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 北京市最近抽调了并且要继续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农村劳动和基层工作。在许多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形成一种热潮。他们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劳动战线上去！锻炼自己，建设新农村！ 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大收获。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县，都应该这样作。 大批干部下放到劳动战线上去，是国家机关避免干部积压、提高工作效率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许多机关和企业、事业的管理机构组织庞大，层次过多，人浮于事。不但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有这种现象，连县一级也有这种现象。机构多了，人员多了，这当然要浪费人力物力，减低工作效率，助长官僚主义，弊害是人所共知的。很多机关早已决定要大量抽调工作人员到农村和基层去。在今年，许多地方用层层下放的办法作出了相当成绩，全国约有二十万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约有十万工作人员下放到生产岗位。但是总的说来，这些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较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很少直接回到生产劳动中去。 现在北京市决定从行政管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中抽调30％—50％到农村、工地等劳动战线上去。这就为加强劳动战线、加强农村和基层的工作开展了正确的道路。在这些干部当中，有许多原先就是从农村和基层来的，现在回到农村和基层去，驾轻就熟，固然是适当的；另外有一部分是没有劳动过、没有经过农村和基层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农村和基层去，在劳动中锻炼和改造，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必须大量抽调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直接下放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才能够彻底克服国家机关和其他管理机关的头重脚轻的现象，才能够把我们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大大推进一步。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一定的有威权的管理机关是必要的。但是管理机关如果过于庞大，这就不但浪费人力物力，把许多生产的力量变为消费的力量，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不少机关由于人员膨胀，层次重叠，以至使许多生气勃勃的工作人员长年累月地关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或者无事找事做。还有些机关把重要工作委托给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这样既有害于工作——使工作中的许多迫切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解决；又有害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失去了在下层锻炼的机会，而滋长了空洞、傲慢的恶习；又有害于这些机关的领导者——使他们陷于机关事务、文牍和会议的海洋中，甚至使他们事事依赖下级，依赖秘书，而懒得亲自动手，懒得深入下层，深入群众的实际生活。因此，把管理机关的过多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劳动战线上去，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乃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 我们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这种革命的阶级的性质，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生产企业的管理人员当然也一样——一般地是从劳动人民中间来的，能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在今后，一切新提拔的工作人员即使还不能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至少也必须都经历过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并且担任过基层工作。对于目前各级国家机关中没有经过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参加农村劳动和基层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补课”。这些青年干部一般是积极工作的，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了机关大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实际生活缺乏了解，同工农群众缺乏联系。依靠这样的工作人员是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应该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当农民，当工人，经过几年的锻炼。这样，他们增强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懂得了生产的基本过程，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认识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会从群众的实际状况出发考虑问题，按照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解决问题。 我们的国家既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就不仅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从劳动人民中间来，而且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仍然回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在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中，不能允许那种只能脱离生产、不能回到生产，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荒谬思想作怪。当社会有某种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劳动者离开了生产劳动的岗位来到国家机关；而当社会有另一种需要的时候，当需要缩减国家机关加强劳动战线的时候，或者当某些人在国家机关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又欣然回到劳动的岗位——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正常表现。因此，不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到劳动战线上去补课，就是本来从劳动人民中间来的工作人员，在国家认为需要回到劳动战线上去的时候，也应该毫不踌躇，回到劳动岗位，不但没有任何不光荣，恰恰相反，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光荣，而不愿意回到劳动岗位，这才是很大的不光荣。 下放大批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对改进和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对干部本身的锻炼，都有很大的意义。问题是对于下放的干部要作好思想的动员，作好具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顺利地长时期地劳动和生活在农村、工厂、基层。从北京市的经验看来，绝大多数干部在经过思想动员以后，态度是积极的。许多人听到下放的消息之后，踊跃报名，争取第一批下乡；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没有批准，还再三请求批准。但是也有些同志因为认识不大清楚，或者不正确，下不了决心。例如有人嫌农村脏，怕农村生活苦，或者怕长期劳动没有“前途”，等等。对于这些思想问题，必须在原机关切实解决。为了作好思想工作，各单位的领导人员必须亲自找干部谈话，了解他们对参加生产劳动的认识，了解他们的困难，并且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北京市各机关经过这样细致的调查研究，下放干部的问题一般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有的干部原来只想到工厂，不愿到农村，经过说服以后就表示：“让我到那里去，我都很高兴。我过去没有经过流血斗争，现在流点汗算什么！” 我国的六分之五的人口在农村。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建设农村，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证明了那种醉心城市而轻视农村、轻视农民、轻视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可耻的。下放干部的大部分要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建设事业。按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目标，我们要在十二年内使粮食、棉花和其他重要农作物的生产有巨大的增长，使农业生产逐步现代化，在这样的基础上，使五亿以上的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大大提高。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也要依靠城市和工业的支援。下放的干部就是城市支援农村的力量的一部分。当然，为了帮助农村的建设，必须无条件地放下“城里人”的架子，虚心地、刻苦地向农民学习，特别是向农村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一切到农村去的干部和青年热情地参加到农业劳动的大军中去，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甘苦，坚决战胜任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第1版()专栏： 苏联跨出了星际旅行的第一步 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卫星正在九百公里高空围绕地球运行，昨天经过广州上空 新华社5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5日讯：塔斯社公报 几年来苏联一直在进行建造人造地球卫星的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 报纸前已报道，苏联曾经预定按照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学研究计划发射第一批卫星。 经过各科学研究所和设计局的大量的紧张工作，世界上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已经制成。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据初步材料，运送卫星的火箭使卫星获得了每秒八千公尺左右的必要的轨道速度。目前，这个卫星正围绕着地球按椭圆形轨道运行，用最简单的光学仪器（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等）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卫星的飞行。 据计算（现在已经可以根据直接观测的结果加以核正），这个卫星将在离地面九百公里的高空运行；它每转一整周的时间将是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它的运行轨道和赤道平面之间所形成的倾斜角是六十五度。这个卫星于1957年10月5日将在莫斯科市区上空经过两次——莫斯科时间夜里一点四十六分和早晨六点四十二分。关于苏联在10月4日放出的第一个人造卫星以后的动态，广播电台将经常加以报道。 人造卫星是一个球形体，直径五十八公分（编者按：等于市尺一尺七寸半），重八三·六公斤。内装两部不断放射无线电信号的无线电发报机。其频率分别为二○·○○五和四○·○○二兆赫（波长分别为十五和七·五公尺左右）。发报机的功率可以保证广大的无线电爱好者有把握地接收到无线电信号。信号采用电报讯号的形式，每个信号持续时间约○·三秒。间歇时间与此相同。一种频率信号的发送系在另一种频率信号间歇时间进行。 苏联各地的科学站将对卫星进行观察，并确定它的轨道要素。因为稀薄的大气高层的密度如何，不能确实知道，目前还没有数据能准确测定卫星存在的时间和它进入稠密的大气层的地点。计算表明，因为卫星的速度很高，它在末了进入稠密的大气层之后，即在几十公里的高空烧毁。 早在十九世纪末，俄国杰出的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已经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借助火箭实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 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对世界科学文化宝库是一项极重大的贡献。在这样的高空中进行的科学实验，对认识宇宙空间的特性和研究地球作为太阳系的行星的性质，具有巨大的意义。 苏联准备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再发射若干个人造地球卫星。以后发射的这些卫星的体积和重量都要加大和加重，这些卫星将被用来实行广泛的科学研究计划。 这些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实现星际旅行开辟出道路，显然，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亲眼看到，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人们获得解放的和自觉的劳动把人类最大胆的理想变成现实。 又讯　据塔斯社讯：卫星在10月5日莫斯科时间十七点四十一分（北京时间二十二点四十一分）经过广州上空。

第1版()专栏： 祝中匈友谊常青　祝贵宾旅途平安 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5日讯　卡达尔总理和他率领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结束在中国的访问，今天早晨乘喷气客机离京返国。 周恩来总理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到机场欢送贵宾。卡达尔总理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周总理致词欢送贵宾。他说，这次匈牙利政府代表团来中国的访问，给中国带来了匈牙利人民的深厚的兄弟友情。他还说，中匈两国政府领导人这次在北京的亲切会谈和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再一次表明我们两国政府对于当前重要的国际问题，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中匈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周总理说：“亲爱的总理同志，我们虽然暂时地分别了，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把我们两国人民的心永远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衷心地请你把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最诚挚的愿望转达给匈牙利全体人民。” 周总理最后祝英勇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卡达尔总理发表了告别讲话。他首先谈到了中匈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他说：“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曾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互相介绍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当前着手解决的国内问题。在会谈到的一般国际问题以及同中匈有关的问题上我们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因此，我们要感谢同我们会谈的，并且对匈牙利人民的事业完全理解的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卡达尔总理接着说：“我们感觉到，我们这次访问中国是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对匈牙利人民作了一件有益的、有成效的工作。” “在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到过很多地方，访问过国家机关、社会设施、工业企业、农场和文化机构。我们到处都看到坚持不渝和遵守纪律的精神，看到伟大的、胜利的劳动成果。” “中国群众表现出来的坚定决心，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伟大的意志给了我们特别深刻的印象。这种伟大的意志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击退一切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保卫住自己的民族独立，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社会。” 卡达尔总理说：“我们在中国人民广大群众中间所体会到的对匈牙利人民的友谊，给我们这些到过这里的人回国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力量。回国后，我们将把在这里所感受到的不断增进的巨大友谊告诉匈牙利人民”。 这位总理最后说：“我们向你们保证，匈牙利人民在远离中国的祖国里，将继续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起，坚决地为了我们自己的、也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而进行斗争。” 两国总理在讲话结束时，都高呼：“中匈两国人民永恒的兄弟友谊万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兄弟团结万岁！” 到机场为贵宾们送行的，还有陈云、彭德怀、邓子恢、贺龙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副委员长，董必武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各方面的负责人以及各国使节。 周总理和我国家其他领导人一直送贵宾们到飞机前面，两国领导人长时间地紧紧握手，互道珍重。贵宾们在这里接受了首都女青年献的鲜花。当飞机在八时起飞时，机场上送行的人群还不断向贵宾们挥手致意，祝他们旅途平安。

第1版()专栏： 卡达尔总理致周总理感谢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现在，当我们友好访问结束，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时候，我们怀着十分感谢的心情和最热烈的兄弟情谊，怀念起我们亲爱的主人和全体中国人民。 在这次友好访问期间，我们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会见了各界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并且参加了难忘的“十一”国庆。 在我们所到过的地方，到处都受到友好的、兄弟的接待，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尊敬和热爱是对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热爱。 我们在你们国家里所进行的友好访问，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心，更加巩固了我们对发展和加强匈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坚定意志。我们认为，这次访问和会谈对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于人类进步、各国人民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衷心地祝伟大的中国人民为繁荣自己的祖国，为各国人民的合作，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所作的努力获得更大的胜利和成就。 请允许我代表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再一次对你们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同时对兄弟的中国人民表示最友好的祝贺。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 卡达尔·亚诺什 1957年10月5日（附图片） 卡达尔总理（中）在上飞机前对周总理说：“我带着你们的鲜花和友谊走了。……”右为马罗山同志。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1版()专栏：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生产 民主德国副总理厄斯纳参加开工典礼 据新华社5日讯　我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厂，今天举行隆重的开工生产典礼。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开工典礼上讲话说，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的建成，是继去年北京电子管厂建成之后我们无线电工业建设中的又一个新的光辉的成就。薄一波代表中国政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参加这个工厂设计和建设的德国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远道而来出席这个工厂开工典礼的以厄斯纳副总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副总理厄斯纳对这个工厂开工生产表示热烈祝贺。厄斯纳说，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够帮助建设这个工厂。我们的设计师、专家、工人用他们的劳动帮助完成了这件伟大的事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部长阿佩尔脱以及帮助建厂的德国专家代表也参加了典礼。 在开工典礼上，王世贤等代表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一般机器制造工业部以及帮助建设这个工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十八个工厂企业献了锦旗和礼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代表阿布利希特，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比锡仪表厂等六个单位，向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献了锦旗和礼品。 国家验收委员会在开工典礼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家验收委员会认为，这个工厂设计是完整的，技术是先进的，质量完全合乎标准，具备了开工生产的条件。 最后，薄一波副总理剪彩。接着，薄一波副总理、厄斯纳副总理以及其他来宾参观了这个工厂。（附图片） 厄斯纳副总理和薄一波副总理参加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典礼。他们在亲切谈话。　　　　　本报记者　纳一、吕相友摄

第1版()专栏： 化工部边整边改中一项重要措施 合并重叠机构下放大批干部 据新华社4日讯　化学工业部在边整边改中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这就是撤销重叠机构，合并部、局两级为一级领导，由部直接领导企业。化学工业部实行这一措施，对于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有着很大的意义。 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部的干部和职工对组织机构、业务工作、领导作风、生活福利等各方面提出了三千一百多条意见，其中属于体制和组织机构方面的意见有二百七十二条。化学工业部领导方面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采纳其中的合理部分，在干部中进行反复的讨论，最后决定撤销三个管理局、三个部内局和三个司，新成立两个司和一个调查研究室，由原来的二十个司局撤并为十三个司局。 这样做的结果，初步改变了领导机构重叠的现象，使部和所属企业直接通气，并且抽出了一批干部加强基层领导力量。 为了加强领导起见，化学工业部还决定个别副部长兼任司长，部长助理一律兼任司长，部分副司长兼任处长。 根据新的编制，化学工业部共可抽调出六百名干部下放到基层，其中包括司、局长级干部十八人、处长级干部二十二人。 这一决定，受到干部的一致拥护。目前，化学工业部撤局并司工作已经结束，第一批下放干部一百四十三人正在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化学工业部和所属各单位领导方面对干部和职工提出的各项意见都认真地进行了排队，其中60％的意见是有条件解决和能够马上采纳实行的，现在已经采纳实行了。目前，化学工业部整改的重点已经逐步转向工作作风方面。

第2版()专栏： 要大鸣大争还要大改 广东佛山地区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农村整风情况 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固若金汤经得起任何大鸣大放的风浪 本报广州5日电　记者林里报道：中共佛山地委9月28日、29日，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大鸣大放做了检查和研究。从会上反映的材料来看，佛山专区的六千多个农业社中，已有二千四百多个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度较快的试点社和第一批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社，有的进行了四十天的鸣和放，有的开始了争和辩。大鸣大放和大争，使一度出现的农村沉闷空气走上活跃，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某些“先私后公”、或“顾私不顾公”的三类社，出勤率也显著上升，区乡干部的工作热情和认识水平，也都相应地提高了。 大鸣大放的结果证明：我们的农村工作经得起考验，农业社不怕任何风浪的冲击，不管有多少胡言乱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一个月前，当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提出开展大鸣大放的办法时，佛山各地的农村工作者，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对于大鸣大放能不能解决当前农村矛盾的问题是不大清楚的。就是拥护大鸣大放、并坚决执行这一方针的人，也仅只是“理论上认识了”，或者“上级叫做就做吧！”因此，运动开始并不那样顺利。人们怕放出牛鬼蛇神无法收拾，怕鸣放冲垮了农业社；直到运动走完了第一阶段，还有人担心“鸣放容易辩驳难”。经过这一月来的实践，人们的担心消除了，领导大鸣大放变成各个人的自觉行动了。会议在分析农村大鸣大放的情况时，人们一致认为当前的问题已不是敢不敢鸣，或者敢不敢放的问题，而是怎样鸣得深、怎样放得透的问题了。 这次会议以前，人们讨论什么叫“深和透”的问题还只能说有多少多少人参加开会，有多少多少人发言。会议上则明确表示：检查深和透的主要标志，是看什么人参加了鸣和放？他鸣放出来的是什么问题？ 只有动员富裕中农鸣得深和放得透 才能组成以贫农为骨干的辩论队伍 各县汇报证明，要农业社的大多数人参加鸣放会议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当前农村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部分富裕中农也参加鸣放。没有这些人的参加，就暴露不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鸣放过程中，这些人一般比较消极，甚至不参加会议。中山县曾调查过三个类型的乡和社：一类型的横栏乡，五十二户富裕中农中，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户；二类型的张家边，三十三户富裕中农中，有十五户参加会议；三类型的横围社，二十九户富裕中农中，参加会议的只有两户。三水县的同志说，有些社的富裕中农不但不出席开会，而且到了会也不发言，或者派老婆孩子来旁听。要动员这些人参加会议，就必须反复的讲：一、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当敌我矛盾来处理；二、不同于清算地主富农；三、不当牛鬼蛇神来打击；四、不当右派分子来斗争，不扣右派分子的帽子。横栏乡有半数以上的富裕中农参加了会议，除了大会讲政策外，还专门派干部去和富裕中农作个别谈话，启发他们鸣放。 各地经验也证明：中农和富裕中农参加了会议，说一些干部作风不好，供销社服务态度不好的话并不难，困难的是说“真心话”。当前富裕中农的不满，一般都集中在合作化与统购统销政策上。南海县的富裕中农说：“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化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粥，越吃越没味。”顺德县的富裕中农，要“打倒两个站（粮站和收购站），取消一个社（农业社）。”新会县的富裕中农，非常怀念1953年，说那时“有四大自由”，是农民生活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些话，富裕中农不愿轻易说出，而我们的农村工作者，也最怕听。有的刚刚说出个头，贫农和骨干分子就一下打了回去，结果是辩论无从开始，富裕中农不敢鸣放。顺德在这方面做得好。他们说，让富裕中农鸣放要分三个段落：放题目，放内容，放主张。就是说，他要说合作化不好，干部要耐着性子听，而且要他说出不好在哪里，要他说出主张和办法。有一个农业社，富裕中农在放出了题目也放出了内容之后，就忽然停住了，并不直截了当地提出他们的主张，他们只是转弯抹角地探听领导口气，问能不能散社。负责这个社的同志说：“你们讨论，只要70％的社员同意，领导上就批准。因为这是社章的规定。”这一说，富裕中农的尾巴翘高了，中农们的幻想也来了。他们不等干部出来，便自己布置会场，串连人来开会，并到处散布解散合作社的流言。在富裕中农积极活动的情况下，贫农急了，他们找到工作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痛哭着：“不能啊！合作社不能散啊！”有的还说：“想不到共产党会来这一手！”鹤山县富裕中农鸣放到高潮的时候，贫农挺身而出，高声大嚷：“来，赞成合作社的站到左边，反对的站到右边，咱们辩。”当场的六十人，十九人站到了左边，其余的全都站到了右边。可是经过初步辩论以后，右边的人慢慢都转到了左边，最后右边只剩下两个人，而且都是富裕中农。其中之一的富裕中农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 “单干时，我吃肉穿绸，洋烟卷往嘴唇上一叼，看着你们给我干活”。这一下，连那些不觉悟的人，也都恍然大悟了，他们说：“单干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我们给你当牛马。不干。”富裕中农的话，给农民上了最生动、也最深刻的一课。 根据这些，参加会议的人们认为：所谓鸣深放透，就是要放到使农业社“散社的边缘”。特别是三类社，放不到这种程度，就组织不起以贫农为骨干的辩论队伍，就挖不出资本主义思想的老根。顺德县委书记说，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农业社问题；而且也适用于统购统销。那里有一个社，有些富裕中农把各种购货证说成是“症”，是致“共产党于死命的症，华陀再世也治不好”。不少贫农也跟着这股歪风瞎嚷嚷。领导上为了启发贫农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当即对大家表示说：“大家都嫌麻烦，咱们向上级建个议，让上头把这些证件统统取消了好不好？”贫农认真考虑问题了。他们三三两两，讨论来研究去，一致的结论是“上了富裕中农的当”。他们说，要是没有了这些证件，“油盐粮布都会落到富裕中农的手里。贫农什么也买不到”。事实证明，动员富裕中农鸣得深放得透，不但可以启发贫农和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彻底辩明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大是大非，同时也可以教育富裕中农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和贫农下中农一起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打破鸣放容易辩驳难的论调 经验证明只要放得出定能驳得倒 在运动初期，“鸣放容易辩驳难”的论调相当普遍。这次会上也做了一个否定的回答。新会县委书记说，当前的中心问题还是鸣放，只要鸣放出来，就没有驳不倒的。因为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他说，新会有一个社，在讨论“自由不自由”时，有人说“不准去香港经商就是不自由”。人们一听，觉得这话很对，驳不倒。后来，来了个“具体分析”，说：“谁要去香港报名，准你们去。”但是报来报去，真正要去的不足5％。“不自由”的说法，就在95％的人口中破灭了。人们继续追问：“政府准你们去，香港准不准呢？”这时，连报名要去的人也说：“是那边不准。”由此，人们得出经验说：像准不准去香港这样的问题，都能够驳倒，澄清。那就没有驳不倒的歪理。 只有大鸣大放大争加上大改 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大鸣大放的目的，是要弄清大是大非，解决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但在运动初期，不论贫农还是中农，都会提出大量的具体问题，或者说是小是小非问题。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态度，往往是决定运动能否前进的关键。中山县龙头环社，鸣放初期人们提了好多意见，领导上没有处理，群众就说：“鸣放有什么用，干部又不听？”龙头环社刚刚遭受了一场台风，甘蔗都被打倒了，群众有顾虑，说：“不能束紧肚皮鸣放呀！”领导人听了这些，马上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进行排队，摆出当前急于解决的问题，并把台风后的善后工作摆在第一位，由社主任和工作组带头，齐到田间去扶蔗。接着又发动了四十多个社员和三十部水车去车水。这样群众情绪起来了，说：“这才叫边整边改”。有些社没有注意这点，群众提了几百条意见，领导人还在嚷着放呀！鸣呀！结果群众回答说：“改了再放吧！”新会县中路二社的稻田里出现了鼠灾，干部却要群众鸣放，群众说：“等鸣放好了，稻田就被老鼠吃光了！”社委会听了这话，随即转向灭鼠工作，派人采集灭鼠药物，等到捉回六百多只老鼠后，群众的劲头上来了。鸣放继续进行了。 解决群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任何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中所必需遵循的原则，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当然也不能例外。鸣放运动初期，广东省委曾把改进工作做为整个运动的一个单独阶段，即五个阶段的第四阶段。现在来看，要通过这次运动来整顿农业社，没有这样一个单独阶段是不行的。不经过思想教育和思想发动，纵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对鸣放中群众所反映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当前生产、生活和干部作风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并把解决这些问题，贯彻到整个运动的各个阶段，否则就不能调动贫农的积极性，也不能达到团结多数的目的。因此县委书记们提议，在“大鸣大放大争”的口号底下，再加上“大改”。 根据会议分析，当前的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中存在着这样两个偏向：一是只鸣不改，结果是运动停滞不前；二是把改进工作当作了鸣放手段，又陷入只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注意思想发动的泥坑。南海县的奇东社，鸣放了四十天，没有找出富裕中农的思想本质，原因是那里经过两次民主整社，都没有解决问题，因此群众对鸣放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一些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对的，但领导者在解决了几个具体问题后，紧接着又把富裕中农的十三头奶牛入了社，把四十几户从事爆竹手工业的人也入了社，还处罚了一个富裕中农六十五元钱。这些虽也刺激了贫农的生产积极性，但并没有挖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辩论也就很难展开。这就又一次证明，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所有，并不困难，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思想老根，却不那么容易。佛山地委综合了大家意见，认为：开始时边放边改；转入争辩时边争边改；思想问题解决后，进行系统的改，这就可以避免超越思想问题的解决而过早的钻到改进工作的具体事务中去。

第2版()专栏： 经过三比、三算、三评 曲靖社辩倒了种种谬论 本报讯　云南曲靖联合社采取“三比、三算、三评”办法展开大辩论，树立了正气，推动了生产。 该社在鸣放期间，对粮食问题提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表面上多是针对口粮而发的，其实质却牵涉到是否要社会主义和合作社是否优越等问题，于是他们就先进行“三比”“比比究竟是资本主义好，是封建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在会上，社员们回忆了解放前的苛捐杂税，什么地租、耕地税、囚粮米、借购米还有什么国民党军要的“大包米”等等共达二十多种。农民过着非人的生活，光解放前的十余年中，就活活饿死的三十一人，逃荒死掉的三十一人，搬家逃难的二十三户。贫农朱德昌说：“过去我借地主朱成吉五升米，三年还了一斗五，利清本还在。去年害了病，工分少缺粮，政府就供应了七百斤，不是共产党领导，早饿死了。” 接着，他们又通过“三算”来辩论三定政策是否合理。“三算”是：一算全国全省全县的粮食大账，二算每年的增产账，三算去年合作社和社员的粮食收入账。去年除籽种、副业用粮、缴公粮、卖余粮外，实际分到社员手中的粮食，折成原粮计二百六十六万多斤，全社四千八百四十四人，每人平均实得原粮五百四十九斤，而且今春国家供应的二万五千斤还不在内。在这些具体账目的前面，问题已是不辩自明了。 最后，又结合具体的人进行了“三评”：评评究竟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好，还是服从统购统销好；是勤俭治家好，还是浪费粮食伸手向国家要好；是积极出工多得工分好，还是旷工去搞自发好。 富裕中农何存心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他一面从黑市上买了四百多斤米，一面还说“国家既然管理市场，市场上没有粮食国家为什么不拿出来卖？”贫农吴济昌反驳说：“你总记得过去粮食掌握在地主手里的情形吧？民国三十二年旱灾，一亩好田四五百斤米就被地主买了去。牛招生家饿得没法，只六升米就把一亩田卖给了地主。今年小春遭灾，如果不是国家掌握粮食，救济了我们二万五千斤，我们土改分的田至少得卖掉一半。”贫农吕德全补充说：“再说，市场上即使有粮食还不是你们有钱的人买，我们缺粮没有钱还不是白搭。” 贫农牛关富认为每人三百八十斤口粮太少，至少每人每天四斤才够。贫农牛绍文说：“你这叫好了疮疤忘了痛，过去你一家人也没有吃过这么多。”贫农牛家禄还检查了自己家里的具体情形，说：“如果不浪费，粮食本来是够的。” 经过大辩论以后，大家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因而生产积极性也增加了。鸣放期间出勤率曾一度降到40％，现在已上升到90％以上了。

第2版()专栏： 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开展大辩论 邗江县萧家社落后状态有转变 本报讯　江苏省邗江县汤汪乡萧家社通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开始改变了落后状态，树立了正气。社内贫农和下中农坚定了办社信心，富裕中农转变了动摇情绪，原来十九户要求退社的，也不退社了。运动中还提拔了七个贫农积极分子担任社的干部，调整了社的组织机构。出勤率也由过去的30％提高到90％以上。 萧家社是今年春天由两个初级社合并起来的，社员共一百二十五户。这个社是领导成分不纯的三类社，社的领导干部中，中农和富农成分的占60％，正社长是富裕中农，总会计是富农，他们互相间不团结。许多社员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认识模糊，中农公开埋怨合作社、统购统销不好，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是非，煽动社员退社。富农仲与昌把农业社塘里的肥料挑回家，把队里盖草棚的木草也挑回烧锅，并阻止社员在他的土地上放水。因此，社员生产情绪不高，八百多亩麦子，每亩只收一百一十斤，公粮征购任务也未完成。 在这次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乡里组织了工作组到社，先培养和训练了贫农骨干，然后把贫农和下中农发动起来，在八十二户贫农和下中农的会上，用活人活事宣传了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好处，并启发大家回忆对比，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贫农萧太银，单干时打的稻子不够付车水钱，合作化后收入增加了几倍，他说自己是“吃了果子忘了树”。一队贫农萧长银等还在会上主动检讨了夏季参加私分二千四百斤粮食的错误。 在贫农、中农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又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小型座谈会，大鸣大放开展了辩论。三队富裕中农杨正荣说：“统购统销以后，粮少吃了，按三定标准，串在针上都不够吃。”贫农萧太宽反驳他说：“我家七口，忙时吃好点，闲时吃差点，按计划吃粮完全够用，为什么你不够吃？”贫农萧金发也插上来说：“杨正荣家里砌房子，管匠人的饭，为的是想自己省些工资，却把粮食吃空了，怎么怪三定标准低呢？”辩论中，有人还揭露了不法富农和坏分子的破坏言行，并用说理斗争的方法，斗倒了坏分子萧太亮。 经过辩论，这个社原来的那股邪气被压下去了，正气开始上升。全社一百二十五户都订了“三爱”公约：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偿还到期贷款；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保证农活质量，爱护公共财物；精打细算，节约粮食。　　（薛金鳌）

第2版()专栏： 广东不少农业社 在大鸣大争中改进工作 新华社广州4日电　广东省不少农业社在大鸣大放大争中边整边改。这些农业社社员提出的意见分类排队，对于正确而又可以马上解决的便立即加以解决。 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有关生产、生活福利和干部作风等方面。文昌县新合农业社社员批评了社里垦荒工作有头无尾，账目又不公布的缺点。社委会接受这个意见，便重新组织劳动力，做到每天派一百多人去垦荒和种经济作物；社的财务小组也制订了财务通知书，决定将账通知到户，以后逐月公布。清远县秦皇乡农业社根据社员对副业生产的意见，抽调了专职干部和一部分社员搞了烧炭、搓牛绳等副业生产，仅十多天内收入就有一万八千多元。湛江专区许多农业社接受社员“不管好正常生产怎谈得上改进工作”的意见，做到了鸣放和当前正常生产两不误，许多社都在鸣放之前首先安排生产，又通过争辩端正社员对生产的错误认识来改进生产。还有些农业社根据社员的意见调整了自留地的数量。 广东省部分地方的基层财经单位也注意接受社员正确意见改进工作。例如根据农民意见增设食油供应点，供销社早晚都营业，医药零售部门在休假时也要照顾病人买药。个别服务态度不够好的干部主动地向农民作了检讨。

第2版()专栏： 让每个人都学会劳动生产 ——安徽财贸系统精简机构以后是怎样组织干部参加生产的 本报记者　于明 安徽省的财贸系统，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整编以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整编以后，许多作用不大的、可有可无的、重叠的机构都撤销了，减少了三万多工作人员。这三万多人怎样安排呢？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干部参加生产。现在除了已经有五千多人回乡生产以外，其余另有九千多人是由财贸系统自己组织参加生产。 安徽省财贸系统为了组织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兴办了三百多个在供销业务上急需的生产事业。如往年一到夏季，因为没有冷冻加工的设备，鸡、鸭、蛋品的收购和供应工作，都要发生困难。精简人员以后，他们就在芜湖、合肥、阜阳等地各办了一个冷冻加工厂。其次有些商品，安徽本省有原料，当地市场也需要，但是要到外省加工，浪费很大。如沿江的芡实米和藕，产量都很大，因本省没有加工企业，过去总是运到外省去加工。现在抽调了一部分人组织这些产品的加工，既有利于农产品的收购，又满足了供应上的需要。另外，安徽省过去的废机油收回以后，大宗的要运到上海去提炼，小宗的不便运输，很多便随便扔掉了。现在，财贸系统抽调了一部分人，办了一个废机油提炼厂，就免除了这项浪费。除上面的以外，他们还兴办了一些服务的事业和农林牧场、养蜂、养鸡鸭、养鱼、养兔等养殖场。 现在，安徽省财贸系统所组织的这些生产事业，已经生根开花，参加生产的干部已经看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在宣城县周王农场，近七百个参加生产的人员，今年开垦了五千亩荒地，种上了山芋、花生、芝麻、绿豆；在山坡上栽植了十万株桐树、三万株桑树，和数百亩药材；还养了种猪，种兔和蜜蜂。他们使这一片荒山辟野改变了面貌。在芜湖芡实米藕粉加工厂参加生产的人们，制造出了品质很高，广受各地消费者欢迎的藕粉。各种小型的面粉厂、大米流动加工厂、土纸制造厂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粮食加工和土纸供应的紧张局面。 我参观了在合肥的几个生产单位。在一个五金交电修理部，有六个人正在作修理工作。他们担负着五金和交电公司所出售的马达、收音机、电风扇、扩大器等的修理任务。修理部的张泽泗、戴盛华说：“看到自己的劳动，使顾客得到满足时，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欢喜。”在这里还有蚌埠市公司和合肥市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参加修理工作，他们是临时来这里学习的。我们走到废机油加工厂时，院子里已排满了运来加工和加工好待运的汽油。在废机油池旁有三个青年，他们的手上、脸上和身上都被黑油沾得黑亮亮的，一个个正在精神饱满地工作。这些青年都是在解放后一出学校门就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根本不知道生产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亲眼看到经过自己的劳动，把一桶桶废机油改变成好机油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安徽省财贸系统采取了这些生产办法，为稳妥安排精简人员，和增产节约工作打开了一条很好的出路。这些办法起到了调动积极因素的作用。整风以后，那些坐在机关里工作的同志，也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他们都愿意担负起比过去更多的工作，以便抽出更多的人力去参加生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省文化用品公司计划科，原来作商品流转计划、费用计划，财务计划的共要八个人，整风后，改进了工作方法，只要三个人就够了。因为精简了机构，文牍主义和重复报表也大大减少。许多在机关里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工作内容比以前充实了，精神愉快了。 安徽省委财贸部部长吴文瑞同志说，安徽省财贸系统最初组织精简人员参加生产的时候，有些部门的负责人思想上有顾虑，怕干部不愿意去，怀疑干部能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所以，有的部门迟迟不敢动员；有的在动员时不实事求是。现在事实证明，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参加生产的同志都是抱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去开创生产企业的，绝大部分同志在生产岗位上表现得很好。他最后说，我们已经体验到组织工作人员参加生产的好处，我们打算把这些生产巩固下来，并根据需要再适当地扩建和新建一些。还打算隔一年二年便轮换一批在机关工作的人员到这些生产事业中去参加生产，使每个人都学会劳动生产本领。

第2版()专栏： 农场精简机构的好榜样 地方国营北京南郊农场根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在整风中大力精简了机构，大大减少了脱离生产人员，改变了臃肿庞大、管理费用过高的情况。 南郊农场经营业务以农业和畜牧业并重，全场职工有一千三百多人，脱产干部从原有的八十九人减少到十六人。精简后，行政事务少了，领导干部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干部下地劳动后，许多问题也能随时解决，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这就大大改善了农场管理，锻炼了干部。全场形成了艰苦、朴素、勤俭办社的风气和团结、劳动的生产热潮。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党支部书记过去是脱产的，现在也参加劳动了。这是四分场党支部书记刘振刚（左）在劳动间隙休息时，和一个青年群众谈话。 这几位精简后参加劳动的妇女干部，有的是在小学或中学读了几年书后，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的，有的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现在他们开始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人事干部史洪斌（中）和畜牧技术员姜玉华（右），精简后在牛场参加劳动。史洪斌担任了副队长，姜玉华由于和工人一起劳动，许多技术问题也及时得到解决。这是他们和工人一起工作。 精简后，领导干部更加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和群众关系更密切了。这是场长赵彪（右第一人）在鸡场检查工作。

第3版()专栏： 大辩论中对人对事都要具体分析 ——四川内江县四合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情况 中共四川省内江地委第一书记　张励 四合乡是一个一千三百多户人家的小乡，靠近内江市郊区，主要农产品为甘蔗和粮食，在内江全区来说，属于一类经济区。这个乡在1956年秋全部转入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8.1％。农业生产连年增产，1956年全乡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已达八百四十五斤，甘蔗六千二百多斤。农民实际留粮水平连年上升，1954年每人平均五百七十八斤，1955年六百一十九斤，1956年六百八十二斤。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比较富裕。 由于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自去秋以来，在干部、社员中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在滋长。1956年是个大丰收年，全乡粮食平均增产15.44％，但是对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仅完成70％，比1955年实际完成的征购任务，还减少了22％。更严重的是党的组织开始腐蚀，一个蔬菜社的分支委和社委领导变质。有五个候补党员要求退党退社。（乡里共有党员八十三人，一个总支、四个分支。）不少干部群众想弃农经商。社干部要求辞职的二十六人，占10.3％。 这个乡试点工作是在地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8月初开始到9月中旬基本结束，历时共四十五天。因为当时农村反革命的破坏相当嚣张，干部群众思想混乱，我们先在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中进行了反对麻痹右倾的教育，随即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开展了说理斗争。 全乡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百三十六户，其中，有违法和严重违法破坏活动行为的三十九户，我们采用了群众斗争与法庭审判密切结合的方法，及时地支持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发挥了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防止和避免了简单粗糙的吊、打现象，也克服了司法干部关门办案的思想作风。 鸣放出来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农村中正气上升以后，立即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参加鸣放的面一般达到了总农户的80％左右。放的好的社达到90％以上。 从鸣放的深度看，约有85％以上的人是放透了的。全乡共提出意见五千四百多条，按参加会议人数统计，每人平均提了意见三条多。这些意见，在会议中记录下来，经过整理都贴榜公布了。鸣放中还揭露出十二个小集团。其中：做投机买卖集团二个，闹退社集团五个，贪污盗窃集团二个，赌博集团二个，瞒产集团一个。 放出的意见，主要是集中在粮食、工农关系、合作化、干群关系四个方面。其中又以粮食问题最为突出。对粮食有意见的人，占到会人数90％以上。对工农关系有意见的人占70％—80％。对合作化表示有怀疑、动摇的人占20％—30％。公开提出要退社的八十一户，占总社员户的5.8％（其中富裕户占68％）。 所提意见中，合理与基本合理的占30％。有片面性的占35％。错误的占25％。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意见占10％。 在粮食问题上，他们不谈实际分粮，只谈定量标准，说：粮食四百四十斤不够吃，红薯要打皮、谷子要去壳，那里还有四百四十斤。我们农民肚皮大，一年要吃三个四百四十斤。政府仓库里的粮食堆的满满的，为啥还要向农民要那样多公粮、统购粮。 在工农关系上说，甘蔗每万斤才一百多元，糖，每斤卖六角多，说糖厂剥削他们。工人工资多，生活好，农民收入少，生活低。“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等。 对合作化的意见，说入社后钱紧、粮紧、活路紧，要求多留自留地，多搞副业，多做生意，多放假休息。有人还说：如果说合作化有优越性，那就是国家好完成征购，下个命令，要多少、拿多少。 放出来的这些意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极端平均主义出发的，有的是受了坏分子的挑动。比如对粮食的意见是最多的。但多数是想多吃些细粮（大米）。因此，对这些言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当时确定了分析这些意见的三条原则是：阶级成分，政治态度，言论性质。其中尤以拥护与反对党的领导，拥护与反对合作化的一贯政治态度为主。根据这样的三条原则排队的结果是这样的。坚决拥护的为第一类，占32％（其中原来的贫雇农占85％）；基本拥护的为第二类，占58.8％（其中原为贫雇农占82.6％，老下中农占8.9％，老上中农占8.2％。）；对合作化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不满或严重地不满意粮食统购统销，进行商业投机活动，组织或带头闹粮闹社为第三类，占9.1％（其中贫农占5.4％，下中农占24.6％，新上中农占38.2％，老上中农占31.8％，个别是原城市贫民）；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与破坏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占2.1％（其中贫农占4％，下中农占8％，新上中农占40％，老上中农占48％）。这样问题的性质和政治思想阵营就大体呈现出了一个轮廓来。 在鸣放的过程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原来为贫雇的农民先放。他们放的快，转变的也快。老上中农放的慢，转的也慢。其次，当鸣放达到高峰的时候，即很自然的引起激烈的分化和激烈的思想斗争，阶级阵容和政治阵容也就逐步摆开。有些原来的贫雇农现在的贫农和下中农，及一部分觉悟比较高的党员、干部，开始后悔自己不该无根据的乱放。有的放了以后几夜睡不着觉。有的对乱说乱放的错误言论表示义愤不平。有的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形成一种自然的争辩高潮。例如，有这样一个新中农叫杨绍中，解放前无田、无土，父亲给地主帮工累死了，母亲因生活所迫改了嫁，弟弟饿死，他的未婚妻被地主霸占不能结婚。解放后，他分了田、土，原来的未婚妻又与他结了婚，现在过着中农生活。在鸣放中他说四百四十斤粮食不够吃，二百斤黄谷细粮太少了，说现在合作社分的粮食，还没有他过去田边地角上收的多。回家以后，他老婆问他，放了些啥子？他把放的原话讲给老婆听了，他老婆当面责问他：“你过去哪里来的田边地角？从哪一块田边地角上收来过粮食？你真是昧着良心说假话。”说的杨绍中无言可答。这种争辩空气已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时候，大辩论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就及时转入大争。 通过大争大辩搞个水落石出 在转入大辩大争之前，为了组成大辩论中的核心领导，使争论开展的更加有力，全乡召开了四天的骨干分子辩论大会。锻炼培养了骨干分子的战斗力。随即全面展开了大辩论。 在全面进入大辩大争阶段，主要集中争辩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好，还是单干好？全乡共有单干农民十八户。他们虽然仅占总农户的1.3％，但由于合作化后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领导，特别是有一部分老上中农，他们不仅进行投机取巧活动，雇工剥削，拖欠公粮，还在经常利用一部分富裕社员的动摇情绪，宣扬单干的优越性。如说，单干有种植自由、吃粮自由、出工自由、做买卖自由、报产自由、交公粮、售余粮自由等等资本主义思想毒素。 因此，争辩的中心，除了算合作社的增产账和社员入社前后生产收入的对比账以外，还着重算了社与单干农户产量、吃粮的对比账。并对单干户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斗争。算账的结果，1956年全乡几种作物的面积平均产量与十八户单干户的产量对比情况是这样的数字： 黄谷　苞谷　红苕　甘蔗 （稻）　（玉米）　（甘薯） 单干户　　467　　289　　1，516　　4，969 全　乡　　498　　305　　2，912　　6，273 在吃粮方面，单干户一般为四百斤左右，吃粮最多的一户老上中农萧炳权，每人才平均五百零八斤。而合作社去年平均实际分粮水平为六百八十二斤。这样一来，单干户产量高，吃粮多，单干比合作社优越的谜底被揭穿了。很多的社员反映，我们原来认为单干好，是算了半边账。 在辩论中揭发出单干户带有普遍的违法行为。十八户单干农民中，十一户有雇工剥削。他们隐瞒产量，平均占田地面积的4.6％。去年少交公粮五百零二斤，少卖余粮三千一百多斤。并利用我们市场管理不严进行种种投机倒贩活动。这样就把所谓单干自由的丑恶行为完全暴露了。 第二个是粮食问题。四百四十斤的定量标准，合理不合理？觉悟较高的农民，现身说法，全面进行算生产、需要、存粮、缺粮账。算节约用粮与浪费粮食的对比账。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斗争。争辩的结果，普遍承认，四百四十斤粮食如果注意节约，不仅够吃，而且有余。在争辩中，据三百九十五户社员自报统计，余粮户占42.5％，足吃够用户占47％以上，由于吃粮无计划，浪费了粮食，以致缺些粮的占9.8％。例如，有一户老上中农叫范池盛，一直闹缺粮，在鸣放中大喊大叫四百四十斤不够吃。争辩中经他个人自报，在秋收前尚存有老谷子二百零三斤，麦子二百十二斤，葫豆二十多斤，分的豌豆还一颗未动，老苞谷生了虫。 第三个是工农关系问题。当鸣放开始，当地有关企业单位的负责同志都去听取鸣放的意见。在辩论开始，各有关单位对鸣放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分别作了解答（如糖厂开工、停工的时间、甘蔗运输、过秤、供销、粮食的验级、营业时间等），对片面性的意见，作了必要的解释。 其次，在争辩中又组织农民参观访问了糖厂、铁路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并约请工人参加了争辩会。把工人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例如，在生活方面，一个铁路工人叫蔡长德，全家五口人，去年工资改革前，每月收入为四十元。工资改革后为四十八元，每人每月平均为九元六角。全家每月吃饭开支为三十五元六角，余十二元多点，除房租、水电开支外，还要添补全家衣服。并不比中农生活富裕多少。在吃粮方面，蔡是个重体力劳动，全家平均每月定量供应大米九十八斤，每人平均十九斤多，折谷二十八斤。全年每人平均吃黄谷三百三十斤，尚低于农民留粮四百四十斤的水平。 这样算账争辩的结果，许多农民说：我们原来是不了解工人生活的实际情况，这样“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的错误言论，也被驳倒了。 在鸣放中暴露出对社会主义有严重抵触不满情绪的占总农户人数的8.21％，其中党员十五人，团员七人，非党干部十二人，一般社员七十二人。从阶层上看，老上中农占31.8％，新上中农占38.2％，下中农占24.6％，贫农占5.4％，经过批判教育之后，检讨承认错误好，表示决心改正的占70.9％，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有一般认识，并作了检讨的占29.1％。 全部大放大鸣和大争过程中，共揭露出反社会主义分子二十五人，占总农户的1.87％，这二十五人中，从阶层上看，老上中农十二人，占48％，新上中农十人占40％，新下中农二人，占8％，贫农一人，占4％。 从政治历史情况看，伪军官一人，伪乡保长四人，流氓五人，兵痞四人，伪军、警、地主管事各一人，改变成分的地主一人，其余六人都是老上中农。 从问题性质上看，属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三人，这类人是煽动和带头闹粮、闹退社，进行商业投机活动，捣乱市场物价，是一心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属于社会渣滓的坏分子十人，他们是偷窃破坏，豪强霸道，严重违害社会治安和合作社利益，群众也最为痛恨。属于历史上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二人（伪营长、保长各一）。如伪营长余协武，解放后曾因参加一贯道活动被判二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混进生产队当记分员，在鸣放中操纵会场，煽动社员退社，造成四队在鸣放中一度混乱。 对以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都分别作了处理。 划清界限提高觉悟全力转入生产 经过这一场大辩论，广大群众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克服了党员干部中的右倾麻痹思想，纯洁了基层组织。在争辩中，全乡涌现出来一百九十六个辩论骨干，正气上升，邪气收敛，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与生产，克服了干部群众中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极端平均主义，严重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所有农村工作干部也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鸣放结束的时候，该乡今年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比去年实际完成数字增加52％，而且仅以十天时间全部完成。 目前全乡已转入生产运动，家家户户都在制订节约用粮计划，制订家庭副业生产计划。鸣放中曾经公开要求退社的十八户社员，全部进行了检讨，表示决心再不退社了。原来要求辞职的二十六个干部和要求退党退社的五个预备党员，也检讨了错误、表示再不动摇了。一贯做银壳子（迷信品）生意的何友盛，自动地把印板交给农业社，表示今后再不做这种不正当的事情了。

第3版()专栏： 两个月的说理斗争　十几次大小辩论会 协和医学院专家教授驳倒李宗恩 本报讯　中国协和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和全体工作人员，经过为时两个月的说理斗争，驳倒了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帅印，妄想篡夺医药界领导权，企图以资本主义医学教育方向代替社会主义医学教育方向的右派分子李宗恩。 在十二次大小辩论会上，专家教授们指出李宗恩反对共产党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领导权的“三部曲”是：夸大和歪曲协和医学院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抹煞几年来的成就，把这些错误和缺点归罪于党的领导，以达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李宗恩在一份书面意见书中说：“协和业务质量方面是降低了……协和这几年的损失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以恢复元气。”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帝国主义统治的协和。王世真教授说，协和在接管时由卫生部领导，李宗恩不满意，提出要高教部、文委领导，以后改由军委卫生部领导，他又不满意。去年转由卫生部领导，李宗恩又提出要科学院领导。但今年1月又说“中国科学院不能领导医学”。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协和他就认为领导不好。在大鸣大放时期，李宗恩为了争取群众，推翻党的领导，他又极力挑拨党群关系说，“在协和主要是党、团员，专家教授摆在后面”。李宗恩叫嚣“整个协和医学院已经陷入了混乱局面，党委简直完全没有办法了。” 在辩论会上，专家教授们以具体事实批驳了李宗恩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教授们说，李宗恩别有用心地说协和“今不如昔”，事实上，协和解放后的成绩不仅是主要的，而且是巨大的。以这个学校的生物化学系的发展情况，就证明李宗恩的论点是毫无根据的。生物化学系不仅技术干部有了很大补充，研究工作也在蓬勃开展。1949年，这个系没有一项正式的研究工作，现在却有完整的研究计划，近二十项研究题目。王世真教授说，李宗恩说专家教授的地位在协和是“摆在后面”，事实上各科系主任全是教授。教授具体领导全部教学和研究工作。党对教授们的工作、生活、思想进步都很关怀。 教授们指出李宗恩的阴谋是在政治上找到了章伯钧右派集团为靠山后，就以协和为据点，利用协和及协和教授们在医学界的地位作为私人资本向党进攻。李宗恩喧嚷的所谓“医学教育”制度的实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半殖民地奴化医学教育制度。 李宗恩诬蔑政治运动使学术落后的谰言，也被几位教授驳倒。儿科主任周华康说政治运动是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医学院以后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保证。协和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把协和变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把协和的干部从殖民地奴化思想和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需要改造，需要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结果正证实了这一点，协和政治运动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协和的坏分子肃清了，干部队伍纯洁了。右派分子反对政治运动，并不是关心业务质量，他们只是利用一部分思想模糊的人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来反对政治运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外科主任曾宪九说，李宗恩的这个谬论是企图造成党不能领导科学的气氛，从而推翻党在科学事业中的领导。 有几位教授驳斥了李宗恩把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说成是“思想问题”的谎言。并列举事实说明李宗恩是企图恢复与推行帝国主义的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的一套。张孝骞教授说，李宗恩披着医学教育家的外衣，他的做法在某些时候是进攻，在某些时候是退却，但在实际上仍是进攻。朱贵卿教授指出李宗恩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策略是以守为攻，反对对协和的一切改革。 李宗恩的儿子李寿复在一次会上也揭发了李宗恩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许多人的揭发材料证明，李宗恩是一个国民党法西斯教育在医学部门的忠实执行者。李宗恩在贵阳医学院和另外两个特务分子形成反动统治核心，在学生中进行反动宣传，宣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诬蔑共产党。并在1941年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 在几次辩论会上发言的专家教授有曹松年、刘永、胡懋华、林巧稚、邓家栋、李洪迥、胡正祥等。首都的医学专家胡传揆、吴英恺、诸福棠、孟继懋等也在会上发了言。在真理和事实面前，李宗恩开始认错。 在21日的大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讲了话。他说，在协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协和的右派分子已经孤立起来，许多人对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许多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实际锻炼，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接着他指出，协和医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医药卫生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战场。协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对全国医药卫生界反右派斗争也有重要影响。他说，医药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是大是大非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至于学术问题，历来主张百家争鸣，不应和反右派斗争混淆在一起。他说全国医药卫生人员，都应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和接受思想改造。医药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一运动在全国卫生战线上虽已开展起来，有的并已转向深入阶段，但还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扫清各个角落，继续努力，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新华社专稿）

第3版()专栏： 请尝尝我们的“棒子”　　　王益生

第3版()专栏： 我决心不辜负党 吴研因 我是解放前混在国民党统治队伍里二十多年的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委托我主管一部分教育行政，对我的生活也尽量照顾。我曾说，反过来，我如果在老解放区工作了二十多年，一旦进入国民党统治地区，我有一百个头也会被国民党刽子手砍掉。共产党这样对待我，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温情，而是信任我，要我好好地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尽一分力量。可是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学习，我才憬然认识到自己还是经不起考验，还是大有负于党对我的信任、培养的！如我5月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两次错误的发言和6、7月间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软弱无力的表示，就充分的说明了我和右派分子是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 5月30日，我发言反对民进副主席周建人5月22日关于强调思想改造的发言；同时反对人民日报5月23日关于表扬周建人发言的标题。我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粪土之墙，在当时不必强调要拆，只消帮助党整风就够了。还说人民日报太保守，暗示要党外人士回家去闭门思过，不要来插手帮助党整风。我对知识分子过去的思想改造成绩，估计过高，丝毫没有感到还有强调思想改造的必要；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时的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认识不足，丝毫没有嗅到他们到处放火的恶毒企图。却懵懵然反对强调思想改造，这不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助长了右派分子的气焰，打击了民进的领导，而且一般知识分子受到影响，也可能放松甚至反对思想改造。 5月13日，我发言批评有职无权和人事工作问题，大部分自以为是代表中小学教师而发的。我听到一小部分中小学教师说过非党校长得不到信任，党员校长却多不懂业务，就信以为真；所以我说不论党与非党人士，如果不称职，就都不应该有职；非党人士如果无权久了，会像缠久了的小脚，不必要上台“跳加官”。我听到一小部分中小学教师说过人事部门调配教师不适当，不顾风土人情和夫妻关系，就予以同情；所以我说有些人事部门分配工作不适当，真是“乱点鸳鸯”。其实，非党校长多数是得到党的信任的，有许多还被吸收为党员；党员校长更因为党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多数已懂得了业务。人事调配，因为此处人多，彼处人少，为了挹此注彼，也不能完全照顾到风土人情，夫妻关系；而且最近几年，人事部门为了照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也已做了不少的调整工作，不能再加责难了。 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直到6月8日以后，读了人民日报一系列反击右派的社论，知道了各报揭发右派分子言论、行动的许多惊人消息，把自己的发言和右派分子的言论对照了一下，才开始醒觉过来，认为自己确实是和右派分子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难以饶恕了。于是我气馁、我惊惧，我顾虑重重，寝食不安，不但怕别人把右派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其实我自己也以为可能是右派分子了。就因为有许多顾虑，所以在民进中央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我始而嗒然、默然，不敢发言；继而到不得不发言了，又吞吞吐吐，语无伦次。说了一点，不但软弱无力，丝毫不中要害；而且，把储安平等的“党天下”谬论，说成是立场不稳，哗众取宠；把林汉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说成是闹情绪，右不成派，可能不是右派分子：又分明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气”在为右派分子帮腔了。因此，我思想更加混乱，陷入不可自解的泥坑中。直到领导党、民进同志和我的女儿们安慰我，叫我不要多所顾虑，只要站起来，坚决投入反右派斗争中去就对了；我的心才稍宽了些，八月间也和林汉达等右派分子作了斗争。但是像大病之后一样，勇气还是不足，力量还是虚怯的。 我初步分析，这几个月来：我对周建人和人民日报的诬蔑，非常勇敢，但是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却躲躲闪闪，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原来，我心中还是有鬼，那就是我思想上还是和右派分子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 我的错误思想，主要有两点： 第一、我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右倾的、不革命的政治立场。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是长期在外国资本主义较早侵入的江南社会生长、受教育，又长期混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队伍中，沾染了浓厚的、不易磨灭的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统治的习气。解放后，我还是贪图舒适的生活，对政治理论学习不十分热心，对工作也不深思熟虑，一点也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右倾的、不革命的政治立场。 第二、我仍然有资产阶级片面的，把教育和政治分开来看的腐朽观点。我一贯是把教育和政治分开来看的：解放前，我虽然痛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但是认为教育工作还不妨“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所以死守着教育业务不放；解放后，七、八年来，还是闪在政治之外，自以为有一套教育经验，尤其是对教材和教学的改进，有腐朽的“权威”思想。 因为我立场错误，思想腐朽，所以这几个月有关整风的发言和对反右派斗争的表示，都几乎做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和俘虏。 现在，我立下决心，一定要改变我的旧的立场，改造我的腐朽思想：首先，明辨是非，和右派分子严格划清政治的和思想的界限，坚决投身到反右派斗争中去，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学习中开始补上思想改造的课；其次，加紧政治理论学习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生活，把思想改造的课补好，从而逐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紧紧地跟着党走。 我希望党继续信任我，培养我，使我工作得很好；我也希望民进同志和党内外朋友们，对我督促、帮助，让我补上好思想改造的课，争取做一个立场稳定、能够和敌人以及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的战士。

第3版()专栏： 上海各机关改进工作的重点 精简机构　充实基层 本报讯　精简机构、充实基层，这是上海市机关最近“边整边改”中的一项重点工作。在机关内部的大鸣大放中，机构庞大和不合理、人浮于事、基层力量薄弱，是大家意见最集中的问题之一。目前一部分机关领导上已坚决着手加以改进。上海市各区人民委员会最近已撤销了不必要的工业科和统计科。上海市教育局、卫生局等市级机构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已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各区。此外，酝酿已久的市、区分工方案，经过市、区机关反复协商，现在已经确定，从此将可以改善有些机关因分工不明确在工作中互相推诿的现象。 与此同时，有些机关还清理并减少各种可省的报表，减轻基层的负担。第一商业局所属的纺织品公司对公司内的报表进行了清理，将原有的三百三十四种减少到二百六十二种，这样每月可以节省劳动力二万六千多个工时。 有些机关的领导作风也有了改进。深入下层、深入实际，在上海市副市长和各单位领导人员中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市政工程局的党委和领导干部们几个月来一般都坚持了到下层和工地参加体力劳动。这个局的党委过去往往是关门研究计划科拟订的年度计划，最近拟订1958年计划时，党委委员们深入到下层去研究计划中的各项工程项目是否切实可行，加以补充修改，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

第3版()专栏： 安徽各部门改进领导作风 走出办公室深入农村工厂 新华社合肥2日电 安徽省很多部门领导干部积极改进领导作风。 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在整风开始以来经常深入农村工厂，调查研究问题。夏收时，省粮食厅厅长、处长等五十多人曾到十七个县调查粮食和油料统购统销情况。省直属机关各部、委、厅、局长等领导干部已抽出时间亲自处理人民来信一千八百九十多件，接待人民来访三百四十多次。 各专区、县的领导作风也有了改进。在阜阳专区，县以上的干部每人都联系一个农业社，每周去一次，边生产边解决问题，很受农民欢迎。六安专区财贸系统的每个负责干部，每季规定至少有半个月在基层单位工作，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安庆市全市科局长以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已形成制度。他们6月份上堤挑土，7月份送粪下乡，8月份帮助灭蝗，大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情绪。马鞍山市从市委书记到科以上的干部，每周都坚持二到四小时的体力劳动，很多干部在劳动中与工人结成了知心朋友。

第3版()专栏： 西安各高等学校改进工作 重视提高教学质量 据新华社西安电　西安地区各高等学校在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大力改进工作。到目前为止，鸣放期间各校师生员工提出的意见，大部得到了处理和交代。 各学校改进工作，多数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来进行的。西北大学根据学生意见，本学期新聘了五十多位教师，增添了许多教学设备，不少系科还增加了选修课和专门化课程，另外又新成立了德、法、日语教研组。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已修订了各年级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共二十五种。这个学院图书馆在暑期中已将原库存图书和新书十二万多册重新安排编目。西安医学院过去一些不参加附属医院门诊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已开始定期参加门诊，以便更好配合教学。西安体育学院本学期精简了若干和专业联系不大的课程，根据需要增开了医务督导等新课程。 各校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进。西北大学副校长岳劼恒最近亲自带领教务、总务两处有关人员，一同到法律、生物、地质等系检查实验室和教学设备，他们对仪器、药品、标本乱扔乱放、无人负责等问题及时提出了处理意见。 关于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西安体育学院已在本科、专科等各年级中，按班别设立了班辅导和政治辅导员。西北大学在开学初公布了时事教育等七项规定和办法，现在都已开始试行。西安地区各高等学校对校内生活福利等问题，也都作了积极的改进。

第3版()专栏：小论坛 低头与抬头之间 易槐 毛主席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到了不少批评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他立刻很关心地问党委书记和厂长：“受到批评的干部现在是不是已抬起了头来？”这就是说，受了批评的人应该抬起头来！ 可是，我们又常常说，受了批评之后，应该低头认错。 这样看来似乎有了矛盾：受了批评的人是抬头好呢还是低头好？ 其实，并不矛盾。既要抬头，又要低头；顺序应该是先低头，再抬头。 犯了错误，受了批评，首先要低下头来承认错误，承认自己有病，然后才能老老实实地就医服药。不低头承认自己有病，讳疾忌医，当然不可能治病。有病而不治，这是万分危险的事，所以说，受了批评之后，必得先低下头来。 低头之后一定还要再抬起头来。犯了错误的人改正了错误以后，就应该改进工作，把工作作得更好。这时候，就需要抬起头来，朝气勃勃满怀信心地来承担党所交付给的任务。没有从来不犯错误的人，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之后还能做好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受了批评，承认错误之后，并没有失掉前进的信心，反而吃一堑长一智，多一次教训，也就多一分前进的勇气。 一个人在承认错误之后如果抬不起头来，那就有了问题。这种低头不能算是承认错误，而是怕失掉面子，见不得人，或者是怕再犯错误，因而垂头丧气失掉信心。这时候，纵然他原来的病已经痊愈，他的肌体已经没病，但他决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决不可能像健康的人一样从事工作。这情况就大大值得犯错误受批评的人注意：犯了错误之后，不但要承认错误，而且要改正错误，不但要改正错误，而且要十分注意扫除那因此而引起的消极、阴暗情绪，要勇敢地抬起头来，信心百倍地从事工作。这情况也值得批评者和领导者注意。对犯错误的人，要狠狠地批评，决不妥协调和；但在既然承认错误以后，又要给以鼓励和支持，帮助他们改变消极情绪，使他们抬起头来积极工作。正像负责的医生一样，治病时痛下针灸，不怕因此引起病人痛苦，病好后还要尽心护理调养，务使病人迅速复原。 就在这看来似乎矛盾的低头抬头之间，却充分体现出我们使用批评武器治病救人的积极态度，以及被批评者对待批评的积极态度！

第4版()专栏： 把雨水蓄起来 把泉水挖出来 把湖水抽上来 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 云南玉溪专区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困苦境况 玉溪专区共十二个县，现有耕地二百零二万亩，其中水田一百一十八万亩，旱地八十四万亩，农业人口一百一十六万人。 全区有南盘江、金沙江、红河等三个水系的数十条支流和滇池、抚仙湖等五个大小湖泊，平均年降雨量约一千公厘，但80％集中于夏秋两季，冬春缺水。水利资源是很丰富的，水利基础却很落后。1950年全区有灌溉设备的稳定水田仅二十万亩，大部耕地靠雨水和长流水灌溉。靠近河湖的地方，每年插秧时都发生争水械斗打死人的事件；距河湖稍远的地区，则“十年九旱”，只得求神祭鬼，等雨栽秧。农民长期处在“栽三个月，收三个月，吃三个月”的贫困状态。1953年初完成土改以后，每年都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1956年初基本完成高级合作化，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在上级党委的具体指导下，我们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在全区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仅1956年冬到1957年春，就出动民工七百零七万工日，技术工六十万工日。总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区共出工一千五百万工日，兴修了中小型水利工程一万三千多件（其中能灌溉三千亩以上的中型工程十九件），安装抽水机一百一十九部，做到了县县有水库，乡乡有坝塘。因此，全区稳定水田扩大到八十万亩，相当于解放前的四倍，80％稻田在一般年景下可以保证按节令栽稻，单这一项，估计每亩即可增产稻谷七十斤；加上其它措施，预计1957年全区稻谷每亩产量可达六百二十八斤，比风调雨顺的1952年（每亩四百六十二斤）增产35.9％。粮食总产量可比1952年增长41％，每一农业人口的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五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七百一十八斤。 几年来在发动群众，开展水利建设运动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明确水利是农业基本建设的中心，在全体农民中树立“向自然要水”的思想。1955年冬，在宣传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中，我们根据省委提出的“水利是我省农业基本建设的中心”的指导思想，在全区农民和干部当中算了水利账，对比了旱地与水田，旱地与水浇地、雷响田（下大雨才能栽秧的田）与稳定水田的不同产量，用前两年因为兴修了一些水利而取得显著增产效果的一些事实，来教育和启发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二）因地制宜，从各方面开发水利资源。在逐步摸索中，我们根据云南地形复杂，雨量集中的特点，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提出“把雨水蓄起来，把泉水挖出来，把湖水抽上来”的口号，提倡以小型为主，因地制宜，运用多种形式，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发挥群众的智慧，创造了花钱少、收效快的办法。山区提倡“开荒开到那里，水利修到那里”“田有多高，水要多高”，用在山坡上挖塘，沿山开沟，拦阱打坝，架橺槽渡水等办法。在坝区采用打拦河坝，挖走河水，打梯式坝，修水库，采取“长藤结瓜”（沟渠引水与坝塘蓄水相结合）等办法，充分利用河湖水源，既可抗旱，又可防洪。 （三）克服“官办”思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依靠群众，勤俭办水利。合作化以前，兴修水利多靠国家投资或贷款，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由于教育不够，助长了干部和群众依赖政府“官办”水利的思想，一动工就伸手向上级要钱；有的农民甚至认为修水利是“帮政府办事，敲钟吃饭，盖章拿钱”。随着水利运动的开展，越修越多，且越往后工程造价越大，在客观形势逼迫下，两年来我们不断扭转干部的“官办”思想，教育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办水利。高级合作化以后，为民办水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兴修水利中土方工程一般由合作社负担，技术工人的工资、工具器材等除国家适当补助外，也尽量由合作社自己设法解决。这样就发挥了各级党委和合作社多方筹措水利经费和勤俭办水利的积极性。去年和今年兴修水利中，大家都精打细算，想各种办法提高民工工效；能不雇用技术工的就尽量不雇用；用自采原料（如自己烧石灰，打石头、伐树，自己加工火土，代替水泥等），利用废料，自带自制工具等办法，尽量节约工具器材开支。如昆阳县新于乡，用以上办法修了一个能灌溉四千亩的小水库，造价仅一万三千元。县和乡也采取了清理乡政节余经费和剩余的土改果实，组织公房、水租等收入，有计划地抽用乡自筹经费、合作社的公积金等办法，多方开辟财源。现在，除山区外，一般灌溉三千亩以下的小型水利工程，都由群众自办；中型水利，如果合作社力量不足，由国家在器材原料方面给予适当的补助。 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办水利，还必须解决合理负担的问题。开初，有些地方采取“大变工”的办法，群众认为是支差，劳动不积极，认为“反正干不干都算一个工”，产生了出工迟、收工早，吃烟多、做工少的不良后果。经过总结，现在一般采取直接受益与间接受益的合作社按比例负担，受益区对非受益区“借工还工”、“借方还方”或“借方还钱”等办法进行劳动互助。合作社内部则比照农业生产定额制定水利工种的劳动定额，推行包工制，实行水利工分与农业经常劳动的工分统一分配（如果当年水利出工过多，分配后不能保证增加收入，就移一部分工分到下年分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保证工程质量，而且可以把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巩固起来。 （四）妥善安排劳动力，贯串全年地进行水利建设。云南过去的习惯，修水利都在春季进行，往往由于勘测和计划不周，到春耕紧张时形成“骑虎难下”，不是使工程半途而废，就是影响春耕质量，招致当年农业减产。经过几年摸索，找到了常年勘测，常年准备，常年施工，冬季突击的规律。合作社每年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劳动计划的同时，制定水利计划，除春耕和秋收季节集中力量进行田间劳动外，冬春两季可以拿出10％—15％，夏季5％—8％左右的劳动力修水利，以保证兴修水利和经常的农事活动两不误。许多合作社并根据生产计划和水利计划组织了常年水利工程队，包干负责，平时负责进行一些主要工程，冬春两季则成为施工的骨干。 （五）将技术教给农民，培养群众性的水利技术队伍。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力量才能保证水利工作继续前进。解放初期，全区只有水利干部三人，1954年，我们修一个坝高八公尺的水库，就得请省里设计，土壤要送到重庆、北京去化验，拖了一两年不敢施工。几年来我们在上级的帮助下采取老手教生手、师傅带徒弟、开办短期训练班、工地技术讲座、组织参观、留学等办法，将工程任务和施工计划交给群众讨论，使科学技术与农民的经验相结合，逐步培养了一支有六十名技术员和三千名不脱产的农民水利技术员和辅导员的技术队伍，各县水利辅导员同各乡农民水利技术员，保持密切联系，形成水利技术指导网。今年和明年已施工和即将施工的三十五件灌溉三千亩以上的工程，坝高都在二十公尺以上，有三十四件都由专区水利工作队负责勘测、设计和掌握施工；灌溉三千亩以下的小型工程，一般都由县的水利技术员协助农民水利技术员选择地形，掌握施工。 （六）党委亲自领导，全党办水利。几年来，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必须有较为周密的计划，必须对群众进行艰巨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必须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给予配合支持，党委不动手是不行的。为了加强水利工作的具体领导，我们在专、县、区、乡都建立了水利办公室或水利委员会，县一般有二—五个县委委员分管水利，由书记之一负责领导，有的县在冬春季节，为了突击修水利，采取县委分工包区，区委分工包乡，支部分工包社，层层包干，具体负责，从勘测设计到计划施工，都是党委研究布置，较大工程由党委直接掌握施工，因而能逐步加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保证工程质量。不少县、区、乡干部在水利工作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带领群众爬山涉水，寻找水源，勘察地形，与农民一道挑水筑坝，许多支部书记和党员则亲自率领民工上工地，直接鼓舞了群众，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几年来，我们虽然在水利建设上取得一些成绩，但缺点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对全区的自然条件和水利资源的底子摸得不清，对上游与下游，开发水利与水土保持、灌溉与防洪、蓄水与排涝方面缺乏通盘的考虑和规划；兴修水利中突击性很大，往往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以致盲目被动，浪费很大，有的地方甚至破坏了国家的资源。这是必须努力克服的。 根据现在已有的资料，我们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兴修可灌溉五十四万亩的中小型水利。这一计划实现后，1962年全区粮食作物平均每亩年产量可达八百一十斤，另计划将旱地变水稻几十万亩，全区粮食总产量将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增长41.4％，农业人口每人平均可有粮食九百斤。 　云南省玉溪地委书记　刘世杰

第4版()专栏： 依靠群众大量兴修小型水利 甘肃干旱面貌正在改变 据新华社兰州4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体强报道：甘肃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了依靠群众兴修小型水利的方针，五年来新修水田七百四十多万亩，连同1952年以前的，现在全省已有一千五百多万亩水地。在五年计划头四年新修的六百零八万亩水地中，由群众自费兴修的占四分之三，今年的水利工程还没有完全统计，但从已知的一百多万亩水地来看，国家投资兴修的也不过占30％，而70％仍是群众自费修成的。 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水地，按兴修水地费用平均每亩以二十一元计算，需要支出一亿五千五百四十多万元，这笔费用也大部分不要国家支出。据农业和水利部门估算，旱地变水地每亩最少增产一百五十斤粮食，这新修的七百四十多万亩水地一年即可增产粮食十一亿多斤。 甘肃省的特点是：多山、干旱而在许多地区劳动力又极为不足。据统计全省山区面积占70％，三百多年来平均每两年就要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旱灾，很多地区一个劳动力要负担二十亩、三十亩甚至五十亩的耕地任务。因此解放前农民对兴修小型水利裹足不前。解放后甘肃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把发展小型水利作为增产粮食的重要环节，提出“水就是粮食，水就是命”的口号，依靠合作社的力量，每年动员了几十万农民兴修水利，1956年最高时有一百五十多万农民（占全省总劳动力的36％），参加兴修小型水利。这样，水地的数目便空前增加。很多地区的水地增加了一倍、二倍，有的甚至增加了几十倍、几百倍。一些原来只有几十亩或几百亩水地的县，现在变成了拥有几万亩或十几万亩水地的县。 甘肃在发展小型水利工程中最先采取了必须利用一切水源这个极为重要的方针。甘肃省的气候很干旱，平均年雨量不过三百公厘左右，根据这一自然特点，各地除了充分利用地面水和地下水，还尽量利用雨水。有的地区地面水源和地下水源都不多，便提出“能浇一亩是一亩，能浇一分是一分”的口号，让大大小小的水源都发生作用。固原、吴忠两个回族自治州苦水地区的农民为了发展水浇地，每年冬季，背冰积雪。冰是结在苦水河里的，苦水不能浇地，但苦水结成的冰很甜，可以作灌溉用。依靠祁连山雪水灌溉农田的河西走廊，农民们不仅设法防止在灌溉过程中水的过分损耗，还积极从抚育更新祁连山原始森林着手，保护祁连山雪线，制止雪线上升和雪水量逐年减少的现象。 甘肃省山多、山大、沟深，水位偏低。为了兴修几百亩或几千亩水地，常常必须劈山填沟，绕过几道山然后引水上山；为了拦蓄一股不大的洪水，有的地方就必须建筑大坝。甘肃省在克服这个困难的时候，也是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把大批农民培养成为技术人员，依靠他们领导小型水利的建设运动。现在这个省已做到“社社有技术，乡乡有骨干”，农民水利技术员已达九万多名。 甘肃省各地开展小型水利运动还注意利用农闲时间和建立常年基本建设队。后一种办法经过天水、平凉、定西等地区采用，已证明是解决农业、水利建设之间劳动力矛盾的好办法，甘肃省已决定普遍推广。

第4版()专栏： 新疆增产牲畜五百万头 细羊毛为毛纺工业提供了优良原料 伊犁马焉耆马每年大量供应农业区 新华社乌鲁木齐5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种牲畜的总头数，已大大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自治区畜牧厅根据最近的材料估计，今年年底各种牲畜总头数可达二千一百多万头，比新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42年，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头）增加五百多万头。 各种牲畜的迅速发展，使畜牧业经济在新疆整个国民经济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八年来仅毛绒一项就生产了一百万公担左右；用来出口的主要畜产品，占到了自治区出口总值的60％以上。著名全国的新疆羊所产的细羊毛，为我国毛纺工业提供了高级原料，用这种毛织成的上等毛哔叽，质量很好。几年来自治区绵羊改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全区拥有新疆羊和改良绵羊一百多万只，每年可产细羊毛和杂种羊毛一千二百多吨。为了进一步满足国家毛纺工业原料的需要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今年自治区还计划改良绵羊一百四十五万只，比去年增加60％以上。 由于伊犁马和焉耆马的繁殖增加，每年都有大量牲畜外调支援农业生产。几年来支援山东等地的伊犁耕马就有数千匹。 八年来，在天山南北新建了五十五个地方国营牧场和生产部队牧场，共有牲畜一百一十八万头。这些牧场在培育繁殖优良品种方面有了显著成绩。各地方国营牧场培育出来的新疆羊已经有三万多只推广到新疆各地及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对提高绵羊质量起了重大作用。

第4版()专栏： 社会主义金融网遍及城乡 五年发放农业贷款六十八亿元 新华社5日讯　我国金融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巨大发展。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拥有两万个分支机构，加上农村的十万个信用合作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金融网。它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有力工具。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总数达六十八亿元，约合九百七十亿斤粮食，按全国农户总数计算，平均每户贷款五十六元多。农民得到这笔贷款，比私人借贷要少付利息十七亿四千万元。为了支持农业合作化，国家银行在1956年就发放了贷款三十一亿元，其中发放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助四千多万户贫农和下中农缴纳了入社股份基金。另外发放给农业社的十亿四千万元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贷款，帮助农业社兴建了水利工程，购买了生产资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要求的每乡一个信用合作社的任务，已经提前一年在1956年实现。1956年全国农村已有信用合作社十万个，入社农户达九千六百一十八万户。目前信用社拥有股金和存款十三亿多元，放款累计达二十七亿多元。这个群众性的金融组织，几年来配合国家银行帮助贫困农民克服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基本上消灭了农村的高利贷剥削，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有力助手。 支持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国家银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银行把它的贷款的65％贷给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支持它们实行统购统销，收购工农业产品，掌握物资，稳定市场，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力量，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1956年，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高潮，这一年国家银行对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贷款比1955年增加了两倍多，支持它们扩大生产和商品流转，促进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一步巩固。 几年来，国家银行在资金上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预计到1957年底，银行对国营工业的贷款将比1952年增加二点八倍。 为了动员群众资金，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了储蓄业务。今年6月底，城市人民储蓄在银行的款项达到二十四亿八千多万元，比1952年底增加两倍多。 国家银行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有计划地组织和调剂货币流通，使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每年适应季节性需要，上半年组织货币回笼，以稳定市场，下半年投放货币，支持国家收购；在1955年发行了新的人民币，消除了解放前长期通货膨胀的残余影响，为有计划地组织货币流通奠定了基础。

第4版()专栏： 新藏公路建成 据新华社叶城5日电　世界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已经建成，一批试线汽车在最近几天由新疆的叶城陆续抵达西藏的噶大克。 新藏公路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叶城起，越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到西藏高原阿里地区的噶大克止，全长一千一百七十九公里。这条公路有九百一十五公里在拔海四千公尺以上，在拔海五千公尺以上的线路就有一百三十公里，最高点拔海五千五百公尺。 满载的试线汽车的行驶速度平均每小时在二十公里以上，从叶城到噶大克全程只需五天。 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之间有几百公里过去不但没有路，也从来没有人迹。解放以后才组织了骆驼运输队往来新疆和噶大克之间，走完这段路程需一个多月。新疆公路部门在人民解放军和一些维吾尔族、藏族人民的协助下，大力进行勘查以后，在1954年找出了这条路线。从去年3月开始施工，到目前为止，经过十九个月，修成了这条横跨昆仑山和西藏高原的世界最高的公路。

第4版()专栏： 轻工业产品与日俱增 四年来，全国平均每人得到棉布一百一十六尺，食糖十一斤；每三人两双胶鞋、一支金笔钢笔；每四百人一辆自行车。 据新华社5日讯　今年全国人民从轻工业方面得到的消费资料总量，预计可以比1952年增加79％以上；其中纺织品增加33％，食品增加一倍，日用品增加81％。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轻工业生产部门供给人民的消费资料是相当可观的。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半，全国六亿多人口平均每人得到的棉布是一百一十六尺，食糖十一斤，食油十六斤，盐八十四斤，机制纸九斤，胶鞋平均每三人两双，金笔钢笔每三人一支，自行车每四百人一辆。 这个水平已经大大超过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36年是我国战前轻工业生产水平最高的一年，那时全国人口只四亿七千多万，那一年平均每人从轻工业方面得到的棉布只二十二尺，比五年计划前四年半平均每人每年少四尺，食糖一点八斤，比五年计划前四年半平均每人每年少零点六斤。当时，大量的轻工业品需要从国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广大劳动人民很难享受得到。现在由于国产轻工业品增加、人民购买力提高等原因，去年只是销到农村去的布匹就有一百亿尺以上，平均每人消费二十四尺；销到农村的胶鞋是三千六百三十九万双；销到农村的食盐比1949年增加59％，食糖比1949年增加五倍。解放以前许多农民全家只有一条被子，有的甚至一家几口只有一条裤子。这种状况，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轻工业部门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五年计划期间还试制成功了成千上万种新产品，花色品种也有很多改进。单是纺织工业在五年内就试制成功了一千多种新产品。除了各种棉布、绸缎、呢绒以外，还有非常漂亮的针织品、花头巾、手帕等。现在，只是上海生产的印花布就有两千多种，像“红牡丹”、“春花满地”、“小玫瑰”等许多花布图案，都是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的。印染厂的职工还改进了印染技术，使布的花色更加鲜艳美观，印染的坚牢度也提高了。一般浅色花布已经做到全部不褪色。 在日用品和食品方面增加的品种更多。有专门为野外勘探人员制造的蔬菜、水果罐头。农民反映过去生产的热水瓶在田间干活时不适用，装水不多，又容易跌倒，上海的工厂就试制了一种八磅的矮胖型热水瓶，深受农民欢迎。各少数民族也从轻工业方面得到了许多特殊的生活用品。如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用的苏式搪瓷焖锅、鸭嘴壶，蒙古族人民用的牛奶桶、蒙古碗、龙花面盆，以及各种民族服装、帽子、靴子等。天津还试制了适于骑马用的藏式雨衣，和专供回民用的清真牙膏等。 近年来轻工业部门还生产出了许多高级消费品。过去我国只能修配的手表，现在上海和天津都已经试制成功。钢琴、收音机等现在也都能独立生产。 这几年来，我国轻工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从1953年到现在，已经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的新建、扩建的糖厂、纸厂和纺织厂就有五十二个；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是：糖四十三万六千吨，纸十五万四千吨，纱锭一百六十七万枚。轻工业部门的职工在生产中做了很大的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今年上半年和1952年比较，每纺一件纱用棉量减少了五点五二公斤，每吨纸用浆量减少了六十一公斤，大豆出油率提高了1.77％。因为原料消耗量减少，五年来依靠节约而增产的消费品也占了相当数量。

第4版()专栏： 我国无线电工业上的新成就 规模庞大的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厂昨日正式开工投入生产。这座工厂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下建设成功的。下图：现代化的热浸渍处理设备。　　　　本报记者　纳一、相友摄

第5版()专栏： 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轰动全世界 人造卫星的连续讯号 北京电台收听得很好 新华社5日讯 北京新华社的强力收讯台的收讯机在今天北京时间十九时一刻收听到了苏联发出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用无线电发射机发出的连续讯号，这种讯号是根据塔斯社公布的周率（两万零五千周）收听到的。 第一次听到的是从十九时一刻到十九时五十六分，第二次是二十时三十六分到二十一时十九分，第三次是二十二时十五分到二十三时零一分。音量最大的时间每次均为五分钟左右，在第二次的收听时间内讯号最强的是在二十一时整到二十一时零五分，第三次收听时间内最强的时候是在二十二点四十分到二十二点四十七分。 按照此间收听者的计算：每次听到的时间均为四十五分钟左右，约为人造卫星绕地球运动的一半时间。

第5版()专栏： 人造卫星经过世界各大城市时间 新华社5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0月5日电：10月5日莫斯科时间十二时四分，人造卫星在南纬二十八度、东经二十四度，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带出现。 从10月5日一点四十六分人造卫星经过莫斯科一带时开始计算，人造卫星已经绕地球大约六周半。按照经校正后的数字，人造卫星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是一小时三十六分十二秒。人造卫星的无线电发报机连续不停地工作，其频率是二万零五兆赫和四万零二兆赫，波长各为十五公尺和七点五公尺。 人造卫星在欧亚大陆各城市上空出现的时间（莫斯科时间）如下：10月5日广州：十七点四十一分马加丹：十七点五十二分加尔各答：十九点十六分乌兰巴托：十九点二十三分卡拉奇：二十点五十四分阿拉木图：二十点五十八分巴格达：二十二点三十二分10月6日雅库次克：零时二十五分布拉格：一时四十九分里加：一时五十一分莫斯科：一时五十二分奥斯陆：三时二十七分仰光：五时二十八分万隆：五时三十五分 列宁格勒：六时四十九分 孟买：七时三分 大马士革：八时三十四分 曼彻斯特：十时五分 巴黎：十时六分 罗马：十时九分 人造卫星通过美国的时间如下： 10月5日 哈利法克斯：十四时五十二分 底特律：十六时三十分 华盛顿：十六时三十一分 为便于天文学爱好者和无线电爱好者进行观察，人造卫星的准确座标将由特别公报经常发表。 数十个广播电台，六十六个光学观测站和大批无线电爱好者都将对人造卫星进行观察。

第5版()专栏： 美国科学家说 苏联开辟了科学新纪元 新华社5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著名科学家劳埃德·贝克纳4日说，苏联放射出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为“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贝克纳是正在这里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会议的副主席和卫星计划的美国报告人。他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参加会议的各国科学家，并且向苏联科学家们祝贺。这个说明苏联在放射人造卫星方面已经胜过美国的消息，使许多美国科学家大吃一惊。 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在苏联大使馆为此举行的招待会上说：“我对他们在短短的准备时间内——显然不会比我们长——取得这一成就很感惊奇，我认为这是他们方面非凡的成就。”他又说：“这真不可想像，如果他们能够发射这样的卫星，他们就能发射更重的。” 美国卫星技术小组主席理查德·波特尔博士说：“这是在科学上出类拔萃地前进了一步。”有人问，美国打算在什么时候发射它的卫星，波特尔回答说：“谁知道，也许在两个月内，也许是一年。” 美国天文学家海内克博士已经命令由一百多人组成的观察队寻找和追踪这个卫星，他说：“我们希望同苏联人合作，以便获得已有的材料。他们一直对我们很好，告诉我们关于跟踪这个卫星的频率和其他情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第5版()专栏： 美英等国无线电公司 收到人造卫星的讯号 新华社5日讯　苏联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美英等国无线电公司都已经收到了这颗人造卫星上发出来的讯号。 纽约市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电讯部在5日格林威治时间零点七分钟第一次收到了人造卫星的讯号，这种讯号一直延续了二十三分钟才消失。这种讯号的声音长零点三秒，有同样时间的间歇。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日收到了美国亚尔西埃无线电公司记录下来的这颗人造卫星的讯号后，立刻停止了它的正常广播节目，把人造卫星的讯号“噼”、“噼”的声音广播出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广播了这种讯号。 英国广播公司总公司在5日格林威治时间零时五十分钟宣布，它设在肯特郡的收听站按照苏联公布的波长，收到了人造卫星的讯号。这个广播公司的一个工程师说，他们首先在二万零五和四万零二兆赫的频率上听到了巨大的天电干扰声，接着就听到了正如苏联莫斯科电台所说的每隔零点三秒钟发生一次的断续的声音。声音的音调有点变化，当人造卫星远离电台的天线时，讯号就逐渐消失了。 英国路透社在伦敦附近的无线电台也收到了人造卫星的讯号。他们说，这种讯号有些像莫尔斯电码中的“长划”。 葡萄牙里斯本的邮政局无线电台5日也收听到了人造卫星的讯号。

第5版()专栏： 英国科学家表示 苏联技术高超不容怀疑 新华社5日讯　关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是今天早上英国报纸上最轰动的消息。 英国星际协会副主席加特兰德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是“走向洲际旅行的第一个确定的步骤”。 另一个英国天文学家洛威尔说：苏联在发射人造卫星方面“不仅比美国早了好几个月，而且对于英国人来说也是太快了”。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一个英国科学家马赛教授说，他对于苏联这项宣布感到很惊奇，但是，“当我想一想时，就不那么惊奇了。对俄国的技术高超是不容怀疑的。”他说，他对苏联的成就有深刻的印象。 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电台今天都收听到了来自苏联所发射的人造卫星上的无线电讯号，其中包括巴黎的法新社电台、汉堡的德意志新闻社的电台以及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电台。

第5版()专栏： 日本科学家看到卫星 认为苏联已经超过美国 新华社5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科学家们今天认为，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是在科学方面对美国的又一次胜利。日本著名科学家原田博士说，美国过去就担心苏联在发射人造卫星方面超过美国。现在苏联已经做到超过美国了。 天文学家、东京天文台负责人宫地政司博士说，从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的大小看来，可以说苏联在科学领域方面已经完成了载诸史册的功绩。 据最新的消息说，日本科学家已经看到了苏联的人造卫星。日本广播公司今天宣布，它已经收到了苏联的人造卫星所发出的无线电讯号。 日本各报今天晚间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的消息，这些消息使得各报不得不缩小刊登日本首相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的消息的版面。

第5版()专栏：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观看苏联芭蕾舞“天鹅湖” 新华社5日讯　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今天晚间观看了苏联国立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艺术家们在北京表演的“天鹅湖”。 在演出休息的时候，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芭蕾舞团的负责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在接见的时候，芭蕾舞团的负责人代表新西伯利亚人民，向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献了礼品。 演出结束以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陪同，登上舞台同苏联艺术家们会见，并同他们一起照了像。

第5版()专栏： 郭沫若设宴欢迎和平友人 并接见了北海道和平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天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欢迎在北京访问的阿根廷、锡兰、日本、罗马尼亚四国的和平人士。 现在北京的朝鲜、新西兰、墨西哥、泰国的和平人士也应邀参加了酒会。 出席酒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李德全、许广平和其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 新华社5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天下午接见了以井上善十郎为首的日本北海道和平代表团。 接见时，郭沫若同日本客人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接受了客人赠送的礼物。

第5版()专栏： 十月革命支持和鼓舞着我们 斯坦鲍利奇团长向我国人民告别 据新华社广州5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昨晚在广州谈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说，十月革命“给其他国家以支持和鼓舞力量”。他说，中国、南斯拉夫联邦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斯坦鲍利奇主席昨天是在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举行的宴会上这样说的。 斯坦鲍利奇在宴会上说：每一个访问过这个有六亿人口国家的人，总是要把自己的一部分东西留下来，把别国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去。假如说我们代表团留下东西，这就是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这个友谊是在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铸成的。我们带回去的是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形象，是中国人民在1949年为取得政权而胜利进行英勇斗争的形象，我们还要带回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印象。他说：南斯拉夫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成功地解决一切面临的问题。他祝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 彼得·斯坦鲍利奇主席和他率领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已经在今天乘火车离开广州去香港，继续到印度、埃及等国访问。

第5版()专栏： 瓦罗上校在北京举行招待会 庆祝印度尼西亚建军节 据新华社5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武官瓦罗上校暨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军十二周年纪念日。 瓦罗上校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叙述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创立和成长的光辉历史。他着重地说，对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说来，从荷兰殖民帝国主义者的魔爪中将西伊里安解放出来，这个意志一向是很坚定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讲话说，我们两国军队在过去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有着共同的经历，现在又同样地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因此我们相互同情而日益增长着深厚的友谊。 出席今天招待会的有萧华上将、刘亚楼空军上将、王宏坤海军上将、萧向荣中将、王秉璋空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军官等四十多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人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第5版()专栏： 赛扬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指出 劳动者当前任务是加强国际团结 新华社来比锡5日电　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在4日在来比锡开幕的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了报告。 赛扬指出，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十二年以来，在国际范围内达到了工会组织上的统一。赛扬强调指出，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全世界劳动者为保卫自己的最迫切的要求而进行最有效的斗争，援助各国的劳动者和全体人民争取民主、民族独立和和平的斗争；加强各国劳动者的团结。赛扬在谈到整个国际形势的时候，叙述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人民力量的壮大。 在谈到德国问题的时候，赛扬说，美国、英国、法国的统治集团所以执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武装西德国防军的政策，是为了把西德的领土变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基地。 赛扬接着说，世界工联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一贯站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的一边，在保卫他们的民主和社会权利以及日常切身要求方面给与他们最大的援助。赛扬在这方面指出，由于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在继续，要求世界工会运动采取积极行动，以求达到制止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军事冒险和承认他们的民族独立权利的目的。赛扬指出，为了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代表大会应当号召建立声援阿尔及利亚劳动人民的国际工会委员会。 赛扬接着举出了许多具体材料，证明从1953年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只是给垄断资本带来了利益。 赛扬在谈到各国工会运动发展情况时向大会代表们说，1957年已经有一亿六千多万男女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最近几年内，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其它国家工会的会员人数大大地增加了。 赛扬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他列举数字来说明，按人口平均计算主要产品生产量是在不断增长中。他还列举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工资增加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事例。 赛扬接着说，全世界劳动者和世界工联都以愉快的心情欢迎南斯拉夫工会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工会以及参加世界工联的资本主义国家全国性工会恢复友好的兄弟关系。 赛扬的报告的最后部分说，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建议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告各国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号召书，并建议它们彼此开始协商，共同来拟定和起草可以为各国工会组织接受的最低行动纲领的内容。这一最低行动纲领应当保证国际工会运动的一致，以求保障劳动者的迫切需要和为促进世界工会运动中各种力量的团结准备条件。

第5版()专栏： 怎样更有效地完成当前建设新任务 诺沃提尼号召开展全民讨论 新华社布拉格5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最近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做主要报告时说，这次全会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新任务问题展开全民讨论进行准备。 他说，我们决定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希望更广泛地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所产生的今后的任务，和希望揭露阻碍我们更加迅速、更加顺利前进的缺点。 诺沃提尼说，明年上半年将召开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确定党今后的路线。因此，即将展开的全民讨论的政治意义就更加重大。 诺沃提尼谈到了在举行捷共全国代表会议后的一年半中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国民经济方面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要求在管理工作的组织方面以尽可能好的方法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死板的集中制必须取消，地方机关的权限必须不断扩大。不过，在国民经济方面寻求更有效的管理方法决不意味着脱离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诺沃提尼指出，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就，但是，党从来没隐瞒过存在的缺点。因此，在讨论过程中，必须更广泛地讨论像节约原材料、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完成机器制造企业的计划、改进运输业、建筑机构、贸易企业工作等这样一些问题。 诺沃提尼还谈到了农业方面的成就，他说，在今年1月1日到9月15日期间，全国新成立了二千五百六十四个统一农业合作社。截至9月15日，全国总共有一万零七百三十六个统一农业合作社。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成分已经拥有全部可耕土地的60％。而在今年上半年小商品生产方式还在农业中占优势。他说，目前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每天都在增长和巩固。因此我们能够指望，党代表会议关于农业合作化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指示必定要完成。 在谈到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时，他指出，最近一次降低零售价格给居民带来了约十八亿克朗（捷币）的利益。一部分劳动者的工资在一年中总共提高了七亿二千万克朗。今年上半年居民的优抚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七亿多克朗。 诺沃提尼还谈到了加强民族阵线各级组织以及群众团体的工作的问题。 诺沃提尼最后说，我们党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从来都是面向人民，坦率地向他们说明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的。这特别表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不仅欢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根据这些决议为我们的工作做出了结论。我们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因为它是妨害国际革命运动团结一致的主要危险。我们一直在有系统地克服教条主义的表现；我们的全部实践就是努力支持我们社会中把革命理论用来创造性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新的创造精神。

第5版()专栏： “直言”周刊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波兰党中央认为应予停刊 据新华社华沙5日电　波兰通讯社在4日发表一项公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考虑了报业管理总局作出的勒令“直言”周刊停刊的决定，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书记处已经知道了编辑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编辑部的人员大多数是党员。 书记处说，“直言”周刊的编辑部——包括一些党员在内——许多个月来一直在进行反对执行党的主要机构所通过的决议的活动，采取一种无益的、消极的态度，用错误的观点来叙述我国的实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散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的怀疑，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宣扬资产阶级观点。 尽管党中央的代表费了许多口舌和作了许多警告，“直言”周刊编辑部和其中的党员的活动不仅没有什么改进，反而变本加厉起来。一个能够说明这一点的特别明显的证据是在9月份付印的一期“直言”周刊，这一期的内容以一种非常嚣张的和挑衅的方式攻击党和政府的政策，荒谬地和失实地叙述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局势，鼓吹与社会主义十分不相容的观点。 党中央书记处考虑了这一切情况，认为报业管理总局作出的勒令“直言”周刊停刊的决定是正确的，已建议党中央检查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对“直言”周刊编辑部的党员采取党的组织处分。

第5版()专栏： 统一团结是全世界工人的共同要求 杨重光 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定于10月4日至15日在民主德国来比锡举行。这是全世界工人广泛团结的大会。中国工人像全世界各国工人一样，怀着兴奋热烈的心情，迎接这次大会的召开。 世界工会联合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积极为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工人的民主权利、保卫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斗争，它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 现在，离开1953年10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有四年了。在这一时期里，世界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各国工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斗争愈来愈高涨，他们对于垄断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作了英勇的斗争；在民族独立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工会在巩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我们还看到很多国家的工会统一运动有了新的进展，各国工会之间的友好联系日益加强，区域联合的趋势正在发展，主张国际工会统一和合作的工会组织日益增多。这些都说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里，工人斗争的目标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反对垄断资本，反对殖民主义，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生活。世界工会联合会在这一时期，做了很多工作，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贡献。 但目前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极大地阻碍了工人的斗争，使各国工人的斗争不能有意识、有计划地配合，这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有组织的工人共一亿六千六百万人，他们分别加入四种工会组织：加入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有八千八百万人；加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有五千五百万人；加入国际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有三百万人；加入各个独立的工会组织总数约有二千万人。 目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会员有八千多万人，约占全世界有组织的工人数目的一半。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是全国团结一致的，会员人数占全体职工人数的80％到90％以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不很普遍，发展也不平衡，会员人数一般只占全体工人总数的25％到35％，个别的到50％。在全世界三亿二千多万工人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只有一半左右。 由于工会组织的分裂，大大便利了垄断资本对工人的进攻，使工人们在垄断资本面前处于严重的劣势地位，工人的权利就会遭到严重的侵犯。譬如，在意大利，1944—1948年间，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曾经达到空前的统一。1944年，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签订了“工会统一宪章”公约，这个公约直接促成第二年意大利总工会的成立，造成了意大利数十年来第一次工会统一的局面。会员人数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工人也得到很多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利益，如签订了一些全国性的合同，“按物价调整工资”的制度也是这时期内获得的。但随着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实行，美帝国主义勾结意大利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会的统一。1948年和1949年，意大利总工会内的天主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成员，以各种借口退出了意大利总工会，另外建立了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意大利总工会虽然受到攻击，在全国工会的力量对比中仍旧保持了优势。 工会的分裂给意大利劳动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利润和工资的差别性愈来愈大。据统计，从1948年到1956年上半年，也即是工人运动分裂的时期里，资本家的利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又据意大利银行的年度报告，从1950年到1955年，这家银行的纯利平均增长86％。意大利十二个大工业垄断资本家的利润，从1948年到1955年增长了439％这样惊人的数字。在同一时期，意大利工人的实际工资仅增加了19％，而且是用残酷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意大利劳动人民的贫困化，还表现在经济虽然上升，但仍保持着二百万全失业工人和二百万半失业工人这样庞大的失业后备军。 从意大利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运动的分裂给劳动人民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垄断资本家正是利用工会的分裂加紧压榨工人，获取巨额利润，工人只有深受其害。因此，统一团结就成为全世界工人的群众性的迫切要求。 怎样才能达到国际工会的统一团结，这正是这次大会讨论的主题。 目前，各国际和国内工会组织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政治倾向的不同并不就是说这些工会组织不能进行统一行动。由于各国工人在基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点，如在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改善工人生活保卫工会权利、改善劳动条件等问题上很多工会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甚至相同的。只要我们善于找寻这些共同点，在这个基础上达到团结，就完全是可能的。 最近这一时期，各国工人的斗争情况说明，只要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会，以相互尊重、友好协商的态度，通过这种求同存异的方法，来达到国内或国际工会的团结，是能够做到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法国工人自从今年春天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获得了重要胜利，其中有好几次罢工都是各派工会统一参加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五十万交通运输工人在4月17、18日举行的四十八小时大罢工，罢工由法国总工会和天主教劳工联合会首先创议，“工人力量”工会在工人群众压力下也最后参加了。罢工的主要要求是增加工资。这次罢工表现了广泛性和团结性。由于法国政府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每天的战争费用约十亿法郎，造成国内经济的极大困难，物价不断高涨。法国政府一面提出缩减民用财政开支和增加税收方案，一面又搬用所谓“工资与物价互为因果的规律”欺骗工人，说提高工资物价即上涨，来应付法国工人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的要求，这遭到各派工人的反对，因而这次罢工反映了各派工人群众的意见，工会的政治倾向不同，但在行动中统一起来了。 各国工人的统一团结，今天所以愈来愈迫切，还因为垄断资本对工人的进攻日益猖狂。西欧的垄断资本正以超国家的联合来对付本国和殖民地国家的工人。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欧洲共同市场，都是垄断资本家以国际的联盟来对付各国工人的手段，它的反动性十分明显，这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警惕。 反对试验和使用核子武器的口号，成为各国工人的共同要求。日本加入各派工会的工人，在这个共同要求下，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工会的推动下，日本反对原子弹和氢弹运动已成为全民性的运动。英国工人反对核子武器的斗争也有新的发展。 在民族独立和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成为这些国家工人的共同要求。在英、法、以侵略埃及期间，埃及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工人以坚决的行动支持纳赛尔政府保卫阿拉伯国家民族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动。埃及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年来有了很大发展，在埃及工会联合会周围，已团结了七十五万会员。阿拉伯各国工人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去年3月，有六个阿拉伯国家工会参加的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成立了，这在阿拉伯国家工人运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非洲腹地，今年1月16日到19日召开了包括法属西非洲、赤道非洲、多哥和喀麦隆各派工会（除“工人力量”工会以外）参加的柯多诺会议，在这个会上宣告了黑非工会总联合会的诞生，这对法属非洲工人运动的开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尽管政治制度不同，由于各国工会相互尊重，团结友好，求同存异，彼此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自1954年以来，应邀到我国访问的各国工会代表团，共有二百三十二个，一千六百一十七人，代表了五十九个国家。单是今年应邀参加我国五一观礼的外国代表团，就有来自三十七个国家八十五个工会组织的二百零三个代表，这些代表包括了各种政治倾向。1954年来，我国工会也派出了一百一十一个代表团，六百零六人到二十六个国家访问。通过这些相互访问，中国工会与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地区的各派工会组织，建立并加深了友好关系，从而也推动了国际工会统一团结的发展。 马克思在1848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向全世界工人发出响亮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在今天是具有多么大的现实意义啊！统一团结是全世界工人的共同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以自己的努力促进国际工会的统一团结，只要全世界工人共同努力，国际工会团结的目标是一定会达到的。

第5版()专栏：资料 人造地球卫星 苏联在10月4日发射出了全世界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这个震动世界的消息标志着科学发展的又一新纪元的开始，标志着人类已经迈出了进入宇宙空间的第一步。这再一次证明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苏联火箭理论和星际飞行方面的伟大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早在上一世纪就第一次提出了人类征服宇宙空间的原理。他在1895年发表了人造卫星的图样，提出以人造卫星为宇宙航行的中途基地向月球和其他星球发射火箭的主张。 以后的六十年间，苏联、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对人造卫星作了进一步研究，并且作出了许多种人造卫星结构及其发射的设想以及具体设计工作。波兰也在今年9月开始设计载人的人造卫星。 在筹备第三届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决定发射人造卫星，以配合科学研究。现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已经在天空运行了，而美国设计的比苏联的小而且轻得多的人造卫星（苏联的人造卫星直径为五十八公分，重八三点六公斤，美国的预计直径约五十点八公分，重九点七公斤），据宣布还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发射出去。 人造卫星的发射有助于精密地测量地球的大小和形状，测定地球上各地区的不同密度，研究地磁的分布和变化，在广大面积上长时间连续测量高空气象情况，测定高空的大气密度，研究对无线电通讯有重要意义的电离层，在高空中研究各种宇宙射线，收集关于流星，宇宙尘的资料，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时间会相对缩减的理论加以进一步实证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地球的了解，更有把握地掌握天气变化，而且可以收集未来星际航行所必要的各种资料，为人类跨入宇宙空间开辟道路。 一般认为，人造卫星将采用多级火箭来发射。第一段火箭把人造卫星送到离地面数十公里高处，燃料用完，即脱落下来。第二段的燃料开始燃烧，在把人造卫星进一步送到二、三百公里高空后，也随即脱落下来。上段火箭依靠惯性继续上升，到上升到最高点时，最后一段火箭里的固体燃料突然爆炸，把人造卫星推出来，使它达到每秒钟八千公尺的第一宇宙速度，这样，它所产生的离心力就足以同地球的引力相平衡，可以像月亮一样绕地球旋转。人造卫星的运行轨道是椭圆形的。由于大气高空仍然有极稀薄的空气，人造卫星将因空气阻力而降低绕地球运行的速度，而逐渐进入愈来愈密的大气层里。最后像陨石那样烧掉。据估计，人造卫星运行轨道离地面最近距离如为五百公里，就可以存在一年左右，如果是三百公里，只能存在十五天。 苏联发射的这个人造卫星在每天黎明和黄昏的时候，可以用普通望远镜看到，人造卫星上发报机发出的讯号，业余无线电工作者也可以收到。由于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地球内部质量的分布也不均匀以及大气层阻力的影响，人造卫星的轨道并非严格的椭圆形的，会有许多不规则的摄动。这些摄动是很重要的资料。因此苏联不仅建立了许多拥有最新设备的人造卫星观测站，而且还组织了大量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一般群众进行观测，以便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人造卫星运行的资料。 在第一批人造卫星发出以后，将跟着出现载人的人造卫星，有人的星际站，最后是星际飞船。苏联的科学家们已经论证了把人造地球卫星变成月亮的卫星的可能性，提出了飞往月亮、金星、火星的方案。当人类掌握了第二宇宙速度——每秒十一点二公里的时候，这些方案就可以实现。许多科学家认为，在最近十年内就可以建成第一座星际站，而不载人的火箭飞往月亮大致可在1960年到1965年实现，飞往金星和火星可望于1962年到1967年实现。当人类掌握了第三宇宙速度——每秒十六点五公里的时候，人造星体就能离开太阳系飞往别的恒星系去了。　　　（新华社）（附图片） 人造卫星的公转示意图 人造卫星的三级火箭的发射准备示意图

第6版()专栏： 叙外长指斥西方国家造成中东危机 表示叙利亚有权建立国防对付侵略 舒凯里强调他在联大的发言符合沙特阿拉伯政策 新华社5日讯　纽约消息：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4日再次指责西方国家阴谋干涉叙利亚内政。 比塔尔在联合国记者协会举行的一个宴会上说，某些西方政府的官方人士目前正在发动诽谤叙利亚的运动。这些政府对叙利亚施加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但是叙利亚拒绝外界对叙利亚内政的任何干涉，并且正在设法阻止某些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压力、威胁和讹诈在中东地区建立或者扩张势力范围。 比塔尔说，阿拉伯世界各国竭力反对这种概念：除非等到它们接受这个或那个大国的“保护”后才能享有安全。它们认为，笼罩今天中东局势的那些危机的基本原因无疑在于，某些西方国家坚决不愿意接受现在已经摆脱西方帝国主义枷锁而想独立和自由地生活的阿拉伯国家的无可避免的演变。因此大国必须永远放弃帝国主义的陈旧策略，永远放弃使用压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侵略的方法，这样才可以实现以联合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理想局面。 比塔尔驳斥了所谓叙利亚已经变成“苏联武器的军械库”这种诽谤言论。他说：叙利亚有权建立自己的国防，用以对付真正侵略的危险。 他还说，叙利亚不能接受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提供武器或者经济“援助”附有政治条件。 谈到他是否打算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的问题，比塔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将在今后数日内决定。他说，叙利亚将追随导致和解和谅解的任何行动，然而美国并没有向他发出会见杜勒斯的任何邀请。 据新华社5日讯　纽约消息：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舒凯里4日对记者强调说，他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抨击西方企图干涉叙利亚内政，“是作为他的政府的代表发言的。他的发言反映了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政策。” 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的一个高级官员也说：“可以明确地说，舒凯里先生向大会所讲的一切是完全符合于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政策的。” 舒凯里对记者的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院这种胡说，就是他在联大的发言似乎并不代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意见。据报道，自从舒凯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后，美国官员感到“非常不安”，这些官员对这个发言公开表示“遗憾”，因为这个发言支持了叙利亚，并且不认为西方有任何干涉叙利亚的权利。消息说，美国政府怀疑舒凯里的发言并不是反映沙特阿拉伯国王的意见，并且为此训令它驻吉达的大使馆设法得到对舒凯里的发言的“澄清”。 同时，美国报纸也对舒凯里的发言感到不安，并且继续加紧反叙利亚的敌意宣传。“纽约邮报”记者拉希从联合国总部发出的消息说，根据许多外交人士的看法，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意味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破产”。“纽约时报”说，舒凯里的发言更明显地重复了沙特国王及其他阿拉伯领袖在大马士革会议上说过的话。

第6版()专栏： 雅加达庆祝印度尼西亚建军节 苏加诺号召军人执行协商会议决议 据新华社雅加达5日电　今天早上，雅加达隆重地举行了庆祝印度尼西亚国家军队建军十二周年的阅兵典礼。 苏加诺总统在朱安达总理兼国防部长和三军参谋长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军部队。一队轰炸机和喷气机飞临雅加达市上空，接受了检阅。 苏加诺总统在检阅完毕后发布了命令。他号召军人们执行全国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处理军队问题的七人委员会将来作出的决定。苏加诺总统重提他在十二年前发表的演说，要军人们遵守宪法，不过问政治。 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也在今天发表了文告。他要军人们提高警惕，因为国内外有人企图利用印度尼西亚内部的争端来进行扰乱。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正式建立于1945年10月5日，最初称为人民主权军，后来改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军，最后改编为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军队。

第6版()专栏： 抗议法军不断侵犯边境 突尼斯人民总罢工总罢市 阿民族解放阵线声明在取得独立前不同法国谈判 据新华社5日讯　突尼斯消息：突尼斯全国人民4日下午响应突尼斯总工会和新宪政党的号召，举行了四小时的总罢工和总罢市，抗议法军不断侵犯突尼斯边境的侵略行动。 在突尼斯首都，所有的工厂都停止工作，商店、娱乐场所都关了门。市内交通停顿。政府机关也停止办公。数万居民在市中心区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举着旗帜，挥舞着拳头，高呼“法国人滚回去！”和“我们需要武器！”群众聚集在“独立广场”旁的法国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在突尼斯全境的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群众大会。 在这一天，突尼斯全境的十八万法国侨民和四万名法国驻军都不敢离开他们的住房和军营。 新华社5日讯　塔斯社巴黎4日讯：据法国报纸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机构最近发表的声明强调指出，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得到独立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阿尔及利亚同法国代表举行谈判的问题。声明说，“在接受这个先决条件以后，才可能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两个兄弟国家的参与下举行谈判，以便全盘解决所有的法国和北非之间的问题。”

第6版()专栏： 尼赫鲁同岸信介会谈 据新华社5日讯　东京消息：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上午同日本首相岸信介和外务相藤山爱一郎举行了为时两小时的第一次会谈。 藤山爱一郎在会谈后说，这次会谈是预备性的，并未讨论具体问题。参加会谈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说，尼赫鲁和岸信介在会谈中同意，印日两国首先应该努力促使停止核武器试验，以便消除美国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和印度应当调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分歧。

第6版()专栏： 美“海上供应公司”在泰搞特务活动 泰国当局斥其威胁国家安全 据新华社5日讯　曼谷消息：据泰国报纸报道，泰国新任警察总监沙越·山耶功在9月26日和27日向报界发表谈话时指出，美国“海上供应公司”在泰国秘密训练警察的活动肯定是非法的。 泰国警察总监认为，美国这个机构的各种行为严重地威胁了泰国的安全。泰国今后不应该再接受这个机构的“援助”。警察当局还将着手调查这个机构的活动。 泰国许多家报纸最近连续揭露了美国“海上供应公司”在泰国进行的非法活动。消息说，这个在名义上是商业运输公司、实际上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机构，早在几年前就和泰国警察当局订立了密约，负责以新式武器供应和训练泰国警察。9月间泰国陆军发动政变的时候，这个机构在曼谷的办事处曾经用数小时的时间来烧毁各种文件，并且借口享有外交特权，拒绝陆军方面的搜查。 据“泰报”9月27日援引一个从警察降落伞部队“黑虎营”逃跑出来的人员的话透露，在政变发生时，负责训练巴蜀府华欣县那黎萱“黑虎营”的美国人员曾命令他们向森林中移动，以便保存一部分实力。消息说，“黑虎营”的装备都是最新式的美国武器，其中有些武器不是警察所应该拥有的。 “暹罗群众报”9月30日透露，“海上供应公司”还利用自己的飞机，经常偷运鸦片、伪钞和金条等物来往于香港和西贡等地。

第6版()专栏： 在左翼右翼势力妥协下 英工党年会平平淡淡闭幕 会上对中国友好的情绪很强烈 据新华社布莱顿4日电　英国工党年会开会一个星期后，今天在这里闭幕。 在最后一天会议上，讨论了殖民地问题，并且许下了一些诺言。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答应在工党执政后将“在一定时期内”让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如果可能的话”，将使那些得到独立的前殖民地留在英联邦之内。 这次年会通过了比保守党较为积极的政策方针，但是，由于左翼右翼势力之间的妥协和工党领导操纵的结果，年会通过的某些决议显然不能满足代表们的要求，也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的要求。 年会猛烈抨击政府以制造失业和进攻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财政经济政策，但是没有能够提出任何解决国内严重财政困难的具体建议。关于国有化的决议是一个明显的实行妥协的例子，这项决议即使不是抛弃也一定会推迟真正的国有化。 年会通过决议要求取消房租法，但是并没有规定立刻采取具体措施来保卫受到房租法威胁的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外交政策方面，年会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会谈，在欧洲安全协定的基础上缔结五大国协定，和平恢复德国统一，裁减军备，发展国际贸易等。在氢弹问题上，年会要求英国政府争取达成停止氢弹试验的国际协议。在这方面，许多代表曾经要求由英国单方面停止试验和生产这种武器。但是执行委员会拒绝了这个要求。 会上对中国友好的情绪很强烈。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每当有人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代表们总要发出热烈的掌声。 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在致开幕词的时候说影响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中国被继续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但是她却又说台湾问题应当通过所谓公民投票的方法来解决。代表们对主席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的反应很冷淡。

第6版()专栏：外论摘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阴云在上升中 今年以来美国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并呈现不稳状态。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国内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余地区引起不安。这里我们摘录了9月份美英报刊上对美国经济发展趋势表示严重耽心的一部分评论。 9月3日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美国展望——今秋是否会有起色”的文章。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尔·塞缪尔森。文章说： 今春我曾指出，美国经济处于“静止”状态。此后，这种“静止”状态已呈现微微下降趋势。生产指数去年12月达到最高峰一百四十七，而在4、5月又下降到一百四十三，最近7月的数字则保持在一百四十四。钢的生产只达到生产力的80％。汽车工业在1957年不大好，只好坐待来年，希望1958年式样（汽车）一出会有起色。 许多耐用品的消费使制造商很失望。总的消费量仍旧很高。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用于消费方面的减少了不到7％。……1956年下半年时存货的增加非常迅速。今年第一季微有减少。生产指数的下降显然同这点有关。……经过季度调整，第二季度存货的积累的年率是二十亿美元。观察家们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出现了分歧。 有些人放了心，庆幸存货的积累没有增加到缓慢衰退的程度。另外一些人，如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则指出，人们有理由因存货的重新增加而不安，……因为这次存货增加的情况决不是自愿的——是由滞销形成的，而不是由商人想增加货底。 美国企业界和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对前途作出什么结论呢？意见分歧比平常更大。这样说是公正的。你会发现有一些经济学者预料，1957年后期和1958年初期会有温和的衰退。而最近华尔街所表现的弱点说明投资者同意这样的分析……。 9月16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以“消费者的心情——小心翼翼”为题发表文章，论述美国经济界人士对美国经济前景不安的心情说： 上周，有一个华尔街的投资者问他的经纪人：“他们在怎样谈论国家的经济前景？” “真有趣，”这个新近跑过很多地方才回来的经纪人说：“不管到那里，人们总是问我：‘华尔街的人们是怎样说法’？” 这个简短的谈话说明了最近几周来在美国企业中很多部门出现的不稳定现象。 在7月份的时候，企业界人士还到处在兴高采烈地谈论1957年第四季度的破纪录上升。但是现在，虽则全国各地的经理人员仍然抱着乐观态度，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已在减退。……一小部分人甚至预期1958年初会有一次下降。证券市场的波动就反映了所有这种不稳定状态。那里在两个月内就把从2月到7月（股票价格）上涨的数字抹掉了64％。……… 使许多企业界人士最苦恼的是，当他们展望将来时，看不见从那里会出现下一个对商业的大刺激……。 所有的（商业）专家们都在注视着消费者；特别是在看他们对汽车业的1958年型汽车的反应。……一些汽车制造商在观望那些经销商怎样把他们大量存积的1957年型汽车（目前是八十万辆，一年前是五十万辆）出清。……而买汽车的人对新汽车平均涨价一百美元的事将怎样反应，是汽车商们目前所考虑的两个大问题之一……。 9月7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一篇华盛顿通讯，题为“在高度水平的通货紧缩”。通讯说： 目前使相当多的经济学者、企业主和证券市场的投资人为之困恼的对衰退的担心，似乎比两年来每隔六个月就会出现的那些担心，具有更可靠的经济证据。依据对总的需求中的各种因素的估计，似乎没有哪一项（需求）将会上升，而有一、两个重要项目还肯定会下降。最重要的和可以肯定的一个变化就是国防费用开支的年率将由今年春天的四百一十五亿下降到明年第一季度的三百八十亿。……预测家还看不到任何可以弥补这一下降……的东西。资本投资的繁荣已经停止上升，这点现在已变得十分清楚。唯一的问题是，在4月到6月这个季度中（资本投资）所达到的三百七十亿美元的年率在今年下剩的时期中能否保持还是会轻微下降。房屋活动已经停止下跌，但是没有人期望最近在政府放宽抵押保险条件后，至少在6个月内会有多么大的刺激效果。……人们最后所寄托的地方只剩下制造业和商业的购进存货；……可是虽然整个经济是处于蔓延的通货膨胀下，工业却没有增加它的存货。 剩下来的就只有政府的国防费以外的开支和消费者支出……。由于目前的节约运动，联邦政府用于非国防目的的货物和劳务的购进……最多也只能维持1957年头六个月的水平。至于消费者，那正和通常一样，仍是一个疑问。尽管他们的收入在上升……但是消费者的购买量，在除去价格上涨因素以后，第二季比第一季并没有什么增加。…… 9月11日英国“泰晤士报”以“美国的喷嚏”为题发表社论。其中说：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躲过美国经济在健康方面的任何一点失调所引起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当美国打喷嚏的时候，世界其余部分就要害肺炎了。目前这样一种失调正被认为是在发展。这件事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开始引起焦虑。显明的征候就是：在过去七、八个月中美国的工业活动已不能继续扩大（虽然实际也没有缩减），同时从7月起华尔街的（股票）价格有了很厉害的下跌。对于外界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美国对原料的需求停止了。这件事本身对于半年来原料价格的疲软当然起一定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这类发展还不仅是价格下跌的问题，譬如一年以来铜价跌落三分之一，就使一些出产原料的国家，如中非联邦，在收入上受到很大损失。 从今年春天起，美国商业界人士和经济评论员曾经认为夏季商业活动的停滞无关重要，而把他们的信心寄托在秋季会出现新的上升方面。现在他们焦虑不安，因为没有任何征兆表明秋季开始了经济活动的旺季。各种因素都已被详尽无遗地分析过了。普通消费者购买的情况固然还不坏，但是住房建筑没有起色。同时一般工业，特别是运输工业的减缩，已有对新的固定资本设备的订货产生不利影响的征象。……最不祥的征候是工业企业所保有的订货单大大减少了。很多工业在制造着远比它们所收到的订货单为多的产品。一般感到，如果不削减生产，这种情况是不能持久的。目前秋季复苏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对美国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汽车工业上。事实上汽车工业起一下刺激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对于它是否能做到复苏，信心已经削弱了。……除非有某些新趋向出现，在美国和国外出现一定程度的焦虑，是很自然的。” 9月20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题为“世界各地企业情况”一文，内容摘要如下： 国外的人们对美国企业情况愈来愈感到不安。照大西洋彼岸的人们看来，美国的各种趋势看来不是很有希望。 美国“静止的生产”使英国人深为担心。许多欧洲人都认为，美国的繁荣不行了。弱点开始呈现出来了。 欧洲人担心，美国的衰退如果发生的话，会在国外产生比1953—1954年严重得多的影响。 国外愈来愈多的人感觉到，如果未来的几个月中美国经济衰退，那不幸地恰恰发生在许多别的地方发生普遍迟滞的现象的时候。 某些外国人士开始担心的是，美国经济的衰退会引起一种连锁反应。一切造成困难的因素都凑在一起了。 其他国家正在为偿付它们对美国出口商的欠款而大量消耗黄金和美元储备。美国的出超逐渐成了一个问题了。 由于各国缺乏美元，加上对美国农产品和煤的需要量正在减少，未来几个月间美国的出口将受到愈来愈深刻的影响。 美国输入量今年的增加不是很多的。但是，既然繁荣已经有衰落的样子，受到进口的损害的美国工业愈来愈大声叫苦了。这些声音来自国内有色金属开采业、国内石油工业和其它工业。目前全世界的金属和石油是过剩的。 在通货方面，不安的心情在继续着……… 加拿大元有了突然的、猛烈的下跌。荷兰盾是不稳定的。英镑也并不太坚强。 德国马克的回升也愈来愈像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欧洲货币由于投机而产生的混乱局面平静下去以后，基本的问题仍旧继续存在。作为欧洲内部的大债权国的德国，仍旧在从它的邻国吸取着数量多得令人难堪的货币。同欧洲有大量贸易顺差的美国也在不断地从欧洲国家的财库里吮吸着大批的美元和黄金。这种两面夹攻使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感到不安。

第6版()专栏：美国黑幕 垄断组织操纵下的音乐创作 最近几年以来，由于美国电视、广播垄断组织扼杀创作自由，美国的音乐创作越来越不景气了。电视、广播公司播送的节目，经常是一些平淡无味的东西或是猥亵不堪的喜剧音乐。 今年6月间，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暴露出美国的垄断组织操纵音乐创作、扼杀创作自由的情况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美国的两个重要的电视、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直接控制了一个专营广播音乐的组织——“广播音乐公司”。1957年上半年，美国所谓“十大名歌”，竟全部是“广播音乐公司”的出品。 “广播音乐公司”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对唱片节目广播员、乐队的指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抵制不属于该公司的作曲家、歌词作者的作品。有时公然行贿、收买广播员、乐队指挥来为这个公司的歌曲作推销员。 为了加强它们的垄断地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美国无线电公司”还直接掌握了几家最大的唱片公司。这样它们就无形操纵了音乐创作的生杀大权。因为，在美国，音乐作品的流行与灌制唱片及广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垄断组织操纵电视、广播音乐节目所造成的美国音乐创作的萧条，已经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据美国“工人日报”消息，连“美国作家、作曲家、出版者协会”会员兼所谓美国“剧作家联合会”主席职务的奥斯卡·哈默施太因也公开表示：“音乐创作的基本权利已经被剥夺了。”“现在连美国人民应该听什么音乐，不应该听什么音乐，也要由垄断组织来摆布了。”　　　（乐山）

第7版()专栏： 论民主自由 廖盖隆 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最主要的政治口号之一，就是所谓“争民主，争自由”。他们都诬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只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才有民主和自由。右派分子在“民主”“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煽动，在政治界（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等方面，得到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反人民的抽象民主思想或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们的附和。这样，就造成了一阵反共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狂热。 现在，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说理斗争展开之后，即使是一时附和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那些人，也开始认识到右派分子所谓争取“民主自由”在政治上的欺骗性了。他们哪里是争取什么人民的民主自由，完全相反，他们是要根本消灭人民的民主自由，根本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从而重新建立起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国人民的血腥奴役统治。 但是，在政治上认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对人民的民主自由的丑恶立场，是一回事；在思想上彻底认识他们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宣传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又是一回事。在这方面，有许多人还有这种那种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一番讨论。 民主和自由都是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 资产阶级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欺骗宣传，在许多人中间、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了一种把“民主自由”加以神化、抽象化、绝对化的观念。他们所想像的民主自由，是绝对好的东西，是没有一定的阶级内容的东西。同这些人不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充分了解他们所要求的“民主自由”的阶级内容的，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利用人们头脑中迷信抽象的“民主自由”的成见，来施展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卑鄙阴谋。 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抽象的、对所有阶级都一视同仁的民主和自由，而只有具体的，即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的民主和自由。历史上有过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而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有过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而兴起的无产阶级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至于没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一般“民主”，却是不曾有过的，而且也不可能有。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特定的阶级用来调整自己内部的矛盾、团结自己的力量，以便对自己的敌对的阶级施行有系统的暴力专政的手段。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同时也就是专政，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特定阶级内容的民主，对于特定的阶级是民主，而对于它的敌对的阶级就是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是民主，是天堂；而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专政，就是地狱。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用来调节自己的内部矛盾、团结自己的力量、保障它自己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的有系统的暴力专政手段。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则刚好相反。它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是民主，是天堂；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恶势力，就是专政，就是地狱。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用来调节自己的内部矛盾、团结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不受剥削的自由、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手段。 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迷信和崇拜抽象的“民主自由”的人们，还有一种偏见，就是他们硬说民主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这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毛主席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为什么民主“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呢？例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人们提出了“争取民主”的口号，这看来岂不好像是目的吗？但其实，当时对于各个阶级来说，“争取民主”并不是最后的、实际上的目的，而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实现民主意味着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这一点可以说是各个反封建阶级的一个共同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各个阶级还有各自不同的最终目的。资产阶级的目的是用自己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去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参加和力求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在民主革命中锻炼自己的力量，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便根本消灭阶级和实现世界大同。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这看起来也好像是目的。但是实际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大多数的统治，这也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终极目的是根本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到了那时，作为国家权力制度的民主制度，连同共产党本身，也是要消灭的。到了那时，还会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集中制度，但是有一定专政对象的民主制度，即民主专政制度，却没有了。 资产阶级右派叫嚷着要“争民主，争自由”，这也好像是他们猖狂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实际上，这绝对是欺骗。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重新建立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 说民主是手段，这是不是贬低了民主的意义呢？决不是如此。共产党对于达到革命目标的斗争途径和方法问题，从来是十分重视的。这些问题从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纲领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认为，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也就是政权问题，乃是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必须采取专政的手段；对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人民内部，必须采取民主的手段，即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觉悟和智慧、向群众学习而又用民主的方法向群众进行说服教育的手段。总之，为了消灭阶级，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而决不能运用任何别的手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这终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和根本对立 在民主自由的问题上，有些人容易搞胡涂的又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究竟有什么根本区别的问题。由于看不到这两种民主的区别和对立，他们就不得不吞下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谓向人民政府“争民主”这样一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丸。 这两种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和根本对立，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第一，在于它们的目的完全不同。如上所述，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用来巩固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它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对于极大多数人的统治，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则完全相反，它是用来消灭剥削阶级和保障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的，是用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是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它是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对于极少数企图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剥削者的统治，是社会上极大多数人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的民主。 第二，在于它们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首先，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明明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但是资产阶级为了避免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起见，却从来不敢公开说出这一点，而总是虚伪地宣布它的统治是“全民的民主”，而资产阶级富豪老爷们就是“全民的代表”。它宣布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每个人都有选举权，也可以竞选为国会议员等等。但是问题正是在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宪法和法律，总是要用许多限制，实际上取消劳动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的权利。报纸、刊物、广播电台、集会场所等等为进行竞选所必需的物质手段，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富豪们的手中。因此通常实际情况总是这样，不管劳动群众愿意与否，他们的选举自由不过是几年一次地选择这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一批混蛋，或者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另外一批混蛋来充当他们自己的压迫者的“自由”罢了。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法只限于虚伪地宣布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这是符合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的，这就可以使它稳有把握地巩固有钱有势的大富豪的统治。 相反地，社会主义民主由于是社会上极大多数人的民主，它就敢于直接宣布它是以保障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受剥削的自由为目的的，它是极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对于人民，它不以宣布他们的平等权利和自由为限，而且进而着重地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保障这种平等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其次，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包含着阶级对抗的经济在政治上的反映。因此，资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形态，也就是“有钱的人就有势”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互相进行自由竞争而由银行和工业巨头从幕后加以操纵的“民主”，而且它也不能不在一定范围内、即在不致损害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的范围内允许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按照这种表现形态的民主，谁有钱，谁就可以创办报刊、参加竞选，谁就可以收买报刊和收买选票。这样，一方面既可以充分保证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的愚弄和血腥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可以调节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按比例发展的、已经消灭了或者正在消灭阶级对抗的经济在政治上的反映。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态，也就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形态完全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最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来直接决定国家的命运，而又最便于对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实行专政的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全权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国家检察机关等，都是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同时，选民和选举单位对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负责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行使罢免权。从全国到各级地方，都有人民代表大会，并且这些代表大会都选举和监督各级行政机关，人民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行使批评和监督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把民主精神贯彻到底的，是彻底排斥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的。 第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还在于：它们是作为国家权力制度的民主的两个性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从历史上来考察，那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创立起来，并且为这个基础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制度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家的私人占有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就反映了这一切的矛盾，包含了它的阶级内容的狭隘性和表现形式上的丑陋、残缺不全的毛病和虚伪性。在维护剥削者少数人的剥削自由而压迫被剥削者大多数人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民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在世界的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打破了资产阶级统治下民主的局限性，才打破了它的阶级内容的狭隘性和表现形式上的丑陋、残缺不全的毛病和虚伪性。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极大进步一样，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极大进步。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更民主，从劳动人民的观点看来，从真正民主的观点看来，这不过是最可鄙、最可笑的自欺欺人之谈吧了。实际上我们却看到：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丑陋的、狭隘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只有推翻了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健全的和形态完备的民主。这种民主，随着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的日益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发展，而日益健全和扩大，日益由劳动人民极大多数的民主发展成为真正全民的民主，即社会全体成员的民主。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由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作为国家权力制度的民主所经历的一种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民主的无限扩大和发展。同时，民主愈是成为全民的民主，作为国家权力制度的民主，连同国家权力本身也就日益走向消亡。

第7版()专栏： 究竟谁民主 若水 “说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我搞不通。举例说，美国可以允许工人日报发行，而中国的文汇报搞个资产阶级方向就不行；可见还是美国比我们民主。” “好吧，我们来分析分析看，究竟谁民主。美国有六千多万工人，但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报纸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份。另外一方面，一小撮金融寡头却掌握了全国大部分报纸，仅仅赫斯特系就拥有二十家报纸。这叫民主吗？如果可以叫民主的话，那只是少数人的民主。” “不过中国连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都没有哩！” “可是中国有一千多种人民的报纸，这个数目比美国的代表人民的报纸要多多少？” “我总觉得不允许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存在是不民主。” “如果这是不民主的话，那只是对少数人不民主，对多数人是民主的。难道多数人的民主不比少数人的民主更民主吗？” “可是如果我们允许办一个资产阶级的报纸，让少数人也和多数人一样享受言论出版自由，那么我们的民主不是更完全吗？” “恰恰相反，那时我们的民主就不完全了。‘我们’是谁呢？是人民。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资产阶级右派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这两条道路是不能并存的，这两种自由是互相冲突的。不限制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自由，就限制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怎么还能说我们的民主会更完全呢？” “美国的工人日报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也没有封闭它呵！” “如果你以为这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善意和宽容，那就错了。实际上美国政府是采用了种种手段迫害进步报刊的，少数进步报刊之所以还能存在是经过了斗争的，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们的背后有人民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不敢采取断然的手段完全禁止进步力量的言论出版自由，因为他们还要维持民主的虚伪外表，不到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他们是不会撕下这副假面具的。即使这样，进步报刊的自由也是有很大限度的，就是不能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为什么这是虚伪呢？他们为什么要虚伪呢？” “他们非虚伪不可，原因就在他们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而他们又是少数。暴露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实质，让多数劳动人民一眼看清，这是于他们不利的。所以他们总要千方百计掩盖这个事实，说他们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把少数人的民主冒充为‘全民的’民主，这就必须装些样子，搞些点缀。但是不管怎样，执政的总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政府总是要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以叫虚伪。这叫做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形式是‘全民的民主’，内容是资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政党和报纸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也就是利用了这个矛盾。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当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起来，用虚伪的民主形式已经不能缓和斗争，反而有被工人阶级利用去进行合法斗争的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会丢开这个虚伪的形式，实行公开的赤裸裸的恐怖专政；过去的德日意法西斯就是这样，今天美国也在逐渐走上这条路。至于我们呢，我们是大多数人民统治极少数反动派，理直气壮，所以我们从来不用什么掩饰，而是公开的宣布：我们就是不给反动派以民主。” “这话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我还想提个问题：你是不是同意，工人阶级的报纸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发行，这总是一件好事，总表示那里还残存着一点民主吧？” “我想可以这样说。” “那么我们难道不同样应该允许资产阶级方向的报纸存在吗？” “我们有工商界的报纸，但是我们不允许报纸走资产阶级的方向。如果允许资产阶级方向的报纸存在，那就是一件坏事了。” “这样说来，你们对人家是一条标准，对自己又是一条标准了。” “不，这里看起来好像是两种标准，但是归根结蒂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人民的利益。工人阶级的报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行是对人民有利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报纸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是对人民不利的。你之所以搞不通，原因就在你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问题，同时也因为你把民主本身当作目的，你所讲的是抽象的民主。但是，毛主席讲过了，民主是具体的，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要问：谁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民主？这民主是用来做什么？这样一问，什么民主好，什么民主不好，要什么样的民主，不要什么样的民主，就清楚了。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我们连它的经济基础都要消灭，还能保存这个上层建筑吗？资产阶级右派之所以希望报纸走资产阶级方向，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如果承认这种自由民主，那么他们就要利用这种自由民主来作为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手段。我们有一条评判好坏是非的最高标准，那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违反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坚决不要它，不管什么人责备我们‘不民主’。资产阶级右派越是骂我们不民主，就越证明我们民主，越证明我们是坚决服从人民的利益的。”

第7版()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资产阶级右派利用绝对平均主义向共产党进攻 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绝对平均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武器，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其实，资产阶级右派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他们所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剥削工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家独占，也就是极端的不平均。资产阶级的“宣传家”在过去，在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时候，是惯于把绝对平均主义加到社会主义的头上，然后大肆攻击的。他们造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绝对平均的啊，对所有的人，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老人和小孩，不管人们的胃口，发给一色的一样大小的衣服，发给一样的同量的口粮，一点也没有自由啊！可是他们现在却忽然主张起绝对平均主义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很显然，他们是利用绝对平均主义，对小生产者，对具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人进行煽动；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的生活上的差别，说成是不平等、等级制度，以攻击我们的社会。 当然，我们不是说：凡是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人，都是反动的，都是右派分子；但是绝对平均主义确是反动思想，确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如果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而不克服，那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说来，更是十分危险的（摘自9月20日北京日报，关锋：“为什么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第8版()专栏：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浙江农村文化队伍空前活跃 本报讯　浙江省兰溪、萧山、定海、平湖、遂昌、建德、温岭、桐庐、永康和汤溪等县文化队伍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了在农村大张旗鼓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兰溪县委决定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由县委、文化科、团委、工会、妇联、部队、工商联等单位成立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委员会”，各区成立分会，各乡成立小组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宣传部还召开了全县党的宣传员、农村俱乐部主任、农村剧团团长、区乡宣传部干部参加的宣传会议。兰溪县人民委员会还抽调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工人、初中毕业生组织“社会主义巡回演出队”，在全县巡回演出，并辅导农村俱乐部、图书室、剧团、文化站，把农村一切文化宣传队带动起来，展开一次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萧山、永康等县也分别发动文化宣传队伍，组织“社会主义宣传队”、小型实物展览会、图片展览会。 为了紧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地文化队伍把各种宣传工具充分运用起来，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遂昌县文化馆举办小型实物展览，展品有农民过去穿的破棉袄等实物和统计图表。有一个图表表明，枫树垅村有十四户人家，在解放前只有一户住瓦房，现在全村已有十三户住上瓦房。解放前全村有四户无米过年，现在不仅吃不了，还卖给国家一万多斤粮食。建德县第二电影队为配合当地粮食问题的辩论，运用当地实例，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的方法，编绘了“天上星星数不清，统购统销的好处说不尽”的幻灯相声，对辩论会起了很大作用。永康县文化馆组织创作能力较强的艺人，创作了“粮食统购统销实在好”的说唱材料，并组织许多艺人到各乡社巡回演出。桐庐县文教科、文化馆、科普协会等单位组织社会主义宣传队，带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合作化好不好”，“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等幻灯片十余套和九套彩色图片到农村宣传。平湖、温岭、汤溪等县社会主义宣传队还运用相声、说唱、快板、数来宝、大字报、黑板报和漫画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形式，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各县农村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教育，许多农民在参观小型实物展览以后，都深深地体会到旧社会的痛苦和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农村树立了社会主义正气，广大群众认识有了提高。

第8版()专栏： 青少年自修学园 共青团齐齐哈尔市委会和市教育局最近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青少年自修学园”，把全市不能升学和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组织起来，通过广播教学来进行自学。市广播电台每天进行六小时的广播教学。各机关、工厂把公共场所借给他们作为学习场所。永定区青少年自修小组正在齐齐哈尔冰刀厂的饭厅里，收听广播。　　　　　　　新华社记者　　　萧述纲摄

第8版()专栏： 湖南民间工艺品在京展览 各民族手艺巧夺天工四百件展品丰富多采 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湖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已在北京帅府园美术展览馆展出。四百余件展览品是从湖南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和汉族妇女们以及专业艺人的作品中搜集选出的，艺术风格各具特色。 棉织被面是土家族最喜欢的艺术品，图案多用狮子头、老虎皮、马花和梅、菊、鱼、虫等动植物的形象构成，充分反映了土家族人民兽猎完毕，庆泰平安，以及热爱大自然的心情。 苗族的四十多条花带构图变化复杂。一条三尺长的带子，常有一二十个不同的但又是很调和的花纹。侗族的棉织花布，采用多种的几何图案构成一个画面，颜色简单纯朴而雅致。瑶族的挑花头巾，在色彩的处理上很有感情，热烈的彩色使你兴奋愉快，淡雅的使你安稳舒服。汉族的蓝印花布和挑花，保留有很多传统的构图法和纹样。蓝底白花，白底蓝花，对比大方，适用、经济、美观。 展览品中，有一件老画家齐白石三十岁以前做木匠时候的木雕遗作“庄王擂鼓”，庄王形象颇为生动，是一件有纪念意义的文物。　　　（李昌鄂）

第8版()专栏： 我学生篮球队 在波兰比赛获胜 新华社华沙5日电　由上海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男子篮球队，4日在波兹南同这个城市的代表队进行了访问波兰的第一场比赛。比赛结果，中国队以七十比五十六获胜。中国学生男子篮球队是9月30日访问匈牙利后到波兰的。

第8版()专栏： 著名苏联小提琴家 奥伊斯特拉赫到京 据新华社4日讯　当代最杰出的苏联小提琴家达维德·奥伊斯特拉赫，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这位音乐大师是根据中苏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到中国来作三星期的访问演出的，和他同行的有钢琴家杨波尔斯基。本月6日在北京首次演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要用第二种节目向全国转播演出实况。

第8版()专栏： 彩色片“搜书院” 哄动香港影坛 新华社香港5日电　由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的彩色舞台艺术纪录片“搜书院”，最近在香港上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部片子从10月2日开始由港九二十家影院同时放映，仅至4日为止的三天内，观众人数已超过二十五万人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拥有这样多的观众在香港历史上是空前的。香港报纸用“哄动影坛”、“罕有的盛况”等字眼来形容这部影片所受到的欢迎。 许多香港电影和粤剧工作者在报纸上称赞这部影片，有的称赞它的唱词精简动人，表现出正统粤剧和经过艺术改革的优点，有的称赞它的彩色和布景。 这部影片还在港九两地戏院继续放映中。

第8版()专栏： 把田径运动水平再提高一步 梦华 1957年全国田径运动大会今天在南京开幕。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二十七个代表队，七百四十多名优秀男女运动员。通过这次大会，将把我国田径运动推向新的阶段。 田径运动是一个包括许多单项的综合运动项目，对人的身体有全面锻炼的价值，也可以说是各种运动项目的基础。解放后，田径运动和其它运动项目一样，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有着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由于田径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几年来涌现了大批有才能的运动员，他们不断地刷新我国田径运动的纪录。在1936年到1948年国民党统治的十三年中，田径运动纪录只改变过七次。解放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每年打破上年度最高纪录：1954年七十二次，1955年六十七次，1956年一百七十八次。今年在多次国际比赛中，我国的田径运动员开始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我国现有的田径优秀运动员都是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祖国的责任感，他们有优良的道德作风和勤学苦练的习惯。而且他们年纪都很轻，据十四个运动健将和一部分一级运动员的统计，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经过刻苦锻炼，他们一定不会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创造出更好成绩。此外，我们的后备力量是雄厚的，现有等级运动员中近三分之一是少年级。各地试办的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中都设有田径班，吸收了大批青少年从事田径运动；各地体育院校为体育运动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国家体委和各级体委还举办了田径指导和裁判员的训练班。 虽然我们的田径运动水平几年来有了提高，但由于我们解放前的基础薄弱，因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群众要求参加田径运动锻炼的需要。我们不能自满，要在整风运动中，在今后长期实践中，不断克服缺点，纠正错误，采用各种方法开展田径运动。多作些宣传工作，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特别是开展中学的田径活动，多举办基层竞赛活动，少年竞赛活动，大批地培养技术力量，改进运动员训练工作，在群众性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我国田径运动的技术水平。

第8版()专栏：气象台 霜冻大风预告 本报讯　5日下午7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霜冻和大风预告：明天早上和后天早上，在东北全区、山西、陕西的秦岭以北地区、河北、山东内陆、河南东部和西部山地、安徽北部、江苏北部，风停之后将有霜冻。未来二十四小时内，黄河中下游和渤海海面的风力将减弱到五级以下，淮河流域仍有五、六级的偏北风，黄海海面仍有六—七级的偏北风。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风力将增大到五、六级。东海和台湾海峡风力将逐渐增大到六、七级，风向偏北。

第8版()专栏： 欢迎伟大的艺术家奥伊斯特拉赫 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系主任　章彦 当我国全国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庆祝建国八周年的时期，苏联政府派遣了当代最杰出的演奏艺术家——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勋章获得者、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获得者、小提琴家达维德·奥伊斯特拉赫教授前来我国访问演出，充分表现了苏联人民对我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我们由衷的怀着感谢和无比的快乐来欢迎这位伟大邻邦的人民使者。 奥伊斯特拉赫的光辉业绩，自从1937年参加比国首都布鲁塞尔的爱然·伊扎伊小提琴国际竞赛会荣获第一名以后就已经斐声全球。那次的竞赛会共有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六十八位世界最优秀的小提琴家参加，其中有五位是苏联的小提琴家。竞赛节目非常艰难，小提琴家们要通过三轮比赛，比赛的最后结果是这样的：六个一等奖苏联得了五个，奥伊斯特拉赫荣获第一名。这个辉煌的成绩惊震了全世界，从此以后，奥伊斯特拉赫的演奏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被广大的音乐欣赏者誉为“世界上第一把小提琴”，“小提琴之王”。 另一个震动艺术界的创举是他在1946—1947的苏联音乐季中在莫斯科音乐院大厅举行以“小提琴协奏曲的发展”为名的独奏会，一连进行了五天，演奏从古代巴哈到苏联当代作家哈恰图良的协奏曲，包括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门德尔松、爱尔加、萧松、乌奥尔童、西比里乌斯、塔涅耶夫、格拉祖诺夫、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小提琴文献中最伟大、最深刻、最精美而又最艰难的作品，在小提琴演奏史上从未曾有人具有这样宏伟的气魄敢于在同一个时期内演出如此丰富的、如此各不相同的、为数如此众多的协奏曲！ 奥伊斯特拉赫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处理这些作品的，他深刻、正确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实质、风格和形式，他真实地表现了它们的内容。在演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音乐时，他表现了稀有的创造性。在这十五首小提琴作品里，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天才。 伟大的艺术家产生于当代的苏联，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制度激发了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千百万人的心灵里，唤醒了从未曾有过的创造热情——这是一个为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了的，不容改变的现实。苏联小提琴家在布鲁塞尔的巨大胜利就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个真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天才艺术家们不能获得胜利呢？当时曾参加竞赛而落选的意大利天才提琴家曾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他对苏联的同行说：“我必须为生活而工作，为了到布鲁塞尔来，我好不容易才每天匀出了一二小时来练习！而你们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你们不必为物质条件操心，你们的国家帮助你们，你们的国家有一切条件使有天才的音乐家的行列一年比一年增大起来”。奥伊斯特拉赫当时也曾说道：“在这次小提琴国际竞赛会上，苏联小提琴学派取得了胜利，我们每个人从比赛的第一分钟起就感到整个伟大的苏联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国家的全体劳动人民都将因我们的每一个胜利而高兴，当评判委员会公布了决议时，我们的心都充满了快乐，因为我们的成就就是祖国的成就，就是全苏人民的成就。” 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的客观前题之外，艺术家个人的优良品质也是应该提到的，这里引用了当代苏联伟大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谈奥伊斯特拉赫的一节话：“有一次，——这是好几年以前在柏林的事——我和奥斯伊特拉赫住的旅馆房间相毗邻，他过两天就要举行音乐会，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不用说，他演奏过它已经不止一百次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天地，再三地练习，就好像初次出场似的。正是巨大天才和辛勤劳动的配合；灵感启示和精练技巧的结合，才给他带来了不朽的世界声誉！”这是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杰出的范例，天才与劳动不可分割的范例。 奥伊斯特拉赫创造性地掌握了俄罗斯演奏学派的传统，自然、真实、恳切与纯朴，这些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演奏风格上，同样也表现在他的舞台风度上。 这里还必须提及奥伊斯特拉赫作为小提琴教师的伟大业迹，他在1934年就被聘为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师，长期的教学经验使他更深刻地去思考最复杂的演奏过程，使他从理论上去证明他的艺术实践的真实意义；他的极其丰富的艺术实践也检验了他在课堂的理论的正确性。因此，他的演奏与教学相互起着帮助的作用。二十多年来他已经培养出不少优秀的青年小提琴家，在小提琴演奏史上形成了苏联演奏学派的最光辉的一页。 “奥伊斯特拉赫不仅是苏联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演奏艺术最优秀的代表，他的成就应该以世界范围的观点来加以评价。”这是欧美艺术评论家们一致的推崇。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伟大的苏联政府与人民的崇高友情，并以最好的祝愿祝贺奥伊斯特拉赫教授和他的杰出的合作者、钢琴家弗拉季米尔·扬波尔斯基在我国演出的伟大成功。

第8版()专栏： 诗五首 郭沫若 长江大桥（注） 一条铁带拴上了长江的腰， 在今天竟提前两年完成了。 有位诗人把它比成洞箫， 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 一般人又爱把它比成长虹， 我觉得也一样不见佳妙。 长虹是一个半圆的弧形， 旧式的拱桥倒还勉强相肖， 但这，却是坦坦荡荡的一条。 长虹是彩色层层，瞬息消逝， 但这，是钢骨结构，永远坚牢。 我现在又把它比成腰带， 这可好吗？不，也不太好。 那吗，就让我不加修饰地说吧： 它是难可比拟的，不要枉费心机， 它就是，它就是，一座长江大桥！ 古人曾经说过：长江是天堑， 是南方和北方的天然界限。 虽然有人想阻止水上的进军， 封锁以千寻的横江铁链， 但终于抵挡不住王浚的楼船。 虽然也有人勒马临江， 放言滚滚洪流、投鞭可断， 但只赢得风声鹤唳、败退八公山。 回想北伐当年攻下了武汉， 我也曾做过这样的想念： 横江写他一个大标语—— “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 但这空想也只是徒然。 请问，在当时你能从哪儿 找得出写上这个标语的台栈？ 北伐以来整整三十年了， 我的美梦竟终于实现， 要写上标语已经毫不困难， 然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早已在八年前被彻底推翻。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毛主席的宣告已响遍四方八面。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毛主席的宣告已响遍四面八方。 中国人民感谢党、拥护党、爱党， 是党把人民的生产力彻底解放。 八年来的成就真是万丈光芒， 经过三大改造、五大运动， 使中国完全改变了模样。 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党是人民中国的太阳。 中国是民族的民主大家庭， 六亿人民就和兄弟姊妹一样。 在党领导下全民共同奋斗， 连长江天堑都已经架上桥梁， 谁说党群之间有什么沟， 谁说党群之间有什么墙？ 长江大桥是八年建设的里程碑， 历史上的建设几曾有这样雄伟？ 万里长城虽然是世界的奇观， 但它的存在只是作为战争的废垒。 当然，我们也有黄河大桥、钱江大桥， 但工程的艰巨，两者都不能比配。 长江大桥是双层的新式建筑， 下桥敷设铁路，上桥可通汽车。 上桥的栏杆可供人凭眺， 处处有菱形雕板，刻着鳞毛花卉， 民族形式，民族气派，民族风味， 一切都朴素、大方、庄严、典雅、壮美。 正桥的两端都有桥头一对， 其高九重有梯道可让你健步如飞。 电梯的升降更瞬息上下紫微， 使人们心胸开阔、气宇轩昂， 不仅气吞云梦，直欲含宏万汇。 每当夜幕垂空，人们在桥上低回， 武汉三镇的万家灯火，遍地明辉。 想那月里嫦娥一定在发生后悔， 她看到今日的人间比天上光明万倍。 在这时长江大桥变成了一条火龙， 但它伴随着凤凰和鹦鹉不想高飞。 亿万年被隔断着的龟和蛇 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伸张着铁臂。 江里的鱼龟也一定在欢欣鼓舞， 庆贺新时代的飞跃乐而忘归。 新的欣赏是前无古人， 新的欣赏引起新的陶醉。 黄鹤楼将要增加它的崔巍， 晴川阁将要增加它的静美。 诗人李白如果生在今天， 他会产生出新的诗篇，于崔颢无愧。 他会歌颂人民的力量战胜了自然， 真正是使高山低头、江河让位。 琴师伯牙如果生在今天， 他会弹奏出工业化进行曲 不仅仅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谁说党不能领导？ 请看这长江大桥！ 谁说成绩不是主要？ 请看这长江大桥！ 谁说苏联的技术并不高超？ 请看这长江大桥！ 谁说中苏联盟可以不要？ 请看这长江大桥！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苏联的帮助， 这座桥怎能建设得又快、又省、又好？ 这座桥是由北而南、由南而北的大道， 这座桥也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道。 五星红旗在桥头堡上辉耀， 招引着桥上的行人车辆， 也招引着桥下的船舶帆篙， 一点也不虚骄，一点也不急躁， 一同走向共产主义的明朝。 注：9月25日本报曾登载郭沫若院长的“长江大桥”一诗，最近他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到南方，亲自看了长江大桥，因此对原作有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在连同作者的另外四首新作一并发表于下。 ——编者 钱塘江大桥 第一次来到钱塘江大桥， 夕阳照着嫩黄的江水滔滔。 六和塔在发出红色的微笑， 好像在说：这儿比西湖还好。 忽然间全桥剧烈地震摇， 原来江底下还有一条隧道。 隧道中在通过南行的火车， 这可增加了戏剧性的味道。 如果只是江山的一片静美， 不会深刻地鼓动我的心扉。 是劳动改造了自然和社会， 使江山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一座山 ——赠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 南博士 从前从印度飞来了一座山， 落根在杭州西湖湖边。 这座山增加了西湖的美丽， 这座山表示着中印友谊的悠远。 今天从印度又飞来一座山， 山的名字就叫拉达克里希南。 这座山虽然又要飞回印度， 但我们把它织成杭州的锦缎。 这样，这座山也会留在杭州， 而且很快地会向世界传遍。 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安全， 希望这座山长远留在人间。 西湖的女神 据说西湖里有一位女神， 每逢月夜便要从湖心出现。 游湖的人如果喜欢了她， 便被诱引向湖中的青天。 今晚的湖上幸好没有月， 我没有看见西湖的女神。 不是我被诱进西湖的水底， 是西湖被透进了我的心。 波与云 碧波伸出无数次的皓手， 向天上的白云不断追求。 白云高高地在天上逍遥， 只投下些笑影不肯停留。 白云转瞬间流到了天外， 云影已被吞进波的心头。 波的皓手仍在不断伸挐， 动荡不会有止息的时候。

第8版()专栏： 出海（套色木刻） 路 荑

第8版()专栏：街谈巷议 一个“普通党员” 我在报纸的一角，读到如下小小的报道： “‘蒋天杰同志，今天下午我去军委开会，不能参加党小组会啦！’话筒里传来了司令员刘亚楼同志的声音，他在向党小组长请假。 刘亚楼同志的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党的支部大会或小组会，他总是尽量争取参加。他虽然是中央委员……，但在小组长面前，他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有一次，小组长没有通知他开会时间，他知道了以后，便主动打电话询问。在对话中，他发觉小组长有些顾虑，就诚恳地向小组长说：‘你别忘了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这对以“特殊党员”自居的人该是有所启发的吧！ （解放军四○二○部队 皮明庥）

第8版()专栏：街谈巷议 买洋油 最近，我到江西省吉村内良山区去了一趟。在吉村供销社，我看到一群孩子手提着竹油筒买“洋油”。 “有没有洋油卖？”一群孩子走后，又来了一个农妇问。吉村供销社刘主任告诉我，解放前吉村内良山区除了地主家以外，贫苦农民都是点“篾筋”（竹条子），更贫的只是点“月亮”。 这几年，这里农民才丢了“篾筋”点洋油了。 过去点月亮，现在点洋油，在这面小小的生活镜子面前，右派先生们，还有什么说的呢？ （江西大庾纺织品公司 南放）

第8版()专栏：街谈巷议 新打夯歌 瓦工余师傅编了一个新打夯歌，一群夯工一边打一边唱： 抬起石夯用力打， 嗨哟嘿哟！ 右派好比烂泥巴， 嗨哟嘿哟！ 咱们工人力量大， 嗨哟嘿哟！ 右派如不来投降， 嗨哟嘿哟！ 咱们打得他粉骨碎渣！ 咳嗨咦哟嗬嘿！ 同志们问他为啥要编歌，他说：“不唱歌来不开心，唱给右派来听听！” （西北第一工程公司 刘划）

第8版()专栏： 秋收回来 苗波 深秋的傍晚，汽车载着一群参加北京近郊黄土岗农业社秋收义务劳动完毕的人向城里奔驰。 车上的人，不少是头一回参加农业生产，还有一些人虽然也是从农村里出来，但是进城这些年，劳动习惯也早就丢了。经过六天田间的劳动锻炼，腰腿虽还有些酸痛，但，一个个晒得黑红，脸上都流露着无限的喜悦。 是谁在人群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咱们的手虽说打了几个泡，但要说起收获来，可真不少啊！” 提到收获，大家便扯开了。歌唱声，谈笑声渐渐地被压低下去。 “我先说”，是哪一位女同志尖声细嗓地从汽车最后边的一个角落里说话了。“首先是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其次是密切了和农民的关系；再就是增长了很多农业知识，要是不来，恐怕什么叫荞麦、豆子都不知道。要详细地想一下，恐怕十条八条也不止……” “究竟有多少，你们说吧，我来数。”老张把一条腿蹬在座位前面脚下的铺盖卷上，伸出左手，扳着指头。 “我看这也算一条，”又是谁接着发言了。“在机关里我吃早点，只吃一个烧饼一碗稀饭，现在吃那玉米面贴饼子一吃就是一个，那个儿真吓人，没有半斤也得有六两。” “你吃一个算什么，嘿，你没看咱们的老袁，每顿饭不是两个就是两个半！”最活跃的马玉兰截人短似的插了一句。 老袁这人面皮薄。他是城市里一直住学校长大的，虽已二十七，八岁，长了个不小的个子，但是从没下过乡。这次他来，就预先换了一双露着脚后跟的布鞋，穿了一套旧蓝制服。刚一到老乡家里，就给挑水，肩膀没有功夫，就像扭秧歌似的迈着步子，老乡看了就想劝阻，但他挑了一担还要挑第二担。他锄草腰腿痛的不行了，就跪下干，汗珠顺着鼻尖一滴滴地淌下来，锄完一畦伸伸腰之后，有时就对别人说：“这才叫汗滴禾下土哩！”现在他听大家一笑，就有些脸红了。 老张可还在问：“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当然还有。我们这次到农业社一看，就有材料驳斥右派分子了。像咱们这二千多户的大社，差不多家家有一辆自行车，每个队和干部家里都有广播扩音器，播送区、社的新闻和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这个社的一万七千多亩地在去年刚一成立社时就遇到了七八千亩地的涝灾，收入减少了一半，但是每人仍然有吃有穿。就像社长说的，如果在过去就是比这灾情小，还不知有多少人家得流浪街头逃亡他乡了。说农民的生活没有提高真是鬼话！这些情况真该叫那些右派分子来看看！”老刘的这一段话，真像在大会上的发言，严肃认真，他那劲头，把大家逗乐了。 “依我说，咱们这一次来劳动，才真叫深入生活哪！过去只能说是走马观花。我说要深入生活必须同老乡同吃、同住，特别是一同劳动。经过这次劳动，我再吃菠菜就会感到味道不同了。一棵菜长成该多不容易啊！”听声音就知道是老李说的。 “如要叫咱们那些演员下来锄地，挑东西，晒太阳，流汗，再叫他（她）们去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我看一定会真实深刻。” 大家谈的那么起劲、热闹，笑声时起时落，都觉得经过这一段劳动，同志间的关系比在机关里格外的亲切了。 “同志们，收获已有七条了，还有没有？”老张又问。 “当然有！”“当然有！” 于是这个人又谈到再下来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时有“据点”啦，那个人又说学到了接近农民的方式方法啦，当有人提出希望上级党委今后能把参加义务劳动制度化，让大家经常抽一定的时间进行劳动，和农民接触的时候，大家便异口同声一致拥护。 汽车停在机关的门口了。每个人搬动着行李，准备休息一下第二天上班，走在楼梯上，还在争论这次劳动的收获哩。

第8版()专栏：读者中来 义务劳动者的丰收 京郊丰收了。近些日子，北京市各个中学普遍放了农忙假，分别到各农业社去参加义务劳动，协助农民收获。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的劳动热情，博得了农民的赞许。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在这以前的一些劳动，像是摘棉花，掰棒子、打高粱……都使得收获品提前贮藏起来，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损失，就更显出它的直接效果。 义务劳动者本人也有自己的“丰收”。 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子”，切身地体会劳动的艰苦和光荣，根本改变了过去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农业生产的思想。他们真真地认识农民们以自己的劳动供给全国人民粮食、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光荣。他们表示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参加农业生产，作一个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义务劳动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过去学校食堂里，学生吃饭时扔馒头、撒饭粒的浪费现象很严重，通过这次体力劳动，公正的舆论形成了。八个人一桌吃，撒掉了二十个米粒，已经是全校注目的批评对象了。 学生们从农村回来，更加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上了一堂生动丰富的政治课。在义务劳动的同时，不少学校都邀请了农业社的负责同志给学生作了报告，组织学生访问了翻身农民。例如六十五中学生就访问了东郊光明社的郭德林。这位曾经在旧社会讨过三十多年饭、饱受饥寒迫害的老农民，以自己的生活经历证实了在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的改善。他说：“右派分子说农民生活降低了，真是胡扯。过去我讨饭吃，住窑洞，现在我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存款。这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这种鲜明的阶级感情，有力地打击了右派分子，教育了学生。学生们劳动归来，纷纷反映，这次体力劳动对他们的好处是说不完的，他们希望以后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北京市六十五中 刘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