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四川农民争取第八个丰收年 本报成都21日电　7月的四川呈现一片丰收景色。一亿多亩农作物中，黄熟的早稻正开镰收割。齐腰深的中稻茂蓬蓬的密封着稻田。花蕾盛开的棉花抽出了十多枝条。玉米、高粱、甘蔗好似一堵绿墙遮拦着田野。除少数地区有些干旱水涝，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现在各地正紧张进行夏收夏栽和田间管理工作，再接再厉争取解放后的第八次丰收。 尽管今年气温较低，一千多万亩早稻由于普遍采用良种“南特号”，推行了早栽、密植、浅水灌溉、重施底肥等先进经验，因之仍将获得空前丰收。长江上游的泸州、宜宾、江津、内江地区，为抢时间早栽晚稻，当早稻还只九成黄时就已开始收割。江津专区二百三十万亩早稻，亩产一般五六百斤。有的则达八百斤以上。荣县已收的五千亩早稻，平均亩产五百三十斤，达到去年中稻产量。这样大面积的早稻丰收，在四川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再次用铁的事实打破了四川不适宜播种双季稻的保守观点。 “春栽争日，夏栽争时”，在收割早稻同时，各地采用边打谷边犁田边栽秧和晚稻寄秧（假植）办法，争取晚稻早栽。按目前情况，全省如能完成抢栽八百万亩晚稻的计划，那么全省仅双季稻一项，就可比去年增产二十亿斤细粮。 全省为完成增产粮食三十亿斤、棉花十九万担的任务，普遍加强了田间管理。水稻、棉花、甘蔗已锄过两三次草，增施过二次追肥。一度严重的虫害也已基本扑灭。

第1版()专栏： 湖南开镰割稻一片打谷声 据新华社长沙21日电　著名的粮食产区湖南省，一千二百多万亩早稻已陆续开镰收割，丰收捷报频传，三千二百多万亩中稻和其他许多农作物也生长良好。现在部分受旱地区农民正日夜车水抗旱，争取全面丰收。 据中共常德地方委员会了解，洞庭湖区各县的早稻一般每亩产量都在四百斤以上，高的达六、七百斤，估计全专区早稻将比去年增产一成多。去年遭受严重旱灾的邵阳专区和湘西南等丘陵山区，今年因为兴修了六十多万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初步战胜了旱灾，现在这些地区的早稻也可望丰收。 在湖南省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里，在双季稻主要产区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滨地区一带水陆交通线上，成百上千的舟车轮船正日夜不停地忙着赶运夏收夏种所需的农具、肥料等物资。洞庭湖滨一望无垠的金黄色稻禾，迎风起伏。村落里到处在整修粮仓和打扫晒谷坪场。广阔的沃野上，“咚咚”鸣响的扮禾声，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 今年湖南省棉、麻和其他一些农作物也都可望增产。占全省种植面积约三分之二的沅江县的苎麻，总产量将超过去年百分之四十左右，质量胜过过去任何一年。常德、临澧和澧县平原上的棉花，也长得特别茂盛。

第1版()专栏： 广东早稻空前丰收 据新华社广州21日电　占全国早稻面积最多的广东省，今年产量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总产量可超过七十亿斤，约比去年增加两亿斤。现在全省已进入收割早稻的大忙阶段。 全省七个专区和海南地区除遭受严重水灾的惠阳专区减产外，其余各专区都增产。主要粮产区的佛山专区约可增产一亿斤，其中连年丰收的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地区，一般每亩产量有三百三十斤，约比去年多收五十斤。曾荣获“粮食千斤县”称号的揭阳、潮安、澄海、普宁、潮阳等五县，都得到增产。

第1版()专栏： 安徽农民边收早稻边插晚稻秧 本报合肥21日电　安徽省水稻产区今年播种的四百多万亩双季早稻已经开镰收割。田野里一片金黄色的稻禾，丰收已在眼前。新安江畔屯溪市郊徽光农业社两天中割了一百六十一亩，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二十二斤半。舒城县千人桥区的早稻最低的产量也达三百一十多斤。 双季稻是安徽去年农业三项改革中普遍被推广的，根据去年种双季稻的经验教训，今年双季早稻都比较因地制宜地适时下种。加以今年雨水比较均匀，双季早稻一般都生长很好。农民的生产热情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一边收割早稻，一边赶忙栽晚稻，争取今年季季丰收。

第1版()专栏： 浙江每亩产量超过丰收年 据新华社杭州21日电　浙江省一千多万亩早稻已全面开始收割，到处传来丰收喜讯。温州、金华、建德、宁波等专区据初步预计，早稻每亩平均产量都比大丰收的去年有所增加。已普遍收割的松阳、永康、浦江、遂昌等十多县，预计能比去年增产一成到三成。去年早稻丰收后被台风侵袭，受灾严重的象山县，今年二十万亩早稻又普遍丰收，预计平均每亩可产四百五十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各地扩种的双季连作早稻收成最好，出现了很多高额产量。温州、宁波、金华等专区不少农业社早稻每亩平均产量在五百斤以上。

第1版()专栏： 湖北早稻可增产一成 据新华社武汉21日电 紧跟着小麦等夏收作物的丰收，湖北省三百四十万亩早稻丰收的捷报又频频传来。最近这几天，早稻成熟较早的黄冈和孝感专区的农业社社员们，正冒着酷暑紧张收割；季节稍晚的荆州专区，社员们正在收拾镰刀箩筐，收割活动在三两天内也要全面铺开。从各地向省农业部门汇报的情况看：全省三百四十万亩早稻平均亩产估计能达到四百斤，预计比去年全省的早稻收成增产一成。早稻主要产地——孝感专区和合作化后才开始试种双季稻的鄂北襄阳专区，今年早稻平均亩产都在五、六百斤上下。（附图片） 福建省千斤县——海澄县今年早稻又获得丰收。这个县的莲花乡黎明农业社今春虽受内涝灾害，早稻仍比去年增产，产量平均在六百斤以上。　　　　　　　　新华社记者　相知摄

第1版()专栏：社论 防治内涝争取丰收 最近长江三角洲地区、山东南部地区、河南中部和南部地区暴雨成灾。部分地区水涝已经排出；但是有些地区水患还很严重。现在雨季还没有过去，已发生水灾的地区要继续进行紧张的抢救和排涝的斗争，其他可能遭受水患的地区也要加强防汛和防涝的力量。 “防洪防涝并重”是防止水害的正确方针。洪水和内涝往往搅在一起，互相影响；不论放松了哪一方面，都会造成损失。不过，因为一般人对于防洪的重要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们在这里就着重谈一谈同内涝作斗争的问题。 内涝和江河的洪水一样，历来是我国的严重水患，为害之大并不亚于洪水。1956年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和东北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的面积中，有十分之七是属于内涝性质的。河南省每年因涝减产的粮食，平均约十亿斤到十五亿斤。从这里可以看出，防治内涝对于保证农业增产，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过去有些地区光注意防治洪水，忽视了防治内涝，这是不对的。 近几年来，我国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同内涝灾害进行了巨大的斗争。1956年全国有十个省为四千多万亩耕地修建了堤圩、排水渠道、沟洫畦田、抽水机站等防涝工程，并且改种了耐水作物和早熟作物，对于减轻灾害和农业增产起了很大作用。从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不少地区的防治内涝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根据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省的统计，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完成的防涝排水工程，可使受益面积达到一千五百万亩。 但是，防治内涝的工作还有一些问题和困难。拿防涝工程来说，各地现有的沟洫畦田等防涝工程多数是近两年来农业社在技术指导不强的情况下修筑的，并不能保证完全经得起暴雨的考验。去年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就有一些防涝工程因为质量不好，管理不善，没有抗住内涝灾害。这就说明，今年还需要格外努力，把过去修筑的工程巩固起来，好好管理。 现在应该怎样对内涝作斗争呢？最重要的还是预防。在易涝的地区，目前首先需要对防涝排水工作进行具体的检查，并且做好一系列的物资准备和组织准备。已经在修筑的排水工程，如果接近完工，应该加紧施工，争取在雨季中能开始利用；已经完工的工程，应该及时组织检查验收。质量不合标准的，要及时加以修补和加固。没有排水工程或工程很少的易涝地区，更应该赶快把雨季人工排水的工作安排好。对于最易受涝的低洼农田，要趁未降大雨的时候设法及早排出积水。对于泄水的河流渠道中的障碍物，要在大雨前加紧撤除，以利积水的宣泄。对于排水的工具和器材，也要事先加以周密的检查和准备。总之，要用积极的态度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战胜内涝灾害，保护农业生产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在已经受灾的地区主要工作是排涝和抢救。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还要把防汛和抢救作为重点，只看到已有的内涝而放松了防汛也是危险的。 一个地区的防涝排水和防汛堵口，同上下游或左右岸群众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容易发生地区之间的纠纷。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省部分地区，今年就又发生水利纠纷多起。这些水利纠纷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地加以解决，也必然会影响到排涝和防汛工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各地领导机关必须对有关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团结的教育，克服那种“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思想。同时，根据蓄泄兼施、上下游兼顾、局部服从整体、整体照顾局部的原则，有关地区的领导人员应该及早协商，妥善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由互相让步进而做到互相配合和支援。对于专区边界和省边界上的牵涉范围较大的纠纷，上级机关应该及时派出干部切实负责领导有关方面的代表协商解决，不要把责任推给下级工作人员。过去这方面有过不少教训，今后应当努力避免。 雨季的防涝排水，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项工作不但要和繁忙的农事活动齐头并进，而且往往要和紧急的防汛工作同时动手。为了做到防涝、防汛、生产三不误，易涝地区的各个农业社必须细致地安排各项工作，调整好劳动组织，保证在一旦发生灾情的时候，能够立即行动。江苏省南部很多地区在不久前一次暴雨后能够很快排除农田积水，战胜了涝灾，就是因为广大的农业社力量组织得好，行动快。无锡县华市区城西第一农业社有一百八十多亩农田被水淹没，党支部立即领导农业社组织力量，抢修圩岸，日夜轮流护圩，把全社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和车水工具都组织起来，全力排水。这样，仅仅十一个小时，他们就把受淹的水稻全部抢救出来了。江河沿岸和滨湖、滨海地区的千万个农业社，都应当学习这样的经验，把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 主观的努力，可以克服和减少客观的困难。决不要把水灾看成完全听凭客观条件支配、而主观上完全无能为力的事情。大家应当积极地想出一切可能的办法，充分地运用农业合作化的有利条件，有效地运用国家支援的物质力量，来同水灾作斗争。

第1版()专栏： 山东全省动员　坚决战胜洪水 中央和各地区大力支援山东人民 新华社济南21日电　中共山东省委20日举行的常委会议，决定动员全省党、政、军、民力量，战胜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 7月2日以来的半个多月内，山东省临沂专区的降雨量达五百到六百公厘，济宁、菏泽专区达七百到一千公厘，而历年全省年平均雨量只有六百公厘。因此这次遭受洪水袭击的地区，灾情较重。 会议在听取了关于灾情的报告后，决定立即从省级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抽调五百名左右干部，由负责干部率领，分赴重灾区帮助抢险和恢复生产工作。同时，省委决定派省委常委、政法工作部长刘秉琳赴昌潍、莱阳专区，协助当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动员一切力量加高加固河堤，确保胶莱河和潍河的安全；派省委委员、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赴聊城专区检查卫运河的堤防，并协助动员当地力量做好一切防汛准备工作，以便力争山东东部和北部不再遭受损失。省委常委、山东驻军首长王新亭、彭嘉庆表示，那里需要部队支援，只要党委通知一声，就可以立即派部队到那里去，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 会议确定首先救人，其次救牲畜，再次打捞粮食的原则。同时，会议号召全省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以及其他阶层人民，或以加紧生产、厉行节约，或以做好自己本身工作，协助灾区人民战胜灾荒。 新华社济南21日电　山东省人民的防洪抢险斗争，得到了中央和各地区的关怀和支援。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和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在21日发出公开信，对各兄弟地区人民表示谢意。 到本月20日为止，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派出飞机二十二架次，冒着恶劣的天气，向山东省临沂、菏泽、济宁等专区的重灾地区空投了大批的抢救器材和熟食等物资。中央防汛总指挥部还先后拨出抢险救灾用款九十万元，以及从北京、沈阳等地调拨大批橡皮船和水陆两用汽车，来山东省参加抢救工作。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南京部队闻悉灾情后，立即派出工兵一千多名，水陆两用汽车三十二辆，橡皮船一百六十五只和大量抢险器材，前来山东省帮助抢救灾民。徐州市驻军和徐州专区防汛指挥部拨来的麻袋和草包，均数以万计。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上海驻军除拨来救生衣三千件，救生圈七百多个外，还派来汽船十五只。

第1版()专栏： 黄河洪峰继续下泄水位缓落 新华社郑州21日电　自黄河洪峰进入山东后，目前山东省寿张县孙口以上水位和东平湖水位缓落，孙口以下水位上涨。预计明天上午洪峰将通过东阿县艾山。 由于黄河中游干支流地区雨量大，这次洪水总量大，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回落慢。今天十二时，黄河秦厂的流量还有六千八百五十秒公方。支流汶河戴村坝的流量，在今天八时降落到一千零六十秒公方。东平湖安山站的水位，也比这次洪水最高水位下降了零点二四公尺。 这次洪峰是在20日二十一时以一万二千秒公方流量通过河南省东明县高村，然后进入山东省的。 这次黄河在19日一天出现的两次洪峰接踵下泄时，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以下河水漫上了堤内的滩地。堤根水深一至二公尺，有的地方水深达三公尺多。有些地方堤线浸水较久，也发生了一些险象。但是，由于防守严密，及早发现及时抢护，这些险象多已转危为安。

第1版()专栏： 解放军各部队热烈迎接“八一” 据新华社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接“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的筹备活动，正在各部队热烈展开。 武汉、济南驻军领导机关分别组成的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办公室和筹备小组，已经开始办公，并且连续和地方党政机关举行了会议，研究和确定了节日前后的纪念活动办法。济南部队一个规模较大的军史展览会，正在加紧筹备。 各部队对军官和士兵进行传统教育的活动，也在7月中旬陆续开始。沈阳驻军领导机关并且准备在7月下旬组织一批英雄模范人物给沈阳市各界人民作报告。各部队还在积极筹备召开复员军人座谈会，慰问烈属和军属，举行军民联欢会、军政民座谈会等。 南京、广州、兰州、武汉等地驻军领导机关要求各部队领导干部在节日和士兵在一起会餐、娱乐，参加士兵勤务，和士兵谈心，征求意见，并且亲往医院慰问伤病员。各部队除在节日期间举行各种庆祝集会和联欢活动外，武汉和广州驻军还将分别举行飞行表演和体育比赛等活动。

第1版()专栏： 在整风中增强民族团结 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认真改进工作 本报讯　据内蒙古日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和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一部分负责干部共同组成的专门小组，已经把自整风开始以来各方面提出的比较重要的意见，汇集整理为三百七十多条，加以处理。对目前能够解决的一部分问题，已进行解决，或者提出了解决办法；对暂时不易解决的问题，也决定逐步解决。 根据各方面要求大量培养民族职工，以适应自治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今年决定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四百三十名蒙古族和区内少数民族学生，分别送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各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关于蒙古族群众要求解决蒙古族儿童入学和设立蒙古小学的问题，根据今年蒙古儿童入学数目，教育厅和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从今年秋季开始将第二师范附小改为蒙古小学，原来的汉族学生全部转入新建的小学。关于回族干部要求解决回族儿童入幼儿园的问题，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已拨款在回民区建立一所回民幼儿园。根据蒙古族群众的要求，有关方面准备在适当地点筹建蒙古族人民食品部，以满足蒙古族人民的需要。 为了贯彻执行用蒙汉两种文字行文的方针，内蒙古党委已指示自治区一级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进一步检查改进这一工作。设立蒙文秘书处，专门研究和推行蒙文秘书行政工作。内蒙古党委现在发至旗委的各种文件，已全部用蒙汉两种文字并行。广播电台也根据群众建议，近日即将增加蒙语会话和蒙语唱片的节目。 自治区内文教方面的问题，也根据群众的意见进行妥善的解决。例如政治学校在缺少房屋等问题解决后，已于6月20日正式开学；其他在干部、教材和图书方面的问题，也在各方面继续帮助解决中。关于卫生学校的实习基地问题，卫生厅已召集卫生学校、内蒙古医院、内蒙古产院、呼和浩特市人民医院开会研究，明确了学校实习与三个医院的关系，解决了教学实习当中的具体问题。关于划分内蒙古医院、内蒙古产院、呼和浩特市医院和联合诊所的医疗责任区问题，卫生厅和呼和浩特市卫生局正在研究具体办法。内蒙古图书馆整理积压图书力量不够的问题，已由内蒙古文化局拨款雇人解决。 此外，对修筑人民公园人工湖南面水堤，加固图书馆基地的建议，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已决定在今年或明年内争取修筑。 关于自治区一级机关使用汽车和改善食堂管理的工作，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有关单位正研究改进中。对于房舍使用上的意见，将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内蒙古党委、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深入调查研究，准备进行必要的调整。 本报乌鲁木齐19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很多机关团体和学校，正认真地处理群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对群众所提出的关于和平渠连续淹死人和磨河渠饮水被染污的问题，作了调查研究，并分别进行了处理。在和平渠上，一面拆除了不必要的独木桥，一面加宽了人行道上的木桥，并安上了扶栏。沿和平渠两岸市民居住较多的地方，还添设了许多救护器具，每天都有专人轮流巡逻。群众对这些措施非常满意。为了彻底解决磨河渠饮水被染污的问题，市人民委员会已决定从南梁到南门的磨河渠安装瓦管，瓦管上并设有抽水机，以便取水。这项工作正由市卫生局办理。 很多单位对一部分民族干部的工作安排不当和有职无权的现象，已经开始着手纠正。自治区卫生厅各科室的民族干部，过去不但少，而且搞业务工作的也不多。最近把新增加的六名民族干部，都分配做业务工作。同时又把某些民族干部的工作地区，也作了适当的调整，逐步使本民族的干部到本民族地区去工作。自治区农业厅特别强调要尊重民族干部的职权，并作出了决定，各科室的汉族干部，不管事大事小都要和民族干部共同商量研究，严防包办代替。此外，还规定印发的文件一律要用维、汉两种文字，开会时必须配备翻译。 自治区文学艺术联合会也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成立美术家、戏剧家、舞蹈家和音乐家协会新疆分会，目前筹备委员会已成立。 很多单位还对一时不能办到或由于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而要求过高的意见和要求，都准备向群众进行交代和解释。有些牵涉的面虽广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抓紧时间进行。如八一农学院的领导问题以及某些学系要和其他院校合并的问题，现正请示中央处理。

第1版()专栏： 祝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繁荣 我国家领导人电贺波兰国庆 新华社21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20日联名致电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电文如下：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维护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保卫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中、波两国总理的互相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促进了中波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祝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保障欧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7月20日于北京

第2版()专栏： 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立场 袁永熙作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 本报讯　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在反右派斗争的紧要关头，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充分暴露了他的右派分子的面目。 利用领导身份贩运私货，散布流言蜚语，破坏领导核心的团结 最近清华大学党委会全体会议上揭发的大量材料，充分证明袁永熙在整风运动中，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贩运私货，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党中央的方针，在党内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党内领导核心的团结。在袁永熙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几个重要阵地——马列主义政治课教研组的党组织、清华党委宣传部、校刊新清华、电机系的党总支等都在斗争中被解除了武器，陷于瓦解或瘫痪状态。袁永熙直接领导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党支部，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竟不是去保卫马列主义的思想阵地，坚持党的立场，相反，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成为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袁永熙对整风运动的态度是别有用心的，他企图利用党的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对党组织和党委领导同志长期存在不满情绪。整风运动前夕，他就在私下表示“我经过学习（市委高级干部脱产三个月的学习）以后，胆子壮了，有机会也要好好放一下”。当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志批评他工作不积极时，他反而说“我要起来战斗”。他对学校和党的工作一贯消极被动不负责任，整风前夕突然积极起来。他对自己应该负责的具体工作不感兴趣，而表示要专门研究“学校如何放”的问题。由于他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企图，所以他对接受他的思想影响的党委宣传部长郭道辉说：“如果这次整风不好，我就要消极下去。”他在整风开始以后，就暗暗煽火，强调要“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的社论以后，他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他对接近他的几位同志说：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袁永熙的这个观点，同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所发出的反动传单“我们的忧虑和呼吁”的基本思想，如出一辙。 袁永熙利用部分同志的严重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习气，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散布对党委的不信任情绪和对党委领导同志不满的情绪。他这种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在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中广泛流传，发生了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以至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破坏清华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瘫痪了党的队伍，甚至使党委会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 拒绝执行党的方针，按照私人意图把他所领导的党的组织引入歧途，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 袁永熙故意拒绝执行党的方针，按照自己私人的意图把他所领导的党组织引入歧途。他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身为党内主要领导干部的袁永熙，竟对这种汹涌恶毒的反共逆流故意熟视无睹。他向他周围的同志宣传：“清华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清华的问题就是领导脱离群众，不能体会群众情绪，不虚心检讨错误，“整风就是要改造领导，不是要整群众”。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接连对党发动猖狂进攻，反对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学校必修课程，反对党委领导政治理论课，贴大字报攻击党委整风无决心，诬蔑党委压制鸣放，要求将团委书记阮铭撤职。对于这些乌烟瘴气的行动，袁永熙却表示欣赏和无保留的支持。他对政治教研组党支部一再指示：“你们的情况基本正常，放的好，就这样做下去！” 在右派分子进攻最猖狂的时期，袁永熙和受他影响的同志里应外合地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袁永熙向党进攻是有“策略”的。他在这段时期的党委常委会议上不发一言，借口到基层去参加会议，逃避正面争论，并劝受他影响的同志“不要和他们（指党委领导同志）争，等一等再看。”但在下面他却大肆活动。他进攻的主要手法，就是故意挑起党员对党委领导核心和坚持党的方针的同志的不满情绪，把进攻的矛头引向这些同志。他用不同的说法诬蔑了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如说：“某某人在常委会上气鼓鼓，某某人憋着一肚子气。”“某某人压力大，很紧张，不敢放。”“某某人应该在这次好好整一整”，“这些人就是不虚心，不肯检讨。” 企图借党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打击党委抬高自己的个人目的 袁永熙在群众中的许多言行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当右派分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着群众一起鼓掌。当校内金工厂的肃反被斗分子歪曲事实，“控诉”金工厂的党支部书记时，袁永熙却称赞这位肃反被斗分子的乘机报复是达到“鸣、放”的“先进水平”。 袁永熙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错误，不是一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极为恶劣的反党行为。在1956年清华大学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袁永熙因历史上有错误，未被选为党委书记，他从此对工作不负责任，思想上消极衰退，完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坑，对党分配的工作，借口推托不管，或是消极被动不闻不问。好久以来，他暗中同清华党委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希望借此次整风的机会，借他所捏造的整风是要“反对三害，改造领导”的口号；借整风运动中党内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他打击清华党委和抬高自己的个人目的。 袁永熙在政治上存在着相当深的修正主义思想，同清华大学党委之间有许多原则性的分歧。他反对“教学改革是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提法。他认为“学校工作没什么大的方针问题，只有具体工作”。他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片面强调团结，否认必要的斗争；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问题上，他反对阶级分析，强调情感教育。在肃反问题上，他也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他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党课中不适当地强调“入党要以学习分数为标准，学习好才能入党”。他的这些话，在学生中助长了“业务好，就是政治好”，“才好即德好”等错误观点。 袁永熙的一系列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1939年入党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动摇的严重错误，被捕以后自首，1949年开除党籍，同年又重新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又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

第2版()专栏： 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 美术展览会应征作品大部完成 据新华社讯　预定在今年“八一”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上展览的作品，绝大部分已经完成。应征进行创作的，有全国各地四百多名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到目前为止共已收到的画稿计有六百余件。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三十年来生长壮大的历史路程，表现了这支武装的正义性、人民性。

第2版()专栏： 我怎样成了袁永熙的反党工具 清华大学教员　田福庭 我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教员同时又兼职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实际上成为了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的工具，参与了反党宗派活动，若不是党组织的及时挽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歪曲整风运动的性质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一个手法就是挖心战，思想放毒，歪曲这次整风运动的性质，歪曲党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由于我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爱听小广播，而袁永熙也就投其所好，爱在干部面前经常吹嘘所谓中央听来的“内部消息”，因此，他经常成为党委宣传部受到欢迎的“客人”。他打着高级领导干部的招牌，歪曲中央方针来毒化我们。如他在整风运动以前，在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时候，就常来宣传部对我们进行“理论武装”了，说什么这次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来主要是要改造我们领导呀！说什么“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首先必须是教育改造我们共产党呀！并歪曲散布中央负责同志出去视察工作主要是严厉的教育干部，而丝毫未讲到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并且对我们印发的学习参考提纲提出异议，认为只提到改造知识分子，未提到改造党。在他看来，首先还是改造党。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今天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关系相当紧张，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好像一切矛盾都集中在领导上，而阶级斗争的概念则早已忘掉了。他就用这种思想腐蚀了我，使我很少体会到这次整风运动还是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风浪，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整风开始以后，他就更强调了这种“理论”，使我在阶级斗争面前实际上解除了武装。 夸大过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二个手法，就是夸大过去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缺点。他经常到党委宣传部来散布怀疑一年来党委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认为只注意了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而未注意改造干部，改造领导的思想。他怀疑过去搞“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学习是否对？又认为过去老强调阶级立场，阶级立场，言下之意有些捕风捉影。我受到他的煽动，也就开始对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怀疑，特别认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好像太注意阶级立场了，不够生动活泼，只注意改造群众思想，未注意改造我们干部思想。现在看来很清楚了，袁永熙之所以要夸大思想工作的缺点，就是要为他“改造领导”的理论寻找事实根据，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与党外右派分子钱伟长否定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 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的第三个手法，也是最毒辣的手法，就是散布对党委的不满情绪，在背后恶意中伤，诬蔑党委，制造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来破坏党的团结，威胁党的生命。他在整风以来就接连散布：某某党委有顾虑，某某党委不虚心，某党委怕点名，某人现在思想搞通了，其他人还没有搞通思想等等。很多中伤党委的恶毒暗箭从他嘴里射了出来，使我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党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多党委是不虚心的，怕改造自己。好像只有袁永熙才是最虚心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这就增加了我对党委的不满，而且这种情绪到后来愈益发展成为反党的宗派主义活动。我们就成为袁永熙的传声筒，在宣传部内也经常散布这种反党的宗派言论，而且在宣传工作上抗拒执行党委的正确方针、决议，使党委宣传部非但在整风运动中基本瓦解，而且实际上成为个人主义野心家袁永熙的宣传部，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面前，非但没有起来抵制这股逆流，而且以敌为友，里应外合在党内实行了倒帮忙。现在袁永熙的狰狞面目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他采取了卑鄙的两面派手法，在党的公开会议上从不拿出自己的反党观点，进行合法的讨论，却在背后拉拉扯扯，恶意诬蔑。我原来以为袁永熙待人和气，虚心、民主、水平高，领会中央方针及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是在领会所谓中央方针的幌子下，偷运和贩卖着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私货。他伪装虚心，实际上在原则问题上极不虚心，他甚至狂妄自大地抗拒中央方针。而我之所以犯错误也就是虚心地执行了袁永熙的反党方针，狂妄自大地抗拒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党委会决议。 掩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袁永熙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第四个手法，就是用“边整边改”的幌子来掩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整风过程中，他经常宣传什么运动基本正常，没有什么政治性问题，主要是“边整边改”，只要领导虚心，“边整边改”就行了。我也就误中了他的毒计。而袁永熙所理解的“边整边改”实际上是要我们接受右派分子的观点。右派分子的进攻要把我们党改造掉，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叫着基本正常，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为右派分子帮腔吗？ 整风这一两个月来，我已不自觉地跌进了以袁永熙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圈套，实际上起了他的一个帮凶作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触目惊心。我被他的一付虚伪的假面具迷惑住了，而他也就利用了我的缺乏阶级斗争锻炼、严重的自由主义、狂妄自大、组织性、纪律性薄弱等弱点，贯输他的一套毒素，使我深受其害。我以前对什么叫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只从书本上知道。而现在活生生的教训就摆在我的面前。我们党要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而袁永熙就是最严重的反党宗派活动。他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党的瓦解，威胁党的生命，因此他实质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与这种反党宗派活动的斗争，正是我们整风运动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第2版()专栏： 罗隆基赵文璧狼狈为奸 企图把森林工业部变成右派的独立王国 编者注　20日工人日报刊载一篇专文，揭露罗隆基和他的帮办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这篇文章是由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孙平毅和任伯卿、王岐、黄洁璇、杨喜莲、刘广运、阳勋桂、胡安、文晓征、王振南、冯树楹、马蕙芳等共十三人合写的。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 看了罗隆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初步交代”，我们认为他不是真正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是企图用自欺欺人的狡猾手法蒙混过关。他在“交代”中，没有谈到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作为森林工业部的干部，我们要向社会揭发罗隆基和他的大将赵文璧（森林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 赵文璧先放毒气后进攻 甚至妄想到党内来放火 整风开始以后，罗隆基就指使他的大将赵文璧大肆活动，到处点火，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赵文璧第一个阶段的行动是：利用党委召开的部内各民主党派座谈会，借口帮助党整风，发出狂妄叫嚣，同罗隆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遥相呼应。他说：造成三害的原因，是由于“党无原则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党员文化低，知识缺乏，大多凭经验办事。而党员们又以斯大林所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论点为‘护身符’，处处‘特殊化’。”还说：共产党“庙修得过多，菩萨搬得勤。”他认为：“党无原则强调党性，缺乏人情味，某些党员六亲不认，反被认为立场坚定。”又说：现在“行行有党组，科科有党员”的结果，造成了“党政不分”。 紧跟着这些谬论，他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他召集部内民革、九三、农工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宣布：罗隆基部长谈，“各报馆来电话询问，说森林工业部鸣、放不起来，是不是有人压制批评，质问我部民主党派是不是睡着了。”并且得意洋洋地提出三点倡议，请大家讨论：第一：把本部民主党派的所有成员（有党员身份的除外）统一调配，分到各科室去点火；第二：建议党委开大会，让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党整风；第三：部内民主党派联合办墙报。他一方面说这些事罗部长叫大家商量商量，一方面立刻拿起电话来马上通知党委，叫党委定期开全体党员大会。在部内第二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他以部内四个民主党派代表的身份，向党发出恶毒的攻击。他假称别人说：“五反是炮轰民建，肃反是火烧民盟”，所以共产党应该很好地检查。在民盟支部，赵文璧嫌民盟支部中有党籍的盟员碍手碍脚，因而排斥这些同志参加会议。 赵文璧还进一步亲下各科室点火。森林工业出版社社长（党员）有些缺点，他就夸大事实，借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并且亲自召集出版社干部开会，广泛动员群众向这位社长提意见。另外，他还主张向基层企业的林业工人报点火，向基层放毒，企图搞乱党的整风步骤。此计未遂，他就利用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亲自出马，到各业务单位，到司机班、炊事员、公务员中去点火。有时一个下午竟连串两三个单位。 赵文璧竟猖狂到毫无顾忌地向党内放毒。有一次部长秘书小组学习时，赵文璧突然自动“莅临”，他一进门就以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派头，进行所谓“启发动员”说：“你们都是党员，你们党内有没有高级党员，大党员，小党员；有没有大党员压制小党员的事，小党员也应对大党员提意见呀！”因为这个小组除邵慈云同志外，其余的全是党员。 赵文璧对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言论大加宣扬说：“罗这个人有才华，发言独到，一鸣惊人，与众不同。”罗隆基收到不少人称赞他向党进攻的信，他自己沾沾自喜，赵文璧也替罗隆基向外宣扬，借以抬高罗隆基的“威望”。 在这一个阶段内，赵文璧还秉承罗隆基的意旨，在部外大肆活动。他以“寻亲探友”为名，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访问了三、四十位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是谁呢？其中有吴景超、陈新桂、顾执中、曾昭抡、潘光旦等右派分子。 6月2日，罗隆基出国的前一天，赵文璧一清早就登罗府汇报请示。罗隆基给了他以下的安排和部署。罗隆基指示：“储安平发言出了点错，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在变，”等等。赵文璧从罗隆基处请示出来，在城内活动了一番以后，来到邵慈云的家内，颇有感慨地说：“鸣、放还是上海搞得好，北京不行，有顾虑。”又说：“党有三个东西碰不得。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社会主义，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整风是换汤不换药，领导权不会交出来的。” 阴谋败露后罗赵订立攻守同盟 赵文璧苦心孤诣保护罗隆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赵文璧开始采取观望态度。他说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作”，要“收了”，并且假装积极地向党员副部长说某某民主人士说：“这篇社论杀气腾腾。”同时还散布说：“来自可靠方面的消息，收的原因有三：一是鸣、放走了火；二是‘人大’要开会，怕一、两千代表也这么放，中共无法控制；三是党内反对，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反对。”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紧跟一篇发表以后，特别是6月14日报载民盟史良副主席质问章、罗的右派言论以后，赵文璧就到处解释，强调民盟中央这一措施是“派系斗争”，恶意地宣传史良同章伯钧、罗隆基不和的事例。说罗隆基是“书生面孔”，并且一再地说：“我真担心章伯钧倒向史良那边，把罗隆基出卖。”他还三番两次地指出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建议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加以引伸，与主席讲话精神没有“不符”之处。赵文璧对章伯钧所说罗隆基看过储安平发言稿一事特别敏感，他说章伯钧凶，想嫁祸于人。 形势的转变既然不利于右派，赵文璧也就紧张起来。6月16日（星期日）他想急忙进城，为他的主子罗隆基摸摸气候。恰恰在这一天北京日报报道了民盟北京市委金若年同志揭露罗隆基、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活动。他一方面激动地说：“金若年是史良的人”，另一方面则慌慌张张地到高崇民副主席处摸民盟中央的气候，到范朴斋处研究章伯钧会不会把罗隆基出卖，最后跑到邵慈云家大发牢骚说：“史良反对罗隆基，自然金若年对我下不去。”“罗隆基有国际威望，动不得。”“民主党派这种搞法，闹大了，国务院要负责。”“光明日报有材料，证明罗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在大风浪中，罗应稳得住，不能慌。”“现在有三种人，一种是趋红压黑，一种是趋红不压黑，一种是雪中送炭。”结论是为人不可投井下石。这时赵文璧的紧张焦虑情绪是直线上升，到处钻空子为罗隆基辩解。北京日报揭发罗隆基的材料发表以后，他说：“帽子大，没内容，从罗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看，就说罗是右派，不公平，不能使人心服。”他散布恶毒的论调说：“党要利用你的话，怎么都行；党不想要你的话，可以组织会斗争你。”言下之意是党现在不想要罗隆基了，所以要整罗隆基。 罗隆基从国外归来的第三天，即6月25日下午，罗、赵两人终于在罗隆基家的客厅里，演出了一出精采的双簧，他们当着第三者（罗隆基叫邵慈云在场旁听）的面，订立了攻守同盟。这出戏是怎么演的呢？请看他们两人的对话： 赵：努生（即罗隆基）先生，你这事怎么搞的，我太冤了。我说我和你思想不同，我是脱党（按：赵曾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叛党，并且两次发表叛党宣言）的，我是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与你可没有什么联系。 罗：你不要推拖和我没有联系，别人不会相信，为什么我不调别人要调你（指罗把赵从上海调来森林工业部），只看我们两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是问心无愧。 赵：（双手一摊，眼看邵慈云）是呀！哪有什么阴谋呢！ 罗：不过你去高崇民那里了解情况，声称与我思想不同是不对，你何必那样慌，让别人说连我最亲信的人，都说与我思想不同，可见我这个人的问题严重。 赵：你看金若年说的那些，简直是乱讲。至于排斥党员之事，更是无稽之谈。 罗：这事我也不晓得。不过，有错也得承认，你不承认，将来还是写在我的账上，这对我们两人都不利。 赵：不过，你也得想想，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比如你对史公哉、邵慈云的确不对，是应当检讨的。 罗：你不要谈我生活、作风，我脾气不好，这都是小事，一百条都不要紧，现在主要的是政治立场问题，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赵：是呀！从报上看你的材料是帽子大，无内容，到底怎么回事？ 罗：我也不摸底，这事罗涵先、叶笃义都不知道。高、沈（指高崇民、沈钧儒）可能知道，但不会告诉我，看来还是党在主持。 这出戏我们仅揭露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罗、赵两人的巧妙手法，当着第三者的面，运用诈术，订立攻守同盟。此后，赵文璧就依靠这种暗示，在部内进行狡赖。当民盟中央公布了邵慈云的揭发信的时候，赵文璧在7月4日一早跑去质问邵慈云说：“同志，你怎么搞的，你的信牵扯到我，这怎么办？你告诉罗，叫他交代。我受不了，我一定和他绝交。”但是，当他这一天和两位秘书一同到罗隆基家去后（罗隆基打电话叫去的），赵文璧却并不“绝交”，只谈自己的事如何办？过了两天，赵文璧主动去劝说罗隆基“交代”，在这个罗、赵第三次的会面中，赵文璧一言不发。罗隆基却显得痛心的样子说：“十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的秘书邵慈云写信检举（事实上只作了一年秘书），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的驳斥我。”这些话，打动了赵文璧的心弦，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罗隆基的“哀鸣”，支持了赵文璧在森林工业部民盟支部始终拒绝交代罗隆基阴谋的决心；赵文璧的拒绝交代，也助长了罗隆基的气焰，以致在向“人大”交代中，有意避免说到他和赵文璧在部中点火放毒的阴谋。 罗隆基妄图在森工部取消党的领导以此作为典型示范鼓励右派推广 现在，罗隆基说赵文璧的事我不知道；赵文璧呢，说自己的事同罗隆基无关。彼此一唱一和，像煞有介事。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肯定地说：绝非如此。赵文璧在部内整风运动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绝不是偶然的。他从进攻到观望，从观望到退却，以至订立攻守同盟，都是同罗隆基的策划分不开的，都是在罗隆基亲自指挥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罗隆基在森林工业部的阴谋，远在赵文璧来部以前就已开始。当他就任部长职务不久，就对过去林业部领导的森林工业工作的成绩采取了一切否定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森工部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必须好好整理”。这说明他对部的工作是打算“有所作为”的。罗隆基的又一个特点是只能谈缺点，不能谈成绩。去年8月，我部召开全国森工局局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罗隆基要作一个报告。因为他对业务外行，又因为急于去北戴河“避暑”（到北戴河与章伯钧策划阴谋），所以请副部长们写这份报告。报告写好以后，又经部领导一再研究修正，最后请他定稿。他看后大为不满，除了乱批评一通以外，还着重地说：“你们说几年来有许多成绩，又说还存在着缺点，简直自相矛盾。什么报告都是这样，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我看这就是教条主义、官样文章”。因此，他叫把这份报告重新修改。这篇报告修改以后，未经部务会议讨论，也没有向国务院请示，罗隆基就匆匆地拿到大会宣读，从而引起下面的思想混乱。 罗隆基在很多方面都暴露了他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上面说的那份报告，他在会后才叫送给国务院，这已经是不合手续的了。但是当国务院准备约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其他单位进行研究，他又不满意。他竟限定国务院在三天内批下，否则就自行印发，并且说： “由我罗部长负责，不管你给什么部研究。”他在部内的行为更是专横武断。他在部内的阴谋，是强调行政领导第一，凡给上级的重要请示报告，他都要用他个人名义发出。去年8月我部写给中共中央关于节约木材和提高木材利用率的报告，他要修改一下以罗隆基名义直接报告总理，可是他既不提出意见，也不修改，虽经秘书屡次催办，却一直压到现在还未发出。又我部派人去苏联和北欧的森林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在今年3月写成以后应当及时地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他也以报告“内容有缺点”为名硬压住至今未发。罗隆基蓄意取消党在政府工作的领导和有意强调部长负责高于一切是决非偶然的，赵文璧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赵文璧讲，罗隆基曾经说：“在政府系统里，一切单位都属于行政范围，应由行政来领导。部的一切工作应由部长决定。党组不能单独决定问题。”这是罗隆基企图把党组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的露骨表现。自然，这并不是他的最后目的，他的最后目的是想推翻党的领导。赵文璧说： “罗要我来部是有准备的，他曾对我指示说：拟在森工部试行取消党的领导，作为示范。”请看，这是多么明显的野心和阴谋！罗隆基对部内的民盟支部也不放松。他一到部，就对部内有党籍的盟员同志领导民盟支部工作表示不满，认为这不能发挥盟的作用，责备盟在部内发展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指示盟支部要向中下层发展。由于民盟同志没有遵照他的意图行事，因此他一再埋怨民盟在部内不起作用，所以迫不及待地要把赵文璧从上海调来。本年3月，他的大将赵文璧在“为先生分忧解劳”（赵给罗的信中语）的情况下正式到部。赵文璧到部后曾经就他到京的工作范围向罗隆基请示，问是不是要他在部挂个名以便在外搞“盟务”。罗隆基说：“现在形势变了（指章、罗已经和好联盟），民盟中央你去不了，怕史良不容你；北京市呢？吴晗是个独立王国，潘光旦和浦熙修都是好不容易才安插到北京市委，现在安插你是有困难。你还是先在部内创造条件，好好帮我整顿这个部。”又说：“森工业务简单，你有文化水平，这儿党员文化低，业务差，我们知识分子正好大显身手。”并且暗示赵，将来“提拔”他当副部长，叫他先抓部内盟务。因此，在罗、赵阴谋活动下，部内民盟支部终于改组，把党员兼盟员主委弄走，赵文璧骗取到部内民盟支部的领导权。赵文璧做了民盟支部的主委以后，就根据罗隆基的指示，准备在部内大发展盟员，计划是达到每个处、科、室都有盟员。采取的步骤是先从部内党团力量薄弱的单位着手，如森工设计院和森工出版社等处。以后，罗、赵又策划把和平里区六个单位的民盟支部联合起来，企图建立“区委会”，以便同民盟北京市委对抗。要是这样做好了，赵文璧就可以利用在部的行政职位，影响他在盟的地位，从而夺取民盟北京市委的阵地。 罗隆基所以要安插一个亲信人物掌管办公厅，一方面是要实现他的阴谋，同时也是仿效章伯钧的手法，在部内放一个自己人，以便掌握部内的全部情况。因此，赵文璧一到部便以罗隆基的亲信自居，自称“罗隆基派”。罗隆基一再地指示他，叫他多管事，多了解情况。我部办公厅的编制有八个单位，赵文璧已经分到手四个单位，可是犹嫌不足。他还想抓计划司，抓福利，抓房子，抓托儿所，最后竟向人事工作插手了。正当我部整风开始，罗隆基居然亲自主持成立“七人小组”，从事部内的人员整编工作，赵文璧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要精简他们所谓“不称职的党团员”。罗隆基还以干部司司长“工作太忙”为借口，叫赵文璧多负“实际责任”。罗隆基为什么叫赵文璧干这些事呢？据赵文璧讲，其目的就是“争取群众、提高盟的声望，从而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另外，罗、赵两人还企图安置一个盟员到政策研究室工作。甚至于狂妄地主张政策研究室和机要室合并，置于部长领导之下。机要室除政府系统的机要工作外，还有党的机要工作。政策研究室呢？除部内的工作外，还要给党组做整理材料工作。罗、赵两人对这两个单位的性质不是不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计划把这两个单位合并，居心何在？罗隆基以一个非党部长身份，竟干预党的机要工作，想在森林工业部试行取消党组作为示范，这不是篡夺党的领导是什么？ 根据以上种种事例，能说罗隆基对森林工业部毫无阴谋吗？能说罗隆基、赵文璧没有在森林工业部点火吗？

第3版()专栏： 苏联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上半年超额完成了计划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发表了苏联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上半年完成情况公报。 公报指出，1957年上半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104％。工业生产比去年上半年增加10％。 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11％，消费品生产增加了8％。 各加盟共和国全部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在苏联各经济地区成立了一百零五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已经移交国民经济委员会掌管的企业的生产量占苏联工业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三，其中生铁、矿质肥料、冶金设备、蒸汽和煤气轮机、汽车的生产占100％；钢、钢材、黑色金属和水泥约占100％；采煤占98％；石油开采约占100％；织物生产占97％。 在农业方面，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公顷，比1953年增加二千三百万公顷。 到1957年7月1日为止，牛的数目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三百万头，猪增加了五百三十万头，绵羊和山羊增加了四百九十万头。肉类和奶类生产量比去年上半年增加26％。奶类生产比1953年上半年增加了150％。 1957年上半年国家计划投资总额是七百九十亿卢布（按概算价格），比去年同时期多百分之十二。 国家的住宅建设投资增加了39％。1957年上半年全国职工人数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二百一十万人。 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去年上半年提高5％。从1956年10月1日开始，优抚金大大增加了。目前领取国家优抚金的有一千七百多万人。 今年上半年，居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险优抚金，多子女、或单身母亲的补助金，助学金，公费医疗，免费疗养和休养以及其他支付和优待总数达九百七十五亿卢布，比去年同时期多20％。 今年上半年拨给集体农民的款项总额比去年同时期多六十亿卢布。 由于工人、职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今年上半年居民在储蓄银行的存款增加到九十多亿卢布。居民的购买量也大大提高了。零售商品流转总额达二千九百六十亿卢布，按比较价格计算增加了四百亿卢布，也就是增加了16％。 公报指出，苏联对外贸易额比去年上半年增加18％。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有显著的增加。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印度、埃及和芬兰的对外贸易额也大大增加了。

第3版()专栏： 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答本报记者问 波兰十三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 生产力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本报华沙21日专电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前夕，记者特走访波兰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同志，请他谈谈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下面是记者所提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问：请你谈谈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成就。 答：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三年是我国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十三年。经济基础的改造，如在1945—1946年完成的土地改革和基本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等是国家经济如此迅速发展的基础。 十三年来最大的成就是在工业方面。只要把现在同过去对比一下便可清楚。煤产量在战前1937年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个居民可分得一千零五十四公斤，而在1956年每人可分得三千四百二十公斤，即等于1937年的325％。钢产量在1937年每人可分得四十三公斤，而1956年为一百八十公斤，等于1937年的418％。发电量在1937年每人分得一百零六瓩时，而在1956年为七百瓩时，等于1937年的660％。水泥在1937年每人可分得三十八公斤，而在1956年为一百四十五公斤，等于1937年的382％。 因此这些简单的数字表明我们在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跃进了一大步。这个跃进大大缩短了我们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量方面的距离。同法国来比，战前我们在主要工业品方面按人口平均计算都落后于法国。而在1956年，经过我们十三年的努力，在煤产量方面，法国每人可分得一千二百七十公斤，而我国每人可分得三千四百二十公斤，在糖产量方面，法国每人可分得三十四公斤，而我国每人可分得四十公斤。当然还有一些产品像钢、电力、水泥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我们还低于法国。 在谈到工业成就时，不能忘记我们在十三年中创造了一些过去没有的完全崭新的工业部门。这就是造船工业、汽车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 我们工业化的另一成就是在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在1955年，工业中的就业人数是二百十八万人。如果以1937年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为一百的话，1955年就是二百五十三。 我们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不如工业。这是由于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我们犯的错误。但是虽然如此，四种谷物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计仍然超过战前。在畜牧业方面猪的头数在1956年比1938年多20％。但牛的头数仍低于战前。 我们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也有不小的发展。战前在波兰的土地上几乎没有拖拉机而在1956年已有六万四千架拖拉机在工作。在电气化方面，1938年只有一千二百六十三个农村电气化，而在1955年已有一万五千零五十六个农村电气化了。 问：请你谈谈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 答：过去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平衡的。有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有停滞的时期。在1951年以前，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快。这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恢复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而且恢复总是比重建花的钱少。在1951—1953年期间，我们从恢复转到紧张建设国民经济。不仅建设新的工厂，而且创建整个崭新的工业部门，包括国防工业。这就给国民收入背上了过重的负担。此外，由于农业收成不好，从而引起人民生活水平暂时的略微的下降。从1954年开始，人民生活水平又有上升。1955年后，生活水平继续较快地上升。同战前相比，1955年按人口平均计算，肉和脂肪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199％。牛奶和奶制品为1938年的128.7％。糖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250％。毛织品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250％。纸的消耗量为1938年的244％。最近一年我们相当普遍地提高了职工的工资。1957年，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比1955年增加19％。根据前几天波兰议会通过的五年计划，到1960年，职工的工资将比1955年增加30％。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将比1955年增加30％。 这种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少有的。

第3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到华沙 新华社华沙21日电　前来波兰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7月21日乘飞机到达华沙。 在机场上欢迎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以及波兰政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等。 萨瓦茨基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在机场上分别讲了话。

第3版()专栏： 叙总理斥美国造成中东紧张局势 苏丹愿全力援助叙利亚制止以色列侵略 新华社21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总理阿萨利7月20日说：造成中东紧张局势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 艾森豪威尔最近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苏联提供的武器引起了中东地区的纠纷。阿萨利的话就是针对他的指责而发的。 阿萨利对报界说：“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造成中东纠纷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给以色列的大量军事和财政援助。以色列受到这种援助的鼓励对阿拉伯进行了成百次的侵略活动。” 阿萨利说：叙利亚和埃及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武器“仅仅是为了自卫”。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1日电　据7月20日的“群众报”说，叙利亚陆军参谋长尼扎姆丁说，叙利亚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购买武器协定纯粹是商业性质的，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这位参谋长说，叙利亚转而采取从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武器的政策是在1955年10月。在这以前的两年间，叙利亚曾经设法从西方购买武器，但是遭到了它们的拒绝。 新华社21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苏丹驻叙利亚公使艾哈迈德7月20日说，苏丹准备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来帮助叙利亚制止以色列将来的任何进攻。” 艾哈迈德说，他是在和叙利亚外交部秘书长塔拉齐进行商谈的时候提出这个诺言的。 艾哈迈德说，苏丹总理哈利勒正在起草“一项实际可行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消除阿拉伯内部的分歧。”

第3版()专栏： 总结过去工作　决定当前方针 日共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野坂强调会议在党史中的划时代意义 新华社21日讯　东京消息：据“赤旗报”报道，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最近对这家报纸的记者说，正在筹备中的日本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进一步加强日本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使党更加向前发展。 野坂在回答“赤旗报”记者的问题时说，这次代表大会负有特别的任务，它不仅要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的工作，决定关于当前各项问题的方针；同时还要总结包括1950年以后的党内问题在内的过去十年来党的工作。大会的议程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纲领问题、修改党章和选举领导干部。野坂说，这些议程中所包括的问题都是极其重要和复杂的。必须集中全党的智慧，慎重地加以审议，并且作出正确的结论。 野坂说，在筹备工作方面，我们首先着手进行的是纲领问题。第七次和第八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已经决定向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关于讨论、修改1951年党的新纲领的建议。为了向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纲领问题的提案，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九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任命成立了由十二人组成的纲领问题委员会。与此同时，陆续在“前卫”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纲领问题”的研究资料和讨论。纲领问题委员会到现在已经举行了十七次会议。另外，还成立了六个小组委员会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国家权力、垄断资本、农业、群众运动、文献等问题，各小组委员会已经分别举行了六次到十八次会议。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也已就关键性问题进行了四次讨论。目前，已经到了由纲领问题委员会在最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具体方案的阶段。 野坂说，关于修改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党章草案问题，中央委员会任命的修改党章委员会已经讨论了三十次左右，修改草案大致已经准备好了。 野坂说，关于从1947年12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党内问题，中央委员会也正在进行讨论，以便在政治上给予正确的估价，从而吸取经验教训。 野坂最后说，关于召开大会的日期，不久将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后加以公布。

第3版()专栏： 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阿曼一部落人民武装起义 据新华社21日讯　巴林消息：阿曼酋长国古都尼兹瓦地区阿拉伯部落人民举行了起义，反抗受到英国支持的马斯喀特的苏丹的统治。 马斯喀特的由英国军官指挥的军队正在对起义者进行镇压。巴林方面的英国官方发言人7月19日承认，起义部落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 据西方通讯社20日报道，起义的部落人民约有一千五百人。在三天的战斗中，有一名英国军官受伤，七名阿拉伯人受伤，若干名阿拉伯人死亡。马斯喀特的军队曾经缴获了一些美国武器。 尼兹瓦是在1955年年底被英国军官指挥的马斯喀特的苏丹的军队强占的。当时，阿曼酋长国统治者加勒布·阿里也被迫离开他的国家。从那时以来，加勒布·阿里一直表示不承认这种强占，并且要求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他把英国殖民者赶走。当地人民也曾经多次袭击英国飞机场，反对英国的统治。有消息说，加勒布·阿里一直是在沙特阿拉伯避难。 尼兹瓦离开阿拉伯半岛东部海岸约二百英里，它同美英两国石油垄断资本几年来一直在争夺着的布赖米绿洲邻近。据估计，尼兹瓦地区也有丰富的石油矿藏。 据法新社7月20日报道，伦敦方面人士认为，阿曼部落人民的起义是美国支持的沙特阿拉伯同英国支持的马斯喀特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之前，沙特阿拉伯和马斯喀特为了布赖米绿洲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武装冲突。

第3版()专栏： 海参崴外大彼得湾 苏联宣布划定内海区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0日讯：苏联部长会议审查了大彼得湾区域的苏联内海的界限问题，并且决定以图们江江口和波沃罗特尼之间的直线为这个区域的苏联内海界限和计算苏联领海宽度的起点线。 大彼得湾在海参崴外，波沃罗特尼在海参崴东南。 决定规定，外国船只和外国飞机必须取得苏联有关机关的许可才能在大彼得湾区域航行和飞行，只有出入纳霍德卡商港（按在波沃罗特尼西北）的外国船只例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船只也必须沿着规定的航路行驶。

第3版()专栏： 美军又在冲绳强征大片土地 千岁美空军当局被迫向农民让步 新华社20日讯　那霸消息：驻在冲绳的美军工兵队7月18日宣布，它又将在冲绳北部征用约一百七十一万坪（约合一千四百英亩）土地来扩充军事基地。 这是冲绳美军在不久以前宣布征用土地令以来征用土地最多的一次。美国在6月18日曾经向当地居民强征四百英亩土地。 新华社20日讯　东京消息：北海道美军千岁空军基地当局已经被迫同意将一个轰炸演习场从日本农民野崎健之助的房子附近移走，并且取消了原订从7月22日在那里开始举行的轰炸演习。 野崎健之助本来决定在这次轰炸演习中坐在轰炸演习场前面，准备以牺牲生命来表示抗议。许多工人、学生决定去支援他。 但是美军当局拒绝了野崎健之助提出的赔偿一千万日元的要求。他曾经指出，美军飞机的轰炸演习使他的家庭在经济上和成员的健康上受到许多损失。

第3版()专栏：花絮 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一万多字 一位维也纳人创造了在一张普通大小（十三公分长、九公分宽）的明信片上手写一万零四百二十三个字的纪录。纪录的创造人是安东·帕尔卡。 （新华社）

第3版()专栏： 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 茹可夫到达北京 据新华社讯　应文化部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格奥尔基·茹可夫和对外文化委员会远东部主任齐赫文斯基，二十日乘坐飞机到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者有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等。

第3版()专栏： 西德政府代表团到苏京 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　由拉尔特使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到达莫斯科。这个代表团将同苏联政府谈判有关发展两国关系的问题。

第3版()专栏： 法国社会党内讧表面化 议会党团主席罗·维迪埃辞职 据新华社21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罗·维迪埃在7月20日提出辞职。这一行动使得社会党内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更进一步公开化了。 有消息说，维迪埃是社会党内反对摩勒和拉戈斯特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反对派”成员之一。这个“反对派”还包括法国出席裁军会议首席代表莫克、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丹尼埃·麦耶和前外交部专管突尼斯摩洛哥事务的次长阿兰·沙瓦里。 消息说，当国民议会在7月19日举行关于是否授予政府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在法国本土以特殊权力的信任投票时，弃权的二十六名社会党议员中至少有二十位属于这个“反对派”。

第3版()专栏： 苏丹足球队昨遭遇联一队 比赛过程紧张客队得一球失四球 本报讯　苏丹足球队昨日下午在先农坛体育场和我国联队一队进行了历时八十分钟紧张的友谊比赛。联一队以四比一获胜。 比赛完毕，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到场上同双方队员一一握手，并在一起摄影。 比赛一开始，客队咄咄逼人，后卫前卫一齐冲出助攻，在六分钟内作了五次凶猛的射门，幸赖张俊秀身手矫捷，扑出了好几个势在必进的险球。客队失却这些破门机会后，攻势渐衰。到十四分钟时，主队左内锋方纫秋在获得前卫供应的球后，在十五码处猛射进网，首开记录。到二十二分钟时，主队前锋齐进，客队门前陷于混乱。年维泗乘隙射门，守门员法西尔接球漏手，被王陆赶上拨入网内。 下半时，主队以丛者余、邢桂福替换两翼王陆、哈增光；客队门将由都都接替法西尔。比赛开始后，双方互有进攻，但都无建树。至十三分钟时，客队以三下漂亮的空中传球，将球压到主队禁区，中锋舍利凌空一脚，皮球从左角飞入网内。不到二分钟，客队大门告警，都都误将球儿掷给方纫秋，方举脚猛射，都都退守不及，眼送球儿入网。到二十五分钟时，年维泗在十八码处又射进一球，成四比一。这个记录保持至终场。（附图片） 周总理同苏丹足球队队员握手。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3版()专栏：华沙通讯 波兰老革命家的谈话 本报记者　胡思升 今年华沙的“五一”是令人难忘的。一想起它，我的耳际就响起了“国际歌”的扣人心弦的旋律，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伴着那雄壮的歌声挺胸前进的老革命战士。那一天，这些老战士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银发仿佛一点也没有减弱他们步伐的坚强有力，他们手挽着手，严肃地望着道路的前方。每个了解波兰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漫长斗争的历史的人，都可以多少体会到这些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们的心情。 怎样能亲自同这些“老革命”见面谈谈，从那时起就成为经常冲激着我的一个希望。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日益迫近的时候，感谢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安排，我的希望得到了满足。 第一次谈话 一个盛暑的中午，我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史研究所里会见了七十一岁高龄的弗德凯维兹同志。弗德凯维兹同志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半旧的西装，身材虽不高，但精神抖擞。他现在主要从事写回忆录的工作。因此，当我们谈出我们的要求时，他点起了一支烟，他的讲话把我们带到了相当远的过去…… “我同社会主义运动接近是很早以前的事了。1904年我去美国，在美国的几年中，曾在煤矿、纺织厂中做过工作，同时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钱‘半工半读’。在那段时期，我不仅是那里工人罢工的积极分子，而且参加了1918—1919年间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他简单地概括了一下他青年时代流亡国外的生活。 弗德凯维兹回国后，就参加了那时的独立农民党，并成为那个党在议会的议员。独立农民党那时是在波兰共产党影响下的组织，主要的群众是贫农，这个党主张工农联盟并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并与当时处在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合作。1925年，这个党的议员同共产党议员一起在议会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弗德凯维兹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在议会中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争取土地改革。因为土地问题那时在波兰十分严重，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也很高涨。1926年，工人罢工示威运动也风起云涌，统治者采取高压措施。1927年，独立农民党被宣布非法，被迫转入地下，弗德凯维兹也被捕了。 “那时法西斯白色恐怖一天甚于一天，警察到处抓人捕人。枪杀进步分子，1926年议会选举前夕，进步党派的候选人成批被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议会的人数日益减少，法西斯政权并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像日本人在中国实行的‘三光政策’。”弗德凯维兹向我们描绘了那时人民痛苦的状况，“但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没有被吓倒，我们依然组织罢工。组织‘五一’游行。抵制所谓‘选举’，像1935年的选举，由于我们抵制的结果，只有46％的人参加了选举。这样一直到希特勒占领波兰为止。” 德国的占领不仅加深了斗争的困难，斗争形势就更形成复杂了。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仍然自己组织起来，那时出现了像“苏联之友”、“锤子与镰刀”、“无产者”等斗争组织。弗德凯维兹参加了“无产者”。1942年波兰工人党成立，这些组织的大部成员都加入波兰工人党，弗德凯维兹也加入了，并积极地参加了各种地下斗争。1943年6月，弗德凯维兹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并被关进最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时，他递给我们一本书，书的封面上是阴森的铁丝网，他说“我把这本书送给你们，这是我写的关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回忆录，你们看了以后，恐怕会毛骨悚然，但这还不是全部的事实。” 弗德凯维兹很少谈自己，于是我们请他谈谈自己那时斗争的情况。 “好吧！我举一件事实”他点点头说，“那时在德国的恐怖统治下，我们都分批组织起来，我那时住在华沙郊外的米莱诺维克，为了掩护活动起见，在那里我开了个私人诊疗所，这是个名义上的诊疗所，实际上是共产党员秘密集会和设立电台之处。外面一间房子里是真正的病号，在里面一间就睡了那时波兰工人党的中央领导人，像那时党的第一书记诺伏特科就掩护在我家里。” 可能是由于谦逊，弗德凯维兹仍然不肯多谈自己。于是，我们转向了另一个题目。既然弗德凯维兹同志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斗争了五十多年，我们请他通过新旧的对比来谈谈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短短的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 “毫无疑问，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区别。人民政权解决了以前旧波兰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像土地改革就是。虽然解放后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所以在土地问题上也犯过错误，这些错误已在纠正。但是，即使犯了某些错误，现在农民都可以穿皮鞋，做衣服了，而解放前就做不到；现在都可以吃肉了，而以前也不能全部做到。”他顿了一顿又接着说：“至于工人，虽然现在还有人对人民政权有意见，因为人民政权现在还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但同解放前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解放前，大部分工人只能吃土豆和一点点油，而且还有人饿肚子，而在今天，波兰已经消灭了饥饿现象，而且今天工人吃的也至少不比知识分子差。” 在同我们握别的时候，这位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像作结论似地说：“凡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是好的。” 第二次谈话 过了几天，我们又会见了女革命战士斯捷莱茨卡同志，她现在的行政职务是监察部副部长，是波兰的三个女副部长之一。 斯捷莱茨卡同志穿着夏装，皮肤黝黑，如像刚从什么地方休假回来。谈话一开始她就回忆起解放前地下斗争的情景来…… “那时在朝不保夕的既危险又困难的情况下斗争，主要靠党的团结和纪律。在那个时候，党内同志的确像一家人一样，上下级彼此间毫无距离，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时同志之间真诚团结互相帮助的情况是永远不会使人忘怀的。此外，那时大家的纪律性非常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入党的同志都是把生命交给党的。” 斯捷莱茨卡同志在1942年波兰工人党成立时就在地下入党了，她在地下的名字叫马尔塔。入党以后，就积极参加工厂的建党工作。接着，又参加了党从工人党员中建立人民军的工作。那时人民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破坏希特勒军队开往苏联的军用交通线，以配合苏军反攻。1944年，她隐蔽在华沙人民军地下总部工作，制造证件，印刷文件，制造手榴弹，掩护伤病员逃走，什么工作都做。在苏军迫近华沙前夕，又同党的同志一起参加华沙起义，起义失败后，从地下水道逃出来，但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德国人逮捕。在这危险的时刻，由于苏军迫近，德国看守知道大势已去，同志们就用贿赂的办法把她救出来。 “我活到现在也许是侥幸的，那时在地下斗争的同志恐怕只有百分之五的人现在还活着。”她说到这里声音显得低沉严肃起来了。 解放以后，斯捷莱茨卡同志又以最大的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她以后做过青年工作，合作社工作，一直到现在的监察工作。既参加了解放前的斗争，又参加了解放后的建设，斯捷莱茨卡同志说：“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建设社会主义比取得人民政权更艰难更复杂。以前工人都支持我们的斗争，大家都为社会主义，因为那时痛苦生活使人们向往着社会主义。人们想，到了社会主义，一切都好了，要肉有肉，要面包有面包，要求可以满足了。但现实生活说明，社会主义并不能一夜之间就把大家的生活变得完美无缺，于是有人就显得耐心不够和信心不足了。” “但是，要想想以前的生活”她接着说下去：“拿我的一家来做例。解放前，我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每年春天，由于工人们没有吃的，总是以罢工开始，我的父亲就是罢工的组织者。在几千个建筑工人的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人上过学，因为我是最小的，我的三个哥哥都作工作，多少能接济我一些。但解放后的现在呢？”她没有说下去，因为成千成万工人子弟上大学的事实就摆在面前。 斯捷莱茨卡的一段话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只有尝过痛苦的人，才会更深地体会到正在成长着的幸福和它的含意。

第4版()专栏：诗传单 诗传单 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 井岩盾 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 发生在我们歌唱的时候！ 在明媚的阳光里激烈进行， 在未来的目标上决定胜负！ 这是一场险恶的战斗， 发生在我们歌唱的时候！ 热情的战士们站起来啊， 祖国向你们殷切唤呼！ 它不能把命运交给右派， 不能陷入卖国的阴谋！ 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 换来这教训是无数人头！ 捉狐妖 燕凌 翘呀翘，翘呀翘， 尾巴翘得八丈高。 翘到空中摇呀摇， 狐臭散得满城臊。 闻到狐臭心里恼， 拿起钢叉和铁镐。 大家都来捉狐妖， 切莫叫它溜掉了！ 夹呀夹，夹呀夹， 狐狸夹起烂尾巴。 “我本无心放毒气 不过尾巴发痒啦！” 捶胸顿足号啕哭， 只因臭毛被人拔。 等你心软手放松， 它又回窝去磨牙！ 捉呀捉，捉呀捉， 不许狐妖回老窝。 要它改邪来归正， 从此不许再撒泼！ 动物园里养着它， 给它吃来给它喝， 人人学会认狐狸， 看它尾巴怎样拖。 右派肖像 芮虹灼 我帮助你 你先放下武器 我帮助你 你把两眼紧闭 我帮助你 你把双手缚牢 让我抽出白刀 ——帮助你 （北京大学诗刊“红楼”）

第4版()专栏： 谈“一棍子打死” 飘然 “斗右派分子火力太猛了，要犯‘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有人这样说。 话得分清楚。如果说被打死的是人，那我们是“治病救人”，报上的社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发言、机关、学校、工人、农民的批判，都是要右派分子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憣然悔悟、接受改造”，把他们从死的边缘救活过来。这里，并不发生一棍子和多棍子的问题。 如果说，被打死者是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在解放了的人民中国扼杀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那末，“一棍子打死”有何不好？为甚么要“棍下留情”？很显然，这里没有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的问题，只有能不能一棍子打死的问题。 我们善于和持枪的敌人作战，也要善于和不持枪的敌人或仅有反动思想的人作战。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有些斗士的棍子，能够把右派分子从历史的远处、从思想的深处、从言论行动组织等各个具体事实的环节里拖出来，使他们原形毕露，无可躲闪；罪恶昭彰，人人喊打；除低头伏罪、接受改造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虽然这些分子是否已一棍子被“打活”，要看他们已否真的觉悟。但棍子是使得好的，够得上称“上打雪花盖顶，下打枯树盘根”。 但也有些机关、学校对右派分子斗得不起劲，他们不善于发现和分析右派分子的丑恶，不善于抓住充分的事实，选择有力的论点去打。因而有的打得不中，有的打得不狠，右派分子不仅不低头，而且有的欺我们无能，反咬一口；有的暂时敛迹，等待时机再起。 我们不仅要投入战斗，而且练习战术，必须彻底打败敌人，且要在战斗中锻炼自己。 水浒传载：林冲和洪教头在柴进的庄子里比棍子，洪教头横着棍，使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也横着棍，使个门户，唤做“拨草寻蛇势”。右派的骨干分子学了洪教头的棍，乘着党整风的时候，分兵遣将，到处点火，呐喊助威，在某些地方也出了一股黑烟，但妄想以一把火，来烧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共产党领导的天，来烧社会主义建设的天，多见其不自量也。自然只能像洪教头一样：扑地倒了。至于人民打右派分子的棍子，是用林冲的“拨草寻蛇”势的，蛇是阴暗的东西，它以草为掩护，不能打草去惊，只能拨草去寻，即剥夺去它的外衣，暴露出它的原形、本质。蛇发现了，即右派分子或有右派思想的分子发现了，要分析它体的大小、毒的轻重、及其传播的影响，然后定出打的内容，打的技术和打的步骤。总而言之，要打得准，使其躲闪的伎俩无所施；要打得狠，不要让它“死灰”还可“复燃”。 至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不论是自己检查出来的，是党外人士检查出来的，甚至是右派分子叫嚷出来的，只要是应该改的，也应该“一棍子打死”。整风就是为这个。难道我们对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三大主义，还有所爱惜吗？ 一棍子打死了病，即一棍子救活了人。平常说的“当头一棒”就是指此。

第4版()专栏： 一个肩担戏艺人的话 阎凤舞 右派分子借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用各种无耻的手段向党进攻。讲什么“党天下”、“人民生活降低了”、“只有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人们生活提高了”等等谬论。这是使人非常愤慨的。 我们应当仔细看看解放后生活是否提高了。事实胜雄辩，就只用我们民间木偶戏艺人的实事来对照一下吧！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受压迫受歧视的肩担戏艺人，解放后我得到了翻身，被邀请为国家木偶剧团的演员。在旧社会，我的家庭演肩担戏已经三代了。生活总是无依靠的，鬼子在的时候，我们吃的是混合面；穿的是从小市上买来的破烂；生病时没有看病的钱，只得挨着等死。要是死了也没有钱葬埋。我们同行有句话说：“那里死了那里埋，狗肚子就是棺材”。 1945的年代里，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想生活满可以改良，那知道国民党跟着来了，对我们穷人的压迫和日本鬼子一样，害得我们这行人的生活更惨更难了。一家一天所挣的钱，不够一个人的用。国民党的票纸，一日千变。小米面一天三涨。早晨起来一万二千元一斤、中午两万、晚上就两万八千元。这种情景简直叫我们难再生存。像这样暗无天日的政府，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向往的政府吗？ 1948年我们一家八口在北京就无法生活了。所以回了乡下的家，那时我们的家乡是老解放区了，人民生活是很好的。只有被斗后的地主受着人民的管制。地主的生活当然是降低了，因为他们不能再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欺压贫困的劳动人民了。从这时起，劳动人民那暗无天日的阴愁多雾的、也正如右派分子所说到处是黑暗的日子过去了。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有了根本与过去不同的变化。 解放后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美满的。 我这个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没有文化、没有地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了人管，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有了爱人和女儿，并和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欢聚一堂。现在我们的八口之家生活有了依靠。 我们得到了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1955年我的老父亲有病，在旧社会，就得挨着等死；现在我们就不为难了。医药费和住院费都是上级党给予的补助。我们家无论是那方面的困难党都是及时的给解决。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从各方面巧用心机，想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党的领导，就在各方面造党的谣言，搬弄是非。然而，劳苦的人民是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劳苦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共产党更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右派分子睁大眼睛看看吧！我们的生活是降低还是提高呢？

第4版()专栏： 是否好人，要看他的言行（西藏萨迦格言） “良马”在它走道儿的时候才能知道。 “金银”在它溶化的时候才能知道。 “猛象”在它战斗的时候才能知道。 “好人”在他的言行中才能知道。 用正确的理论改正缺点， 从心底下检查才能进步； 若是像洗去体外的污垢一样， 不久又会沾上身来。 忘恩负义的人， 谁敢跟他做朋友？ 永远没有收获的土地， 哪一个农夫愿来耕耘？ （王尧选译）

第4版()专栏： 血泪交织的故事 胡惠玲 继“狼”之后，日本进步电影“缩影”又上映了。不久，另一部日本艺术片“暗无天日”也将与我国观众见面。 激愤，无比的激愤，这是每一个中国观众在看“狼”、“缩影”、“暗无天日”等血泪交织的故事时的共同情感。同时，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也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许多辛辣惨淡的往事。因为这些影片所描写的具体事情，中国观众可能有些是没见过的（如“狼”中人寿保险公司的外勤人员的活动，“缩影”中的艺妓生涯等等）。但它们所揭露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的黑暗，以及在这黑暗的社会中讨生活的人的非人痛苦，却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日本报纸上用大字标题标出的“狼群”，是被生活所逼、走上抢劫道路的五个善良男女。他们为了自己同家人的暂时的温饱，不得不偿付出自己的生命。影片“狼”以无言的愤懑，尖锐地指出他们正是被那狼样吃人的社会制度所吞噬的牺牲者。“缩影”则通过充塞于日本社会生活中的艺妓，这个看来并不太可怕的行业，揭开了日本人民痛苦生活的帷幕。艺妓银子悲痛颤栗的声音：“妹妹，你死了也好，你幸亏在没当艺妓之前就死了！……反正我们活着也没有幸福”，直到现在，还震响在我耳边。银子的父亲，老鞋匠低头曲背，用猛抽针线的动作，来发泄怨恨，强忍眼泪的侧影，和母亲近似麻木了的无可奈何的神态，也一直浮在我眼前。贫困，忍辱含愤，这就是日本人民当前生活的最一般的内容。扮演银子的乙羽信子，用与在“狼”中扮演矢野秋子时所创造出的迥然不同的形象，向我们展示出了日本妇女的悲惨命运。“暗无天日”则着重从司法的角度，来暴露溅满着无辜者鲜血的资本主义假民主的真象。在日本法庭上，也如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庭上一样，有着合法的代被告辩护的律师的席位。可是，当事实已非常明白，毫无罪过的被告们等待着释放，他们的家属也满心欢喜地来接他们时，法庭却仍旧宣布他们被判死刑和徒刑，原因不过是法院为了维持自己的信誉（过去由于警察署的主观臆断判错了）罢了。犯人的家庭大多是贫困的，为了抢救亲人的性命，已濒于破产，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正直的律师也毫无办法。影片最后是被判死刑的青年扑向铁栏、向栏外饮泣的老母呕心泣血呼喊的特写镜头：“妈妈，还有最高法院哪！”这希望的、其实是绝望的呼声，震透人心，它暗示人们：“最高法院也是这样啊！”至于警察署里秘密的非刑拷打，更是惨不忍睹。 “狼”、“缩影”、“暗无天日”以及其他进步的日本影片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一针见血而且形象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所以，虽然他表现的是日本的现状，却能使我们同样想起中国的过去，感到这也是旧中国的写照。同时，它的朴素的表现方法，也增加了感人的力量。 看了这些影片，从影院出来，再瞧一瞧我们现今的社会，那真是犹如隔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我们的党呢？正是它领导我们摧毁了那至今仍压在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殖民地人民头上的罪恶统治，建立了自由富强的新国家啊！

第4版()专栏：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国画） ——反右派斗争中有感　丰子恺

第4版()专栏：知识小品 火把节 思南 今天（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云南人民的火把节。 这火把节的来源，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 大约唐代开元年间，云南正是“六诏”（蒙隽、越析、浪穹、邆赕、施浪、蒙舍）割据的时代。 六诏中，蒙舍诏（南诏）的势力最强、诏王皮罗阁的野心也很大，日夜企图吞灭其他的五诏，使自己成为云南的最高统治者。 皮罗阁在都城——大理建造了一座气势雄峻的松明大楼。全部采用油质的松木结构，里面用各种猛兽皮和锦绣装饰，陈设了不少的珍奇玩物。皮罗阁每天就与臣僚们在此饮酒，观看宫女表演的土风舞。 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六诏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皮罗阁预先布置下一个阴谋，召集五诏王在松明楼宴会。邆赕诏王的妻子慈善夫人深知皮罗阁不怀好意，劝阻她的丈夫勿去，可是邆赕诏王不敢违命，如期赴会。临行时，慈善夫人亲手把一支铁钏套在丈夫臂上。 深夜，高耸入云的松明楼上，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象鼓声震动四野。当五诏王正尽情地狂欢歌舞的时候，皮罗阁借故溜下楼来，击鼓为号，埋伏的士兵立即举火焚楼，顿时烈焰笼罩了松明楼，火光冲天，刹那间，松明楼便化为灰烬，五诏王全被焚死。 事后，皮罗阁宣布说五诏王酒醉失火，引起火灾，命令五诏夫人前来收尸。 当时烧死的人不计其数，尸骸累累，无法辨别，只有慈善夫人根据臂上铁钏而寻到了丈夫的尸首，便载回邆赕诏安葬，她的智慧获得人民衷心的赞扬。 皮罗阁听说慈善夫人贤能而又美丽，派使者强迫说亲，慈善夫人严词拒绝，把皮罗阁惹恼了，立刻调大军围攻邆赕诏（邓川县境）。 慈善夫人在强大的敌人威胁面前，毫不畏怯，她亲自督率士兵坚守城池。 经过三个多月的孤军苦战，城内粮尽援绝。最后慈善夫人穿上艳丽的服装，庄严地将自己缚在座椅上，绝食而死。临死时说：“我向苍天去伸雪丈夫的冤屈”…… 从此，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的夜里，云南人民就点燃火把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慈善夫人，农村和城市里到处火树银花，蔚成一片火海。小伙子们高举着火把，在田野间载歌载舞，迎接庄稼的大丰收。

第5版()专栏： 广东农业的大发展史无先例 古大存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上其他各项报告。 去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总理报告指出：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全国劳动人民，一切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为此而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它并不因此而自满，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彻底胜利，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全国人民都热烈地拥护党这一正确的措施，都以热爱党的心情来帮助党进行整风。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认为“是时候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进行阴谋破坏，用抹煞成绩、夸大错误、造谣诬蔑、挑拨煽动等办法，兴风作浪，到处点火，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人民很快便识破了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愤怒地群起反击。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把右派分子的阴谋粉碎，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五万群众声讨罗翼群 右派野心家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早已有准备的阴谋，所以一动起来，有些地方的右派分子也就互相呼应。广东省的右派分子，竭力诬蔑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的成绩，散播“广东的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广东农民的生活接近饿死的边缘”等谬论。右派分子罗翼群，最近几天还下乡奔走，寻找所谓“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到处造谣煽动，专找地主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谈话，不敢和工农劳动人民见面。罗翼群到了他的家乡兴宁县，就引起了五万群众的愤怒，集会游行群起声讨，列举解放后生活改善的无数事例，驳斥他的无耻谰言，结果他只好抱头鼠窜，躲藏起来，要求护送回省。 广东去年以来的工作，不论在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肃反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但右派分子竭力抹煞这些成绩，特别集中抹煞我们农村工作的成绩。现在我就以广东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况来谈一谈。 广东已由缺粮省份变成有余粮外调的省份 广东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已经组织到农业社里来了。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依靠了全体社员的艰苦努力，我们一边办社，一边生产，虽在农业社家底单薄、办社经验不足和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农业生产空前的大丰收。去年农副业生产总值达到三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五。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亿斤，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比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九三六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每年平均增产粮食十亿斤，而去年一年即增产二十一亿斤。去年全省经济作物总产值也比前年增加百分之十一。全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业社增产，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千斤县由三个增至六个，千斤社由八百五十个增至三千六百七十个，有两千多个社赶上了上中农的平均收入水平。农业生产的这种大发展在广东是史无前例的。谁都知道，解放前的广东是个缺粮省份，现在不仅做到自给，而且还能外调一部分支援国家建设，解放前大多数农民除杂粮外每人只有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稻谷的口粮，现在一般都有四百斤左右（连杂粮折谷计入共五百斤），珠江平原水稻产区更达六百斤至七百斤。去年全省农村社会购买力比前年提高百分之十点六八，布匹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七，平均每户增加二丈多，背心增加百分之四十二，毛巾增加百分之三十，糖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点一六，食油增加百分之十七。只有猪肉的供应减少一些，现正在采取措施改进，估计到年底生猪的社会存量可达到一千万头，那时猪肉的供应量也可以增加了。 右派分子面对这样的事实，却硬说“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农民生活接近饿死边缘”。右派分子装出悲天悯人的姿态，伪装成“农民利益代表者”，指责我们不关心农民疾苦。但是，广东的农民知道，中国第一个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党领导在广东建立的，以后共产党又领导农民坚持了二十余年的革命游击战争。而在那个时候，压迫剥削农民的正是现在这些伪装的农民利益代表者。广东农民知道，解放以后，是共产党领导了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领导了农民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单说今年春天，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全省有十五万八千名干部和解放军官兵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帮助农民积肥、修水利；今年五月，广东各江洪水暴涨，数万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同农民一道上堤防洪抢险，战胜了水灾。在与洪水搏斗中，有六位共产党员和三位共青团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广东农民完全懂得，只有共产党才是关心农民疾苦的，才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右派分子企图挑拨党和农民血肉相连的关系，不但是枉费心机，而且注定会遭到农民的痛击。 我们热烈欢迎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恶意攻击，同党外人士善意批评，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坚决地给以反击，但对于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却是热诚欢迎的。我们也从不隐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农业生产来说，我们在合作化高潮中曾经一度出现生产指导上的单一化偏向，抓紧了粮食，忽略了多种经营；在推广先进技术时，不少地区没有结合本地情况，发生过强迫命令作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还不完善，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贯彻得还不够好，等等。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检查出来以后，即予改正。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少党外人士向我们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对工作很有帮助，我们很感谢他们的帮助。 我们懂得，只有不断地揭露和克服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才能使得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才能保证取得更大的胜利。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广东化县兰山乡群众因反对修建麻疯村闹事，县公安局长陈立达下令开枪，造成打死群众五人，打伤九人的惨痛事件。我们立即进行严肃处理，肇事的公安局长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失职人员分别受到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这一沉痛的事件，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和全体干部，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海丰县干部在处理该县海梧乡群众冲突事件时，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使即将爆发的械斗得以和解，未致酿成大祸。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决心在整风运动中深入检查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加强人民的团结，改进工作。我们的事业是光辉灿烂的，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坚强的，我们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一定要贯彻整风运动，不断学习，努力实践，力求进步；也一定要继续深入反右派分子斗争，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前进！

第5版()专栏： 对右派谈两个原则性问题 陈其瑗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彭副委员长、董院长、张检察长等的报告。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并没错 请让我以一个长时期与共产党员合作和八年来受过党的教育改造的身份，来对右派分子和右倾思想人士谈谈两个有关原则性的问题。 一、章乃器说，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产生特权思想的根源。我反对这种说法。应该肯定，斯大林这句话并没有错。斯大林的用意不外“是勉励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陆定一代表在本次大会的发言）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在过去民主革命斗争的长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也是如此，在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艰巨工作并不比民主革命斗争轻松。回想过去骑在我国人民头上的敌人如此强大而又如此残暴，如果没有前仆后继的成千成万的“特殊材料”，革命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特别是如果没有临危授命，至死不屈，为人类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特殊材料”，红旗决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中坚持。目前中国仍是处于国大而穷，文化落后的情况，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特殊材料”，以顽强的劳动去战胜困难，以无限忠诚和高度的热情去为人民的利益打算，也很难设想社会主义的幸福会自天而降。 大革命时期，我为我所接触过或共同工作过的共产党员的言行所感动，如恽代英（黄埔军官学校总教官），邓中夏（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秘书长），萧楚女（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长），许苏云（中央海外部秘书），杨匏安（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刘尔嵩（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方志敏（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杨殷（广州公社肃反委员会主席）等，我认为他们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抗美援朝时，我到过朝鲜，我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英勇牺牲的“特殊材料”所激动，如黄继光、伍先华等，他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几年来，在防洪抢险斗争中，许多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表现出了舍身救人、以身堵口的英勇牺牲行为。我还到过不少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团体，到处有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起带头作用。我再肯定地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我国民族的精华，是真理的化身，是人类的希望。 “特殊材料”并非天生而成的。共产党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成为特殊材料的，他必须经过党的教育，长期的学习，并且在工作和斗争中受过锻炼，百炼之后才可以成钢。党外人士如果经过锻炼，成为特殊材料之后，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 “特殊材料”不是今天才有，历史上许多爱国英雄和坚贞节烈之士，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提高了民族气节，同时推动了社会历史前进。如在封建时代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戊戌政变时代的谭嗣同、唐才常；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林觉民、方声洞、秋瑾、徐锡麟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诸人，都是可生即生，可死即死，舍生取义，毫无犹豫的人。共产党员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并且加以发扬光大！ 当然，由于历史局限，过去任何时代的“特殊材料”与今天的“特殊材料”——工人阶级先锋队——还有历史任务上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特殊材料”的历史使命在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建立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社会。作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与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特殊材料所担负的使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章乃器反对“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居心是恶毒的，他的用意实质上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反对工人阶级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反对人民。 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只能在思想上制造混乱 二、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当中还出现的许多有右倾思想人士的谬论，已经受到了应得的严正的驳斥，我不想多说了。曾为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追随者，我想对近来出现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论调，提出个人不同的看法。 三十五年前，我为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鼓舞，毅然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我很清楚三大政策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正如何香凝同志所说，在当时的国民党中，确有左、中、右三派人物，对于三大政策，那就是左派拥护，中派投机，右派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蒋介石出卖革命而破裂，不少坚持三大政策的人被迫流亡或被屠杀了。这是个极为痛苦的教训。还应当指出，蒋介石和他的策士们就曾经利用“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在黄埔军校建立起“孙文主义学会”，树立起反共旗帜，使好好一个革命队伍由此而被分裂。他们以后还不断利用这一句口号去造成思想混乱和安抚人心。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老百姓今天已经坚决跟共产党走上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之路。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已有定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认。中国人民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和诸先烈的革命优良传统和未竟之功，并把它推进到新的阶段了。如果今天还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除了在思想上制造混乱之外，对孙中山先生的光荣伟大不见得有所增益。国民党的进步人士能一贯地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力量，无愧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的精华部分，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而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民主党派所继承，少数人不必再以道统派自居罢！ 老一辈的民主人士，在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有的对新事物还不习惯，有的则留恋过去。通过学习研究思考之后，有的是“利而行之”，也有的是“勉强而行之”。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思想的彻底改造是长期间的事情。有些人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保留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还保留一些封建残余思想，这是在这次帮助共产党整风中不正确言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证明我们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进行思想改造，是非常必要的。我以为，在当前这场严重的思想斗争中，必须使我们的脑子发挥作用，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人民的言论行动，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同时也要与右倾思想人士作思想上的斗争。他们的似是而非的实质上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中是发生阻碍作用，而且淆乱人心的。上文所举即其一例，我们必须不断揭发其错误和纠正之。 毛主席指示我们，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是不好的作风，但有些人矫枉过正，对己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也不是爱人以德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人马列主义，对己也马列主义。 我的话说得对与不对，请各位代表批评和指正。

第5版()专栏： 八年胜过七十年 王德滋的发言：煤炭工业几年的发展回击了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我们决心用更多更好的铁一般的事实，进一步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各位首长的报告后，使我更全面、更深切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我确信我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将要完成和超额完成。更使我们欢欣鼓舞的是，我国一九五六年工业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位，这个事实又一次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不可比拟的活力。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也普遍的提高了，解放以后八年来政府解决了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由一九五二年的每人四百四十六元提到一九五六年的六百一十元，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也普遍地增加了。因此，中国六亿人民一致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有实践的根据和物质基础的。 最近，一小撮右派分子们乘着共产党整风除三害的机会，恶毒地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抹煞党领导全国人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各方面的成就，硬说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搞糟了，过分的夸大了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妄图煽动群众掀起不满现状的浪潮，以遂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建设而恢复万恶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阴谋。这是全国人民坚决不能容忍的。 我是一个煤炭工业技术工作者，我愿意就煤炭工业几年来发展的事实来回击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污蔑，并表示我们决心与右派分子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用更大的成绩来反击右派分子的毁谤。 解放前中国煤矿工业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战前最高年产量为六千一百八十八万吨（一九四二年），较大的煤矿几乎全部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手中，技术装备低下，三、四个人一天才出一吨煤，安全条件极差，本溪、抚顺、井陉等矿的瓦斯爆炸、透水事故经常发生，每次牺牲的工人，从几十人到近千人。工人在笨重的体力劳动下，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家庭生活无法维持，工资本来就很低，再经过资本家和把头的层层剥削，经常不得饱暖，还受到失业的威胁。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年产量仅达到三千零九十八万吨。这就是旧中国的煤炭工业概况。往事犹新，工人们忘记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更忘不了资产阶级给工人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工人们深刻地了解今日的幸福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斗争得来的。右派分子们妄想把工人们拖回被压迫、被奴役的旧社会，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一定要被人民所唾弃。 解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煤炭工业在三年恢复五年建设中，在党的英明的领导和全体职工的辛勤劳动下，根本上改变了煤炭工业的面貌。原煤生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三千零九十八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一亿零九百万吨，一九五七年预计可以生产一亿二千万吨，超过以往七十年发展速度。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每年增产一千万吨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英法两国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煤炭产量增长的总和。 基本建设方面到一九五六年止共建设了矿井、露天一百零二处，生产能力四千六百一十五万吨，一九五七年还可建新井一千一百九十万吨，共计五千八百零五万吨，几乎等于解放前七十年的建井总能力。 技术水平方面，一九五六年机械化采煤已达百分之三十八点零三，煤炭运输机械化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三二，新法采煤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点六六，回采率也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七十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一九。而且我们已经初步学会了大型煤炭矿井的设计和施工技术，掌握了一些特殊施工的经验，康拜因、割煤机绞车等很多大型设备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制造或正在试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党的领导与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 基本建设队伍发展的亦很快。一九五二年我们只有六万五千零七十七人，而一九五六年我们已拥有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五人的一支建设大军，从地质勘探、设计、施工各方面建立了专业的队伍。目前地质勘探方面，每年可完成一百二十万公尺的钻探任务，获得四十亿吨煤炭资源。设计方面，每年可担负三千万吨能力的矿井设计。施工方面，每年可以完成建筑安装工程四点七亿元以上，保证数百处矿井同时施工。这支大军是解放以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全员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有显著的提高。一九四九年原煤生产每日每人零点四二四吨，一九五六年已提高到零点九四三四吨，提高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基本建设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九五六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约二点七倍。在保证钢铁用煤的洗选厂建设方面，仅新建设的就有七处能力一千一百三十万吨。大部分可在一九五九年投入生产。一九五六年计划是不是全面冒进了呢？从煤炭工业本身看不是多了，相反的是少了一些。全国投资额增长百分之六十二，而煤炭工业还不到百分之四十三，即使如此，一九五六年煤炭工业的投资还是最多的一年，也是完成的最好的一年（完成百分之九十八点二）。没有一九五六年的大发展，要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前增产一百四十万吨原煤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这些数字和情况来看，煤炭工业的总的情况正如周总理所说的，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 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我们工作中也有若干缺点，有些缺点还是比较严重的，如部分矿井的劳动生产率还达不到国家计划要求的指标，生产成本超支，工程造价偏高，有些生产和建设企业的劳动组织不够合理，基本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浪费现象，企业管理还缺乏比较系统的经验等，这些，大部分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正在揭发、分析这些缺点，我们也有勇气、有信心来逐步的克服和纠正。 右派分子故意抹煞人民事业的成绩，说我们事业中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只是个别的，借以污蔑党和人民。以上这些铁的事实就是对他们无耻谰言的有力回答。 我们了解到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右派分子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了这次斗争的意义。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不仅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教育了广大人民；不仅在斗争中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经常提高警惕。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还存在，右派分子的思想残余对人们的影响与毒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除根，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造与斗争。事实胜于雄辩，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更多的奇迹，取得更大的成就，就是对右派分子的有力回击，我们煤炭工业工作者，不仅要以锤、镐来保证我们已获得的辉煌成果，我们还要积聚力量，挖掘潜力，用实际行动贯彻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少花钱，多办事，使我们煤炭工业建设速度更为提高，产量迅速增加。我们决心准备用更多更好的铁一般的事实，进一步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我们永远热爱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光荣大道。

第5版()专栏： 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钱孙卿的发言 解放几年来，特别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经过大家批判和帮助，我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已初步向江苏省作出书面检查，回省后，还准备继续接受群众的帮助，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现在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错误，承认自己做了人民的罪人。 这次江苏省全省人民对我过去反党和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驳斥和批判，目前我的老朋友和儿女都与我划清思想界限，但他们还都抓紧机会对我进行抢救。我现在看清楚自己已经处于孤立地位，已经站在脱离工商界和人民的队伍的边缘，由于我过去的言行，一贯地是反动的，对于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和危害，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使我能够张开了眼睛，认清了社会主义是我们全国人民和工商界的唯一的方向和出路，说明大家是在挽救我，不要更深地陷进反动立场的泥坑，不能自拔，自绝于人民。 解放几年来，党和政府给我很大的信任，一点也没有亏待我，对我和我的儿女特别照顾和优待，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我就做了全国人民代表、江苏工商联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就应该忠诚地依靠党和政府，更好地改造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做才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和照顾。恰恰相反，我竟然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我听了周总理的报告，事实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辉煌的、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完全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就以江苏省救灾工作来看，在去年江苏省的灾情是非常严重的，如在过去反动统治下，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混乱，而在中央和江苏省省委领导下，发动全省人民进行救灾，完全战胜了这个严重的灾荒，社会秩序是平稳的。这些事实也是我亲身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克服这样严重的、艰巨的困难。过去我就是不看成就，只看缺点，而且夸大它，所以犯了天大的错误。在这次反右派分子斗争中，我更清楚地看到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的、坚决反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任何言行活动，现在已迫使右派分子纷纷向人民投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所以我如再不憣然悔悟，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在我面前的只是一条死胡同。 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的，我几十年来一直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利益服务的代理人，解放后，虽然也参加了历次的大运动，但都是应付过关，所受的思想教育不深不透，在情绪上和思想上还是抗拒改造的。因此对于旧思想没有受到震动而自觉地很好地接受改造。对于事物的看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坏思想，愈积愈深，暴露出来，就造成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到与党和工人阶级对立的地步，我过去一直以为代表“地方人民利益”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今天拿社会主义的准则衡量一下，我所代表的只是一小撮封建地主和落后工商界的不法利益，从这样一个错误的角度上看问题，就看不到历次大运动的积极作用，如在土改运动中，我有“苏南地主不同于苏北的大地主”“土改运动是不是太过火”等荒谬的看法，在“五反”运动中，我不但没有很好的投入运动中去，反而为被捕的奸商喊冤，在“镇反”、“肃反”运动中，我看到过去和我熟悉的一些人被镇压了，就不满意这些运动，因此在这次“鸣、放”中，提出了“官有法”“民无法”，“运动一来就丢掉了宪法”的谬论来攻击党，这个说法是和事实不符的，我们国家的宪法是保护人民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宪法，因为我只想保护没落阶级的所谓合法利益，就看不到宪法。甚至我忘记了受人民委托，举手通过人民所拥护的宪法，在最近举行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我仍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所有这些，在在证明我的反动思想残余，十分炽烈，一直站在没落阶级和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做了反动分子和地主、奸商的代言人，竟至敌我不分，看不到这些人的反动本质，放纵自己思想消极落后的一面，不加克制，从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这是我几年来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检查过去在江苏省工商联工作也是消极的，人民和工商界对我的希望，是在协助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应起积极带头作用，和资产阶级分子一起接受改造，平平稳稳地走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我的思想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落后消极一面，没有看到接受改造是工商界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我在工商联工作中，强调工商联不要变成“办差”机构，脱离了群众，这无异要工商联走上脱离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方向，来鼓励部分落后的工商业者，消极对抗社会主义改造，过去我自己认为这样可以不脱离工商界“群众”，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损害了工商界最根本的利益，全体爱国有觉悟的工商界已经群起反对，决不允许任何人迷惑他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我是真正的脱离了工商界群众。我的荒谬言行有很大的危害性，影响了江苏省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不应该诿卸应由我来负的严重责任。 我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听到李维汉部长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关于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已交专门小组研究，这已说明了党边整边改的认真态度，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对于批判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斗争，对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使我睁开了眼睛，认识了过去反动言论的危害性。现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反对右派的斗争是二条路线的斗争，并说明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如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我现在已认识到过去犯了严重错误，已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道路，我现在诚心诚意接受大家的批判，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坚决向全国人民保证自己有决心将过去反动思想的坏东西，全部清除出去，使自己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忠诚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改造自己，发挥应有的作用，立功赎罪，来报答党和全国人民对我的期望和饶恕。

第6版()专栏： 从内蒙古的情况看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奎璧的发言 这次会议上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几位副总理的报告以及人大常委和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对这些报告我完全同意，并且深信我们今后只要认真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切实研究执行几个报告中提出的工作要求，必然会更加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内蒙古自治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内蒙古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过去短短的十年，实现了全内蒙古统一的区域自治，彻底完成了民主改革，发展了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如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年前后的情况相比较，粮食的产量增加了一点五倍，牲畜头数增加二倍多，一九四六年每个牧民平均有十三头牲畜，现在增加到三十七头，一九四五年全区只有四十七座陈旧破烂的小工厂，而一九五六年全区已有八百二十三座各种类型的工厂，其中较大的现代化的国营工厂即有二百多个，工业总产值增加二十七倍，森林工业十年来生产了八百九十八万立方米木材，供应全国各地，各类学校增加四点七倍，学生增加五点五倍，其中蒙古族小学校学生增加十倍多，中等学校学生增加了二十倍，卫生医疗机构增加三十七倍，蒙古族人口增加二十万，人民购买力比一九五○年增加了四倍。去年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百分之八十六，有百分之八十三的牧民加入了各种类型的牧业生产互助组织，其中参加牧业生产合作社的牧户已占总牧户的百分之二十四，个体手工业者，已全部组织到各种类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亦已全部改造为公私合营。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空前的巨大高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业都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六年的计划，并达到或超过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水平，现在自治区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成就是否定不了的 建设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唯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内蒙古自治区在去年，与全国各地一样，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正是由于过去几年来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胜利实施的结果，同时也是蒙古族人民及自治区各族人民积极向往社会主义的证明。这一切事实说明，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当家作主，民族的经济文化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都为自己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而欢欣鼓舞，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也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右派分子一样，假借“帮助党整风”向党、向人民、向我们各族人民所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事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否认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成就，说什么内蒙古十年的建设成就是“扯淡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样看法是八股”；有的右派分子把我们在民族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加以扩大化，散布民族主义，企图破坏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这一切很明显的看得出右派分子——不论他们是北京、上海的，还是内蒙古地区的，他们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坚持进行到底。 实现了合作化的第一年粮食增产畜牧业大发展 下面我想说一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合作化和农牧业生产情况。 一九五六年，是我区实现了合作化的第一年，我们的粮食产量即增加了一百三十万吨，不仅完成了年度计划，而且还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指标百分之五多，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的平均产量，按农村人口计算，每一人平均粮食为一千三百四十斤。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的社员增加了收入，百分之十左右的社员收入相当于上年的水平，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社员，因各种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减少了收入，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在农业社的帮助下，也都得到了适当解决。 内蒙古自治区是民族地区，我们在合作化的过程中，组成了大批的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单一的或联合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类社大约占全区合作社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我们在各民族联社里，不仅认真贯彻执行了合作化的一般原则，而且充分照顾了民族特点，即照顾各民族不同的生产和生活的习惯、要求，使各民族在共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使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生活有所改善。实践证明办好民族联合社，它使各民族由于经济上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从而促使各民族间政治上更加亲密团结。 一九五六年，我区畜牧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牲畜总头数达到二千四百四十万头，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一百六十一万头。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获得了很大进展，牧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表现了极大的优越性，根据去年三百四十六个社的统计，其中百分之九十三的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我们对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根据畜牧业的特点与牧区社会的条件、牧民的觉悟和自愿，坚决贯彻执行了“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包括牧主在内），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对于牧主的改造也是根据上述这个方针政策，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和平改造。实践证明：党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为广大牧民群众所热诚拥护的。 农牧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合作化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应该加以肯定。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如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处理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牲畜入社问题，没有从内蒙古地区的特点出发，因而忽视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保护发展畜牧业，并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方针，因而在部分地区发生了强迫社员把牲畜一律作价归社的错误，致一度发生一些群众大批出卖、宰杀牲畜和牲畜因照料的不好而严重损失的现象。 其次，对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土改时为了调整民族关系，团结蒙、汉农民共同消灭地主阶级，在分配土地时多分给蒙民一份到两份土地，这一措施是必要的。但在转为高级合作化时，没有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实行了一律取消土地报酬的办法，因而造成了一部分蒙民减少收入。同时，在合作化的经营的方针上，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多种经营的方针，突出的问题是重视了农业，忽视了副业，因而去年各地副业收入一般都有减少。 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发生较大的方针政策性的偏差，但个别地区也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同时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新的课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很好研究解决。牧区建设问题，如定居、打井、建立饲料基地、畜牧兽医站等工作，赶不上牧区发展的需要，牧区的牲畜价格，物资供应等一些问题，还须认真研究解决。 我们工作中所以发生以上问题，除了干部缺乏经验和办法以外，主要的是与领导作风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关的。有些偏差错误发现后即作了检查纠正，有的结合这次全党整风拟进一步检查改进。 争取今年农牧业大丰收 充分发挥合作化优越性 一九五七年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争取农牧业的大丰收是争取自治区经济全面高涨的决定性的环节。今年的粮食产量要求比去年的计划产量增长百分之三点四，大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甜菜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九，牲畜要求净增百分之七点八。为了争取实现今年农牧业大丰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合作化的优越性，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并吸收去年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我们从今年春季起，即通过检查总结生产经验，处理合作社去年转高级社和秋后分配中的问题，普遍进行了一次整社和合作化优越性的宣传教育，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社员和社干部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根据内蒙古有广大农业区、畜牧区，而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很多农民有经营牧畜的历史和习惯的特点以及大量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发展生产的方针是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即农业区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发展畜牧业和各种副业，牧业区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要逐步地建立饲料基地，发展各种副业，并具体规定在农业区实行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半农半牧地区实行全面规划以牧为主，照顾农业，保护牧场，禁止开荒，有计划发展农牧业经济的方针。要求合作社既要发展公有的畜牧业，又要发展社员的私有畜牧业，使合作社的生产真正作到农牧结合，多种经营，以鼓励农民经营畜牧业的积极性。对去年转高级社时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对牲畜强迫作价入社的偏差，和内蒙古西部地区转高级社时，取消了土地报酬，使一部分蒙民减少收入问题，都规定了具体处理办法，基本作了纠正。 为了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根据中央指示的按时公布合作社财政开支、社队决定问题要和群众商量、社干参加生产等三项规定，我区各地合作社已较普遍地执行起来，得到了广大社员的拥护，大大的改进了社干和社员群众的关系。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因地制宜地推行了各项增产措施，克服在这方面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错误偏差，继续大力兴修小型水利，积极发动农民挖掘肥源，扩大施肥面积，加强了春耕生产的物资供应，抽调大批干部派到基层，加强了基层的领导。我区今春农业生产中虽有不少困难，部分地区发生干旱，经过各级领导与广大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努力，已基本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大部地区苗出的较好，今后如无特大灾害，争取农业丰收我们是有信心的。 牧区去冬今春曾发生了严重风雪灾害，由于各级党政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牧区，发动广大牧民积极进行抗灾保畜。在抗灾保畜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牧业合作社和互助组的作用，并从农业区调运了大批饲料和调剂了一部分牧场，支援了牧区，虽然风雪灾害很大，延续时间长，但牲畜的损失较之过去同样情况下大为减少。 我们为了力争今年畜牧业的增产，正全面地开展增畜保畜运动，大力整顿巩固现有的牧业生产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继续建立饲料基地，加强牧区水利建设和牲畜疫病的防治工作，在努力增加牲畜数量的同时并注重提高牲畜的质量。 内蒙古自治区，当前领导的中心任务是：为了争取农收业大丰收，全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已经作了全面的布置，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在全区普遍的开展起来，现在我们正按照上述指示和国务院六月十日发出的切实加强农业生产领导的指示，结合整风运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行普遍检查，真正把整风运动同增产节约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边整边改进，有问题马上解决，以增产节约的实际效果来检查整风运动的成就，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争取农牧业大丰收，为争取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任务而奋斗。

第6版()专栏： 右派“大将”，休想蒙混过关！ 于振瀛的发言 我们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的前夜召开的；我们这次大会，也是在我国人民反击右派的剧烈斗争中召开的。在开会之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是我们的指路灯，它照耀着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这也是照妖镜，使一切魑魅魍魉现露原形。这是一个强大的思想和政治的武器，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从中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无情地打垮右派的猖狂进攻，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开会以来，我又听到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些报告。周总理这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报告，是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原则，以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肯定了我国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分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缺点，严正批判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有利于全国人民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加强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享受着工人农民劳动成果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演出了一幕反动大合唱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更进一步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美好、更加壮丽；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人民能够逐步地随着生产的增长，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工作，是和我们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劳动分不开的；因而党适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奋斗。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党在已经准备好了条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党的整风，并号召一切非党人士积极帮助党进行整风，要把党员中存在的某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掉，使党的组织更纯洁、党的领导力量更增强；同时也要求在这一整风的过程中，让广大群众在斗争的风雨里受到教育、锻炼、培养，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斗争能力；这完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党，是最坚决地、始终不懈地推动着社会历史前进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的整风运动，是历史上任何政党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然而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且享受着工人、农民创造的劳动成果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竟然在这整风运动的进程中，演出了一幕反动大合唱。这是当前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在我国进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危险的尝试。但是他们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们“利令智昏”，看不见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艰苦斗争，已经锻炼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坚不可破的党；看不见全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已经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着领导自己前进、为自己创造幸福的党。因而他们不了解，无论他们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手法如何巧妙，隐蔽得多么严密，也遮掩不了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的眼睛，恐吓不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右派阴谋的内幕不断被揭发出来 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正在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雷厉风行的开展起来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吹散了右派分子所放出的黑云毒雾，使全国的政治空气为之一新，广大群众真正感到红日当头，春风送暖。右派分子真正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其阴谋内幕不断被揭发出来。人们看到，右派分子，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骨干分子，兴风作浪、到处放火的本事了。他们里应外合，造成八方风雨；妄想逐鹿中原，夺取权力，狼子野心，阴狠已极。这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右派，并不是简单的、平常的右派，而是联合起来有组织的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就是他们的“三军统帅”。他们的政治基础是民盟、农工、民革等民主党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失掉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分子、旧军政人员以及尚未改造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学生、青年等。就在这样一些基础之上，右派集团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阴谋活动系统，准备力量，伺机而发。 右派不仅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有全面的纲领。反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他们的总纲；总纲之下，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各方面，还有具体的实际纲领。 纲领是需要理论根据的，章乃器就是他们的最大的理论家。他们说，马克思、列宁都没有看见过原子，所以马列主义过时了。他们说，资本主义有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就会造成官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等。所有这一切“理论”，都是反对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根据。 右派攻击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在铜墙铁壁上碰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敌人和我们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右派分子首先攻击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以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其最大、最终的目标。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机关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右派分子却专门进攻这个基本制度。以章、罗同盟为首的右派分子要以资产阶级的领导代替共产党的领导，以“绝对民主”代替民主集中。因此，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最后根源，提出“政治设计院”、“党天下”、“轮流执政”、不该“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请共产党下台”等荒谬主张。他们企图破坏工农联盟，故意渲染农民和政府的矛盾。他们自以为除了恭请资产阶级上台执政，给章、罗、章等黄袍加身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然而，人民是不答应的。几十年来，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今天，全国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革命胜利果实，是不能轻易送人的。谁有胆量敢来轻于尝试，谁一定会在人民的铜墙铁壁前面，碰得头破血流。 以视察中所见事实驳斥右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诬蔑 我在去年和今年，曾经两次到西北和西南地区，视察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在这里，我愿意就自己亲见亲闻的若干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种种诬蔑。 他们说：“资本主义有政治民主”，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就没有政治民主了。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拿选举来说，资产阶级的选举，都是花钱收买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争权夺利。他们既然是花钱竞选，当选后，必然千方百计设法多捞些钱回来。他们的行为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相违背的。他们的“民主”，只能是打着选举这块假招牌，来干着分赃收买、互相勾结的勾当。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我在云南、四川、陕西视察中看到，参加选举的人，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投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比一九五三年高得多。我看到群众选举代表，都经过充分的酝酿，反复的讨论，认真的评比，真是“好人里面选好人”。农民们说，这是选“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广大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切实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可以想像的吗？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特点之一，我们政府各级领导人员，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督，并得到人民的拥护的。我们自己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大会会议上，参加了制定宪法和许多法令的工作，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预决算。我们每年两次视察，经常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案案都有交代，事事都有着落。我感到作一个人民所信任的人的光荣，也感到了人民付托之重。我们应当如何善自努力，才能对得起“人民代表”这个光荣的称号。 我在陕西，到过许多农村，亲眼看到农民们几乎家家都有新被，人人有新衣，老太太们下雨天也穿上了小脚胶鞋。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热水瓶、手电筒。他们都是亲身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分外感到新社会的甜。谁要企图资本主义复辟，把人民拉回到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的旧社会里去，让那些反动统治者仍旧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话，人民一定会坚决地打垮它！ 人民看透了右派分子的灵魂和骨头 关于右派分子在经济、法律、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的纲领及其精神实质，我不预备在这里一一分析了。 这些纲领，虽然并非出自一人之口，并非来自一条线，出自一个地方，但他们是互相呼应、紧密配合的。例如民盟的章伯钧、罗隆基等拉拢教授，民革的黄绍竑等就煽动学生；黄绍竑等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罗隆基就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黄绍竑说：强调成绩就会掩盖缺点，陈铭枢说：只谈缺点不谈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储安平诬蔑我们的国家是“党天下”，谭惕吾就建议“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杨玉清就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要“折党之角，批党之鳞”。他们既然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龙云就必然会提出破坏中苏友谊，挑拨民族团结的谬论。……他们是上下沟通，接触频繁，多方串通，扩大影响，务期达到到处点火，使天下大乱的目的。 上述种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不可告人的勾当，已经被群众揭发出来了。一些右派大将，有的在且战且走，半遮半掩，企图蒙混过关，保存实力。有的仍然毫无愧悟，服毒装死，负隅顽抗，以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可欺。其实，这也就是他们对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又一种手法、一种方式。我们要正告这些野心不死的右派分子，我们的共产党，是久经风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我们的人民，是经过多次革命斗争锻炼的、有高度觉悟的人民。特别是在解放后八年来，经过几次革命运动的锻炼，享受到革命带来的成果，他们的政治嗅觉是灵敏的，他们看透了你们的灵魂和骨头，尽管你们的脸谱化装得多末 “华丽”，尽管你们的唱腔如何“美妙”，他们懂得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是一副如何恶毒的心肠，你们给我们祖国“设计”了这样、那样的道路，但是你们的条条道路都通向资本主义；你们向这里、那里射出了无数支毒箭，但是，箭箭都对准我们的眼珠和心脏——中国共产党。难道中国共产党对不起你们吗？难道工人阶级对不起你们吗？没有。八年以来，人民不计较你们的过去，欢迎你们到革命的行列里来，信任你们，给你们以高高在上的地位，让你们过着舒适华贵的生活，希望你们能够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跟着工人阶级指引的道路走。然而你们竟忘恩负义，时刻忘记不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野蛮生活，居然想利用党进行整风的时机，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列主义；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来反对党的领导。总的目的是搞垮共产党，搞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让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丧心病狂，孰过于此。也许你们中曾有人认为北大医学院的爆炸事件、山东馆陶县的反革命分子杀人案件、广州市的特务放定时炸弹，都是对你们的武力支援；也许还有人认为台湾、香港和美、英资本主义国家对你们的赞赏、打气而高兴；但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对你们这种丑恶的表演是无法容忍的！决不容许在我们祖国的大好舞台上继续表演下去！ 最后，我要正告一切右派分子，你们已经从人民内部堕落到人民外部的边缘上了，已经陷于孤立、陷于瓦解了，谁要是不悬崖勒马，彻底交代，谁就会自绝于人民。最后让我引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作为对你们的“赠言”吧： “假如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

第6版()专栏： 工商界要发挥积极的一面 林志澄的发言 我同意和拥护周总理、李、薄副总理、彭副委员长、董院长和张检察长的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坚决回击右派的谬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独抹煞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而且发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荒谬言论，企图把我们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乃器就企图以荒谬言论利用工商界消极的一面来迷惑工商界。他发表了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等等谬论。我们工商界必须发挥积极的一面，对这些谬论加以严正的驳斥。 我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是通过剥削积累起来的。工人阶级为了和平改造我们资产阶级，采取了赎买的政策。当我们将生产资料交回给人民的时候，国家还给我们多方面的照顾，并且还带引我们同全国人民一道走向子孙万代世世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采取了这样负责的态度，就是赎买到底了，仁至义尽了！把赎买看成买卖，索取等价交换是很不知足的妄想，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本质的暴露。 合营企业中设公方代表是完全必要的。要求废除这个制度就不成其为“公私合营”，就不能保证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企业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就不能协调劳私关系，增进团结，搞好生产；而对我们私方人员来说，就缺少了能够最经常地具体地帮助我们改造的良师益友。有些公方代表作风不好，这是事实，但不是整个制度问题。人的作风不好可以改变。由于个别人作风不好，就要求取消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有些私方人员也有缺点，试问如果有人因此要求撤出私方人员，我们工商界又会怎样讲呢？撤出公方代表的主张，是拒绝改造的露骨表现。 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现在又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多年来现实生活的体验，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我国民族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英明、伟大和正确的。我们工商业者和民建成员，决不要为右派分子的谬论迷惑，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线，坚决回击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批发商和转业户人员的安排问题 广州市私改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那就是批发商和转业户人员的安排问题。现谨提请中央研究处理。 合营高潮以来，私方人员一般都获得了适当的安排，积极性也得到了发挥；但对个别人员特别是某些批发商和转业户的人员（包括劳私双方）的安排仍是存着问题的。他们当中不少人从事商业工作多年，有一定的贸易工作经验和对某些商品的专门知识。他们是在合营高潮前转业或歇业接受安排的。但当时我们某些领导部门，对其中某些人没有根据其经验专长把他们安排到最能够发挥作用的职位上去。例如：有个经营药材数十年，对识别药材的真伪优劣，对保管整理药材有经验的老行尊曾被安排卖咸鱼去了；有些虽安排在他熟识的行业，但只做一般勤杂工作，对其经验专长没有使用和尊重；等等。这样就不仅这些老行尊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而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损失。目前某些国营和合营商业就有业务人员缺乏的情况。所以做好安排工作，对发挥他们的专长和积极性，对充实国营和合营企业的业务力量是有好处的。当然，另方面，我们工商联和民建会也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搞好广州的市政建设 其次，广州市的公用事业及生产原料供应方面也存在问题，广州市民有不少意见，现在也同时提请中央研究处理。 广州市是祖国的南大门，地邻港澳，又是解放较迟、原来工业生产较落后的一个城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比其他城市更觉突出，而侨胞和国际人士进出频繁，所以搞好广州市的市政建设对发展生产、对国际观感都有重要意义。 一、电力设备问题——目前广州市供电能力大大落后于工业生产的需要，去年估计每日短给量约为一万九千瓩，而工厂增建、扩建、增产，对供电量的需求又续有增加。一年来，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全市工厂按照路线实行轮休制，或深夜倒班制；加强宣传，动员机关、市民节约和限制照明用电等。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但还不可能彻底解除长期电力不足的紧张状态。现中央已增拨电机一部，预计可增加电力供应一万二千五百瓩，这对我们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但由于流溪河水电站发电的时间要推迟，发电量也减少，估计广州市电量尚缺很多。因此，希望中央能将国务院去年已批准的一万瓩火力发电设备迅速下拨，使广州市供电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二、自来水供应问题——解放以来，广州市人口不断增长，用水人数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原有自来水设备早已供不应求，加以开辟黄埔外港之后，外轮进出频繁，该港人口也迅速增加，以致航运和居民食水，至今无法解决。远洋航轮须绕到别处取给食水，影响不佳。中央对黄埔港供水问题，指定必须今年解决，这是正确和必要的。可是增加供水所必需的原料差额尚多，请中央协助解决。 三、电话设备问题——广州市要扩建四千门电话，向匈牙利订购的机器，绝大部分已运到。这些机器，因要保护绝缘性能，避免潮湿，堆存仓库问题极难解决。但邮电部今年只批准投资一百万元，这连开放二千门电话的工程也不能完成（预算约需二百八十万元），使全部新机搁置不能投入生产。 四、某些工厂原料供应问题——广州市某些原料供应差额尚大。例如：第二季度马口铁中央全无分配，黑铁皮只分配了需要量的百分之三点五，影响到六十六个厂，职工约一万零五百人的生产问题；广东是产糖区，但省分配给市的桔水，全市供应量仅及需要百分之十一；又如有些厂（如广州电线厂）的原料绝大部分是统配物资，由中央调拨，但不及时、不均衡，往往一种原料两个季度甚至全年的需要量都先到了，而另一种原料却只到了一些甚至完全没有到，致生产发生困难。 五、建设资金合理使用和人力合理调配问题——广州直属中央的某造船厂，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工生产，却已招用了大批上海工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盖了十余座三层的宿舍。其实，按照该厂的任务来说，广东有很多技术力量可以调用，而从上海招来的人员中还有不少是青年学徒，这也是可以就近在广州解决的。该厂的做法，造成了许多浪费。像这样不恰当地大量调用外省工人的情况，广州国营某胶厂同样存在，今后应注意改正。 我认为资金的安排，物资的调配，当然应该有主次缓急之分，但也希望中央对地方上的建设及生产问题，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细致地深入地了解情况，合理地调整计划，适当地平衡一下，给地方上必要的支持，免使有些工程半途搁置，积压和浪费资金，招致国家的损失。

第7版()专栏： 肃反对谁来说“糟得很”？ 从甘肃的肃反工作的事实中每个人都可找到答复 陈成义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现在，我想就甘肃省的肃反工作讲一点意见。 不肃反不得了 在解放以前，甘肃的反革命势力是相当雄厚的。早在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就在甘肃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兰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特务据点。同时，甘肃的解放，在时间上来说，是比较迟，许多地方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都逃到甘肃；而从解放战争的进展速度来说，又是比较快，除了少数的特务头子逃跑以外，大部分反革命分子都就地潜伏下来。加之，甘肃又是我国的一个新的工业基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不断派遣特务前来进行破坏活动。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看来，甘肃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封建势力浓厚，所有这些，都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因此，解放以来，甘肃地区的反革命活动曾经是比较嚣张的。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方式，总的说来，是既有公开的，又有隐蔽的。不过，在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以为人民政权还不稳固，活动比较方便，较多地采取公开的颠覆活动。特务反革命分子勾结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行武装暴乱，袭击人民武装部队和人民政府，杀害干部和群众；组织反革命集团，如所谓“黑头仁义军”、“抗共复蒋仁义军”、“中美联合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西北区军事委员会”等；反革命分子甚至公然自称“皇帝”，要坐“龙廷”，前后有七人之多。在这些公开的反革命活动遭到失败以后，就转而更多地采取隐蔽的方式。利用暗藏在我们国家机关、团体、厂矿、学校、合作社、商店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们放火放毒，造谣煽惑，破坏生产建设，破坏机器，偷窃情报，散发反动传单标语，挑拨离间，甚至凶杀报复。显然，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如果不给予坚决的打击，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社会秩序就不能安定，人民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生产和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因此，坚决进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右派分子把我们的肃反工作说成“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企图否定肃反工作的必要性，这是彻头彻尾的歪曲事实。 群众路线的方法好得很 八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甘肃地区的肃反工作获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五年的两次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肃反运动，成绩更大。经过肃反斗争，比较彻底地肃清了公开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广大人民在肃反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取得了向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经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一九五一年肃反运动的胜利，各项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同样的，如果没有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难以顺利进行。八年来肃反工作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肃反工作取得成绩的基本因素，也是肃反工作的基本经验。 我们的肃反工作，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肃反斗争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革命分子是狡猾的、顽强的，必须发动一个千军万马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攻势，才能有力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特别是群众的检举、揭发，对于反革命分子更是沉重的打击。在甘肃的肃反运动中，从一九五五年八月到一九五六年七月，单是群众检举机关、企业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就有四万九千多件。这些材料，经过反复查对，绝大部分是符合事实的。这样，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再加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号召一切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反革命分子内部就开始发生动摇、分化，单是一九五六年一年内反革命分子自动投案的就有三千四百三十二人。同时，有领导的群众肃反，还可以保证工作进展得比较健康，可以少发生一些错误，即使发生了也比较容易纠正。肃反工作，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须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才能获得成绩。右派分子的所以反对我们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去进行肃反，正是因为我们通过群众性的肃反运动比较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这在右派分子的内心里确实是有难言之痛的。 反复纠正了“左”还需努力纠正右 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和警惕性是必须加以保护的。这是基本的主要的方面。至于在运动过程中，在具体工作上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一方面有少数案件是搞错了，有的可以不捕的逮捕了，有的量刑偏重了。某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中，也有“左”的现象。对于这方面的偏差和错误，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曾经进行了几次的检查和纠正。例如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就对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的案件作过一次全面的检查，对于有这类偏差和错误的案件，都分别进行处理。另一方面，也有些反革命分子漏掉了，有的应该逮捕的没有逮捕，有的量刑偏轻了，有的不该释放的释放了。在执行政策中，也有右的现象。这方面的偏差和错误，过去我们注意得比较少，因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这是需要今后加以改进的。总的来说，我们党和政府对于肃反中的偏差和错误，态度从来是严肃的，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随时发现随时纠正，这里，应当说明，在肃反运动中，要求完全不发生偏差和错误，那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在面对面的斗争中，反革命分子狡猾抵赖，群众激于义愤，某些地方难免发生一些过火的行动，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右派分子则不然。他们抓住了肃反工作中个别的偏差和错误，借题发挥，大做其“翻案文章”，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喊叫肃反运动“搞错了”，“错误是主要的”，有人甚至主张组织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平反委员会”。右派分子这样叫嚣，实际上是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揭穿了说，无非是想否定党和政府对肃反运动的正确领导，打击广大人民和肃反工作干部的积极性，抹煞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替反革命分子撑腰而已。当然，肃反斗争的成绩，在右派分子看来，确是极大的“失败”的，确是“糟得很”。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中，这是伟大的胜利，是好得很。广大人民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意志和力量，决不是右派分子所能动摇的。 还有反革命，麻痹会上当 最后，我特别指出，右派分子的所谓“阶级斗争过时了”的谬论，不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严重的歪曲，而且还包藏着一种险恶的政治意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事实正是这样。就肃反工作来说，反革命分子虽然已经被比较彻底地肃清了，但是还有。就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甘肃正宁县就破获了所谓“创造国家人义军国防部”的反革命组织，就是证明。右派分子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想麻痹我们的革命警惕性，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以来，在甘肃地区确有不少同志滋长了一种新的麻痹右倾思想，对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话：“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嗅觉和革命警惕，正确地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我们就把他坚决消灭。

第7版()专栏： 同右派分子评理 刘英源、李　永、李树森、刘德珍、刘世梅、黄润萍、郭树德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听了报告，我们非常高兴和愉快，从报告中了解到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飞快前进，人民的生活稳步上升，社会主义的前途光芒万丈，同时也正确估计了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给我们指出了努力的目标，使我们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增加了信心和勇气，加强了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右派分子的阴谋，他们想推翻人民民主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想点火烧毁我们幸福的家园，以便趁火打劫，把我们拖回到过去黑暗的时代，这种大胆妄为，无耻勾当，使我们气愤填胸。我们要警告右派分子，新中国是我们工人和农民流了无数血汗创造出来的革命成果，谁要想破坏它，或者吃掉它，我们全国六亿人民会举起铁锤、扬起锄头，打得他头破血流。 不允许抹杀我们的成绩 我们都是工人，先说生产：在铁路交通方面，国民党时代的二十二年中，全国铁路仅仅修建了二千六百公里，解放后短短的八年内，已经修建了八千五百多公里。代表们这次看的“移山填海”的电影，就是鹰厦铁路艰巨工程的一部分。这里多山多水，地势险陡，为了缩短线路，我们炸毁了一部分山峰，填平了几华里海湾，使鹰厦路铺平起来，这样的工程，不用说国民党时代，就是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很少见的。 在铁路上工作四十多年的老工人李永代表，在解放前，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自己制造的机车，解放后，短短时期就有了自制的1—5—1型机车，这种机车比旧机车牵引的速度高得多。牵引吨数可达三千多吨。人们对成渝铁路怀着四十年的愿望，这次成渝路通了车，有人亲自抚摸了铁轨，听了火车汽笛声，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宝成铁路秦岭一段坡度太陡，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程师说：不能修火车道，而现在我们已修成了。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工人的生产热情普遍高涨，有的超额完成任务，有的创造新纪录，例如郭树德代表所在的丰台机务段，该段机车牵引吨数，一九四九年的规定是一千八百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二千七百吨，大部分机车都安全行走了几十万公里，其中有一个机车组十年来未出过责任事故，他们的安全行车，已经将近一百万公里，而且省煤、省材料。政府为了爱护工人，也投资改造旧的机车、机件，以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例如冖ㄎㄧ型机车改为绞煤机，自动走油等。李树森代表所在的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比起一九四九年来修理机车的产量和铸钢的产量都提高了三倍，不但数量有很大增加，而且，质量上也大大提高了，例如大修机车的走行公里，过去是三十万公里，由于质量的提高和乘务员的保养，现在已提高到五十万公里。 刘英源代表所在的电力部北京修造厂一九五六年首次全面完成了生产任务。计：全年总产值原计划数是八百七十四万四千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点四；商品产值原计划数八百七十八万四千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点二；劳动生产率原计划八百万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点八；上缴利润原计划二十五万三千元，完成任务百分之三百六十。 黄润萍代表所在的北京农业机械厂，解放前只不过是一个不到一百人的修械所，解放后就改成制造农具的工厂，开始制造马拉犁、耘锄等小型农具，后来生产了摇背收割机；今年以来，学习制造苏联新式农具，适用于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大面积耕地的斯大林6号康拜因，现在已经造出了一百多部。在这短短的几年里，我们从一个不到一百人的简陋的修械所，发展成为一千五百多人的能生产复杂的大型机械的农业机械厂了！这个变化难道是小事情么！ 刘德珍代表所在的西安高压高温热电厂，今年八一就要试运行了，这个厂的困难是没有基础，工作人员没有基本建设经验，由于党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勇敢热情，上下团结一致，人人都兢兢业业的抱着克服困难的决心学技术，钻业务，结果终于达到了国家的标准，完成了计划，并在增产节约中为国家节约二百多万元的资金。刘世梅代表所在的清河制呢厂，在解放前是一个很小的工厂，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一九五一年扩建了一个精纺厂，在一九五四年又扩建了一个长毛绒厂。现在不但能生产多种产品，而且也能生产高级的呢绒，工人们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正在积极想办法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各位代表：右派分子说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不明白，工人弟兄的辛勤创造，为人民谋福利的成功事业，本来是国家和人民的喜事，为什么不应该向祖国人民汇报呢？ 我们在伟大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短短期间做了过去长期做不到的事情，同时节约资金、材料，产品合乎标准、规格，还不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在工作中还培养了一批宝贵的技术力量，为继续发展事业，打下了有力的基础。这一切兴家立业的好气象，右派分子们为什么看不见呢？他们也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都是部长，大知识分子，国家高级干部，为什么昧着良心说胡话呢？为什么抹煞我们工人阶级的成绩呢？ 我们从不回避缺点和困难 是的，我们从来不否认在我们的生产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困难，极需改善和解决，但这和右派的想法不同，右派想夸大我们的缺点，幸灾乐祸，从中取利，所以总是故意找碴。而我们认为暴露缺点，克服困难，解决矛盾，是我们进步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不躲避。我们的缺点首先是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还没有普遍做到，人力、资金、器材还有浪费、积压现象，计划批准下达迟缓，施工往往先松后紧，年终就冬季施工，突击就加班加点，这样又影响到质量。还有些厂非生产人员过多，技术力量配备还不够合理，有些单位还有本位主义，如有的厂技术力量过剩，不愿支援别厂，怕减弱自己的力量。又如陕西鄠县，新建的热电厂，在那里是缺煤、少水，农民种地靠山上下来的水，热电厂用水要与当地订合同，水源须先满足农民浇地的需要，其次才供电厂用，这就造成电厂水源使用上的很多困难，并对该厂发展前途也受到影响，这和调查研究、设计是有关系的。计件工资是好的，但在执行时，还有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缺点。 在制度方面，极需研究和改善的有：关于生产计划问题、工资福利问题、学徒工培养升级的问题，以及如何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等问题，等等。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和缺点的，也许还不止这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而不是像右派说的我们没办法。真正没有办法的，恐怕是右派，交代阴谋吧，又脏又臭，见不得人；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为社会正义所不容。蒙着假面具，耍无赖吧，照妖镜下，活现原形，逃不脱群众的眼睛。倒底怎么办？让我们大家来看右派分子吧！ 我们的生活日益上升 现在谈谈我们的生活。我们坚决反对右派分子挑拨离间，胡说八道，说什么工农生活苦。关于农民生活，许多农民代表已经说过了，农民弟兄的生活是上升的。关于工人，拿石景山发电厂来说，工人们在敌伪和国民党时期，一天到晚工作，累得够呛，还是吃不饱，养不活老婆孩子，像刘德珍代表，八、九岁就种地，十三岁当小工，常常挨饿，瘦得不像人样，解放后，生活大大改善，有吃有穿，长得又红又胖，不但自己提高了文化，子女也念上了中学。一般工厂里的工人，有的买了自行车，有的买了收音机，有的有了缝纫机，有的带上了手表。大部分工人吃上了大米白面。穿的方面过去多数人的衣服都有补钉，现在人人都有一、二套新衣了。解放前工人的孩子们背着拣煤核的破筐子，现在很少见了，而现在见到的，多是背上书包了！过去我们工人被叫做“臭工人”，劳动者被看作低人一等，现在劳动成了光荣的称号，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人普遍的学文化，在工矿企业中，有很多工人作了领导工作。过去不招收女工的厂子，现在招收了很多女工。这些变化是巨大的，是带着根本性的，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曾经受过痛苦的工人们，得到的感受特别深刻，特别亲切。尤其是女工们，在旧社会里受到的压迫特别重，因而她们也坚决反对右派分子把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再拖回到资本主义泥坑中去。我们深深感觉到这样宝贵的革命成果得来不易，无论谁，只要他胆敢有一点点破坏，我们就要用一切力量来保护它。铁的事实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是日益上升的。自然，我们不是说工人的生活就不需要再提高了，我们还不能满足现状，我们将用更多的劳动和智慧为祖国生产更多更好的东西，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我们更加努力生产，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聪明和知识是离不开为人民服务的目的的 右派分子们的谎言是破产了，用以攻击人民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的借口也垮台了。这几天从你们交代问题的态度来看，还是血迷心窍，野心不死，还想乘机捞一把，我们要拿出照妖镜来，照照你们的尾巴有多长。你们自以为是“大知识分子”，聪明绝顶，以为人民群众都是傻瓜，可是为什么你们这种阴谋活动在傻瓜面前逃不脱呢？你们的知识那里去了，傻瓜为什么会掀开了聪敏人罪恶的盖子，而且照出了你们的原形呢？你们错了，聪敏和知识是离不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的，一离开这个目的，就丝毫没有价值了。老实说，群众对你们很清楚，过去不和你们算账，是工人阶级的宽大，你们自己也应当知道，欠过人民的多少债，其中有多少是血债。你们这一小伙右派野心分子，当反革命势力当权的时候，你们勾勾搭搭，有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革命困难的时候，你们摇头摆尾，幸灾乐祸；当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你们投机取巧，脚踏两只船；当革命成功的时候，你们指手划脚，坐享其成。这样还不满足，还口是心非，狼心狗肺，整天策划着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我们说右派野心分子也太不量力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北京市各个工厂工段上每天都有工人们在开会，他们摩拳擦掌要和你们评评理，要你们到工厂和车间去，到矿山矿井里去，到铁道线路上去，到建筑工地上去，那里有数以千百计的职工在怒气冲天地等候着你们，他们要和你们算算总账，看看到底谁有理。

第7版()专栏： 工商业者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反右派斗争 张东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各项报告并建议大会批准通过。 正当着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当着工商业者加紧改造争取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的时候，正当着党展开整风运动以加强领导核心力量的时候，正在这个时候卑鄙无耻的右派分子借党整风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企图削弱和反对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妄想资本主义复辟。这些野心家们的阴谋诡计已为全国人民所识破，全国人民极其愤慨的给予右派分子以毁灭性的反击。可以肯定，右派分子如不老老实实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是愉快的 八年来大多数工商业者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觉悟逐渐有了提高，特别在一九五五年冬，听了毛主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指示以后，觉悟程度更有了显著提高，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可以回忆，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我们工商业者是何等的欢欣鼓舞和兴高彩烈。在高潮以后我们工商业者工作得到了安排，生活更加安定了，大家努力工作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并涌现出了若干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还有剥削，还有消极的一面，还需要继续加强改造，而且这是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的改造，我们也还懂得我们的业务经验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就是这样，争取公方代表的领导，积极地向工人学习，努力克服消极的一面，改造自己，在加强改造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我们这样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受到了工人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们是紧紧跟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我们是幸福的愉快的。 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包藏祸心的右派分子是不喜欢我们这样作的，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动言论。 章乃器居于民建会、全国工商联两会副主任委员的领导地位，他无耻地利用合法地位进行非法活动。他歪曲毛主席的话；他以挑拨的手段来煽动工商界对党和政府不满；他以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等谬论来麻醉工商业者，促使工商业者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他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来诬蔑社会主义，歌颂资本主义，鼓动工商业者留恋资本主义；他歪曲斯大林的话，故意丑化共产党员，企图削弱和反对党的领导。章乃器就是这样一贯地在工商界播散毒素，拖工商界下水，鼓动工商业者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章乃器的言论不是调动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促使发挥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消极性，章乃器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商业者，懂得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抛弃幸福光明而重罹灾难，右派分子的估计是错误的愚蠢的，我们是坚决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提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言论对工商界的危害性。就济南市工商界情况来说，当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发出之后，曾经引起了讲习班一部分学员的思想混乱。有的学员已经初步弄通了的道理，在认识上又发生了动摇；有的说，再说改造是脱胎换骨就是教条主义；甚至有的人拿着报纸对工人说：“咱们一样啦，只是先进与落后嘛。”从这些具体事例来看，章乃器的谬论不是起到了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抹煞阶级领导关系的恶劣作用吗？这不是危害是什么呢？必须明确，这不是言论和理论问题，这是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所幸，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开展以后，经过对右派分子进行揭发和批判，章乃器散布的毒素正在逐步消除。但是我们不能不痛恨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给工商界带来的恶劣影响。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对一切右派分子的言论进行无情的揭发和彻底的批判，坚决的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完全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不获全胜誓不收兵。 思想改造一刻也不容许放松 另外，我还要谈一谈工商业者思想改造问题。很多人觉得生产资料交出来了，还不算积极吗？还能说不接受改造吗？是的，应当说是积极的，也是接受改造的具体表现。但这只是解决所有制范畴的问题，而且还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更多的较深刻的涉及到思想意识范畴的问题。应当明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但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所有制的变化而完全改变过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但资本主义思想意识还保留着。当前工商界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康的现象，例如有的人说：“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有的把社会主义竞赛搞成竞争；对企业不够关切，对国家资财不够爱护等，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具体反映，这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工商业者的思想与章乃器的谬论起着共鸣。这一切事实有力的说明了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是不自觉地以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处理的，就是有些处理得比较恰当的事务，也不是完全有意识地服从了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利益出发的。这就是说生产资料交出了，口头上也拥护社会主义，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一切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是不够明确不够坚定的。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加强思想改造实是我们一刻也不容放松的事，只有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才能够真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第7版()专栏： 一切右派分子都是害人的狐狸精 乐松生、浦洁修代表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拥护周总理和各位负责同志在大会上所作的各项报告。周总理的报告，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人民政府在过去一段工作中的卓越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和政府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已经可以肯定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有利的基础，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从各项数字中，雄辩地说明了我国的工农业生产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已经初步改变了过去落后的农业国的面貌，保证了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力量，农业生产虽然遭受到去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成就，仍然保持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水平，帮助了农民度过了灾荒，这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遵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空前未有的发展，从而为改善全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创造有利的前提。缺点只是微乎其微，也是容易克服的。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借着党整风的机会，散播毒素，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无耻勾当，我们坚决和他们划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界限，他们的反动言论和行为，就是毒草，在人民面前是不值一击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能够认识到什么是鲜花，什么是毒草，大家在认识到右派分子的反动面貌以后，是多么愤慨呀！对他们的危害性，表示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认真检讨和改正他们的错误，不要自绝于人民。我们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绝不允许我们国家再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道路上去，我们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和他们进行斗争到底。 斥章乃器 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中，章乃器一贯地歪曲党的政策，并以丑化工人阶级、美化资产阶级的手法，来迎合工商界中存在的消极性，他所散播的毒素，对于工商界来说，是有很大危害性的。如北京市工商界短期讲习班的学员，就受了他的谬论的影响，随声附和地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否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本质上的区别，否认定息是剥削等等，从而放松了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和积极工作的热情，甚至有少数人片面地要求劳保福利和生活待遇等。他的一系列的荒谬言论，显然是企图反对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这绝不是什么思想上和言论上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业者经过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已逐步认清了章乃器的真实反动面貌，斥责他企图把我们拖回到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目前章乃器仍然坚持错误，真是令人气愤，我们要求对章乃器的错误加以严肃处理，要求他迅速改正错误，不要自绝于人民。 自从反右派分子斗争开始后，我们进一步揭发了北京市工商界中阎少青、吴金萃、张焕尧等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他们的检讨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反动言行有他们自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的反动言论，同样在北京市工商界中有它的危害性，同时受到了章乃器谬论的影响，他们才是这样嚣张的。从大家的揭发中，还说出了张焕尧企图拉着吴金萃、阎少青和章乃器谈话，我们已经要求张焕尧交代他和章乃器的关系，我们也一定要章乃器自己检查一下。 我们北京市民建和工商联两个地方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市工商业者一道正展开与一切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工作，我们也曾请孙晓村同志给短期讲习班作了报告。有的学员听了报告以后，对过去受右派分子的毒素，表示愤慨，如有的学员说：“听了章乃器的话，几乎把两个月的学习收获都忘干净了，幸而孙老师的报告，挽救了我！”有的学习小组全组联名写了信，表明他们过去中了章乃器的毒素，今天要与他划清思想界限，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北京市工商业者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家的思想有所提高，政治嗅觉也开始锐敏起来，大家说：一切右派分子都是害人的狐狸精，我们一定要反对他们到底，绝不允许他们挑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他们坚决地异口同声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才可以使得工商业者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的道路，改变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我们代表北京市工商业的全体私方人员，完全拥护毛主席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提高思想，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展开坚决斗争！ 斥毕鸣岐工商业者代表们： 我们坚决不同意右派分子毕鸣岐今早在大会上所作的检讨。我们认为他过去所发表的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在工商界中所起的恶毒影响，与章乃器一样有严重的危害性。 今天他在庄严的大会上，还抱着不老实态度，避重就轻地假检讨一番，企图蒙混过关，我们是决不能允许的。 我们要警告毕鸣岐，只有彻底交代你从开国以来一贯利用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假积极；另一方面利用挑拨、歪曲等卑鄙手段，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和你的行动所造成的不利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事实，才能痛改前非，不自绝于人民。 国药问题 我现在仅代表我个人就国药问题再发表点意见： 目前市场上国药供应不足，部分药材经常脱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首先是由于解放后城乡人民生活提高，过去没有条件看病吃药的，现在也有能力吃药了，因而药材需要量逐年都在增加。以北京市为例，据市药材公司统计，一九五七年第一季度，全市国药业营业额即达到六百二十二万余元（其中国营户二百四十三万元，公私合营户三百二十九万元），比一九五六年同一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五，而目前中药材的生产距离需要还差得多，同时药材大部是农作物，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一些影响，有的产区遇到水灾、风灾，势必就会减产，这样就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现象。 其次，我认为是由于有的部门在药材生产和收购问题上注意得还不够，有一部分药材收购价格偏低，有的药材在收购时没有很好地按质论价，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还由于药材的性质比较复杂，种类繁多，产地广阔，生产药材和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些联系，而几年来经营药材机构的领导关系却变动频繁，推来推去，往返交接，也影响了药材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还不到三年的时间，药材公司的领导关系就改变了三次。在一九五五年初，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级药材公司，由商业部统一领导，改变了过去由供销社、土产、贸易等公司分散经营的状况。可是在一九五五年全国药材专业会议以后，又由商业部移交给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五六年第二次全国药材专业会议以后，又由合作社划归商业部门领导。又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药材系统经理会议上，又决定把中药材机构由商业部移交卫生部。就这样，药材公司常年在办理交接，在业务经营上难免受到了影响。我认为这不能不算问题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当前药材供应问题，我建议： （1）适当调整部分药材的收购价格，按质论价。特别是货源不足的药材，应鼓励农民生产。 （2）加强药材经营业务的领导。药材公司仍应由商业部统一领导，不应划归卫生部。但卫生部对药剂制造，应该进行监督。 （3）改善药材储备工作，适当增加一些必要设备，有的药材应该保持一定的储备量，以应急需。

第8版()专栏： 严斥右派分子并谈怎样发展戏曲工作 常香玉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并且拥护对右派分子所作的严正的教训。 我们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认清了谁是亲人 我是一个演员，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苦“戏子”，在新社会我是一个自豪的人民演员。我现在代表我们戏曲工作者，要说几句心窝里要说的话。 这些日子，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为，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引起了我们的仇恨。在旧社会，演员所受的苦处大家是知道的，真是在前台强作欢笑，回后台眼泪巴巴。官僚、地主、国民党、封建把头、十大恶、八大害压在演员头上的可说是样样俱全。要欺负你，他们有的是杀人的手枪；要赶走你，他们有的是特务、流氓和恶棍。把我们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流浪到东，又漂流到西。天不留，地不收，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中国之大，却没有一块地方是我们演员的安身之处。多少演员遭到他们的玩弄，多少演员遭到他们的杀害。别的不说，就在和我同台演戏的演员中，我就亲眼看到有两个死在他们的手中！豫剧演员杨桂云的爸爸在开封被国民党特务炸死，马小明、杨老二被他们炸伤。还有一个很有天才的青年女演员名叫喜顺的小妹妹，在密县演出时，被一个反动军官的团长看上了，要霸占她，因为没答应，竟被他们暗枪打死。还有大批的有才能的好演员，被逼的停止了演唱，离开了她们心爱的舞台。像十六年没演戏的豫剧名演员司凤英，十七年没演戏的汉剧名演员陈伯华，十八年没演戏的山西梆子名演员贾桂林……等，就都是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制度下遭到了不幸。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她们的舞台生命再能复活，可是中国共产党救活了中国，也救活她们的艺术生命。使她们在舞台上青春再现，又受到千千万万观众们的欢迎。同时党在艺术上尤其善于领导我们，关怀我们，为我们办了许多戏曲学校，为我们建立了许多剧院。把许多地方戏曲拍成电影，把许多古老的戏种救活。还帮助我们挖掘了五万多个传统剧目……。右派分子说党领导不了文艺，这些巨大成绩，便是对他们无情的驳斥。共产党的好处我们也和其他各界人民的感受一样，真是好的很，党的好处叫我站在讲台上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所以我们演员们常说，演员有了共产党，就像是没有娘的孩子找到了娘。我们的生活经历，使我们认清了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仇敌。右派分子！你们的阴谋诡计，是反动罪恶的复辟，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彻底消灭你！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并且还要领上我们儿子和孙子！ 我们所以要与右派分子誓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的心事相反，我们要爱党，他们要反党。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要破坏社会主义。我原来有些奇怪，我想这样好的党，这样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右派分子还要来反对呢？为什么我们感到好的很，他们偏偏说不好呢？后来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才弄清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立场问题。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立场不同，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看法和感受也就两样。在戏剧界也是如此，比如那些右派分子硬说共产党不好，妄想搞什么“政治设计院”，但我们确认为共产党实在好的很。因为艺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政治地位提高了，日子过的幸福了，艺术事业得以大大的发展了。这和旧社会那种苦日子比起来自然是太好了。而那些右派分子们，乃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是军阀、政客和大腹便便的享福人，哪里知道人民在旧社会的苦楚呢？所以同样是旧社会，人民痛恨它，右派分子却喜欢它，你看他们不是说：“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吗？他们还说肃反搞糟了，要替“他们”平反。但在我们演员看来，偏偏认为这事好的很，不但没有错，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应该和正确。在这些军阀、政客看来，他们在旧社会砸戏院子，压迫演员甚至杀人害命就都是应该的，但在我们演员们看起来，那便是万万个不应该，并且要坚决反对它。啊！我完全明白了，他们的立场原来如此。他们在党的照妖镜下，一个个现出了丑恶原形。 所以无怪乎他们对新中国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一笔抹煞；反而血口喷人，把这样可爱的新中国说成是一团漆黑。现在我们要严正的告诉右派分子：反动派、旧社会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已经看清了你们那种反党、反人民的伎俩是要使人民重回到旧社会，再叫人民去当奴隶、作牛马。并且至今还有些右派分子执迷不悟；还在人民的面前摆来摆去。如果你们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赶快“憣然悔悟，接受改造”，向人民低头认罪的话，你们可要记着：解放军志愿军，他们有百发百中的机关枪，工人们，他们有毫不留情的大铁锤，农民们，他们有结结实实的硬扁担，我们戏曲界还有着件件精通的十八般武器。干脆明确的告诉你们：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放松，决不留情的！ 关于发展戏曲工作的两项建议 此外，为了进一步贯彻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于人民文化生活的指示”，我有两点建议： （一）大力提倡民办科班，解决各剧种后继人才不足的矛盾 总理在报告中说：“除了国家办学以外，我们应该积极提倡集体办学，个人办学，充分发挥社会集团和群众的力量，以补充国家力量之不足。”这个指示虽然说的是教育界，但同样适合于我们戏曲界。 解放后我们国家为了培养戏曲人材，曾经想了许多办法，办了许多戏曲学校，但是却忽视了民办科班的传统作用。因而重点的培养了国家戏曲学校，这当然是应该的。而对于民办科班的提倡和支持则是不够的。不但在人力财力上帮助很少，甚至有个别人还常常片面强调它们的缺点。说它们制度封建不讲民主；说它们方法落后违反科学（老办法当然是有缺点的）。以致在已经收有学生的剧团中，则放之任之，听其自流；想收学生的也就望而生畏，不敢尝试了。 在训练的方法上有些也不合乎我国戏曲艺术的规律。普遍的毛病是在苦学苦练上要求不严。一严了就说不民主，学生就可以不讲方式，不择环境提老师的意见，以致弄得老师不但不敢认真要求学生，甚至往往把老师难为的哭鼻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老师傅的艺术能以都教出来，学生的学业能够青出于蓝。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学艺就是要受罪吃苦的，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能文能武，唱做俱佳的好演员。要学戏曲这一套东西，学的人本身必需有十足的毅力，同时在客观上还要受特殊的挟磨，一切有成就的戏曲演员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所以要学戏就得接受严格的要求，就得苦学苦练，想找一条省事而容易的便道是没有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青年戏曲演员的健康成长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我自己也和许多戏曲艺人一样，为此焦急。依靠国家戏曲学校吧？培养的人数实在太少，供不上全国剧团的需要，而且这些学校只能照顾到几个大的剧种，更多的中小型剧种戏校里又顾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私人带徒弟吧？不但人数很少，且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也是问题。怎么办呢？我认为大力提倡民办科班是解决各个剧种后继人材的好办法，特别是提倡剧团自办科班。 剧团自办科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他们有老艺人，有名演员，师资问题不用作难。他们有舞台，又有乐队和服装，学生实践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些条件好的剧团，经济并不困难，这样经费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自从中央号召大力挖掘遗产和尊重老艺人以来，艺人们对培养下一代的热情很高，大家都在鼓足精神，跃跃欲试。只要中央加以大力提倡，他们一定会不服老，不惜力的。中央不但要大力提倡，同时还希望文化部能订出一些具体扶持和奖励的办法：如定期举行青年演员和民办科班的观摩会演，如拨出一定的文化事业费用来奖励办科班的剧团，奖励有成绩的老艺人（指师傅）、领导人和青年演员。此外如规定各地政府对于办有科班的剧团，应加以特殊的照顾，以及帮助他们改善师生关系问题等等。 总之只要领导上大力提倡并给以适当的奖励，再和艺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花钱不多，费力不大，而民办科班在培养戏曲后继人材上所起的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总理的指示，使我们找到了关键的锁钥。 （二）在戏曲剧团中实行“基薪分酬工资制” 总理在报告中说：“国家只能集中的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为了具体贯彻总理这个“走向自给”的指示，我认为改变目前戏曲剧团的评级评薪制度，实行“基薪分酬工资制”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这种办法，基本上是量入为出的，也是符合按劳取酬标准的。 文艺方面的级别和工资等级，本来是很难制定的。比如作家，就很难说某人是一级作家，某人是二级作家，更很难固定他每月的劳动报酬，因为这个报酬（工资）的多少，只有根据他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作标准才算合理。戏曲艺术基本上也是如此，同时一个剧种有一个剧种的艺术特点，一个剧团也有一个剧团的具体情况，而且生、旦、净、末、丑，行行出状元，还有音乐、导演、编剧、舞台美术等也都各有专长。事实上，艺术标准很难给它统一规定，但是各个国营剧团现在都是按照中央文化部颁布的办法评级评薪，办法分为十六级，某级又规定了一定的工资数目。我认为这种办法用于行政机关则可，用于戏曲剧团就不够恰当。还有一些剧团在评级评薪以后，由于固定了工资，政府就要每月拿出钱来给剧团发薪金。今年三月我在焦作市演出时，该市的豫剧团就是这样，而在未实行固定工资以前，这个剧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想就是这种评级评薪的工资制度不适合于剧团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 戏曲界在工资方面从前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包帐班，即固定薪金制；一种是共和班，即死分活批工资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我觉着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再加以适当的补充，就是一种可行的工资制度或者给它定名为“基薪分酬工资制”，其主要作法是： 1、先按照剧团每个工作人员的最低生活标准，定个基数作为基薪，按月发给，以保证他本人及家庭生活不至冻馁。 2、在剧团收入中分别抽出一定的百分比，作为剧团的基金、剧团的建设费和福利金等，以保证剧团人员在淡季时节生活和艺术创造的进行。 3、在提出了剧团的建设费和基金、福利金之后，所节余的收入由全团（除固定工资人员外如炊事员等）成员按分数共分。 4、每人各占几分由大家民主评定，由团委会核准，月终公分一次。评分的标准可根据每人的艺术质量、劳动态度，并结合具体人和剧团的具体情况规定内容。 5、评定的期间可暂定半年左右一次。 这样的工资制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它可以自然的加强艺术实践，因为不多演出就分不到更多的工资；它还可以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因为剧团演出的戏不好，观众就可以不看你的戏，本人的艺术提不高，你就拿不到较多的劳动报酬；特别是它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补贴，因为这种工资制是自给自足的，属于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的范畴。 同时在剧团实行这种办法比较习惯，大家也容易接受：因为工资小的人，由于有了基薪保证了自己的生活，而薪金较大的人，又有了按劳分酬的好处，可以弥补基薪之不足。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我认为“基薪分酬制”在解决戏曲剧团中的工资矛盾问题上，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并且我主张在已经实行评级评薪的国营剧团中也逐步改行这个办法。来贯彻总理这个文艺事业“走向自给”的指示。

第8版()专栏： 党和政府是怎样保护文物的？ 郑振铎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和李、薄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 我现在就我所比较熟悉的保护文物工作，作一个报告，证明党和政府是怎样关心于保护地上、地下的古代文物和革命文物以及图书资料的。 有好些右派分子老是若讽若讥的说，党和政府是不保护古代文物的，图书资料是从不加以收集和整理的，古代建筑是听任其塌倒而不加以修整的，甚至说，解放八年来，党和政府对于文物“只有破坏，没有保护”。我对于这些谰言谎语，不能不表示万分的愤怒！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用古代文物的保护者的面目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是决不会这样闭着眼睛说瞎话的。 各位代表们是十分关心图书文物的保护工作的。让我们回想起解放前的那个黑暗时代，那个帝国主义者们勾结了反动统治者怎样地把祖国的最宝贵的文物盗运出口的辛酸时代吧。到过洛阳龙门的人们都会愤怒的控诉帝国主义者把宾阳洞里最精美的北魏时代的两大幅帝、后礼佛图的浮雕凿了下来，盗运到美帝国去的可鄙可恨的事实。看见一具甜蜜地微笑着的佛头，就会用斧头斫了下来，甚至连一只雕斫得十分秀丽的手，也没有放过了它。许多帝国主义者的博物馆里，私人收藏家里，所陈列着的三代鼎彝、玉器，秦、汉砖瓦、铜镜，南北朝造像，隋唐泥俑和三彩器皿，唐、宋、元、明以来的最精美的绘画、瓷器、家俱、装饰品等等，甚至整座的古建筑，那一件不是明目张胆地被盗运出去的！至于图书资料则偷漏出去的更多了。各省、市的地方志和家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得最多。他们为什么要收集中国的这些第一手的原始的资源材料？近代史的资料，他们也罗致得尽可能地多。这些仅是好心肠的文献资料的收集么？有一个美国人曾经大言道：“再过若干年，要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恐怕非到美国来不可了。” 但他们的幻想并不曾实现，也永远不会实现了！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古代的和革命的文物和图书馆资料的保护工作。（远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的年代里，八路军就曾以血和汗抢救了四千多卷金代刻本的赵城藏出来。山东省解放后，就立即成立了好几处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在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文物局，作为负责保护文物的专门机构，在各省、市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重点地区，成立了文物工作队和若干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管所等。政务院公布了好几件有关保护文物的法令和决定，根绝了帝国主义者们盗运我国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出口的道路。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的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才有机会能够看到过去所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的祖国许多出土的和收集来的重要文物和图书资料。 这八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文物工作也有空前的发展。首先是培养干部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解放初期，全所只有三十七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八倍，即二百九十二人。从一九五二年起到一九五五年止，每年都举办一次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抽调各省、市若干干部参加学习，一共训练了三百四十一人。一九五六年后，若干省、市（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都举办了考古人员训练班或考古人员讲习会，这就保证了考古发掘工作的质量的不断提高。配合了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建设，这些考古工作人员，清理了古文化遗址一百六十五处，古墓葬二万七千一百八十七座，获得了除数以百万计的陶片以外的文物三十六万二千零二十六件。这些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有许多是十分重要的。像山西襄汾县的丁村和曲沃县的里村西沟两处的旧石器遗址；陕西西安半坡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现已成为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博物馆）；三门峡水库范围内发现的西周虢太子墓；河南信阳发现的楚国木椁墓（出土漆器、木器近三百件，铜器近二百件，竹简一百二十多根）；西安、沣西的西周遗址发现的车马坑；云南晋宁发现的汉代铜器、金器等等，一时也举之不尽。在过去，那些发现的文物，都会是流散到帝国主义的国家里的，但如今是完整地、妥善地为我们所保护、保存，并加以整理，予以研究。中国的科学家们、艺术家们是万分兴奋地听到这些重大消息，并且能够很快地就看到这些出土物的。这不是一个空前的考古工作的大时代么？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决不会在短时间内有那末大的成绩的。 关于保护古代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方面，党和政府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一个艰巨而费用浩大的事业，但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在精打细算，不浪费、不铺张的方针下，八年来基本上保护了古代重要的寺庙、宫殿、城墙、桥梁、石阙、砖塔、木塔等。像长城，山西五台寺的唐代建筑南禅寺和佛光寺，河北赵州的大石桥，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曲阜的孔庙、孔林，北京的故宫，苏州的好些园林，南京和其他地方的太平天国遗址等等，不仅予以坚决的保护，妥善的保管，而且加以必要的修缮。对全国范围内，由中央主持或设计的古建筑共有一百二十四处。瑞金、上海、广州、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建筑物，也都已予以保护和修缮。 关于流传有自散失在全国各地的文物、图书、资料等，党和政府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在收集、在整理。单是中央文化部所收集到的珍贵的图书、绘画、铜器、瓷器等等就有十五万五千九百六十八件。在上海在收集到的图书文物的基础上，成立了几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和一个一个陈列品十分灿烂可观的大博物馆。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在八年来也都大大地充实起来了。北京图书馆在八年来所收集的善本图书，就比解放前三十八年的总和超过了一倍多！解放时，北京图书馆全部藏书只有一百万册左右，现在，已经有四百四十万册了！ 为了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一九五六年，就通知各地文化部门，从事于文物普查工作，这个工作，动员并组织了各地区的社会力量。在今年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各省、市所调查并经省、市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共为六千五百一十三个，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项目。像在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象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 这样的保护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方向地大力地进行着，不仅是过去时代所不曾梦想过的，而且也是任何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够设想过去办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罢在面前，完全足以打垮右派分子所谓“只有破坏，没有保护”的谰言谎语！ 当然，在那末地域广大、工作繁复、人力不足的情况下，若干错误和缺点是难于避免的。像在考古发掘工作方面，质量是还不够理想；在保护古建筑方面，还有些不够细致的地方等等。但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例如，有好些人提出的关于图书的积压和整理问题，我们就想立即进行扫清积压现象，尽快地编目公开，供给专家们的应用。对这些工作我们是要随时检查，随时加以纠正的。同时，在某些地方，个别领导同志，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足。这是我们工作的缺点。我们应当继续宣传党和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更好地做好保护和整理文物的工作，使它对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8版()专栏： 云南妇女在龙云统治时期灾难深重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自由和幸福 李桂英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报告以及其他的报告。 最近右派分子到处点火，散布反动言论，我们云南各族妇女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愤恨。曾经统治云南十八年的龙云，一贯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近一段时期，他以为“时机到了”，公然来我们少数民族中间寻找市场，进行阴谋活动。我是一个云南彝族妇女，有责任代表云南各族妇女在这里控诉龙云的滔天罪行。 大家也许听说过了，国民党——龙云统治下的云南，有特别苛重的地租高利贷，还有数不清的苛捐杂派。各族妇女虽然跟男子一道，常年辛勤地劳动，但是“不掼谷子心不酸，一掼谷子泪汪汪”，一年血汗换来的粮食，被剥削者搜刮得空空，结果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家媳妇只得去找“山茅野菜千家饭”，望着挨饥受冻的公婆儿女掉眼泪，还有“蒋家”军队又龙家军队，一批又一批的抓兵，还有春荒又秋荒，一年又一年的灾荒；“鸦片王国”的毒害，还会使人倾家荡产；反动统治阶级给你安个罪名就“抄家灭门”；结果就要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忍受着那骨肉分离的苦痛。 土皇帝不知制造了多少“白毛女” 在国民党——龙云统治下，各族妇女还受了说也说不完的迫害和凌辱。龙云派来征服少数民族的军队和官吏，借口“剿匪”，“平乱”，“铲烟”，来了就烧杀抢掳，抓住妇女就奸淫，而后杀害；“龙三公子”就是从荒淫无耻、杀人放火而臭名远扬的，被他仗着权势绑去强奸迫害的，不知有多少；土皇帝及封建统治阶级，不知制造了多少有苦无处诉的“白毛女”；蓄童养媳，强迫婚姻，买卖婚姻，乃至“抢婚”“劫妻”，成了合乎“封建王法”的风气，多少妇女因此而丧失了生命。 在当时，妇女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除了“龙姑太”等少数统治阶级的“母老虎”外，劳动妇女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莫说“读书做官”，与闻政事，就是在村寨里说一两句话，也要诬蔑为“公鸡不叫母鸡叫”，当着不吉不利，无法无天而遭到斥责；甚至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举办民族青年的节日，都要受到“风俗改良委员会”的取缔，麻粟坡督办及其巡缉队，就是用大镰刀撕破妇女的裙子，割妇女的辫子，武装弹压男女青年的歌舞；云南少数民族有的在高寒山区，有的在炎热瘴区，地方病很多，加上穷困落后，没有任何卫生条件，孕妇、产妇、婴儿的疾病很多，死亡率很大，宜良蓬莱乡张陈氏生了十一个孩子都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死了，但是龙云宁可拿人民的血汗装腰包，去当美国的存款大老板，宁可劳民伤财，大修特修他的“公馆”，“别墅”和池沼园林，根本就不管人民的死活，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在当时就不知道天下有一种医疗卫生。 解放了妇女　锻炼了妇女 泡在云南血泪里的云南各族妇女，好容易得到了解放，不管龙云怎样恼恨解放军进入云南，反正我们是“冲开乌云见太阳”了，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我们的枷锁敲碎了，我们获得了自由和社会上的平等权利，而且有了法律的保障，接着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了，农民翻了身，妇女也从根本意义上得到了解放，把压迫妇女的反动阶级消灭了。不管龙云怎么叫喊“土改搞糟了”“镇反搞错了”，反正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板”掀掉了，农村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人民民主专政，封建统治是万万复辟不了的。现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省范围内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才有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放各族人民，特别是解放各族妇女。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落后，才能无限量的富裕和发展。这个信念有铁的事实根据，应该公开回答给龙云：合作化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适合得很，好的很，人民的生活在不断地得到了提高，群众满意的很！ 两个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妇女，也锻炼了妇女，从实际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峨山彝族自治县有彝族妇女担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区长、科长；弥勒彝族自治县，有县区机关妇女干部二百一十一人，女乡长七十三人。在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都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参加各项工作，在社会上涌现了大量的女合作社社长、生产队长、先进生产者，她们成了妇女的表率，在她们的帮助下，妇女再不是“低”头“顺”耳的奴才相了，她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妇女儿童的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了，不但增加了一般卫生机构，还设立了专门的妇幼保健机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二十七个机构，其中有四个是专门属于妇幼的，此外，每乡都有接生站，村村都有新法接生员，妇女的卫生常识也提高了，妇幼死亡率显著减少了，许多过去死了孩子的母亲，都说：“早解放几年就好了，那么我的小孩也会保住了。”许多地区的妇女参加了扫盲学习，宜良五一社一百四十三户中，就有八十一个妇女学会了二百个以上的生字，在农村里可以常常看到女社员在工余读书写字，许多合作社的女干部已经学会了记工分，记生产计划。进小学的女孩子也多了，谁还敢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呢？妇女们说：“翻身翻得最大的是我们，解放得最多的是我们。”说实在话。 使老年人也变年青了 我们完全清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它能够不断发展生产，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正因为这一点，各族妇女才把合作化当作彻底解放自己的保证。宜良永新社，八百四十四户，由于连年增产，原来占百分之七十缺粮的，办社后，只有二十一户了，去年一年内就买了新棉被五百四十床。群众说：“过去山茅野菜半年粮，今年白米饭上加块肉。”张张氏说：“过去肋挂肋，柳挂柳，十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我活了七十三岁，年年就是蓑衣‘处嘴被’，想不到现在倒还盖上了新被子穿上了新棉衣。”她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化，使老年人也变年青了。 正因为合作化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农村呈现了一片新气象，妇女在生产战线上的作用显得重要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差不多所有的社，都有妇女参加社务管理和生产管理，永新社女全劳动力的出勤达标准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七，?麓县修水利十八万工，其中女工就有十万，一共修五百项小型水利工程。玉溪专区妇女学会用打谷机的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学会用双铧犁的有一万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富源县海巴乡的妇女创造了高温蒸肥法；金平县和平社妇女主任带头组织妇女积了四十万斤肥，改变了原来不积肥的习惯。由于许多社都解决了同工同酬，合理安排农活、副业及家务，照顾妇女特点等问题，妇女积极性就不断发挥起来了。 打倒虎狼　铲除毒草 云南各族妇女和各族人民，现在正在满怀信心地展开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运动，万众一心地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努力着，大家确信不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就会出现愈来愈美好的光景！ 但是，代表们，现在公然还有与人民水火不相容的右派分子，我们愈欢欣鼓舞，他们愈深恶痛绝；我们愈热火朝天，他们愈丧心病狂。已经死亡的阶级，还想借尸还魂，还想临死挣扎；他们是吃惯了羊的虎狼，他们是带着保护色的毒蛇，他们是诡计多端的野心家！ 难道还要我们回到国民党——龙云的统治下面吗？难道还再要我们回到血淋淋的屠场上等死吗？要叫我们丢开胜利的果实又去受苦受难吗？我要代表云南各民族的妇女，严正警告右派野心分子们，不，绝对不能！ 代表们，指头抵不了天，泥鳅搅不了长江水，少数右派分子违反不了六亿人民的意志，让我们团结起来，举起锄头、镰刀，握紧拳头，一齐动手，打倒虎狼、铲掉毒草，对于那些乱说乱动的野心分子一定要给予他们应得的制裁！

第8版()专栏： 写在病榻之旁 李承干的发言 我于六月二十六日听到周总理报告后，就因病住医院，本来不打算发言。后来看到萧龙友老先生病中的书面发言，我才想谈一谈。 首先，我汇报一下我们国家计量局的工作情况。 我局成立以来，虽已两年多，虽然经过一些努力，但因人力和设备，都没有配齐，尚不能照目前的要求，为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服务。迄今还只做了一点准备工作。从去年年底，我局业务归国家技术委员会指导后，近来工作较为活跃起来。 今年春国务院又指示各省市成立计量机构，国家技术委员会又打算把第一机械工业部工具科学研究院计量部分和我局合并改组，以充实技术和设备力量，现正在准备中，同时中央各工业部门也感觉没有标准的计量就没法审定其成果。从此我局的计量工作，可望在国家技术委员会切实指导下，有中央各工业部门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的人力、财力的支援下得以开展。这样，也可以对工业生产的标准化、合作化、自动化和互换性起一定的作用；也可以使交易、卫生、安全等得到了正确公允的保证。当然这还要我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才能达到目的，并请各方面多多督促。 至于大家所期望的计量单位的名称，还在研究和征求意见中。这事不可能得到完全一致的意见，希望各方面破除成见，拟出较妥的方案，才可以及早确定下来。 其次，我谈一谈关于右派分子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过的好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理想最优越的制度，也是世界人类的最高形式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在目下国内外还有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不民主不能广泛吸收群众意见，不集中则一盘散沙无法执行工作，所以民主集中制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各机关的主要人不一定都是党员，就是少数部门党员人数多一些，也是由于工作性质的需要。事实上，并没有“党天下”的情况。国家制度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政策方针必须依照这制度进行；党的领导，就是政策方针的领导，这是必要的。有些人说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更是牵强不合理之谈。又有人说解放以来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那只要看看城乡有没有乞丐，有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凡此种种右派分子谬论，只有一些心里有疙瘩的人，一些被误斗过还存在气愤的人，一些社会关系不正常的人，一些无知的青年，才会一时被蒙蔽，但一经解释和批评可能就会醒悟，容易改变过来。我所要说的，只是少数身当人民代表身任要职又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些右派分子的人。他们是有意捣乱，有意破坏国家。这些人如不向人民俯首认罪，人民是不会允许的。应当把他们当做敌人看待，治以国法。 第三，贯彻党的整风运动并加强一般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次党的整风运动是为了搞好党的领导，要党外人士帮助是想认真把这运动搞好。现在的党员大多数是解放后吸收的，没有受过剧烈斗争的考验，党的教育还不够，我以为在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并与他们划清界限之后，应该借整风好好把他们锻炼起来，这是必要的，我认为应该贯彻下去。同时更应该加强一般党外人员的政治思想学习，而学习除应深刻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基础课外，首先应注意着重学习共产主义道德，如刘少奇委员长所著的“党员的修养”也该深入学习。 最后，我谈一谈勤俭建国问题。 毛主席、周总理和各首长都指示我们要勤俭建国，我们应该切实遵守。我国未开垦的地很多，未开发的资源很多，应该建设还未建设的很多，有待积累资金来做的很多。所以我们大家要勤俭做去，才能自力更生，把国家建设好。 听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有很多还利用旧设备生产，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国人民有优良的勤俭传统，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扬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