一条白茫茫的史河，夹在两面高峰之间，在河的正面矗现了一座摩天而立的灰白色高大水坝，这就是梅山水库的连拱坝。我在这人造的巨山和大湖的面前立定下来。我不能不惊喜地说：“这是一座多么庄严的殿堂！”我说它是“殿堂”——因为它是神圣劳动创造的，我说它是“殿堂”——因为它标志着大别山区走入一个灿烂的新时期。雨夜里，坝顶那珍珠般晶亮的灯光在河面上轻轻摇曳，晨曦中，那高架上的电线像闪亮的银丝。只要你细细倾听一下，那发电站的轰鸣不是今天幸福生活的歌唱吗？如果你再仔细寻思一下，这雪亮的电光里不也包含着我们英雄的历史的闪光吗？ 我无意停留在梅山水库的高坝面前，但是我知道，梅山一带在苏维埃时代叫作“赤城”——正是这红色的城啊！它给予我以重大的启示，它使我展眼看到大别山的心灵。你且站在那高山之巅去望一望，山峰接着山峰，山峦套着山峦。大别山这巨大的群山啊！像一只时刻都要展翅高飞的雄鹰，它把一只翅膀举向河南，一只翅膀伸向湖北。在这儿，每一片土地，每一座山岩都永远散发着英雄的气息。因为在山中住着这样的人民，他们一旦把真理的火种接受下来，就是他自己死了，也会把一颗刚正不屈的心传给自己的后人。在这儿，请听听一位慈爱的母亲、善良的妻子、忠诚不移的游击战士张尚文的衷心的倾诉吧！ “……斗争的环境更艰苦了。有一天我们正在山上吃野菜，他（张的丈夫汪来应，这个游击队的队长）放哨监视着敌人，没想到敌人从背后来了，而且是从麻埠、南溪、金寨、丁埠一齐出动的，……我们一听枪响得那样近，就往大山上跑，一大片敌人刻不容缓地追了过来。敌人愈逼愈近，眼看就跑不脱了，……大家抬头一看，半山腰有一口水塘，里面盖满干荷叶，人们就纷纷跳下去，躲藏在水底下，拿干荷叶盖上头。我抱住孩子也跳下去，那正是隆冬天气，水冷透骨，我咬紧牙关，可是生下来没有多久的小孩子一下啼哭起来，……敌人骑兵眼看就奔到跟前来了，如若发觉，全体同志不就都遭殃了吗？这时候我知道：要孩子就没同志，要同志就没有孩子，……我心一横把我亲生的孩子捺到水底下，……我的孩子，在水里还不断的抖动，挣扎，可是有什么办法，我只有咬紧了牙，……我的心痛极了，——简直痛出血来了，……我像死人一样眼看着马蹄得得跑过去，仇恨，痛苦，真想喊起来射击呀！……大家爬出来，看着死在地下的孩子，默默无语，含满眼泪。一位老同志说：‘尚文！你这是干什么？要死大家一齐死吧！……’他说不下去了。——我坐在地上看着自己的孩子，昏迷了过去。同志们救我到山上，烧火烤我，慢慢把我烘干了烤暖了，我半天才苏醒，可是睁开眼一看丈夫不在面前，问一问同志们，才知道他给敌人抓走了。这怎么得了！我又一次昏迷了过去。有一天，有人从街上回来，说看到了我丈夫的‘罪状’，说已经判了死刑，我一听心如刀割，同志们也都气愤万分，纷纷要去劫法场。可是那完全是死路一条。我靠在一根松树上，闭一闭眼，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不能为了一个人毁掉了全体，我们活着的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呀！’……” 现在张尚文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录在金寨县革命回忆录篇页之中了。可是，这难道只是张尚文一个人的倾诉吗？不，这是大别山的倾诉。我是第一次到大别山来，我本不想把这山谷中悲壮的往事重新提起。不过当我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杜勒斯之流对我们的大跃进所进行的诬蔑，我们在热情的建设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却说是在“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建立一个巨大的奴隶国家”。不错，我们是从血里、火里斗争出来的人，我们不但懂得什么叫奴隶，我们更懂得怎样粉碎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奴役。历史总是在教育着我们，悲壮的往事不断给我们以力量；正是穿过暴风雨的人，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大地上，以无比舒畅的心情、热情奔放的脚步前进。不但今天这样，明天也这样，这是谁也阻拦不了的。 一个旧城的消失和一个新城的诞生 我不想再在这儿进行个人的论述，不过，在我去访问人民公社的途程中，我得利用时间，谈一下：一个古老的金寨县怎样从地面上消失，一个崭新的金寨县怎样在地面上诞生。 我搭一只小机轮，横过“梅山水库”，细细体味了“高峡出平湖”的意趣。不过，在这儿，与其说是湖，倒像是平静的海峡。水库南北直径一百多里，两旁全是陡峭的高山，满山竹树成林，碧绿苍苍，从高高的岩顶上跌下白练般一道瀑布，碧绿的湖面映着火焰一样鲜红的杜鹃花。船随着湖面曲折而前，水库给大别山深山区，提供了一条航运道路。 人们摊开金寨县地图指给我看：前面吴店、黄龙、南溪一带都是大炼钢铁的战场。在火光烟影之中，人们留下这样的诗句：“密麻炉群赛繁星，英雄昼夜忙不停，且看熊熊火舌舞，每炉日夜产千吨”“大别山下好风光，炼铁土炉排成行，炉炉烈火冲天起，滚滚铁水赛长江”。现下，湖上不断有长长的竹筏蜿蜒而来，上面满载新炼出的铁块。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当你对面前的世界，还没来得及仔细思索，一句话忽然把你的眼界打开。现在，我身旁这一位青年朋友洪敬良就这样帮助了我。他一会指给我：“从前弯腰进去的小草房都淹没了，你看，立在山坡上的那一幢一幢青砖瓦房都是政府新盖的。”一会又告诉我：“我小时候在河里摸来摸去，只有手指头长短的小棍子鱼，现在这水库里有多少鱼呀！过不久，我们金寨县平均每人有五百斤鱼呢！”总之，从他的心里透露出来的全是新生、喜悦，有如晨曦。我们穿过狮子口山峡，山势渐远，湖面平如镜面。而洪敬良变得更加激动了。他指着前面对我说：“我们现在正在老金寨县城的上空。”洪敬良的故居，早已沉没在湖底下了。一个老城不见了，而在梅山水库旁，沿着史河两岸，一个崭新的金寨县建成了。那儿街道房屋完全是按照设计画样建筑出来的，那儿每一块建筑木料还散发着森林的芳香，夜晚是万家灯火，早晨的屋顶有如红色波涛，一座座新的工厂正在诞生，你看看，年青的人掌握着新的车床，而打铁的铁锤在叮当震响，那熔铁炉里的火焰呀，就像人的生命的火焰一样欢腾跳荡。这时，在旧金寨城外每个春天靠苦花菜度日的洪敬良，现在在新县城明亮的电灯光下工作了；一个打赤脚长大的孩子，现在在县广播站工作了，他谈起今天的生活怎能不满怀热情：“从前深山里的人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现在人民公社里，一直到生产小队，都安了广播器，人们对这件事可高兴透顶，说什么事情都知道，心里可亮堂堂的了。去年抗旱的时候，一个广播，话音刚落地，十几万人，连夜走上抗旱战线，前些天广播筒里又传出一个号召，全县春耕积肥就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 两个人民公社 下面，我想谈到我所看到的金寨县的两个人民公社。 双河人民公社在比梅山更深的深山里。当我们向碧绿的群山走近时，一派社会主义新景象像晨光迎面而来。公社的社员们有的在水田里犁田、有的在做秧母田，山林里面冒出烧火肥的白烟，满河床站满放木排的人，从深山里冲下来的木材正顺流而下。有的人锯断树木，准备在里面种茯苓，去年这个公社出产了一枚一百四十斤重的大茯苓。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相结合的优越性，看到社员们怎样舒畅而热情的劳动。 一个新的春天来到山中，双河的人们正以高涨的情绪、加倍的干劲，走向1959年更大跃进的高潮。我去的这一天，正是春雨初收一片晴，百灵在空中鸣啭，斑鸠在树林里呼唤，麦苗在迎风招展，油菜花透出阵阵浓香。人们告诉我：前几天，一个动员会开到夜深。就像一个红色信号弹升上高空。天未放明，枣咀的十三户人家已经把十三条牛全部套上犁田了；桃园的二十多个妇女冒着雨抢上了积肥的岗位；双塘更跃进，会议一结束，就一片灯笼火把，连夜积肥一千五百多担；百花生产大队的一个中心队表现了社员们的组织性，在会议上，根据每一个社员的专长作出分工负责的详尽的计划，除去食堂服务及手工业占用一部分人外，分工的单子是这样：“田间管理——四十人，犁田、做秧田——十八人，砍柴、烧火肥——四十人，春种——十二人，兴修水利——十二人。”过去小农经济，自立门户的农村社会关系，已经被新的集体关系所代替了，食堂变成农村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吃饭、娱乐、待客、会议、听广播都在食堂里，这次的一些动员会议也都是在饭桌旁开的。从前春荒像燎原大火，深山里的人，靠葛根、葵花叶、苦花菜、观音土度命，现在人们热爱着自己的食堂，托儿所设在食堂旁边，母亲们在吃饭时间就哺乳了婴儿，老人家抽一枝香烟从食堂出来走向田间。六十九岁的老社员杨德宝说：“从前人说：稻怕午时风，人怕老来穷，现在我是穷不了了。”这是多么无忧无虑的声音。 双河人民公社社务委员会在龙凤湾，这所古老的大屋，原来是双河山区大富豪冯家的房子，当时人们说：“硬吃四两铜，不惹双河一门冯”。不过斗争的火焰早在深山里点燃，远在1929年，河畔山顶上的“双河大庙”里就开办过列宁小学。现在这庙里办着一所小学和一个农业技术学校，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传到河边上来。有人曾经说我们的生活中色彩太不丰富，但是双河人们的房屋却粉刷得那样雪白，而在雪白的墙壁上，画满壁画，这些壁画不但色调鲜艳，而且洋溢着时代气息，——我这里可以举出这样两幅巨大的壁画：一幅画的是双河公社抗旱图：去年这里的人们“九十天无雨保丰收”，这幅巨画，一边是党委书记带头，千军万马，走上抗旱斗争前线；一边是青山流着绿水，田禾喜气洋洋，空中招展着红旗。还有，请看！这一幅招贴画式的“叶春秀真正强，生产工作都在行……”，叶春秀这个年青妇女正在喂猪，那一群灰色小猪崽，画得实在栩栩如生。我可以说，双河的壁画走上了一条富有现实色彩的农村壁画途径，人们不但用劳动改变着山河的面貌，而且以艺术装饰着自己可 爱的生活。 我沿河流向上走，到上店村去看公社的炼铁厂。场房是一栋宽敞的瓦顶房屋，一只土炉炉顶正冒着浓烟，喷着火星。一件令人惊喜的新事物在这幽静的山村里出现了。原来烦重的，要十二个人两班倒拉风箱工作，已经由泉水代替了。你看！水流过水箱，带动一个轮轴，拉动了风箱，沉重艰难、汗流浃背的炼铁战斗在这儿变为轻松愉快的工作了。我还去看了一座新型的磨坊，在这个磨坊房里设有水磨、水碓、水砻三部木机，只要把水闸的闸门拉开，一片水鸣声，一片木机的轰响，舂米的舂米，脱谷的脱谷，磨粉的磨粉，从前四个人一天不断头的推，推乏了两腿，推酸了双臂，顶多能推出四斗麦子。现在让这小小的溪流轻轻的吟唱吧！一座磨坊只要一个人管理，一天就磨出九百多斤面粉，全社现在已经兴筑了这样六个磨坊。双河公社的水利自动化，正在打开这深山的无限潜力，智慧总是在劳动中闪光的，人们的脚步已经走开了，就会向更远的方向前进。 当我们在淡红的夕照里，沿着田间小路行走，双河公社党委书记李功臣同志告诉我：“我们的四顶山水库工程已经开工一个月了，争取汛期前筑起堤坝，将来在那儿安装上发电站，电灯就要照明我们的山村了……。” 如果说双河人民公社完全是山区特色，那么，现在让我们走向史河下游那广阔的原野吧！人们如若到了这儿，不论你多么疲劳，多么忙碌，我劝你一定得去访问一下江店子公社的开顺大队。史河通过梅山水坝到这儿愈流愈加宽阔，河那面雾蒙蒙的地方是河南省的固始县，开顺大队就在河的这边。这个开顺大队现在是一个雄辩家，它将以它自己的生动现实，告诉你：什么叫“劳动人民的志气”，什么叫“劳动创造新世界”。人们说：从前这儿只是一片白砾砾的穷沙滩啊！现在沙滩变成了黄金的庄园。 晴了几天，江南的阳光已经有点燥热。我们顺着新筑的堤埂来到开顺大队地界。一眼望去，这儿哪里有什么一点穷沙滩的影子呢？到处是肥沃的黑土地，上面密密地植满大麻，像谁绣出精美的绿色花边。不过，你如若估计开顺大队的财富，你最好考察一下那像山一样堆积的麻垛吧！这是开顺人的财富，这是开顺人的骄傲。这是去年向国家出售之外还余存下来的大麻。小队长朱视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们还有这么七大垛，现在是又要种新麻，又要剥旧麻，人手实在忙呀！可是忙得从心里高兴。 不过，开顺大队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却有一点曲折、一番经历。但正是这曲折、这经历突出的表现了人的雄心、人的志气。谁让这片土地三面靠河，一面靠山，是块低洼地呢！土地薄，底子差，解放后相当时期不能不吃着国家的救济粮。可是，在由初级社并高级社的热潮中，开顺的人敲锣打鼓、满腔热情，没料想人家却说：跟开顺的人并社没有信心。领导干部把这消息带回开顺，它像火一样炙痛了所有开顺人的心。就在这节骨眼上，人们众口一声地喊出来：“不怕人穷，只怕志短！”“难道我们身上有穷根吗？”他们决定挖塘泥，改土壤，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变沙窝为良田”。这口号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从每人手上传递过去。一夜之间，所有开顺的人都动起来了，真是千军万马、火光烛天，老奶奶、老爷爷都上了战场，九岁的孩子也推上一小车泥，任凭西北风呼呼叫啸，谁也不肯退后一步。一口上百年没谁动过的大水塘，沿着塘堰架上二十八张水车，人们两脚日夜不停的踩着水车猛转。队长、党支部书记车水的车水，挑泥的挑泥，那些苦战的日子里谁也没回过自己的屋门。人们困了，就在塘堰上草棚里闭一闭眼跳起来再干。这天到了最寒冷的一天，队长阎玉厚扛了把大锹走上塘堰，一看，塘泥冻成冰凌，大伙儿围着，不敢往下下。可是阎玉厚一想：好容易把水车干了，要一放松，水不就又漫上来了吗？在这紧要关头，他也顾不得说什么，就把鞋子摔掉，不顾天寒冰冻，跳了下去。现在，这个阎玉厚就坐在开顺管理区办公室的桌边。他伸手指指那个穿着一件白棉毛球衫的植麻能手王道洲说：“这不是王道洲吗！我跳下去，他就紧跟着也跳下去了。那天从早晨干到下晚，饭都没吃，我们就像抢阵地一样填了二亩三分地。”正是这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在一片片白砾砾的沙滩上，一担担填上乌黑的塘泥。事情是1957年冬—1958年春干的，就这一年秋天，开顺的大麻获得了美满的丰收，王道洲创造了一亩地二千四百零六斤的全国最高纪录。贫困的帽子从他们头上摘下去了，他们变成为全公社十三个大队里面最富裕的一个队。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升了，队员张长林告诉我：“从前连鞋也穿不上，现在直贡呢的袄、卫生衣、洋布褂、胶底鞋，在信用社里还有我的存款”年青的生产组长管永昌门前，飘扬着他们小组两面锦旗。谈到过去生活时，他的母亲流下了热泪，可是，去年一家人缝了暖和和的九床新棉被。我趁着午饭时间，访问了三个食堂，这三个食堂的饭单是这样：“四家店食堂——白面掺玉米面的蒸馍，胜利食堂——白面掺玉米面的卷子，万塘食堂——玉米面的烙饼。”在食堂桌边，我看到孩子们愉快的眼色，我看到母亲对儿女温暖的关怀。 阎玉厚现在有一个崇高的信念：“我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要伸出友谊之手去互相帮助。”去年他们队拨出三千多斤大麻支援一个大队、蔬菜十二万多斤支援另一个大队。说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阎玉厚敞开褂子，袒露出胸怀：“我们种麻，掌握时机很紧，九天以内要把一千几百多亩地都种上，这就感到人手不够。今年，公社一个电话，塘桥、付河那边就有八十多个社员，牵着八十条牛来支援我们，你看，这不是公社的好处吗？那还用说，等到他们那边栽秧的时候，当然我们开顺的人也要去帮忙。” 现在，到了我向大别山告别的时候了。我从双河—开顺又回到梅山水库来了。水库发电站正在赶装第四台发电机。在工地上抖动着一幅红色标语，写着：“山挡不住我们的决心，海拦不住我们的前进，——为‘五一’发电而战！”夜已深沉，我还站在高坝面前，我心中充满无限的留恋。稍稍总结了一下这几日的见闻，我深深感到我们每一个劳动人民，都是有着开阔胸怀和宏伟气魄的艺术家。他们过去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鲜血，从荆棘中划出一条前进的红线；他们今天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精力，移山倒海，填沟平壑，在我们大地上画出一幅幅灿烂的生活图画。晨风如此清凉，朝曦不久就将照临，这时，我觉得我面前的世界如此开阔，如此辽远，从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到人民公社的建立，总之，一个崭新的社会已经形成、巩固，它像太阳，鲜红，明亮，充满朝气，稳步上升。 雪白的瀑布奔流吧！ 如若有人说我在这儿展开的早已不是一幅画而是一个画卷，那么，让我们站在史、淠、杭三河汇流的航灌工程的枢纽——横排头，这个洋溢着时代感的地方，来结束这个画卷吧！这是中国历史中最古老的两大灌溉工程之一，一个是四川的都江堰，一个就是这个?陂，又名安丰塘，是春秋时代楚相孙叔敖兴造，后来曹操也曾修过这个水利工程。现在，阳光照得这样灿烂，广阔的工地上，尘沙在飞扬，激流在飞溅，这多像一个激战的战场啊！是的，人正是在和大自然宣战，改变千年不移的河道，让它按照人们的意志奔流。工地上的人说你们来得正好，横排头这个巨大的水闸恰好刚刚浇完了最后一方混凝土。竹皮的轨道纵横蜿蜒在沙滩上，无数红旗在高空中猎猎作响，斗车在飞奔，抽水机在欢唱，广播筒上一下传播出紧急的指令，一下又响起热情洋溢的歌声。你站在这儿，你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儿每个人都在发出热，发出光。让大别山那悲壮斗争的歌声飞扬到这儿来吧！让它和我们每一寸土地上新生的愉悦的歌声紧密地融合，再继续向前飞扬吧！让它像风一样飞过全世界那一切的高山和平原吧！汗珠在人们脸上闪光，工程在飞速的成长，一担泥，一锹土，一滴汗水，一声欢呼，而从大别山深处奔流出来的几道河流，就将在这儿永远永远地汇成一道大河了。这条大河是地图上从来没有过的河，这条大河是人工创造出来的河，但她将像母亲一样用自己的乳汁哺养两岸广无边际的土地，她将让每一株苗茁壮，每一颗粒饱满，让生活变得更美，让土地变得更肥。对于这新诞生的河流，安徽人民已经以无限深情称它为“幸福之河”了，那么，我在这儿展现给读者的图画不也可以叫作“幸福的图画”吗？陪伴我巡视横排头工地的一位工程师却不停的引导我前行，他端详着一处正在抢筑的堤坝说：“将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滚水坝，你看，只要一放水，一道宽宽的、高高的、雪白的瀑布就出现了。”是的，雪白的瀑布将不息的奔流，那么，让我们的生活，也像瀑布一样永远飞腾前进吧！

第8版()专栏：　　江南春（国画）　　　　　钱松岩

第9版()专栏：　　大闹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彭冲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我们一定动员南京全市人民，不断鼓足干劲，为实现国家交给南京的任务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南京市和各兄弟城市一样，在上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业高产运动，取得了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很大胜利，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十九点三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产值总和的百分之七十，比解放初期增长三十八倍，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二点一七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三，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数的一半。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二千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五十五。成本降低和利润上缴也都超额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冶金工业从无到有，建立了初步基础。现在全市有七个小型钢铁基地，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南京钢铁厂也正在加紧建设中，上半年即可部分投入生产。电讯仪表、化工、轻工、食品等工业，都有成倍地发展，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制造能力已经大大加强，开始由小型配件向大型成套发展。现在已经能够负担起制造像载重汽车、汽轮发电机、大型电动机、全套轴承设备等重要而又复杂的产品。这些都为实现今年更大的跃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使南京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由一个消费的城市转化为具有相当水平的生产城市。 一年来，全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运动开始时是着重改进工艺装置，改进操作方法，突破生产定额，创造新纪录。接着是围绕当前的生产需要，猛攻技术关键，进而从工艺方法、机器设备、产品结构等方面开展全线革命。一年来技术革命运动取得显著的成绩，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改进旧设备，打破旧的设计定额，提高原有设备的生产能力 这是去年以来开展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全市五十多个主要工厂企业单位的情况来看，经过改进旧设备，打破设计定额，生产能力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特别是一些自动化、连续性生产的工厂在这方面的收效更大。例如永利宁厂，在基本上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采取技术措施就使硫酸、硝酸、合成氨等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硫酸实现了“四变五”（即四个系统的设计能力达到五个系统的生产能力），由过去最高日产量七百五十吨（设计能力六百五十吨）提高到一千零二十吨。稀硝酸达到了日产一百四十七吨，比年初平均日产量提高一倍。中国水泥厂二号旋窑推广了“三大一快”（煤大、料大、风大和加快转速）的先进经验，创造了台时产量二十五点五吨（设计能力台时产量六吨）的新纪录。在自动化、连续性生产的工厂中，要改进旧设备，打破旧的设计定额，往往比其他工厂有更多的困难，思想障碍也更大一些。有些人总是强调高压、高温的特点，把规定的设计定额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大胆进行试验，不仅挖掘出很大的潜力，也使技术上有了新的成就。 贯彻综合利用的方针，扩大原材料的生产 根据十六个市属工厂的统计，共办卫星厂二百三十六个。生产钢铁、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三酸二碱、砖瓦、水泥、化学肥料等。这些产品有许多是利用废气、废料、废渣制造出来的。如利用矿渣制造水泥，从木屑中提炼酒精，废渣中提炼某些稀有金属。利用一氧化碳加工制造甲醇、甲醛、塑料等等。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在禽畜身上大做文章，在今年第一季度内，已经利用猪、鸭的皮、骨、毛、内脏等制成医药、化工原料等一百余种，其中包括脑磷脂、胰岛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肝注射液、催生素、胆红素、注射明胶等高级药品五十余种。争取在年内实现“副产超成本，白肉净利润”的跃进指标。大搞综合利用可以更加充分地、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由于实行了一厂多能，一物多用，一人多艺，品种大大增加，技术大大提高。　　自力更生，大搞机械设备武装自己 去年全市生产各类有型号的金属切削机床五千多台。此外，又自行设计制造土机床近三千台。由于补充了这些土设备，特别是补充了一些大型的设备以后，机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估计一九五九年的切削能力和锻铸能力都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三倍至四倍。生产的土机床中有一些还是土中出洋而胜于洋的高级产品。例如第一机械厂自己设计制造的组合龙门铣，可以同时加工机床床面上的二十一道工序。下半年出现了一些厂用土办法上马制造成套设备。例如金陵机器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自行设计和制造生产滚珠轴承的全套设备，这套设备年产轴承一百万只。南京木器厂通过大闹技术革命，创制了一百四十九部木制机器，有锯床、刨床、锉床、磨床、划线机、自动传送带等，提高生产效率十倍到百倍以上。一九五八年在不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五倍。通过武装自己的运动，为机械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试制新产品，推广新技术，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 全市试制成功的二千余种新产品中，有三百多种是技术上比较高级的。例如载重汽车、拖拉机、八百瓩的电动机、一千五百瓩汽轮发电机、三千二百千伏安变压器、四百公厘轧钢机、六十路载波机、六十公分天文望远镜、航空火花塞、一千二百号高标水泥、高级的电子管、光学玻璃等，过去都没有制造过，是在短时期内试制成功的。由于大量新产品的试制成功，迅速地提高了设计和工艺水平，壮大了技术力量。 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加这类技术革新的人数最多，经济效果也最显著，使技术革命真正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去年以来全市职工先后献计数千万条，采用的总数远远超过九年来合理化建议的总和，一扫技术革新冷冷清清的局面。通过技术革新，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工人突破定额，生产能手大批出现，其中有一年完成四十年工作量的钻工杨后发，提高工效几千倍的车工冯阿金、倪有根等。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和工人登上设计舞台，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一支新的强大的技术队伍正在壮大和成长起来。 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说明下面几个问题： （一）技术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只有不断和各种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斗争，才能保证技术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推进；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每一项成就，又推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例如在大搞土设备武装自己的群众运动中，开始有些人思想抵触很大，看不起“小土群”。有的说：“这是向原始社会倒退”，有的说：“土机器只能摆摆样子，当展览品”，但经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采取以小攻大，以土攻洋，“蚂蚁啃骨头”“茶壶煮猪头”等等办法设计和制造出许多大型的、精密的机械设备以后，他们才心悦诚服，大搞土设备。工人参加设计是机械工业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过程，它不仅多快好省地制造出许多生产中急用的设备，而且设计出不少结构简单而精度很高、效率很高的“两高一简”的机器，在机器制造理论上打破了“精密设备必然是结构复杂”的迷信。过去有些人以为工人只能在工艺上有改进，现在才相信在设计工作上工人也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工人在参加设计以后，胆子越来越大，窍门越来越多，甚至做出连自己过去不敢想的事情，更有信心和决心去作技术的主人。领导干部也摸到了领导技术和技术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办法。这些，无疑的会使理论和实践、技术和劳动、领导和群众的结合具有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技术革命要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工业发展的根本道路。但有些人对这一问题还认识不足。他们的论点是：“运动打乱了正常程序，打乱了均衡生产”、“运动会影响产品质量和安全”、“在生产管理方面能搞群众运动，技术工作方面不能搞”等等。我们一方面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批判这些错误认识，一方面组织高产运动，以实际事例进行教育，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搞群众运动的好处。 大量事实证明，开展技术革命，必须大搞群众运动。而大搞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一交四大”“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法，这是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加强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命的最有效、最有力的组织措施，也是我们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根本制度。贯彻“一交四大”，就是要把任务、困难、政策、措施一竿子到底地交给群众。要在工作过程中，随时随地倾听群众意见，遇事同群众商量。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贴大字报，充分暴露矛盾，统一认识，集中群众的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想出办法，克服困难。干部参加劳动，不仅要求做到制度化、经常化，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应该把参加劳动与领导群众运动和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深入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深入到生产中去领导生产。工人参加管理，要逐步做到全面的参加生产、技术、行政管理，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无限智慧，从各方面加强他们主人翁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三）技术革命必须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土法与洋法相结合，这样才能使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和高速度的发展，也才能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真正成为群众运动。不少厂在技术革命中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土法与洋法相结合的效果很好。尽管土法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比洋法生产要落后一些，但是土法生产中也有一些很先进的技术，土中出洋或胜于洋不是罕见的。例如第一机械厂工人自行设计制造的自动刻度机，结构简单而精密度很高。金陵机器厂老工人李锦章利用“搓元宵”的原理设计制造滚珠的搓板机，也具有很好的性能。可见一切技术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大量的、细小的、平凡的创造就逐步汇合成为巨大的、惊人的奇迹。问题在于领导上要及时发现群众中先进的萌芽加以鼓励，培养，交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群众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说得好：“穷门不怕小，找到就是宝”，“动脑筋，搞革新，越搞越聪明”。 （四）技术革命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经过整风运动，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党指向那里，群众就奔向那里，这是开展技术革命的有利条件。但是群众的积极性还必须很好的组织起来，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这就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我们的做法是：通过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反复讨论生产规划，深入地、全面地了解生产中的实际情况，制订技术革命纲要，作为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这样做，不仅可以为技术革命指出方向和明确关键，而且也可以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使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建立从上而下的三结合形式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作为领导技术革命的助手。加强协作和交流，工厂、学校和研究机关相互之间在统一计划下密切配合，取长补短，互相支援，完成一些重大的技术革命的项目，把技术水平迅速的提高一步。 （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结合，工厂中的文化革命是根据技术革命的要求，围绕生产跃进开展起来的。随着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职工中的文化生活也必然会活跃起来。技术上的革新，特别是工人参加设计，更进一步提高职工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要求。如果广大职工，尤其是老工人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提高，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向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方面发展就有很大困难。有些同志把二者对立起来，以为目前只要开展技术革命，可以不开展文化革命的看法是错误的。据本市三百零六个厂统计，有十万七千工人参加各种学校和训练班学习，占这些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但由于前一时期对于职工的学习时间没有安排好，业余学校没有能够完全坚持下来，入学的人数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最近这种状况已引起领导重视，学习时间有了保证，入学人数也大有增加。 职工群众创造的红专学校的形式很受欢迎。这种学校是政治、文化、技术统一，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围绕生产、紧密为生产服务的业余学习组织。课程是根据生产需要，和学习的顺序自行编订或改编的，教师是在职科技人员和工人自己担任的，教学的过程也是交流先进经验的过程。工人很满意，他们说：“过去死背理论教条，枯燥无味，现在理论联系实际，易记易懂。” 今年以来，由于我们有了去年大跃进的经验，比较有意识地抓得早、抓得紧，大闹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比去年出现得更早。一季度的生产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一点五倍，打破了历年来一季度低产的常规。事实证明，只要大走群众路线，生产潜力还是很大的，也是挖掘不完的。但是，要全面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大力开展全民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把轰轰烈烈搞运动和扎扎实实抓生产结合起来，不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着不让，一步不松，把已经形成的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涨。

第9版()专栏：　　浙江医药卫生事业大有进展 叶熙春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连日来听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以及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后，感到莫大的鼓舞，我衷心热烈拥护。 正当我们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为实现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团结奋斗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和印度野心分子竟然策动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我对此表示无比的愤怒。我们要严正警告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野心分子：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容许他人染指！西藏事件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进行干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好像忘记了印度过去受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惨痛历史，居然从英帝国主义那里继承了一付不光彩的衣钵。但是，他们应当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一切干涉者和野心家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医师，能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参加这样的大会，这完全是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给中医界的光荣和信任。因此既是惭感交加，又是无比兴奋。 我们浙江省的卫生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各地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辉煌的战果；去年全省消灭鼠雀八千多万只，蚊蝇四百余万斤，治疗血吸虫病七十五万多人，钩虫病一百四十七万多人，血丝虫病十五万多人，疟疾十二万多人。出现了二十五个基本消灭四害的市、县，四十四个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市、县，十八个基本消灭钩虫病的市、县，五个基本消灭血丝虫病的市、县，还有六年没有发生传染病的嵊县下田村。医疗保健组织，医学院校和医药研究机构也有很大发展，新建医院、产院、保健所（站）八千多个，增加病床一万二千多张，在妇幼卫生等方面都有很大成绩。在中医、中药工作方面，经过批判轻视歧视中医思想，特别是组织全省医药卫生人员学习了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报告的批示和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以及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后，使中医药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全省的中医队伍已由解放初期的八千余名，发展到现在的一万八千余名，并且对有进修条件的中医，组织了脱产、在职学习和函授进修轮训等培养教育，发展了一千余名中医学徒，先后成立和发展了中医药研究所、中医院、中医进修学校、中医门诊部，县以上的医院普设了中医科。有些县市还成立了中医专科学校。 在中西医临床合作上，有不少突出的疗效和经验，如用新方杀虫丸、肝脾消肿丸、舟车丸等治疗血吸虫病，疗效显著。原来西医治疗比较困难的乙型脑炎，用中药石膏扁斛合剂，至宝丹等治疗，治愈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茵陈蒿汤治疗传染性肝炎，舒肝散治疗慢性肝炎，疗效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针灸和中药治疗阑尾炎，可不用手术，已有不少医院在推广使用。对于聋哑、白血病、紫瘢病、再生不良性贫血、急性灰白质炎、癌症、白内障、色盲、暴盲等疑难杂症，我省中医都在治疗中创造了很好疗效。 全省的中西医务人员，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在党的中医政策的鼓舞下，中西医之间从政治思想上的团结发展到学术上的团结合作，树立了一切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不少医务人员上山下乡，下工地，在抢收抢种、抗旱防涝等农忙季节，主动深入田间工地进行巡回医疗，出现不少动人事迹和先进人物。在除害灭病运动中，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的技术革命高潮，创造了很多动人的先进事迹。我虽不才，也创用了羊胆丸治疗肺结核病，经邻省及本省各医院试用，取得显著效果，群众寄来不少感谢鼓励信。同时创造了疏肝清胆的胆实丸，对于治疗肝胆病，也相当成功，对恶性肿瘤的治疗正在研究试治之中。西医学习中医，全省已掀起了热潮。普及针灸治疗，推行中医单验方，学习中医药理论，应用中药和针灸处理锑剂、海群生等反应有很大成效。不少地方用贯众汤治钩虫病，三仙丹、三升丹治性病，杭州市传染病院用中药白头翁汤、黄连、马齿苋、茶叶、西青果等治疗痢疾，疗效都很高。浙江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经开学，杭州市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班已开办了第二期，许多医学院校开设了中医课程。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不少中医正在积极学习一些现代医学的基本知识。 我省有不少地方已开展了采风访贤运动，温州专署组织了访问中医工作团，杭州市到目前已采到单、验、秘方四十多万张，中医师献出古传抄本、家传秘本和医药书籍一千多部，杭州铁路局卫生部门也已采方四万多张。其中有不少是效果良好的锦方。 我省中药工作亦有很大成绩，一九五八年药材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一点二倍。浙江是我国药材主要产地，产量、品种、产值在全国是第二位，我省还陆续发现了海龙、海马、玳瑁、黄连、坪贝等名贵稀有药材。出现了如鄞县樟岙乡浙贝高产田，亩产九百零六斤，超过平均亩产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全省还发动群众大种药材，城市结合绿化美化进行种植。不少医药卫生单位组织卫生人员种了中药试验田，一面参加体力劳动，一面更好地通过实践研究学习中医药。全省各地在春季开展了采挖野生药材活动，如天目山人民公社组织了社员，六天就挖掘了六万八千多斤。今年全省计划种药三十五万多亩，杭州市开辟了一个八千多亩的药物种植场，并抽调了七十余个卫生人员在那里进行劳动锻炼。可以预计，今年的中药生产，将会取得巨大丰收，这些不仅对全省除害灭病运动，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同时还可以行销国外，增加国家财富。 一九五九年是苦战三年，改变我国面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我坚决和同志们一起，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为实现今年的经济文化建设计划而奋斗。 现在我对医药卫生方面提出以下几个不成熟的意见： 一、彻底消灭四害，培养爱清洁讲卫生的习惯，保证工农身体健康。对四害还没有除尽的地区，必须彻底予以根除，以杜绝病媒。加强卫生宣传教育，培养人人爱清洁，个个讲卫生的习惯。对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最严重的疾病，要继续发动医务人员，结合群众力量，全力以赴加以消灭。加强体育锻炼，保证工农群众的身体健康。我认为要加强生产建设，首先要有强壮的体格。因此，开展农村和工厂企业的体育活动甚为必要。目前机关、学校、医院和部分工厂企业每天都有一到二次的广播操和其他的文体活动。但是有些工厂企业和农村还没有全面地开展起来，如果大家每天早晨能搞一、二十分钟的体育活动，并适当安排工间操，午膳后有半小时的正常休息，这样就能保持精神饱满，劳动更加有劲，既保证身体健康，又保证持久性的劳动生产。 二、为了保障人民健康，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中医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团结合作，同西医互相学习各取其所长，各补其所短，积极搞好临床治疗，开展中医药的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医疗效果。帮助西医学习中医，不虚夸，不保守，把自己所有的经验全部教给西医。对新生力量的培养，也要多、快、好、省地进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教材方面：对内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都是中医的经史，应当很好地学习。此外还有诸子百家历代各家著作，如晋王叔和的脉经，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唐孙思邈的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以及金元四大家和本草纲目，本草拾遗，本草述，温热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等，代代有所发挥，对这些文献不仅涉猎，也应谙熟。并译成通俗读物，使学者容易接受。 三、发展中药材生产，满足医疗用药需要，首先建议各地对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进行一次检查，以促进药材生产规划做到落脚生根，在保证粮、棉、油、麻生产的同时，重视药材生产。其次除去具体规划外，要求机关、学校、部队、医院尽量利用隙地种植药材。积极发动群众，大家动起手来进行开荒，结合造林、绿化、美化、香化种植和采集药材，以增加药源，达到满足需要。 以上一管之见，不够全面，请各位代表和有关单位帮助指正。最后庆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第9版()专栏：　　一人顶他一人半 王文山代表的发言主席团、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也是鼓舞全国人民继续大跃进的报告。同样的，对于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亦完全同意。 我们沈阳第一机床厂和全国各兄弟厂一样，几年来在生产飞跃发展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生了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九五八年是全面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的变化更是惊天动地，振奋人心。现在就把我们厂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情况，作一简短地汇报。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广大职工的共产主义思想空前提高，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树立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从而改变了我们厂的生产面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们厂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一点零二倍，全年共试制成功了二十七种新产品，相当一九五七年的五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总和还多十四种，其中有五种已经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四点七，为国家创造的利润也增长了十二点八倍。为了适应更大的跃进，运动的锋芒指向精减机床结构，职工们本着不影响性能与使用精度的原则，根据我国生产发展的需要，当简则简，当繁则繁，当精则精，当粗则粗的原则，改进了机床结构。这样，不仅节约了原材料，而更重要的是揭开了机床设计的序幕，敢于提出设计新的机床。为了确保一九五九年跃进计划的落实，全厂掀起以自己武装自己和产品设计革命运动，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底全厂制造出一百五十二台土设备，这些土设备的特点是：结构简单、节省材料、专用性大、效率高。我厂工具车间试制成功了高精度C868型一级精度丝杠车床，掌握了机床制造业的技术尖端，这台机床的诞生将为我国机器制造业由普通机床制造水平迈进到高级精度制造水平创造了条件。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们一号车间也和全厂各兄弟车间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车床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将近一倍，投入生产三年多的时间比设计产量增长了一点二五倍，单位产品的车间成本比一九五七年降低了百分之十四七点八。从而实现了职工们的“产量翻一番，成本砍一半”的诺言。在武装自己大造土设备过程中，车间全体职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突破设备关键，以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大造土设备，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二十多台土设备，现已有二十一台投入生产，其中床头三组职工仅用三十多个小时就用C63车床改装成深孔钻床，效率和洋深孔钻一样，但造价只用洋机床的三十分之一，从而解决了关键，提高效率一倍多。根据国家需要，去年年底，党委指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产品设计革命，根据党委指示的方向，职工在迎接“五一”向劳动节献礼的口号鼓舞下，形成了群众性的设计高潮，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了边设计边编工艺，边制木型，边准备工具的平行连续作业办法，不仅使设计周期大为缩短（只用五十多天全部完成了设计任务），而且培养了工人从事设计工作的能力，使设计工作者和实际工作密切的结合起来。 我们自行设计的新产品普通螺丝车床有以下特点： 1、使用性能更广泛，增加了光杠车削螺纹和车削端面螺纹。 2、转数高（二千五百转／分），功率大，适应于各种高速切削，为广泛采用陶瓷刀创造条件。 3、增大了进刀量车削，台尾可用床鞍带动，钻孔时可以自动进刀，可以控制钻孔深度，反正车与刹车都采用了电磁离合器，因而操作轻便、灵活、安全，将多位手柄改为单一手柄操作，不仅减轻体力劳动，同时也减少了辅助时间等。 4、所用的材料都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材料规格和尽量节约材料，用代用材料如手柄采用塑料，主轴用球墨铸铁等。 这台新产品的诞生标志着我们机床工人已经初步冲破了仿造的圈子，逐渐走向独立设计制造的新阶段。目前全体职工正以冲天的干劲，百倍的信心进行试制，决心在“五一”节前试制成功，向劳动节献礼。 总之，我们厂和我们车间所以能够在产量和经济效果上以及技术革命中取得一定的成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和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为了更好的实现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计划，首先我们要继续反对保守思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提倡苦干实干巧干，进一步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以实现今年更大跃进计划为中心的技术革命、高产优质红旗竞赛。我们厂的行动口号是：政治挂帅红又专、红旗竞赛大开展、日产水平超五十（台），一人顶他一人半。我们车间在全国和全厂一盘棋的方针指导下，1 A62车床日产水平计划提高到日产三十五台，即比原设计增长三点三倍。我们为达到这个水平，除继续巩固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外，还要以解决大型零件的薄弱环节为中心的带动各个机床，各个生产工序全面过关。也就是一台设备顶他一台半，实现党委指示的一人顶他一人半，巩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方法，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群众互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搞好群众性的经济核算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深入开展高产优质红旗竞赛运动，改善劳动组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出色地用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为完成今年的宏伟跃进计划而奋斗！ 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年第四季度召开全国工业等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通知后，更加激发了我们的劳动热情，我们厂各个车间和全体职工，都纷纷制定进京规划，表示决心以完成今年跃进计划。现在，让我代表我厂全体职工，向大会表示我们有决心提前完成国家跃进计划，创造更大的成绩，争取第四季度来北京群英会上争光荣。最后，让我们更好的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一步鼓足干劲，为实现大会决议，为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 预祝大会胜利成功，全体代表身体健康，并在大跃进中取得新的胜利！

第9版()专栏：　　济南仁丰纺织染厂大搞土法办电 王美恭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听了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受到了很大启发和鼓舞，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些报告。 我很高兴的看到西藏的叛乱迅速平息了，西藏人民从此将逐步摆脱落后的黑暗的生活，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走上幸福繁荣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次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背叛祖国就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唆使和策动的。我们要正告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中国人民不要任何外国一寸土地，但是中国一寸土地也绝不让外国抢走，如不悬崖勒马，站起来了的六亿中国人民不是那么好欺的。 我现在讲一下我们厂是怎样在以钢为纲的带动下大搞土法办电的。我们厂是一个纺织染厂。在去年一年当中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厂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超额完成纺织生产计划的同时，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以钢为纲的方针和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我们不仅大搞了钢铁（去年下半年共生产铁二千四百三十七吨，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九十），而且也大搞了土法办电，解决了电力不足的困难。由于纺织任务增加，电力原来就不够用，有时轮流停班停车，在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带动工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后，我们厂电力不足的情况就更加严重，解决动力问题成为当时能不能保证全面跃进的中心环节。就在这时，党提出了全民办电的号召，要我们采取“小土群”的方针，自力更生解决动力不足的困难。我们认为党的这一指示是十分英明和适时的。当时我们厂就把这一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向全体职工提出，号召大家献策献计，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厂里由厂党委书记挂帅，工人、技术人员参加，成立了核心领导小组，来具体领导这一工作。 事情开始时，职工同志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多疑问，较为普遍的存在畏难情绪，有的大谈“条件论”，有的说“无法插手”，“搞纺织的那能办电”？也有的对办电存在着“神秘化”的观点，认为“办电技术复杂，设备困难”等等。针对这些思想情况，首先在全体职工同志中进行思想发动，说明棉花丰收，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增产任务，电力紧张不仅关系到本厂的跃进计划，而且关系到全市工业全面跃进的问题。总结了大办钢铁的经验，以生动实例进行教育，在这个基础上以“电力紧张，是消极等待？还是积极的办电解决”为题，发动全厂职工大鸣、大放、大辩论，通过鸣放辩论，提高了全体职工的认识，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人人动手，个个献计，土法办电的群众运动就热火朝天的行动起来。在最紧张的几天，有的工人为了争取早日发电，曾连续工作三、四十个小时不休息，领导再三动员，但他们说： “不见发电不下火线”。 思想发动起来之后，全厂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一百多条，根据这些建议，进行窍门排队，排出锅炉有潜力、生产设备集体传动多的特点，确定以动力车间为重点，制造土汽轮机和改制马达发电及蒸汽机三个方面，成立了三个小组，领导干部随任务下车间，与工人共同研究，一齐干。从搜集材料到安装，经过了一昼夜的奋战，改制马达发电成功，经过六昼夜的努力，制造成功了第一台土汽轮机。这就大大鼓舞了职工的干劲，更加坚定了大家的信心。我们紧跟上召开了现场会议，推广了动力车间的经验，为在全厂人人动手，大搞土法办电打下了基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共创造了以下五种办电、办动力的办法：一、是用土汽轮机带动马达发电；二、是用土汽轮机直接带动机器；三、是利用炼铁炉的煤气发电（安装五部锅驼机）；四、是水力，利用水轮机带动发电机；五、是风力，利用吸风机发电。另外还压缩了照明等非生产用电。通过以上办法，共可发电五百三十七瓩。目前，我们正在修理一个旧机车，准备利用它来发电，修理好后，能发电一千瓩。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用电自给。 我们从去年工业生产大跃进中亲身体会到，只要听党的话，依靠职工，走群众路线，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不但大办了钢铁，大办了电力，同时还带动了纺织生产的大跃进。去年一年我厂的产值、产量和质量计划都达到了“月月红”。第四季度的产值比第一季度翻了一番，生产总值提前四十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现在全厂正在深入开展以高产高质为中心的“四高”“四省”的群众运动，我们保证一定要苦干、实干、巧干，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给予我们的生产任务，来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

第10版()专栏：　　树标兵　插红旗　大搞群众运动 岳维藩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员向大会所作的各项报告，并将根据报告中所提出的任务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现在，仅就工矿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太原市是一个工业发展较快的城市。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兄弟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支援下，经过全体职工和全市人民的积极努力，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以冶炼、机械、煤炭和化学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全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更加发挥了冲天的干劲，使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三四，全年增长的绝对值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总和的一点二四倍。钢、铁、煤、电四种产品在这一年增加的产量，都相当或者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产量增长的总和。全年生产成套的冶金、动力、矿山、机械等设备，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十倍左右。基本建设在这一年完成的投资额，也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和的一半以上。一九五八年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比较则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四点七倍，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十一倍。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所占比重，已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迅速上升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八十二。这种飞跃发展的速度，在旧社会是根本不能想像的。 层层树立标兵，按工种树立标兵、使社会主义竞赛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地发展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事实，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根据国家和省的统一安排，太原市今年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无论在产值、产量和工程项目方面，都将比一九五八年有更大的跃进。要完成和超额完成这样的计划，今年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乘胜前进，大规模地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年是否有可能实现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呢？从第一季度的情况看，已经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坚决贯彻党的增产节约方针和大搞群众运动，我们就一定可以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年第一季度全市工业总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点一一倍，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也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两倍半。目前全市工矿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踏踏实实的群众运动，以高产优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产量翻番、“双千分”、个半定额等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运动，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先后开展起来。特别是竞赛运动深入到小组，掀起了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学先进赶先进运动。随着竞赛运动的发展，全市广树标兵，许多企业单位采取了层层树立标兵，按工种树立标兵，以先进小组为重点，从车间、工段、小组、个人到各个不同的工种都树立了标兵，使社会主义竞赛朝着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的方面发展。根据前一阶段的体会，我们认为，要把全年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重要的关键在于继续做好抓先进，树标兵，以小组竞赛为重点，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 抓先进、树标兵、插红旗，是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鼓舞广大职工力争上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也是充分发挥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作用，带动全面跃进的良好形式。太原市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广树标兵，大大促进了群众竞赛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采取了层层树立标兵的方法，既有全市的标兵，又有厂矿、车间（工段）、小组的标兵，这样，既便于学习、推广外厂的先进经验，又便于总结本单位的先进经验，内外互相促进，使原来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迅速赶上先进，更快地实现了共同提高的要求。重型机器厂在“个半定额”标兵竞赛的推动下，全厂已有百分之六十一点七的工人达到了每小时完成一个半小时的定额水平，并有三百零九人达到两个定额，五十人达到两个半定额。不仅要层层树立标兵，而且在纵深方面，还要按工种树立标兵，根据不同工种的生产特点，分别树立各种有代表性的先进旗帜。这样，既可以调整各工种之间发生不平衡的现象，又能发挥各个不同岗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挖掘各工种的潜在能力。太原矿山机器厂在机修、熔铸、锻铆等不同工种中树立标兵，大搞红旗竞赛，使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十一倍到十九倍，全厂并有三十五个小组平均每天都能达到双定额。层层树立标兵，是从企业、小组生产中的共同性出发，可以使运动发展更加广阔，有利于推广共同性的先进经验；按工种树立标兵，则是从不同工种的特殊性出发，可以促进运动的纵深发展，大大便利于总结和推广不同工种的特殊经验。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能使竞赛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 在树立标兵大搞竞赛中，还应该着重在小组中树立标兵，广泛开展小组之间的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运动。所以强调小组，是因为国家的计划，企业的各项指标，都是通过小组实现的，生产小组是企业生产中最基本的单位，抓好小组，全厂跃进才有可靠的保证，厂内竞赛才能更好地开展，厂际竞赛也才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小组本身又是一个集体的组织，小组标兵是集体标兵，既能发扬小组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更好地集中群众智慧，发扬密切协作和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小组并且也是工种的组织，开展同工种的竞赛也可以和小组竞赛相结合。因此，抓好小组一环，对于促进劳动竞赛的广泛深入开展，是非常重要的。太原市今年的劳动竞赛深入开展以后，便抓紧了小组竞赛这一环，使竞赛迅速出现了一个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的新局面。山西机床厂竞赛中首先涌现出两个月完成半年工作量的赵歧小组。市委及时总结和抓住这一典型，树立为全市工业战线上的“标兵”，旗帜一树，群起响应，全市立即有上百个小组经过参观、学习，掀起了“学赵歧、赶赵歧”运动，紧接着就有三十六个小组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半年工作量。小组竞赛的蓬勃发展，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市性的你追我赶的竞赛高潮。一浪推一浪，一浪盖一浪，群众运动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了。如山西机床厂的郝福小组在学习赵歧小组运动中，改进了小组的生产管理，制定了生产翻番的措施，几天之内便提出革新建议一百四十项，成倍、成十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三个月便完成了一年又十五天的工作量。晋西机器厂的黄金荣小组并掀起了“车车改进，道道（工序）翻番”的革新高潮，使生产效率平均翻了四番半。目前截至四月初的统计，全市已有九十二个小组完成了半年至一年的工作量。各企业有不少小组已经赶过了原来的先进小组的水平，更多的小组正在奋起直追，向先进的指标挺进，原来的先进小组又订出了新的跃进计划，奔向更先进的目标。 运用工业五级干部会议的形式，推动工业战线群众运动的加速发展；同时更好地组织地区性的大协作 为了适应新高潮形势的到来，最近，我们运用了工业五级干部会议（包括市、区、厂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车间干部、生产小组长以及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非先进分子）的形式，来推动工业战线群众运动的加速发展。我们并采取了会内和会外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讨论和实际行动相结合，以及边宣传、边贯彻、边讨论、边行动等方法，使广大群众的竞赛紧紧围绕当前的生产任务进行，迅速掀起了以修改定额指标和技术措施，改革工具，改革生产设计为内容的继续大跃进高潮。通过这样的会议，一方面可以把方针、政策、生产指标、完成任务的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困难，直接向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交代清楚，另一方面通过群众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又可以迅速把群众意见集中上来。这样，就迅速地发动了群众，从而丰富了领导思想，可以更快地发现新问题。通过这样的会议，全市正在涌现一个更广阔更深刻的生产大跃进。如太原水泥厂制造车间粗磨工人在大会召开的第二、第三两天内，即将水泥的产量由过去平均每小时生产二十四吨提高到三十二吨。 在广泛组织群众竞赛运动的同时，更好地组织地区性的大协作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工作可以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的贯彻，保证群众竞赛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太原市在去年大跃进中，在组织全市工矿企业之间的经常性协作，组织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支援的城乡协作，组织大中型企业共同支援新厂建设的协作方面，曾经发生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今年以来，有些人在新形势下对组织协作生产了某些怀疑，他们认为全国一盘棋，计划统一了，或者说今年库存减少了，不能协作等等。他们不了解，正是这种新形势，才使得今年的大协作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要保证全国一盘棋，要保证重点，除了依靠国家统一安排、统一调拨外，还必须采取互相协作、互通有无的办法，来调剂各方面的平衡。而且，生产建设任务越繁重，原材料和劳动力越紧张，就更要通过加强协作，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最迫切需要、作用最大和收效最快的地方。适应这种需要，我们今年又进一步组织了全市工矿企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文教卫生等系统二百三十多个单位的地区性协作，事实更加证明了开展大协作的重要性。以机械系统为例，在服从国家统一调拨的前提下，采取核算需缺，以余补缺的办法，便相互调剂了二千多吨钢材、三百多吨生铁，解决了四百二十项生产关键的需要。在劳动力的问题上，有些单位也采取深挖潜力和广泛协作相结合的办法，把劳动力输送到最迫切需要的部门。全市第一季度已经调整了包括技工在内的一万多人支援了重点单位。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保证重点工程和重点产品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完成任务起了极重大的作用。 经过以上各方面的工作，全市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向新的高峰发展。我们相信，只要全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的群众竞赛运动，就一定能够掀起一个新的波澜壮阔的继续大跃进高潮，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家计划。

第10版()专栏：　　我种的棉花产量为啥那么高 张秋香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的报告、发言我完全同意。 这四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像总理讲的，我社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特别去年大跃进以来，有了公社，农副业生产、社办工业、水利建设等都有了更大的发展，我觉得周总理的报告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现在我想讲一下我们棉花高产试验的情况。一九五五年以来，我们试验田的棉花，年年平均亩产籽棉都在千斤以上，去年我们共种棉二百七十多亩，共产籽棉十万多斤，高产试验田共四亩三分地，平均亩产籽棉二千九百九十三斤，有一亩达到三千四百斤。比一般棉花平均亩产籽棉四百多斤提高了七倍多。 有人问我：“你们的棉花为啥产量那么高？”我认为我们棉花作务和别的棉花作务有不同的地方有四点很重要： 第一，信心要坚定 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棉花高产试验也是一样。例如，我们开始搞棉花试验田就有人嘲笑说：“千年万年没有经过的，咋能办到”，“妇女只能往鞋上绣花，怎敢吹牛种棉花”，社管委员中，就有六人不同意我们搞。选种有人反对粒选，说那样做是磨洋工，有人嫌挣不出工分，不愿意干。在施肥上，有人不满意，说“上那样多的粪，看拾得下那样多的棉花”。在补苗上，有些人反对移植补苗法，说：“棉花踏不死、栽不活”。除虫时，有人就说，棉花上的害虫是神虫，永远除不完，愈除愈多。上追肥时，有人反对冲行埋肥，说：“见过撒肥，没见过埋肥”。在每样作务上都有困难和阻力。如果信心不坚定，一定会半途而废，得不到好结果。试验中间，我曾发生过一些动摇，哭过几场，因党及时帮助教育，信心坚定了。我在棉花高产试验上深深体会到，没有坚定的信心，啥事都难办到。有不少的人弄不成事，就是吃了没有信心的亏了。 第二，工夫要下到 人常说：“铁杵磨成绣花针，就要工夫深。”要棉花高产，就要在作务上多下工夫。我们的棉花高产试验田，是比别的多下了一些工夫。例如，我们选种就是一粒一粒的拣选；对虫害是十次、二十次的防治；中耕锄草的次数就比别的多得多；备耕、下种、定苗、施肥、灌溉、整枝等，样样都多下了工夫。我感到工夫没有白下，有工夫就有收获，多一分工夫，就多一分收获。过去我们在棉花作务上下的工夫还很不够，今后要下更大的工夫。有人想多得收获，又不想多投入劳动；甚至有人不愿意深翻地、多施肥、搞水利，不愿意精耕细作，认真执行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要知道财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愿意花费劳动就是甘愿受穷。我们的幸福生活是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第三，作务要灵活 作务灵活就是耕作要看实际情况，例如，一般说，棉苗生长中期，需要深锄三寸，但是也要看地墒大小，墒饱深锄一些，墒少浅锄一些。又例如，给棉花上追肥，就要看天气变化，天气冷，就要上墙土肥或炕肥。再拿打顶尖和打群尖来说，一般棉花的顶尖要适时摘掉，但是棉花四周的群尖不打或少打。所以棉花的作务，就是要看天看地看棉花情况办事。不这样做，棉花就不能增产。有的搬用别人经验时，不看自己的实际情况，结果反而有害。 第四，生产不知足 不知足就是在生产上不自满不保守不断要前进。我们知道，和别的事情一样，知足了棉花就不会高产，不知足就会不断高产。因此，每当我们实现一个高产指标后，就马上实事求是的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指标，永远不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我们要把棉花产量由现在的两千多斤提高到三千斤、四千斤、八千斤、一万斤，不断的增上去，要根据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的精神，不断前进。在耕作上，我们也是不断的改进作务，提高技术，今后还要不断的这样做。在技术上不仅要推行“一早百早”和推迟打顶、多留果枝的经验，今年要实行棉花“卫星方”“丰产岗”的管理制度。还要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作务，提高技术。在高产面积上也要不断扩大，由一亩多到二亩多、三亩多、四亩多，今年就要到两千多亩，今后要把所有棉田千方百计的都变成高产田。我觉得只有不知足，才有不断前进的一股劲。 以上几点是我们棉花高产的主要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由于党进行了棉花高产的宣传，我们才想到了棉花高产试验田。在棉花高产的试验中，党和人民政府曾帮助我们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一九五五年当我实在找不到钱买杀虫药的时候，乡党委就把干部的伙食费借给我使用。地委书记亲自到我们队上来，帮助解决困难。县委帮助我们总结了棉花高产的经验。省上业务部门也大力支持了我们。特别是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亲自下来和我们在一起研究棉花作务；赵寿山省长也亲自给我们解决化肥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力量。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们的棉花上就不可能取得成绩。我深刻体会到，只要我们愿意为人民群众做有益的事情，党绝对会支持的。只要听党的话，按党所指的方向走，受党的领导，一切事情都有希望，都能做出很大成绩。我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棉花产量还会大大提高。有人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说共产党管得太宽，试问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来的今天。 力争亩产籽棉超过四千斤 我们在种棉花上的成绩是很小的，但是党就非常重视。党对我们的期望很大，不断鼓励和促进我们。我们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今年我们在棉花方面计划种两千亩高额丰产棉，亩产籽棉要达到四千斤，力争超过。我们要根据周总理报告的精神，进一步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大力进行农具改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进技术，提高劳动效率，苦干实干巧干，克服困难，实现以粮棉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祝大会胜利成功，代表们身体健康！

第10版()专栏：　　玉门石油城　继续大跃进 郭孟和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那些以“同情西藏人”为名，野心攫取西藏为实的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你们的阴谋诡计永远不能得逞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指使和纵容下所发动的破坏祖国统一的可耻叛乱，引起了我们玉门市广大石油工人的极大愤怒。我们坚决拥护国务院所发布的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前几天，在印度的领土上，又出现了一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叫嚷什么“西藏独立”，并且肆意污蔑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实在令人愤慨和难以容忍。我代表玉门市全体石油工业职工，严正警告那些以“同情西藏人”为名、野心攫取西藏为实的帝国主义者和印度的某些扩张主义分子，以及一些荒唐的政治家，你们的阴谋诡计万难得逞！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面前，用所谓“西藏问题”作投机生意，是一点油水也不会捞到的，重温一下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完整的斗争历史，对你们是有益的。 玉门石油工业职工大闹技术革新自力更生，生产上出现了一个跃进局面 现在，我向大会汇报一下玉门石油工业职工去年大跃进和今年继续大跃进的情况。去年，玉门的几万名石油职工，在党的领导下，政治挂帅，思想解放，大闹技术革命，大搞自力更生，出现了一个全面的跃进局面。原油生产超过了国家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一；钻井进尺超额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原油处理量比原计划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基本建设也完成得很好，完成了国家投资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点八；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在这一年中，出现了许多以往少见的奇迹：原油产量一再跃进，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钻井进尺为一九五七年的十三倍，并且创造了中型钻机月钻六千零九公尺、年钻二万八千零五十公尺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这样，就为今后用较少的人力、设备，打更多的井，产更多的油创造了可能性。同时，摸到了一套多快好省地开发和建设油田的经验，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来发展天然石油企业的办法。例如，去年我们没有用国家投资，仅以二十七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年处理二十万吨原油的洋土结合的炼油厂，所用的一百七十六吨钢材，都是群众从废材料中找出来加工制成的，资金也是由搞副业生产积累的。更重要的是，全体职工在政治思想上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由于整风运动的胜利，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照亮了每个人的心，一年来，广大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在劳动中不计报酬，生产上主动协作，各个方面力争上游。全年广大职工在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运输、基本建设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大小二百多万件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建议，采纳了九十四万多件，为国家创造和节约的价值达五千八百多万元。这些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广大石油职工的英勇奋斗。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 今年，作为全国第一个建成的石油工业基地的玉门，在去年胜利的基础上，又开始了一个更大、更好的大跃进。原油产量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到一倍，为国家工农业大跃进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我们不仅有决心、有信心完成国家给我们的石油生产任务，而且我们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为“四大指标”让路，一定在让路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确保大跃进的实现。 一个争取高产优质的红旗竞赛运动已经跃出了玉门关 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也还不少，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轻易的，但是，困难吓不倒我们经过长期锻炼的广大石油职工。困难一定要克服，任务一定要完成。 入春以来，一个大规模的、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就在我们油矿里开展起来了，并且获得了很大成绩。今年第一季度原油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而且在以后的几个季度里还将继续向上增加。自从四月初以来，这个运动更发展成为一个争取高产、优质的红旗竞赛运动，而且我们竞赛的范围，已经跨出了玉门关，成为全国石油工业生产大竞赛的一部分。广大职工群众干劲十足，意气风发，大量的技术革新建议和增产节约措施，从群众中涌现出来。我们一定要做到把低产油井变成高产油井，使高产油井稳定的高产；力争新油井更多、更快地投入生产，老油井“返老还童”。并且合理地开发油田，既保证今年产量，又照顾长远开采。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给了我们重要武器，我们遵循着党的指示，根据重其所重，急其所急的原则，已经把主要力量用到增产原油上来，把精兵良将调到鸭儿峡高产油田上去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细细致致，力争用最少的财力物力，求得最大的产量、最好的质量，确保国家计划胜利地完成。 为了主动让路又同时实现大跃进，发展生产又同时改善职工生活，我们在确保完成原油生产任务的条件下，正在挖掘潜力大搞自力更生，以洋土结合的办法，制造一些简单设备和配件，以保证生产的部分需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同时，还自己动手修建简易住宅，种菜、养猪，增长职工福利，以更好地激发广大职工群众增加生产的冲天干劲。 各位代表，全国人民称呼玉门为“石油城”，这是人民给我们的荣誉。我们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第10版()专栏：　　加紧解决水产事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问题 张玺 董聿茂　朱洗代表 朱元鼎　朱树屏委员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李维汉副主席分别作的四个报告。这些报告和宏伟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都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明确地提出要“积极发展水产事业”，这使我们和水产有关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特别感到兴奋。现在愿谈谈我们的两点体会，就正于各位代表。 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在水产事业的高速度发展中劳动力特别感到不足。水产科学技术工作者应从科学技术方面和群众一起多想办法来用较少的劳动力得到较多的产品，就是用技术革新的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劳动力不足和生产任务重的矛盾。周总理在报告中谈到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时，都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使我们对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深刻意义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今年水产工作者的人数虽有所增加但还远不能与水产生产任务的激增相适应，所以在各项工作中更要注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而多快好省地大闹技术革新。水产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也是一种技术革新，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内也已经开始进行；但是还应积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今年第一季度内召开的全国水产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的水产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是：“大力开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推动更大、更好、更全面的水产生产大跃进；积极进行水产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为水产事业全面大跃进创造条件。”这和周总理报告中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的精神完全一致，是能适应今年水产生产大跃进的正确方针，我们热烈地拥护这个水产科学技术工作方针并要在工作中很好地贯彻。 祖国解放以来，水产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其他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一样，发展的非常迅速。一九五八年的水产事业在我国工、农、文、教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也有了一个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同时水产科学技术也随着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在淡水养殖、海水养殖、捕捞技术、水产品加工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养殖的品种增加了；应用有效的催产剂和生态处理方法，可使人工养殖的鲢、鳙产卵受精孵化，并可打破自然的生殖季节规律，在秋季也可使它们产卵；鲤鱼不但可使在冬季产卵，并可月月产卵；贻贝人工育苗已获初步成功；对虾已能在养殖的条件下越冬，产卵，孵化；海带养殖已从北方冷水海区南移成功；淡水养鱼每亩年产量可达一至四、五万斤；海水养殖亩产量牡蛎纯肉已可高达六千五百斤，蛏子二万二千斤，海带三万六千斤，紫菜四万二千斤；此外并进一步提高了精养技术，初步总结出了水、种、饵、密、混、轮、保、管八字“养鱼经”。在渔具渔法方面，同样有了许多技术革新和创造如万能网、万能钓、轻网快拖、定置渔具流动化、双拖改单拖、多种渔具兼作业等等；并初步总结出了捕鱼的找、改、兼、安、保“五字经”。为了有效地掌握渔场和摸清资源情况，全国性的海洋普查和渔场调查已经系统地全面展开了。在水产品加工方面已广泛地展开了水产品综合利用、提高品质，从水产品中制取工业及医药用品等等研究工作。这些收获的主要原因是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和“依靠群众，以养为主，积极发展捕捞”的水产生产正确方针的贯彻。这些因素不但使一九五八年的水产事业有了这样一个大跃进，同时也为一九五九年更大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依靠群众，以养殖为主，积极发展捕捞”的正确方针，今年必须继续大力贯彻。 在此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水产事业的迅速发展和一九五九年更大跃进的水产生产任务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急待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或推迟水产事业的发展速度。周总理在报告中很正确地指出“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任务，应当放在首要的地位。”我们要把这个指示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首先要把直接为水产生产服务而急待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作为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并要努力贯彻群众路线的研究方法，尽早尽多地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以往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差了，直到现在还没能真正有效而彻底地为生产解决过什么重要问题。一方面固然是限于科学技术的水平，但更重要的是限于政治思想水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还未能彻底地改造过来，因而使我们在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周总理的报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继续加强自我改造的必要性。我们一定要依照周总理的指示“继续努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鼓足干劲进行水产科学技术工作，冀能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多发挥一些作用。

第10版()专栏：　　为教育事业献出我所有的力量 冯沅君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简括而周详，原则而具体地阐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与一九五八年的史无前例的全民全面大跃进，并提出一九五九年的光荣任务。因此，这个报告既是祖国在党与毛主席领导下飞跃前进的里程碑，同时，又是个引导祖国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指路碑。 我为这个宏伟壮丽的报告而极度兴奋鼓舞，瞻前顾后，我看到一片光明，无边春色，而深深地感激党与毛主席将六亿人民引进这个美好幸福的境地，同时，我认为这许多奇迹般的成就虽是中国的，可是它们的意义与影响却不限于是中国的。无疑地，它们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而在保卫世界和平上也将起着巨大作用。 我是个文教工作者，以下结合着我的工作谈谈我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改造的两点浅薄体会。 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 首先谈教育事业的发展的问题。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大跃进，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也出现了高潮。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在教育事业上也非例外。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发展上，学校多了，学生多了，更重要的，是经过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党的坚强领导在文教事业上树立起来了；是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贯彻执行。这样，一个波澜壮阔，意义深巨的教育革命便迅速地展开了。 大家都晓得，一定的教育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因而教育由谁领导，是由资产阶级？是由无产阶级？换句话说是由党领导，还是由所谓专家（资产阶级专家）领导，实是阶级斗争在教育事业上的反映。也正是为此，当资产阶级右派钻整风的空子，向党猖狂进攻时，教育领导权也是他们妄想要篡夺的。他们的卑鄙的目的无非是要从教育下手，最后将国家拖上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右派被打垮了，党的坚强领导在教育事业的各部门、各单位树立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的胜利，人民的教育事业的胜利。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重新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在全国一致地贯彻执行。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学校跨入新阶段，出现新面貌。我是个孤陋寡闻、接触面极为狭窄的人，但在工作岗位——山东大学里，身所感受的已给我莫大的振奋。 炼钢、迁校 同其他单位一样，一九五八年的秋冬，山东大学的师生大搞钢铁，同时还在短短一个月内，将学校由青岛迁到济南。炼铁、迁校，这两个工作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小事，而且还是新事或不常有的事。然而，在党的领导下，它们并不曾互相妨碍，而是互相推动着。这是因为在集体性的生产劳动中师生们得到锻炼，开始改变怕累怕脏的不良习惯，所以党一发出号召大家便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地一齐动手，把学校的图书仪器以至种种用具的包扎、装卸和运输工作都担承起来。人多力大，搬家也搬得多快好省。迁校问题既得到迅速的解决，人们的力量就集中在炼铁上，炼铁的任务也就提前、超额地完成了。 在炼铁时曾碰上连绵的秋雨。在满是泥浆的路上，冒着风雨，学生们连夜向几十里外拉矿石。他们却都是精神饱满，紧张愉快，说着，笑着，拉起车子飞跑，彼此间展开竞赛。这种热情是政治的热情。跃进的思想在鼓舞着他们。 年老多病的教师们，虽然领导上特别照顾，不让他们多干活，特别是重活，但他们毕竟是走出书房、教室，走进铁厂，放下笔杆，拿起锤子。在尘土飞扬的工棚里，他们也是竭心尽力地来提高自己的工作产量和质量。体力劳动的实践使轻视劳动，轻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逐步有所改变。 炼铁炼人双丰收是完全真实的。学校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经济意义。 三结合 教学、科学研究与生产劳动是三结合。经过一段热热闹闹的劳动后，去年年底山东大学的师生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展开新的战斗。且不说这方面的具体战果，单就战斗中出现的新风气说也就教人感到一种浓厚的革命气息。那就是根据工作需要，敢于丢掉老一套，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集体主义精神获得主导地位，斤斤较量个人名利的思想成为私货，成为见不得人的东西。 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新的师生关系在成长着。不少教师深入到学生群众中，将帮助学习送上门来。学生亲切地称他们为“我们的好老师”。在集体搞科学研究中，师生的接触更频繁。学生围绕着教师，大家质疑论难，共同商讨学术上的问题。大家都是同志，彼此的目标是共同的——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而奋斗。年老的，年青的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批评，以取得共同进步。 当然，在全国的高等学校中，山东大学的这些情况也是很普通的，可是也就为此，我们更能看出这次教育革命的重大意义，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当然，现在学校中这些新气象还只是个良好的开端，可是我相信，在祖国继续全面跃进的形势下，党的教育方针将贯彻执行得更好，成千成万的、年青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者将源源不绝地被培养起来。身为任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在通过学习，认识了党的方针政策后，面对着这些美好的新事物，你教她如何能不振奋，如何能不下定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为教育事业献出我所有的力量！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其次谈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对知识分子，党是一向很关怀的。解放以来，在党的团结改造的政策下，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尤其是最近两年来，经过反右、交心、双反、教育革命、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等一系列的运动，他们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一般地说都有空前的跃进。但是，还有少数人存在着两种思想情况。一种是有些人满足于自己的进步，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很好了。因而想停留在现阶段上；另一种是有些人对改造老是怀着抵触情绪，甘居下游，认为只要不作右派，便无人能奈他何。这样的两类思想当然都是错误的。试想在祖国突飞猛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今天，作为个旧知识分子即令千方百计地改造自己，还怕跟不上前进的队伍，如果安于现状，停滞不前，势必为时代所抛弃；这样，不仅给人民的事业带来了损失，而且是毁灭自己。我希望具有这样思想的人都能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奋起直追。 六点办法 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当然每人都有其具体情况，不能强同，但以下几点似乎可说是具有普遍性的：首先要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其次，老老实实地，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主席的著作，进一步改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第三，从生产劳动中，特别是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第四，经常用当前形势与人民的要求检查自己的思想，从而发现错误，进行纠正。第五，从正面老师接受教育，也从反面老师接受教育；正面老师教人知所法，反面老师教人知所戒。第六，要有不断革命的精神，对自己的改造永不放松，永远前进。 从工作中提高 以上六点之外，我还觉得以工作岗位为基地，从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是个很有效的办法。因此，对于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和自我思想改造是紧密联系着的。也就是说，有了进步思想，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同时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中也就提高了思想。我异常惭愧，在教育工作和自我改造上都做得太差，深负党对我的培养，人民对我的信任。今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党的教育与群众的帮助下，不断前进，以答谢党和人民对我的深厚恩情。为纪念我们伟大祖国的建国十周年，我决心鼓足干劲，在工作岗位上，在集体中，发挥自己的一切力量，完成领导上交给的各种任务，作为向国庆的献礼。

第11版()专栏：　　向大海河流水库索取丰富水产 杨扶青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认真广泛深入地向基层传达，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五八年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的一年，河北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省人民在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现在仅就我个人了解的一些水产生产的跃进情况，来说明河北省的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向着高额丰产幸福生活的前景阔步前进。 河北省东临渤海，海岸线长达七百九十华里，渤海湾是个内海区，有百余条河川汇流注入其中，海底平坦，水温适度，饵料丰富，是多种经济鱼虾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盛产毛虾，对虾、黄花鱼、鱠鱼、鮻鱼、带鱼、鳘鱼、鲈鱼、比目鱼、鲷鱼、?鱼、铜罗鱼，河豚鱼、面条鱼等，因而形成了良好的渔场：沿海生长着各种蛏、蚶、牡蛎、海螺、海扇等贝类及其他自生藻类，秦皇岛市沿海又生产珍贵的海参；近年来经过人工试养鱼、虾、贝、海参、海带等均获得成功；发展海水养殖的前途，大有可为。内陆河流纵横，淀、洼、水库星罗棋布，约有水面三千余万亩，目前可能养殖的就有四百万亩左右，随着水利建设的继续开展，水面将日益扩大，并趋于稳定，淡水养殖也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在上述水面中大量产有鲤、鲫、草、鳜、鳢、鲶、鲢、鲂、红眼鳟以及名贵的银鱼、香鱼和青虾、河蟹等，广大的淀洼中还生长着繁茂的水产植物，如、藕、鸡头、菱角、苇、蒲、皮条……等，水生动植物对于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供应工业原料、牲畜、家禽饲料、农业肥料具有重大作用。 河北省的水产事业，在解放前长期不振，十余万渔业人口，饱尝日本帝国主义的任意摧残和渔业资本家、堡主、船主、鱼行栈、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生命难保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依旧摧残渔业，苛捐杂税，关卡刁难，使广大渔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处于三破（破船、破网、破房子）、五多（欠债的多、卖儿女的多、扛活的多、要饭的多、光棍汉多）的悲惨雕敝境地；流离失所，生产急剧下降。解放前夕渔业人口仅剩五万人左右，年产量仅四万吨。　　建立渔业机构，帮助渔民改进生产技术，渔业走上大发展的道路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渔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省和重点渔业的专、市、县先后设立了水产机构，发放渔贷、供应渔需、帮助渔民运销产品，建设各项安全设施保障渔民生产安全，建立水产科学研究机构，帮助渔民改进生产技术、领导广大渔民组织起来胜利地完成了渔业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渔业由恢复走向了大发展。全省水产生产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一九五七年时，就增长到十五点七万吨，每年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十二，比一九四九年的产量增加将近三倍，比一九五二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六十九点三。渔民的生活，不仅是“三破、五多”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还有了很大提高。如：一九五七年原滦县南堡区每个劳动力平均纯收入五百二十八元，最多的一千多元，比一九四九年的收入增长将近一倍，远远超过了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这足以说明河北省的水产生产发展是迅速的。在跨入更加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一九五八年，这个大跃进的年代中，水产生产也和其他生产一样，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淡水养殖面积由一九五七年的两万亩，发展到九十万亩左右，增长四十多倍，其余可养的大水面也都管养起来了，养殖范围普及到全省，基本上达到了有水皆利用的要求；并且全面地贯彻了“就地取苗，就地培育，就地放养”的方针，开展了鲤鱼人工孵化和鱼苗鱼种的捕捞生产。海水养殖面积由几万亩发展到二十多万亩；海洋捕捞产量也比一九五七年的七点三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全省鱼虾、蚧、贝类的总产量达到十九点八万多吨。同时还出现了许许多多高额丰产“卫星”和大面积丰产典型。徐水县淡水养鱼平均亩产三千四百四十一斤，杨庄子一亩卫星田亩产四万五千多斤，原宁河县港养鱼虾平均亩产七百二十二斤；汉沽区风网船平均单产二十万斤。其他各地也出现了亩产一万斤、二万斤、三万多斤的高额丰产塘。风网船出现了单船产量三十多万斤，七十多万斤的高产卫星船，过去人们一向认为低产的港养也出现了亩产千斤以上的丰产田。对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水产丰收了，为什么市场上还出现了鱼货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说，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工农业生产逐年增加，人民购买力普遍提高，社会消费量特别是吃的穿的消费量大大增加，这是必然的现象。而这种增加又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城市工业、建筑人口增多，因而消费量大大增加；这些新增的人口大多来自农村，但自人民公社成立，食堂化后，广大妇女参加了劳动，因而农村消费量不只没有减少，反有所增加。其次是城市工矿区消费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农村供应，由于农村就业参加劳动的人数增加，收入增多，购买力大大提高，而且买的多、买的好，因而城乡都感到供应紧张。我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三以上，每人按一年多吃五斤鱼虾计算，这个数目字就相当惊人。增加的生产量虽不能悉数拿出供应城市，但是城市的供应量也并未减少，仅说天津市一九五九年春节的鱼货供应吧，就比一九五八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春节供应市民每人一个对虾，就是三十万斤。第三，人为的供应紧张也是有的，在某些鱼货暂时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售货人员对群众宣传解释工作做的不够，给群众造成心理紧张，本打算不买或不吃的东西，也要买点、吃点，就拿天津一个城市来计算，一天一个人平均买一两就是三十多万斤，长期算起来，这个数字确是相当可观。不承认生产量增加，看不到广大人民购买力提高，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造谣诬蔑，更是毫无根据的，也不值得一驳。正如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竭力抹煞我国大跃进的事实，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不可避免的要增加全世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加深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但是他们费尽了心思，事实总是不能抹煞的，他们的卑鄙企图也是不能达到的。　　移殖海鱼上坝，开辟荒废海港养鱼，大跃进中创造了许多奇迹 大跃进的一年中，广大群众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基础上，还创造了不少的奇迹：如几次试验未获成功的淡水养对虾在大跃进中已经试养成功；鲤鲫杂交；元鱼人工孵化；试养海马、贻贝、珍珠贝、海狸鼠、以草类代替粮食作鱼种的饲料等等均获得了成功。同时我们还大胆尝试了海鱼上坝的移殖工作，把鮻鱼和海参运到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坝上高原饲养，并且还正在继续试养海带。坝上群众提出的“千库万谷坊，有水就养鱼”和“把草原上的水淖变成海洋”的豪迈口号已成事实。鲤鱼人工孵化的技术已经普及到全省，一年来群众以自己的物力和财力就修建小型鱼种场三十多处，现在培育鱼种池水面约有二百亩；这不仅为我省发展鱼种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从根本上破除了只有所谓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种才能养的迷信。 在大跃进的同时，群众对于工具改进、技术革新也相当地跃进。较突出的是：黄骅县歧口公社为了毛竹极端缺乏，把转轴网的一个网或两个网改用一个竹杆，这样就节约用竹四分之三到八分之七；天津市水产供应公司综合利用鱼介贝类的废物、试制出甲壳质、鸟粪素、鱼鳞胶、鱼油、鱼粉……等二十六种新产品；沿海各地更粗制了大量的贝壳粉农业用肥料，由于贯彻了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全省以勤工俭学的方法，就建立起大中水产院校十处，培养学员一千一百多人，这就给今后开展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打下了有利基础，并且将为我省的水产事业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材。 还值得提到的是：在大跃进中广大群众的干劲冲天，一九五八年全省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以养为主，积极发展捕捞”的方针指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水产生产跃进高潮。淡水鱼区在清坑整池和突击放养的工作中，很多地区的妇女、民兵、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都参加了战斗，老年妇女和少年儿童提出的口号是：“抬不动土筐用手搬，勤来勤去搬倒山”；因而到处修建起来了“三八妇女养鱼池”，“民兵池”和“青年池”等等。在海水养殖方面，沿海广大渔民，发挥了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在荒废多年的海港滩涂上，建设了几千亩几万亩的一处一处的养鱼港和养贝场；海洋捕捞生产向自然搏斗的干劲更大，很多地区都打破了渔业生产有史以来不到季节不出海的陈规，正月初一即砸冰推船下海，被人们认为不能出海上船的妇女，也打破常规走出家门参加了捕捞生产。广大渔民为了克服风大风多作业中的困难，他们提出了“大风小干，小风大干，无风摇橹也干”的豪迈口号；由于群众的干劲冲天，终于战胜了一九五八年海上风大风多和陆地上天旱雨少的自然灾害，夺得了大跃进，给高速度发展我省水产生产开辟了新的途径。全省人民在和自然界开展斗争的同时，还打开了社与社、县与县、专与专之间的界线，发扬了互相支援劳力，互相支援技术，互相支援工具的共产主义的大协作的精神。如在春季抗旱运动中，有的地区主动抽出陆地上的加工人员支援农业兴修水利工程；在开展多样化生产运动中，主动地派遣具有捕捞技术的人员和抽调大批的网具、钓钩等支援兄弟社和友邻县，这就充分说明了广大群众不仅在生产上获得了大跃进，而且在思想觉悟上也同样地获得了大跃进。这些千千万万的事迹，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出现！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梦想不到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应该首先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总路线的方针正确；归功于伟大的人民群众智慧和无比力量，更大大证明了人民公社伟大无比的优越性！ 一九五八年我们河北省在水产生产方面虽然取得了如以上所述的成就，但是我们的工作和思想还是远远没有赶上和满足客观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我们今后一定在党的领导下，在生产实践和工作中，努力工作，认真学习，提高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工作思想双跃进，尽快地能够适应一九五九年我省水产大跃进的需要。 全省人民在思想生产双跃进的同时，农村中普遍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为我省创造了一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像初升太阳一样，照耀着全省人民的前进目标，也同样地照亮了水产生产的前进目标。 寻找渔场、改革网具、多种工具兼做轮作，保护资源，安全生产，全面推行增产措施 为了在一九五八年胜利的基础上，沿着一九五八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跃进，争取一九五九年我省水产生产获得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全省广大农渔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去冬今春的紧张备战，已经投入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春渔汛”的旺季生产。在海洋捕捞方面，群众掌握了今年气候较暖、渔汛来的早的特点，正在推行着“找”（寻找渔场）、“改”（改革网具）、“兼”（多种工具兼作轮作）、“保”（保护资源）、“安”（安全生产）去年行之有效的五字增产措施，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捕捞生产，决心要在冷海生产初战获捷的基础上，积极谦虚地学习福建和其他省的先进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促进我省海洋养捕双跃进，力争对虾、黄花鱼的大丰收。乐亭县南堡人民公社张振山青年生产小组，因近二年两人受伤、一人生病长期治疗休养、均由合作社供给费用，公社成立后全家老少吃喝又不要钱；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好处多，人民公社优越性大，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在冷海生产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抓紧时间，挖潜力，利用自然（利用气候和风向）、掌握日计划、开展个人竞赛的办法，虽使用的很小的旧渔船渔具，仅仅四十天的时间，就生产鱼、贝类九千多斤，收入一千余元，超过同种作业五个生产小组产量总和的百分之八十一，在唐山专署召开的海洋捕捞现场会议上，群众称赞这个小组是“四两铁起家”（一个抠贝的铁扒子有四两重），并开展了学习张振山小组生产经验的运动；沿海许多有经验的老渔民或老年社员，经过回忆解放前“三破、五多”的悲惨生活与现在幼有托儿所、幼儿园；老有敬老院，吃饭不要钱的幸福生活来对比，纷纷要求上船参加生产，老年社员都是干劲冲天，并提出了：“决心大、干劲足、生产恰似猛老虎，赛过当年老黄忠”，“人老心不老，定把卫星搞”的奋战口号，与深海作业的青壮年社员开展竞赛，他们由每条网日收入六元，增加到八元，深海作业的社员们通过竞赛和工具改革，延长了作业时间，提高了产量。到四月十五日全社海洋捕捞产量已超过去年同期一倍多，名闻中外的对虾，仅十四天就生产了二百二十万斤。淡水渔业方面的春季放养、鲤鱼人工孵化和采捕天然卵的工作由于深入地贯彻执行了“就地取苗、就地培育、就地放养”的方针和认真推行了“水”（改良水质、增加水深）、“种”（品种优良健壮）、“饵”（饵料充足）、“密”（合理密放）、“混”（多品种混合放养）、“轮”（轮捕轮放）、“防”（防治鱼病、清除敌害）、“管”（专人管理）的八字精养经验，春季准备比往年做的都出色，一般地都储备了数量不同的亲鱼和修建了小型的鱼种场，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清坑整池和改进放养技术的工作。海水养殖，各地也正在紧张的进行着海带分苗、港养建港的基建工程。并且在海淡水养捕战线上普遍地掀起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技术革新高潮。虚心认真地学习本省和其他兄弟省养鱼的先进经验，改进我们工作，加速我省淡水养捕双跃进。全省广大农渔民都在一心一意地为突破苗种关、对虾关实现今年水产生产全面大丰收，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而努力劳动着。各级党政领导水产工作者也正在深入基层，上船下塘下厂，参加劳动或试验田；千方百计地为胜利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国家所给我们的各项指标而奋斗！ 我们完全坚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人民公社的优越制度，有广大人民群众无比的冲天干劲和创造智慧，我们今年一定能够取得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胜利。 最后，我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同英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划西藏武装叛乱，是万分痛恨！尤其是对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竟发表在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友邦印度，而印度外交官员竟不顾中印友好关系代为分发，更加愤慨！西藏这一小撮反动叛国集团，为了维护封建黑暗残酷压迫剥削的农奴制度，妄想长期保留统治阶级的反动势力，而发动的武装叛乱，完全违背了西藏一百二十万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种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滔天罪行，立即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特别是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反对，因而很快地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政府下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平息西藏的叛乱，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表示衷心的拥护。 当然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和国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绝对不会甘心的，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失败，他们一定是千方百计地弄虚作假，企图分裂我国的民族团结，破坏我们祖国的统一和和平建设，但是已经醒觉了的新中国各民族的广大人民是绝不会上当的，而且能够击败任何对我国的阴谋破坏和侵略。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主义分子对我们进行这样那样的诬蔑和攻击，其结果是给我们做了反面教员，使我国各族人民更能提高警惕，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我在此殷切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摆脱被动劫持不自由的凄凉处境，迅速回到祖国，同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光明幸福的新西藏，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并且郑重劝告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中的盲动胁从分子应该知道，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你们必须及早憣然悔改，回头是岸，才是你们的光明大道！ 我更严正警告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你们所策划的叛乱，不过是肥皂泡沫，是经不起强大东风的一吹！你们所招致的恶果，必然注定自身可耻的失败！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已经永远摆脱了任人摆布我国内政的时代，如果有人不自量的话，那么在强大中国人民面前，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以上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代表给予指导！

第11版()专栏：　　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人民公社 买买提哈吾力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首先衷心拥护和祝贺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等16人当选为副委员长，通过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以及选举国家机关其他领导人。我听了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感到十分兴奋，浑身增加了力量。我完全拥护各位首长的报告，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人民公社的建立，各项事业的发展，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少数民族带来的幸福 我是来自祖国西部遥远边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乌帕尔区解放人民公社的一个普通农民。在我们那里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可以看到我们伟大祖国一天比一天富强的新气象。解放以来，我们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救命恩人，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走，我们就永远是幸福的。去年秋季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主席指出“还是人民公社好”，恰好道破了我们寻思已久的心思，于是我们立即热烈响应了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把十七个高级农业社合并组成了一个人民公社。我们全体农民以极大欢乐的心情庆祝了这个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刚一成立，就显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从此，我们再也不发愁吃饭了，只有一心一意，鼓足干劲，大搞生产。人民公社实行“四化”，解放了大批的妇女劳动力，妇女同男子一样直接参加了生产。人民公社成立后，集中统一使用资金，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规划土地、水利，合理安排各种生产，表现了又大又公。所有这一切，就促进了生产的大跃进。一九五八年秋收秋种运动中，我们作到了“家家户户无闲人，男女老少齐上阵”，各个社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干劲冲天，白天黑夜苦战，因而提前一个月完成了秋收任务，同时大大减少了抛撒浪费现象。往年的冬麦播种工作都要拖到十一月才能完成，但去年十月初就完成了，而且全部实行了条播密植，每亩施底肥约四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多施肥二万多斤。在农业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我们虽然也很努力，但每年秋翻地只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左右，深度也只有十公分多些。一九五八年就不同了，所有应该秋翻的土地，全部在秋季翻完了，同时深度达到二十至三十公分。去冬今春结合整顿人民公社开展的备耕和春耕运动，其声势的浩大是以往任何一年所不能相比的。这就为今年农业的更大丰收打下了基础。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去年“三秋”运动的同时，我们公社还响应党的号召抽出三分之一的精壮劳力，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炼出铁七百吨，超额百分之五百八十三完成了任务。此外，自公社成立后，我们还举办了十七个多种小型工厂，七个业余文工团，队队都有识字班。农业学校，技术学校正在筹办，文化技术革命的高潮已经开始形成了。 经过去年的苦战，我们公社获得了丰收。就以我领导的那个大队（原高级社）来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九五八年总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同时进行了副业生产，副业收入达八千多元。全队农副业总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点七五万元，因而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我们十分珍惜自己的成绩，我们公社的社员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着自己的人民公社，他们积极参加了整顿和健全人民公社的工作。目前我们的公社已经克服了由于它刚刚成立不久所难免发生的缺点，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全体社员正在满怀信心，干劲冲天，为实现今年一月全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倡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小麦亩产一千斤，棉花二百五十二斤（皮棉），玉米一千五百七十斤，水稻一千一百二十斤，油料二百八十斤和其他生产计划而奋斗。 当我这次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队的全体社员再三对我说，他们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要更加鼓足干劲，一定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还说，你见了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欢乐心情和坚定意志告诉毛主席。我们非常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幸福。这些不只是我队农民的话，而是我们新疆各族农民的心里话，今天我能够在怀仁堂的这个讲坛上，表达了我们队全体社员的嘱托，感到万分兴奋。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自己的幸福忘我的劳动着，不许帝国主义造谣污蔑，胡说八道 各位代表！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欺骗他们本国的人民和世界上还没有得到解放的人民，害怕人民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会起来推翻资本家和封建主义统治，于是就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伟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造谣污蔑，胡说八道，说我们实行“奴隶劳动”和“牺牲了人民的生活福利”。这不能不令人万分愤怒。我国广大农民群众有无数的铁一般的事实足以粉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任何诽谤和诬蔑。解放前，我爷爷和我父亲为地主干了一辈子活，直到临死没有得到一间房子和一寸土地；我长大成人没有逃出地主的手，受尽了他们的种种折磨，吃不饱穿不暖。那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地主的农奴。解放后，我们成了主人，为自己的幸福，我们要忘我的劳动，像我们这样过去祖祖辈辈给地主作牛马的人，今天能够成为人民代表，出席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见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能够听到他们的宝贵指示，这岂不完全证明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吗？！我们的伟大胜利和幸福生活，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让那些吃人血肉的人面兽在那里狂吠吧！ 我们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团结，更加鼓足干劲，奋发努力，一定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最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代表身体健康！

第11版()专栏：　　印度野心家救不了西藏叛国贼 金信淑　金时龙　金白山 朱德海　禹光韩代表 崔采　赵得贤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们居住在东北的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永远摆脱了过去历史上的深重灾难，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已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行使了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在散居地区的朝鲜族人民，也充分地享受了民族平等权利，并胜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经过了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朝鲜族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明确地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的界限，坚决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更进一步地增强了以汉族人民为核心的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在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如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在工业方面，新建立了钢铁工业，结束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从来不产钢铁的历史；全州地方工业出现了遍地开花、星罗棋布的局面。一年来，兴办了大、中、小型厂矿七千多个，职工人数增加将近一倍。在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大创奇迹，试制成功了电动机、变压器等二百多种新产品。这些成就，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工业生产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方面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去年粮食作物总产量（包括大豆）达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以上。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到一九五八年九月，新增加的灌溉面积达五万多亩，比过去八年中间增加的灌溉面积还多百分之十五。其他如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其中教育事业的发展比较突出，全州四所大专学校的学生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四，基本上普及了初中教育，完成了扫盲任务，形成了文化大普及的局面。 以上这些成绩的获得，不仅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标明了党的民族政策已在东北朝鲜族人民中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硕之果。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温暖和幸福，认识到祖国的统一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少数民族只有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才能繁荣富强。事实充分地证明，这已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最近竟心怀叵测，认贼作父，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下，公然背叛祖国，发动武装叛乱，阴谋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置于外国卵翼之下。当武装叛乱被迅速平定，长期策划和支持这个叛乱的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阴谋被粉碎之后，他们原形毕露，老羞成怒，大肆嚣张，连篇累牍地发出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印度执政党和官方一些领袖人物，竟嚣张到集会叫嚷印度对我国平定西藏叛乱不能旁观，到处煽风点火，大放厥词，进行毒化印中友谊、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国大党主席公然把我国的西藏说成是“国家”，国大党总书记把西藏叛乱说成是“正义事业”。他们极尽颠倒黑白与恶毒攻击之能事。究其目的，不外是承受了英帝国主义的嫡派真传，无非是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硬把西藏人和中国人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骨子里不可告人的秘密却在于妄想使西藏从中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成为印度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真是应了中国那句 “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俗话了，西藏地方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全世界所公认的，谁也推翻不了的。印度干涉主义分子及其某些政治家，妄想伪造历史，捏造谎言，颠倒是非是掩盖不住他们的丑恶嘴脸的，只能更加明显地暴露出阴谋干涉我国内政、侵略我国领土、奴役我们的藏族同胞的狼心狗肺而已。我们正告这些头脑发昏的政治家们，中国人民任人奴役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胆敢侵略我国西藏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你们想把西藏从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分裂出去的野心阴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我们中国人民一向十分珍贵同印度人民的友谊，为了不使帝国主义乘机挑拨，也为了等待那些印度政界人士能够冷静下来，停止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言行，我们才再三克制自己。可是他们竟把我国耐心维护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看成是软弱可欺，公然支持和同情西藏武装叛乱分子，这种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最近印度某些政治家和报刊对我们一连串的造谣中伤的无耻谰言中，一直都死死否认达赖喇嘛被劫持这个事实，大肆宣扬经由印度官方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并以之为武器，发动了对我们恶毒的攻击。但是，谎话绝对抹煞不了事实，诬蔑也绝对经不起对证，纸里终久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真象已经大白，除了原有人证物证俱在外，就是印度政治领袖也不得不承认达赖喇嘛确实是写了几封信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这也就证实了达赖喇嘛是被劫持的，由此而引起的连锁反应是给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一连串响亮的耳光，那就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是违背了人民，也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意志，几个所谓声明，也是别有用心的人强加于达赖喇嘛身上的。这样，就使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不可见人的丑恶嘴脸，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东北朝鲜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严重警告帝国主义和印度野心家，休想破坏我们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你们应该收起狼子野心，赶快悬崖勒马，不要把中国人民的耐心当作软弱可欺。你们一小撮印度野心家是救不了一小撮西藏叛国贼的。你们如果仍旧执迷不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第11版()专栏：　　由穷到富　由富更富 戴玉才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现在，我就江苏省泗阳县仓集人民公社仓集大队怎样由穷变富的问题，向大会作一个发言。 我先从仓集大队的历史谈起。这个生产大队原来是泗阳县的仓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仓集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仓集大队，像我国五亿农民曾经走过的道路一样，从个体经营到临时互助组，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由常年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它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一九五八年改组成为人民公社，足足花了九年时间。在这九年中，仓集大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一步一步地脱离了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挖掉了穷根，发展了生产，逐步地由穷变富，并且正在向着更加富裕的日子前进。 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仓集大队的前身，是由十三户个体经营的农户所组成的互助组。现在已经变成为有六百三十七户、二千八百二十七人的一个生产大队。仓集大队在互助组的时候只有半头耕牛（与邻组合伙养一头牛）、一张木犁和一些刨地用的大锛，一些“兔子不拉屎”的花碱地。到现在，它有了两台拖拉机，两台播种机，一部抽水机，一部脱谷机，三十二辆胶轮平车，四辆牛车，八十多架喷雾器，二百二十七头耕畜，四百多件步犁、耙、水车、移苗器，以及四千八百四十亩经过改良的土地。 仓集大队的公共积累是逐步增长的。互助组时只有二百多元，初级社时一千多元，高级社时六万多元，到现在，它已经有了十万多元。 仓集大队的产量是逐年增长的。以粮食产量说，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平均亩产一百斤左右，一九五二年亩产二百二十九斤，一九五三年亩产三百四十三斤，一九五四年亩产三百八十四斤，一九五五年亩产四百四十三斤，一九五六年由于遭受大水灾，亩产三百五十斤，一九五七年亩产四百八十四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亩产达到八百斤。仓集大队从一九五六年起种植棉花，当年亩产皮棉三十点五斤，一九五七年亩产八十一斤，一九五八年亩产皮棉一百八十六斤。 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仓集大队社员的生活是逐步提高的。解放前每人全年平均纯收入三十元左右，一九五二年三十四元，一九五三年四十元，一九五四年四十六点一元，一九五五年五十九元，一九五六年六十元，一九五七年九十元，一九五八年达到一百二十八元。合作化以前，每年春天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家依靠政府救济，有些人家一年中有几个月断炊，不少人家在寒冬没有棉衣棉裤，过着糠菜半年粮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合作化后，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现在，人人都有棉衣棉裤，几套单衣夹衣，青壮年都有卫生衣、球鞋、胶鞋，家家有热水瓶，有二百九十户人家在银行里开户存款。公社化以后，仓集大队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举办了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卫生所等公共福利事业，社员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几年来，仓集大队起着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它由穷到富，是经过了一番艰苦奋斗的过程的。 改造碱地洼地、水稻棉花丰收 我们大队地处在洪泽湖以北，废黄河滩以南。碱性土质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无论种上什么庄稼，也不过收上几十斤一亩，其中低洼地又很多，十年九涝，有种无收。自从合作化以后，我们提出了“向碱地宣战，向土地要粮”的口号，采取深翻，套耕，换土和盖碱等多种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彻底改良土壤。到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碱地改变为良田，年年丰收。李庄旁边有八亩重碱地，是社员韩勤富的，因为碱性太重，他抛荒三年未种。一九五八年春季，社里组织力量，进行淤土和碱土互换，普遍换土三寸深，种上棉花，结果平均亩产皮棉二百八十八斤半。邻近梁周社有二十多亩重碱地，年年都马马虎虎种点小杂粮，产量极低。一九五八年春，梁周社一气把这块碱地送给我们，他们说：“这块地给你们吧！打十八年交单，在十八年内你们要能种好，就算你们是“好老”。”我们社员和社干，下决心要把这块土地种好，马上就组织劳动力，全部进行深翻、套耕、换土、漫河淤，种上棉花、胡萝卜等，结果亩产皮棉二百斤，胡萝卜亩产二千多斤。 土地改良以后，我们就逐年适当扩大棉田面积，一九五八年扩种到一千四百亩，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三十，大大增加了社员的经济收入。在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粮改棉以后，针对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我们又采取了增加粮食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等措施，将耕作制从两年三熟改变为一年两熟和部分两年五熟，使粮食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二，并开垦了四百亩荒地，因此，粮田面积虽然减少，但粮食总产量却有显著增加，不但能够自给，而且有余。一九五八年春，我们又向低洼地进军，实行旱改水，可是缺乏水源，于是决定开灌溉干渠，从五河引进洪泽湖水来灌溉。当时有人说：“那有眼泪往上淌的？”但是我们下决心发动全体社员苦战，挖七万一千方土，筑成一条大干渠，叫水往高处流，真的把洪泽湖水从五河引上来。从此，碱地、洼地都被我们征服，水稻、棉花年年丰收。 现在回想起来，当我们搞互助合作的时候，真是赤手空拳。那时，没有耕牛，没有农具，没有肥料，没有资金。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倒我们，恰恰相反，它更加激励了我们的斗志，激发了我们摆脱贫困的决心。社员们说：“我们人穷志不穷，地孬人不孬，有党来领导，万事能做好。”我们大搞群众性的积肥运动，把仓集大街的千脚土挖有一公尺深，冬季打开泥塘冻块，戽干积水，挖起了淤黑泥，夏秋季就大搞沤堆绿肥，又发动社员养猪羊，因而施肥量一年一年增加，产量一年一年提高。我们节衣缩食，勤俭节约，从生产中逐渐扩大公共积累，把点滴资金用于生产。几年来，大队办公室和桌椅都是借用的。我们没有盖办公室、买脚踏车，行政管理经费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一三。国家支持我们的一部分贷款，也是春借秋还。全大队干部人人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定人定地，包干包产，从生产中领导生产。一九五八年大队社员全年每人平均做一百八十个劳动日，队干部四十一人，每人每年平均做劳动日一百五十个以上的有二十九人，做一百八十个以上的有十二人。 仓集大队能够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大力支援的结果。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日子。同时，我们也经常结合中心工作和生产活动，向社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鸣放辩论，以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调动积极因素，克服保守落后思想和对国家的依赖思想，立大志，鼓大劲，才慢慢走上比较富裕的道路。 现在，仓集人民公社及仓集生产大队，正在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为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公社工业化而努力，争取更加伟大的胜利。我们力争实现今年亩产三麦七百斤，玉米一千斤，籽棉一千斤，水稻二千斤，山芋一万斤，林牧副渔全面大跃进。我们将继续贯彻勤俭办社、自力更生的方针，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加强生产责任制，坚决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苦干、实干加巧干，为全面实现我社今年所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为进一步提高我社全体社员的生活水平，而坚持不懈，继续奋斗。

第12版()专栏：　　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 娄尔康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觉得每字每句都说在心坎上。报告肯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给今年提出了生产指标并指示了完成计划的方向。祖国是这样兴盛，这样团结。这个报告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对于敌人却是无情的打击，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对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及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也完全同意和拥护。 我来自沈阳电缆厂。我厂去年也是空前的大跃进。因为是新厂投入生产不久，去年年初只在想，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设计水平，而年底则超额完成了跃进计划，年产量比设计水平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并试制成了一百三十件新产品，内一百一十千伏及二百二十千伏充油超高压电力电缆、六十路载波高频长途电话电缆、铁道电气化用沿线通信电缆等都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掀起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浪潮。周总理报告中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发电设备只生产八十万瓩，而一九五九年将生产二百八十万到三百万瓩，增长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二百七十五。这不论在绝对值或比例数上来看都是非常伟大的跃进。然而由于装机总容量底子较薄，今年发电设备制造任务虽大，发电量与钢产量之比仍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说明我们电力的供应将仍很紧张。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争取超额完成发电设备及其配套设备的制造任务，为电站系统多安装多发电创造条件。发电设备配套的电线和电缆的生产，由于原材料和生产能力的不足，很困难按发电设备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今年更须要一方面开辟材料来源和充分节约原材料；一方面在新建扩建工厂的同时，千方百计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增产节约，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需要。在发挥生产潜力方面我们沈阳电缆厂也和其他兄弟厂一样，在省市党委及部局领导下已在开展大搞群众运动及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今结合我厂情况及在沈阳对几个机电制造厂视察所得，将几点关于此方面的体会向大会汇报如下： 一、干部参加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是调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能否真正调动起群众积极性的关键问题。自去年干部参加劳动以后，工人贴大字报，做诗歌颂赞美，都说从前干部与工人有隔阂，现在看到与工人同甘共苦，互相帮助互吐肺腑之言，工人心里开了花干劲就愈来愈大。参加劳动对干部自己来说，也是最好的思想和业务锻炼，参加实际生产劳动以后，对问题的体会更深入了，在生产中和群众有了共同的情感和语言，因此在领导工作的思想方法上就比较深入和全面了。现在企业中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业已固定下来，将由不断地深入提高而收到更大的效果。 二、工人参加管理有好几种形式。最普遍的是参加民主管理小组进行日常管理和职工代表大会。工人对参加企业管理后体会到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感觉。自建立民主管理小组以来，同志们说，以前有工长，什么事都依靠他，有问题向他提，不能解决就等着。现在自己掌握小组管理，对生产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去妥善安排及时联系，有困难也容易解决，因此小组计划就月月提前完成。工人参加管理以后，和领导也更能互相了解互相推动。同志们说：现在深刻地体会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说法了。 工人参加民主管理小组管理生产技术，不是一开始就很顺利的，开始也有些思想顾虑，但在党的支持下，大伙儿想办法集体研究个人钻研，就渐渐地掌握起来了，现在工人对参加管理更是信心百倍。 目前我们厂中出现很多好的小组，管得井井有条，每个工人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何去干。真是人人精神舒畅，方向明确，情绪高涨。 工人参加管理不应局限于生产方面，必须要进一步参加全面管理，首先必须参加技术管理。这是对改进产品质量、提高设备运用率、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大闹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最基本的问题。去年有一个短时期产品质量略有下降趋势。这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的问题。有人以为天下大乱了，一切归罪于下放了检查权。对产品必须按一定规程认真进行检查，和在必要的生产环节上设立专业的检查员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要想根本上提高产品的质量消灭废品，首先要政治挂帅和走群众路线。去年质量上的问题主要还是企业领导思想上缺乏了多快好省的全面观点所致，如不从思想上（首先是领导思想上）求根源，不相信工人通过掌握工艺技术能自觉地掌握和提高质量，却求助于恢复以前层层设卡的检查制度，那是完全不对头的。当我厂电缆车间把工艺技术管理和中间检查下放给民主管理小组以后，工人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检查自己对贯彻工艺规程和保证产品质量的思想，把过去造成的废品拿出展览，批判自己对不爱护设备的缺点。自己起来订立制度对操作互相监督。有一个铠装工的助手无论如何不让他的挡车同志在自己车上对不合格品继续加工。同志们又说我们要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先要堵塞漏洞，要把质量事故、设备事故、安全事故消灭。现在这个车间质量正在逐步上升，事故逐步减少中。 我们把发掘和贯彻技术措施、新产品试制以及试验研究等工作也都交给小组，由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采取三结合的形式，一起来进行。以前合理化建议目标分散，贯彻各项技术措施大部分要委托机、电部门，要排队时间拖得很长。现在“技革”、“技改”主要环绕生产薄弱环节，目标既十分明确，处理又十分迅速，特别贯彻起来大部分都通过工人自己动手。电缆制造工人在机、电工的帮助下，完全有信心在技术革命的锻炼中，学会电、钳、车、焊等手艺，成为多面手的工人。这样在三结合的形式下，大家想办法，大家齐动手，贯彻“技改”工作有了一日千里之势。例如铠装小组工人和技术人员自己动手一个月内完成了十四项较主要的技术改进，内中有几项是长期不得解决的。试制新产品及有些试验研究工作，原来是冷冷清清，由技术员包办的，现在，在这个形势带动下也搞得轰轰烈烈的了。 三、三结合的形式目前贯穿在企业管理的很多方面，如各级技术革命委员会，三结合设计院、设计组，在民主管理小组中的三结合，对于研究专题而成立的三结合小组等。三结合的工作方法不仅促进了领导、技术人员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能更好更快的展开技术革命工作，并给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有很大的帮助。技术员反映：现在很多设计，如不是同大伙儿研究过的，实在不敢拿出去了。现在考虑生产技术问题上都比较实际和虚心了。工人对技术人员也更加亲密和团结了。总之，在工厂企业中，各种形式的三结合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也基本上做到“三满意”（领导满意、技术员满意、工人满意）。 四、加强领导，贯彻党在企业中的一元化领导是保证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以搞好民主管理小组、大搞群众运动而言，也是如此。过去有些工厂的民主管理小组核心是由行政小组长领导、党工团小组长参加下组成的。领导就显得软弱无力，实多虚少，政治不挂帅，很多具体工作贯彻不下，运动也冷冷清清。但从改变了由党小组来做核心领导以后，形势就大大转变，真所谓“四面锣鼓一起敲”搞任何工作都热热闹闹的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贯彻到小组中去是加强领导的最主要环节。 成立了民主管理小组，工人参加了管理，不应当削弱行政领导工作，相反的更应加强。职能科组的工作更应深入提高。作业计划要做得更细致，调度及供应工作要更及时，工地服务工作要更全面，检修工作更深入配合，这样就可以使“八大员”摆脱杂务有更多时间参加管理。民主管理小组开始管理业务时，必须要有一段练兵的时间，此时领导必须大力支持，组织专人帮助。“八大员”日常执行工作也必须给以时间上的安排，手下配备一些徒工，大员有必要短时离开机床时，由可以操作设备的徒工来操作。 工艺制度规程也是必须执行的，问题是规程必须先经小组讨论，顶好是由小组来拟订，领导核定。 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仍是很不全面，不够深入，而且缺点很多。为了要完成今年的巨大任务，必须继续巩固提高，必须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坚决地实行政治挂帅，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使大家认识一九五九年计划的伟大政治意义和当前的问题所在，放手发动群众，那末，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增产节约的千方百计。我们完全有信心来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大跃进任务，来迎接伟大祖国的十周年生日！ 最后，我完全同意代表们对西藏问题的发言，西藏上层叛乱分子，和帝国主义及外国反动派搞在一起，竟敢掀起武装叛乱，干涉中国内政，甚至侮辱我们领袖肖像，我对此表示十二万分愤慨！西藏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内政，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叛乱分子、帝国主义及外国反动派对祖国统一有所破坏，对中国内政有所干涉。现在西藏武装叛乱业已经基本平定，在此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支持平定叛乱的西藏同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第12版()专栏：　　变害河为利河 变穷山为富山 张寿荫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现在我就陕西水利工作和个人体会讲一点意见： 一九五八年我省水利建设同全国各地一样，向前大大的迈进了一步，是空前的大跃进。全省人民经过一年的努力，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的，共扩大灌溉面积二千一百四十三万亩，等于解放前几千年灌溉面积的六倍多，等于解放后一九五七年以前发展了的三倍半，连前达到了三千一百一十六万亩，使水地（田）面积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七点七跃进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七；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三万零四百三十七平方公里，连前达到五万一千七百六十八平方公里，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兴修的一倍半，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五点五跃进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三，这是主要的成绩。其次还修了不少的防洪、排涝工程并建成小型水电站三十三处，水力站六百三十处。大跃进的成就使不少地区的害河变成了利河，驯服的奔上了高塬、大山，乱石窖变成了米粮仓，沙漠地变成了金银滩，低产的梁峁变成了高产的梯田，为粮棉大丰收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一年来的水利建设成就是巨大的，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党领导群众大搞水利运动的伟大胜利。兹就以下几个问题讲一点体会。 加强集中领导，继续发动群众，大干、苦干，闯过水利关 （一）我省是一个山多、塬多、黄土多的地区，雨量不够均匀，旱灾威胁是主要的灾害，但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只要水、肥充足，农作物就能够获得很高的产量。现有水地（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七，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加，但还有相当部分的耕地得不到灌溉的保证，而且现有的灌溉地中有三分之一是水源缺乏保证能力较低的水地（田），也还有近三分之一在一般年成水源可以保证，但较旱的年度则因水源减少而得不到充分的灌溉。我省的陕北黄土丘陵区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已经初步控制的面积还不到全部水土流失地区的一半。因此我认为我省的水利关还没有过，我们必须加强集中领导，继续发动群众，大干、苦干兴修水利，保证农业不断的增产。 以山、塬水利化为中心，蓄、引、提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　　（二）一九五八年深入的贯彻了“三主”治水方针，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根据我省的特点也必须进一步贯彻以蓄为主，蓄、引、提相结合；以小型为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才能够全面的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山、塬耕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地高、水低、水少。已有的水地比重多在川地和山溪沟道之中，山地塬地的水利设施是薄弱的，缺乏的。针对山、塬的特点，我们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一九五八年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小型水库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修蓄水灌溉工程共可蓄水十七亿余公方，等于一九五七年前共有蓄水能力六千余万公方的二十七倍多。长距离引水上山、上塬工程也有很大的发展，修“环山渠”“长藤结瓜”“渠坝结合”把水引上了高山、高塬，如郿县的五丈塬，渭南的长寿塬等都得到了灌溉化。特别是发展了大型抽水灌溉工程，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渭惠渠高塬灌溉工程。这项工程共有抽水机站十七处，装电动抽水机五十一台共一万二千七百零一瓩，引用流量二十二秒公方，最高扬程七十三点七公尺，使一大部分渭北高塬肥沃的土地得到灌溉化。群众反映：这些过去人畜饮水都困难的地方，现在地都浇上了水，真是以前做梦也梦不到的。鄠县人民在去年春季一万二千人上山，大干五十天，集中治理了秦岭一大块山区，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四百二十五平方公里，扩灌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亩，创造了治理土石高山的水土保持典型。根据我省特点，今后必须以山、塬水利化为中心，用蓄、引、提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全面治理，集中治理的方式才能够解决水利、水土保持问题，保证农业不断的增产。 水利化的重心在渭、泾、洛河及其支流的渭北高塬和无定河丘陵山区 （三）全面规划，流域规划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我省向山、塬水利化大进军重心在渭北高塬，也就是渭、泾、洛河及其支流和无定河丘陵山区。渭、泾、洛三河流经我省中部，土壤肥沃是麦棉主要基地，有耕地面积三千七百万亩，现有灌溉地约二千万亩且有些水源不足保证能力不高，为了解决这一广大心脏地区水利问题，去年曾反复的进行了水利规划和设计工作，并成立了工程机构，部分工程已经开工。 渭、泾、洛和无定河共有主要工程十九处，其中（1）渭河宝鸡峡灌溉发电工程，引水五十秒公方，可以灌溉一百七十六万亩，装机三万瓩；（2）泾河大佛寺水库，坝高六十二公尺，蓄水九点九亿公方，灌溉三百一十二万亩（包括原有一百零二万亩），装机八万瓩（包括枢纽及跌水等）；（3）洛河南城里水库，坝高六十七公尺，蓄水一点四亿公方，灌溉二百四十万亩；（4）无定河有新桥、靖边旧城、河口庙等六个水库及榆溪河引水工程共可灌溉二百五十万亩。在以上计划的工程中，渭河宝鸡峡灌溉发电工程、泾河大佛寺水库工程已经开工，新桥水库、旧城水库已经竣工。渭、泾、洛、无定等河是黄河主要支流，我认为这些河流的治理利用，不仅对我省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作用很大，而且也对治理黄河，保证三门峡水库的作用有重大意义。这些工程可以在二至四年内次第完成。 科学试验研究必须与水利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为山、塬地区的水利化创造科学依据 （四）科学试验研究与当前生产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水利建设发展中，遇到了很多的新问题，必须进行科学试验研究来解决。如宝鸡峡输水干渠沿黄土高塬台地边沿通过，流量很大（五十秒公方），渠道很高（有的高出川地一百公尺）且须穿过重要城市工业区等对黄土渠道的沉陷稳定有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设计问题；又如泾河大佛寺水库为高达六十二公尺的黄土均质土坝，坝体土量一千一百万公方，也有不少复杂技术问题；为此我们取得了大专学校、科学研究单位的合作展开了综合的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从设计到施工，到管理，我们将能取得对黄土地区水利建筑工程系统的科学资料，为山塬地区水利化创造多、快、好、省的科学依据。大规模的兴修水土保持运动是空前未有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表现。这将在改造自然，影响迳流变化上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有利趋势是明显的，但定量的数据是不完全的，小面积上的试验资料是不少的，但大面积的，综合的效果数据是不够的，为此我们采取科学单位与群众科学观测研究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大规模的开展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相信，这一研究工作，在今年将得到初步的结果，在几年内可以得到完整的科学论据。 保证优良的工程质量，是建设工作中的最大节约 （五）保证优良的工程质量，就是建设工作中最大的节约，我们在去年大跃进中，在有的水利建设工程中，也产生过忽视质量的偏差，如在渭惠渠高塬灌溉工程上有的填土不实，倒虹管道发生局部裂缝和有的中型水库地基漏水等，立即引起了注意并得到了纠正。我认为多快好省的设计、施工方法是一致的，互相关联的，必须全面跃进；任何不重视质量，不节约材料、劳力，单纯的图快贪多，都是不对的。 最后，我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跃进再跃进，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要严正警告帝国主义和印度野心分子，你们支持西藏一小撮叛乱分子企图破坏中国各民族团结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中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的建设洪流是任何反动力量都阻挡不住的。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侵略者想来干涉，我们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陕西的水利建设事业，将同全国各地一样，在一九五九年将继续向前跃进。我自己要更加虚心的努力学习，改造自己，深入群众，为人民水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12版()专栏：　　高举红旗，乘胜前进，为钢而战！　　李廷顺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们炼钢工人，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背叛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表示无比的愤恨。西藏是中国的西藏，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我们警告帝国主义者和印度野心家，立即停止阴谋活动。一切挑拨行为，都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我是鞍钢第二炼钢厂的炼钢工人，下面向大会汇报一下我们鞍钢炼钢工人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乘胜前进，大搞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高产优质红旗竞赛，坚决为全国超额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的决心和干劲。 去年夺钢战斗中，炼了钢也炼了人 一九五八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乘东风破万里浪，在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鞍钢的炼钢厂，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与亲切关怀下，在省、市委和公司党委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和各兄弟厂帮助下，在为全国夺取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大战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钢的产量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三，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跃进！ 在伟大的一九五八年的夺钢战斗中，给了我们一次严重的革命考验，炼了钢，也炼了人。我们炼钢厂越长越大，炼钢工人也越战越强。当党中央在去年八月份向全国人民庄严地提出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伟大号召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我们战斗在钢铁战线的最前线，担负着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中十分重要和十分光荣的任务！我们个个斗志昂扬，干劲冲天，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苦干加巧干，大闹技术革命，不断地突破生产上的旧平衡，生产指标一跃再跃，劳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全厂职工守炉眠、伴炉餐，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工厂就是家，时间就是钢！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摆着种种困难，挡不住我们的冲天干劲。 分秒必争，斤两不少，向时间要钢 为超额完成一九五八年钢的跃进计划，我们在夺钢大战中，胜利地冲破了四道难关。在开展多装、快炼、维护炉体三位一体的技术革新竞赛运动中，我们首先抓住了扩大平炉装入量。经过艰苦奋斗，平炉的装入量，便从上半年的二百二十二吨增加到下半年的二百七十三点九吨。 扩大了装入量以后，如果冶炼时间不缩短，还是不能达到高产的目的。因此我们又提出了“分秒必争，斤两不少，向时间要钢”的战斗口号，开展快速炼钢。当十六号平炉创造了五点四十分钟的快速炼钢纪录以后，立刻在全厂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十六号平炉经验的高潮，并且修改了热工制度，提高了烟道吸力，安装了喷焦油设备，在试验室帮助下，试验成功软熔增炭、硬熔降炭等办法，使各个平炉的每炉熔炼时间平均缩短了一个多小时。青年友谊炉全年炼了三百二十多炉快速炼钢，还创造了二天出八炉和五点三十分钟炼一炉钢的新纪录。 装入量扩大了，熔炼时间也缩短了，但是给炉体维护带来了新的困难，跑渣带钢焊辊道，前后墙倒塌，严重地威胁着生产，于是我们又迅速地展开护炉运动，大家关心平炉，大家动脑动手。工人们自动地组织了突击队，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实行四不走（下班时赶上出钢不走、补炉不走、堵夹门坎不走、本班的活干不完不走）。这时候，工厂里的气氛越来越活跃了。大家的劳动越紧张，协作就越紧密，干劲也越大。真是生产日日高，诗歌满墙飘。当我们第二炼钢厂的平均日产量由四千多吨，直破五千吨、接近六千吨大关时，工人写诗道：“我们工厂英雄多，钢铁转眼超英国，我们工厂诗人多，蘸着钢水写诗歌，钢水闪闪像银河，歌声朗朗赛锣鼓，诗歌点亮心中火，钢水要比海水多。”这些诗歌反映了我们的大跃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坚强意志。 向千吨炉万吨厂的目标进军 我们经过几次奋战，平炉的作业率和钢产量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其它的工段跟不上平炉的需要，附属设备不足，特别是铸锭吊车周转不开，于是各个工段又开展了“保证平炉多出钢，不误平炉一分一秒”为内容的技术革新和大协作运动。经过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努力，大家在一起，不到半个月就设计、安装一台地浇机（替代铸锭吊车）。同时还挖掘了设备潜力，如：加大了原有吊车的负荷和钢水缶的容量；加速了钢水缶的周转，使过去每班周转钢水缶十九个，渣缶二次，跃进到每班周转钢水缶二十八个、渣缶四次。铸锭工人还清理了堆积了很久的“渣山”，使现场“球场化”。这一切都为平炉多装、快炼和安全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钢的产量扶摇直上，工人们又写诗歌道：“中央指示记心间，钢帅力量大无边，昨天破了七千五，今天要过八千关，八千八千不难攀，个个平炉瞪大眼，只要全厂齐奋斗，钢水滔滔流不完”。不久，我们便放出了日产八千八百一十一吨的高产卫星，并且又提出了“向‘千吨炉’，‘万吨厂’进军”的豪迈口号。我们钢铁工人就是这样，以冲天的干劲、不断革命的精神，突破一关又一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八年的任务。 一九五九年是我国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一年。正如周总理报告中说的：“我们应当在一九五八年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沿着一九五八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跃进，争取一九五九年在各个战线上获得更大的胜利。”我们炼钢工人决心以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不断战胜前进中的困难，千方百计挖掘潜力，为全国超额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而战！ 多装快炼并举，炉体维护先行 第一季度里，在党委的领导下，总结和运用了一九五八年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多装快炼并举，炉体维护先行”的生产经验，提出了炉体维护、清渣和技术操作等三道关口，开展了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中心内容的高产优质节约运动。鞍钢第一季度的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九，新投入生产的“平炉王”正在发挥威力。四月上半月的平均日产量又比第一季度增加了一千一百多吨。青年团结炉的利用系数，已提高到十点八五吨。我们在第一季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实现全年跃进计划来说，这仅是一个前哨战，打响了第一炮。要胜利完成今年任务，我们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抓紧时机，实现措施。我们第二炼钢厂的战斗口号是：革命干劲冲破天，誓破生产三大关，跃进计划定完成，保证质量和安全，红旗竞赛满堂红，不达目的心不甘，人人争取进北京，迎接国庆十周年。 铁要好铁，钢要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 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更大的跃进指标，我们的技术措施主要是：继续挖掘设备潜力，扩大装入量。有两座平炉已经在最近改建成功，比原设计能力提高百分之八十。我们还学习了太钢的先进经验，将大型固定式平炉改为三槽出钢；随着装入量的提高，我们不用国家投资，利用废料，自己动手，再安装一台和改造一台装料机、四台地浇机；尽快实现运渣机械化，推行炉后放渣，提高效率，节省人力；改进喷焦油设备，广泛运用增炭降炭和吹压缩空气的新技术；改进原料供应；虚心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厂的先进经验，加强技术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提高钢的质量，一定达到“铁要好铁，钢要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的要求。 各位代表：今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国庆十周年，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今年新的大跃进而英勇奋斗。我们鞍钢全体职工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继续高举总路线的红旗，乘胜前进，大闹技术革命，大搞增产节约运动，为全国今年超额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作出更大的贡献，向国庆节献礼！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第12版()专栏：　　连闯五关夺得甜菜高产 仁钦札木苏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并保证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我们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全体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去年一年的大跃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工作中，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可以说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过上了饱食暖衣的幸福生活。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各族人民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关系，已经日益巩固，目前，正在亲密无间地携手并进，为尽快地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一小撮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竟然包藏祸心，里通外国，公然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四月十八日更在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操持下，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所有这些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滔天罪行，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怒。我们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全体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叛国罪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武装叛乱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阴谋活动。 下面仅就我县去年甜菜丰产的情况作一发言。 粮食甜菜双双丰收 一九五八年我县各族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经过苦战一年，取得了农业生产上的大丰收。在播种的二百四十七万五千亩的土地上，收获粮食三亿八千二百万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二亿一千八百万斤，增长了一亿六千四百万斤。全县二十五万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一千五百二十八斤，比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七百四十九斤，增长了一倍多。在保证粮食元帅升帐的前提下，适当地扩大种植了技术作物。特别是甜菜的生产，过去单位面积产量是很低的，一九五一年开始试种时，平均亩产仅有八百九十斤，以后逐年进行小面积的试种，产量也很低。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大面积播种甜菜，平均亩产二千零九十八斤，一九五七年因受水涝，平均亩产一千零七十斤。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甜菜播种面积达到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亩，比前一年增加一倍多。在甜菜作物生长期间，虽然遭受三十年来未有过的旱灾，但是平均亩产量却达到了二千三百六十四斤，比一九五七年平均亩产量增长了一倍多。其中有大面积丰产田一千八百亩，平均亩产七千斤，有三百七十五亩平均亩产一万斤到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斤。新庙人民公社新立管理区播种的九百三十亩甜菜，平均亩产四千一百斤，其中有一亩六分五厘试验田，平均亩产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斤。由于甜菜的全面丰产，我县荣获了全省甜菜高产县的称号。这不仅支援了国家制糖工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一九五八年我们出售商品甜菜的总收入达二百四十三万零四十元；利用等外的四十万斤劣质甜菜制酒二十八万斤，总收入十九万六千元；收获甜菜茎叶（饲料）四千九百八十万斤，总收入四十九万八千元。以上三笔共可收入三百多万元，按种植甜菜的人民公社男女劳动力四万二千人平均，每人光甜菜一项收入即为七十四元四角。新庙人民公社新立管理区，一九五八年仅种植九百三十亩甜菜就收获三千八百一十三万斤，总收入为七十六万二千六百元，按全管理区男女劳动力四百零八人平均，每人光甜菜一项收入可达一千八百六十九元。 不靠风调雨顺，战胜自然灾害，获得空前丰收 我县甜菜生产所以能够获得空前的大丰收，是由于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全县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尤其是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后，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取得的。具体讲，我们是抓住了以下五个环节： （一）抓思想，发动群众。我们为了使甜菜在粮食生产的带动下共同跃进，坚持了“以虚带实，政治挂帅”的领导方法，广泛地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开展了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大辩论。开始时部分群众对种植甜菜有“三怕”思想（怕费工、怕收益少、怕种坏了地），主张用坏地种甜菜，用好地种大田，甜菜地少施肥，大田地多施肥等等。针对上述思想，在种植甜菜的农业社里，开展了一次鸣放辩论，多数人纠正了错误认识，接受了用好地种甜菜，多施肥、合理密植等措施。但是保守思想并未彻底克服，到了中耕期间，这种保守思想又暴露出来，他们对甜菜又采取了少铲、少趟、少追肥、少灌水的不重视的作法。直到秋收时，他们真正看到了亩产万斤的甜菜高产纪录，事实才教育了他们。这时他们说：“根本没想到甜菜一亩地能产一、两万斤，国家还这样重视，到我们县来开全国的现场会议”。他们表示一九五九年要坚决搞好甜菜生产。 （二）抓措施，搞好试验田。为了使甜菜和粮食生产一齐跃进。首先在甜菜管理上，是紧紧抓住了农业“八字宪法”，特别是“土、肥、水、种、密、保”等六个字。种甜菜的地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都做到了秋翻（过去没有翻地习惯）。全部实现了满粪化，并有百分之八十的地作到了分期追肥。密植每亩保苗三千到三千五百棵的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其中丰产田达七千三百多棵。有四千零五十亩进行了分期灌水，战胜了干旱。采取人工和药剂相结合的办法，捕灭了二万七千亩地的虫灾，保证了丰收。其次是加强领导，大搞试验田。一九五八年县、乡、社干部搞的试验田有三千三百亩。新庙人民公社新立管理区创造亩产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斤的高产田，就是镇党委和管理区副主任敖金山亲手培植起来的。 （三）抓季节，不误农时。根据甜菜生长的特点，我们采取了“狠抓季节、重点指导”的方法，始终坚持了不断革命的精神，使甜菜生产一环扣一环地实现了技术措施。一九五八年的甜菜播种从四月十日开始，到二十日全部结束，比往年提前七天，躲过了春旱。在甜菜的生长后期，县委又提出“甜菜不起收，措施就不停止”的口号。突出地抓住了加肥、加水、松土、培土等措施，加强了甜菜的后期田间管理。 （四）请教员，以师带徒。在甜菜面积扩大后，一九五八年新种植甜菜的农业社缺少技术人员。县委为了加强甜菜生产的技术指导，从老甜菜区聘请了农民技术员给新区当师傅。并在春耕、除草、秋收三个季节先后培训了一百七十名甜菜技术手，学习了技术，交流了经验，扩大了技术队伍，保证了甜菜技术措施的实现。 （五）抓评比，开展红旗竞赛运动。在一九五八年的每个生产环节上，我们都是以检查、评比的方法，开展了百社千队的红旗竞赛运动。春耕时以检查增施粪肥、播种进度、技术质量为内容，并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五十多人的甜菜检查团，推动了播种和补苗运动的开展。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运动。苗出齐以后又掀起了一个提高二类苗，消灭三类苗的运动；组织了两万多人，采取加工、加水、加肥等措施，经过十几天的苦干，把一千八百亩的二、三类苗普遍提高到一类苗的标准。夏锄期间，中共吉林省委、白城地委先后在我县召开了甜菜现场会议。九月，中央农业部也在我县召开了有十八个省代表参加的甜菜现场会议。这些都给我县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我们夺取高产的信心。 总之，我们的甜菜高产，不是靠风调雨顺得来的，而是一连闯过五关，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才夺得了高产的。秋季又在大搞钢铁的紧张情况下，和秋收送粮同时，把甜菜送到了国家收购部门。这样既保证了对糖厂制糖原料的供应，也减少了农民的损失。 今年条件更加有利，努力争取更大丰收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大丰收，但我们的产量是不平衡的，还有很大潜力，我们的经验也还是不足的，对农业“八字宪法”也贯彻的不够。今后为了满足国家制糖工业和人民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我们还要大力开展多种经营，认真贯彻执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在集中力量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同时，进一步搞好甜菜生产。一九五九年全县计划种植甜菜五万二千五百亩，总产量是五亿二千五百万斤，平均亩产一万斤，其中大面积的高产田一万五千亩，平均亩产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三斤。并要在一千八百七十五亩的土地上生产甜菜母根六百二十五万棵，在一百五十亩土地上，生产甜菜种子六万斤。 我们是有很多有利条件实现这个更大的跃进计划的。各族人民的思想，比去年大大解放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并且掌握了一套丰富的丰产经验。其次，是去年大丰收打下了丰富的物质基础。第三，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有了多种经营的条件，人民公社的管理水平也有了更大的跃进，大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劳动积极性。第四，在去年大跃进中形成的各族人民学先进，赶先进，共同劳动互相支援的新的民族关系更加巩固和发展了。这就是我们制订一九五九年甜菜生产计划的主要根据。 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除了继续发扬已有的经验以外，还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目前播种甜菜的土地都已深耕二十一公分以上，平均每亩施用比较好的肥料五千斤到七千斤；有不少公社实行了播前灌溉，绝大部分甜菜都采取了小垅密植的措施。 新庙人民公社为了解决无霜期短，延长甜菜生长期的问题，修建了两栋温室，提前培育壮苗。现在苗高已达六公分以上，经过室外锻炼后，在五月上旬将向本田移植。这个新的栽培方法的试行，将给我县甜菜的生产开辟新的道路。今年是我们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一年，我县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将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精神努力工作和劳动，以便使甜菜和粮食同样地获得更多更好的丰收。

第13版()专栏：　　希望印度朋友尊重中印友谊 程希孟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在这个大跃进、大团结的会上，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我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表示完全拥护。 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跃进计划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我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继续政治挂帅，紧密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所决定的方针政策，继续鼓足干劲，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潜力，开展一个以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就一定能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我国对外关系上的成就 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令人兴奋的。现在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国家已有三十三个，同我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九十三个，建立文化联系和进行友好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一百零四个。更重要的是我国对世界和平的事业作了巨大努力，在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斗争中，我们的朋友是遍于天下。帝国主义妄想孤立新中国的企图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并不希罕什么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但非常珍视同各国人民日益发展的友谊，我国对外关系的进展说明了我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所一致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是有巨大贡献的。 我国对外关系上的成就是和平的胜利。这种成就是和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和平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了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国的根本方针，并向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给我国的巨大援助表示深切感谢。这完全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衷情。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要坚决拥护这一伟大方针，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把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密切结合起来，为巩固和发展中苏团结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不懈地努力。这个伟大的团结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所最仇视但永远冲不破的钢铁堡垒，同时也是人类和平事业和进步、幸福的最可靠保证，把全世界更多的人民团结在这伟大堡垒的周围，携手前进，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 周总理在报告中着重阐明了我国一贯坚持对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的方针。这对于我们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反干涉的正义斗争中相互支援，争取共同胜利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是世界上一切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人民的可靠朋友，始终坚决站在他们一边，并予以同情和支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力量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大大便利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胜利。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才有了靠山，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才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只有坚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彻底进行反帝斗争，才是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道路。中国不久以前还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现在我国的领土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占之下，台湾是一定要解放的，任何企图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同一切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在反帝斗争中总是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因此，中国人民一向同情、支持世界上一切民族解放运动，是很自然的，也决非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所能动摇的。 我国的和平友好政策充分体现在对亚非国家的关系中。正如周总理指出的，我国同亚非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着经济和文化联系，扩大着友好往来。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同亚非各国具有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因为我们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积极发挥万隆精神，但是我们这种的努力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是不利的，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投靠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就仇视我国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必欲加以破坏而后甘心。他们挑拨离间，无恶不作。他们竟无中生有地诬蔑说，中国的强大是对东南亚邻国的“威胁”。事实是中国人民从来就是热爱和平的，中国的发展不仅决不会威胁任何人，而且随着我国进行和平建设的胜利，我们和一切愿意同我们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国家是更加友好了。周总理说得非常明确：“我国从来没有侵犯过任何邻国的领土，没有干涉过任何邻国的内政，今后也永远是这样。”他还指出：我国对于“逃窜缅甸的国民党残匪十年来不断骚扰我国边境，威胁我国安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只是严守边防，仍然耐心地等待我国的友好邻邦缅甸政府自行处理。”不是热爱和平的国家能这样做吗？在铁的事实面前，帝国主义诬蔑中国“威胁”别国的无耻谰言是不攻自破，不值一驳的。 在亚洲，也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对各国人民的威胁却是来自人类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力求继续保持或者恢复对于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控制。他们在直接进行武力威胁和武装镇压以外，还在拼凑军事集团，缔结军事条约，建立军事基地，加紧经济侵略，策动军事政变，组织颠覆活动。”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帝国主义肆意诬蔑中国，并挑拨亚洲民族独立国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正在于破坏我们的团结，以便对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实行各个击破、分而治之，从而恢复它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在今天亚洲人民已经觉醒了的形势下，帝国主义这种阴谋诡计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也有少数国家的当局违反人民的意愿，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为纸老虎作伥，给自己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也是值得警惕的。 周总理在报告中表示我国愿意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所有邻邦建立和发展友好的睦邻关系，并主张建立欧洲的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无原子区和集体安全体系。我国同东南亚许多接壤或靠近的国家有共同的利益而没有不能和平解决的争端，事实上已经形成为亚洲的和平地区，如果把它加以持久化，并扩大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是完全符合于这个广大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个建议是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和平而发出的有重大意义的号召。它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战争政策的一个有力打击，对一些心口不一的外国人士的一种考验，对世界和平力量的一个巨大支持，我相信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会赞成这建议，并为其实现而努力。　　干涉我国内政者必败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愈接近灭亡，就愈要作垂死的挣扎，表现绝望的疯狂。最近帝国主义者、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勾结并策动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武装叛乱。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愤怒。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纸老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张牙舞爪，自取灭亡。平乱的胜利使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更加巩固了，使西藏人民开始了一个民主的走向社会主义大道的新生，使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分子的阴谋幻想一齐破灭。但是不能不令人愤慨和遗憾的是在邻邦印度出现了一班干涉张义分子，他们当然不能代表印度人民，但是他们违背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干涉我国内政，支持西藏叛乱，觊觎我国的领土西藏，同帝国主义者如出一辙。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容忍的。噶伦堡成为西藏反动分子在国外进行叛国活动的基地，已非一日。现在，印度某些野心家仍然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对友邦中国兴风作浪，有加无已。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印度的干涉主义分子竟敢承袭英帝国主义的衣钵，阴谋创造所谓“西藏独立”，以便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置于外国宰割之下。为了掩饰其不可告人的勾当，欺蒙人民，逃避谴责，并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还由印度外交人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个谎话连篇，漏洞百出，显然是强加于达赖喇嘛的荒谬文件，遭到西藏人民、佛教领袖和全世界公正人士的严正驳斥和一致反对，已经原形毕露。但印度的野心家还在假借达赖喇嘛名义，进行狡赖，可见他们野心未死。这些外国阴谋家显然忘记了中国人民现在不是软弱可欺。中国人民一向遵守五项原则，珍视中印友谊，但决不能让外国的反动派干涉我国内政，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分裂我国领土。帝国主义横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要步英帝国主义的后尘，向新中国挑衅，是注定要完全失败的。印度野心家对中国的阴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严厉谴责和反对。最近印度的公正舆论也一再指出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向中国领土打主意，那是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结果只有使印度利益遭到损害。这种忠言是值得印度干涉主义者记取的。认清局势，憣然改计，迅速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活动，回到五项原则，尊重中印友谊，把矛头转向世界和平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那才是印度的真正利益所在，也是爱好和平友好的人对印度的诚恳希望。 今天，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东风压倒西风”的伟大时代里。社会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建设飞跃发展，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紧密团结，日趋强大。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使帝国主义已经失去了过去的仓库和后方，帝国主义各国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侵略集团之间争吵日多，正在走向四分五裂。帝国主义已腐朽衰败，日薄西山，和平力量空前强大，有力量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国内进行大跃进的同时，同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更加满怀信心地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13版()专栏：　　我们的国家正在飞跃前进 谁要来干涉必然头破血流 严希纯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李维汉副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这些报告，综合地说明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从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初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这些报告都给我以极大的兴奋和信心。 我们的国家，在伟大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十年来所达到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大跃进，更是史无前例。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我们更绝对有把握完成党所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全部指标特别是钢、煤、粮、棉的生产指标的。 人民公社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的任何一种成就，总是要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应声虫们所诬蔑、攻击和破坏；我们的成就越大，他们的攻击和破坏也就更力；这种现象，几乎成了规律。我们的敌人，对于我国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了许多诽谤，对人民公社攻击得尤多；人民公社成了一切反对我们的分子从帝国主义者到他们的仆从们攻击和诬蔑最厉害的对象。在攻击人民公社上，他们真可谓竭尽了造谣诬蔑的能事；像资本主义最顽固的忠臣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他虽然现在已经从他的位子上跑掉了，但全世界一切大大小小的杜勒斯还存在着），甚至装着他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样子掉着狼的眼泪叫嚷人民公社剥夺个人权利哪，人民公社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哪，人民公社是奴隶劳动哪……等等。敌人这些无耻谰言曾经被许多中外正直的报道所揭穿和批驳了，我不拟多说。现在想就我最近视察北京市地区的几个人民公社和若干厂矿的观感，略为谈一谈。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就参观过徐水人民公社，当时已经感到，我们的农村，正在起着翻天复地的大变化。这一次视察，更感到几个月来，人民公社又有了更为巨大深刻的进步。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公共卫生、医院、学校等等，无不比以前办得更好，农村的面貌也逐步变得更美丽，而公社的管理，亦更为井井有条。妇女们由于从家庭的繁琐事务解放了出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了自己的地位，封建社会下妇女的一切权利被剥夺殆尽，妇女处处感到抬不起头的现象，一扫而空了。一句话，她们彻底解放了。因此，在农村里她们与男子一样都在积极从事劳动，到处充满着欢天喜地的气氛，没有丝毫倦容，更没有愁容。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劳动是自己的事，也是大家的事，也是为了子孙后代长远幸福的事了。至于在敬老院和托儿所里，老人们和小孩们都得到很好的照顾，一个个的身体都很健康，许多老人还不甘愿白白享受，一定要求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一份力做一些事。总之，到了人民公社去看看，处处洋溢着快乐，丝毫没有旧社会的那种愁苦的样子了。 总的说来，公社从去年下半年建立起，一般有下面这些成绩： （一）公社成立虽然都在秋收将到来的时候，但居然把这样大的组织工作完成了；（二）尽管强壮劳动力被外调去支援企业，但仍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北京地区各公社都大力支援了密云水库工程）；（三）进行了深翻，为今年的农业增产打下第一步基础；（四）白手起家，办了许多工厂，一般能修理社里的汽车、拖拉机，海淀人民公社还有一个从煤炭炼汽油的工厂，这些厂都是自力搞起来的；（五）在高级社时，受外面援助的多，成立人民公社后，能够对外援助（如支援企业）。总之，人民公社真是好得很。 当我去视察时，有些公社正在就一些规章制度进行整顿和建设的工作。一切办法都必须经过群众讨论才实施。我相信在做好整顿和建设工作以后，必然会如周总理的报告中所说“一定会把全体社员的积极性更好地调动起来，人们的干劲会更足，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增产任务的完成也就会更有保证”。 工业建设不断跃进 除了人民公社外，我还视察了一些厂矿和一个工程（密云水库的伟大工程），处处都表现着大跃进的事例，这里无法一一描述。仅就天安门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礼堂这一工程来说，设计之现代化，施工之严格，工程进度之迅速，都是极为惊人；据有经验的工程师说，若在旧社会时代进行这样宏伟的工程，设计需要五年，施工需要十五年，但是今天我们只在一年内（从去年国庆起算）就要全部完工。这种惊人的速度，难道在资本主义世界可以出现吗？此外，我所视察的一些工厂，他们在去年都是以成倍的速度跃进的，而今年的计划，又将是比去年成倍地跃进。在这些工厂中我看了无线电器材厂。这是民主德国全部协助我们建成的。制造过程，自动化程度很高，无线电技术中许多特殊产品过去都靠国外进口，现在该厂都能自造。该厂的瓷厂的规模很大，产品很好，质量已达国际水平。我们国家在短短的九年多一点的时期，就有这样的现代化的工厂，真使我感到自豪。此外，门头沟煤矿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平生没有进到矿井里去过，这次进去参观了三个小时。这里的一切，都与我在解放前所看到的煤矿工人的生活和所听到的关于矿井的情形，完全有天渊之别。以前在矿井里，工人经常受到岩石、地下水、瓦斯……等等的威胁，随时有葬身井里的危险。工作时间很长，常是十多小时，都是一丝不挂地在矿井里爬上爬下，出来后一身漆黑，只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和牙齿，煤矿工人都被人叫做“矿狗”，其生活悲惨是不能够想像的。现在工作时间只有八小时，由于通风好，瓦斯检查亦经常，有关劳动保护的其他措施也相当完备，工人都穿了衣在矿井内工作，工作和交通的机械化电器化的程度亦高，根本没有以前那种悲惨的情形。矿井下亦有女工在工作。这些情形，都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工人的一般福利事业，办得周到，更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想像的。 仅从我视察北京市一部分人民公社和厂矿，已经看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如何在飞跃，有了这种飞跃，工人农民同志们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也就惊人，资金的积累也相应地惊人，这对于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起着巨大的作用，所以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时说“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预算执行的结果，收入和支出，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这些事实，是帝国主义者所不能了解的也是他们所不愿意去了解的，他们只有像鸵鸟一样埋头装着不看见这个伟大的中国，拼命诬蔑我们。 干涉我内政必无好下场 最近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分子在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动派的阴谋指使下在西藏发动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企图分裂我国内部的民族团结，破坏我国的统一。这次的叛乱，虽然在我驻藏人民解放军和西藏爱国僧俗人民的合作下，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粉碎了，但是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在失败之余并不甘心，还要利用这个事件，嗾使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动分子出来大叫大嚷，说什么我国镇压自己国内的西藏地方叛乱是侵略哪，说西藏人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素来有独立的愿望哪，……等等胡言乱语。对我国领土西藏素来抱着野心的印度的一小撮扩张主义分子，更是闹得不成样子，发出许多言论和做出许多支持叛乱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在这里我不能不忠告这些人：西藏七百多年来已是我国的领土，并且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平定西藏的叛乱，完全是我国的内政，任何人不能干涉。中印两国长久的友谊，我们必须珍重。倘若你们硬要叫嚷什么西藏独立，并妄想以各种方法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你们就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请你们醒醒罢，不要弄得头破血流，没有好下场。 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发抖罢，久经革命烈火锻炼的我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祖国的。

第13版()专栏：　　欲步英帝国主义后尘者必自食恶果 游国恩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再一次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同时也再一次地受到了最具体最深刻的革命思想教育。我以无比兴奋鼓舞的心情，表示衷心热烈的拥护。 从以上三个报告中所看到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八年的伟大成就，真是旷古未闻的奇迹。特别是去年的大跃进中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各种胜利，更是灿烂辉煌，光芒万丈。这些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和帝国主义者的震惊。正如周总理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的国家在这几年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从这个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国人民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如果没有这些，这样的成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高潮的到来，就必然会兴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特别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的胜利。在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我国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个万马奔腾、波澜壮阔的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自然地促使了社会主义的文教事业向前发展。单就教育来说：高等学校的学生有六十六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四万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中等学校的学生达到了一千二百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七百多万人增加百分之七十。小学生达到了八千六百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六千四百多万人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其他工农业余学校人数的增加还不算在内。学生人数这样飞跃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想像的事。 但是，我们教育事业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数量方面，而意义尤其深刻的就是一年来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个革命过程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提倡集体协作，提倡群众办科学；批判保守思想、单干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展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贯彻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大大地改变了各级学校的面貌，特别是高等学校的面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出现了新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极其显著的现象更是去年大跃进中文教方面无可估量的成就。　　争取在短期间成为政治上的左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工作上的促进派　　在文化教育革命的浪潮中，我们旧知识分子，无论是教师、科学家、研究工作者，多数都受到冲击，情绪不免波动。但终于在党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理智克服感情，波动归于平静，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思想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工作上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都是事实。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大跃进，客观形势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我们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是十分不够的。我们的积极性远远不如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那样高，我们的步伐也远远不如他们那样快。面对着当前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突飞猛进，我们旧知识分子怎样做岗位工作，以符合总理所指示的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严重课题。因此，继续自觉革命，在工作中锻炼自己，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至于怎样进行自我改造，我认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建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打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必须以毛主席的六项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政治立场；必须以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工作中的指路碑。不可否认，旧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因此，就必须大力克服它的落后的一面，积极发挥它的进步的一面。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深深体会到：跃进的形势要求跃进的工作；跃进的工作更需要跃进的思想。如果我们思想上的障碍不扫除，动力就不能发挥，当然更谈不上大踏步前进。所以我们今后首先要改造自己的思想；作为文教战线上的旧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必须改造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学术思想上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争取在短期间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左派，学术上的革新派，工作上的促进派。 在自己努力的前提下，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相信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完全可能的，我有极大的决心同时也有充分的信心！ 最后，我要谈一谈西藏问题。　　印度的野心家们，步英帝国主义的后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远在十三世纪以前，西藏就已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铁的事实。解放以前，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解放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平解放西藏，迅速达成协议。驻藏的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协议，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而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不顾人民的死活，妄想永久保持落后的残酷的农奴制，把自己的利益永远建筑在大多数人民痛苦之上。竟敢勾结帝国主义，公然发动叛乱，进攻驻藏的人民解放军。为了消灭叛匪，巩固祖国的统一，我解放军不得不加以反击，进行追剿。而这一小撮叛匪竟敢劫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最近一个月来，印度的官方人士及少数报纸对此屡有恶意的叫嚣，这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这一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中印友好关系，我们是极端反对的。我们正告印度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如果妄想步着英帝国主义的后尘，借此兴风作浪，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最后吃亏的不是中国，而是印度。六亿五千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能够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难道还害怕你们这一小撮扩张主义分子吗？野心家们，你们发昏的头脑赶快清醒一点吧！

第13版()专栏：　　重要的是改变资产阶级立场 郭守昌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从首长们的报告，我兴奋地看到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的计划更是一个宏伟的计划，真是使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的大喜事。我一定进一步地参加这一豪迈的、伟大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党所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尽一份责任，分一份光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也必然同样的遭到更惨重的失败，中国人民是不容再欺负的了。 周总理和李副主席的报告也都提到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我想就这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一九五六年秋党送我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通过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觉悟，今后我仍须继续努力改造自己，以求继续提高。回想过去，真是惭愧万分，对党更是感激不尽！ 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以后又当了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思想意识，盘据了我整个头脑，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凡事从个人利益出发，只想发财，认为有了钱，什么事都解决了，不惜使用各种恶毒、欺骗的手段，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走在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道路上。解放后，在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意识支配下，对党的政策、方针，我总看着不对，怀有不同程度的怀疑、抵触。党虽在各种场合讲解、说服，但我总是口服心不服，有的事即便是按照党的政策作了，也是无可奈何，不得不作，这样的心情，与劳动人民完全相反。岂是“不加小心”的缘故？ 一九五一年起我的思想有一点转变。一九五三年学习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思想又前进了一点儿。但是遇到实际问题，仍然常常从个人利益出发，那个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就又冒了出来。有人批评这种思想行为，我心里就想：“不加小心，又叫人家批评了”；“记性不好，好忘，下次注意”。但到下一次，依然故态复发，原因何在，自己找不着，还认为这是“不加小心”的缘故。 一九五四年我厂公私合营后，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工作是很顺利的，工厂的生产出现了新气象。我以为将企业公私合营了，与公方代表处的也很好，这就是改造得差不多了。有时我给别人介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也都是将报纸上的社论或首长报告背出一段来，以为这样保险不会出差错。别人听起来，好像我什么都搞通了。其实，我对改造的真正意义并不了解，我心中想“党说改造，我也说改造。我如不说接受改造，挨批评。多谈改造没有错”，究竟改造什么，怎样改造，自己也说不清。一九五六年秋，当党送我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我非常高兴，心想：马列主义究竟是啥样，这回到底可以学习到了。初入学，我死记名词、定义，准备出校后，向别人炫耀一番，好显显自己的能耐；对于怎样联系自己，结合实际，加强改造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到。 不可自己欺蒙自己 一九五七年夏，党进行整风，社会主义学院的右派分子，乘机猖狂向党进攻，污蔑宪法，污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污蔑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我听了这些右派言论，分不清是非，虽也觉着话有些儿不对头，但又觉着有点儿道理。当党揭穿了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学院也展开了对学员中的右派分子的斗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结合斗争，我们学习了有关文件。斗争一段，学习一段，既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又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并使大家逐渐习惯了进行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参加了这个极为尖锐的敌我斗争的运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才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不仅仅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更主要的，还须认真地进行对人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改造。我才初步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的真正意义。我过去之所以对于党的政策有怀疑、抵触、口服心不服等等思想情况，是我的过去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生活环境决定了我这样的思想意识，是我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本质时刻支配着我的行动，绝不是什么加不加小心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记性好不好的问题。例如，我对于党的性质、任务，及其方针政策和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通过听报告和学习文件、学习理论，不是没有一些儿了解的，为什么右派分子颠倒黑白，大肆向党进攻，而自己无动于衷，不起而捍卫党，竟致随声附和呢？这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如只学习书本理论知识而不结合立场改造，不从骨子里改变政治立场思想意识，即便将书本背出来，讲起来头头是道，也是没有用的。因此我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仅从表面上达到会写、会讲，这都不能算是解决问题。必须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同时结合社会实践，劳动锻炼，加强自我改造，才能把这个武器掌握起来，既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这是真理。只凭嘴硬，说自己改造的差不多了，是自己欺蒙自己。 劳动是愉快的、光荣的 我在社会主义学院也参加了体力劳动，到人民公社帮助农民摘花生、挖玉米秆子、积肥等等工作。我长期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压迫别人为我劳动，一向认为体力劳动是很苦的。通过学习，我认识到：社会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劳动就不能有社会，也没有人类今天的这样发展；劳动是愉快的。因此，在我的思想中，“劳动是很苦的”与“劳动是愉快的”激烈地斗争着。 我们学院号召学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劳动。年老、体弱、有病可不参加，也可以参观劳动，完全自由选择。我是自愿参加劳动的。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与理论学习，我深刻地体会到劳动本来是一个崇高的活动，是人类生活的根本要素，但在旧社会由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都被剥削阶级剥削去了，使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同时剥削阶级故意把劳动污蔑为“下贱”的事情，处处歧视劳动人民，这正好说明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我错误地把劳动与剥削、压迫看成一个东西，竟认为劳动是很苦的，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出发的。 今天的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受剥削与压迫，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以自觉的劳动从事非常豪迈的事业，这就与旧社会的被迫劳动是不同的性质，所以是愉快的，是为人类创造幸福的，是到处受人尊敬的。劳动可能累，但累绝不是苦。因此，能参加到这样豪迈的劳动事业中作为一员，是非常光荣的。这样就打消了我一向以为劳动是很苦的错误认识，也更进一步地提高了我参加体力劳动的兴趣，和加强自我改造的决心。 没有隔膜了 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二年多，学习了理论，参加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和劳动锻炼。结业后，回到了原来工作岗位，看见了我厂的党支部书记、公方代表，我觉得非常亲热，没有隔膜。他们对我也更关怀。党的支部扩大会议，有时我也参加，我感到非常光荣。跟职工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也觉得很自然。职工们对我比前更加亲热，有什么问题愿意和我谈，关系更进一步地融洽了。我在工作中时刻怀念学院对我的教导。我从思想深处树立起信念，一定坚决依靠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再也不敢认为他们不如我了。在党的领导下，职工群众的支持下，经过两个月的工作，也给工厂解决了一部分生产上的具体问题，得到了党支部口头表扬，给我极大的鼓舞。总的来说，党的培养教导是无微不至的。如自己真的说有某些转变的话，应归功于党，归功于社会主义学院的直接教育。自己应在今后继续努力，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坚决戒骄戒傲，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努力学习。加强改造，积极服务，使自己早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来回答党对我的关怀与培养。

第14版()专栏：　　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大跃进 林虎、雷沛鸿、丘辰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们在全体委员会议上听了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列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受到很大的鼓舞，感到无比的兴奋。我们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国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至今将满十周年。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大大地改变了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显示了我国无限光明的前途，使我国人民感到兴奋！感到自豪！ 以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情况来说，我国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广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由于党的英明领导，各族人民的团结协作，在工农业生产各个方面也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一般人所认为“广西落后”的面貌。 一九五八年，广西各个方面的大跃进情况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以粮食来说，总产量达到二百二十九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实现了亩产八百斤，一年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十年完成的指标；在水利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全区共修建了大小水利工程十二万多处，增加灌溉面积达一千二百万亩；钢铁的总产量在十五万吨以上，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年产量约五十倍左右，结束广西不产钢的历史；钢铁工业基建投资的完成额为一九五七年的三十四倍多；机械工业投资的完成额为一九五七年的八倍多；发电量为一亿七千五百多万度，比解放初期增加七倍；全区新建公路三百多条，总长度约七千公里，为一九五七年新增里程的五倍多。此外，全区各地还修建大车路一万五千多公里。 由于生产大跃进，实现了全区公社化，吃饭不要钱还领工资，广西人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仅就上述几个数字看，一九五八年广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和全国各省、区一样，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广西的大跃进也就是全国大跃进的一个有力的明证。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形势下，广西各族人民充分表现了空前的团结协作精神，鼓起了冲天的干劲。现在先举两首民歌给大家看看： “瑶僮民族一家亲，大家都是种田人；一切为了大跃进，不怕山高水又深。”“双抢消息到我乡，瑶家个个细思量；支援僮族搞生产，团结亩产万斤粮。” 在去年全民炼铁运动中，各县互相协作支援，也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当时人民干劲之大，可于下列一首民歌中见到：“要说大来天最大，我们干劲要冲天；要说能来神最能，我们智能赛神仙。历代豪杰成过去，真正英雄看今天！” 广西之所以取得这样伟大成就，非常明显，首先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党的政策伟大和正确。其次是广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协作，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我们深深体会到，全国人民只有团结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繁荣幸福的一日，否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对于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所发动的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表示无比的愤慨。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同在广西的僮族以至苗族、瑶族、侗族等五十多个民族，都是一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所以当这个叛乱一爆发，西藏一百二十万人民，除却极少数叛徒外，都一致团结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协助人民解放军，平定叛乱。我们相信，今后西藏同胞，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迅速地发展生产，一齐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而西藏的新建设，必定能够同各省（区）一样，飞跃地前进。 我们坚决地拥护党的总路线，一定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一九五八年的胜利基础上，共同努力，鼓足冲天的干劲，力争社会主义的上游，为一九五九年的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 祝大会胜利成功！ 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第14版()专栏：　　让体育之花开得越来越鲜艳 袁敦礼委员的发言主席团、各位委员： 我能够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感到十二万分的荣幸。 我倾听了周总理，李维汉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这些报告总结了四年来我国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和指示了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坚决拥护这些报告，并在我的自己工作岗位上努力贯彻这些报告的指示。 解放以来转眼十年了，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巨大变化。新鲜事物不断涌现，奇迹不断发生，完全改变了旧中国时代的落后贫弱的面貌，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昌盛强大的国家。这个巨大变化不仅改变了祖国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使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历史上空前的震惊世界的伟大事迹。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十年来经过了党的耐心教育和培养，经历着这样一个气象万千的客观现实，随着事物的发展，我的思想认识不能不逐渐有所提高，而且更不能不感到欢欣鼓舞。正如周总理所说：“当我们回顾十年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愉快和信念。”我现在就我国体育的发展略谈一下，请各位委员指正。 解放以来体育的发展和去年的大跃进同我国其他事业一样是非常动人心弦的。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怀着人民的健康，把体育看作为国家重要事业之一。毛主席曾经多次发出增强人民健康和开展体育的号召。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和一九五八年九月，根据我国体育发展的情况分别作出了关于体育工作的具体指示。在党的这种英明指示和正确领导下，解放以后我国成立了完整的系统的体育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体育制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全国已有一千多万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一百六十八万人通过了劳卫制各级标准，九万五千多人获得了等级运动员的称号，全国运动最高纪录全部被刷新，并且打破了四项世界最高纪录。 这些辉煌成就是在旧中国时代所不能设想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但是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体育界的右派分子无视这些成就和新旧中国体育本质上的截然不同，妄想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的体育制度，对于党的体育方针和措施发出了恶毒的攻击，这自然是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经过反右斗争和不断整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以后，在党和毛主席所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在一九五八年体育也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 从全国范围来讲，体育的大跃进是一个百花齐放、波澜壮阔的图景，不是简短的言语所能形容的，我只提几个统计数字。一九五八年全国参加锻炼的人已经有一亿以上，通过各级劳卫制标准的超过了一千万人，出现了五百六十多名运动健将，打破了八百四十项全国纪录，创造了八项世界纪录。最近在全世界国际乒乓球的比赛中我国又获得了辉煌成绩，特别是荣获了男子单打冠军，更是令人兴奋。 我是在甘肃工作的，甘肃的体育一向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也来了一个大跃进。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经常参加锻炼的有六十多万人（甘肃人口是一千二百万）；一九五七年达到劳卫制各级标准的只有一万多人，而五八年就有七万八千多人；一九五七年只有一千多等级运动员，而五八年增加到一万六千多等级运动员。等级裁判员也大大增加了，现有四千六百零七个。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也大大的发展了，现有四千多所，学生十三万多。在国防体育上有两个业余学校训练了一百六十八个积极分子，带动了兰州市参加各项国防体育活动的有二十一万三千五百多人，射击一项有二千五百人达到普通射手标准。 人民公社化给体育开展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结合有组织的生产劳动就能够有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不久以前我到了甘肃南部天水专区进行了对人民公社的短期视察学习，内容异常丰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现在我只举一个开展体育的例子。西礼县（原西和礼县的合并县）是全省中农村体育开展最好的县，体育红旗县。我到了这个县里一个小的山村，叫柳树沟，这是一个生产队。柳树沟只有三十八户，一百八十五人，在解放前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穷乡僻壤，全体居民都是贫雇农，过着“家无一斗粮，人无三分银”的痛苦生活。全村只有三个人识字，其余都是文盲，体育活动更谈不上了。解放后他们全都翻了身，分到了土地房屋，去年从高级社进入了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文化翻身就成为迫切的需要，在几年来识字班和冬校的基础上在一九五八年生产大跃进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全部脱盲。随着生产大跃进和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党的号召下全村又展开了体育活动。 在这个村里许多人过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体育，也没有见过体育器械和活动，但是在党委领导之下发动了群众，群众自己动手制做了各种体育器材，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他们的活动有早操、田间操、手榴弹、跳高、跳远、篮球、活动板、溜溜板、秋千、田埂成跑道、上山夺红旗等等。青年都很喜欢体育活动，七十多岁的老汉也学篮球投篮。生产和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也作了体育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七姊妹带动全村的妇女参加了体育活动。这个生产队现在提出了今年国庆献礼的各项指标，其中的体育指标是要出现二十名等级运动员。农民群众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什么都办得到。” 西礼县体育开展的好的原因：首先是在于加强了党委对于体育的领导，在完成文化革命的时候，立刻就抓体育运动；其次是政治挂帅，思想先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体育的根本任务是增强体质，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然后依靠群众大办体育；再则是体育运动结合生产，通过体育锻炼提高生产质量。就是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使柳树沟普及了全民体育，增强了人民体质，推动了生产。这也就充分地显示了党的领导的英明正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巨大威力以及党的体育方针的无比正确性。 以上所述的各片段，都说明了我国体育的发展和大跃进的原因同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精辟地分析我国大跃进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必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应当在一九五八年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沿着一九五八年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跃进，争取在一九五九年在各个战线上获得更大的胜利。” 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今年九月我国将举行第一次综合性的全国运动大会，这也同时是推动我国体育大跃进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时必然要出现许许多多优秀成绩，它将总结我国体育十年来飞跃发展的伟大成就，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育运动是国际和平竞赛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它也反映了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情况。苏联的体育运动的巨大成就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凌驾于美国之上，我国的体育运动在许多项目已达到了国际水平。这也正如毛主席所说：“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在好起来。”全国的体育工作者必然以无比的振奋心情响应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号召，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积极行动起来迎接我们伟大祖国建国十周年，把全国运动会开好。让我们共同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体育之花在祖国的大地上定要开的愈来愈加鲜艳。

第14版()专栏：　　盲人眼盲心不盲 黄乃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背叛祖国、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借“西藏独立”的幌子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这种分裂活动违反了广大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因此他们的叛乱迅速被平定了。但是印度干涉主义分子还在叫嚣，挑拨离间，干涉我国内政；甚至纵容暴徒，肆意侮辱我国国家领袖。我们盲人对此感到万分愤慨。我们拥护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西藏问题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西藏历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不要任何外国一寸土地，但是也决不让别人抢走一寸土地。干涉者如果不悬崖勒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深信全国人民将在它们的鼓舞和指导之下，发挥出更大的干劲，超额地完成一九五九年度的各项建设工作任务。我们盲人同胞，全心全意地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将在生产和其他工作岗位上，加倍努力，以实际行动回答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 自从上一次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到现在，不过隔了短短两年的时光，盲人工作的面貌，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两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呼吁重视盲人工作，呼吁组织和扶持盲人参加生产劳动。可是，曾几何时，经过一九五八年全民全面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办工业的运动，社会福利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从而也推动了盲人工作跃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盲人生产忙 目前，我国青壮年盲人大多数都已经参加了生产和其他劳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成年盲人的识字教育和盲童教育，得到很大发展。 盲人工厂不仅在城市中普遍建立起来了，而且在不少农村的人民公社中也开办起来了。这种公社办的盲人工厂，既是工厂、又是学校，既是社会福利单位、又是宣传队，很受群众欢迎，确实是农村青壮年盲人组织的最好形式。如湖北省黄陂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办起了十六所农村盲人工厂，全县二千三百零四个盲人已经或即将进入自己办的工厂劳动。 在盲人工厂迅速发展的高潮中，大多数城乡算命盲人，都抛弃了他们的“当当儿”，投入到生产的行列中来；许多城隍庙和鬼谷庙变成了他们的厂房，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和他们愉快的歌声。 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盲人所从事的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农副业及其他生产劳动的种类，已达一百四十七种之多，其中金属加工就有二十五种。不少盲人已经掌握了车工、钳工、电动台钻和制造变压器的技术。盲人们在劳动中不仅能够不怕困难，埋头苦干，而且能够开动脑筋，改良工具，提高产量。 例如北京市盲人橡胶工厂，去年十二月份为完成增加的生产任务，发起了劳动竞赛，只用了二十三天的时间就生产了六万四千元的订货，比十一月份全月的产值增加了四倍以上。沈阳盲人教学工厂共有职工三百三十九名，其中盲人一百七十六名，生产铁钉和车辐条。一九五六年平均每月生产铁钉三十吨，月产总值约三万元左右。由于盲人和明眼人合作，改进了机器，将一次拔一根的拔丝机改为一次拔两根，这样就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一九五八年截至十二月十日为止，就已生产了铁钉一千零四十八吨，总产值达到了七十七万五千元。南宁市盲人铁钉工厂过去由于工具落后，都是用手工操作，每天生产铁钉不到四十斤。为了供应建筑工程对铁钉的需要，全厂职工响应工厂党委号召，自己生产机器，武装自己。他们依靠本厂仅有的两把钳子、几个铁锤、一架台钻，在休息时间，借用兄弟厂的车床，居然造出了一台六尺车床、一台电焊机，于是他们就动手试制适合盲人操作的制钉机了。结果，他们制成的制钉机每台只需一个人操作，每天产量就超过了四十斤。 在农业劳动中，还有一些盲人能够从事从插秧、播种到收割的各种主要田间劳动，他们的试验田，产量大大超过当地的平均亩产量。 在生产战线以外，文艺战线上也活跃着盲人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深入群众的曲艺演员。医务卫生工作方面，许多盲人集体单位常常被评为除四害、讲卫生的先进模范；还有一支年轻的盲人按摩医疗队伍，正以良好的疗效，取得愈来愈多的群众的信任。教育工作方面，在目盲的教授、中小学教师和扫盲教师中也出现了优秀的先进工作者。此外在领导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盲人工厂、党团组织、居民委员会、食堂等方面的工作中，都有不少盲人积极分子和明眼人肩并肩地努力工作着。去年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有罗木命、胡家吉、詹学杰、孙国伟、佟友成、郭文书、徐凤浩等七位盲人同志出席。去年全国曲艺界的四面红旗当中，盲人韩起祥和叶英美两位同志就占去了一半。 像我国盲人这样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主人翁的姿态，广泛地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这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盲人的心声 我愿意在这里朗诵一位普通盲工人——南京市盲人五金螺丝工厂王定一同志所作的诗，请听盲人们是怎样在歌唱吧！ 我们是眼盲心不盲的人 是谁把残和废联成了词汇？ 是谁说盲人是废人？ 是它——那一去不复返的黑暗的旧社会。 那时，人们生活在痛苦的深渊， 盲人呻吟在最低层； 那时，算命是盲人仅有的职业， 流浪和乞讨是盲人注定的命运， 社会的蔑视和辱骂， 就是盲人的家常便饭。 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劳动权利， 终身没有希望，没有光明。 历史的车轮向前转动， 一切腐朽的制度都被摧毁。 党像光辉的太阳， 照亮了死沉的大地， 她使千年的冰河解了冻， 她使万年的铁树开了花， 她使盲人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获得了新的生命。 生产劳动替代了寄生乞讨， 文化娱乐成为盲人生活的一部分。 谁还能说盲人是废人？ 请看， 在那旋转如飞的螺丝机旁， 操纵机器的是盲人， 在那洁白的医疗室里， 按摩人员是盲人， 在那水银灯映照的舞台上， 演员和伴奏者中也有盲人。 盲人亲手编成了精巧的皮包， 制成了漂亮的绒衣。 在跃进的歌声中， 盲人也高奏凯歌， 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向前迈进。 天上的星星谁能数得清？ 共产党的恩情哪能说得尽？ 这是一位劳动人民的心声， 但在盲人的心里， 却蕴藏着更加深切的感情。 因为是党， 教导我们懂得了生活， 使我们成为残而不废的人。 我们双目虽然失明， 但我们还有一双能劳动的手， 还有一颗永不残废的心。 我们要操纵机器， 我们要学习文化和技术， 我们是生产上的能手， 也是文艺战线上的生力军， 我们是生活的主人。 这一切绝不是梦呓或幻想， 而是我们生活中最真实的事情。 只要我们心脏还在跳动， 我们永远是祖国的建设者， 我们永远是眼盲心不盲的人。 这是因为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最敬爱的母亲。 各位委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给盲人提供了发挥他们才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全民全面的大跃进向盲人预告着更加美丽和幸福的明天。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这样可爱的眼盲心不盲的人。同志们！为盲人创造更多的条件，让他们发挥更大的力量吧！

第14版()专栏：　　严格保证设计质量 王仲富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对于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我完全表示衷心的同意和热烈的拥护。 解放了的新中国，在短短九年多的时间里，在各个事业的战线上，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全国人民，都为我国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九年来的成就，尤其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建立等光辉灿烂的、史无前例的、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在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和热情勇敢的劳动下，六亿多双手是具有何等伟大的力量啊！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全国范围内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是我国社会组织方面的一个具有无比意义的伟大创造。它将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将加速我国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个伟大意义，决不是世界上那些帝国主义者们和反动分子们所能理解和所能中伤的。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分子们，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不愿意看到我们的祖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的。多年以来，他们一贯在进行着卑鄙无耻的破坏活动。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又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在三月十日发动了可耻的武装叛乱，并且劫持了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去继续进行叛国活动。对于这一小撮叛国分子的罪恶活动和那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反动派的无理干涉，我在这里表示无比的愤怒和给以严厉的谴责。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在我国自己的领土上平息反动派的叛乱是我国的内政问题。我完全拥护政府对此事件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和采取的一切措施。 我是一个工业建设设计工作者，解放以来，一直从事于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深刻、亲切地体会到我们的设计工作，九年多来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刚解放时，我国的设计力量和设计水平，都是很薄弱的，几年以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队伍，正如周总理所说的：“我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和建设一些比较大型的和技术比较复杂的工业企业”，这正是党和政府对设计工作的深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给我们的帮助所造成的结果。设计工作在整个建设事业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是直接决定每一建设事业是否符合多、快、好、省的重要因素，一个优良的设计，不但要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完全符合国家的政策方针和建设原则。它是高度技术成就和高度政治思想相互结合的具体表现。多少年来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设计工作，经常作出正确的指示，并且多次及时地纠正了我们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这对于使设计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又在报告中给我们的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一定要遵照指示的精神，很好的结合广大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在设计中厉行节约，严格保证设计质量，根据国家总路线的要求，按时、按量、按质地做出既便于施工，又利于生产的优良设计。 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讲，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改造问题，在我们科技工作者的队伍中，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在工作实践中争取加速改造。周总理在报告中正确的指出：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是文教战线上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接近群众和深入群众，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提高政治觉悟，争取尽快做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的祖国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着，我们未来的任务是无比光荣和无比伟大的，我们要以百倍信心和冲天干劲，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面，为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国家宏伟计划而努力，为把我们的祖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第14版()专栏：　　一次深刻的教育革命 刘锡瑛委员谈天津大学一年来的巨大变化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的一年，各方面的事业都有了飞速的发展。我们天津大学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和全国跃进形势的带动下，由于中央及省市委和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努力，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方面，也获得很大的成绩。我想借这个机会根据个人的体会向大家作一个简单汇报。 大学生能文又能武 政治业务双双提高 一年来天津大学在党的领导下，大力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其主要成绩有以下几点： 一、劳动观点已基本上树立起来了，劳动神圣已经不是一个口头辞句而是从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了。通过一年来参加各种劳动实践，广大同学开始转变了轻视劳动的思想，对劳动不再是厌恶和畏惧。过去是带着白手套、穿着半高跟鞋去劳动的，怕劳动晒黑了皮肤；现在他们是能干最艰苦的活，挑重活干，忘我劳动并引为自豪。在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表现了冲天的干劲；无论在改造海河、炼钢、大办工厂等各项运动中，昼夜苦战，从不叫苦，有病的仍坚持与别人抬七十块砖，不愿把病告诉别人。有人在炼钢中烫伤腿，仍继续坚持五十小时劳动。就是在这种热爱劳动的精神下，我校在海河工程中共出十二万多个劳动日，为清浊分流咸淡分家这一伟大改造自然的斗争中贡献了我们的力量；在全民炼钢运动中，超额完成了三百八十吨钢的任务；在大办工厂中，白手起家修建了一百二十个工厂。劳动还改造了思想。参加农村劳动对粪有了感情的变化，在工厂劳动的也深刻体会到“过去认为体力劳动简单、粗笨，不学就会，但在实践中是铁锤抡不动，模型作不好，笨人正是自己，而不是劳动人民。” 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通过党的总路线宣传学习、教学科研两条道路斗争、全国人民力争上游，超英赶美，启发和鼓舞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打破了自卑，破除迷信，解放了思想，发扬了创造性。在大办工厂，大闹技术革命运动中，人们的干劲冲天，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干劲更使人振奋。青年学生们表现了敢想敢说敢干、不怕困难、不畏脏累的风格，入夜各试验厂室一片灯光、通宵达旦，机器、仪器试验厂室的使用率达到最高点。忘我劳动，夜以继日苦战的人，比比皆是。短短两三个月即完成科学研究八百二十六项，其中有些项目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回旋加速器、电子模拟计算机、交流计算台、磁带录返式程序控制机床等。过去认为不能作的现在作出来了。这就初步巩固了思想斗争的成果，破除了对科学研究的迷信，解放了思想，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贯彻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教育质量的提高： 第一、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通过生产劳动，学生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和集体观点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学习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进一步认清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有力地打掉了骄气和娇气，树立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第二、提高了业务学习的质量。表现在： （一）巩固了理论知识增加了感性知识。土木系同学亲手盖起了四层大楼，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过去讲过的东西更能融化贯通了，对尚未讲过的东西，先有了感性知识再讲也容易接受了。电力系三年级学生参加变压器生产以前，虽然也学过变压器理论，但了解得不够深透，亲手做过变压器以后，学生反映是真正懂得变压器了。内燃机专业的学生，过去学金属工学时讲过铸铁、球墨铸铁的性质成分，学生们越记越混，遇到铸件，也分不清是灰口铁还是白口铁，通过制造小汽车，不但能鉴别是什么铁，而且能够把各种铁的性质成分记得很清楚。学生反映，通过生产劳动，学得快，记得牢。 （二）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机械制造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工厂劳动半年以后，大部分学生在一个工种上达到了三级工水平，少数甚至达到了四级工水平。土木系学生在工地参加九周劳动以后，据工地反映，绝大部分学生达到三级工。纺织系学生，一开始织的废品较多，经过几个月的劳动，不少学生可以织一等品的布。解放前的大学生，学机器的不敢摸机器，学电机的不敢开电机的情况是常见的，现在的大学生是能文又能武。 （三）通过生产劳动及科学研究，教师对生产实际知识及最新科学技术增加了了解，自然而然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第三、通过生产劳动和体育锻炼，增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食量和体重普遍增加了。失眠和精神衰弱的患者大大地减少了。开始出现了健康活泼的新气象。 四、在大办工厂的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一百二十个工厂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和合并，共办了二十三个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密切结合专业，为今后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供了生产基地。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以教师和学生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基本上体现教学、科学研究、生产三者紧密结合的，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既强调基础理论课，又保证必要的专业知识的教学计划。目前正在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我们准备在教学大纲修订完毕后，再反过来对教学计划作必要的修改。 几点体会 以上的成绩充分说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得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改革，是一次深刻的教育革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首先，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同时对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也加强了。一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历次运动中，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以及反映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学术观点受到了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日益缩小、减弱。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巩固。学校的政治空气上涨。这就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学校工作，特别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贯彻了群众路线。一年来政治思想斗争和各项运动的胜利，始终都是贯彻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自觉的执行才获得的。广大群众在这次斗争中，都亲身体验到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优越性，同时也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本领，这就是学校今后工作的推动，极为有利的良好条件。 再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达到又红又专的唯一捷径，是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最有效的办法。通过一年来的实践，我们可以体会到：参加了劳动生产后，人的意识是会慢慢变化的。他会逐渐真正懂得只有通过劳动，只有用劳动的双手，才能把荒地开成良田；只有通过集体劳动，靠群众的力量，才能使海河清浊分流咸淡分家。如果不参加生产劳动，所谓劳动观点、集体观念对他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参加生产劳动就会使一个人把根扎在劳动人民中，自然而然地有了群众观点。参加了生产劳动，才能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缺乏实践，就没有感性知识，对于规律的真正认识是谈不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真理，合乎认识发展的规律。只有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所获得的知识才是完全的，而非片面的知识。 继续提高教学质量的六点建议 过去一年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还只能算是个开始。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去年一年，各级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需要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根据总理指示的精神和我校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后的工作应该是：继续深入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教学为中心，把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心的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初步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一、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积极培养青年师资；必需认真采取措施，在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生产实际经验等方面提高师资，只有好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 二、严格对学生的要求。在经常教学工作中，在各个教学环节中以及考试考查、学习纪律等方面，严格对学生的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使教师敢于严格要求学生，敢于教育学生，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培养出合乎质量的干部。 三、认真贯彻加强基础理论课的精神。正确地安排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的比例，既要使学生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要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大力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工作。 四、根据勤俭办学的原则，逐步充实必要的教学设备。 五、大力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只有不断地加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六、保证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今后必需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健全校务委员会的工作。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发挥行政组织的作用。

第15版()专栏：　　多快好省地培训幼儿园教师 关瑞梧委员的发言各位委员：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两位李副总理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以及李维汉副主席关于政协常委会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才可能有这样辉煌的成就。展望祖国灿烂的前途，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 自从大跃进以来，尤其是各地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以后，为了发展生产，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全国每个人民公社的每个生产队都在党委的领导下建立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幼儿教育已经成为今天我国农村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曾指出“要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使每一个孩子比在家里生活得好、教育得好，使孩子愿意留在那里，父母也愿意把孩子放在那里。”刘少奇同志也曾指出要注意把幼儿园的师资提高到幼儿师范的水平。全国有二万多个人民公社，若是每个生产队都有幼儿园，就需要一百多万的幼儿园教师。而目前我国只有几十所幼儿师范和几所有幼儿教育专业的高等师范学院，怎样完成为全国训练出这许多幼儿园教师的任务呢？最近我在视察中看过江苏省幼儿教育师资的培训工作后，认识到只要贯彻执行了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与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办法，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江苏省，有南京师范学院的幼儿教育专业和两所幼儿师范学校分别在高等师范和中级师范的水平担负着幼师和幼儿园师资的培养以及幼儿教育的提高任务，自从党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指示后，师院和幼师的学生都分别下乡劳动。在贯彻了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同时，她们还针对各地幼儿园发展的需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各地组织了短期训练班，编写了教材，在全省范围内，普及了幼儿教育，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幼儿教育发挥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用。 此外，江苏省又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上，采取了多种形式来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第一是短期训练班 这种办法是使没有专业知识的幼儿园教师，在几天之内初步明确了办幼儿园的政治意义，并且掌握了一些教育孩子的基本知识，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这种短期训练班，除由南京师范学院和幼师的学生下乡时参加办理以外，各市、县、人民公社都分别组织。现在全省的幼儿园教师都经过这种短期训练班的训练，使幼儿教育得到了普及。 第二是业余幼师，是一种系统地提高在职的幼儿园教师的训练形式 业余幼师这种组织可以使幼儿园教师在经过短训班的普及训练之后有一个经常地、有系统地提高业务知识和政治、文化水平的机会，她们每周集中两个半天或在星期日一天进行学习。江苏省教育厅还根据南京师院和幼师下乡的经验，为业余幼师编写了一套教材。根据他们目前的计划，业余幼师学习的年限是一年至三年，要求达到初级幼师毕业生的水平。业余幼师的师资多半是就地取材：一种是当地有一定水平的有经验的幼儿园主任，另一种是小学教师。 第三是教研组，这是幼儿园教师研究解决日常教学中的问题的组织 这样就可以使教师们在经过短期训练班的学习之后，或者结合着业余幼师的学习，发挥集体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这种形式，也可以进行普及。例如，江苏省溧阳县的红旗人民公社，参加业余幼师学习的是各生产大队的中心幼儿园的教师，她们每次学习之后就组织教研组的活动，进行研究讨论，以后她们又回到本生产大队领导全队的各个幼儿园的教师进行教研组的活动，传达业余幼师的学习，并且组织讨论。因此，从业余幼师的学习得到提高之后，又通过教研组进行普及。 第四是半工半读幼儿师范 这是另一种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形式。如江苏省江阴县的华市人民公社，在中学之内，利用中学的校舍和师资，附设了一班半工半读的幼师。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参加校内的劳动，或回到本生产队去劳动。学习年限为一年。毕业后分配到公社的各生产队任幼儿园教师，同时替换出一批现任的幼儿园教师到半工半读幼师去学习。如此循环轮换，不断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水平，不断提高幼儿园的教学质量。而且由于经过这种学习的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她们回到生产队，可以领导业余幼师的学习和教研组的活动，也能够提高这两种学习的质量。 采用了以上这些多种多样的训练方式，而且在实践中又使它们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幼儿园教师的水平，普遍地有所提高，因而各人民公社的幼儿园工作也将不断地提高与普及。 在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南京师院和幼师的教师和学生今后每年都定期下乡。她们可以将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带到农村，使农村的短训班、业余幼师和半工半读幼师普遍地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人民公社的幼儿园教师们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学习，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经验，又是师院和幼师很好的学习榜样。这些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验，不但可以丰富理论，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师院和幼师的师生能够提高政治认识，更加明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因此，各地办理的种种幼儿教育的学习形式，又帮助师院和幼师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和教学质量。 采取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来普及和提高幼儿教育，不仅限于江苏一省，目前我国许多师范学院的幼儿教育专业（如西南、西北、华中的师范学院和北京师大、东北师大等），和全国几十所幼儿师范学校，都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但负着提高的任务，同时也下乡下厂，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组织训练班，从事幼儿教育的普及工作。各地方各级党委也都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师资培训方式。只要认真执行党的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办法，我国的幼儿教育工作，必然很迅速地得到提高，使建设共产主义的下一代得到更好的教养。 幼儿教育事业既是教育工作又是生活福利工作。今后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活福利事业也一定要不断扩大和提高，因而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把孩子教养好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党给幼儿教育的教师各种学习的机会，使我们在政治上、业务上得到不断的提高。我作为一个幼儿教育的教师，对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感到无限的光荣。我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劳动和工作实践中改造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做好幼儿教育工作。

第15版()专栏：　　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能说是改造的开始 康心之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以及李维汉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在三大改造高潮之后，本会发布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举办了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根据这一决定，举办了政治学校和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此外，本会还举办了学习座谈会。这些学习是有显著成绩的，参加学习的大部分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并在今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应当加强几方面的工作中又特别指出：“积极推动和协助各界民主人士根据六条政治标准进行自我改造，加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帮助各界民主人士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 我听了这两段报告之后，引起了我无限的回忆和兴奋，使我更加坚定继续努力学习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因为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在旧社会里混了几十年，脑子里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于新事物的看法和想法，总是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范畴。 学习 解放以后，我也不断参加学习，而学习的目的是为要求懂得马列主义的知识，认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就可以在新社会里生活下去。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我虽然没有犯过重大的错误；而在右派分子某些谬论方面，在我的思想上说来，确有某些相同之处。因为这样，在反右初期，我总是保持缄默，有“各自打扫门前雪、明哲保身的思想”。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逐步认识到我应该急于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因此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 当我进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初期，我很满意地认为已经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是为改变我的立场；但是我把立场问题认为是抽象的东西，转变也是不难的事；只要学习了马列主义，下定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可以由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我的立场问题也就解决了，剩下来的只是思想问题。好在思想改造是长期性的，慢慢地再改造吧，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当我在学院里学习每个单元的时候，总想正确地去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而随时都有错误的看法和想法；最初还认为是我的理论水平不够，经过小组讨论和听了大会的报告，才知道还是一个立场问题。虽然我是有决心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这种决心，只能说是接受改造的开始，不是就能够等于解决了立场问题。我总希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看问题，这不过是主观的愿望，而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不知不觉之间有时支配了我的看法和想法，主观愿望解决不了客观存在，我才感到资产阶级转变立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转变起来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通过理论学习，初步学会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我才深深体会到资产阶级的改造的确是艰巨的、复杂的、而且是反复的。因之我现在已经认识到我的自我改造更有迫切的需要，必须积极努力继续学习，这是我在学院学习中第一个重大的收获。其次，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有了改变。我是生长在城市里的人，又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的工作，一贯地鄙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在学院学习中，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参观了天津的洼地改革，徐水、安国的人民公社，以及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尤其是参加了北京郊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对于我的教育意义非常重大，使我对于劳动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有了初步的转变。 过去我在汽车上或电车上看见污秽满身或是满头大汗的劳动人民，我不愿意和他们坐在一起，而且心里有讨厌的感觉，唯恐怕他们身上的脏东西沾染到我的身上。自从我们也在田里挖过土，拔过草，刨过花生，拣过石头，不但两手都是污泥，而且周身尘土，自己并不感到这些污泥和尘土是些脏东西，反而认为这些东西是我参加劳动的成绩，引为光荣的表示。自此以后，我在车上看见油垢漆点满身的工人和污泥尘土满身的农民，不但没有讨厌的感觉，而且自愿匀出座位来让他们坐在一起。 我在旧社会里是一个从来不劳动的人，加以年龄关系一劳动便要气喘；虽然对于四季青公社的生产劳动，从不请假，而我的劳动是象征性的劳动，不是认真的劳动；但也初步的建立了劳动观点，对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相当的变化，使我改造立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资产阶级来说，是以剥削劳动力为目的，当然养成不劳动的习惯；开始参加劳动阶段中，感到不习惯、不愉快，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才能够由不习惯而习惯，不愉快而愉快；感到习惯，感到愉快的时候，也就是立场正在转变了。再进一步还会感到劳动成为生活中的第一需要。 至于年老体弱的人们参加劳动并不是要与别人看齐；我认为主要是建立劳动观点，便于改造。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聂真同志说得好：“能多劳动的人可以多劳动，能少劳动的人可以少劳动，不能劳动的人也可以不劳动，能够参观劳动也有好处。”这也是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中的主要收获。 参观 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除了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外，随时还要出外参观，学习结合实际。当我每次参观学习之后，不但认识了许多新的事物，并且进一步体会到党的政策和方针，尤其对于思想方面，每次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因之我对参观学习极感兴趣。这次我参加了湖北组的视察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全面的参观学习，对我的立场改造和思想改造都有很大的帮助。 去年学习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时候，对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有人怀疑既要多能否快，既要好能否省的问题，当时我的水平不够，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只能体会到多快好省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已。这次在武汉参观了大中小型工业和城市人民公社，又参观了比较边远地方丘陵地带的枣阳县所属杨垱人民公社，凡是我们参观过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响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而大跃进。事例太多不胜枚举。即以武汉重型机床厂来说，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举行开工典礼，建厂工作的原定计划分为两期：一九五八年完成第一期工程，一九六○年完成第二期工程。嗣因工人们的思想解放，掀起了冲天干劲，又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建厂任务两期并为一期，提前两年完成，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验收马上投入生产。但在一九五八年只剩了一季度的时间，最初计划生产机床四十二台，嗣又增加为六十五台，第三次改订计划时发出口号“生产翻一番，机床一百三”，最后决定改变口号为“苦战一百天，完成二百台”。当时在工人队伍中也有人认为任务太大，恐难完成；但在先进分子带头之下，十二月二十九日为止，生产了机床二百一十七台，超额完成了这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武钢有一个百公尺的烟囱，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一天一公尺的速度，需要百天建成；就按苏联专家的原计划，也需要四十五天，结果是十二天半建成了百公尺高的烟囱。 我们在湖北又到枣阳县去参观了距县城四十公里的杨垱人民公社。枣阳是一个贫瘠的县份，杨垱又是一个丘陵地区，山高土薄，有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户，人口六万零四百三十人，其中劳动力二万七千九百个，土地二十四万亩。一九五七年农民收入每人平均六十八点三元。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每人平均收入最低一百二十元，最高二百零七元。这个公社的规划建立新村八个，已经建成了一个新村，房屋有三百零一十八间，利用农闲的时间，只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没有木料，利用旧料，没有砖瓦，自己造窑烧，没有木瓦泥工，边学边做。新村计划的宏伟，令人吃惊；就以马路的宽度来说，超过北京现在的东西长安街。但是花了多少钱呢？一共只花了十五万多元。使我深深体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已经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里。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不会相信山凹里还有一个这样的人民公社出现。 枣阳县原有人口四十七万，现已增加到六十二万，农业人口占五十五万，劳动力有二十七万个，耕地面积二百一十八万亩。其中水田原有十八万亩，解放后逐年兴修水利，现已增加到七十五万亩。去年公社成立，在全县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由全县人民自动发起修建沙河水坝，这个水坝完成后，可以增加灌溉面积五十万亩，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程，既无工程师，又缺乏现代化的工具，其困难更为突出，而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干劲冲天，预定在四月中便可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在工地上亲眼看见他们正在欢天喜地为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辛勤工作中。据负责人亲口告诉我们这个水坝的总预算只需要五十几万元，完全由公社负担。最初我还认为我听错了，再问一遍，确是只需五十几万元，增加一亩水地平均只需一元多点。如果不去亲眼看见是不可想像的。 总的说来一九五八年的全面大跃进已经奠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尤其是人民公社的成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开辟了社会组织最好的形式。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一定会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绝对相信对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不但可以顺利完成，而且还会有更多更大的辉煌成就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我是一个正在转变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来说，更感到有加紧学习改造的必要；又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申请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第二期学习，现在已被批准，使我非常感奋。我决心努力学习争取早日转变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第15版()专栏：　　在服务中加强改造 陈子彬　梁尚立 刁沼芬委员的联合发言各位委员： 我们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报告。 十年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祖国的面貌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向着繁荣富强的大道飞跃地前进，显示出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性。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大跃进更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各项运动，我们广东省、广州市的民建会成员及工商业者和全国的民建成员、工商业者一样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就以最近一年多的情况来看，我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自我改造方面，也有了不少的进展。 虽然这进展在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快有慢，有进有退，但总的趋势还是逐步的、波浪式的前进。 我们参加了去年的大跃进行列 我们在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冲天干劲的带动下，参加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在企业和其他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还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劳动锻炼和社会活动，结合了这些工作实践，我们进行了政治思想的改造，因而在思想上、工作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认识到跟着劳动人民前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过参加劳动生产我们开始认识劳动的光荣和剥削的可耻，并常感觉到当全国人民正为社会主义而忘我劳动着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想坐享社会主义之福，不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陷于孤立和彷徨。其次，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亲身体会到党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正确性，例如，广州市原来没有钢铁工业的基础，但党提出了全民大搞钢铁运动的号召，并且采取了土洋并举的办法，广州市的钢铁工业就多快好省的兴办起来了。此外，由于我们参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行列，不仅接受了大跃进形势的鼓舞，积极性有所提高，还从而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胜利，就没有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进而明确地认识了它的伟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当我们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产劳动和工作的时候，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也获得了逐步的改进。以上的认识和体会，在大多数民建成员和工商业者来说，虽是有深浅的差异，但总的情况是较前有了进步的，这些进步是受到党及劳动人民的欢迎的，但是我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实践中，由于阶级立场的根本改造尚未完成，两面性仍然存在，我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经常会在工作实践中反映出来，因而在服务中又反映出消极性的一面。我们当中一些人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认为积极对自己没有多大好处，出了毛病就更糟了；因而在工作中表现得安于中游，缩手缩脚，怕犯错误，干而无劲。也有些人对总路线及其一套方针表示怀疑，对大跃进的指标也往往心有疑虑，因而，没有能够采取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与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处境，热爱社会主义，以冲天干劲和共产主义风格，创造了许多奇迹的先进思想及行动，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也是与大跃进的形势不相适应的。 我们要投身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 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应当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上政治上动员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积极性，立即开展一个增产节约的全民运动”，这个号召必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事实上工农群众已在各个战线上出色的完成他们的任务，我们是热爱祖国的人，我们一定要积极投身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并在运动中做出成绩来；同时还要经常做下去。但要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加强自我改造，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中不断地前进。但目前相当普遍的存在工商界中的那种认为改造既然是为了服务，那末只要服务就可以不必改造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认为加强改造诚然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但在服务的实践中必须加强改造，两者是互相推动不可分割的。即如上述的事实所证明的，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会在我们的服务实践中反映出来，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我们加强自我改造的，因为只有暴露了问题才能够使自己认识问题的所在，也容易争取党和工人阶级的教育和帮助。而且问题的不断暴露，也就不断地为我们的自我改造提出新的和具体的内容，随伴着问题的不断解决，我们也就能够不断的前进，这样也就能够真正达到改造多一分，服务多一分的要求。任何企图以服务代替改造的想法都是不利于服务的想法，而且否定了改造实质上就是否定了服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片面强调服务的人，他们实际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积极服务，即使其中有些人在某一个时期内对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积极的表现，也不足证明改造的不必要。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保留着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就不可能始终为社会主义积极服务，如果表现积极的里因还不外乎是个人打算，是“唯利是图”，那末这样的“积极”终有一日会结成损害社会主义利益的恶果。当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甚至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也在所不惜，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要等改造好了才积极工作，这样的想法也是完全错误的。改造如果离开了工作的实践，那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何况党和国家正在号召每一个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怎能离开工作而空谈改造？！ 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改造自己 党和政府，十年来如一日，始终不渝地从政治上帮助我们，为了使我们工商业者能够通过和平改造的道路和全国人民一道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不仅在各个时期从实际出发给我们指示了进行自我改造的方向和方法，还同时为我们安排了有利于进行改造的所需的条件。当我们在前进途程中模糊了方向的时候，不仅及时地给予帮助，还往往给予耐心的教育和等待。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我们宣告：“对于资本家，国家将按照原定的期限付给定息，并且将积极地帮助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李维汉副主席也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向我们指出：“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本会帮助各界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中，主要是采取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严肃地进行政治思想批判；在右派的猖狂进攻被粉碎和整风运动告一段落的形势下，就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耐心说服的正面教育，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他们的自我改造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同时在政治理论学习中，注意到联系实际，适当地结合实践和劳动锻炼”。为了我们自己的进步，为了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仁至义尽的关怀和帮助，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用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积极行动，来迎接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号召，我们必须一致行动起来，积极的投身入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的洪流中去，并从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和学习中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特别是工商界的骨干分子，更须认清责任。做好工作，我们要用自己的加强改造积极服务的实际行动，并正确贯彻运用更和风细雨的精神和方法，紧密联系群众，沿着改造与服务相结合的方向，共同前进。我们坚信有了党的关怀和领导，有了工人阶级的监督和帮助，有了民建会、工商联两会的推动和教育，有了几年来我们在自我改造上所取得的进步为基础，在当前特别有利的形势下，我们是能够做到党和全国人民所期望于我们的那样，遵循着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途径，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把自己改造成为在经济上“自食其力”，在政治上大体上符合“六项政治标准”的劳动人民。 印度干涉者，停止你们的可耻活动！ 最后，我们坚决表示：拥护国务院关于平定西藏叛乱的措施，西藏是我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已为世界所公认。帝国主义对西藏一向是进行疯狂侵略，这次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以及外国反动派进行背叛祖国的罪恶的活动，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干涉主义分子竟然利用这事件，破坏中国的统一，干涉我国的内政，最近竟然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我们表示极度愤慨，我们警告印度干涉主义分子，必须悬崖勒马，停止可耻的活动，否则，只有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绝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 敬祝大会成功和委员们健康！

第15版()专栏：　　为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 雷天壮委员谈鞍钢耐火材料生产技术的成就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听了这些报告，眼前展开了我国各方面建设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增多了力量，对完成今年的计划更加强了信心。 西藏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讨伐西藏叛国集团是我国内政，不容干涉。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然进行无耻挑衅，你呼我应，叫嚣不已。印度官员居然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请问，印度官员怎么能够干出这种丑事？印度社会党领袖公然宣称印度应继承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垄断权力”，和盘招供了扩张分子的野心。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积极支援下，即将肃清全部叛匪，西藏人民已开始走向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我在鞍钢从事于耐火材料技术方面工作，仅就我所知道的有关耐火材料几年来的一些进展情况，谈谈自己的感想和意见。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耐火材料工业有着最完善的装备。通过耐火材料各专业的苏联专家亲切无私的指导，通过学习苏联文献，耐火材料工业的技术力量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我们已掌握了能够满足钢铁联合企业基本建设和生产消耗所需要的各类品种耐火材料的生产技术，并且某一些重要制品的质量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着长的使用寿命，保证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 攻克难关，生产出质量优良的耐火砖新品种 近几年，我们能够进一步解决一些为发展钢铁生产所需要的技术问题了。在科学研究部门和生产单位的协作下，攻克了我国尚未发现可以作为耐火材料原料的铬铁矿这一道难关，利用我国储量丰富的菱镁石和矾土而不用铬矿作出来了一种新的耐火砖。这种砖较诸各工业先进国所普遍采用的铭镁砖，在使用寿命上还要长一些，从而使鞍钢不再使用进口铬矿而能够在全部平炉上采用碱性炉顶。在其它兄弟耐火材料生产和研究单位也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些重要技术问题，使各级高质量的高铝砖投入生产，对高密度镁砖、镁橄榄石砖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工作。这一些工作已经为各类炼钢炉可以有高的利用效率，并将为能够有更高的利用效率创造了条件。我国缺少钢，应当使炼钢工业本身少用钢而多产钢，因此不断提高炼钢炉的利用效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着使炼钢炉多装、快炼、高寿，耐火材料工作者便担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确是存在着千千万万个课题，解决了一批又涌现一批，就是这样来使钢的生产不断地增长。 打破陈规，不经烧窑作业使用粘土质耐火材料 在不平凡的一九五八年，钢铁大跃进带动了耐火材料，在耐火材料的生产上很多技术经济指标提高了，最突出的是烧窑时间的缩短，打破了对于烧窑曲线的陈旧规律，为耐火砖的产量增长打开了一条大道。 在大跃进中，也进行了工作量很大的技术研究工作。在鞍钢进行了不经过烧窑作业便能够使用的粘土质耐火材料研究工作。这项工作虽然是只进行了小批试制和试用，但是它不是在试验室里的试验，在耐火材料生产厂中生产出来，并且分别在两个炼钢厂和一个轧钢厂在正常生产中进行了试用。试制和试用包括了坑铸和车铸五吨多重钢锭的大型号流钢砖；在二十吨然后在七十吨容量的钢水罐中直接用空气锤捣打的耐火材料内衬、用几十吨没有经过烧窑作业的粘土耐火砖砌了一座加热炉；都获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这项研究工作是在较为广泛的实际生产中进行的，虽然仅只获得了初步结果，较诸在试验室中所能取得的资料，则接近生产实际一些。为着肯定这一类耐火材料到底要用怎样一个流程来生产，其制品能够在一个多大范围内使用，便需要作进一步的试验室工作。由于企业内的试验室要担负生产中经常解决问题的任务，并且在资料、设备各方面都受到限制，不能够在三、五个月的短期内来作较为系统化的工作，如果能够有研究单位考虑进行这项工作，便有可能找出一条新的粘土质耐火材料生产途径。估计不难取得可以为遍地开花的耐火材料工厂作为设计的依据资料。去年在其它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工作。 党的关怀和支持，群众的智慧和帮助，是取得成绩的原因 在一九五八年这一段短的时间内，在耐火材料生产技术上也取得了和其他工业同样巨大的成就，是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广大的耐火材料从业人员批判了三风五气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了思想觉悟，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鼓起了干劲，力争上游所取得的。 工作的具体过程是不简单的。经历过曲折，遭遇过失败，但终于迅速地克服了一种又一种困难。敢想、敢说、敢干是经过思想斗争逐渐形成的。有些想法是形成已久，怕被讥为怪诞便不敢说；有些是说了但不敢干或是想找适当机会，小小地干一干，探索探索。总之从来也没有想到敢于在一个容量为七十吨的钢水罐中去捣打一个内衬。 党帮助我们打通了思想。书记给我们作报告，组织学习，找我们谈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召开扩大党委会来制订工作计划，通过竞赛、献礼形成喜气洋洋的壮大声势；经常教导我们用总路线的精神来检查工作；对于一些同志在工作中的小手小脚而进行批评，使大家从小手小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工作上的一些挫折则只是鼓励；组织大家集体地进行工作而不是每人独抱一个题目去单干。大家共同提出课题，提出解决方案，厘定步骤，安排日程然后分工执行。碰到问题集体研究，进行到关键处一齐出动；将技术工作总结和互相评比拧在一起。 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研究工作是有可能暂时影响生产。纵然在一九五八年第三季度那样生产紧张的日子里，我们也毫无例外地得到了在我们进行工作的工厂的党委、工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大力协助；在工作受到挫折或者影响了生产的时候，他们都一致鼓励我们再次来干，大胆地干；这样便使我们因失败而产生的负疚心情很快地消失掉。在工作的时候和工人一起劳动，很多具体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在我们作准备工作时，工人也催促我们希望我们尽快地再到生产中去试验。 我们单位的党委的负责同志，到我们工作地点去鼓励我们，怕大家太疲劳，规定了工作时间，安排了生活。总之，我们在党的领导、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兴奋愉快地来搞技术革命。今年是苦战三年关键性的一年，我们当然要比去年作出更多更好更全面的工作。 我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一定按照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应当加强的五个方面工作努力以赴。

第15版()专栏：　　思想改造要赶上形势的发展 陈丕扬　汤传篪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们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李维汉副主席等有关工作报告。祖国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各个战线上均已取得了伟大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揭开了全面大跃进的序幕后，正以更高速度向前发展，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五九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它是根据我国几年来实践经验，既考虑到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也考虑了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我们坚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灯塔前进，这个宏伟计划不但能够实现，而且是能够超额完成的。让我们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为实现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宏伟计划而奋斗。 我们国家正在一日千里的向前飞跃。在祖国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候，正如周总理在报告里指出的，“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支队伍要依靠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而产生”。我们旧知识分子几年来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在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有些已经开始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仍有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方面，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为了迅速的转变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们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应当继续努力改造自己，必须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贡献出一切力量，参加到祖国伟大的建设行列中去，并且通过工作实践、理论学习、和广大群众一起参加劳动锻炼，把自己改造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并劫走达赖喇嘛。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背叛祖国的罪行，是企图破坏祖国的统一，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和保存西藏反动残酷的农奴制度。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受到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积极支持下，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已完全控制了西藏的局势，并一举荡平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叛匪，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阴谋遭到可耻失败；使西藏人民将摆脱农奴制度的枷锁，实现民主自治的伟大愿望。我们非常愤慨的是，印度某些干涉主义分子利用西藏的叛乱事件，兴风作浪；而印度的外交官员于四月十八日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个声明是荒谬无耻的捏造！印度野心家又公开干涉我国内政，是我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反动派干涉我国内政。祖国各族人民坚定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忠于党的事业，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第16版()专栏：　　教育事业的深刻变化 邵循正委员的发言 我衷心地、热烈地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这几天所听到的其他各项报告。我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说出我的一些感想。 几年以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照耀下，我们各方面的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使我们国家起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变化。党在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加强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对于总路线的精神和“两条腿走路”的一套方针，也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这样，我们今年全民全面的大跃进就有了充分的保证。这是值得我们大大欢呼引以自豪的事情。 这几天在会议中，大家热烈谈论这一年多我们事业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这对于我说来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想我们大家交谈一九五八年的成绩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去年的成就，就是当前更大跃进的根据，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个根据，给以足够的估价，才知道如何更好、更快地跃进。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对于总理报告中所谈到的文教战线上的成就和任务，感到十分兴奋。我想一九五八年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划时代的。“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高潮的到来，在我国开始兴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高潮。”这个高潮方兴未艾，来势猛烈，要求摧毁许多旧事物的障碍。它要求根本改变几千年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对立的不合理情况，要求劳动人民成为文化的掌握者，要求旧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普通劳动者。这个潮流就形成为一次剧烈的思想文化革命。在这样革命的潮流中，我们文教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此正如总理在报告中所提示我们的，要估价教育事业的成就，不要单从发展的数量上着眼，而应该从整个事业所发生的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充分的估计。这是我对于总理报告中有关的一段话的体会。后面就谈一下我对于这些变化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同志们指教。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去年教育事业大跃进的成就，最显著的，我想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在学校中，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列入教学正式课程之中，而且占了极重要的地位，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划时代的创举。教学方面这样重要的改革必然推动了教师，于是教师们也争先恐后地要求下放，或是和同学一起到厂、矿、公社中去，一面进行教学，一面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以求迅速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这样，我们教育事业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就有了一个重要保证。我特别想说明的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我们教学质量也就有显著的提高，因为无论对于学生或是教师，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丰富了自己的直接经验，培养了自己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教学和学习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样，我们就更能够在教学中贯彻多、快、好、省的原则。目前学生以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学习时间参加生产劳动，抱书本的时间确是减少了，但思考和了解的能力大大地提高了，学习的目的性明确了，就能够以较少的时间学到更多更有用的知识，提高学习的质量。这是资产阶级教育学者所不可能想像到的。 群众性的科学研究的成就 其次，应该提到群众性科学研究的巨大成绩。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群众搞科学，这就使得科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得到了贯彻。群众路线在科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主要的工作方法，根本改变了过去冷冷清清、少数人搞科学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学校中群众性科学研究的成就，我想拿自己所知道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情况来说明。去年，北大历史系一、二、三年级学生曾经到矿、厂、公社、部队和商业部门，大写了工、农、商、学、兵的历史，四、五年级全部学生参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大写各民族的历史，这是属于创造性写作方面的。在教材建设方面，他们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或是在很短期间写出教材初稿给教学提供有益的基础，或是对于已有教材提出充分的具体的修改意见。在资料搜集方面，参加北京史编写工作的一部分一年级学生，在两星期内完成了六十万字的卡片工作。据我所知，别的学校也有同样或是更好的成绩。从群众搞科学的显著成就看来，可以证明群众智慧的无穷无尽，可以使人感到青年学生可畏可爱。我们想在短时期内大大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化，非坚持群众搞科学不可。我们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假如不与群众结合，所能做出的充其量只是一些极有限的贡献，甚至根本做不出对我们社会有益的贡献，因此，都愿意老老实实地俯首向青年群众学习。我们认识到在科学中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但没有一条腿可以离开群众路线的。在科学研究中，要看近的，也要看远的，但远的利益和群众路线不是对立的。较长期的、有系统的研究，不是更需要也可能很好地发挥集体力量吗？ 建立起新的师生关系 我们远不能以短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成绩来衡量我们文教事业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看到整个教育事业的精神面貌根本改变了。举一例说，如师生之间平等、民主的关系的建立，也就说明了我们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师生关系，据我的体会，就是在政治上、学术上互相关怀、互相督促、互相帮助的社会主义教学相长的关系。师生在党领导下的同志式的团结，是教学和科学研究迅速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也是教师加速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政治挂帅的条件下，大大发展文教事业，使我们的上层建筑能够更好地为基础服务，已经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建立一支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文教战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我和其他文教工作者一样，要在这样光荣的工作中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同时加速改造自己，成为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个尖兵。

第16版()专栏：　　视察安徽见闻 吴半农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我也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关于政协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总结了我国一九五八年全面大跃进的惊人奇迹，并为我们指出了今年继续大跃进的前景，内容非常丰富、非常精辟。我回国不久，水平很低，正在认真学习这几个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最近我在故乡安徽参观了二十多天，所见所闻，没有一件不使我兴奋。现在不顾浅陋，愿在这里结合这些观感，谈谈自己几点极不成熟的看法。 一九五九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四大指标，从相对数字来说，虽然比一九五八年的增长率要小一些，但绝对数字却大大超过去年。党中央最初提出这些指标时，我因为只会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标准看问题，觉得任务过于艰巨，想不出怎样可以完成，老实说，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当时也不知道是怎样达成的。最近看了安徽的情况，我才完全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群众路线，这些指标是绝对可以超额完成的。这不是空话。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做根据。 改变了过去的印象 一、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今天的物质条件已经大大增强了。拿安徽来说，我的记忆中，这个省份过去只有淮南煤矿、马鞍山铁矿和芜湖裕中纱厂稍具规模，但却办得不死不活。就是把其他稍微像样的工厂算在一起，解放时也只有五十七个厂，一九五七年才增加到一万五千九百多个厂。可是到去年年底，已激增到五万六千多个厂了。过去芜湖只有两、三个烟囱，而今天，尤其是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已经由一个消费城市变成一个烟囱林立、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城市了。皖北尤其贫穷，过去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逃荒和凤阳花鼓。可是今天，不但已经造了佛子岭、梅山等六个大型水库和一千五百个中小型水库，而且还在大搞河网化工程，八百八十二条河道已经完成二百多条，史、畀、杭三条大河的沟通工程也正在积极进行。“变淮北为江南”的愿望不久就可实现。这些条件都为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打好良好的基础。 今年比去年更好 二、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大跃进是以大搞群众运动为主。例如安徽去年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最多时动员了七百五十多万人，经常保持三百万人，党委书记都变成炉前工人，纺织姑娘也变成钢铁战士，短短几个月，一共炼出铁一百零七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四倍多，钢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五十六倍。今年已经进入巩固与提高的阶段。今年的任务是生产铁一百七十万吨、钢五十万吨，但由于采取“土洋结合，以洋为主”的方针，亦即周总理所说的“向所谓洋法生产转化”的结果，只需十几万人上阵了。农业方面，如果说去年着重搞试验田，今年则着重搞大面积丰收了。我们在皖南旅行，差不多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丰产田，黄的菜花、绿的小麦，红的肥料草，长得密密丛丛，又肥又高，看了真令人兴奋。 大旱也能够丰收 三、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创造性已大大提高，真是敢想敢做、干劲冲天。安徽去年是一个百日不雨的大旱灾年。但由于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个百里抗旱运动，造出把江水引到一百二十八公尺高的昭关的神话式的伟大事迹，居然战胜了旱灾，获得了丰收。粮食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二百四十七亿斤增加到四百二十亿斤；皮棉从九十七万担增加到二百三十八万担，油料也翻了一番。安徽有一首雄壮的诗赞美这个伟大事迹： 劈山引水上高岗，社员自己当龙王， 端起巢湖当水瓢，那方干旱那方浇。 又如安徽长江两岸的群众，为了要把佛子岭和梅山水库的电输送到江南，而一时又弄不到钢料，居然用木材筑起一座高达七十二公尺的简易过江木塔，从去年十一月起已开始输电。这次我们从裕溪口过江到芜湖，还看到这座创世界建筑工程史上之奇迹的输电塔屹立在江边，鼓舞着人们继续跃进。这些伟大事迹都不是资本主义世界所能理解的。去冬以来，经过整社运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提高，干劲也更大了。 处处都革新技术 四、由于大闹技术革新，今年的技术条件也已大大增高。今年安徽用小洋高炉炼一吨铁所需的人工，只需去年的八分之一了。去年炼钢的焦比为二，今年也已减到一点三。采茶技术的改进更是惊人。拿我们访问过的黄山人民公社为例，过去每人每天采茶普通只有二、三十斤，去年发动了一个超百斤运动，就出现了二百二十一名超百斤的采茶能手，其中张清和（女、党员）创造了五百五十一斤半的最高纪录，徐爱珍（女、团员）也采了五百二十八斤半。今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又发动了一个“双手采、快速采、多指采”的超千斤运动，该社主任告诉我们说，张清和同志已保证要日采一千五百斤了。制茶设备，完全用手力操作每担需要二十一个工，半机械化需要七个工，而用动力或水力操作只需两个工，现在黄山公社的制茶设备已基本达到半机械化的程度了。采茶也正在设计制造机器。而稻田插秧机则已经试制成功，现在正在安徽广泛推行中。周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里都着重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材料和降低成本的重要性。可见这个重要问题已及时地被提到今年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办起了许多电站 五、去年以来，全国劳动人民已摸索出许多“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拿兴办水利发电来说，安徽除了利用大型水坝建造大型发电厂外，同时还搞了许多小型发电站。芜湖一个专区，现在就有九十九个这样的小型发电站，还有三百零三个动力站，只要装上电动机也可以马上发电。我们曾经参观过宣城双桥人民公社，那个公社就有十一所水力发电站，最大的是一百六十瓩，最小的只有三瓩，总的发电量已达二百九十瓩。三瓩的那所小发电站在宣城双塘店是用三千一百元的费用在四天之内搞起来的，房子是草顶土墙，所有设备除了一个小电动机外，都是木造的，但也能白天碾米，晚上照明。这些小型发电站将使城乡差异大大缩小，是用小办法解决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安徽许多人民公社已经提出全社电气化的口号，社员们已经看到“点灯不用油、推磨不用手、犁田不用牛、听戏不跑路、上街不用走”的美好生活的前景了。 不满足原定任务 六、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后，他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完成中央交下的任务。例如芜湖红旗机床厂，工人的干劲十足，常常不肯下班，要党委劝阻，才肯把工作停下，原定今年生产机床一千二百台，后经工人开会讨论增加为一千八百台，我们参观的前一天，全厂职工开了一个现场会议，又把指标提高到两千台。农村人民公社方面，自从提出分级管理、三级核算的方针后，每个大队和生产队都有超出上级所定任务的计划。这些事实更保证了今年的大跃进一定可以超额完成。 破除了两种迷信 七、经过整风、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整社运动已给我国培养出大批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很高的基层领导干部，这是今天大跃进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到合肥时，安徽全省正在召开六级干部的万人会议，以贯彻中央整社建社的方针。等到我们访问几个公社的时候，各人民公社的主任都已能体会中央的精神、结合自己的业务，谈出一套大道理来。这些主任的年龄都很轻，文化水平也不高，例如合肥蜀山人民公社的钱主任还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文化水平只抵得上高小毕业或初中一的程度。但他和我们的两小时谈话，真使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五体投地、自愧不如。旧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的知识估计得过高，而把自己的体力估计得过低。其实在实践生活面前，我们是非常无知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体力反倒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不行。我们一行十多人（包括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曾利用访问茶叶公社的时机，结伴游览了黄山。我们用了半天的工夫，爬过阎王壁、穿过一线天，一直爬到玉屏楼。下山的时候，看到沿路的悬岩峭壁，真不相信自己还能攀登这样的高峰。这两次经验破除了自己两种迷信，我想这对于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也是有好处的。 最后，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我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彻底平息叛匪、解救西藏人民的英明政策。现在西藏叛乱已基本上平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西藏的同胞终于能够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跃进。对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分裂中国、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以及最近怂恿暴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像的暴行，我们表示万分的愤怒。我们要正告印度的扩张主义者，你们这些不识时务的愚蠢活动只会为印度自寻烦恼，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不会有丝毫影响的。

第16版()专栏：　　自觉自愿接受改造 安春山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坚决地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各项报告。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光荣盛大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亲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报告，看见了毛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光荣，使我对党和人民更加无限的感激！ 正当我们伟大祖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各族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在康庄大道上前进的时候，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唆使和支持下，公然发动武装叛乱，背叛祖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一小撮叛乱分子，又劫走达赖喇嘛进入印度。最近，印度官员又散发了理屈词穷、破绽百出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就充分暴露了印度野心分子的丑恶嘴脸和阴险企图。我们正告印度干涉者，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绝不是弱软可欺的。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他人侵犯我们的主权，干涉我们内政，企图染指我国神圣领土，印度干涉者的阴谋企图，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我是北京和平起义的旧军人。起义后党十分耐心地团结我，教育我，关怀我的进步。一九五六年并给我脱职来北京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机会，今年二月结业回内蒙工作。我想向大会汇报一下我的学习体会，请各位委员指导。 一，二年多的学习，使我从不自觉自愿到自觉自愿的接受自我改造。刚入学时，认为自己参加革命七、八年了，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有了一定的进步，没有什么可改造的了，讨厌“改造”二字，高兴“培养”的字眼，把改造与培养对立起来，认为“改造”是对犯错误的人的一种惩处。这种错误看法，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一九五七年当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我辨不清香花毒草，对所谓“有职无权”竟与右派起了共鸣！对某些问题则思想模糊，如所谓“墙是两面造的”我也认为：说的对，实质上，这是两面派的表现。在反右斗争中，摇摇摆摆。在工作当中也严重的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如果愿做好革命工作，就必须结合工作实践和劳动实践，自觉自愿地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二，如何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开始时我把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所以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时，抱着先生讲学生听的态度，没有很好地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沟通政策思想。没有用马列主义的矢，攻自己政治思想问题之的，虽学习了不少理论，但没有很好地使用。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有了改变，我们以右派分子的荒谬论点，作为反面教材，针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学文件，以马列主义武器，同右派分子说理斗争。同时在反击右派的进攻中，也挖掘出自己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观点。如批判某些右派分子的罪行时，就如同批判了我，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对我教育最深刻的是向党交心运动。在交心运动中，向党交出了黑心四百多条，在院长、老师们的帮助指导和自己的努力下，进行分析批判，找到了主导思想。通过交出大量黑心材料，使我怵目惊心。我原来是一个从贫雇农阶级爬上反动统治阶级，并充当了反动军长，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在我政治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认为自己“有职无权”。这是反动军阀的“大权独揽”、“独断独行”、“特殊观念”在革命队伍中的流露。我所谓的“有职无权”，其实质是在民主集中制度下，不允许的大权独揽，一人当家的“无权”，不能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无权”。这种极大的错误和危险在党的耐心教育和真诚帮助下，才初步认识了这个问题。过去有时也承认自己的某些缺点、错误，但未能从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上彻底去掉资产阶级反人民反革命的那一套，必然与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发生矛盾，攻击和诬蔑党的领导和方针政策。这些认识是在伟大的整风运动当中，经过向党交心和学院领导上的指导所取得的。在这个基础上制定自我改造规划，并在今后认真贯彻执行。当然，这仅仅是自我改造的开始。 三，自我批评是自我根本改造的有力武器。自从认识了错误的所在以后，内心发生自疚，强烈地要求改正错误，才开始自觉地进行自我批判。在互助小组，同学们对我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收获很大。在过去我是不以平等待人的，以“老爷”的态度批评人教训人，使人难于接受；而别人批评我的时候，则对人家的要求非常多，从思想上就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批评。我深深认识到：站在特殊的反动立场上的人，就不能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自我批判，也不能接受别人批评，当然也就不能从错误的泥坑中自拔出来，就不可能进步。从入社会主义学院到结业的过程，是我由不自觉到自觉、不自愿到自愿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也是我由不能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到能使用的过程。 四，通过学习，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党，认识了革命，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破除了我的迷信命运观点。 （一）过去我不承认社会上有阶级。我是由贫雇农放牛的地位爬上了反动统治阶级，认为这是我的命运好，所以就以“命由天定”、“贵人多磨难”、“富贵是可以经过势力得到”等等反动论点，迷混自己也去迷混别人，进而错误地认为“穷人都是懒汉，是笨虫，命中注定”。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大骗局，我也成了俘虏，背叛了劳动人民，成为反动统治者的帮凶。 （二）过去我不承认有阶级剥削、压迫和阶级统治。我一直认为统治和压迫不是因为有阶级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某些执行者人格的好坏。所以幻想过“好人政治，”蒋介石坏，但某某人还不错，没有认识到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丘之貉”，他们的剥削、压迫和统治的形式尽管各有不同，本质是没有不同的。我过去是反动军长，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保镖，所做所为当然是反革命的。我过去还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是个争权夺利的党。“兴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反正是咋说咋有理。起义后，通过学习和长时期以来的观察，并对反动派无数事实的回忆，才深刻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必须消灭反动统治阶级，劳动人民才能得解放。苏联如此，中国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如此，这是社会发展规律。 通过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使我进一步认识了错误，进而对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新认识。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已经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将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建设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来，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担当。这绝不是任何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 我出身于反动军官，起义前一直与党与人民为敌，罪恶甚重。起义后，在党的团结改造和耐心教育下，几年来有了一定的进步，悔悟到罪恶，认识了真理，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还没有建立起工人阶级人生观，我的改造任务，还是长期的、艰巨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给我们指出：“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旧知识分子，都应当继续努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我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在自我根本改造的道路上，长期努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拿出更多的时间接近群众，参加体力劳动，实现自我根本改造。永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同劳动人民一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出一切力量。

第16版()专栏：　　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几点体会 于滋潭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委员： 几日来，听了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二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四位首长的报告，感想千万！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旧社会数十年的妇女，今日能有机会列席国家最高的会议，确实感到无限激动、兴奋、荣幸。看看今天，想想过去，天壤之别。在旧社会妇女能有机会识几个字已是十分幸运的了，若想读更多的书，学点本领，阻碍重重。我在幼年时代就是如此。为了读书，受尽家庭和社会的歧视和讽刺。“妇女读书有何用”这句话是我永不会忘记的。 今天的青年妇女是怎么样呢？在解放后的十年中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各部部长以及科学家都有妇女在担任。今天又有妇女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这就使我们感到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比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妇女都幸福、都光荣。 虽然我热爱着祖国，看见祖国经济建设飞跃前进而感到骄傲，工农同志创造了许多奇迹我也有决心要向他们学习。可是想跃进，又跃进不起来，常常为此而苦闷，老想自己为什么不能跃进？正在此时（一九五六年十月），我被批准参加政协所创办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今天我愿借此机会把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几点体会向各位委员作简单汇报。我的第一个体会是：正确地自我认识是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前提。回忆两年半以前，我还未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思想情况，满足于解放几年来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是平平安安地渡过的，认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也向来没有抵触，我的政治立场还有什么问题？我所缺乏的是马列主义理论。只要补上这一课，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但是，经过在社会主义学院一段学习后，又经过整风时的交心运动，许许多多隐藏在我的灵魂深处见不得人的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都暴露出来了。比如，对直接领导我的党员同志，表面上接受领导，而心中却不服，因而同领导的关系总搞不好；在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分配给我多了就强调完不成，分配少了又说对我使用不当，我成为一个难于安排的技术干部了！这些肮脏思想在学院的谆谆教导和同学的启发帮助下暴露出来了，并且得到分析和批判，从而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也弄清楚了几年来自己为什么不进步或进步比较缓慢的主要原因，不是组织上对我帮助的不够，而是我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情绪，缺乏积极要求思想改造的真诚意愿。我的第二个体会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必须明确。这个问题在我是很长时间未得到解决。表面上看来，我对政治学习是很重视的，并且也积极地参加，可是内心总感到不如多学习些技术知识对人民的事业利益大些。遇到选举一类的事情则感到麻烦，甚至有时还留恋在旧社会不参与政治也可以自由混过去的错误想法。经过社会主义学院两年多的学习，始明白旧知识分子由于有一个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局限性，对于业务知识的提高就不可能继续不断地迅速前进。反之，如果彻底改造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其奋斗目标就不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面向着广大劳动人民集体事业的问题，就会永远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而产生出一种极大的动力，推着我们前进。由此可见，政治是统帅的作用，对于一个革命的技术工作者来说是多么重要。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只有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可能加速自我改造。我平素对问题的看法上有严重的主观、片面性。由于主观、片面对我的影响，就非常怕别人批评，更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愿意进行自我批评。这也是使我思想改造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到了社会主义学院后，在学院领导的教导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思想认识和政治理论水平逐渐有所提高，经过反右和整风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全学院范围内很自然地逐步开展起来了。又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总路线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小组会里不断地进行，使我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处从基本上理解逐步锻炼到对别人的批评有不够恰当之处，也不像起初那样感到紧张，甚至于夜间失眠。旧知识分子能学会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要有个过程的，就以我为例，就经过五关：起初怕批评，后来怕尖锐的批评，再后来怕不正确的批评，第四阶段是逐步对不正确的批评不急于解释，最后达到不管对方批评的如何，基本上都能以欢迎的态度对待。对于自我批评，我认为能够经常地对自己进行思想检查，认识自己的缺点，改正缺点，主动自觉地争取群众的帮助，对思想改造的好处是非常大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做的很不够。 我的第四个体会是：关于社会主义学院的生产劳动。学院虽然根据党的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安排了生产劳动课目，可是不论从学员年龄或者是从学院的具体安排也好，既不同于一般学校的生产劳动，又不同于一般机关干部的生产劳动，而是根据学员们的不同年龄，不同身体情况，在学员自愿的基础上灵活地运用了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比如说：年纪大些的、身体有病和体质较弱的学员就劝告他们不参加或者作为参观性质的参加。参加生产劳动的学员又根据不同具体情况编为三类不同的小组，一类是轻微一些的劳动，一类是一般劳动，还有一类是人们称之为少壮的参加略较重些的劳动。劳动的次数，春秋二季每周有二到四次不等，冬夏两季学院考虑到学员们的特点基本上是不安排劳动课程的。社会主义学院对生产劳动整个的安排大体如此，但在学员中间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少数人不愿遵照学院规定的原则，比如学院认为他不宜参加劳动，而他个人却坚决不同意，还有些年老的学员在劳动时抢着多背多抬，学院干部劝告也无效。总之，我觉得从党的新的教育方针提出后，一年来，大家对参加生产劳动的好处都有所认识，特别是亲自参加过的人都觉得参加劳动好处非常大，有些年老的学员曾这样说：能够经常地进行些体力劳动，全身轻松精神愉快。从我个人的亲身体会的确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学院的性质与一般学校不同，在党的新教育方针提出后，曾有一部分学员怀疑社会主义学院能不能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但是，经过实践证实，社会主义学院是完全能够贯彻执行。 通过我自己脱离工作岗位二年多专一学习的亲身感觉，认为对年纪大一些的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来说，如果能够采取脱离工作岗位专一学习政治理论同在职分散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方法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学习方法，其效果会比单纯用后者的一种学习方法要大些，要快些。 最后，我对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无理干涉我国内政、侮辱我国领袖的挑衅行为感到无比愤怒！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包括藏族在内）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一股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敢继续无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严正警告，其结果必将身败名裂。 以上这些体会是否正确，希望各位首长、各位委员指正、批评。

第16版()专栏：　　不断地更加努力改造自己 黄绍竑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兼主任委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兼部长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中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们采取了帮助他们进行改造的宽大处理办法，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并且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便把一切可以改造的人尽可能地逐步地改造成为新人。”我听了这段话非常的感动和感谢！ 一九五七年我曾经犯过反对党的领导，夸大缺点抹煞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和同情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两年以来我亲自受到党对右派分子无微不至的教育改造，使我一步一步地认识了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本届政治协商会议还保留了一部分表示愿意悔改的右派分子为委员，并且能和其他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一道参加视察。我体会到这正如周总理所指示的“帮助他们改造”“改造成为新人”。我这次参加北京市的视察，就是本着自我改造的目的来进行的。 通过这次的视察，我亲自看到了工人和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之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已经获得的伟大成绩和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万马奔腾的无比气势。大跃进的胜利也就是反右整风的胜利，大跃进胜利成绩的伟大，充分反映出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恶的重大。这是我总的最深刻的认识，是最有助于我改造的。 此外，还认识了许多问题，都是于我改造有帮助的： 一、我在北京看了若干大、中、小型的工厂。据负责同志的报告，各厂工人每月平均工资还没有超过六十元的，但是他们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少在一万元以上有高至数万元的。我听了这些报告之后，我想，像我这样犯了严重罪行又不能为国家创造一分一毫财富的人，相反地每年直接间接却要消耗国家数千元的财富，内心是何等的惭愧和何等的惶恐。我现在的生活是与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生活不相适应的，我的立场思想也未改造得好，与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相差很远，我必须决心加紧立场思想的改造和生活的改造。 二、我参观了电子管厂，这是一个尖端技术的工厂，是苏联帮助我国设计装备重要工厂之一。在苏联专家无私帮助之下，在短短时间之内，我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很快地掌握了尖端的技术。我由此更加认识到苏联的帮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伟大力量，我更加认识到某些右派分子反苏言论的荒谬反动。据负责同志的报告，该厂在掌握尖端技术方面有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不成什么问题，而当时成为问题的乃是工人的食饭排队难以解决。后来进行了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就顺利解决了，现在食堂是无人管理的，是最清洁卫生的，账目是丝毫不错的（据说最初的时候有万分之二的错误）。我听了这个报告真是非常感动，我于此认识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与共产主义的优美道德，从而加强了我对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信心。 三、我看了宣武区宣武钢厂，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平地起家的钢厂，是由宣武区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厂基是由宣武区群众义务劳动建成的，工人是宣武区的小商小贩，现在已成为我国钢铁战线上的熟练战士。虽然铁的成本还高一些要亏本，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原料运费和燃料的关系。即使在该厂的单位核算上稍微亏了一些，但它在整个钢铁战线上达成了任务，为整个钢铁战线上训练了不少的钢铁战士，在全国一盘棋统一计划内是合算的，这是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做不到的。我于此认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我看了自行车制造厂，它原来是北京市内修理自行车的个体劳动者，没有一个资本，没有一部机器。当起初组织起来的时候，各个体劳动者仅随身带来了几把钳子或几把锤子。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号召下，发挥了冲天干劲和智慧，自造了一些土机器，就把自行车制造出来了（除链子和胶胎不能制造）。该厂的巨龙牌自行车是很轻便的，是适合于自行车比赛之用的。此外还供给本市大批的自行车零件并为本市数十万辆自行车修理而服务，它没有向政府要过钱，而每年却为国家创造数百万元的财富。于此使我认识到在党领导之下把群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 五、我看了北京市结核病院，那是很专门、设备很新的结核病院，它专接收其他医院的重结核病人，没有门诊，医疗效率很高，全年统计仅有千分之六的死亡。据负责同志的报告，所以有这样好的效果是由于同时采用了中医和西医、中药和西药的治疗，把中国医学和西洋医学统一运用起来。据说有的病人患了结核性脑膜炎之后或者发生了眼盲或者发生了四肢瘫痪，在西医则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而是用中医针灸的方法把他们治好了的，活生生的实例摆在那里，我以前是不信中医的，看了也不能不信服。我问院里有多少中医师？负责同志说没有，中医的治疗方法都是由西医师来掌握的。于此使我认识到党要西医师学习中医政策的正确，而我的不信任中医是极其荒谬幼稚的。 总而言之，通过这次视察和参加了这次会议于我的改造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一九五七年以前我无论是参加视察看甚么事物或参加会议看什么文件，都觉得有许多问题要提一些意见，其实那时是站在反动的立场用旧的观点看问题。因此我所提的意见是错误、是反动的。现在就恰恰相反了，看不出甚么问题，即使发现一些个别的、极微小的缺点，也会理解得到这是在全面大跃进中难以避免的，早已为领导党或负责同志所了解到注意到的，在党全国一盘棋指导之下，群众无穷智慧一定能够迅速解决的。我对于一九五九年的全面继续大跃进具有十二万分的信心，但改造的程度还差得很远。我唯有不断的更加努力的改造，永远在党的领导下追随前进，庶不辜负党宽大处理的深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