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必将在文艺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党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今天来说，文艺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鼓舞人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因此，我们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它一切工作一样，必须正确地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反党分子尽管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都是这样。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们总是说党不懂文艺，因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只有他们才是懂得文艺的，因此才有资格领导。请看一看他们是怎样“领导”的吧：他们把党委托给他们领导的工作单位或工作部门，当作自己私人的地盘和独立王国，对于党的方针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他们把党的领导和监督，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干涉和束缚。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他们向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他们到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进行无原则的感情拉拢，把一些具有反党情绪的不满分子结合起来，一有机会，就“倾巢出犯”向党进攻。很明显，让这类反党小集团存在和发展下去，就休想在文艺方面贯彻党的方针，实现党的领导，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就一定要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这些反党分子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把文艺事业看作猎取个人名位的手段，所以，稍有成就，就骄傲自大，目无组织，个人的“声望”越高，党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越低。他们在得意的时候，趾高气扬，把自己放在党的上面，谁也不能领导他们，他们只愿听奉承话，而不愿听一句批评他们的话。他们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好像党和人民欠了他们还不清的债似的。他们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去腐蚀文艺界，在党内外作家、艺术家中间，特别是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中间散布毒素。他们提倡“一本书主义”，说“有了作品，便谁也打不倒”，把作品当作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鼓励骄傲，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情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提倡“士为知己者死”，而不是教人谦虚谨慎地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效劳尽忠。他们把自己看成党的文艺队伍中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贵族”。在这种恶劣风气的影响下，近年来，在许多文艺工作者中间滋长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他们脱离人民，不愿到群众中去，不愿过艰苦的生活，不愿从事艰苦的劳动（包括创作的劳动在内），而热中于追求名利，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他们一天天和党疏远，渐渐感觉党不是他们的了。有的人甚至在生活方面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失去了普通公民应有的品质。他们侮辱了“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灵魂的蛀虫”！ 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显然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在文艺思想上散播种种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挑拨离间，拉拢这个，打击那个的手法，从组织上破坏和分裂文艺界的团结。他们曾经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受到了鼓舞，妄想在中国如法炮制那样的局面。他们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来曲解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通过自由辩论和自由竞赛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他们错误地以为我们共产党人会在思想战线上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会像他们那样，也在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反动的文艺面前拜倒；他们错误地以为文艺从此可以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标，而把揭露和描写新社会人民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为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实际就是要把文艺变成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我们党经常指出，毒草是必须锄掉的；他们对此却充耳不闻。因此，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些反党分子就立刻里应外合，在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妖风，企图在这种空气下迫使党接受他们的文艺主张，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而如果他们的目的达不到，他们就想选择时机，公开退出党所领导的文艺团体，用这个办法来向党要挟；他们还背着党秘密筹办所谓“同人刊物”，以便同党所领导的文艺刊物相对抗。本来，文艺团体是自愿结合的组织，作家是可以根据正当理由退出的，但是，他们既然作为党员，就应该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他们既不向党请示，也不向党报告，却准备以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发动突然的进攻，这就显然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特别是作为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丁玲，她的这个手段，很明显地是为了在文艺界造成混乱，是为了迷惑国内外的视听，以达到其分裂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目的。作家根据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自由竞赛的原则，在文艺团体的统一安排和同意之下，创办刊物，本来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但他们却要通过所谓“同人刊物”宣传反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并且以刊物为资本，积蓄力量，作为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他们怀着这样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只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泄漏他们的计划，却完全背着党的组织，背着文艺团体。这些阴谋计划，显然是对党的挑战。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一支极可宝贵的队伍。我们依靠这支队伍，打击了并且战胜了封建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文艺，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组成了一条有力的文艺战线。全国解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之下，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它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断提高，文艺界在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共同信念下找到了团结的坚固基础。这个队伍的牢固的团结和党对于这支队伍的坚强的领导，是保证我们的文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关键。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来分裂这支队伍，来破坏或削弱党对于这支队伍的领导。 党和非党的共产主义作家、艺术家是这支广大的文艺队伍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必须忠实地遵循党的文艺路线，坚决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使各方面文艺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应当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不但在作品中，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用社会主义精神影响人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创造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充分自由，有发挥个人才能的充分自由，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互相学习、观摩，并且可以结成创作上和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流派，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有暗地里搞小宗派、搞反党集团的自由，不管他们有多老的资格，有多大的“声望”！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因此我们有信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我们不怕毒草，因为可以把毒草锄掉，并且可以肥田。但是，毒草是必须锄掉的。任何人要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要搞反党集团，我们就要起来为大是大非而大争，就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无情地揭露他们。 为什么这些文艺界的“老作家”、“老党员”敢于这样无法无天，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呢？除了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文艺界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在批判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思想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姑息和温情主义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严重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对反党集团的斗争，必须坚决地进行到底。一方面，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撕破他们的一切假面具，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党思想，决不能让他们蒙混过关，卷土重来。只有这样做法，才能教育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教育青年的一代，使他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产生免疫力。也只有这样做法，才有可能把反党分子中还可以挽救的一部分人挽救出来。姑息足以养奸。温情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爱人，实际上却是害人，它会断送我们整个的文艺事业和文艺队伍。因此，必须抛弃温情主义，必须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让大家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把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彻底烧毁，不让任何反党野心家有隙可乘。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警惕自己，永远不要骄傲，永远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永远跟着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不要落后；只要离开党，离开人民，就会落后，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途也是无限光明的。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也并不是不会产生浸透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文艺家”的。为了培养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的文艺队伍，我们要从过去的工作中吸收经验，规定出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文艺队伍成为工人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队伍。这需要文艺界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努力！

第1版()专栏： 十六个国家电影艺术的大荟萃 “亚洲电影周”在京开幕 周总理等接见各国电影代表团人员 新华社31日讯 有十六个国家参加的“亚洲电影周”，今天晚上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开幕式。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出席了今晚的开幕式，并且在开幕式以前接见了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各国电影代表团人员。 应邀参加开幕式的有电影工作者和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宾，共一千多人。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对不辞辛苦远道前来参加这次电影周的各国电影代表团人员，表示衷心的欢迎。他说，在“亚洲电影周”，在北京等十个大城市将上映许多部各国的影片，这是一次亚洲各国电影艺术的大荟萃，是一次各国电影朋友的充满和睦友谊感情的大会见。中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殷切地愿意从自己亚洲兄弟的电影艺术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们将虚心学习各国电影代表团带来的作品和各方面的经验。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会长蔡楚生接着讲话。他说，这次盛大规模的电影周在亚洲是创举。他说，参加这次电影周的有缅甸、锡兰、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黎巴嫩、蒙古、巴基斯坦、新加坡、叙利亚、苏联塔吉克斯坦、泰国和越南十六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的。其中有许多作品已经获得很高的世界声誉。因此，这个光华灿烂的“亚洲电影周”，应是亚洲各国电影工作者共有的“艺术盛宴”。他相信这次电影周将有助于促使亚洲各国和中国电影事业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有助于亚洲各国共同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作出贡献。 文化部部长助理、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在开幕式上致贺词。他代表中国文化部和电影事业管理局预祝“亚洲电影周”获得成功。 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她希望通过“亚洲电影周”的活动，使亚洲国家的电影今后能加强交流，以促进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更进一步的了解。 随后，有十三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团长先后致词。他们在讲话中一致预祝这次“亚洲电影周”获得成功，并希望这次电影周能为亚洲人民的团结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们还希望以后多举行这种电影周。 今天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各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是：缅甸的波巴科，柬埔寨的罗恩索芳，中国的张骏祥，印度的莫迪，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迪，日本的牛原虚彦，朝鲜的全荣焕，蒙古的阿维尔米德，巴基斯坦的马利克，叙利亚的哈马德，苏联塔吉克斯坦的亚尔马托夫，泰国的乃哥逸，越南的陈德馨。开幕式结束以后，放映了中国五彩故事片“女篮五号”。

第1版()专栏： 对农业合作化的有力支援 人民军队捐献拖拉机站三十六个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官兵，为了支援农业合作化发起的捐献拖拉机运动已告结束，共捐款二千四百二十七万多元，可以分别在全国各地建成三十六个农业拖拉机站和两个农业机械修配厂。 各部队捐献工作从去年2月开始。官兵们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鼓舞下，踊跃捐款。许多单位在几十分钟内超额完成预计的捐献数字。 部队捐献的拖拉机站，从去年开始建立，现在已建成投入生产的有十四个站，将要投入生产的有十七个站。这些拖拉机站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共拥有拖拉机一千一百多标准台，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业机器。 经总政治部和农业部商定，凡解放军官兵捐款建立的拖拉机站，统称为“八一”拖拉机站，并在前面冠以各站所在地的地名。志愿军政治部也决定将志愿军官兵捐款建立的拖拉机站定名为“志愿军拖拉机站”。

第1版()专栏： 培养爱祖国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优良品质 七千万中小学生进入新学年 新华社31日讯 1957—1958新学年从9月1日起开始了。 各地中等学校已准备对五百多万中学生进行一次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各地小学校也将对六千五百万小学生继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各地正为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准备条件。北京市教育局在暑期已训练了一百六十名政治教师。江苏省抽调了二百多名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中共县委文教部长、县教育科长等进行短期训练，训练后担任各中小学专职的政治教师。四川省级机关也正在抽调二百名干部加强中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的教学工作。陕西省有关部门决定抽调近五十名品学兼优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去当中学政治课教师。各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内容的编写工作正在准备中。 各地中学在这个新学年，还将根据条件和可能，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江苏省决定在初三每周教授两小时的农业基础知识，并将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农业社参加劳动，使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湖南、陕西等省根据各省农业出产的特点，编写了教学提纲或试用课本。 新学年开始前，教育部适当的调整了1957学年度的中小学教学计划并精简了部分的中小学教材。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三科教材存在着分量重、程度深、选材不尽妥当等问题，以致在进行教学时，教和学都过分紧张。精简以后，教学进度可以适当放慢，使教和学能够较从容地进行，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中学的文学、高中的中国历史、物理和初中的动、植物学等十种教材也存在着偏重偏深的情况，教育部也作了精简。改编教材工作，教育部正在继续研究作彻底解决。人民教育出版社准备在这一学期印发给全国中小学的各科课本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万册，已完全准备就绪。教师渴望已久的教学参考书，这学期新编的有初中文学第五册教学参考书，高中平面几何教学参考书等十五种。这些教学参考书也将在开学前公开发行。教育图片出版社为学校特制了一批新的教学挂图，这些教学挂图将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直观教学。 今年中小学的在校学生数已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计数字。高中的在校人数已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15.3％；初中完成121.8％。中小学学生比去年增加了八百万人左右。 今年国家计划投资新建和扩建的中小学的资金达一亿一千多万元。据初步估计，在新建的学校里可容纳二百八十九万多学生。国家用于教学设备和一般设备的经费将达到六千二百多万元。 各地在新学年还注意发展民办学校。河北省据四十二个市、县的统计，群众集体新办的中学、中学班、补习班有二百六十八处。许多学校采用了谁上学谁出学费，发动学生自带桌凳，由办学单位借用桌凳，借民房或改造公产、家庙等办法，解决了经费、校舍和设备不足的困难问题。山东省据九个县的统计，已经成立或即将成立民办中学二十四处，约能吸收学生二千二百五十多人；民办业余中学班一百四十五个，约能收容学生七千二百五十多人。湖南省民办小学的学生今年将发展到三十一万多人，较去年增加二十万人。全省民办中学，目前向省教育厅申请开办的有五十多所。

第1版()专栏： 满载芬兰人民的友谊 我国代表团离芬回国 新华社赫尔辛基30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今天中午乘火车离开芬兰，经苏联返国。芬兰议会议长、副议长等都到车站送行。 赛福鼎团长在告别时说：我们代表团带着全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友谊而来，现在又带着贵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而归。我们深信：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芬两国的友好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说，世界上充满了分歧，但是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分歧，今后也不会有分歧。议长还请赛福鼎转致他对中国同事们和中国人民的问候。 在离芬兰的前一天，代表团团长赛福鼎举行了招待宴会。芬兰议会议长、副议长、总理等都出席了这个宴会。 赛福鼎在宴会上致词说，经过这次访问，我们对你们的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芬兰人民产生了更深厚的感情。我们对你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以及重视和促进中芬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的积极努力，获得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他说，代表团回国后，一定要把芬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情和代表团获得的美好印象转达给中国人民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芬兰外交部长维洛莱宁在28日代表政府设午宴招待代表团。 维洛莱宁在宴会上说，芬兰人民愿同各国和平共处。芬兰人民以在遥远的东方有中国人民这样的好朋友感到高兴。 赛福鼎在答谢时推崇芬兰的和平中立政策对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他还说：代表团这次在芬兰各地访问中体会到，芬兰人民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代表团在离芬兰前夕还出席了赫尔辛基市议会主席的茶会和芬兰议会为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并且参观了市郊的农庄、工厂和儿童医院。

第1版()专栏： 上海人代会反击右派又一收获 沈志远理屈词穷低头认罪 新华社上海31日电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被进一步揭露出来。经过会上激烈的辩论，沈志远已经理屈词穷，原形毕露，只得就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他怎样将上海市民盟组织引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鸣放期间的放火罪行、他的反动言行的严重后果以及思想根源等五个问题作了交代。他承认他不仅是忠实执行章罗联盟反动路线的一员“大将”，而且是这一反动联盟的“军师”。他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沈志远承认，他自1955年底起开始接受章罗联盟的反动路线，首先是接受和执行了章罗联盟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行动纲领，妄图夺取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在1956年2月民盟全国二次代表大会筹备会期间，他同费孝通、吴景超等共同起草章伯钧的盟务报告，他们根据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指示，将发挥潜力搞好业务作为民盟的第一项任务。同时强调思想改造必须通过业务来进行，实际上取消了自我改造的任务。后来，他对章伯钧的“二院制”、“政治设计院”、“大发展”等谬论，不仅一一加以传达，并建议在上海市民盟组织内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来带头响应。他并且根据章伯钧的意图，自己“发明”了所谓“事先监督”论。沈志远承认，今年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是章罗联盟进一步发展和贯彻反动纲领的一大阴谋，而他在4月会议制订和贯彻反动纲领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和曾昭抡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内容作了歪曲的传达，强调反教条主义而否定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他参加了章罗联盟“大将”们关于民盟中心工作决议的酝酿和决定过程。这个决议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文化进军”作幌子，叫知识分子搞业务，放弃改造；以反教条主义之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理论；同时把文艺、学术上的鸣放歪曲为向共产党进攻。在领导小组两次开会热烈辩论时，他和章、罗等人结成一条战线，由少数而达到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由黄药眠和他共同起草的盟务中心发言，也秉承了章伯钧的指示，在第一项任务中就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设立“国家政策研究委员会”。由黄药眠最后整理，经他审阅同意的总结发言定稿中，将初稿中各地代表提出的关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相互监督、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民盟的首要任务、以及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等重大原则，都被删去了。沈志远承认，这是一项有组织的阴谋。 沈志远接着交代了他参加制订并在上海贯彻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他和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集团如何控制了上海民盟的领导权、他在鸣放期间疯狂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他说，使他走上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他的极端浓厚的权位观念和贪婪无厌的政治欲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思慕以“剥掉沈志远的画皮”为题，对沈志远的罪行作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判。刘思慕说，沈志远作了交代，但他的交代还是不彻底的，他对自己的罪行的认识和批判还不够深刻。 刘思慕说，在上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沈志远是有他的特点的。他不仅是一个全国性的头面人物，而且又是一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民盟“左派进步人士”自命，好像和那些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右派分子有所不同。 事实上，他不但在组织路线上高唱“大胆向落后开门”，实行团结右派、排斥打击左派的方针，而且在政治路线上热心于章罗反动政治纲领的制订和贯彻，使他所领导的民盟上海市委变质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更成为上海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放火指挥部。在大鸣大放中，沈志远的两面派面孔露出原形后，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就显得特别露骨和猖狂。他以全盘抹杀新中国的成绩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学术界说成“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文艺创作、戏曲、电影、出版、教育、医务各方面，在沈志远看来都一无是处，糟得很。他并认为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在政治制度上，他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自由民主；鼓吹“多党制”，主张民盟成为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政党；主张人代会成为不要工农劳动模范参加的资产阶级议会；在经济制度上，他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根据他的“灭社会主义、兴资本主义”的原则，他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在文艺方面反对政治第一的原则，对国营剧团表示不满；在出版方面主张“向社会开放”，办不要党领导的“同人出版社”；在医务方面主张恢复私人诊所；在企业方面主张把企业的技术领导交给私方；在用人制度方面，主张开放聘用人材的“自由市场”。在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态度上，他把共产党说成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共产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把共产党同非党之间的“墙”说成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和六亿三千八百万非党员之间的一道“万里长城”。他主张高等学校改变党委制，科学研究由科学家领导。在共产党和民盟的关系上，他千方百计地抬高民盟，压低共产党。刘思慕说，自称三十年来受共产党的教育、爱护、信任、照顾无微不至的沈志远，就是这样以怨报德，向共产党反噬。 刘思慕说，民盟中的右派，特别是罗隆基集团，远在解放以前就处心积虑夺取上海市民盟组织的领导权，但他们的阴谋早为进步盟员识破，他们心目中的主任委员人选如彭文应之流又劣迹昭彰，太不成材，阴谋未能得逞。可是，以“左派”面孔出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的沈志远，在投靠章罗联盟以后，却自动将上海市民盟组织双手献给了章罗联盟，将民盟上海市委变成这个反动联盟在上海的分部，使民盟右派多年来未能实现的“雄图”通过“左派”分子沈志远之手如愿以偿了。在历史上，沈志远纵然不是章罗的嫡系或心腹，但他打着“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招牌，带头和指挥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为章罗鞠躬尽瘁，又能迷惑较多的盟员群众和民盟干部，因此被罗隆基认为是“上海民盟组织的最适宜的领导人”，成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小集团所拥戴的首脑。 刘思慕指出，曾经一度是“左派”、“进步人士”以及“长期来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的沈志远，干出这样严重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绝不是偶然的。从历史上看，沈志远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装饰自己，他从来也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在留学苏联时，他对孙逸仙大学内师生的反托派政治斗争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但从苏联回国后，竟因害怕白色恐怖而脱离了党，并几次从上海跑到南京参加康泽、谷正纲等反动派主持的留俄学生会发起的聚餐会。刘思慕说，无论从阶级出身来说，还是从灵魂深处的思想意识来说，沈志远都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沈志远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进行真正的改造，共产党和人民给他崇高的荣誉，他没有因此感到满足，反而更加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终于堕落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沈志远的道路，对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刘思慕说，沈志远如果真有诚意和决心重新做人，他必须打破顾虑，克服过关思想，准备作进一步的彻底交代和深刻的批判。 在会上批判沈志远的还有傅于琛、任廷桂、郭建等人。

第2版()专栏： 上下夹击 内外会攻 工农群众支援斗争 四川省右派阵营已全线瓦解 斗争中坚持讲道理摆事实使右派言论受到彻底揭露和批驳 克服温情主义防止简单粗暴严格区分界限使运动健康进行 本报成都31日电 经过近三个月的说理斗争，受到歼灭性打击的四川右派阵营，现已全线瓦解。一支强大的反右派大军，在全省工农群众支援下，已从各民主党派、各行各业和省市地专各级机关、大专学校、中央驻省机关、大型厂矿及中学教师中揭发出许多右派分子。 在这一艰巨的斗争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是对于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围攻。以潘大逵为首的民盟右派领导核心及其所统率的七八个小集团，伸出许多黑线联系着基层组织中的右派成员，他们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到盟外各个方面去，联络拉拢民主党派无党派和社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从上而下结成黑军阵营，相互策应，向党发起进攻。因之反击一开始，首先集中打垮民盟中右派集团的无形组织核心小集团，接着又进一步把省市民主党派领导机构中的右派，如民革的李紫翔、伍非百、丘翥双、邓明枢，农工民主党的郭仲衡、张明泛、姜瑄，民建的林全九、黄宪章、李仲平、钟云鹤，民进的范英士，无党派高兴亚等揭发出来。与此同时，文艺、新闻出版、卫生、文教、工业、政法、财经等部门也拉出大批右派分子，拔掉“百花诗社”“成都妇女节制会”等右派集团的外围据点。随着斗争深入发展，隐藏在党内的右派温田丰、范硕默、白航、陈新贻、王廷全等也暴露出来了。第一期斗争中，由于及时粉碎了右派领导骨干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从而打断了全省反动集团的脊骨，把右派分子完全孤立起来。 四川右派阵营能迅速击溃，首先是由于采取内外夹击、上下会攻、先攻破右派阵营的薄弱点。潘大逵集团5月前就在大专学校和许多中小城市部署放火，因之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便在民盟基层组织开展，雅安、内江、南充等地右派阴谋活动的初步揭发，又促进了对省级右派领导核心的围剿。赵一明、舒军的“地方设计方案”和十点放火指示的暴露，又进一步推动了斗争的深入发展。其次，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对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斗争先锋的重庆、成都工人阶级最早起来向右派进行反击，他们并用大字报支援学生进行说理斗争，金堂、青神县的农民还直接提供右派的罪行材料，帮助机关学校揭露右派骨干的老底。雅安人民则用自己的正义行动粉碎右派的挑衅。边整边改是发动群众深入反右派斗争的巨大动力，省市各机关学校企业，对福利工资级别及领导作风不深入的缺点都普遍作了改进。成都市十八个企业，在群众提出的意见中，已解决了七百多件。如成都制材厂通过及时解决十九件最迫切的问题，鼓舞教育了群众，就使观望的中间分子迅速投入斗争，把右派分子陈其武揭露出来。由于运动始终贯彻讲道理摆事实，因之使右派言行受到彻底批驳和揭露。克服温情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格区别界限、实事求是地划分右派，是使运动健康进行的保证。如乐山专区通过检查、重新排队，及时纠正了偏向。 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全省右派阵营虽已分化瓦解，开始放下武器，但不少右派还未彻底投降交代，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前面，目前斗争正在基层深入发展。

第2版()专栏： 关于“活着有什么意思”？ ——南开大学曾鼎和教授斥右派分子的挑拨 陈力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曾鼎和教授曾经在数学系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上发表了一段有趣的谈话，题目是“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一说出这个题目，全系的教师们都笑了——从须发斑白的老教授到毕业还不久的年青女助教。他们笑这个奇怪的问题；他们笑系里的一个右派分子（他以前是曾先生的学生）居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致曾先生不得不来回答这个本来并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这个右派分子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恶意挑拨：“曾先生有职无权，是傀儡。党支部把持着系。我真不了解傀儡活着有什么意思。” 记者知道了这件事，就决定去访问曾先生。 在小巧精雅的书室，这位四十八岁的学者正坐在藤椅上，伏案看书。看见记者进来，他阖上了书本，亲切地让坐，谈话就直截了当地从“活着有什么意思”开始了。 “‘活着有什么意思？’其实这在今天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起这个问题，使我回忆起解放前在大学教书的生活。”曾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记者看见他的脸色虽然丰润，两鬓却已微微发白，当年的辛劳在他深陷的眼窝里刻下了许多皱纹。“从1942年起，我就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流行的一句话：‘教授、教授，越叫越瘦。’那时候有一幅描写重庆教授生活的漫画：一个骨瘦如柴的教授，一手抱着小孩，一手煽着炉子，眼睛却在看书，他的妻子在一旁炒菜做饭。这就是当时教授生活的写真。那时候，我也的确是骨瘦如柴……”这时候，我随手拿起摆在桌上的一帧“全家福”照片，认出了坐在中间的清癯的男子就是曾先生。曾先生马上解释说，这是解放后不久拍的照片，在解放前，他比在这张照片上照的还要瘦得多。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出几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在最近同他见面的时候都不敢认他了。 “后来抗战胜利，中央大学搬到南京，”曾先生接着说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那时候的教授要靠捣卖‘大头’（银元）为生。物价一日数涨，每月薪金发下来，如果不马上换成‘大头’，就会化为乌有。因此，必须密切注意‘大头’的行市，及时地买进卖出，否则，就难以维持生活。” 曾先生还用杜甫的诗句“有吏夜捉人”来描述了当时大学里的恐怖气氛。他说：“那时候，我们不敢过问国家大事。学生宿舍里有时候一夜数惊，是国民党特务在抓人。在茶馆、饭馆、澡堂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我那时候眼看着重庆上清寺一带美国军用吉普横行、夜晚妇女不敢出门的情况，眼看着蒋介石这个儿皇帝丧权辱国，心里也是十分气愤，可是自己又缺乏革命的勇气，真有‘爱国无路’的感觉啊！为了免得打破饭碗和引起纠纷，自己也就遵守了‘不谈国事’的规定；从前在国外留学时还有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番宏愿，这时候也都消沉下来。在为生活而奔波之余，为了排遣心中郁闷，也就追求‘悠悠岁月’的生活，空闲的时候就听听戏，唱唱昆曲来消磨时光。在这样的情况下，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可以说：真是没有什么意思。” 曾先生停顿了一下，又接下去说：“解放以后，可就大大不同了。我决没有想到今天居然会有人向我提出‘活着有什么意思’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感觉，可以说只是到解放以后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国家有了前途，自己的工作也就有了目的；生活很安定，也很忙碌。忙是忙，心境却总是愉快的。昆曲是不唱了，因为有许多更急迫的事要去做，但是以后只要有了闲暇，要玩还是可以继续玩的。”——我从书桌的玻璃板下面看见一张画着中国古典戏剧脸谱的日历表，可见得曾先生还是保持着他的爱好呢。 曾先生接着说：“我在解放初期，说实话，对于共产党是怀疑的，以为这也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后来，共产党领导了抗美援朝，志愿军一出国就接连打胜仗，这使自己大吃一惊。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同外国打仗什么时候打胜过呢？可是这一次打败了以美国侵略者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这时候，我对祖国的自尊心开始增强起来了。以后，经过思想改造，教学改革，自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认识了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实事求是，说得出就做得到，于是对共产党由怀疑而变成信任。我感到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就有前途。从前我在法国留学时，连小孩子也跟在后面喊Chin—Chin（中国佬，侮辱性的称谓），自己也感到中国实在太不争气；现在，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大家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建设，要迎头赶上先进国家，许多事情，都使人感觉十分兴奋。从数学方面的情况来看：清华大学数学系从1928—1952的二十四年间，只有一百二十个毕业生，但是现在南开大学一班就有一百多人，这怎么能够相比呢？解放前绝大多数在大学教书的人都不做科学研究，但现在开始做了；有些老教授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了，最近又有文章发表；从南开大学来说，就有五个中心研究题目在分头进行。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能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生活的新的意义，同过去的暮气沉沉相反，现在我是朝气勃勃了。”我知道曾先生是函数论方面的专家，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又看见他正在看的是两本拓朴学的书，这时候我就用外行人的话来问：这和曾先生的科学研究是不是有关系？曾先生说，现在他的科学研究题目是函数的分类和导数，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用得到拓朴学的。 曾先生最后说：“可见得，‘活着有什么意思’这句话纯粹是右派分子的恶意挑拨。我在系里担任系主任，当然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作，要根据党的政策来办事；有了事，我要同党组织商量，也要同大家商量，但是该做决定的，我就做决定。这难道叫做‘有职无权’吗？”（这时候，我想起曾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那个右派分子说的话：“你要系主任有什么样的职权呢？是个人决定一切吗？那末我告诉你，如果系主任有了这样的权，那像你这样来反对系主任的，他是可以叫你卷铺盖的。”说得大家都笑了）。“现在是六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齐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完全改变了过去‘一盘散沙’的状况，但这正是右派分子所不喜欢的。党外人士如果同党齐心，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有事同党商量，他们就说你有职无权，把你叫做傀儡、木头人，就说你不会独立思考；好像大家都同党闹对立，使我们重新成为‘一盘散沙’，这才叫做‘民主’似的。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恶毒的歪曲。” （原载8月29日天津日报）

第2版()专栏： 真理战胜诬蔑 事实驳倒谎言 湖北人民代表痛斥右派斗志昂扬 新华社武汉31日电 8月26日到31日举行的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五百多名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对湖北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一些右派分子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各种论点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的丑恶面目在人民代表面前暴露无遗。 这些右派分子是：马哲民、戴今生、张云冕、陆鸣秋、廖若平、李蕤、程千帆、粟寄沧、朱裕璧、章导、章锡昌、陆华柏、雷济东、欧阳平、王一蛟、李肇基、耿伯钊、晏道刚、晏勋甫、邓介松、皮宗石和章裕昆。他们都是湖北省的右派骨干分子。据已经揭发的材料，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是与各民主党派中央的右派骨干分子有着密切联系。如马哲民便是章罗联盟派驻华中地区的“主帅”，他在民盟湖北省和武汉市委员会组成一个小集团，大力为章罗联盟招兵买马；农工民主党武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欧阳平是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集团里的干将，他自称是“章黄口袋里的人”；民革武汉市委主任委员晏勋甫是陈铭枢的亲信。有的右派分子在解放前后一贯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有的则是披着“进步民主人士”外衣的反共分子。这些右派骨干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曾经用尽各种恶毒的方法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事业。 在这次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人民代表按选区分成十多个小组，摆出铁的事实，分别同这些右派分子进行论战。右派分子晏道刚曾经散播这样的谬论：解放八年了，农村中的地主、富农都“改造”了，他们“应该抬头”了。在小组会上，一位来自襄阳专区的农民代表郜金龙用事实驳斥晏道刚说：“襄阳石桥乡一个富农砍死了我们两个共产党员干部。不叫他们‘抬头’就已经这样，还能叫他们‘抬头’吗！”晏道刚的另一谬论是：农村共产党员“质量低”、“水平不高”。农民代表葛长秀用他亲身的经历驳斥说：过去遭洪水，国民党的官员往旱地跑；现在遭洪水，共产党的干部往水里跑。就在我们乡里，解放前常闹洪水，那时国民党不但不过问灾民，反而趁火打劫。1954年闹洪水，县、区、乡干部都到防汛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到洪水中去抢救被淹了的人，有的甚至在防汛中牺牲了生命。这难道是“质量低”吗？代表们质问晏道刚：你为什么进行恶意诋毁？原来右派分子晏道刚是以反共起家的，他曾经在1934年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随蒋“追剿”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被派往西北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经过大家的驳斥，晏道刚又把他的反共罪行说成是犯了“主观”、“片面”、“温情主义”的“错误”。小组的代表们根据汉川县的省人民代表揭露的材料质问他道：今年你到汉川借“视察”的幌子，到处找寻旧军政人员，煽动他们对共产党不满，并且企图建立反共据点，难道这也是“主观”、“片面”的错误？在铁的罪证面前，晏道刚不得不承认他的一些罪行。 右派分子邓介松在会上企图抵赖他的罪行，也受到代表们的迎头痛斥。在小组会上有位代表指出：1947年邓介松任伪武汉行辕秘书长，当时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反动派用达姆弹杀死爱国青年学生三人，击伤三十多人，邓对这件事负有责任。邓介松当场狡辩说：“那时我不在武汉，不清楚这回事。”但是当场就有一个代表拿出材料，证明邓介松曾经亲口说过当时他自己在武汉，并且知道经过情况。邓介松这才低头无语。 右派分子、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章锡昌曾经散播“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和“研究员治所”的谬论。小组会上，曾经从事水利工作三十多年的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陈泽荣，以亲身经历驳斥了这种谬论。陈泽荣说：1931年，湖北钟祥县遥堤溃口，只六百万土方，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十万人，做了两年；而1952年，在长江中游建设的荆江分洪工程，共有一千万土方、石方，只八个月就完成了。这难道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吗！他还举出两个“8月19日”来对比：1931年8月初，长江江堤溃决，武汉市被淹没在汪洋大水里，长江水位还不到二十七公尺就溃了堤。那时，家家户户妻离子散，物价飞涨。那年8月19日长江水位涨到二八·二八公尺，伪省主席何成浚竟把受灾的妇女弄来取乐，说是“以奸代赈”。而解放后1954年的8月19日，长江水位上涨到近百年来的最高水位——二九·七三公尺，我们省、市领导人却跟群众在一起，日日夜夜同洪水搏斗。江堤屹立无恙，市民安居乐业，物价一直平稳。陈泽荣说，这两个“8月19日”是武汉人民亲身经历过的，不是右派分子胡说八道可以抹杀的。 许多工人代表以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等建设工程的宏伟规模，以解放后工人生活提高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所谓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谬论。 会议期间，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广大人民，也纷纷写信给大会揭露和批判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会议最后两天进行大会发言时，代表们又系统地对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进行了批判。在代表们坚持反复的说理斗争，以确凿事实充分揭露了这些右派分子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以后，有的右派分子表示低头认罪，在会上交代了一些罪行；但是有的右派分子还企图蒙混过关，当场就被代表们揭穿了。

第2版()专栏： 推动反右派斗争平衡深入地开展 西安市委创造 “联合斗争”方法 本报讯 陕西日报登载新华社记者王永报道：怎样使反右派斗争平衡深入地开展？中共西安市委会创造的“联合斗争”方法，提供了经验，并取得很大成效。 当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中共西安市委会所属十一个部（委）中，只在组织部、宣传部和直属机关党委三个部门发现了四个右派分子，其他八个部门并没有暴露出来。因为这些部门是由各业务系统分别领导，彼此互不联系。致使整个机关反右派斗争的力量显得很分散。当时已发现有右派分子的个别部门深感人力不足、斗争不力；而其他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部门因为没有受到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有些干部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还很模糊，甚至有少数人怀疑组织部对右派分子亢郁光的材料整理得是否全面。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中共西安市委会的机关党组织，决定成立反右派斗争临时领导小组，确定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作战的方法是：首先改变机关内部分散领导的方法，把各部（委）组成一个统一的作战单位。接着以右派分子所在的部（委）为单位进行小会斗争，和右派分子核对全部事实。然后根据各右派分子不同的具体情况，确定召开“联合斗争”大会的次数和参加的部门。会前由领导小组把准备斗争的右派分子的材料，印发给各部（委）的每个干部，组织各部（委）在本单位内部分别进行了两、三次讨论和批判。这样许多原来没有右派分子部门的干部，在认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后，就澄清了过去的糊涂思想。主动地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地投入了反右派斗争。农村工作部和文教部为了驳斥组织部右派分子亢郁光的反动言论，还专门派干部深入农村和高等学校去搜集材料，其他各部也有一百多个干部分别就右派分子的不同论点，准备了据理驳斥的联合发言。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充分准备后，全机关就召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斗争大会，并邀请了市级其他有关机关派代表参加。会上各部门有四十多个人连续踊跃地发言，集中批判右派分子亢郁光的谬论，由于揭露出的材料充分，事实确凿，因而右派分子亢郁光的狡猾抵赖，就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在群众的步步追逼下，亢郁光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且承认他已口服心服。 这样经过对几个右派分子的“联合斗争”，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并教育和锻炼了全体干部。右派分子就在机关群众中完全孤立起来了。许多过去对右派分子抱同情态度的人，现在也积极参加了斗争。团市委一个过去坚决不戴“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后来也主动地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并且还检举出另外的一个右派分子。直属机关党委一个准备顽抗的右派分子也自己表示要向人民交械投降。原来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统战部、办公厅等部门，许多干部也向领导小组揭发出了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由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现在又揭露出四个比较隐蔽的右派分子。目前，这种“联合斗争”的经验，已在西安市级部分单位中推行。

第2版()专栏： 粉碎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 潘梓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本报讯 8月29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座谈会，批判右派分子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这个部的副主任潘梓年在会上做了发言，文如下： 中国科学院在今年7月间，曾经邀请一部分科学家举行座谈会，对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行批判。一个多月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逐步深入，各方面继续揭发了很多材料，进一步证明，早在这个纲领发表以前，右派分子已经在科学界进行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第三部分是专门讲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的，社会科学界中的右派分子其实早已按照这个纲领中的思想进行活动了，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共产党实行整风的机会，发出了“恢复”旧社会学、旧经济学、旧政治学、旧法学等等的叫嚣，企图在这种口号下把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怀念资本主义制度、抗拒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并且企图引导缺乏经验的青年走上错误的道路。他们的目的是图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国家工作；他们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指向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这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切真正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起来战斗。 今天开始的这个座谈会，主要的目的是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活动。对右派这方面活动的揭露和批判，已经在各有关单位开始进行，特别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劳动干部校学，已经揭露了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的反动政治面目。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右派在这方面的活动，是蓄谋已久，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今年2月，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那篇文章，就已经在许多“曲笔”的掩护下面宣传着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反动纲领。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也在各种会议上面和各种报刊上面提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张。他们诬蔑我们的国家工作，把我们的许多国家工作说成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甚至毫无根据说，195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靠不住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说成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他们攻击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企图在知识分子中煽起对党和国家的不满。他们改头换面地贩卖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理论；他们吹嘘他们那一套没有阶级分析的、歪曲实际的所谓“社会调查”，极力为已经彻底破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涂脂抹粉。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挑拨、夸大各方面的矛盾，用来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在不久以前费孝通所进行的所谓江村调查和李景汉所进行的所谓北京郊区调查就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隐蔽地用串联、集会、请吃饭等方式积极活动，并且向上海、南京等地开展工作。 今年4月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根据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曾邀请吴景超、陈达、李景汉以及其他几位过去研究社会学的先生们座谈，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在科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抱着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讨论；资产阶级社会学必须批判，为了批判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些研究；同时，我们也需要组织一些力量来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当时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没有暴露，我们以为他们经过七八年来的思想改造，立场应该已有所改变，可以在这方面为人民做些工作，并且在工作中还可以更好的继续改造自己。所以当时曾决定要他们推出几个人组成一个筹备小组来酝酿，在适当时期，在学部下面成立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右派分子所图谋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一个筹备小组他们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居心叵测，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就大肆活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别有用心的报道，说我们在筹备建立什么“社会学工作委员会”了！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在陈达家里举行会议，完全不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竟在会上决定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推出了陈达为主任；甚至远远超出中国科学院职权的范围，作出要在若干大学设立社会学系，要“团结和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成立社会学会，并要在各地设立分会等等的决定。按照他们在会议上的决定，除了在科学院外，他们还要在人民大学、劳动干部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他们的所谓调查研究工作的据点，使关于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农业与农民生活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都掌握在旧社会学者的手里，很明显的，这个会议作出来的这些狂妄的决定，决不是为了什么学术研究，而是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中、高等学校中以至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夺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然要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在我国过去学过旧社会学的人当中出了不少右派分子，这是同这门科学的极端反动性分不开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但是，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经过初步的思想改造以后，只要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仍然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有用的知识和能力。但是，我们必须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坚决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

第3版()专栏： 去私·去惑·立诚 北京政法学院教授 曾炳钧 解放几年来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接受改造虚心学习的。但自去年周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许多人为了向科学进军转而专门注意业务，放松了思想问题。另外一小撮人则利令智昏，张牙舞爪。狂妄自大、权威自居、互相吹捧等资产阶级文人的老毛病又在这些人身上逐渐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在政法学界也不例外。 整风运动中政法学界右派分子的活动，多数人在当时没有十分警惕。杨玉清、储安平之流反党的谬论比较容易识别，但其他涉及某一部门的右派言论及阴谋策划，一般群众不了解情况，就一时难于判断。只有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才逐渐醒悟起来。我自己也就是这类政治嗅觉迟钝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与我在人事上有较密接触而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无过于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这个小集团的揭露了。从揭发的事实看，直到最近他们还和解放前一样，搞小宗派，互相标榜援引、狂妄自大、争权夺利、霸占地盘，一直发展到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实行政法院系再调整，筹划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即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式的大法学院。 他们肆无忌惮的两面派手法也是很惊人的。钱端升受人民的信任，却同时与美国特务费正清通讯。王铁崖楼邦彦公开承认了政法科学的阶级性，却背地对政法领导同志恶意丑诋，认为阶级性的说法只不过宗派主义的借口。他们口口声声拥护党而且还申请入党，但背地里却破坏党的威信，阴谋在政法学界排斥党的领导，并四处为旧法学人员呼冤叫屈，认为司法改革对这些人是一棍子打死。他们企图这样来拉拢一些旧法学人员，壮大自己的势力。平昔盛气凌人的钱端升在整风期间竟四出拜访，鼓动鸣放。貌似进步的楼邦彦则煽动他的部下搞大民主，主张把司法机关内的鸣放搬到街头！以上种种和其他荒唐言行，假如不是有人当面揭发，并经他们亲口承认，几乎使人难于置信。然而不管你信与不信，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摆在那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真是又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原来这班披着进步外衣的革命追随者却是一群野心不死的资产阶级右派，表里不一，翻云复雨，别具肝肠！ 尤其让我特别惊诧的是他们竟然窃窃私议着所谓大法学院的策划。这不能不使我回想到院系调整以前北京几个旧大学的政治法律学系的艰窘情况。国家政权变革了，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法科学在课程改革中有不少困难；训练的学生能否切合实用茫无把握；学生人数日减，学习不安定；教师的旧学一套已经不适用了，新的体系还未建立，感到徬徨与苦闷。这样一个瘫痪状态，不是一时所能解决得了的。当时唯一的出路是争取政府的政法部门的支持，加强领导。否则政治法律学系进退维谷的困境很难摆脱。这是我们从事旧政法教育的人亲历其境的切身经验。院系调整把我们这班人从困难中解救了出来，有从头学习的大好机会，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从新为人民的政法科学事业服务，我们应该衷心感谢党和政府措置的英明。我所奇怪的是这班在院系调整前一度“皇皇如也”的“英雄”们如此健忘，今天竟还野心勃勃梦想对政法教育的院系调整大翻案！这真是顽固派不自量力不认识客观世界的无知妄想！ 但是再稍一回想，联系这个小集团人物的历史、出身、教育与平昔的思想作风，他们今天暴露了这种反动的右派言行，利令智昏，也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平时装腔作势，自命不凡，一切总是从便利私图名誉地位的思想出发，在旧时代不择手段地钻营禄位，只是因为得不到反动头子的青睐才没有爬上他们政治野心的顶点。钱端升几度求为国民党的驻外大使而不可得；王铁崖要求作伪外交部一个司的帮办，但反动派只能赏给一个科长；楼邦彦呢，舍大学教授不作竟在解放两年前靦颜投靠到胡匪宗南的部下作一名上校教官！过去如此反动不堪，解放后大事活动追随在进步的队伍里，得到了党的宽容和照顾，近年又逐渐得意忘形起来。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他们那颗个人自私的心与不知自量的“我”，随着党的提拔又在无形中不断膨胀，他们的名誉地位已经比解放前高多了，但他们还很不满足，不把党的优遇看作对他们的期待而妄自认为他们有过人的成就、党不能不器重也就不能不迁就。于是更进一步唯利是图，唯力是视，尾巴翘得愈高，权位的欲望愈来愈大，在右派集团千丝万缕的牵连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直到今天他们思想演变的线索，也是他们堕落为右派分子的过程。他们的事例正是广大高级知识分子一个生动的教训。这一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彻底的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引导人们走向何等危险的途径！ 不错，他们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可能是他们所犯罪过的两点重要因素。在这两方面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大抵相同。这是我们许多人应当深刻反省的。但绝大多数人几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却不曾堕落为右派分子。这不是无原因的。原因在于要求进步的正直的人们从切身的经验绝对相信党，真正依靠党，认识到中国只有在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出路。在这个确切的认识之下不把个人利益去损害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没有在当前政治大风浪中搞私人资本“混水摸鱼”，在这点上右派分子的发展是与一般知识分子有重大分歧的。 我们建国经过了八年，国家的发展很快。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平素伏案工作，足迹不出研究实验室一步。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生产关系已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之后，许多人思想上还未进入社会主义。他们的是非心正义感使他们能自别于右派分子，诚然这是一个重要事实，是基本的方面。但在这个急剧变革的社会里他们多数人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他们思想中某些不健康的部分也还是可以为右派言论乘虚而入提供市场的。譬如我们有为学术而学术，脱离政治的倾向，右派分子便高喊“民主办校”、“党团退出学校”、“保卫科学家”；我们有自高自大或清高思想，右派分子便叫嚣不要思想改造，说什么党对知识分子应该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我们有门户之见自私自利的思想，右派分子便利用私人关系，搞小集团，进行思想串连；我们一些学过旧政法科学的人有的对旧的一套还没有进行认真批判，右派分子则大叫司法改革搞错了，要为旧法学“招魂”；此外，我们有旧民主思想，右派分子便挑拨党群关系诬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并说什么“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右派分子既可以利用人们落后的一面，针对人们思想上的某些弱点来提出口号争取群众，这就说明了不少问题，说明了在大风浪中我们的政治嗅觉不那么高，有时甚至不免附和他们的某些错误言论，这种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临深履薄，这也正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应该深自警惕的。 历史不断前进，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政治斗争的风浪总是少不了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结合、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贩卖个人主义的私货，终于要为历史所抛弃。 思想改造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鉴于右派分子所犯的错误，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做到三点。首先必须要认识客观世界，认识自己，真正认识党，认识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点似乎是尽人皆知的，但却是许许多多的人所没有做到的。假如一个人真认识了党的伟大就解决了他的旧民主思想问题。 其次，必须要认真铲除个人的自私自利思想，最低限度必须把个人的利害放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中间来考虑，不能把个人放在一切的前面，妄想在天下为公的社会里偷鸡盗狗或称王称霸。这也是右派分子所犯严重罪过的症结所在。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不知不觉间便走入了歧途，这一关是最不容易过的。 最后，必须忠诚老实，要忠实于客观实际，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忠实于自己的良心、主张和言论行动。不能指鹿为马，昧着良心说瞎话，或表里不一，希图蒙混一时。这更根本不是右派分子两面派所能做到的了。以上三点，我把第一点叫做“去惑”，第二点叫做“去私”，最后一点叫做“立诚”。人人都能“修辞立其诚”，是非也就不易混淆了。 知识分子必须基本上具备了这三个平凡的起码条件才能真正与工农结合，才能从思想上得到改造和解放，才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站稳立场、经得起政治上的风吹雨打，也才能做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红色的科学家和无产阶级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否则他的进步将仍是不巩固的和表面的。 今天右派分子要想挽救自己不自绝于人民，就必须认罪悔改，彻底交代问题，然后老老实实从新作人，从根本上改造起。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要能很好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脱胎换骨真正为人民很好服务，也必须大家一起接受反右派斗争的政治教育，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进一步地改造思想。

第3版()专栏： 十八天“专政” 李春 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有一伙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借帮助党整风为名，经过一系列的密谋活动，推翻了乐团党支部的领导，成立所谓“代表民意”的主席团，完成了夺取领导权的行动。主席团于5月30日上台，至6月18日在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宣布“完成了历史任务”，自动下台，实行了十八天的“专政”。在这期间，主席团派了“第一任驻京大使”去文化部电影局进行交涉，俨然是一个国家政府的样子。 长影乐团的闹事是怎样鼓动起来的呢？原来在天津音乐学院学习的刘正谭，在大鸣大放时期，忽然回到长影乐团来。在乐团里到处点火煽动。刘正谭向许多人介绍外地鸣放的情况，宣传天津音乐学院搞得非常热闹，贴大字报，还公开地要求教务长下台，他说真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刘还介绍师大和北影鸣放的经验，接着煽动人们说：“咱们乐团还这样风平浪静啊！”“乐团这么多年的问题，咱们在这次运动中要好好搞一下。” 他的这些恶意的挑拨煽动，当时确实迷惑了一部分群众。一些对党不满的人聚集到他的周围，开始酝酿反党的行动。 在这个反党小集团中，有三个党内的右派分子。其中的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方振祥是一个最凶狠的反党阴谋家。方一贯对党不满，仇视党。他在去年12月间曾给厂长和党委书记写了一封内容极端反动的信，诬蔑厂里对他“像机器和牛马一样”，还不如“过去开明的工厂主”。在大鸣大放期间，方振祥在党内党外的一切会议上进行煽动，恶意攻击党，积极进行幕后反党的策划，于是就被右派分子们拥为反党的首领，成为后来的主席团的主席。方振祥反党的手法是非常毒辣的，他不出面，叫群众出面，他说：“最好群众搞，有力量。党员犯了错误是政治上的错误，而你们（指非党员）即使出了问题，也是属于思想问题。” 为了煽动群众，向党展开进攻，右派分子首先夺取了宣传工具。右派骨干分子吕小秋本来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不负责黑板报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同团支部任何委员商量，就自封为黑板报的“编委”，由他放出许多夸大和歪曲事实、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文章。5月25日，乐团的黑板报出现了第一篇煽动性的文章，题目是“乐团前途何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官僚主义斗争”，诬蔑积极分子是“走狗”，威胁他们小心不要与官僚主义者“同归于尽”（此文是刘正谭和曾亚杰合写的）。还先后刊出“捧臭脚”等漫画，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尽情加以丑化和污蔑。 右派分子背着党和行政领导，进行反党的密谋活动。他们先后举行三次秘密会议，策划如何推翻党支部的领导和成立主席团，并对主席团的人选预先作了安排。他们按照秘密会议中策划好的步骤，在5月30日全团的鸣放大会上展开了有计划的战斗。在大会上，他们公然提出反对由党支部和行政负责人组成的整风领导核心组来领导鸣放，说现在的领导不能代表群众，官僚主义者不能领导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更换领导，另选出主席团来领导鸣放。右派分子左右了会场，会议被他们策划的阴谋搅乱了，群众受了蒙蔽，他们早已布置好的十二个人的主席团就这样产生了，于是他们推翻党的领导、夺取鸣放领导权的阴谋计划就完全实现。 主席团下设有宣传组、专案组等机构，并曾提出肃反问题小组，企图检查党所领导的肃反工作，进行翻案，公开地向党挑战。 长影乐团的党组织完全陷于瓦解状态，其中有些人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或者是跟着右派分子走的人，其他一些人，在右派分子进攻的面前，也不能挺身出来战斗。 在5月31日主席团上任的第一次会议上，会议执行主席刘正谭代表主席团发表了“宣言”。他首先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波匈事件讲起，接着论述两类矛盾的相互转化，煽动群众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最后，他代表主席团宣布：“主席团决心完成任务，只要有一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解散！” 主席团成立后，右派分子就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挑拨和扩大领导与群众的矛盾，鼓动群众拒绝接受工作任务，破坏了乐团演出计划和影片的录音工作，公开号召群众起来闹事，进京请愿。刘正谭和吕小秋在大会上煽动群众说：电影局统统是官僚主义者，和他们打交道没用，到国务院去讲道理！到中央去请愿！ 群众性的进京请愿没有搞起来，主席团就派“大使”去北京活动，企图同北影的右派分子联合起来为“体制问题”进行斗争。刘正谭以第一任“驻京大使”的身份给主席团写回三号报告。第一、二号报告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将原件烧掉了，仅保存了经过修改的报告，以应付追查。在第三号报告中说：“今天我去电影局遭到令人不能满意的结局”，建议主席团“把现在的情况向群众交底，让群众发表意见，然后整理群众意见（体制方案的和整风的），全体主席团协同群众意见来京与文化部坐谈（坐下来谈判）。”他汇报在新影活动的结果：“新影某些积极分子对我们很支援，并且曾建议我们三个乐团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 他们想把火烧到北京去，但由于反右派斗争开始，刘感到形势不利了，就匆忙地跑回长影。 主席团活动不久，群众就开始感到有问题，认为主席团不合法，脱离党的领导。甚至有人议论：主席团就是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这时，右派分子还十分嚣张，对指责他们的人加以威胁。后来，他们发觉群众对他们的反感愈来愈不可控制了，就改变策略，准备撤退，在最后一次大会上宣布主席团解散，说主席团“完成了历史任务”，“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应由党委亲自领导，主席团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同时，反咬党一口说：“有了党的领导，主席团有职无权，只起一个传声筒的作用，我们不解散干什么？” 这个凶恶的反党小集团——主席团存在了十八天。他们对党的猖狂进攻被击退了，这个反党集团土崩瓦解了，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有的还坚持反动立场，与党对抗，也没有什么力量了。一些曾被右派分子蒙蔽的群众，开始清醒过来，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第3版()专栏： 千手怒指郑朝宗 万声痛斥“阴阳人” 本报记者 雷普 在厦门大学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中，最丑恶、最毒辣的莫过于该校中文系主任郑朝宗了。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小丑，居然胸怀大略，居心叵测。他有一副时而阴森森的、时而笑嘻嘻的面孔。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阴阳人”。 郑朝宗一贯自诩为进步教授，说是党和人民的同路人。但是，当大放大鸣开始以后，他的“阴阳人”面孔就暴露出来了。5月初旬，他从福州回到厦门大学后，就造谣说：毛主席主张什么都放，“什么都鸣，大炮的口径越大越好”。基层干部一团糟，放得愈凶愈尖锐愈合时代潮流。接着，他又在民盟“福建盟讯”和福建文联“园地”等刊物上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在“福建盟讯”上所写的“正气上升了”一文中，竟诅咒说，他已经“看到了国家和党处在怎样危险的关头”，因此，他主张要来个根本的改革，甚至预言：将有什么“千古未有的局面在前头等待着我们。” 在发表反动言论的同时，郑朝宗就纠集厦门大学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严家理（民盟厦门大学支部秘书、讲师）、陈孔立（党内右派分子、马列主义教研组教员）等在学校里放起两把恶毒的火。郑朝宗对准党委制散播谣言说：“毛主席主张党委制必须取消”，同时，和严家理共谋订出一套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方案，计划成立一个反动的校务委员会，来代替党的领导。为了攻击肃反政策，郑朝宗在5月初旬就以鸣放为借口，煽动某些肃反对象向学校党委“诉苦”，他说：“厦门大学的生活被党委搅得紧张、恐怖、战栗”，似乎党委制再存在下去，厦大就会变成暗无天日的世界了；他称呼反革命分子是“杀身成仁的烈士”，污蔑反胡风斗争是党为文人设置的“文字狱”。在一次工会小组会上，郑朝宗并唆使中文系副教授李拓之伪造一个所谓青年学生的遭遇，公开污蔑党的肃反政策，企图煽动某些教授对肃反政策的不满。会后，郑朝宗却得意地对李拓之说：“今天的炮最响，他们（指党委）很头痛，只可惜不曾将此情况装广播机，让毛主席来听听。” 郑朝宗最仇恨的是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在厦门大学校刊“新厦大”发表文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根硬骨头，要改造，但不要把这两根硬骨头也改掉，不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无脊椎骨的人。”他还在党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几年来我感到自己的处境是：在大风暴中坐一支破船，可能船沉人也沉，也可能自己先沉，而破船有人来救。”所谓“大风暴”就是指的今天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认为生活在新中国像坐在“大风暴”中的“破船”里一样，他只希望“船沉人也沉”，或者希望反革命在中国复辟，靠他们来“救”这支“破船”。 对于接受党的领导，靠拢党的知识分子，郑朝宗也是十分仇视的。他连“靠拢”这个词儿也认为是卑鄙的。当他听到某人要求入党时，便诬蔑别人是“向上爬”，是“投机分子”；有人写了赞扬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便大加讽刺说：看了使人“肉麻”；他常对学校教授们说：“不要接近党团员，他们返回来会咬人。”今年元旦，他还作了一首诗，表示仇恨党和马列主义。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中行难望聊狂狷，华说虽工等稗糠”。他说：他不参加共产党才“聊以狂狷”，马列主义再好也不过等于“稗糠”一样。 当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郑朝宗吓得混身发抖起来，但是他立刻起草在厦门日报上发表一个所谓“党的领导不容动摇”的六人宣言。他想利用这篇文章用片纸遮天的办法遮盖他的反动面貌，同时，还想为他继续向党进攻造成一面挡箭牌。6月10日晚上，郑朝宗还对严家理说：“先登它一报，以后就没有短处给人抓了，我这样一来，还可以再提它的意见。”这样安排以后，郑朝宗又和严家理密商了一套既完整又毒辣的对策。还分头笼络人心，要人们将揭发他的材料给他先看，要人们不要接近党员，并威胁某些党团员说：“你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意思是说，你要揭发我，我就反咬你一口。 但是郑朝宗的诡计很快就被识破了。在厦大几千师生反右派斗争的声势下，郑朝宗右派小集团中的李拓之首先举起义旗向党向人民投诚，并当数千师生面前，剥下了郑朝宗的“进步人士”的外衣。接着，许多教员和学生在厦大校刊“新厦大”、厦门日报、福建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郑朝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言行。几千张大字报挤满了学校墙壁，还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千手怒指郑朝宗；万声痛斥‘阴阳人’”。 现在，郑朝宗的反共的气焰已经一落千丈。他躲在被称做“裴多菲俱乐部”的“大安新村七号”宿舍里，还在划算着如何蒙混过关。在每一次会上他虽然口头承认自己反共反人民，但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总是能推的就推，能赖的就赖，能躲的就躲，最后拣几顶最小号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有一次他在答复大家的质问时，说他有冷热病，热起来是爱护党的，冷起来就有反党情绪，因此，断定自己有爱党的一面，也有反党的一面。厦大师生们却认为他的“热”是假的，“冷”是真的，他那冷、热的规律是：当有机可乘时，反党是“热”的，无机可乘时，就假装爱党。这才是“阴阳人”的真面目。 郑朝宗为什么这样仇恨党和新中国呢？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郑就投靠了美帝国主义者。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在美国谍报机关美国新闻处永安办事处做情报工作。这段时间内，他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写了许多谩骂苏联、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革命文豪高尔基和鲁迅的文章。当蒋介石王朝末日，中国人民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他却写文章对蒋介石统治欢欣鼓舞、赞不绝口。要求“跟蒋介石站在敌对地位的政党彻底觉悟，对蒋介石一体效忠”。 解放以后，人民宽恕了他，让他做了教授，委以福建文坛要职（福建文联副主任、厦门市文联主任），但是郑朝宗并没有以恩报德、将功折罪。反而始终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到处散播反动透顶的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传授他那腐臭的“人生哲学”。他一贯崇拜卖国文人胡适，自称为“胡适的信徒”，说他要研究胡适，要对胡适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郑朝宗的阴谋已被彻底揭穿了，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他想蒙混过关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

第3版()专栏： 知识分子应该从右派提供的“教材”中吸取教训 郭绳武 资产阶级右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突破重重困难飞跃前进的现阶段，不甘心资本主义的灭亡，狗急跳墙，利令智昏，居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党所提出的“反对教条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当作了可乘之机；呼朋引类，到处点火，发动了猖狂进攻。用“指鹿为马”的手段，施偷天换日的阴谋，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退四十年，拉回到五四以前早已山穷水尽走头无路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时代。 资产阶级右派的这套极端荒唐的把戏，证明了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虽然他们大多是些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证明了他们根本上有背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虽然他们都装出了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君子相；但更重要的是证明了“真是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特别适用于分析仇视阶级分析法的他们这一撮子右派分子。对他们说，真是“事与愿违”，毒草变肥料，替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编出了一部最好的“政治教材”。 这部政治教材，内容十分丰富，非常生动，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年半载学不完的。不说对别的问题，单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问题，就提供了许多“精采”“章节”。随便举几“章”来看看： 有一“章”的标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叫人盲目服从，不允许人对任何事情抱怀疑态度”。“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妨碍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就会限制他们的思想、认识更好地开展”。这真是“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想要解除知识分子的思想武装。本来嘛，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了，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认识新社会的本质和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离开了学习指导我们的事业前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能的。正当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学习，对新社会的本质开始有所认识，开始适应着新社会的需要，自觉地改造自己，而感到自己的思想状况还落后于已经根本改变了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求党来更多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与自我教育的时候，右派分子看见事情不妙，赶快扯住他们的后腿不放，不要他们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认清新社会的本质，不要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来改造自己；要他们开始睁开的眼睛赶快闭上，开始相信的真理赶快放弃；最终目的是要他们把已经根本改变了的政治、社会地位重新改变回去，从为新社会服务的政治社会地位重新改变到为旧社会服务的政治社会地位上去，跟随右派分子去干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去与人民为敌。这就是他们所谓“不盲目服从”“抱怀疑态度”“独立思考”“思想、认识更好地开展”的含义，这些右派分子的语言，除此以外，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历史，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道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逐步克服了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盲目服从”，通过无数血的教训，学会了“独立思考”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部斗争史；反对教条主义也正是这部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里右派分子的指鹿为马偷天换日的阴谋，就是企图假借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什么“反对盲目服从”“提倡独立思考”，在右派的词汇中是不能按着它们的本义去解释的。 但右派终归还是懂得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的。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思想空虚而自命不凡，爱做“透底”的翻案文章，喜欢把孩子和污水一齐倒掉；有些人习惯于脱离实际，抽象地考虑问题，看不见真理与谬论的客观标准，走向“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特别是多数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并不熟悉，精神实质体会不深，立场观点不够坚定明确，迷汤灌下一时尚能见效，所以右派敢于施展指鹿为马的手法。这里的教训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更加自觉地积极地加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千万不能向右派分子“缴械”。 另一“章”的标题是：“集体主义阻碍了个性的解放”。“思想改造是精神上的折磨”。“党员有党性而无人性”。“积极分子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奴仆思想的外衣”。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挖心战”是更加毒辣了。不仅抓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简直抓到了他们“致命”的地方。由于知识分子过惯了“离众索居”的书斋生活，他们的脑力劳动表面上又有“自给自足”的特色，特别是他们本身不是一个阶级，而是通过个别的似乎“独立”的活动，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这就使他们往往特别具有一种突出的个人主义自尊心甚至流于“自大狂”。在新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正是他们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与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思想改造的最关痛痒的症结所在也正是这一点。这就构成了右派向他们进攻的焦点，成为拉他们下水的最有力的一着。 右派这里所用的恶毒语言的显著特点，仍然是充分运用了指鹿为马偷天换日的手法。一方面对具有某些现象上的类似而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概念故意加以混同，如对“思想改造”与“精神折磨”、“组织性、纪律性”与“奴仆思想”；另一方面把互相统一的概念歪曲成为互相对立的概念，如对“集体主义”与“个性解放”、“党性”、“阶级性”与“人性”。这种非常低级的“障眼法”，本来只要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修养，甚至只要能够冷静地想一想，都会识破的，但由于这些话正打中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要害，所以他们往往不能无动于衷。这里的主要教训是，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未进入充分自觉和深入阶段时，当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思想感情还没有根本发生变化时，往往“明知故犯”、“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因而一些显然错误不值一驳的“反话”也往往会发生煽动的作用。右派分子正是利用这一规律提出他们这套把戏来的。 一切具有某种严重弱点的人都应该深自警惕！ 再一“章”的标题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思想太统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压力搞得学术空气淡薄了”。“以马列主义为领导思想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矛盾的”。这一章的中心意思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和学术工作上的领导思想。所采取的手法有两套：一套是用“思想统治”“政治压力”等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来诬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实质上是站在已被消灭或将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立场上对翻了身的人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进行顽抗，因为党和人民正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来“统治”和“压”他们的，不管他们用“人民”或“学术”或任何别的挡箭牌都是挡不住的。另一套是曲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说成似乎没有阶级性，似乎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领导思想，可以不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标准。其目的在于给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党活动打开大门。 这一章对习惯于所谓“超阶级”“超政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毒箭。当然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但是不管政治上、思想上或学术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不能离开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支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不管对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或学术问题，都应该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力求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去寻求正确的解决途径，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领导思想的实际意义，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终目的。 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可能真正“超阶级”与“超政治”，所谓“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只是一句空话而已。这句空话至今仍然成为右派向知识分子进攻，拉知识分子下水的资本，这只能说明某些知识分子思想上所受资产阶级毒害之深重而不能说明别的问题，像蔡元培在旧社会的经历固然足够说明他的所谓“兼容并包主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类似的经验在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难于找寻，只要大家“反求诸己”，右派分子的欺骗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所举的几章教材，已经给了我们知识分子很好的教训。右派分子确实“事与愿违”，他们企图拉知识分子下水，但结果却给我们上了一课，替毛主席的话从反面作了解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证明了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原载8月27日陕西日报）

第4版()专栏： 少数民族地区卫生落后状况逐步改善 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发展，基本上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 本报讯 几年来，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的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卫生落后状况正在逐步地得到改善。 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卫生部系统医院已有五百零八所，病床一万三千七百多张；疗养院六所，病床三百多张；医疗保健所（站）一千五百多个；专科防治所（站）九十三个；卫生防疫站一百五十多个，医疗防疫队六十一个；防治组十八个，中蒙医研究所一个，其他卫生事业机构十七个。总共有卫生技术人员二万七千多名，其中高级人员一千八百多名，中级人员一万二千五百多名，初级人员一万零九百多名，中医中药人员一千六百多名。医院病床的发展，1956年比1953年增加了146.9％，门诊部及区卫生所增加了149.3％，妇幼保健所（站）增加了316.3％。内蒙古自治区解放前除有一些散在的民族医（绝大多数是喇嘛医）外，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具有现代技术设备的卫生医疗机构。而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已有综合医院二十三所，县卫生院七十九所，专科医院三所，病床三千三百多张；医疗保健所一百六十多个，疗养院（所）二个，床位一百多张；卫生防疫站十个；妇幼保健所（站）二十六个；医疗防疫队（组）四十个；专科防治所（站）二十六个；中蒙医研究所一个，其他卫生事业机构四个。共有卫生技术人员六千八百多名，其中高级人员五百六十多名，中级人员三千四百多名，初级人员二千一百多名，中医中药人员六百七十多名，研究人员五名。西藏地区，在解放前除西藏地方门孜康（喇嘛医学院）外，没有其他医疗机构，但现在，全区已有二十二个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日喀则、昌都设立了三个技术设备完善的人民医院，在区内还设立了十七个卫生院（所）。目前由内地调往西藏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已达四百五十多名，其中高级医师有一百多名。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几年来也建立了各类卫生医疗机构二百九十几个，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占云南边疆卫生技术人员的40％，对开辟边疆地区的民族卫生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医学教育方面，据1956年10月统计，有一千五百九十名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各医学院校学习，比1952年增加了两倍多。1956年在内蒙古、新疆两个自治区各新建了一所以培养少数民族高级卫生人员为主的医学院。为了保证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高级卫生人员，还在北京医学院继续开办了少数民族学生班，目前有二百二十名学生在校学习。关于中级卫生人员的培养，在内蒙古、新疆两自治区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辽宁等十多省的中级卫生学校中，除从1953年至今年暑期已毕业的二千二百三十名民族学生外，目前在校的民族学生有三千六百七十多名。各地还采取了就地带徒、短期训练等各种有效措施，培养了大批接生员、卫生员等初级卫生人员。这些民族卫生干部在开展民族地区广大农村、牧区、山区的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妇幼卫生和卫生宣传工作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医疗卫生机构的迅速发展，医疗干部的不断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卫生和疾病繁多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变。几年来，在内蒙古、新疆两自治区及甘肃、青海等地区治疗了二十五万名性病患者，目前有些地区已基本上控制了性病的蔓延，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察哈尔、锡林郭勒三盟牧区发病率，已由47.2％降到18.4％，传染机会大大减少。此外，由于在这些地区大力开展了妇幼卫生工作，推行了科学的接生和新育儿法，妇女生育率逐渐提高，婴儿死亡率逐年降低，人口显著上升，改变了历年来人口下降的趋势。如锡林郭勒草原婴儿死亡率已由1952年的千分之三百一十八下降到千分之一百零九。由于普种牛痘，除个别地区偶尔发现有少数天花病例以外，大部分地区已控制了天花的流行。由于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训练了大批初级防疟人员，建立了防治网，大力进行了卫生宣传工作，改善环境卫生，推广药物灭蚊以及通过服药预防和治疗，使重点防治的地区基本上控制了疟疾的流行，如云南省芒市郊区，1952年8月至12月的疟疾发病率为70.2％，1955年同时期就降为6％。曾被称为超高度疟疾流行区的耿马、芒市等地，目前已经控制了疟疾的流行。

第4版()专栏： 祝“亚洲电影周”开幕 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 王阑西 中国广大观众翘望已久的亚洲电影周于8月31日在我国首都北京开幕了。这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亚洲国家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它将对亚洲和平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我衷心地祝贺这次电影周获得圆满的成功！ 这次亚洲电影周将放映亚洲十几个国家所推荐的影片，并且还有十几个国家应邀派来代表团参加电影周的活动，这说明亚洲各国的电影工作者对这个电影周寄予殷切的注意，和在实际工作与活动上给予积极的支持。无疑地，这是亚洲各国电影艺术会演和电影工作者会见的盛会。我作为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迎接这样一个盛会，感到万分的光荣，并谨对各国电影工作者代表们的不辞辛苦地远道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参加电影周放映的影片，以及准备与远道而来的各国电影工作者们共聚一堂来观摩的影片，都是经过亚洲各国电影工作者选送来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充分表现出亚洲各国电影工作者在电影艺术创作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各国的影片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题材，但所有的影片都深刻地表现着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有所不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的历程：从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或是正在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大家又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为美好的生活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各国的电影艺术家们，没有例外地都通过影片表达了各国广大人民那种爱祖国、爱正义、爱自由、爱和平的精神和意志，而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和鼓舞。 这些作品概括地真实地反映亚洲国家人民的生活，电影艺术家们用他们的庄严的作品，把广大人民的生活现实搬上了银幕。它没有欺骗，没有麻醉，更没有淫秽、色情和恐怖。从银幕上，看到悲惨的生活时使人落泪，看到反对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时使人鼓舞，看到进行着的建设和愉快生活时使人兴奋，虽然多数的影片反映着悲剧的生活，但并不使观众悲观失望，而给观众以力量。全部影片恰好组织成了一个亚洲人民生活的缩影，概括地通过影片的故事和人物来说明善和恶的斗争。他们热爱善反对恶，热爱和平反对暴力和黑暗势力，以崇高的感情同情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人民的伟大斗争，歌颂和向往着美好的生活。 从这些影片可以充分看出，我们亚洲各国的电影艺术家都在努力摆脱外来的影响，继承着悠久的民族艺术传统，努力创造民族风格的艺术和现实主义的作品，从影片中已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导演，优秀的演员，优秀的摄影师和美术工作者，他们天才地刻画出本民族人民的形象，巧妙地汲取和运用了优美的、丰富多彩的民族的音乐和舞蹈，形成了许多影片的强烈的民族情调，给人以难以泯灭的印象。当然，许多影片中还不是没有缺点的，如：一般地节奏过于缓慢，某些情节的不够合理，表演上尚有某些夸张，以及有些过多地掺入舞蹈和歌曲。但，总起来说，影片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一般地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亚洲国家的古老艺术发出了新的光辉。 通过这次的电影周，将增加各国彼此之间对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之相互了解和认识，将加强各国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亚洲国家人民之间由于殖民主义者长期的挑拨，我们的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是很不够的；因此，这种相互了解和认识是十分可贵的，是我们的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的基础。在这种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必然可以更好地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文化交流与和平团结。 这次十余个国家电影工作者欢聚一堂，是一次友谊的团结的聚会，国家这样多，规模这样大，在亚洲范围的国际电影活动中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聚会也应该成为建立与发展电影工作者友谊的聚会，成为交流电影工作经验的聚会。 中国的电影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按我国总的发展情况来说，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的要求，我们将趁此机会向各国电影工作者学习，衷心地学习各国电影工作的经验。 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原则应该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民族文化，而不是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我们各国的社会制度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各国之间人为的困难也还是存在的，但，这不应该成为文化交流的阻碍。在为了亚洲和平、亚洲各国的团结的前提下，应该友好合作，积极地开展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特别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电影艺术作品的交流和合作，这次聚会将会有极大的贡献。 我们亚洲国家一向是被认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落后的国家，实际上这种情况已有了和正在进行着大的变化。仅就电影来说，我们亚洲国家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许多国家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又有着悠久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我相信我们亚洲国家的文化艺术会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电影工作者将会更努力发展我们亚洲各国的电影艺术，并以电影艺术为亚洲各国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友谊服务，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服务！

第4版()专栏： 塔克始终不愿尊重我国法令 民主青联负责人声明他不能继续在我国访问 美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为此事发表声明 新华社31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负责人今天在这里宣称，现在中国访问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中一位成员谢耳比·塔克，由于拒绝呈验护照，不肯履行在中国旅行的手续，现在已不可能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客人，继续逗留在中国参观访问。 全国青联的负责人说，在今年8月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快结束的时候，中华全国青联邀请了由十五位美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但是当时要求前来中国的美国青年超过了这个数字。经过双方协议，另外二十七位美国青年愿意自己担负在中国境外的旅费，而在中国访问期间则和其他被邀请的十五人一样作为全国青联的客人，他们已于8月23日抵达北京（有一位是在8月28日抵京），并且受到了中国青年和人民的热情的欢迎。其中四十一人，已在29日前往东北参观。遗憾的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二十二岁的牛津大学学生谢耳比·塔克先生在过去几天中一直不愿意向中国有关当局呈验护照，以履行任何外国公民来中国旅行所必须履行的手续。虽然经过我们多次催促，但是他仍坚持拒绝履行这项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青联无法继续为塔克先生安排在中国的旅行日程。塔克先生始终不愿尊重中国当局关于外国公民在华旅行的法令，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 美国青年代表团的其他四十一位成员以后还将去华中、华南各地参观访问，大部分成员还将在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节观礼。 谢耳比·塔克已于今日下午乘火车离京，将由满洲里出境。 新华社长春31日电 在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来中国访问的美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华伦·麦肯纳30日在长春发表关于美国青年代表团团员谢耳比·塔克不遵守关于外国人在华旅行的法律的条例一事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我愿向正在中国旅行的一群美国人宣布：到今天为止，还是我们之间成员之一的谢耳比·塔克将不再和我们一起继续我们在中国的旅行。这是由于他决定不遵守关于外国人在华旅行的法律的条例的结果。据我从中国有关这方面迭次的声明中了解，一切外国人在进入中国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出示其护照，以证明其国籍。由于他所持理由，这些理由他已告知我们的主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中国当局，谢耳比感到不能遵守上述法律的专门规定。中国方面坚持条例适用于一切人。这种情况继续了五天。在此期间，我们的主人迭次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进一步努力仍不能取得解决后，他们告知谢耳比，他们真诚地感到遗憾，不能继续招待他在中国逗留。在我们离开北京的早晨，他们仍希望找寻到办法使谢耳比能参加我们今后的旅行。很明显，谢耳比将被当局要求离开中国。我已得知我们的主人将继续提供他本人旅馆居住条件，并在其离开中国前予以招待。

第4版()专栏： 水上巡回医疗队 新华社南京31日电 太湖内建立了第一个水上巡回医疗队。这个医疗队定期跑港口，并驾着小船在太湖上为渔民治病，解决了长年生活在水上的渔民治病的困难。 太湖水面辽阔，周围八百里，湖面上散居着一万三千多渔民，过去渔民生了重病、急病就医困难。自从这支水上医疗队建立以后，三个多月来已为四百多渔民治疗疾病，并普遍向渔民宣传了卫生常识。

第4版()专栏： 我八一篮球队在罗受到赞扬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31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篮球队在罗马尼亚创造了六战六捷的辉煌战果后，今天离开罗马尼亚，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继续进行访问比赛。 “八一”篮球队在罗马尼亚的历次比赛中，虽然没有获得同罗马尼亚国家代表队（现在国外访问）比赛的机会，但是，它的对手们并不弱。其中，罗马尼亚国家青年队是二十五岁以下的最优秀的青年选手组成的。他们曾经在今年5月间到意大利比赛过，具有相当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中国队的对手罗马尼亚四个市代表队中有三个是罗马尼亚的甲级篮球队。 “八一”篮球队队员在罗马尼亚的整个比赛过程中，保持着高度的战斗情绪，打得巧妙顽强，充分地发挥了集体力量，灵活地运用了进攻和防守相结合的战术，成功地采取了人钉人、区域防守和快攻的战法。在队员力量的配备上，也组织得很好。一位罗马尼亚国家裁判认为，“八一”队是几年来中国到罗马尼亚比赛的篮球队中最成功的一个。

第4版()专栏： 首都业余滑翔运动员 本报讯 北京市国防体育协会组织的业余滑翔运动员训练班，经过四十五天的学习，于8月29日举行了第一阶段的结业式。这一批运动员男女生共三十八人。他们来自首都各大、中学校，他们大都是航空模型和跳伞运动的积极分子。到结业时，他们已经初步掌握了飞行知识和滑翔技术。

第4版()专栏： 蒙农牧业考察团来我国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31日电 根据1957年中蒙文化合作协定来我国访问的蒙古农牧业考察团，今天上午到达呼和浩特市。

第4版()专栏： 风见章到北京 新华社31日讯 日本社会党顾问、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和他的秘书川田寿今天下午乘飞机从乌兰巴托到达北京。风见章是在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同机到达北京的，还有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参议员安部君子。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和各界著名人士廖承志等。

第4版()专栏： 赖若愚电贺英职工大会年会 新华社31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今天致电英国职工大会主席汤姆斯·威廉逊、总书记文生特·陶逊，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全体工人向英国职工大会第八十九届年会表示祝贺。 电报说，英国工会运动在为英国工人争取民主权利、改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斗争中，获得了很多成就。我们相信，它今后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英两国工人和工会已经建立了友好联系，并有着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共同愿望。我们相信，中英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将会日益发展。 中英两国工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工人愿意和英国工人一起，共同为保卫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为开展各国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与正常贸易、为禁止核武器、实现普遍裁军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第4版()专栏： 首都戏剧界座谈滑稽戏 “三毛学生意”相当成功 本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昨天在首都召开上海滑稽戏演出座谈会。田汉、陈白尘、凤子、侯宝林等以及上海市大众滑稽剧团的主要演员共二十余人出席了这个会。 会上，大家认为：大众滑稽剧团这次在北京演出的“三毛学生意”相当成功。特别是其中理发店一场，文彬彬扮演的三毛动作丰富，演得十分精采，有些地方颇有滑稽大师卓别麟的表演手法。这使滑稽戏达到了新的成就，也为我国的喜剧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田汉同志说，滑稽戏主要的特点是使人发笑。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笑，笑可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使人乐观。但是，片面的追求笑是不好的，要避免低级、庸俗的倾向。喜剧比一般戏剧更需要夸张的表演手法，但夸张和夸大不同。我们必需正确、恰当地来处理艺术上的夸张。 滑稽戏虽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但目前非常缺乏剧本，很多人在会上要求剧作家们能够重视并为滑稽戏剧作剧本。这个剧种的发展，还需取得新文艺工作者从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 （匀）

第4版()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29日讯 国务院7月26日任免一批国家机关、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任命陈穆、李绍禹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李菊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雅加达总领事； 何济林为长春畜牧兽医大学校长，曹荫槐、萨音为副校长； 朱宪彝为天津医学院院长，李自牧、蔡公琪为副院长； 苏坤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李震勋为大连医学院院长，张毅为副院长； 毕仲翰为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 曾震五为西安体育学院院长； 郭若珍、温志忠为青海民族学院副院长； 浦敬铨为福建医学院院长。 免去赵仲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雅加达总领事职务； 邓叔群的沈阳农学院副院长职务； 李震勋的大连医学院副院长职务； 朱献民的合肥矿业学院副院长职务； 黄开云的福建医学院院长职务，浦敬铨的副院长职务。

第4版()专栏： 北京市大学生下乡 本报讯 8月20日至27日，北京师范大学暑期留校的大部分同学和教师三百人，到西郊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现在已经胜利返校了。 在美丽的西山脚下，一队队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进行着间苗、除草、刨白薯、集绿肥和摘蓁椒等多种多样的农业劳动。虽然他们干活很不熟练，工作效率也不太高，但是在农民耐心细致地帮助下，质量达到了一般要求。他们虚心学习和认真劳动的态度也时常受到社员们的夸奖。虽然他们腰弯得发痛，腿蹲得麻木，两手磨出了血泡，背上晒脱了皮，但是他们说：这正是对我们的考验，是劳动锻炼的好机会。一位同学说：我们天天都要吃饭，但一看见就是白面、大米、大白菜，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来的。通过这短短的几天劳动，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劳动世界，懂得了一个最平常的道理：一粥一饭来处不易。 大家在晚上和下雨天还进行了访问。这个社从成立以来年年增加收入，1956年平均每户收入四百六十元，生活水平不比城市差多少。通过访问，大家亲眼看到的农村生活，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对农业合作化的诽谤。 （郭定达） 又讯 最近，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了三百多同学，分别到丰台区小屯乡社和黄土岗社与农民一起进行了三天体力劳动。 每天清晨五点半钟，他们就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和老乡们一起下地干活了，和社员们一样收割老玉米、锄草、拔萝卜、背白菜……。炽热的太阳，弯腰曲背的持久劳动，割破了的手，这一切都成了他们的考验与活的教材。 晚上，他们访问了农民，参加了座谈会、辩论会。在这里他们亲眼看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片繁荣景象，看见了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的空前提高，看见了农村社会改革中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一切给广大同学上了生动的社会主义一课。 （沈恒滋，冯乃谦） 又讯 北京航空学院暑假中留校的学生，踊跃地参加了校内劳动。 从8月12日起到22日止，有九百多人参加了校内学生宿舍工地挖土抬土的工作。这一劳动基本上是义务劳动，但是，学校为了使学生在劳动中能得到一定的报酬，发了一部分临时工资，其中30％作为劳动中给国家创造的价值，70％由学生会作为学生学习、生活、伙食和假期中重大有益活动的补助费用，使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领取了这个补助后，就可不再领助学金。这样既节省了国家的开支，也贯彻了勤工俭学的精神。

第4版()专栏： 他受到社员的赞扬 韩定纲 余齐兴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他的家在浙江省天台县宁协乡宁益高级社。这次他热爱劳动的行为，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余齐兴到家后，就下田与社员们一起，车水抗旱、割稻、耘田。在炎热的太阳下，他被晒得浑身流汗，社员们劝他休息休息，他却毫不在意地答道，我这样在太阳底下，锻炼锻炼也有好处。熟悉他的人路过田边问他，“你是个大学生，参加农业劳动行吗？”他说，“在大学里做大学生，到农村就得做农民”。 余齐兴除了不间断地参加田间劳动外，还在村中进行各项政策的宣传，又帮助社里工作，成为群众爱戴的宣传员和不辞辛劳的社干部。当他刚到社里时，发现社员思想有些波动，他就主动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在总支的领导与支持下，和社内干部一起，分析了情况，找出了混乱的原因，召开了社干部、社员等会议，用回忆对比，算细帐，肯定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合作化政策是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政策，并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可能碰到的一些困难，严厉地批驳了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谬论和罪行，使群众提高了觉悟，澄清了混乱思想，明确了是非，找到了方向。大家都说，“齐兴的会开得真使人听得有条有理。” 他还帮助社里整理农具，做些杂活，搞了好几天，社里要给他记工分。他说，这样轻微的劳动，还要记什么工分？ 余齐兴的各种举动，当地的人们无不赞扬。社里的干部和群众都说，过去的大学生回家，总是眼睛朝天。齐兴却始终是简单朴素，刻苦耐劳。这真是共产党教导得好。

第4版()专栏： 大学生做了“第二队长” 韦蕴经 家住在广西忻城县都乐农业社里的陆玉安，在暑假期间由华中农学院回来，就参加了社里的农业劳动。他每天当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就已经在稻田里和社员们一起干起活来了，黄昏时才和大家一起愉快地归来。 夏收夏种是个紧张的季节，陆玉安认识到“与时争谷、抢上季节、保证丰收”的重大意义，积极带头，社员在他的鼓舞下，生产劲头更大了。社员说，“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都出动抢收，我们更应该紧张起来啦！” 陆玉安在暑期里，不但参加了体力劳动，同一般社员一样每天得到工分。而且他还积极对社员宣传了党的政策，讲我国今后农业发展的道路，把自己在学校里学习到的一些知识传授给队长和社员。此外，他还主动地到队里协助记分员记算工分，使队员们能提前回家睡眠。他还帮队里秤谷子，帮助生产队长登记各项的收支数字。队员们都称他做“第二队长”。陆玉安放下了大学生的架子，勤劳地在暑期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给社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年老社员英志武说：“共产党培养的大学生，真是文武双全，这真从来没有见过。”（附图片） 北京大学学生在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园地里 钟山摄

第5版()专栏： 水陆运输空前畅通 今年前七个月比去年同期多运一亿旅客 据新华社31日讯 今年我国交通运输战线上出现了解放以来所没有过的新景象：铁路、海河和公路的运输都很畅通。今年前七个月比去年同期多运送的货物数量很大。据统计，火车多运的煤、粮食、木材、钢铁、矿石等物资达一千八百多万吨；海河方面，仅长江、黑龙江和沿海等主要海河运送的物资，就多达二百三十八万四千多吨；汽车运输方面，货运量增加一百多万吨。汽车、火车和船舶今年前七个月还比去年同期共多运送了一亿零三百八十多万旅客。 今年运输战线上所以畅通无阻，除了今年国家建设和生产计划比较平稳，为均衡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外，主要是各运输部门之间、运输部门同托运部门之间都进行了协作。今年上半年海河和铁路开展了水陆联运，一部分能够办理整批货物业务的港口、车站，都试行了联运；山东、江苏、福建和辽宁等省的公路系统也参加了联运。这些地区的运输，完全消除了车等船、船等车和车船等货的现象。过去由于车船脱节，有时货物长时积压在码头仓库；联运将车船衔接起来以后，有些物资直接从船上转装上车，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货物积压的情况。 海河运输部门今年调整了装卸设备和人力，对运输紧张的港口进行了及时的支援。今年6月底，上海遭受了八十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奇热，而且霪雨连绵，工人装货卸货很困难，港口积压了十多万吨物资，船舶又很少。这种情况在往年必定会影响到其他运输系统，以致发生全国性堵塞。但是，由于天津、大连、青岛、黑龙江等港务局抽调了大批搬运工人和装卸设备前往支援上海港，上海市委也将市内的装卸力量组织起来帮助装卸，上海港的紧张情况得以迅速改变。 今年，铁路、海河和公路运输部门，都主动同托运部门进行了协作。海河的各航务局和铁路的各管理局，都在各省市党委领导下，同地方运输、托运单位成立了联合办公室，互相研究货源和编制运输计划，既保证了货源也提高了运输计划的准确性。海河运输方面过去老感到货源不足，船舶和港口设备不能发挥潜力；今年通过联合办公室把由水路运送更合理的物资调拨给船舶运送，既减轻了铁路运输负担，也增加了海河运输货源。山东、河北、黑龙江等十二个省的地方政府今年还编制了货物流向图，使倒流、重复运输的情况大大减少。

第5版()专栏：工作研究 防洪标准及水库 顾文书 我国防洪建设在解放后短短几年内有很大的进展。但是，经历过几次大水的实际考验也暴露了这些工程的一些弱点。作者现就个人见闻所及，对于防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请有关方面和广大读者指正。 按千百年一遇 的洪水情况作设 计，标准过高 在进行防洪规划时，首先要确定防洪标准，即研究防御多大的洪水。这是设计一切防洪工程的经济依据。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少。有许多规划采取的防洪标准，不是根据经济分析结果确定，而是强调安全，低则防百年一遇的洪水，高则防千年一遇的洪水。这种过高的标准，对于防洪事业是不利的。这首先因为我国可能遭受洪水灾害的地区很普遍，如果受洪水威胁的地区都要求修建标准过高的防洪工程，按照国家的物力财力，是不可能的。其次，防洪标准定得高，对综合利用水库往往提出很难满足的要求，严重地限制了其他水利事业的合理发展。第三，我国各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渍涝灾害非常严重。目前所定的排涝标准都比较低，一般只考虑排除五年或十年一遇的内水。根据常理判断，当发生特大洪水的时候，内涝灾害一定也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高标准的防洪工程，只能解决洪水问题，而不能解决内涝问题。这样，究竟能获得多大实际效益，是值得研究的。 防洪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呢？这要根据防护对象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的技术经济条件，经过详细分析，进行经济比较，才能确定。一般地说来，在近期内可以采取普遍防洪和重点防洪相结合的方针。 普遍防洪就是在绝大部分地区内，结合排涝和小型水利工程，采用较低的标准。例如防御十年或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防御这种洪水需要的工程比较简单，大部分可以动员群众力量来完成。在我国幅员广大、洪灾普遍以及经济条件不大充裕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最快的也是比较现实的办法。而且，它的效果也不坏。现在很多地区的洪水灾害非常频繁，使人民疲于奔命。如果能把防洪能力提高到防御十年或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则人民可以有养息的机会，在物力财力方面国家和人民也都可以进行一些储备，再逢到大水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就不至于很紧张。 重点防洪是指在洪水灾害性质特别严重的地区，在国家经济和技术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比较高的标准。在今后几年内，重点可以放在整治黄河下游。因为如果黄河决口改道，北可达天津，南可夺淮河，其后果之严重是不能设想的，必须尽早治理。 在规划远景防洪措施方案时，当然标准可以提高一些；但也并不一定都非防百年以上的洪水不可。因为特大洪水的发生是带有偶然性的，所以有时也可以考虑在遭遇特大洪水时容许淹没一部分，现在有些同志往往强调洪水袭来时要死人，来为提高防洪标准辩护。实际上能不能避免死人，主要决定于事先能不能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单纯依靠提高防洪标准是不能完全解决的。 防洪不能单靠水库 现在有很多人对依靠堤防防御洪水的信心不足，希望在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当然利用水库蓄洪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修筑水库必须考虑下列因素： 一、必须有适当的地形地质条件，而且水库的地理位置必须优越。如果水库控制的流域面积很小，或离开发生水灾地点较远，那么，控制洪水的性能就差，防洪的作用不会很大。 二、要形成一个水库，尤其是大型水库，需要修建巨大的堤坝工程，有时要在水库上游淹没大片的土地，它的代价是很昂贵的。如果单独为了防洪而修建大水库，既不经济，也不容易实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利用水库蓄洪，应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是目前许多河流规划中有过分依靠水库解决问题的倾向。像淮河规划中许多已建和将建的山谷水库，控制的流域面积都很小，而造价相当高，不论从所起的防洪作用或从经济效果来讲，都是有很多问题的。大型水库工程需要国家付出巨大的投资，只有在充分发挥综合利用的效益的前提下才能决定兴建。修筑一个水库，应当同时能够发电和灌溉。这样不仅能推动工农业的发展，而且能给国家直接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使建设投资能很快的收回。如果只是为了防洪目的而修建造价很高的大水库，很容易使国家的资金呆滞积压起来。据我了解，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可以找到不少投资少、收效快、更经济、更合理的群众性防洪措施。如利用湖泊洼地蓄洪垦殖，培修堤防；举办小型水利工程和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程等等，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代替大型水利工程，取得良好的防洪效果。

第5版()专栏： 迎接国庆节 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天津职工全面展开竞赛 据新华社天津31日电 为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迎接国庆节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在天津市职工中全面展开。 天津市国营工业交通系统和地方工业系统最近先后修订了增产节约计划，把全市工业系统原订的二亿二千五百万元的增产节约计划，提高到三亿五千万元。 在掀起这次竞赛高潮的前夕，天津市的领导部门曾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一方面，从7月开始，发动并组织各工业企业的一千名业余讲解员，向全市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另方面，各工业企业在评选天津市第二季度先进生产者和先进集体的时候，贯彻进行了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使得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进一步高涨，许多工厂的职工提出了“以生产实际行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号。 这次竞赛将同整风同时进行。为此，有些工厂已经组成了整风领导小组和竞赛领导小组，以保证整风、竞赛两不误。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职工曾先后掀起两次竞赛高潮，使得天津市工业系统由原材料严重缺乏转变到基本缓和，保证了上半年度生产计划的超额完成，并增产节约了一亿六千万元。从7月开始，各工业局、各公司和各厂的领导干部们，就普遍地深入基层，总结和检查了上半年增产节约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并且同车间、小组的职工一起研究了生产关键问题。

第5版()专栏：读者来信 难道这也叫节约？ 从前买的球鞋，在靠近小脚指和脚掌旁边的地方都有一块皮子，后来又改成布的。近两年，有些橡胶厂以“节约用布”为名，把这两块布也给取消了。布是节约了，可是球鞋的寿命大大缩短了。 从前一双贴着皮子的球鞋能穿八九个月，现在的球鞋只穿三四个月，小脚指那地方就破了；“解放牌”的白球鞋，只能穿一个半月。这种作法，难道也能叫节约吗？ 陈秉钰

第5版()专栏： 上海提供了多少消费品？ 八年来，全国六亿人口平均每人能从上海得到四十一尺棉布，每两个人有一双胶鞋，每十个人有一支金笔和一个手电筒；有四、五千万个家庭能够从上海各得到一个热水瓶和一个洗脸盆。 据新华社上海31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立报道：现在全国人民从上海得到的消费品比八年前多了一点八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上海消费品生产每年平均增长12.6％。 在过去的八年内，上海提供给全国人民的生活用品数量十分可观。 如果以六亿人口来平均分配，每人能够得到四十一尺棉布，每两个人有一双胶鞋，每十个人有一支金笔和一个手电筒。假使每个家庭用一个热水瓶和一个面盆的话，上海出产的热水瓶和面盆，就可以满足四、五千万个家庭的需要。 一般都有四五十年历史的上海各个消费品工业，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八年来，轻工业增长了二点八倍，原来基础最好的棉纺工业也增长了一点三倍；具有四十年历史的橡胶业，前三十一年发展的结果只能年产三千万双胶鞋，而今年已经上升到六千五百万双；历史更久的造纸业，今年纸的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五倍多；过去生产规模就比较大的卷烟、肥皂、油脂、金笔等行业，生产分别增长了一倍到四、五倍。 八年来，上海出现了一万多种新花式新品种的消费品；其中有很多是为了满足生活上升中的农民的需要而设计的。农民反映过去的热水瓶在田间干活时不适用，装水不多又容易跌倒，上海的热水瓶厂就试制了一种八磅矮胖热水瓶，受到农民的欢迎。许多种新的药品、钢笔、儿童玩具和唱机，价廉物美，适应农村的购买力水平。从来没有为兄弟民族做过日用品的一些行业，这些年来试制了很多适合他们生活习惯的搪瓷用品、手摇缝纫机和舞蹈用的皮鞋。金笔、收音机、唱片、幻灯和体育用品等行业，也年年都有许多新的花色品种问世。 上海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高级产品。制药工业增加了像异烟肼、烟酸等许多种重要药品和几十种技术要求较高的原料药。这里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抗生素工厂以后，现在能生产的抗生素已有青霉素和金霉素两种。人们渴望多年的国产手表，在前年试制成功以后，目前在筹建工厂。从前以修理为主要业务的收音机、钢琴等行业，现在都变成了能够独立制造的工业行业，他们所制造的钢琴，还远销国外。

第5版()专栏： 安徽提前完成五年建设计划 建设项目 804个 建筑面积 210万平方公尺 新建住宅 可住20万人 本报合肥31日电 安徽省已经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任务，预计到年底可以超过原计划49.1％。 安徽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的投资数量比1952年的实绩增加三倍以上。规定的建设项目共有八百零四个，大部分是新建工程。五年内建筑面积约为二百一十多万平方公尺。 因为超额完成了这个计划，安徽原来落后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年来，建立了肥料工业和农具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了电力、冶金、煤炭、化学工业和轻工业。许多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现在能够生产了。搪瓷、玻璃器皿、金笔等人民生活必需品过去全靠外省输入，现在省内已经成批生产。安徽制造的砂轮、软木产品已经畅销全国，其中软木砖还向国外大量出口；很多机械也能支援外省。这几年，对矿藏资源也进行了调查，证明安徽省地下资源极为丰富。这就为安徽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全省农业、水利、交通、邮电、文教卫生事业的基本建设工作和城市建设工作也有显著成绩。全省已经建立起十三个拖拉机站，增加拖拉机八百五十三标准台。全省新建六个水库，完成了大批中小型水利工程，使水旱灾害显著减轻。在邮电事业方面，已经实现了乡乡通电话。另外，大中学校新增加学生座位十万五千多个；新建的住宅，解决了大约二十万人的住宿问题。

第5版()专栏： 右派分子的谰言不攻自破 佛子岭水库效益显著 据新华社合肥31日电 佛子岭水库建成以后，三年来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效益。这一事实，粉碎了安徽省科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程士范恶毒攻击治淮工程，说“佛子岭水库的连拱坝是胡闹”的谰言。 佛子岭水库工程是1954年完成的。当年7月份就遇到大洪水。当时渒河上游来水量达六千秒公方，经过水库控制，下泄量降低到六百秒公方。1956年也遇到大洪水，水库上游最大来水量有七千四百秒公方，经水库控制，下放的流量却只有一千三百秒公方。这两次大洪水期间，佛子岭水库不但保障了渒河下游七十多万亩农田免受灾害，还大大减轻了淮河干流在汛期的负担。今年5月间，正当小麦成熟的时候，佛子岭水库上游地区连续降了三天暴雨，洪水总量达一亿零四百万公方，但凶猛的洪水又被连拱坝挡住了，保住了渒河两岸的小麦没有受灾，出现了历年未有的丰收。 佛子岭水库建成以后，水库的水电站就开始发电。佛子岭水电站现在发出的电力，不仅供应附近的磨子潭水库工地，还用高压线远送到合肥市，供应工业生产的需要。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的一年中，佛子岭水电站送到合肥的电就有二千五百三十一万多度。水力发电的成本低廉，这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 随着水库的建成，渒河航运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渒河下游六安至正阳关一百九十多华里航程，每逢枯水季节，连竹筏也难通行。如今由于水库常年调剂渒河水量，已经使得这段航道终年通航。 右派分子程士范造谣说：“佛子岭水库上游有几千万亩农田被淹了，不知有多少老百姓无家可归”。事实上水库淹没区只有一万一千多亩，其中还有二千四百多亩是山冲地。而水库建成以后，仅仅渒河下游常年受益的农田就有七十多万亩。蓄洪区需要迁移的二千零五十九户农民，政府对他们都作了妥善安置。为了移民，政府拿出的各项补助经费即达七十一万多元，还具体帮助移民新建房屋五千二百三十四间。移民汤叶和在迁移以后，曾在新房门上写了一副对联感谢政府的帮助。对联说：“拆旧房盖新房间间不少；蒙政府多照顾样样周全”。

第5版()专栏： 工地上的暴风雨之夜 8月26日夜，乌云密布，狂风夹带着雨丝，鞍钢煤气发生站工地上的灯光，显得更加微弱，可是大群建设者还在这里紧张施工。 时间到了8月27日早晨零点多钟，突然一声霹雳，暴风夹着骤雨，瓢泼似的倾注下来。 “不好，要塌方了！”不知谁喊了一声。贮煤槽刚挖好的基础坑哗啦啦地倾下一块来。负责挖沟排水的迟振东小组的工人发急了，他们都跳下去，泥浆溅了满身，一会儿就抢救好了。 使人不安的事故接踵而来。因为雨下得猛，水中含沙把排水井里的水泵龙头堵塞住了，水泵失去了效用，刹时工地上又积满了水。正在干活的组长郑福祥丢下工具，急忙赶到井边。他挥着右手高声喊道： “谁跟我下井去拔出龙头？” “我去！”“我去！” “年老体弱的留下！”郑福祥说完，领着六个组员一起跨入排水井。井内的积水浸着肌肤凉森森的，可是谁也顾不得了，一起用劲从淤泥里把水泵龙头拔了出来，水又哗哗的向外排着。 刘万仪领导的混凝土小队，这一天的工作更紧张。混凝土浇灌必须一气完成，如果中断一会，工程质量就保不住，遇到大雨也得继续干下去。可是，混凝土被雨水冲着也会降低质量，怎么办呢？工人孟庆风想出了窍门；用席子把基础盖住，当中切开一个口，向下浇灌混凝土。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跳板太滑。于占祥推着一车混凝土从上边经过，不小心滑了下来。他马上就想出了办法，在跳板上敷了一层矿渣，果然像平道一样了。大家积极努力，浇灌任务不到天亮就完成了。 早晨四点钟，雨渐渐变小，当晚所有的任务都超额完成，作白班的工人赶来的时候，发现工地上像未遭到暴风雨一样。施工继续进行着。 ·新华社记者 张向波·

第5版()专栏： 李连琴当了先进生产者 孙光 天津国棉四厂有个工人叫李连琴，去年一连十一个月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李连琴原是乙班六组的工人，以前的生产成绩虽不算好，也不算坏。但是，自从跟小组里的一个同志闹了一次意见以后，心里就结了个疙瘩，两个人见面总是不说话，生产热情也不如从前了。加上结婚以后，家务事多了，情绪更消极，渐渐对生产也不关心了，经常因小事旷工。她上班的时候，小组里的人谁也不理她，每次开会，她不来还可以，一来就狠狠地批评她。她说：反正我落后，你们进步，你们越批评，我越不参加。她嘴虽硬，但心里却有点害怕，每次走进工厂的大门就不想往里走了。因此，团小组便认定她是个死落后分子，准备开除她的团籍，有的人并要求把她调走。 领导上觉得六组的工人没有耐性，便决定把李连琴调到乙班三组去。 乙班三组是厂里的一个先进小组。李连琴听说调那里去，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大家怎样对待她。她是抱着准备被歧视的态度到三组去的。第一天，见到三组的工会小组长相玉兰的时候，就说：“我给你们现眼来了”。 相玉兰是个很好的工会小组长，李连琴没来以前，她就分析过她落后的原因，并且决心帮助她。她很热情地对李连琴说：“我们正需要像你这样的老工人呢！”小组里的工人也很热情地欢迎她，鼓励她，给她介绍组里的情况和新车的性能。休息的时候，大伙把她拉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下班后，车间要开会，组长对她说：“你有小孩，提前回去吧！明天我再告诉你会议内容”。同志们这样关心她，在六组是从来没有的。她心里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 有一天，李连琴生病，医生没有看出来，没给她开假条。她想：你不准我假，我就旷工，于是没请假就回家了。下班以后，相玉兰和岳长兰冒着小雨去看她。她俩一面安慰她，一面批评她旷工的错误。第二天，相玉兰又给她请了大夫，并把准假证明送到她家里。李连琴回想：过去要是生了病，又说我装着玩了，这回可不同，以后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了。李连琴病好以后，工作挺有劲，两天的功夫就学会了一项先进经验。小组看她有了进步，立刻表扬她，还让她在小组技术学习会上表演操作法。李连琴就这样积极起来了，去年连续十一个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李连琴转变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厂。乙班六组的工人知道了，就虚心学习三组的经验，把小组里的田宝季也改造过来了。现在，六组也成了先进小组。（附图片）

第5版()专栏： 多亏了张大姐 陶来 许昌烟厂有个女工叫寇秀英，和爱人俩都盼着有个小孩子。夫妇俩还常为这件事生气，甚至闹着要离婚。寇秀英很苦恼，生产情绪也常受影响。1954年，全厂女工进行了身体大检查，寇秀英发现自己有子宫炎，所以不能生育。这种病可以去市人民医院治疗，但是人民医院离工厂远，又不是三两次可以治好的，慢慢地她就懒得去了。工厂里还有一些女工也生这种病，工会女工委员张秀云看到这种情况，就建议行政成立妇女卫生室。行政方面接受这个建议，但找不到卫生员。张秀云就主动到人民医院去学习。一时学不会的东西，就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慢慢地，她学会了冲洗、上药和打针等简便治疗方法。从这以后，张秀云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天早天晚和星期天，只要女工有病找她，她都热心去治。寇秀英的子宫炎经过长期冲洗，慢慢好了。去年，她添了一个胖娃娃，她爱人再也不闹着离婚了，夫妇俩感情非常好。向来沉默寡言的寇秀英，现在变得有说有笑，像换了个人似的。寇秀英常对人说：“多亏了张大姐，多亏了咱们的卫生室。”（附图片）

第5版()专栏： 挤掉了黄色小说 文操 北京市第二工程公司四工区有个俱乐部，每天都有七、八百人在那里看书看报和进行其它文化娱乐活动。但是，有些工人却不愿意到俱乐部去，一下班就躺在床上看黄色小说。有的工人受黄色小说影响极深，神魂颠倒，精神萎靡不振。青年工人张景敞，看了宣传吃喝玩乐的“阴山背后”以后，写了一张“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纸条，贴在床头上当作座右铭。 俱乐部曾经找这些同志开会，向他们讲看黄色小说的害处。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们说：“看你们俱乐部那些书不过瘾，不起劲儿。” 俱乐部图书室组长孙宝恒，曾经对黄色小说迷华荣芝讲过几次，请他到图书馆去借阅新书。每一次，华荣芝当面都答应了，实际上还是手不释卷地看黄色小说。有一次，孙宝恒叫跟华荣芝住在一起的图书室积极分子把一本“白蛇传”放在华荣芝的床边。华荣芝看完了黄色小说，顺手抓起“白蛇传”翻了翻。他觉得还不错，一气就看完了。过了几天，孙宝恒又托人把一本“聊斋志异”放在华荣芝的床头上，华荣芝又看起来。华荣芝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这个积极分子突然去要书。华荣芝说了很多好话，要求让他看完，还问这些书从哪儿借来的。这位积极分子便趁机对他说：“咱们图书室里有很多写英雄、模范事迹的书，比‘白蛇传’还有意思呢。”他把图书室都有哪些书详细地告诉了他，还告诉他借书的方法。从此，华荣芝就经常在俱乐部借书看，再也不看黄色小说了。 工人许克刚跟华荣芝一样爱看黄色小说。俱乐部主任铁恩祥、图书室组长孙宝恒等同志都劝过他，甚至用开玩笑的方式把他的黄色小说藏起来。可是还改变不了他的爱好。一个星期天早晨，铁恩祥听说许克刚要进城，就托他到新华书店买书，想引起他对有益的小说的兴趣。第一次没有成功，许克刚说他爱看的书一本也没有找到。他第二次进城的时候，铁恩祥又叫他去，并且叮嘱他看看三国演义、新儿女英雄传等书，如果觉得好，就代图书馆买回来。许克刚以前没有看过这些书，不知道它们讲的是什么，这一回在书店里翻一翻，觉得比黄色小说还有意思，于是，他从此就不看黄色小说了。 这个工区的俱乐部图书室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爱好，用主动介绍、逐步诱导的办法，改变工人们看黄色小说的爱好。所有以前爱看黄色小说的人，现在都成了图书室的热心的宣传员，他们到处跟人说：“我们的图书室多好呀！想看什么有什么，那些书真够味，看了浑身是劲。”

第5版()专栏： 武汉长江大桥验收接交筹备处的检查人员正在检查桥梁上的钢轨。他们已经检查了一个多月，认为大桥工程质量基本良好。 新华社记者 李九龄摄

第6版()专栏： 世界各国青年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出席世青第四届代表大会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 胡耀邦 由十五位代表组成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联欢节之后出席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第四届代表大会。大会是在8月16日至23日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以及基辅的政府和人民为准备大会所表现的热情好客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它将把世界各国青年友好合作的事业推进到新阶段。本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争取和平，扩大同各种不同倾向青年组织的合作，以实现世界青年大团结的问题。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各国会员组织以及一些非会员组织对这个问题都很关心。参加本届大会的，除了来自八十个国家会员组织的三百二十位代表外，还有一百四十一个非世青会员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组织的一百七十四位观察员以及十四位特邀来宾，他们一共来自一百零三个国家。南斯拉夫人民青年联盟、印度国大党青年部、日本青年团协议会、全日青妇、日本社会党青年部，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社会党及激进党青年组织，都派有观察员列席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等也致函向大会祝贺。本届大会能够有比历届都要广泛的代表性，是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以下简称世青）近年来的努力分不开的。1955年8月世青理事会华沙会议以来，世青以对广大青年负责的精神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实行同其他国际性和全国性青年组织扩大接触加强合作的政策，都使青年组织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使本届大会获得了更多组织的支持。 世青主席布伦诺·柏尼尼代表执委会向大会作了总报告，总书记雅克·德尼代表执委会作了修改章程的报告，提出了新章程草案。在讨论中，共有八十个国家的九十多位代表和观察员在大会上发言。经过大会、小组委员会的讨论和会外协商以后，大会通过了关于总报告的决议、呼吁书以及其他决议，制订了新的章程，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 当前的国际局势受到大会的关心。许多发言和大会的决议，都谈到了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和反对殖民主义问题。我们听到了日本、英国的朋友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吁。我们听到了欧洲国家青年代表要求裁减军备反对原子备战政策的声音。我们也听到了阿拉伯国家朋友们对于西亚北非局势的忧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青年对于殖民奴役的控诉，更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大会根据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指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大会的决议和呼吁书号召所有青年组织采取联合行动，争取立即停止试验和禁止热核子武器，争取普遍裁军，缓和国际局势，努力消除殖民主义祸害，保卫世界和平。这些，都反映了广大青年的共同愿望。 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人类的进步，是世青一贯的政治纲领。世青成立十二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个政治路线的正确。但是，世青所走过的道路也向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像世青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应当采取怎样的工作路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呢？在这方面，世青在过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经验。因此，本届大会在讨论如何进一步争取和平和友谊的时候，着重研究了世青今后的工作路线。中国青年代表团认为大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有利于青年组织的国际合作和进一步改善世青的工作的。 那末，大会所决定的新的工作路线究竟有那些特点呢？ 首先，本届大会的决议和新章程强调了合作原则。新章程把“促进一切国际与各国组织及世界青年的国际谅解与合作”，规定为世青的基本任务。新章程并且规定世青除倡议举行或自己举行国际活动以外，还应“支持其他组织或与之联合举办各项活动”，“赞助或具体帮助各国组织举办的国际的、双边的及一国范围内的活动及交往”。这个方针，受到大会参加者的热烈拥护。许多朋友及我国代表团在发言中都强调了各国青年组织及个人之间交往和接触的重要性。这些发言指出，各国之间的双边活动或多边活动，对于增加了解，消除隔膜和误会，加强国际合作有很大的意义，像世青这样的国际组织应当支持这些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者干涉人家的内部事务，而是为了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和寻求知识。这是因为，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长处或短处，我们应当学习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各个青年组织的政治倾向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可以在和平友谊的目标下找到共同的语言。本着这个目的进行来往，就可以对各国青年的友好合作作出贡献。 关于世青组织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原则，这就是：求同存异，平等相处和耐心协商。 所谓求同存异，就是使各个青年组织在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允许保留各自的不同点。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世青同非会员组织的关系，而且适用于会员组织之间以及会员组织同世青的关系。为了作到这一点，新章程除了继续说明世青包括各国不同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活动形式的青年组织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例如，原来的章程规定必须接受和遵守世青章程，忠实地和一贯地支持民主原则并努力实现这些原则的，才能入会。而新章程只规定“一切青年组织或理事会以及从事维护青年利益、进行青年活动的组织，都可以成为世青会员”。除此之外，新章程还建立了一种新的入会形式，即联系会员制度，以便吸收那些只接受世青章程一部分内容，参加世青某一些活动的组织。这些新规定，扩大了会员入会的基础，有可能使更多的青年组织参加世青或同世青建立联系。而在入会以后，新章程也容许各个组织保留自己的不同点，如规定同时可参加其他组织，世青的决议如不同意可不执行等。我们相信，这些原则将可以促使世青在各国青年所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求得一致，而对意识形态上和次要问题上的分歧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从而有利于扩大国际合作。 平等相处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也在新章程中有明文规定。新章程强调了会员组织自愿联合的基础是“平等及互相尊重自主权”，这是原章程没有的。原章程中规定世青应“协助尚未建立民主青年组织的地区成立民主青年组织”以及“不遗余力地推动各青年组织在全国规模上进行自由自愿的合作与联系”等条文，在新章程中也已删去。虽然，像某些代表在会上说的，他们并没有发现世青过去有妨碍他们自主权的事例；但是新章程的上述改变，就可以使更多组织解除顾虑，愿意同世青合作。此外，为了保证会员组织有平等权利参加世青的决策，新章程将世青的领导机关改为会员组织大会，规定所有会员组织都有权派代表参加，讨论世青的方针政策及具体活动。关于会员组织在大会中的投票权问题，本届大会采纳了这样的办法，即：每届大会规定下一届大会各国票数分配，最多票数和最少票数相差不超过一倍；每国所得票数在国内各组织间的分配由各该国自己协商，不能取得协议时由世青会员组织大会仲裁。这个办法是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原则之上，而又照顾各个组织的特殊性的。它保证了各国会员组织在世青领导机构内实质上的平等。以上这些，说明世青在努力创造条件使各会员组织不论大小其意见均能受到尊重。我们认为，对于世青这样一个包括大国和小国，包括会员较多和会员较少的组织，并具有相当强大力量和很高威信的国际组织来说，以平等和尊重别人的精神去对待那些愿意同世青接触和合作的团体和个人，是十分必要的。 新章程强调了世青的联络性质，取消了原章程中那些使世青成为较为集中的组织的规定。如会员必须遵守和努力实现世青代表大会、理事会、执委会的决议等条文，新章程中都已删去。新章程规定执委会和局都只是执行机构，对于这些机构的决定，甚至会员组织大会的决议，会员组织如不同意都可以不执行。在这些新规定之下，世青只有坚持耐心协商的原则来处理工作，才能动员大多数会员组织来实现共同的愿望。近年来的事实和本届大会的经过都证明了这一点。应当说，本届大会中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例如，新章程草案中关于会员可以有双重会籍的规定，就曾经有过异议；对执委会名单草案也有过不少意见。但是，经过比较充分的协商，这些问题终于取得基本上的一致，使大会的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关于会员组织投票权的分配办法，今年2月柏林执委会会议上曾经有过三种不同方案，以致没有能够写进章程草案中去。但是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本届大会期间的协商，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些事实都说明，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少数人的意见不强使多数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也不强使少数人接受，而坚持耐心协商的精神，是当前国际青年组织扩大国际合作比较恰当的作法。 除了上面这些原则之外，我们认为执委会的选举结果也是一种新的趋向。许多代表要求执委会应有合理的地区分配，特别是保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适当比例。这种意见得到大会的支持。为此增加了执委会的名额，选举的结果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青年组织的代表在执委会中占了二分之一以上。 中国青年是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人类进步的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我们主张发展各国青年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来往，也一贯支持世青的活动。中国青年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到基辅去参加世青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我们同意执委会向大会提出的各项文件，认为这些文件代表了广大青年的愿望，反映了世青大多数会员组织的意见，有利于世界和平和青年组织的国际合作。同时，我们在大会发言、小组委员会讨论特别是会外协商中，也对一些具体问题和分歧意见提出了我们的看法。现在，大会已经取得了结果。我们对于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新章程是满意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及我国其他青年组织决心努力实现这些决议。我们号召全国青年继续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更加关心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各种国际活动，关心各国青年朋友的斗争，积极支持世青的活动，为实现各国青年共同的美好愿望作出新的贡献。

第6版()专栏： “消息报”刊载权威论文 苏联洲际导弹能回击任何地方侵略者 美国侵略基地网已成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弱点 本报莫斯科31日电 苏联试验洲际导弹成功，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和技术能够达到多么巨大的成果。这是波克罗夫斯基教授在今天“消息报”上发表的关于洲际导弹的文章中的论点。他是少将工程师、技术博士。他说：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报纸怎么写，苏联军事力量无论怎么强大都是反抗侵略和维护和平的因素。他的文章中谈了洲际导弹的优越性。他说：普通的远程火箭不能超出一个洲的范围，不能飞过大洋。美国以为一旦在欧亚战争时，美洲不受火箭的攻击。美国在欧亚建立了军事基地网，想在战争时以空军和火箭打击任何国家，而美国领土不受火箭的影响。洲际导弹的出现，根本改变了这种形势。现在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侵略者已经躲不开火箭的回击，这些火箭能带强大的核子武器，出其不意和准确地射到目的地。美国的军事基地网失掉从前的意义，分布在这些基地上的军队和军备终于不成为军事和政治的力量据点，反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成为弱点。 波克罗夫斯基说：洲际导弹应有一秒钟五至七公里的初速。用普通方法得不到这样速度，甚至原子能发动机也不能帮助。苏联运用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五十多年前的多层火箭思想实现了。洲际导弹带着几部发动机和燃料与氧化剂。一批燃料和氧化剂用尽时，抛掉一部发动机，靠其余发动机加速前进。洲际导弹虽然结构复杂，但射向准确。到目标时偏差不过一二十公里。这在强大的核子爆炸的威力范围。洲际导弹可以从不大的场子射出，这种场子不同于飞机场，可以较快修好并且容易伪装，所以实际上难以破坏。洲际导弹飞得非常快，飞到几百公里高空，任何飞机和现代化的防空工具都不能击掉它。连用无线电操纵的飞机也远不能与洲际导弹比拟。

第6版()专栏： 英国物理学家曼德尔逊承认 苏联在科学上已占主导地位 新华社30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物理学家曼德尔逊最近在“观察家报”著文说，目前苏联在科学方面已经占了主导的地位。苏联平均每一个科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员要比英国或者美国多。 曼德尔逊说，苏联获得了一些“非常实在”的技术成就。他举出了苏联喷气式客机、在制造第一艘巨型原子发动机破冰船方面的进步，以及不久以前投入运转的轰击原子核用的“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 在谈到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时，曼德尔逊写道，在苏联，“人们希望科学家能够很好地为科学而思考，科学家不必为寻求实现他的主张所必需的手段而花费时间；行政工作人员和会计人员就可以为他们做到这一点。有组织得很好的技术服务人员去关心供应和维护装备，科学家不必为此操劳。 曼德尔逊着重指出，苏联科学家的待遇很好。美国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挣的工资只为不熟练工人的五倍，英国只为七倍，而苏联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挣的工资约为不熟练工人的二十五倍。他还指出，由于有了这些保证，苏联科学家就能专心致力于科学工作。 曼德尔逊在谈到培养科学工作人员的问题时写道：“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的是大学生科学实验室里的充实设备，他们可以在这些实验室里用许多贵重和复杂的科学研究仪器，如电子显微镜和精确摄谱仪等自由从事实验。莫斯科一年造就出五百个物理学家，而英国的牛津只能造就出七十名。这就是说，莫斯科学习物理的学生人数为牛津的十二倍。在莫斯科的教授——教师队伍中，有七十名是物理学教授和教师，而牛津却只有五名。” 曼德尔逊写道，显然，苏联花在科学方面的费用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得多。

第6版()专栏： 苏联大力兴建发电站 去年发电量相当于1913年的一百倍 本报莫斯科31日电 苏联正在建筑一百四十多座水力和火力发电站。它们建成后将增加几千万瓩发电能力。这是苏联再接再厉发展电力生产的表现。由于注意国家电气化，苏联早已扭转革命前俄国落后的情况，在电力生产方面跃居世界第二位。去年苏联发电量为一千九百二十亿度，约为1913年的一百倍。 苏联欧洲部分在建立统一的电力系统，它将把中部、南部和东部的巨大电力网联接起来。将架设四、五百瓩的高压电线，以输送电力到达各处去。伏尔加河上水电站所发的电力，当地是用不了的。所以古比雪夫水电站的电力经过高压电线输送到了中部工业区，年底还要输送到乌拉尔。到后年，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电力将输送到莫斯科和顿巴斯。到那时，欧洲电力系统将统一起来了。

第6版()专栏： 莫洛托夫任驻蒙古大使 本报莫斯科31日电 真理报今天刊载一则消息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为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前任大使瓦西里·伊利奇·皮萨列夫改任为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第6版()专栏： 苏联堪察加资源丰富 最近发现有许多贵重的矿藏 本报莫斯科30日电 堪察加富源在苏联科学家的研究中。目前在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举行了科学会议。在许多报告中，水产和矿产问题最受注意。堪察加是太平洋一个丰富的水产区，现在一年捕鱼蟹二百二十万公担，几年内可以扩增一二倍。最近几年在堪察加找到许多贵重的矿藏，发现了水银、锑、钼、铜、金、煤和石油蕴藏的地质结构。那里也有硫黄和建筑材料。堪察加地下的温泉非常有价值，它可以变为高压的蒸汽。堪察加西部海岸富有泥炭，其蕴藏量约占全苏十分之一，它可以用作电力燃料和农业肥料。

第6版()专栏： 民主德国合营企业不断增多 全国又有近千私营工厂申请公私合营 据新华社柏林31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到目前为止，民主德国已经有将近四百家私营工厂有国家资本参加。到今年6月底，民主德国全国有九百三十九个私营工厂厂主申请国家资本参加他们的企业。这个数字占民主德国现有私营工厂总数的8％。其中有五百多份申请书已经得到国家各委员会的批准，其余仍然在考虑中。 到1957年6月底，有国家资本参加一年或一年以上的企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三百九十家。国家对这些企业的拨款共达五千九百七十万马克。国家资本在这些企业的总资本中平均占45％。这些工厂有40％是属于轻工业部门的。也有一部分工厂生产重要生产资料，如工作母机、仪器和压缩机、车辆和农业机器的零件、砖瓦、混凝土制品、轻型建筑钢板和其他物品。 这些有国家资本参加的企业明显地表现了它们的优越性。这些企业的产量在1957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0％；而其余私营企业的产量只增加了11％。

第6版()专栏： 捷机器制造业展览会开幕 展出各种产品达四千多种 本报讯 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届机器制造业展览会从9月1日起开始在布尔诺举行。这次展览会比过去两次展览会更为丰富多采。这次将展出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制造业各部门的四千多种产品，室内外的全部展览面积达十一万平方公尺。 今年展出的工业品有三分之二将是重型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其中包括近四百种新产品。精密机器制造业将展出约八十种新产品。汽车工业方面将有十八种新产品。农业机器方面将展出十四种完全新型的农业机器。捷克斯洛伐克新出产的“塔特拉603”型小汽车将是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这种汽车用空气冷却的发动机要比普通类型的发动机轻得多，只有一百六十公斤重。“塔特拉603”型小汽车的燃料消耗量很低（每一百公里只十二点五公升），但速度却很高，每小时可达到一百七十公里的最高速度。 今年的布尔诺展览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展览会之一。这个展览会的举行，不但对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去年的布尔诺展览会期间，曾有六十八个国家的工商界代表访问了布尔诺，并同捷克斯洛伐克有关贸易机构签订了总额达好几亿克朗的贸易协定。预期今年将有更多的各国工商界人士前往布尔诺参观。 （凌）（附图片） 布尔诺第三届机器制造业展览会一角

第6版()专栏： 匈牙利外交部发言人 谴责美国公使馆庇护明曾蒂 新华社布达佩斯31日电 匈牙利外交部发言人贾罗什8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给予明曾蒂居留权不但是滥用外交特权，而且是对匈牙利内政的公然干涉。 贾罗什说，匈牙利判处自己的公民纯粹是内政问题，不管是对一般政治犯或者刑事犯都完全一样。有人认为，外交使节在驻在国处于混乱状态、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暂时给人以居留权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即使按照这种说法，现在法律和秩序已经恢复，那么这种作法也是不对的。 贾罗什指出，美国国务院1939年关于外交居留权的规定也只规定给予那些由于群众暴乱而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逃亡者以居留权，但这只能到危险消除时为止。 明曾蒂是匈牙利的反动的红衣主教，在1948年因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被捕。去年10月反革命暴乱期间，他被反革命分子从狱中释放，逃到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他当时公开主张要彻底消灭人民民主制度。

第6版()专栏： 捷宣布竞选安理会席位 据新华社31日讯 纽约消息：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团8月31日发表声明，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将竞选1958和1959年安全理事会中原来属于东欧国家的一个非常任理事的席位。

第6版()专栏： 抗议联合国干涉内政 匈牙利各界人民群情愤激 新华社布达佩斯31日电 匈牙利各界人民抗议联合国“五人委员会”的报告以及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这个报告的浪潮越来越高涨。 8月30日，布达佩斯切佩尔工厂工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将切佩尔工厂二万二千多名工人亲笔签名的一份抗议书交给了匈牙利外交部长霍瓦特。霍瓦特向工人代表团说，匈牙利政府将派代表团去纽约，把这份抗议书和最近收到的成千成万份抗议电报和签名册一起交给联合国。 切佩尔工人的抗议书说，切佩尔工人特别对“五人委员会”报告中涉及切佩尔的部分感到愤怒。这部分硬说苏联空军轰炸了切佩尔，切佩尔工人曾经有组织地同苏军作战。这完全是捏造的。切佩尔不但没有落过一个炸弹，工人也没有同苏军作战。 切佩尔工人认为，联合国“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只能是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所进行的诽谤宣传的继续。他们要求把所谓“匈牙利问题”从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上撤消。 匈牙利人民军各部队官兵连日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了许多抗议信，在这些信里，有的战士说，他们参加了反对反革命的斗争，曾经和苏军一起并肩作战。他们对联合国的报告中说匈牙利军队反对苏军表示万分愤慨。 匈牙利天主教会主教团8月30日在“人民自由报”上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为了研究所谓“匈牙利问题”而成立的“五人委员会”的报告以及联合国大会即将对这个报告的讨论使主教团感到忧虑。根据这个片面性的报告讨论的结果将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威胁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主教团表示支持工农革命政府为了匈牙利人民的幸福和安宁以及巩固国际和平的努力。

第6版()专栏： 南蒙两国决发展合作 铁托接受泽登巴尔邀请将访问蒙古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31日电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8月30日晚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联合声明。 声明说，两国代表团满意地指出，它们在估计目前国际局势的基本问题方面的看法是非常接近的。两国政府深信保卫世界和平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它们认为，必须使所有国家，不论大国或者小国，一致为这个目的而努力，并且根据尊重独立、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互相尊重的原则，在和平和积极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它们的合作。 声明指出，这次会谈是在友好和诚恳的气氛中本着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精神进行的。双方除了就目前的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以外，还就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间的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表示愿意通过发展贸易的方法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并且决定由两国有关机构就这种合作的方式和范围举行谈判。 双方表示希望发展两国间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双方一致同意缔结一个文化合作协定。 双方一致决定继续直接交换意见和发展个人接触。 声明最后指出，铁托总统已经高兴地接受了泽登巴尔主席提出的请他访问蒙古的邀请。

第6版()专栏：简讯 简讯 苏舰队到阿访问 北京消息：苏联巡洋舰“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号”和驱击舰“无瑕号”组成的黑海舰队支队在8月30日到达阿尔巴尼亚港口都拉斯进行友好访问。都拉斯劳动人民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苏联军舰的到来。 捷开始兴建一大型煤气工厂 布拉格消息：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乌斯提城附近的乌斯因地方，30日开始了一座大型现代化煤气工厂的建筑工程。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乌斯因周围地区的煤气消费量到1965年时将比现在增加两倍，其中60％将由在乌斯因的煤气工厂供应。 阿南签订邮电协定 贝尔格莱德消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8月29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一个邮电协定，同时还签订了一个有关交换和运输邮件的议定书。 （新华社）

第6版()专栏： 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图五）

第7版()专栏： 亚洲又一个新国家诞生 马来亚联合邦欢庆独立 据新华社31日讯 吉隆坡消息：在万众欢呼“独立”的声中，马来亚联合邦首都吉隆坡今天在零时过后不久第一次正式升起了自己的国旗，演奏了自己的国歌“我的国家”。在这个庄严的升旗仪式中，一个亚洲的新的独立国——马来亚联合邦宣告诞生。 8月30日午夜有数万人参加升旗仪式。当市政大楼的大钟敲十二下的时候，曾经在马来亚上空飘扬一百七十多年的英国国旗最后一次降下来，象征着殖民统治的结束。激动的群众七次高呼独立。代表着新生的马来亚联合邦的国旗冉冉上升。这面国旗有相间的红条和白条共十一条，代表联合邦的九个州和两个自治州。旗的左上角有黄色的新月和一个十一角的黄星，配上蓝色的底，这是伊斯兰国家的标志。 拉赫曼发表演讲说，“现在是马来亚人民生活中最伟大的时刻，因为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将立即成为自由和独立的。”他指出，“东方天空上升起了一颗新的明星，又一个亚洲民族的自由的明星。” 随后，群众在早晨冒雨参加了在独立体育场举行的独立仪式。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应邀参加仪式。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各州苏丹等穿着金碧辉煌的民族服装在喇叭声中依次到场。最后，英国女王的代表格罗斯特公爵带着移交政权的文件到达。他在仪式上致词时宣读了英国女王的告马来亚民众书。 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的第一任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从格罗斯特公爵的手中接受了移交政权的文件，他接着发表了演说和宣读了独立宣言。拉赫曼在结束演讲时高呼“独立”，群众随即雷动般地欢呼“独立”。 在上午九时四十三分，在一百零一响礼炮声中，再次举行升旗仪式，随后还举行了祈祷。 今天，马来亚联合邦全国的市镇和乡村都集会庆祝独立。 据新华社新德里31日电 尼赫鲁总理8月30日晚上在录音广播中说，马来亚的独立是在觉醒中的和复兴的亚洲向前迈进的又一步。 印度各报今天以显著地位刊载马来亚独立的消息，祝贺马来亚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而取得自由。 “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旗报”等报纸还指出，英国仍将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马来亚的政策和经济。“印度斯坦旗报”批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拉拢马来亚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指责英国促使马来亚不邀请埃及、叙利亚、苏联和中国参加独立典礼。

第7版()专栏： 制止英国侵略也门 本报评论员 英国侵略阿曼的罪行尚未受到应有的制裁，现在它又对也门的贝达和卡塔巴地区发动了新的武装进攻。英国的侵略部队不仅出动了空军和坦克，而且公然违犯国际公法向也门阵地投掷毒气弹，因而使也门人民遭到很大伤亡。英国这种公然的侵略行为，又一次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极大愤慨。 也门地处红海海口，早在上一世纪，英国就侵占了原属也门的亚丁地区。也门在独立以后曾多次提出收复亚丁的正当要求，并和英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34年，也门被迫和英国签订了“萨那条约”。这个条约仅含糊规定在四十年内解决边界问题。后来，英国就利用“边界未定”的情况，用各种手段向也门境内扩张，侵占也门的领土。去年英国侵略埃及前后，英国对也门的侵略活动更加频繁。过去一年间，也门为此向英国提出的抗议先后就有三十八次之多。但是英国一直置之不理。 英国坚持对也门的武装侵略活动，不仅和掠夺也门的石油矿藏有关，而且是和它在中东的整个殖民活动分不开的。据西方报纸披露，去年8、9月间，英国在制定侵略埃及的计划的同时，制定了侵略也门的计划，准备在燃起侵埃战火以后，立即借口“保障亚丁安全”占领也门。由于侵埃战争迅速失败，侵略也门的计划未能实施。但是，英国为了弥补它在苏伊士运河区战略阵地的丧失，却加紧了对也门的侵略。许久以来，英国军队在也门边境的武装挑衅，就不断发生了。 现在英国在镇压阿曼人民的起义的同时，发动了对也门的武装侵略。英国显然是利用最近由于美国颠覆叙利亚的阴谋活动造成的紧张的中东局势企图混水摸鱼，把也门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 也门驻开罗公使馆在8月29日发表声明，指责英国的侵略罪行，并要求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促使英国放弃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英国外交部竟公开表示要继续对也门进行武装进攻。这就又一次暴露了侵略成性的英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英国对也门的侵略是帝国主义镇压中东民族独立运动的阴谋的一部分。也门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是保卫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毫无疑问，英勇的也门人民将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英国如果不立即停止这种蛮横无理、坚持侵略的好战行为，必将被反殖民主义的怒火烧得焦头烂额。

第7版()专栏： 苏丹外长重申不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 新华社31日讯 喀土穆消息：苏丹外交部长马哈古卜8月30日说，在目前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符合苏丹利益的。 马哈古卜在对中东通讯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苏丹正在奉行独立的政策，它准备同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进行同样的合作。 他说：“我们将接受任何财政援助，只要这种援助不附带妨碍我们独立的条件。”

第7版()专栏： 英国在马来亚破财又折兵 殖民将军感叹白打九年仗 新华社31日讯 吉隆坡消息：马来亚联合邦作战指挥部参谋长、英国军官南赛准将8月29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在经历了九年的马来亚联合邦“紧急状态”中，已经花费了六亿英镑和损失了二千多名军警人员。胶园和矿场所遭受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 据说，在被击毙的军警中，英国和英联邦军官兵占七百二十名，当地的警察占一千三百名。 南赛说，目前投入战争中的军队共有二十二个营，其中英联邦军十四个营，当地的陆军八个营，每营人数约六、七百名。此外，参加镇压的地方警察约有二万四千名。 南赛说，目前马来亚共产党武装队伍最活跃的地区是在柔佛州和霹雳州。

第7版()专栏： 拥护独立政策谴责美国阴谋 叙利亚人民敌忾同仇 约旦爱国人士加强地下斗争 新华社大马士革31日电 叙利亚政府和陆军总部不断接到从各地发来的许多谴责美国阴谋和要求政府坚持独立政策的电报和信件。 同时，这里的报纸每天都发表叙利亚各地的读者来信，抗议美国的阴谋和美国的政策。 大马士革的八千二百名工会会员在电报中说：“我们抗议美国对我们祖国的卑鄙阴谋，我们向我们的军队和民族政府致敬。”他们要求清除一切叛徒和帝国主义特务和阴谋家。 霍姆斯的一万多名居民在电报中抗议美国干涉叙利亚的内政，并且说：“人民和军队正团结一致保卫我们的国家，击退罪恶的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从大马士革以北的哈拉斯塔村发来的电报上有五千人的签名，电报说：“美国罪犯们安排了这样肮脏的反对叙利亚人民和军队的阴谋，企图废除叙利亚的开明政策而把艾森豪威尔主义强加给叙利亚，我们对这些美国罪犯的卑鄙行动感到愤慨。” 在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之间的朱巴尔有五千人签名发来电报说：美国使节汉德逊正在安排“破坏我们自由”的新阴谋，企图改变我们奉行开明政策的方针。 叙利亚各地人民在电报和信件中表示他们保持着警惕，充分准备同帝国主义阴谋展开斗争。 新华社31日讯 据塔斯社大马士革30日讯：“旗帜报”报道，约旦爱国人士加强了活动。全国各地每天都出现约旦全国阵线的传单，号召人民为反对约旦现政权而斗争。 这家报纸说，有大批约旦爱国人士被逮捕和关进集中营，许多人被杀害。

第7版()专栏： 美国校舍又缺又破 许多儿童将在草棚仓库车厢上课 据新华社31日讯 美国儿童将在教室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新学年，许多学生将不得不在堆煤的草棚下、仓库里、荒弃的货车车厢和公共汽车等地方上课。美国报刊发表的许多事实证明了这种情况。 前不久，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发表声明说，美国今年缺少教室十五万九千多间，有七万九千间破旧不堪、已不适合使用的校舍急待更换。据劳联—产联新闻处宣布，在肯塔基州“许多校舍已差不多使用了一百年”，它们的“走廊暗黑无光，而厕所则设在街上”。甚至在纽约这样的大工业文化中心，教室缺乏现象也十分严重。例如格罗夫街有一所学校是二百年前建立的，至今未大修过一次。据报刊统计，纽约第四号街和第十二号街各个学校容纳的学生人数要比这些校舍所能容纳的数量多一倍。甚至纽约市长有一次在参观一所这样的学校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纽约市的耻辱”。 美国报刊在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时指出，市政当局不肯拨付最起码的经费供修缮校舍之用，关于拨款建设学校的提案则年复一年地在美国各联邦机构和国会各委员会从事公文旅行。

第7版()专栏： 大马士革博览会开幕 中国杂技团将在会上表演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31日电 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秘书长阿卜杜斯塔尔·诺维拉蒂说，第四届博览会将在9月1日开幕。展览时间将为一个月。参加这一届博览会的有二十七个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印度以及若干西欧国家。 诺维拉蒂说，我们将要举办整个中东地区最大的一次联欢节。中国杂技团以及来自苏联、埃及、西班牙等国的艺术代表团都要参加这个联欢节。 诺维拉蒂谈到了中国杂技团和将要在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手工艺展览会。他说：“我们从订票的情况看到，中国杂技团十分受人们的注意。”

第7版()专栏： 艾哈迈德国王警告英国 也门不能再听任侵略 据新华社31日讯 伦敦消息：也门驻英国公使馆30日向英国外交部发出照会，强烈抗议英国空军继续轰炸也门。 这项照会说：“英国空军还在使用一切毁灭办法，继续进攻自由也门领土上的什乌格埃尔地区。从这看来，英国政府企图违反两国所缔结的协定，并且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用武力侵占这个地区。” 照会说，也门政府对这种连续不断的侵略行动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这种侵略。 这是也门公使馆在本星期第三次抗议英国的侵略行为。英国外交部硬说这个照会和“事实不符”，拒绝接受也门的抗议。 同一天，也门驻埃及公使阿布·塔莱布在开罗对英国的侵略行动发出了警告。阿布·塔莱布说，他在当天收到也门国王艾哈迈德的一封电报说：“英国对我国的进攻和挑衅已经一再进行了这样多次数，我们再不能听之任之了。” 阿布·塔莱布说，也门曾经想尽一切办法要同英国达成协议，但是，英国表现得丝毫不尊重国际法和条约。他说，也门“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措施来维护它的安全”。

第7版()专栏： “纽约先驱论坛报”辱骂也门要美国同英国一道逞凶蛮干 新华社31日讯 纽约消息：“纽约先驱论坛报”8月30日要求“采取干脆有力的行动方针”来“压制”也门。 这家报纸辱骂也门是“一块乱七八糟的土地”，责备它“靠近”埃及和苏联。它要求美国同英国以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等国立即“结成联盟，采取共同的政策”，去对付也门，而不要“拖延”。

第7版()专栏： 争取摆脱英法殖民枷锁 喀麦隆人民打游击战 据新华社开罗31日电 喀麦隆人民联盟领袖费利克斯8月29日在喀土穆说，喀麦隆人民正在继续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费利克斯在接见中东通讯社记者时说，虽然人民联盟现在已经被英帝国主义者下令解散，联盟的有些领袖被逮捕和驱逐出境，喀麦隆五百万人民摆脱英法帝国主义解放祖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仍在人民联盟书记领导下，以在丛林中进行游击战的方式继续在地下进行，联盟的书记幸而没有遭到逮捕。 费利克斯和另外十二个民族运动领导人员不久前被英国人驱逐出境。他们已经被允许在苏丹作政治避难。

第7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激战再起 新华社31日讯 阿尔及尔消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部队与法军之间8月29日晚上在德兰仙以北地区又发生激战。法军出动了空军助战。 在接近突尼斯交界的边境地区，近几天来有几个法军岗哨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包围。此外，在科洛附近8月29日有一列法国火车中地雷翻车。有不少人受伤。在福姆图布以南十公里的地方也有一辆法国军用汽车被地雷炸毁。在这前一天，在圣但尼杜西格地区还有一架法国“布鲁沙尔”型侦察机被击落，飞行人员当场毙命。

第7版()专栏：简讯 简讯 达曼葡军侵袭印境 孟买消息：驻达曼的葡萄牙军队在8月27日和28日晚间向印度境内开火。消息还说，葡萄牙军在萨凡特瓦迪的边境地区侵入印度境内，葡萄牙巡逻队在8月28日晚间在这个地区向印度巡逻队射击。 日本大学生前途暗淡 东京消息：据日本文部省调查，今年春天毕业的十三万名日本大学生中，到6月底为止找到职业的只有九万六千五百人。 文部省认为，如果就业困难的这种情况不见改善，日本将在明年春天毕业的十四万名大学生中，除了学自然科学的以外，其他人的“前途是暗淡的”。 法国平均每小时发生一桩车祸 巴黎消息：据官方统计，在法国马路上平均每小时发生一桩车祸。去年有八千二百八十三人被汽车撞死，有十八万零六百一十四人被撞伤。 意大利人口统计 罗马消息：据意大利中央统计局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为止，意大利全国有四千八百三十五万三千人。

第7版()专栏： 用空头支票哄骗黑人 美参院通过民权法案 据新华社31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参议院8月29日深夜以六十票对十五票最后通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民权法案。这个法案取消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骗取黑人好感而在当初提出的民权法案的所有积极内容。 最后通过的民权法案是众议院在8月27日通过而提交参议院讨论的一个修正后的法案。原来的法案规定联邦法院可以颁布禁令，防止剥夺黑人的一般民主权利，而且还规定联邦法院在审判侵犯黑人民权案件的时候可以不设陪审团。目前的法案规定联邦法院只能对侵犯投票权案件颁布禁令，同时还规定在一定情况下在被告要求重审时必须设立陪审团进行重审。 法案规定，只要被告是被处三百美元以上罚款或者四十五天以上徒刑的，他就有权利要求通过陪审团重新审判他的案件。美国南部各州的陪审团一般是由种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它从来不会考虑保障黑人投票权利。（附图片）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街上维持秩序的警察，熟视无睹地走过一个被殴倒在地上的黑人，种族主义者手里还拿着凶器。这个黑人因为想在公共游泳池中游泳而被殴打。 （新华社稿）

第7版()专栏：札记 请看西德的竞选 现在离西德大选日子只有半个月了。西德执政党的候选人正到处奔波，忙着向选民作竞选演讲。 联邦议会议员哈尼希费格是基督教民主联盟葛拉特卑克选区的候选人。他对他自己的颠倒黑白的才能满怀信心。一天，他来到这个选区的一个工厂，向工人作演讲，真个是口若悬河，把西德进行原子武装，参加北大西洋集团以及西德经济发展的种种“好处”说得天花乱坠。 但是遗憾得很，哈尼希费格先生的这种雄辩的口才却没有得到听众的赏识，他的演讲刚一停，就从四面八方像机关炮一样射来了无数的质问和疑难。 一个矿工起来问道：“当一个多子女的家庭由于物价上涨而买不起水果时，你还能把这个政策称作是为了全社会的吗”？ 一个工人又问：“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什么要赞成原子法案？它是要使我们无限制地走向原子军备的道路吗”？ 一个基督教工人也质问：“我真不明白，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什么要忽视基督教的真诚的良知而通过征兵法案”。 接着一个工会会员叫道：“预防哈尼希费格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起来保卫你们自己吧！” 愤怒的责问声不断地向这位哈尼希费格先生袭来。这位候选人的脸色变得煞白。最后，在喧嚷声中，哈尼希费格大叫一声：“对于你们，我完全没有理由和义务来回答”，就溜之大吉了。 哈尼希费格先生就是这样讨了一场没趣。但是他比起另外两位候选人、现任西德政府运输部长塞博姆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所遭遇的情况来，那还算是幸运的。 塞博姆最近在汉堡的一次竞选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十分露骨的军国主义谬论。他演说还没有完，台下的听众就不断地大声高呼：“塞博姆，滚出去！”“塞博姆在骗人！”一时会场上秩序大乱，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纠察队”也无法控制了。塞博姆不得不下台抱头鼠窜而去。 施特劳斯8月29日在莱因豪森发表竞选演说，群众对他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和轻蔑的嘘声。最后这位国防部长不得不中断演说，溜下讲台。 这三位候选人的狼狈相，对于阿登纳党的自我吹嘘，真是极妙讽刺。 （林生）

第7版()专栏：札记 在波恩的一个小学里 ——你疯了？难道2乘2等于2吗？ ——可是，先生，爸爸说过，在竞选的时候对任何事最多只能相信一半。 （转载西德“斯图加特日报”）

第7版()专栏： 法国画商生财有道 画家遭到层层剥削 本报讯 法国画商操纵了“绘画市场”，他们拥有私人绘画馆和古今名画，而且还掌握了绘画界大权。他们不仅能任意给一幅画评价，而且选派参加国际画展的画家和作品也由他们包办，按照私人绘画馆的契约一个有名望的画家从画商手里得到一个月的生活费，至少得画十五张到三十张画，这就迫得画家们星期日也得紧张工作。可是画家这一笔收入还要被扣除数目可观的职业性开支：如画室费、颜料费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即使是名画家单靠创作也不能维持一家大小的最低生活。为此他们不得不从事第二种职业。 通常画商卖掉一幅画能得好几十万法郎。这比付给画家一个月的报酬多好多倍。但是画商们并不想马上把所有的画卖出去。他们把绘画当作股票，在市场上作投机买卖，以获暴利。 如果画家要想在艺术界取得一定的地位，就必须在画商的私人绘画馆举办画展。画家除了缴纳十万到五十万法郎的房费外还要出广告费。画商不出一个钱，却要从画家全部卖画款项中扣取30％至50％。结果画家终年辛苦的劳动成果，都被画商们剥削去了。

第8版()专栏： 是什么理论家？ ——读冯雪峰的“寓言”有感 田间 这两天，我借到冯雪峰写的一册“寓言”。这是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在本书“出版说明”里写道： “本集收寓言七十一篇。其中‘蛇的绞杀战’一篇作于1952年；其余都是1947—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所作，这次由作者从已出版的寓言集中选出，文字上也经过一些修改。” 这一次的新版本，作者有什么修改，我还没有仔细研究它。有一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作者把“蛇和音乐”和“鼓手的蛤蟆”，这两篇文章，排在集子的最前面了，这是与过去不同的。过去我没有读过他的这些寓言。这次当我翻读他这几篇作品以后，我不能再继续读下去了。我看见作者的面目，是这样的凶恶：他对并无多大罪过的“蛤蟆”，却要给他们添加一笔罪状。 冯雪峰不是一个老党员吗？这几年来，他又自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坚持者，可是他的笔锋、他的毒箭，为什么总是刺向朋友和自己人？又为什么，总是对着进步的文学开刀？ 1947—1948，这是什么年代，冯雪峰躲在上海守着象牙塔不放，这已经令人奇怪了；而他又从象牙塔里抓了几枝毒箭，射向“蛤蟆”，不是令人更奇怪吗？这仿佛是一个谜，使人不易捉摸。然而“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冯雪峰的反党材料，不但揭开了他这个人的谜，也揭开了他的“寓言”的谜。 这一位寓言的作者，虽然是一位老作家，是“著名的理论家”，我很怀疑，他究竟懂不懂得生活，懂不懂得文学？他写过不少的寓言作品，然而他自己也并没有从过去的寓言作品里受过什么教育。“伊索寓言”里有一则故事，其中说道： “一个天文学家照例每天晚上 要出去观察星辰。有一回他走到郊 外去，他的心全然对着天空，不知 不觉掉进一个井里去了。他大声叫号起来，有在附近的人听到那叫声，走来问了经过情形之后，对他说道：‘喂，朋友，你用心观察那在天空的东西，却没看一看在地上的么？’” ——“天文学家” “雪峰寓言”的作者，多少年来，他一直是在闭门造车，又一直是要反党。对于人们的劳动，也是横加抹煞的。（他还不如那“天文学家”，那“天文学家”每天晚上出去观察星辰，他连星辰也很少观察的吧？）他对一些进步的诗歌，（何止是对诗歌呢？）认为他们像蛤蟆一样“贡贡贡”地叫着。冯雪峰竟然站在象牙塔里，拿着他的寓言说： “那些鸟好像越听越不耐烦，一齐说道：‘我们把他也啄来吃了吧，这声音是这样地难听！’于是蛤蟆也被鸟儿们活活地啄食了，虽然鸟儿们并没有给他一个战犯的罪名，而似乎只根据一个自然而然的理由，就是： 一切凶恶的声音和诗歌，是应该和倒行逆施的元凶们同时消灭的。” ——“鼓手的蛤蟆” 在这一篇寓言里，他还提到蛇。他的所谓“蛇”，“元凶”，究竟指的是谁，我们还可以再想一想。 蛤蟆的出生是在原野上，他并没有进过象牙塔，在象牙塔里受过训练，因此，他们的声音，在住惯了象牙塔的人听来，当然是难听的。何况蛤蟆们故意要使象牙塔不安，使一些生活安静的作家，作不成甜蜜的梦。事情不是很明显吗？只有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其代言人，才来嘲笑和诽谤象牙塔外的“蛤蟆”。 冯雪峰或许要辩正说，他所指的不是进步的诗歌，也或许说“你们本来就是一群蛤蟆。”即使如他所说，试问蛤蟆比狼还凶恶吗？比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还凶恶吗？一再强调“真实性”的这位理论家，你为什么不顾生活的真实呢？ 我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证，大约两三年以前吧，在作家协会的一次讨论会上，冯雪峰对所谓“快板诗”的攻击，也是使人吃惊的，他的愤愤不满的声音、和他在1948年所写的寓言的调子，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有进无退”。这位理论家及其同行的作家，他们对于“伟大的作品”，很感兴趣，然而伟大的作品，在象牙塔的最高顶上，也是拿不到的。 冯雪峰在“类人猿的音乐会”这篇寓言里，做过一次结论说：“我的意见可是：我并不停止我的细小的声音，而是力求我的声音消溶在人民大众的轰响里。”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吧？不对。仍然不对。作家必须力求站在人民大众的轰响中间，听听他们的声音！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这一伙人，自然包括冯雪峰在内，他们真正地想过人民大众吗？他们把文学事业，甚至把自己的一部分创作，当做了反党的工具。他们竟然是纵火者，在文坛上点起了一把火，企图打击一批对党忠诚的同志，企图摧毁工农兵的文艺方向，高举资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冯雪峰的寓言的面目也暴露在他们所点起的火光之前；他的某些所谓寓言，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宣言。他们向党向人民挑了战。我们一场重大的斗争，正在进行中。作家们，必须给这些挑战者以回击！ 我再问寓言的作者：“蛤蟆”有多大的罪恶呢？我想劝告你一句，你愿意做一头“蛤蟆”吗？做一头蛤蟆不比做一条毒蛇好得多吗？毒蛇和蛤蟆，这两者也根本不能相比啊！ 1957年8月

第8版()专栏：诗传单 诗传单 乱 张志民 会上他说—— 希望大家能点一点， 我的问题该怎么谈？ 上了几岁年纪 头脑实在有点儿“乱” 会后他想—— 他们掌握的材料， 看来还不到一半， 那第七、八、九方案， 能瞒还是瞒。 感情 张志民 他检讨—— 那些个言论， 都是一时“冲动” 我是个“红脸汉子” 脑瓜子好热， 遇事最爱动“感情” 人们说—— 你的“说明” 该作如下更正： 我是个白脸汉子， 对反革命十分热， 对人民实在没感情。 蛀木虫 夏自安 蛀木虫，嗡嗡嗡， 嘴巴长的光打洞。 咬坏几多好门窗， 蛀烂新屋多少栋。 扑灭它，齐动手， 捣毁巢穴灭尽种； 右派分子不悔改 命运就像蛀木虫。 （原载“江西日报”）

第8版()专栏：亚洲电影周巡礼 印度的太阳 ——看印度彩色故事片“章西女皇” 吴雪 这是一部充满东方色彩，有浓厚的民族情调和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传记影片。十九世纪印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最重要事件，是1857—1859年的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起义战争，发起这次起义的是当时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印籍士兵联队，直接支持这次起义的基本动力，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并且除极少数以外，也没有推举出自己的领袖。领导权始终在封建主手里。由于起义的领导者们，彼此之间没有商量好总的行动计划，并且也没有能力指挥人民战争，加之英国殖民当局的分化政策，起义遂遭到惨酷的镇压而失败。坚决抗英的著名领袖，有摩利维·阿马德，唐蒂亚·托庇和拉克希米·巴依即章西女皇。前二人一直坚持到1859年，终于仍被出卖而失败。 英勇的章西女皇以悲剧结束了她的一生。但她那崇高的民族气节，却在印度的独立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这样写道：“有一个人名突出于其他人之上，至今还在人民的追忆中被尊崇着的，那就是拉克希米·巴依，或名章西的王后，她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她死于战斗之中，与她敌对的英国将军称之为‘最优秀而最英勇的’义军领导者。” 传记影片一般是比较难于成功的。但是本片的导演梭拉伯·莫地能在这个十分庄严而博大的题材面前，精确地选择了十分富于戏剧性的、生动感人的情节，来展开矛盾，揭示人物，烘托主题，构成一曲和谐而又雄伟的赞歌。影片一开始，非常精练的通过几个镜头，就点出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统治的殖民主义的本质。画面上一个英国人宣读：“东印度公司宣布，甘加达·拉奥为章西国王……章西公国同意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东印度公司，并将章西原有军队并入东印度公司驻军。”国王无可奈何的皱了一下眉，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印度公国的国王要由英国的总督来决定，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另一画面推出一个巨大的背影，踏着稳重的脚步，在公国宝座前为自由而祈祷着。这就是国家宗教的教师拉吉。当他知道了国王不与他商量就签字出卖了祖国时，愤而出走，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章西救星，发誓要为国王寻找一个配做章西王后的新娘。故事就沿着这个矛盾的线索展开了。 国师拉吉，由导演梭拉伯·莫地自己扮演，他成功的创造了一个精通本国历史，继承古老文化，热爱自己的民族，将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正面形象。尤以他冒着烽火，冲入城堡，鼓励章西女皇为自由而战的一场戏，深为动人。 导演在掌握与刻划章西女皇这一人物的发展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女皇的幼年，只通过爬象鼻子，阻当愤怒的大象前进等几个镜头，就把不到九岁的小姑娘的倔强和气魄勾画出来了。经过十年教育之后，在结业典礼上，国王用珠宝来答谢国师，皇后却以捍卫祖国的誓言来作为礼物，这就生动的写出女皇已不仅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是有思想的人了。国王与女皇同观舞剧“虎与火焰”的安排，对人物内心成长的暗示，也是很巧妙的。后来在英军宣布要并吞章西时，她坚决保卫祖国，企图与之一拼，国师告以必须联络群众等待时机。在城破兵败时，女皇又萌自杀殉国之念，国师又告以为了章西自由，应再接再厉，消灭敌人。一直到最后她才有了真理必然战胜一切的信念。这样的发展非常自然，令人可信。她是个英雄，但不是生下地来就是一个完人。 扮演章西女皇的梅达伯，以她精湛的演技，东方女性的气质，创造了一个既热情又含蓄，既勇敢又温柔，既奔放又稳重的一个古代印度妇女的典型性格。她在结业宣誓，看舞剧“虎与火焰”，太子加冕，为自由而战，以及最后的赞美夕阳向往未来等几场戏中，通过她的一双眼睛，道出许多内心的语言。 导演在组织画面，运用“蒙太奇”上，也是十分娴熟的。比如从女皇带着太子单骑突围，到卡尔皮去求援助时，拉奥置之不理，依旧歌舞升平，花天酒地，一面是英军向卡尔皮进逼，一面是舞队在花园起舞，不同的兵种，不同的舞姿，战士的脚步，舞女的腰肢，炮车轮子在转，舞女裙子在飞，军号，乐队，画面配合和音乐节奏的变化，越来越紧，一直把观众带到女皇联合了拉拉的队伍，与英军作最后决战，壮烈牺牲的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导演把最后一个伟大的战争场面，处理得既有气魄又富于诗意。在一个丘陵起伏的荒原上，章西女皇身先士卒，冲破了敌人的马队炮队，正乘胜追击的时候，突被敌人骆驼队重重包围。画面上显出白马的脖子，忽然一阵鲜血洒下，立刻把它染红了。不用说观众心里都知道那是谁的血呀！只见那骑白马，驮着那昏倒在鞍上的人，冲出重围，闯入丛林，把砍杀声留在了后面。那马轻轻一嘶，一个苦行者把马上人轻轻扶在花丛中躺下，凉水激醒了女皇，她微睁充满希望的双眼说：“我相信祖国一定会得到自由！”随即合上了双眼。苦行者说：“你是印度的太阳！”静静在她身上放了八朵红花，顺手把茅屋烧化，熊熊的火焰，伴着轻轻的印度特有的男声歌唱，它带给你多少联想，多少暗示啊！这声音这形象使你永远不会忘记。 这部影片微感不足的是作者为了突出章西女皇，忽略了人民反英的力量，事实上在人民中间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早就存在。这次以前各处已经不止一次的发生过起义。因之令人感到对历史背景还描写得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章西女皇这个人物形象的光彩。但是，尽管如此，这仍是继“两亩地”“流浪者”之后的又一部优秀的印度影片，在电影技巧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今年正是印度人民反英起义一百周年，放映这部影片就更有意义了。

第8版()专栏： “名言”录注 孤烟 灯下重读丁玲的文章，略有新得，摘录两句曾经作为口号号召文艺工作者的“名言”，稍加注释，作为录注发表，这不算诗。 一“跨到新时代来” “跨到新时代来”， ——紧紧拖着莎菲的影子， 千变万化总不改。 “跨到新时代来”， ——集体把“我”压“渺小”， 自我中心扩张不开。 “跨到新时代来”， ——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 “我是贫雇农”，“要翻身”， “要土改”。“跨到新时代来”， ——“我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 “我”要报血仇，“我”要索冤债。 二“到群众中去落户” “到群众中去落户”， ——香山、西山、颐和园， 杭州、昆明、峨嵋雾。 “到群众中去落户”， ——下乡三天两天打掩护， 回京坐镇反党指挥部。 “到群众中去落户”， ——拜访落后分子、恶棍、老色鬼， 拉拢个把叛徒、反党“单干户”。 “到群众中去落户”， ——一旦反党阴谋败露后， 桑乾河畔“隐居”去。 三 总评曰： “跨到新时代来”， ——拉着历史的列车往后开； “到群众中去落户”， ——组织反党集团大反扑， “奥秘就在这里”， 信乎？不信乎？

第8版()专栏： 斥“大风歌” 公刘 发表在“延河”七月号上的抒情诗“大风歌”（张贤亮作），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八月号的“延河”补行刊登的作者写的后记和给编辑部的信，更加证实了这种判断。 我们先来摘引一些句子。“我把阴暗像流云似的吹飞”，“我……把一切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我把昏睡的动物吹醒”，“我把呆滞的东西吹动”，“这衰老的大地本是一片枯黄，却被我吹得到处碧绿、生气洋洋”，“我创造的洪流将席卷一切而去”，“我要破坏一切而又使一切新生”，“我向一切呼唤、我向神明挑战”，“我是无敌的、我是所向披靡的，我是一切”，“如果我不在那庸俗的、世故的，官僚的圈子里做个叛徒，我又能哪点像你”，“我要在你浩荡的气流里做最前的一股”，“在一切可怕的地方我最先接触”。……等等。全诗虽然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风的拟人化，第二部分是“我在大风中”）但，诚如作者自己公然承认的：“你已化成了我、我已化成了你”。我们把这个拟人化了的大风和在大风中的我，都看作是作者本人，不能说是冤枉。 作者写这首诗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他希望他的诗能“激发一些青年朋友的感情”，而这些青年朋友，包括那“成千个被称为是积极分子的人”“而且很大部分是党员、团员”，都正是被作者长期观察过的。他认为：“他们患了思想贫血症、精神麻痹症、信仰软弱症、头脑慵懒症”，因而，必须以狂飙或十二级台风来使他们震惊、苏醒。他又进而号召：“我们不能再唱催眠曲了，我们不能再安慰自己了，我们不能再满足现状了”！他反对“满纸充满着那样的‘自信乐观’的诗”，他判定那是“传道诗”，那是“用鲜花盖着鲜血”。他以狂妄的语气宣布，“有生活经验的人不爱看”这种“传道诗”，但他在另一处又诉说自己“除了课堂教材作业开会外，再不能有旁的生活内容”；显然，他是“不爱看”“传道诗”的，但他的生活又何在呢？至此，问题十分清楚，他以及所谓“有生活经验的人”之所以“不爱看”“传道诗”，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生活，而是在于他以及所谓“有生活经验的人”持的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党的立场！ 由于立场不同，这个张贤亮才敢于提出什么“新的时代来临了”，并且声言“这个时代带来了一连串否定”！ 张贤亮要“否定”什么？一句话，我们人民所肯定的，他都要“否定”！ 邪风吹来，竟然还有人为之辩解，说“大风歌”所表现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虚无。试问，“大风歌”的作者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究竟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试问，为张贤亮的“大风歌”辩解，又将导向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 谁说“诗无达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