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中匈友谊牢不可破 今天，中国人民怀着特别激动和亲切的心情，欢迎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感到激动，因为我们欢迎的，是兄弟般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光荣使者，是已经巩固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是矢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战士。我们感到亲切，因为不管我们中匈两国之间存在着遥远的地理上的距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前进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却是联结在一起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的来访，是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进一步发展的标志。这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合作和世界和平事业，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去年9月间，卡达尔同志曾参加了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出了兄弟般的祝贺。事隔一年，卡达尔同志又率领政府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这充分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对我国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深情厚谊。 在卡达尔同志两次来访中国之间，匈牙利的国内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去年10月，匈牙利曾经遭到了一场反革命风暴的袭击。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援助下，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乱。它们阴谋把资本主义枷锁和暗无天日的法西斯恐怖统治，重新强加在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匈牙利人民的头上，使匈牙利重新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反苏反共的侵略基地。这曾经使匈牙利的晴朗的天空，一度笼罩着朵朵乌云。但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失败了，乌云被驱散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女，英勇地坚决地捍卫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捍卫匈牙利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在战斗的严重关头建立起来的、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苏联的无私援助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之下，终于领导匈牙利人民扑灭了反革命叛乱。匈牙利人民的这一胜利，不但保卫了匈牙利的独立和匈牙利解放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而且也保卫了欧洲的和平，粉碎了帝国主义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侵略计划。因此，这个胜利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中国人民充分支持了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并且同匈牙利人民一起欢呼了这个伟大的胜利。因为我们根据长期的切身的经验懂得，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各国工人阶级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在这个斗争中相互支援，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各国的独立和它们共同事业的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一真理在匈牙利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匈牙利反革命武装暴乱，曾经给匈牙利带来了很大的损失，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近一年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匈牙利劳动人民不但有披荆斩棘的勇气，而且也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在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大力援助下，匈牙利人民已经使工业生产恢复到了十月事件以前的水平。匈牙利的工人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起来了，这就保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的加强。匈牙利城乡各地的人民政权机关，正在有效地行使着治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反革命分子的残余已经受到进一步的镇压和清除。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接受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克服过去的一些缺点和偏差，使匈牙利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健康的基础上顺利地发展着。同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思想战线上也进行着巨大的工作，以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这一切，大大地巩固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基础，加强了匈牙利全国人民的团结。因此，在十月事件一周年即将来到的时候，匈牙利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们完全有根据认为人民民主的匈牙利比一年前是更加巩固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更加发扬光大，并获得更大的成就。 近一年来匈牙利局势的发展，使进步人类感到高兴，却使帝国主义者感到恼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不甘心于它们在匈牙利的失败，千方百计地对匈牙利进行诽谤和破坏活动。现在它们正力图通过联合国来继续干涉匈牙利的内政。在美国的策动和操纵下，联合国大会最近召开了特别会议，并根据五人委员会所捏造的诽谤材料，通过了关于所谓“匈牙利问题”的决议。不顾匈牙利政府的抗议和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反对，联合国大会现在又决定把这个问题列入本届联大的正式议程。由于制造匈牙利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美帝国主义者的手上已经沾满了匈牙利人民的鲜血，这次它操纵联合国来继续干涉匈牙利的内政，表明它决心永远与匈牙利人民为敌。而联合国违反它自己所宣布的联合国宪章的庄严原则，为美国的侵略利益服务，只会使它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日益威信扫地。但是，不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如何煞费心机，它们的一切阴谋只能得到失败的结局。在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巩固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日益巩固的情况下，匈牙利的独立和主权是任何人都侵犯不了的。中国人民坚决抗议美国操纵联合国来干涉匈牙利的内政，并且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维护主权和尊严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一向怀着兄弟般友好的情谊。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真挚的，牢不可破的。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共同的。我们在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将不断地加强相互合作、相互支援。我们将永远支持匈牙利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我们也感谢匈牙利人民和政府几年来在经济技术方面给予我们的援助，感谢他们对我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给予的一贯支持。我们对远道前来的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敬意。我们祝匈牙利贵宾们在这次友好访问中获得重大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更加巩固和发展。（附图片） 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同志

第1版()专栏： 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同志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央多次指示，农业合作社的干部，从主任副主任起，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许多合作社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也有不少合作社还解决得不很妥善，甚至迟迟未决。中央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各地各级党委都必须检查各合作社执行中央指示的实际情况，指导各合作社按照自己的条件，通过群众讨论，适当地拟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讨论和拟定这类办法的时候，可以参考下列规定： （1）合作社干部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采取轮流值班制，或者分日值班，或者分上下午值班。在值班或者开会以外的时间，干部都同一般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 （2）干部的劳动，同一般社员一样，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工分。因此，干部的生活费用，不要完全由社补贴，而可以只由社补贴那些因公误工的部分。补贴也可以采取定额的办法，但因为多数干部在实行值班办事以后，大部分时间可以参加生产劳动，一般的补贴定额都不宜太高。会计因为有经常的技术性的业务，补贴数量应该另定。 （3）在实施前两项规定的条件下，合作社干部参加社务工作的补贴工分总数，一般地应该力求不至超过全社工分总数的1％。 为了保证以上的规定能够更顺利地实施，县、区、乡各级党委应该按照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改进领导方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

第1版()专栏： 筹备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隆重纪念并成立筹备委员会 据新华社26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今天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人民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 联席会议的这项决议是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联席会议认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联席会议号召全国各地和各界人民，庄严和隆重地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由四十四位委员组成。刘少奇为主任委员，宋庆龄、郭沫若、吴玉章为副主任委员，钱俊瑞为秘书长。 联席会议决定，筹备委员会即开始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如何执行问题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会议还通过了任免事项。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议 （1957年9月26日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筹备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统一部署各项有关工作，并且决定以王稼祥、邓颖超、包尔汉、史良、朱德、朱学范、老舍、刘少奇、刘宁一、刘格平、何香凝、吴玉章、宋庆龄、李四光、李济深、李德全、李烛尘、沈钧儒、陈叔通、陆定一、周恩来、周扬、林伯渠、竺可桢、胡耀邦、茅盾、乌兰夫、马叙伦、马寅初、张奚若、张闻天、曹靖华、梅兰芳、许德珩、郭沫若、彭真、彭德怀、黄炎培、董必武、廖承志、蔡畅、赖若愚、钱俊瑞、赛福鼎为委员，以刘少奇为主任委员，以宋庆龄、郭沫若、吴玉章为副主任委员，以钱俊瑞为秘书长，组成筹备委员会，即开始工作。 联席会议认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照亮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对于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无可估量的伟大和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历来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四十年来，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卫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苏联的历史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的生命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的先进经验和苏联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是我国人民必须努力学习的榜样。 联席会议号召全国各地和各界人民，庄严和隆重地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继续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继续普遍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同苏联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更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并且沿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道路，为争取人类进步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新的胜利而奋斗。

第1版()专栏： 人大常委会批复最高人民法院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新华社26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如何执行问题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1957年7月26日关于如何执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的报告收悉。常务委员会认为：按照法院组织法由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核准或者终审判决的死刑案件，仍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负责审核。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即由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规定发回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或者提审。此复。 委员长　刘少奇 秘书长　彭真 1957年9月26日

第1版()专栏：社论 中捷友谊发展的重要标志 我们全国人民正在巨大的劳动和政治热情的高潮中迎接国庆节八周年的到来。在这些日子里，金风送爽，嘉宾接踵，欢乐的气氛洋溢在祖国各地。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我们欢迎的贵宾行列中，有远道前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代表。在费林格主席的率领下，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定于今天到达首都北京，开始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我们深信，这次访问对进一步加强中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将有重大的意义。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坚强堡垒。在解放以后的十多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农业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捷克斯洛伐克一贯为反对重新武装西德、争取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努力。作为监督朝鲜停战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参加者，捷克斯洛伐克也对稳定朝鲜的停战协定和维护亚洲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为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努力，得到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重视和赞扬。 中国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我们有着共同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中曾经相互给予了同情、关怀和支持。特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有了全面的发展。中捷两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一年比一年增进，两国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合作也日益加强。布拉格——北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缩短了。正如西罗基总理所说的：“争取社会主义和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促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接近和兄弟般的友谊。这个共同斗争在这段遥远的距离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互相敬爱和全面合作的坚固桥梁。” 在中捷两国的友好关系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在去年12月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访问。我国派出的这两个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极其热烈和亲切的接待。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我国人民深厚友谊的表现。今年春天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对我国的访问，在中捷友谊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访问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并签订了中捷友好合作条约。这使我们两国兄弟般的友谊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了，也为今后两国友好合作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中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之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次以费林格同志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的来访，无疑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热烈欢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使者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援助，感谢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代表团给我们带来了亲爱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的深情厚谊，并且祝牢不可破的中捷友谊万古常青。（附图片） 捷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同志

第1版()专栏：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深入工厂 细看大字报重视职工意见 新华社26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七十二人，在首都四十个国营工厂矿山企业的整风运动进入高潮期间，曾陆续分别到一些工厂企业里观看大字报，了解整风运动情况。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对职工贴出的大字报看得非常仔细。 刘少奇同志曾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等单位观看大字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看大字报后，同这个厂的领导干部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大字报上凡是提得对的问题，都要好好地改。他勉励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今后都要参加体力劳动。他说：“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要领导这个国家，就要有这个阶级出身的人。因此，今后当干部不但要有文化程度，还必须是从锅炉房、车间或者种地出身的人。” 周恩来同志先后在石景山钢铁厂、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看了大字报，还参观了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的职工食堂。周恩来在分别同两个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中，详细询问了关于工人工资、生活福利、机构编制等的情况，并且作了重要的指示。 朱德同志在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看过大字报后，对青年工人的教育问题很关心。他对厂里党委书记说：“要把我们国家的情况向青年工人同志讲清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难苦奋斗。”朱德还到石景山钢铁厂和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谈了话。 陈云同志在北京电子管厂看了大字报。他在同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谈话时，详细地询问了厂里新老工人比例、工人的文化程度、年龄和出身，以及厂里产品数量、质量、成本等情况。 许多中央委员和后补中央委员也分别向厂矿企业的党委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整风以及生产管理、职工生活福利、政治思想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情况。 党中央领导同志下厂看大字报，大大鼓舞了工厂矿山里的职工们参加整风的热情。

第2版()专栏： 文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获得巨大胜利 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在总结大会上作了讲话 文艺家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彻底改造思想　努力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和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本报讯　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9月16、17两日举行总结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在北京的作家、文艺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外，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一部分作家，以及中共各省、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等，共一千三百五十多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讲话；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巴金、老舍等，也在会上讲了话；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党组对文艺界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了总结发言。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长期的 陆定一在会上阐明了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很长的时间，经过很多次的流血斗争，才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把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历史完全结束，并且使一切剥削制度以后再也不能产生。在我国，这个革命的过程还很短，我国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1949年就建立起来了，从1949年算起，不过八年；从1953年党提出总路线的时候算起，只有四年。我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在政权问题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会发生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剧烈斗争。这种政治上思想上剧烈的斗争，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从历史上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经过这样一场斗争。这种斗争，苏联有过，那就是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匈牙利也有过，就是去年十月的反革命事件。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中的领导人物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在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上完成之后，资产阶级还要造反。领导这种造反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资产阶级造反在苏联是失败了，在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政权曾一度被资产阶级所篡夺，但最后资产阶级也失败了。中国现在以章、罗联盟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就是要想对社会主义造反。他说，不论在苏联，在匈牙利，在中国，资产阶级造反的目的，都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反革命的反动统治。 陆定一指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不能一下子就解决的，从现在算起，还要十年、十五年才能基本完成，这是一场长期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会熄灭。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培养大量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可能产生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 陆定一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可以培养出大量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改造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同时也可能产生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可以改造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很难改造的，有的甚至到死都不愿意改造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和人民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些人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即使是共产党的长期的教育，也没有能够把他们改造过来。冯雪峰、丁玲就是这样的例子。 他说，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还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会产生出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像曾彦修、锺惦棐、陈涌、刘绍棠、刘宾雁、郭维等，就是这一类例子。他们有的是很小就到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长大的，有的是全国解放后才长大成人的。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受到教育的，但他们却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会产生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来呢？陆定一说，一是由于意识经常落后于存在，旧社会里只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思想改造，就不能在思想上赶上社会主义的现实，就会从看不惯社会主义制度，走到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由于国内国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三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上还存在着 “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是按照需要来分配，而只能是按照劳动，以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分配生活资料的。 陆定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是“百万富翁同穷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那是假平等。 “百万富翁”掌握着生产资料，穷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受“百万富翁”的剥削和压迫，那里会有什么平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什么人可以把生产资料私有起来，剥削别人了。这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但是，比起共产主义社会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不平等。就是在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还残留着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既然是按劳取酬，那就有不平等。劳动力强的，收入就多一些，劳动力弱的，收入就少一些。一个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每人收入就少些；人口少，劳动力多，每人收入就多些。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受着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就是指的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还有不平等而言。虽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收入太少的人有种种帮助和救济的办法，但不平等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只有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按需要来分配生活资料，这些差别才会消灭。 陆定一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资产阶级还未完全消灭，因为资本家还拿定息。定息就是一种剥削。现在国家每年要拿出一亿一千万元来支付这项定息。这种定息的办法，要实行到1962年才结束。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还存在着生活资料分配方面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是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基础。最大多数的人，赞成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但是有少数人，却要求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还有共产主义者，则愿意自己多劳少得，使社会生产力能有更快的发展，人类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两者之间进行着长期斗争。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但会产生大量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会产生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不但会出现很多的共产主义者，会有大量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等先进人物和模范事例，同时也会有流氓、阿飞、贪污、盗窃等各种各样的坏人坏事。 对作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味捧场的恶劣作风应该彻底改变 陆定一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堕落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是不可免的。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把这种现象减少到最小限度。因此，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他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作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一味捧场的恶劣风气，它助长了一些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他说，捧场应该引起被捧的人的反感、讨厌，但有一些青年作家却因此骄傲起来，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天才作家”了，看不起劳动群众，看不起老作家，看不起党，摆起大作家的架子来。有的稿费收入很多，住在大城市，不愿到劳动群众中去，生活腐化堕落，政治上也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今后有关的领导方面，应该接受教训，彻底消除这种恶劣的捧场风气，否则，还会继续害人。 文艺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文艺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陆定一说，这是由来已久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是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一向主张政治领导文艺，因此文艺应该受党的领导，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工农兵密切结合。应该团结和教育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为革命服务。我们把革命的文艺工作看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从王实味，到胡风，到冯雪峰、丁玲、江丰等，他们主张文艺第一，政治应该服从文艺；应该实行“艺术家领导政治家”，或者让文艺成为独立王国。他们拒绝为工农兵服务和同工农兵结合；他们不要统一战线，打倒一切，唯我独尊。这是一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他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过去已经长期存在，今后还会有斗争，不要以为斗争已经结束了。但这次斗争很重要，对于文艺工作的今后发展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它将会大大地巩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灵魂工程师们首先应改造自己的灵魂 陆定一指出，各种阶级都有自己的灵魂工程师。有奴隶主的，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灵魂工程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称号，是要鞭策作家们努力进步，而不是要作家们骄傲自大。陆定一说，与其说文艺家是灵魂工程师，还不如说文艺家是灵魂工程师的一部分更为科学些。因为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的教员，党和共青团的工作者，也是灵魂工程师。少先队指导员和托儿所保育员，也在做教育的工作。文艺家只是灵魂工程师的一种，但是重要的一种。所有教育别人的人，都可以叫做灵魂工程师。但是，所有教育别人的人，都应当受教育，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做先生，文艺家也不能例外。灵魂工程师，应该首先改造自己的灵魂。文艺家如果不努力改造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文艺家，他就可能堕落成为灵魂的蛀虫。他指出作家的职业，像战场上第一线的哨兵一样，是光荣的，也是危险的，容易被敌人俘虏。因为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出了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指出，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 作家应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陆定一指出，“体验生活”这个口号有好处，但也有极大的坏处。它对过去在反动统治下没有机会去接触工农兵的作家们，是有好处的，他们能够同工农兵接近了。但是对一直生活在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和对青年作家来说，它已经起了坏作用。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或者本来可以长期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中的，“体验生活”的口号，却反而客观上妨碍了他们去这样做。有些有志于文艺的青年，在工农兵中生活了几年，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后，就被放到脱离群众的“创作组”去，过早地变成了所谓“专业作家”，于是脱离了生活，住在大城市里，偶尔下乡“体验生活”，逐渐离开了创作的唯一源泉，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甚至开始堕落下去了。刘绍棠的例子，要特别引起我们的警惕。他认为作家不应该只偶尔去“体验生活”，而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最好是参加劳动，其次是参加基层工作。要同工农兵同劳动，同生死，共患难。对于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老作家，当然应该另作妥当的安排，但不要因此而动摇我们的根本原则。为着给青年作榜样，希望老作家们实行毛泽东同志在今年4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话，能有70％的人在十一年内分批到工厂和农村中去，或者“走马看花”，或者“下马看花”，或者落户几年。住在大城市里的作家，只要可能，就应当用兼任职务或其他方法去接近群众。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但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陆定一作了解说。他认为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段话，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创作方法、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作品自由竞赛。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他指出，高高在上，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管怎样口口声声说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写不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来的。要写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首先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陆定一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这里有五个“一切”。他认为有些作品所以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并不是像胡风所说的那样，因为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了，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作家对于工农兵生活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没有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五个“一切”。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去克服公式化、概念化。 陆定一还着重谈了能不能批评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问题。他说，既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要写困难、错误和缺点，又要写对困难和错误的克服。最后的结果，成绩还是主要的，错误和缺点还是次要的。最后失败了的事情也可以写，从中可以取得经验。 希望作家对工厂、农业合作社、学校、商店的建设作自始至终的长期的全过程的观察研究 陆定一对文学艺术家提出两点具体希望：一、希望我们的作家，对于我国的工厂、农业合作社、学校、商店的建设，做自始至终的、长期的、全过程的观察、研究。四样东西，每样看它一个，对我们的社会面貌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对于别的事情，就容易有正确的看法了。二、党员作家，应该编入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过党的生活。 最后，他提出要狠狠地反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摔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扬在讲话中指出，近两三个月来在文艺界进行的反右派斗争，是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纯洁党的文艺队伍的斗争。这场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同时也取得了严重的教训。为什么像丁玲、冯雪峰、江丰等这些老党员、老作家，会堕落到反党的泥坑呢？他说，早在1930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左翼作家要是脱离实际斗争，要是把自己看得比一切都高，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比一切工作都高贵，那就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鲁迅的话是很对的。今天仍值得我们警惕。周扬说，在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人是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一种人在革命的斗争中，经过磨炼，逐渐地把个人主义的“包袱”摔掉，改造自己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在革命队伍中感到自由、轻快；和党一条心。另一种人，却始终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不放，抛不开个人得失，个人恩怨；有一点成绩就向党居功，碰一点钉子就对党不满，因此他们不但摔不掉那个妨碍自己前进的“包袱”，反而增加了“包袱”的分量。党和革命的力量越强大，他们便越感到“不自由”，越感到格格不入。他们对党不是向心，而是离心。遇到重要关头他们就经不起考验，最后就走上反党以至叛党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的作家应当努力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要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扬指出，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关系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的重大问题。我们提倡作家应以自己的创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极端恶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与他们的，因而也是可以从他们手中收回的。 我们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 周扬又指出：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的根本分歧，是文艺要不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要不要受党的领导？他说，这分歧是由来已久的。在左联时期，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和公开的资产阶级文学派别作过斗争；以后，我们又连续地和暗藏在左翼文学队伍中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破坏革命文学运动的胡风集团作过斗争；现在，又和冯雪峰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斗争。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文艺，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是正面地公开地攻击社会主义文艺；他们采取贵族老爷式的轻蔑态度来贬低或抹杀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污蔑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不真实”。他们硬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家没有创作自由，所以只好在作品里“说假话”。 周扬说，社会主义的文学还很年轻。苏联的文学，从高尔基的“母亲”算起，不过五十来年，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算起，也只有三、四十年。这样年轻的文学和几千年的封建时代的文学，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相比，当然会有它的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和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相比，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作基础，在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是自觉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们今天的文学还不够成熟，还有缺点，但是我们必须爱护它，扶植它，使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克服自己的缺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出现伟大作品。 关于“真实”的问题，周扬说，艺术作品，当然要真实。我们同右派的分歧是：写真实的目的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认为文学一有目的，就不真实了，其实，主张文学创作无目的，也就是一种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不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他们认为只有写我们社会的所谓黑暗面，才是写“真实”，写我们社会的光明事物，就是“说假话”。显然，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于什么是“真实”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我们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鼓舞人们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是叫人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关于创作自由问题，周扬说，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写作的人是不自由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在我们的社会，有最大的自由。我们的作家在选材、在表现方法、在艺术风格上都有充分的自由。 对今后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问题，周扬认为，应该继续展开文艺思想上的大辩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文艺上的自由竞赛的原则，防止粗暴和简单化的作法。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彻底解决作家、艺术家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他说作家必须到工厂农村参加基层的工作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取得丰富的艺术感受，写出好作品。青年作家不应过早地专业化。作家和工农群众在劳动中、斗争中长期结合，应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制度。最后，他说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作家的个体劳动应该和集体事业很好地结合。 郭沫若在发言中指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线，文艺界斗争的胜利不仅可以纯洁文艺队伍、巩固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可以鼓舞全国各界的战斗，使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更普及更深入。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斗争，争取彻底的胜利，使我们文艺界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努力改造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茅盾在会上分析了党内外右派分子的几个共同点：他们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否定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的成绩；反对工农兵方向，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思想改造。茅盾在这几个问题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错误的论点，并指出冯雪峰文艺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 巴金和老舍一致斥责了丁玲、冯雪峰等的反党言行。他们认为必须从这次斗争接受教训，彻底清除丁、陈反党集团在文艺界造成的坏影响，以及坚决反对文艺界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说：这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从6月6日开始，到9月17日，历时近三个半月，先后共举行了二十七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的有党内外同志一百四十多人，一致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言行作了揭发和批判。他指出：这次斗争是1955年党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性质是党的文艺路线与反党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是巩固党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与纯洁的斗争。他说：现在大会的讨论虽然暂告结束了，但斗争并未结束，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但还是初步的胜利，必须深入更深入，继续批判丁玲等人的反党言行，彻底清除他们在文艺界所造成的毒害和影响。

第2版()专栏： 曾昭抡的反动本质 周建人 我不是要在这里追究曾昭抡过去的历史。只因为他有着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要使人明白这言行是不是偶然的，是不是由于一时的思想的糊涂，就不能不看一看他的已往的历史。 曾昭抡过去的历史不需要追踪得很遥远，只要略查一下从日本将投降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向解放区进攻时期这一段情况也就可以了。在新旧二种力量斗争如此尖锐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不作出究竟站在哪一边的决定。据说曾昭抡在1945年间就曾和陈诚见过好几次面。同年秋季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即命曾昭抡往美国去学习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曾昭抡的政治立场是很分明的。 1946年出国前，曾又亲自去拜见陈诚，并且经常参加国民党特务头子唐嗣亮的宴会。出国时，唐又差专人送给曾昭抡钱。据曾自己说其钱数目并不多（？），即使数目不多，但其间存有一种关系，毕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种关系显然不能不说是政治关系吧？曾昭抡即使力求避重就轻地交代问题，也不能完全否认曾谈到政治，只能说“很少谈到政治”！可是所谓很少究竟少到多少？又谈的究竟是些什么？这一疑问，在许多人的脑中不可能不很自然地产生。可是曾昭抡自己即使不说，却有事实证明他的立场。曾在美国时期，听说曾二次写报告给国民党的伪兵工署，并且要求将报告转给陈诚看。又准备在国民党领导下设立研究原子能的机构，回国来搞兵工。这时候正是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向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曾昭抡这一系列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图不是很明显地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服务吗？ 曾昭抡从美国回来的一年（1948年），解放军已解放了东北，军事节节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曾昭抡却正相反，他偏偏感到“苦闷、徬徨”，感到消极，竟“想在香港隐居起来”。这是他自己表明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的一节。可是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积极反动的一方面，那就是他到香港后就参加了章伯钧的右派活动。他交代里说这时候“他的思想就更向右转”了。意思只是更向右了一些而已，实际上无非坚持他的一贯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曾到北京以后，1949年，就和张东荪及罗隆基搞起反共集团，进行政治阴谋活动。1950年张、罗、曾三人商量，为了“朝里有人好做事”，他被推荐到教育部任副部长。并且接着做了一联串的阴谋活动；一种方法是企图把私人安插到高等院校里去，另一方法是排挤民主同盟内部的进步分子，企图把要职把持起来。 如上所讲，曾昭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在大鸣大放期间，曾昭抡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增无减。只要从今年6月初他在六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一斑。他幸灾乐祸地估计目前形势一触即发，说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造不成反！他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云云。 这一段话毫无实际根据，完全出于反动思想的主观的推测。曾昭抡很庆幸地认为秀才能够造成反的根据说是群众也是对党不满。岂知这种估计完全错误。事实上群众对党是满意的，并非不满。曾昭抡因为站在反动一方面，就看不见真正的群众。他是站在章罗联盟之内，把反动集团看成了“群众”，遂主观地误为群众对党也不满了。汉阳中学学生是曾经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煽动而闹事；不是终于被工农群众所反对而制止了吗？各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中，不也是右派节节败退了吗？如果群众对党不满，怎么情况会是这样，而不像曾昭抡的主观思想那样呢？ 曾昭抡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也同样充满着反动的观念形态（即观念体系）。汉朝的时代离今已太遥远，不必去论它，至于五四时代的情形是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人都看到过的。那时候政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那种政治情况又怎么样？今日的政权属于哪一阶级？政治情况又怎么样？怎么可以与五四时代学生运动情况相比拟？然而曾昭抡竟作这样看法！岂不是因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遂有此看法吗？ 此外他又说不应该以运动方式对待知识分子，他就害怕。这话也明明表示他站在对立方面而不是站在人民方面，要不然，又何怕之有？曾昭抡还说应该多给知识分子讲话的机会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实际上知识分子讲话的机会很多，何时曾有过限制？至于尊重知识分子，党一向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的。自从革命胜利初期接收学校时候起，党代表向师生讲的话，就表示尊重知识分子的。以后，周总理所讲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话和实际上的安排等一系列的措施，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更是大家所知道的。而曾昭抡竟说党不给知识分子讲话机会和不给尊重，这种完全不合事实的话，就是他的主观上不满意人民民主政治，不满意社会主义所致。 对于新社会表示不满，想回复到旧社会去，一般叫做复辟。皇帝，亲王等想复辟是因为想复得已失的称王称霸的权势；然而今日有些右派分子，实际上他的地位比在旧社会里是高了，享受也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职权也完全是有的，除非自己不能胜任那种工作。如果能胜任，却不让他去做而另委他人去代做，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只是新社会有一套新的组织纪律，新的人事制度，闹宗派和营私舞弊等等却都不允许，虽然在新社会里地位比以前高了，生活也比以前好了，但不能为所欲为，还会感觉到不满意的。这是一个理由。这一理由也就说明还有比较更暗藏的理由，即：从哪一种阶级来的人，脑子里就藏有一套适合那种阶级的那种政治的观念体系（即观念形态，亦译称思想体系）。因此与原来的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制度也有这种关系，有着深切的感情。即使在新社会里地位比以前高了，生活比以前好了，由于与新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制度不习惯，又眼看得旧有的阶级日趋溃灭，当然也要产生不快与痛心，是会幻想着复辟的。听说曾昭抡在旧中国仅在大学里教过书和在化学会里担任些工作。在留学美国时代，也不过想望在伪国防部下面搞一个研究所。解放以后怎么样？不是做了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化学研究所的主任，并且是学部委员了吗？但他还觉得党不给知识分子以尊重，还想复资本主义的辟，这就说明了上述的问题。 当然，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都有极大的野心，章伯钧有极大的野心，罗隆基有极大的野心，曾昭抡也是这样。熟悉他的人说他本是典型的弄权专家，一向有把头作风。这也是旧观念体系里含有的一部分。 曾昭抡并不隐瞒有野心；不过他是这样解释的，他在检讨与交代里说：自认为反蒋有功，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也有分……养成了我过分自高自大的思想。可是这话与被揭发出来的话完全不符，揭发的话里找不出反蒋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痕迹，只有与陈诚屡次往来，及接受特务头子唐嗣亮的钱的事实！曾昭抡检讨与交代结束时，总说几句类似“要在党的教育下，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话。只要这话是一心一意地说出来的，不是“口是心非”（曾自己的话）地说出来的，当然是好的，将为人民所欢迎。但揭发的话与自夸的话对照起来，显然很不符合，显得并不老实。不知曾昭抡自己究竟预备怎么样？

第3版()专栏： 用革命的精神精简企业机构 石景山钢铁厂干部将减掉一半 这个方案实现之后以全厂人员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10％ 新华社26日讯　今天，石景山钢铁厂提出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革命性的方案：把现有的一千九百七十五个干部精简到八百九十六人，减少了一千零七十九人，占原有干部的55％。 实现这个方案以后，干部同职工总数的比例将由17.4％降为8.58％。这个比例大大低于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的干部同职工总数的比例；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在这方面的比例是15％（1956年年底数字）。 另外，这个厂还准备把住宅和职工学校等文化福利事业，争取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如果这个计划实现，还可再减少干部一百五十六人，把干部占职工总数的比例降为7.49％。 这次业务改革是整风的一个主要收获。实现这个方案以后，以全厂人员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10％。 由于减少一千多名干部，每年少开支的工资和办公费用等共一百三十八万元。精简下来的干部还可以参加工农业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或支援国家的建设事业。 按照新的改革方案，干部少了，机构小了，但对生产的管理却加强了。 这个厂每一个人员或机构的精简，都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促进生产发展为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受书本子的限制。有些书本上认为是科学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也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改革了。因此，这次改革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个很大的革命。这次改革一般是科室干部减得多，减57.74％；车间干部减得少，减48.58％；管理人员减得多，减62.75％；生产技术人员减得少，减32.39％。 精简的方法有三个： 一，合并机构，改变分工过细的状况，把三十一个科室和直属厂部的股、队合并成二十个单位。如财务科同会计科合并，办公室同秘书室合并；取消技术教育科、卫生科、监察室等，将其业务划归有关的科室。另外，把十七个车间和直属厂部的股和队合并成十个单位。如炼焦、洗煤、化工三个车间合并，热力车间同供水车间合并，等等。 二，组织专业协作，把重复的和不必要的工作一律取消。很多科室都有按车间分工的专业员，而各车间又有本车间的专业职能组，因此各科室按车间分工的专业员就可以取消。 三，改进业务，提高效率，提倡一人或一个机构掌握多种技能；以人少、机构小来担负起多种不同的和更大的任务。同时，在确定每一个单位的编制时，都对领导干部安排一定的主要的具体工作。如成品科长兼管销售计划，行政科长兼管机要工作，以克服“原则干部”多的缺点。 这次业务改革，主要是因为组织机构过于庞杂，人浮于事，有些管理制度不合理。由于分工过细，经常发生工作重复的现象。工厂的材料账，财务科、供应科和会计科也都各有一套。锰铁包装工作也要三个单位同时监督。工作中拖拉扯皮的事情常常发生。有一次唐山钢厂给这个厂来信要代培徒工的工资，结果由六个科室往返传递七次，六个科室分别签注了五次意见，历时两个月才把钱汇走。 组织机构庞大和某些制度不合理的原因，一方面是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不够，如根据一时的工作安排长期的编制；另一方面，从旧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新企业，所有的干部都缺乏经验，都是在边学边做。因此，每建设一项新的业务，就增设一批专业机构，配备较多的干部，以便迅速地学会和建立起新的业务。例如，建立计划管理，就增添了一批计划、统计和调度人员；加强技术管理，就增添了一批技术、设备和监督人员。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职工们的业务水平和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了，几年来领导干部管理企业的经验也增加了，他们已经有可能掌握多种技能和担负更多的工作。同时，由于工人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养成了遵守各种操作规程的习惯，企业也更加好管理了。因此，进一步改革业务，使企业管理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条件就成熟了。 精简下来的干部，有少部分将下放加强基层工作；有一百多个干部将回到生产岗位当工人，参加劳动；有五百多个干部将参加本厂的扩建工作，当徒工学施工技术，或者学习炼钢、轧钢等技术，将来在新车间当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这个业务改革方案是厂长周冠五在今天举行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宣布的。职工代表们讨论了这个方案，很多代表要求领导方面应按照这个方案彻底改革本厂的企业管理。

第3版()专栏： 久新搪瓷厂引导群众自由辩论 扭转部分工人参加“自发工厂”的歪风 本报上海26日电　记者习平报道：上海公私合营久新搪瓷厂通过工人群众的自由辩论，扭转了一部分在业工人参加“自发工厂”的资本主义倾向，使正气抬头，邪气下降。 今年5月下旬，久新搪瓷厂生产一向很好的搪瓷车间和其它部门，出现了很反常的现象，不少工人的劳动纪律松弛。技术工人陈宣木本来是工人业余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但从那时起他对文娱活动再也不提了，总是神色匆匆地来到工厂，又匆匆地离开。这些可疑的迹象引起了工会干部的注意，他们深入到群众中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车间正被自发工厂的资本主义暗流冲激着，有一部分工人已被资本家拉去参加了工厂，陈宣木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自发厂交了五十元的押金，他的妻子也参加了工厂做工。女工王彩琴，原来是私方人员家属，她在车间里到处活动，风言风语地说：“开厂赚头好，几十元呆工钱拿着无啥意思。”车间里有一部分工人的心也动摇了，想走王彩琴、陈宣木的路。这样就使工人的情绪和工厂的生产都受到了影响。 应当怎样对待一部分工人中的这种资本主义倾向呢？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还是采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办法？久新厂的工会组织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讨论的题目是：工人和资本家一起经营自发厂是什么样的行为？在业的工人应不应该参加“自发工厂”？ 讨论的重点首先集中在王海沿的身上。王海沿是大炉上的一个工人，他在一个资本家的引诱下，以四百五十元的股金，参加了一个制造自来水湾头的自发工厂。王海沿说：他参加自发厂是因为家庭困难，想多挣几个钱来改善生活，主观上根本不想做资本家，因此不能算搞资本主义。一开始，有些也认为这不算什么错误。工人们便拿出许多事实和道理，说明王海沿的说法是不对的。首先，王海沿本人的生活并不困难，他的工资有七十余元，只有小孩和妻子二人，父母都住在乡下，经济开支很少。事实上王海沿投入自发厂的几百元股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从银行存款中提取出来的。临时工徐保华说：“我们就是真的生活困难，也不应当干这种事。我每个月工资只有四十余元，负担七口人的生活，比王海沿困难得多，但我决不做自发工厂的勾当，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条死路。”接着工人们又说：据他们调查，王海沿伙同资本家经营的那片工厂，完全是一片资本主义性质的非法经营的工厂，工厂购置了机器和工具，雇佣工人进行劳动，而且每个入厂的工人还需找保具结，这些工人有的是在业的工人，这是违反政府法令，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资本主义行为吗？在讨论中，有些老工人怀着满腔的热情，诚恳地对王海沿说：你在旧社会吃足苦头（王海沿原来是久新厂的童工），你进厂时人还没有桌面高，我们都亲眼看到你给资本家打骂，好容易到现在，企业公私合营了，我们工人再不做资本家的牛马了。你怎么竟忘记了过去的日子，又走起回头路了呢？工人们还举例说明非法经营的自发厂对国家的危害，对工人的腐蚀。例如顺风搪瓷厂有个工人，在资本家引诱下偷了国家工厂的珐琅粉去搞自发厂。本厂的制胚厂车间一个姓姚的工人参加的自发工厂，偷税漏税，还查出偷用别人发票的不法行为，这是多么丢脸的事。有的工人沉痛地回忆道：解放前，我们每个工人进厂，要给资本家写一张保书，这张保书就像卖身契一样，从此就失去了自由。解放后，工厂进行了民主改革，人民政府把这张卖身契从资本家手里要回来交还了工人，我们都记得是怎样兴奋地在一次大会上把这张卖身契烧掉的。现在，竟有人又想把这种生活恢复过来，我们怎么能容忍呢？ 这次辩论，就这样通过一件件具体事情的说理，使全厂的工人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我是一个光荣的工人”成了人们自豪的一句话。参加自发厂的十五个工人已全部自愿退出，积极、安心地在本厂生产。技工陈宣木的生产积极性也逐步提高，最近他协助试制单搪珐琅粉得到了成功。在今年部分工人们情绪动荡的第二季度，厂内质量计划没有完成，现在已完全好转。厂内旷工现象已消灭，出勤率由原来86％提高到95％左右，生产情况已大为改观。

第3版()专栏： 接受群众意见努力改进工作 第一机械部精简机构修订制度 据新华社26日讯　第一机械工业部贯彻边整边改精神，所属许多单位都成立了专门小组，抽调一批干部对群众的意见加以排队、分析和研究，并积极地进行处理。据所属三十八个企业初步统计，从5月到8月底，已经提出五百五十多条意见，比较多的是对部和局工作方针政策及领导作风方面的意见。领导方面对于这些意见已决定除必须经过群众辩论或请示上级机关解决的问题以外，凡是能改正的缺点和错误马上就改。比如，现在已决定逐步精简部、局机构，紧缩编制，撤销四局，将这个局所属新老十九个厂，分别划归一局、三局领导，9月份正式合并。供应局在边整边改中拟订了公文管理、电报管理、财产管理等办法，并且修订了考勤制度。这些办法和制度经群众讨论后，即可决定实行。 部和所属各单位对去年干部调整工资和提级的情况作了检查，并向群众作了说明，个别提拔不当的缺点，已经纠正或正在检查纠正中。对于在鸣放中揭露的一些作风不好、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也已经根据情节轻重作了处理。 关于生活福利方面的意见，已经基本上都得到了处理。例如，各单位都成立了群众性的伙食委员会。有十二个单位取消了小食堂，增加了主食品和副食品。有些单位还建立了回民食堂或食桌。不少单位成立了房屋管理委员会，对住房的实际情况作了深入调查，有二百六十六户的住房已经作了新的分配或调整。

第3版()专栏： 河北七十八个厂矿开始整风 主要领导干部负责处理群众意见 据新华社保定26日电　河北省唐山、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六个市的第一批七十八个工矿企业已经先后开始整风。 不少厂矿在鸣放开始后两三天内，职工就贴出了近千张五光十色的大字报。职工群众的意见十分尖锐，但是绝大多数的意见都是紧紧围绕着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这一个中心问题而提出来的。 各地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热忱地欢迎和支持职工的批评。他们每天都抽出时间去观看几次大字报，及时了解职工思想情况，对个别有鸣放顾虑的职工进行谈话，鼓励他们大胆鸣放。各单位成立的改进工作机构，也由工厂的主要领导干部负责。为了及时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许多党、政、工、团干部每天忙到深夜，星期日也不休息。开滦煤矿在几天内已经解决了二百九十多个问题。 中共河北省委和各地市委也都成立专门领导整风的机构，并且抽出近百名干部深入厂矿具体帮助指导。

第3版()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无事故奖”是否合理？ 全国电业系统的奖励制度中，有一种“无事故奖”，相当于工人基本工资的20％—45％。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职工，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对这个奖励制度是否合理展开了争论。这里发表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大字报的摘要。 这是变相工资 现在我厂一个工人生产上无事故，每月能拿到基本工资20％—45％的无事故奖金。过去，没有无事故奖时，我厂也没有经常出事故；现在有无事故奖，也没有杜绝事故。所以，我认为要消灭或少出事故，单靠“钱”是不行的，应该加强职工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同时要加强对规程的学习，制定安全措施等。 我认为，无事故奖金是变相工资，因为有的生产岗位不易出事故，工人不费吹灰之力，每月也可以拿到无事故奖金。无事故奖金也是违反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的。例如，值长赵金刚的基本工资是一百零八元，每月无事故奖金四十多元，两者共一百五十多元，而管理厂长周克昌每月工资才一百三十元，试问这合理吗？ 生产上是岗位负责工资制，管理部门是职务工资制，都对自己工作负有全部责任，为什么生产上不管工作的好坏，只要不出事故，每月就能拿到无事故奖金，而管理部门即使每月不出差错，完成了任务，却很难拿到相当基本工资25％的季度一等奖呢？ 总之，我认为现行无事故奖励办法是极不合理的，应该赶快调整！ 康俊峰 只能助长自私思想 我同意康俊峰同志对无事故奖所提的意见。 无事故奖是变相工资。全厂实行无事故奖的人员95％以上都能得到无事故奖。很多人的安全纪录已经达到五十多个月，即使工作有一些错误或损害了仪器，也只是扣一部分奖金，下月还照发奖金。 因为奖金率过高，主要机炉的奖金高，其他工种的低，管理部门没有这种奖，所以造成工人之间、工人与职员之间的收入相差悬殊，造成了有些人愿到主要机炉工作，不愿干其他工作；愿搞生产，不愿干管理工作，并且助长了一些人的自私思想。如某主任为了得奖金，推托责任，要扣他奖金就大发雷霆。 我认为对安全生产应这样处理：一、对安全有重大贡献的和一贯好的小组，发给一定数量的奖金，但不是每人一份。二、对出事故的应追查责任，对不负责任的，应给予一定的行政处分或批评教育。三、对劳动条件差的，应改善劳动条件，或给以一定的津贴。无知者 这是新社会的标志 康俊峰说“安全奖是变相的工资”，我不反对这种说法，但事实上不是固定每月都能拿到的。他又说“这种奖金是违反工资政策的，应该取消。”这种看法不能使广大职工满意。……工资奖励制度不仅是鼓励生产和刺激生产，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新旧社会的不同，证实当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工人拿安全奖不合理，应该取消”，难道应该向旧社会的工资制度看齐吗？那新社会的优越性在哪里呢？……在旧社会里，说不到什么奖励制度，工人也没什么劳动热情和积极性；说不到什么安全，工人也不可能为那个社会去保证什么安全发电。现在社会制度的改变，给工人带来各种优越制度，当然包括工人的安全奖励制度。 发电厂“安全就是最大的节约”。工人在每月完成生产任务的基础上保证了安全而拿到奖金是合理的。这并不是生产工人特殊的待遇。 　悬崖 于心有愧 一个运行人员或检修人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完成任务，保证质量，不出任何事故。所以，我们现在拿安全奖是有些于心有愧的。生产不出事故，本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分内之事，为什么还要用钱来买着我们这样作呢？难道我们拿了这种钱以后就会不出事故吗？难道我们新社会的工人，只是因为有了这笔钱才会保证安全生产吗？ 实际上，现在的安全奖已经成了一种附加工资，成为职工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已经不能起到奖励的作用了。有的人，因为怕出事故，怕弄掉自己的安全奖，所以工作起来缩手缩脚，不想负责任，逃避工作，甚至给别人的工作带来麻烦和困难。工人的事推班长，班长的事推主任，主任推工程师……。 更可笑的和值得考虑的是，一些技术员、管理员也拿这种奖。工作不出差错是他们自己的本份，我们厂的内部规划中也规定每一个工作人员应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出差错和事故，难道只是因为有这笔神通广大的钱才执行规程吗？难道我们上级领导同志认为，只有拿这种所谓的“奖金”来收买工人，才会保证安全吗？不是的，亲爱的领导同志，我们是已经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知道应当怎样更好地工作，决不会因为你给了我们这“奖”以后才去保证安全。 固然对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在高温下工作的人（如锅炉）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但这决不是安全奖，而是生活困难补助费和高温津贴。 最后，我呼吁我们拿安全奖的工人弟兄和技术员们，自觉地停止接受这种来路不明拿之有愧的钱，把工作做得更好，给那些领导者看看。　鸣峰

第3版()专栏： 帮助党整风最活跃的形式 沈阳工厂职工充分利用大字报 据新华社沈阳26日电　沈阳六十多个进入鸣放高潮的工厂，大字报已成为职工帮助党整风的最活跃的形式。职工们贴出的大字报对领导提出了率直的批评，内容绝大部分是从改进生产管理，改进干部作风出发。矿山机器厂铣工闻有礼，编写快板批评了一台铣床每天漏油三十六斤，浪费五十七元而没人管的现象。空气压缩机厂老工人马士龙，写了一张“工艺科有马大哈”的大字报，批评科里审查图纸不严，使车间在加工部件时出了废品。 各工厂广大职工帮助党整风的热情极其高涨。皇姑屯机车修理厂的职工，在三天中张贴出的大字报有三千五百多张，经整理后，就有四千多条意见。沈阳矿山机器厂和空气压缩机厂的几十个“代笔处”，一到休息时间就拥满要求代写大字报的人群。 沈阳各工厂领导非常重视吸取大字报的意见来改进工作。如沈阳化工厂五一三车间，今年新发了一百套工作服，没发安全帽，工人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车间就发给安全帽。矿山机器厂对那台一天漏油三十六斤的铣床已作了检修。

第3版()专栏： 揭阳县锡西农业社大辩论后的结论 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好得很 本报广州26日电　广东揭阳县锡场乡锡西农业社最近展开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社员分清了大是大非，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 在辩论之前，党支部先发动全社大放大鸣，社员意见最多的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坏，富裕农民林妹仔、林钟文和林华钦等大叫大喊，说“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限死人”，又说“社员生活没有改善”，等等。党支部一面把这些言论全部登在黑板报上，标题写着：“谁是谁非大家来讨论；是好是坏算账便知详”；一面召开贫农代表会议，收集具体材料，组织辩论队伍。 经过充分酝酿，辩论展开了。 究竟合作化好不好呢？锡西社90％的社员都说“好得很！”大家拿出了许多事实：1955年合作化后，水稻每亩产量从1953年的九百三十斤提高到一千零三十斤，1956年又增加到一千一百二十二斤，增产20％以上。而解放前每亩平均产量只七百多斤。甘蔗增产更突出，1954年每亩产量六千八百斤，1956年提高到一万二千六百斤，增产将近一倍。而解放前每亩只产一千多斤。副业生产也发展很快，合作化前只有两个砖窑，现在已增加到十七个，每年收入达十二万多元。养猪也由去年的七百零五头增加到一千一百头。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得到很大改善。1955年社员九百七十五户，四千三百多人，全社农副业总收入二十九万多元，每个劳动日分得一元二角五分，每户平均收入一百九十三元，每人平均是四十三元六角；1956年社员增加到九百八十三户，四千五百八十四人，全社农副业总收入四十三万元，每个劳动日分得一元七角，每户平均收入二百四十八元，每人平均收入六十一元，绝大部分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达到了中农的生活水平。五十多岁的女社员敬如婶批评林钟文说：“合作社年年增产，你为什么说合作社不好？你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破坏合作社，你翻了身却忘了本！”贫农社员林映深批驳林妹仔等说：“不是四成的人想退社，而是九成以上的人不愿跟你们走资本主义旧道路。” 同农业合作化一样，粮食统购统销也是好得很。这是大辩论后得出的结论。锡西社土地较少，又是经济作物区，解放后还是缺粮。去年就由国家供应粮食三千五百担，如果不是统购统销，按照粮食黑市每担十四元计算，就要多付出二万四千多元。如果在解放前，任由粮商抬价，那就更不得了。1954年，每人每月口粮有三十斤稻谷，现在已增加到三十三斤多。社员连问林妹仔等说：“你们说统购统销限死人是什么用心？你们想做粮食投机买卖。”林妹仔等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承认错误。

第3版()专栏： 老问题在鸣放中获得解决 福州市郊各乡社注意边整边改 据新华社福州26日电　福州市郊各乡、社做到边整边改，提高了群众大放大鸣和生产的积极性。 东门蔬菜社的干部过去曾主观地叫第六生产队把八分田改成园地，结果这八分田长期积水，荒草满园，社员屡次向社里提意见，拖了半年还没有处理。在这次大鸣大放中，社员再次提出这个意见，第二天社里就组织十五个社员下田除草整畦，间种了芥菜和马铃薯。因此，大家都很高兴，鸣放的热情更高了。

第3版()专栏： 思想交锋 ——记京郊火星农业社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本报记者　林晰　杨昌凤 北京爽朗的秋天，农业上的大丰收，使正在忙于秋收的京郊农民感到格外愉快。在这令人喜悦的日子里，昌平区马池口乡火星农业社社员们的思想却很不平静。他们为了驳倒一个叫许瑞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论，熬过了十几个深夜。 9月19日晚上，我们赶上了最后驳倒许瑞的辩论会。参加这个会的，有火星社三个生产队的八十多名社员。 半个多月前，富裕中农许瑞，在火星社社员的一次集会上说：“合作化搞糟了；农业社把人管得‘伏伏在地’，社干部提了一串小帽子，爱给谁扣就给谁扣，社员没有一点儿自由。”他的这些话，在绝大多数社员，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们听来很不顺耳。 去年，这一带遭受了严重的涝灾。合作社统一使用土地，灵活调配劳力，终于顺利地度过了灾荒。人们回忆说：去年的水灾同1929年、1939年两次大水灾的情况差不多。在那两次水灾当中，有多少户逃荒，多少人家卖了儿女，弄得家破人亡！去年呢？全村没有一户出外逃荒，而且白面、大米也不断吃，还保证了今年的大丰收。 可是，许瑞怎么看待合作社的这些成绩？他说：“要在过去灾荒年呀，我一担棒子（玉米）可以雇个长年工；几斗粮食任我挑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做媳妇。”看，他多么留恋旧社会能雇工剥削人的“好事”！这个年近六十岁的“糟老头子”（有位妇女这么称呼他），还想乘人之危买个大姑娘供自己玩弄呢！他的这些丑恶的思想，激起了已经翻了身的农民的愤怒。他们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日子。 毛三，这个在解放前曾经被卖给地主家的孩子，在辩论会上说：“我三四岁的时候，家里没有饭吃，妈把我卖给了北庄阜村王家地主，得了十五块钱。一个多月以后，妈去看我，我偷偷地哭着对她说，还是让我回家跟你一起喝榆叶粥吧。妈妈难过极了，决心借钱把我赎回去。到处托人说情、做保，结果地主要回了三十块钱的赎身钱。解放以后，我家分了地。因为农具、牲畜都缺，一到耕地的时候就到处求人，常常误了事。闹得我紧奔紧不够，慢奔慢不够……入社以后，再也不求人，生活提高了。”这时，毛三问坐在他旁边的马云龙老伯：“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怎么样？”这位七十多岁的人笑着说：“不是奚落你，过去呀，你哪像个人？现在穿着衬衣，蹬着皮鞋，可是个漂亮小伙子了。”“许瑞！”毛三激动地喊着说，“你说合作化怎么不好？” “入了合作社就是不如我单干的时候自由，队长叫干啥就得干啥；我老婆病了，社里也不给个钱。”许瑞答腔说。 “你单干的时候雇个工，听你说干啥就得干啥，你倒是很自由，给你做活的人可不自由了。” “现在这么大个社，没有人统一领导，出工一窝蜂，下地乱哄哄，能行吗？” “你出工多，劳力强，家里有底，为什么还叫社里给出钱看病？再说，你老婆也不是害的了不起的病。人家毛庆峰老婆生孩子生不下来，社里用汽车送到北京治，花了三百多元；要是没有合作社，把毛庆峰的房子带地卖了也抵不上。” 这些话驳得许瑞没话可说，但是他并不服气。又说什么“合作社把树砍了，把地荒了”，“青年人娶不上媳妇”……真是这样的吗？人们反驳他说：到会的青年人，除了不够结婚年龄的以外，差不多都成了家。个别社员觉悟不高偷砍了树，政府和合作社都及时制止了，为什么把这个也算在合作社的账上？再说，这几年从北京到昌平的公路两边种了多少树，就在这个村边上种的一片树也都长起来了，只是许瑞瞪眼装着看不见。社里把旱地变成水田，粮食增产了，怎么能说是荒了地？ 这几年来，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对过去的苦难很少回忆了。他们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在想靠剥削来使自己“发财”。经过这次大辩论，多数人懂得了走资本主义的路就是要把人们拖回人剥削人的社会。用一个社员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思想真是臭得很！”（附图片）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乡的农民在举行两条道路的辩论会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第4版()专栏： 加强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 中共云南、山西省委抽调优秀干部充实文教卫生部门 本报昆明电　为了加强党在知识界的领导，中共云南省委抽调大批得力的党员干部到各中等以上学校、医院和文化艺术团体担任领导干部。 过去，各级党委也曾陆续抽调了一批领导骨干充实到这些单位去，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缺额仍很大。全省五十五所完全中学和中级师范学校，现有党员领导骨干八十八人，平均每校不到二人。省委全面的研究了目前的干部情况后，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省委决定：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师院附中、昆明第一师范、民族师范、省属医院、高教局、科学及文化艺术等单位所需加派的党员干部六十二人，由省委从各单位抽调解决；各地中学校、医院、县卫生院等单位所需加派的四百十八人，统由各地市委在本地区内统一抽调。抽调的干部条件，必须是政治坚定，具有大学或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适于作这方面工作的相当地委或县委级的党员干部。目前，各级党委已开始抽调，大约在9月底10月初将能配备完毕。 本报讯　中共山西省委已决定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加强文教和卫生战线上的工作。 山西省文教、卫生单位，按照需要目前尚缺少领导骨干和政治工作干部。省委决定抽调八百三十多名干部到学校、文教卫生部门中，担任正副校（院）长，专职党支部书记等职务。 省委提出这次所抽调的干部必须是政治上强，作风好，有领导能力、身体健康能坚持工作。为了使被抽调的干部能愉快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省委指示各级党委，在抽调干部的时候必须作好动员说服和挑选工作。 目前省委开始从各级党、政、工矿企业系统中进行抽调。省委采取了挑选一批，抽调一批，配备一批的办法，预计12月底抽调工作即可完成。 （德淑）

第4版()专栏： 国庆节前后 故宫博物院有哪些展览？ 为庆祝国庆节，故宫博物院开放了许多陈列馆。 宫庭历史部分新开放了养心殿的配殿和后殿；同时开辟了有近一千五百件玉器和一千件漆器的陈列室，是清代宫内造办处工匠所造的极为精致的工艺品。 国际友谊馆将举办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亚欧十一国时所收到的礼品展览。 有名的山西省永济县永乐宫的元代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最近文物局和中央美术学院曾组织大批美术家前往临摹。这部分壁画临本也将于国庆节后展出。此外，还有以下三个展览： 新辟“清代艺术馆” “清代艺术馆”在锺粹宫原址，系最近新辟，已在9月19日开放。这个馆是故宫博物院继展出历代综合艺美术品的最后一个馆。展品有我国在世界上驰名的工艺品瓷器、刺绣、漆器、玉器、景泰蓝、铁花等二千余件，极为丰富。 展览古代织绣 宋、明、清三代织绣佳作已于9月17日起在保和殿展出。展品包括宋代缂丝名手朱克柔的“缂丝壮丹图”和宋人的“刺绣梅竹鹦鹉图”，明代的“缂丝三秋图”和“缂丝蟠桃春燕图”，以及清代的“刺绣群仙供寿图”和“刺绣释迦牟尼佛像”等优秀作品一百一十多件。 我国的织绣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秦、汉就有古书记载，至宋代已达高峰。像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陈的宋代缂丝（通经断纬的丝线编织的画）名家沈子潘的“梅雀图”，那手工的巧妙、色彩的艳丽，逼真的刻画出梅花、喜雀的生命感，真宛如一幅细秀的宋人绘画。 开放绘画馆 我国珍贵的隋、唐、宋、元古画规定在每年秋季展出约两个月的时间，今年已在9月21日开放。 这次展出的作品，除了为大家所熟悉的国内现存最古的名画一百多件外，还增添了不久前新征集到的四幅名画：唐代韩晃“五牛图”卷，宋代王居正“纺车图”卷，宋代杨补之“四梅花图”卷，元代钱选“山居图”卷。其中“五牛图”和“四梅花图”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前者以粗实流畅的笔线写出五条牛儿的不同动态，神气很是活跃，后者以简洁的干笔绘出未开、将开、盛开、将残的梅花变化。 （田文秀、宗和）

第4版()专栏： 一批介绍北京的书籍 为迎接国庆，北京人民出版社在国庆节前夕出版了“天安门”、“北京的诗”二书。前者述叙了天安门久远的历史和封建帝王在此颂诏、秋审等事例，直到解放后人民在此欢庆节日的盛况；介绍了天安门美丽的建筑，并深入解说细部。后者选录了郭沫若、臧克家等四十多个诗人对北京新事物以及美妙景色的热情洋溢的歌颂。 在此以前，该社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介绍北京的书籍。去年10月出版的“北京”画册，用一百四十多幅照片介绍了解放以来首都的重大变化。今年4月出版的“北京游览手册”，比较完全地介绍了北京文物古迹、公园名胜、文娱交通等。已经出版的还有“永定河水到北京”（画册）、“把永安定水引进首都”，描述了这条经常泛滥成灾的河（原名无定河）如何被人民征服而实现了千年的理想。 该社即将出版的还有“我热爱新北京”、“圆明园”。前者是作家老舍、曹禺等描述北京的抒情散文选集；后者介绍了我国十七世纪一座闻名世界的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兴建、全盛时的面貌和它惨遭焚掠的经过。还将出版的有大幅彩色画图的“北京名胜图”和“北海导游图”，这是用国画精细地描绘的北京景色，图上附有照片；还有“北京一条街”、“北京图书馆”等等也将出版。 北京曾是辽、金、元、明、清历代帝都，解放后日新月异地变得更宏伟、壮丽、繁荣了。人们特别是游客希望了解这座封建古老的消费城市怎样变成新进的年轻的生产城市，北京出版社的这批介绍北京的书籍，有助于这种了解。 （绍介）

第4版()专栏：友好往来 苏联两个青年代表团应邀访问黑龙江省 据新华社哈尔滨26日电　苏联共青团沿海边区代表团和伯力边区代表团今天早晨乘火车到达哈尔滨，受到哈尔滨市一千一百多名青年的热烈欢迎。 这两个代表团是应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邀请前来黑龙江省访问的。 这两个代表团将和哈尔滨市青年一起欢度我国国庆节。

第4版()专栏： 印度副总统离沪去杭州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由郭沫若副委员长、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夫妇陪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上海去杭州。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机场上接受了少先队员的献花。他合掌向前来欢送的宋庆龄副委员长，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刘季平、金仲华、荣毅仁和各界人士道别，并和欢送的人合影留念。 今天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各国驻上海领事及印度在上海的侨民。

第4版()专栏： 匈宗教事务局长到京 据新华社25日讯　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局局长霍瓦特·雅诺士，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以及匈牙利驻华大使馆人员。

第4版()专栏： 缅甸青年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6日讯　应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青年代表团一行十八人，在团长吴波阵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的另外四名团员将在稍晚些时候到达北京。 当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接见了代表团。

第4版()专栏： 黎巴嫩和平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6日讯　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黎巴嫩和平代表团一行十七人已经在今天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由黎巴嫩文化、新闻、艺术和商业等各界人士组成的。

第4版()专栏： 巴经济农业水利考察团应邀来访 新华社广州26日电　巴基斯坦经济农业水利考察团一行六人，今天下午到达广州。 考察团是应我国农业部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的，考察团的团长是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赛义德·哈桑。 今晚，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贾柏林设宴招待客人。 考察团定明晨赴北京。

第4版()专栏： 日总评访苏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6日讯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访苏代表团在访问苏联后，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在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董昕以及邮电、重工业、食品、教育、煤矿、公路运输等产业工会负责人。 代表团团长岩井章在访苏后，转往亚非各国访问，预定10月7日来我国访问。代表团将在北京参加我国国庆节观礼。并到各地作友好访问。

第4版()专栏： 罗谢罗举行辞行酒会 据新华社26日讯　以亨利·罗谢罗为首的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酒会，向我国经济、贸易和工业界人士辞行。

第4版()专栏： 哈达博士在鞍山参观访问 据新华社鞍山26日电　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在钢都鞍山参观时说，他在中国见到的工业化方面的事实，更坚定了印度尼西亚走工业化道路的信心。 哈达博士和随他来访问的高级官员今天参观了鞍钢的炼铁厂、第二炼钢厂、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成群的钢铁工人在工厂门口热情地欢迎贵宾。参观工厂以后，贵宾们又来到居住着数千户钢铁工人的友好街住宅区访问了两个工人的家庭。哈达博士还看了这个住宅区的百货商店，他指着橱窗里放着的各种大衣、彩色被单等商品向营业员一一询问了价格。接着贵宾们又参观了鞍钢技术图书馆，观看了这里的数万册外文藏书。哈达博士坐在图书馆的自修室里对鞍钢经理袁振说，他到这里看到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他预先的想像。

第4版()专栏： 民主德国代表团赴上海 据新华社武汉26日电　由厄斯纳副总理率领的民主德国代表团，在此间结束了访问活动后，今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乘专机前往上海。 民主德国代表团是23日到达武汉的。在武汉期间，贵宾们参观了长江大桥和正在施工的武钢工地、重型机床厂工地等处。并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第4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法国经济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晚间接见以罗谢罗为首的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和委员卢绪章，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黄华。

第4版()专栏： 董必武欢宴缅甸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26日讯　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院长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缅甸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为首的缅甸友好代表团。 董必武和吴敏登先后在宴会上致词祝酒。董必武说，吴敏登阁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一直为增进中缅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而积极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董必武并祝这次代表团的来访将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吴敏登在致词时说，他希望缅中两国能有更多的人士互相往来，互相访问，以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他并说他自己一向为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作了不少努力。 今晚出席作陪的有副总理贺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马锡五、陈奇涵，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等人。

第4版()专栏： 李德全举行茶会招待哈达夫人 新华社26日讯　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今天下午举行茶会招待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的夫人。 在茶会上，哈达博士夫人谈到了中国和印尼妇女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她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妇女们以及全世界的妇女们要努力把人类从战争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为了战争带来的痛苦，我们已经流够了眼泪。我们大家要努力制止战争，维护和平。 哈达博士的妹妹沙努西·加利夫人，哈达顾问黄运周的夫人和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的夫人等也应邀出席茶会。 在一个半小时的茶会上，宾主就两国妇女和儿童情况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出席作陪的，有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清扬，书记曹孟君，食品工业部副部长罗叔章等人。 今天上午，哈达博士夫人等由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副部长沈元辉陪同，参观了北京的一所托儿所和一座妇幼保健实验院。

第4版()专栏： 向循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匈牙利人民致敬 ——介绍匈牙利政治文献图片展览 “循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匈牙利——匈牙利政治文献图片展览（1919—1957）”昨天在首都中山公园开幕了。这个展览全面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一贯地、特别是去年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真相，它有力地驳斥了美国操纵联合国特别会议所通过的所谓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无耻诽谤。 当我们走进展览会的大门，周围的大小图片和说明，使我们强烈的构成一种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勇敢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从1919年建立工人政权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为止，同国内外反革命力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当第一幅介绍“匈牙利和匈牙利人民”的图片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使我们对这个英雄国家表示尊敬。 引人注目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之一的萨姆叶尔·迪波尔的高大照片，说明了在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匈牙利工人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匈牙利政权第一次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手里。由于以美英帝国主义干涉军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年青的苏维埃政权于1919年8月1日被颠覆了。随后，霍尔蒂的法西斯恐怖统治时代开始了。 令人兴奋的“解放纪念像”巨幅图片，说明了匈牙利人民从长期的反动统治的痛苦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卑鄙可耻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反人民的半封建的制度崩溃解体了。从地下转到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在争取“土地、面包和自由”的口号下，领导了国家的民主改进工作。 “匈牙利的奇迹”这个很能使人感到兴趣的标题和图片，说明了匈牙利人民在苏联的援助下，很快地展开恢复国民经济的英勇斗争。矿山、银行、工厂、企业的国有化巩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获得了可靠的保证。工厂、桥梁都相继修复。农村开始电气化，农村的卫生、住宅和保健的机构都在建筑中……。 标志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横幅大图片，说明匈牙利人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光荣的劳动所创造的美好图景。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这个特别吸引人注意和关心的标题和图片告诉了我们，美国在去年制造的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中，犯了滔天的罪行。在1956年10月23日午饭后，在反民主势力的倡导下，许多受骗的青年大学生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当夜，反革命分子根据统一的战略计划，首先攻击了广播电台、中央电话局等据点，同时用有组织的突击队攻击了布达佩斯各区兵营、军械库、汽车营等军事目标。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被反革命分子从国旗上扯下来了，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团结的标志——红旗和红星都被烧掉了。在武装叛乱爆发的同时，武器开始从匈牙利的西部边界秘密地运进匈牙利国内。大批受过训练的武装间谍开始在全国活动。“自由欧州”广播电台成为了反革命叛乱的指挥部。屠杀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霍尔蒂，请求西方各国干涉匈牙利内政。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子”，表示自己要继承匈牙利王位。为了便于指挥反革命活动，出卖祖国的叛徒——匈牙利前任总理费伦茨·纳吉从美国坐飞机赶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反革命分子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了刑事犯、间谍、反革命分子。那些在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被禁止的法西斯政党也复活了。有组织的暴徒袭击了布达佩斯党委会，大肆屠杀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保安人员、人民军官等等，残酷的暴行，绝灭人寰。这就是美国企图把匈牙利人民淹没在血海里的全部真相，它是无法抵赖的。 “自由的雕像”和“谁领导全国”的大字标题和图片，又把人们从痛苦的记忆里转回到欣奋。1956年11月3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了。应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苏联军队迅速援助匈牙利人民，他们在极其艰苦的巷战中彻底击溃了武装的反革命匪帮。在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下，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下，迅速的恢复了社会秩序，医治了创伤。1957年5月1日，布达佩斯市人民举行游行示威，一致表示拥护工农政权——工农革命政府和社会主义工人党。这象征了匈牙利人民正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胜利迈进。 缪群

第4版()专栏： 匈牙利政治文献图片展览在京举行 新华社26日讯?“循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匈牙利——匈牙利政治文献图片展览（1919—1957）”，今天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展览厅开始展出。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夏衍，以及各国驻华大使或使馆人员观看了开幕式展出。沈雁冰在参观后对记者说，展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可以使中国观众更清楚地了解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的真相。沈雁冰还说，展览对正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中国人民，将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匈牙利政治文献图片展览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四个部分：解放前匈牙利人民在霍尔蒂反动统治时期遭受的痛苦生活及匈牙利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和匈牙利人民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匈牙利三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及工农革命政府的成立。 展览是根据中匈文化合作协定由对外文化联络局主办的，预定举行三个星期。

第4版()专栏： 到农村去的青年人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决心当米丘林的学生 胡迪松从家乡湖北省黄陂县宋店乡来到上海好几年了，他的青春大部分消磨在板箱业的徒工生活里。他对于这个职业没有多少希望，他在工余的时候就上夜校读书。他计划念完小学上中学，然后设法上正规学校……他幻想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什么人物。但是他念完小学之后，没有考进中学，心里挺难过。这天，他在书店买了一本“伟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读了好几遍，开始琢磨着：米丘林只有高小程度，就能改造自然，为苏联人民创造了那么大的幸福，自己的文化水平也和米丘林当时的差不多，为什么不能像米丘林那样呢？他决心向米丘林学习。他阅读米丘林的许多著作，和一些农业科学技术书籍。1954年，他就决定回农村去当一个米丘林的学生。 但是，曾经介绍他来上海工作的叔父胡启海（是上海电车公司的老职员）不同意他的这个作法，他说：“在上海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去呢？种田，老黄牛翻土块，有什么出息！” 他耐心地给叔父解释说：“我只有高小程度的知识，这在上海说来算什么呢？要是回到农村，倒算是一个知识青年；好好学习米丘林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将来一定有前途的！” “傻孩子！全世界只有一个米丘林，你怎么能够学他呢？” “米丘林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他能够研究出东西来，我为什么不能够呢？再说，米丘林研究东西是处在没有人支持的沙皇时代，我是处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条件好得多了。” 叔父带着严肃的神情说：“真是年青人不懂事！别人都说农村苦，要到城里来，你却要回农村学习什么米丘林。你父亲种田吃了一辈子苦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受苦呢？” “为了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吃苦算什么！”胡迪松激动地说：“刘胡兰、董存瑞为了人类的幸福，还牺牲了生命呢！没有这些先烈，就没有今天，今天的青年不去吃苦，就没有幸福的明天！” “哼！说到那里去了……”叔父听的不耐烦，阴沉着脸，出去了。 初到家乡 胡迪松考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要想得到叔父的同意是困难的。他悄悄地回去了。 家乡的人听说胡迪松回来，都去探望——看一看从上海回来的人是怎样的。只见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土著的鞋子，行李简单到只有一个旧木箱子。……这一切都不像从大城市出来的人。副乡长胡东元瞅了一眼，皱眉说： “出去这么些年，就带这一点东西回来？铺盖、衣服呢？” “都撂在上海了，只背着一箱子书回来。”他高兴地指着那个旧木箱子说。 胡东元和大家都笑起来。背地里，他们议论这个青年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年迈的父亲，看见儿子这副样子，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摇头叹气。这一切，胡迪松满不在乎，他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青年互助组。 但是，干了几天活，胡迪松有点吃不消。夜里，他浑身疲劳不堪；肩膀给担子压得肿起两片红疙瘩，他用手轻轻碰一下，痛得挺难受，他真是害怕再挑担子，甚至干其他的活也有些畏惧。他怀疑自己能否这样吃苦下去了。在上海的时候，他对于回来吃苦，是作了思想准备的，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吃苦，可是，现在到了实际场合为什么吃不了苦呢？既然吃不了苦，怎么谈得上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呢？……这一天晚上，他已经很累，眼睛也睁不开，可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又睡不着。他走到书箱跟前，找一本红军长征故事来阅读。他被里面的事迹深深吸引住。他把目前的吃苦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吃苦作了对比……他感觉脸孔一阵热辣辣。 经过几个月的锻炼，胡迪松吃住苦了，各种活儿都能干了。 大胆实行技术改革 一年以后，胡迪松参加了幸福高级合作社。他专心致意于实现原来的愿望——在田间休息的时候，或晚上睡觉以前，他结合实际生产经验，孜孜不倦地研究米丘林的著作，和一些农业科学技术书籍，并且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技术改革试验。 1956年春天，胡迪松从镇上买回三斤马铃薯。人们以为他是买来吃的哩，等到听说他是买来种的，笑起来了：“这里从来没有种过马铃薯，你怎么想到种这个东西呢？种不活的，傻子！”但是，他根据书上介绍马铃薯的种植方法，以及和老农研究结果，把马铃薯种下不久，长起来了。他同样根据书本的知识，结合老农的经验，试种四川榨菜和河南生姜等也长起来了。 作物没有到成熟期，看不到它的收获成绩，人们都瞧不起胡迪松这个技术改革试验。胡迪松满不在乎，脑子里又在考虑继续搞点别的技术改革试验。 这天，胡迪松向着塆子附近的一片荒山走去。山并不高。山顶有几十亩平畈；黄澄澄的土地，寸草不生。胡迪松在这里走着想着：塆子里人稠地狭，如果把这一片土地种上东西，多么好啊！之后，他阅读有关土壤问题的书籍，晓得这荒山所以长不了东西，是土质太粘，如果把生土挖松，风化，掺上一层熟土，就可以长东西了——根据社里的需要，他计划种上棉花。他把这个作法和县农业局的技术人员研究，他们说可以试试看。但是，他把这个作法和社干部研究时，他们都摇头摆手说：“荒山种棉花？从来没有听过，荒唐………”胡迪松却并不灰心，他从县农业局搞到二十五棵棉苗种在荒山试验。棉苗长得非常茁壮。上级积极支持胡迪松的这个技术改革。管理委员会便决定在荒山作小规模的植棉试验。 秋季，社里的一季晚粳稻非常缺肥。胡迪松看见报纸介绍颗粒肥的良好的肥效，简单的制法和低廉的成本，建议管理委员会让他制造颗粒肥解决晚粳稻的缺肥问题。管理委员会不相信颗粒肥的效力，他们劝告胡迪松莫操这个心思。 胡迪松私自做了一点颗粒肥施在一蔸秧苗里，过了两天，这蔸秧苗比别的秧苗长得特别好。社委们注意起来了。社主任胡东元给二队长胡启山说：“看来颗粒肥还不坏，你们队上敢不敢使用？”胡启山?了?眼睛，说：“我们不信这个邪；不过，试一试也可！”试验的结果，秧苗的确长得特别好。各队都争着要用颗粒肥，在管理委员会的协助下，胡迪松做了一万八千斤颗粒肥满足各队的要求。 秋收到了。胡迪松没有想到一年来的技术改革获得这样大的效果，上了颗粒肥的一百八十亩一季晚粳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八百斤（未上颗粒肥的只有六、七百斤），节约肥料投资一千七百四十六元（折合购买饼肥计算的）；在荒山种的三亩棉花，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一百零七斤（皮棉），比一般田地的棉花增产四、五倍；马铃薯、榨菜、生姜等也获得丰收。 同妻子的一场斗争 技术改革取得成绩，胡迪松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不久以前和妻子因为对农村的前途认识不一致而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以致家庭不和睦，他心中沉甸甸了。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春天，乡里在汉口当临时工的工人经常回来。他们头戴呢子帽，身穿卡其棉大衣，足穿新皮鞋。人们看见他们这样阔气，都羡慕到城市当工人。胡迪松的妻子高玉梅，一个爱面子的性情刚强的青年妇女，看见自己的爱人穿的破破烂烂，吃的也不好，就劝他说： “在农村没有什么前途，趁早到城市当工人吧！” “嘿！我从城市出来的，还不知道工人的生活？从表面看，比在农村过得好一点，实际上除了各项开支，也不会比在农村好多少，别给他们那种阔气的打扮糊住了。”胡迪松说。 “说是那么说，你在农村住下去究竟有什么前途呢？” “我搞技术改革，提高生产，办好合作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前途！” “这个前途，几时才看得见？你还是出去当工人吧——你出去，不寄钱回来也没关系，我干活可以顾住自己。” “不，我要搞技术改革；我相信一定会搞成功的！” “这是幻想，人们都在嘲笑你搞‘歪事’呢！” “嘲笑又有什么关系。” “这是没出息！” “瞧不起在农村的人才是没出息！”胡迪松火了，气呼呼地说。 “你要是不出去，我就不干活，和你离婚！”高玉梅也火了，气呼呼地说。 从此以后，夫妇的感情不大好，见面不多说话，胡迪松有时回家晚了，她不给他留饭，胡迪松换下的衣服，她不给他洗……。 夜话 胡迪松的技术改革成功后，社里非常重视。秋收以后，胡迪松以一个普通社员和普通共青团员的身份，先后当选了社的技术股长、监察主任、共青团分支书记、青年先进生产者和黄陂县甲等劳动模范（出席了湖北省劳模大会）等。 许多人都在羡慕胡迪松，连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这从她的眼光，她的微笑，她的声调，完全看得出来。他决定和妻子好好谈一次话。 这天晚上，窗外的月亮高高的挂在天空，月亮底下，云走得飞快。胡迪松瞅了瞅妻子，柔和地说： “你现在觉得农村的前途怎样？还要我到城市当工人吗？” 妻子抬起乌溜溜的眼睛瞅他，抿着嘴巴笑，半晌，徐徐地说： “现在嘛，当然……情况不一样……” “什么情况不一样？” 妻子又抿着嘴巴笑，轻轻地说： “瞧你！你技术改革成功了，帮助社里提高生产了，获得许多荣誉了，人们都瞧得起你了——从你的身上，就看出农村的前途——青年人满好的前途！” 胡迪松的脸上快活得放光。高玉梅接着说： “现在我不仅不让你到城市当工人，我自己也要努力干活。我要不是前些时心情不好，少出了工，我们今年的收入还要比现在增加得多哩。”（附图片） 江西高安县筠阳农业技术推广站除站长吴方德外，绝大多数是高小、初中毕业生，他们热爱农村，安心农村工作。右上图：高小毕业生喻炬文（右第一人）在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指导畜牧工作。上图：休息时，他们一面向老农请教，一面结合实际向大家讲解耕作技术。 新华社记者 漆荒诗摄

第5版()专栏： 山西和内蒙古广泛开展农业基本建设运动 扩大农田灌溉面积 新华社太原25日电　以农田水利、水土保持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基本建设运动，正在山西省逐步展开。 开始霜冻的雁北、忻县两专区，运动展开得较早。忻县专区从8月中旬以来，每天都有九万多农民在紧张地开渠凿井，修建水库和池塘。已经竣工的两千二百多处水利工程和九百多眼水井，可以使水浇地扩大九万三千多亩。兴县、河曲、保德等九个县刚刚秋收完毕，农民们便在山坡、丘陵和沟岔间开始水土保持。十多天来，这些县新修成的三万三千多条石坝谷坊和两万二千多亩梯田，可以使七万五千多亩面积内的水土得到控制。 晋南、榆次、长治等专区的农业社，目前大部分正在一面秋收，一面准备基本建设。开始动工的农业社逐日增多。 山西省提前开始的农业基本建设运动，是在农村大辩论普遍展开以后出现的。省人民委员会已经初步确定，全省从现在起到明年春天要大力开展农业基本建设，扩大灌溉面积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一千三百万亩。 新华社呼和浩特26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决定明年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二百万亩，使全区农田灌溉面积达到一千四百二十万亩。这是昨天在呼和浩特闭幕的自治区农田牧区水利工作会议上确定的。 会议提出，今冬明春要在自治区各农业区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兴修农田水利运动，因地制宜地利用一切水源，争取在今冬明春完成明年全年灌溉面积的60％。 会议还要求自治区各地目前要充分利用现有水利条件，做好七百万亩的秋浇工作。 此外，会议还决定明年以自治区境内的黄河、永定河、无定河、老哈河、西辽河等为重点，扩大水土保持面积三千三百多平方公里。并确定在牧区打新井一千六百多眼，进一步满足畜牧业生产的需要。

第5版()专栏： 改良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广东大片低产田增产 本报讯　广东省今年经过土壤改良的五百多万亩低产稻田，已经初步改变原来的低产面貌。今年早造改良土壤的四百一十多万亩低产田，除灾区外，一般的每亩增产稻谷二成至五成，有的增产一倍以上。高要、韶关、合浦等专区经过改良的低产田，目前禾苗也生长良好。 广东省虽然有着增产粮食的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是全省总平均产量却很低。以去年平均每亩稻谷产量仅达五百一十多斤；增产的速度也很缓慢，从1952年到1956年，平均每年仅增长十七斤多。原因主要是低产田太多。据估计，年产量达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低产田约占全省水田面积的60％以上。 为了探找增产的关键，去年惠阳、高要、韶关等专区，曾组织大批技术干部深入乡、社，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了许多因为改良土壤而增产的事例。如电白县大坡乡第一社有二百亩土质粘结田，去年平均每亩产量由前年的二百斤一跃增加到九百斤。 广东省初步计划明年改良土壤七百五十万亩到八百万亩，并要求在几年内把全省二千多万亩低产田逐步改造成为高产田。入秋以来各地农民采取稻秆回田和开沟排泉、排除渍、酸、碱等办法，继续进行土壤改良工作，争取晚稻丰收。 （吴尔祥、李少球）

第5版()专栏： 盐碱荒地长出了漂亮的庄稼 新乡、天津两专区低洼盐碱地区农民迎接丰收 本报讯　河南省新乡专区的引黄灌区有六万多亩低洼易涝、轻重不同的盐碱地。在去年和前年，引黄灌溉济卫管理局和小河农场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多种试验，结果只有去年试种的一亩多水稻生长良好，每亩收谷六百多斤。 1956年底，新乡专区成立了盐碱地改良委员会，同时决定进行大面积的改良土壤工作。到今年5月中旬为止，完成了土方工程九万余公方。同时举办了训练班，由各农业社派社员参加学习种植水稻的实际操作。今年，这里的庄稼除少部分被水淹没外，绝大部分生长良好，丰收在望。 事实教育和鼓舞了群众。群众中常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子：“盐碱荒地变了样，水稻长的真漂亮，怎不叫咱喜洋洋，明年咱要好好种一场。”目前，各农业社正在迎接丰收和积极筹划明年的工作。 （王世兴） 本报讯　天津专区各县今年在改造低洼盐碱地的基础上，种植了水稻、淀稻一百万亩，比去年扩大了一倍多。目前，这些庄稼普遍生长良好。根据部分地区的收获情况看，估计共可产谷四亿八千万斤，平均亩产约四百斤至五百斤。 随着丰收的到来，这些历来依靠国家供应的地区，现在有余粮出卖了。武清县的筐儿港、静海县的团泊洼、大河北，坝县的煎茶铺、王泊等五个地区，过去，每年需要国家从外地调入粮食三千九百万斤，今年不但不需要国家供应了，估计还可以输出余粮五千多万斤。 为了使洼地和盐碱地更多地增产粮食，中共天津地委计划明年在这些地区发展水稻、淀稻二百万亩。目前各农业社正在一面收割稻子，一面设计明年的工程。 （中共天津地委办公室）

第5版()专栏： 刘胡兰的妈妈谈勤俭持家 黄德淑 “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山西省革命烈士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这样开始向我讲述她是如何勤俭过日子的。她说，她家有七口人，除了两个大人，就有三个十一岁到十八岁的孩子。俗语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可是，去年全家总共分了二千八百斤粮食，吃到今年收秋，还能剩一百多斤。 这是什么原因呢？她说，庄稼人过日子心里要有个底才行，有多大个家当，作多大个计划。接着她详细地介绍了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经验：碾米的时候，人家一般要碾三次，她只碾二次。磨面的时候她总要比别人多磨两三次。这样碾米磨面，一百斤谷子能多出五斤米，一百斤高粱或小麦能多出五、六斤面粉。这些粗面，掺上一些细面，可以蒸馒头，也可以烙饼。她说：“庄户人家，粗茶淡饭，吃饱就好，这总比解放前吃糠强多了。” 胡文秀说，过日子也要分出农闲和农忙。农忙的时候，一天三餐，早晨、中午要做点干饭，或炒面（玉米、黄豆炒熟了磨成面，然后放在稀饭里吃），晚上就吃些稀的。农闲的时候，就改成一日两餐，从头年10月到第二年3月，都多吃带汤的饭食，多加些瓜菜，这样一天能节约半斤粮食，五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节省七、八十斤。 过日子，无论吃稠喝稀，心里得有个底，做饭的时候要估计吃多少，做多少，多了就要浪费。去年秋天，胡文秀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临走的时候，根据平时的经验给家里预备了满够一个月吃的米面，可是等她回来，家里不仅把原来备下的米面吃完，另磨的一百斤也只剩下一半了。家里人见她不高兴，就说：“我们也没吃到两个肚子里去。”她解释道：不是说吃到两个肚子里了，只是说吃粮没计划，做饭不均匀，作多了大家就多吃。 “过日子，粗一点，细一点，差别可大啦！”她说，她有一个邻居，一家也是七口人，并且劳动力的强弱，孩子大小多少，都和她家差不多，去年分的粮食，总共只比她家少二十来斤，可是他们过日子就是心里没底，麦子下来了，一天就是拉面、削面、剔尖、面片。米一下来，上顿米，下顿还是米。结果到今年2月就吃的米光面净了，要求农业社供应，还向别人买粮，胡文秀说她家就卖给了这个邻居粮食三十斤。

第5版()专栏： 射洪县农民踊跃交售余粮 四川省射洪县的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爱国热情高涨，积极交售粮食给国家，现在已完成公粮任务80％。 这是大明乡农业社的社员们正把公粮装船，由涪江运到太和镇粮库。 四川农民报　金嘉华摄

第5版()专栏： 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 山东全力抗旱抢种小麦 本报济南电　目前，干旱严重地威胁着山东省各地的秋播。中共山东省委号召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把突击抗旱播种作为当前中心的工作。 8月以来，山东大部地区天晴无雨，旱情日益严重。聊城、菏泽、济宁等专区大部分县、区有四十至五十天没下雨，土壤干旱重者深达一尺左右。据省有关部门统计，全省一亿多亩玉米、花生、地瓜等晚秋作物，已有四千五百万亩遭灾，轻者减产15％—20％，重者减产40％或50％以上，部分农田失收。各地原计划种麦面积共六千三百万亩，到21日只耕起三千零六十万亩，已种上麦的仅八百五十七万亩，占计划的13.6％。如最近仍不下雨，估计全省只能种麦三千六百万亩左右（包括浇水种麦），占今年种麦计划的57％。 目前，为了争取尽可能增产，特别是下最大决心力争适时种好全部小麦，山东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全党动员、全力以赴，迅速把抗旱保秋种麦，尤其是把突击抗旱播种作为一项紧急的中心任务，其他各项工作均应服从这一中心任务；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援种麦。全省库存的三十六万部水车，正采取赊销办法，供给群众用以抗旱种麦。 目前部分地区抗旱保秋种麦工作，开始形成热潮。聊城、惠民等地委均组织了一千多干部下乡，深入农业社开展抗旱播种斗争。济阳县委书记、县委委员们，深入田间领导群众日夜抗旱抢种小麦；对旱情比较严重的地方，采取开沟、整畦子和泼水后耕种。全县至17日统计，已耕地三十八万多亩，播种三十三万六千多亩，其中水种近一万二千亩。但也有些地区仍在等雨下种，影响了当前抗旱种麦工作的进展。为此，省委特于24日召开了各地委书记电话会议，进一步指示各级党委会抓紧领导抗旱抢种，改变部分地区抗旱种麦工作迟缓的情况。　（山东记者站）

第5版()专栏： 福建山区除兽保秋 本报福州电　福建省山区积极开展除兽保秋运动。目前秋季作物即将成熟，野兽经常出来残害庄稼和牲畜。据南平专区十一个县最近的统计，秋收作物受害面积达四万七千多亩，比去年同期扩大一倍多。其中仅泰宁、建阳、邵武、光泽四县，近来遭受兽害损失的谷子约达十四万三千多斤。永泰、大田两县有一百四十多万株番薯被山猪吃掉，严重影响农民生产。为了保障秋季丰收，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已于日前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领导山区农民迅速扑灭野兽。目前山区各县已普遍组织了打猎队、防兽站等防兽除兽机构。如南平专区共有六千四百多人组织了六百多个打猎队。宁德县八都区组织了十三个打猎队，盖了七十五座防兽楼，近四百人不分昼夜晴雨地深入密林捕捉野兽。据德化、永春、华安等二十九县的不完全统计，8月份以来已打死了各种野兽三千四百多头，沙县农民捕杀了三只老虎。

第5版()专栏： 吉林大力领导灾区生产自救 本报讯　记者汤宝顺报道：吉林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积极领导灾民生产自救，弥补受灾损失。 到9月上旬为止，吉林省遭到水灾的土地面积达五十一万多公顷，死亡牲畜九百多头，冲毁水利工程四百八十多处、房屋三万多间。为了及时解决灾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大力开展生产自救工作，各县普遍建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并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负责领导。在重灾区，已把生产自救列为当前农村中心工作。公主岭专区曾组织了十一万多人参加复堤堵口和排除内涝积水工作。现在已经排除内涝积水七千五百多公顷地、修复决口一百六十多处、水库十二座、河堤十一万多公尺。并且修复了一部分住宅，使绝大多数灾民得到安置。伊通县受灾以后，立即组织了三千多名劳动力抢救被水冲倒的庄稼，现在已经扶起一百多公顷的庄稼。许多受灾地区的农业社讨论了秋收中如何注意增产粮食、克服浪费、度过灾荒的具体办法。敦化县提出细割、细收、细打等办法，即可增收一千七百多吨粮食。 为了增加灾民的收入，各县的领导机关采取了各种办法为灾民寻找副业生产门路。白城县为灾民找出打石头、挖药材、拉脚、打石等几十种副业生产，计划到明年3月以前全县可增加二百万元的副业收入。全县已经有一千三百多人外出参加了各种副业生产。梨树县副业收入已达到二十七万六千多元。靖宇县那尔轰等七个乡到9月上旬，副业收入就达到六万多元。敦化县即将组织五千到七千人到森林里参加清理林场、采山货、打防火线等各种副业生产，全县计划到明年春季增加副业收入四百一十多万元，完全可以弥补或超过受灾损失。“

第5版()专栏： 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一去不返 一向缺粮的湘西山区今年可外运余粮 新华社吉首25日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历来“糠菜半年粮”的穷困日子，现在一去不复返了。今年全州粮食产量将比解放前最好年成增产一倍。解放前这里年年缺粮，需要从外地运进粮来；今年将有一亿多斤余粮运出，支援祖国工业建设。 湘西水利资源丰富，但在解放前稻田只靠天雨灌溉，天一旱就没有收成。耕作也很粗放，每亩稻田平均只收谷二百斤左右。解放后，由于当地党政领导机关领导各族农民积极兴修小型水利，已经基本上改变了干旱面貌。“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也已迅速改变。今年大面积试种成功的十一万多亩双季稻早稻，平均每亩实收干谷三百八十七斤。中稻也收到四百二十斤。目前晚稻生长茁壮，丰收在望。据调查估计，今年全州平均每人每年用粮将达到六百多斤。

第5版()专栏： 他们热爱家乡的农业社 于风 “去年入社后，我没有参加过生产。两个儿子是工人，他们寄回来的钱就够养活我。可我最怕大儿媳妇，生产队长嘛，总要派我劳动。我嘴里答应着，从后门出去转转就溜走了，不是上街喝茶就是跑小铺里去呱呱。 “今年可不中了，两个儿子假期回来，都动员我参加生产。他们说我才四、五十岁，身体又好，不劳动咋行。我想这也是话，我能劳动却不劳动，真是不应该。今年我参加了劳动，全队拉犁、挑担用的草绳都由我一人包工搓，我还和其他两位老农负责稻种催芽等工作呢！” 这一段话是安徽肥东县星光农业社二十二队社员洪道坤讲的。 二十二队共六十七户社员，其中三十六户都有人在上海、南京、芜湖等地的工厂做工。这些工人非常关心农业合作社。他假期回家省亲，总要主动地找社、队干部和社员们一块谈谈，了解合作社的情况。去年春节，他们知道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很少，回厂后就给合作社寄来了一百元作为修建俱乐部的费用，以后陆续又寄来了二、三百本书籍和娱乐、体育用品。今年春节，工人们回来看见社员、干部因去年灾情造成减产，情绪低落，便主动召开了工农座谈会。工人们在会上详细地询问了合作社去年的情况，和社干部一起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他们鼓励农业社干部说：“第一年办合作社总会有些曲折，但决不能被困难吓住。”最后，他们表示今年要支持合作社争取丰收，并要和社经常取得联系，以便了解情况，有困难就及时援助。他们还马上拿出了六十元，作为队里的生产资金。 工人们还积极动员家属参加生产和节约用钱，向队里投资。去年三十六户工人家属，除两、三户参加生产外，其余都不参加，完全靠工人寄回来的钱维持生活。工人洪道行的爱人李中兰曾说：“我死也不参加劳动。”结果，工人家属不但在生活上有很大浪费，对农民影响也不好。但今年由于工人的教育和动员，三十六户工人家属，全部参加了生产。 因为她们参加了生产，对合作社也就关心起来啦。队里缺乏资金购买肥料，工人家属就自动投资二百七十元。上海工人洪道海的爱人李仁华首先投资六十元，带动其他工人家属投资。 工人和工人家属对农业社的关怀和帮助，鼓舞了全队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社员洪美洲说：“工人家属把死钱变成活钱，投资买肥料争取全队丰收，这个功劳不小。”；“工人同志这样关心合作社，我们不好好干，争取丰收，就对不起工人阶级了。”

第5版()专栏： 访问实行“田间开会”的集宁县 本报记者　林沫 内蒙古集宁县县委书记张万精同志和乡干部共同创造了一种“田间开会”的办法，解除了农村干部和群众因开会而熬夜、误工的负担；从根本上解决了脱离生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农村工作人员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参加生产，联系群众，使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 “田间开会”的办法已在集宁县全县推广。内蒙古党委农牧部准备把这办法向全区农村推广。 这项新的工作方法是怎么产生的？它对农村工作能起些什么作用？“田间开会”又是怎么个开法？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我到集宁县作了一次访问。 两年的历史 原来，“田间开会”的办法，在集宁县已有两年曲折的历史。 1955年夏季，县委书记张万精同志带着一批干部到麻盖乡的集明社去整社。 起初，张万精同志为了整社不影响生产，要找干部谈工作，在社员中了解情况，就同他们一块去锄地。有一次在地头休息的时候，社员们同他扯起开会的苦来。有个社员说： “张书记，你今日跟咱锄了一天地，该尝到这味道了吧？你看，这么受上一天，谁也乏的不行了。吃了夜饭，一推饭碗，就想顺手拉个枕头躺下展展腰，可社里就喊开会呀！开会呀！去了坐在那里，困的头挂在脖子上，一个劲打瞌睡，谁讲些什么听也没听进，末后还让讨论，发言，你说发个甚？” 农民的这一番话，打动了张万精同志的心，他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放在心上。 他进一步向乡里、社里的干部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同样，大家也向他述说起开会的苦处。他们谈到，如今大家都入了社，人人都要靠劳动、靠挣工分吃饭，白天开会，误工实在误不起。夜晚开会呢？根据农村的习惯，吃了夜饭，把人等齐，往往就到九点多了。会一开起来，就闹到十一、二点，过半夜，就要影响第二天的生产。 张万精同志不断摸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地里，他曾注意农民的劳动习惯：锄地时每天都有两三次休息，一次休息二、三十分钟。他有时利用休息时间向大家谈些问题，社员们听起来很有兴趣，也拉扯得很热闹。有时他有意识地向社员谈一两个问题，引起大家讨论，也就等于开了一次小会。他进一步考虑到，是否可以在田间开会，利用劳动休息的时间提出要讨论的问题，劳动的时候就讨论起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同干部、群众谈了。当时的乡支书李文善同志对这事很热心。在干部中经过一阵酝酿，李文善就同张万精积极准备，先在干部中作了一次试验。 那次他们召开的是社的管理委员会扩大会。开会的二十来个人在一起锄萝卜。主持会议的人利用两次休息的时间（每次约一小时）向大家报告，社里如何开展劳动竞赛和调整牲畜租价问题，锄地时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开了半天会，每人平均做了四分工。末了，大家都说：田间开会，人不困，脑筋清楚，会议内容听的真；讨论的时候发言热烈，又说又笑有兴趣。 从此，麻盖乡的干部发现了开会不误工的好办法。两年来，农忙季节他们绝大部分会都在田间开。 在全县总结整社工作的时候，张万精同志曾把麻盖乡“田间开会”的办法在全县的扩大干部会上向大家作了介绍。可惜当时这件事未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不久，张万精同志就离开工作医病去了。 1956年夏季整社的时候，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又想起了“田间开会”的经验。当时也曾号召下乡的干部，整社要结合生产，会议可以搬到田间开。据说有些地方也这样作了，但结果如何，县委领导上却未进行检查和总结。 再次试验 今年春季，张万精同志病愈恢复工作，他又在县委的领导同志中提起“田间开会”的事。当时有的人对这事半信半疑，有的觉得，在夏锄、秋收等集体活路较多的时候，在田间开会还可以，在干活比较分散的春耕时期恐怕就不行。 后来，中共中央发布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曾提出各级领导要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做到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一指示给了张万精同志很大的鼓舞和支持。他对农村开会结合生产的办法有了更大的信心。 5月间，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分别下乡向干部传达毛主席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张万精同志在下乡传达的时候，就结合春耕生产在庆德孟乡作了一次田间开会的试验。 这次参加开会的有三个乡的脱产和半脱产干部，共三十来人。他们计划一边开会，一边给恒星农业社开荒。群众听说这事都很奇怪，大家议论着：“真是闹好看哩，开个会还跑到地里去！”人们对干部参加生产也抱着怀疑态度，有的说：“唉，那还不是作作样子！” 一群干部扛着铁锹下地。大家到地里一看，社里划给他们要开的荒地，原是山坡下一块乱草滩、黑胶泥地，又结实又硬，还满是乱石头。不说也明白了，这是农民故意给找上一块猪头地，要来考验他们。 干部们提出口号：保证要把会开好，活做好。张万精同志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传达作了很好的准备，尽量作到通俗、扼要，抓住中心，结合实际。每次利用休息时间传达一段，接着就在干活时分组进行讨论。 他们干活的时候，村里有个叫朱双喜的八十一岁的白胡子老汉，蹲在地边上看了很久。他回去以后向众人说：“不错，人家是实在受哩，活做的挺细法。” 干部们劳动了一天，晚上回去，群众的态度就显然不同了。干部住在谁家，群众给端洗脸水，热情招待，有的炕上铺了毡，往日给吃稀的，这时却给作了稠的。 会议共开了三天半，干部们对这次会的评语是：这样开会，不打瞌睡，精神饱满，思想集中，清风凉哨；传达一段，讨论一段，最后总结，对内容理解比较真切，真是清清楚楚地开了一次会。 春季能否在田间开会？大家劳动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会议期间，大家共开生荒地二亩，熟荒地六分，还挖了三十畦菜地，每人平均做了十二分工。他们开的荒地，先用锹刨了，又用犁耕过，还耙了两遍，捡出了草根和几大车石头，拉上了八车粪，精精细细地种上了山药。社员们都说：让咱们自己作，也没那么细法。 全县普遍推广 5月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紧跟着，集宁县就出现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潮。这就给进一步推广田间开会的办法造成了有利条件。6月初，张万精同志在全县的三级扩干会上，再一次介绍了“田间开会”的经验。全县干部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这件事。会后，干部们把这个经验带回乡里、社里推广实行，立即受到农村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7月中旬，我访问了集宁县一些从各乡工作回来的干部和五个乡的乡干部，调查的结果是：乡里、社里绝大部分会都搬到田间开了。他们所列举的会议的名称有十五、六种，差不多包括了乡里、社里、党、团和妇女组织的各种会议。他们说：田间开会，人到的可齐捷哩！开起会来有精神，不打瞌睡，又不怕误工。 农村有很多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过去有些人因家庭生活困难，怕误工，就经常“逃”会，开起会来缺席的人不少。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庆德孟乡最近两个月中共开大小会三十四次，只有两次会是在屋内开的。结合三十二次会议，干部们共作了一百八十一个劳动日。 布力恒牧（团结）民族联合社在田间召开党的分支部会，十个党员平均每人做了九分工。他们自建立支部以来，开会一人不缺这还是头一次。党员徐二说：“过去我因为生活困难，怕误工，开会来的少。像今天这样，开了会还赚了十分工。照这办法开会，保证谁也不落后。” 农村党的支部教育，过去每到农忙时就要中断，现在全县的六个支部教员，都到田间上党课，党员一边锄地，一边听讲，在紧张的夏锄期间都能照常进行。 他们的经验 据集宁县的经验，结合生产在田间开会，夏季和秋季最好办。这时锄地、收割、打场等集体性的活路较多，开会时作什么活，容易安排。在春季，耕地、播种等活路比较分散，开会生产有困难，但如果主动寻找，可做的活还是不少的，例如：砌猪圈，修厕所，开荒，修渠，打坝，托土坯等都是可以的。 当然，也不可把田间开会的办法绝对化，认为不论什么会都可以到田间开。为了开会结合生产，不问活路的性质、轻重，是否适合，勉强去作，也必然会犯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紧急会议，或相互观摩评比、检查的会议均不适于在田间举行。 根据集宁县的经验，开好“田间会议”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对会议要作很好的准备，讲话要精悍，中心明确，每次会集中解决一两个问题，会议时间不可过长。（二）开会时搞什么生产，事先要有妥善的安排，绝不能临时乱抓。（三）作活评分，一定要根据社里的统一标准；对半脱产、不脱产人员的劳动工分和报酬的支付，可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采用流通工票的办法。

第6版()专栏： 充分利用丰富资源　适应新的发展任务 苏联着手制定长期经济计划 在最短期内使生产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鉴于新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以及由于工业和建设管理工作的改组使得有可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家丰富的资源和生产潜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决定着手制定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长期计划。这个计划草案的制定工作规定在1958年7月1日完成。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这段时期的情况表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指示正在顺利地执行中。1956年工业总产量比1955年几乎增长了11％；1957年头八个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以上。1956年苏共中央12月全会曾经作出指示，规定要把五年计划指示中提出的某些任务作详细的规定，以便保证对用来发展国民经济的物资和资金作最合理的和最有效的利用，以便挖掘潜力给住宅建设拨更多的资金。按照这个决定，住宅建设的五年计划将超额完成。 根据1957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和同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决议，按地区原则进行了改组管理工业和建设的工作，成立了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这就要求根本改变长期计划和现在计划的计划工作的制度。而适应新的管理制度而实行的按各经济行政区进行计划工作的新制度，使得有可能更充分地利用苏联丰富的资源，保证更正确地配置生产，解决在开辟和发展许多新的工业部门方面以及在全面发展各个经济区方面的一些重要任务。 此外，在最近几年中，地质学家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原料和动力资源的大产地。在这类资源的基础上，有可能建立新五年计划指示中所没有规定的新的企业和新的工业中心。要完成这项工作，单是新五年计划余下的三年时间是不够的。实现这个重大的任务至少需要五年到七年的时间。 鉴于以上情况，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认为，必须要编制更长时期的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并且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苏联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和各主管机关制定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认为，在编制长期计划草案时必须以下列主要任务为根据，这就是：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基础上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以便在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再向前迈进一大步；在国家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保证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有进一步提高。 由于尽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长期计划的主要任务的最重要条件，新的长期计划应当为发展一切科学部门、理论研究和新的巨大的科学发明开拓广阔的活动场所。 在长期计划草案中，必须规定更大规模地开发苏联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迅速地发展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业、化学工业特别是人造纤维、食品原料代用品、塑胶、其他合成材料以及人造皮革的生产，必须规定高速度发展全国电气化，进一步发展煤炭工业特别是石油和煤气工业，必须缩短建筑期限，消灭施工项目繁多、资金分散的现象，并且大大扩大住宅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扩大农产品生产以便在最近几年内在肉类、油类和牛奶产量方面按人口计算赶上美国，并且大大地增加其他消费品的产量。

第6版()专栏： 叙外交部斥土总理干涉内政 比兹里说叙利亚军民一致团结御侮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6日电　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9月25日发表声明，谴责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干涉叙利亚的内政。 声明说，“安卡拉电台昨天广播的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对叙利亚局势表示担忧和不安的声明，表明土耳其已经开始公开参加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反对叙利亚的运动。” 声明指出，曼德列斯所谓叙利亚局势“威胁”和平和安全，所谓叙利亚是对中东的“巨大危险”，所谓叙利亚输入的武器“超过它的需要”等等，都是荒谬的。声明说， “特别是在土耳其已由于美国的政策，而变成被美国用来威胁中东安全并为美国的利益和战略计划服务的基地和兵工厂的时候，它还硬要这样说，那就确实是荒谬绝伦了。” 据新华社柏林26日电　“新德意志报”今天刊登了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兹里答该报驻中近东记者的问题。 在谈到美国大使馆制造叙利亚叛变的阴谋时，比兹里说：“这种阴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比兹里说：叙利亚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热爱他的军队。叙利亚人民和军队的一致使帝国主义惊惶失措。 比兹里说：华盛顿的行动和言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华盛顿说：它是在“为自由而斗争”，但是却派汉德逊去君士坦丁堡制造阴谋事变，策动在叙利亚周围集结军队。比兹里说：事实上美国保卫的“自由”是帝国主义的自由。比兹里最后说：“假如侵略者胆敢侵犯我们的边境，就让它认识一下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我国人民！”

第6版()专栏： 讨论叙沙埃三国关系问题 沙特国王到达大马士革 伊拉克首相阿尤比访问叙利亚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6日电　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应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的邀请在9月25日下午到达大马士革，作为时三天的访问。 这里的政界人士极为重视这次访问，因为这次访问是在叙沙关系恶化之后进行的，虽然两国关系最近已经缓和。叙沙关系恶化是由于在约旦政变以后美国采取的挑拨离间政策所造成的。 沙特在这次访问期间，将同库阿特利和其他叙利亚官员进行会谈。据悉，会谈将讨论叙、沙、埃三国关系问题。 这里有的报纸9月25日说，这次会谈可能使纳赛尔总统、库阿特利总统和沙特国王之间恢复举行最高级会谈。 据新华社26日讯　伊拉克首相乔达特·阿尤比今天到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访问。这是伊拉克参加巴格达条约以来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叙利亚。他的访问受到人们的注意。乔达特到达大马士革以后立即前往叙利亚议会，参加为欢迎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而举行的午宴。

第6版()专栏： 约旦驻联合国代表说 叙利亚没有威胁邻国 据新华社26日讯　纽约消息：约旦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赫卡尔25日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说：“阿拉伯国家并不认为叙利亚构成对任何别的国家的军事威胁。”

第6版()专栏：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 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是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的活动家，是匈牙利卓越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卡达尔同志在1912年生于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上高小时，就不得不半工半读。从童年作帮工到后来成为仪器工人学徒这一期间，卡达尔同志尝尽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贫困生活、失业和反动政权的迫害。从十七岁起，他就参加了工人运动，最初他参加五金工人的青年组织。1931年，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1932年被选为这个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书记。同年，卡达尔同志参加了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达尔同志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工作，1942年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3年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当时卡达尔同志在组织匈牙利劳动人民反对法西斯制度和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在霍尔蒂统治年代，卡达尔同志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迫害。从1931年到匈牙利解放为止，他处于法西斯警察的监视下，多次遭到逮捕和监禁。 匈牙利解放后，卡达尔同志被选为国民会议的议员，后来又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45年1月到5月，他负责治安工作。他后来担任了几年匈牙利共产党大布达佩斯市委员会书记的职务。1946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副总书记。1948年，卡达尔同志任匈牙利人民政府内务部长。1951年4月，由于无根据的、捏造的控告，卡达尔同志被捕入狱。在出狱和恢复名誉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州党委会第一书记职务。在去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卡达尔同志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 去年10月反革命叛乱期间，在纳吉公开叛变匈牙利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以后，卡达尔同志和他的战友，包括这次同来我国的马罗山·久尔吉等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立场，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动员人民来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成果。今年6月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卡达尔同志被选为党的第一书记。 去年9月，卡达尔同志曾率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6版()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 兹德尼克·费林格同志 应刘少奇委员长的邀请，率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到我国访问的兹德尼克·费林格同志，是捷克斯洛伐克杰出的政治家。 费林格同志于1891年7月11日生于阿罗木次州。他在商业学院毕业后曾经到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林格同志在国外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奥匈封建帝国的斗争。在伟大的革命转变时期，他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费林格同志进入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外交界。在外交界服务的整个时期中，费林格同志坚持同苏联密切合作。当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时，他坚决主张进行彻底斗争，并且主张建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林格同志在国外进行反法西斯工作，并且积极争取使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统一起来。 费林格同志在1937—1939年和1941—1945年曾经两度出使苏联，为加强捷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许多工作，他帮助了在苏联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团，并且准备和签订了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 费林格同志在1945年4月到1946年7月任解放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联合政府总理，1946年大选后任副总理。1948年2月，费林格同志同哥特瓦尔德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一起，粉碎了资产阶级发动政变的阴谋，并且在民族阵线广泛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人民民主政府。他为1948年捷共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在两党合并前，费林格同志是社会民主党主席。从1948年2月事件到1953年期间，他一直担任政府的副总理。1953年9月被选为国民议会主席。1954年在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费林格同志在加强中捷两国人民友谊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他曾说过：“中国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有着共同的目的——维护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和保障劳动人民有愉快的生活。两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的目的，正亲密友好地合作着。”

第6版()专栏： 交流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卡达尔总理谈访问中国之行 新华社布达佩斯26日电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25日发表了卡达尔总理在离开布达佩斯以前就访问中国问题对这家报纸记者的谈话。 卡达尔说，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同志的邀请。这次出国是匈牙利政府代表从去年反革命事件以来的第二次出国。这次出国恰好是去北京，这是并非偶然的。除苏联之外，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从中国得到了道义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最多的支持。 卡达尔说，这次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去北京，是要参加中国人民庆祝国庆的典礼。自然，我们还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国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思想上的和实际工作中的成就吸取经验。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在对反革命和对右倾修正主义的斗争方面，或是在树立新的工作作风方面，我们都正在努力尽量吸取中国同志的经验。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要转达我国人民对伟大的中国的兄弟人民的谢意和敬爱。我们相信，我们将带着丰富的体验和良好的经验回来。这些经验对解决我们的重大任务将产生良好的作用。

第6版()专栏： 庆祝我国建国八周年 苏联电台举办中国音乐周 新华社莫斯科26日电　为了庆祝中国建国八周年，全苏无线电广播电台从25日起开始举办中国音乐周。 在音乐周第一天的第一次广播中，电台播送了中国著名的歌曲和舞曲，其中有中国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得奖者演唱的歌曲。往后将逐日播送中国民歌和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在10月1日那一天将播送纪念中国作曲家聂耳的电台音乐演出。

第6版()专栏： 本报评论员： 不光采的一页 9月24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在美国操纵下，拒绝了把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的建议。这样，联合国大会就在它的记录上又增加了不光采的一页。 从1950年以来，美国在每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都操纵它所控制的表决机器，竭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美国这种蓄意使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处于瘫痪状态、破坏国际合作、制造紧张局势的手段，已经遭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憎恶和反对。在1955年联合国大会上，支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有十二个国家。1956年联合国大会上支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增加到了二十四个国家。今年联合国大会上有二十七个国家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比去年又增加了三个。联合国大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投票情况的变化，清楚地说明美国统治集团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正在越来越不得人心。 印度代表梅农在联合国大会上正确地指出，连美国自己也早就承认蒋介石集团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只有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联合国大会才能听到真正中国人民的声音。印度是亚洲的大国，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一向抱着积极关心的态度。印度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再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也就是为了促进各项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以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这是印度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因此，印度的建议得到了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亚非国家和北欧国家的支持。印度代表梅农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博得了一片掌声，这是对于美国的讽刺和打击。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却仍然坚持它的敌视中国人民、阻挠国际局势缓和的政策。美国主要依靠着拉丁美洲国家和参加美国所策划的各个军事集团的国家，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届联合国大会上，英国仍继续追随美国，支持美国这个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政策。英国是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却竟然一而再地反对在联合国中有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竟然认为可以继续容忍让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英国政府这种态度，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惊异和不满。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由美国或者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来决定的。美国操纵联合国阻挠我国恢复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并不能对我国发生任何影响，而只能给美国及其追随者和联合国本身印上受人鄙视的烙印。

第6版()专栏： 记者来往必须互惠 经过美国人民和美国新闻界的长期努力以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在8月22日宣布准许一批美国记者来中国进行采访。然而，一个多月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情况，却使人更加肯定这不过是美国国务院用来应付舆论压力的一种欺骗手段。 美国国务院在批准这些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同时，就在他们进行访问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障碍。美国国务院不但给美国记者指定了进行报道的题目，要他们收集情报，而且毫无道理地宣布不能给中国记者以访问美国的互惠待遇。美国国务院这样就表明公然要利用这批美国记者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完全无视国际公认的互惠惯例，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中国身上。很明显，这种典型的帝国主义的态度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国务院当然完全懂得这一点。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仍然不希望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害怕这种访问会不利于美国继续保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企图利用这个手法，把美国记者能不能访问中国的责任从自己那里推到中国身上。 但是，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达到目的。它的拒绝遵守平等互惠原则的专横态度，受到了美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罗斯福夫人也认为中国人民坚持互惠原则“是完全公正的”。“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也不得不责备杜勒斯拒绝给中国记者以互惠签证“是错误的”。美国国务院想把美国记者访华问题的球踢给中国，结果却还是落在自己头上，弄得十分尴尬。但是美国国务院仍然顽固地拒绝实行平等互惠的原则。为了给自己逃脱窘境，美国国务院宣布它将允许中国记者访问美国，但是不是在互惠的基础上，而只是在个别记者提出申请的基础上加以考虑。 所谓在个别申请的基础上加以考虑，这就是说美国将把访问美国的中国记者看作是一般的移民，而不是作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的使节。这样，美国实际上就拒绝了中国记者的访问。因为按照美国的移民法，进入美国的外国移民在入境时不但要受所谓“健康和安全的检查”，而且还必须按指印。大家知道，按指印是一种用于罪犯的最不文明的办法。用这种野蛮的办法来侮辱访问美国的客人，是美国国务院阻挠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的手段。因为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愿意忍受这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虽然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国会已经决议可由国务卿和司法部长决定某些可以不按指印的例外情况，但是它并没有肯定说这种例外情况适用于访问美国的中国记者。因此，美国国务院这种所谓在个别申请的基础上考虑中国记者访美问题的说法，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欺骗美国舆论、推卸自己责任的花招。 顺便指出，日本政府对于中日两国人民和新闻界来往所抱的态度和所采用的手段，同美国十分相似。最近几年来，访问中国的日本方面的人士越来越多，我国热烈欢迎和接待了这些来访问的日本客人，并给予了各种方便和尽可能的帮助。可是日本政府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日本政府的某些人士虽然也高唱中日友好，但是他们却采用各种办法特别是采用强迫按指印的侮辱性手段，来阻挠中国方面的人士访问日本。就新闻界的情况来说，从1953年以来，已经有不少日本记者以团体或者个人身份访问了中国。其中有的在中国居留了半年以上。可是日本政府却以入境时强迫按指印的手段来阻挠中国记者访问日本，并且拒绝交换记者。最近新华社两名记者随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政府竟拒绝他们在会后延长旅日期限的要求。显然，日本政府应该改变这种违反平等互惠原则的态度，因为它极端不利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美国记者能否自由地访问中国，中美两国新闻界能否互相进行访问，关键完全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平等互惠的原则。中国政府一向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来往和了解而努力。为了促使美国改变它的僵硬态度，中国政府在9月12日的日内瓦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来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如果美国政府确有使美国记者进入中国从事采访的诚意的话，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就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改变态度、实现这种诚意的极好的机会。可是美国代表当场就拒绝了这项建议。这就证明美国政府对于美国人民要求了解中国的愿望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美国政府准许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诺言成了一纸具文。显然，美国人民和新闻界要想实现他们了解中国的愿望，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

第6版()专栏： 种族主义分子兴风作浪 美国小石城变成恐怖世界 各国舆论同声指责美国迫害黑人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种族主义分子继续在黑白学生合校问题上制造骚乱，企图进一步迫害黑人。在23日上午种族主义分子殴打黑人并且用暴力迫使已经进入学校的八名黑人学生离校以后，24日当地的种族主义分子在有组织的黑帮的指挥下继续兴风作浪。 考虑到小石城事件在世界舆论面前产生的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影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4日下令派遣第一○一空运师到小石城，并且把州的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改归联邦当局指挥。 艾森豪威尔在当天晚上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承认，在小石城事件上，世界舆论把“我们描绘成违反全世界各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一致宣布的行为标准的人”。他说他派兵前往小石城是要他们去执行联邦法院的决定。 南方各州统治者对艾森豪威尔的措施表示猛烈反对。正在佐治亚州举行的南方州长会议25日通过一个决议，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要去和艾森豪威尔争论，要求他尽快把联邦军队撤出小石城。 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迫害黑人学生的事件已经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慨。 合众社驻伦敦记者说，“整个欧洲都对美国阿肯色州及其它南方各州由于实行黑白学生合校而引起的骚乱有着隐藏不住的憎恶。这给美国的威信以严重打击”。 这个记者引用了许多英国报纸的评述。“每日镜报”和“预言者”的评论员说：“阿肯色州州长福布斯和麦卡锡一样在嘲弄美国民主”。 罗马的“意大利报”在谈到小石城事件时写道：“由于阿肯色州出产吸尘器和冰箱，文明世界把它看作是技术上先进的地方。但是在道德方面它是落后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所作所为可以同中世纪某些黑暗的先例相比。”

第6版()专栏：匈牙利通讯 我们永远在一起 本报记者　胡济邦 匈牙利是一个丰富多采的国家，它虽然遭受日耳曼化政策的四百年的外族统治，仍然保存了自己丰富的语言和文化、农村风习和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解放后，党在提高人民生活方面作了许多努力，这从它现有的高度文娱生活的水平中可以得到证明。匈牙利可以称为体育界的王国，风景幽美的疗养胜地，音乐、舞蹈之乡。此外，在各个城市的公园里和林荫道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美丽可爱的儿童和妇女。我常想，假如没有西方敌人的干扰，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幸福、快乐的国家呢！我到过北欧和西欧许多国家，但没有像匈牙利这样诱惑人。这不仅因为它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员，它的人民有着热情好客的习惯，同时它还有许多比西欧优越的东西。 匈牙利是一个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我看到匈牙利人民以自己这方面的特长热情地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也派了一批留学生学习它的各种专长。我参观过布达佩斯的一些工厂，现在至少有几十个工厂都接受了有关我国五年计划的定货。在十月事件后，我看到许多工人都为提高中国定货的质量而努力。例如，有几十年生产经验的红星拖拉机厂，今年的80％的出品，都是供给我国，该厂还专派了优秀技术员为我国训练出四千多名拖拉机手。 当我国掀起合作化高潮时，匈牙利政府还赠送给我们一个拖拉机站，它将成为今后发展两国农业合作的据点。 匈牙利的通讯器材，是世界闻名的。由于供给我们短波设备，各大城市的通话能力可以增加几倍到十几倍。此外，还供给我们微波设备，并帮助我们建立广播电台等。 当匈牙利朋友知道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迫切需要发展石油资源，需要大规模的地质勘探时，匈牙利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接受我国的请求后，便大力支援。研究所把自己的和各大学、各研究机关的最优秀人才抽调出来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队伍，把他们的几十年来苦心研究的成就，贡献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匈牙利专家们离开本国舒适的家，深入我国的偏僻地区，在旷野里、悬崖上，在炎热的夏天和风雪交加的冬季，辛勤不倦地工作。据说，由于交通困难，常常迟到深夜才回到宿舍。 专家们不仅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教会了中国的徒弟掌握高深的技术，并把他们的先进方法传授到在柴达木工作的我国勘测队。结果，使我们的工作速度增加了几倍。据说，采用匈牙利的仪器和科学方法后，使工作作得又快、又省、又准确。 匈牙利科技合作局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有技术，但没有资源，有科学创新，但常得不到实践。因此，匈牙利科学工作者的心灵深处常常感到委屈。现在，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像中国这样地大物博到处需要技术的国家，就需要各兄弟国家之间的互相援助。 匈牙利要同许多国家进行贸易，它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个地区。匈牙利的汽车制造厂曾试造爬高汽车，但本国没有高原可以试验。去年中国建成了康藏公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爬高汽车都开去试验了。再如匈、捷、德的电讯器材制造业，想提高适应热带气候的技术，中国曾为了便于他们进行试验，特地在广州创立了热带电讯器材研究所。匈牙利同志感动地说，这是看作一家人，才能这样做。 中国和匈牙利之间还交换各种蓝图和资料，匈牙利也学习我们轻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经验，彼此公开各种生产的“密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因而，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共同高涨。 十月反革命事件使匈牙利遭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西方国家都停止了对匈牙利贸易，企图最后以经济制服匈牙利。社会主义各国则赶紧支援。我国人民提供三千万卢布的自由外汇为无偿援助，并以一亿卢布的自由外汇作为长期贷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同帮助匈牙利度过困难。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大家庭并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而是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的。 在两国思想交流中，除各种文化措施和个人接触外，我看到匈牙利党内同志对毛主席的选集和中共八大文件感到巨大兴趣。“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匈牙利受到异常的重视。这个文件使中匈两党的同志的关系起了一个深刻的发展。我所接触过的匈牙利同志，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要提到它，把它看作是同志的最及时的思想帮助。 我在布达佩斯也会见过许多到过中国的匈牙利人，其中许多是党外人士，他们是怎样看中国的呢？在霍尔蒂时代，一般人民根本没有见过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地球哪一方。知识分子的脑子中，也只有从洋奴林语堂的书中看到过被丑化的中国人的形象。现在，他们看到的中国是神话般的中国，使他们惊奇，使他们感动。他们回国后，都变成了热心的宣传员，使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听了都十分向往。 我到过鲁斯尼亚·玛利亚的家，她去年和一个民间乐团一起到过中国，她狂热地爱上了中国。据说，这并不是她特有的现象，她又感染了她的丈夫，他没有去过中国，但在自己的朋友面前，他能够滔滔不绝地介绍新中国，能够流畅地讲出一切有关中国情况的细节和名称。还有一位医生，平时不大关心政治，但从中国回来后，他的思想改变了。他说：“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也要追求。”我问什么事情特别感动了他呢？听起来似乎都是一些平常的小事。一件事是看到上海市的清洁，因为他是医生。另一件事是他在市场上买东西时，一个小贩追出市场门要把多付的钱还给他。第三件事是看到三轮车夫蹲在地上学习写字。匈牙利人民已经通过这小事物看到了中国人民最本质的东西。 玛利亚的丈夫是一位法学家，他告诉我说，他也和朋友们分析过匈牙利人为什么爱中国。他说，首先因为中国是经过长期斗争而获得解放的亚洲大国；第二是领袖英明；第三是党的政策合乎情理；第四是中国人的高贵品质——诚实、谦虚、勤恳、团结、守纪律等等。他们举了一系列的实例来说明。我说，这些品质也是共产主义的道德，但并不是中国人所固有的，这是我们党在解放后几年来教育全国人民所收到的成果。这种新作风、新关系是旧中国不可能有的，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每个国家所具有的。 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基础是牢不可破的，为民族和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把我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几年来，在相互学习、共同劳动、相互帮助和共患难中巩固起来了。我们的友谊并不像一个影子一样只在晴天在一起，它在阴天也一样不能分离。 从霍尔蒂的匈牙利到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中国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中匈两国人民的关系已起着多么深刻的变化啊！ （9月25日于布达佩斯）

第7版()专栏： 我们和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争论什么？ 李章 在日益深入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新闻界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严重情况，已经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不仅文汇、光明两家非党报纸一度被章罗联盟所篡夺；各级党报、通讯社、广播电台和新闻教育机关中，也都揭露出了许多右派分子。 新闻界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时候，打的是 “新闻自由”的旗号。右派分子硬说：“党管的太多了，新闻自由太少了。”他们要“争取新闻自由”，把人民的新闻事业拖回资本主义的旧路。我们要保卫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 我国究竟有没有“新闻自由”？我国的“新闻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当然，我国是有新闻自由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非常之多，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则受着应有的限制。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具体的新闻自由，没有抽象的新闻自由。中外各国的近代报纸，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而发展的。尽管某些报纸的发行人竭力标榜“中立”和“超然”，归根到底，他总要为这个阶级或者那个阶级服务，当这个政治集团或者那个政治集团的代言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总是拼命发展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限制和摧残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这种情况各国皆然，毫无例外。 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新闻自由。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按照宪法的规定，占总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都有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意见的权利。只有极少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只有煽动战争，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破坏国内外人民的团结，宣扬封建、愚昧、落后的东西，在我国的报刊上没有立足之地。 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上也有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文。但是，那种国家的宪法和政治生活常常是两回事。资产阶级垄断着一切报纸、刊物、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这就彻底地剥夺了工人阶级说话的权利。以右派分子深深乐道的英美两国为例，那里的新闻事业是很集中的。美国两个新闻垄断集团（赫斯特系和斯克利浦斯—霍华德系）控制了三十九家报纸、三个新闻辛迪加、九家杂志、八家广播电台和一家通讯社。英国四个报纸垄断组织控制了全国日报发行量的60％。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是最尖锐的，谁能说资产阶级会办了报纸来替工人阶级说话呢？ 有人说：“你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为什么那些国家允许无产阶级的报纸出版呢？”在英美等国，确有共产党的报纸存在。但在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有多少新闻自由，出多少报纸杂志，并不决定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而决定于国内外斗争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且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报纸要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和资产阶级庞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斗争，处境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只举资产阶级的广告武器作例子。美国的新闻学教科书把广告叫作报纸的“命根子”。一般报纸以60％以上的篇幅刊登广告，广告费要占报纸全部财政收入的40％到二分之一。没有广告可登的报纸，照例是无法维持的。资产阶级的广告公司经常用断绝广告供应的方法抵制无产阶级的报刊，逼迫他们依靠募捐来过日子。但是，这种“文明的”方法并不能摧毁全部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进步报刊，这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撕下“民主”、“自由”的伪装，实行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去年3月，美国政府竟以拖欠税款为借口，搜查和查封了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惠尔由于登载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和破坏板门店谈判的消息，回到美国以后，立即受到美国官方的传讯和控告。如果把官方控告的罪名加在一起，鲍惠尔可能被判处二百六十年徒刑和十三万美元罚款。看起来像个大笑话。但它最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本质。 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新闻自由的标志之一，就是在报刊上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权利。人民成为最重要的新闻人物，这在资产阶级新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远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我们要最密切地连系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勤勤恳恳地为工农兵服务。十多年来，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使报纸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我们的报刊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要求，传达人民的呼声，描绘人民的生活、劳动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不少工人、农民、兵士在连系报刊的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优秀的撰稿人和新闻工作者。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是反对人民的，那里没有劳动人民发言的余地。在那些报刊的浩大的篇幅上，除了大量的广告，就是达官贵人的行踪，名媛淑女的逸事，盗窃凶杀的案件，车船失事的消息……报馆老板煞费苦心地搜集、刊登这些黄色的、耸人听闻的消息，目的是赚取最多的利润，和转移人们对于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注意；对于劳动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它们不是歪曲宣传，就是设法回避。今年7月英国开始实施废除房租管制法案，约占英国人口一半的房客因此增加了大量的开支，一小撮房主每年大约可以增加两亿英镑的收入。英国“工人日报”以最大的篇幅揭露这个法案，号召房客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则装聋作哑，竟像没有这回事情一样。 当然，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并不都是黄色的。有些重要报纸，像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由于它们的“严肃”的面孔，“公正”的姿态，“巧妙”的手法，不仅为资产阶级出了更大的力气，而且迷惑了许多好心的读者。“纽约时报”的报头上登着“刊载一切适宜于刊载的消息”的口号。这“适宜”二字，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个报纸不断登载一些有关中苏两国的消息，甚至主动地透露某些人所共知的事实，给人造成一种“公正”、“客观”的印象；同时登载更多的捏造、歪曲、诬蔑的消息，鱼目混珠，偷运私货。而在那些貌似客观的消息中，又尽量涂上自己的色彩，使读者从真实的事情中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报纸在今年5月19日相当详细地介绍过我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它说，我国妇女“普遍地获得了选举权”，“摆脱了旧社会制度的陋习：强迫婚姻、娼妓、旧式女工（指工厂的搜身制度）……”这无疑都是事实。可是，它的结论却说：“这些成就的代价是：牺牲了所有的女性的标准与价值，被剥夺了所有人类的自由与个人的欲望。” 在报刊上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国最广泛的新闻自由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我国人民经常以报刊作武器，干预国家生活，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对各种政策发表意见。这些批评、意见经常产生最积极的反应和效果，我国的报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威信。 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例如美国的报纸，也常常对某些政府部门和当权人物进行批评和攻击。它们甚至可以轻蔑地称呼艾森豪威尔为“艾克”，骂杜勒斯为“愚蠢的废物”。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由、很民主的。这种资产阶级各集团间互相攻讦的“新闻自由”，很有迷惑人民、麻痹人民的作用，但不能改变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和政策。有人把它比作“狗咬狗”，应该说是很恰当的。 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右派分子有计划地散布新闻工作超阶级的“理论”。他们说，新闻没有阶级性，只有商品性，应该“有闻必录”，愿写什么写什么。这种“理论”自然是绝顶的荒谬，但它并非右派分子的创造，而是从他们的美国先生那里学来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教科书中写着：报纸的社论代表发行人的意见，而报纸的新闻是“公正”的、“客观”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社论确实常常对劳动人民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它更会利用新闻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可耻的歪曲。阶级立场不同的记者可以把一件事情写成几种情调截然不同的新闻。所谓“公正”、“客观”，实在是各有各的标准。我们依然清楚记得，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举行入城式，美联社记者穆萨对这件事情作了多么可怕的歪曲。他在2月3日发出的电讯中说：“今日北平给他的共产党征服者一个热闹的欢迎……正如当日本人占领北平他们欢迎日本人，美国人回来他们欢迎美国人，中国国民党人回来他们欢迎国民党人，以及数百年前欢迎蒙古人与鞑靼人一样……”新闻的阶级性是什么，在这条电讯中合盘托出来了。 不仅一件事情可以写成几种情调不同的新闻，一篇新闻在立场不同的编辑手中，也能作几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大家记得，今年5月25日毛主席接见参加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新华社就这件事情发了详细的消息。全国绝大多数报纸都在最重要的地位登载这条消息，并以毛主席批评“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的谈话作标题。但这条消息在文汇报上占了极不显著的地位，而且标题是很小的。和这条消息相反，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文章，却被文汇报加框放在一版右上角，而且用了大字标题。这难道是偶然的么？一切讳言新闻工作的阶级性的先生们，你们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呀！ 在反右派斗争中，人们已经看清楚了：凡是最热心地宣传新闻没有阶级性的分子，必是资产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右派。储安平、徐铸成都是以此相标榜的，可是，在今年4、5月间，他们指使文汇、光明两报许多记者四出放火，煽动人们起来闹事。这种煽动性难道不是阶级性么？否则，他们为什么这样热心和这样卖力气呢？ 有些右派分子说，能不能组织“同人报纸”，就是有没有“新闻自由”的标志。他们要求“新闻自由”，所以组织“同人报纸”。他们把“同人报纸”描写成“超然事外”的报纸，这其实是他们抗拒党的领导的遁辞。既是“同人”报纸，必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在今天，不是同于资本主义，就是同于社会主义，中间立场是没有的。解放以前，蒋管区曾经出现过“同人”报，其中“同”于进步力量者都是进步的，“同”于反动力量者都是反动的。以当时“最有影响”的大公报为例。它标榜“文人论政”，号称“同人报纸”，摆一张“公正”的面孔，演“小骂大帮忙”的丑剧。1946年是我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一年，是革命成败、迟速的决定关头。在这一年的4月15、17两日，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全力反对共产党，替蒋介石国民党帮忙。15日社论题为“过分的宣传”，痛骂延安解放日报“驳蒋介石”的社论，还说：“自七七事变以来，这八年多的艰苦抗战始终是蒋主席领导。抗战胜利了，凡是参加抗战的都有功，蒋主席是主要有功国家民族的一个人。”真是无耻透顶，肉麻极了。17日的社论题目是“可耻的长春之战”，隐隐约约地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和解放军，要解放军放下武器，把解放区交给蒋姓一家的“国家”。这篇社论是颇有感情的，其中写道：作者读着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真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完全是蒋介石辈预感末日将到的心理描写，这能叫作“超然事外”的“同人报纸”么？ 作为争取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恢复资产阶级报刊面貌的一个借口，右派分子一方面宣传报纸应该轻松、新奇、有“趣味性”和“舒服性”，一方面谩骂党报是“通篇教条主义”，“没有丝毫笑容”，“一片机器响”，“满纸斥责声”……总之，一无是处，谁也不该阅读党报。 报纸应不应该讲究编排技巧和文风？我觉得凡是树立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报纸，都应该在这方面日新月异，精益求精。生动活泼的编排技巧和优美多采的文风可以培养读者高尚的兴趣，提高读者阅读报纸的水平，更好地完成报纸的政治任务。但是，对于某些走错了方向的报纸来说，编排技巧越高，越能迷惑人、麻醉人、毒害人；正像包着糖衣的炮弹，容易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击中人们的要害一样。 某些党报的编排技巧和文风有没有缺点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对于某些报纸的沉闷、单调、枯燥，读者是有意见的。我们应该把报纸办得更生动、更活泼。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右派分子在这里玩弄了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想用资产阶级的技巧代替报纸的社会主义内容，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什么叫作“一片机器响”，难道我们的报纸可以不宣传经济建设么？什么叫作“满纸斥责声”，难道我们的报纸不应该解释党的方针政策么？什么叫作“没有丝毫笑容”？难道我们的报纸能够登载黄色新闻以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么？ 有些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工作看得高于一切，“不满现状”，抗拒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在他们看来，批评应该绝对自由，采访应该通行无阻，工作纪律可以取消，保密制度可以不要……总之，一切都要服从我的需要，都要为着我的方便。这不是来了个“无冕之王”么？右派分子制造了“左叶事件”以后，许多新闻工作者表现得那样愤慨，那样偏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思想作祟；结果是落入了人家的圈套。人民承认新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只是因为它是党和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人民尊重新闻工作人员，只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如果硬把新闻工作摆在别的工作之上，把新闻记者看成一种特殊的人，唯我独尊，随随便便，不给人民办事情，只给人民添麻烦，就难免要被人民所反对，被右派所利用了。 有人说，不同的报纸应有各自的特点。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把保持特点作为抗拒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借口。没有人反对不同对象的报纸应该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没有人主张非党报纸的面貌要和党报一模一样。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它们首先应该有共性，应该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应该遵守毛主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有了共同的标准，各个报纸才可能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的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争妍斗丽，互相竞赛，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丰富多采。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共性而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离开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而追求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那就必然像今年四、五月间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一样，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

第7版()专栏： 中国文字应该改革 唐兰 我一向主张：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中国文字应该改革。 有些人觉得奇怪，既然具有优良传统，为什么又要改革。其实不用奇怪。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尤其是几千年来束缚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近百年来又被帝国主义侵略者重重压迫的六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八年来，我们已经基本上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基础上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事业，正在空前发展，经济高潮和文化高潮一个接一个地滔滔涌进，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重要地位的文字工具，能原封不动，裹足不前吗？ 我说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它有很多优点，我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为祖国有这样优秀文字而自豪，但我坚决主张中国文字应该改革。中国文字几千年来是在不断发展的，但只有经过改革，才能加速并扩大它的发展，才能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可以把知识分子作比喻，我们国家把知识分子当作宝贵的财产，但当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必须自我改造，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不前进就会落后。 我说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正因为它是不断发展的，是可以继续发展的。它有优点，但也有缺点，有些缺点很严重是不能不改革的。它即使有很多优点，如果不能适应新社会的一切巨大发展，优点也可以转化为缺点，这更是不能不改革的。只有进行改革，才能继续发展，才能保持并发扬它的优良传统。 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包括过去时代里一切优秀的东西的，我们指出中国文字有很多优点，希望进行改革时尽量保存并发扬这些优点。我认为中国文字改革，如果因利乘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比较容易一些。我们指出它的优点，决不是用以掩盖它的缺点，更不允许用来反对或阻碍中国文字改革。 我研究中国文字，我坚决主张文字改革，但在旧社会里，我是没有信心的。解放前夕，我写的中国文字学对文字改革问题，说过“我们也明知道，合理的未必能行得通，通行的未必合理”。解放以后，我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任何事业都可以完成。通行的逐渐会合理，合理的一定会行得通。在党的教育下，我对于文字改革的方法和步骤的意见，不断在改变，尽管有时候，我和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在学术讨论中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坚持不等于不变，如果别人的意见比我正确，我一定纠正自己的错误。我愿意看到中国文字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稳步前进。我是文字改革者，和反对改革的人们是对立的，我坚决地站在文字改革的旗帜下面。学术上不同意见可以从容讨论，文字改革的大旗，是必须保卫的。 我主张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方向。我决不认为中国文字已到了“山穷水尽”。我认为除非人不走，决不会无路可走，至多是不知道怎样走而有“无路”之“疑”罢了。我反对把中国文字说得一文不值，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但我坚决主张要开辟出康庄大道，不单单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为的是千千万万的新兴都市。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不应该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向前看，向远处、大处看，那就是说：必须集中力量加速和扩大中国文字的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过去，文字改革的主张者，往往只强调汉字的缺点，难学、难写，以及印刷、打字、电报等现代技术上利用的困难。我认为如果只片面地调强缺点而不去估计它的优点，是不足以服人的，是容易造成某些人的抵触情绪而给反对者以种种借口的。我认为改革文字不应只着眼于消极方面，不是由于汉字完全要不得而必须改革。应该肯定汉字基本上是好的，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发展中，它必然不够用。例如“铆钉”、“水泵”之类的新字新词，以后将层出不穷。各地的方言土话，外来的翻译名词，都使得汉字很难适应这些新的发展。所以中国文字必须改革，中国文字必须作史无前例的新发展和大发展。中国文字历史上有过一次大发展，是从图画文字中出现了声符文字，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那一次大发展，出现了无数的专门的语汇是属于牧畜、种植、矿冶各方面的。今天的新的情势，迫切需要写出新的大量的语汇，就必需使中国文字作出新的巨大的发展，就必须出现另一种新文字，即拼音文字。 就是这样，我一方面肯定中国文字具有优良传统，有很多优点，一方面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有人以为是矛盾，我认为一点不矛盾。古老的、美丽的北京城，一点也不会妨碍我们把它建设成为更伟大的新式的都市，它将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还将是一个工业都市。我们的生活里，新的发展是主要的，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必须做的。 我主张文字改革必须走拼音方向，这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汉字在现阶段里还在起积极作用，我们不妨在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的同时，逐渐发展拼音文字，在中国文字史上是有这样先例的，新生的质素逐渐扩大，旧的质素逐渐缩小，就会产生一种完全新的文字。 汉字是有优点的，但有些人用以扯文字改革的后腿，我坚决反对。我们说：汉字尽管有很多优点，但为了它的前途，为了要大发展，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拼音方向。 我们党为了改进工作而提出整风的时候，右派野心家却要来兴风作浪大举进攻。阶级敌人是无孔不入的。事实证明，凶恶的章罗联盟早就蓄意在文字改革这个题目上打开缺口，向党进攻。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他们的急先锋，早在今年1月，他为光明日报写了一篇“略论文字学”，同时介绍光明日报记者韩洪文（也是右派分子）来向我访问，给我讲了许多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内部矛盾，挑拨我跟“中国语文”的关系。我当时虽未觉察他的企图，但由于我愿意与“中国语文”在和解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争论，没有同意他用“围攻”等有刺激性的字眼，后来他索性把这一段取消了。3月间文字改革委员会邀我和陈梦家作讲演，我因故拖延未做，他害怕群众反对，还没有敢做公开报告，但到大鸣大放期间就原形毕露了。他把文字改革工作全面否定，恶毒歪曲，甚至要求文改会收回简化字表，并强迫“中国语文”刊登一封十分荒谬的来信。在5月16日文改会召集的座谈会上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和右派记者刘光华交头接耳，会后对我说“现在形势变了，你不要尽说什么拼音方向，那是没有用的”。我当时也还没有觉察他的别有用心，只劝告他“不要这样肆无忌惮，这样提意见的方式是不好的”。 在陈梦家渲染“围攻”我的文章和韩洪文访问我的新闻刊载后，我得到光明日报转来贵阳一个中学里的来信，借文字改革问题大骂党和政府，十分反动。我在这事件上懂得任何地方敌人都会钻空子，但我没有觉察到肘腋之间就隐藏着像陈梦家之类披着学者外衣的右派分子，到处借我为题来兴风作浪，我实在太麻痹了。 4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的笔谈，很多地方是有偏激情绪的。尔后，得到党的教育和帮助，随着局势的发展，使我逐渐懂得尽管是学术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反对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一直到章罗联盟的阴谋暴露以后，我才更擦亮了眼睛，真正分清了敌我。党给我的帮助，我将终生不会忘记。我以后对党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必须加强改造自己，锻炼自己，坚定立场，永远和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我始终相信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字改革，走拼音方向，中国文字才能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发展，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字。让我们一切拥护文字改革的同志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吧！

第7版()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为什么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绝对平均主义的客观作用是怎样的呢？这要从一定的历史条件来看。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具有革命的与反动的两重性质。例如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就是这样。他们要求平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富，就这方面说是革命的、正确的。但是，他们还要求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和其他一切人的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这就是反动的了。因为这样平分的结果，将不是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是使社会生产力倒退，它不仅不会使农民得到彻底的解放，而且会破坏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是远离开了彻底解放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土地制度中，一方面坚决支持农民平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富的要求，领导他们去斗争、去实现；一方面坚决说服他们不要要求平分一切物质生产资料。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绝对平均主义就只能起反动作用了。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的原则，即按着每个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生活资料，而不劳动者则不得食（当然，老年人、残废者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是不在此例的）。分配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而绝对平均主义，则主张在分配上、生活上实行绝对平均，不管劳动的质量、数量怎样，劳动模范和懒汉，都享受一样的生活待遇。很显然，这是直接反对“按劳取酬”的原则的；也就是说，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它只能起反动作用了。（摘自9月20日北京日报关锋：“为什么必须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第8版()专栏： 看展览去 王鸿 看展览去 看展览去，看展览去， 去尝一尝当年咽剩的糠秕， 去穿一穿当年的破衣， 去数一数自己在旧社会滴过多少颗泪珠！ 去采一朵社会主义的鲜花摆在心里， 去摘一颗合作化的甜果含在嘴里， 去将往日的生活和今天的生活比一比， 看展览去，看展览去！ 鞋 这是一双断底的鞋， 这是一双烂帮的鞋， 这是一双沾满泪水的鞋！ 这是庄上孙老爹穿过的鞋， 这是旧社会苦难的农民穿过的鞋， 这是旧中国破碎的农村穿过的鞋！ 孙老爹啊！你看到这双鞋为什么偏过了脸庞？ 哦！你是怕满眶热泪掉下来 落湿脚上簇新的鞋。…… 谁说统购统销不好？ 谁说统购统销不好？ 你到这里来看！ 呐！这是开过粮行的计老板， 搂着染满农民血汗的大斗小秤， 背着资本主义的灵牌，疯狂叫喊！ 呐！那是北圩的富农郑老黑， 看到别人家碗里热气腾腾， 磨亮牙齿，睁红了眼！ 呐！那是乡里的几家“温吞户”（注） 粮食烂在窑里， 还嫌囤里不满！ 谁说统购统销不好？ 这里给你答案！ （注）温吞户是指富裕中农 把心儿交给社 参观了合作化的画廊， 像走完多少年的道路…… 一个汉子迈开脚步， 一个女人紧紧跟着。 ——孩子他爹，慢点走啊！ ——我要向社长送上入社申请书。 ——瞧你说的！我家不是早就入了社？ ——不啊！我要再一次入社，真正把心儿交给社！ （原载南京新华日报）

第8版()专栏： 看大字报有感 秦思 黑云过后，万里晴空，阳光普照着大地。在这桂子飘香的季节，北京各厂矿企业蓬勃地展开了整风运动。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声势浩大。看大字报的人摩肩接踵，人们的情感常常随着大字报的内容或激动或轻松，越看越爱看，使人如入百花园中，竟至留连忘返。 据说北京四十个国营厂矿从8月下旬开始，到现在共贴出大字报十四万多张，连同小组会上的意见共五十多万条。其中有关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党群工作的意见占40％左右，有关工资奖励劳保福利的意见占20％左右，有关干部作风的意见占25％左右，有关国家政策和政治生活的意见占3.7％。其他方面的意见占10％强。 从这里一眼可以看出，职工群众意见最多的是在生产工作方面，高达40％左右。这说明广大职工群众最关心的是生产工作，说明他们是一心一意要把社会主义厂矿企业办得好上加好。 有人会说，关于工资福利方面的意见占20％，也不少呀。这里应有个说明。首先是在这方面有意见，提出来完全应该，提得对，对改进工作提高生产都会有好处。何况，许多意见都是批评工资福利不合理现象的。不妨举两个例子看一看。 石景山发电厂老工人李德禄等贴出了大字报，批评厂子里的奖励不合理，指责在大水池旁拔草也给安全奖励是不妥当。他质问领导，为什么口头上老说奖励冒进了，实际上不坚决改？石景山钢铁厂邵华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厂子房租不合理，他要求取消房贴，按北京市的统一标准收房租。这样的意见，举不胜举，这与争待遇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当然，职工群众对干部的不良作风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们是为治病救人，为了团结，为了生产。北京电业局有一个保卫干部，平日作风粗暴，整风中人们给他贴出了大字报，严厉地批评了他。这个人接受大家意见，在会上检讨得比较深刻，散会时大家哈哈大笑，言归于好。 在厂矿企业中是否就没有坏的意见了呢？当然不是，但是数量微乎其微，只占全部意见的千分之五，虽非绝无，也是仅有了。 由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难道不是又一次证明工人阶级有高度的觉悟，对社会主义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吗？不是又一次证明他们完全称得起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吗？所以，看大字报的本身对我们就是一个实际的教育。

第8版()专栏： 写在大字报前 李学鳌 写在大字报前 像孔雀展屏， 像百花齐放， 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啊， 贴满路旁的墙。 精粹的语言， 明确的思想， 我在大字报前观看、行走， 像游泳在智慧的海洋。 给同志 整风是一面明镜， 嵌在社会主义的关上。 能否过得关去， 请在镜前检查、衡量。 脸上有灰尘必须洗掉， 切莫姑息、掩藏！ 淳朴的人 脚穿布便鞋， 身穿蓝衣裳， 在人群里， 他淳朴得像老师傅一样。 工人们爱向他说心里话， 他从心里更爱读工人们的文章。 当他离开工厂的时候， 人们才知他是中央来的首长。

第8版()专栏： 拜金艺术 罗荪 三十年前，美国作家厄普登·辛克莱出版过一本书，叫做“美国文艺界的怪状”，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拜金艺术”，暴露了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已经堕落到“为金钱而写作”的地步。艺术家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色。辛克莱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开始就说：“自我的孩童时代以至少年时代，常常听见一种口头禅：‘金钱说得话响’！”他把这句话改成：“金钱写得文通”！一句话，就是为了金钱而写作。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已经从“为艺术而艺术”堕落到“为金钱而艺术”了。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辛克莱自己就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他一度曾经是“革命作家”，因为他曾写出过暴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小说：“屠场”、“石炭王”、“煤油”等，但他终于堕落为美国大老板服务的拜金主义的投机分子，最后成为法西斯的一条走狗。他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是以卖弄低级趣味换钱的。1906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出版了，这部轰动世界的作品影响了辛克莱。应该说使辛克莱发生兴趣的是“轰动全世界”的伟大影响，于是他写了暴露小说“屠场”，这也确实曾使他“轰动”过一时，但不久，他又继续在“性的文学”上耍了十一年的把戏，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才又触动他的“灵机”，写了“石炭王”。但是这位拜金艺术家始终没有忘记“为金钱而写作”的基本要求，他自己就说过：“凡是能在艺术界得到成功的人，都是会穿起护身的甲胄，像乌龟一般生活着的”。随后这位投机的拜金艺术家就投靠在统治阶级脚下，为帝国主义法西斯服务了，这时他写了一部洋洋十大卷的小说，描写一位野心勃勃的美国殖民者蓝尼·勃特的冒险故事，其实就是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侵略故事，全书的主旨是煽动反苏战争。这个拜金艺术家终于堕落到法西斯阵营中充当一名反动的走卒了。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他的一切行动是为金钱所支配的，有了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一切。 这种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观点，竟也在我们今天的文艺领域中找到了市场，这个市场就是发生在知识界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钱俊瑞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特别警惕文艺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全国胜利后，文艺界的这种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享受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不少部门和不少人中间，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这些人的创作活动，首先是为了钱，为了成名，为了级别待遇。” 这种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正是发展拜金艺术的温床。有了作品，就有了一切，就谁也“打不倒”了，就可以向党讨价还价了，就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放在组织的上面了。这一切就是金钱、地位、名誉。这种“一本书主义”的思想和辛克莱的“拜金主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正因此，它在文艺界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而且是从思想深处进行瓦解的，是抓住了个人主义者灵魂深处的要害的。沙蒙导演了一部电影“上甘岭”，尾巴马上翘起来，厂方付给他一千四百元报酬，他嫌少，居然恬不知耻地大吵大闹，增加到一千六百元，他还不满。另一位导演吕班竟然公开地号召“为人民币而奋斗”了。王若望写杂文是为了“弄几个小菜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交给电影厂时居然向编辑说：“你们怎么修改都行，只要给我四千元钱就行了”。这是什么作家，什么艺术家？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文艺创作的责任感，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钱”，来一个“名利双收”。这些人的心灵已经为肮脏的铜臭所浸透了，除了个人的名利、地位、享受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灵魂工程师”！他们是一批“灵魂的蛀虫”，资产阶级腐朽的拜金主义的市侩。 不可设想，一个“为人民币而奋斗”的拜金主义的“艺术家”，可以产生出真正的艺术品来，在他们沾满铜臭的灵魂深处，日夜计较的是金钱和名位、级别和待遇，甚至连资产阶级曾经称道过的“艺术的良心”也一并出卖了。他们企图扩大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影响，来腐蚀和瓦解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资本主义复辟起先锋作用，首先在文艺领域中建立资产阶级文艺阵地。他们企图利用文艺活动的个人劳动的特点，利用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声名和地位的特点，来鼓舞一些意志薄弱、党性不强、个人主义的“六根不净”的人，刻意追求名利，一旦上了钩，拉拉扯扯，就可以混在一起了，成为他们反党集团和资产阶级文艺阵营中的一个成员了。王若望之成为丁、陈反党集团所设计的“同人刊物”中的一个“同人”，就是例证。 这一伙拜金艺术家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对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利益，都可以牺牲，都可以置之不顾；甚至为了达到个人的野心，一旦布好阵地，就马上掉转枪口，对准了党，对准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进行恶毒而凶狠的攻击。 他们的道路，并不比那个写过“屠场”的辛克莱好多少。他们在拜金艺术的大旗下，堕落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不难理解的。 人们应当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拜金艺术的一粒灰尘，沾染了人们的灵魂的时候，他就开始走上了反动的堕落的道路！

第8版()专栏：横眉小集 哀哉！“理论”之终不可得也！ 庄农 三十年前，章乃器就立志要创立一套“比共产学说更完善、更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当时他说：“只有革命的反共，才是有效的反共。只有革命的反共理论，才是有效的反共理论。谁都晓得，最危险的要算是青年心理中的共产毒。所以要从青年心理中逐去深入的共产毒，只有灌输比共产学说更完善、更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章乃器反共之志可说是大矣哉，但他终究从反面承认了，在他的“比共产学说更完善、更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问世以前，共产学说是最完善、最透彻、更有效的革命理论了。这是他虽心所不愿，但又无法不承认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章乃器曾努力向人们（不只青年）“灌输”了不少反共的东西，但“比共产学说”更好的“反共革命理论”，却终于没有创立出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是拼凑过一些东西的。比如“什么红色资本家”啦，什么“定息不是剥削，只是不劳而获”啦，“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进步”啦……等等。这些“反共”是很“反共”了，但叫做“革命理论”还是太“言过其实”了的。因为不仅有“共产毒”的人不信这一套，就连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也把这看作“资产毒”而拒不接受；而且这所谓“理论”的东西，只须一戳，便成稀烂一团，真是名副其实的“拆烂污”，就连资产阶级右派也未必拿来当真的，何况另外的人。 在国民党枪杆支持之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钻研和实践，终于没有创立起来的“理论”，今后当然是更没有希望出现了；那末，就只好由真正最完善、最透彻、最有效的“共产学说”来风行这世界了。章乃器之流不免呜呼哀哉，然而又没有什么法子。

第8版()专栏：横眉小集 两种“眼”和“嘴” 汉一 报载，萧乾曾向外国人提供过一个“重要”答案。问题是：许多访问过中国的外宾“不理解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笑容满面”。答案是：“中国人的眼睛是朝两边向上吊起来的，为了配合眼睛，中国人的嘴角也就经常向上吊起来，这就成了所谓‘微笑’。”对这答案，从有些外国报纸把它称为“重要”来看，定是有人相当满意的了。 但我以为，这种人在中国待的时间太短，看的也太少。如果住得久些，多看看，定会发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中”还有一小撮人经常愁眉不展。倘有人要提出“我不理解在解放了的中国人中为什么有些人满面愁容”的问题，仿萧式的答案，应该是“在中国人中有一小部分人，眼睛是朝两边向下垂的，为了配合眼睛，他们的嘴角，也就经常向下垂起来；而且眉稍也就被连累得下垂，眉根儿也就紧蹙了。这就成了所谓的‘愁容’。”我代拟的这答案，不知可被一些人视为“重要”，满意地加以接受。倘有，我以为还是由于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太短，看的太少。 倘有人住得更久些，看得更多些，便会发现，原来这些眼角和嘴角下垂的人，突然在今年5月间眼角和嘴角都吊上去了，只是在6月以后，又开始垂下来。萧乾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倘有人提出：“我不理解，这为什么？”这恐怕就不能只用“眼睛”和“嘴”来作答案了。 然而现成的答案却还有的。天津一个右派分子栗培英回答说：“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叫人很伤心。”“眼是心之苗”，那末眼睛的上吊或下垂，同“开心”和“伤心”是大有关系的。我以为栗培英式的答案比萧乾式的答案，重要得多，也老实得多。

第8版()专栏： 鱼虾蟹 齐白石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