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用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业已在若干城市的企业中创造了不少模范的事例。这些事例证明了以下各点： （1）党的一贯信任群众多数的政策完全正确； （2）工人群众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迅速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 （3）有些干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作风正在迅速地改变； （4）企业管理工作的改进，收到显著的成效； （5）工人群众重新整顿、提高和巩固了劳动纪律，出现了新的劳动热情； （6）工人群众和干部在批评、自我批评和改进工作的新基础上，改善了相互间的关系，形成了新的团结。 中央认为：全国各地工厂、矿山、交通等企业的领导方面，都应该吸收上述经验，在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提意见，诚恳地倾听群众的批评。对于群众有关本企业的各种意见，领导机关都必须件件研究，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边整边改的方针，凡是能够立即改正的，应该立即改正。 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应该结合工人们在大字报和小组会上所提的一些问题，就下列几个主要题目，组织讨论： （1）新旧社会的比较，工人阶级在新旧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活的比较，工人阶级怎样在全体人民中尽到领导责任的问题； （2）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3）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 （4）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5）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问题以外，各企业还可以根据本地方本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其他问题，以供讨论。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应该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此外，他们还应该辩论党能否领导企业，能否领导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同工农群众结合，发展技术是否可以不问政治等等问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还可以讨论是私营好还是合营好这一类的问题。 在讨论中，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注意引导群众进一步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认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认识资产阶级右派企图篡夺国家领导权、恢复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阴谋；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增产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认识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和勤俭持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和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方针；认识工人阶级必须建立和巩固自觉的、严格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经常同一切二流子、懒汉和各种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要让群众在讨论中，辨别出那些观点和意见是正确的，那些观点和意见是错误的。群众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在整风期间，一切企业都应该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 除了边整边改、业已处理的事项以外，企业领导机关必须继续对于群众在几次辩论中提出而还未加处理的各种意见，进行有系统的研究，以便进一步地全面地改进今后的工作。在本企业职权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报请上级机关考虑处理。凡是出于误解，或者要求过高而不可能实现的，都必须进行耐心的解释。总之，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积极克服缺点，造成团结的新气象，以便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并从而促进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

第1版()专栏：　　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　　保政府代表团启程来华 新华社索非亚12日电　以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9月12日乘专机前往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政府邀请，到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的。代表团团员有特莱科夫、加涅夫、塔斯科夫、卢卡诺夫等。 陪行的有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和朝鲜驻保加利亚大使金学仁。 到机场送行的有：保共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达米扬诺夫、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普拉霍夫、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塔伊科夫等和一些外国使节。 周竹安、金学仁和越南驻保加利亚代办吴焕在11日为代表团举行了午宴。周竹安、金学仁、吴焕和于哥夫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第1版()专栏：　　应我人大常委会邀请前来访问　　南议会代表团启程来华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从这里乘飞机前往中国。 代表团是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邀请、到中国作为时三周的友好访问的。 代表团由十人组成，团长是联邦国民议会主席斯坦鲍利奇。 到机场送行的有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乔拉科维奇、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西米奇和申丘尔茨、外交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伊维科维奇等。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也到机场送行。 11日，伍修权大使曾经设宴招待了代表团的全体人员。

第1版()专栏：社论　　多想办法节约用煤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供应市场的煤炭数量逐年递增约三、五百万吨左右。今年由于煤炭货源不足，商业部供应市场的煤炭数量只能相当于1956年的水平，比各地要求供应量差距较大。因此，积极增加煤炭生产，节约使用煤炭，就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煤炭供应会紧张起来呢？是不是煤炭生产没有发展或者发展太慢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到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一年的原煤产量（不包括手工业原煤产量）已达到一亿一千四百一十万吨，比1952年实际产量增加五千零五十七万吨，相当于解放前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年（1942年）煤产量六千一百八十七万吨的一点八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煤炭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左右。像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但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却发展得更快。1956年国家直接分配的生产用煤达四千八百多万吨，比1953年增加二千零一十多万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生产用煤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左右，超过了煤炭生产的发展速度。解放以前，城市居民只能烧到很少的煤炭，并且经常遭受煤荒和煤价暴涨的威胁，大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则几乎长年烧不到煤炭。解放以后，人民生活用煤的供应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6年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用煤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吨，比1952年增加一千一百四十六万吨，因而稳定了煤炭市场，保证了人民需要。在农村中，近年来由于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谷草收获量减少了；同时由于牧畜事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原来供作燃料的谷草作了饲料或工业原料。有些农业社不重视柴草，以致有些可以利用的柴草没有利用起来。因此农村用煤量也大大增加。到1956年供应农村生活用煤已达一千六百九十一万吨，比1952年增加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以上是供应城乡的生活用煤，不包括供应生产用煤在内）。这就是煤炭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 解决煤炭供应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继续发掘生产潜力，建设新的矿井，大量增加原煤产量。上半年国营煤矿的广大职工，积极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增产原煤一百五十一万多吨。国务院发出了发展小窑煤的指示以后，小窑煤的生产也有所发展。今年上半年商业部收购的小窑煤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八十多万吨。这对于缓和煤炭供应的紧张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发掘生产潜力要有一个过程，而建设新的矿井更需要复杂的技术、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时间。因此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短时间内不是单靠增产的办法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地多想办法节约用煤。 自从今年1月6日国务院发出节约用煤指示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先后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京、沪、辽、黑等十三个省市第一季度就节省煤炭四十五万多吨。但是从全国来看，做得还很不够。有些地区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现在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这一工作。 根据各地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单位的调查，仅就烤火煤一项来说，如果从思想上加以重视，改善设备，提高烧煤技术，适当控制温度，在原基础上节约15％到25％是有可能的。根据北京市七十七个单位的烤火用煤调查，其中有三十六户用煤超过了国家标准（每天每平方市尺火床面积用煤八十市斤），四十一户低于国家标准。用煤最省的，每天每平方市尺火床面积只烧煤四十市斤，低于国家标准50％；用煤最多的，达二百零四市斤，等于国家标准二倍半。机关等单位的伙食用煤数量也可以大大减少。安徽省淮南市机关单位伙食用煤，每人每天最高达三点三市斤，最低的只有一市斤。从全国来看，每人每天用煤量最高的达到二、三斤，而最低的只有三、四两。工业用煤情形也一样。上海公私合营第一印染厂因改善设备和改进烧煤方法，节约煤炭40％。这类事例很多。 一般的生活用煤量，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差别。四、五口之家，江南地区每月不过烧煤球一百二、三十斤，而在华北一带的大城市，每月要烧三、四百斤。就是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用量也大有不同。如北京市五口之家，一般每月要烧二、三百斤煤球，多的烧四百多斤，而注意节约的人家只烧一百八十斤。关键在于是否注意节约。农村方面，应当普遍注意组织农民拣拾柴草，代替一部分煤炭。 从各方面看来，节约用煤的可能性很大。据估计，如果机关烤火煤节约15％，由市场供应的工业用煤节约5％，居民生活用煤节约1％，全年就能节约煤炭一百五十万吨。而实际可能节约的数量还不止这些。目前还有好些单位对于节约用煤缺乏应有的重视，认为煤炭价钱很便宜，多烧一些值不了什么，这是很不对的。还有的认为节约用煤只是一时权宜的措施，而不认识煤炭是工业的食粮，是人民的重要生活资料，又是多种工业（化学工业、重工业）的重要原料。因此，节约煤炭就成为长期的必要的工作。 为了节约用煤，全国一切城乡人民群众，司炉工人和炊事人员，都应当钻研烧煤技术，创造节省烧煤的经验，自觉地帮助国家节约资源，克服困难，不浪费、不囤积、不抢购煤炭。商业部门应该及时总结和交流节省煤炭的先进经验。只要人人都注意多想办法节约用煤，我国的煤炭是一定够用的。

第1版()专栏：　　中南友谊不断发展的新标志　　伏克曼诺维奇到京　　周总理设宴欢迎贵宾 新华社12日讯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随行人员在今天上午由武汉乘飞机到达北京。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是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我国的。他是到目前为止来中国访问的南斯拉夫最高级的政府领导人。 这位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贵宾在机场上受到了以陈云副总理为首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员的欢迎。 陈云副总理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中南两国人民是兄弟的人民，中南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国人民还在各自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年代里，就建立起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战斗友谊。近年来，我们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关系正在不断发展。这次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访问我国，正是这种友谊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志。我们相信，他们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加深中南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友谊和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伏克曼诺维奇在致答词中说：“我深信，在你们友好国家中的逗留，将使我们能够了解你们伟大的国家，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你们所遇到的问题和你们进一步发展的计划。我们也要向你们说明我们的成就，并将我们当前的计划告诉你们。我相信，这可以作为我们之间建设性地交换意见的基础，并将有助于彼此更好地了解和增进我们的合作。” 伏克曼诺维奇说：“我很满意地接受邀请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年来，我就怀着访问这个国家的愿望；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的气概和决心。中国人民的这一斗争对我们并不是生疏的，我们带着很大的关怀和了解的心情注视着这一斗争。我们同情你们的困难，并为你们的胜利而庆幸。” “我们有着同样的命运，我们经过民族解放斗争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今天，中南两国人民又在全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动员了他们所有的资源。”他又说，这次访问如果能够对促进南中关系有所贡献，他将感到莫大的愉快。 今天，到机场欢迎贵宾的，还有副委员长李济深、陈叔通，副总理薄一波，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将军们以及南斯拉夫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检阅了排列在机场上的仪仗队，并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当陈云副总理陪同贵宾们同欢迎群众会见的时候，环绕在机场周围的欢迎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表示欢迎，女青年们还把一束束鲜花献给贵宾。 最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陈云副总理同乘一车去宾馆休息。 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今天下午接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随行人员南斯拉夫联邦外交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维莱比特、国家银行行长古齐纳等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 接见以后，贵宾们由曾涌泉副部长陪同乘车观看了北京的市容。 据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今天晚间举行宴会，欢迎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宴会以前还举行了酒会。在酒会上，贵宾们会见了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员，会见了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将军们，同时，还会见了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宴会在八时开始。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首先讲话（全文见第四版）。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代表、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随同他前来的南斯拉夫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周总理谈到了中南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了的深厚友谊在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情况。他说：我们很重视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兄弟友谊，并且愿意继续努力来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接着讲话（全文见第四版）。他代表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良好的愿望。他说：这次访问以及在双方关心的问题上交换意见和经验，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在周恩来总理和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讲话结束后，乐队分别奏起了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国歌。 今晚，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应邀出席了酒会和宴会。 出席酒会和宴会作陪的，有副总理陈云、薄一波，副委员长李济深、黄炎培、彭真，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等人。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同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左）、波波维奇大使（右）欢谈　本报记者　高粮摄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在北京机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1版()专栏：　　中美大使继续举行会议 新华社日内瓦12日电　中美两国大使今天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二十五分在国联大厦举行了第七十次会议。下次会议将在10月10日举行。 中国代表团在会后发表了它在会议上所提出的一项建议。建议全文如下： “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约翰逊大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协议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同意，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第1版()专栏：　　握紧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 首都法律界粉碎右派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阴谋 新华社12日讯　首都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广泛展开，中央和北京市的司法机关以及政法院校中，已经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小集团，击破了右派分子妄图使旧法和旧法学复辟和夺取法律界领导权的阴谋。 法律界右派分子的阴谋，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界的这场斗争又是继司法改革之后，一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新法和旧法、新法学和旧法学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从目前已揭露出的材料来看，右派分子猖狂地向人民法制进攻的目的是想夺取已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刀把子”，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工作人员都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政治意义，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据了解，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约有一万多人。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已经配合各个部门开了三十八次会议，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钱端升、俞钟骆、杨玉清、楼邦彦、王铁崖、吴传颐、陈体强、谭惕吾等二十多个主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在中央一级机关揭发出来的法律界右派分子，从立法、司法等工作方面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猖狂进攻。他们到处点火，否定成绩，公开叫嚣恢复“旧法”，为“旧法招魂”，要旧法人员归队，翻司法改革之案。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工作的右派分子张映南诬蔑说，解放后的政法工作简直毫无成绩，整个法律界是漆黑一团。他公开叫嚣“要学习旧法”，“新旧法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他认为法律界“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对旧法不能一棍子打死”。他还说：“司法改革运动对法律界权威人士打击得太重”，现在应该让他们“上台”。在法制局工作的国务院参事、前法制委员会委员、右派分子吴传颐不仅诬蔑人民政府“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甚至公开叫嚣“司法改革做结论还早”；并煽动“旧法人员不要摘掉旧法帽子”，要做旧法的“孝子贤孙”，以与人民法制抵抗到底。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揭露出来的两个民盟盟员毛士英、李实育，都是执行章罗联盟恶性发展计划的右派分子。他们曾讨论并声言要“监督”检察工作，反对老干部和共产党员当检察员，借以篡夺检察工作领导权。李实育还诬蔑老干部“占着格格不拉屎”，公然声言要把老干部推下台去。为了篡夺司法工作领导权，除右派首脑罗隆基想当司法部长以外，右派分子俞钟骆（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杨玉清（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也已经作出了当司法部副部长的打算。 在中央法律工作机关里揭露出来的党外和党内的右派分子中，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张定夫、翻译唐鸣时，原法制局专门委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卢蔚乾，法制局专门委员庞荩青（共产党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袁健（共产党员）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的右派分子极为猖狂，有个别单位实际上已为右派分子所掌握。此外，在中央财经、工业、交通等机关的一些法律室里还揭露出了一些右派分子。他们旧法思想原封未动，在大鸣大放中向人民法制猖狂进攻。其中有做过几十年洋奴的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董士濂，曾任伪上海和台湾的高等法院院长、为战犯冈村宁次辩护的交通部法律室专门委员杨鹏等。 北京各政法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否定法学的阶级性，反对共产党的办学方针，阴谋篡夺政法教育的领导权，使旧法学复辟。同章罗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是经章伯钧一手提拔、连升三级而做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他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法学会副会长等十多个重要职务，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曾同章伯钧详细谈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他曾同罗隆基一起在法律界高级知识分子中煽动向共产党进攻。钱端升还有一个由王铁崖、楼邦彦等右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他们企图推翻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阴谋以钱端升为首成立一个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以王铁崖为首成立一个不要外交部领导的“大国际关系系”，以楼邦彦为首成立一个“大法学研究所”，以篡夺共产党对法学和政法教育的领导权，培养资产阶级旧法的“接班人”。中央政法干校教员、右派分子谢怀栻等，在大鸣大放中企图改变学校一贯执行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企图取消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揭露出了以孔钊（讲师）为首的由黄守礼、朱华荣等右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右派分子孔钊最不喜欢讲刑法的阶级性这一课。他说：“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处处讲阶级性就显得庸俗了。”深为罗隆基赏识的右派分子、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陈体强，公开主张国际法要“向英美学习”。陈体强和右派分子王铁崖一样，狂妄自大地叫嚣国际法科学有“危机”，要“断种”。北京政法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潘静成、吴家麟，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于振鹏、讲师杜汝楫和罗典荣，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王克勤和潘世照，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保生、助理研究员孙公绰等。 北京市司法机关已经揭露出来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为首的反共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有陈建国、郭可宏、赵威侯等。他们利用整风运动企图夺取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权，进行了集会、密谋、搜集“材料”、串连等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大肆挑拨共产党与非党、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攻击人民司法工作。楼邦彦甚至叫嚣“要把矛盾拿到大街上去嚷嚷”。 根据目前已揭露的材料来看，首都法律界右派分子不仅在北京到处点火，还利用了视察和检查工作等各种机会，进行反共活动。如钱端升去天津，楼邦彦、谭惕吾等往上海，多方串连，搜集“材料”，向人民法制工作猖狂进攻。 目前首都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斗争还不够集中有力，已经暴露的问题追查得不够深透，不少右派分子还在继续顽抗。现在，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反右派的领导工作正在加强，这个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展开，正在继续克服温情主义和扭转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从目前已经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右派分子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他们歪曲党的政策，反对党的领导，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也正在坚持“一视同仁”的精神，追查到底，以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更加纯洁法律界的思想和队伍，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第2版()专栏：　　妄想让反动统治者卷土重来　　张映南是伪法统的保镖 本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连日举行会议，揭露和驳斥了该室工作人员、政法学会理事、民盟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张映南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张映南的向党进攻首先从司法改革开刀。他把司法改革说得很糟糕，认为司法改革“对法律界一些学术权威打击太重，直到现在精神还没有恢复过来，积极性还提不起来”。认为“现在弄得新人不愿学法，旧人要改行，只有不够材料的人才学法，因此对法学可说是一种摧残行为”。张映南在这里不仅否定了司法改革中批判旧法观点和整顿司法机关的必要性，而且企图挑起旧法学界人士和旧司法人员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被废除后已八、九年的今天，张映南竟还公开叫嚷：“新旧法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认为法学界“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认为“在旧法里有真理的一面，对旧法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去伪存真”。甚至认为只有“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才能适应需要”。这是从根本上否定党和政府废除伪法统、废除伪六法全书的方针，妄图恢复旧法和旧法学，以与人民的新法和马列主义的新法学相对抗，并为被清洗出去的旧法人员开辟重新上台的道路。 正因为张映南站在这样反动的立场上，所以在他看来，解放后的政法工作简直毫无成绩，解放后的整个法律界都是漆黑一团。他说：“几年来由于政府不重视，法学已经成为薄弱的一环。”他说：“现在法学界量少质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懂得法的人很少。”他说：“由于政府不认识、不重视行政法，因而行政管理上出了许多毛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景气”的现象呢？他认为是由于党对政法工作领导得很不好，是由于政法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外行”，“不懂业务”，而对老法学家又不尊重，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令主义”。 张映南不仅抹煞了司法改革和政法工作的成绩，而且对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说：“现在很多问题的发生，中心是个制度问题”，又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有职无权，无职有权，以及三害等的发生，都是没有建立良好制度的缘故”。那末，什么样的制度才算是“良好”呢？在张映南看来，并不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制度，或者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以党治国”制度。他藐视我国宪法上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的制度，他硬要我们搬用国民党反动派的办法，由什么“中央政治会议”来行使国家的最高立法权。 张映南的这些反动言行，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这个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当过湖北反共清乡督办胡宗铎的军法官，长期担任过旧律师和旧法教授，而且远在1930年，他就成为臭名远扬的战争罪犯张君劢的党徒，成为“民社党的元老之一”。从那时起，他就和张君劢互相依靠，互相利用，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虽然加入了民盟，但他仍然牢牢地依附着民社党。惟其如此，所以在1946年到1948年之间当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备遭迫害的时候，他却能够飞黄腾达，步步高升，先后被提名为伪国大代表，还当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立法委员和民社党的中央委员。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从来就是个“政客学者”。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不念旧恶，仍然让他担任重要职务，并且根据他的要求，给以学习机会。可是这个右派分子不但不努力改造自己，不但不感激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和照顾，反而对党和政府怀着极大的仇恨。 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对这个自命为“法律专家”和“行政法权威”的右派分子张映南，从8月初到现在，连续举行会议，无情地揭露了和严正地驳斥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使得这个右派分子理屈词穷，不得不开始承认自己的罪行。

第2版()专栏：　　无政府状态便于资本主义出版物倾销　　只有实行计划化才能保证党的领导　　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陈克寒系统地批判右派的反动论调 据新华社11日讯　针对着党内右派分子蓝钰等人企图以反对计划化来篡改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阴谋活动，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今天举行的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作了比较有系统的批判。 在鸣放期间，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蓝钰曾经把解放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认为产生所谓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出版事业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化。因此，蓝钰反对出版事业的计划化，并且提出了“裁减和合并一批国营出版社，恢复私营出版社”和大量组织不要党领导的“同人出版社”的主张。曾彦修、彭子冈等其他右派分子也曾污蔑计划化限死了个人的积极性，认为“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提出所谓“自由出版”、“自由发行”等荒谬主张。 陈克寒在会上指出，实行计划化是在出版界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指导的重要环节。解放后由于我们坚决贯彻计划化方针的结果，就使我们能够较好地做到按比例有重点地出版书籍，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方针。这种有计划的进行书籍出版，就不仅使无产阶级思想迅速占领阵地，加强和扩大了马列主义的宣传，并且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建设起了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到1956年，我国书籍印行数量已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份即1936年的十倍，并且由于城乡发行网的建立，大批书籍已能迅速送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手里。 陈克寒说，目前我国出版界确实还存在着部分书籍积压或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有些是由于整个国家的物质文化基础薄弱和我们工作中缺乏经验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是一时难于避免的，这方面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力改进。但是，把解放后的整个书刊出版工作描绘成“既缺又滥”，归咎于计划化并且企图以此从根本上否定计划化，则全然是右派分子的无耻污蔑和恶毒阴谋。他说，当我国出版事业处于解放前那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时，那时才是真正的“奇缺大滥”。当时缺的是马列主义、进步文学作品和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文化书籍，而滥的则是宣扬封建买办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反动书籍，以及大量毒害人民的黄色书刊。 陈克寒指出，右派分子所以要狠毒地反对计划化，其真实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陈克寒说，国家对出版用纸的计划供应，是保证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物质基础。因此，右派分子对此也大为不满。他们为了完全篡夺出版事业，任意放毒，打击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就千方百计地想要推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把纸张资源抓在他们手里，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服务。 陈克寒最后指出，篡夺作为阶级思想斗争工具的出版事业的领导权，是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在六亿人民的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整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而反对计划化又是实现这个阴谋的重要步骤之一。坚持或反对出版工作的计划化，正反映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定地保持原则立场，反击右派对于社会主义阵地的冲击。 在本月4日、7日和今日分别举行的三次出版界座谈会上，许多人还进一步揭露了蓝钰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各种阴谋活动，并批判了她的各种谬论。

第2版()专栏：　　来自各方的代表义正词严驳斥右派　　全国妇代会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 据新华社12日讯　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妇女界反击右派的斗争进入了高潮。 下午三时会议开始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广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报告中指明，本届一千二百九十七名代表的选举都符合规定，她们的代表资格都是有效的，她请求大会审议通过。 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团长埃·特雷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代表团团长鲁·席尔默和罗马尼亚妇女代表团团长埃·维尔科奇博士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致词祝贺，并向大会赠送了礼物。 李贞少将代表军队中的妇女在大会上发言，她驳斥了妇女界右派分子刘王立明等的罪行。李贞最后提出，军队中的妇女，还要彻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要响应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号召，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江西革命老根据地的妇女代表吴爱莲，在发言中回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区妇女和男人一道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她说，老根据地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建立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流血牺牲，历尽千辛万苦，向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回想起来好像就在昨天。当革命暂时遭到失败的时候，妇女就在苦水里过日子，反动派骂革命的人是“土匪”，骂我们是“土匪婆”，但我们坚信革命总有胜利的一天。现在，我们胜利了，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老根据地的妇女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向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北京市妇联主席张晓梅说，右派分子现在已经遭到北京广大妇女的痛击和唾弃。她说，到8月底为止，仅是北京的街道上就有十一万多妇女群众参加了声讨右派分子的集会。张晓梅在会上列举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并且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北京市妇女界右派分子李健生的反动言行。 工商界家属杨鉴清在会上发了言，杨鉴清是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的妻子。她说，过去她自认为已经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其实在思想深处还是“剥削可耻，定息可爱”。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她说她明白了过去的所谓接受改造是表面的；不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可能转变资产阶级立场的。 1950年从香港回来参加人民电影事业的老演员蒙纳在发言中说，我国早期的女演员杨耐梅现在潦倒在香港街头，做了叫化子；话剧界名演员唐若青终日生活在九龙的大烟馆里，弄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她说，这就是右派分子希望我们走的道路。蒙纳还叙述了人民政府给予在旧社会要被淘汰掉的默片时代的老演员，如王汉伦、宣景琳等人以学习的机会，给予很好的生活待遇，还想办法给周璇治病的情况。她说，新旧社会的生活是这样显著的不同，右派分子想恢复腐朽、黑暗、人吃人的社会，那只是妄想。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模范教师陶淑范、中华妇女节制会北京分会负责人傅学文，她们揭露了刘王立明的反动言行。另外发言的还有民革成员王枫。 会上，一位六十岁的老代表李润琛在休息时间走去问丁玲：“你入党多少年了？”丁玲说：“二十几年了。”李润琛说：“党教育了你这么多年，到今天你反而要进行反党活动，扯社会主义的腿，挖社会主义的根。你这样做怎么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广大妇女？”李润琛要丁玲深刻检讨，彻底交代。丁玲在这种义正辞严的批评下，无言对答。 今天上午，各地代表继续举行小组会。

第2版()专栏：　　新中国民航事业的成绩抹煞不了　　民航局职工摆出大量事实驳倒右派谬论 本报讯　中国民航局直属机关广大职工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右派分子吴景岩、吴亦寿、沈鹤龄、徐恭寅、姜书山等，在真理与事实面前，已原形毕露，完全陷于孤立。 运输处副科长吴景岩是一贯反党的右派分子。“两航”（伪中国、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后，他自称是 “代总经理”，到处招摇撞骗，用各种卑鄙手段笼络“两航”人员，企图与民航局分庭抗礼。整风期间，他到处煽风点火，说：“民航不爱惜人才”，“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冰箱里放草鞋”。 这个处另一右派分子、广告设计员徐恭寅，企图否定民航几年来的建设成绩，说：“八年了，民航局并未抓住关键，东倒西歪，无所适从”。他还公然造谣说：“两航人员只有降没有升”。他还捏造说严葆民（“两航”人员）的病死是民航局领导上迫害的，企图煽起“两航”人员对党不满，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民航科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吴亦寿散布了三十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歪曲党的干部政策，诬蔑党员汇报“是把个人对党的忠诚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咒骂共青团员是“宫庭小太监”，说积极分子是“为党辩护”“唯唯诺诺”的人。 设计处技术员沈鹤龄把城市建设出版社右派分子钱辉焴的九点反党纲领带到办公室传阅，要大家讨论、补充，煽动群众攻击党。描图员姜书山公开叫嚣“共产党就是不民主、独裁，比国民党还坏”。 民航局广大职工，特别是“两航”起义人员，在各种座谈会上，以亲身体验列举了大量事实批驳了右派分子的各种谰言。 “两航”人员、航行处副处长陈文惠等同志说：党能领导民航事业，民航建设也必须由党来领导。几年来，民航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1950年开航时，航线和飞行时间还极有限，现在航线已遍及国内外四十几个城市，飞行时间超过了四万小时，并且提前一年又十五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专业航空在旧中国是不可能有的，而解放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开航以来，从未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在国内外博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回忆旧“两航”时代，所谓“民航”，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工具。这难道能说“新民航不如旧民航”吗？ “两航”人员陆维森、杨宏量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绝不容许右派分子诬蔑党的干部政策。他们说：党对“两航”人员是重视的，“两航”人员起义以来一直保持高薪，享受优厚的待遇，并不断地被提拔。在“两航”时期，中国人是不能提为正驾驶的；今天，“两航”的副驾驶，除一人因身体条件受限制外，都提为正驾驶了。这难道能说党对“两航”人员歧视吗？能说“两航人员只有降没有升”吗？ 广大职工对右派分子徐恭寅捏造的“严葆民被迫死亡事件”表示十分愤慨。曾和严葆民在一起工作过的唐伯斗等同志揭开了事实的真相：严葆民在旧社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染上一身重病。解放后，领导上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病，后来根据本人申请作了退职处理，退职时，组织上发给他一千一百元退职金。严葆民深受感动，他还写信表示感谢组织上对他的照顾。过去一个在“央航”工作的人员，因为伤风咳嗽，美国大夫就板起面孔说：“没有X光报告前不能上班”（意指有了肺病就不能上班）。 经过两个月来的说理斗争，这些右派分子已无法狡辩，不得不低头认罪。目前斗争正向纵深发展。

第2版()专栏：　　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　恶意攻击新社会 艾风是右派分子反党的内应 本报成都12日电　四川日报最近揭露了该报驻自贡、内江负责记者、党内右派分子艾风的反党言行。 艾风一贯反对党报坚持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他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的，党性是代表党委机关，人民性是代表群众呼声。他狂妄地主张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 艾风还诬蔑今天社会是“一片黑暗”，主张无情地揭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他说报道成绩就是“昧了良心”。他对内江地区的工作进行了许多诬蔑性的报道，说什么“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农业减产了”、“工业水平降低了”等等。他的反党矛头几乎攻击了自贡市所有的厂矿党委。 整风开始后，艾风大为赞扬走上资产阶级方向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宣扬这两张报纸反党的叫嚣“大胆泼辣”“很出色”，说他甚至激动得睡不着觉，他再三主张编辑部派人去文汇报参观学习。 在这个期间，艾风和自贡市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张宇高等勾结在一起，到处点火，并且盗窃党内的机密，夜以继日地共同策划向党进攻的步骤和策略。

第2版()专栏：　　毕鸣岐计穷援绝低头认罪 天津经过两个月的斗争终于驳倒了这个十分顽固的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天津12日电　新华社记者尹崇敬、黄军报道：十分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经过天津市工商界为时两个月的揭露和批判，又经过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五天的论战，被驳得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 11日下午，毕鸣岐在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检查交代。他说：“我具有顽固的反动阶级本质和阶级仇恨，不甘心继续接受改造，不甘心阶级消灭，总想钻空子来恢复资本主义生活，使资本主义复辟。在鸣放期间，认为时机到来，就与右派头子章乃器一唱一和，集中地对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猖狂进攻，妄想在这方面打开缺口，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毕鸣岐承认他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恶意地把私方人员的自卑感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共产党和政府。他说，这样做，“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共产党修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而使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再改造了，自己也钻进工人阶级队伍里去，夺得工人阶级领导权，最终瓦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毕鸣岐承认：“在鸣放前，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八个工厂去视察，目的是一方面搜集材料，以便向党进攻；一方面煽动私方人员反共反社会主义。” 毕鸣岐还说他利用他的一贯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的小集团，在鸣放期间到处煽风点火。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又唆使小集团掩护退却。 毕鸣岐还承认“自己的政治野心是无止境的”。他衷诚要求人民给他以应得的处分，以谢罪于人民。他决心改正错误，重新作人，希望人民给他以自新的机会。 天津市工商界自从7月份开始批判毕鸣岐以来，虽然毕鸣岐不断地狡赖顽抗，但是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被充分揭露后，他的反动嘴脸便彻底暴露了，他的小集团随着冰消瓦解，他自己陷入了计尽援绝的地步。9月上旬，出席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又同他激烈地进行五天的大论战。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往往是一人揭发、数人对质、全体批判，同时准许毕鸣岐为自己辩解。比如王芷洲代表问他：“你说今天农村的事谈不得，谁要说了，就是反革命。这是什么意思？”毕鸣岐一口咬定他没有说，当时素称毕鸣岐的心腹、谋士的许树华就对证说：“我证实，是有这回事，你是亲自对我说的。此外，你还诬蔑说，粮食统购统销，农民不够吃，挨饿，农村闹粮，全国农民有五亿，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共产党危险了。”其他代表又质问毕鸣岐：“你为什么说，农业合作化说得很好听，实际不是那回事”。毕鸣岐却辩解说，“这是我认识不够，思想上有严重的错误。”列席人士韩天耀立即指责说：“你那里是思想问题？你造谣说，报纸上公布的粮食数字是不真实的，农民不够吃，会反对政府的。”王勋弟代表质问说：“你指使你的亲信师俊英到处打听、收集农村的情况和地主富农的叫嚣，作为向政府进攻的材料，难道这也是‘认识不够吗’”？再如毕鸣岐对一贯包庇反革命分子问题，一再为自己开脱责任，他撒谎说：“曾经动员反革命分子曹子曾去投案”，说“自己不清楚他的侄子、反革命分子毕敬生的罪恶事实”，当场就遭到毕鸣岐开设的工厂的职工、代理人以及区公安局局长等六个人起来同他对质。经过这样一一对质和辩论，毕鸣岐终于不得不低头认罪。

第2版()专栏：　　祖国科学事业一日千里　　余宝笙的反共谰言宣告破产 本报讯　福建师范学院科学研究部主任的余宝笙（农工党员），原来是章伯钧手下的一名女将。她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长期受着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对共产党、对人民革命事业一向抱有刻骨的仇恨。 余宝笙在省人代会上的发言里面，公开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抹煞解放八年来科学研究的成就。她疯狂叫嚣说：目前阶段由于党还不懂得科学，因此在科学技术上是不能领导的。许多教授对余的反动论点纷纷进行了驳斥。教授丁汉波说，解放前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只有四十个左右，现在则有一百七十多个；科学研究人员也由解放前的六百人增加到现在的数以万计，而科学研究经费也年年增加。特别是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粒子回旋加速器正在兴建，这些都是党能领导科学的有力证据。 余宝笙与章、罗在福建的骨干、右派分子李述中（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委）、黄震（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副主委）来往密切。据揭发，她今年曾三次去北京与章伯钧密谈。

第2版()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撕破伪装现原形李维城原来一贯反共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右派分子李维城伪装进步，一贯反共的言行。 李维城是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他一贯吹嘘自己解放前如何进步，埋怨共产党不给他高官厚禄，实际上，这些都是弥天大谎。解放前，李维城是伪陕西省银行总经理，与托派张慕陶和“复兴社”关系密切，极力效忠于国民党政权。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还让他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公私合营银行公股董事和董事会研究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当上了政协北京市委员。 政治骗子骗不了人王名元反动言行被揭露 广州师范专科学校揭露了政治骗子王名元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王名元原是师专历史政治科讲师。他自称从事教育事业二十多年，在七个高等学校当过讲师和教授。因此声嘶力竭地说：“如果不恢复我的教授学衔，就要到香港去，给‘星岛日报’写文章。”他还说：“我就是要骂你们。骂是我的民主权利。” 据揭露，王名元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他只是因为加入了国民党的“复兴社”，依靠特务势力一度混入中山大学任讲师。 萧豫安极力污蔑党的领导 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长沙分院的工程师，右派分子萧豫安，是向党猖狂进攻的一员大将。 他污蔑党的领导“是一千二百万党员统治六亿人民，骑在人民头上，和过去旧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公开谩骂：“党吸收一个新党员，就是增加一个脱离群众的人”。 萧豫安还煽动，拉拢群众跟着他走，不愿意跟他走的，就骂他们“是忘本思想”（他的本当然是指国民党反动政权）。可是，他的一切阴谋，在群众的无情揭发驳斥下，已被粉碎了。 谭荣善居心不善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右派分子谭荣善的丑恶面目，已经被山西省垣曲县级机关工作人员揭发出来。 谭荣善污蔑农业合作化说：“合作化不能提，到处出现人拉犁”，“农民入社前宣传的比天堂还好，入社后实际比地狱还糟”。谭荣善还恶意诽谤党的领袖和干部，说什么“反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登上宝座，就忘了农民”。甚至党员交党费这样合理的事情，他都诬蔑是“剥削”。

第3版()专栏：　　继续改造思想，争取过好社会主义关　　北京大学副校长　汤用彤 最近几个月来，在大鸣大放中，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出了不少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自己的右倾情绪成了右派分子的同情者；但是更多的人在这次运动中似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因此，这次运动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好得很，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揭露出来我们旧知识分子的全部缺点，打掉了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这才便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过好社会主义关。 为什么在这次运动中，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队伍里会有这样多的问题呢？起初，我思想上是很糊涂的，后来看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再根据这些社论的精神分析自己的思想，观察周围的人物，于是我明白了，毛病就发生在我们旧知识分子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不同程度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我想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长期受着资产阶级的教育，解放前多年来都是在为剥削阶级服务。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总的方面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努力用无产阶级的思想自觉地改造自己，就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并在各种情况下有着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几年来，在思想改造中，有些人主观努力的多一些，愿意放下“臭架子”，甘心当无产阶级的小学生，这样就多改变了一些自己的立场；有些人主观努力的差一些，还不愿完全放下“臭架子”，还不能甘心情愿的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样，自己的立场就改变得少些；也还有那么一部分知识分子，拒绝思想改造，还要保持自己那一副“臭架子”，轻视无产阶级，因而其资产阶级思想就原封未动，甚至有所发展。过去思想改造得好一些的，在这次伟大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就较能站稳立场；改造得差一些的，就有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拒绝思想改造的，很多人都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了。我想不应把思想改造看成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应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们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毛主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们愿意通过这场斗争来改变自己的立场，努力争取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来帮助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取得彻底的胜利呢？还是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拒绝思想改造，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来和无产阶级为敌呢？事实已证明，我们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愿意跟着党走，愿意争取顺利的通过这一关。因而，我们今后就更应加紧思想改造，特别是更应该积极参加目前的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早日把自己变成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由于我过去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还没有充分注意在实际斗争中来锻炼自己，更没有注意去与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因而在这一次社会大变动中，思想也发生了不少问题，有着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论和右倾情绪。我想就我自身的思想，来谈一谈应由那些方面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须不断克服 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个人主义。然而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知道，在新社会里如果公开为个人争名誉地位、待遇等也是不好看的，因此就摆出一副“清高”的“臭架子”，提出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职无权”、“了解科学家”等等美丽的词句，好像自己不是为了争取什么个人的东西，而是为了争取“公道”，其实谁都知道其中的奥妙。那些个人主义发展到顶点的个人野心家，就更是利用“专家”、“学者”的幌子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了。 首先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常常爱摆出一副大学者的“臭架子”，认为自己“有学问”、“有经验”，很多事非我们不行，别人（当然是指工农群众或工农出身的干部）看不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来，因此爱挑工作中的毛病，并夸大工作中的毛病，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在我那篇“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一文中曾提到科学研究的问题，好像是我在1953年首先发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不是高教部，其实同年高教部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过去几年来高等学校“丝毫没有要求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高教学质量”，就是夸大了事实用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有时发现报纸、杂志上的一些错误，就沾沾自喜地向别人夸耀自己的知识丰富。是不是发现工作中的缺点不要提出来呢？当然不是。我想提出工作中的缺点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从爱护党、爱护人民的事业出发，怕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事业受损失，这是无产阶级的态度；而另外一种态度则是为了表现自己是个 “大学者”，只有我才能解决问题，你们（当然是指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非听我们不可，因而达到提高自己“声誉”的目的，这就是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的。这样的个人主义，不去用无产阶级思想认真加以改造，任其发展，一定会成为一个反党的个人野心家。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曾昭抡、钱伟长等就是例证。他们当了部长、副部长、副校长而不去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反而利用党和人民给他们的地位，趁着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到处点火，企图扰混水好摸鱼；他们摆出一副只有他们才能解决国家大事的“臭架子”，来反对党的领导，幻想着自己因此就能当上总理、副总理，来改变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卑鄙的个人野心家是多么可耻呀！一个人有“知识”、有“才能”，如果不为人民服务，不真心诚意的接受党的领导，摆出一副学者自高自大的“臭架子”，那是一钱也不值的，是人民所不需要的。只有放下“臭架子”，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识”才有用处，“才能”才能发挥。 其次我想谈一谈“有职无权”的问题。在解放后，共产党不究既往，让很多旧知识分子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给他们以充分的信任。但是为什么其中有一些人老感到 “有职无权”呢？我想不是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党的领导，自己就无权了。我们国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谁能领导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呢？还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所以我认为提出“有职无权”不过是一种反对党的领导的借口；提出“有职有权是争取到的”，不过是与党争夺领导权的具体表现罢了。如果是真心诚意的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决议，那会感到“有职无权”呢？就我个人说，我在担任领导工作时是不大感到“有职无权”的。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由于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思想作祟，我在工作中常常是怕负责任，怕搞坏了工作自己担当不起，加上自己还有着一副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有时自己明明有些意见，也就不提了。这是为什么呢？正说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缺少“主人翁”的态度，还有作客思想。 再次，我想谈谈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问题。党提出科学远景规划，大大鼓舞了我们科学家。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想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然而对待这个事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抱有正确的态度。党号召科学家们投身于这伟大的科学事业，是让科学家们能好好的发挥作用，为人民服务，这是为“公”。而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常常把这一伟大事业和一些个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私”了。当科学研究有了一些成绩时，有着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不想这比起整个人民革命的事业来小得根本不能提，不想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各方面的帮助也是根本不能取得的，反而因此沾沾自喜，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并以此为资本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并作为轻视甚至打击别人的工具。这岂不是很可耻吗？ 最近我在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工作，这些旧思想也常常冒出来。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我深深的感觉到，抱着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是很危险的。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那里能去无止境的满足一些个人主义的要求呢？这样他们就会对现实不满，如果不加克服，就是由小不满到大不满，由大不满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必须彻底清除 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唯心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形而上学思想。过去我在研究哲学史时，对这一点是领会得不大深切、具体。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个真理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这些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显然都是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论者，他们的唯心主义突出地表现在认识的非科学性、反唯物主义、反辩证法。他们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提出了一套反动的政治主张，他们搬概念、尚“空名”、空喊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夸大甚至假造一些缺点，以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证明他们这些主张的破产。 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由于过去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严重影响，特别像我这样多年教授唯心主义哲学的人，总是不从实际出发，喜欢那些玄之又玄不切实际的东西，因此当右派分子提出一些什么抽象的“民主”呀，“自由”呀，我们的思想也就活动起来了。他们把一些个别的，表面上的缺点加以夸大，也就使我们这些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迷惑起来。特别是一年以来，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比以前更加流行起来，这一方面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共鸣。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人是会毫不勉强的接受它的。相反的，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关系，旧知识分子反而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有些格格不入的。我们党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据我理解，原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人都抱有同一目的。别有用心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他们利用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以毛主席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我感到去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虽然开得很好，但也有一部分错误的了解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他们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解放后教条主义成为我们学术领域中间的主流，我们党过去把一切旧东西（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一棍子打死了，这也是否定我们解放后成绩的一部分。有些人甚至提出我们只要反对教条主义不必反对修正主义，这岂不是笑话。我看对我们旧知识分子说，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应该放在首要地位。 有些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最不愿听到说“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他们好像抱着一种很客观的态度，认为有什么思想领导就会妨碍“独立思想”，就会产生教条主义。其实这些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其指导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他们自己的指导思想，不过有时候他们不愿公开承认罢了。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有指导思想了吗？那些企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人不过是想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来代替罢了。解放后几年来的经验，使我感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让人们独立思考的，因为它不是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什么玄之又玄的空洞幻想中，而是叫人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岂不是最科学、最有创造性的吗？为了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必须真心诚意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改造思想的武器。 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必须受到彻底批判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是一句老话，但它仍然是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中心思想。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一直是轻视劳动人民，并且以“人民的老爷”自居。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但是在我们这知识分子的思想中还有不同程度的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还没有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勤务员，还自觉不自觉的想当人民的老爷。这样的思想不彻底批判掉将使我们和劳动人民两条心。 我们常常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人一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例如，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就有很多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家人参加工农业的生产，我们总认为“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子女去当工人、农民多不好看”。这些思想都是卑鄙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好像是工农的子女就应该永远当工农，而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永远应该“读书”。好像劳动生产就比“读书”低一等。这不是最可耻的思想又是什么？ 我们知识分子还常常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干部，认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其实，我们有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呢？列宁早就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我们有的只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而我们缺乏的正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化。什么是“知识”，毛主席说：“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这两门知识那一门不是我们所缺少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多有着长期革命的经验，他们的真知识马列主义的知识比我们高得多。我最近常常听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意思就是工农干部不能领导知识分子干部。当然就某一门具体学科的具体内容说，目前暂时有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不如我们知道得多，但是我认为领导主要的不是靠这方面，而是靠他们的革命工作经验、马列主义水平，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而这一方面是我们最缺少，是该老老实实向他们学习的。 我还感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工农出身的干部在感情上还有很大的距离。例如我看了葛佩琦的发言虽然有些反感，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反感，然而工农群众看了就生那么大气，并且一眼就看穿了葛佩琦他们想干什么了。工农都是全心全意的爱着我们的新社会，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他们的命根子，而我们有些旧知识分子这样的感情就远不如他们那么深了。 通过这次运动我深深的感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真正与工农结合，就不能真正的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想出各种办法，特别是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像我这样生病的情况下也应接近工农群众），在党领导下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和革命工作，这样，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思想、感情。 我过去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半辈子在为剥削阶级服务，解放后经过党的教育，通过亲身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社会运动，使我渐渐认识了自己，使我自己渴望得到改造。有时由于个人主义作祟，因而感到思想改造“道阻且长”，何日可了？但这次反右派斗争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还需要长期的进行思想改造。最近我看“红旗飘飘”，看到其中有篇文章，写过雪山草地时一位领导同志对其他同志说：“这是革命呀！革命就有痛苦。”现在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改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总应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那又算什么呢？我想，这次革命运动对我自己说牺牲的只是那些个人的丑恶的思想，这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虽然我已经六十多岁，又在病中，但我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自己能较牢固地站上无产阶级的立场，并有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第3版()专栏：锄草杂谈　　锄草杂谈 右派的“资本”论 右派作家丁玲以写出一本书作为“资本”。右派导演白沉以拍出一部电影作为“资本”。右派演员项堃想积极打入党，争取更大的“资本”。罗、章是以不要交盟费，不要写自传，不用过组织生活来大发展作“资本”。 陈仁炳对吴茵说：“你参加了中央宣传会议，你现在有了‘资本’，更可以大放大鸣了。” 白沉也对另一位导演说：“你不能说话，因为你还没有‘资本’，我有一部‘南岛风云’，可以说话。” 这就是右派分子的“资本”论。他们总是先伪装积极、进步来摄取“资本”，然后以这些“资本”来猖狂毒辣地向党进攻。可是我们要告诉右派分子，你们的这些“资本”，肯定都是要蚀光的。 ·尚义· 靠不住的后世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在人民中当然是通不过的，于是，他们就寄希望于将来，说什么是“几百年之后自有定论”，说什么他的著作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后世和今天当然会有所不同，下一代决不会和上一代永远一样，例如云应霖的儿子不是就在揭发乃父做假检讨的阴谋么。这种例子，不止一个。 然而可惜的是，儿子大多要比老子进步些，儿子的儿子则更是，这是时代的反映。寄希望于将来，希望历史开倒车，只是无可如何的一种幻想而已。·刘穆如·　　辨是非 反右派斗争是要辨明大是大非的。我们固然要毫不留情地揭发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行为，同时也要在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中辨明是非。大是大非必须辨别清楚，可是这也并不容易。 鲁迅先生反对庄子无一定的是非之见；他在“起死”上写道：“衣服是可有可无的……鸟有羽，兽有毛，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故事新编”）为什么要加以这样尖锐的讽刺呢？因为庄子的论点混淆了是非。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解释“糟得很”和“好得很”时指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要锻炼这种分辨“糟”和“好”的能力。 ·钦文· （摘自地方报纸）

第3版()专栏：　　“大字报”的威力　　——记森林工业部斗争右派分子张楚宝　　本报记者　刘时平 走进森林工业部，到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用具体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道理，揭露和批判一个叫张楚宝的右派分子。 张楚宝是森工部林产工业局的副局长、林业、森工两部九三学社支社的主委。他在大鸣大放时，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招牌，曾经发表了不少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谬论。他诬蔑“肃反运动是违犯宪法”。他到处拉拢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对象，煽动他们向党进攻。 反右派开始，森工部的全体职工集中火力反击以部长罗隆基为首包括赵文璧的右派集团时，张楚宝不但不老老实实检查他的反动言行，相反还玩弄各种花招，企图蒙混过关，抗拒改造。只要看一看他耍的花招，就可以看出张楚宝这个右派分子是多么狡滑、阴险。 还在反右派初期，林产工业局的技术员杨承基写了一张题为“赵文璧的阴险企图”的大字报，里边提到张楚宝曾通知杨承基去参加赵文璧召集的向党进攻的会。杨承基写好这张大字报，还没有贴出去，就被张楚宝发觉了。张楚宝作贼心虚，他不是面对事实，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揭发赵文璧的反动言行；相反还声色俱厉地责问杨承基：“你这是揭发谁？”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并威胁杨承基说，在大鸣大放时期，赵文璧要找森工部的各民主党派密谋联合行动，向党进攻，你虽没同意，但也没反对。他又让杨承基修改大字报，不要提张楚宝通知他去参加赵文璧召集的会议的过程。 杨承基并没有受他的威胁，他肯定去赵文璧办公室谈各民主党派联合行动的事，是张楚宝通知他去的，而且当时在座的还有丘致中等，他们都是森工部的几个右派骨干。因此杨承基只把大字报上的某些措词作了一些修改，仍然贴了出去。 张楚宝看到大字报后，到处活动，企图解脱。据揭发，他曾找有关的人说：“局里的作法不对，问题不在局里谈，动辄就拿出去。”但是没有人听他的鬼话，接着又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张楚宝这是为什么？” 张楚宝对于这个质问，不但没有正面答复，相反又暗中活动，企图把大字报撕下来。但是他的这些阴谋，都被一一识破而未得逞。 不久，和森工部在一个院子里办公的林业部经营局（张楚宝调到森林工业部前曾做过林业部经营局的副局长）的同志们把张楚宝的反动论点排了队，在大字报上一一驳斥。如张楚宝最恶毒的一个谬论是说“肃反违犯宪法”。大家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说明张楚宝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经营局在肃反时有九个对象，其中两人查明确是反革命分子，已经按其罪行依法逮捕判刑，其他六个人也按其问题的不同情节作出结论，只有一个人的问题因调查牵涉方面多，目前尚未作结论。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高镜伦，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通过肃反运动，弄清了他的历史问题，使他卸下了历史包袱，党对他更加信任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轻松愉快。高镜伦还揭发了张楚宝利用整风的机会，曾经向他煽动点火。 在大字报上还展开了对张楚宝包庇反革命分子曾庆和的问题的大辩论。曾庆和是一个恶霸地主，是一贯反共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混进森工部，在肃反时，才清查出来，依法逮捕判刑了。 在事实面前，张楚宝见势不妙，赶快出了一张假检讨的大字报，说他所谓的“肃反违犯宪法”的反动观点是在参加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的基层汇报会时，听了右派分子顾执中的发言，受了影响。他并到整风办公室耍无赖，要修改他的原话，说他是“人云亦云”，记录错了。经过核对后，事实胜于雄辩写在白纸上的字并没有一点错，而是他有意诬蔑。 右派分子最怕摆事实，当铁证如山的事实摆在面前，如何狡辩，也是逃脱不了的。但是张楚宝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是十分狡猾的。当时他就借故到上海，逃避过关。但在他出差期间，森工和林业两部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斗争，继续用各种形式的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反动论点。 张楚宝原以为出差二十天，躲一下风，就可以事过境迁。不料回来以后，批判、驳斥他的反动言论的大字报接二连三贴了出来，要他低头认罪，彻底交代。 到这时候，张楚宝还想假装镇静。于是森工部的同志们实在忍无可忍，集中在大门口贴出了无数张大字报，把他的反动观点分题一一驳斥，然后由森工和林业两部同九三学社支社联合召开了辩论会，向这个狡猾顽固的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

第3版()专栏：　　新疆的右派分子说：“什么都不怕，就怕大字报” 新疆八一农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字报和漫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右派分子说：“什么都不怕，就怕大字报。”群众称它为战斗中的“机关枪”和“匕首”。 今年夏初，该院右派分子曾经趁着鸣放的机会，一度利用大字报发出种种谬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地进攻。 反右派斗争以来，大字报便成了反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该院从8月4日到9月初，共出大字报六百一十份，每份平均三张大纸，其中属于揭发类的二百九十份，属于批判类的一百八十九份。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数已达一千九百多人，占全院参加斗争人数的99％，另外还有漫画三百四十多幅。该院畜牧兽医系副教授右派分子王东英，在鸣放期间曾经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扬言要截断火车头，使社会主义的列车无法前进。当全院师生反击他的时候，两天之内就出了大字报一百一十份，漫画五十幅，签名的达九百多人。开始反击水利系副教授穷凶极恶的右派分子关五玉的时候，关五玉还恬不知耻地做了一首打油诗“放着物理你不教，鸣放席上把祸招，今番参加说理会，一定斗垮老白毛（关五玉头发白了）”来为自己解嘲和辩护，第二天，大字报上写了一首和着他原韵的诗：“既不好好把书教，一贯反党耍花招，拉拢打击样样会，好个学者老白毛”加以驳斥。　（沈石）

第3版()专栏：数字与事实　　斥“党天下” 右派分子储安平曾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本来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庄严的宪法早有规定。但是，我们党在任何工作中从不允许党员独断专行，而是一贯主张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读者从下列统计就可看出所谓“党天下”的荒谬。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当中，非党人士占的比例是不小的。例如：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1，226人　　中共　668人　占54.48％　　各民主党派　274人　占22.36％　　无党派人士　284人　占23.16％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共79人　　中共　40人　占50.63％　　各民主党派　25人　占31.64％　　无党派人士　14人　占17.73％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据最近的统计材料：　　国务院部长（主任）共38人　　中共　22人　占57.9％　　非党人士　16人　占42.1％ 副部长（主任）共211人　　中共　182人　占86.3％　　非党人士　29人　占13.7％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各省省长副省长共192人　　中共　130人　占67.7％　　非党人士　62人　占32.3％　　（本报国内资料组）

第3版()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坚决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两个多月以来，青海省市级机关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现在正逐步向纵深方面健康地发展。这一时期中也开始挖掘出了一些隐蔽、伪装较深的右派分子。 但是，斗争并未达到全面、彻底的胜利。目前虽然已查出了二百多个右派分子，但隐蔽较深的右派分子，还仅仅是开始被挖掘，同时，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开始不久，右派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完全孤立了，然而他们的谬论还没有被一一驳深、驳透、驳倒，还没有彻底破产和孤立。部分中间分子尚未完全识破右派分子言论的反动实质。因此，要完全彻底摧毁右派言论的市场，还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艰苦、细致、深入的思想大论战。事实证明，有些右派分子尚未真正低头认罪，有的仍在玩弄伎俩进行顽抗或反扑。 为什么在斗争中会出现这些现象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些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是极端顽固的，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其次也说明了我们有些同志，对这次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仍然认识不够，对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因而，当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之后，就产生了松劲情绪；也有些同志在斗争中表现了急于求成的简单急躁的做法，他们把反右派斗争看作是只要经过几次突击性的斗争，“轰”一下就差不多了，而不愿意去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上、道理上的大论战。他们看不到右派分子的狡猾，而只片面地看到右派分子的假检讨，就认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已经孤立了，再搞也就是这些问题了。其中甚至有的个别同志竟把反右派斗争当作“附带任务”去搞。所有这些都是极为有害的。这些右倾情绪必须坚决纠正。 这一时期反右派斗争的事实表明，隐蔽较深的右派分子，只有在斗争深入，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无藏身之处了，才会被揭露出来。因此，至今仍然主观地认为自己单位没有右派分子，而不注意发动群众，搜索挖掘右派分子的情绪，是极其有害的右倾表现，应该很快觉悟过来。 反击右派的斗争必须继续深入地进行，切实做到深、细、狠，要求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都能达到：对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搞臭，而且要在思想上彻底打垮，彻底驳倒其论点，使所有群众都能认识其反动实质；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应该根据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在干部中开展大辩论，通过辩论从而澄清干部思想上的是非界限，消除右派反动的思想影响，堵塞右派分子的言论市场，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青海日报9月1日社论摘要）

第3版()专栏：　　新“东郭先生” 裴广铎 作（原载甘肃日报）

第4版()专栏：　　在欢迎伏克曼诺维奇宴会上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同志，南斯拉夫同志们，同志们和朋友们： 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在访问了亚洲一些国家和我们的兄弟之邦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来到了我国。今天，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同他们欢聚一堂。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代表、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随同他前来的南斯拉夫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亲爱的贵宾们，你们这次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深厚友谊，这种友谊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早已存在了。中南两国人民远在各自进行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斗争的年代里，就曾经相互寄予同情和关怀。南斯拉夫人民光荣的革命战斗传统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精神，对于当时正在从事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持。我们曾经以同样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方面所作的努力。 近年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双方派出了许多代表团互相进行友好访问。特别值得指出的，今年1月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过几天以后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也将来我国访问。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也正在发展。这种友谊和合作是建筑在我们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可贵的。我们很重视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兄弟友谊，并且愿意继续努力来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亲爱的副主席同志，我相信，你这次访问我国对于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友谊和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我预祝你和随行的南斯拉夫全体同志们这次访问的成功。　　我提议：　　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和富强，　　为中南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友好团结，　　为世界和平，为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同志的健康，　　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同志的健康，　　干杯。

第4版()专栏：　　伏克曼诺维奇的讲话 新华社12日讯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在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总理同志，同志们和朋友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受周恩来总理同志的邀请，得有机会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感到十分愉快。同时，我愿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良好的愿望。 我很高兴的听到总理同志指出了中南两国人民各自进行过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建立。我深信，我们两国人民过去命运的这种相似，为我们之间的密切而友好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两国人民为获得解放以及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而各自进行的斗争，促使我们相互尊敬，并且产生了更进一步相互了解和合作的共同愿望。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两国建立直接关系以来的短期间内，已经能够取得这样的积极成果，这证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条件是存在着的。我相信，我们的访问以及在双方关心的问题上交换意见和经验，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中南两国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不仅有益于我们两国的人民，而且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间的平等合作。正像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已访问了一些亚洲国家，我们的目的是在于熟悉这些国家的问题和它们所作的努力、以及探索扩大南斯拉夫和这些国家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联系的可能性。我相信，这种合作只有建筑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才能是友好和有益的。我们希望同一切国家建立这种相互关系，不论我们的社会制度有何不同。同时，我们觉得，对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设立人为的政治障碍，是会妨碍全世界总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会妨碍最需要这种发展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 全世界人民对维护和平和增强合作的要求，已经创造了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积极和平共处的原则的有利前景。但是实现这一前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各国间没有歧视地、积极地相互接触和联系。因此今天已经很明白，应该让一切国家参加解决那些对大家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如果没有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直接参加，考虑问题是特别困难的。由此可见，人为地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直接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以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的领土主权，对于各国人民和世界局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力量来改变这种令人愈来愈不能容忍的局面。 请允许我代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提议： 为你们伟大的国家的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为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健康，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健康， 干杯！

第4版()专栏：　　郭沫若接见日本茨城县和平代表团 新华社11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天接见了日本茨城县和平代表团全体团员。

第4版()专栏：　　昨日北京七百多个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集会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瑞典博物学家林内 新华社12日讯　世界文化名人、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内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今晚在北京共青团中央礼堂举行。七百多名中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出席了今晚的纪念会。应邀参加纪念会的还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何塞·万徒勒里（智利）等人。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纪念会上致开幕词时说，卡尔·林内（1707—1778）是近代自然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称十六、七世纪欧洲近代自然科学萌芽时代为牛顿（1642—1727）和林内为标志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工作，是整理过去所积累的大量材料，使之成一体系。林内竭尽了毕生精力，从事于植物和动物的分类学研究，是近代生物分类学的奠基者。林内在1753年所创的“双名制”拉丁文简洁叙述法，鉴定了数以千计的植物、动物学名，为以后全世界生物学家所采用，从而廓清了过去动植物命名混乱不清的状态。 竺可桢说，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得大规模地从事于全国动植物的普查，这一工作正在期待着分类学家发挥巨大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要学习林内毕生同自然界作斗争的精神。 应邀出席纪念会的瑞典驻华大使布克接着讲话。他代表瑞典政府和瑞典人民，感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为纪念卡尔·林内所给予的重视和好意。 随后，中国植物学会理事汪振儒介绍了林内事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驌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寿振黄，也分别介绍了林内对近代植物分类学和对动物学的贡献。

第4版()专栏：　　大力精简国营农场的管理机构 北京南郊农场作了榜样　脱产人员由89减到16 新华社12日讯　地方国营北京南郊农场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大力精简管理机构。现在全场脱离生产人员已经从八十九人减少到十六人，只占职工总数的1.2％。 被精简的脱离生产人员中，有三十人是今年4月就精简了的。目前经过再次精简，这个农场的管理机构的情况是这样：农场总场部的干部从十八人减少到八人，只留下场长二人，党委书记、团支部书记各一人，会计三人，秘书兼事务员一人，农场有四个分场，原有脱离生产人员四十一人，现在减少到八人，就是每个分场只留下分场长一人、会计一人。精简管理机构以后，全场二十三名农业、畜牧技术人员也改变工作方法，现在他们是全部参加劳动生产，在实际生产活动中进行技术指导。 在精简管理机构的同时，农场总场部研究改进了工作方法，转变领导作风，精简了许多不必要的会议和统计表报。 从最近几天的情况来看，农场精简管理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不仅没有削弱领导工作，还大大地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过去管理机构大、非生产人员过多，许多事情推来推去，场长就忙于开会处理这些事情。现在，坐办公室的人少了，行政工作、政治工作由党、政、工、团领导干部分头包干，干部下地劳动以后，有很多事情随时就解决，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 这个农场的农业、畜牧技术人员大部分是1949年以来的高等农业学校的毕业生，缺少实际生产经验。过去，他们一个月中有二十多天时间到田间检查工作，但是每个分场有五千亩到一万亩地，检查工作不可能细致；其余时间他们是在办公室里写技术措施计划、生产计划、生产总结等等。现在不同了，他们在分配的地区里一面劳动一面进行技术指导工作，很受工人们的欢迎。例如，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会喂小牛、不会挤牛奶、不会管理产房，过去下牛棚检查工作，碰上具体问题往往解决不了；现在他们都下到牛舍、猪舍里和工人们一起喂牛、喂猪，情况就不一样。 北京南郊农场是一个拥有两万九千多亩地，一千多头奶牛，生产大量乳、肉、蔬菜、水果等多种经营的机械化农场。全场有职工一千三百多人，除1952年曾经亏本外，年年有些盈余。但是到去年年底，这个农场的脱离生产人员还占到职工总数的7.3％，管理机构还嫌庞大。今年8月下旬以来，农场党委和行政领导人员，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反复研究了管理机构的编制，拟定了精简方案，并且发动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这期间，北京全市机关干部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号召下，大批报名下乡参加农业劳动，下决心改造自己，对农场的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精简过程中的许多思想问题都顺利地解决了。

第4版()专栏： 哈尔滨水位继续回落 新华社哈尔滨12日电　今天下午六时，哈尔滨地区松花江水位已经下降到一一九点六六公尺，高出警戒水位仅十六公分了。 这几天，松花江水位每天以十多公分的速度回落，但是，防汛部门丝毫没有因此而产生麻痹思想。今天仍有十一万多防汛大军，战斗在市区的堤坝上。他们积极培厚堤角，检查险工，以防止在防汛斗争胜利前夕发生意外情况。

第4版()专栏：　　北京各界人民公祭蓝公武　　中共中央追认蓝公武为正式党员 新华社12日讯　北京各界人民今天上午公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蓝公武。 在公祭大会上，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追认蓝公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公祭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中山堂门前扎着素彩。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送的花圈摆在蓝公武灵柩两旁。在灵柩两边和中山堂内四壁还挂满了国家其他领导人员和各民主党派、各机关和人民团体送的花圈和挽幛。 公祭大会由刘少奇委员长，董必武院长和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主祭。 参加公祭大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和各部门负责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北京市副市长以及蓝公武委员的亲戚和生前友好。 参加公祭大会的共有五百多人。 公祭大会开始时，乐队奏哀乐。主祭人刘少奇委员长向蓝公武委员灵柩献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致悼词。他说，蓝公武委员的逝世，对我们是一个损失，蓝公武委员早期有过强烈的民主思想，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以后，他一面著文宣传民主政治，一面从事倒袁活动，终为反动统治所不容，只身亡命国外。他从1923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公余之暇并为青年讲授“资本论”。这时，他在思想上已经憧憬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美丽远景。“九一八”事变以后，蓝公武委员激于爱国热情，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深为愤恨，“七七”事变以后，他困居北京，常利用教书的机会，宣传抗日爱国，因此在1940年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在狱中受刑一年。在敌人面前他虽备受酷刑，但是坚强不屈，抗日意志更加坚决。1945年秋日本投降之前，蓝公武委员设法摆脱了敌人的监视，毅然进入晋察冀边区，以无比愉快的心情，踏上了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解放区几年的坚苦时期里，他一直积极工作。新中国建立以后，蓝公武委员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虽然年纪已高，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很高，总是辛勤不懈地工作。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他一再强调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反对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 董必武说，今年5、6月间，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蓝公武委员虽然久病不能行动，内心却激起了无比愤怒。他说，他进解放区十二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怕有力量无处发挥，不怕有困难无法解决，党与非党推诚相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他以自己为例，斥责了右派野心家所谓“有职无权”的无稽谎言。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虽然卧病医院，仍然写了文章对右派言论加以痛斥。他常说，生前要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死后愿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表示，他自从接触了党才感到生活的意义。多年以来，蓝公武同志忠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希望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临终以前，再三提出参加共产党的申请。董必武同志接着代表党中央宣布追认蓝公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董必武最后说，蓝公武委员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是从旧民主转变到新民主、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一生，他的简朴作风，他的坚毅、认真、无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接着，蓝公武的女婿段苏权介绍了蓝公武生平事迹。 十时半开始起灵。执绋的有刘少奇委员长和其他参加公祭的人员。 中午十二时，蓝公武委员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第4版()专栏：　　他们经受得住考验　　本报记者　温述仙 沿着吉（林）长（春）公路，约莫走八、九里，就到达长春市郊区的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里，几百个男女社员正在忙着积肥、摘菜……。一筐筐紫茄子、西红柿、黄瓜、葱、辣椒被装上大车，拉到城里去。 这个合作社里，今年7月来了二十二个高、初中毕业生。这些学生毅然离开家庭到了农村，而且在劳动中，都经受得住考验，克服了许多困难，努力争取做一个好社员。 最初，他们下地的时候，老农民把着手教他们压南瓜蔓、割韭菜、栽芹菜、薅地……，这些活计在农业生产中是轻活，但是他们做起来却是非常吃力的。刚开始劳动，他们热情很高，精力旺盛，一边干活一边还和老农民们说说笑笑，嘴上哼着歌曲。过了几天，歌声便逐渐沉寂了。他们感到精疲力竭，腰酸臂痛，走起路来软绵绵的。手握着锄头铲地，像拿着千斤重的东西似的，东一锄西一锄不随心意；弯下腰去摘菜，身子直不起来；蹲下去压南瓜蔓，僵硬的腿就发出剧痛。天公还不作美，一会大雨倾盆，淋得他们全身都湿了；一会烈日当空，湿润的泥土冒出令人发昏的热气。有的人支持不住，闹起小病来了。有泄肚的，有伤风头痛的。在这困难的时候，党组织、乡、社干部和农民以及学校的教师对他们非常照顾，病了替他们到市里买药，早晨不叫醒他们去下地，让他们多休息，干活落在后面，老农民便去帮着干，身体弱的调他们做轻活。大家都安慰、鼓励他们说：“不要性急，累了就歇两天再下地。”“乍一干活很累，做几天就好了。”他们当中除了个别身体较弱的人曾经一度有一些动摇外，绝大部分人都是坚决的，勇敢地和疲劳搏斗。初中毕业生郭学忠连挑了五天西红柿，肩膀上压出一个大疙瘩。他说：“这个疙瘩是硬锻炼出来的，要是不忍痛磨出这个疙瘩，我就永远不能做农民。”吴广禄也是初中毕业生，分配在大田队，他的手掌磨起了血泡，还是天天下地薅谷子。八个女同学也生怕落在人后。他们以这种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已经学会了绑黄瓜架、割韭菜、打茄叶、起葱、除草……等生产技能，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这些小伙子、姑娘真行啊！看样子真能在社里呆长。”这是老农民对他们的评语。在这些学生未到合作社之前，乡里曾经对社员进行了教育，社员们都很欢迎他们来。但是也有顾虑，怕学生吃不了苦。他们说：“中学生那能参加生产？来了也干不长。”学生们用实际行动改变了农民们的看法。农民们把他们当成“宝贝”，只要用得着文化的事，都找他们去做。 他们对农业生产也发生了兴趣。有人说：“高中毕业生去种地，白读了十二年书。”高中毕业生崔殿文的亲身体会并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种植蔬菜，从土壤、水份、施肥、打叉、掐尖、压蔓等等方面来看，都用得着植物学和化学知识。他对人说：“我已经舍不得离开农业生产了。”其他的同学也都安下心来，劳动和生活已经习惯了。 他们分散住在社干部和社员的家里，这些人家都有青年人，他们如亲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同睡、同吃、同劳动，一块玩。每个人一月拿出七元钱作买粮食、油盐、柴煤的费用，社里给每人二分自留地，种植的蔬菜做菜钱。社里每月预支伙食费七元，零用钱两元，秋收后缴还。到目前为止，这些学生一般的都得了一百多个工分，吴广禄、郭学忠等人已经达到二百多个工分。预计每个劳动日分二元一角六，到年底他们最多的能够收入二百多元，一般的能够收入一百五十元以上，平均每个月收入二十五元至三十四元。在他们参加生产的头半年，吃、穿、住都没有问题。在他们的影响下，长春市继他们之后，已经有四、五百名家住城市的高、初中毕业生走向农村。　　（附图片） 四川隆昌县楼峰乡的高小毕业生曾炳淑学习兽医的劲头很高，她正在向老兽医丘水清请教。　刘全玉摄

第4版()专栏：友好往来　　友好往来 日农业农民代表团到广州 新华社广州12日电　由日本农民协会副会长石田宥全率领的日本农业农民代表团一行二十三人，今天下午到达广州。 代表团应中国农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准备考察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情况。 晚上，中国农学会广东分会副理事长谢焕庭设宴欢迎客人。 代表团将在明天早上乘车去北京。　　日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到广州 新华社广州12日电　以日本佛教曹洞禅宗领袖高阶珑仙为首的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一行十六人，今天下午到达广州。他们是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前来访问我国的。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济广法师从北京赶到深圳迎接客人。 八十二岁的高阶珑仙法师到广州后立即前往六榕寺参拜。 使节团将在明晨乘火车赴北京。　　巴西眼科专家西尔瓦夫妇到京 新华社10日讯　应中华医学会邀请来华访问的巴西眼科专家西尔瓦夫妇，在今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12日讯　以拉·尼赫鲁夫人为首的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在北京、沈阳、南京、上海、西安等地参观访问后于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各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李德全、刘宁一、廖承志、赵朴初、陈翰笙等。

第4版()专栏：　　昨晚一场精采排球赛　　北京队以三比二胜地拉那队 本报讯　昨晚，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男子排球队在北京体育馆同北京青年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经过约两小时的苦战，主队以三比二胜地拉那队。 客队在第一局比赛中，没有发挥出他们的力量。他们在进攻时，由于传球不准，失却了组织进攻的机会。北京青年队虽然上场的几乎全是新手，但打得很出色，何力的斜线劈杀和陈文智的快板球接连得分，以十五比九胜了第一局。 客队在第一回合受挫后，第二局打得小心谨慎。一上场便以快扣和炮弹式的发球，以三比一领先。主队碰网、扣球出界等失误多，被客队以十五比六胜了一局。 第三局比赛中，双方比分的相差始终在两、三分之间。最后打成十四平。这时主队因急躁和紧张，两次扣球出界和被拦回，以十四比十六败北。 第四局比赛中，北京队进攻的战术运用得很灵活，不一会便以十一比五领先。客队暂停后，加强了拦网，后排固守阵地，以姆尔扎库在右角作钩手的大力扣杀，追成了十四平、十五平。但北京队终于乘客队最后两次失误，以十七比十五取胜。 在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局中，北京队打得冷静谨慎，很少失误。客队在几次猛扣被拦回后，打得较为急躁，失误多，最后以十五比七败北。 今天，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李富春观看了这场球赛。　（国安）　　（附图片） 北京青年队胡棣华趁对方跳起拦网时，轻轻一吊，取得了一分。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第4版()专栏：　　排球运动的发展　　钱家祥 排球是人们喜爱的运动之一。最初人们用篮球胆或篮球隔着网托来托去，后来因为篮球太重，不容易托起；球胆又太轻，容易漂，才改成比篮球小而轻的排球。人数也固定为十六人一队，分四人一排，站成四排（这便是我们为什么叫它“排”球的原因）。 后来因为站在第四排的运动员老是摸不着球，再加上排球运动技术的提高，因此在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取消了第四排，改成三排共十二人。我国著名的排球之乡——台山县也早在1917年时便开始了十二人制的排球运动。到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排球又有进一步的改变，将每排四人改为三人，这便是解放前在我国盛行的九人排球制。至于现在国内普遍开展和国际比赛中采用的六人制，我国除个别地区外大都在1950年以后才正式采用。 虽然美国是创造排球运动的国家，而且早在1918年便采用了六人制排球，但是目前排球运动开展得最普遍、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却是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国际排球联合会成立后举行的三届世界排球锦标赛中，除了去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届比赛中男子冠军被捷克斯洛伐克队获得外，苏联取得了历届的男、女冠军（第一届世界排球锦标赛中没有女子比赛）。 此外，像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家都是国际上排球劲旅，是历届世界排球锦标赛的冠亚军的争夺者。 虽然六人排球在我国只有六、七年的历史，但是参加排球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在开展这项运动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快板球”和“交叉”、“重叠”等多种掩护战术。这种多样化的战术，尤其是“快板球”，在国际比赛中受到了普遍的称赞。今年7月间我国排球队曾以三比零战胜了解放前亚洲常胜队——日本女子排球队。近年来男子队也曾先后战胜了印度、日本、朝鲜等亚洲强队，在亚洲的比赛中取得了每战必胜的成绩。去年我国男女排球队第一次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排球锦标赛，男队取得了第九名，女队取得了第六名。

第4版()专栏：　　体育简讯 △香港、澳门男女乒乓球队一行二十一人，11日晚坐火车到达北京。他们13日将在这里同国家乒乓球选手们举行第一次友谊比赛。 香港男女乒乓球队由八人组成。其中队员容国团今年4月间曾经以二比○击败过访问香港的日本著名选手、获得第二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亚军（上届冠军）的荻村。 △目前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篮球队，11日在乌斯蒂以八十一比六十一战胜了乌斯蒂州篮球队。 至此，“八一”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六战六胜。

第5版()专栏：　　省煤潜力处处有 本报讯　商业部中国煤建公司根据国务院关于节约用煤的指示精神，最近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节约用煤展览会。这个展览会通过许多实物、图片和说明，介绍各地节省用煤的经验。 几年来，我国煤的生产是不断增长的，但因为工业发展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煤的供应还不很充裕。如果以1949年全国煤的总产量和需要量为100，那末1956年产量为357，需要量为378。通过商业部门供应市场的煤，1952年占总产量的37％，1956年就占45％。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用作燃料的柴草，现在大部分拿来作饲料和肥田用，所以农民烧煤的比重，还要逐渐增加。我国煤的蕴藏量虽然很丰富，但是建设煤井需要技术、投资和比较长的时间，要在短时间内充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煤需要，是有很大困难的。党和政府除了积极建设现代化煤井和中小型的煤窑以外，要求每一个机关、学校、团体、企业和家庭，都想尽一切办法来节省煤。　　老正兴的“九眼灶” 上海市饮食业的总燃料费，占营业额的3％—5％，可是该市福佑路东记老正兴饭馆，今年二季度所用的燃料费平均只占1.3％。原因是这个饭店改进了炉灶，使用煤量比过去节省40％。 上海的饮食店用的大都是“三眼灶”，一个火眼炒菜，其余两个副眼炖菜或焖菜，在营业清淡时，用一灶火不够，用两灶火又有余。东记老正兴饭馆把两个灶的火道打通合并为一个，改成为一个火眼，两个汤灌和六个副眼的“九眼灶”。其中三个眼可以用来炒菜，四个眼焖菜，运用自如。在营业最忙的时候，上下满座一百五十人同时用餐，也能供应得上。　　利用烟道余热烧水 从锅炉烟道跑掉的烟气中的热量，一般占锅炉内热量的20％左右。辽宁省铁岭县医药公司的职工把两个五十三加仑的大油桶焊接起来，套在锅炉烟道上，上面安有水龙头和水表等，做成了一个利用锅炉烟道余热而不用另行烧煤的茶炉。每天用这个茶炉烧的开水可以够七十多人饮用和洗脸、洗衣服。 哈尔滨市师范学校作了一个铁制的温水箱，水箱的底部成凹形，安放在暖汽锅炉的烟道上，并在烟道里面设置了排管，以吸取烟道余热。用这个办法使向锅炉里输运的水变成了热水。结果，不仅节省了9.3％的煤炭，并且还保证了一千多人在冬天的生活用水。　　串水茶炉 陕西省宝鸡市许多旅店的茶水炉，原来大部分都是高灶形式的，有两个火眼烧开水。两个火眼之间夹一个铁桶，利用两炉心的热力把铁桶里的水烤热供洗脸用。但两炉外侧的热力却没有利用。还有一个缺点是客人多时，两个火眼烧开水不够用，客人少时，炉火又有多余。 最近，许多旅店把两个火眼夹一桶改为两桶夹一个火眼，充分利用火力烧水。为了使水桶的水也能烧开，他们又用一根铁管将右桶的水通到左桶。铁管斜穿过炉膛，右边比左边高。炉火烧铁管，管里的水受热就往右桶上升，右桶里的水有二十多分钟就开了。由于水的对流，再过十五分钟，左桶的水也开了。再加上中间火眼上的坐壶或坐桶也烧开水，就能充分保证旅客用水。据调查，改进的各户旅店平均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煤。如一分社改灶前两个火眼每月烧煤二千五百斤到三千斤，一个专人看火，每天还不能满足一百人用水；改灶后，不用专人看火，每月只用一千五百斤煤。　　用茶炉的蒸气做饭 利用茶炉的蒸气热饭，是很普遍的。但用蒸气来直接做饭，还不多见。大连天津街百货商店是目前利用茶炉蒸气来直接做饭的一个单位。 这个商店的茶炉很大，能盛六百市斤水，利用它的蒸气来做饭，一次可以够一千人食用。办法是在炉顶安一根铁管子，再做一个蒸饭木柜，把管子伸入柜里，把要蒸的饭菜放在柜门的格子里，把柜门关紧，使它三面不透气，但要在柜门周围留点缝，以免蒸气过多发生事故。他们把这种茶炉叫做“烧水蒸饭两用炉”。蒸米饭、馒头、窝头、高粱米和蒸各种菜都行。 两用炉有两大好处。一是节省时间，减轻炊事员同志的劳动强度。过去这个商店蒸三百斤面的馒头，要蒸三锅，用一百零五分钟，现只用三十分钟就行了。二是省煤。过去三锅馒头用一百三十八斤煤，现在只在茶炉里多用十八斤煤就可以烧开水、做饭和做菜了。　　每人每天只用三两煤 在南京市的集体伙食单位中，最省煤的要算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了。以杨兴义同志为首的炊事班的同志们，把小锅改为大锅，把原用四个灶减去两个，同时利用旧料在灶膛里盘四圈自来水管，让冷水慢慢地在灶膛里经过，烧热了才送到锅里去，等锅里的水放满的时候，也正好“开锅”了。他们还用两只大铁桶焊接在一起，套在烟囱上，利用烟囱的余热烧热水。他们还摸索出一种“马蹄式半边烧煤法”。这样，这个一千六百人的伙食单位，每人每天的平均耗煤量就从十两降为三两。这个耗煤水平，从中国煤建公司目前所搜集的材料来看，是全国最先进的了。 帮居民修改炉灶 沈阳市国营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各商店派工作人员给居民义务修改炉灶，积极帮助居民节约用煤。 到9月6日止，全市已修改炉灶一万一千四百多个，预计到11月中旬上冻以前还可以修改一万六千多个。修改后的炉灶，不但省煤，而且火苗旺，做饭快。皇姑区寿泉街刘九生家，过去每天要烧十二斤煤，改灶以后每天只烧四斤就够。 带水箱的蜂窝煤炉 北京市最近试制了一种带水箱蜂窝煤炉，是铁皮制成的，在靠近烟囱的一端装设炉膛。炉的另一端是水箱，上端有铁盖，下端有龙头，可以放出热水。水箱下部装置暖箱一个，可作食物保温之用。 这种炉子因为装有烟囱，炉膛外部又呈瓦栊状，热力起辐射作用，可用它取暖兼作饭。　　北京时兴的蜂窝煤炉 据目前初步估算，在北京市的六十万户居民中，约有四万多户使用蜂窝煤炉子。 蜂窝煤炉封火简单，可以长时间不熄，白天上班，晚间回来仍有火用，烧水、煮饭和煮菜都很方便，所以一般机关干部都乐于使用。 蜂窝煤炉的优点很多，最主要的是省煤、省钱、省劈柴、出灰少、清洁卫生、使用方便。据北京市典型调查：六、七口人之家每月烧蜂窝煤约一百零五块，连同引火用的柴砖和炭砖，每月最多需要四点四元，比烧煤球炉少一元左右。这样，一年就可以节省十三元，够三个月煤火费。烧蜂窝煤除节省家庭开支外，每户一年还可为国家节约煤炭九百斤，节约劈柴三百六十斤，少出垃圾三百三十斤，可以大大缓和市内的运输量。如果全北京市六十万户居民全部改用蜂窝煤炉，全年就能为国家节约煤炭三十余万吨，用这些煤可以发电四亿八千万度，可以轧钢三百六十万吨，还能节约劈柴二亿多斤。　　省工又省煤的石灰窑 目前很多地方烧石灰都是用半截罐子形的石灰窑，每次装料都要用泥坯围好、封严，烧好后又要把泥坯拆掉，不但浪费人力，延长烧窑时间，并且产量低、用煤多，最好的一斤煤只能烧六斤左右石灰。 山东冠县一个多年烧石灰的工人叫许炳柱，研究出一种漏窑烧石灰的方法。它是一种用石料、土坯垒好的长方形的固定窑，不用烧一次拆一次。最大的好处是窑火点着后，可以从窑顶上添煤添料，从窑底炉条下漏泄石灰，随装随出，循环作业，窑火不停，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多，每斤煤平均烧十斤石灰。（附图片）　　用火车装载，车厢的长度可从北京摆到河南的郑州，约1300里，几乎等于京汉铁路的一半。

第5版()专栏：　　用废料装备的玻璃纸车间 天津市第一人民造纸厂的玻璃纸车间，用不到十万元的投资建立起来了按照通常情况至少需要四十万元的厂房和机器。生产的玻璃纸防潮性能很好，拉力大，透明度也不错。 玻璃纸车间是彼此隔开的八间屋子。三间是以前堆纸的旧仓库，五间是上面盖了棚，外面砌了墙的棚子。记者参观了玻璃纸车间的全部机器设备。在化碱室看到了三种不同形状的化碱管。一种是由汽油桶接起来的，另一种是原来蒸纸浆用的废蒸球，还有一种是由废锅炉改成的。在另一个屋子里，有三个原是立式的旧打包机被改成了卧式的浸渍压榨机；在粉碎木浆原料的工序上，粉碎机原需要从国外进口，价格三万五千元，但这里却用了一台弹棉机和两架肉店用的绞肉机，总共只花了三百零三元。要求很高的六方鼓磺化机和双层保温溶解搅拌机是厂里工人用旧铁板做的。然而，集废旧物料之大成的还是玻璃纸成型室。在非常重要的成型纸机上，看到的是旧马达、旧传动轴、旧齿轮、旧皮带、废滚轴和废烘缸等等。两个烘缸原是其他纸厂扔了多年的，非但气压热度不足，而且表面坑坑洼洼，经过这里用砂轮磨，用车床旋，再用细沙擦，末了涂上一层增加滑度的耐酸漆，等装上纸车就陆续不绝地制造出晶亮晶亮的玻璃纸来了。装在纸机前部的一个特殊的喷嘴，许多国家用的是贵重合金制的，进口价格达六万元以上。这里用玻璃做喷口，每个只花了一百五十元。 玻璃纸车间现在正在扩建，明年年初完工以后，设备稍加平衡将日产一吨玻璃纸，四个月就可以收回全部扩建费用，并且可以节省大量向国外购买玻璃纸用的外汇。 （据新华社讯）

第5版()专栏：　　昆明冶炼厂90％职工参加辩论　　结论是工农生活都提高了 本报昆明12日电　记者秦军光报道：昆明冶炼厂已有90％以上的工人参加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并在大辩论中，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昆明冶炼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新工人占职工总人数的60％以上。这些工人多数来自农村，具有比较浓厚的个体小农经济的思想。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跟着叫喊“工人农民生活没改善，”对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表示不满。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冶炼厂党委会从7月底开始组织大辩论，还请了昆明郊区明星农业社副主任徐树来作有关农村生活情况的报告。在会上发言的人极为普遍，效果也很好。老工人董祥说：“解放前工人农民连吃饭都成问题，那里还有人穿得起皮鞋、毛呢。现在许多工人、干部、甚至农民也买起皮鞋、毛料了。这些商品涨价，并不会影响工人农民的生活，说工人农民生活没改善的人都是忘了本。”女工褚丽琴说：“为什么还有人不满呢？是因为他们对生活要求太高了，都想吃好的、穿好的，超过目前生产发展的水平。”有的老工人批评那些青年人把“毛呢、皮鞋当生活必需品”时说：“不要忘记，生活必需品是柴米油盐。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棉布定量供应，这就保证了工人农民的生活。”工人王鸿说：“我的工资由每月三十元增加到五十六元，请问，哪样生活必需品涨价啦！” 在辩论农村是否真正缺粮，农民生活是否有改善的时候，工人们的情绪异常高涨，纷纷以亲身体会来证明工人农民生活是大大的改善了。团员陆春荣以他家的情况，说明农村职工家属有依赖思想，不愿参加劳动，想靠职工寄钱回家维持生活。他说：“过去我经常寄钱回家，父亲就坐茶馆，不下地，并给我来信说生活有困难。”工人们还以工人董绍权为例展开了争论。董绍权（贫农出身）因家中“缺粮”，曾向云南日报写信要求帮助解决。报社通过宜良县委会，对他家进行了调查。党委会把宜良县委会的回信，及董绍权家乡农业社的调查报告，印发各车间作为参考。董绍权的家庭情况是：未入社前，他家是个自足户，除缴公粮外，每人平均有口粮四百三十八斤，没有叫过缺粮。去年，合作社分给他家三千五百八十六斤粮食，每人平均留粮五百九十四斤，反而叫喊缺粮。工人们问道：难道说这是农民生活没有提高吗？这也叫做“缺粮”吗？

第5版()专栏：　　武汉152个企业开始整风 据新华社讯　武汉市有一百五十二个工厂、企业自八月份以来先后开始整风。这是武汉市在工厂、企业中进行整风的第一批单位。 在各工厂、企业提出的“发扬民主、帮助整风、畅所欲言”的号召下，广大职工群众采用大字报、座谈会等形式，近一个月来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批评，其中有不少是揭发企业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如武汉电池厂一百三十六名职工在十天中提出的一千二百四十六条意见，其中有二百八十一条是有关生产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 这一批工厂、企业，从整风一开始，就强调提出要一边整风，一边改进。有些单位对于职工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已经解决或正着手解决的已达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武昌第一纱厂、武汉动力机厂、汉口汽车配件厂等，都已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把一批领导干部下放到车间去，加强了车间的领导。不少单位还成立了“边整边改”的领导机构，由企业里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成员分工领导，组织专门力量，集中、研究和解决问题。有的工厂还编发了“边整边改”快报，或在大字报上及时发布改进工作的消息。

第5版()专栏：　　争取做个优秀学徒 据新华社重庆12日电　重庆钢铁公司自从7月份开展“优秀学徒”竞赛，大大激发了一千多名学徒工学习技术的热情。 学工们普遍表示要以学好技术、遵守劳动纪律、团结生产的实际行动争取做一名优秀学工。 竞赛开始以后，学徒工劳动纪律加强。过去几乎每一个车间都存在着迟到早退、无故旷工等现象，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了。有的工人过去三番两次要求调换工作，要求进学校，现在也安心下来积极学习。部分学徒工不但在上班时专心向老师傅学习，而且利用业余时间到老师傅家里请教，帮助老师傅挑柴挑水。 在老工人的帮助和指导下，一部分进步较快的学徒工现在已经能够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独立操作。

第5版()专栏：　　变速电唱机 公私合营荣生电工社试制成的变速电唱机已开始小批生产。它可以放每分钟七十八转的普通唱片，也可以放每分钟四十五转或三十三转的慢转密纹唱片。　　（附图片）

第5版()专栏： 海洋流速仪 南京市水工仪器厂最近自行设计、试制成功海洋流速仪。 这种海洋流速仪，能够测量每秒三公尺的海水流速，还可以测定海水的流向。（据新华社讯）

第5版()专栏：　　在大同机车厂的工地上　　顾页 著文　郭滦生 摄影 在大同古城西南面附近一大片紧挨着村落和树丛的土地上，伸着长臂的吊车，正在用重锤一上一下地夯实厂房地基；笨重的推土机和铲运机，正在穿梭般平整地面。土地的上空，终日笼罩着施工机械掀起的一缕缕的冲天黄尘。 “你看！我们将在这里建设一座怎样的工厂啊！”杨秉乾和郭仁伦这两个干过半辈子翻砂工的老人，容光焕发地一边研究图纸，一边给我介绍情况。“这便是8月15日破土动工兴建的大同机车厂。到1960年第一期工程投入生产后，每年就能生产四百台新型的蒸汽货运机车和煤水车。”　　（附图片） 右图：杨秉乾（吸烟斗的）和郭仁伦在工地上研究铸钢车间图纸。 左图：伸着长臂的吊车正在用重锤打地基。中图：好大的推土机。

第5版()专栏：　　工厂的靠山　　本报记者　陈勇进 “没有老工人，想好好地进行生产是不可能的，想超额完成任务，想制造新产品，想培养大批的有技术的新工人那更是梦想。因此我们要时时注意老工人的工作。”我访问西南仪器厂的时候，厂长、党委书记和车间主任等一些同志都这样告诉我。他们道破了西南仪器厂所以能够年年季季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秘密。 西南仪器厂有个特点，那就是90％以上的干部，（其中有车间主任、厂长和党委书记）都是从老工人中提拔出来的。这也是他们能依靠老工人做好工作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来，西南仪器厂试制了二十多类约一百多种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绝大多数都是老工人做的，或老工人在青年工人的身旁看着做的。1952年要在一种工具上冲眼子，当时一下只能冲两个，严重地影响着工作的进展。老工人徐春泉就自己设计图纸，结果每次可以冲四十八个眼子。工人们制造块规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工人邓益志为了把原来手工制造的方法改成自动化的块规自磨机，利用业余时间画图纸，没有资料，仅仅从报纸上看到哈尔滨有这种机械，他日夜的钻研了六个月，终于制成了，使产量从原来的一天造六块增长到四十八块。老工人改造、创造、仿造的机件太多了。就拿合理化建议来说吧！占全厂不到20％的老工人，提的合理化建议却占全厂60％。青年工人违反劳动纪律的有3％，而老工人只有0.005％。正如党委副书记徐应师同志所说的，“不管什么工作，只要老工人动起来就好办了。” 西南仪器厂每当紧急的生产任务到来的时候，都先召开老工人座谈会，技术研究会，通过老工人带动年青工人。1953年10月份，曾因为一些原材料和技术问题跟不上，二车间完成任务有困难，党委会和厂的领导干部即到这个车间召开老工人座谈会，告诉老工人，这一个车间完不成任务，就会妨碍全厂完成任务。老工人立即讨论了这项生产任务，决定改进设备来提高生产。有些老工人带领着新工人干，结果10月间就超额完成了任务。 1953年和1954年，西南仪器厂都吸收了大批的新工人。现在这大批大批的新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四级工，他们的技术能力的提高，是和老工人的指教分不开的。这些新工人到车间的时候，党委会和厂的领导上在新老工人之间进行了尊师爱徒的教育。大多数老工人和新工人都订立师徒合同。但是，有的老工人还有保守思想。熊庭华开始就是这样，他在教徒弟时不努力，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厂长再三地找他谈话，对他说：要过好生活，要进入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建设很多新工厂，建了工厂，一定要有很多新工人，老工人不教新工人，新工厂的机器交给谁？经过领导的再三谈话，熊庭华觉得工厂天天在扩大，光这几个老师傅是不行的，才破了保守思想，和四个青年工人订了师徒合同。党的领导常常教导青年工人多帮老师傅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青年工人马惠元在和熊庭华订了师徒合同后，早早上班找好工具，给机器加油，保证缩短老师的工作时间，甚至熊老师家庭的一些琐事，马惠元也去帮助。马惠元入党时特别征求熊老师的意见，请他批评帮助。熊庭华说，我政治上一定要学习你，请你也要帮助我进步。 有一次试制一个新产品，因为样板供应不上任务完不成，老工人林学友就有意见。车间主任李家亮马上亲自征求他的意见。林学友说原材料供应不上，怎能工作？李家亮说，青年工人都看着老工人，老工人不带头想办法怎成呢？原材料的供应问题，领导上一定负责解决。经过李家亮的动员，林学友就积极起来了。他们小组的任务也很快地就完成了。老工人李云乡因为发了点牢骚，被厂长过火地批评，他一时想不开就跑开了。但当厂长亲自接他回来，并向他道歉以后，他就感动地说：我也对不起厂长，我一定好好工作改正错误。后来，他的确生产非常积极，现在他已经成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 这个厂的一些老工人，因为过去生活条件差，身体不好，有的有病。党和行政领导很早就注意了这些问题。他们的疗养院和营养食堂，就是为更多地照顾老工人才设立的。只要工作好，身体不好，生产小组和工会批准就可以去营养食堂吃饭。每月由工厂补贴一部分伙食费。工厂还根据老工人的特点，建立一个花园茶社。老工人每天下班以后，可以到这里来喝茶聊天，听说书，听弹琴，或者开座谈会。 工会为了帮助少数老工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除对他们进行避孕教育外，还在工人中组织互助会。他们组织生活有困难的工人家属搞副业，如养鸡、养猪、种菜和洗衣等。这些措施，减少了老工人在生活上的忧虑，集中精力搞好生产。所以，这个厂的老工人虽然只占全厂工人数的20％，但在先进生产者中，老工人却占了一半。　（陈志插图）　　（附图片）

第6版()专栏：　　匈蒙决定加强合作和团结　　布达佩斯集会欢迎蒙古代表团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匈牙利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1日下午在布达佩斯发表了关于会谈的联合声明。 声明说，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友好恳切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讨论了当前国际问题、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和科学上的合作、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等问题。双方在这些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声明说，两国政府支持苏联关于裁军、禁止和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的努力。 声明指出，匈牙利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决谴责帝国主义者不断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行为，并且同情地注视着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两国坚决谴责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内进行的反对匈牙利的阴谋。两国政府坚决谴责美国和它的仆从国在最近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阻挠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声明提到，蒙古部长会议主席邀请卡达尔总理去蒙古访问，卡达尔接受了这个邀请。 声明最后谈到，双方都表示将继续尽一切努力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当日，匈牙利和蒙古两国党的代表团也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党代表团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讨论了同两党有关的重大国际问题以及两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双方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2日电　匈牙利首都劳动人民的代表三千多人在11日下午举行集会，欢迎以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 卡达尔和泽登巴尔在会上讲了话。 卡达尔说，我们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在我们遭受到反革命进攻的时候，蒙古人民给了我们巨大援助。我们谨在这里再次表示感谢。 卡达尔随后谴责联合国把所谓“匈牙利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和讨论五人委员会的诽谤匈牙利的“报告”。他说，我们现在比去年十月事件前更坚强了。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想诬蔑苏联和匈牙利的人是必定要失败的。 泽登巴尔讲话时说，匈牙利人民在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合作下，已经在恢复去年十月事件中被破坏的经济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 泽登巴尔说，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不仅反对匈牙利，而且也反对蒙古。他们一直阻挠着蒙古加入联合国。他随后谴责了蒋介石集团分子在安理会阻挠蒙古加入联合国方面所起的破坏作用。 蒙古政府代表团在匈牙利访问四天以后，已于12日早晨离开布达佩斯前往布拉格。

第6版()专栏： 应付美国对叙利亚的威胁　　埃叙军事领袖举行重要会议 叙总理感谢苏联对阿拉伯事业的支持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2日讯：开罗消息：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兹里以及两国其他军事领袖11日晚间在开罗埃及—叙利亚联合司令部举行了两次会议。埃及总统纳赛尔主持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协调两国军事计划的事项以及总的军事形势。 由于美国加紧对叙利亚进行威胁，在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发生新的冲突，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以及美国加速把军火供应叙利亚邻国，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1日说，为了能够密切注意一切局势的发展，叙利亚内阁已经决定“处于永久性会议状态”。 阿萨利同一天还说，苏联外交部长就中东局势发出的警告是对阿拉伯事业另一次崇高的支持。 他说，苏联曾经支持过我们迫使外国军队撤出我国领土，去年对埃及也给了这样的支持，现在，它又一次支持了我们。 阿萨利说：“苏联的警告不仅得到叙利亚的感谢和尊敬，而且也得到阿拉伯世界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感谢和尊敬。” 代理国防部长阿泽姆在11日对新闻记者说，叙利亚已经采取了一切防御措施来对付一切可能事件。 据埃及“共和国报”9月11日纽约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指定动用五千万美元来策划另一次阴谋，推翻叙利亚政府。 消息说，这笔钱将由美国外交官和美国情报人员来支配。一些美国情报官员将飞往贝鲁特、巴格达、安曼和安卡拉，以便在策略、外交和经济上，采取对付叙利亚的统一的活动。

第6版()专栏：　　印副总统到河内 据新华社河内12日电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今天中午坐飞机从金边到达河内。 胡志明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 拉达克里希南在机场上发表讲话。他对越南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统一国家的事业表示关切。他表示希望同一语言的同一民族能够有统一的国家。 印度副总统说，印度早就注视着越南人民为摆脱外国统治的斗争和恢复建设的事业。他说，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越南已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且获得了胜利。

第6版()专栏：　　列宁教导人们要谦逊　　苏联规定新的命名制度　　停止以活着的人名命名地方、企业和机关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今后必须停止用活着的国家领导人、社会政治活动家以及科学文化界人士的名字来命名州、区、市、村、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团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1日颁布的命令谈到了这个问题。 命令规定，今后为了永远纪念杰出的活动家而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做法，只有在他们死后，在特殊的场合下，根据劳动人民、苏维埃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请求才能实行。 命令规定了命名的制度，并且认为，更改用迄今还健在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名字命名的州、区、市、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团体的名称是合宜的。 命令的颁布是为了消除命名工作方面存在的缺点和建立适当的制度。命令说，在这方面“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和违背了列宁的传统”。 命令说，伟大的列宁教导苏联人要谦逊，而列宁自己就是谦逊和纯朴的典型，他极端反对颂扬他的名字。 第一次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是列宁格勒和乌里扬诺夫斯克，那是在1924年当他逝世后，为了表示苏联人民对自己领袖和导师的无比爱戴和为了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才这样做的。 命令指出：在个人崇拜的风气盛行时期，大批的区、市、镇、企业、集体农庄和各级学校都以活着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名字来命名。这种做法过分地夸大了某些个人，贬低了党作为集体领导者和群众组织者的作用，无助于以正确的、党的谦逊精神来教育干部。

第6版()专栏：美国黑幕　　大学生不敢谈政治 纽约“工人日报星期刊”最近刊载诺思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大学生思想苦闷，他们不敢“探索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原则”。 诺思在芝加哥和一些大学生进行了谈话，有一个大学生告诉他说，前几代的美国大学生“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热”了，谈这种问题的学生可能会招来太多的麻烦。

第6版()专栏：美国黑幕 一半人家入不敷出 据美国政府10日发表的材料，在1956年，在美国全国四千三百万个家庭中，有一半家庭的全部收入在四千七百美元以下。依照美国目前的生活费用，一个四口之家要维持一种普通水平的生活，一年需要开支五千五百美元以上。 这项统计说，其中的大约七百万户（占全国家庭的20％）收入不到两千美元。近三百万户（占全部的7％）收入还不足一千美元。

第6版()专栏：　　美国穷苦孩子的生活 在纽约的黑人区，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老鼠常常在晚上出来咬婴孩（右图），一个黑人儿童的手臂被老鼠咬了几个洞。 美国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得不出卖劳力来维持生活。（下图），这个穷孩子正在吃力地在货车上倒棉花，看他的工作和他的年龄是多么不相称啊！

第6版()专栏：　　培养的专家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大学生数目为旧俄时代十六倍 本报莫斯科12日电　苏联在培养专门人才方面早已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远在1955年，苏联毕业的工程师就为美国的两倍多。在这项对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有决定意义的百年大计上，苏联四十年如一日地努力着。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方面的辉煌成就。他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苏联培养了三百五十多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其中约一百万名工程师。仅仅在1957年就有二十六万五千名专门人才毕业，有八万多名由函授班和夜大学毕业。今年培养了八万名工程师，比去年多一万一千名。在1958年，苏联将培养出三十一万五千名专家，包括九万名工程师。 叶留金把革命前和革命后的情景作了一个鲜明的比较。他说，在革命前的俄国，高等教育对于妇女是有限制的，而对于少数民族和贫苦阶层几乎是不许问津的。当时全国只有十六个大城市有高等学校，主要是中部的城市。在二百五十年中，从一百零五所高等学校总共才毕业十二万七千名大学生。革命后，高等学校的大门为工农敞开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末，苏联已经有六百四十五所高等学校，教育着四十九万二千名大学生。大学生数目在1940年增长到八十一万一千名，在1956年增加到一百八十六万七千名。1956年毕业的大学生为1914年的十六倍。学习技术的大学生数目在1940年有十八万七千名，在1956年就有六十五万名了。学校还负有培养原子能专家的任务。莫斯科大学有核子物理和加速器系；电力学院研究原子能发电站，钢铁、石油、农业学院研究示踪原子的利用。高等学校的分布也起了变化。现在苏联的二百七十座城市有高等学校，五百七十八个地点有学院的分院和质疑处。在苏联东部地区学习的大学生为1940年的三点二倍。高等学校遍设在各个共和国：乌克兰有一百三十四所，乌兹别克斯坦有三十六所，哈萨克斯坦有二十五所，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有二十八所。 叶留金说：苏联同近二十个国家交换大学生和研究员。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法国等等。约有一万四千三百名外国大学生现在苏联学习。

第6版()专栏：　　意大利和伊朗发表会谈公报 将定期讨论中东问题 据新华社12日讯 德黑兰消息：意大利总统格隆基和伊朗国王巴列维9月11日发表会谈公报说，意大利和伊朗将定期举行会议来讨论中东问题。 格隆基是在9月8日到达伊朗进行国事访问的。 联合公报说，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必须对中东采取一种以“真诚合作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共同政策。但是，公报又说：“伊朗和意大利认为，忠于它们所参加的防御性联盟体系，是它们政策中的基本因素。” 联合公报还说，这两国将发展它们的经济关系，并且将互派技术代表团。“意伊石油公司的组成是说明这两国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的例证。”

第6版()专栏：　　叙利亚照会约伊黎三邻国　　探询对美国反叙声明的看法 新华社大马士革12日电　据“舆论报”9月11日报道，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在9月10日晚间向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三国的政府分别发出照会，询问关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叙利亚的声明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最近发表的一个声明中曾经说，叙利亚的邻国对叙利亚局势的发展深为不安。 叙利亚的照会询问三国政府说，艾森豪威尔声明中所说的话，同它们在美国特使汉德逊访问中东期间和他所会谈的内容是否相符。

第6版()专栏：　　阿曼起义者奋战不息　　马斯喀特苏丹士兵纷纷投向游击队　　也门指责美国应对英国侵略负责 据新华社12日讯　塔斯社贝鲁特11日讯：尽管英国军事当局在马斯喀特和阿曼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尽管英国政府发布了阿曼战事已经结束的公报，但是，来自亚丁的消息指出，阿曼起义部落的大部分队伍都隐藏在山区里，继续进行顽强的游击战争，袭击装载粮食和武器的车辆，破坏保存燃料和弹药的仓库。这种情况使得英国当局不得不增加保护马斯喀特—阿曼交通线的军队人数。 从8月28日到9月1日，尼兹瓦市有四十六名阿曼爱国者以同游击队员保持联系和接济他们粮食的罪名被处死刑。马斯喀特苏丹所以要采取残酷的措施，是因为他的士兵投向游击队的情况越来越多。苏丹军队中开小差的现象已经具有普遍性。为了防止马斯喀特苏丹军队的瓦解，英国人还把自己的牵制部队配置在苏丹军队后面。 新华社开罗11日电　也门驻埃及公使10日向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指责美国对英国侵略也门的行动采取消极态度。 也门的抗议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英国侵略也门的行动也负有责任。 也门公使还通知阿拉伯国家驻开罗的使节说，英国正在继续侵略也门。

第6版()专栏：　　苏印促联大先讨论裁军问题 新华社12日讯　纽约消息：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9月11日写信给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主席，要求早日召开裁军委员会会议来研究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从而准备一个提交联合国大会的裁军委员会的报告。 这封信指出，这样做是为了使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能把裁军委员会的报告列为第一项议程来讨论。 在这以前，印度代表团也曾经要求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优先讨论裁军问题。

第6版()专栏：　　泰国已有六个阁员辞职　　六十一名议员先后退出执政党 据新华社12日讯　曼谷消息：9月11日又有十五名泰国马兰卡西拉自由党的议会议员集体退出这个执政党。至此，加上前一天包括在8月间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陆军总司令乃沙立等四十六名退出马兰卡西拉自由党的议员，退出执政党的议员共达六十一人。 陆军元帅乃屏在11日辞去了农业部长的职务。包括乃沙立在内，辞去了内阁职务的共有六名阁员。 退出马兰卡西拉自由党的议员大多数是陆军将领，也有一些是海军和空军的军官。他们都是由国王任命的第二类议员。 马兰卡西拉自由党的一个发言人说，最近退党的议员曾经表示要在议会中保持中立。执政党目前在二百六十八席的议会中保持着一百四十二席。

第6版()专栏：　　石油争夺战的一幕　　邢象超　　今年3月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经理巴雅特和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开始了石油协定谈判。可是，还未等到伊朗议会批准这一协定，巴雅特就在5月10日突然死去了。巴雅特死的离奇，几个月来整个德黑兰都在议论他的死因。直到最近，才传出这是美国特务机关为了阻挠意大利—伊朗石油协定而下的毒手。 巴雅特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经理。今年4月间，由他经手，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同意大利谈判了一项关于开发伊朗石油的协议。这项协议规定由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合办一个公司，各占一半的股份。这个公司将在伊朗的三个地区、总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地方获得石油开采权。这三个地区是波斯湾北部大陆浅滩、中部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的内地和阿曼湾沿海一带。在正式生产石油以后，意大利和伊朗将按25％和75％的比例分取利润。 8月间，伊朗国会的参、众两院先后批准了这一协定。 意大利同伊朗这个分配利润的比例引起了美国石油垄断集团的愤怒。美国石油垄断集团一向按对半的比例和中东产油国家分配利润，现在意大利—伊朗石油协定打破了这个常规，无疑是向美国的垄断地位挑战。如果中东出产石油的国家都提出按意大利石油工业总管理局的条件分配利润的要求，美国就要大伤脑筋。因此，美国报刊对意大利的活动大肆攻击说，“它等于把一支枪顶住美国和其它西欧大石油公司的头上”。 大家知道，意大利是美国的所谓“示范”基地的所在国，美国的第一支原子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伊朗从1953年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力图加以控制的对象。美国石油垄断集团已经把它的爪子伸进了伊朗的油田。因此，意大利—伊朗石油协定不仅危害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而且表现了一种摆脱美国控制的独立倾向。这自然使美国统治集团更加不满。 美国对伊朗施加了压力。首先，负责同意大利进行谈判的伊朗前阿拉内阁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直接干涉下垮台了。接着，美国特务又对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经理巴雅特进行威胁，扬言要对他施加人身狙击。但是，这些恐吓都不能使巴雅特妥协，美国特务机关便下了毒手，用慢性毒药伪装药品，害死了因病就医的巴雅特。 但是伊朗终于没有屈服。伊朗国王在7月29日公开宣布说：“有人向我们建议，应当同外国石油大王搞好关系。我们没有好战的意图。如果在石油问题上遵循公认的和平政策，那么按照新的法律所增加的石油收入是我们的权利。这与谁也不相干！” 美国对意大利也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意大利放弃开发伊朗石油的决定。“纽约时报”威胁意大利说，如果意大利不服从国际石油卡特尔的操纵，美国公司就要停止给意大利炼油工厂供应原料。美国对于意大利总统格隆基访问伊朗，也公开表示不满。但是，这也没有使意大利就范。美国的压力引起了意大利舆论的愤怒反击。意大利总统格隆基在本月8日率领一批国际贸易专家到伊朗访问。就在这一天，意大利和伊朗的石油协定在德黑兰正式签订。在格隆基和伊朗国王巴列维的会谈公报中，还特别提到“意伊石油公司的组成是说明这两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的例证”。 过去美国石油公司虽和中东产油国家按对半比例分红，但是中东国家实际所得远低于50％，因而还得依靠“美援”。意大利—伊朗石油协定给了中东产石油的国家一个启示：国外有买主，地下又有石油，他们完全可以不必捧着个金饭碗向美国垄断资本去乞讨残汤剩肴。 意大利—伊朗石油协定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说明由于世界上和平中立倾向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竞争，美国垄断集团不可能稳若泰山地坐在中东人民的头上，如心如意地剥削中东人民，这也就是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地方。

第6版()专栏：　　我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一个留美学生的遭遇 最近，记者访问了刚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曾广植。曾广植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拉斐德城的帕都大学研读有机化学。去年春天，美国移民局知道他想回国以后，就将他关进精神病院，折磨他达十四个月之久，后来才被迫将他“驱逐出境”。下面是曾广植向记者叙述他在美国遭受迫害的经过。 “1956年3月，我母亲来信说，她已经要求在日内瓦同美国谈判的我国代表王炳南大使帮助我回国。不久，我就接到了王大使以及印度驻美大使馆关于协助我回国的通知。当时正是一学期的中间，我考虑到我的课程、研究和工作合同，同时我的气喘病正作基本性治疗，因此准备在学期结束以后动身回国，不料美国移民局知道这件事以后，开始对我进行迫害。去年4月中旬某一天，我和平常一样正全神贯注地在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工作，突然，帕都大学的外国学生顾问提彻诺尔带了两个气势汹汹的警察闯进门来，说是移民局要查问我，不由分说的将我挟上汽车，送进瓦巴什山谷的精神病院。 “根据美国法律，送病人进精神病院，必须要有法院的判决。而我被捕时，警察既无逮捕状，又无法院判决书。我的精神状态很正常，我每周在实验室工作约七十小时，我的功课成绩都是甲等，在生活方面也没有异乎常人的行为。不论中国或美国同学，都可以证明这些。正因为移民局无法证明我有精神病，所以才采取绑架方式将我关入精神病院。这显然是严重地侵犯人权的行为。在美国，精神病人的控诉没有法律效力，因而也就得不到法律保护。这就不难理解，美国政府为什么经常用这个办法来作为政治迫害的手段。 “在精神病院里，我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惊人的折磨和虐待。在瓦巴什山谷的精神病院，我像囚犯一样被单独锁在一间房门上只有一个小圆洞的小屋里，若要大小便，必须叫唤得声嘶力竭，才有人来押出去。刚到头两天，我明明没有病，却硬给我打麻药针，弄得精神萎靡不振。但是有一天我的气喘病发作了，却无人照顾，甚至以后我请求医生将我自己买的针药从学校取来，按时注射，他们也置若罔闻。去年5月中旬，他们要将我转到州立医院，我知道这表示要将我长期监禁，因此我声明不去。但是他们强迫给我注射麻药针。几个彪形大汉横拖倒曳地将我抬上汽车，又野蛮地给我戴上手拷（由于用力过猛，把两手都刮破了，右手腕至今留下疤痕），然后一位警长亲自开车，两旁两个特务挟持，将我送往洛干斯波特州立医院。 “在这里我的遭遇更坏。他们对我采用了许多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使我屈服，放弃回国的愿望。首先，他们在精神上对我施加压力，故意把我关在严重病室里。特别在我拒绝替医院化验室做化学分析工作以后，他们长期地让我和许多精神错乱的病人住在一个大病室里。我数次被精神病人殴伤，有一次甚至被打翻在地上。我多次要求调换病房，他们置之不理。 “在医院里，他们还限制我和家庭通信的自由。我信中的一字一句，都得经过他们同意才能发出。一年来我写过四五十封信，通过的不过四五封，并且唯有从家信中才能猜到那一封信是发出了。我母亲曾写信给医院，要求在人道立场上释放我。我也向医院数次提出，母亲在湖南乡下生病，无人照顾。但院方对这些请求都无动于衷。 “我的气喘病，从未认真给我治疗。去年8月到10月，我的气喘病严重，晚上病发作时往往得不到医药。护士借口忙不给我打针，在针药用完后也不补充。甚至我自己愿意出钱买，大夫也推托找不到人替我买药。最无耻的，就是在我发病晚上不能入睡时，有个服务员常来找我谈话，对我表示‘同情’，并不断暗示我最好申请美国籍，显然想利用我害怕气喘病的心理，申请永久居留权。这种乘人之危的作法，使我产生极大的反感。 “同时，医院又不断建议我到化验室帮助工作，院外的一些团体和牧师，也纷纷要替我介绍职业，并且只要我同意，就可以放我出院，工作几个月后就可以让我行动自由。这种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我放弃回国的念头。 “由于我一再表示要求回国的决心，美国移民局和医院当局对我一再威胁和刁难。移民局先是要我承认中国政府曾经对我施压力逼我回国，继之又装糊涂不知道我要求回国，最后老羞成怒，宣布我休想引用日内瓦协议回国，只能被‘驱逐’回国，并威胁要将我‘长期拘留’。尽管我声明不愿被驱逐，而由印度大使馆襄助回国，但是医院当局却将印度大使馆送来我填写好了的申请表格长期压下不发。等到我同意接受驱逐形式回国，移民局看我回国决心不可动摇，却又故意拖延，一再改变日期。 “今年6月14日，移民局终于宣布将我驱逐出境。我从医院被押送到芝加哥，在移民局牢里过了一夜，原先说是押我到旧金山上船，但是第二天清早，他们却把我装上囚车开往机场，乘飞机到西海岸的洛杉矶上船。对移民局两个押解人员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差使，一次愉快的横渡太平洋的假期旅行，美国统治集团为了酬劳他们的忠心服务，赐给头等船票，他们可以尽量享受头等船舱客人的待遇——甲板上的日光浴、酒吧、舞会……而我却被锁在一个闷气的船舱里，只能从门上的小圆洞窥探着外面的世界，默默地计算着到达祖国的日期。后来只是由于同船回国的中国同学的发现，经过多次交涉，移民局押解人员才允许我每天可以在甲板上散步十分钟，每隔一天会客一次，时间只许两小时，每次不得超过两人。但是他们却自动把在联合国工作的台湾人员找来和我谈话，真是无耻之至。 “7月6日，我被押到深圳，对一个在国外长期失去自由的人，现在重新踏上国土恢复自由时的心情，无法形容。当我愤怒地回头看那两个美国移民局人员时，才发现他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原来这两个平日神气活现的家伙，由于长期受到美国宣传机器的毒害，一路上早就怀着鬼胎，窃窃私议边境上的‘红军’会对他们‘开枪’，因此连一声‘再见’这样最起码的客套话也来不及说，立即抱头鼠窜了。 “我在美国的精神病院受了十四个月的虐待和侮辱，由于我国政府的帮助，终于脱离美国这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回到祖国怀抱。我在路上发了两封信给那在病床上一直盼我归来的母亲，但是到了广州后，才知道我的母亲来不及最后见我一面，已在今年1月含恨而终了！ “在美国，他们不让我说话，现在我回到祖国，我有说话的权利了！我要控诉，我要告诉被蒙蔽了许多事情真相的美国人民，在美国，我曾经被剥夺了自由！最后，我将以全副力量参加祖国建设！” 日内瓦协议签订已两周年了。曾广植个人的遭遇，生动地说明美国政府如何藐视国际协议和蹂躏人权，这种情况有助于读者对右派分子所称颂备至的所谓“自由”与“民主”国家作进一步的认识。 本报记者　林龙铁

第7版()专栏：　　法律界的斗争　　陶希晋 目前全国法律界正在进行的反右派的斗争，是国家法制建设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法律思想上革命派与反动派的斗争。 法律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不管法律界右派分子们怎样说法律是超政治的，但是在这次斗争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是纯法律的问题。他们散布反动的旧法观点，制造各种谰言，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法制。他们是章罗联盟和整个资产阶级右派的急先锋和应声虫。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所以社会主义法制就成为他们主要攻击的一个目标。正因为这样，法律界的这次斗争，也就表现得特别尖锐，特别激烈。　　一 要说明法律界右派分子的这次疯狂的进攻，我们还必须回溯到1956年去。大家知道，1956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转变的一年。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里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它还没有巩固；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知识界的自由争论，来解决思想上、学术上的是非问题，从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可是有些挂着“法学家”招牌的右派分子，对这样一个方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他们从自己的阶级意识出发，以为这是要“变天”了。他们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对法律界来说，是起了招魂的作用，旧法学家过去被一棍子打死了，新法学家几年来被教条主义缠住，失了魂。因而都要把它招回来”。招什么魂？极明显，那就是说，无产阶级新法学要推翻，而资产阶级旧法学要复活。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们早就污蔑马克思主义为“教条主义”，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律的学说。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部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是识别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水岭。百年多来，一些资产阶级的仆从学者和无产阶级的卑鄙叛徒，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一问题上来进攻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一个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历史事实碰得头破血流。可是今天法律界的右派分子，居然又步着这些人的后尘，来耍这一套早经拆穿了的惯技。例如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已不正确了”，他们歪曲列宁关于“专政是直接凭借于强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的定义，荒谬地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为不要法律的排斥民主的“恐怖主义”。谁也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一经确立以后，就依据斗争需要和人民意志陆续地创制法律来办事。但是十分明显，无产阶级创制法律的工作，在什么时候创制，怎样创制，（创制什么样的法律等等）当然受无产阶级专政所“限制”、所决定，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受无产阶级的法律所“限制”、所决定。试问，如果不首先有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有可能着手创制无产阶级的法律呢？无产阶级专政愈巩固，无产阶级的法制才能愈完备，这难道还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难道资产阶级的法律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反而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产物吗？难道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胜利的革命斗争不是各个时代的法律的创造者，反而革命是法律规定出来的吗？其实，法律界右派分子的这些荒谬说法，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只不过是早被历史否定了的资产阶级仆从们的反动理论的翻版而已，因为列宁这个定义，正是针对着这样反动理论说的，而且他明确的指出，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只要“不是如像各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这班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的上层分子”，都是一目了然的。 法律界右派分子在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也就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是我们法学的指导思想，故意把它列为法学流派之一，指责它“太强调阶级立场而有狭隘性”；并且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定义，今天要“改一改”了，说法律不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什么“国民公共意志的表现”。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根本原理，就是它认为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决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国民公共意志的表现”。世界上自从马克思揭明了这一真理以后，法学才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也就从此整个地宣告破产，暴露了它彻头彻尾虚伪的反科学的实质。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的法学，不解释现行法律的社会根源，不揭开法律所保护的那些阶级利益，它只不过是用以巩固庸人头脑中的偏见而已。实际上右派分子所谓法律是“国民公共意志的表现”的谎言，也早已被中国人民戳穿了。比如国民党在死亡前夕的“中华民国宪法”上，开头就写着“受全体国民之付托”，试问，中国人民有谁曾经相信过这种鬼话呢？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右派分子为什么还到处散布这些早就破产了的陈词滥调呢？问题很明显，他们是在利用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时机，来偷天换日地篡改马克思主义，为那些政治野心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恢复旧法统、实现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法律理论的根据。 现在人们已经不难了解，为什么不久以前，有些“法学家”们那样热衷于到处宣扬反动旧法的“可继承”，那样积极提倡“重视”、“恢复”旧法学，甚至不惜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以及党对待旧文化的正确方针，来为早经废除了的旧法多方辩护。难道这都是单纯地为了学术的研究而不是别有用心吗？　　二 法律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曾估计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他们发动进攻的总口号是要“法治”，他们说，你们不是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吗？那末，就必须健全“法治”。什么叫“法治”呢？右派分子王造时举出了美国警察不抓赌为例证，说，美国的警察是那样的守法，明知人赌博，但因为仅见赌具而那些赌客并没有正坐在那里赌，所以就不抓人。他们说这就是要效法的“美国的认真的法治精神”。显然，他们说的这样一种诡诈的“赌客”，在我们这里是有的，而那样一种虚伪的“法治精神”，的确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谁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法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资产阶级为要掩盖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本质，只能把“法治”说成是超阶级、超政治、超党派的，是“全民民主”的最高体现，借以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削弱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戳穿了的；并且是所有进步的人们都懂得的。可是有些“法学家”就戴着这样一副所谓“法治”的有色眼镜，到处搜集材料，找政法工作中的所谓错误缺点，制造各种矛盾。 有这样一个事例：北京丰台区有一个农业合作社闹纠纷，要散伙，区的党委要该区法院院长去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院长去该社了解了情况，对要求退社的社员比生活讲道理，说明合作化运动的重要和好处。结果退社的人承认了错误，不退社了。在社召开的大会上，院长也讲了话，宣传了社章和遵守劳动纪律的必要。一场纠纷完全解决了，群众并且说，不遵守劳动纪律是犯法，我们要很好劳动。事后区法院向市司法局写了一个报告。可是右派分子楼邦彦这位“法学家”，对法院办了这样的一件好事，毫无好感，反而在报告上批示，要干部们“研究法院在这件事上的法律地位”。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居然也就有人被这批示迷惑，认为：法院违法，没有告状不应受理；区委违法，法院人员不应去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甚至有人认为谁说不劳动就是违法这句话也是不对的。这件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有人在这次鸣放中故意歪曲事实，作为向党和人民法院进攻的重要例证提出。当然，现在大家已经看清，这就是右派分子的所谓“法治”观念。这正是极好说明：右派分子就是那样不关心群众运动、不关心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就是那样蔑视人民司法的优越性，就是那样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就是那样用“法治”这个口号来恶毒地点火，煽动对党的不满。 法律界右派分子也就是从这种“法治”观念出发，制造各种谰言，来恶毒地攻击“党发号施令”，“以政策代替法律”，污蔑“运动破坏法制”。总之是说“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他们说“法治与民主分不开，民主是原则，必须通过法治才能实现”。所以他们提出，一切要法定，一切要依法。要什么民主？他们公开讲，要“全民民主”，要“反革命分子判决了还可以讲话、写文章、出版东西”的民主。要什么法治？那自然就是要美国警察见赌不抓的“法治”，所以像胡风这样的“赌客”，他们就认为：“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反革命分子”了。 请看！这就是法律界右派分子公然提出的要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法治”！试问这种“法治”，难道是中国人民所要的吗？中国人民都清楚，我们所要的法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法治，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高的法律，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根本谈不到什么法治。　　三 法律界右派分子否定过去几年来立法工作、司法工作和政法教育的成绩，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根据他们的“法治”观念，更竭尽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 他们明明亲自参与了过去几年来许多重要的立法工作，而却说“无法可循”。这种论调，本来是不值得一驳的。因为我们现在不仅有了根本法，而且建国以来，适应国家管理各个方面的需要，颁布了四千多件法规。虽然其中许多是临时的纲领性的，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完备，但这总不能说是“无法可循”吧。 那末，他们为什么提出“无法可循”呢？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说没有刑法典、民法典。的确，我们还没有这些法典，但是，在上述四千多件法规中，据统计刑法、民法的单行法规和带有刑法、民法性质的法规，即有二百八十余件之多。只要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知道，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没有基本结束以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以前，制定完备的刑法典、民法典不但是很困难的，而且是荒谬的，其荒谬无异于强迫还没有出世的胎儿穿衣服。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还不在于有无刑法典、民法典，否则，为什么现在刑法已经有了草案之后，高唱无法论的右派分子杨兆龙又回答人家说，“我的意见不是一点一条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呢？否则，又为什么还有些“法学家”对我们起草社会主义的刑法、民法，兴趣并不高，而非要从速制定什么“惩治诬陷法”和所谓“冤狱赔偿法”不可呢？问题很明显，他们所谓“无法”，就是没有符合他们所谓“法治”的“对反革命也给民主”的法。 在叫嚣“无法可循”的同时，他们提出了 “立法工作路线问题”。他们拚命攻击我们党在法制工作中一向坚持的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逐步完备和群众路线的方针。他们把这样的正确方针，说成为“立法迟缓的根源”。右派分子杨玉清、俞钟骆等更恶毒地描绘成为“阿Q精神自我陶醉”。怎样才能迅速立出“法”来呢？他们说得非常清楚，要反对“立法的分散主义”，应该广揽“内行”，成立所谓“法律修订馆”，要“胡汉民”再生；特别重要的是：要党“收回过去关于废除六法全书的指示”，说“党在过去对六法观点的批判应当纠正”，“旧六法条文只要加上人民两字，一样可用”。这就是他们提出的同我们完全背道而驰的“立法工作路线”。他们所以蛮无道理地诋毁和反对从实际出发的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其目的也就是企图借此进一步造成那些未经很好改造的旧法人员的思想混乱，安排“东山再起”，准备旧法统的复辟。 法律界右派分子，一提起四年多以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总是咬牙切齿，把它说成“一团糟”，认为它“制造了法律界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拼命诋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说什么“司法机关中有共产党员，是与发扬民主、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相抵触的”；竭力丑化现在的工农老干部“不如往日的旧司法人员”，要“改变过去以政治为首要条件的司法干部政策”。他们咆哮如雷地提出要追究搞司法改革的责任，要“司法再改革”。怎样再改革？那就是要旧法人员“上台”，“大换班”，抓“刀把子”。 司法改革是不是搞糟了呢？大家知道，司法改革是那时紧接着“三反、五反”后，针对着当时司法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存在着严重不纯的现象，而进行的一次民主改革运动，它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不可缺少的一次群众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捍卫与贯彻执行了共同纲领和人民革命历来的司法工作路线，它纯洁了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使许多干部在思想上划清了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从而为国家法制建设进一步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就在于它正确执行了党对旧法人员的政策，除了清除极少数的坏分子外，都是继续留用或者通过调训学习、重新安排工作，以及组织参加一时期实际斗争的锻炼等各种具体措施，使许多人获得了思想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法律工作者。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有些“法学家”，竟会把我们国家法制建设上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硬说司法改革“把旧司法人员一棍子打死了”，于是“招魂”呀，“抢救”呀，“法律界不是争鸣而是哀鸣”，“更重要的是要从打死的人那里吸取营养”呀，闹得真像在鬼哭神嚎。 说来，这倒亦是好事。这教育了我们，“刀把子”是重要的；这提醒了我们，司法改革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我们还须继续斗争！ 法律界右派分子针对着政法教育方面，也放出了许多毒箭，集中攻击点是过去进行的政法院系调整。他们说这是法律教育上的“突出的宗派主义表现”，“把老法学教师一脚踢开了，清一色的党团员包下来了”。 谁都明白右派分子是在漫天撒谎。就拿北京、武汉、西北和复旦四个大学的法律系来说，据统计在现有讲师以上的人员中，所谓老法学教师即约占70％，党员老干部仅占20％，余为青年教师。再以北京、华东、中南和西南四个政法学院来说，统计所谓老法学教师，亦占讲师以上人员的将近半数。试问这叫做“清一色”吗？ 谁都也明白，旧中国的教育，尤其政治法律教育，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根本性的改革。当时对政法院系的调整，政府采取的步骤，是先集中办几个政法院校，一面积极改造旧教师，一面培养新师资，而后逐步重新建立各大学法律系。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有些老法学教师也说，那时暂不开课，学而后教，是完全必要的，真是好事。可是有人却把这好事形容成：“旧法学家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拿钱不开课，连儿子也骂饭桶，这是多么沉痛的控诉”。试问这是在向谁控诉呢？ 法律界右派分子为了对过去政法院系的调整进行翻案，他们竭力污蔑说党员老干部“只会讲马列主义，对法学是外行”，而青年干部又是“教条主义，十个和尚念一本经”；他们拚命吹嘘自己是什么“法学权威”，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律教育，胡说什么“法律科学倒退了二十年”。因此，他们就大声疾呼，“红色专家滚出去”！“老法学教师归队”！同时，就积极地进行了政法院系“再调整”的阴谋活动。现在事实已经揭露，在首都法律界，右派集团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即早已处心积虑地为实现不要党委领导、亦不要业务部门领导的所谓“大法学院”、“大国际关系系”和“大法学研究所”的方案，而作了“归队”的各种安排。因为他们完全懂得占领政法教育阵地的重要意义。 四 从上述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律界右派分子向国家法制的进攻，是有理论准备的，是有纲领、有计划和有路线的。现在他们的反动阴谋已经被揭露，在真理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可是他们不少是以“律师”出庭的姿态，采取所谓“四面交流、前后开门”的手法来作“检讨”，说他“原来讲话不代表思想”，错误是偶然的。其实人们很清楚，他们长期以来，根本没有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确如他们所说，他们的生产资料就是旧法学的理论观点，因而是改造不得的。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以自己的观点来改造我们的政治法律制度。何况其中还有些人，老早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英雄”，老早就是别有企图的。因此，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何去何从，首先就看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斗争教育了人们和我们每个法律工作干部，资产阶级被剥夺了经济基础后，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而反动的旧法观点，又是政治野心家们利用来企图复辟的思想武器。所以，彻底肃清旧法观点的斗争，仍然是我们法律界一项艰巨的任务。 斗争正在深入展开着。这是法律界的一场大辩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法律上层建筑方面的一场决定胜负的斗争。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法制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是不可能 的。我们的任务还在于要通过这场辩论和斗争，提高自己，改进工作，解决我们法制建设上和法律科学上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各项法律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7版()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东方哲学史的一些问题 “哲学研究”第四期刊载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M·T·约夫楚克同志在今年2月28日的苏联哲学研究所学术会议上的一篇报告。作者在这篇报告中综述了苏联哲学界关于东方哲学史的研究、撰写和编辑的情况，申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一些基本原则。约夫楚克同志在报告中提供出来的苏联哲学界关于哲学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于我国哲学史工作者显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着重地谈到了关于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 作者在报告中指出，他们过去的一些哲学史著作所以低估了东方哲学史的价值，主要是由于在实践上还残存着“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确切地说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这种有害的片面观点，在苏联是早就被批判了的。这种观点认为：哲学思想的发展似乎是从古代希腊和罗马开始的，而且好像只有西欧国家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并且几乎是唯一的基地，至于东方，似乎在哲学思想发展中没有起过什么大的作用，最多只是宗教伦理学说的中心罢了。 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撰写并已出版的世界哲学史的第一、二两卷中，已改变了这个缺点。该书的作者和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概括而明确地表达了埃及和阿拉伯其他国家，中国、印度、伊朗，以及东方其他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在全部哲学史上的地位。 这部哲学史在阐明东方哲学时跟过去和目下的许多唯心主义的著作，以及和先前俄国出版的一些哲学史书籍比较，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从事的。他们将哲学思想史的分期，哲学体系起源和变更的基本原因，以及哲学思想发展的内部规律，同历史中的社会关系、阶级斗争的发展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对于哲学思想的发展是通过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来考察的。在这里，作者特别以对印度哲学史的处理作为例证。作者还指出，在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时，一些先进的哲学学说的代表人物，往往是站在宗教思想领域中来反对的史实，以及封建时代唯物主义学说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的压力之下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等。 哲学史的作者和编者，抛弃了唯心主义哲学史家过去和现在都把中国、印度及东方其他国家的哲学，描述成宗教直观的、停滞的、没有内部矛盾和发展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而力图恢复历史的真情实况，表明早在古代，特别是封建时代，东方国家的思想家们，在自己的哲学学说中，已深刻地、独特地，就当时来说常常是正确地解决了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上的问题；在社会学说方面，也发表过有意义的思想。作者们在写作中除估计了每个民族通过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反映出来的历史发展特点外，并竭力揭示了各民族哲学思想的国际联系，虽然这方面还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约夫楚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用了比较多的篇幅阐明了在中国学者合作下完成的关于中国哲学史部分的研究、写作情况和一些看法。他说，假如把孔子学说看作是一种全盘反动的学说，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孔子学说之变为反动的宗教伦理学说，乃是在后来发生的。他并支持了这样的看法：第十—十七世纪中国唯物主义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践，以自然科学为依据，反对宗教；这时期的中国唯物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先前的古代唯物主义，更不能与古代的原始朴素唯物主义等同，但是，也还不就是十七世纪左右西欧产生的那种以机械自然科学为依据的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作者指出，在这部哲学史中对于“道德经”中的世界观的估价比以前作得更正确了。他说，如果把“道德经”说成是完全唯物主义的，那会是过分的夸大，但按其哲学内容来说也不能说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道德经”是包含了对宗教观念的批判、承认客观规律存在的思想，还特别充满了关于世界的自发辩证法的观点。 作者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一些希望，他说，希望在后两卷哲学史中能够揭示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封建的和民族解放的欲望，为什么在东方各国里常常采取宗教的形式，等等。作者并强调在第四卷中应当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在东方各国发展的历史，及其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说和社会学学说的斗争，科学的哲学思想在东方各国开展的过程。　（期蕃）

第7版()专栏：　　报刊论文摘要 人性、阶级性、党性是统一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性，就是所谓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属性。由于每个人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人性。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人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属于各个阶级的人们，都有其本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人有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人有无产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政党党员的党性，是资产阶级阶级性、人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人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人性、阶级性、党性是统一的。人性、阶级性通过党性而尖锐的表现出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人的党性，正是资产阶级党性顽强的表现。他们攻击的目的，就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党性来代替共产党的党性。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诬蔑我们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不近人情”、“六亲不认”。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摘自1957年“学习”半月刊第十七期，陈树林：“有了党性，就没有人性吗”？） 只有我们的新闻事业才是自由的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不但我们的新闻事业是自由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充分地享受着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右派分子和我们是两条心，走着另一条路，他们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企图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报纸上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使我们的报纸变质，这是宪法所不允许的，也是绝大多数人民所不允许的。不能按他们的反动意图办事，他们当然要感觉“不自由”。他们把人民不允许他们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颠倒是非地说成我们整个人民新闻事业是没有自由的。 和资产阶级报纸不同，我们的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资产阶级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我们的报纸不但在本质上和资产阶级报纸不同，而且在和读者的关系上也和资产阶级报纸不同。对敌人来说，我们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对人民来说，我们的报纸则是教育群众、引导大家走社会主义正确道路、鼓舞大家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宣传工具。我们的报纸和那些肥皂牙膏一般商品不同，和读者之间更不是什么“五分钱关系”。今天的报纸是读者的良师益友，而不是靠“人咬狗”那一类庸俗、无聊、甚至有害的东西来吸引读者。（摘自8月30日北京日报蒋荫恩：“新闻自由与立场”）

第8版()专栏：　　田野里的追逐　　吉学霈 7月梢头，正是农民们的劳动季节。庄稼棵里、田埂上、路边上，到处有人锄草、挑粪、培土……。 就在这时候，有两位穿着打扮得很像大学生的人，在大道上奔走着，谈论着，神情怪紧张。 “老李，”矮个子扬了扬又白又胖的小手，跳着说：“咱们为了能够多争取些群众，在方式上，我看不妨灵活些。当然，如果能找些人开个座谈会更好；万一不行，我们就分头进行访问。” 高个子迈着又细又长的腿，点了下头。 “要抓具体矛盾！”矮个子兴奋的脸皮像个红柿子，沙着喉咙说：“对农民来说，‘统购统销’、农产品的价格问题，还有……” 转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牛轭湾”，前面现出一条笔直的拉车道。 矮个子闪了闪眼睛，满脸喜色的说：“呐，我们可以开始了。” 高个子皱着眉头往前一看，见一棵弯腰柳树下面坐着一个老汉。那老汉穿了件白布汗褂，一个人正悠闲自在地抽烟。 矮个子装了个鬼脸随即走上前笑着说：“大伯，锄地呵！” 这句“大伯”来得是这样突然。那老汉赶紧站起来，连连笑着说：“呵——呵——锄地，锄地。你们两位？……”一边问，一边迷惑不解的上下打量这两位不速之客。 “我们是从城里来的，”矮个子甜腻腻的笑着说：“随便到乡下来转转。” “行呐，行呐！”老汉慌得点着头，往地下看看笑着说：“看，连个坐处也没有。” 矮个子一边谦逊着，拣了块较干净的地方坐下。高个子犹豫了半天，掏出一条手绢来，垫着屁股。 老汉有五十来岁年纪，身体结实得像棵老枣树。他那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宽宽的脸膛上，有着一双机警而又聪明的眼睛。这时，他看了看两位“客人”笑着说：“你们办公事人也忙呵！难得抽个空到乡下来走走。” 矮个子笑眯眯的点了点头。过了一会，问道：“大伯是那村的？” 老汉用烟袋向南边指了指。“程庄的。没来过吗？” “没有，没有，”矮个子摇摇头。问道：“家里几口人？”老汉高兴的回答：“大小五口人。”“几个孩子？”“一个。”“干事吗？”“种地，”老汉硬朗朗的笑着说：“咱们几辈子都跟地沾上了。”“你老人家有福呵！”老汉一伸脖子笑了： “嗬嗬……” 高个子一直静静的坐着，脸像块铅版。只有那双眼睛——一双充满着凶焰和敌意的眼睛，阴沉沉的盯着老汉的脸。 匆忙间，矮个子瞟了他伙伴一眼，又接着问老汉：“家里粮食够吃吗？” “将就吧。”老汉笑着说。 高个子眉头一蹙，问道：“你们一个人一年分多少粮食？” 老汉看了看他，然后笑着说：“分粮是按工分分的。说到吃粮，我们每个人都摊三百八十来斤了。另外还分些‘超产粮’。不过你们知道，俺们这里主要是靠种菜赚钱呢。” “唉！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矮个子摇摇头，叹息着说：“粮食是农民种的，可是他们自己吃不饱。卖余粮呵！卖余粮呵！谁有余粮卖呀……” “谁说我们吃不饱？”老汉眯着眼看看矮个子，然后激动的说：“要说生活苦，旧社会那时候才算苦呢。我前半辈子就是吃糠活过来的。可如今呢，吃不愁，穿不愁，还不像在天堂上过日子？” 高个子和矮个子对看了一下，矮个子连忙问道：“大伯，你们社里今年卖了多少余粮？” 老汉捋着胡子想了想，说道：“光麦季大概卖了七十来万斤吧！” “嗳，这就对啦！”矮个子假惺惺的叹着气说：“大伯，你想想看，你们打了那么多的粮食，可是你们才吃了多少？” “谁说打多少就都吃光呀，”老汉气昂昂的说：“现在国家正建设嘛，卖余粮给国家不对吗？” “嗯，有意思！”高个子冷笑笑，摇摇头。矮个子急忙抢着说：“大伯，你可想得太好了，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想的吗？” “呵！”老汉侧着头，眯着眼睛把他看了看说：“怎么不是？就说你们干部吧，吃粮从那来的呢？不靠我们卖余粮吗？” 矮个子笑了笑，叹着气说：“你们可真老实呀！”接着又小声问：“大伯，你不常进城吗？怪不得你不知道，那些当干部的，唔——就拿工人来说：他们谁不是要吃什么就有什么，谁能限制他们？……唉！可是你们……” 老汉听着听着，眉头皱起来了，他又把这两个人打量了一番，嘘着嘴问道：“你们二位？……” “呵！不错！我们是大学生。”矮个子抢着解释：“我们认为这实在不公平！应当向政府提出抗议！” 老汉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随后胡子一撅笑了。 “老先生！”高个子接上说： “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给你们讲明这层道理的。你们以为现在已经翻身了吗？不！你们受骗了！你们要想真正有好日子过，除非团结起来，向政府要求：取消‘统购统销’！……” “龟儿子的！现在我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老汉只觉得耳朵嗡嗡直叫，心里一股火直往上翻。但是他咬咬牙忍住了。等那高个子说完了，这才笑了笑问道：“你是说，我们应该向政府闹一闹吗？” “正是！”高个子激动得满脸发紫，挥着拳头说：“你们不用怕，闹起来，我们学生支持你们！” 老汉暗暗骂道：“龟儿子的，把你们养肥了！想造反呵！” 矮个子眨眨眼，得意的瞧着老汉。看样子，老汉是被刚才的一番话感动了。看，老汉低着头，在沉思。 “大伯，看这样好不好，”矮个子笑着说：“你最好能去找些人来，我们也想跟大伙谈一谈。” “行呐！”老汉站起来十分高兴的说：“就在这里吗？”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高个子也站起来，走拢来小声叮嘱道：“不过你要注意，要找老实农民，可别找那些党员和干部。” 老汉急急的穿过一块玉米地，来到一条渠堰上。渠那边，一块早熟的谷子地头上，有一群小伙子正往地里挑粪。老汉手搭凉篷看了看，随即喊道：“大虎，你来！” 一个长得方方正正的小伙子拖着根扁担来了，站在渠那边问：“大伯，做什么呀？” “喊他们都来！”老汉向小伙子们那边呶呶嘴：“咱们去捉坏蛋去！” 大虎笑着说：“什么坏蛋呀？” “他们说他们是学生，我看八分是反革命！”老汉怒冲冲的说：“有两个。他们净说破坏话。还说，叫咱们去跟政府闹。” 大虎立刻吹了声口哨，并且扬了扬扁担，那几个小伙子也都提着扁担和铁锨跑来了。 老汉走后，矮个子笑着说：“今天咱们还算顺利，说不定还搞出点名堂呢。一会他们来了你要多讲话，你的话比我有力量。” 高个子没答腔。身子靠着柳树，嘴里轻轻吹着口哨。 “呵！他们来了！”矮个子一转身喊着说：“净年轻人！” 高个子皱着眉头看了看，吃惊的说：“他们拿的是什么？” “不……不对头吧？”矮个子说着直往后退，腿发软，嘴打哆嗦。 “糟了！”高个子喊了一声转身就跑。矮个子在后面跟着喊：“老李！老李！” 高个子已经跑出几丈远了。 “站住！别跑呀！” “我们还要同你们讨论讨论哩！怎么就跑了？” “你们不是还要讲话吗？” 喊叫声、嘻笑声、吆喝声响成一片。这声音像巨雷一样在田野里轰鸣着、滚动着。于是庄稼人都跑到地头上来了。只见一群青年人扬着扁担追赶着两只失魂落魄的兔子。

第8版()专栏：　　听苏联著名歌唱家　　多尔利阿克的独唱会　　郑兴丽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永远忘不了在莫斯科国立音乐院学习的日子。记得在那些年代里，多少个夜晚都是在音乐院的大厅或是小厅里面度过的。当时怀着如饥如渴的心情倾听着苏联的和外国的最优秀的歌唱家与演奏家的杰出表演。著名的钢琴家李赫特尔和歌唱家多尔利阿克便是被观众所特别欢迎和热爱的两位音乐家。最近这两位苏联杰出的音乐家应邀来我国演出，使我重又听到久所热爱的高超艺术的演出，这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北京，李赫特尔举行了两次独奏会，多尔利阿克举行了一次独唱会，都受到了听众热烈的欢迎。李赫特尔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大家早从电影“格林卡”中认识了他的艺术才能（他扮演李斯特）。而多尔利阿克在中国和听众见面还是第一次。 尼娜·多尔利阿克是莫斯科国立音乐院的声乐教授，她的演唱，在苏联和国外都是享有盛名的。她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专门演唱室内乐的歌唱家。无论不同时代和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品，她都能非常完整地掌握它们。她曾经演出过巴哈的清唱圣剧中许多咏叹调（由苏联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葛地克教授伴奏），获得了最高的赞扬和评价。她用优美的柔和动人的声音，演唱过魏克尔林的作品；以富有诗意和朴素的表现，唱出了轰动莫斯科音乐界的莫托尔特、舒伯特和舒曼的作品。她的独唱音乐的整个节目内容往往就是一个作曲家的作品，如舒伯特的“冬之旅”、“美丽的磨坊女郎”，舒曼的“诗人之恋”、“女人的爱情和生活”等。此外，她还举行过法国作品独唱会，表演了德比西和拉维尔德法的抒情歌曲（用法文演唱）。她对于自己演出的节目是精心挑选的，对于每一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先作精细的研究，用自己的歌唱来解释所唱的歌曲，使许多很少被人演出和被遗忘了的西欧古典作品，重新又传达到了广大听众的心之深处。 多尔利阿克对于俄罗斯的作品，特别是俄罗斯的抒情歌曲也是介绍得最多的一位。从最古老的歌曲，如古里列夫、瓦尔拉莫夫、维耶里哥尔斯基等人的作品，也破例地排列在她的音乐会的节目中，但她唱得最多是格林卡的作品。有许多极小而又简单的歌曲，当听到她唱之后，使人感到其中有着多么丰富的诗意，真实动人的情感。“那美妙的瞬间”和“威尼斯之夜”便是显著的例子。 多尔利阿克不仅善于掌握诗意的歌曲演唱，也能把柴可夫斯基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出来。如这次独唱会中她唱的“狂欢之夜”，就是一个例子。她在这支歌曲中典型地掌握了柴可夫斯基的主要风格：亲切、纯朴、忧郁和内心的激动，从音色的变化和诗意的语言，把一个人忧郁地回忆自己的生活和过去的爱情的心情生动地表达出来。 此外，多尔利阿克唱的：“我打开窗子”和“摇篮曲”这两首歌，表现了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内心倾诉。她唱得这样有生活气息，虽然俄文语言对于中国观众有一定距离，但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 多尔利阿克的表现力是惊人的。在莫斯科，她曾因初唱萧斯塔科维奇的新作品“犹太音诗”而轰动苏联各城市。普罗科菲耶夫的“丑小鸭”，自从她初次演唱之后，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唱过这支组曲。大家都知道，莫索尔斯基的“儿童歌曲集”，是非常难唱的作品，但她以真实的生活性，创造出了天真活泼而又调皮的儿童形象。当她演唱时，随着儿童的特殊语调，音色也随着在变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害怕，天真烂漫，虽然歌曲中所表现的是儿童和大人们生活中的事，但听众却被迷住了。 这次，她演唱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法国德比西写的“流浪儿童的节日”。这个作品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儿童们演唱的。内容是讲述敌人烧了他们的家和学校，没有了面包和玩具，但是他们相信一定会胜利。他们在生活上受到了灾害，他们失去了幸福的家和学校，战争给他们带来了灾害，但他们不愿意这样生活下去，盼望胜利、相信和平的日子。多尔利阿克在这支歌曲中表现了孩子无辜的心灵上的创伤，对和平即将来到的信心，是多么坚定。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次杰出的独唱音乐会。多尔利阿克在创作态度及方法上，留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给予了我们歌唱家们一个极明确和优秀的示范。

第8版()专栏：　　对党内右派分子不能心软　　许邦仪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党内隐藏着的一批右派分子已经纷纷被揭露出来了。这件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把党内的右派分子揭露出来，第一，可以使人们认清楚这些反党分子的真面目，不再受其欺骗和迷惑，党的事业也就可以免于受到危害；其二，使全党的团结和统一进一步巩固起来，会使党成为比以往更强大、更与群众密切联系和更加能引导群众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其三，可以使每个党员吸取到深刻的教训，并受到一次究竟什么人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实际教育，这会使党员的称号更加提高，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真是一举数得。无论是从眼前看，无论是从长远看，揭发党内右派分子这件事，确实是好得很。 这是件好事，但并非易事。这除了由于党内的右派分子更善于伪装，更会适应环境，还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对于他们有点儿“怜恤”和“姑息”，或者有点儿心软和手软。特别是有些同志看到有一些反党分子有二、三十年党龄、是“老党员”和“老干部”，就有点更不忍心了，就更有点儿温情了。 无疑的，老党员和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是应当爱惜和受到尊重的。我们党内绝大多数老党员和老干部又是久经考验和无限忠诚的，是真正经得起大风大浪的。可是，事实又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内确实有一些“老党员”和“老干部”是蜕化了的，是变了质的。像冯雪峰、丁玲、刘培植等人，他们虽有二、三十年党龄，如今他们却堕落到可耻的反党泥坑里去。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一点，这是一个质变，他们是从党员变为党内的敌人。只有把矛盾的性质弄清楚和弄明确了，才能消除“温情”，也才能给那些牛鬼蛇神以充分的揭露和有力的打击。 谈到“老”，既然是“老”党员和“老”干部，就理应党性更强，立场更稳，也就理应表现得更好。“老”，那就不应站在党的对立面，来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老”，更没有反党的特权。难道二、三十年党龄可以作为反党的本钱吗？难道因为“老”就可以不受党的管教吗？天地间是找不到这样一个党，是可以允许自己的“老”党员进行反党活动的。任何一个“老”党员有了反党的言和行，就应受到党的制裁，这是天经地义。否则，那还叫做什么共产党呢？ 总之，对于党内右派分子，同样要狠心。共产党员是不可以做一个东郭先生的。如果不把他们充分揭露出来，容忍他们隐藏，那末，他们就会运用法术，一级一级地爬上去，后患就不堪设想了。

第8版()专栏：诗传单　　诗传单　　致诗人　　陶阳　　不要抱着竖琴默默沉思，　　让你的歌借风的翅膀飞出吧！　　你应该登上时代的峰顶，　　敲击战鼓，吹起号角。　　战鼓呵，你要凶猛的敲击，　　号角呵，你要激昂的吹，　　让它像雷霆和大炮，　　那么惊天动地的震响。　　让人民的浩然正气高扬起来，　　压倒那些右派的凶恶的气焰——　　那些亵渎共产主义圣名的人，　　那些图谋反叛的人……　　战鼓呵，你要凶猛的敲击，　　号角呵，你要激昂的吹，　　让它像雷霆和大炮，　　那么惊天动地的震响。　　让万民发出讨伐的吼声，　　让六亿只拳头高高举起，　　痛击那些邪恶的头颅，　　叫叛徒和骗子哭泣发抖。　　诗人呵，你是人民的鼓手和吹号者，　　也是祖国的刀剑和火焰，　　在激烈的战斗中，　　你更勇猛的劈击更勇猛的燃烧吧！　　花冠　　张志民　　你披着巧妙的伪装，　　盗取了那顶荣誉的花冠　　——灵魂的工匠。　　你却没想到它的分量，　　一个已经腐朽了的躯体　　——怎么可以支撑？　　“墙”　　李学鳌　　你如果硬说共产党筑“墙”，　　——那便是社会主义的“墙”——　　钢砖垒砌，洋灰灌浆。　　任凭你把肮脏的头颅碰得粉碎，　　我们的“墙”啊，　　将永远牢固的　　屹立在地球上！　　“沟”　　李学鳌　　你如果硬说共产党挖“沟”，　　——那便是马列主义的“沟”——　　“沟”内是清清流水，　　岸边是翠绿杨柳，　　任凭你把所有的毒汁都喷吐出来，　　我们的清水啊，　　将继续把人们的心田灌溉！　　“人情”　　李学鳌　　你如果硬说共产党不懂“人情”，　　——那仅仅是不“体贴”你们——　　她不能随你们把光明说成黑暗，　　也不能随你们把黑暗说成光明，　　她只懂流血流汗为社会造福，　　对于你们这堆牛鬼蛇神啊，　　只能坚决消灭！毫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