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国家对华侨事务的又一重要措施 最近国务院以命令公布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这是国家对华侨事务的又一重要措施，无疑地，它将给广大华侨以极大的鼓舞。 华侨远离祖国，侨居国外，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他们对于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寄托极大的希望。但是同时，华侨和侨居国人民建立了长期的深厚友谊，促进同当地人民的友好团结，也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国外华侨大部分对祖国念念不忘，到现在还保存着祖国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已数代在当地居留，不少人和侨居地人民通婚，在生产活动和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已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他们一般都希望取得侨居国国籍，成为当地人民。事实上，很多侨胞早就具有了侨居国国籍。我国政府在1955年亚非会议期间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并且说明过这一条约是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范例。我国政府还表示愿意同各有关国家经过外交谈判解决这个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新加坡前首席部长马歇尔发表了关于解决新加坡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谈话，在缅甸和柬埔寨也发表了相类似的谈话。这些措施，贯彻着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目的是从华侨问题上改进同东南亚各友邦的友好关系。因此，对于东南亚各民族独立国家是有利的，对于东南亚广大侨胞也是有利的。 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方针，我们主张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侨居国国籍或者保留中国国籍；对于愿意保留我国国籍的，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对于愿意和能够参加侨居国国籍的人，我们也欢迎他们这样做。参加了侨居国国籍的人，就不再具有中国国籍；而且他们既然以侨居国为自己的国家，就应当效忠他们所选择的国家，积极地参加所在国的建设事业。保留我国国籍的侨胞，也应当尊重侨居国的政策法令，遵守当地法律，促进同侨居国人民和政府的友好关系，从事和协助有利于当地国计民生的经济文化事业，并且加强华侨本身的爱国团结。这就是我国政府反复宣布了的基本政策，也就足以证明我国政府贯彻执行五项原则的诚意，和对于国外侨胞的关怀和爱护。 华侨的绝大部分熟谙侨居国人民的语言文字，愿意接受侨居国的文化教育，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是应当的。可是同时，在华侨和当地华裔人民中也存在着保持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传统和保持华文教育的问题。因此，国外的华侨学校应当教育华侨子女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字、历史和地理，尊重所在国的文化，同时，保留一定时间的必需的华文课程。这对于沟通民族文化交流，增进彼此友谊，繁荣所在国的文化是有利的。华文教育的任务应该为这一方针服务，并且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去做。我们高兴地看到，不少侨居国政府尊重华侨保持华文教育，这是友好的方针，是我们所欢迎的。如果某些侨居国政府对华文教育还存在着疑虑，我们希望经过有关双方的努力能够消除这种疑虑。 国外华侨还有成千万的眷属在国内。祖国解放以后，一部分华侨的子女愿意回到祖国就学，侨眷子弟要求入学的数目也是不少的。因此，不少侨胞除在当地兴办教育华文的学校之外，由于他们的一部分亲人还在国内，一向也积极地在国内捐资兴办教育事业。国外侨胞的这种爱国爱乡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他们向来有在国内捐资兴办学校的优良传统。如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就是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办的。近年来，由于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国外华侨捐资回国兴办学校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华侨家乡的侨办中小学校不但已经恢复，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福建省全省侨办中等学校已达六十七所。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侨校领导逐渐加强，师资和设备逐渐充实，教学质量有了提高，这在解决回国华侨子女和侨眷子女就学、发展侨乡文化教育事业和为祖国培养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对促进国外侨胞的爱国团结工作，也有了帮助。今后有关地区的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认真地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中的规定，重视华侨回国捐资兴学的工作，积极地予以鼓励和支持，并且主动地协助他们解决困难。“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第四条规定：“侨校应该与公立学校同样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法令，并且接受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侨校是国家学校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应当服从国家总的教育计划，执行国家总的教育方针，受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为国家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程度的劳动人民的新的一代。过去有些地方由于对侨校性质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侨校领导重视不够，对侨校存在的困难帮助解决不够，有的甚至以为侨校属于私人企业的性质，而任意加以接管或更改校名，这些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当予以纠正。今后各级人民委员会未经侨校创办人同意，不应当任意接管侨校或更改校名。凡已经接管的学校，只要国外华侨继续支持经常费用，仍应当改由侨办，其中已经更改校名的，要予以恢复。应当将侨校教育工作，纳入地方教育事业规划之内，加强领导，一视同仁，使侨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了使归国华侨学生和侨眷子女能够得到更多的就学机会，侨校对归国华侨学生和侨眷子女入学应当予以优先录取。为了密切侨校与所在地区人民的联系和取得当地人民的支持，对非侨眷的子女也应当按适当比例招收。 其次是关于华侨的经济和回国投资问题。华侨经济是侨居国社会经济构成部分之一，历来是为侨居地经济建设服务的。过去由于殖民主义统治，东南亚工业无法发展，华侨的资金不得不较多地流入商业。现在东南亚各国先后走向独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侨居地人民和政府的需要，各地侨胞也愈来愈多地将资金转移于侨居地的建设事业，特别是把华侨商业资金开始转向工业方面，这就更加促进了同侨居地人民的互相合作和友谊。国外华侨积极地参加所在国的经济建设，也就是从经济方面增进了万隆精神的团结力量，这对所在国固然有利，并且对增进祖国和这些侨居国的友谊以及对华侨的长远利益也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值得鼓舞的趋向，祖国人民是热烈支持的。 解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侨胞中除了在侨居国参加当地的经济事业以外，一部分侨胞回国投资的热情也提高了，这是可以理解的。1950—1951年间，广东省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华侨工业建设股分有限公司，解决华侨资金的出路，并且有计划地运用侨资发展地方建设事业。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公布以后，为了进一步发挥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并且加强华侨投资政策的统一领导，使华侨投资更好地纳入地方建设计划，广东、福建两省人民委员会又采取了辅导华侨回国投资的积极措施，从而促进了几年来华侨投资公司业务的发展，建立了四十四个大小工厂、农场以及交通运输等企业；此外，还有几个新的工厂正在筹建中。最近，广西、上海、云南、温州等地也正在筹设投资公司。 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变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以后，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工商业，虽然参加了侨居国的经济建设，可是由于部分侨胞为着照顾他们在国内的家庭儿女的生活和教育，年老的又想回国养老，因此，也就有一部分侨胞迫切地要求对他们回国投资的资金有所安排。我国政府根据宪法照顾华侨正当利益的精神，制定“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肯定华侨投资公司系国家经营的侨资信托企业，这些华侨投资的资金是由国家掌握调配的，其投资的企业是由国家直接管理的，生产资料既不归个人掌握或者所有，股息又是由国家决定的，所以，这种国家投资公司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办法对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的一系列问题，如资金、股息、以及投资人就业要求等，都给予恰如其分的规定，其中包括容许把不超过50％的年息所得经过有关方面批准后，以外汇寄回国外作养家费用。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投资公司，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基本方向。可是同时，为了照顾国外华侨的特殊情况，国家并不排除华侨回国投资从事个人经营，如开办农场，或者在经过批准后根据国家需要经营某种企业。国家虽然并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相信，国外华侨将会看清楚，投资于国家经营的华侨投资公司将是更加有利的。

第1版()专栏： 中共中央领导人宴请冰岛统一社会党主席奥格尔森 新华社12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总书记邓小平，今日接见和宴请冰岛统一社会党主席奥格尔森及其夫人、儿女。 参加接见和宴会的，还有彭真、王稼祥、杨尚昆等同志。

第1版()专栏： 突尼斯文化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12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突尼斯文化代表团一行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团长是文学教授、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古伊加。团员有地理教授哈勒法兰，哲学教授萨拉，国家剧团负责人迪亚齐里，博物馆长德里斯，画家、陶器家贝拉加，油画家图尔基，突中协会代表特里塔。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萧项平等。

第1版()专栏： 富农杨升云囤积粮棉制造黑市 富平县洪水乡群情愤慨坚决给予反击 本报西安12日电　8月7日，陕西富平县洪水乡召开了二千四百多人的群众大会，揭发了不法富农杨升云囤积粮食、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活动。到会的群众纷纷要求政府追回粮食，依法处理这个不法富农分子。 杨升云一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大量囤积粮食，制造粮食黑市，还囤积棉花、食油、盐等统购物资。现在已经查对证实，他囤积了陈粮八千九百多斤，其中小麦五千多斤、黄豆二千多斤、杂粮一千多斤。此外，还有皮棉一百五十一斤、食油八十多斤、棉籽二百多斤和食盐一百一十斤。杨升云还经常以高价收买粮食。比如在今年夏收后，他以每斗高出国家牌价四角钱的价格，在庙沟村买回黄豆三百斤。 这个囤积大量粮食的富农分子，还到处叫唤粮食不够吃，并故意拖欠应交给农业社的牲口饲料。他抗拒把粮食卖给国家，宁愿让大量粮食霉烂。最近从他家查出的粮食中，就有小麦二百多斤和大麦三百九十斤已经霉坏变质，不能食用。 杨升云不仅大量囤积国家统购物资，还经常破坏合作社，讽刺打击干部。他把原来喂牲口的四间草房租给农业社做饲养室，却经常向人说，“农业社把我房占去了，连圈鸡的地方都没有了”。 为了维护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教育广大农民认清反动分子的丑恶面目，洪水乡人民委员会在8月7日召开了全乡二千四百多人的说理斗争大会。邻乡二十三个农业社，也选派了代表前来参加。会上展览了不法富农杨升云霉坏的粮食和变色的棉花等物。大会开始后，许多农民争先发言。贫农社员余吉山说：“杨升云，世上没有你这样坏的人！把粮食坏了，都不卖给国家，也不借给农民吃”。当庙沟农业社主任刘景臣揭发了杨升云和外社不法地主王廷汉、富农门长福等秘密合伙搞黑市投机、囤积国家统购物资的事实后，更激起了群众愤慨，大家要求政府依法惩办不法富农杨升云。 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杨升云不得不供认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违法事实，富平县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要求，在8月9日依法逮捕了这个反动的富农分子。 （张仲海、李通文）

第1版()专栏： 章丘取缔一批投机商贩 本报章丘12日电　山东省章丘县最近取缔了一批粮商、粮贩。屡教不改的老牌粮商隗寿禄、周传孔、邵金峰三人已被政府逮捕法办。贩运千斤粮食以上的冯培兴等二十余人，分别贩卖粮食多少和破坏活动情况，将粮食拍卖和没收，其本人交社管制劳动改造或批评教育。对小粮贩或初次贩卖粮食的，一般进行批评教育。 这些粮商粮贩在统购统销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粮食自由市场开放后，他们更是猖狂活动。冯培兴用每斤谷子二角七的高价收买后，以三角二卖出；麦子用三角买进，以三角六卖出；花生用三角买进，以三角八卖出。因此，影响到一部分农民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而到黑市上去卖，或者把口粮卖掉再伸手向国家要粮，甚至有的从国家粮库买出粮食，再到黑市上去卖。隗寿禄和周传孔竟公开在自由市场上用高价收粮，以致使当地自由市场上的粮食，一天上过五、六万斤。他们仅在今年夏季征购中就贩卖粮食二万多斤，还经常到农村串连买卖粮食。目前章丘县人民继续检举揭发，堵塞粮商粮贩在农村投机活动的漏洞。

第1版()专栏： 山东关闭秋粮市场 四川加强粮食市场管理 新华社济南11日电　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今天发出关于早秋粮食作物应随收随分随缴售和关闭秋粮市场的通知。 通知要求省内各地立即根据农业社、农户的征购任务和早秋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及收获等情况，合理确定缴纳公粮、出售统购粮、社内扣留和分给社员的比数，并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做到随收打、随分配、随缴纳公粮和出售统购粮，切实防止早秋粮食作物随收、随分光而不照顾国家任务的偏向发生。 对于受灾的农业社和农户，通知中指出，凡是有条件完成全年任务或完成大部分和一部分任务的，也应当适当确定早秋粮食作物的缴售比数，积极送缴入库。 通知最后要求各地应从即日起，立即关闭秋粮市场，对粮食商贩的投机违法活动，切实依法严惩。 新华社成都10日电　四川省新粮上市地区正在严格加强粮食市场的管理，以保证征购任务顺利完成。目前，在早稻已经上市的江津、内江、泸州等专区对粮食自由市场的管理都已作了具体安排。江津专区规定稻谷、玉米、小麦、高粱、黄豆等十二种主要粮食品种停止自由交易，一律由国家收购。非统购粮食品种的调剂，仍可在国家市场上进行。农业社从事副业生产者一律不准动用口粮，只可进行加工业务。农业社余粮加工的成品只能由国家收购，或经乡人民委员会批准后在附近出售，不得外运。内江专区各县、市除正式配备专职人员，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外，并规定除少部分杂粮，允许城镇凭证购买五斤以下者外，其余一律停止交易。 与此同时，万县、江津和温江等地还处理了一批从事粮食投机活动的商贩，并订出了鼓励群众积极检举粮食投机商贩的奖励制度。

第1版()专栏： 侨务委员会负责人发表谈话 欢迎侨胞投资和办学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发言人，今天就华侨在国内投资和兴办学校问题，向中国新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如下：发言人说，华侨在东南亚各国投资有悠久的历史。华侨对开发东南亚和繁荣当地经济是有贡献的。在华侨众多的地方，华侨经济已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东南亚的经济命脉，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限制发展当地的民族工业，因而华侨投资在商业方面的多一些，特别在零售商方面。东南亚各国在独立以后，都要发展本民族经济，有的国家正在研究华侨经济的发展方向，有的国家决定鼓励华侨剩余资金投入当地工业建设。我们认为，华侨游资或者一部分商业资金，在当地政府赞同下，逐步转入工业，参加当地的民族工业建设，这不仅符合华侨的长远利益，而且也有助于东南亚各国发展工业和繁荣经济，并且符合于亚非会议关于实行经济合作的普遍愿望。 发言人说：华侨一向关怀和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在晚清和蒋介石统治时代，华侨曾在侨乡修筑了两条铁路（厦门到漳州，汕头到潮州），办了一些工厂，但是都失败了，铁路被扒走了，工厂赔了本。解放前夕，华侨在国内投资的企业，所剩已寥寥无几。全国解放后，华侨热爱祖国，支持和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股金，各占两省地方工业投资的十分之一；到1956年底，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创建的工厂和企业已达四十四个。建国以来，华侨回国投资的数字逐年增加，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资金如以1952年为一百；到1955年就为305％，1956年加上上海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后就为487％。国家对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是根据国家经济计划的需要，照顾华侨投资人的愿望，以投资公司为主，也允许合资经营或公私合营，并且允许独资经营，以便华侨选择适合他们意愿的方式。现在国务院又在8月2日公布了“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无疑这将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发言人说：我们鼓励华侨游资或者商业资本，在所在国政府赞同下，逐步地转入工业建设，因为这是符合华侨和侨居国人民利益的；但是，有些华侨在当地遭遇经营方面的困难，或者缺乏技术，或者有家属在国内需要赡养等等原因而愿意把一部分资金寄回国内，投资于祖国建设事业，对于这种华侨投资，我们也是欢迎的，并且予以辅导。 关于华侨捐资兴办学校的问题，发言人说：捐资兴办学校，是华侨的优良传统。华侨子弟在国外的数量很多，回国升学有困难。国家积极鼓励华侨在侨居国集资办学，就地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希望华侨多办中、小学和华侨业余教育，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办大学。在这些学校里，不仅要学习中国语文、史地，并且要学习当地语文、史地，这样可以使华侨子弟更好地为华侨群众服务，为侨居国人民服务，这样做是符合亚非会议对于文化合作的真挚愿望的。 发言人指出：华侨不仅在国外办了许多学校教育子女，而且在国内捐资办了许多学校，其中著名的如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其他侨领兴办的国光中学等等。广东梅县数十所中学中，华侨兴办的占多数。福建省原有四十四所侨办中学，在校学生有三万七千多人，约占全省中学生人数23％，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倍多，现在全省侨办中学已由四十四所增加到六十七所。至于侨办小学的数量更多。华侨积极捐资兴学，不仅对解决华侨子弟教育问题有帮助，而且对发展侨乡文化建设事业也有贡献。国务院8月2日公布的“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必将大大鼓舞华侨捐资办学的热情。

第1版()专栏： 青田县农民觉悟提高眼睛擦亮 揭露章乃器煽动农民闹退社 新华社杭州12日电　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家乡浙江省青田县，十多万农民揭发和驳斥了章乃器破坏合作化和粮食政策的阴谋活动，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章乃器去年到青田县，借“视察”为名到处点火，煽动农民反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他听到有些富裕中农叫粮食不够吃，对合作社不满时就说：“你们有意见，统统告到中央去”。不久就有不少富裕中农写信给章乃器，叫粮食不够，闹退出农业社，还诬告干部。大路乡富裕中农赵夏花家有余粮一千多斤，也多次写信给章乃器喊要饿死。章乃器还亲自给莒浦乡富裕中农刘金善回信，支持他闹退社。刘金善拿了章乃器的亲笔信到处说：“中央都让我们退社了”，附近三个乡有五个农业社因此退出大批社员，使农业社陷于涣散状态。今年5、6月间，青田县少数不法地主、富农、残余反革命分子和章乃器相呼应，进行了各种造谣破坏活动。许多乡村流传着“章乃器替农民说话，对农民有利”，“留口粮要增加到六百斤了”，“共产党最多三年天下了”等谣言。去年旱灾后政府增加粮食供应数量，也被造谣说成是“章部长的功劳”，“章部长来青田一次就发了一次大米”。 7月份以来，中共青田县委书记和部长带领大批干部下乡，向农民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他们帮助农民进行三算三比：算粮食统购统销好处账，和粮食自由买卖时的坏处对比；算合作化优越性账，和单干对比；算解放后生活提高账，和解放前对比。经过三算三比，农民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他们向不法地主、富农分子等进行了说理斗争，揭发和驳斥了各种反动言论。通过说理斗争提高觉悟，先后有三千一百户退社的农民回社，重新组织了六十多个农业社。因刘金善用章乃器亲笔信煽动而形成陷于涣散状态的莒浦等乡的五个农业社，现在又趋于巩固，退出的一百多户社员已大部分回社。他们说：过去被章乃器欺骗了，思想糊里糊涂，现在眼睛擦亮了。海溪乡退社的农民重新入社后，四天中全乡有四百多人新造了两里多长的灌水道，保证了七百多亩稻田不受旱。目前全县农民正在“早交公粮、多卖余粮”的口号下，踊跃缴粮卖粮。

第1版()专栏： “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吗？ 粮食部开大会批判章乃器 揭穿他散布这些谬论的目的是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新华社12日讯　章乃器在粮食部的工作中干了些什么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粮食部今天举行的批判章乃器的会议上揭发了这方面的材料。 章乃器在今天的会上首先作了所谓“检讨”，他自称他“今天的检查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检讨有所提高”，他又说他“今天主要是思想检查”，对于各方面过去揭露的许多具体问题，他说他“已经写成文章，准备印发给大家”。在这种狂妄的态度下，他的通篇发言都是在玩弄名词，根本没有检查他过去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他把自己的全部错误轻描淡写地解释为“由于政治修养差，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得到发展，今年5、6月共产党宣布整风后达到了最高峰，主要表现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有时达到狂妄的地步，还有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情绪。” 他对过去歪曲解释“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诬蔑共产党有“大党主义”和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定息的性质、阶级关系同共事关系等问题上发表的一系列谬论，只认为“作为个人来讲，不应该在这些有关国际关系、阶级关系和涉及党和国家的原则性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 章乃器又借口所谓“个人主义思想根源”，把他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归之于“片面性”。他说他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要是“片面乐观”。他说由于他“思想的片面性，反对教条主义就容易不自觉地走向修正主义；反对特权思想也就容易发展到反对一切权威。” 章乃器在谈到他对民主党派的看法时，又一次宣扬了他的右派谬论，他说，他“一贯认为民主党派的态度应该比共产党右一些，大家的论调都跟共产党一样就不能影响中间、落后，也不能联系他们。”他说“我曾经说过：‘只求对革命有利，不怕当右派’，但是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也可能是太右了。” 章乃器在会上继续为自己涂脂抹粉，他说他“对工农分子的感情，比对知识分子的好”。他把自己说得“没有一件事不可以向党、向人民公开，没有一件事不可告人”。他耍无赖地说，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他自己“分不清”，他要求粮食部的同志帮助他检查。 章乃器还多次在“动机和效果”“主观和客观”等名词上兜了许多圈子。他的这种执迷不悟坚决顽抗的态度，引起到会的人极端愤怒。 章乃器“检讨”后，主席宣布，有许多人递条子，不要章乃器在这里玩弄名词，要他进行彻底检查。 粮食部部长助理周康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伯萍和工程师蔡作翔相继发言，驳斥章乃器所谓他的“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谬论。 周康民说，章乃器的这个谬论，在中央和地方都散布过，其目的是想挑拨非党干部反对党的领导。 周康民说，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对章乃器的职权一贯是尊重的。他主持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他签发重要文件，历次粮食厅局长会议，都由他作总结。党组有关粮食工作的电报、文件，也批给他看。已故的陈希云副部长早在1952年12月刚来部里工作的时候，就曾向党组的同志们说：中央负责同志曾叮嘱，粮食部部长是党外人士，粮食部工作有成绩，应记在章乃器的名下；工作搞坏了，党组应该负责。几年来我们一直是遵循着这个精神和章乃器共事的。周康民说，我们和章乃器在讨论、协商、研究中，有分歧意见时，党组是坚持原则的。如去年春季讨论粮食工作，党组提出在稳定粮食局势的基础上，改善经营管理。章乃器反对把稳定粮食局势作为前提提出，他认为这是“保守”。他坚持了两个多月，我们没有让步。最后他才收回了他的意见。周康民最后提出了三点意见：（一）他认为粮食部党组和章乃器的共事关系是正常的。章乃器的“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谬论，是颠倒黑白，是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的。（二）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党组管政治思想工作，我管行政领导。”这是章乃器狂妄地想取消党的领导，是向党的进攻。（三）章乃器在杭州市的座谈会上说：“我经常见到周总理，不时看到毛主席，但权不是送上手来的，是斗争得来的。”他问章乃器：章究竟是怎样向党中央、向粮食部斗争的？章曾说“爱护党中央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就是这样爱护的吗？ 周伯萍在发言中指出，粮食部党组和司局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同章乃器是有过不少争论的，但这些争论是属于工作上的是非之争，绝不是职权上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比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在1953年3、4月间全国粮食会议以后，章乃器在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把许多不宜公开的粮食情况都写进去了，章乃器不肯接受大家的意见，拒绝修改，竟把文章收回去了。 第二次是在1954年第三次全国粮食会议以后关于标准米问题的争论。章乃器不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坚持每百斤稻谷出米九十二斤，不执行中财委认为应降到八十八到八十九斤的意见。他并且攻击粮食部党组对上级“盲目服从”，有“个人崇拜”，骂粮食部党组“不懂科学”。 第三次是1956年3月到5月，关于全国粮食会议总结问题的争论。当时副部长陈希云等人认为，必须围绕粮食局面的稳定，改善经营管理。章乃器对粮食问题盲目乐观，孤立地提出改善经营管理问题。这个争论拖延了两个月。章乃器说陈希云在粮食部有“潜势力”。原来章乃器企图通过这次争论打击党组书记陈希云。 周伯萍指出，章乃器把自己美化了，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但不是右派，而且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有功之臣”，这是自欺欺人。 工程师蔡作翔也揭露了章乃器5月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工程技术人员会上叫嚣“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是煽动大家向党进攻，在党群关系上放了一把火。 人事司副司长石正鹄揭露和批判章乃器在干部问题上所散布的谬论。 石正鹄说：章乃器恶意地把干部分为两类，一类是“唯唯诺诺，盲目服从上级、神化上级的人”，他指的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一类是“有主见、有独立思考、独立见解的人”，这指的是那些对党不满的人。章乃器一贯对不满意党的人极力支持，如写信支持印发反动小册子的上海资本家黄苗夫，支持肆意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安徽地主分子王略。对共产党员，则利用一切机会加以打击。 工程师孙时中以具体事实，批驳了章乃器所说“粮食部不重视科学技术”的谬论。 参加今天会议的共五百七十多人。除粮食部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外，还邀请了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等有关单位的代表参加。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第2版()专栏： 民盟反右派斗争有新进展 罗隆基开始交代了历史上的一些反动言行 大家对他没有交代的事实又作了有力的揭发 本报讯　12日下午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彻底干净地剥下了罗隆基“反蒋有功”的迷惑人的外衣，罗隆基也开始交代他一贯亲蒋亲美反共的反动行为。会议一开始，带病出席的民盟副主席马叙伦就痛斥罗隆基在解放战争期间，在美帝国主义策划下，搞 “中间路线”搞得乌烟瘴气，企图最后挽救美蒋的反动统治，要求罗隆基彻底交代。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接着指出就上次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看，在解放战争期间，罗隆基同国民党的关系不但没有切断，而且同国民党特务、同李宗仁、雷震一直勾勾搭搭。因此，要求罗隆基彻底交代他亲蒋反共的反动活动。由于大家坚持说理斗争，揭发大量事实，罗隆基今天开始交代了一些他在抗日战争前后以及解放战争期间亲美亲蒋反共以及政治上的两面派行为。罗隆基承认他曾经在新月杂志上写文章，为蒋介石献策，不能只用武力剿共，还要思想剿共。罗隆基还在益世报上写社论主张“攘外而后安内”，要蒋介石先抗日再灭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承认他一直和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不同意民盟和中共站在一边，一直想做国民党的官，他不相信解放战争会胜利，认为国共之间不可调和，民盟则左右两方举足轻重，借此实现他的亲美路线。他曾向马歇尔献策，认为中共不会胜利，主张中国实行英美政治，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他的这种亲美反共路线很得到马歇尔的称赞。但是，对于章罗联盟、对于他最近几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动小集团的阴谋活动，仍然很少交代。 接着发言的人又揭发了罗隆基一贯亲美反共的大量事实。1948年，民盟中央在香港举行的三中全会，是民盟结束中间路线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罗隆基今天交代说，他赞成召开三中全会，只是反对三中全会一边倒的政治路线。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在过去的几次会议上，许多人已经揭露了罗隆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的许多破坏活动。今天，高天又揭露了罗隆基不但在会后破坏决议的实现，还派人阻挠会议的进行，并反对香港的民盟总部。高天说，在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罗隆基就赶派他的反动小集团中的周鲸文、刘王立明、罗涵先到香港摸底并阻挠会议的进行。他们和进步力量对立，企图使会议批判中间路线、确定和中共合作的新路线受到影响。而罗隆基则在上海挟持张澜主席另搞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民盟中央与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香港民盟总部对立。1947年底民盟被迫解散后，罗隆基曾经要写呈文给蒋介石要求恢复民盟的合法地位，而1948年当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却亲自起草挟持张澜给香港民盟总部写信，强调民盟要“绝对独立”，罗隆基究竟要倒向哪一边不是很明显的吗？ 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标志着蒋介石已经最后自绝于人民，当时罗隆基对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呢，他的交代中把自己说成是拒绝参加伪国大的，但据陈新桂揭发，当时，罗隆基曾经和辛志超关起门来密谈过此事。罗隆基很想当国民党的官，已决心参加伪国大，还积极准备民盟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幸亏张澜主席和民盟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罗隆基才没有把民盟拖下水去。 陈新桂还揭发：罗隆基听到李宗仁当选的捷报后，登时眉飞色舞兴奋之至，还说李为人忠厚，所以能得人心。当时伪行政院长张群曾经表示，罗隆基是国家人材，应当爱护，张群还曾给罗隆基送支票，罗隆基住在虹桥疗养院期间，陈新桂还曾在罗的房子中看到雷震亲笔写给罗的信上说：“吾兄既对政治有兴趣，希多珍摄。”冯素陶也揭露罗隆基积极设法参加伪国大的反动行为。1946年11月，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和谈，罗隆基是民盟参加和谈的代表之一。为了要做蒋介石的官，罗隆基不惜背弃民盟和中共的旧政协联盟，要胁共产党向蒋介石屈服，以便他能够如期参加伪国大。当冯素陶责备他不该背叛共产党的时候，罗隆基不胜感慨地对他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搞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我们还能等到共产党成功吗？你今年还不过四十多岁，还可以多熬几年，我已经过了五十岁了！” 今天的会上，浦熙修揭发了罗隆基进行反动活动的一些重要材料。在民盟第二次工作会议期间，浦熙修亲耳听到罗隆基和孙大雨说，他看过了孙大雨向党进攻的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的八万言的意见书，还劝他说当时发表不合适。浦熙修还揭露，叶笃义是奔走于章罗门前的章罗联盟的联络员。接着吕光光，许广平都举出了叶笃义的一些反动行为，要求大家不要放过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 曾经做过罗隆基家庭护士的王爱兰和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在今天的会上愤怒地控诉罗隆基对为他服务的劳动人民的恶霸行为，和他的腐烂透顶的私生活。罗隆基曾经毫无证据的诬陷王爱兰偷了他的钱，无耻地对王进行威胁以至审问。罗隆基对给他缝衣的工人、给他送水的农民……动辄就以押起来、关起来相威胁。当大汉奸周佛海的小老婆去罗隆基家时，他告诉王爱兰说，这是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爱人。罗隆基对此还当场狡赖，说他听的警卫员说，王爱兰曾经偷看过他的内部文件。张登智立即站出来揭穿他的谎言，并且历数罗隆基信口撒谎的许多事实，要大家警惕罗隆基这个撒谎大王。会场上对王、张的揭发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会上报名要求揭露罗隆基亲美亲蒋反共反动行为的还有许多人，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发言。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辛志超、黄药眠。最后，胡愈之宣布，罗隆基在下次必须继续交代他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右派分子叶笃义和曾昭抡也都应该交代，想混过关是不行的。

第2版()专栏： 为罗隆基的反动言行作证 浦熙修揭发一些重大事实 本报讯　在12日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浦熙修揭发了罗隆基反动活动的一些重大事实。 浦熙修在发言中，证明上次吕光光揭发罗隆基胁迫、陷害故张澜主席的阴谋，完全是事实。她并进一步揭发罗隆基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期间的反共阴谋。 浦熙修说：罗隆基挟持张澜主席不许去解放区的目的是想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来报效美国主子，张澜主席向外国记者发表的“污蔑毛主席”的谈话，完全是罗隆基策划的一个大骗局。污蔑毛主席的那些话，实际上就是罗隆基说的。 借反蒋之名策划反党阴谋；和大大小小特务勾搭 罗隆基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是司徒雷登要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厉生来担保的。因此，罗隆基在给我的信中说过，他的安全绝无问题。他可以在上海随便外出，找朋友，逛马路，借反蒋之名策划反共阴谋。那时叶笃义在上海作为他与美帝国主义方面的串连人，韩鸣是串连外国记者来为罗隆基张目的。罗隆基自己又勾搭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他和南京蒋记特务不断地有着信函往来，国民党特务雷震、何浩若、刘崎等也常去看他，刘崎并要送他在庐山的别墅一栋，为他养病之用。他还和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以及周佛海的儿子、媳妇等有密切的来往。这些都是证据确凿，罗隆基是无法狡赖的，罗隆基对于这些关系都应该彻底交代。 罗隆基那时反共阴谋的棋子是下在李宗仁身上的。在解放大军已经快过江的时候，他还写信告诉我说：“我对于北平和谈始终抱着乐观的希望。”后来李宗仁不接受和谈，罗隆基又感慨地说：“中共的八款二十四条在词句上太厉害了，使李宗仁面子上下不去，所以使和谈破裂。”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罗隆基还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惋惜。他自己说是拥护共产党的，实际上他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说话，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更加恶毒的是：上海解放前夕，罗还想把张澜主席拖到美国领事馆去，他在给我的信上说，“当年昆明美国领事馆就收容了六教授，现在的上海美国领事馆为什么不能吸收我和张澜？”后来，地下党为了营救张澜主席，也把他营救了出来。他却念念不忘特务的恩典，和特务拜把子，把特务阎锦文当作恩人要介绍入盟。 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浦熙修还说：为了揭露章罗联盟，我必须揭露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在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1955年或1956年初，叶笃义曾来看过我。叶笃义说：“章伯钧为了帮助罗隆基进步，想在盟内搞他一下思想，你赞成否？”我说：“章伯钧来搞不行，你应该先去请示统战部。”叶笃义从来不到我家来的，为什么忽然来我家呢？叶笃义临行还惊慌地对我说：“此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人。”这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呢？这就是叶笃义在章罗之间牵线的开始。后来罗隆基果然表示了他的力量只及章伯钧的四分之一。从此，不但不骂章伯钧，并且在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表示和章伯钧合作了。 张东荪事件被揭发以后，叶笃义有一个时期和罗隆基是比较疏远的，但章罗合作后，叶笃义又经常奔走于罗隆基的门下了。有一次我在罗处碰见叶，叶对罗说：“我现在可以大大方方，放心大胆地到你家了，不怕人家说我和你搞宗派了”。这就是章罗联盟已经酝酿成熟，叶笃义充当了章罗联盟的联络员。后来，罗隆基又提名叶笃义为政协副秘书长，叫叶笃义加倍为章罗联盟卖力讨好。去年我在北戴河一个星期，我确实没有看见章伯钧到罗隆基家来，而章罗联盟许多事都是通过叶笃义这个联络员进行的。那时叶笃义来看罗隆基的次数最多，罗隆基对于民盟提出的一百五十多条意见也是由叶笃义转达章伯钧的，罗隆基要策划阴谋，与人约谈，都是由叶笃义去约的。 叶笃义在统战部座谈会要成立一个知识分子政党的荒谬发言，也就是罗隆基的意见。罗隆基曾经对我说过，民主党派只要有民革、民建、民盟就够了，这三个民主党派对象明确。而民盟与民进、农工、九三的对象就夹杂不清，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为什么不合并在一起呢？叶笃义这个发言绝不是偶然的。 罗隆基说近三年没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可是去年还开过秘密会议 接着，浦熙修还揭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她说：孙大雨诬告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的案件是事先经过罗隆基策划、曾昭抡同意的。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罗隆基曾约曾昭抡、孙大雨、彭文应在他家里密议。我那天到罗隆基家去，因为事先没有打电话就碰上了这个秘密会议。当时罗隆基正对孙大雨说，你的八万字的报告，（内容是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编者注），我费了一晚的工夫都看完了，我看现在提出来不妥当。罗隆基又向曾昭抡说，你看怎样？曾昭抡也说：“现在提出来是不妥当的。”于是曾对孙大雨说：“既然你目前在复旦搞不好，我设法叫你去杭州休假一年，你可以暂时在杭州研究莎士比亚，照样拿薪水，照样是教授的名义。”孙大雨当时表示接受罗、曾的意见。在大鸣大放期间，孙大雨认为时机到了，就积极地把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事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出来，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当时罗隆基又对彭文应说：“你的问题和孙大雨不同，我主张你仍留在上海。上海沈志远对你团结得很好，上海民盟副主任委员仍有你的份。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呢？”当时彭文应想调北京工作，要罗隆基设法调动，而罗隆基不肯放弃上海的据点。 罗隆基抵赖近三年来和他的反党小集团没有什么联系，并且没有小集团的组织，只是精神上的联系。这一个秘密会议就是他的反党小集团仍然存在的铁证，罗隆基是无法狡辩的。 浦熙修最后说，罗隆基一再否认他的反动小集团的成员之一周鲸文在去香港前曾和他密谈过的事实，但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周鲸文临去香港前，我找他来谈过。

第2版()专栏： 密室策划阴谋　到处点火煽风 宋云彬妄图使历史倒转 浙江民盟整风大会上揭露他的一系列反动言行 本报杭州讯　在8月初前后连续举行的民盟浙江省地方组织整风大会上，一贯以“文学家”、“史学家”自居的浙江民盟副主委、省政协副主席宋云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遭到了与会盟员一致的驳斥和进一步的揭露。 整风运动刚开始，宋云彬在一次省委召开的文艺界“鸣、放”座谈会上却说：浙江省委不愿领导 “鸣、放”。当浙江大鸣大放在各部门轰轰烈烈开展时，宋云彬对上海新民报记者说：“浙江没有放过”、 “城墙很高”、“大家顾虑很多”。他侮蔑党根本不懂文艺，不能领导文艺。他污蔑省委负责人是“不懂装懂”。宋云彬因为没有去北京参加宣传会议，就写文章大骂党是宗派主义。他一面和民盟浙江省委主委、右派分子姜震中勾结起来派人到杭州、金华、嘉兴的大、中学校、医院去点火；一面又写信给徐铸成，叫他派记者来杭州帮助“揭盖子”。 他和姜震中还采取了积极措施妄想将中共党委赶出学校。他们阴谋夺取大学领导权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传达章、罗捏造的材料说：“毛主席说：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第二步，骂臭党的领导，企图使党委在学校站不住脚。第三步，提出方案，把中共党委赶出学校。第四步，建立组织，煽起歪风，企图趁机取而代之。 前些时，在浙江师范学院出现了一个所谓“帮助党整风工作委员会”的组织，这个委员会主席就是和宋云彬关系十分密切的浙江师范学院右派分子任铭善，这期间宋云彬曾数次去任铭善处，密室策划，煽起歪风。 宋云彬还积极煽动中学生、应届毕业生和学生家长向党进攻。他污蔑党和政府有关劳动教育的政策，还攻击政府分区考试制度，说它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宋云彬一贯敌视工农干部，他说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大老粗”、“不懂文艺去领导文艺”、“不懂科学去领导科学”。他还恶毒地污蔑党，污蔑“肃反”，他指着土地改革中因不慎烧了几本地主的旧书，就说共产党“等于秦始皇”，说“肃反”到处“逼死人命”，他说共产党胜利是“文化不幸”。并到处叫嚣法乱纪，不法办不得了。为此，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胜任各级领导工作。 据该省民革省委常委右派分子马文车交代，1953年就形成了一个右派秘密集团，马文车、宋云彬、姜震中、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副主委、右派子分蔡一鸣等在宋云彬家里每周座谈一次；去年秋天，宋云彬还谈到要恢复这个“座谈会”，每两周讨论一个政治问题，以求得认识一致。 宋云彬还企图利用史学会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他想组织一个包括全省中学历史教员和大学历史助教在内的大规模的历史学会，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此外，宋云彬打算设立一个“文艺沙龙”，其目的无非是利用它来扩大反党言论的“市场”，纠合反党的力量，以夺取领导。 宋云彬与姜震中坚决执行章罗联盟的大发展方针，除指示采取拉、抢、诱骗方式外，宋云彬还亲自登门，进行游说，拉人入盟。 由于宋云彬在这几次会上大耍无赖，企图否认他自己的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大会要求全体盟员继续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第2版()专栏： 罗隆基在民盟整风会上的交代 本报讯　罗隆基在12日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对自己一贯的反动活动事实作了一些交代。现摘要报道如下： 彻头彻尾的反共反苏 罗隆基在检讨中承认了他从三十年前开始的一贯的罪恶活动。但是他的检讨偏重于解放以前的历史事实，而对解放后的反动言行则交代得很少。 罗隆基首先谈到他从1928年从国外回来到1932年离开上海，到天津做天津益世报主笔的时期的活动。他说，在这个时期我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回到上海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就拉我加入了“新月”杂志，并且不久我还做了新月的主编人。我开始在这个杂志上写政治文章。那时候我的政治思想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是英国拉斯基教授的学生，他是反苏反共的反动的政治学者，他并且有一套反苏反共的理论。我就贩运了拉斯基一套腐朽的理论在新月广为推销。我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共产”的长文章，那是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它的荒谬的程度远在我其它反动文章之上的。我在二十八九年前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就散布了许多反共的毒素。 1927年是南昌起义解放军建军的伟大的纪念日期，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刚开始。蒋介石以武力进行所谓的“剿共”。我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认为武力解决不了共产主义，要在思想上进攻。我就贩卖了拉斯基一套，做中国思想上反共的先锋，配合蒋的武力剿共，这是多么大的罪恶。 罗隆基又说，二十八年前，我不止思想上是反共，我的政治活动亦是反共的。我回国以后在上海就认识了国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张东荪，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我同这一批人当时气味相投，成了政治上的朋友。这两个党，大家都知道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我不久就加入了国社党。青年党同国社党是当时密切合作的两个所谓的在野党，实际上都与蒋介石政权有关系的，特别是青年党是公开参加蒋介石的反共战争的，在二万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经过四川，青年党的李璜就动员四川全部青年党员帮助“剿共”。在政治行动上我参加了张君劢的国社党，在政治思想上我为胡适主编新月杂志，这是我回国初期的丑恶历史。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1932年到1937年这个时期他的活动。这个时期，他一直是益世报的主笔。罗隆基说，益世报为什么请我做主笔，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我不是天主教徒。主要原因是我有一套腐朽的反共理论。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罗隆基说他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仍是反共、反苏，但又说他在对日抗战这个问题上是主张“联共抗日的”。他说蒋介石当时还是要对日投降的，他的政策是：“安内而后攘外”，又说“攘外必先安内”。他说胡适是拥护这个政策的。而他则主张“枪口对外”，“攘外而后安内”。罗隆基接着说：当然，我必须特别声明，我的思想还是反共、反苏，只就“攘外而后安内”这句话就清楚了。“安内”是什么呢？还不是蒋介石安内的意义。我是劝他等到抗日胜利之后，再来进行反共。 罗隆基承认他在这个时期是一个两面派。他一方面同进步人士联系，另一方面又同反动力量国社党青年党勾结。 崇美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他在1937年到1949年解放时期的活动。他说这个时期是他坚持中间路线的时期。他说，抗日战争所以能够发动，坚持，并且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共产党的力量，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1941年，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的许多党派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是发起人之一。组织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外造成一个第三种力量，以贯彻第三条路线。我参加起草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以及起草几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很明显地表示要采用英美的民主，要走第三条路线。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军队国家化就是要红军停止武力革命。政治民主化就是英美的民主。罗隆基谈到他在民主政团同盟中的政治倾向时说，青年党、国社党是拥蒋的，左派和进步人士是拥护共产党的，我在1941年就脱离了国社党，我是始终坚持中间路线的。那时候，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这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缪云台是官僚资本家，是美国留学生，他同我的思想是一路的，他反苏反共走美国路线，他现在还在美国。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实力。 这时候我同在云南的美国领事和在云南的美军高级军官是有勾结的。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会增加。我在外交路线上是亲美、崇美的，我这种半殖民的思想到今天想来是十分可耻的。罗隆基说他当时在西南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在表面上做得很左，内心却是中间路线。这还是在讨好知识青年，争取青年做我政治的资本。要抢青年同盟就是个例子，是准备第三条路线的实力。 罗隆基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到了重庆，我到重庆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同毛主席见面。我受到很深的感召。我同周总理董老等人亦在重庆经常见面了，这对我那个时期对民盟的工作曾有了很大的影响，而没有陷入泥坑。1945年10月民主同盟举行第一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那时正酝酿着要举行旧政协。民主同盟到底站在国民党方面，还是站在共产党方面，这是民主同盟内部激烈斗争的一个问题。在当时我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以为旧政协以后，蒋介石会实行旧政协的协定，中国可能有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民主同盟可以左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并且中国可以实现亲美政策。我还想在议会中大显我这个个人主义的身手，可以多出风头。罗隆基又说：在重庆时，我同美国的马歇尔的确有了很多勾结。马歇尔并不赞成民盟过分的亲共，我在这点上作了解释工作。我告诉他今后中国是实行英美式的宪政，民主同盟是亲美路线的。 罗隆基说，1946年，南京的再度和谈破裂，蒋介石要召开伪国大。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成了一个民盟内部的激烈斗争。国社党决定要参加。蒋介石知道救国会第三党不会参加的。蒋介石希望黄炎培、梁漱溟和我参加，这样仍然可以盗用民主同盟的名义来做欺骗的号召。这时候蒋介石派段浩徐、雷震向我私人接洽过，只要我参加，我可以在经济部长或交通部长两个原来预定给共产党的部长中挑选一个，并且可以在民盟内部我的朋友中提三、四十个伪国大代表。罗隆基说他当时是“拒绝参加”伪国大的。他说，他之所以“拒绝参加，是因为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共产党不参加伪国大，国家不会和平，不可能有议会政治，而我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不能起左右于国共之间的作用。他说，这时候，我的确还在做第三条路线、英美民主、买办外交的可耻的迷梦。后来蒋介石又发动内战，我的确看不出解放军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蒋介石会在这样快的时间内垮台。我住在南京的周总理的住宅，一方面为共产党照顾留下来的财产，一方面却经常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勾结。我以为内战还是“打打停停打打停”，还会恢复和谈的。我还在幻想扩大民盟组织准备将来第三个大政党的力量。1947年蒋介石威迫解散民盟总部，那时候沈衡老、章伯钧在上海秘密地逃到香港去了。我在南京被捕。蒋介石要把我送到牯岭去。经过司徒雷登向蒋介石的交涉，才把我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时候国民党的雷震每个月总要到上海来看我一次，同时交医院费。美国大使馆和上海美国领事馆亦经常派人到医院来联系。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三中全会我是赞成的。但三中全会一边倒的政策我的确不同意。我托吴晗带到北京来给沈衡老的信，要保留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这个条件是有的。这件事今天可以顺便说明一句，这是张主席、黄任老几个人在我病房里商量好的，由我执笔写的。这一切事都说明我坚持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根本没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概念 罗隆基然后谈到他从1949年解放到现在的活动。他说，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同表老到了北京。在离开上海前，我在上海还同司徒雷登见过一次面。他向我提出，假使共产党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可以分期借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的建设，他要我向周总理转这个口信，这是事实。我当时是很同意美国这种意见的。我当时以为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没有经济外援是建设不起来的。要提外援，只有美国。这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要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要使中国半殖民的地位再往下走，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多么可耻的思想。我到了北京，看形势不对，我没有把消息转告周总理，并且在张东荪的儿子家里转告美国在北京的领事要他转电司徒雷登，说这个口信我不能转达。 罗隆基接着又简单地交代了几件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他说，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说：“你不要在盟内清党。”这件事是有的。这说明我到北京来后，思想中根本没有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概念。 罗隆基又说，政协开会后，我自己虽然做了政务委员，但我得到党的待遇比较起来是冷淡的。我本来是个往上爬的人，是个名利观念很重的人。我对党就亦有了不满情绪。李维汉部长、邢西萍副部长为了我的不满情绪曾到我住的地方谈过好几次。我当时并不完全怨党，我很埋怨章伯钧、史良做了挑拨离间的工作。因此张东荪同我就邀集了这一批民盟有情绪不满的人成立了当时所谓的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当时是经常碰头的。有时并且在张澜主席的地方碰头，在他面前发许多怨言。到了四中全会，就完全成了一个派系斗争。四中全会开了两个月不能结束，就是这个缘故。罗隆基又说，为要争取政治上更好的地位，主要应该扩大民主同盟的实际力量，而我自己的无形组织应争取民盟的领导地位。我对无形组织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当时我要布置民盟中央和地方的力量，主要就是这个目的。这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放弃了第三条路线，而开始做分庭抗礼的梦了。我对无形组织始终是积极的。这是1949年到1952年这个时期的情况。后来三反运动发动了，张东荪勾结特务案件发觉了。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深怕牵涉在内。三反的时候，无形组织中像刘王立明、潘光旦都做了被斗争的对象。我的确胆战心惊。后来由于党的主持公道，张东荪案件没有牵涉到我，而三反时我又被保护过关，我对党是十分感谢的。 利用旧知识分子作资本同党分庭抗礼 罗隆基说他从那时以后，就不搞“无形组织”，不过，罗隆基又说：外地的朋友到北京来了，总要见面谈谈的，但都是分别谈话，从没有约集在一块谈过，为的是避免宗派嫌疑。 罗隆基重申他的三点声明。他说： 第一、最近两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 第二、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与无形组织中写过信件指示或商讨有关政治或盟务的阴谋活动。 第三、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托任何人带口信给无形组织中任何人指示政治或盟务的活动。他说他所以这样声明，为的是，他犯的罪过不应当牵涉到任何人，别人所犯的罪过亦绝对不应当牵涉到他。 罗隆基接着又否认章罗联盟，他说，他绝对没有什么事只是章伯钧同他秘密商谈后就执行的。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今年5月间成立的党委制等四个委员会是例外。罗隆基又说，当然，在民盟政策上，我支持了章伯钧某些主张因而使民盟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罗隆基拒绝交代章罗联盟的内幕，他说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件来交代。 罗隆基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是他犯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民主同盟应该代表落后知识分子所谓的合法利益，应由民主同盟这个合法机关来代为呼吁，于是民盟就采取了鼓励旧知识分子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来大放大鸣。于是民盟就在政策上走错了道路，走偏了方向。 罗隆基说，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目的是什么，还不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讨好，想抬高自己的声望，扩大盟的组织，拿这些旧知识分子来做我的政治资本，使民盟能够与领导党分庭抗礼。我5月间在统战部的几次发言更具体表明了我这种狂妄的可耻的野心。

第3版()专栏： 反右派斗争时间虽短一生难忘 首都大学生逐步辨明是非站稳立场 新华社12日讯　新华社记者朱彬、周定舫报道：记者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个班学生的反右派斗争总结座谈会，学生们认为参加这次斗争的重大收获之一，是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大学生必须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重要性。不少人都这样说：“时间虽短，一生难忘！” 在反右派斗争没有开始以前，有些人在许多问题上，辨别不出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他们甚至要求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实际生活使他们认识到，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时，抓住许多学生所关心的改进哲学系学习条件的问题，挑起请愿事件，许多学生也就糊里糊涂地在要闹事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右派分子林希翎在人民大学两次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长篇谬论，开始遭到同学们的反驳，这些人还附和右派分子的论调，认为这是“压制言论自由”，“林希翎虽有错，但是精神是好的，能够独立思考”。北京大学气象系一个班里有些学生也有类似的思想情况，当这个班里的右派分子提出“现实社会并非世外桃源”问题，主张采取“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时，有二十多个学生给右派分子抄写和张贴大字报。 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许多生动而无情的事情，使他们弄清了是非和善恶。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徐国林，平时在学习中是好钻书本上的字句，不会联系实际，当右派分子散布“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也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领导对民主生活不利”、“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年前的理论，应该修改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政权”等等反动言论时，他还把这些反动言论仅仅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夸大和片面性的表现。经过辩论会上的批判，又把讲这些话的一个右派分子的“底子”翻开来，原来这个右派分子的父亲是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的秘书长，又是这个省青年党的书记，解放后依法判处徒刑，在逮捕后还说：“要报仇，即使二十年后此仇也要报”，因此这个右派分子一贯对党抱仇视态度。这些事实的揭发，才使徐国林的脑子清醒过来。北京大学气象专业三年级二班有些思想一时糊涂的学生在反右派斗争中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斗争使他们看清了右派分子的面貌，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当他们还帮助右派分子张贴大字报时，知道了北京市印刷厂一厂的工人拒绝印刷右派分子编的反动刊物“广场”的事情，两者一对照，立场完全不同，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对学生的教育很大。另一件事是气象专业二年级的共青团员贴出一张大字报，劝告他们赶快回头，使他们警惕起来。 实际生活的考验，使这些学生感觉到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怎样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他们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旧社会给他们很深的影响。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个出身于投机商家庭的学生汪华岳说：“解放后家庭经济收入减少了，感情上总是留恋过去，和工农劳动人民疏远，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从来没有澄清过，因此对右派分子的思想很容易引起共鸣”，这是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许多学生总结这些教训时，都认为过去把自己估计太高，一直自以为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到大学里来只是学习功课的，对思想改造不感兴趣，对参加集体生活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修养表示厌烦，使自己的思想意识里的许多旧东西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有了发展。 这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年级三班、北京大学气象专业三年级二班的学生在总结这次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时，都认为这次斗争的实际锻炼，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们认为，开学以后，还要加强思想上的锻炼，只有不断克服旧意识、旧思想，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站得稳。

第3版()专栏： 天津新闻界决心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据新华社讯　天津市新闻界继续在揭露和批判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天津新晚报总编室主任孙肇延等右派分子追求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对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他们说党报“教条主义严重，老是摆着党报面孔”、“过分强调指导性、思想性，缺乏趣味性，没有人情味”。他们把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右派分子肖荻说：“报社的天职是反映人民的声音，监督执政者。”他又说：“天津日报是市委机关报，天津工人日报是工会机关报，我们青年报又是团的机关报，天津农民报也是农村工作部的机关报，如果都是这样，反映群众的呼声不能见报了。”天津日报右派分子江汗清也说：“如果我们只替市委说话，不替人民说话的话，势必脱离群众。”天津工人日报也有人主张：“取消工人日报是市工会联合会机关报的招牌”。 肖荻在天津市大鸣大放期间，唯恐天下不乱，曾陆续指使记者在歌舞团、话剧团、医务界、曲艺界、戏曲学校、工程技术界、徒工中组织“鸣”“放”座谈会，进行点火。孙肇延则利用天津新晚报“呼风唤雨”、“点火于基层”。这些右派分子在报社内鼓吹反对党的领导，拉拢一部分人，企图夺取报社党的领导权。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右派分子路广业等竟纠合坏分子组成所谓“落后支部”。提出三大纲领：（一）一辈子不加入共产党；（二）不希望提拔；（三）不怕抛脑袋。 肖荻、孙肇延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激起了天津市新闻工作者的无比愤怒，许多人坚决表示：一定要和这批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第3版()专栏： 山东农学院揭露周次温 怀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混入党内 本报讯　山东农学院揭露和批判党的叛徒、老牌右派分子周次温的反党罪行。 周次温是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代理主任，1936年参加共产党。在“大鸣大放”中，他肆意诬蔑共产党的政策，说三反和肃反运动“留下来的印象是暗无天日，血迹斑斑”，“统购统销不知死了多少好人”。他公然诽谤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说三反肃反的“错误”“党中央应负全责”。他还在群众中宣扬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周次温看到陈铭枢在报纸上发表的“党委应该退出学校”的谬论时，竟拍案叫绝，并无耻的说：“我早就看到这一点了。” 周次温是地主阶级出身，怀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混进了共产党的队伍。在减租减息中，农民刚刚触动了一下地主阶级的皮毛，周次温就大喊大叫“左了”。1950年土改时，他公然包庇地主家庭和恶霸父亲，因此受到党纪处分。 现在，周次温还没有低头认罪，山东农学院准备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作进一步的批判。 （新华社专稿）

第3版()专栏： 把幕后的右派分子揭发出来 本报讯　安徽师范学院揭发出隐藏在幕后的右派分子李敏（共产党员，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他是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军师”。大鸣大放后，李敏在课堂上煽动学生说：“同学们，拿出‘五四’的精神，站起来斗争吧！”右派分子储茂隆拿着极端反动的南大“二十条大纲”去请教他，他表示：有些条文他是同意的。在右派分子反动气焰嚣张时，有人问李敏，记者为什么不报道？他说：“不报道，你们可以贴大字报。”于是，在安徽日报驻芜湖记者站的门口便出现了师范学院右派分子谩骂记者的大字报，当团总支号召共青团员在鸣放中要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六项原则时，他告诉右派分子说：“我看你们所鸣放的并没有不符合六项原则。”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这位1938年叛党后认贼作父、在解放战争中第二次混入党内的叛徒，始终掩盖不了他的叛党行为！他的反动论点也已被驳倒。　（于风）

第3版()专栏： 浙江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搞得好 右派骨干显露原形，积极分子受到表扬 据新华社杭州12日电　浙江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重大胜利。 浙江大学教授、右派分子董太和竭力主张“教授治校”，还高喊“马列主义是不值一文的教条”，他造谣说“共产党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门下食客’，而且每次运动中都把他们当作批判的‘罪犯’”。他颠倒黑白地说新中国一片“黑暗”，污蔑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的机构”，说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是“技术训练班”。 浙江大学另一个右派骨干分子、数学教研组讲师周先意更造谣说：现在的浙大已成了官僚主义的衙门。他直接鼓动学生起来闹事，叫学生要“抓住重大问题”（如赶出学校党委等），要一举“击中共产党的要害”。 浙江大学还出现了右派分子黄月德等大闹杭州日报社的事件，他们企图把事情闹大后结队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浙江大学右派分子的核心组织是“春雷”反党集团，其中的主要成员有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 浙江农学院里，出现了一员资产阶级右派主将施有光，他在鸣放中提出了一套反动纲领。他费尽心机地归纳出所谓“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十大歪风”和“四类假积极分子”，对党团员极尽其污蔑的能事。施有光却假仁慈地为农民抱不平，散布农民“吃不饱”等谣言。 在这个时期，浙江农学院里的一些过去曾效忠于蒋介石特务机关的讲师、助教如麻键、施亚夫、陆定志等右派分子，更是日日夜夜地、废寝忘食地进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农学院闹得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浙江医学院在鸣放期间也是黑云乱翻，右派分子储镐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和浙江民盟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猖狂地到处叫嚣“学校应该取消党委负责制”。在这股乱翻的黑云里头，大翻跟斗的还有教师朱寿民、邵静宇、陆伯铮、秦文清和学生张齐政、刘康、陈千平、徐建华、王耀华等右派分子。 在浙江师范学院里，副教务长、右派分子任铭善一口咬定说“八年来破坏多，建设少”，他叫喊必须“狂风暴雨”式的整风，叫喊多提一些“一棍子打死”的意见。这个学院另一右派分子、化学系主任王承基煽动一部分教师和学生想直接把党委会从学校里赶出去。他煽动学生闹事要闹得越大越好。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右派分子莫朴、金浪、金冶，他们都是以江丰为首的一个反党集团的成员。 一个多月来，浙江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们，跟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浙江大学团员黄维实、陈鸿喜等七人，由于英勇地捍卫了共产党的事业，坚决和右派分子作斗争，曾分别受到团省委和学校团委的表扬。

第3版()专栏： 河南新闻出版界揭发出一批败类 李晴主编的“凤凰台”成了攻击党的基地 新华社郑州讯　河南省新闻出版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深入展开，一批右派分子被揭露出来。 河南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一个月来连续举行了十二次辩论会，批驳右派分子任重（河南日报农业部助理编辑）的反共谬论。任重荒谬地提出他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办报原则”。按照任重的这些“原则”，党报竟可以不接受党委领导，报纸“应当纯客观地进行报道，不管报道后对党和人民起好作用还是起坏作用”。任重还叫嚣要“取消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取消记者、编辑的政治理论学习”。 郑州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李晴，是一个披着共青团员外衣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李晴负责主编的郑州日报副刊“凤凰台”，成了他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基地。李晴先后用柳无忌的笔名，写杂文、寓言，连续用夸张的手法、恶毒的字眼向共产党大肆进攻。像在“鱼何负于钓”一文里，李晴诬蔑党的整风是在“钓鱼”，钓出了好“整”，因此他替“鱼”叫屈。 右派分子李蔚（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农民”助理编辑）在整风期间，疯狂地骂共产党员是“假洋鬼子”、“泥菩萨”，骂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顺民”、“蚊子”、“风向针”，他甚至把今天的社会形容是“一团漆黑”，说自己是在“暗室”里工作、生活，“没有民主，没有阳光”。 这些右派分子当自己的荒谬言论已经被批驳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已经开始表示低头认罪。但对他们反共的阴谋，却吞吞吐吐，不作彻底交代。因此，对他们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

第3版()专栏： 沈阳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深入 一批反党小集团被揭发出来 本报讯　沈阳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目前全市十所大专学校的师生虽大部已经放了暑假，但各校反右派的领导力量、积极分子和行政人员仍然在不懈地紧张进行反右派斗争。暑假中，各校还要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研究改进工作。 东北工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两个右派反党集团。一个是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还有党内右派分子机械系主任、党总支委员、沈阳市委候补委员王铭勋等参加。这是一个在民盟沈阳市委右派分子直接领导下，执行章、罗反党纲领的集团。他们煽动教师向市委“请愿”、闹事，攻击学院党委和中共沈阳市委。要求成立凌驾党之上的 “非常委员会”。另一个反党集团是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许冶同密谋夺取冶金、有色、工艺三系党对整风的领导权，配合机械系右派分子陈尚炯等“开辟第二战场”，以便实现“教授摄政”，把党从学校中赶出去。 沈阳俄文专科学校揭发出以教师陈允福为首的反共阴谋集团。这个集团有组织、有分工、有纲领、有策略。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们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面临危机”，“乱世”就要到来，便常在一起密谈。当党开始整风之后，他们认为“乱世已到”，便作出计划：首先整垮学校党组织，篡夺学校领导权，占领俄专阵地；第二步是时机到来就煽动闹事，闹到北京，使资本主义复辟。 沈阳师范学院的师生揭露共青团宣传部副部长张百生和院刊编辑黄振旅这两个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他们物色对党不满的人（如肃反对象），进行拉拢，企图组织“新政党”，办报纸和党唱对台戏，并且煽动学生闹事。历史系的师生还揭露了讲师徐公振和教授周传儒的反党活动，他们恶意地造谣中伤，支持学生闹事，企图推翻学院的党的领导。 沈阳农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九三学社社员李明哲。他利用整风鸣放机会，大肆污蔑社会主义民主，说现在还不如伪满时代有自由。说现在“天下尽是诺诺之士”。他要人人都作反对社会主义的“谔谔之士”。 沈阳药学院教师学生，集中揭露、批判了讲师尹鲁、胡向旻等右派分子煽动学生罢课、请愿的反动活动。 东北财经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对教授赵鸿翥的翻把阴谋给予了严厉回击。这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党整风之机，对肃反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替反革命分子大肆喊“冤”和要“申诉”。他的阴谋已被粉碎。财经学院师生还揭发批判或声讨了右派分子李靖国、吕恩莱等。 （新华社专稿）

第3版()专栏： 群丑哄闹水利部 本报记者　慧之 整风运动开始后，水利部各单位先后出现了一批右派分子。他们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兴风作浪，企图推翻党的领导。 二十二首反动诗 农田水利局右派分子高炎（民革成员），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不满。鸣放开始他认为“整”共产党的机会到了，在水利部党组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首先提出： “不够条件的党员应该清洗。”单看这么一句话，似乎没有多大毛病；再看下文，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说：“实际上好党员是少数，很多党员都缺德、贪污腐化，像旧社会的警察一样，使人见而生畏。” 除口头攻击以外，高炎又写了二十二首七言诗，把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新中国大骂一通。他诬蔑伟大的肃反运动说：“惊心风雨大飘摇，肃反轻挥笔下刀”，他还用“三字狱”、“莫须有”等字样，把党比作谋杀民族英雄的秦桧。他骂领导干部是“肉吃无谋只素餐，事无大小找科员”。骂党员是“晋级加薪享福利，党员事事在人前”。污蔑报纸是“只闻报喜不报忧”，“无名小卒稿难投”。 高炎自小就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十五岁时曾在家乡土匪队当过文书，先后共参加过八个反动组织，做过局长、专员等反动派的官，并和李宗仁、张荫吾等有过联系，解放后参加了工作。他悔恨地说：“现在不比过去，非工作不行，再也不能回家作老员外了。” 狡猾的老狐狸 高炎的反动诗是经过一些“高人”“指正”的。水利史编辑张腾霄（民革成员）便是其中之一。张腾霄看过这些诗后批上“首首俱佳，道出了人人心里话。”可是当人们对反动诗展开批判时，他却狡猾地说：高炎的诗我只看了个首尾，当中没有看。批的是“首尾俱佳”几个字。 张腾霄还诽谤说：“一般党员尤其是领导，专爱听小报告”。他骂作小报告的人最无耻，听小报告的人最无能。他说灶王爷的小本子，使得他走路都要离远些。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右派分子以“土人”为名贴墙报毒骂共产党，当这个墙报受到群众指责停刊时，张腾霄却写文章煽动说：没想到“土人”竟如此脆弱，经不起考验。并要它“早日复刊，向前奋斗”。他还利用民革小组长的身份，召集一些对党不满分子开秘密会议，收集反党意见，并在落后分子中积极发展组织。当人们对他这些言行提出责问时，他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把自己的反党言论粉饰为“逆耳”之言。 死也不愿改造的人 农田水利局的另一个右派分子李域，公开污蔑我们党的领袖，说毛主席的诗中有个人英雄主义。还语无伦次地说毛主席不一定完全正确，李立三路线不一定就是错误，马列主义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没有马列主义，可能还有更好的主义。他还认为没参加党团是 “幸福”。他的兴趣究竟在哪儿呢？原来这位对党团不感兴趣的人在十多年前就参加了三青团。他诬称目前乡下老百姓的生活比国民党时还苦，他要求取消县委会。他还说共产党是假民主，只喜欢拍马屁的人。郭沫若所以红，就是因为会拍马。 人们公布他的言论并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又说：不公布我的意见还可，公布出来，我至死也不会改造，我看怎样也得让我生活。 很明显，他的要求是让他的反党言论自由泛滥，要对他进行批判，他就死也不改了。这完全是死赖顽抗。不管右派分子怎样耍无赖，人们是不会放过他的。 党内的应声虫 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党内的不纯分子起了内应的作用。技术委员会共产党员班效侯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他认为党员的确是六亲不认，有些人不养老人是和党的教育分不开的。他说党教育党员划清思想界限，就是叫他脱离家庭。他说他的知心朋友不在党内，他和党员没有深厚的感情。党的教育使党员死板，唯唯诺诺。 有人觉得奇怪，这个年仅二十四岁、已入党四年多的青年人，为什么有这样多的荒唐谬论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原来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自小就养成爱虚荣的心理，解放后伪装积极，混进了党，又怕组织上有不好印象，便到处唯唯诺诺。久而久之，他感到入党并不能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经常装腔作势也很不舒服，乘整风机会，便把自己的一切伪装，都说成是党的“教育”。真象暴露，他原来是个原封未动的“小少爷”。 ＊　＊　＊ 水利部各单位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在六、七月间已先后进行了一些批判。右派分子一般都表面认错，但不进行深刻检查。现在水利部各单位正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追击，继续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不许他们蒙混过关。

第3版()专栏： 在风浪里受到了锻炼 清华大学学生　朱幸华 一个不平常的夏天接着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在火热的斗争里过去了，这是一生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日子，风里浪里，锻炼了自己，脚步更坚定了。我时常喜欢去回想那些斗争的日子，的确，这对于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一个共青团员来说，是永远值得自己去回忆的，这里面有着多少年青人难得的可贵的教训啊！ 这场右派分子所挑起的阶级斗争，看来他们是失算了，碰得头破血流了，但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上了阶级斗争最生动的一课，是一场活的政治考试，每一个大学生都无例外地接受了这场考试，有的得了五分，有的却得了二分。 回想整风初期，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清华园里，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的气焰也是极为嚣张的，他们利用一些同学立场上和认识上模糊的弱点，竭力丑化党，攻击党，要党退出学校。他们还恶毒地打击一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正直的人们，骂我们为“歌德—但丁”派，是“卫道者”，企图封住积极分子的嘴，使党陷于孤立。在这种情况面前，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感到难以忍受，心里充满了那种当亲爱的母亲遭受攻击时的愤怒和沉重，沉重的是很多同志还没能清楚地判断当时情况的严重阶级斗争性质，因而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能集结起来战斗。正在这时，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听到了这篇社论的广播，激动得扔下了饭碗，和旁边的同志拥抱起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高呼：人民日报万岁！我们最英明的党万岁。是党，在这最艰难沉重的时候，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给了我们斗争的力量，一瞬时使我们的眼光变得那么明澈远大，使我们胸中的愤怒和沉重化成了和阶级敌人作生死斗争来捍卫党的决心和勇气。的确，我有生以来，从来还没有体会到过一篇文章会在自己身上产生这样巨大的力量，会使自己的感情激动到这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的心情，就像一个远离膝下的孩子，在备受折磨和眼看母亲受人攻击的时候，重又回到母亲的怀里，汲取了力量与信心和母亲一起战斗时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我这次最深刻地体会到：就像孩子离不了母亲，共产主义战士离不了党；我向自己发誓：这一生，将要任何时候跟着党走，终生地为党战斗。在这次斗争里，我们确实有很多同志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毫不动摇，表现了鲜明的态度。像我校共青团员罗健敏同志，在右派分子大摆迷魂阵猖狂进攻的时候，挺身而出，首先贴出了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战斗的大字报，他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们崭新一代的大学生里面，这样的战士并非少数，在一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学校里涌现了多少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啊，白天，冒着酷暑，到处对证材料，有的整天埋头在图书馆里准备着以有力的论据，来彻底粉碎右派谬论；夜深了，很多房间里还透出盏盏灯火，人们还在那里分析情况准备明天的战斗，或者在编写大字报。清晨，当人们在墙上看到墨迹未干的大字报时，他们才刚刚进入睡乡。——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们，团结了广大同学对右派展开了雷霆万钧的反击。他们突出地代表了新中国大学生的鲜明的政治态度——永远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永远忠诚地跟着共产党走。 在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学考得不太好，在风浪里站不稳脚跟，表现得左摇右摆，没有坚定的立场和敏锐的政治嗅觉，虽然今天这些同学大部都已清醒过来了，投入了反右派斗争。但这些对于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必须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资产阶级思想经常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必须不断自觉地改造思想，才能成为符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建设者。这次风浪也指出了：暖房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大学生应该放到实际生活里去磨炼。 是的，钢铁要在烈火中炼成，坚强的战士是在风浪里成长。我，作为一个共青团员，经历了这场考验，也将永远地珍贵这几个月来的大风巨浪所给我的锻炼和教育。阶级斗争的现实教会了我怎样去分辨敌人，怎样去憎恨敌人，去和他们战斗；也告诉了我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着怎样的战士，我遗憾自己没有能更早地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是经过了这次考验，我下定了决心，争取早日入党，要终生战斗在党的身旁，坚定地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考验还没有结束，反右派的斗争还正在深入。除此而外，可以设想，还有更多的困难和考验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必须以坚定的立场过关斩将迎接上去。远的不说，目前对我们毕业班同学来说就面临着服从祖国需要的问题，我相信经过了这场考试后的大学生，一定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我们下定决心终身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下定决心和工农结合，使自己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知识分子。 新型大学生永远属于党，属于社会主义！任何右派分子企图来和党争夺大学生，这只是妄想。

第3版()专栏：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不惜献出我的生命 天津大学学生　蔡国英 我的家乡——浙江诸暨县南三江村，解放前一直就像地狱一样的黑暗。家里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生活困难，使我再也不敢作念书的美梦了。十六岁时，我到上海去了。 到上海后，我一进厂是养成工，规定了三月到六月内只供伙食，没有工资。不满三年不能随便走的，不然就要拿出两担白米。 夏天顿顿吃馊饭，菜还没有猪吃的好。吃饭时，专门有人看管，说这个吃多了，那个吃少了，叽叽咕咕。气得我们都不想吃了，一个个面黄肌瘦。 住的地方，夏天外面是太阳，里面也是太阳，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车间里，外面下大雨，里面发大水，我们赤着脚，整天站在水里工作。 那时，自由是根本谈不上的，养成工的宿舍在厂里，下了工只能待在自己的屋里，不能到别人的屋里去，厂里专门派人看着。一星期只准出去一次，先得求他们开个条子，出厂时还得抄身，工人的人格就是这样的被侮辱。 早上六点上工，晚上六点下工。“六进六出”，星期日一般要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有的还要工作二十小时。 工资一个月发两次，三号，十五号。本来是十五号发工资，资本家早在一号就结好账，那时物价一天一个行市。一号发，本来还可买两三斗米，可是等到十五号就一点不顶用了。记得我有一次半个月的工资只买了一块肥皂。 在车间里，工头随便欺侮工人，有一次一个女工差一点被推到皮带上要了命。拿摩温工头为了一些小事，时常用落纱用的铜管打工人。因此时常有人上工时好好地进去，下工时头上带着大疙瘩出来。 实在忍无可忍，我们就没有上工。我给拿摩温和厂长提意见，不要这样欺侮我们。那时正是上海王孝和被枪杀以后。资本家的代理人说，好！你们还想罢工，王孝和就是你们的榜样。 1949年夏天，我们那里解放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老年女工高兴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不久我们又斗倒了工头，两三个拿摩温失去了自由，可是全厂七百工人得到了自由。 1952年一天夜里，我正值夜班，接到去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通知，我真高兴极了。解放前，我不敢想像的事，多少年来我一直盼望的事，终于实现了。党告诉我，不但要送我进工农速中，将来还要送我进大学。现在这些都完全实现了。 右派分子闭着眼睛说瞎话，若不信，最好到我们学校来，找几位工人出身的同学好好调查调查，看看我们过去过的什么日子，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日子。 1953年我回家一次，村子里变化很大。被日本鬼子烧掉的房子，解放前一直没有盖起来。解放后，组织了互助组，变工互助，那些房子都重新盖起来了。 现在，我家参加了合作社，父亲喂了一口猪，准备过年吃。解放前，过年只能吃豆渣，现在生活不愁吃、不愁穿，而且过年还能杀一口猪，变化多大呵。到底是解放前生活好，还是解放后生活好，广大的农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现在的自由是金鱼缸中的自由吗？右派分子极力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但是劳动人民自己是最清楚的。亲身的经验使我对于自由有深刻的体会，现在真是自由。获得了解放的工人农民，他们无比地热爱党，热爱今天的幸福，美好的生活。右派分子自不量力，企图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党的领导。工农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过去惨痛的生活，站起来了的他们，将用自己的一切保卫幸福的生活。 我是从旧社会亲身经历过来的，我恨死了黑暗、专制，终日辛勤劳动，但无法生活的旧社会；我无比地热爱光辉灿烂，前途无限美好的新社会。我严厉地警告反动分子，谁胆敢反对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我就要和他斗争到底，为了捍卫神圣的千百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不惜献出我年青的生命！

第4版()专栏： 陕西省许多机关学校接受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干部积极性提高　右派分子更加孤立 本报西安12日电　记者李茜报道：陕西地区各机关、企业、学校正着手解决群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重大问题。 民政厅过去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无专人负责处理，厅的领导人也不过问，致使人民来信来访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现在决定抽出五个干部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由一个厅长亲自领导。 西北俄专学生根据目前国家俄文干部供过于求的情况，提出转学、转业、转校的意见。该校领导经过研究并请高等教育部批准，决定一、二年级学生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有一半人转学转业。现在该校已专门聘请了辅导教师，帮助转理、工科的学生补课。 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接受群众意见，改进了工作制度和手续，因而既减少了总工程师的负担，也缩短了设计时间。 陕西省供销社理事会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决定取消了有些处内所设的科一级的领导，由处长直接负责领导各项工作。很多高等学校也研究了改进学制、教学工作和毕业生分配等问题。 由于各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重视改进工作，从而鼓舞了干部反右派斗争的意志，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使右派分子更加孤立。

第4版()专栏： 跟工人交知心朋友 据新华社昆明9日电 云南省内二十四个重点厂矿的工作，在整风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 若干重点厂矿都已经精简了管理机构。昆明机床厂把机床、工艺、中央等三个试验室合并为一个研究试验室；把锻冶科和工艺科合并，加强了技术力量，又把计划、会计科合并为经济科，消除了分工不明、职责不清的毛病。 这些重点厂矿的数百名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都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其中大多数厂矿已经形成了制度。由于负责的党员干部参加劳动，帮助工人解决了不少问题。例如云南铁工厂的大多数党员负责干部，过去都是五级以上的工人，他们在车间里直接参加生产发现了锻工车间水管工段的平均日产量低、废品约占四分之一的情况以后，就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改进办法，并召开工段大会加以讨论，使平均日产量增加了将近一倍，废品也减少了一半。这些领导干部在劳动中发现的领导上有些要求不合实际和管理工作中的缺点，也都及时纠正了。多数重点厂矿的党员都和群众加强了联系。昆明冶炼厂80％的党员，最近一个半月以来都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许多人已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

第4版()专栏： 边谈心，边解决问题 成都市文化局负责人和艺人们共度联谊日 新华社成都12日电　9日上午是成都市戏曲、曲艺艺人的第二个联谊日。市文化局的负责人和许多艺人聚在一起谈心，当场解决了一些艺人提出的关于演唱场地、疾病补助等方面的问题。 这种联谊日每周举行一次。是市文化局接受曲艺艺人意见改进工作的新措施之一。 自5月份召开曲艺艺人座谈会后，成都市文化局对领导曲艺工作作了不少改进。现在，发掘整理传统曲艺节目的组织已经成立。已发掘搜集到的扬琴和竹琴唱本就有三百多个，并发现一百七十多支清音曲牌。其中扬琴“伯牙碎琴”“琴挑”等许多节目都是久未演唱、行将失传的。市文化局还订出了在今年培养二十多个青年演员的计划，并规定了鼓励艺人自带徒弟的办法。成都市曲艺书场新吸收的学习扬琴、清音的几个学生已经能公开演唱一两个节目了。 一些曲艺艺人曾苦于没有固定演唱场地。经过市文化局和有关单位协商，现在已增加了九处供艺人演唱的书棚；将陆续开放的还有三十多处。此外，正在新建和改建三座曲艺书场，在市郊工业区新建成的一处书场就可容纳四百多听众。艺人们对市文化局这种“边整边改”的作法很满意。

第4版()专栏： 北京医院改变医疗范围 本报讯　国务院已批准了卫生部提出的立即改变高级干部家属在北京医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方案。 卫生部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已于7月26日向各部门发出了通知，通知中规定：原在北京医院就医的高干家属，如本人系在职干部，应按本人所享受之公费医疗规定，在所在工作机关的公费医疗医院看病；未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干部家属，应与市民一样到划区医院或者自己选择医院看病，费用都应该自己负责。卫生部通知中并宣布，原来发给各高级干部的北京医院诊疗证副证自8月12日起即行作废。今后凡无北京医院诊疗证的机关干部或家属，如医师认为必要经原机关介绍，可到北京医院看病。北京医院应当根据病情及床位情况收容住院，并且一律实行收费。

第4版()专栏： 帕塔姆 ——记一位少数民族的女县长 本报记者　沈石 多次经过康赛因，每次在交通食堂吃上一顿饭，便匆匆地走了，那天山丛中奇妙的景色，只好隔着车上的玻璃窗瞧瞧，回想起来，不免有几分怅惘。今年7月，我再度路过这地方，逗留了一天，饱览了山峦秀色。积雪的高峰，薄云缭绕；古老的云杉，满山满谷；清澈的溪水，从峡谷中汇流过来，发出潺潺的声音，小溪两岸，哈萨克人的蒙古包，吐出缕缕青烟，我从城市来，到了这幽静的天山深处，心情为之一快，然而更使我高兴的，是在这里会见了帕塔姆同志。 我曾经去过她的家，房门锁着。到绥定县人民委员会探问，说她上山养病去了。后来和县委书记刘凤岐同志交谈，才知道她养病的地方。 我们到了康赛因，在小溪边上找着了她住的蒙古包。帕塔姆看到客人来访，赶忙烧茶，赶忙搬出地毯铺到沿溪的浅草上。她的丈夫塔西麦合买提陪着我们坐在地毯上，边喝茶边谈天。帕塔姆和她的大女儿莎吉黛又忙着给我们做饭。莎吉黛今年十三岁，小学四年级生，戴着红领巾，蹬着长统马靴，走起路来，绿色的衣裙随风飘动。塔西麦合买提正谈话间，二姑娘哈丽黛抱着最小的妹妹送到爸爸手中。我见到他们的五个儿女，都收拾得挺漂亮，挺干净，见到帕塔姆处处尊重她的丈夫，我窥想她在家中必定是一位贤能的主妇。 用过饭，帕塔姆才来和我们攀谈，她胸部虽然有病，精神倒很愉快。 她在去年才被选为绥定县副县长。这以前，她担任县妇联会主任四个年头。她和妇女们生活在一起，每到一处，总有许多妇女来找她，要求解决她们切身的问题。回到县城，也是这样，道远不能回去的，便留她们在她家歇宿。妇女们开玩笑地说：“帕塔姆的家变成了我们的客栈。” 绥定县试办第一批农业社时，许多妇女不懂得农业合作化的好处，拉丈夫的后腿。她们担心奶牛入社后，喝奶茶，找不到牛奶，害怕入社后不能自由地和亲戚往还，顾虑女儿将来出嫁受到社的干预。 三区二乡农民衣布拉音领导的常年互助组准备成立社，衣布拉音的妻子听到丈夫要入社，卖掉了三十只鸡和一匹母马，把新缝的棉被和几只羊羔寄藏到亲戚家里。一天，帕塔姆来到她家，古安汗问她：“农业社成立后，我住的两间房要入社吗？”古安汗又拿出一包新衣服来，问道：“这是给我女儿缝的，也要入社吗？”帕塔姆向她说明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古安汗顾虑消除之后，道出了她的真心话，她说：“我家的房屋、奶牛……都是我丈夫辛苦挣来的，我担心参加农业社后，这些东西便不归我们了。”她后悔卖掉了鸡和母马，后悔不应该把衣服和羊羔藏到亲戚家。 勤劳的维吾尔族妇女，主持着日常的家务劳动，她们没有参加田间生产的习惯。农业社成立之后，要动员她们从事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老年人和有小孩的家庭，顾虑很多。他们不愿妇女抛头露面，担心母亲到地里生产，小孩在家没有人照顾。各乡曾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可是暗中的阻力仍然不小。绥定郊区光明之路农业社社员左仁汗，有两个小孩，她入社时，和婆婆谈好，自己去生产，让婆婆白天带小孩。可是她每次收工回来，看到小孩没有人管，饭也没有做好，左仁汗跑到妇联会，向帕塔姆诉苦。帕塔姆到了她家，她婆婆也诉起苦来，说：“每天给她做饭，带小孩，我又不是她的长工。”帕塔姆拿五区一乡和平社海立其汗的事迹来启发她。海立其汗的媳妇海仁沙汗是社里的青年生产队长，有五个小孩，她婆婆耐心地照管孙儿，让媳妇好好地生产，结果海仁沙汗被选为劳动模范，到过北京，出席过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帕塔姆对左仁汗的婆婆说：“你和海立其汗同样是婆婆，她的孙子比你多，难道海立其汗能做到的事，你不能做吗？”经过她一番说服，左仁汗的婆婆也转变过来了。帕塔姆还帮助农业社的妇女，组成带娃娃小组，解决了母亲们的困难，男社员也很满意。 帕塔姆在妇联会工作四年，走遍了全县每一个村庄，农民们都熟悉她，知道她替妇女做了许多事。在1956年12月召开的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她被选为副县长。 一个女人当了副县长，这在伊犁河谷九个县中还是破天荒的事，它很快地在农民当中传遍开了。帕塔姆有些胆怯，担子重了，能挑得起吗？她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书记刘凤岐同志，要求考虑改选别人。刘凤岐同志安慰她，鼓励她，嘱她放胆地干下去。他对帕塔姆说：“县人民委员会有正副县长四人，可以适当地分工，同时你又是县委会委员，有重大的事，可事先拿到县委会上研究。” 一次，帕塔姆从乡下回来，她的女儿莎吉黛问道：“妈妈！你做了副县长，害怕吗？” 帕塔姆笑了一笑，说：“怎不害怕哩！刘书记嘱咐我只要事事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可解决。” 今年6月，绥定县农田受旱，中共伊犁区委员会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梁国晋同志从伊宁赶来，他要求在受旱地区，让农民夜间浇水，减少水分过多的蒸发。帕塔姆弄明白了夜间浇水的好处后，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奇里巴克乡美丽农业社，号召农民夜间浇水，可是农民只习惯白天浇水，他们说：“这位女县长真厉害，连晚上也不放过我们。”帕塔姆向他们讲解为什么要夜间浇水，当天晚上，她和工作组的同志帮助农业社浇地一百二十亩，农民们见到女县长带头苦干，大家都行动起来，抢救了一部分受旱的麦田。 帕塔姆向我们叙述她童年时的遭遇时，指着戴红领巾的哈丽黛说：“她们这一代真幸福，我像她这般年龄时，还在街头流浪哩！” 她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归外祖母抚养，过了三年，外祖母又死去，她流落街头，邻居可怜她，暂时收留了她。到了九岁，送她进一所孤儿学校，可是这所小学只发给衣服和书籍文具，不供食宿。她放学归来，给邻居带小孩，混一口饭吃。念完小学，她考入伊宁师范学校，新疆和平解放以来，党培养她，使她从一位小学教师学会了管理全县的事务，改变了许多人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 当我告别她家，前往绥定县夏牧场，途经赛里木湖边，遇见一位年老的哈萨克牧民，他叫古安西拜，我向他问到帕塔姆，古安西拜老汉说：“帕塔姆吗？她是我们的好女儿，她比我们懂得多哩！” 我去阿尔泰山，一路上，想起帕塔姆同志，想起她那温暖的家，想起古安西拜老人的话，使我联想到新疆解放后短短的几个年头，在天山南北的广大农村中，有多少各民族的劳动妇女，摆脱了种种束缚，走向新的生活，在人们的心里和情感上，又起着多么深刻的变化。（附图片）

第4版()专栏： 一起劳动　共同抗灾 各地驻军全力帮助农民争取丰收 新华社1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农民争取丰收。 吉林省驻军自今春以来，广泛地组织了人力、畜力和物力，支援农业生产。仅据几个较大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半年多来，已做了十万零七千二百多个劳动日，帮助各地农业社播种、锄草、种菜、插秧，面积达六千六百五十八公顷，修水库两座，挖水渠三万四千五百三十六立方公尺，春季植树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三株，送给畜力缺乏的农业社粪肥共八十多万斤，骡马一百三十多匹。各地驻军还同驻地农业社建立了固定联系。 太原驻军帮助农业社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驻太原市各部队和太原市郊区的五十二个农业社都有直接联系，并订有合同。他们除每星期日主动集合到农业社帮助锄苗、拔草、挖渠外，农忙时节，只要农业社提出要求，都有求必应，赶赴支援。如在春耕翻地，夏季锄苗、割麦时节，各单位都连续几天派人支援。半年来，驻太原市部队官兵平均每人已为农业社作了四个劳动日。 辽宁省驻军为了保证农业大丰收，不荒废一亩地，许多部队都拿出大批人力、畜力帮助驻地农业社耕地、送粪、插秧、修水库和修水渠。驻锦州某部，半年内已组织了三万一千多个劳动日，帮助农业社春耕、夏锄和兴修水利。国营盘锦农场草荒严重时，某部出动了五千多名官兵赶往支援，经过二十六天的紧张劳动，共除草一万五千五百多亩，插秧一万一千多亩。驻沈阳部队半年内以近三万个劳动日，参加了支援农业生产、营造防护林、整修街道和公园的劳动。同时，许多部队还尽量节省军事用地，腾出地来交给政府拨给农业社耕种。 南京驻军今年5月以来已有二万六千七百四十八人分别帮助群众兴修水利，铺筑道路和参加各种农事活动。 新华社11日讯　最近，山东、河南、江苏和浙江等地驻军的广大官兵，夜以继日地协助人民群众防汛、抢险和救灾。 人民空军已出动飞机一百一十一架次，在山东、河南部分受灾地区空投物资二十万九千七百多公斤。陆军部队出动了大批人员投入防汛、抢险。某部队千余人在临沂地区抢修沂河堤坝，保证了决口险地的安全。由于他们抢修了大庾庄堤坝，使苍山地区的三十万人民免于灾难。某军事学校的学员，在泗水河两千公尺长的防线上，坚持了十多昼夜的防汛斗争，防止了洪水蔓延。某部队在济宁、金乡、单县等地，用水陆汽车、汽艇、操舟机、舟桥堵口修堤，救出受灾群众。 驻江苏地区的部队官兵，积极参加了防汛排涝工作。当贾汪煤矿附近不牢河的水位上涨、矿区屯头河新筑起的第二道堤坝被冲开的时候，一百多名战士跳下漫胸的激流，胳臂挽胳臂，连结成三道人堤，坚持五小时，堵住洪水。 驻浙江的军医院，以全力帮助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排涝，救火用的抽水机、轮船上的马达等器材，也都利用起来。 许多部队的官兵，在抢险之后主动安置灾民，有的让灾民进营房居住，有的帮助灾民修房子，还为灾民医病治伤。有些部队还自动捐献钱物，救济灾民。山东某步兵学校的学员，捐出两千零四十多件衣服和一千二百九十多双鞋袜，给灾民穿用。 各地灾区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积极行动和勇敢精神深受感动。有些省、市、专署和县的党、政机关，纷纷打电报和写信，对参加防汛、抢险的部队官兵进行慰问和表示感谢。

第4版()专栏： 上海破获一批现行反革命案件 据新华社上海12日电　上海公安局最近破获一批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这些现行反革命案件中，有些反革命分子阴谋组织武装支持右派分子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反革命分子陈顺梁化名李君忆，在7月18日到曹杨中学教员、右派分子黄浚思家中密谋进行反革命活动；并鼓动黄要“坚守阵地”，搜集右派分子的名单，制定一套行动计划。但在陈犯的密谋实现以前，曹杨中学的教师、学生以及黄浚思的岳母等就到公安机关检举了他。 另外一名反革命分子程玉岳从今年3、4月起，就拉拢一些对新社会不满的人组织反革命集团。5月下旬他和同党何建胜几次商议，阴谋在深夜大雨中用斧砍死路上站岗民警，夺取枪枝，策划建立“中国工农人民军”和成立“工农党”，并阴谋建立反革命根据地，准备和右派分子取得联系后一起行动。但是他们在企图进行破坏活动前一刻就被我公安部门依法逮捕。 在这些案件中，还有从台湾潜入上海地区搜集军事情报的派遣特务林玉强、顾洪生等人。

第4版()专栏： 土族人民的新生活 青海和甘肃境内的土族人民，世居青海高原，辛勤地从事着农、牧业劳动。过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本民族语言也不能用。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土族人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互助土族自治县，展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5年，做到了全县合作化。国家还帮助土族人民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因而去年获得了丰收，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国家正在帮助他们创造本民族的文字。 新华社记者 袁少柯摄 互助土族自治县农村小景——纳家农业社的牧场。 土族女社员在田间劳动。 土族人民有丰富的口头文学。他们过去没有文字，口头文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老人传给青年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是纳家农业社的社员沙得成向青年人传授口头文学。

第4版()专栏： 上海市人民国防教育周结束 航空跳伞表演精彩动人 新华社上海11日电　上海今天有二十五万人观看了上海市人民国防教育周的最后一个精彩节目——航空、跳伞技术表演。 当四架喷气飞机在上空出现的时候，地面上观众的欢呼同它的轰鸣响成一片。喷气机为观众们表演了编队、滚转、翻身和高速度飞行等许多技术。 中国人民国防体协跳伞运动队表演了二千二百公尺高空自由坠落的跳伞特技。他们在跳出飞机以后三十秒钟才开伞，就在这一刹那间，还作了两个（8）字型的转弯。跳伞运动员还表演了双伞降落、定点跳伞等技巧。跳伞表演在上海还是第一次举行。 上海市人民国防教育周从8月4日开始到今天结束。这一个星期内举行了射击、出海远航、摩托驾驶、飞机模型、舰船模型和手旗通讯等国防体育活动一百多次，总共有三十五万人参加。

第4版()专栏： 全国妇联致电日中友协 祝贺第七次大会开幕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天致电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第七次全国大会，表示祝贺。 电报说，“贵会自从成立以来，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和妇女友好曾作出有益的贡献，我们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并望贵会今后在加强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努力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4版()专栏： 全国少年足球锦标赛杭州、长春区预赛结束 新华社12日讯　1957年十六单位少年足球锦标赛第一阶段杭州和长春竞赛区的比赛，已先后在8月9日和11日结束。两个竞赛区获得前两名的四个少年足球队，即将来北京参加8月18日开始的第二阶段比赛（决赛）。 第一阶段参加杭州竞赛区比赛的有上海、广州、长沙、杭州、武汉、重庆、南京、贵阳等八个城市的少年足球代表队，共有一百五十多名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年足球运动员。在举行了单循环比赛以后，技术熟练、防守严密的上海队和传球灵活、进攻勇猛的广州队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在长春竞赛区，第一阶段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是天津队和沈阳队。第二名的争夺战十分激烈，沈阳队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队曾经激战过一百八十分钟，但是始终未分胜负，最后只好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参加长春竞赛区比赛的还有旅大、青岛、北京、乌鲁木齐和长春的少年足球代表队。

第4版()专栏： 一个完整的医疗网在上海市已经建成 新华社上海11日电　上海解放后八年多来医院增加的床位，相当于解放前八十五年发展起来的原有床位的70％，各种门诊机构增加了四点五倍。 解放以前，上海医院的分布很不平衡，几乎都集中在苏州河以南的市区范围内，工厂区和郊区很少有医院。而现在，新建在曹杨新村的上海市普陀医院也完工了，上海市十五个区和三个郊区都有了医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医疗网。在工厂企业单位内，还设有六百六十二个保健机构。全市医院现在共有一万七千一百三十二张床位。而上海从1864年建立第一个医院到1949年为止，只有一万零三十三张床位。 根据上海市卫生局的统计，目前全市有八十多万工人和两百万个工人家属享受着劳动保险的医疗待遇；有四十多万工人享受着集体医疗合同的待遇；还有二十四万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受着公费医疗待遇。他们都可以得到免费或部分免费医疗的优待。

第5版()专栏： 高淳县新华农业社试验结果： 以人定量有五大好处 本报讯　江苏高淳县凤山乡新华农业社试行以人定量分配口粮办法获得成绩，缓和了粮食分配的紧张现象。 新华农业社是一个余粮社，但是，近两年以来，社员中出现了余缺不均，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有些大人多、劳力强的户，粮食不够吃，而人多劳力少的户，口粮有余。有的人拿粮食喂猪，有的人还开设地下粮行，进行黑市买卖。社干部为粮食分配问题感到苦恼，社内积极分子都有改进口粮分配办法的要求。 今年6月，社主任宋昌富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夏收分配工作的指示精神，提出全社口粮总量不超过国家规定，按照社员年龄大小、劳力强弱，规定不同的口粮标准进行分配的办法。这个办法得到社务委员会的一致同意。经过管委会向全体社员进行了宣传解释工作，得到全体社员的拥护，“以人定量”的办法便在这次夏粮分配中实行了。 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全社合计需粮数比“三定”留量要低一万多斤粮食，既照顾到社员的实际需要，又可以多卖粮食给国家。社务管理委员会总结出“以人定量”分配办法有五大好处：第一，每个社员都能按照合理需要，分到足够的口粮，大大减少了透支户。社员宋昌珍，全家三口，有两个主要劳动力。去年秋天因粮食不够，要拿钱买粮吃，欠社里十四元钱，生产情绪很受影响。而社员宋永若全家六口，只有一个劳动力，按四百八十斤标准留足口粮，去年秋收分配不但没有分到现金，还欠了社里五十多元。实行“以人定量”分配办法以后，这种不合理的透支现象就没有了。第二，缓和了粮食人为紧张的情况，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如去年全社有八十八户大人多的社员，分配后，向社里闹供应。实行以人定量后，他们的口粮比“三定”标准增加了一万六千多斤，现在生产个个起劲。第三，堵塞了粮食黑市市场，避免了分粮过多户浪费粮食的现象。第四，由于透支户减少，大大节省了社里的生产资金和国家的救济贷款。社里算了一笔账，把少透支给社员的粮钱作为生产资金，投入再生产，每个社员可增加收入二元五角。第五，改善了干部群众的关系，提高了社干部的工作信心。社主任宋昌富说：以前要社员生产，有的社员就闹供应，要粮要钱，工作很吃力。现在只要社里一声号召，社员就争着去干，工作好做了，社员意见也少了。　（甄）

第5版()专栏： 辽宁省委农村工作组的调查证明 以人定量，一举两得，户户够吃 新华社讯　记者杨绍山报道：记者随中共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就农民口粮留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改变目前平均留粮的办法，实行“以人定量”计算社员口粮留量的办法，不但能满足各种人口粮需要，还可以为国家节省粮食。农民们反映这种办法是一举两得，户户够吃。 盖平县花园坨乡太阳升农业社是一个拥有两千四百多户的大社，棉花面积比重很大，国家每年供应粮食很多。但是，由于根据“三定”政策的留粮标准，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大人多劳力强的户粮食不够吃，要求政府供应，突破了供应标准。6月份以来，每天都有很多社员到社里要求提前供应粮食，经过了解，其中很多户确实是不够吃。可是，小孩多劳力弱的户，粮食不但够吃，而且还有余。结果造成社员和社员之间苦乐不均，缺粮户意见很多，以至于生产也不安心。 如何解决？大多数农民都同意实行“以人定量”的留粮办法。工作组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本着“吃多多分，吃少少分”的原则，将不同人的实际用粮数量进行了研究，按照不同的年岁，划分了下列六等七级标准。这个标准是：一岁到三岁的小孩每人每年留粮二百斤；四岁到七岁的儿童每人每年留粮三百三十斤；八岁到十五岁的学龄儿童每人每年留粮四百八十斤；十六岁至六十五岁的男人每人每年留粮六百三十斤；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妇女每人每年留粮五百八十斤；六十五岁以上的男女老人每人每年留粮五百斤，人人都知道的能吃的大肚汉，每年留粮七百斤。按这个标准计算，全社总计需粮六百五十五万八千五百四十斤，平均每人每年留粮五百零四斤四两。这个数字，虽然比去年每人平均实留量高些，但如果按“三定”规定标准平均每人每年留量还可以少留粮二十万零三千零二十斤。 经过调查分析，用这种办法，还必须注意教育农民实行节约粮食；确定农民口粮标准应该因地制宜。关于“三定”以外超产粮食，工作组意见：凡是“以人定量”标准不超过“三定”标准的地区和合作社，超产部分除国家征购40％以外，其余应归农民自己处理；凡是“以人定量”超过了“三定”标准的地区和合作社，国家应该从超产粮食中扣除“以人定量”的超过部分，其余再归农民自己处理。对于经济作物社，仍应坚持“三定”规定，按余粮社标准计算留量。

第5版()专栏： 简易的“按人定量”分粮办法 李俊国 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一度的口粮分配问题，又提到了农村工作同志和社干部的面前来了。在湖南沅江县许多农业社里，按照过去的办法，除超过“三定”产量的增产部分粮食是按劳分配外，基本口粮是平均分配。只要不是减产社，无论是一个才生下的婴儿，或者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整劳力，都是一样的“计口授粮”。这种分法，未免太不公平合理。尤其是在某一农业社增产不多或者没有增产的情况下，不公平合理的程度就显得更加突出。今年，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在沅江县人益农业社做了“按人定量”的试点工作，他们摸索出的分配方法简单易行，比较合理。 人益农业社第八生产大队一百五十人，以每人基本口粮五百二十斤计算，应分基本口粮七万八千斤，其中：第一类——消耗量特别小的一至三岁的小孩十四人；第二类——消耗量一般的一百零八人；第三类——消耗量特别大的整劳力二十八人。 这个队试验过“按人定量”分配基本口粮的三种公式： 第一种公式：?类订住，?类不动（分基本口粮五百二十斤），?类灵活。这种方法是将小孩的口粮订住为三百斤，将这三百斤从小孩的基本口粮五百二十斤中减去，其差额添补在整劳力的基本口粮内去分，一般人的不动，可以说是“以小补大”的办法。 这样调整的结果，整劳力可分得基本口粮六百三十斤，比原来分的多了一百一十斤，完全够吃了。 第二种公式：?类灵活，?类不动（分基本口粮五百二十斤），?类订住。这种方法是将整劳力分配基本口粮订住为六百斤，再将整劳力原有的基本口粮五百二十斤从六百斤中减去，其差额为八十斤，乘以整劳力的人数，从小孩的基本口粮数字内分出来，一般人的不动，仍旧是“以小补大”的办法。不过这种补法有限制性，即不能超过八十斤。 这样调整，每个小孩可多分六十斤，可以照顾那些无整劳力的家庭。同时，整劳力既然劳动强，增产分红口粮也就多，只调高八十斤，也是合理的。 第三种公式：?类订住，?类上升（超基本口粮五百二十斤），?类订住。这种方法是将小孩的基本口粮订住为三百斤，整劳力的基本口粮订住为六百斤，订住这两种人口基本口粮数字的原则，就是要保证一般人口的基本口粮只能高于或等于五百二十斤，不能低于五百二十斤。 这样调整的结果：小孩的口粮既能满足，整劳力的基本口粮也能增加，并且一般人的基本口粮也增加了七点七八斤。 看来，第一种方法整劳力分得基本口粮最多，适宜于增产分红口粮较少的社；第二种方法整劳力分得基本口粮比第一种少些，适宜于增产分红口粮较多的社；第三种方法既要保证整劳力的基本口粮多些，又要保证一般人的基本口粮上升，只适宜于小孩较多的社，否则，就办不到。 上述“按人定量”分配基本口粮的方法有三个优点：第一，采取“以小补大”，“有余补不足”的原则，只分三等，以小孩的有余补整劳力的不足，一般的不动，方法简单明白，群众容易了解，容易为群众所掌握。第二，无论采用上述那种公式分配，占全队总人数72％的一般人口基本口粮都不动，或有所提高，占全队总人数18.7％的整劳力却大大提高了基本口粮，容易为绝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第三，占全队总人数不及10％的小孩口粮虽然有所减少，但最低也可分到三百斤，最高达到三百六十斤。这些小孩既在三岁以下，三百斤已能满足需要。 这种“按人定量”分配基本口粮的方法对节约粮食很有作用。

第5版()专栏：半月农情 半月农情 大暑（7月23日）——立秋（8月8日） 这半个月里，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所受的旱涝威胁开始解除。 7月26日以来，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地区先后下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北等省的旱象已转缓和，但是还没有完全解除。8月3日河北省保定、通县两专区下雨较大，8月6、7日河北省东部、辽宁省西部也下了雨。这些地区的干旱程度随着降雨也减轻了。 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水灾地区的灾情，已经逐渐稳定下来，不再发展。安徽沿江地区和江苏里下河地区，在7月下旬因雨一度出现渍涝。 ×　×　× 在这个时期里，许多地区紧张地进行了抢插晚稻和排涝补种工作。湖南省有几百万亩晚稻要在雨后抢插；江西在下雨以后，大部力量也投入抢种。长江流域多数地区的晚稻插秧，赶着在这个时期完成。这一带有这样的农谚：“晚稻不过秋，过秋九不收。”这就是说：晚稻插秧必须在“立秋”以前进行。 在7月底8月初，随着渍水的排除，受灾地区补种晚秋的活动增多。安徽已补种了一百四十多万亩晚秋作物。山东、河南的退水地区，也在抢种荞麦、秋菜等。 ×　×　× 在北方偏北地区，这个时期正是收获春小麦和亚麻的季节。今年黑龙江、内蒙古和甘肃等地的春小麦一般长得不错。黑龙江省的八十多万公顷春小麦，大部丰收。内蒙古的春小麦大部成熟一致、颗粒饱满。据开鲁县在收割当中的估计，今年全县平均每公顷可收麦子二千四百多斤。当地的农民说，这是多年以来收成最好的一年。黑龙江延寿、依兰等地的亚麻，到7月下旬已经基本拔完。 ×　×　× 今年7月底，大部地区的棉田就进入结铃盛期，结铃期比去年提早十天左右。辽宁省的十九万公顷棉花，有半数株高一尺五寸以上，普遍开花，有的植株也开始结铃。从这个时期的一些情况看，今年各地的棉花，除渍涝地区以外，一般生长良好。这个阶段和这个阶段以后一个时期内，是后期棉花害虫猖獗的季节；棉花能不能保收，还要看防治害虫的工作做得如何。

第5版()专栏： 国务院通知各省市人委会组织集体伙食单位 储存、加工蔬菜　保证冬、春需要 新华社讯　国务院于10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组织城市、工矿区和林区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等集体伙食单位储存和加工冬、春季自用的蔬菜。 通知说：几年来，为了改进城市、工矿区和林区的蔬菜供应，各地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目前各地秋季蔬菜的储存和加工工作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工矿区和林区人口增长的需要。在秋季蔬菜上市旺季的时候，便形成供过于求，以至发生很多蔬菜腐烂的现象，价格也迅速下跌；而当进入冬、春蔬菜淡季的时候，市场上又发生严重缺菜的现象。价格也随着上涨。这种情况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很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各地人民委员会除了继续加强对蔬菜生产的领导和适当加强国营商业部门经营蔬菜的力量以外，还必须动员和组织消费者做好秋菜的储存和加工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人民委员会应广泛地向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等集体伙食单位说明：自己储存和加工蔬菜可以保证冬、春缺菜季节的蔬菜供应，可以减少季节性价格上涨的差额，吃到廉价的蔬菜。各伙食单位分散储存，还可以节省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于国家和广大职工、官兵、学生都是很有利的，各单位应当主动地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 通知说，各地人民委员会应当责成经营蔬菜的国营商业部门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提出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储存和加工蔬菜的规划方案，通过各主管行政部门进行安排。各单位储存和加工蔬菜的品种和数量，应当根据需要、可能和技术准备情况来规定，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多搞一些，条件较差的单位先少搞一些，无条件的单位应积极准备；要求各单位对冬、春季节所需要的蔬菜，分年地逐步做到大部分依靠自己储备来解决。 通知说，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等单位储存和加工所需要的蔬菜，应当由当地蔬菜经营部门统一组织采购和分配，以免引起市场的紊乱；储存和加工蔬菜所需要的设备由各单位自筹解决。各地对于腌菜菜缸的供应，应由有关机关统一规划，不得抢购。 通知最后说，各地国营蔬菜商业部门对于储存和加工蔬菜的方法，应当加强技术指导，总结和推广群众行之有效的储菜、腌菜经验；各单位也必须指定专人负责蔬菜的储存和加工工作，防止不应有的霉烂变质和损失。

第5版()专栏： 怎样才能保证今冬明春不缺蔬菜？ 　本报评论员 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冬春两季所需的蔬菜，主要是靠秋季生产冬季储存的蔬菜（即冬储菜）来供应的。过去几年，由于冬储菜生产不足，很多城市每逢冬春两季，就发生蔬菜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的情况。去冬今春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城市人民对这很有意见。种植足够的冬储菜，是关系到今冬明春城市人民半年生活的大事。 应该怎样安排冬储菜的生产呢？ 要在城市和工矿区的郊区，根据人口数量、消费水平、菜地产量和供应冬储菜时间的长短等条件，并打足“安全系数”，播种足够的冬储菜生产面积，以达到今冬明春蔬菜供应基本上能够就近自给的要求。 什么叫做打足“安全系数”呢？这就是说，除了按照常年消费蔬菜数量，根据一般年景单位产量播种足够的菜地面积以外，还要多种一些。这是几年来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冬储菜生产的“风险”很大，难保每年无灾，一经受灾，产量就要减产好几成。尤其是北方城市，风雪多，霜冻期长，冬储菜生产不稳定，减产失收后当年无法补种。而且冬储菜收获之后保管时期长，损耗大，没有“安全系数”，就没有足够的后备，也就不能保证供应。一般地说，各地的“安全系数”，在关外应达到25％—30％，在关内也要保持15％—20％。 除在城市郊区安排冬储菜播种面积时要打上“安全系数”以外，在全国范围内也要确定几个蔬菜基地，在某些地区遭灾减产时保证供应。有一部分长年不能生长蔬菜的城市和工矿林区，也需要依靠这部分基地生产的蔬菜来调剂供应。历史上形成的蔬菜基地，如河北、山东等省，应在维持原有蔬菜产量的基础上，按计划布置冬储菜的生产任务。另一方面，在北方各省的范围内，也应该考虑建立几个新的蔬菜基地，主要作为辽、吉、黑等省蔬菜供应的安全保证。 为了种植足够的冬储菜，首先必须解除菜农怕种多了卖不掉而减少收入的顾虑，也必须解决经营部门怕种多了发生烂菜要检讨的思想问题。有了“安全系数”，在丰收的时候，蔬菜可能会多一些，也可能有一部分菜烂掉。这该怎么办呢？可能有两种情况，两个结果：一个是怕菜多，怕烂菜，少生产一些，结果是供不应求，群众吃不上菜，不满意；另一个是多种一些，保证供应，群众满意，但难免要烂一点。在这两者当中，我们应该选那一个呢？当然是：宁可多，不能少。菜多了，总有办法可想。在菜多的时候，绝不能叫菜农吃亏，可以采取国家补贴等办法，以防止“菜贱伤农”；对多余的，可以扩大储存和加工数量，可以外调支援缺菜地区，还可以作为青饲料喂猪，饲料多了猪吃的粮食也可以减少。总之，多了比少了好。我国地方大，每年总有些地方蔬菜受灾减产，这里多，那里少，总账算下来，不一定多得很多。至于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发生烂菜的事故，必须改进工作，力求避免，不能归咎于“生产多了”。 冬储菜的生产扩大以后，各地经营单位必须积极准备扩大冬储菜的贮存量，来调节今冬明春的供求。冬储菜的数量大，贮存时间久，北方城市有半年时间靠窖菜供应，全部由经营单位储藏是有困难的。应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储存。首先，要发动农业社储存。北方菜农有丰富的储存冬储菜的经验，也有储存条件（如菜窖等）。要组织菜农储存，必须安排适当的季节差价或给予合理的储存费用，以保证储存者有合理的利润。其次，要动员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储存。这些单位的人数多，吃菜量大，积极储存冬储菜自用，不但储存设备容易解决，而且本单位的同志也可以吃到廉价的蔬菜。此外，经营单位也必须尽最大力量储存一部分。加工蔬菜也是储备的一种方法。我国有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的酱、腌、干、渍蔬菜的技术，应该充分地加以利用。许多城市居民都有腌菜、渍菜的习惯，要大力提倡；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等伙食单位也要积极采用这种加工储存蔬菜的办法。 为了发展冬储菜生产，扩大冬储菜的种植面积，有若干具体问题，各地必须及时解决。粮田变菜田可以减免粮食统购任务，征公粮可以改征代金，口粮不够的可以在统销中安排供应。城市郊区菜地所需的肥料，除充分利用城市人粪尿施肥外，化学肥料也应该优先供应。农业社扩大新菜地在投资上有困难，也要帮助解决。 目前正是冬储菜播种季节，已经下种的地方，应该检查一下面积是否足够；如果不足，要立即补种。还没下种的地方，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并打足“安全系数”，赶紧播种，力争今年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冬储菜供应基本作到就近自给。

第5版()专栏：工作研究 对“三社合一”一文的不同意见 李仁 农村商业、金融、农业生产不协调的现象，目前在某些地区是存在的。“三社合一”这篇文章中说：“农业社归乡村党政基层组织领导，供销社和信用社归上级供销社和人民银行领导，农村党政基层组织无法组织信用社和供销社很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又提到“供销社按照上级社的要求进行供销业务，往往不能符合当地需求……”。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完全妥当。因为农村党政组织并不是无法组织供销社、信用社很好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供销社、信用社虽然受其上级部门垂直领导，但是也不能脱离当地党政组织的领导。供销社按照上级社要求进行业务活动，是不是往往不能符合当地需求呢？一般来讲上级社要求还是基本符合客观要求的。只不过是有时某些物资供应满足不了群众需要，但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按照上级社要求办事而造成的。当然，为了解决“三社”之间不协调现象也不能不考虑领导关系问题。我觉得主要的应该是解决供销社和信用社如何主动的取得乡村党政组织的领导和与农业社密切联系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解决农村党政组织加强对供销社和信用社的领导问题。 “三社”各有一套组织、会议制度和领导干部，我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各有各的职责。供销社是要通过购销业务支持农业生产，供销业务本身很复杂，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领导干部，是不能适应工作要求的。农业社社长或副社长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农业生产，他们兼任供销社、信用社的社长（或主任），势必会顾此失彼。 我的意见是“三社”不要强调合一，目前应该是充分发挥农村党政组织的领导作用，使“三社”统一在当地党政组织领导下分工合作。 “三社”不合一，供销社能不能掌握群众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需要情况，并据此改进供销工作便利群众购买，解决农忙无暇赶集等问题呢？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关键在于供销社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否深入。便利群众购买，群众节省工日，这不是“三社”合一独有的好处，很多地区供销社过去和现在都搞过“背包下乡、送货到门”、“挨门逐户收购土废品”，便利了群众购销，同时也扩大了购销业务。 “三社”合一，必须是一个乡只有一个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才成。目前乡的大小不同，农业社的情况和条件不一，而供销社的摆布既要考虑群众购销方便，又要考虑经济核算。辽宁省相当数量的县是一乡好几个农业社，供销社则绝大部分是一社多乡，信用社也多是一乡一社。“三社”怎么“合一”呢？

第5版()专栏： 辽宁省战胜干旱 大秋作物生长良好 据新华社沈阳电　辽宁省战胜了严重干旱，基本上完成大秋作物的播种计划。目前，多数地区作物生长良好。 今年辽宁省大部地区普遍呈现旱象。干旱比较严重的沿海地区旅大、新金、安东、盖平等十二个县（市）的全部或部分地区，一直连续五十到七十天未降透雨，旱象直到7月下旬才全部解除。全省只有约占半数的县份旱象较轻。 旱象发生后，辽宁省人民委员会立即成立了抗旱指挥部，派出许多负责干部到各地指导抗旱斗争。全省受旱地区农业社每天出动了二百多万人进行抗旱播种。干旱严重的地区，农业社90％以上社员都投入了抗旱斗争。 据最近三十八个县的统计，抗旱播种的农田即有四十一万六千公顷。另据三十九个县的统计，抗旱补种毁种的农田达三十万公顷。使全省秋田基本上完成了播种计划。 目前，辽宁省农村已进入挂锄季节，各地农业社正在积极防治各种自然灾害，在抗旱胜利的基础上努力争取今年大丰收。

第5版()专栏：编后随笔 天上掉馍馍 “该着不挨饿，天上掉馍馍。”是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现在，真的从空中掉下馍馍来了。 7月26日，一架飞机在山东巨野刘集一带绕圈子。转了一会，忽然看到飞机翅膀一斜，许多东西从上边抛下来。好奇的人们到刘集村北一看，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面饼。抛了六次，共计六十七麻袋，五千七百六十斤。一些老大爷们高兴得直摸胡子，老大娘们笑出了眼泪，小伙子们说笑着帮助把麻袋往乡政府扛，姑娘们在一边抿着嘴笑着、谈着。“……天上掉馍馍，真是！”又有一个人说这句俗话，但立刻被一个响亮的声音打断：“哪里，这是北京来的啊！” （毕士臣）

第5版()专栏：编后随笔 必要的“麻烦” 过去，大部分农村分配口粮的办法都是“计口授粮”——不论大口小口，都给一样多的口粮。这样，越是青壮年多、劳动力多的户，越觉得不够吃；孩子多、劳动力少的户，不但够吃，而且有余。一个社的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本来应该够吃的，这样一分，也就有许多户不够吃了，不得不要求国家多供应。 有些地方的农民把这种现象叫做“够不够，三百六”。这是对于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尖锐的批评——批评做事不公平，批评对群众不负责任。 为什么很多地方都这样做呢？可能是大家觉得“计口授粮”在工作中可以少“麻烦”。可是，这样做，势必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再说，为群众服务，对群众负责，即使“麻烦”一些，不也是完全应该做的吗？

第5版()专栏： 受灾不气馁生产不放松 河南通许县先锋第二农业社抓紧时机，在被水淹过的地里犁田。他们采取干一片犁一片的办法，争取早种上晚秋作物。　新华社记者徐振炎摄山东省滕县五星农添社，已订出灾后生产计划，要求在十天内将被水淹的七百多亩地，全部种上晚秋作物。这是社员们正在整地。 新华社记者 孙静摄

第5版()专栏：市场巡礼 市场巡礼 新疆药材大量运销内地 新疆自治区几年来的药材生产有很大发展，产量不但逐年增加，新发现品种也很多。例如，贝母的产量今年比去年将增加40％多，鹿角增加25％，大芸增加三倍多，连历年需要由关内进疆的党参，自去年发现后，除能满足本区供应外，今年将能大量供应全国。 由于新疆药材产量大，品种多，各地向新疆要货的日益增加。仅今年1月到5月，供应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二十多个省市的鹿角、贝母、红花、鹿茸、党参、紫草等贵重药材就达二百吨，比去年1月到5月运销内地的数量增达一倍多。预计今年全年运销内地将超过一千二百七十三吨。 目前，新疆药材经营部门派出了比去年多二倍的采购人员，分布在天山南北的药材产区，组织和指导数千农牧民紧张的挖掘药材。今后许多药材不仅能大量供应全国，并将组织出口，今年出口的品种计有党参三十吨，大芸二十吨，鹿角八百六十公斤，还有大力子等其他品种。　（忠直、田力夫） 誉满国际的四川土特产 出口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 以土特产丰富著称的四川，今年上半年提供出口的土特产品总值达六千六百四十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20％。这批物资可替国家换回钢材二十八万吨或肥田粉四十二万吨。 目前，四川省提供出口商品有三百零七种、包括土产、矿产、丝绸、茶叶、畜产、杂品、粮油等类。这些产品一向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今年，四川省对外贸易部门除了继续提供传统的出口物资如猪鬃、生漆、五倍子、桐油外，还准备将过去没有出口的水晶、石棉粉、手风琴、手工艺品等运销南洋和西欧。 此外，一些省内尚未充分利用的或废弃的副产品，如棉杆麻、野棉皮、猪蹄甲等，也将组织出口。 ·新华社· 大连虎骨药酒增产 地方国营大连化学制药厂生产的一种驰名中外的参茸虎骨酒，上半年由于开辟药材的源路，生产出七万多瓶，比去年同时期增加将近四万瓶。参茸虎骨酒在国内各地和缅甸、马来亚、泰国等国际市场上受到人们的欢迎。 参茸虎骨酒是用虎骨、人参、鹿茸、麝香等四十六种我国特用的珍贵药材制成的。其中有些稀有药材，由于今年上半年国内需要量增加，采集源路发生困难。但是这个厂为了照常向国内外供应虎骨酒，专门派出采购员到兴安岭、长白山以至广东、四川等深山僻乡之间开辟珍贵药材的源路，从山村集市、庙会和猎人家中把虎骨、麝香、鹿茸等珍贵药材零零星星地搜集回来。 参茸虎骨酒是根据我国传统的中医秘方精制的良药，主治筋骨疼痛、手足麻木、腰膝无力、气血虚弱、精神萎靡、胃腹寒胀和风湿关节神经痛。　·新华社·

第6版()专栏： 同欢共乐十五天　和平友谊万年青 世界青年联欢节圆满闭幕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联欢节的旗帜8月11日晚上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缓缓降落了下来。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闭幕了。各国青年八万人齐集在运动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闭幕式。 傍晚，几百辆汽车组成的行列经过莫斯科街头驶往会场。像开幕那天一样，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群众，队伍里一百三十一个国家的旗帜在迎风招展，到处是鲜花，到处是歌声。 代表们热烈鼓掌欢迎阿里斯托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卡恩伯尔津、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的到来。联欢节国际委员会委员们也入场了。 联欢节国际委员会委员罗曼诺夫斯基（苏联）首先致词。他说，一百几十个国家的旗帜在莫斯科上空飞扬了十五天。这些天来，我们举行了会见和诚恳的交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体育比赛，我们看到了各个民族优美的民族艺术，我们每个人都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世界上被友谊联系在一起的人越多，和平就越巩固，我们对幸福的未来的信心就越坚定。他说，让到处永远都响着我们光荣的口号“为了和平和友谊”。 接着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柏尼尼受联欢节国际委员会委托宣读了一项声明。 探照灯照在南看台的上空，飞扬了十五天的联欢节白色的旗帜从旗杆顶上徐徐降下。礼花升上了天空。场里响起了庄严雄壮的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 灯光突然熄灭，几百名手持火把的青年运动员跑步进入会场。他们挥舞着火把，在场地上作了舞蹈表演。 当舞蹈表演刚刚结束，东看台上成了蔚为奇观的魔术世界，出现了无数像磷火一样的灯光。一忽儿观众的身影在灯光的映照下变成了黄色的、蓝色的图案。一忽儿出现了用俄、英、法、中、西、德等国文字写的“和平”字样。一忽儿像汹涌的波浪滚过，出现一只展翅飞翔的白色的和平鸽，出现“为了和平和友谊”的标语。接着东看台变成了一幅美丽的毯子，各色小旗都举了起来。一会儿变幻一个颜色，一会儿变幻一个式样。观众被这种奇妙的表演吸住，齐声发出狂热的欢呼。 表演结束后，在运动场上举行了跳舞会。代表们有的拉着手跳华尔兹舞，有的挽着臂膀在林荫深处漫步，有的拉着手风琴引吭高歌。在联欢节十五天中结为亲密朋友的各国青年们，在依依惜别，互换通讯地址，相约永不相忘。莫斯科河对岸列宁山上放起了焰火，像火树银花，像一座座喷泉，令人眼花缭乱。（附图片） 参加联欢节的青年们在闭幕大会上欢呼。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苏联运动员在联欢节闭幕大会上表演。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6版()专栏： 联欢节国际委员会发表声明 各国人民和青年的友谊是和平的保障 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委员会11日在联欢节闭幕时发表声明说，我们参加联欢节的三万四千男女青年是一百三十一个国家的千百万青年的使者，我们在联欢节上聚会的目的是要友好地讨论青年人所关心的许多切身问题，是为了更好地相互认识和了解，谈谈我们的成就和困难，相互欣赏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友谊运动竞赛中较量一下力量。 声明指出，联欢节的口号是和平与友谊。正因为如此，这个节日不仅是汇集在这里的人们的节日，而且也是世界全体青年的节日，对青年来说，只有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和友谊才能保障幸福的明天。 我们联欢节的活动规模很大而且丰富多采。世界各国的一千多个团体参加了活动。在自由讨论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我们举行了难忘的会见，其中有二十四次是职业相同的人的会见，有十五次是兴趣相投的人的会见，还有各代表团之间的成百次的会见和根据联欢节参加者的提议组织的许多次区域性的会见。大学生们举行了二十次讨论会和会见。 同殖民地国家青年的团结篝火晚会、劳动节、农村青年会见、女青年节和许多其他活动是联欢节的重大事件。联欢节节目的艺术部分，它的高度水平获得了普遍好评。在联欢节期间举行了将近七百次表演会和二十一项艺术竞赛。来自四十六个国家的三千六百名年轻运动员参加了联欢节的体育项目。 声明说，联欢节使我们更好地懂得，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是存在的，可以达成协议，并且可以消除新战争的威胁，以便使人类沿着和平发展的大道前进。联欢节的成就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就。我们争取和平的意志比原子弹更强大。我们要求幸福的愿望是不可抑制的。我们已经比以前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声明最后说，在告别莫斯科、同朋友们分手的时候，我们衷心地感谢好客的苏联青年，感谢如此盛情地、令人难忘地招待我们的莫斯科人。在联欢节闭幕的隆重的时刻，我们向全体男女青年，向全世界的青年祝贺，并且向他们说：只要各国人民、各国青年如同我们在这次联欢节上一样始终友好地相处，就能够建立和平和幸福的未来。各国人民和各国青年之间的友谊是和平的保障。我们将永远地、随时随地加强我们的友谊，以便共同努力在大地上建立愉快和幸福的世界！

第6版()专栏： 禁止氢弹世界大会举行正式全体大会 发言者同声要求停止核试验禁止核武器 据新华社东京12日电　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从今天开始在东京体育馆举行为时五天的正式全体大会。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九十六位外国代表和五千位日本代表。另外，还有一千多位旁听者出席了大会。 大会议程委员会主席安井郁致开会词说，由于世界舆论的支持，这次世界大会的规模比以前更大了。他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在原子战略体制迅速加强的同时，反对原子战略体制的运动正在日益发展与强大起来。人类未来的命运要看这两股潮流的谁胜谁负而定。因此，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就如何粉碎原子战略体制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促使实现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制造和使用，实现裁军，把原子能利用于和平事业上。 日本各政党的代表接着在会上致词。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在讲话中，表示社会党全党支持禁止核武器的运动，并且要为推动这一运动奋斗到底。 日本共产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在讲话中强烈地谴责了日本政府帮助美国扩大使用核武器的军事基地，企图让美国把核武器运进日本，来协助美国推行原子战略体制。他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强行试验核武器和推进原子战略体制的阴谋遭到失败。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和日本首相的代表也在会上简单地致了词。 接着，各国代表讲话。 美国代表捷柯说，出席世界大会的三位美国代表对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一事感到非常羞耻。他说，核爆炸试验为人类带来的危险促使人们迫切要求停止这种试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在别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污染别国的大气；任何一代人也没有权利在下一代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损害下一代人。 苏联代表凯罗夫在讲话中指出，原子战争威胁着东方各国；同时，最近几个月以来，欧洲各国已经采取了装备核武器的措施，北大西洋集团的司令部已经决定以核武器武装包括西德在内的参加北大西洋条约的各国军队。在欧洲，原子战争的威胁也大大地增加了。凯罗夫要求制止把核武器运进别国境内的行动，停止核武器的生产竞赛，来阻止原子战争。他说，苏联政府曾经再三声明要禁止核武器；苏联愿意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和贮藏。如果另外的两个大国也愿意承担同样的义务，苏联也愿意完全或者暂时停止试验原子弹、氢弹。同时，苏联也准备缔结有关这些问题的协定。他最后要求用实际行动来禁止核武器，并且提议取消华沙、北大西洋、东南亚等军事条约，实现世界和平。 印度代表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在会上说，日本人民从心里发出的禁止核武器的呼吁已经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有些人为了制止舆论的反对，竟说什么“干净炸弹”的谎话。她认为，世界上绝不会有“干净的炸弹”。尼赫鲁夫人最后表示大会一定会得出一个指导行动的结论。 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宣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印度副总统拉德克里希南等国家的领袖和中国一些人民团体的贺电。 在今天下午的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蔡廷锴讲了话。他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向为和平而奋斗的日本人民表示敬意，并且对日本原子弹受害者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他说，中国人民正在努力从事于和平建设，从我们切身的体验中，特别感到和平的可贵，我们把保卫世界和平看作是自己的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我们坚决要求禁止原子武器，主张立即停止这些武器的试验，让原子能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他指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是：有关国家尽速就禁止原子武器和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应该立即无条件停止原子核武器的试验，并且不允许在这些问题上以任何借口故意混淆是非，拖延躲闪。 埃及代表艾勒登以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名义，向大会保证他们全面支持大会的工作。他指出，大会的目的是消除由于核武器的试验而引起的危机；大会不仅要通过宣言和决议，而且要予以执行。 美国、英国、锡兰、西德、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也都在会上讲了话。 在各国代表发言后，和平活动家、非战主义者与宗教家、放射能科学家、国际法与裁军问题专家等四个小组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它们在前几天的国际预备会议上提出的意见。 美国在比基尼岛试验氢弹的被害者久保山爱吉的妻子久保山铃还在大会上控诉了试验核子武器的罪行。

第6版()专栏： 我国人民团体捐款五万元 赠给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 新华社东京12日电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赵朴初今天下午在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中国六个人民团体捐赠给日本的原子弹氢弹受害者以人民币五万元的信件。 这六个团体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它们在写给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信中说，中国人民深切同情曾经几次蒙受原子弹轰炸和氢弹试验灾难的日本人民的痛苦遭遇，并且特别关怀着不幸受害的日本兄弟姊妹们的健康情况。现借这次大会的机会，我们谨代表全中国人民，委托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向贵会致送人民币五万元，作为对日本的核武器受害者的援助和慰问，并且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为了禁止核武器，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中国人民愿与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共同为此而不渝地奋斗。 赵朴初把这封信件交给了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安井郁代表日本人民对中国六团体赠款给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表示感谢。

第6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共产党关系问题 苏维约说将根据各地情况决定如何合作 鲁克曼说最近两党矛盾将在选举后消失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今天就国民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向报界发表了意见。他说，国民党是否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党合作，将“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例如，在雅加达，国民党可以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合作，但是在三宝垅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地方议会中占绝对优势的地方，国民党就要同马斯友美党合作。 苏维约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将举行会议，讨论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关系问题。这个会议将在西爪哇省选举结果揭晓以后举行。他说，如果国民党放弃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旧形式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就将同马斯友美党合作。 他还说，国民党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实现苏加诺方案的立场是相同的，但是实质未必相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于最近出现的这个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始终抱着慎重的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鲁克曼今天对印度尼西亚新闻社记者说，最近两党之间发生的矛盾，是在最近这次地方议会选举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在选举结束以后，这种矛盾将要消失。他认为两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破裂。 鲁克曼认为，两党的思想体系是有区别的，但是也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两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鲁克曼还指出，目前有些人正在就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关系问题进行夸大的宣传。

第6版()专栏： 共产党又在万隆选举中获得大胜 雅加达美国大使馆进行挑拨活动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历史名城、西爪哇第一大城万隆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又获得重大胜利。据雅加达“人民日报”今天获得的不完全统计，在万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市议会选举中获得九万多票，在省议会选举中获得八万七千多票。在1955年的普选中，在万隆得票占第一位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在这次省、市议会选举中，都只得到五万多票。 雅加达“印度尼西亚火炬报”今天指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正在密切注意占有全国人口八分之五以上而且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爪哇岛的地方议会选举情况，他们的表现反映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爪哇所取得的胜利的担心。 这家报纸还透露，在雅加达，美国大使馆的几位负责人员曾经访问过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一些官员，并且谈起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胜利问题。 “印度尼西亚火炬报”说，目前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注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胜利在对外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政府正在努力争取外国的援助。

第6版()专栏： 阿曼教长代表宣布起义者将斗争到底 尼兹瓦守军自动撤退准备进行游击战 阿拉伯联盟要求联合国制止英国侵略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塞12日说，阿曼起义者将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他在谈到英国军队占领尼兹瓦的消息时说，起义者自动撤出了那些在地理上易于受英国军事进攻所打击的战略据点。他说，起义者没有在尼兹瓦进行战斗，他们已经撤退到首都的外围和阿赫达尔山中。 哈尔塞说，我们决定重新集结军队，组织游击队，坚持斗争。英国将为它的侵略付出重大代价。 据马纳马消息：英国进攻部队在11日占领了阿曼首都尼兹瓦。另一支部队11日晚间推进到了尼兹瓦东北方的马乌兹，这个地方离伊兹基十英里。 阿曼起义者正在撤退到满是山洞的高山里去。这些高山一直延伸到尼兹瓦绿洲的边缘，英国空军在这些深山里很难发挥作用。英国武装部队人士很担心起义者将组成游击部队。英国驻波斯湾国家政治专员伯罗斯和阿拉伯半岛英军司令辛克莱空军少将今天从巴林飞往马斯喀特，同指挥前线军队的罗伯逊准将和马斯喀特苏丹会商进攻阿曼起义者的下一个步骤。 阿拉伯联盟政治委员会12日一致通过决定，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英国侵略阿曼的问题。 联盟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说：“会员国应当采取集体行动，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制止英国对阿曼的武装干涉，因为这威胁了中东的和平和安全，破坏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阿拉伯联盟的高级官员11日说，即使英国军队占领了阿曼首都尼兹瓦，也不会影响阿拉伯联盟对阿曼问题的态度。

第6版()专栏： 越阿两国党政领导人开始会谈 双方对各项问题观点一致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2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8月10日开始会谈。 在会谈中，双方交换了对两国有关的各项问题的意见。双方对各项问题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当天晚间，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举行了欢迎胡志明主席的盛大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党的领导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国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节等。

第6版()专栏： 苏罗两国亲密合作的结晶 罗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生产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日电　在今年7月底开始试运转的罗马尼亚第一座原子反应堆，8月10日已经正式投入生产，达到了预计的两千瓩的设计能力。 这个反应堆是在同苏联的合作下建成的。随着反应堆的投入生产，罗马尼亚将训练出一批在国民经济中应用原子能的专门干部，并且培养出一批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工作人员。

第6版()专栏： “八一”男子篮球队 前往罗捷两国访问 据新华社12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子篮球队今天从北京乘飞机前往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是应这两个国家的邀请前去作访问比赛的。 这个“八一”男子篮球队共十六人，其中篮球运动员是：余邦基、王兆钰、俞元煦、周春霖、路廉翰、吴自秉、蔡集杰、张德鑫、郑礼、魏文强、贾祥麒、钟纪文。

第6版()专栏：莫斯科通讯 把和平的种子散播到五大洲去 本报记者　程光锐 8月11日傍晚，在美好的联欢节就要结束的时候，在就要和来自各国的青年朋友们分离的时候，莫斯科市民们再一次集聚到“幸福路”上来，再一次拦住青年客人们的汽车，和他们握手，和他们交换纪念品，半个月的欢聚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友谊，以致于在分离的时刻是那样地别情依依。“再见，再见！”“一路平安！”“和平，友谊！”……“幸福路”上响起了一片欢呼。 列宁中央运动场成了欢腾的海洋。晚上九点半钟第六届联欢节闭幕式开始了，请听联欢节国际委员会的庄严声明：“我们争取和平的意志比原子弹更强大。我们要求幸福的愿望是不可抑制的。……只要各国人民、各国青年如同我们在这次联欢节上一样始终友好地相处，就能够建立和平和幸福的未来。各国人民和各国青年之间的友谊是和平的保障。”——这是联欢节的生动的结论，这是一百三十一个国家三万四千个青年代表们的心声。 九点五十分，联欢节宣布闭幕，在中央运动场上空飘扬半个月的联欢节旗帜缓缓下降，一柱柱的焰火像采色喷泉一样升向天空，这时全场电灯突然熄灭，人们眼前出现了一片幻景，运动场上几千个青年女运动员手执火棒，表演集体体操，只见满场星火，时而像波浪翻腾，时而像群星乱飞——这是青年们的青春活力在跳跃，接着，在东面看台上，人们用千万面红绿蓝紫各色的小旗在采色灯光照耀下变换着各国文字的“和平”，变换着“为了和平和友谊”的大字——这是青年们的思想在闪光。 青春的欢乐节日过去了，这美妙的日子永远留在每个联欢节参加者的记忆中。 在半月欢聚的日子里，人们感到了最大的幸福，因为他们看到了五十万人的和平大示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看到了各国青年们围在桌子旁边讨论如何争取欧洲的、亚洲的和全世界的和平问题，他们看到了和平的种子正在青年们的思想里成长。乌克兰姑娘乌拉得列娜·拿尼莱柯在女青年节上说的话意味深长，她说：“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而我们共同的幸福就是和平。” 在半月欢聚的日子里，人们经历了最大的欢乐，因为他们看到了在代表们的会见中，中国人和美国人谈家常，在团结晚会上欧洲人和非洲人欢乐歌舞，在红场上，在高尔基大街上，每天夜晚都有来自各国的青年们和苏联人谈心，他们看到友谊的蓓蕾正在青年们的思想里开花，南非联邦的女作家菲利斯·阿特曼说：“我虽然来自远方，但是在联欢节上我感觉到像生活在亲人中间一样。”埃及的女代表娜依拉·叶拉布德的话也是感人的，她说：“我将永远记住在这里认识的朋友，他们很多，这是苏联、波兰、突尼斯、朝鲜、法国、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青年，我们虽然相识不久，但是，我们的心似乎是很久就结在一起。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和平与友谊。” 在半月欢聚的日子里，人们感到最大的骄傲，因为他们看到了在和平友谊的气氛中，通过了几百次各种会见、讨论会、友谊比赛和个人接触，思想不同的各国青年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热烈的争论，他们看到了联欢节用事实驳倒了帝国主义分子对联欢节和苏联的诽谤，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谢列平说：“西方国家诽谤联欢节，诽谤苏联，然而，来到我们国家的各国青年朋友们都会看到苏联人是很好的劳动的人民，他们也同各国人民一样生活和恋爱，一样生男育女，苏联人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讨论，求同存异，加强友谊。”如果有人不相信谢列平的话，那末，就再请听听美国青年代表阿尔巴拉·贝莉的话：“我回国后若有人问我联欢节给我留下什么最深刻的印象，我将这样回答，苏联人给我们美国人非常好的招待，他们是诚恳而亲切的，青年们不管有什么分歧，也应当经常聚会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联欢节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表明：第一，各国人民都希望和平；第二，尽管观点不同，但是所有的问题，全可以在圆桌上解决，没有必要拿到战场上去；第三，苏联人和美国人一样不需要战争。” 联欢节也在文化和艺术上给与人们以非常丰富的享受。在联欢节期间，各国青年艺术家们一共举行七百次歌舞会和二十一次艺术表演会，他们中间的许多优秀者都得到了第六届联欢节获奖者的光荣称号，人们会深刻地记得天才青年节那天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各国的天才青年艺术家们像群星闪耀，百花盛开，不论是苏联的芭蕾舞“宝石花”，不论是来自中国的“孔雀舞”和“龙舞”不论是朝鲜的“东方舞”，还是埃及的民间舞，不论是日本歌唱家的独唱，还是保加利亚歌手们的合唱，都使人感到青年一代的艺术天才是那样地可贵，他们是人类文化的发扬者。同时也使人感到为了维护人类的文化，为了使这些青年艺术家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天才，就不能不为和平而斗争不息。 半个月的联欢节也正像莫斯科好气候一样，是充满阳光的日子，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和平与友谊的种子茁生了。“青年们应当爱护联欢节中培养出来的每一颗和平的麦粒，把和平的种子带到世界各地去。”印度著名电影演员拉治·卡普东的话正表明联欢节参加者的心愿。一个青春的欢乐的节日结束了，一个新的为和平与友谊而斗争的日子又开始了。各国青年代表们将带着联欢节的和平种子离开这个友谊的城市莫斯科，把它们散播到五大洲的土地上去。 （8月12日）

第7版()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 驳斥贺安的反社会主义纲领 本报特约马大军、吕英凡报道： 正当右派分子葛佩琦、王德周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正当右派分子林希翎（程海果）用她无耻的谰言煽动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时候，右派分子工业经济系讲师贺安也在6月7日在该校西郊辩论会上提出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这样，他们和校内、外一切右派分子就组成了“反调大合唱”，相互呼应。但是，他们之间也有高低之分。葛佩琦、王德周太低能了，他们的“反调”马上就被人们识破；林希翎的论点在贺安看来则是“概念上非常模糊”，漏洞很多的，而贺安的“法宝”却比较“高明”，他是“四平八稳”地拿出他的“‘三害’产生的根源及根除‘三害’的措施”的纲领来的。 如此“药方” 在整风运动中，贺安摆出一付“仁慈”的医生面孔，沉重叹息道：共产党“病情严重”，应“即动手术”。现在我们看看这位“仁慈”的大夫究竟如何诊断和下药的。 贺安在他的发言里，一开始就分析了什么“三害好像一棵树，宗派主义是树根……除三害要先把根拔掉。”我们说要找根应该从旧社会的遗毒和思想根源方面去找，而我们的贺安“大夫”在分析三个主义根源时，却又摆出了一付哲学家的样子，胡扯什么内因呀外因呀，他硬说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是新社会的制度问题。他说“社会的好坏是否合理，是产生各种病毒，各种细菌繁殖的条件”，他反对把三个主义归之为“旧社会遗留物”的说法，他很自得地问道：“请问旧社会的遗留物如何在新社会得到滋长、发展、起作用？这就属于制度问题啦”。贺安之所以从三个主义分析开始，其目的是在于指责我们人民代表大会是“半身不遂”的，并诬蔑造成这种原因的就是我国存在着“以党代政”，而党委制就是“以党代政”的表现形式，于是他叫嚣“把党委制，以党代政的情况改变一下，不要党委制，改变成为与国家政体相一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里，贺安的原形就毕露了，实际上他是要我们党放弃领导，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 在这里，贺安对党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百般诬蔑，他把党组织和党员描绘成“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而“产生宗派主义”以至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诬蔑党员是一些“全混官”、“半混官”，由于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很多党员，特别是新党员中，由党委制发展成为党员制，以党代政发展到以党员代政，党员说的话就算”，说党员都是为了“有利可图”钻进来的，这样就得出了他的结论：“所以‘以党代政’的副作用就大了”。看看吧，我们的党在他笔下不是被描绘成一团糟么？无怪乎贺安要拔掉宗派主义这个根。于是他下诊断说：“这种病传染性强烈，繁殖率高，死亡率少，不能终身免疫，潜伏期长，具有遗传性”。照他这种诊断，我们的党不是已经不可救药了么？好在医生毕竟是“仁慈”的，以他“恻隐之心”给我们党开了一个处方，这就是他所吹嘘的“双轨一贯人民代表大会制”。所谓双轨：就是区域系统一轨，生产系统一轨，所谓一贯，就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贯彻到政治生活的各个细胞中去（在学校由班、年级、系到学校），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胞中都要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有区域系统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有生产系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贺安究竟还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说：“有人说接受不了我的意见，说你是把党委推出学校，不是，党委一定要留在学校，但领导方式不同了”，贺安主张取消党的组织领导。这就是贺安所下的亡党、亡国的药方。 是香花，还是毒草？ 学校为了便于让大家识别香花和毒草，前后组织了大小不下十次的辩论会。贺安满以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比林希翎的要“缜密”得多，他想一定会得到比支持林希翎更多的人支持，但是，事违人愿，除了跟随他的几个喽啰为他摇旗呐喊外，辩论会上竟无一人支持他的意见，虽然有些支持林希翎的人暗暗欢喜，但是他们本身已狼狈不堪，自顾不暇了。在几次辩论会上，贺安的论点一个接着一个被驳倒了。他还狂妄的宣称：“我的思想可能有错误，但是双轨一贯制的建议应该说是香花，你们不要因为铲毒草而把香花也否定了。我提出这个建议是将了你们一军，你们现在还不能驳倒我，看样子是和棋”。但是他的所谓“双轨一贯制”并不是什么香花，更没有下成和棋。他的这种狂妄的谬论马上受到苏星副教授强有力的驳斥，苏星说：“生产院，或生产者院，并不是新的东西。很早以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就有过这种主张”，他说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21年也曾有过这种倾向，当时的“工人反对派”就承袭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张。他们提出“组织国民经济管理之权应属于联合在生产者职工会内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这些生产者选出管理共和国全国国民经济的中央机关。”苏星同志说：“这个要求和贺安的建议看来是一样的”。苏星说：列宁尖锐深刻的批判了这种倾向，并且在1921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专门决议。列宁在这个决议草案中指出：这种倾向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和无产阶级的实际经验完全分割。因为，第一、 “生产者”的概念，完全离开了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第二、专靠非党群众，逢迎群众，是从根本上背弃马克思主义。苏星说贺安在回答生产者这个概念时很含混，说什么生产者就是人民，并且包括剥削者在内。苏星说：“这显然是根本错误，‘剥削者也是生产者’！这不正是章乃器的主张吗？（可惜章乃器还不敢说得这样露骨）如果反过来，认为生产者就是生产者，那么生产院就成为工人农民院，把其他有公民权的人民完全排挤出去，那么还成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呢？根据他自己的答复，显然的，贺安建议的目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样，他就用‘生产者’的概念，抹杀了阶级区别，使剥削者和劳动者混淆起来，正好适合于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样，实际上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6月28日的辩论会上，同志们向他的负隅顽抗的“双轨一贯人民代表大会制”发动了总攻击，结果贺安所持的论点完全被粉碎了。 吴大琨教授对贺安诬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种“半身不遂”的制度的谬论给予了沉重的回击，根据贺安的看法，说“人大”只能“从区域系统贯彻下去，生产系统就没有了”，贺安问道：“谁是高教系统的代表，就没有了，”吴大琨教授说：“我们人民代表虽然是由各个地区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却完全并不限于他们所产生的选区的利益的，”他以生动的实例问道：难道吴玉章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里是只代表他的四川选区而并不代表我们人民大学吗？我查了一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我发现几乎全国高等学校的校长，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的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里也都有着我们的各个地方的教育界负责人士作代表，为什么贺安硬说在高教系统内“代表”就没有了呢？在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里，在各级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里，也有工业劳动模范，为什么贺安说在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生产系统成了“半身不遂”的情况呢？这显然是睁开眼睛胡说。这样，贺安的谎言便完全揭穿了。 法律系孙国华讲师认为贺安的“双轨一贯制”不仅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际中也不可能实现。他说：“如果把人民代表大会推行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去，在工厂、学校、企业，每一个单位都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要成立一级人民政权，连班、年级都这样，同志们想想这是多荒谬呀！”他说如果一个学校要成立一个校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这个“人民代表大会”绝不能代表我国各阶层的人民；第二，它也不能行使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如果行使的话势必造成独立的小王国，每个社会生活的小细胞都要成为一个小的人民政府，这样贯彻下去，连保育院的小朋友也得选举阿姨了。” 贺安说道：“为什么政权机关可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而生产单位如工厂以及学校、军队等就不能实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工厂、学校、军队等之所以不能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因为他们不是政权组织，它们按性质说来是与国家权力机关根本不同的。因为“工厂是工业生产的企业机构，学校是培养干部的教育机构，军队是保卫人民政权的强有力工具，总之，它们都是担负着政权机关给予的一定经济、政治、文化任务的组织。他们是属于全民所有，而不是属于某个工厂的职工人员，某个学校的学工人员和某个部队的官兵人员所有。”因此，“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可以由职工和学员等随意自行决定的，而必须由代表全民的国家机关统一规定。” 正如孙国华同志所说的：如果按照贺安的方案实行，我们国家将遭到什么样后果呢？必然会（1）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2）取消了国家对工厂、企业、学校的管理；（3）使我们各级政权机关无法实现其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4）必然削弱和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人民本来是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讨论和决定问题的，而现在按贺安的方案却要由各行业自成系统各自为政，而在中央则要“两院发生争执”，这样国家将成为四分五裂的状态；（5）如果把他的“方案”推行到军队中，这样军队既不受党的指挥，也不受国家的领导，本来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而现在却想用枪杆来指挥党，指挥国家，难道贺安还要中国人民重新过军阀割据的悲惨日子吗？ 遮不住的狐狸尾巴 贺安的父亲是敌伪时热河的一个讨伐大队长，有过累累的血债，贺安把他包庇了一年多，镇反时，我们公安机关已掌握了他父亲的材料，这时，贺安才不得不把他父亲交给政府法办。贺安参加过三青团，进行过反动活动。 现在右派分子贺安的谬论已完全被驳倒了，原来和他同谋的小集团也瓦解了，如果贺安仍要执迷不悟，那么，这条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是他自己选择的。

第7版()专栏： 乌云遮不住太阳 中华全国科普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高士其 反右派的斗争，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目前，这种斗争正在继续深入。 在科学的领域内，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散布荒谬的言论，企图抹煞我国科学进步的事实，挑拨党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阴谋推翻共产党对科学的领导，以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 我现在以我亲身的经历和体验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谎言。右派分子说：八年来，在科学领域内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真的是这样吗？不！绝对不是这样。八年来，我国科学事业的进步，是有目所共睹的。就以我所熟悉的科学普及工作为例，几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科学家的参与下，也有飞跃的发展。它的发展速度，不用说在旧中国，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没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二年，我国就有了科学普及协会的组织，到去年年底为止，全国已经有二十七个省、市和自治区，一千零七十五个县都建立了这样的组织。会员人数发展到二十一万人。这是一支强大的科学宣传大军。这支大军，经常地在工矿、农村、部队和机关里进行通俗科学讲演工作。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1956年，就举行过科学讲演二十八万多次。此外，还举行科学展览三千次，放映科学电影和幻灯一万三千次，出版科普小册子和宣传资料四千三百多种。“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科学画报”、“学科学”等通俗科学期刊，也是协会所主办的。协会还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成立了两个科普出版社和两个形象资料厂。协会所筹建的北京天文馆将在今年正式开放。这是一座向广大群众普及天文知识的场所。 这些难道不是我国科学进步的成绩吗？这些成绩是右派的乌云掩盖不了的。 右派分子为了挑拨党同科学家的关系，提出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简直是对党恶毒的污蔑。谁都知道，党对科学家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许多科学家的亲身经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个有病的科学工作者，党照顾我已经将有二十年了。远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青、健壮、活泼，我研究细菌学，不幸有一次在试验室里受到脑炎病毒的传染，而得了不治之症。回国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受尽了旧社会的冷遇和迫害，贫病交加，医药无告，更谈不到科学研究了。 自从1937年11月，我踏上延安的土地那一天起，就受到党的无限关怀和亲切的照顾。在1939年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我残废的生命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党母亲般地关心着我的健康，把我从延安送到重庆，又从重庆送到香港去医疗。总希望能治好我的病，使我能更好的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日子里，在桂林大撤退的日子里，党却尽力设法救我脱险。在解放前的艰难岁月里，我却受到党的接济和援助。没有党，我就不能活到今天。 现在我的身体虽然将近瘫痪，但是在党的爱护之下，有苏联专家为我治疗，我的病也日有起色。在同志们帮助之下，我仍能坚持写作，为科学普及工作而努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供献出一点一滴的力量。这是党给我的幸福。 现在右派分子提出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来迷惑群众，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说党在“威胁”科学家的工作，只有他们才能“保护科学家”。这真是胡说八道，这是对党极大的污蔑。 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芒，风浪阻止不了坚定前进的大船。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活动，使我国的科学事业能以更快的速度，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

第7版()专栏： 右派分子为什么提倡办“同人出版社” 林今 整风以来，右派分子在出版界大肆活跃。他们极力提倡办“同人出版社”，认为办“同人出版社”是出版工作的“新方向”。但是他们所说的“同人出版社”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们这样提倡的用意是什么呢？ 右派首领章伯钧，他是提倡办 “同人出版社”的。在5月8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了具体方案，主张“知识分子组织出版合作社”，并且认为应该“由国家贷款来扶持”。他以共产党提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针为借口，说“互相监督要广开言论之路，这就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章伯钧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已经揭开了。原来他的阴谋是先夺取文教工作的阵地，之后夺取党的整个领导权。他说广开言论之路，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难道现在就没有园地，没有地方出版么？他所要的园地是什么园地呢？我们现在的出版社包括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在内，都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都是由国家来领导的。章伯钧提倡 “知识分子组织出版合作社”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想把出版事业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吗？显然，他提倡组织“出版合作社”，不是为着别的，而是为着给资产阶级右派创造一种有利条件，使右派能够无拘无束地大量出版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以便煽惑群众，达到夺取党的领导的目的。 右派分子提倡办“同人出版社”，就是由于他们对新社会的出版事业不满。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必须改变根本制度的主张。萧乾就是这种人。他在5月28日文汇报上发表“‘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一文，大弹“今不如昔”的论调。他对旧社会无限留恋，对新社会却深恶痛绝。他颠倒黑白，说现在出版社对作家如何“冷漠”，过去的出版社对作家如何“温暖”。他肯定现在的出版工作只改进缺点是不济于事的，必须铲除根本制度才行。什么是根本制度呢？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很清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他要打垮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而恢复资本主义的老路。 右派想打垮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他们是要作坚决斗争的。右派分子张友松就提出出版工作的“官僚主义”是“敌我矛盾”，他要大家起来“向这个顽强的敌人展开猛烈的战斗”，把它“彻底消灭”。他对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还我社来”的口号大大加以宣扬，并要求有关方面仔细“考虑”。为了斗争到底，他已经提出要“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了。我们难道可以设想，像这样的言论，是为着整风么？ 右派分子所提倡的“同人出版社”，就是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很明显的。曾任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许君远，他所提倡的“同人出版社”，就是资本主义的出版社。在整风期间，他曾鼓动书商复辟，他并策划将已经合并于文化出版社的四联、春明、国光、文娱等出版社恢复为私营，名之为 “同人出版社”。他自己准备搞一个“同人出版社”。如何搞法，我们不大清楚，但他拟定包括二十多“同人”的名单中，却没有一个党员和团员。他说：“有了党员领导，就不好搞了。”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冯亦代也想搞“同人出版社”。这就是右派分子所提倡的 “同人出版社”。 右派分子曾彦修，他也积极主张办“同人出版社”。他在4月24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说：同人出版社“目前愿搞的人很少，但可以提倡”。曾彦修为什么也提倡“同人出版社”呢？原来他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也有极大的不满。他说出版工作没有方针，现在出版社束缚思想，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尽出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总之坏透了。显然，这都是污蔑。在把党的出版事业骂得一钱不值之后，他提倡什么“同人出版社”，显然就是想取消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他认为现在文化部出版局没有什么用，他曾经狂妄地说： “把这个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没有党和国家领导的所谓“同人出版社”，其论调不正是和章伯钧异曲同工吗？ 蓝钰和曾彦修是一唱一和的。在提倡办“同人出版社”这一点上，蓝钰比曾彦修有过之而无不及。蓝钰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恢复私营出版社的主张。他企图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来挤垮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蓝钰对现在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也是极大不满的。他对现在整个出版事业的安排，全盘否定。他竟然也提出“根本改变”的口号来了。他的“根本改变”的方法是开放自由市场，恢复私营出版社。并且，他还主张取消文化部的出版局，以图取消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道路么？ 右派分子提倡办“同人出版社”，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由的。他们的理由就是说现在的出版没有“自由”，他们是为着争取“自由”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广大的劳苦群众是没有自由的。我们珍视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每个中国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我们的国家还用物质的力量保障这种自由。但是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自由，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右派分子要改变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倡大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决不可以相信右派分子所提倡的“同人出版社”，是为着改进工作，是为着办好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不是的。他们是为着夺取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第7版()专栏： 访上海“文物仓库” 冶秋 远在大行政区还存在的时候，上海就设立了文物仓库，专门从废铜废纸里拣选文物资料。记得那时曾去看过：在一个四层楼的大房子里，堆满了图书资料和文物，都是从马上就要溶化和造纸浆的情况下抢救出来的。 这次来上海，又去访问了“文物仓库”。地点改变了，在一个仓库区的楼上挤了几间房，工作条件可以说很差，人手不多，钱也很少，可是他们在文化局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有关机关干部的支援下，作了许多难能可贵的工作。 他们向冶金工业部门的有色金属回收、冶炼等机构收来的所谓“废铜烂铁”的仓库里，拣选出从商周起直到清代一些完整的铜器、铁器，有些是重要的历史文物，有些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度量衡等器具。听说他们在大热天拣选铜器时，在堆集如山的铜铁堆里，太阳照射在铜堆上，发生化学作用，铜堆里有一股气体，闻多了会中毒。他们有了经验：舌头舔着嘴唇，发甜了，就赶快到医务所打一种针，打完以后，再回来工作。因为他们坚持不妨碍生产的原则，得赶快拣选，以免耽误了那边的溶化。 他们向轻工业部门的造纸厂联系，从即将送进机器变为纸浆的堆集如山的纸堆里，从供销合作社的废纸仓库里，拣选出有用的图书资料。这里边发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很重要的革命文献，和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资料。例如我们去的那天，他们就从取来的烂纸里，找出几张太平天国壬戍十二年的钱粮票，又找出一大批从明季到清末浙江某些县的田地契。我们还看到他们过去挑出的黄浦军校证章、川陕苏区钞票、张献忠铸的赏功钱，等等。再就图书版本来说，随便看到的一点已经是足以惊人的，如： （一）“新刻官版全象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上图下说，刻印精美，引文中有永乐、正德等字样，当系后此不久的明刻本。（二）“新刊校正足本剪灯余话”，上图下说，图着彩色，为建阳明刻本。（三）“杨太真全记”，带图，刻印精美，仅存三四两卷，系明刻本。（四）“红拂记”，带小图，明“书林游敬泉梓”，从废纸加工厂救出。（五）台湾府志。其他如“天启乡试录”、“新编五闹蕉帕记”和“袁了凡释义西厢记”等，还有明初仿元刻本“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明万历本“银海精微”等医书，都是比较少见的善本。 他们要同许多造纸厂、供销合作社的收购站、冶炼厂、回收站、旧货摊贩、古玩市场等处联系。有的厂很好，根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的联合通知，对于他们予以便利。但是，有些地方，尤其是个别负责人（工人、职员往往是很好帮助工作的）对于国家法令、主管机关的通知毫不重视，甚至推说不知道；不是予以各种方便，而是予以各种阻碍。虽然上海文物仓库的同志坚持了“绝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但有些地方还是认为是“麻烦”，想方设法，不让他们去拣选。例如，有一家纸厂曾经答应他们在3月9日去拣一批“废纸”，他们按时去了，而厂方却在8日已把这批“废纸”全部造了纸浆。 他们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甚至是在冒生命的危险下工作，他们想出各种办法来进行宣传。例如，他们在工厂或回收站，拣选出有用的图书资料或文物，就在当地举行小型展览，说明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东西，并宣传文物保护法令，介绍文物常识。群众很欢迎，自动地协力帮助，将认为有用的东西放在一边，等着“文物仓库”的人来看。但是，有些负责人却在“动脑筋，想办法”，避免他们去“拣选”。 “文物仓库”在去年一年中拣选了文物四千九百六十九件，图书资料十万多件、册；今年不到三个月时间，已经拣选了文物一千多件，图书资料十万九千多件、册。 上海文化局和上海文物仓库处理这批文物的时候，他们不但照顾了本市，也照顾了其他省、市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浙江、江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以及最近内蒙古、贵州，都预备从中分配一批有关的文物图书。而“文物仓库”的工作同志，丝毫没有本位观念，工作也不是从个人爱好出发，不是整理出了好东西就舍不得交出。他们尽量帮助别人挑选，造册，运输，……。 他们在所谓“破铜”“废纸”中把即将毁掉的文物图书抢救出来，然后在一个灰暗房子内，挤在角落里整理、分配。空气是很坏的，工作是紧张的。他们对于国家的法令、政策，以及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评论等，都很认真学习。例如，人民日报在3月29日发表了“关于图书资料的收集问题”的评论，他们不但进行了学习，而且马上就在拣选工作中来实现评论中的建议；而有些文化行政部门，甚至是主管这件事的同志却根本没看。 这里的工作同志，他们大多本来是不熟悉这行工作的，但他们一面工作，一面钻研业务；从废书废纸里拣选出来一些参考书，就是他们的老师。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整天在吵着条件不好，不能工作；而这里的工作同志，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他们所谈的不是要求什么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是什么名利双收的打算，而是愁着工作作不过来。上海这样大的地方，工作面这样广，随时随刻都有人在把一些可以提供科学研究的资料造纸浆，溶化；他们就是想到如何把这些有用的东西抢救下来，并且还想到如何更开展一些工作面，把一些漏洞堵塞住。 他们的工作态度，是值得表扬、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工作，也值得有关单位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尤其是主管处理所谓“废铜”“废纸”的机关，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了供给我们科学研究资料，更希望予以切实有效的援助！

第8版()专栏： “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了？” 庄农 这原是文汇报记者姚芳藻拟的一个题目（见8月7日人民日报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一直没有看到文章，题目还悬在那里，我便不揣冒昧借来一用。 “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了？”冯雪峰姑且存疑。余下的答案便是：丁玲，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完全忙于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了。有人会问：丁、陈集团不是已存在十五年之久了吗？为什么前几年他们不沉默，这几年才沉默了呢？ 前几年他们没有沉默，我想这原因有二：一，丁玲需要积累和扩大她反党的资本，二，当时丁陈等资本还少，他们反党活动的形迹也就没有后来这样显露，因而他们的活动就还没有遭遇什么压制和打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较为顺利的局面，这是无需沉默的。 这几年是不是沉默了呢？答曰又不沉默又沉默。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沉默过一刻。他们不是偷偷地而又频繁地相约往来吗？他们不是到处打听、到处煽动吗？但因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而已。然而，就公开向人民说话这一面来说，他们毕竟又是沉默了的。反党野心的与日俱增和反党活动上的挫折，使他们更紧张地从事反党的秘密活动，一方面又不得不肩负着精神压抑的重担，这就使他们既无心也无力于再作公开的呐喊了。对于这种“沉默”，反党分子是不甘心的，只要有了适合的气候，他们便要嚣张起来，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们不就已“四处活动”，甚而“散布耸人听闻的谰言”来了吗？今春，他们不是更进一步利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机会，转而大举向党进攻了吗？他们何尝在“沉默”！ 我的答案就此结束。原命题者的本意，也许想要得出如下的结论：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压迫得他们沉默了。借此想放起一把烧天之火来。然而事实却作出了另外的答案，竟使命题者散布的火种都要熄灭。这又有什么法子呢？ 然而我的文章却还没有作完，既然借了“题”，总要“发挥”一下的。 一个积极的斗士，总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沉默。这是勿庸多说的了。所有各形各色的阴谋分子，也是从来不甘沉默的，但他们在不遂心的时候，却又总是要表面上暂时沉默下来，所谓“窥测方向，等待时机”，这期间他们总显得消沉而又抑郁。他们也故意想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觉察到这种不正常的“沉默”，从而制造出有利于他们散布的流言蜚语的空气。丁陈集团的活动表明了这一点；许多右派分子们的行为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是已经看到过：许多所谓“学者”、“教授”、“技术专家”，在解放后总是挂着“不过问政治”的招牌，表示对政治过分的冷淡；可是一旦黑云弥空邪风突起的时候，他们就立刻一变而成为最热心于政治活动的人物而张牙舞爪，叱咤风云。过去的所谓“不过问政治”者，原不过是等待时机而已。当然，那些真正热心于学术研究因而表面上看来参加政治活动较少的人，是不能与此类比的。他们也从不沉默。 当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人生向上发展的长途中，不断有暂时“沉默”的“曲线”。这种“沉默”表明一种矛盾的产生，多数人正确克服它前进了，而少数人则发展成为野心家。那末，“冯雪峰为什么沉默了呢？”他是属于那一种“沉默”呢？这答案还是由他自己来作的好。

第8版()专栏： 讽刺喜剧“马歇尔，欢迎你！” 原野 中国电影观众对于西班牙电影，是抱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兴趣的，因为早在1899年中国人第一次看的电影，就是由西班牙影片商人加仑卫克带到中国来的。 现在我们又看到西班牙影片“马歇尔，欢迎你！”。在这里，我们重新认识了西班牙那些普通人的淳朴、善良、诙谐和幽默的性格，以及他们现在生活情形。 “马歇尔，欢迎你！”这部影片的制作者，是西班牙新起的两位著名进步青年编剧兼导演巴台姆和柏兰卡。他俩是具有卓越才华的电影艺术家。他俩的作品除“马歇尔，欢迎你！”外，“骑自行车人之死”和“大街”都曾在戛纳、威尼斯等电影节上获得了褒奖，为西班牙电影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的创作风格有鲜明的明朗和幽默的特点，并且善于从西班牙人民日常生活中攫取题材，通过对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的描写，揭示出西班牙当前最本质和最尖锐的社会冲突。 “马歇尔，欢迎你！”这部影片的故事是单纯的：在西班牙的一个普通的小市镇维拉戴里奥里，住着一些普通的西班牙人。他们本来按着自己的习惯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省里的专员来通知市长，说美国的马歇尔先生等人要带着“美援”路过这里，希望他们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会。于是市镇里骤然掀起了欢迎美国人的热潮。人们对“马歇尔计划”寄予莫大的希望，每个人都从善良的心底向美国人提出了一件最迫切的要求，甚至做了许多奇怪的梦。但是当他们奏起音乐、挥舞着小旗和高呼着“欢迎你们——马歇尔先生”时，美国人的汽车却冲破欢迎的人群急驶而过。这些善良的人们的幸福幻想在一瞬间破灭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作者大胆地选取了西班牙人民当前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桩政治事件，从一个侧面，从西班牙一个普通的小市镇里的偶然遭遇，深刻地、尖锐而无情地揭露了“美援”的实质，让人们从维拉戴里奥人们的亲身经历中，认识了“马歇尔计划”所给予西班牙和整个欧洲人民带来的欺骗、伤害和灾难。他们对马歇尔先生们，原来并非有什么成见，相反地，他们从过去的虚伪的宣传里，得知马歇尔先生们是“恢复欧洲经济计划”的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团”，人们对他们寄予最高的期望。可是他们美好的幻想，却被殖民者老爷式的作风给打破了，这些老爷们给西班牙人民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抹灭的。影片中从未出现过一个美国人，也没有谁正面地骂过一句马歇尔先生们；可是由于影片作者对维拉戴里奥小市镇的遭遇进行了生动的、具体的、巧妙而有趣的描写和讽喻，便将马歇尔先生们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无遗了。 这部讽刺喜剧影片具有极高的格调，它在艺术上的完整无瑕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全片看来，巴台姆和柏兰卡并没有故弄玄虚或单纯地追求庸俗的喜剧效果。他们是在严格地遵从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将西班牙民族所固有的那种诙谐与幽默的情调和欢迎马歇尔先生到来这个偶然事件，绝妙地揉合在一起，使它构成了富有高尚民族情操和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一出讽刺喜剧。观众在笑声后面，会情不自禁地涌出同情的眼泪，会有很多感触和遐想。例如维拉戴里奥人排队登记向美国人要一件礼品的时候，有人要公牛，有人要肥料，有人要缝纫机，其中有一个青年却羞答答地说要一个女人。别人说办不到时，他又补充说：“那么要头驴也行”。这个青年要的礼物是那么逗人发笑，但是笑过之后我们才感到，一个穷苦的青年农民他不要个老婆或要头驴子又能要什么呢？无怪有许多人在登记单上刚刚写下一根马缰绳或一面大镜子后，却又立刻想到，原来自己要的并不是这个，因为他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啊！他们这些举动从表面看来是那么滑稽可笑，其实他们是非常朴实而敦厚的，他们没有更大的奢望，处处都是那么谦逊和谨慎。从这里我们触摸到了西班牙人民的那颗诚挚而善良的心。 又如后来，维拉戴里奥人赊了许多服装道具热烈欢迎马歇尔时，而美国先生们的汽车却从那个念欢迎词的小学生身旁飞驶而过。这些高唱给欧洲人类带来幸福的马歇尔先生们，就是这样对待西班牙人民真诚而热情的盛意的。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喜剧场面！又是多么深刻而尖锐的讽刺！事情过后，维拉戴里奥人排着队默默地走向市政厅去交纳这次狂欢所花去的钱。没有钱，有人交一袋面粉，有人交一篮马铃薯，有人交一只旧表，……。这个无言的场面，潜藏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啊！它向“美援”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无言的控诉，更唤起了观众心灵深处的巨大的反响和同情。 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出巴台姆和柏兰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影艺术特性、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奇妙的电影手法的；因之我们看过电影后，不仅认识了作者的伟大人道主义胸怀和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倾向，而且也得到了真正是电影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如影片中的俏皮的说明词，机智的对白和整个戏充满着对生活讽喻的西班牙情调，都融汇贯通在绝妙而有趣的蒙太奇的句子里，它使我们感到振奋和愉快。又如美国人即将到来的前一个晚上，作者用绝妙的电影手法向我们解剖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且通过这些将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及其对善良的西班牙人民心地的恶劣影响，揭露得淋漓尽至。 当马歇尔先生们从维拉戴里奥匆促而过，那里逐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生活时，虽然电影完了，可是这个故事仍在维拉戴里奥人们的心里和观众的心里继续演着。人们是会从生活本身做出应有的结论来的。

第8版()专栏： 箫 邵燕祥你可能吹响这管洞箫，就让箫声在江上缭绕：吹得远天拍打着江水，吹得沙岸上江水来潮，吹得那云龙嘘气挂脚，漫漫长江被烟雨笼罩，吹出了虹霓天上的桥，又把它吹落江水滔滔……九孔洞箫是我们所造——万里长江上第一座桥。洞箫吹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苦雨凄风我们不叫苦，惊涛骇浪上多少惊骇！江南江北路从天上过，攀高、走险，就像过悬崖，冬天钢梁滑得难动脚，冰霜染白身上安全带；百万铆钉是百万纽扣，无缝天衣在空中剪裁。茫茫的长天茫茫的水，正是我们工作的所在——最早望见两岸的灯火，最早发现东方鱼肚白。我们为人民架好大桥，谁能把它从水面移开！长江是流不断的历史，大桥耸起在激流深处。江心颠覆过多少舟船，江边多少人曾经唤渡；投鞭拦不断汹涌奔流，愁煞了千古风流人物。今天江山归我们管领，天堑上任凭自由来去；我们称道：如此好江山！江山称道：如此好儿女！洞箫吹歌催我们上路，跨过长江——只是第一步。

第8版()专栏： 驳一篇翻案文章 方玄初 7月24日大公报发表了弗先（即徐懋庸）所写的“大学里的右派”一文，这篇文章，名为谈武汉大学的右派，实则是借题发挥，向党进攻的翻案文章。文章中说： “武汉大学的右派，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搞‘右派的大学’的运动，比任何大学为早，他们开始于1953年，所以，他们是大学的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 “1953年，在武汉大学里，党对一个党员干部实行整风。就在这次整风中，现在证明确实是右派分子的程千帆等人，就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帮助整风。整风的结果，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的处理，在党员是从新的锻炼，而在右派分子则是‘革命’的成功”。 “武汉大学……的党员们，在多年的委曲忍让之后，一旦发现了右派分子变本加厉，不接受改造，反而要造反，就拿起当年使用得过早了一些的武器，给右派以沉重的痛击”。 “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党员曾经说过一句话：‘投鼠必须忌器，但忌器必须投鼠’。……但这一句话，曾经惹得武汉大学右派分子的大怒，后来成为他们控诉那个党员的罪状之一。”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以为这句话的全部意思，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一种人，凡是党和他不一致的，总是他是对的，党是错的，在许多事情上，他自以为比党还聪明，还“先知先觉”。他最擅长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正确的，最会翻案。不是吗？几年前还在武汉大学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骂知识分子要“捧着饭碗学习”，“要反对到台湾去反对，要中立到喜马拉雅山去中立”，骂旧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是“搽脂抹粉，表红里不红”，而且再三不顾党的劝告，向党闹独立性，在党检查工作后承认了错误；而今天全国反右派，他就计上心来，把当年违反知识分子政策说成是反右派，这样仿佛他又是一贯正确的了，党又是错误的了。他制造出一种理论，说武汉大学的右派是所有大学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这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是反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早就“熟悉这个大学右派分子的底细”，并且在武大早就已经拿起今天反对右派的武器和他们战斗了。 这是向党射来的一枝多么恶毒的箭啊！ 作者之所以这样，我看仗着两条。一条自以为自己比党还聪明，是反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一条以为只有他才最了解武大的情况，只有他才配领导武汉大学。徐懋庸把昨天在武大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成是反右派，只不过这些武器“使用得过早了一些”而已。请问徐懋庸，当年你为什么却把广大知识分子都当作右派来反对呢？当年你反的仅是今天程千帆之流的右派吗？当年反对你的也主要是少数几个右派分子吗？请回答这些问题呀！只要你不能把广大的知识分子都说成右派，这个案你一辈子也翻不了的。 有人说，你写这篇反驳文章会不会被某些右派分子抓住作为他们反扑的口实？为此，正告右派先生们，你们这种想法是枉然的，揭露了借反右派之名向党射暗箭的人，正是为了更好的反击右派。另外，不要忘了，有些右派分子有时正是在“左”的面罩的伪装下，向党进攻的。

第8版()专栏： 农村儿歌 李作华 麦海青青山，蓝蓝天，青青山上野花鲜。青山下，绿一片，麦浪滚滚望无边。看一眼，走半天，再走还是社里田。 小风箱小风箱，呱呱呱，我帮妈妈把锅拉。锅里水，翻了花，妈妈忙把饺子下。十二点，刚打罢，盛好饺子等爸爸。

第8版()专栏： 孤儿院（油画） 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