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计划完成得很好 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10.8％，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很快 二十九个规模巨大的厂矿企业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 新华社20日讯　今年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计划完成得很好。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到6月底，全国累计工业总产值已经完成全年计划49.6％，比去年同期增加10.8％。这个发展速度，是在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31％、去年农业又遭受严重灾荒的基础上达到的。 中央十三个工业部除了电力、森林工业没有完成总产值计划以外，其余十一个部全部超额完成了一、二两个季度的累计总产值计划。 今年上半年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原料工业的生产仍然增长很快，计划也完成得比较好。钢和钢材的产量都已超过全年计划一半以上，比去年同期分别增产24％和41％。上半年全国共计生产出二百四十九万多吨钢，比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1943年的全部产量（九十多万吨）还多一倍半以上。其他产品同去年上半年比较，原煤增产七百万吨，原油增产九万三千吨，生铁增产五十四万六千吨，水泥增产二十八万八千吨。电力工业上半年的售电量计划也已经完成，保证了用户的需要；由于厂用电率和线路损失率进一步降低，没有完成发电量计划，但是比去年同期多生产了十亿多度电。 由于以上这些原料工业的增产，今年年初发生的某些物资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现在开始有所改善。 机械制造工业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停止了新式农具的生产，同时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减少，供应建设单位需要的产品也相应减少，但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的生产总值，仍然比去年上半年有所增长；主要产品如机床、发电机、电动机的产量，比去年上半年分别增加15％、22％和20％。各地机械制造工厂上半年还试制成功了大批新产品。其中如加工C616车床主轴箱用的联动机床，远距离送电用的容量二万千伏安、电压二十二万伏特的高压巨型电力变压器，C8552型的多刀半自动钢锭切断机等，都是我国工业上急需要、而且是技术上头等的产品。 食品、纺织和轻工业因为农业生产去年遭受了自然灾害，有些产品如棉纱、棉布、食糖等原料供应不够，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减产，但是由于各部门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结果，十一种主要产品有七种已经完成全年计划一半以上。其中食糖完成了全年计划58％，机制纸的产量比去年上半年增加30％。纺织工业部门节约原棉的成绩也很好。纺织工业部所属各厂上半年原棉质量不好，但是平均每件纱的用棉量比去年少用了一公斤多，总计可以节约棉花一百八十五万多公斤。如果把这些节约的棉花全部制成布匹，能多生产一千三百万公尺布。 新华社20日讯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957年上半年全国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三十六亿九千万元，为年度计划的33.3％，其中建筑安装工程完成二十三亿二千万元，为年度计划的35.3％，比去年同期为高。全国建筑安装企业，也完成全年计划工作量的38％，比过去各年都高。 上半年中央各部全部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限额以上厂矿单位计二十九个，其中属于“一五六”项者七个。这些厂矿，都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它们的规模巨大，技术先进。其中有煤井、热电站、特殊钢厂、肥料厂和制药厂等。由于这些重点建设工程的投入生产，以及其他许多限额以下建设项目的交工动用，全国上半年新增的固定资产价值十六亿一千万元。中央各主管部新增的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有：电力六万三千瓩，煤炭开采三百一十八万吨，石油十九万四千吨，铁矿开采三十万吨，轧钢机能力十八万吨，铜冶炼及电解能力九千吨，水泥四十五万吨，纱锭二十五万七千枚，布机一万二千台。 在铁路方面，上半年铺轨里程增加二百九十五公里。 1953—1957年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额四百零三亿元，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94.3％。根据过去各年第三季度完成的投资额一般可达到全年计划20％以上的比例推算，预计四年零九个月即可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投资额。

第1版()专栏：社论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和岗位上去 今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已经开始了。近两年来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有的学校组织了分配委员会，由校院长直接领导，吸收系主任、教授和人事部门以及党和团的组织参加，有的学校还成立了系分配委员会。不少学校注意细致地了解毕业生情况，广泛征求教师、学生的意见，有的学校公布调配计划让毕业生进行酝酿、填志愿，经过反复酝酿后才确定调配方案。这是好的。但是，也有些学校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做得不够好，造成了一些缺点。比如，对在校学生常常没有认真地进行政治审查；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没有作很好的解释，等等。这些应该成为今年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鉴戒。最近，高等教育部已经举行了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讨论和确定了改进今年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办法。 分配毕业生的工作是有许多困难的。由于全国培养干部的计划还不够准确，也很难完全准确，部分毕业生的专业口径和实际需要有距离，分配工作就很难完全做到供需一致和学用一致。此外，每年毕业生的具体调配计划，发到各个学校比较晚，准备工作的时间比较短促，缺点和错误就很难免。特别是在分配工作中有一部分毕业生根本不顾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错误地坚持个人要求，甚至拒绝工作，无理取闹。有些部门对这些学生一味迁就，容忍他们长期住招待所，不做工作，散布不良影响。这些情况，今年必须设法加以克服。 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发表了。这个规定对于分配工作的各项问题都作了正确的指示。规定中说，“今年毕业生的调配计划，应该采取分批拟定计划，分批下达，并且争取能够早些分配的原则进行”。这是很必要的。调配计划提早下达，可以使学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调配工作，对于改进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有很大好处。调配计划要根据分配计划来制定，调配计划能不能提早拟制，取决于分配计划拟制的时间。有关方面制定好调配计划草案，即可分批下达，做好一批发一批，学校可以根据草案先进行工作。有些人希望调配计划提早半年或者一年制订，这样做，现在还有困难。因为毕业生的分配计划不可能脱离国家整个建设计划来制订。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不可能提前，毕业生分配计划也不可能单独提前，如果单独提前就会脱离各项建设的实际需要。 目前高等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力量，都还不够。无论从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来看，从实际需要来看，都要适当补充和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在分配毕业生工作中，应该满足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的要求，保证必要的政治质量和业务质量。对助教、研究生和科学研究人员质量要求高一些，是合理的。因为这些人员质量的高低影响到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分配给其它单位的毕业生就可以不考虑质量要求。要分别具体情况来考虑，要有重点。各学校留用助教，也应该征求教师的意见。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许多毕业生都想成为科学家和理论家，想留在科学院、设计院和高等学校工作，不愿到边疆、工厂和农村去，这也是片面的想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学校应该向毕业生讲清楚。 高等学校毕业生从现在起，都应该尽可能首先参加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这对毕业生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体力劳动中改造思想，得到实际的锻炼，提高技术业务，有很大的好处。广大的毕业生应该热烈响应这一号召，到生产实际中去接受考验。 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要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学校要进一步注意征求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发挥分配委员会的作用。分配委员会是在学校行政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各学校的校院长要领导这个工作。学校应该征求学生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分配总要有个集中，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就不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学校当然要加强同用人单位的联系，使调配工作进一步与实际使用情况相适应。但是，在分配工作中必须注意，过去有些学生过分机械地了解学用一致的原则，认为学什么专业，就应该分配到一个完全相适应的岗位上去工作。因为专业分得很细，要完全相适应是不可能的。有的专业毕业生可以分配到与专业性质大体相适应的工作岗位上，有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较多，也有必要改做其它比较合适的工作。这是国家根据实际需要的灵活而合理的安排。毕业生要认识到，贯彻学用一致的原则，无非是要按照国家的实际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离开这个前提，也就很难说到什么真正的学用一致。所以，即使在某种情况下，由于国家的实际需要，所学不可能完全与所用相一致，也应该认识到这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勇于把国家分配给自己的工作担当起来。 为了要做好今年毕业生的调配工作，我们要发挥毕业生的积极的因素，多引导，多鼓励，要结合毕业生对分配工作的要求，加强教育。对调配方案进行酝酿和提意见的时候，应该加强对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对于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教育，特别要加强，以便带动其他毕业生，服从国家的分配。 对于少数不顾国家需要，无理坚持个人要求，拒不服从分配的学生，学校向他们宣布国家不再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由他们自找职业。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们抱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他们不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而向国家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国家不负责分配他们的工作的措施，对于这些人来说，也是一种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国家这样做是坚持人民利益的；我们绝不能允许只顾个人利益而毫不顾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滋长和蔓延。我们必须让毕业的学生们了解，只有在服从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前提下，个人利益才能得到适当的照顾。 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只能接受国家分配的学生，不应自由录用。这个规定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为了保证干部的政治质量，也就是要保证参加工作的人具有一定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觉悟。那些拒绝国家统一分配的人，显然已经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吸收了他们，不但不会把工作搞好，反而会把工作搞坏，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对于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极少数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它坏分子，虽然他们的思想行为有严重的错误，随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但是经过彻底的批判以后，国家对他们一般的仍然给以生活的出路和继续改造的机会。这就说明国家对他们是宽大的，希望他们为人民服务，并且给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他们应该继续改造自己，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对于本届毕业生，各校都应该根据他们的日常表现，特别要根据这次整风运动中的表现，给他们作出政治审查结论。今后对每届毕业生，都应该作出政治审查结论。对于有严重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的分子和其它坏分子，除了有反革命罪行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以外，一般的都应该给以工作，在工作中加以考察。这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广大学生一定会坚决支持和拥护这个决定的实施。 在严肃的反右派斗争中，广大的毕业生受到了深刻的锻炼。大家已经进一步看清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相信，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一定会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1版()专栏： 千万群众动员起来，坚决战胜洪水！ 负责干部亲临前线　陆海空军大力支援 山东抢险救灾工作全面展开 调拨大量财粮物资帮助灾民度过困难 本报济南20日电　记者肖彦报道：山东省水涝灾情又有发展。本月16日到19日南部地区落雨五十到一百公厘，从7月2日到19日，山东省内有些地区下雨达一千公厘。全省被淹土地已超过一千六百四十多万亩，淹死的五百五十七人，伤两千多人。数千村庄约一百万人被水包围。据说鲁南地区灾情是近五六十年所没有的。 为了确保兗州、保卫京浦铁路安全，山东省防汛指挥部于19日在泗河流域采取了紧急分洪的措施。灾区抢险救灾工作也在全面开展中。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派出副省长、省委常委、副厅长以上的负责干部十余人，亲自率领工作组到灾区以及黄河、卫运河、胶莱河的防汛重点地区，协助抢险救灾，慰问灾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山东部队的广大官兵积极投入抢险斗争，驻临沂的某支队财务主任谢林章和副排长雷达夏在英勇护堤抢险和抢救灾民中，光荣牺牲。灾区驻军还让出部分营房给灾民暂住，官兵主动发起捐款支援灾民。山东省财贸部门空投和拨运数千吨财粮物资，还有熟食品。省人民委员会已增拨四十万元救济款（连同9日以来，共拨出救济款八十三万元），人民银行决定增拨二百七十万元贷款，支援灾区克服困难。省粮食厅除从济南、青岛两地拨出三十万斤粮食，加工制成熟食，运往济宁等重灾区及时供应灾民食需外，同时指示各地立即按照第三季度的粮食统销指标，对缺粮灾胞及时供应，如指标不足，可及时上报追加，情况紧急，可先供应后备案。粮食厅还拨出麻袋二十万条，支援各地防汛。为救济灾民脱险，省交通厅拨出汽船十三艘，省交通电工器材公司和济南市公司共支援作救生用的汽车内胎一万八千九百条，气管子一千五百支。 山东省在抢险救灾当中，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的大力支援，而且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徐州等地运来了数百只橡皮船以及汽船、水陆两用汽车、救生船、救生衣、麻袋、草包、铅丝等大批物资。 中共山东省委于20日召开常委会议，专门检查和研究了当前的防汛和救灾工作，除了决定紧急调拨各种船只赶赴灾区抢救和转移灾民、牲畜、粮食外，并决定动员组织省直属机关和济南市驻军干部五、六百人的工作队到灾区参加抢险救灾工作，要特别加强黄河、卫运等河防汛工作，准备应付特大洪峰到来。另外责成省生产救灾委员会，拟定生产救灾具体方案，首先要帮助退水地区抢种晚秋作物。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还要发布指示，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开展节约运动，支援灾区度过困难。（附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运输机在河南省睢县上空，空投防汛抢险器材（橡皮船）。　新华社记者　杨震河摄

第1版()专栏： 河南大力抢救灾民 据新华社郑州20日电　河南省许昌、商丘、开封等专区人民继续和洪水斗争，大力抢救受灾群众。 这两天，沙河漯河市和周口市的水位，一直是徘徊在保证水位上下，前天和昨天，沙河和颍河、贾鲁等河的上游地区又在下雨，因此，沙河的紧张形势仍相当严重。沿河的党、政机关仍在领导广大人民坚守着堤线，和洪水搏斗着。 商丘和开封专区各县下了四百多到五百多公厘的雨，积水成灾，加上涡河及其支流惠济河因洪水特别大而漫溢，以致雎、?、柘、宁陵等县好多村庄被水包围，现在从省到县正集中力量进行抢救工作。交通厅派六十只木船到?县、宁陵和雎县成立了联合防汛指挥部，有四百二十五名青年组成了抢险队，带领着六千七百六十人，用自编的三百九十个木筏进行抢救，已抢救出近二万六千人、三万多头牲口，二百三十万多斤粮食。 河南的防汛和抢救工作，得到解放军和外地的大力支援。驻商丘的步兵学校派出六只橡皮船参加抢救，空军某部已向睢县空投橡皮船十只，向?县空投了橡皮船五十八只，还调去汽船二只。?县群众对解放军这样的支援非常感激，?县城关的群众说：“在?县的历史上飞机来投过三次东西：日本投过炸弹，蒋介石的第五军空投过子弹，人民解放军投橡皮船。”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支援的二十万条草袋，已有十五万条运到漯河口，治淮委员会支援的草袋一万条，也正在向周口市赶运。

第1版()专栏： 防汛总指挥部和水利部负责同志视察山东、河南涝情水情 新华社20日讯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和水利部的几个负责同志，今天乘专机视察了山东、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积雨内涝情况和范县、菏泽、开封、郑州等地的黄河水情，并在郑州市听取了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和河南省防汛部门的汇报，对今后黄河的防汛工作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7月份以来，山东、河南等省连降暴雨，有的地区暴雨成灾，昨天黄河花园口出现了一万三千秒公方流量的洪峰，现在黄河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为此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也把黄河的防汛工作列入目前防汛工作的重点之一。当昨天花园口洪峰出现后，中央防汛部门的负责人就立即打电话指示当地防汛部门严守大堤。现在花园口的洪峰已进入山东省境内。 据今天视察归来的人说，山东菏泽附近有些村庄还被积水围困，有的地方积水较前似有退落。豫东雎县一带内涝严重，当地正在进行紧急抢救。 从7月初到现在，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向各地拨出了几百万元的防汛费和空投了大批的防汛抢救物资和粮食等，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的防汛斗争。

第1版()专栏： 黄河洪峰进入山东 沿河人民紧张防汛 新华社济南20日电　黄河接连到来的、一次比一次大的洪峰已进入山东，山东省沿河广大人民和各级防汛组织已开始紧张的防汛战斗。沿河聊城、菏泽、惠民等专区和济南市的二十余万有组织的防汛队伍，已携带铁锨、抬筐、木桩等防汛器材陆续上堤。山东省防汛指挥部特派出三千多名黄河工程人员作专门防守。在洪峰到来之前，沿河各级党政组织还帮助黄河滩内的居民，做好了迁移和抢救的准备工作。 现在山东省东阿县艾山以上各河段洪水都已漫滩，艾山以下至海口也都接近保证水位。据气象台预报，近几天黄河支流伊洛河、沁河和山东汶河等河流域，将继续降雨，黄河水情仍在发展中。山东省沿河各专区、县的党政负责人都已亲自上堤，带领防汛队伍日夜巡查堤防，并监视水情的发展。 新华社郑州20日电　19日下午七时，黄河花园口又紧接着出现了一次更大的洪峰，流量达一万三千秒公方。这个流量维持到19日下午十二时开始下降，回到一万二千多秒公方。20日上午八时为一万秒公方，九时为一万一千四百秒公方，十二时为一万零五百秒公方。 兰考县东坝头以下河水已经漫上了堤内的滩地。 豫东和山东沿河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已领导群众上堤防守。 山东境内的黄河支流大汶河猛涨，19日下午，洪水已分泄入导屯洼滞洪区。由于大汶河分洪，现在东平湖还没有超过保证水位。

第1版()专栏： 花园口流量回落 新华社郑州20日电　黄河洪水在花园口一度连续猛涨后，已经回落。今天十六时花园口的流量已经降落到九千秒公方，还在继续下降着。 目前全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停止下雨，近几天不致再出现大水。但这次洪峰到东明高村以下后，高村以下堤线形势要相当吃紧。 昨天当洪水猛涨时，濮阳县马寨堤线上去年新修的十一道土坝基中，有三道坝的坝头被急流冲毁，当夜被二百多名干部和防汛队员用柳枝和麻袋抢护住。

第1版()专栏： 在反右派斗争中加强思想改造 科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反右派的决议 据新华社20日讯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今天闭幕。 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决议”。决议说：全国科联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一致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严正驳斥了科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反动行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在科学事业的阵地上先集中力量打开缺口夺取领导权，在章罗联盟总的阴谋下，曾昭抡、钱伟长等人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一极为阴险恶毒的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就突出地给予了充分证明。 决议指出，全国科学技术界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中也出现了曾昭抡、钱伟长这样的右派分子，而且有一些科学家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因此，值得我们科学技术界深刻警惕。有些人认为科学技术工作者可以不过问政治，不必再进行思想改造，不必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十分错误的。 决议号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击溃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斗争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逐步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得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继续批判和揭发曾昭抡、钱伟长和科学技术界其他右派分子，责成他们彻底地交代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认真地接受改造，悔过自新，否则将自绝于人民，自食其恶果。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国科联今后工作方向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同意主席李四光的开幕词和副主席侯德榜所作“全国科联成立以来主要工作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

第2版()专栏： 用不着把骨头烧成灰就找出了他反人民的罪行 章乃器原来是严重违法的资本家 本报讯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20日联合举行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章乃器一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章乃器逃避对他的批判，拒不出席会议，并且写信给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把这两个组织和别人对他的帮助诬为对他的“侮辱、谩骂、诽谤、压制”，认为这样的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对公对私都是无益的”。他甚至认为目前对他的批判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损人利己、尔诈我虞的风气”。 章乃器的这种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态度，引起了到会者的极大愤慨。上午主持会议的李烛尘说：章乃器的顽固态度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他的反动言行，他的罪恶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是掩盖不了的。 土改当中处处为地主阶级着想 认为地主阶级应该有忠臣烈士 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代主任委员徐崇林说，章乃器对土改的认识完全没有敌我界限。例如，对地主赔罚问题，他认为没有法律根据。 政协天津市委副主席孟秋江是当时西南土改参观团的秘书长，是1951年章乃器搞“和平土改”的反党活动的见证人。他说，第一、章乃器在土改中遇事生非，到处散布和平土改的谬论。几乎把四川合川县四区的土改搞成和平土改区。孟秋江说，章乃器一开始就想搞和平分田，走他的改良主义的路。他想创造一个奇迹，来证明他的理论比共产党高明。因此，他在土改中贯彻的政策，就是严禁打人这一条，而充分发动农民的根本政策，他却不愿贯彻。章乃器还把他的作法亲自拟发通报，向川南、川西、川北各队推广。 第二、反抗西南局党的领导。西南局为了及时纠正这种和平土改的危机，曾发出指示，认为是不符合党和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威风的政策。章乃器对这个指示是不服气的。他为了抵抗西南局的指示，煽动团员并亲自下村访问农民，收集材料，证明群众基本上已发动，地主基本上已打垮。后来，在合川县土改委员会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批判了他这种观点。会后他愤愤地说：大地主的顽抗，是一个阶级被消灭时应有的挣扎，并且说：难道地主阶级中就不应该有忠臣烈士吗？ 第三、争夺土地改革的领导权。按规定，土改工作团团员应受当地领导。可是章乃器，却强调与当地土改领导机关“共同负责”，想因此形成双重领导。 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周士观揭发章乃器在民建内部搞小集团的活动。他说，章的小集团的狗头军师许汉三，利用在民建中央宣教处工作之便，为章乃器拉拢各方面的人物，并且吹嘘说章乃器的努力工作是共产党员都赶不上的。他还利用林涤非来破坏民建会内部的团结，打击不肯同他合作的人。他利用丁裕长搞“民讯”，凡是不同于他的意见的文章都不准刊载。他和章伯钧、罗隆基也有密切关系，从北戴河回来以后，他曾经告诉许汉三，周总理说是要搞两院制。这显然是造谣。 解放后偷税漏税隐匿敌产 吴羹梅说，从解放前筹备民建会开始直到现在，章乃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原封未动，没有什么改变。在筹建民建会时，章乃器标榜“不右倾，不左袒”，“对于美苏两国，必须采取平衡政策”，妄想走中间路线，把民建会搞成一个资产阶级大政党。后来他虽然表面上被迫拥护共产党，但接着就想篡夺民建会的领导权。他的策略是：对工商界利用弱点，攻心为上，笼络上层，俘掳群众，着重拉拢大工商业者，集中进攻大城市。从前年起他就大放“红色资产阶级”的谬论，借视察机会在天津、上海、杭州、保定到处“放火”，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 吴羹梅接着举出章乃器在解放后的十四点违法罪行。吴羹梅说，章乃器所经营的上川公司，解放后在上海、北京都有过业务活动，但章乃器逃避了工商管制，企图偷漏一切税款。这个公司在上海是个未登记没有账的黑户，有盈余不纳税，有营业时以坐商冒充行商缴税；在北京是个“黑黑户”。1951年底，上川企业公司在上海的业务还未结束，章乃器为了逃避工商管制和偷税漏税，违反国家法令，不重估上川企业公司财产调整资本。上川企业公司股东中有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章乃器不仅隐匿不揭发，而且在上川企业公司结束时，还替这些反革命分子把钱领出来存入银行。1956年章乃器自行结束上川企业公司，也无账目交代，不仅偷漏了国家税款，还侵占了上川企业公司股东们的权益。吴羹梅还揭露章乃器用上川企业公司名义，投资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已被人民政府镇压）主持的上海通俗文化出版社。 资耀华在发言中揭露，章乃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指使他的表弟、军统特务叶燕荪，纠集一批特务，包围、威胁上海银行所投资的上川实业公司董事会，敲诈了五万美金储蓄券，在香港成立了上川企业公司，大做股票地产投机倒把的生意。他把敲诈得来的钱借给吴羹梅所主持的中国标准铅笔厂港币一万元。1950年初，吴羹梅请托当时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的章乃器，假借中国铅笔厂发展生产为理由，向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一笔贷款。吴用这笔钱归还了所借的私债和自己的垫款，也还了章乃器的一万元港币。章乃器就用这笔钱在北京囤集古董。资耀华认为，章乃器这种替别人骗取贷款用以归还私人债务的行为，违犯了人民政府的金融管理法令，又违犯了人民政府的外汇管理法令。 资耀华说：章乃器从香港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大事囤集古董。他的上川企业公司，更偷偷摸摸地做黑市投机买卖。人家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的古董，他倒说了一句真心话：“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从这句话看得很清楚，他以为人民政府不一定站得住，人民币迟早要垮台，万一人民币成了废纸，他的财产和古董还是完整值钱的，万一人民政府垮了台，他的前途还是很好的。 李文杰发言说，章乃器一直对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反感很深，不是没有原因的。章乃器投资最多的上川企业公司，就一贯逃避工商管理、逃避工商税收。 1956年1月20日，章乃器找秘书长王纪华同志和我谈话。他说：解放前，他在香港、上海开设上川企业公司；解放后，他参加国家工作，这个公司就不再有业务活动，也没有职员和办事处，也没有向政府办理工商业登记。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谎言。他故意隐瞒事实，为的是蒙蔽税局，达到逃避交出账目并办理清算程序，逃避交纳清算所得税的不法目的。他说，解放后，上川公司在上海有办事处，设四川路九江路口安利大楼，负责人是夏沂，戴家瀛也服务过一个时期，去年发还股款的手续，就是夏沂来北京会同戴家瀛办理的。解放后，上川公司曾派戴家瀛去芜湖做过米粮生意；投资同成粮行；也曾做过拆放款项，赚取利息的营业行为。1950年章乃器曾接受吴羹梅代中国标准铅笔厂用人民币在北京归还该厂在香港对上川公司的欠款港币万余元，没有按照外汇管理法令的手续办理。这件事已由民建中常会函请中国银行解释，确认这是违反外汇法令的行为。上川公司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甘伯林说，他曾以香港余款港币万元，汇给章乃器。章乃器以上川公司的款项大批收买古董，经向古董商了解，共用了人民币五万余元（现值六万多元），如系自己的行为，则是侵占公司的款项，如系代公司所做的行为，则应有经手账目（戴家瀛说，章乃器捐出古董，用上川企业公司名义，则是上川公司的买进行为无疑。但古董商又说，卖货发单上写的是章先生）。古董交易常是有进有出的。从章乃器曾建议原政务院中财委成立古董出口公司一件事来看，是会有买卖行为的。现在我们已查到确有卖出行为并逃避纳税，去年卖出瓷、铜器三批，共卖得一千余元，逃税九十余元。 以上情况证明上川公司在解放后确是一个企业单位，就应该依法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税局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缴纳营业有关的各种捐税，否则，就是一个企图逃避工商管理、逃避交纳税收的违法的黑户，拒不依法办理歇业、清算、交税等手续，是完全违法的勾当。章乃器所作出的一系列的违法勾当，虽是经济方面的，但已构成违法乱纪的条件，而且充分暴露了他的丑恶政治本质。我已和吴羹梅向两会联合工作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要求转请财政部税务总局及有关机关采取行动，彻底清查，及时处理，以维法纪。我们并曾亲赴税务总局检举。章乃器老着面皮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没有一点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渣滓，从我们所揭露的这些事实，结合许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于他的揭露和检举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说，把章乃器的骨头烧成灰，除掉那些属于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最丑恶的东西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章乃器的小集团到处放火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 民建北京市主委浦洁修在发言中揭发了章乃器和他的右派小集团在北京处处点火，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的情况。 章乃器在今年4月间民建中央召开的宣教工作座谈会上，一方面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蛊惑。另一方面，串通民建北京市委会宣教处秘书张永康，把北京工商界右派分子吴金萃的反动文章 “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擅自在会上印发。当时，章乃器对吴金萃的文章，大加赞赏，并推荐给大公报公开发表。在工商界中点了一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火。随后，章乃器的亲信许汉三，便利用民建中常委宣教处副处长的合法地位，同右派分子张永康相勾结，欺骗领导，利用民建中央和北京市委会的名义，联合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大肆放火。 当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会议上的反动言论发表后，章乃器的喽啰们张焕尧、阎少青、吴金萃、张永康等更加嚣张，奔走相告，到处宣扬章乃器的反动论点，上下呼应，展开了向党向人民的猖狂进攻。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阎少青就说，定息是工商界缴械投降的奖励金。张焕尧说，定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措施费、邓季惺主张发国有化公债，吴金萃也主张“用普通公债一次发付，以此消灭痕迹”。在工商界掀起了思想的混乱。 章乃器还四处安插自己的亲信，扩大他的影响。如他在安徽省伪财政厅的僚属袁穆如，就是由他在1950年介绍到税务总局工作的。袁穆如这次借鸣放的机会，同章乃器一呼一应，散布了很多反党言论。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用许多事实说明，章乃器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政治行动问题。 1956年5月底，章乃器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视察的时候，曾召集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他在会上煽动工商业者，说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发挥，是因为有自卑感，头还没有抬起来。在这里，他有声有色地介绍说，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同党员不断“斗争”的结果。他还说，他视察工作的秘诀是：主张人家发牢骚，鼓励人家发牢骚。人们发的牢骚越多，他的本钱越大。 章乃器在上海散播毒素以后，又到杭州进行了同样的活动。根据最近各地揭发的材料看，他还利用视察的名义，到其他地方的工商界中点过火。 王性尧在发言中，揭露了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造成的不良影响。他说，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在讨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时候，最初，大家一致认为是有两面性的。但是，章乃器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多人便变了调子，说是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并进而对学校的课程发生怀疑，说政治学校是教条主义，学习情绪大为低落。学员黄苗夫说，只有章乃器真正是工商界的领导者，他的言论句句打中“人们的心坎，是很多人要鸣而未鸣的。”黄苗夫发出了荒谬的“鸣文”后，章乃器还写信给他撑腰。黄接此信后，就到处招谣，表示还要继续大鸣大放。并且把他第三次的“鸣文”印成许多小册子，到处分发，甚至发到国外。黄苗夫在受到声势浩大的反击后，在几次检讨中都曾提到，他受了章乃器的毒素。 姚顺甫以“阴险毒辣的右派分子章乃器”为题，揭发章乃器在1956年6月到杭州民建会大肆放火的情况。 章乃器在杭州说，他总觉得工商界还有不少人的头只抬起半个，没有完全抬起来，自卑感包袱相当大。他这次在上海见到几位工商界人士，他们一讲起过去剥削工人的事就感到无脸见人。他就对他们说经常记这些不好，一次检讨就将包袱丢了。头只抬了一半不好。章乃器还说，在北京听到说要彻底敞开，“我看工商界有的只敞开一半，即自我批评的一半，批评人家的那一半还没有敞开。我认为话要说屁要放，闷在肚里不好。民建、工商联要鼓励他们敞开。有一条今天是肯定的，言者无罪。”章乃器在他这样的言论下大作文章说，民主党派对人要多多关心，不但是过去的苦闷牢骚，更重要的是眼前的生活和工作，是否有职有权？如何代表人们的合法利益。 章乃器在杭州时还说，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是工人阶级道德品质。他说，有的人将工人阶级的品质看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实际上，工人也是人，共产党员也是人。章乃器又说，“我遇到一位女的，她说嫁个丈夫要共产党员，我看‘西望长安’对她就是教训。”“所有制一改变，大家就都是社会主义公民了。” 杨美真出席了昨天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她要和章乃器划清界限，投入反右派的行列里来。但是当她说要揭发章乃器的反动言行时，只是罗列一些琐碎的事情，并没有交代甚么，正如她自己所说：“内容贫乏”。相反，她还假装不知道章乃器的反动活动，为他辩护，并为自己解脱。 章乃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是假检讨，真进攻 王光英说，章乃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检讨，是假检讨，真进攻。 章乃器在“人大”的所谓检讨中，极尽谩骂，歪曲，煽动，反扑的能事。他说“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是“到死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他的检讨中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过”。好！你在白纸上写黑字，去年民建二中全会到今年大鸣大放，你谈了多少，赃证俱在，还说“没有这样说过”。 章乃器反动言行的贩卖商毕鸣岐曾说出你们的意图：“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争过来，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章乃器争了几年就是想从这个问题来否定阶级存在，否定阶级关系，来否定党的领导，动摇我们的根本做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的。现在你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了，所以你矢口否认曾说过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是有道理的。 章乃器说：“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为之动摇……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他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把所有对他提意见的人统统说成是诬蔑他的“谎言”，共产党是偏听偏信，这是对党对全国人民对全国工商界的最大诬蔑！我们一定与章乃器坚决斗争到底。 钟履光针对杨美真的发言，表示欢迎她参加反右派头子章乃器的会议。但对她的发言内容提出意见。她希望杨美真做为新中国的一位妇女，应当坚强起来，不要虚伪，好好检查自己的立场，并同章乃器划清界限，把她所知道的章乃器反动活动的具体事实交代出来。 接着钟履光还揭发了章乃器向民建介绍并安置过国民党特务，有的已被捕，章乃器还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时有往来。她要求章乃器下次到会上来交代。 下午主持会议的胡子昂，在散会时，宣读了被章乃器辱弄的孙采苹给民建会的信。她在信中控诉章乃器的反动罪行和腐朽的资产阶级道德。同时宣读了与会的人对杨美真的发言提出的意见。许多人对杨美真的发言表示不满。希望她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帮助章乃器反省，改变他的骄横态度，不要执迷不悟，抗拒大家对他的帮助。 胡子昂说，章乃器抗拒改造，这样下去，只有自绝于人民。最后他坚决表示要向右派反动头子章乃器斗争到底，不胜利，绝不收兵。 又讯　在昨天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常委会联合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戴翩英揭发了右派分子毕鸣岐一贯的反动言行。她说，毕鸣岐曾经对她说过：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是形式主义，参加劳动的只是党员，没有民主党派的成员，是不让民主党派树立威信。他还挑拨农民同党和政府的关系，说什么农民的粮食问题如不解决，农民就要起来，起来了就不得了。他造谣说工商联闹宗派，其实是他自己在搞小集团，打击积极分子。许树华、赵天爵、高幼珊、米禄斋，都是他的小集团的人物。他一向是口口声声赞扬章乃器，说章是个理论家，有斗争性，是他的反动言论的批发商。

第2版()专栏： 清华大学广大师生深入揭发 钱伟长把青年学生引向危险道路 本报讯　清华大学在20日继续举行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清华大学师生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会上，许多教授和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钱伟长的反动活动都作了有力的揭发和批判。曾经是钱伟长的得意门生和助手的黄敦、胡海昌、叶开沅都揭露了钱伟长在青年中吹嘘自己，骗取青年对他的信仰，把青年引向危险的道路；有教师和学生着重揭穿了钱伟长长期以来以“万能科学家”和“青年的良师益友”的面目出现的外衣；有的教师着重揭发了钱伟长在科学上想走资产阶级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许多教师揭发了钱伟长的反苏言论。 钱伟长在会上又做了一次检讨，但仍旧不深刻，受到了大家的指责。 披着进步的外衣，来蒙蔽青年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海昌对钱伟长如何指导青年作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先作初步批判。他说，钱伟长在科学研究上究竟给青年多大的指导呢？现在看来深刻的指导很少。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常常没有仔细考虑便回答，对于请他审查和指导的文章也常常没有仔细看。有一次他把一篇有错误的文章送到物理学报去发表，而事后又不叫原作者更正。 钱伟长既不用心指导他的学生，于是便不惜用降低标准的办法来迎合一部分急于求成的人。他指导某些人作一些容易的小题目，而不要求他不断地提高，其实有些题目只算是一个练习，算不得什么真正的研究。 钱伟长在有些人面前说，他反对学生唯唯诺诺，毫无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好的学生是既听话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其次是能力较差但听话的人，最后是不听话的人。大家看他在自己学生面前多么强调听话啊！如果有谁真正照他的话去做，那真是危险的事情。 在钱伟长的许多学生中，看来最听话的要算叶开沅了。钱伟长把叶开沅看作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而加以宣传，其实在我们看来，叶开沅的缺点多于他的优点。据我了解，叶开沅无论在写论文或写书的过程中，曾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钱伟长所以赏识叶开沅，无非是听话这一点。 钱伟长所谓热心指导青年作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干部，以便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是企图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钱伟长为了个人目的，不惜采用种种可耻的手法，自从科学奖金得奖名单公布后，有很多青年同志很想了解胡海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钱伟长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作了不正确的介绍，去煽动青年的个人名利思想，去反对党的思想教育。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愤慨！他把我在科学上取得的成绩，主要归功于受到他的指导，因而引起了一部分人不安心组织分配的工作，而一心一意向往投靠名师。钱伟长强调可以不服从分配，可以不关心政治，只要能投靠名师，到时便会有名有利。他的这种做法，无非要引诱青年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走上危险的道路。 想做科学界的皇帝，在学术上充满了商人习气，使青年学生受到恶劣影响 北京大学讲师黄敦说，钱伟长并不是光想当个清华大学的校长，他甚至想要做科学界中的皇帝。 钱伟长是一个公认的力学家，他以弹性力学为他的资本，但他在写书时自吹自擂。他曾对学生说用别人的结果必须指明出处，可是他自己却并不如此。在学术上他也是充满了商人的气息，他的手法是一贯的。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叶开沅说：钱伟长是我的老师，我也曾为他所说的培养目标、理工合校等主张迷惑过。我要和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 在青年中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青年产生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 动力系应届毕业生俞欣荣说：钱伟长长期以来是以“万能科学家”和青年的“良师益友”的面目出现的。但他实际上向我们宣扬了资本主义的方向。他把青年向科学进军的道路说成是胡海昌道路，他把服从祖国需要说成是对青年的限制和束缚，说成是封建思想的借尸还魂。他说青年没有前途，只有党员才有前途，实质上是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的思想在毕业同学中引起很大影响，有些同学在分配工作时过分要求生活条件，强调照顾，希望留在大城市里，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得到支持。 在钱伟长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只有科学高”。有的学汽车五年，但毕业时却要求到力学研究所，不愿做实际工作，认为实际工作琐碎，庸庸碌碌，不易提高。试想，如果培养出来的青年，都不愿到现场做实际工作，有谁指导生产？怎能建成社会主义呢？ 宣传科学家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 力学班学员王学成说，钱伟长为了走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反对成立集体教学研究组，后来他又忽然同意了，但要他当教研组主任。他主张有教学计划，可是，他是没有教学大纲的，如应用数学原计划三学期每周四小时教完，但第一学期过去后，就拖下原计划的一半。 钱伟长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天才教育”，学生反映功课重，他说是学生水平差，考一次刷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也没关系。这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培养人才，有什么相同呢？ 在钱伟长的思想影响下，使一些同学只钻业务，不问政治，他们甚至连“五一”、“国庆”的游行也不愿参加，“真是两眼不管天下事，一心只读力学书”。这是与国家要求的培养目标，多么不相称啊！ 钱伟长还向我们宣传科学家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 否定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 吴仲华教授说：钱伟长否定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否定先进的教育制度中的教研组的组织。在科学研究方面，他想把我们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所谓的保护科学家实际上是在诬蔑党和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党是非常爱护科学家的，事实上绝大部分科学家是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钱伟长等人建议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不担任行政工作，这也是非常恶劣的手段。他们的用意是想让为我们所敬爱的刘仙洲副校长、吴有训副院长等老科学家下台，他们可以取而代之。在设备问题上，他们说高等学校设备简陋，也完全是谎话，在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他们建议科学家有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利，这又是想把研究生据为己有的企图。 李辑祥教授说：钱伟长讲过，他是老清华，一向是敢说敢做的，这几年来，当家做主人的感觉，越来越稀薄了。原因是党的一条线挡住了。钱伟长身兼二十多职，在旧清华做梦也想不到。但他却没有好好做好这些工作，他妄想当清华的校长，再进一步夺取高教部的领导权。钱伟长说过“系秘书专政”，但我也做过系主任，与秘书共事，却没有这种感觉。学校领导对老教授一直都是关怀的。 耍两面手法，既不尊重老教师，又不尊重青年教师 王遵明教授说，钱伟长在高等教育工作中，向社会主义进攻，已经有八次之多。其中一次是在教育部领导的院系调整前，钱伟长利用少数教授的落后情绪，策动在清华进行假院系调整，狂妄地想建立十院三十二系的大清华“独立王国”。钱伟长声称，这样就可以对抗国家的院系调整。他向老教授们说，他的调整计划是教育部同意的；他向教育部说，他的调整计划是教授们的共同意见。幸而拆穿了西洋镜，他的狂妄计划才没有实现。 今年春天，高等教育部讨论教学计划，钱伟长带头向教学改革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 在科学方面，钱伟长对有些科学问题不懂装懂，冒充内行，如他所说的用水泥做机床、用钱塘江口的海潮发电，这类笑话是很多的。去年全国集中人力进行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是一件庄严的工作。在这庄严的工作中，他也采取抄袭、欺骗的两面派手法。钱伟长不懂农业机械，偏要写农业机械项目的规划草案，只写了二百字左右，就写不出来了。钱伟长对自动化也是外行，他却充任自动化组的组长，别人集体写的说明书，最后也改为钱伟长执笔了。 钱伟长经常欺骗同学和教师，并进行挑拨离间。他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写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都好像有顾虑，甚至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难道不是污蔑吗？钱伟长在老教授之间、科学家之间相互挑拨。例如他对金希武先生当面称金老，背后则恶毒地污蔑、打击。钱伟长又对李酉山先生说：“清华有一批老家伙，也有一批小娃娃”。不尊重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的就是钱伟长自己。 否定学习苏联的成绩，把我国科学事业骂成一团糟 邢家鲤讲师说，钱伟长对苏联的看法是否定一切，教学、科学、和工业技术都否定了。 钱伟长空喊是学习苏联的急先锋，只是会喊口号。他心里想的什么呢？1953年他对李酉山说，我是不同意这些青年人的看法的，不过现在不说，以后再看。他用心良苦，待机而起。 钱伟长就是打着学习苏联的旗子，而骨子里想反对党，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科学处秘书吕应中说，钱伟长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革命先锋队”。但钱伟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却脱离了自己的组织，留在日寇统治下的天津英租界教书，再以后就干脆离开祖国去美国去读书和工作了。他就完全走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这就是钱伟长吹嘘的进步历史！ 对于经济建设，他也认为党根本不能领导。在课堂上他也宣扬过老干部不能领导工业的谬论。他说，“工厂现在由干部掌握，不懂技术，胡乱搞，非常危险，要搞糟了。你们要学马列主义，我非常赞成，你们学好了，取得干部信任，打成一片，要取而代之！” 王积康助教说，今年3月钱伟长就奉了曾昭抡之命乘飞机赶到太原市，说去参加科联山西分会成立大会，实际上钱伟长太原之行，是打着万能科学家的招牌，用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进行了一次猖狂的反苏反共的宣传活动。 钱伟长在山西把我国科学工作骂得淋漓尽致。然后他打着结合中国实际的旗帜，肆意污蔑苏联，赞扬美国。钱伟长以“万能科学家”自居，不懂装懂，谩骂各行科学家，污蔑今天党领导下科学工作搞得糟得很。他妄想把社会主义道路一概否定，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光斗教授说，钱伟长在科联山西省分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真是把他自己装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知道的很少，只知道水利方面。这方面钱伟长提的高见几乎没有一条是对的，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无知。这就使我怀疑在其他方面的意见也是十分错误的。更严重的是这篇报告中充满了反共、反对学习苏联的言论。在水能资源的题目上，钱伟长说我们的水力资源不足，这也是错误的。我国水力资源是很丰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水力发电站比重要增加到40％左右。作为人民代表的钱伟长是应该知道的，而他却任意歪曲，向党进攻。在水坝的高低问题上，他也挑拨不能学习苏联。 最后何东昌说，钱伟长是自称爱护清华的老清华人，但他要的清华是要排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钱伟长在校内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钱伟长的道路是想篡改清华的政治方向，如果清华的政治方向变了，那还堪设想吗？钱伟长不是爱护清华，而是把清华推上毁灭，使学生走上黑暗的道路。 会上发言的还有谢祖培、李欧等人。

第3版()专栏： 党能领导高等学校 山东工学院教授 金榜 有些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这不好那不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好不好呢？我不从一般道理上去讲，而只举几个我所接触的小例子来说明。 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社会上的“叫化子”是很多的，到处可以遇到有人向你要钱。1951年我从美国回来，在旧金山街上经过时，就有美国的“叫化子”向我要钱。可是我到新中国后，几年内所到之处，没有遇到一个向我要钱的人，这就表明，在新中国的新社会里，人人都有吃有穿了。从这一件事上，就不难区别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哪个好了。 1951年，我每月的工资是一百多元，现在将近二百元，生活提高将近一倍。去年上半年，我同一部分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到烟台去视察，看了一个生产苹果的高级社。这个社叫幸福社，该社在1953年全年生产苹果近二十万斤，1955年生产苹果近八十万斤，1956年计划生产苹果二百四十六万斤，相当于1953年的十二倍。在解放前，烟台苹果每亩的平均产量为三百一十斤，1956年幸福社的三十年大树，每亩产量已达九千五百斤，该社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苹果每亩产量提高到一万五千斤；到那时，苹果产量将为1950年的四十八倍。幸福社社员们的收入情况是：劳动好的一年一个人可以有一千一百元，平均一个人每年收入七百元，最少的也有三百元，老大娘一年也可以有四百元的收入。幸福社社员崔启云，去年已七十六岁了，过去曾要过饭，现在他全家三个劳动力，全年收入有二千四百元。幸福社社员们生活的提高是很快的。这样美好的生活，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我有一位表弟在北京工作，他生关节炎病已有一年多，经过西医、中医的反复医治，现在已能办公，最近来信告诉我说：病好了，身体健康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愉快的心情。他又说：金铉如果现在生那个小疮，就不会死了。（金铉是我堂弟，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安工作，嘴唇上生一小疮，未能很好医治，不久就死去。）读了他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感想，在这三、四年内，我也一直患高血压症，中药西药吃了很多，药水瓶子就有一篮子。我想我的病如得不到这样方便的医治，或者是在旧社会里的话，可能我已死去了。现在我和我的表弟都能活着，并且还都能工作，这完全是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保佑了我们。 上述三个小例子，就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驳斥了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谎言谬论。 有些右派分子提出共产党要退出高等学校，认为领导高等学校的党员同志不懂业务，党委没有能力领导高等学校。我认为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试问党不领导高等学校，由谁来领导高等学校？有人提出教授来治校。试问思想没有改造好的教授，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力来领导我们的高等学校？他们能够领导高等学校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像头脑与躯干一样，有了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我们高等学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不要党领导，难道又有谁能领导高等学校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所谓教授治校，不难理解就是要倒回资本主义的旧道路。 我认为党是有能力领导高等学校的。几年来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专业设置、教学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党能够领导高等学校的最好的证明。所谓党员同志不懂业务，不能领导高等学校，也是毫无根据的。有一次我与我校一位党的领导同志谈话，谈到传热学这门课程时，他说传热学是锅炉专业中一门很重要的课程。我认为他说这句话，完全是说的内行话。我们学校没有锅炉专业，他已具有这方面的知识，这说明我校党组织有的领导同志已经学了许多东西，已经懂得一些专业业务，且具备了广泛的业务知识，笼统地说他们不懂业务是没有根据的。我相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心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是能够逐渐学会办好高等教育的业务的，他们会和在工厂企业工作的共产党员一样逐渐成为办高等学校的内行或专家。当然，他们刚进高等学校时是懂得少些，但经过学习和实践，是会逐渐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主动地帮助党员干部了解业务，熟悉业务，以加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一些人主张把党员干部哄出高等学校，我认为这是右派分子的作法。党是领导我们高等学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保证。 我们要站稳立场，拥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与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原载7月16日大众日报）

第3版()专栏： 道貌岸然的“学者”原来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 陆侃如想把“九三”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 山东大学师生和分社成员群起反击　右派的美梦破灭了 本报讯　综合山东大众日报和青岛日报消息：山东大学的师生和九三学社青岛分社的成员，在最近半个月来，连日开会揭露和斥责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陆侃如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和阴谋活动。 陆侃如，这位道貌岸然的学者、文学史家、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在这次大鸣大放中，逐渐暴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他四处点火，向党放出毒箭；他妄图以九三学社和山东大学为阵地，组织起一支向党猖狂进攻的队伍。 利用被篡改了的毛主席讲话记录到处放火 和所有右派分子一样，陆侃如最热心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在青岛，他第一个喊出了“取消学校里的党委制”的口号。 6月2日，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社联合召开的所谓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头就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他说：“关于党委制我知道的不多，过去高教部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见正式文件”。又说，“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他把党的领导，曲解为党委书记个人领导。所谓互为因果，即是党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这个“高见”与“党天下”和“三害产生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谬论是异曲同工的。 有人批评他的这种谬论是毒草，一下触怒了这位“学者”，他在“新山大”发表的“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中说批评他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棵所谓‘毒草’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 经过多次追查，陆侃如才不得不说出这是根据一份被篡改了的毛主席讲话记录稿写的。而这份记录稿则是右派分子民盟青岛市副主任委员陈仰之介绍给他的。以后民盟市委送来刊有这一记录稿的盟市委出版的“学习简报”第三期。陆侃如也承认，当时他就认为这个记录稿“正中下怀”。 陆侃如拿到这份被篡改了的讲话记录稿，就照样打印，往下分发，四处点火，并且组织山大和青岛医学院全体社员进行讨论。他还把这份记录稿发给九三济南分社筹委会。九三济南分社和青岛分社是平行的组织，而他却在公函中说：“尽速翻印，普遍传达”。而济南分社秘书长黄绍鸣见到公函和记录稿后，“如获至宝”，他真正起了点火的作用。 幕后指挥反共的右派刊物“民主报” 九三山东大学支社主编的“民主报”，是一个鲜明的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刊物，所载文章都是集中攻击党委和党委制，极尽其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发刊辞中说明了该刊的宗旨是：“揭露党群间的矛盾，以及三反、思想改造，特别在肃反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帮助和监督党作好平反工作和肃反总结，拆墙填沟，搞好团结；”“揭露党委制在我校所存在的缺点，讨论办好学校方案等问题。”试问这是一股什么气味？而在第一期第一页上印的正是陆侃如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社联合召开的所谓“民主办校”座谈会上的讲话稿，原标题是“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陆侃如嫌他这篇得意杰作的标题不明确，曾亲笔改为“我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正如九三学社社员詹元吉说的，这个取消党委制的讲话，实质上是他为“民主报”提出的一个纲领。“民主报”的主持者右派分子刘鸿宾在山东大学工会召开的物理系教职员会议上交代，关于大字报转为民主报（民主报的前身原是大字报），是经过九三山东大学支社会议讨论决定的，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陆侃如。九三分社常委会在陆侃如的主持下，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把“民主报”并入分社的“社讯”。“民主报”编委李仲益还揭发刘鸿宾曾对他说：“民主报”出三、四期后要改为铅印，要在青岛市内发行。铅印报是有人、有钱、有支持的。 “民主报”的后台老板是谁，还不清楚吗？把持青岛分社抗拒反右派斗争陆侃如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进行的阴谋活动，是有他一套战略的。 鸣放一开始，陆侃如和他们领导的九三分社直至基层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其中像刘鸿宾、陈继述等人，可以说是相当嚣张，他们与山东大学的其他右派分子束星北等相勾结，共谋大举进攻。刘鸿宾主持“民主报”，号召：“青年同志们战斗起来吧！”“光明就要来临！”他们对于说了一句“要防止歪风邪气”公道话的陆光庭副教授，多方进行打击。陆侃如除了抓住反对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目标以外，还专门组成“核心小组”，为反党言论撑腰，保证“不受打击报复”。 可是当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陆侃如的态度马上变得消极起来。猖狂一时的“民主报”停刊了。批判右派的事情，自从6月13日马马虎虎地开了一次分社委员扩大会以后，就干脆偃旗息鼓，保持缄默达半月之久。其间曾有人建议开会批判右派，陆侃如竟置之不理。就在6月13日那次所谓批判右派的会上，陆侃如竟然挺身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辩护，说什么“可以解释为‘天下为党’，也可以解释为‘党为天下’”。 同储安平此呼彼应 陆侃如为储安平辩护，是言出有因的。原来，陆侃如和储安平早有联系。储来过青岛，陆侃如去北京开会也与储见面。直至6月初，储还亲笔写信约陆侃如为光明日报写稿。据7月1日大众日报报道：陆侃如对储安平向党进攻的活动，曾作了有力的支持。在储安平的两次书信委托下，陆侃如用光明日报编辑部名义在青岛召开民主党派成员座谈会。在这个会上，陈仰之、徐一贯等发表了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会议记录占了6月5日光明日报的一整版。当时光明日报参加会的，只有一个助理记者。这次座谈会是陆侃如受储安平之托一手包办的。 招兵买马培养亲信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九三分社副秘书长赵省之在交代同陆侃如的关系时，说：陆侃如从今年4月在北京开了一系列会议回来后，首先要扩大发展组织。不仅在本市，并且还计划在烟台、潍坊成立直属小组。陆侃如还计划成立“九三”的省级组织，并让济南分社到曲阜去发展组织，成立直属小组。同时，陆侃如对于成立省级组织后设多少委员及人选分配，都有了初步计划，而且在各地都培养了他的亲信，想在省级组织成立时由他当头子。 赵省之还说到，为了虚张声势，在青岛分社改选时，社员不到一百七十名，陆侃如主张选举五十名委员，也好多拉拢一些人为他卖力。他还责成分社专门收集一些所谓青岛日报对九三分社活动报道不够的材料，到中共青岛市委去控告，企图利用党报大肆宣扬九三分社的活动，以扩大影响。在山东大学支社的一次会上，刘鸿宾谈出：陆侃如发展社员很积极，曾对他说过，反革命分子也可以发展。 群情激愤继续追击 陆侃如猖狂向党进攻的言行被揭露出来之后，群情激愤。在7月9日山东大学文科师生大会上，童书业教授严厉驳斥了陆侃如企图取消党的领导的罪恶企图。 九三青岛分社整风委员会，在7月11日召开的首次扩大会议上，继续追查陆侃如。陆侃如在大家摆出的事实面前，承认了一些，逃避了许多。大家要他继续深入检查和交代问题。

第3版()专栏： “民主办校”的阴谋破产了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组织了四个工作组，其中高等学校体制组，是企图在首都五个大学搜集意见，向党进攻，夺取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右派分子陶大镛是忠实执行章罗联盟这一指示，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夺取党的领导活动的最有力的能手。他所提出的“民主办校”纲领，在反右派斗争中，已被广大师生驳得体无完肤。他的伪装着的马列主义面孔，在群众中完全揭穿了。 聚谋在密室里 5月15日陶大镛秘密地在朱启贤（历史系教授）家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主要根据陶大镛、朱启贤、胡明三人的意见，初步拟出一个“民主办校”纲领。会上还筹划如何召开第二次会议，提出名单，有人提到白寿彝同志（师大盟支委）参加会议，陶大镛不同意他参加，说他是共产党员，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说在师大进行活动，不通过师大盟支部是不对的。胡明说：“对！我们不要偷偷摸摸的干。” 于是，陶大镛就于5月20日又盗用民盟师大支部名义召开第二次会议。作为师大民盟支部的主委陆宗达教授，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和参加人的名单。这次会议名义上是他主持，实际上是陶大镛一手操纵。会上由陶大镛介绍上次会议内容，朱启贤、胡明帮腔。在这次会上订出了“民主办校”的完整纲领：学术委员会是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代表组成。最低纲领，校长由国务院任命，最高纲领校长由校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总的要求是：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具体任务是：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教授的聘请，副教授升教授，讲师升副教授，留助教，招收研究生等与学术、教学有关的人事提升、调配，也由学术委员会决定。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由行政会议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系也要成立系学术委员会，人选由教授中产生，系秘书也由教授中挑选。规定党的任务是：管管组织生活，在校内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党委会也可以派代表参加学术委员会，可提出党委会的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遵照执行。他们还得意洋洋地说，“民主办校”是在现有的框子上改变实质，这样比较实际，也容易通过。这就说明了“民主办校”的实质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企图搞垮党的领导让自己上台 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实现“民主办校”的目的，从各方面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破坏党群关系。从他们之间阴谋活动的特点来看，向党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的。陶大镛企图从党的领导内部制造分裂，来摧毁党委会的领导核心。陶大镛在群众中说，党委会某书记和某副书记一派，某某副书记又是一派，现在是某派当权；并扬言这次整风中师大党委一定要垮。他们并指使中文系四年级八位同学访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亦岱，因为冯过去来师大视察时，从朱启贤、胡明处听到对师大党委意见，以便以人大代表的意见在学校内放火。 陶大镛还有意歪曲肃反运动的成绩。这一点朱启贤在活动中充分地发挥了，他阴谋以肃反为题，来污蔑党，造成群众对党不满。朱启贤在几次群众论坛会上和座谈会上，就肃反问题进行煽动。他说：对肃反重新估价的问题，是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成了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作实验，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他还把肃反运动形容成“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朱启贤还说：“解决这个问题是困难的。我同意罗隆基的意见，在我校立即成立“检查小组”，清查在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为他们恢复名誉。并立即改组“师大教学”校刊。朱启贤企图通过检查肃反，改组师大校刊为名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胡明污蔑党是所谓“家天下”，来攻击党委、党员。他说：师大解放至今还有混乱状态，俄语系在师大地位，是处在九层地狱之下。党员对群众的做法是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办法。党员不懂人情，很少人性。总之，在这一阵，陶大镛的任务是联络民盟中央上层的右派分子，出席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在幕后出主意。朱启贤、胡明则在校内积极进行活动，不论在会上、会下、在讲台上、在家里，向师生们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搞垮师大党的领导，实现“民主办校”，让他们上台。 涂脂抹粉骗不了人 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在向党进攻的时候，用了许多的漂亮名词，什么“检查肃反中受害者”，“教育品质不良的党员”，这都是“为了巩固党”，“加强党的领导”，“我们都是进步教授，追随党多年”，“要站在党中央的立场”，“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自抹脂粉的表白，尽管起了一时的蒙蔽作用，尽管曾经有许多人受骗，公开支持过“民主办校”主张，甚至有些人为他们所谓“正义的揭发”热烈地鼓过掌。虽然他们打的马列主义的招牌，但终久是掩盖不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私货。 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觉悟起来了，他们的眼睛亮了，特别是同学们，不再为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了。他们对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纷纷进行揭发批驳。右派分子伪装的进步面孔被揭穿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已完全暴露在群众的面前，再也站不住脚了。 右派分子曾利用几个所谓“定案”来否定肃反的成绩，向党进攻。但是最近校党委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布的几个反革命分子真相的事实，使这一企图完全破产。近来广大师生员工关于肃反的问题的座谈，都一致肯定成绩是主要的，批判陶大镛、朱启贤对肃反的谬论。李思温讲师说：“陶大镛等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利用一切机会，用一打一拉的手段，挑拨群众与党的关系，一方面咒骂积极分子是‘狗’，一方面又用‘五四’青年传统来煽动青年反对现社会。”朱庆永教授说，朱启贤毒骂我们积极分子为狗，说我们肃反中斗反革命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这是对党、对积极分子的污蔑，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党、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搞臭，来实现他和陶大镛、胡明共谋的“民主办校”夺取学校中党的领导权的野心。 王焕勋教授列举事实说明朱启贤一贯地不满党，不满现状。他说，朱启贤由美国回国时，不是想别的，而是想当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个目的达不到时，他就满肚牢骚。他描写现在社会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黑暗的“六年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了。朱启贤崇拜杜威，夸耀他自己是杜威的弟子。他是标榜着资产阶级教育的教授的典型，企图把社会主义大学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梦想。我们广大师生不答应。 胡明辱骂党的作风是家天下，也受到了有力的驳斥。俄语系讲师吕和声揭发时说，胡明在我们系里任主任不仅有职有权，而且滥用职权。在人事方面根本就不是有职无权。事实很多。譬如，他自己介绍爱人和外甥到俄语系工作，又不通过制度在去年让爱人休养。胡明说党是“唯亲唯故”、“家天下”，事实是胡明要把俄语系变成“胡天下”，如果实现他们“民主办校”，夺取了党的领导，那师大也要变成“陶、朱、胡的天下”。石盘教授在六千师生员工大会上，大声疾呼地揭发胡明两面手法。他说，朱启贤容易看出来，特别因为他背着他的老祖宗杜威，而胡明不这样，他讲“共产主义”、“国事”、“党中央的立场”，一片模糊人的话，毒素就在这里。 接着石盘教授逐一批驳胡明迷惑人的谬论。胡明认为解放后，同共产主义事业相比是“糟得很”。我国几年来工业发展是很快很快的，一天天向共产主义大踏步前进，这怎么说对共产主义是糟得很？他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一团糟，共产党领导一团糟。这才是他说“同共产主义事业比是糟得很”的真实内容。帝国主义不敢为所欲为，右派分子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右派分子的“糟得很”“家天下”的说法是右派分子的诬蔑造谣，我校用人如果是“唯亲”、“唯共”，胡明的系主任也是当不上的。胡明强调1942年整风是“家事”，1957年整风是“国事”。胡明强调是“国事”，“匹夫有责”，“我也有一把”。他要趁党整风“捞一把”，奥妙就在这里。胡明还说要站在“党中央立场帮助党整风”，说党中央立场与基层组织立场不一致。胡明的意思是“我与党中央的立场一致，你们滚，你们滚，群众跟我来，把党委整掉，我们来坐天下”。“民主办校”就是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全部纲领。妄想把高等教育事业拉到资本主义的歧路上 陶大镛亲手拟定的“民主办校”的纲领，受到许多人的彻底的批驳。中文系部分进修教师和研究生集体讨论时有力地批驳了“民主办校”的纲领。他们指出：“民主办校”的纲领，把党的作用，降低到要党执行学术委员会的决议，要党处在学术委员会领导之下。这实际上要党“下台”。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说拥护党的领导，说党不能退出学校，但在实际上，他们却在干偷天换日的勾当。他们在“模范作用”的名义下，要求党的领导核心退出学校，也就是要求党退出学校。他们硬是要篡改党作为领导核心的性质。这是宪法上已经规定了，他们如今竟想翻案。他们不仅企图使党在学校里成为多余的，而且企图使党成为在学术委员会控制下只能起所谓“模范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即令如此，党还可以通过国家来领导高等学校。但是右派分子的最高纲领是，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最低纲领才是由国务院任命。这就是说，国家任命校长也要征得学术委员会同意，如果学术委员会不同意，国家任命也是没有效果的。这样国家如何来领导高等学校呢？这个纲领是反对党通过国家政权来领导高等学校的露骨表示。试问，取消了党的领导的“民主办校”纲领，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显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根本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民主。 他们还指出：所谓“内行当家”，这个“理由”虽然容易迷惑人，但它也是经不起批驳的。这个“理由”实质上是说“我内行，我当家，我领导，我上台；党外行，所以不能当家，不能领导，要下台。”“内行当家”，实质上是排斥党对高等学校领导的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所提出的“民主办校”纲领，是在“发扬民主”“内行当家”的口号掩护下反对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纲领，实质上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纲领。这是资产阶级办高等学校的办法，不是工人阶级办高等学校的办法。如果按陶大镛等人的“民主办校”纲领来“改造”我们的高等学校的话，那末就必然会把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到资本主义的歧路上去，这样就会葬送人民的高等教育事业。这个纲领今天所以被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迷惑的人清醒了 右派分子朱启贤把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污蔑为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一个大学生在大字报上写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为什么要改变一下“不民主”的现状了。原来他们把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看作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难道这是帮助党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吗？难道不是站在党的对面，仇恨党，反对党，要把高等学校中的党搞垮吗？很明显这就是要把新中国的大学带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另一张是一群大学生曾经公开支持过“民主办校”主张，公开检讨的大字报。其中写道：“我们缺乏警惕，嗅觉不灵，不能辨别在各种巧妙伪装和卑劣手段隐蔽下反党活动实质，这是受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的影响，追求抽象的民主，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因此，看到了‘民主办校’，从感情上引起了共鸣。客观上壮大了右派分子的声势。”他们接着表示，“要认真学习，在斗争中跟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线，清除右派言论的影响，改造思想，在火热的反右派斗争中，锻炼成为自觉、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 当右派分子打着“民主办校”的招牌，进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阴谋被揭发以后，陶大镛在师大民盟支部内，虽然揭发了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并交代一些和黄药眠的关系。但揭发和交代还是不彻底的。他和朱启贤、胡明巧妙的伪装下的“民主办校”谬论，在广大师生员工反右派斗争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能再兴风作浪了。陶大镛在检讨中说自己是“盲从”“无知”，受章伯钧、罗隆基的利用，充当着一名“小卒”，同学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指出陶大镛身为政治理论教授，是“无知”“盲从”“小卒”吗？不！不是“盲从”“小卒”。这是骗人，企图蒙混过关。陶大镛是章罗联盟在师大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员“大将”。

第3版()专栏：读者来信 杀害刘英同志的是黄绍竑 浙江永康县农民程兆修说：我是见证人。编辑同志： 这里要揭露黄绍竑一桩罪行。 在这以前，许多人只知道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和温州市委书记张贵卿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可是谁杀害他的？知道的人不多了。现在告诉你，杀害这两位同志的就是右派分子黄绍竑，我是见证人。 抗日战争时，黄绍竑是国民党的浙江省主席，日本鬼子快打到浙江省会的时候，黄绍竑赶忙带着自己的爪牙逃到永康县方岩乡，躲在方岩山的岩洞里。到了方岩乡，黄绍竑并不去打日本鬼子，而是大批大批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在浙闽边区坚持抗日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和温州市委书记张贵卿同志，就是被黄绍竑手下的特务头子陈家璧于1942年2月8日在永嘉和龙游捕去的。 刘英同志被押到方岩以后，最初被关在程洪品宿店楼上（这房子被黄绍竑作为监牢），离我的家只隔几间空屋基。张贵卿同志是同其他十几个人被关在程宅祠堂的牢房里。在这个时光里，我因为挑粪下地违反了黄绍竑的禁令，也被拉去坐了三回班房。有一回，同刘英同志关在一起。刘英同志一见我，就问我为什么也被关押起来？我就把被关的原因说了一下。刘英同志说：你们是穿草鞋的人，不要和这些人硬干。……在这样的时候，刘英同志还这样关心我们农民。 黄绍竑对刘英同志的种种迫害，我知道得不少。最初，黄绍竑用软的手段，听说派了浙江省调查统计室主任、特务头子刘怡生和浙江省民政厅长程某同刘英同志谈话，企图诱骗刘英同志自首。但是都被刘英同志骂了回去。刘英同志说：“你们不会从我口里得到什么的，你们没有资格同我谈政治。” 软的办法不行，黄绍竑就改用硬的办法——整夜审讯。一到天黑，黄绍竑的爪牙就把刘英同志带去审讯，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送回来。听人说：有一次刘怡生审讯刘英同志的时候说：“顾祝同有电报来，叫你表示态度；否则就要……”刘英同志回答是：“我就是这样的态度。” 审讯失败后，黄绍竑把刘英同志关到方岩寿山坑万静廓（这里是黄绍竑屠杀共产党人的一个刑场），动了酷刑。刚好这一次我住的班房就在刘英同志班房的隔壁，从窗户可以看见刘英同志双脚带上了一副大脚镣，身体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子。张贵卿同志也因为一直不屈服被折磨得天天吐血。就在这样的时候，刘英同志还在牢里鼓励其他的同志坚持斗争。从这以后，我才清楚地知道刘英同志是一条真正为了人民、为了抗日的坚贞不屈的硬汉。回家后，我常常想念刘英同志。当时，方岩乡宅六村的农民，虽然还不知道刘英和张贵卿两位同志是共产党员，但是大家背后都说这些人是好人，是硬骨头。 1942年5月，日本鬼子打到了永康县，黄绍竑赶忙向云和逃跑。在逃跑前，黄绍竑指示自己的爪牙一定要杀死刘英和张贵卿。5月17日晚上，刘英同志在就义前最后一次被传审回来的时候，将自己的一件大衣送给了一位住在班房隔壁的、给刘英等同志煎过药送过开水的老太太。刘英同志还对这位老太太说：“老妈妈，谢谢你照顾过我，今天晚上我来同你告别了。”5月18日清早，天还没大亮，宅六村程氏宗祠左边的小山上响了几响枪声，刘英、张贵卿同志就这样被黄绍竑杀害了。 等刽子手走完以后，我才把刘英、张贵卿同志的尸体掩埋在宅六山上，在这两位烈士的墓前栽了一棵小柏树。 想起这件事情，我是很悲痛的。请大家想想：应该怎样来为刘英同志和张贵卿同志报仇？应该怎样来对待黄绍竑这个刽子手？ 浙江永康县方岩乡宅六村　程兆修

第4版()专栏： 五年的速度超过八十二年 天津新建和扩建四百多个工厂 地方工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二位 新华社天津20日电　据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统计，天津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经过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已经从1952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增长到占8.2％。因而天津工业在全国的地位也由1952年次于上海、辽宁和江苏名列第四而升居第二位，仅次于上海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天津市新建、扩建了四百多个工厂，使天津工业面貌迅速发生了变化。如果从1867年清朝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算起，到今年，天津近代工业正好有了九十年的历史，然而仅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天津地方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就比解放以前八十二年中所积累的固定资产还多将近一倍半。 天津市新建、扩建的四百多个工厂几乎都具备花钱少、收效大、建设快的三大特点。现在，在天津市区周围出现了三个新的工业区，很多过去没有的或基础薄弱的工业行业也都建立和壮大了。从破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钢铁工业，现在已经有五个规模较大的炼钢和轧钢工厂，虽然钢铁工业的投资只占全市工业投资的5％多，却使钢和钢材产量激增。今年，每一个月的钢产量比1952年全年产量还多，每两个月的钢材产量也超过1952年全年的产量。机械工业在五年计划中经过新建和扩建，也从修配发展到名副其实的制造工业。作为天津市机械工业主力的机床厂、工程机械厂、起重机械厂、内燃机械厂、锻压机床厂、锅炉厂和船舶修造厂等，都是在五年计划中成长起来的。天津市机床厂原来是一个制造配件的机器厂，国家除了利用它原来的铆造车间投资扩建成锅炉制造厂以外，又利用原有基础扩建成现在能够制造精密机床的工厂，这比新建同样的机床厂要节省投资三分之二。

第4版()专栏： 诚则灵 吴滤 反对协作的人不多，至少公开反对的人不多；但是谈起协作，赞同之余，连连摇头，表示难办的，却常常可以见到。拿建设中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来说，人民日报发表过社论，批判过有些企业不愿意同别的企业共同使用完全可以共同使用的辅助车间和实验室，要求“万事不求人”的“单干”思想；也发表过文章，报道了兰州的一些企业各建一个修理车间造成浪费的情况；昨天，又报道了西安的一些工厂没有注意协作所得的教训。这个问题的提出，许多工业部门的同志都说是“很重要，很及时”的，然而，具体到今后的建设中怎样组织协作，却又面有难色，觉得事情并不简单，未必行得通了。 这就有点令人难解了。“事情并不简单”，倒是实情。拿集中使用修理车间来说，哪些工种的活可以集中，哪些工种的活不能集中，以及怎样集中，都还需要研究。可是，既然“单干”浪费，组织协作节省资金是大家公认了的，尽管具体工作还有待于研究，又何至于总是连连摇头，觉得“难办”，怀疑“未必行得通”呢？ 这难解的问题也终于解开了。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五设计分局一位同志反映了一件事情：他们给天津市机电局所属的两个新建工厂作总体设计时，准备把这两个厂的食堂和锅炉房合并设计。这两个厂紧相毗邻，规模都不大，合用一个食堂和锅炉房，照理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厂方反对，天津市机电局也反对，理由是“两个厂的工资标准可能不一样”。这真是不愿协作，何患无辞！工资标准不一样，怎么会影响到共用一个食堂和锅炉房呢？ 食堂和锅炉房同修理车间不一样。一个是非生产性建筑，一个是生产性建筑，如果说修理车间等生产性建筑的共同使用，确实“事情并不简单”，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尚待研究的话，那么，食堂和锅炉房等非生产性建筑的集中使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连这样最简单的协作都行不通，都这么难办，可见协作之所以“难办”，“未必行得通”，问题并不在于事情本身的简单和不简单，而在于有没有诚意。 拜菩萨，“诚则灵”，那是骗人的。在协作问题上，倒是真正“诚则灵”的。若有诚意，多么不简单的协作问题也可以行得通；若无诚意，连食堂和锅炉房这种最简单的协作问题也很难办。 协作中的具体问题是要认真研究的，不可采取简单化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诚意。协作的诚意，就是整体观念，国家观念。不破不立，立整体观念，国家观念，非先破本位主义、局部观点不可。

第4版()专栏： 汕头罐头畅销国外 本报讯　南方日报消息：地方国营汕头罐头厂今年上半年出口的水果类和肉食类等罐头有三千五百二十九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一点六倍。今年出口的罐头，英国、西德、新加坡一些商号都认为质量高，味道好。 这个厂生产的罐头共有七十三种，其中潮州柑、菠萝、荔枝、龙眼、香菜心等罐头更富有地方特色。今年上半年生产的产品，除畅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远销至英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部分销至芬兰、意大利、荷兰、希腊、比利时、西德、法国、叙利亚、日本、埃及、缅甸、柬埔寨、锡兰、新西兰等国家。

第4版()专栏： 内蒙古兴建毛织厂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日电　呼和浩特市正在兴建着一座现代化毛织厂。按照已定的工程进度，这座工厂将在明年第一季度投入生产。 这是一座生产能力相当大的毛织厂，每年能加工羊毛、羊绒六百二十多万公斤。它将大量生产全国人民做冬衣用的绒线和长毛绒。主要产品之一的绒线，年产量可供二百一十八万人每人做一件毛衣。 这座工厂除了选毛工序以外，梳毛、理条、洗染、纺纱、整理等工序，都是机械化的。 这座工厂以后还要逐年扩建。扩建以后，各种毛呢、毛毯、哔叽也可以织造。

第4版()专栏： 太原机车车辆厂提高增产节约计划 下半年要多交给国家一百三十万元利润 本报讯　山西日报消息：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工厂职工上半年完成了全年上缴利润计划的98％。最近，他们又举行职工代表大会，继续挖掘潜力，提出了新的增产节约计划和完成计划的具体措施，决定下半年再给国家增加上缴利润一百三十万元。 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厂工会组织二十多个职工代表，同有关技术、管理人员组成两个视察检查小组，深入科室、车间，对全厂增产节约、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检查中发现，上半年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情况较好，但是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骄傲、自满情绪，增产节约运动中缺乏全面观点，忽视提高质量和节约管理费用，因此还有不少增产节约的潜力。职工代表们一边检查，一边吸收职工意见，提出了一百四十七项改进措施和批评意见。 工厂行政领导人员虚心听取了职工代表对企业管理、领导作风方面的批评，认真研究了职工代表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组织技术、管理人员和车间主任，从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上进行摸底算账，找出了生产中浪费的漏洞，采取了二十多项增产节约措施。同时，党委会检查批判了部分领导干部对修改增产节约计划的保守态度和自满松懈情绪。这样，经过数次讨论研究，最后把原定全年增产节约计划中的上缴利润，由一百五十三万元提高到二百八十万元，并将这个数字具体分配到各个车间。职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保证努力实现这个增产节约计划。

第4版()专栏： 上海造船工厂推陈出新改进设计 长江上将出现一批新型船舶 马力最大的拖轮可逆水顶推两千吨货物 新运猪驳船严冬酷暑都能保证生猪安全 据新华社上海19日电　上海的造船工厂，正在制造大批航行长江的拖轮、驳船、货轮和客货轮。 一种运输生猪的驳船，今年将制造四艘，其中三艘已经完成船壳工程，开始安装机器。这是一种有趣的专用船，上面有四层楼房，每次可载运一千八百多头生猪。船两侧有专供猪子大小便的水槽，船的锅炉可以供应蒸汽烧热猪食。船上设有小型的屠宰场、冷藏室和兽医室，每层楼房都有暖气和吹风的设备。在严寒和酷热的季节，用这种驳船都可以平安地在长江上运输生猪。 十五艘五百匹马力的拖轮，是上海造船工厂第一次进行制造的新型船舶。这种拖轮平均吃水只有二点四公尺，在长江枯水期间，仍能拖运五千多吨货物上溯航行到长江中游的宜昌港，拖轮的锅炉和机器都是新设计的，效率比旧有的同马力拖轮高，每小时的耗煤量反而要减少一百多公斤。 上海造船工厂正在制造的航行长江的船舶中，还有四艘载货一千吨的货轮，两艘载客四百五十二人、载货四百五十吨的客货轮，两艘载货七百吨的驳船和两艘二千匹马力的拖轮。二千匹马力的拖轮是目前我国马力最大的一种拖轮，在水流湍急的川江上，能够逆水顶推二千三百多吨货物。 从1953年以来，上海的造船工厂已经制造出长江上的一百七十二艘大小拖轮、驳船、货轮、测量船和客货轮。其中拖轮的马力数和驳船的吨数分别比国民党反动派经营长江航运几十年留下来的拖轮和驳船超过了零点七倍和零点五倍。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名为节约，实为浪费 国家用来装水泥的纸袋，原先是五层纸缝制的。自从改用三层纸制的以后，原先做三个的纸，现在就可以做五个，这在做袋子的用纸上，肯定是节约了。但破损率却增加了十倍。纸袋坏的多，水泥的损失也就必然要多。纸张缺是事实，应当尽量节约，但不应在一个部门节约，而在另一个部门造成浪费。这样的节约，是片面的，是虚假的。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再慎重地研究一下，究竟哪方面利大利小。 吉林铁路管理局　陈任天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115A型收音机杂音多 在报上看到上海广播器材厂每分钟制出几架收音机的消息，特别高兴；但在高兴之余，又很失望。 今年5月我买了一架上海广播器材厂3月出品的115A型五灯收音机。外表美观、大方，说明书上写的又是那么堂而皇之，但声音小，杂音太多。经过修理，也仍然那样。我希望这个工厂首先提高产品质量，然后才求快，否则每分钟制造几架，又有什么意义呢？　谷钦

第4版()专栏：读者来信 红糖不甜 最近白糖供应不足，人们只能用红糖来代替。可是我买的红糖不够甜，连卖糖的都说“现在二斤红糖也顶不上过去一斤吃”。泡水喝的时候，水上面浮着一层碎草、麻丝，水底下澄起厚厚一层土和砂子，味道也不正，小孩子总是不愿意喝。制糖厂应该改进红糖的质量和包装方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 山东水利干部学校　戈锋

第4版()专栏：答读者问 水泥纸袋为什么发脆？ 最近我们接到许多人民来信，反映目前水泥包装纸袋发脆，在搬运过程中破损严重，造成水泥的浪费。这些同志要求迅速改进纸袋质量，增加纸袋层数。同时，还提出使用麻袋、布袋、草袋、蒲包等代用品和旧袋回收等建议。我们感谢这些同志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已通知各企业设法改进。 水泥包装破损的原因，首先是糊制、缝制纸袋的操作方法不好，装车前的车辆清扫工作没作好。其次，由于原料不足，纸袋层数不得不由四层改为三层，加之纸的质量低，所以容易破损。今年第一、二季度我们所需要的水泥袋纸，仅满足了72％。我们已经要求轻工业部增加产量和提高纸的质量。 为了解决水泥包装用纸原料的不足，我们已制定了旧纸袋回收办法草案，正报请国务院审批中。国务院正在组织有关部门积极推行散装水泥运输和集体装箱运输的办法。关于使用代用品的问题，鉴于布、麻袋也紧张，或限于企业的生产设备，所以都难以实现。我们希望使用水泥的单位，注意水泥的搬运和拆袋工作，使旧纸袋能够再次利用。还希望有关运输部门，特别是水陆联运和铁路中转车站的装卸职工同志们，在装卸和搬运水泥工作中轻拿轻放，尽量减少水泥纸袋的破损。 建筑材料工业部 直属企业管理局

第4版()专栏： 合作化第一年 胡道源 从“缝衣难”谈起 手工业合作化已经实现了一年多。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怀疑甚至否定手工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怀疑或否定手工业合作化优越性的人，大都是从跟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缝衣业谈起的。他们说：春天成立了合作社，冬天做衣服就碰到了麻烦。定做一件衣服，要等十多天甚至一个月才能取。在这些人看来，好像“缝衣难”是合作化的坏处。 去年冬天缝衣难，是不是合作化造成的呢？不但不是，相反，如果没有合作化，去年缝衣服还不晓得要难多少倍。拿上海来说吧，去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8％，而且集中在7、8月以后补发；资本家拿了五千六百一十万元的股息；市场布票放宽，布的销售量增加了48％，加上美化生活、提倡时装的宣传，缝衣难的形势就自然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化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了出来。单就时装说，上海原有能做时装的缝工只有一百九十人，去年在最紧张的时候，手工业社突击培训时装工人，几个月就训练出九百多人。开始每人每天只能做一件，后来每天能够做三件。技术力量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空前的。总计起来，上海去年生产的衣服比前年增加了40％以上。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和上海类似。像天津市的缝衣合作社，仅在10和11两个月中，就赶制了棉衣十一万件，如果没有合作化，要做出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想像的。 同行不再是冤家 个体手工业者互相竞争，互相排挤，“同行是冤家”。合作化以后，竞争排挤的关系变成了互助合作的关系。社员和社员之间，社和社之间，互相交流经验，共同研究技术，因而创造和仿制了许多新产品，提高了原有产品的质量。1956年长沙市增加了四千五百种新的花色品种；天津市试制了二千三百多种新产品；上海市生产的新产品有三千多种。这里面不仅有简单的生活日用品，而且有精密的仪器和医疗器械。 公开了祖传的绝技 “传媳妇不传闺女”，是操有特种技术的手工业者的老规矩。在个体经营的条件下，只有这样才能不受竞争的威胁。多少名牌产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人亡艺绝了。合作化以后，手艺人年老了有照顾，子孙后代也不愁没有饭吃，许多著名的老艺人都不再像过去那样“教一手留一手”了。北京市做玻璃葡萄的名艺人常桂禄五姊妹，为了保持祖传的绝技都没有出嫁，操作的时候从不许人看，现在她们入了社，也在带徒弟了。 淡季不淡了 有些季节性生产的行业，个体经营的时候，由于资金少，在淡季不能进行储备性生产，经常发生淡季没事干，旺季忙不过来的现象。合作化后，联社可以调剂生产，尽量减少淡季旺季生产忙闲不均的差别。如上海市缝衣业，如果不是市联社在去年冬季适当控制了一部分原料，今年春季的生产是很难维持的。北京市许多手工业社在今年第一季度采取互相调剂使用流动资金的办法，基本上解决了淡季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样，生产正常了，产品价格也不会因为季节淡旺而暴涨暴跌了。 解放了生产力 在摆脱了个体所有制的束缚以后，手工业的生产简直是以惊人的速度前进着。 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1956年，全国的手工业者为国家创造了一百一十七亿元财富，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数字，比历史上最高的1954年的产值增长了11.4％，比战前最高的一年——1936年增长了56.9％。（1936年为七十五亿七千万元）同合作化的前一年——（1955年）相比，每个手工业社员的平均年产值提高了33.5％。 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比起大工厂来，小小的手工业社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国民经济中，这是一支相当重大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1956年，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有16.6％是手工业创造的。全国十万四千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缴纳了三亿八千多万元的税款。 各地的手工业社大力生产各种农具，并且普遍组织了农具修配网，来支援农业合作社。在这一年里，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农具，平均每个农户可以得到两件多；为农民修补的农具以千万计。 作为大工业的助手，手工业合作组织，大量生产了各种建筑材料，来支援工业建设。西安市金属制造社在去年一年中为工业部门制造了二千多吨金属建筑附件；辽宁省复县陶瓷生产合作社在一年内制造的陶瓷管，共长三百二十多公里，使基本建设部门节约了一千四百多吨钢铁、七百四十多吨水泥。 1956年，仅陶瓷和工艺美术品两项，就出口了价值七千三百四十七万多元的商品，给国家换回了不少为建设所必需的外汇。 合作化提高了生产，也提高了手工业者的生活。 “过去三个人一条被，现在一个人三条被。”上海市的手工业社社员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生活的变化。个体手工业者经不住风吹雨打，淡季没活做要挨饿，一场大病就可以变穷。现在入了社，收入固定了，生活一天天好起来。1956年——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四百七十多万个社员，90％左右都增加了收入。据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西、湖北等省市的典型调查，社员的平均工资一般比入社前提高了15％左右。比较高的如天津市手工业社社员的平均工资增长了22.94％；四川省增长了20％。 在这一年，合作社的积累也大大增加了。吉林省和上海市的手工业社，1956年即积累了一千万多元。不少合作社实行了公费医疗和医疗补助制度，个别生活困难的社员，还能够得到合作社的补助和救济。 因此，北京市的手工业社员在听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以后，十分气愤地说：“谁说共产党领导的不好，叫他到我们合作社来看看吧！” 缺点也是有的 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由于领导部门经验不足，调查研究不够，在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缺点。例如合作化初期，有些行业过分集中，对居民和社员都造成不便，对生产也起了不好的影响。有些行业成批接受订货，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忽视了手工业者根据居民需要灵活服务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合作社摊子铺得大，管理干部多，有铺张浪费现象。有极少数的合作社还发生过粗制滥造和高抬价格等不好的行为。 这些缺点，现在有的已经克服，有的正在积极改进。这是前进中的缺点，正如太阳上的黑点掩盖不了太阳的光辉，这些缺点也掩盖不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

第4版()专栏： 访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 本报记者　康伟中 正是初夏6月天，我乘坐滨（哈尔滨）洲（满洲里）铁路的火车，从哈尔滨出发，穿过北满草原，去访问了嫩江河畔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 富拉尔基原是黑龙江省北部地区达呼尔族一个普通的牧场，近几年，它却闻名全国了。这倒不是这个地方新发现了什么名胜和古迹，而是因为这里兴建的重型机器厂的规模和它的重要性已为广大人民所传诵和熟知了。这个厂，是苏联集中三十多年建设重型机器工业的技术精华设计出来的，不消说它的技术是多么高超和先进；就其规模而言，也可以和世界上许多大的重型机器厂相媲美。这个厂建成以后，将制造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最新式的大型初轧机、钢轨桥梁轧机、无缝钢管轧机、钢板轧机、五百吨容量的大平炉和一千五百立方公尺容量的大平炉，有些设备比鞍钢近几年来新建的设备还要先进，生产中厚钢板、粗大的无缝钢管等设备都可以由这里制造出来。这个厂还将供给我国电机厂、汽轮机厂、大型机器厂需要的各种大型锻轴和其他大型铸锻件。 这个厂内部的设备将是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由于设置是先进的，它要求建筑施工的质量也是非常严格的，否则就会影响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转。 曾经建设过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和其他几个安装企业的职工们，担任了修建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任务。从1955年开始，他们陆续来到了工地，渡过了北满草原上两个少有的寒冬，冒着春季蒙古风刮起的万丈风沙，修建了一些住宅和办公大楼，现在，一幢幢的住宅楼房建成了；两座乳黄色的办公大楼已经完工，去年动工建设的金属结构、辅助、模型等四个厂房和仓库、变电所等十几个大建筑物也都矗立起来了。 今年是重型机器厂建筑工程施工高潮的一年，全厂十几个主要厂房工程全部开工了。嫩江河畔一百余公顷的建筑地面上，铁塔林立的打桩机，发出咚咚的巨响，上千台机器的轰鸣声组成雄壮的建设交响乐，划破了北大荒草原的寂寞。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向着一个目标工作着。 富拉尔基地区的土质本来是比较坚硬的，但是，修建这座巨型工厂，这里的坚硬土质却显得异常松软了。因此就必须在主要厂房和设备的基础工程的下面，打入钢筋混凝土桩群，以增加土壤的承载力。这是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最难做的工程之一。按理说，基础打桩，对建筑企业来说并不是陌生的事。但是，这里每根桩子就有十二公尺至十六公尺高、一尺二寸见方、一万多斤重，要把这些桩子打进离地面一丈多深的地方，一共要打一万一千多根。这是许多建筑工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曾经亲手建设过中国最高楼房——上海国际饭店和出名的钱塘江大桥等复杂基础工程的上海基础工程公司的职工们，深深地感到工程的艰巨。现在，中苏两国基础专家和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和上海基础公司的全体职工们，正在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在热处理车间的地下，要开挖深二十六公尺，占地约八百平方公尺的人造湖。就在这个湖里，要把一个相当于八层楼房高、重三百万公斤的钢筋混凝土“沉箱”沉入地下。将来几吨到几十吨重的热加工部件，都得经过这里淬火；然后运转出去，进行冷加工。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开始施工了，四台巨大的挖土机，伸长了巨臂，迅速而准确地吞下满斗槽的泥土，转身把土倾倒在自卸汽车的车箱里。自卸汽车一辆一辆载满了土，像流星似的飞驰而去。负责这项工程施工的工程师告诉我：在挖到八公尺深到了水层（出水）后，我们就在“湖”上架起了模型板，按照设计标准，制造钢筋混凝土“沉箱”。那时，用二十台空气压缩机压进大气压，排除沉箱内的水，工人们从特制井筒下去，在很大的气压下挖土。沉箱就借着自重的力量，边挖边沉，直沉到设计标高。现在，建筑单位正在挑选一部分身体强壮的青年，进行施工技术的训练，训练他们在加大气压、密不透气的房间里生活，使之逐步适应和习惯这种生活条件，以便在地下顺利施工。 全厂十六个主要生产厂房和车间，绝大部分是钢结构的。其中最大的铸钢和水压机联合作业车间，是十四层楼房高的大建筑物。在这个建筑物里，有八十二吨的钢柱、四十七吨的行车梁，还有一百七十五吨和几十吨的吊车，将分上下两层运行，它们的负荷量超过了铁路桥梁。对这样重的柱子和行车梁，如何平稳地安放在钢架上，这的确是一件复杂的事啊！国家为了解决这个工程的施工问题，早已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订购了一台七十公尺高的塔式起重机，不久就可运到。即使用了这样的起重机，也还得分三次装配，而且在安装中也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需要建设者们克服困难，创造奇迹。（附图片） 夜深了，工人还在紧张地打桩。　刘洪征　王光文摄

第4版()专栏： 珠江上的海员文化船 为了丰富海员职工的文娱生活，珠江航运工会最近把一条“花尾渡”改装成了海员文化船。它是我国第一艘专供海员进行文娱活动的船只。这艘文化船高三层，可以同时容纳五百名职工。船内设有文娱室、图书阅览室、礼堂、音乐室和露天茶座。图为漂亮的珠江海员文化船外貌。左上角是海员们正在文娱室下棋、打朴克。 王南摄（南方日报社稿）

第5版()专栏： 实现祖国统一　讨论普选问题 范文同再次建议同南越进行协商 新华社河内20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7月18日写信给吴庭艳，再次建议召开协商会议来讨论实现国家统一的自由普选问题。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将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八、九年抗战以来，我国人民曾经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分裂国家的阴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全体人民的和平和幸福而坚持团结和英勇的斗争。日内瓦协议恢复了越南的和平，公认越南的独立和统一是完全符合于全体人民世世代代所期待的深切愿望和符合于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据日内瓦协议和全体人民的愿望，曾经在1955年7月19日致函南方负责当局，建议召开协商会议，讨论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普选问题，以便实现国家的统一。1956年5月11日，继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于1956年5月8日发表公函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再一次建议召开协商会议，借以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原则举行自由普选的问题，同时强调必须继续履行日内瓦协议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条款，以便能够巩固和平，为普选创造有利条件。 上述建议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在不断努力，并且随时准备着为实现我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即为巩固和平和实现国家统一而创造一切顺利的条件。 上述信件还未得到越南共和国政府的答复，协商和普选没有获得实现。就在这段期间，美帝国主义日益深入地干涉越南南方。如加强军事力量，加紧非法运入外国军事人员和新的战争物资，在南方扩充和增设军事基地，把南方划为东南亚军事联盟的保护地区，所有这些都同美帝国主义的备战阴谋分不开，威胁到越南和东南亚的和平。加强军事力量和加强美援的政策，使得南方经济日益停滞不前，日益附属于外国。在政治上，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被侵犯，南方同胞的爱国心和和平统一的愿望被蹂躏和镇压。南北正常关系被割裂，严重地损害了南北两方的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严重地侵犯了南方人民的独立、自主权和民族精神。 先生： 国家被分割的情况，使得每一个越南爱国者对国家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深感忧虑，使南方和北方人民渴望和期待着南北团圆、国家统一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整个越南民族必须坚决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目的在制止国家被分割的情况，实现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国家。 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我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再一次写这封信，向南方当局建议召开两地区的政府代表之间的协商会议，以便讨论为实现国家统一而举行的自由普选问题。 越南共和国政府也曾经宣布说，它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和自由普选来统一国家。这一点是全体人民要求必须实现的。越南共和国政权如果真正有这样的愿望，那么，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而以互相谅解和忍让的精神来共同协商解决一切问题，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由普选和统一国家。 我希望越南共和国政府不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合情合理的建议。我们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共同克服一切困难，设法答复全体人民的深切愿望。在此，我谨再次提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过去就恢复和发展两地区之间在各方面的正常关系，以满足南方和北方人民的利益和感情问题的建议。人民的这个迫切要求必须得到解决。

第5版()专栏： 潘查希拉发展了中印友谊 德里庆祝中印总理联合声明三周年 新华社新德里20日电　德里7月19日傍晚集会庆祝中印两国总理发表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的三周年。庆祝会是由德里印中友好协会组织的。 中印两国总理这项联合声明是在1954年6月28日在德里发表的。 主持庆祝会的印中友好协会主席森德拉尔说，今天潘查希拉已经为全世界普遍了解，它是争取持久和平的重要的共同工具。意识形态的不同并不妨碍潘查希拉。他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共同纽带——潘查希拉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 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发表祝词说，中国和印度共同遵守潘查希拉的原则，已经在过去几年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了他们的友谊。他相信，在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两国人民在他们为了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中将获得更大的成功。 潘自力大使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完全符合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中国愿意与一切以同样的精神和原则对待中国的国家保持并且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 许多议员和社会名流出席了会议。发言者包括议员雅尼克、著名历史学家阿希拉夫博士、老议员普拉塔浦、新闻工作者辛格和议员兰加。大部分发言者都抨击殖民主义，他们说它是和五项和平原则相反的。他们批评军事条约和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且谴责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朝鲜、越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事务。他们要求世界舆论广为宣传潘查希拉。

第5版()专栏： 苏联出版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9日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机关刊物“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第一期已经出版。 这一期刊载了苏共中央今年六月全会的公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以及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件。这一期刊载的论文有：“关于1917年3—4月党的策略问题”“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部门的发展”，“十月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等。 杂志还辟有专栏，这期的专栏里刊载了关于列宁全集的资料，关于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件的资料，关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以及关于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资料等。 这期杂志中还有对许多党史书籍和回忆录的评论。

第5版()专栏： 胡志明访问布拉迪斯拉发 民主德国宣布胡志明访问日程 新华社布拉格19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今天从布拉格乘飞机到达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 他在机场上受到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代表的欢迎。接着，他访问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随后，他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工厂去参观。 新华社布拉格20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20日从斯洛伐克回到了布拉格。他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参观了工业企业并且到附近的统一农业合作社访问。 新华社柏林20日电　“新德意志报”今天报道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的邀请，将在7月25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

第5版()专栏： 讨论在工业上利用芦苇问题 德捷波罗举行工业合作会议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0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四国的代表，从7月8日到1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工业合作会议，讨论在工业中利用多瑙河三角洲上的芦苇的问题。 会议讨论了有关纤维的生产技术以及对外贸易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有关在罗马尼亚东部的布莱拉建设纤维联合企业的许多实际问题。参加会议的各国专家认为，芦苇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原料，可供有关各国的造纸和纺织工业应用。与会各国代表就各国进一步合作的问题签订了议定书。 芦苇是罗马尼亚的主要富源之一，它在罗马尼亚的建筑材料工业部门有着极其广泛的用途。在布莱拉兴建的纤维工厂还将用芦苇制造各种纤维、纸板和胶合品等。罗马尼亚同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这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的筹备工作。

第5版()专栏： 泽登巴尔答罗马尼亚记者问 蒙古赞成禁止核武器和裁军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讯：罗马尼亚中央各报19日刊载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答罗马尼亚通讯社记者问。 泽登巴尔谈到了某些当前的国际问题，他说，试验热核武器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危险的。以苏联为首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蒙古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拥护立即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拥护禁止试验这种武器，拥护裁军。 在谈到为巩固亚洲和平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时，泽登巴尔说，我认为，巩固亚洲和平的主要条件（也不仅仅是对亚洲），是解散像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这样一些军事集团，撤除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从各国撤退外国军队，废除西方国家和亚洲各国签订的不合法的条约，加强万隆原则，扩大亚洲国家的全面合作以及为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奋斗。 泽登巴尔在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关系的发展前途时说，蒙古愿意同日本缔结和约，建立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日本在这方面采取任何具体步骤。如果考虑到日本政府目前是处在十分依靠美国的情况下，这就容易解释了，因为美国阻挠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日本的进步人士正在努力使日本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泽登巴尔最后说，我们同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日益巩固。我们和苏联早就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我国人民把我们共和国的一切成就同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联系在一起。

第5版()专栏： 泰国外长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同意“两个中国”的说法 新华社20日讯　曼谷消息：据此间报纸17日报道，现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16日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在联合国中虽然曾有人主张“两个中国”的说法，但是，他认为这是违反事实的说法。 那拉底说，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开的主张，都是违背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他认为中国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应该自己私下寻求避免流血的统一办法。 那拉底在谈到对中国的承认问题时说，依照国际原则，“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中国的真正合法的政府，但是，目前泰国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这是泰国的政策问题。泰国只有在这个政府加入联合国以后才加以承认。 那拉底还谈到取消“反共条例”的问题。他说，必须作周密的考虑，因为恐怕取消这项条例会引起外国对泰国的误会。 据新华社讯　曼谷消息：泰国社会主义联合阵线总书记、议员乃克莱·纳拉帕蒂10日说，中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人口和对世界和平具有重大影响的亚洲大国，国际裁军会议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将不会有什么意义。 自由民主党副领袖、议员乃安蓬·素旺那汶11日也向报界发表谈话说，国际裁军会议一定要有中国参加，因为中国事实上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它的力量是不能加以忽视的。

第5版()专栏： 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到京 据新华社20日讯　世界驰名的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19日夜间来到北京。舞蹈团将在这里演出中国观众没有看过的印度特有的“影子戏”和各派印度舞蹈。 舞蹈团这次应中印友好协会邀请来中国作六个星期的访问演出。这个舞蹈团已经有二十七年历史，曾访问欧洲、美洲、亚洲许多国家，全团成员共二十七人，集中了印度第一流的舞蹈演员和音乐家等。 舞蹈团的领导人、五十六岁的乌黛·香卡在火车站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们这次将把印度艺术最好的东西献给中国观众。乌黛·香卡是印度当代最有成就的舞蹈家，曾被誉为“印度的梅兰芳”，他发展了印度“影子戏”，并且在创造新的印度舞蹈形式方面做出不少贡献。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秘书长朱伯深以及北京艺术界人士一百多人来到车站欢迎印度艺术家们。 来欢迎舞蹈团的还有印度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辛格等。 舞蹈团在北京演出后，还将到东北、华东、华南各地访问。（附图片） 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7月19日晚乘火车到达北京。图为乌黛·香卡（左二）和他的夫人（左三）在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左一）的陪同下步出车站。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

第5版()专栏： 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19日讯　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一人，在团长田中秀男率领下今天飞抵北京。 代表团将同我国有关部门协商有关盐业方面的问题，并将参观访问食盐的生产和制碱工业。

第5版()专栏： 日本节育专家马岛僴抵京 新华社20日讯　日本节育专家、日本促进日中日苏邦交恢复国民会议事务局长马岛僴，今天从莫斯科乘气机到达北京。

第5版()专栏： 捷新任驻华大使到京 据新华社20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杨·布希尼亚克及夫人在今日上午到达北京。

第5版()专栏：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 总书记诺尔曼抵京 本报讯　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邀请来华访问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总书记诺尔曼和他的夫人，已于二十日抵达北京。

第5版()专栏： 从数字看发展 罗马尼亚经济文化进步很快 在工农业生产方面 新华社19日讯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最近发表的一项统计材料表明，到1956年罗马尼亚工业中第一部类的生产量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6％；而在解放前的1938年，这个比重是45.5％。 1956年，全部工业产量比1938年增加了二点三倍，而第一部类工业的生产量增加了三点一倍。 统计材料表明，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部分的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38.4％，最近已经达到了41％，而1950年这个比重是23.6％。 在文化教育方面 在文化教育方面，1938—1939学年，全国高等院校有三十三个科系，有大学生两万六千四百八十九人，在1956—1957学年，高等院校科系的数目增加到一百一十二个，大学生增加到八万一千二百零六人。全国图书馆的数目从1949年的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个增加到1956年的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个。单是公共图书馆的藏书1949年是五百六十四万一千册，1956年就达到了二千七百七十三万一千册。 1949年全国有八十三家报纸，1956年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五家；在同一时期，报纸的每年发行量从五亿一千万份增加到八亿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九千份。杂志数目从一百十七种增加到了二百九十三种，每年的发行量从三千三百四十七万八千份增加到了五千六百七十二万七千份。 在医疗保健方面 在医疗和保健事业方面，1938年全国医院是四百十三家，到1956年增加到了五百六十三家；产科医院1948年是三百七十家，1956年就增加到了一千四百六十五家。1940年，全国人口的增加率是千分之七点一，1956年是千分之十四点三。婴儿死亡率已经从1938年的17.9％降低到1956年的8.1％。

第5版()专栏： 亚非国家驻苏使节欢宴阿富汗国王 苏联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莫斯科20日电　据塔斯社报道：阿富汗、缅甸、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叙利亚、苏丹、泰国、土耳其、锡兰、埃塞俄比亚、日本十七个万隆会议参加国的外交使节19日晚间设宴招待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 苏联国家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什维尔尼克、赫鲁晓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正在苏联访问的印度尼西亚著名政治活动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出席了宴会。 印度驻苏联大使梅农首先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努力使殖民主义不再回来——这就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愿望。他说，尽管有各种风暴和侵犯，我们各国是决心要保护自己的独立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使这个地区避免战争——不管是热战或冷战。这位印度大使对苏联领导人出席这次宴会表示高兴。他说，苏联领导人是真诚关心万隆会议的，苏联和参加万隆会议的每一个国家的关系都是根据在万隆明确确定的共处五项原则决定的。 查希尔·沙阿国王在讲话中指出，万隆会议国家的大家庭是有益的和有效的，殖民主义者尽管用一切力量也不能摧毁东方团结的伟大精神。他在谈到阿富汗和苏联的关系时说，两国的关系从一开始起就是建立在友好和睦邻的基础上的，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 埃及大使库尼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表示感谢亚非国家和苏联在去年埃及反抗侵略中给予埃及的支持。他说，亚非各国人民在争取自由和和平的努力中可以指靠苏联的宝贵友谊和支持。 最后，赫鲁晓夫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了争取世界和平和国际友谊的斗争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指出苏联是始终一贯地坚持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第5版()专栏：保加利亚通讯 玫瑰谷见闻 本报记者　李成 索非亚东面约四十公里的基里别茨山，浴身在轻盈的晨雾里。我们的汽车加足马力向山顶爬行。熟悉这一带情况的苏联真理报驻保加利亚记者茹拉夫斯基兴奋地说：“快到啦！翻过这座山，再翻过科斯尼查山，就是有名的玫瑰谷了。” 科斯尼查山的东面是一条绵长数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巴尔干山横亘于北，斯列德那山蜿蜒于南，斯特列玛河和登萨河以及无数小溪穿流其间。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土壤肥沃，是玫瑰花生长繁殖的良好地方。相传十八世纪初，玫瑰花就在这里生长繁殖起来了。每年5月底到6月中旬，玫瑰花争奇斗艳，芳香扑鼻，吸引着远近游客。 汽车把我们带进了令人陶醉的玫瑰谷。时针指着六点三刻。 在红白相间的玫瑰丛里，人们正忙着采摘花朵。随着花香，传来了采花姑娘们的歌声笑语。满载玫瑰花的大卡车，不时从我们旁边驶过，开往附近的玫瑰油炼制场。显然，采花姑娘们已经辛勤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她们要在清晨露水消逝以前把所有开放的玫瑰花采下。据说，这段时间采下的花含油量最多。 玫瑰谷的玫瑰花共有七千多种，但是能炼油的只有四种。这里种植的主要是粉红色和白色两种含油玫瑰花。玫瑰谷内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数百年前，印度克什米尔一个娟美出众的贵妇人，常常因她身上没有香味而苦恼。那时还没有香水。她很喜爱玫瑰花的香味，每次洗澡时都让仆人往澡池里放很多玫瑰花。有一次，放入澡池的玫瑰花中有了含油的花，温热的水上漂浮着一层油点，浓郁的香气经久不散。从此，人们就发现了含油玫瑰花，开始炼取玫瑰油。 在玫瑰谷，炼制玫瑰油的工场就建立在玫瑰园附近，以便及时提取花内的油分。我们访问了罗西诺玫瑰油炼制场。工场党组织负责人基洛夫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炼油过程。炼油间里，蒸气弥漫，香风四溢，几个工人正在把玫瑰花倒到两人来高的蒸锅里。技术员告诉我们，提炼玫瑰油的基本方法就是蒸和煮。平均约三千到三千一百公斤玫瑰花才能炼出一公斤玫瑰油。现在，保加利亚的玫瑰油炼制场，有人工操作的，也有自动化的。不少机器设备，保加利亚已能制造。 保加利亚党和政府很关心含油玫瑰的生产。保加利亚农业部一位负责这项生产的同志曾对记者说：早在1915年，这里的劳动人民曾培植了约九万狄卡尔玫瑰。后来，由于玫瑰油炼制场资本家压价收购玫瑰花，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保加利亚法西斯政府为了帮助德国法西斯准备侵略战争，曾命令农民毁掉玫瑰园，改种粮食作物，到1944年解放前夕，这里的玫瑰种植面积只剩下一万狄卡尔左右了。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扩大培植玫瑰花的面积，如免除种植玫瑰的耕地向国家交售粮食的任务，及时供应培植玫瑰所需的化学肥料，减价供给玫瑰种植者以食粮，奖励扩大玫瑰培种面积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提高玫瑰花收购价格等。现在玫瑰花的收购价格比过去提高了两倍。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农民培植玫瑰的积极性。现在栽培玫瑰的耕地面积已达三万狄卡尔。再过四、五年将比现在扩大一倍多，达到六万二千狄卡尔左右。 保加利亚生产的玫瑰油，99％运销国外，是一项重要的国民收入。在世界市场上，保加利亚玫瑰油的输出量占80％以上。据说，一公斤玫瑰油的价值相当于三公斤左右黄金。随着玫瑰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收购价格的提高，玫瑰培植者的收入也不断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我们访问了栽种玫瑰最多的罗佐维兹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席兹维丹斯基非常愉快地对我们说：这个村子共有五百来户人家，一万二千多狄卡尔耕地，现今绝大部分已加入了合作社。除了粮食作物外，合作社共种了一千六百狄卡尔含油玫瑰，玫瑰花的收入几乎占合作社全部收入的一半。现在，玫瑰种植者的生活已大有改善，家家户户都有了收音机。一百来户的住房翻修得焕然一新。三百多个老人享受着国家的养老金。…… 回到索非亚以后，美丽、幸福的玫瑰谷给我们的愉快印象，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附图片） 姑娘们正在采摘玫瑰花

第5版()专栏：答读者 世界青年联欢节 1，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是怎样一种活动？过去几次联欢节是在那里举行的？ 答：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是各国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和种族的青年和学生和平友好的联欢节日。历届联欢节都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组织的。联欢节的目的是促进各国青年的友谊合作与文化交流，动员广大青年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而斗争。 第一届联欢节是1947年7月20日至8月1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有七十一个国家的一万七千多名青年参加。 第二届联欢节是1949年8月14日至28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有八十二个国家的一万多名青年参加。 第三届联欢节是1951年8月5日至19日在柏林举行的。有一百零四个国家的二万六千名青年参加。 第四届联欢节是1953年8月2日至1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有一百一十一个国家的三万名青年参加。 第五届联欢节是1955年7月31日至8月14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有一百十四个国家的三万多名青年参加。 2、本届联欢节的规模怎样？将有那些活动？ 答：本届（第六届）联欢节定于1957年7月28日到8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将有一百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万多名青年参加联欢活动。此外，苏联各地将有八万青年到莫斯科同各国青年客人共度佳节。这样大的规模在联欢节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本届联欢节的活动将是非常丰富多采的。联欢节的筹备委员会已经订出了联欢节的各项活动的节目，每天的活动有三百五十种到四百种之多，仅仅是活动节目就可编成一本六十多页厚的书。 7月28日那天，参加联欢节的青年们将在中央列宁运动场举行开幕仪式。随着联欢节的开始，国际和平与友谊大会开幕，各国代表团将就和平与友谊这个题目进行广泛的讨论。根据参加联欢节的青年的各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职业和不同的嗜好，将为他们组织多种多样的集会。 学习各种不同学科的学生将分别举行讨论会，并听取著名学者的演讲。 国际学生俱乐部将成为参加联欢节的学生的一个活动中心。这里将举行同苏联南极探险队队员的会见，放映电影、举行芭蕾舞晚会等。 联欢节将是青年们尽情歌唱跳舞的节日，人们可以欣赏到各个国家的民间歌舞。 联欢节期间，青年们将要举行集会来纪念对发展世界科学和文化有贡献的各国人士。 从7月29日到8月11日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是和联欢节同时举行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它的规模将是体育运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何德一）

第6版()专栏： 埃叙两国破获帝国主义奸细 暗杀犯和颠覆分子纷纷落网 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据中东通讯社18日报道，埃及政府在今年4月间破获了一件企图推翻埃及现政府和谋杀纳赛尔总统的阴谋案。十四名阴谋分子已经被逮捕，其中包括两个前大臣。 中东通讯社说，以艾哈迈德·阿蒂夫·纳赛尔为首的一批退职军官同已经被解散的华夫脱党领袖穆罕默德·赛拉哈丁和阿卜杜勒·法塔赫·哈桑勾结在一起，企图在今年4月的最后一星期进行武装暴动。他们企图乘埃及内阁在总统府举行会议的时候进攻总统府，杀害埃及总统纳赛尔和所有的政府部长，夺取政权，组织新政府。 中东通讯社说，阴谋者企图让赛拉哈丁出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理，哈桑任内政部长。赛拉哈丁是1952年埃及革命前纳哈斯政府的外交大臣，哈桑在埃及革命前曾经担任过国防大臣。 中东通讯社说，阴谋分子被捕以后在侦讯中供认了他们的阴谋。这些人将由军事法庭审讯。一个以穆罕默德·弗德·迪格威准将为首的军事法庭已经组成。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9日电　叙利亚当局破获了由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所指挥的企图暗杀一批叙利亚领导人的一个阴谋。 这个阴谋是要暗杀叙利亚国防部长阿泽姆；外交部长比塔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袖胡拉尼；阿弗拉克；公共工程部长、国民党领袖卡雅利以及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巴格达什等。 这个阴谋还要暗杀某些叙利亚军官如国防部第二局局长萨拉杰，并且要劫去在叙利亚避难的约旦军官。 据大马士革报纸7月18日说，公安处兼警察处处长克尔·昂塔基7月17日宣布：“叙利亚已经把阴谋犯阿迪卜·杜苏基移交约旦当局，并且还附去他的供词录音。” 阿迪卜·杜苏基是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会员，他是1948年从雅法到叙利亚来定居在大马士革的巴勒斯坦难民。拳击家杜苏基曾被叙利亚陆军聘来训练拳击队。昂塔基说，杜苏基是英国间谍。 昂塔基说，约旦当局派杜苏基到叙利亚，命令他与某些支持约旦当局的叙利亚报纸取得很好的联系。约旦当局还命令他在安曼设立报纸办事处，以便他能够自由地在叙利亚和约旦之间来往。昂塔基说，杜苏基被捕以后，还企图抵赖，但是当我们把文件给他看后，他就供认了。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0日电　这里的“光明报”19日发表社论，要求人民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间谍活动以及一切分裂和暴乱的企图。 社论说，“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代理人徒劳地运用了包括外国政治和经济压力在内的无数办法，要来改变叙利亚突出的自由和民族主义的局面，而且试图造成内部的宪法危机”。这家报纸又说，“帝国主义不仅是在叙利亚采用这种手段和反对某一特定集团，而且对一切坚持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任何国家都采取这种手段，它们反对每一个主张民族自由的集团，不论它的哲学或意识形态是什么。”

第6版()专栏： 阿拉伯人民大会联络局发表声明 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侵略目的 号召人民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 新华社大马士革20日电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阿拉伯人民大会联络局18日发表声明说，艾森豪威尔主义无异于对阿拉伯国家的一种新的压迫。 阿拉伯人民大会从16日到18日在大马士革举行了会议。会后发表的这篇声明说，“自从阿拉伯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一些阿拉伯国家从不同的外国统治下完全获得解放以及它们的国土脱离了侵略者的魔爪以来，压迫成性的帝国主义仍然在进行努力，企图制止阿拉伯争取自由、主权和团结的运动”。 阿拉伯人民大会是在1956年9月成立的。那时，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全国性政党的代表在大马士革举行了会议，并且成立了联络局来监督和执行大会的决议。 声明在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时说，这个主义“强迫阿拉伯国家屈从它的意志，要它们仍然忠诚和屈服，以便把它们的所有资源和财富交给在暗算它们的敌人”。声明也谴责了美国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一切措施和计划，以及美国在亚喀巴湾问题上支持以色列的行为。 声明指出，虽然帝国主义成功地使用了各种方法在我们国家中打开了一些缺口，但是阿拉伯人民已证明他们在努力坚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巨大的堡垒，使帝国主义既不能用武力从外部侵入，也不能从内部实行阴谋。 声明继续说，阿拉伯人民准备同所有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以便实现阿拉伯的所有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声明要求阿拉伯人留意帝国主义的所有企图，警惕帝国主义在某些卖国贼的帮助下究竟在他们身上打什么算盘，并且反对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土地上加强以色列。

第6版()专栏： 朱安达总理出发视察 谋求解决东印度尼西亚问题 据新华社讯　印度尼西亚总理朱安达和第三副总理莱梅纳19日上午动身到东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和安汶等地去视察。据朱安达18日发表的公报说，他们要同地方政府讨论行政、经济和地方建设方面的问题。 由司法部长等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已经在前天到达万鸦老。据报道，四个代表都是原籍苏拉威西的，他们将同前第七军区司令苏穆阿尔等人进行协商，以便解决当地的问题。 已经被解除第七军区司令职务的苏穆阿尔目前驻在北苏拉威西。这个在3月2日在望加锡发动了苏拉威西事件的军官，6月间交出了第七军区兵权之后不久，又转移到万鸦老去。他在那里公开表示不服从中央命令，擅自宣布把东印度尼西亚划分为六个自治省，并且擅自成立了“北苏拉威西省”。

第6版()专栏： 英十万汽车工人罢工 法国罢工运动继续高涨 据新华社伦敦20日电　英国私营公司雇用的十万公共汽车工人在今晨零时开始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全国性罢工。这是自1926年以来这种罢工中最大的一次。这次罢工使所有的长途汽车交通停顿，二万八千辆左右的公共汽车和客车停驶。只有伦敦和各城市的市内公共汽车交通没有受到影响。 公共汽车工人工会要求每星期增加一镑左右的工资，以缩小伦敦和外地的工资率的差异。但是，老板只同意增加三先令。劳工大臣决定把此事提交工业纠纷法庭仲裁。 据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8日讯：法国因为物价不断高涨而引起的罢工运动最近达到规模巨大。现在正在罢工要求改善物质状况的有银行职员、煤气和电气工业的职工等。 由于财政经济部拒绝批准提高银行职员的工资，银行的领导人员也加入了罢工。在法国全国许多地区几乎全体银行职工都参加了罢工。参加罢工的银行职员共有八万人。昨天在巴黎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罢工者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把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法国煤气和电气工业的工人举行了短期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第6版()专栏：花絮 乌鸦也有白的 在日本滋贺县犬上郡豊乡村，有个专门养蜜蜂的人，今年4月10日在乌鸦窠里捉到一只白色的小乌鸦，目前已喂大了。它全身羽毛以至嘴和脚都是雪白的。

第6版()专栏： 迎接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 日本三十万人参加筹备工作 本报讯　据日本报纸报道：第三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决定于8月6日至16日在东京举行，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展开。 本届大会将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试验氢弹运动高潮中举行，它将比1955年在广岛和1956年在长崎举行的第一、二届大会的范围更为广泛。预计将有二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大会的发起人是日本的十九位和世界各国的二十位社会著名人士。其中有奥巴林（苏联、生物学家）、英费尔德（波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卓别林（英国、电影艺术家）、汤川秀树（日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片山哲（日本、前社会党内阁首相）等人。大会并由苏联、中国、日本、印度、缅甸、澳大利亚、锡兰的代表组成了国际筹备委员会。中国参加大会国际筹委会的代表施如璋已在7月18日到达东京。大会将讨论如何揭露试验原子弹、氢弹的危害，以及采取怎样的国际性的统一行动，以团结各国人民为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而斗争。 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7月3日举行了全国大会，讨论了有关第三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并且决定于大会开幕的8月6日前后，在全日本各地举行范围大小不同的无数个和平集会。日本各地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运动的积极分子，从6月底起就展开了活动，为本届大会募集经费。东京许多车站前，经常出现高举着“禁止原子弹、氢弹”标语牌向行人募款的工人、学生和家庭主妇。据估计，日本全国参加这个活动的已经超过了三十万人。 东京都“学联”在市内车站为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募集经费的情形。

第6版()专栏： 吴努表示要促进国际和平 新华社仰光20日电　吴努总理19日说，缅甸将集中力量同其它国家一道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吴努在仰光市政厅举行的纪念昂山将军殉难十周年的群众大会上说，如果考虑到我们是一个小国而放弃我们的努力，那是不行的。他认为在世界和平问题上放弃努力，就像谚语所说的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里。吴努要求缅甸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促进国际和平，“因为这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吴努说，“它仍然有待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许多阶段，必须以很大的耐心和远见来加以解决。

第6版()专栏： 李承晚侈谈美军撤退问题 据新华社平壤19日电　汉城消息：李承晚今天在汉城向一批美国记者说，要是“中国共产党人”撤出北朝鲜的话，他将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 李承晚同时狂妄地表示“不屑重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他又说，南朝鲜将参加为了讨论朝鲜的重新统一问题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他说，但是，还没有人要求过他参加任何这样的会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经多次提出从全朝鲜地区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并且要求迅速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来促进这一主张的实现和达成朝鲜的和平统一。但是，这些主张，一直遭到美国和李承晚的无理拒绝。 李承晚在昨天还表示坚决反对削减他的军队和美国在南朝鲜的所谓“第一线防御力量”，今天突然表示，如果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意撤出朝鲜北部并且答应不再回来，他就“赞成外国军队撤退”，其目的不但是为美军长期占据南朝鲜打掩护，并且还梦想实现他所不断叫嚣的“北进”和武力统一朝鲜的阴谋。他今天公然狂妄地说：在外国军队撤退的情况下，“北朝鲜是个很微小的因素。”他说：“我一直对我的朋友们（美国人）说，和平统一朝鲜是办不到的。如果你们不愿意打共产党，那就让我们来干吧。”

第6版()专栏： 利用阿尔及利亚事件玩弄法西斯阴谋 法国民议会授给政府空前警察特权 美国继续胁逼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加一把劲 据新华社20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国民议会19日下午以二百八十票对一百八十三票（二十九票弃权），通过了对执政才五个星期的布歇—莫努里政府的第二次信任票，从而使这届政府获得了战后法国历史上最大的警察权力。 这次投票是针对政府的一项曾经在议会引起激烈争辩的法案而举行的。这项法案要求延长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警察紧急处置权，并且要求把这种权力扩大到法国本土。根据这项法案，警察可以随时对有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嫌疑的任何人进行搜查和逮捕，并且可以长期拘押。 在投票前，共产党议员巴朗歇坚决谴责这个法案，他强调指出，这个法案充满着“法西斯精神”。共产党议员和一些左翼议员指出，政府所要求授与的特别权力是对公民自由的威胁，并且为发动法西斯政变奠定基础。 “世界报”抨击政府的紧急处置权法案说：“政府要求议会授权在法国建立集中营，以便囚禁法国人，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据新华社19日讯　合众社给华盛顿发出的一条消息透露，美国正在向法国施加压力，要法国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曾经对最近到美国访问的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路易·若克斯表示，如果到下届联合国大会预定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日期以前，法国在寻求解决办法上还没有任何进展的话，那么美国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观点来考虑最好的办法”。 若克斯还被告诉说，如果到联合国开会讨论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有任何进展，那么杜勒斯在联合国给法国帮助就“容易得多”，否则美国将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而法国如果得不到美国支持，亚非集团就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构成“巨大的优势”。

第6版()专栏： 文莱人民党要求文莱自治 英下院三读通过马来亚独立法案 据新华社19日讯　新加坡消息：最近访问新加坡的文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在7月16日对新加坡报界说，他的党已经在两个星期以前通过文莱英国参政司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呈递一份宪制备忘录，要求举行关于文莱自治的谈判。 文莱在北婆罗洲，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土邦。英国在文莱设立了一个立法议会，但是它的全部议员都是由官方委任的。据报道，要求自治的人民党在文莱六万六千名居民中拥有一万六千名党员。 阿扎哈里说，人民党将绝对维护苏丹和英国人原有的权利，它只是要求75％的议员由人民选举，即在三十六名议员中，有二十七名由人民选举，其余九名由苏丹委任。这个党还要求在立法议会中实现多种语言制，准许议员使用英语、华语和马来语三种语言。 新华社20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下院19日三读通过了一项规定建立马来亚联合邦为英联邦内独立自主国家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马来亚将在8月31日独立。 这个法案经过上院通过和英王批准后将成为法律。

第6版()专栏： 西共政治局委员克拉乌丁指出： 西班牙群众运动壮大佛朗哥政权日暮途穷 据新华社19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新民主”月刊最近刊登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克拉乌丁的一篇题为“马德里的危机”的文章。文章指出：今年2月爆发的西班牙政府危机表明，佛朗哥独裁政权已经日暮途穷。 作者指出，危机的直接导因固然是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强大的群众运动不仅提出了经济的要求，而且要求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要求民主。1月和2月先后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发生了盛大的人民示威。在散发给居民的传单中，公开提出了取消独裁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口号。 佛朗哥及其党徒为了挽救自身，就改组了政府，减少了长枪党在政府中所占的部长职位。但是，这种在“政府危机”中玩弄的花招，是永远欺骗不了人的。 文章指出：强调独裁政权的军国主义和亲美方针是“新政府”宣布的政策的基本特点之一。“新政府”组成以后，鼓吹“君主专制”的活动加强了。恢复君主专制的问题已经公开提出来了。在“新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四百多名保皇派分子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议。 新政府还打算使比塞塔贬值，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开端”。 这些欺骗手法已经不能发生多大的作用。工人、农民、大学生和中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佛朗哥政府最害怕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2月9日关于分析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人民游行示威的意义的声明受到西班牙所有报纸广泛评论。官方报纸企图借此来恐吓那些保守和自由主义人士。但是十八年来，经验已经使得它大大地失去了“吓唬人的特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低估那种阻碍反佛朗哥力量团结起来的努力和计谋。在这种力量的领导中，特别是在流亡国外的共和党和社会党等党派内，有一些人还是害怕人民，抱着一个党的狭隘打算，他们梦想抛开共产党人整顿目前的局面。 作者最后说，共产党依靠群众运动尽一切可能抵制这种反抗，并重申一切反佛朗哥的力量必须求得一致，并筹划广泛的和平性质的全民大示威，显示绝大多数的西班牙人反对独裁的坚定立场和他们为人民自由表示意志扫除障碍的愿望。

第6版()专栏：两周时事述评 当前中东形势 顾思 当前中东形势的特点是，美帝国主义在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以后，积极扩张侵略势力，打击和孤立坚持反殖民主义政策的埃及和叙利亚，分化阿拉伯国家，以便顺利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这种侵略活动，阻挠了中东局势的缓和，形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美国策划的约旦事件刚刚告一段落，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现在又呈现紧张。中东和平再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斗争的焦点——叙利亚 最近以色列对叙利亚边境的武装挑衅，绝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是美国展开它的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阴谋的一个信号。 美国一直把埃及和叙利亚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看成是它统治中东的主要障碍，要把它们去之而后快。美国的第一步是孤立叙利亚和埃及。约旦事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约旦事件以后，叙利亚四面就都是或者属于巴格达集团的国家，或者是亲美势力执政的国家。美国认为这种形势是有利于颠覆叙利亚的现政府的。这就是美国现在要走的第二步。这一步如果得逞，埃及就将陷于孤立，美国就可以转而对付埃及了。早在约旦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报刊就公开地说，约旦事件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第一步”，而“下一个危机”就要轮到叙利亚了。 美国在苏伊士危机结束以后，就一直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对叙利亚施加各种压力。在经济方面，今年由于雨水充足，叙利亚的小麦丰收，估计需要出口的小麦将达三十万到四十万吨。大麦产量也远超过往年。但是，一方面，世界市场的麦价在美麦倾销的冲击下，跌落很多；另一方面美国又恶毒地夺取了叙利亚小麦的传统市场，以低价和十分优惠的条件向意大利出售了数十万吨小麦。这就给叙利亚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法国一向是叙利亚的棉花的主要买主，现在法国停止了购买。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用制造叙利亚的经济困难，来煽动叙利亚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对现政府的不满。 约旦事件和叙利亚的经济困难，使得叙利亚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受到了鼓励，跃跃欲试。但是由于叙利亚爱国力量的强大，使亲西方势力的几次蠢动都遭到了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图利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来达到颠复叙利亚的目的。 从已经透露的情况看来，美国的阴谋活动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以亲美的法西斯政党——叙利亚国家社会党及其它右翼势力为核心，组织政变，同时向叙利亚境内偷运武器，在叙利亚西北部、南部山区及中部沙漠地区煽动暴乱；另一方面，美国指使以色列在叙利亚边境进行挑衅，牵制叙利亚的军队，以外力影响国内政变。如果这样有困难的话，以色列将入侵叙利亚，而亲美的黎巴嫩、约旦等将以支援叙利亚为借口，把它们的军队开进叙利亚，来影响叙利亚的政治局势。 美国的这个阴谋得到了法国的支持。有消息说，法国军队已经集中在以色列境内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地方。法国曾经在叙利亚实行过殖民统治，它对于趁此机会同美国在中东分一杯羹是有兴趣的。它也十分愿意通过颠覆叙利亚来孤立埃及，使得它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镇压可以更方便些。 由于美国的这个阴谋，目前中东的局势又趋向紧张。但是叙利亚人民是有决心抵抗侵略的。叙利亚政府已经警告以色列和帝国主义者，如果它们敢于轻举妄动，叙利亚将要予以全力的回击。现在叙利亚的军队已经在边境严阵以待，准备反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叙利亚政府的这种坚决的态度，得到了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这当然将使以色列和帝国主义者们不能不考虑到苏伊士战争的严重教训。 美国企图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地位 美国之所以这样积极地想颠覆叙利亚，是为了要进一步巩固百慕大会议以来它在中东取得的地位。在今年3月间的英美百慕大会议以后，美国就乘热打铁，向中东进行了大扩张。美国不仅在中东的南线拉拢了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策划了约旦事件，使约旦倒向美国，并且在中东北线，通过加入巴格达条约的军事委员会，拨给条约国家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援助”，把巴格达条约成员国置于美国的掌握之下。美国还乘此机会，积极扩大它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在约旦，英国皇家空军刚刚撤离靠近叙利亚边境的麦法拉克空军基地，美国就立即取而代之，取得了对这个基地的控制权。在黎巴嫩，也有消息说，使美国获得陆海军基地的秘密谈判早在进行中，而事实上，第六舰队最近在干涉中东事务的活动中，已经把贝鲁特当作了它的基地。 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控制已经落进美国圈套的国家，巩固自己的已得阵地。在约旦事件以后，美国便竭力怂恿约旦宫廷继续镇压爱国力量。美国驻安曼大使甚至向约旦现政府提交逮捕爱国人士的黑名单，并策划把居住在约旦境内的具有强烈反帝情绪的数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迁移到伊拉克去，以扫除约旦完全投入美国怀抱的障碍。最近美国还决定提供两千万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约旦宫廷。在黎巴嫩，美国把大批军事物资运到贝鲁特，以加强黎巴嫩的亲美势力。6月初，美国又通过巴格达条约理事会的卡拉奇会议，进一步控制了这个侵略组织，使它服务于“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且还积极地企图拼凑包括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和黎巴嫩的所谓东阿拉伯的反共集团。同时，有许多消息透露，美国正在使某些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达成暗中和解，打破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共同政策。在美国看来，如果颠覆叙利亚的阴谋能够实现，整个西亚地区就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了。 美英之间的明争暗斗 美国在中东的扩张，不但遭到了中东人民的反对，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主要是美、英之间的矛盾。英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若干有势力的派系，已经为此而流露了深刻的反美情绪。有势力的丘吉尔—索耳兹伯里集团对于美国在中东的作为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就是证明。 英国为了挽回侵埃战争失败的影响，保障它在中东的石油、贸易、航运和基地利益，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以退为进的措施，企图重整巴格达条约组织和缓和阿拉伯世界的反英情绪，以抗衡美国势力在中东的扩张。 英国政府在面对现实而宣布了使用苏伊士运河以后，又派出代表在罗马同埃及代表举行旨在恢复英埃经济关系的初步谈判。英国显然打算利用美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矛盾的日益扩大，逐渐恢复英国和埃及、叙利亚的正常关系，以保存英国在中东的残余利益。 对于巴格达条约集团，英国力求保持它的领导权，企图与美国分庭抗礼，以维护英国在波斯湾沿岸的石油权益。在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最近一次卡拉奇会议上，美英矛盾表现得异常突出。英国在会议上不惜忍痛挖肉，表示愿意对条约成员国提供两百万英镑的“援助”，并提出巴格达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计划，企图从经济上领导这个集团。英国对“开发”伊拉克表示特别“关心”。同时，英国还对从军事上领导这个侵略集团，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英国的这些计划并没有如愿以偿，在美国的操纵下，英国计划遭到了巴格达条约集团的冷遇。 美英在中东争夺的焦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富饶的石油资源。英国独霸波斯湾各保护国的石油宝藏的想法，直到现在并没有丝毫动摇。不久前发表的英国国防白皮书，还肯定这些地区是英国“特有的责任”，而不肯让美国分享利益。但是，可以预见，美国势将在已经取得的阵地的基础上，继续排挤英国的石油垄断资本，争夺波斯湾的油田。这就决定了美英之间的明争暗斗只会越来越剧烈，而不可能得到缓和。 决定性的因素——中东人民 中东形势虽然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是决定性的因素始终是中东的人民。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民族主义的堡垒屹立在地中海滨，鼓舞着中东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埃及、叙利亚和中东广大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道路虽然是曲折而艰巨的，但是他们绝不是孤立的。他们能够指望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友好国家的同情和支援，能够指望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近两个月来，美国统治集团兴高采烈地夸耀它在中东殖民事业的“胜利”。但是，就连美国“新闻周刊”也看到，在中东，民族主义是“反美的爆炸性的燃料”，“艾森豪威尔主义”目前仅仅得到了中东“若干政治领袖”的支持，而广大的中东人民对于美国仍然有着“极坏的情绪”。正如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教授巴拉克拉夫最近在美国“民族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第六舰队东驶”的文章中指出的，如果杜勒斯以为他在约旦得到了“一系列漂亮的成就”，因而得意忘形地硬要继续搞他的“体系”的话，那末，杜勒斯终会发现，他的“体系”“到头来要被事态发展的逻辑推翻”。巴拉克拉夫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杜勒斯也许可以把中东民族主义装在瓶子里封上几年，但是这个瓶子终究是要“发生爆炸”的。

第7版()专栏： 能够“放心”和“容忍”么？ 康濯 本月12日人民日报上何谷润同志“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一文，对萧乾所写“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进行了驳斥。我是完全同意何文的论点的。不过，何谷润同志仅仅把萧乾的大作评为“若干根本论点”有错误，而似乎并未认为该文根本上乃系一株毒草，我以为这怕是委屈了与低估了萧乾大作中巧妙乔装的高度匠心的。 如若不以为然，待我补充几笔。 一曰民主自由。萧乾写道：“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又道：“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然后就说，我们目前虽然有了民主自由的宪法，可惜还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这原因，据作者的暗示，乃在于我们的党和政府还不能“容忍”以及不能“放心”地让人们说不对的话。于是，我们的宪法就这样没能通过萧乾的“考验”！而我们付出无数性命和血汗才争取来的，最广大人民的最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原来还不如那尽管是前期资本主义，但本质依然是只允许极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虚伪的民主自由！原来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如前期资本主义那么“豪迈”！这不是和许多右派分子的论调太为近似，而万万不能使中国人民“放心”和“容忍”的么？也许萧乾要说，他哪是这个意思，他那些话只不过在于指出“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果如此，则“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锻炼得赶上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呢？很明显，想要党和人民“锻炼”得能够“放心”和“容忍”任何宣扬资本主义与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那是无法办到的。因而路子恐怕只有一条，即是萧乾本人还得委屈地“锻炼”一下。而萧乾在引述那句资产阶级的“豪迈的话”之时，流露出来的与右派分子对于所谓“两院制”的热中有着相通之处的眷恋往昔的感情，怕也实在是需要加以“锻炼”改造的。 二曰整风运动。萧乾文章中似乎并没提到这件事，但内容倒确是涉及了的。他在讲到前些时“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得到一抒己见的机会”以后，跟着写道： “而有些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心里我估计可能会有‘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好搞，这下子就更不好搞了’之感”这里且不说“多年来感情上受压抑的同志们”等等，这几句话其实也是大有学问的；因为作者并没分辨在前些时大放大鸣和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是出于对党的爱护而并非什么受压抑后的抒发，也没分辨某些所谓受压抑后的抒发，有的只是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幻想受压抑后发出的反动言论，有的则是受到什么煽动而一时抒发的偏激之言，容或也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受过某些压抑，但那也恰恰只有党才得以为他平复压抑——总之，作者原是应该具体地分辨上述种种具体情况的。但巧妙之处还在后边，即是作者恰恰在我们党的整风运动中，认为有些党的“做领导工作”的干部可能听到意见会有反感，或者说，会抗拒批评和整风，甚至还会要以以牙还牙的阴暗心情来对待知识分子所给予的批评似的，而这些抗拒整风和批评的又偏偏是“今天做领导工作，以后也仍然要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整风运动原不过是一场虚伪！你们反正凭党员吃饭，你们整不整风，反正坐的是铁桶江山！在这里，右派分子的“党天下”的论调，难道不是险些就要呼之即出么？ 三曰“人事科是驻在机关的派出所”。此点何谷润同志已加批驳，但还可以补充的是，萧乾对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倒还是从东西南北各方面着实歌颂了一番，并认为今天的派出所已改变了解放前派出所的“恐怖、神秘”之状的；他只不过认为今天有些机关团体的人事部门，则虽无“恐怖”，“但却多少带有一些神秘味道”，也即是说，多少带有一些解放前反动派镇压人民的那种派出所的“神秘”味道！萧乾文字中此类用词谨慎而又透露出不怀好意的高明匠心之处，我们是必须深刻体会，而决不能低估与委屈了作者的。 四曰整个文章的写法。那真是迂回曲折，艺大才高。既把前些时的气候不看作早春而视为“初夏”，又说全国范围内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是健康的”，并且还把有些人的不正确看法貌似公正地评为“偏，甚至“歪”，而文中所列以批评的事例也尽是从“朋友”或“非党同志”处听来，好像他自己分外客观，他不过是路见不平，代表那些“同志们”抒发几句；但实质上却又在在暗示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过是悲惨和神秘的图景。此外，前一句说人事部门的干部同大家的隔阂是“工作上的必要”，后一句又说他“始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必要”！甚至还说给党总支（包括中央宣传部）写信，“时常是石沉大海”，“比挨顿棍子要难受多了”！最后又举出“一个人民团体”的几乎要违反“封建时代的法律”的种种丑行，却又俨然如履薄冰似地不敢说出是哪一个团体！当然，我们党的中宣部和任何团体都是可以批评的，而萧乾的文章也并没被剥夺发表的自由；那末，为什么对于要使人“挨棍子”的中宣部和丑行累累的某团体，竟不据实地坦白陈情，而要如此含沙射影，搬弄着好像一个解放前的进步作家向当时的反动派投以匕首的手法和匠心呢？ 不能不认为萧乾这篇文章根本上是一株毒草。而对于这样的毒草，我们能够“放心”和“容忍”么？答曰：不能。

第7版()专栏： “漫画”半月刊中有毒草 朱丹 “漫画”半月刊是专门的讽刺画刊物，过去发表过不少好的讽刺画，讽刺的矛头主要对准国内外的敌人，其次对我们自己内部的缺点也有所揭发和批评。但是在最近几期的“漫画”上，却明显地出现一种偏向——从90期以来，一些在立场观点上有严重错误的画占据了刊物的主要地位；特别是正当右派分子大举向党和政府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不少带有“和右派观点类似的”的画在“漫画”上出现了，在客观上起了配合的作用，正直的读者对这种现象是颇为反感的，有些作者的动机和思想倾向很值得注意。作为一个集中发表讽刺画的园地来说，“漫画”编辑部这一个时期失掉了正确的立场，编辑思想上呈现着相当的混乱。 这种情况在该刊第90、91两期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最为刺目的要算是90期的封面和92期上刊载的廖冰兄的两组所谓“打油词画”。作者以“赠教条主义诸公”为题，向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领导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教条主义诸公”指的谁呢？作者在说明词上把他们写成“好比三军统帅”，又称他们为“大干部”、“官”、“权威”；当然指的是党在文艺部门的领导人。 文艺部门的右派言论时常假借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通过比较隐晦的说法把党的文艺方针说成“教条主义”，把党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说成“教条主义”，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说成“教条主义”；在他们看来，好像“教条主义”就是文艺工作上党的领导的代名词，他们企图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党的领导，想把文艺工作拉到资产阶级的方向去。廖冰兄在他的画上强烈地反抗党对于文艺创作的“干涉”（实际上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把领导形容为“尔为‘画匠’我为官，创作应加严管。”他甚至把新社会的画家画成没有脑子的机器人，把领导人画成开机器的，把文艺创作的过程说成是“指挥操纵按机关，百顺千依好办。”廖冰兄所以用如此挖苦的比喻来形容党在文学艺术部门的领导，实际上就是想反掉他心目中的这些“官”、这些“操纵机器的人”，反掉以后又怎么办哩，那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在廖冰兄的画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右派言论中污蔑党的领导人的名词——“卫道者”。他画了一座“卫道擂台”，把党的领导人比作“擂台”的主人，把和他的思想立场相一致的人称作“异端”，满怀敌意地想要使两方面在擂台上一决胜负。他一方面把这位“卫道者”的外表画成凶神恶煞的模样，另方面又把他的内部形容成 “自晓身材单薄”的不堪一击的脓包，因此虽然表面上把他说成要“誓把‘异端’扫荡”，实际上暗示着被“扫荡”的将是这位“卫道者”自己；作者这种挖空心思的对于领导人的攻击，真是恶毒得很。 我一开始还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恶毒的讽刺来反对“教条主义”，后来看出原来这些被作者斥为“教条主义诸公”的“卫道者”所保卫的“道”乃是社会主义之道，作者却对社会主义之道如此反感，又对保卫社会主义之道的人这般仇视；俗语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他才自命为“异端”，自居于和党的领导相对立的地位；那么作者本来的意图是否真的要反对什么“教条主义”？他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在这里不是表现得够清楚了吗！ 正因为作者的立场和我们有所不同，所以在对待其他问题的看法上，也就不能不表现出分歧：如在另一幅画上面，作者又对文艺界讽刺道：“正是‘杯弓蛇影’，高呼：‘发现敌情！’，有篇小品妄批评，作者居心不正！”请问作者，能担保文艺战线上完全没有“敌情”吗？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向党和政府进行敌对性攻击的文章，过去难道没有发现过吗？作者这样提法是说明自己在政治上的麻痹呢，还是想用这些来麻痹我们呢？ 廖冰兄对于文艺部门的党和政府的领导的敌视情绪，是表现得够露骨的了。作者不仅根据一些被他自己恶意歪曲和夸大的似是而非的现象，在政治上散放毒草，前一时期又在一些座谈会上利用个别事件，向文化主管部门和出版机关大肆攻击，以致香港的反动报纸“香港时报”对他深表“同情”，把他这些“言论”加以转载和宣传。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漫画家，廖冰兄应该很好地深入检查和批判自己的言行。 在91期“漫画”上登载的李滨声的“视察随笔”组画，其中“一身二任”一幅在立场观点上也是非常错误的。作者以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到一些合营厂去视察，这任务是光荣的；但视察的结果，却为“有些”厂的资本家鸣起“不平”来。在这一幅简单的画面上，他对公私两方人员的处境和作风作了歪曲的对比：把公方人员画成“喜欢包揽一切”的强横专断、得意忘形的人物；把私方人员画成一副被压迫得“纵有积极性也无处可发”的受气的可怜相，他对这样的私方很表同情，因此带着责难的心理指斥公方代表大权独揽，所以这张画叫做“一身二任”。姑不论事实的真相决不是这样；就从作者在他的画上对待公方代表的态度来看，居然把他丑化为一个似乎还没有接受改造的唯我独尊的大资本家的样子，相反地把私方人员描写成一个忍气吞声的受压迫的人，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颠倒是非的了。李滨声在这里是这样替私方人员讲话（恐怕还是一小部分落后的私方人员），却向代表工人阶级的公方人员进行污蔑攻击，恰恰和一些右派言论相一致，作者身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但自己的思想情感实际上却代表的是什么人呢？作者还不应该对自己的立场观点进行很好的检查吗？ 在91期上，还有田原的“六把扇子”，柯明的“专用电话”，张文祺、任佐予的“绘图仪器座谈会”等画，集中地对有些部门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进行了攻击；他们根据极个别的现象，片面的在内容和形象上作了不正确的夸大和歪曲。如田原的画上充满所谓“大首长”、“官官相护”之类的恶意的词句；柯明在人物形象上把使用“专用电话”去“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刻画成一个国民党大员式的“特权人物”，是具有煽动性的；张文祺、任佐予借用各种绘图仪器来象征我们机关负责人“毫无原则”，把彼此之间比成一团糟。同一期上马得的“新编全本黑旋风”，作者假借一个假的“李逵”的粗暴愚昧、蛮不讲理，强加给他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用来影射我们的司法干部、戏改工作者、以及某些领导人，甚至还把肃反运动隐蔽地污蔑为“连鬼带人一同砍”，作者的用心表现得相当刻毒。90期上刘小青的“预防流行‘失言症’”，画着在会议桌上，除了领导人之外，每个人都带着口罩，讽刺我们的言论自由是这样“可怜”，好像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还不得不像封建时代的“金人三缄其口”式的活着。同一期上王乐天的“引起警惕”，也是一幅富于挑拨性的作品，作者实际上是要人们“警惕”，别向领导提意见，以免被当作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来进行“陷害”，前一时期右派分子曾经不约而同地向各机关的人事科进行攻击，这幅画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应声虫。另外在91期上，李滨声、王复羊合作的“在某大学里”，也片面地把大学教授们歪曲为受打击被排挤压制的对象，想使人看了为之“寒心”，实际上为右派分子提出的“教授治校”、“民主办校”张声势。以上这些违背现实，进行夸大歪曲的作品，正好和各种右派言论起了呼应的作用，客观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上作者从不同的创作动机上，表现出错误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则是一致的，在客观上同样收到了不好的效果。我们应检查为什么正当右派分子发动进攻最猖獗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一批有严重错误的画，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漫画工作者从自己的立场观点上深思的。 “漫画”是富于战斗性的艺术，因为它常常直接间接地对各种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表示态度，所以它的政治倾向性是鲜明的，作者的立场也表现得很明确；因此漫画家们应该经常衡量自己的作品是否对社会主义有利？这就成为评定作品的最好的标准，根据这样的标准去检查一下自己的作品，每个画家都会经常得到启发。当然我不是说人民内部的缺点不能批评，也不是说对一些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所发生的消极现象不能揭发和反对，问题是画家们在进行工作时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立场、观点，这是检查我们政治倾向的标准，也是创作上最根本的问题。“漫画”编辑部过去一时期不加选择、不加批判地刊登了以上这些画，使刊物的编辑方针一时期陷于模糊，大量放出了毒草，而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毒草，对读者造成不良影响，这是编辑部政治上的错误，也是失掉阶级立场的表现，编辑部要从思想上深入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将这一事件当作今后的深刻的教训。 最后，漫画家一向认为漫画的特性是“讽刺”，因而认为漫画在题材和表现方法上局限性很大，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但不管是讽刺也好，夸张也好，总应该对读者采取负责的态度，仍然是是否对人民有利的问题。这一次的错误，希望引起“漫画”界的更好的注意，漫画家们应该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把自己的思想认识提高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投入反右派的战斗，更准确的充分发挥讽刺武器的效能，不要因为此次的错误而束手束脚，不敢动笔；让我们的创作情绪更加健康起来，让我们的作品在实际斗争和创作实践中更加繁荣起来吧。

第7版()专栏： 斥右派 萧长华 前些日子，当我听到右派分子的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时候，感到十分愤怒；以后听了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使我感动的落了眼泪。我也要把心里的话儿说出来，反驳右派谬论。 我今年八十岁了，十岁就学戏，我唱了几十年“苏三起解”。在这出戏里，我饰崇公道，每逢听苏三唱到“爹娘作事心太狠，不该将女卖入娼门”的时候，心头止不住一阵酸痛。我曾想过，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妓院呢？以后有人给我讲二十四史，知道列国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用管仲为相，他们兴得客妻路妓，设立了三百处乐户，“专居美妇，日事颜华脂粉，务为妖淫娇媚，以迷各国之商贾，征其夜合之资，以足国用”。从列国到解放前夕，几千年间，在娼妓的苦海中不知伤害了多少良家妇女。从东周以来，那一朝代也出几位大圣大贤吧，为什么这种伤风败俗、惨绝人寰的事依然代代相继呢？共产党来了，几年之内，妓女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这种大恩大德，不是人类史上的空前创举吗？！ 大家知道，咱们“梨园”行中，从前抽大烟的人是很多的。我想谈谈鸦片的事。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事，咱们都不会忘吧。当时是在清道光皇帝统治时期，这时在政治上非常黑暗腐败，经济上是财尽民穷，人民生活贫困达于极点，而英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获得高额利润的欲望，便采取了鸦片武装走私的办法来打开中国的大门，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扩大它在中国的市场。鸦片输入以后，日本又输入“白面”，“海洛英”等毒品，弄得成瘾的人面黄肌瘦，如鬼一般。自从解放后，鸦片也绝迹了。有烟瘾的人也逐渐健康起来了。就拿我们梨园行来说吧，过去死在鸦片瘾的人大有人在，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恐怕还会有些名演员潦倒在烟瘾之中呢！这不但挽救了艺人，也挽救了艺术。 就以上这两件事来问问这些右派分子，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不是共产党的功德？除了共产党谁能办到？ 我是唱丑角的，在旧社会里，小花脸是被人瞧不起的，尤其到了我这般年纪，早就无人理睬了。解放后，我却一直受到政府与人民的尊敬。我现在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副校长。我虽然是副校长，但有关艺术上的许多事情晏甬校长、史若虚副校长都要征求我的同意。在我患病的一个时期，他们还经常到我家里来研究学校的工作。右派分子笼统地说非党员有职无权，这是破坏党与非党的团结。 从本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右派分子怎样在京剧界放火一文，我进一步认识到右派分子的鬼把戏。希望京剧界的同志们警惕吧，不要上了右派分子的当。我们要坚决拥护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为人民的戏曲事业鞠躬尽瘁。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一切，谁要破坏我们的团结和事业，我们坚决不答应。

第8版()专栏： 祁连山苏醒了 祁连山，这个神话般的宝库，是多么诱人啊！ 多少年来，积雪复盖着祁连山的顶峰，冰川淹埋着祁连山的矿藏，无穷无尽的宝藏沉睡在地下，但是人们却说这里无限荒凉。如今，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祁连山长久的寂静，高入云际的顶峰下，飘起了勘探队的红旗，深谷里经常可以看到地质人员的帐篷和矫捷的身影。 被誉为中国乌拉尔的祁连山，全长一千二百多公里。根据几年来实地勘察的资料证实，从东到西八百五十公里的地带内，断续有铁、铅、锌、黄金、白银、石油、煤等各种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工作在大型铁矿镜铁山的地质勘探队员，他们不怕山大沟深，不畏寒风大雪，在悬崖陡壁的山上架起了钻机，在泥泞雪地上留下了光荣的脚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经过钻探和外围普查，终于找到了足够建立一个钢铁基地的矿藏。司马摄（甘肃日报社稿） 在这里开钻的数十部钻机，一年半以来钻进情况都良好，并涌现出不少先进工作者。从部队转业的工人，在半年的时间里，也都初步掌握了钻探技术。 在甘肃省祁连山大型铁矿镜铁山工作的勘探队员，攀越拔海三、四千公尺高的山顶上，进行地表观察。 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加强机器的维护保养尤其重要。这是技术员们帮助钻工进行捣杆。 各族牧民积极支援镜铁山地质勘探队，一支一支的骆驼队日夜不停地运输器材。这是途经嘉峪关的骆驼队。 钻探工人们在陡壁上平整地基，安装起钻机，进行钻探。 镜铁山地质队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勘探队员们已在被称做“万年雪”的大雪山下进行地质点的初步测定。 镜铁山的气象站已经建立起来，为勘探工作提供气象预报。 新华书店的流动书摊也带着各种书籍、杂志来到了镜铁山。 筑路工人在冰封雪冻的冬天里，冒着风雪严寒，和坚硬的岩石战斗。

第8版()专栏： 今日的五指山 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建立已经五周年了。五年来，五指山区六十多万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经历了伟大的变化。过去刀耕火种、用牛踩田的原始耕种方法，已由90％以上的农民参加的合作社和逐步采用的先进耕作技术所代替；目前全州粮食已能自给，平均每人一年有六百斤口粮。 在文化建设方面，由于最近制订了黎族文字方案，黎族没有文字的时代也宣告结束。 现在，各族人民正为建设一个美丽的社会主义的五指山区而继续努力；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自治州十一年建设规划而奋斗。　赵慕志摄（南方日报社稿） 海南黎族苗族语文研究指导委员会编译科的工作人员，正为黎族人民编译第二册黎文实验教学农民课本。 保亭县番茅农业社社员在学习黎文。 保亭县番茅农业社正在夏收。这是黎族社员用脱谷机脱谷粒。 少先队员们把通什河畔美丽的风景画下来。 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琼中县永乐农业社的社员们在收获早稻。 五指山区已经修建了三百多公里的公路，全州有六个县二十一个区通了汽车。

第9版()专栏： 右派分子对灾区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管文蔚的发言中说：社会主义每一个成就，对右派分子都是灾难，这就是他们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薄两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从周总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在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是巨大的。有许多重要的项目已经超过了五年计划的指标。这是全国六亿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应该大书而特书，应该广泛的宣传。这对全国劳动人民的鼓舞是很大的。在建设当中，我们也由于经验不足，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缺点。如果拿这些缺点和成绩比较起来，“成绩是巨大的，缺点是很小的”。这句话合不合乎去年的客观情况呢？是完全符合的。右派先生们不承认这句话，他们说这是一种所谓“教条”。右派先生为什么要把这句话说成是“教条”呢？这就是社会主义每一个成就，对他们都是灾难，这就是他们要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根本原因。 去年一年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右派先生是否认不了的，全国如此，我们江苏同样是如此。其他工作不讲，就拿江苏的生产救灾工作为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去年江苏灾情非常严重 去年江苏的灾情是非常严重的。自五月份以后，连续遭到暴雨、强台风、冰雹、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内涝情况严重。全年雨量达一千二百八十八公厘，为数十年来所罕见。其中五到九月份的雨量即高达一千零五十公厘，超过一九五四年大水年头同期雨量八百八十八公厘的百分之二十，更大大超过一九三一年同期的雨量。因而夏秋季作物遭受的损失是很大的。全省八十三个县、市中受灾的有五十二个县、市，九千四百万亩农田中受灾面积达到四千七百余万亩，其中秋季作物成灾面积就有三千零二十三万亩，超过一九五四年成灾田亩的百分之四十二。受灾地区的二千余万群众和干部，不分日夜的与狂风暴雨搏斗，临时挖掘大小排水沟八万八千一百多条，加固堤防土方二千三百多万公方。不少地区三涝三排或四排四种。如果没有合作化以后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要想战胜这样严重的水灾，是困难的。我们虽经过了一切努力，抢救出一千五百六十余万亩农作物不受损失，从而争取到一个平收的年成，但水灾所造成的歉收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全省农田受灾减产五成以上和颗粒无收的五百四十多万亩，不同程度减产的二千七百余万亩，轻重灾民九百四十六万余人。 右派分子幸灾乐祸 在灾荒形成以后，我省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这样大的灾荒，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没有办法了。他们曾经故意把灾情夸大起来，到处进行歪曲宣传，意图趁火打劫。我们用事实驳斥了他们的歪曲宣传，也用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定有办法战胜灾荒的。当然，去年的灾荒是严重的，给我省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战胜自然灾害就成为全省党政军民必须承担的一项重大任务。为此，中共江苏省委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把做好生产救灾工作作为去冬今春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于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全省人民团结一致，经过半年以上的艰苦奋斗，我们已经完全战胜了这个严重的灾荒。我们没有辜负九百多万灾民对我们的期望。现在，严重的灾荒已经安渡过去了，灾区的社会秩序始终都是很平稳的，没有饿死一个人，粮价也没有波动，灾民的生产情绪始终都是很高的。右派分子的企望全部失败了。他们认为在灾荒以后农民一定要离开我们，农村一定要出现混乱状态，甚至要发生暴动事件。但是，事实和右派先生们的想法相反。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战胜灾荒 我们能够胜利地渡过灾荒，是依靠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各级党政机关在灾荒形成以后，都全力以赴，抽调优秀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并组织各界人士，深入灾区，普遍进行查灾慰问工作，及时地帮助下级解决具体困难。省级机关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同志和省长惠浴宇等同志为首，都曾在灾情严重的时候，先后率领大批干部前往灾区检查工作和帮助解决具体困难。淮阴专区在春节前后即进行了三次查灾工作，每次参加查灾的乡以上干部都在万人以上。每当雨雪封门之际，他们都冒着雨雪，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帮助解决困难。如中共海安县李堡区委书记薛志忠冒着大雪，携带救济款二百元，深入乡、队挨家访问，解决了平时不注意的二十五个即将断炊的困难户的困难。泗阳县里仁区一百八十个区、乡干部冒雪为灾民送粮送草，淮安县岔河区有二十四个乡、社干部拿出自己节约的口粮一千二百多斤、火草八千多斤、现金二百余元，解决了五百三十七个灾民缺衣、缺粮或缺草的困难。各地像这样的事例不是个别的，而是很多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这种舍己为人、关心和爱护灾民的行为，得到了灾区人民的普遍拥护和赞扬。灾区各县、区以上机关还普遍抽调大批得力干部下乡，采取以人定乡、定社包干到底的办法，帮助灾区的乡、社做好生产救灾工作；乡和农业社的干部，也实行分工包队、包户的办法，直接领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这些干部下去后都能和灾民同甘共苦，共渡灾荒。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大批这些看来文化很低，可是在任何艰苦困难情况下，还能舍己救人的基层干部的共同努力，要战胜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想像的。我们从来就有这样的经验：那里党的领导坚强，那里的工作就做得好；党的领导差些，那里的工作就要差些；如果那里没有党的领导，那里就要发霉，甚至腐烂了。我们在生产救灾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如对情况了解不够，救灾规划不切实际，救灾款的发放不及时，甚至有徇私舞弊等，主要原因就是那里缺少坚强的党的领导。右派先生们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从上述事例来看，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 灾区人民对党感激涕零 我们能够胜利地渡过灾荒，除了依靠全省人民的努力以外，是和中央及有关业务部门的支持分不开的。从去年夏季到今年五月底止，国家拨给我省的救灾款计五千八百四十七万元，相当解放后七年救灾款总数一亿一千一百四十万元的百分之五十二，超过一九五四年三倍。从各地调到徐州、淮阴、盐城、扬州等四个专区的麦种计两亿多斤；粮食十九亿五千零九十三万斤，使灾民每人每天可以得到一斤左右粮食的供应。由于灾区粮食供应及时，粮价平稳，对稳定人心和支持生产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没有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要调拨这样多粮食到灾区是不可能的。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从上述例子中，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了帮助灾民克服烧草不足的困难，国家在煤炭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还调运煤二十一万吨供应本省灾区人民。国家银行在灾区发放的生产和生活贷款共达五千三百万元。商业与供销等部门在灾区投放了农产品预购定金计五千六百八十二万元，并及时供应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副业生产原料；适当地调整了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使灾民增加收入三百五十七万余元。财政部门对灾民经营的副业产品实行了减免税收，使灾民增加收入一百二十多万元。交通运输部门克服了雨雪封冻等困难，及时调运和保证了灾区的粮食、燃料和副业生产原料的供应。中共及有关部门对灾民这样巨大的帮助，不能不使灾区人民感激涕零，我谨代表江苏灾区人民向中央及有关部门致以衷心的感谢！ 农业合作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们能够胜利地渡过灾荒，农业合作化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依靠群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不仅从水涝中抢救出一千五百六十万亩农作物不受损失，而且在成灾以后，进行生产救灾的条件也较过去好得多。有些工作，靠小农经济是万万做不到的。如泗阳县仓集农业社经过三涝、三排，四种，终于使一千八百多亩晚秋作物获得平均每亩二百十六斤的产量；东海县先进一社有一块一千多亩的洼地，十年九不收，去年经过了两昼夜的集体排水，结果每亩平均还收到小麦一百一十多斤；像这样的事例很多。苏北地区在解放前后是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民从实际生活斗争中对合作化优越性的体会极为深刻。通过去年的救灾工作，灾区就有大批的单干户要求转入农业合作社。灾民们说：“没有合作社就无法渡过去年的灾荒。”他们回忆一九三一年大水时苏北运河决堤，里下河淹死十多万人，饿死七、八万人；铜山县郭集乡在一九二一年大水时，该乡桃园村就饿死二百多人；淮阴县里仁区和平第四社在一九三一年大水时，两个村就饿死六十一人；至于卖妻鬻女等悲惨事例，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听到。去年灾情严重的程度，比过去大得多，但是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类似上面所说的悲惨事例是完全没有发生。这在旧社会简直是不能想像的事。但是，右派先生们睁着眼睛不看事实，说合作社不好，农民不欢迎。他们抓住合作社一些缺点不放，并且夸大这些缺点，硬说合作社“搞糟”了，这为了什么呢，自然是有他们的目的。 右派分子必然要在历史车轮下面粉碎 现在，我们江苏的灾荒已经胜利渡过了。右派分子估计在这样严重的灾荒发生以后，农村一定要出现一个混乱局面，这个估计是彻底破产了，右派先生们只有失望了。我们在听取了周总理的报告以后，更清楚的看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光明前途。我们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能够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只要我们辛勤的劳动，我们就有着美好的未来。 我要正告右派分子：“你们要知道，近百年来苦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你们要把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是一种对全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中国共产党是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长大起来的，他有非常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工作经验。有了他，祖国就不会失去方向；有了他，祖国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全国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利益。” 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很巩固的，你们休想把他推翻。你们希望在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只是你们脑子里幻想吧！你们想把中国的历史车轮拉向倒退，你们必然要在历史的车轮下面粉碎！

第9版()专栏： 工人懂得如何爱护自己的政权 中国工人阶级的胸怀是宽大的，但我们并不是健忘者。 林锵云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现在我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来发表一些意见。 我从十三岁就离开家乡，到城市里去当学徒，以后就做海员工人。经过漫长的岁月，如全国工人一样，在旧社会里，备受歧视，失业、饥饿、剥削、压迫等等的痛苦，过着奴隶牛马不如的生活。压在我们海员工人头上的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包工头及其爪牙。在这样层层黑暗的统治与压迫底下，我们处身国内，则走头无路，在国外更伸不直腰，流落异国，甚至葬身鱼腹。那时的所谓政府，有哪一个官吏，替我们讲过半句话？ 苏联十月革命，给中国工人指引出一条光明出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提高了我们的觉悟，鼓舞起我们的勇气。广东的海员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二二年举行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瘫痪了英帝国主义的远东海上运输，把香港变成臭港。一九二五年，全香港工人和广州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斗争，举行省港大罢工，动摇了美、英、日、法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殖民统治。这些斗争显示着工人阶级团结的无比的伟大力量。 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长期持续着，它在共产党的紧密领导下，促进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涨。广东工人和全省农民直接支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局势。可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却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在广东实行叛变革命，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那时的右派分子，在“宁可枉杀一千，不愿放纵一个”的口号下，上至白发苍苍，下至出生三天的小孩，也不能幸免，而遍及广州市的红花岗、越秀山、南石头等地方，我们被屠杀的烈士，何止数以万计！有名的省港罢工被解散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也被禁止了，革命的工人被屠杀了！ 为了回答国民党反革命的残酷杀戮，广东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举行了广州起义，建立以工人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它指示了以后革命群众的斗争方向。革命的红旗在广州飘扬了三天，这是广州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的三天。以后，反革命武装反扑入广州，全市街道上躺满了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尸体，鲜血染红了珠江的河水。在广州的苏联领事和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鲜血，也和我们烈士的鲜血一同凝结在广州市的街道上！各位代表！早在三十年前，为了正义的事业，苏联人民的鲜血便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流在一起了！ 从此，我们工人阶级、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了难以言语形容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度过漫长而黑暗的二十多年。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受到忍无可忍的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及今回忆，此恨难消。我们的先烈掷无数头颅，流无量鲜血，前仆后继，才最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我们现在的人民政权。对于我们自己的政权，应如何地宝贵，应如何地爱护，我们工人是懂得的。 自全国解放以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知道该怎样安排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八年多以来，工人们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忱，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祖国。过去我们的劳动是为了供给资产阶级的剥削，现在我们的劳动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和全体人民。我们的劳动是很有成绩的。拿我们广东来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三点八四倍，手工业总产值增加一点七七倍。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工人的生活也显著地改善了。一九四九年的年平均工资为三百二十二元，一九五六年的年平均工资则为五百三十二元。全省职工享受国家劳保待遇的有三十七万多人，解决了工人所忧虑的生、老、病、死、伤、残的问题。在解放前，工人有随时失业的危险，现在不会有了。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劳动人民的一切，有了社会主义，就有了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 正当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全国人民都在满怀信心地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准备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克服党的工作缺点，发动了整风运动。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又钻了出来，乘机大肆其反动活动了，他们借口帮助党整风，阴谋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篡夺国家的领导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把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拖回到过去的悲惨生活中去。我要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正告右派分子：你们的可耻的阴谋，已经失败了！ 中国工人阶级的胸怀是宽大的。但我们工人并不是健忘者。三十年前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叛变，已经教会了我们不要再麻痹，失去阶级警惕。现在的右派分子，有些是过去便手上沾着我们的革命烈士的血的。解放后他们还位居国家要职，从未表示过对过去的行为有丝毫的忏悔，我们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我们听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不念旧恶，不记前仇，希望他们接受改造，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我们也早已准备着，如果他们竟利令智昏，胡作非为，我们工人完全懂得而且有力量给以还击。 我希望右派分子们，清醒一下脑筋，要认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支柱，谁要不自量力，敢破坏我们的政权，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工人早已确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中苏两国人民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要以无比的勇气，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第9版()专栏： 我国新生的建设力量迅速成长 孙德和说，这是同党和政府辛苦的培养，苏联无私的援助大量资料和介绍经验分不开的。 我完全同意并且坚决拥护周总理及李、薄副总理，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各项报告，并且将以行动支持这些报告。现在谈一谈我参加本届人代大会所得的教育与体会。 （一）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使得我的眼睛又亮了一些，认识的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使我原来不很敏感的政治嗅觉，比较敏感了，特别是六项标准使得我们能站稳立场，提高了明辨是非，与划清敌我界限的能力。这对我是最大的教育。 在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的过程中，党开始整风运动，邀请全国人民，非党与民主党派人员在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来提意见，借以更好的改进工作中的缺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是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更加密切，是马列主义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出现了一部分右派野心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发出荒谬言论进行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些人企图利用机会抹煞这几年来有目共睹的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企图抹煞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伟大成就，企图颠倒黑白，对党进行恶毒污蔑与进攻，扩大个别的缺点，到处点火，目的在于满足个别野心分子阴谋企图，篡窃领导，将人民重行引向万劫不复的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万分令人痛恨的事，这是任何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容忍的。我们以无比的愤怒，并坚决的站起来向章、罗以及其他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阴谋予以坚决的回击，我们坚决的随着共产党走，斗争到底，消灭敌人，并在斗争中改造自己。 （二）毛主席在报告里提到“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的时间，我国钢的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个要求对于钢铁工作者来讲都是无比兴奋的。黑色冶金设计方面的工作人员更愿以实际行动献出全部力量，来完成这项光荣而繁重的任务。我们是有极大的信心的。 年产二千万吨钢的生产水平约相当于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生产水平，英国一九五五年的水平，西德一九五四、五五年的水平，也大致相当于法国与日本一九五五年的总和。我们知道钢的生产与整个工业生产指标有怎样的密切关联。我国的钢铁生产今年已可达到约五百万吨，这个伟大的成就里包括了多少人的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即增长了一百六十一万吨的产量，这种飞跃发展的成就，我们能容忍右派分子的抹煞事实吗？ 现在再谈谈基本建设设计方面的情况。 我国一九五三年以前尽管恢复与发展了钢铁生产，有大量的职工在这个战线上进行不懈的斗争，尽管我们也有一定数量的钢铁冶炼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与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但对于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设计工作则才开始。那时的设计水平几乎是从“零”点开始。这项设计工作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学不到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成套的设计经验都是掌握在极少数的私人公司手里。在我国内不通过大量的建设实践也难于总结出系统的资料、规范、定额、制度、经验与培养出人员来。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党与政府组织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老年与年青的）开始向这一工作进行艰苦的进军，由于取得了苏联的无私援助与专家的具体帮助，并且通过了约四年多的实际工作考验，已经培育出了数以千计的工程设计力量。现在已有能力结合我国具体条件及情况进行大大小小的钢铁厂从矿山到成品（包括新式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选择，设计任务的考虑，进行初步设计，技术设计以及全套的施工安装图纸的制备。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如何正确的结合政治、经济、技术，全面的考虑问题，在党与领导的不断培养教育之下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实际工作，设计工作者们已承担了我国三大钢铁基地许多车间的施工图纸，他们也完成了一些厂的扩建全套设计，这些厂与车间正在紧张的进行施工或已投入生产。例如鞍山的现代化的高炉，本溪的高炉，鞍山的焦炉，一二炼钢厂的改建，初轧的改建，还有矿山的部分，武、包钢的某些正在施工的部分，都是国内供应的施工图。在施工的过程里虽然遇到不少的困难，但都得到了克服，而且培育出数以万计的新的工程建设人才与力量，并正在根据我国具体条件进行一系列中型厂矿与小型企业的设计工作，以更快的提高我国钢铁的产量，更好的发挥投资效果，体现党所号召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并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分布情况。在这项庞大的工作里党员与非党员，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协调的担任着重大的工作任务。这些事实应该认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因为今后的更多与更大规模的建设将绝大部分依靠我国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设计与施工人员，设备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努力来完成更多更大的建设任务。根据党中央所提的大、中、小企业结合的方针，由于在地方性的小型厂可以使用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采用一般的技术水平，单位年产量的投资约可以比大型企业的投资节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并且可以利用分散的资源很快的增加产量。这将更好的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也会节约更多的外汇需要。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与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更好的体现增产节约节省建设投资，降低基建费用，少花钱，多办事。 在我国过去科学技术基础特薄弱的土壤上茁壮出这样新生的建设力量，是经过党与政府辛苦的培养灌溉的。在这方面我们有更为深刻的体会与内心的感谢的。这也是与苏联的无私的大量资料援助与经验介绍分不开的。假如没有这样的支援条件只依靠我国自己去累积与总结经验，估计可能需要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培养出这样力量，另外还要在物质上付出极大的学费。因为经验的总结是不能脱离建设实践而产生的。 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组织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时是不敢于奢望的。难道这不是党领导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的具体事实吗？ 我想这些事实应该对那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抱着偏见的一类的人，对抹煞事实不愿看见真理的人，对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事实教育。可以帮助他们认识真理认识事实。右派分子如果顽固的不愿承认这些真理坚持错误，就是自绝于人民，就会被人民的洪流冲得粉碎。 自然与一切事物一样，这个初生的力量，由于时间不长，经验不多，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也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改进的，特别是要更多的依靠基建厂，科学研究，高等学校与设备制造方面的支持与协作。更需要的是党的加强思想领导与全国人民的督促、培养与指导，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纠正缺点与错误，使我们能更好更快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第9版()专栏： 对右派分子宽容就是对人民不仁 吴贻芳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和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位中央领导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各项报告。我在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现在我很肤浅的说一些个人的体会。 周总理的报告，依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演所提出的方针，全面地总结了全国人民在一九五六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工作中的伟大成绩。并且再一次透彻地阐明了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对右派分子不要社会主义和不要党的领导，诋毁国家基本制度的种种谬论，给予了有力的、严正的驳斥，从根本上维护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也就是保卫了我国六亿人民的利益。这一报告，使我们更清楚地明辨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是非问题，认清了同右派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知识分子要和全国工农劳动人民一起，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中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全国人民经过百年来英勇奋斗所作出的历史结论，在庄严的宪法上早有规定。解放后的事实也证明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短短的八年中，我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文教、思想各方面的建设真是一日千里，飞速进展。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从事建设，给了许多国际友人最深刻的印象。访问过我国的外国朋友，甚至连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来的人，也认为这几年我们获得的辉煌成就是一种奇迹，都感到惊异。的确，从我们这样极端贫困落后的大国，改变到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但所谓奇迹，并没有什么秘诀。而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正是由六亿人民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发挥了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正是由于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就拿教育事业来说，这八年来的成就也是巨大的。现在全国有高等学校二百二十七所，学生较解放初（一九四九年）发展到将近四倍；中等学校六千七百多所，学生较解放初发展到五倍以上；小学校五十二万九千多所，学生较解放初发展到三倍以上。不但数量上增长迅速，而且通过教育改革等重大措施，教育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现在人民教师那种认真负责，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材的精神也是很可贵的。这些成就与解放前是不可比拟的。旧中国教育事业那种破破烂烂的局面，人们还记忆犹新。难道右派分子竟有这么大的本领把这些成绩一笔勾销吗？难道能闭着眼睛不看客观存在的事实吗？ 右派分子还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文教事业。这种荒谬论调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领导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方针的领导，一方面是业务技术上的领导，而政策方针的领导则是主要的，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所以党在掌握政策方针上并不是外行而是内行。至于业务技术上的领导，党也一向要求党员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要他们钻研业务、熟悉技术，而且党还善于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也是能够领导的。过去八年的实践证明，党已经成功地领导了一切工作。几百位科学专家共同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要不是共产党领导，是不可能的。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只不过是右派分子阴谋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罢了。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少数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本阶级的被消灭，乘机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恶毒的进攻，对于这些右派分子，必须加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不这样，就会动摇我们国家的根基。现在反右派斗争已开始深入发展了，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已积极的投入了这场斗争。但是，有一些人由于对右派谬论的危害性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因而还以“好心肠”来看待右派分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这种温情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原谅右派分子，是怜个人而不爱大众。对右派分子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不仁。显然是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也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在一九五六年社会大变革后，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对于受资产阶级教育和受资产阶级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还不能很快改变私有制度下的老习惯。因此我们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这次反右派斗争的过程，正是自我改造的过程，这是一次最实际的深刻的阶级教育，我们要通过这一场斗争来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第10版()专栏： 我们完全有把握经过大约五年时间 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 李延禄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负责同志的各项报告，现在我就黑龙江省的农业高级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高级合作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我省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到现在已经过一年多了，从这段生产实践过程中看，它显示了新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我认为首先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根据十九个农业社的典型调查，农业合作化确实解脱了小农经济的束缚，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参加生产的劳动力，男的比以前增百分之十，女的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男劳动力平均工作日比以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女劳动力平均工作日比以前提高了百分之六十，耕畜和大型农具的运用率也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一般的比以前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这个新的重大变化，就是高级社比初级社较多较快的发展生产的基础。 农业合作化后，去年一年全省就开垦了七十六万公顷荒地，相等于土改以后全部开荒面积总和的百分之六十，这也证明农业高级合作化为扩大耕地面积创造了条件。 去年一年来，高级社以小农经济不能达到的规模进行了农田水利的建设。兴修大小水利工程三千余处，开发水田十二万公顷，等于解放前四十年发展水田的总数。扩大施肥面积八十万公顷，较以前增加百分之十强。马拉农具播种面积扩大一百万公顷，较以前增加二倍以上。推广优良品种的面积扩大了四十万公顷。较以前增加百分之三十。混种面积扩大到一百一十三万公顷，较以前增加一倍左右。这种兴修水利与改革技术的规模和速度，也是小农经济不可想像的。 去年黑龙江省遭受了历史上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大的洪水灾害和严重的内涝灾害。松花江的最高水位比一九三二年一百一十九点七二公尺，还多出了七十二公分，但是受洪水灾害绝产的面积却比一九三二年的七十六万公顷减少了三倍还多。过去遭受这样大的水灾，全省要有二百万农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但是，今天却是有灾社无灾民。据农民讲：过去谁家要是遭了这样水灾，至少要三年才能恢复起来。但是今年农业合作社并没有因此而缩小生产，他们不但胜利的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而且还挖了三百多万公方土的排水壕，使十六万公顷涝洼地免受了内涝灾害的威胁。仅就治理松花江的水利工程来说，去年和今春就完成了一千三百万公方的土方工程。可见高级农业合作化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正由于合作社采取了一系列技术增产措施和战胜了空前的水灾，因此才使一九五六年我省的农业生产没有造成大的减产，粮食产量还达到了七百九十万吨，比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只减产了三十万吨粮食。如果不是合作化力量，去年减产的数量，无疑的要比这大得多。 为子孙万代拔掉了穷根 高级农业合作化后，农业生产提高了，社员的收入也增加了。尽管在去年那样严重的水灾情况下，我省多半数合作社还是达到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根据分配实际结果的统计是：全省八千八百三十五个合作社，增产社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不增不减的社占百分之十一点零九，减产社占百分之三十点七一。增加收入的社员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二八，不增不减的社员占百分之五点四三，减少收入的社员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九。其中减产的社绝大多数是因为受灾，也有一少部分是因为工作不好而造成减产的。减少收入的农民除了多数是受灾社的社员以外，一般社减少收入的社员主要是过去有轻微剥削的上中农和劳动力较弱的农民。这个数字说明了我们办合作社基本上是成功的，合作社的优越性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不但增产增收的合作社社员反映合作社优越，就是那些受灾减少收入的合作社社员也承认合作社优越，他们说：“要不叫合作化，去年说不定有多少户吃不上，富农又该兴洋了”，他们从“有灾社，无灾民”的鲜明事实中体会到，合作化确实好，子孙万代拔掉了穷根。 从没有遭受水灾的一般地区来看，像肇州县的土质在我们省并不算好，但是去年就获得了全县范围的丰收。全县一百八十六个合作社，有一百七十三个合作社增了产，占总社数百分之九十三，其中增产百分之零点五至十的有八十个社，增产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有四十八个社，增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有二十个社，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有二十五个社，保证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增加收入。去年全省已经有八十二个农业社和八个乡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四千斤以上。而一九五五年虽然是丰收年，这样的初级社全省只有一个。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合作社都已经办得很好了，现在合作社办得好坏还是不平衡的。但是应当看到，目前合作社的趋势是：增产增收的社是在逐渐增加，减产减收的社在逐渐减少。 由于合作化的优越性以及国家采取若干措施，农民生活也大大改善了，就以双城县为例，解放前全县有百分之八的人过着地主、富农的生活，百分之九的人过着上中农的生活，百分之十二的人过着下中农的生活，而百分之七十一的多数人却过着贫雇农的生活。可是现在颠倒过来了，全县已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过着有积余的生活，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过着够吃够穿的生活，而生活较差少吃或少穿的占百分之十五，但这些人也比过去的贫农的生活提高了。只有那种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和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农民生活不如解放以前。 农民生活提高得不算太慢 农民生活是不是提高太慢了呢？以黑龙江省的情况看，一九五○年平均每户农民纯收入四百五十八元，一九五三年增加到四百七十九元，一九五四年增加到五百零四元，一九五五年增加到五百六十八元，一九五六年虽然因为全省增加了二十万户移民和八十万垧地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平均每户纯收入还达到五百五十元，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点二八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这就证明，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显著的上升了，即使有一少部分减少收入户，生活水平也不是下降了。右派分子就是不看事情的主导方面，他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说什么“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谰调，这是对我们人民现实生活的恶毒攻击，实质是挑拨农民对政府不满的阴谋。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右派分子的胡言乱语，已引起农民的绝大愤慨。 农民的收入固属比工人收入少一些，可是实际生活水平相差得决不像某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悬殊，而且中间差额越来越小了。解放前，我省工人平均每年每户收入四百五十元，农民每户每年平均收入三百二十元，现在工人平均每户每年收入七百六十二元，农民每户每年平均收入五百五十元，在解放后工人和农民收入都有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增加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从工人和农民实际支出情况来比较，由于工人居住的是城市环境，在生活用费上，都需要租赁和购买，因此工人支出比农民较多。同时由于工人比农民所给社会创造的生产价值较大，即使工人较农民收入多些，也是合乎情理的。当然，农民的现实生活水平，并不是理想的水平，它将随着合作社的逐步巩固和健全，随着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会逐步提高，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收入较少生活较困难的农民，其原因主要是：人口多、劳动力少；家中主要劳动力多病，少作了劳动日或是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家中仅有辅助劳动力也因为老弱生病失去了劳动能力；有的虽有劳动能力，由于不爱好劳动而造成家庭生活的一些困难。我们正针对不同情况积极发展生产，在灾区组织群众性的生产自救，加强薄弱地区的领导；对那些贫困的社员，按其所长和所能参加合作社的各种劳动，积极组织他们发展家庭生产，加上合作社适当的经济照顾，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群众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 应当肯定，去年高级合作化成绩是主要的，广大社员对合作社是满意的。特别是强调民主办社，虚心听取社员的意见，就不断的改进了合作社的工作。今春整社当中，群众提意见是很尖锐的，但是广大社员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合作社的工作，而且都为社干部所接受，群众说：“这样做就好了”，有些群众由埋怨干部转到了体贴干部，他们说：“干部的心都是好心，都是为了把社办好，让大家过好日子，就差头一年没有经验，你们看，今年不就开始变好了。”但是来自富裕中农中间意见有些是改进合作社的工作有积极意义，可是也有些人由于收入减少和其他种种原因，对合作社有一种不满情绪，他们往往不是从积极出发来改进社的工作，而是采取冷讥热讽的态度，来对待合作社的缺点。甚至也有个别坏分子利用合作社某些缺点，夸大缺点，造谣生事，挑拨社员与社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属于破坏和瓦解合作社的一种企图，是应当警惕的。因此，应当具体分析那些农民对合作社那些意见。目前右派分子认为合作化“糟得很”，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这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强调合作化优越性，绝不是说就没有缺点和错误。去年在合作社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过大，技术改革缺乏因地制宜，忽视副业生产，管理不善，窝工浪费现象严重等等，今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目前合作社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的田间作业质量不高，有的耕畜瘦弱，有的土特产品品种减少等。总之，每个合作社都可以找出一些问题和缺点，这些问题是合作化前进中产生的。这些缺点比起高级合作化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来说还是次要的、局部的，而且广大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这些问题和困难所吓倒，相反的，在问题弄清后，正满怀信心地前进。 经过具体考察，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合作社初建，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权力有些过于集中。今年普遍在合作社中推广的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即在合作社统一领导下，社、队、组和社员个人利益之间划清了责任和权利范围，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密山县仅规定一项在完成合作社生产计划以后，多开的荒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全县就多开了两千公顷土地。在把社、队、组和社员个人经营的副业范围划清以后，去年已经没人经营的零星副业现在又都恢复起来，而且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今年在合作社中普遍推行了定额计件付酬制和四包超额奖励制，就解决了因劳动计算平均主义和分配制度中某些不够合理而引起忽视劳动质量的问题。例如望奎县正白二社实行四包以后，在春耕生产中，八个生产队劳动出勤率经常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耕作质量比任何一年都好，开支比去年同时期节省百分之五十七，耕马在繁忙的播种期间，不但没有掉膘，反而增了膘。类似这样的例子，每个乡都可以找到。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上述存在问题并不是合作社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合作社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某些环节尚不够健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及时解决，它会更加高度地发挥农民的智慧和积极性，充分利用农村一切经济潜力，为发展农业生产，开辟广阔的前途。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目前合作社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全面发展农村生产，进一步巩固和健全新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制度。但是，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是需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曲折斗争，才能最终巩固下来。我们完全有把握，大约经过五年时间，把需要作的工作做好，使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巩固起来。 目前我们在农村领导方面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例如我们省在打井问题上不分地区情况，普遍号召合作社打井，向合作社分派打井任务，结果有些井打了并不需要，也打了一些废井不能利用，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再如几年来，活牛收购价格偏低，活牛不如死牛值钱，一张牛皮仅换一双靰鞡，这个问题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严重影响了群众养牛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不仅减弱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畜力，而且直接影响城市的肉食供应。因此，我们认为党中央指示在全党范围内展开整风运动，这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目前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来对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恶毒的猖狂的攻击，这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允许的，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开展反右派的斗争。我们坚信，经过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党的整风运动一定会顺利开展起来，搞好整风，一定会大大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有利于推动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提高一步。

第10版()专栏： 橡胶工业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林文彪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和薄一波副总理，以及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根据国家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方针，谈一下橡胶工业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生产力蓬勃地向前发展，橡胶工业也在其行列中，不仅产量和品种有很大的增长，而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以汽车轮胎质量为例，一九五二年平均行驶里程为一万七千公里，一九五四年国家指标为二万公里，一九五五年指标为二万五千公里，现在平均行驶里程已达到三万二千公里以上。这样到一九五五年产品平均里程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八十八点二，将来还可以继续提高。整个国家生产力如此迅速发展，皆赖政府之正确领导，同时与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及职工工作的努力都分不开的。有政府正确领导生产，解放以前没有而现在有了，有苏联专家以兄弟般友谊协助生产技术，解放以前没有而现在有了，有职工以当家作主来搞生产，解放以前没有而现在有了。足见有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在短短几年内得到经济建设现在这样的伟大成就，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如何将橡胶工业纳入国家的增产节约政策的问题，现在我想谈谈： 一、原料 应用质量适当的原材料，是产品质量提高的物质基础。橡胶工业所用的原材料很多，现在用几种主要的来说明问题。橡胶产品也很多，以轮胎与胶鞋为举例： ⒈炭黑 炭黑能够改善橡胶制品的性能，所以它是橡胶工业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我国橡胶工业每年消耗生胶量最大、使用原材料最多的是轮胎和胶鞋，所以如何在这两种产品中扩大使用品质优良的炭黑，以提高产品性能，达到最大的节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解放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的禁运几项物资中就包括有炭黑，由此可知炭黑是一种国际战略物资，我们为了自力更生开始自己生产，并还从苏联及兄弟国家进口一部分。最初制造出来的炭黑质量很不好，影响轮胎不耐磨，行驶里程很低，现在虽然质量与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但是已经逐步有了改进，因而轮胎质量有了显著提高，里程提高就等于相应地减少轮胎的产量，这样炭黑的使用量也可以减少。如将一百万条7.50—20轮胎，以一九五二年产品平均一万七千公里所得的总里程作为基数，则一九五五年产的轮胎因平均行驶里程提高为三万二千公里，故可以节省炭黑一千二百三十四吨，折合金额八百零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五元。 在胶鞋的生产上，因为一般用户在习惯上喜欢白颜色的鞋底，所以一直没有用炭黑，虽然将来发展用微孔鞋底很好，但因现在限于设备条件，所以建议今后在胶鞋上也能大量使用具有适当质量的炭黑。这样肯定能大大提高胶鞋质量，延长穿用寿命，整个的胶鞋生产能够减少生胶用量。在这样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适当的将鞋底减薄，更能节约。至于颜色的问题，胶鞋厂可以从工艺上设法，利用白色胶浆涂在鞋底底边上，这样可以保持色泽美观，满足穿用者的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炭黑无论是在轮胎中还是在胶鞋中都能够起到延长使用寿命的作用，达到合理的节约。 根据炭黑在橡胶工业中的重要性来看，炭黑工业必须要积极发展。我国因为具有炭黑原料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条件，再加上建立炭黑厂投资少、收效快，同时我国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生产技术经验。有了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们为什么不发展本国的炭黑工业而要每年再花费很多的外汇进口呢？为了避免浪费，应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为什么不及时发展和全面规划呢？ ⒉橡胶 橡胶有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两大类。合成橡胶因为具有各种特殊性能，如耐油、耐化学药品等，随着科学的发展，已能制出在性能上与天然橡胶相近的合成胶，因此合成橡胶在我国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还是从国防工业需要上来看，都必然要以合成橡胶作为今后发展的主要长远方向之一。 我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其中也包括有天然橡胶，具备着发展天然胶的自然条件。我国使用的橡胶是以天然胶为主，今后还必须继续发展，我们应该研究提高原料本身的性能，如棉纤维已经研究出来，可以经过化学药品处理后提高性能变成很好的人造丝，那么天然胶为什么不可以改变成更好的性能呢？所以这些工作希望我国科学家进行研究。 天然橡胶中又分胶乳、烟片胶、绉片胶三类。胶乳在用途上逐渐广泛，特别适合于制造薄膜制品和医疗用品。在轮胎上使用胶乳浸渍帘线，因为浸透性好，所以产品附着力高，可避免脱层的现象。烟片胶用量很大，如果能够合理使用，将好的烟片胶用在性能要求高如高强力、高耐磨的产品中，可以提高寿命。按照上面的例子一百万条7.50—20轮胎，以一九五二年产品平均里程一万七千公里所得的总里程为基数，则一九五五年产品平均行驶到三万二千公里，可节约生胶七千四百二十五吨，折合金额四千三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五十元。烟片胶除了性能比较高以外，还因为经过烟熏，有适合于储藏的优点，适合我国还大量进口的情况。绉片胶又有白绉片及褐绉片两种，褐绉胶一般说来质量比较差，但是价格便宜，所以很多性能要求不太高的制品使用这种胶对经济是合算的。 橡胶的种类很多，质量差别很大，所以选用适当的胶来使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应该根据各种制品的性能要求合理使用各种橡胶，这样避免大材小用，小材大用，才能克服浪费，真正节约。 ⒊纤维 纤维在轮胎中是非常重要的，它起着骨骼的作用。轮胎中用的棉帘线解放初期因质量不好，棉帘线的强力仅有5—6.5公斤／根，制造出来的轮胎也不好，行驶时容易爆破。这几年棉帘线质量大大改进，完全符合国家质量指标的要求，强力已达到9.5公斤／根，所以轮胎爆破的现象大大减少，这也是产品质量提高、延长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一百万条7.50—20轮胎，以一九五二年产品平均行驶里程一万七千公里所得的总里程作为基数，则一九五五年产品平均行驶里程到三万二千公里，可节约棉帘布二千五百二十二点五吨，价值二千七百七十四万七千五百元。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许多国家在轮胎中已经大量采用质量高而价格又便宜的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因为这种纤维强力高，所以在轮胎中使用可以比用棉纤维的帘线层数少，帘线层数减少，各种原材料的消耗相应的就降低，只以生胶来计算，减少两层，一百万条轮胎即能节约生胶七百六十吨，折合金额四百四十七万六千四百元。 轮胎减层后变薄，散热性能好，这样行驶里程和翻修率还会提高，这样实际节约还要多，同时有了这种纤维对有一部分性能要求高的飞机轮胎也可以自己生产了。我国现在已开始研究合成纤维与人造纤维，希望能及早成功，这在国防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橡胶制品用的原材料种类很多，从整个轮胎产品来看，以一百万条7.50—20轮胎为例，将一九五二年产品的平均行驶里程一万七千公里所得的总里程作为基数，则到一九五五年产品平均行驶里程提高到三万二千公里，每年可为国家节约一亿三千四百一十三万四千元，将来里程继续提高，节约还要多。 对橡胶工业用原材料应该注意我国具体情况，结合经济与国防成为一个整体来看问题，这样才能够全面、合理地将原材料使用于各种不同的产品上，同时对于可以生产而还未生产的原材料应该积极的组织生产。 二、协作 每一个生产机构断不可以单干来搞生产，或以本位主义来搞工作，一定要各部门分工合作，有机体地做到紧密协作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搞生产的优越性。协作问题很多，仅提一、二来说明： ⒈生产与试验研究 试验研究工作是指导生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但是我国橡胶工业在解放前因多受帝国主义掌握，他们利用我们便宜的劳动力进行剥削，产品质量与试验研究工作，他们是不放在心目中的。现在已成为人民的工业，当然我们重视这项工作，由于刚刚开始建立，技术水平、人力等各方面都显得很不够，希望能够多多支持帮助，使试验研究工作真正走到生产的前面，领导生产，能够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⒉商业利润与工业利润 现举两个例子说明： ①国产炭黑的调拨价格太高。从我国炭黑的原料来源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炭黑的价格是应该非常便宜的，使用炭黑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质量，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降低成本，节约生胶。炭黑与生胶价格比较，以美国为例，炭黑为一号生胶价格的百分之十六点八，而我国现在则为百分之一百零七，过去曾高到百分之一百六十四点五。炭黑比生胶价格高出这样多是非常不合理的，这就直接影响生产厂大量使用和改进产品质量，不能够节约生胶，减少外汇。 ②现在避孕节制生育，以用橡胶避孕用具为一个适当的方法。这种产品成本很低，在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价格高利润这样大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农村中的广大人民无力购买，因而使这种工业形成不能为人民服务，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据了解现在又减价这是很好的，是否已经完全合理还需要考虑。 关于价格上的不合理，我想类似这种情况一定很多，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各个部门都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而不要单纯的考虑本单位的利润。 生产提高，范围放大，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各色各样协作上的矛盾或问题，每个生产机构本身或各部门之间都存在或多或少这种事例，搞不好协作将成为生产前进的绊脚石，也是阻碍各部门之间相互团结的墙和沟，应以“整风”的精神和风细雨的共同讨论来解决协作上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最好放在“整风”范畴内来处理更为有效，将使我国的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一步，继续蓬勃地向前发展。

第10版()专栏： 清除知识分子前进中的绊脚石——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倾向 茅以升的发言 我和已经发言的各位代表一样，首先表示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的各项报告。 不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科学技术发展就要受到损失 我是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同时是九三学社的成员，最近在各种集会上参加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并看到全国各地也在猛烈地展开这同一斗争，深切感到这个斗争的必要性；体会到就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来说，如果不是这样及时地揭露出所有那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技术进展就会遭受一些损失，影响到我们在科学技术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同时，在右派分子中也发现了一些与我同行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而且其中还有国内国外知名的科学家，这就使我不但惊奇，而且感到痛心疾首了。 我一向认为凡是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亲身参加到我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能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他必然感到兴奋，必然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是和全国人民一道，欢欣鼓舞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不同于地主或资本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受过物质上的损失，相反地他的唯一财富——知识，是更有用武之地了。他得到人民的爱护，党的关怀，有了广阔前途；而且自从去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他的使用安排、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他的政治学习、自我改造更有了进一步的帮助；比起流了血汗的劳动人民，无论从革命斗争、工作要求、生活待遇等各方面来看，他都觉万分惭愧，而感到应当更加勤奋、更加努力，来表示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地争取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我相信这一切确实表达了极大多数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心情和愿望。但是，令人非常遗憾，在今天发现的资产阶级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中，竟然会有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其中还有已经取得人民极大信任的人，他们平时高呼拥护共产党，但内心总是不服，心口不一，言行不符，这就为我们广大科学技术队伍，抹了一些星星点点的灰尘，我们全体应当一致奋起，和他们分清界限，作无情斗争，迫使他们憣然悔悟，彻底交代，痛改前非，立功赎罪，来报答人民对他们这样多年来的重视和期望。 右派分子中的科学技术 工作者的谬论自欺欺人 右派分子中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是怎样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大会上已经揭露了他们中的一些谬误言行，并加以严正的驳斥，我完全同意。我还想补充几点。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别有用心地曲解了领导两字的意义。领导不等于专业指导，我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但我对铁道科学中的许多门类就是外行。以近代科学分工之细，所谓领导就是要充分发挥各门各类的专家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关于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各方面的决策，在科学工作中就成为科学领导的具体内容，而这些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去掌握去实现的。他们说，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对过去十二年的补课问题，真是荒谬已极的诬蔑。他们把科学工作局限于个人的、自由散漫的、学院式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研究工作，见到有些个别的科学家在解放后中止了原来进行的某些研究，就大惊小怪起来，而看不见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论在物质生产或文化生产方面，每天都在进行着巨大的科学技术工作，其中有很多是高度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看不见在我们广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中，这几年来已经涌现出无数的青年科学家、先进工作者、技术革新者，他们都是向科学进军的新生力量，他们和老科学家一道，正在积极进行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远景规划，怎能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反而会比在反动统治下的科学还落后呢？这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他们说，科学家的工作条件如果没有保证，我国科学就要中断，姑不论这些工作条件都已逐步有了很大改善，所有科学家都在欣欣向荣地努力工作，而把我国科学事业仅仅局限于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活动，看不见科学事业要靠生产建设来支持，科学家要靠劳动人民来协作。因而生产建设的先进性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性是决定科学水平的更重要条件，目察秋毫而不见舆薪，这不是故意煽惑是什么？所有以上这些谬论，本来是不值一驳、毫无作用的，然而同样的这些话而出于人民给予信任的科学家之口，那就很可能引起思想混乱、构成罪恶活动了。 拿判断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 对自己的言行好好检查一下 这些事实应当唤起我们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高度警惕。我们队伍里的有些人曾经随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幸灾乐祸，推波助澜，已经不自觉地走到右派阵地的边缘，幸而为警钟唤醒，悬崖勒马，退缩而回，更有很多人胸中无主，隔岸观火，但对右派言行，却或多或少地有些共鸣，只因反右派斗争爆发，才免于继续发展，误入歧途。我想所有我们曾在“鸣放”中发过言写过文章的人，都该对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勤加学习，拿里面提出的判断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对自己好好检查衡量一下，如果发现有过离开正确轨道的言论行动，不问大小，都足表示自己的思想上还是有毛病的。虽经八年来的学习和锻炼，但并未真正改造过来，立场未稳，更未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这一切都是危险的。所谓危险就是有脱离人民行列的可能，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离开了这些，我们所有的科学技术，还有什么丝毫作用可言吗？ 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须加紧学习、加紧改造 自我改造，对知识分子来说，确是一场长期艰苦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科学技术工作者中间，谁不想站到光荣的人民立场，谁不想早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然而，在自己认为已经有了初步改造的时候，一遇具体问题触及个人利益，仍就会把持不定，以致立场模糊、是非混淆起来，究竟思想上有那些绊脚石会长期地阻碍我们的进步呢？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人民对他们这样地尊重，党对他们这样地爱护，身居高位，参与国家机要，在青年中也有很大威望，如何还在这最基本条件的人民立场上，会出了问题，以致堕入右派分子的泥潭呢？我想除去由于阶级出身，造成改造上的惰性而外，有两种思想，也许是主要的绊脚石。这两种思想本来是改造中斗争的对象，也曾被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然而究未断根，在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以后，在向科学进军的声中，这些思想就蠢然欲动起来，甚至发展到危害的地步。总的说来，仍是改造不够积极，对于站稳立场、树立世界观的努力，敌不过绊脚石的阻碍，因而旧我的面貌，又复狰狞出现，这两种思想就是自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倾向。自高自大的人，目空一切，看不起劳动人民，看不起领导的党员干部，甚至看不起马列主义。党对他的重视并未引起他的感奋，反而狂妄地认为滔滔天下，舍我其谁，四周群众，都是基础。这是一方面。此外，旧知识分子受过资本主义教育毒害较深的人，醉心于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对于新社会的新事物，往往视若无睹，更不习惯于社会主义集体化和计划化的工作与生活，因而总有抵触情绪，总觉不自由。这两种错误思想结合起来，就构成一个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这是八年前美帝国主义白皮书中诬蔑新中国的谬论里提出的 “寄予厚望”的一种反动人物。直到今天，美国的杜勒斯还在叫嚣，妄以“民主个人主义者”在中国还未绝迹而感到高兴，并且因此而“有信心地”假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这使我们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该如何提高警惕，一面要对所有已经发现的这些人物取得绝对胜利，另一面要对自己加强思想改造，务必使“民主个人主义者”今后永远绝迹于中国。我们要正告杜勒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消逝，而是恰恰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使所有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消逝！ 让我们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加紧学习，加紧改造，站稳立场，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一切积极因素，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

第11版()专栏： 决不能放松警惕 福建经过肃反运动，残余反革命势力基本肃清，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虽然地处国防前线，加以去年还有灾荒，但社会秩序却十分安定。这就最雄辩地证明肃反斗争是成功的，群众肃反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肃反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我们绝不能松懈斗志。 刘永生、林一心、李质忠、侯振亚、郑依牳、谢雪红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和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现在我们就肃反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社会秩序十分安定，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我们不会忘记：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福建，是民穷财尽、灾难深重，那时土匪猖獗，特务横行，尤其是蒋介石集团在其退出大陆之前作了周密的“应变”部署，潜伏特务和特务武装散布极广，妄想以福建作为其反攻大陆的基地，不断地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福建之所以有今天的新面貌，是与我们在解放后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进行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分不开的，肃反斗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继一九五○年社会大镇反之后，为了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两三年中，我们分批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坚决贯彻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运动结果证明，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十分巨大的。第一、从我们机关内部和社会上清查出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并从这些反革命分子中缴获到机枪二挺，长短枪八百一十八枝，各种子弹三万八千余发，手榴弹三百八十三颗，其他反革命证件五万余件及无线电台等物。此外，也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感召下，向政府投案自首。这就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从福建处于国防前线和当前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来说，有其特别重大的意义。第二、查清了一批工作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给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使他们安心工作，进一步靠拢党和政府，更好的发挥其积极性，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第三、通过运动的实际斗争，锻炼和教育了干部与广大群众，大大地提高了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学会了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解决敌我矛盾的本领。在肃反运动中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即达六万余件。由群众协助政府侦破的案件，占破案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敌人派遣偷渡登陆或空投的特务分子，很多在广大群众协助下当天即被发现，或在三两天内即被破获。第四、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党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粉碎了敌人企图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阴谋，原隐藏在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现在则暴露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帮助他们重新做人；机关、企业的政治事故，也因之而大大减少了，这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我省经过肃反运动，残余反革命势力已基本肃清，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虽然处在国防前线，面临金门、台湾等敌占岛屿，加以一九五六年还有灾荒，但社会秩序却十分安定，这就最雄辩的证明了我们的肃反斗争是成功的，证明了群众肃反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肃反运动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是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加之运动开展之初经验不足，工作中也发生过某些缺点错误，主要是：在运动中控制不严错斗了少数不应当作为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在逮捕和审判工作中曾发生少数的错案，也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根据晋江、龙溪等九个地区和单位复查的结果，在九百九十九件反革命案件中，查出错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有十三人，占反革命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漏掉的情况则更严重，全省今年上半年复查了六万七千二百个案件中，发现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有二百零七件，反革命嫌疑分子一百四十一件；龙溪专区在一、二、三批运动中，查出漏掉的反革命分子有九十六人，竟占该专区已定案的反革命分子总数二百三十四人的百分之四十一。对这些缺点错误均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有的已经在运动过程中及时发现纠正了；有的在一九五六年检查肃反案件中得到了纠正，有的现在正在纠正中。 但是，这些缺点、错误和整个肃反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绩比较起来，仅占极其次要的地位，那些认为肃反运动搞错了，否定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把肃反运动说成“尽是错误偏差”、“胡闹”、“糟糕透顶”，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诽谤，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人民群众是看得清楚的，他们对于这种反动论调已经表示了无比的愤慨。 肃清反革命分子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我们绝不能丝毫松懈斗志。目前残余反革命势力尚未完全肃清，而内外肃反运动中也漏掉一些反革命分子。如龙溪专区在复查工作中，已经查出漏掉的反革命分子九十六人。该专区的海澄县，有个刘丕洽，是反共救国军第九纵队第六支队的联络员，混入了中共党内，和特务分子保持密切联络。也还有反革命分子隐藏得更深而未被发现，美蒋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向福建地区派遣特务间谍。如不久前在厦门破获的蒋帮国防部二厅潜伏特务胡春和案件，胡于一九五五年十月由泰国到台湾，受过伪国防部二厅的特务训练，一九五六年三月由台湾到香港，用归国华侨的名义潜入我省，先后活动于诏安、漳州和厦门等地，先后多次送出军事、政治情报。美蒋特务机关并利用波匈事件及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空隙，施行其所谓“心理作战”，以反动传单、信件等形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国内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仍不断地进行破坏活动，三明县雪峰镇残余反革命分子伍裕轩，于今年四月十八日晚，纠众吃大刀符，企图组织刀会暴乱；晋江专区已发现有五个地主分子向农民反攻，将土改时分给农民的房屋及房屋地基等抽回。上述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决不能放松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只要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它。有人说：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天下太平了，用不着再搞肃反斗争了，这种论调是毫无根据的，是极端荒谬的。 福建是国防前线，面对敌人的各种侵扰，我们应随时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不要以为反革命分子不多了，而把自己麻痹起来，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的。必须认识：反革命分子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是极大的。因此，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继续进行肃反工作，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坚决和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 目前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恶毒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他们企图利用肃反斗争和其他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发动对党和政府的进攻，我们坚决反对他们这种罪恶活动，我们福建全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决不让其阴谋得逞。他们倘能彻底交代，从新作人，人民还可以给其宽大的出路，如果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那就必将自绝于人民，招致可耻的结局。

第11版()专栏： 党的民族政策又一辉煌胜利 孙殿才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现在我就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问题谈一点意见。 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回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国务院已经决定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并已提请这次大会审议批准。这两个自治区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又一辉煌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僮族和回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甘肃各族人民是特别感到兴奋和愉快的。 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问题，是根据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的倡议，经过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以及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四千七百名党内外干部和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中，进行了一年多的反复讨论和协商以后，由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提出的。在甘肃进行协商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是拥护中共中央的这一倡议的。大家认为由于过去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结果，全国约三百五十万回族人民的居住情况是大分散、小集中的。惟有甘肃境内的一百一十多万回族人民居住的还比较集中，其中有五十七万居住在甘肃的东北部。为了使回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也能和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以及僮族的地位相适应，建立回族省一级的自治区是必要的，而建立回族自治区又以甘肃的东北部比较合适。关于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区划问题，也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大家一致同意乌兰夫副总理报告中所提的第一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是现实的，既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回汉的团结，又有利于自治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实现第一个方案，将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蓬勃的发展 根据第一个方案要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以原宁夏省为基础（不包括蒙古族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银川专区和吴忠回族自治州，再加上邻近的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十七个县、两个市。面积约有七万七千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七十二万多人，其中回族约占三分之一。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大型灌溉区，水利条件很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人们常说的“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南”，就是指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不论工业、农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黄河青铜峡水坝建成以后，灌溉面积约可增加到五百万亩；广阔的草山和草场可以大量发展畜牧业经济，全国闻名的滩羊皮和枸杞子就出产在这里；银川的石咀山煤矿蕴藏量很大，将来可以供应甘肃的工业用煤；根据地质部门勘探的材料，自治区还可能藏有石油矿，将来可以兴办一些工业企业；在交通方面，包兰铁路明年即将修通，将来从陕西咸阳到甘肃武威的铁路，也计划在中卫县接轨，并且通过固原县。可以预见，今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一定能够得到新的蓬勃的发展，一定能够建设成为回汉人民安居乐业、团结生产的社会主义乐园。 党已为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创立了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解放八年来的今天，在甘肃的东北部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有它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结束了近百年来民族压迫的历史，基本上消灭了由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回汉民族之间的戒备和隔阂，恢复了回汉人民的传统友谊，建立了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关系。在回族人民聚居的地区，已经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现在甘肃省东北部有固原、吴忠两个回族自治州和泾源一个回族自治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回汉人民组织了许多民族联合的农业社，这就使得民族团结、合作的新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一切表明，在甘肃东北部建立一个回族自治区是完全有条件的。是符合回汉人民的愿望的。为了及时地建立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这次大会批准之后，除了要做好成立自治区方面必要的准备工作，还必须在当地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工作，使自治区筹备建立的过程，同时成为进一步加强民族政策教育的过程，成为进一步加强回汉民族之间和回汉民族干部之间提高思想觉悟和加强团结的过程。 国民党反动派给回族人民的是压迫和侮辱，共产党给回族人民的是幸福的发展前途 各位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是不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的，说回族不过是回教罢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回族和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一直是剥削、压迫、侮辱、挑拨离间，甚至企图消灭他们，迫使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是回族人民记忆犹新的。只是在全国解放之后，回族人民的这种情况也得到彻底改变，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和各兄弟民族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回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回族发展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使回族地区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党和人民政府在今天又提出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给回族人民一个更好的发展前途。将今比昔，好坏分明，难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伟大的民族政策，能够有今天这种结果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硬是别有用心地造谣生事，挑拨民族关系，甚至否认有少数民族的存在。甘肃的某些右派分子，直到今天还说“甘肃没有回族”。他们这种无耻谰言，真是与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们的用心，就是妄想使少数民族脱离党的领导，借以拆散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阴谋恢复资本主义的民族关系。这些右派分子，往往也就是双手沾满少数民族鲜血的历史罪人。他们满脑子装着大汉族主义思想，他们鄙视少数民族，排挤少数民族，只要有可能，他们甚至希望消灭少数民族。他们这种狼一般的心肠，不能不引起甘肃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恨。我们要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共产党的领导是稳如泰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是无比巩固的。谁要向人民挑衅，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右派分子是绝对拖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的。我们各民族人民完全有信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11版()专栏： 建筑工作者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杨廷宝、林克明、朱兆雪、梁思成的联合发言 我们这一次会议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最后一年，在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召开的。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听取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薄一波、李先念两位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和彭秘书长的报告。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报告。 我们四个人都是建筑工作者，从事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的工作。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建设占着很大的比重，而建筑工作，又占基本建设的一半左右。我们感到任务的光荣和艰巨。我们也为八年来祖国在城市规划和建筑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而感到自豪。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苏联和兄弟国家专家的帮助下，广大技术人员和工人完成了或者初步草拟了几十个改建或新建的大中城市的规划；建造了数以千计的各种工业企业的建筑物，包括重型机械、采矿、冶金、各种轻工业的厂房车间建筑；从前不会设计的许多工业建筑，现在也学会了。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之间，由国家建造的民用建筑就达一亿四千五百多万平方公尺。这些全国性大规模的建造为生产、为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在可能条件下已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许多迫切的问题。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得承认，建筑工作，作为给全面展开的经济、文化建设组织和建造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的工作，如同所有的建设工作一样，八年来的成绩是巨大的。假使没有党的领导，这些成绩之取得是不可能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随同生产的飞跃发展，广大职工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也逐步有所改善了。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有许多缺点。当然，任何一个事物，都难是尽善尽美的，必然有它的缺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令智昏，从党的整风运动中产生了错觉，以为有机可乘，企图夸大八年来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来否定我们的成绩，从而把党搞垮，使资本主义复辟。这不但是六亿人民所绝不容许，而且成绩的本身就是对他们的猖狂进攻的最有力的反击。 作为八年来献身于建筑工作的技术干部和专业教师，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夸耀自己的成绩。为了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更愿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并向党和政府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关于设计标准 要全面考虑问题，把适用、经济、美观间的矛盾辩证地统一起来 一、一九五五年批判了铺张浪费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建筑工作者贯彻了节约的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片面强调节约，又导致了忽视适用和可能的美观的偏向。一九五六年为了纠正这一偏向，又略略把标准放宽了一点，其结果又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一方面是由于建筑工作者，特别是设计人员未能全面地考虑问题，未能把适用、经济、美观间的矛盾辩证地统一起来。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家的定额标准脱离实际，脱离了我国目前的生产水平和人民的生活习惯，把一些生产力和技术科学先进的国家的标准以及根据人家的生活习惯定出的标准生吞活剥地硬搬过来。不修改这些标准，而单纯从降低单位面积造价上企图节约，这样做是很难，乃至于不可能达到节约的目的的。 约一个半月以前，国家建委召开了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并且举出了陕西兴平县和四川某工厂按照地方的生活习惯，利用地方材料、技术和传统，建造了职工认为满意而造价每平方公尺仅仅是六元到十元左右的工人住宅和宿舍，指示我们对过去的标准予以研究，作合理的修改。会议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如何贯彻会议的精神和决定，各设计单位还在等待下文。 两位副总理指示建筑标准必须降低，规范、定额也需要修订，许多设计人员感到自己去订标准规范有困难，还是希望建委能够给一些比较具体的指示。我们建议使用标准特别是民用建筑生活的标准，除了使用面积定额应该由国家严格的掌握以外，可以由各地设计人员按照当地的条件和生活习惯自行拟定。至于结构标准就必须经过科学研究，由国家定出，使设计人员能够在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原则下，做出确保建筑物安全的设计。 关于城市规划 要能很好地作出城市发展分期建设计划；要把文物建筑有机地组织在新城市的规划中 二、在城市规划方面，两位副总理曾经提到了中小城市不作远景规划而只作近期规划的问题。我们认为城市无论大小都应该有远景规划。过去我们对于规划有错误的认识，只看见远景而没有足够的重视近期，把远景规划当作近期规划作，没有很好地作出城市发展分期建设的计划。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就使得建筑分散，不必要地增加了城市建设的投资，造成巨大浪费，给国家带来损失，也给城市居民造成了生活上很大的不便。另一方面，在城市规划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开辟道路，布置街坊，往往不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而用“移山倒海”的大手法去和大自然作吃力不讨好的斗争，造成严重的浪费。这一切错误之产生，亦不是由于做了远景规划，而是因为我们作规划作得不好，只在图纸上划几何图案，关起门打了许多如意算盘，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规划作得更好。我们要使规划能够适应城市近期的发展，同时要使远景规划发生它应有的约束性作用，不使城市乱发展。 此外在许多旧城市的改建中和在新厂矿的选址和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建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北京、西安、洛阳等城市，在规划、选址和建造过程中对于地上和地下的文物虽然已给予一定的重视，但由于对“文物”的认识不太一致，地上的文物建筑很多都被不必要地拆除了；许多地下的历史遗址也被破坏了。有些地方甚至于看中了一些文物建筑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它们更大的、无可补偿的历史、艺术价值，做出了因小失大、“焚琴煮鹤”的事情。河北宝坻县广济寺的一座辽代大殿被拆去修成潴龙河上的公路桥；浙江龙游县的三座宋塔被拆去修公路；北京外城的城墙以及数不尽的县城都因它们的城墙有“经济价值”作为理由之一而被拆除了。吉林省无数县城村镇的庙宇，真正具有还可使用的经济价值的，却又以破除迷信为理由而被拆毁了。广州光孝寺的建筑，在保护文物的正确方针下重修起来，却又在不正确的使用方针下受到了损害。 许多城市的规划和改建说明，规划人员只把一些文物建筑当作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包袱，无可奈何地把它们保存下来，认为它们是城市发展中的绊脚石，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都铲除得一干二净。他们没有认识到许多文物建筑在构成一个城市时的积极因素，没有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到新城市的规划中来丰富城市居民的生活，来丰富社会主义城市的面貌。问题在于我们城市规划人员是不是能够正确处理城市发展过程中新旧间的矛盾的问题。若能很好地处理，文物建筑就不但不妨碍城市的发展，而且会给城市锦上添花。我们希望文物建筑的问题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建设单位和规划设计人员的重视。我们尤其希望得到国务院的重视。 八年来我们在城市规划工作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对这些经验还没有很好地总结。我们建议城市建设部要把这些经验很好地总结一次。 关于房屋政策 应该为生产服务；城市里应适当调整房租，做到以租养房，以租出房 三、我们想谈一谈同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有密切关系的房屋政策问题。我们认为在一个城市里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把职工住宅宿舍，当作机关的福利设施来办理是不恰当的。城市里的居住房屋应该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机关企业的一部分。现在许多机关企业的住宅宿舍只收象征性的极少的房租。例如铁道部宿舍，司局长级的每户有房十四间，约二百平方公尺，家具、电话、暖气、热水一应俱全，每月只收房租十元；又如清华大学教授住宅，面积九十多平方公尺算起来租金比铁道部宿舍要贵一倍多，也不过每月收十二元零五分。采用这种包下来的办法不可能不刺激人人带家眷，不可能不鼓励三世同堂、四世同堂。这种房屋政策不是为生产服务而是为消费服务的。这样下去，盖多少房子也不能满足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才刚刚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并且离社会主义至少还有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距离，而房屋政策却已经差不多进入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世界了。 拿北京市来说，解放以来已经修建了七百多万平方公尺宿舍。按常理说，国家对于北京市的居住房屋已经可以基本上不再投资就可以解决北京市今后建房的投资问题了。只要适当地调整房租，不仅可以以租养房，并且可以以租生房。资本主义的房产公司就能够以私人资本使房屋生子生孙。我们并不是建议政府要从住宅建筑中取得利润，而是建议把房租略为提高以达到限制农村或小城市的居民，特别是职工的非直系亲属盲目流入城市，加剧城市房屋紧张状态。目前的办法是从对职工的关怀的愿望出发的，但是这个善良的愿望就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达不到的。我们只可以说，其志可嘉而已。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改善房租和管理办法，在若干年内逐步做到按合理的租金进行合理的统一分配。同时各城市的房产管理部门应该由房租项下留下部分资金作为新建房屋的基金，使居住房屋“自力更生”，“扩大再生产”。 我们同时也联想到许多工矿企业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保留部分上缴利润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允许厂矿灵活运用，对于刺激生产可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房屋的政策正确解决对于城市人口的控制因而对于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计划是有影响的。 关于建筑材料 品种不多；质量不高；许多地方性材料和方法未被发掘；要尽量就地取材，利用废物；应及早进行科学研究 四、我们愿意谈谈建筑材料问题。目前我们建筑界流行着这样十个字：“砖瓦灰砂石，钢筋混凝土”，意思就是我们建筑材料就是这几样了。当然，我们还应加上“木头”两个字。单纯用这几种材料是很难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我们建筑材料的品种实在不多。有若干种新的材料品种，在建筑展览会中陈列出来了，但没有大量生产或正式生产，年复一年地停留在样品展览的阶段，使广大设计人员有望梅止渴之感。有许多材料质量不高，再加上施工赶任务，常常出质量事故。现在砖的质量也是使人脸红的。七、八年来，“一把苏”、 “落地苏”还在继续出窑。砖的颜色也只有红色灰色两种。有些传统的最好的建筑材料，如美观、耐用的琉璃瓦和琉璃面砖，又因停留在宋朝、明朝的生产方法上，不但不能发挥使用，反使有被淘汰的危险。 在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性的材料和方法也未被发掘出来，以致有许多可以既适用、又经济、又美观地当地解决的材料问题被弃置，而采用了不适合当地条件的材料。 我们认为我们的材料供应状况是可以改善的。一方面，设计人员应该尽可能采用地方材料和方法来解决一些地方性建筑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建筑材料的生产部门和研究部门能够为目前的急需，尽量就地取材，利用废物，用稻草、芦苇、锯末、刨花等等制造经济、适用的新品种。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为了将来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设计标准化、材料工厂化、施工机械化作好准备，我们还应及早进行各种塑料、合金等等材料和预制构件的科学研究工作。 几年来建筑材料的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中，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年度任务计划与材料的生产和供应能力未能很好地配合。我们建议经委、计委、建委在制订计划时要更好地根据材料生产和供应情况考虑建设的规模和任务。 开展建筑科学研究 要把丰富的经验加以系统的总结，提高到理论水平；希望给老建筑师和老工程师创造条件，领导一些研究工作 五、为了很好的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建筑工作者应该对建筑科学开展研究工作。一般说来，过去的建筑工作者虽然在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加以系统的总结提高到理论水平。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许多单位设置了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一般都很庞大，兵多将少，许多有经验的老设计人员忙于设计任务不能参加研究工作；许多年青的同志虽然有做科学研究的志愿，但因缺乏经验，感到不知从何下手。他们所感到尤其困难的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科学研究，因为这两种工作都是各式各样的工程技术和艺术的大综合，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性。对于这样高度综合性的科学进行研究的确不是容易的。我们希望设计部门的领导同志能给有经验的老建筑师和老工程师创造条件，使他们在进行具体工作的同时也能领导一些研究工作。目前许多研究工作的摊子摆得太大。例如建筑工程部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就有八百八十八人，其中工程师四十余人，我们很怀疑摊子是否必须这样铺张。往往人数比较少的研究小组就可以作出很好的成绩。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 苏联四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经验，取得很大成就；应该认识到玻璃方匣子产生的根源 六、我们必须记住，无论进行规划设计的具体工作或是进行科学研究，我们都必须学习苏联。苏联在过去四十年中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经验，在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自从苏联批判了过去一个时期中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后，我们的建筑工作者中就出现了不少人对于苏联的规划或建筑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自己过去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所犯的错误，一下子都推到“学习苏联”这四个字上去，反过来一切都摹仿西欧或美国。过去被批判过的方匣子又卷土重来了。许多设计人员没有认识到玻璃方匣子产生的根源。一方面它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割断历史的表现，一方面又是片面地夸大机械生产的表现，一方面还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除了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应该另外争辩外，单就生产力水平来说，我们今天去摹仿它就是用手工业去摹仿机械工业，是脱离中国当前的实际的。当然，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习。但是这样去摹仿还是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欧。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主要的还是学习苏联”。 青年思想教育问题 绝大多数都很好，但还有一些青年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需要加强思想教育 七、最后我们想谈谈青年的思想教育问题以及我们自己的改造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北京小组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老英雄刘英源代表，老艺人梅兰芳代表，老大夫林巧稚代表，老作家舒舍予（老舍）代表都谈到绝大多数青年都很好，但也有些青年学会了一点本领就骄傲自满，争待遇，讲条件，不虚心向老前辈学习，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的前头。认为必须大力加强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也有同感。目前有些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片面强调学用一致，在分配工作时不肯丝毫迁就。学习城市规划的就不愿意做民用建筑，学习民用建筑的就不愿意做工业建筑。有些青年好高骛远，自高自大，毕业后在设计单位中就想“创作”，不愿做施工图或局部设计，更不用说做描图的工作了。有些青年一心想向副博士进军，想在短短几年内就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想一鸣惊人，不肯做老科学家的助手，不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在整风运动中，还有些青年，包括党、团员在内，不仅迷失了方向，而且暴露出来右派的真面目，向党进攻。青年一代是我们的接班人。目前青年的政治思想情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 过去，我们都自认为自己是旧知识分子，思想落后，对于青年思想工作从来不过问，认为那完全是党、团的责任。现在毛主席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解放已经八年了，一方面我们自信，水平已略有提高，我们是能够帮助共产党和青年团负起一部责任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清一色地都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感谢党给我们的教育，使我们在这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能辨是非，分清敌我，没有站错立场。我们将以全力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同时也要在斗争中时时刻刻用六项标准检查自己的每一思想，每一句话，每一行动。这一次反右派的运动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比“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还深刻得多。我们保证要坚决勇敢地投入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时我们相信，我们在战斗中将得到锻炼，思想将得到提高，使我们能更好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好地教育青年一代。

第12版()专栏： 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无限关怀 白希清说：从防治血吸虫病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血吸虫病长期威胁着十二个省市的广大人民，但是，历代王朝和国民党政府一直听之任之。而共产党从1950年就开始了防治工作，去年又进一步提出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这个方针在各地党委书记亲自领导下，采取多种办法，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大会上的其它几项报告。这些报告以铁的事实说明了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作为一个医生，我在为这些伟大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请允许我以卫生工作中的一个实例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对于人民健康的无限关怀。这个实例就是党和政府有力的领导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血吸虫病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和农业生产最严重的疾病。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和上海市等十二个省市的三百五十个县（市）内。患者约有一千万人，受威胁的人口约有一亿左右。凡患这种病的人，轻的劳动力减退，重的完全不能劳动，以致死亡。少年儿童患病后往往停止发育，达到成人年龄的（二、三十岁后）仍然像十几岁的儿童一样矮小。妇女患病后，严重的往往不能生育。因此，流行地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甚而田园荒芜，村舍毁废。江西丰城县白富乡的埂头村，百年前是一个一千余户，人口兴旺的村庄，至一九四五年全村就只剩下两个人，其中死亡于血吸虫病的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安徽省歙县的下洪塘、杨村等地三十年前均为一百余户以上的村屯，由于长期流行血吸虫病，解放时已变成有房无人住，有地无人种的凄凉景象。 血吸虫病在我国的流行已有长久的历史，但在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于这一严重疾病是听其发展，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保障人民健康和发展生产，自一九五○年开始，先后在重点流行地区建立了专业防治机构，开展了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一九五五年底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作了重要指示。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将消灭血吸虫病列入了规划。并且成立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防治血吸虫病的九人小组，提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各省、市、专、县、乡、社也相继成立了党内防治血吸虫病的领导小组，行政上也成立了各级防治委员会。同时从中央到省市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定了具体规划。建立了更多的防治机构，加强了防治力量。目前已有三百零九个县市全面开展了防治工作，共建立了十九个防治所，二百三十六个防治站，一千三百四十六个防治组，培训了专业防治干部一万七千多名。 到今年三月底止，全国已治疗患者七十六万人。治疗的人数逐年增加。凡经过治疗的病人，大部分恢复了健康，重新参加了生产，有些因患血吸虫病不能生育的妇女也生育了，不发育的儿童发育了。例如在苏州专区对治疗后四个月以上的四十个农民患者复查结果，劳动力显著恢复的有三十四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中有一患者叫高阿金，治疗前经常便血，不能劳动，群众叫他大肚皮阿金，治疗后不到十个月体重由八十斤增加到一百一十斤，身长增加七寸，并且能挑一百斤重走路，抵上一个整劳动力。另一患者叫张金春，四十七岁，昆山县人，种田四亩九分，过去因患血吸虫病不能做重活，常请人帮工，生活困难有时要借债，治疗后恢复了健康，恢复了劳动力，生产可以自己做，秋收得了二千八百斤谷子，成了余粮户，生活大大的改善了。为了提高治疗效率，自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普遍推行了巡回驻社治疗，解决了治疗同生产的矛盾。从一九五七年起又推行了三日短程疗法（原疗程二十天），节省了农民住院的时间。同时还重点开展了门诊治疗，便利于体力劳动量轻的人，可以不必住院。 不只如此，党和政府正在领导流行地区人民、广大的防治干部和科学家们，信心百倍的采取以下各项措施向消灭血吸虫病这一伟大的目标迈进。 ⒈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很多地区都利用冬季农闲季节，动员群众采用各种方法，开展了突击灭螺运动。光一九五六年就在七亿平方公尺面积上进行了灭螺工作，一九五七年更进一步扩大了灭螺范围，仅仅春季一至三月就在十亿平方公尺面积上进行了灭螺工作。灭螺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一九五六年全国出现了六个无螺乡，而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就出现了一百四十五个无螺乡（基本上消灭了钉螺），其余凡经过灭螺的地区，钉螺密度都大大的下降，减少了传染。 ⒉管理粪便消灭病人粪内虫卵，消灭感染的来源，结合着农村的生产积肥运动，各地都普遍推行了这一工作。实行粪便折价入社，统一贮存、使用，建立田间厕所，收集野粪，管理家畜粪便等等。仅江苏省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就有一千三百六十六个乡管理了粪便，上海市郊区农户及船户粪便也已大部管理起来了，并且取得了管理经验，目前各地正在推广。 ⒊推行个人预防，防止感染，各地积极的创造出一些办法。使群众下水耕作、割草、打鱼时避免感染。今年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新形势，如湖南省一九五七年春季，二十一万农民下湖割草，由于采取了个人预防措施，保证了未发生大量感染。湖北省和江苏省高邮县在今年打鱼秧割湖草中发动群众采取了防护措施，也未发生感染，达到了保证安全生产的目的。 ⒋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组成了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几年来，由于党对研究工作的领导，使科学家们走上了正确的研究道路，深入现场，结合实际，面向群众，面向生产，实事求是的发挥了科学家和群众之间的集体智慧，从而使研究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例如在治疗方面，经过研究改进了治疗方法，提出了三日疗法的治疗方案，并已在各地径用推行；同时对中医中药也组织了大规模研究工作，提出和推广了一批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的有效方剂；在探索新的治疗药物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线索。在预防方面，几年来找出了一套管理粪便和消灭虫卵的方法，发现和试验了多种有效的灭螺药物，发明了水煤气灭螺法、土埋灭螺法、堆肥灭螺法，以及湖沼地区结合兴修水利垦植灭螺法等等。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九人小组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会后中央批转了九人小组拟定的一九五七年防治工作要点；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指示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各级党委，凡是尚未建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均应迅速建立起来，其组长均由党组织的一位书记担任等。根据这一通知，各级党委又进一步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出马，赴现场督战，大大加强了对防治工作的领导，从而更加鼓舞了广大群众、防治干部和科学家们的斗争信心和勇气。 目前在这一工作中，虽然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缺点，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困难和缺点一定会在前进的道路上得到克服和改进。我们深信这一工作必然会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取得更大更光辉的胜利。 这些成绩是伟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作出了在反动统治时期所不能作到的事业。 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以来，在社会上却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利用党号召人民群众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对党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污蔑，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的到处点火，挑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企图制造混乱，乘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党的领导，达到资产阶级复辟的目的。这种背叛人民利益的阴谋谲计是蒙蔽不了群众的明亮的眼睛的。广大人民从切身的体验认识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再受到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就会贫病交加，民不聊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广大群众就取得了生活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幸福的权利，才能走子孙万代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右派分子们！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血肉不能分离的关系，广大人民为了维护党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到右派分子们举起双手缴械投降，认罪负输，决不罢休。

第12版()专栏： 美术工作者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 刘开渠、吴作人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赞成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完全同意其他各种报告。我们建议大会予以全部通过。 我们的国家，解放八年以来，经过了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革的伟大胜利，进入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六亿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逐日在实现。能把这样落后的旧中国引上富强、幸福、自由的社会主义道路，能这样竭尽忠诚，艰苦奋斗，担负起如此伟大历史任务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共产党。 当全国人民为祖国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建设，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狼子野心的章、罗联盟等右派分子，以“取而代之”的阴谋，来“帮助”党内整风，妄想夺取全国劳动人民的天下，妄想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真是“以卵投石”。无耻的章、罗和一小撮利欲熏心的知识分子一起造反，他们想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蒙蔽社会并引诱其他知识分子走入歧途。殊不知，经过多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是不会受章、罗等右派分子欺骗的。丧心病狂，利令智昏的章、罗等黑帮罪人都是走上了绝路，是不可避免地全被人民所抛弃。但是，人民是宽大的，正如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人民对憣然悔悟的人，是不关门的。右派分子们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罢。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里，教导我们辨别香花和毒草，告诉我们六条标准，尤其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更重要。我们是美术工作者，是要能做人类的灵魂工程师的，这就更要根据六条真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明辨是非，加强警惕，坚决与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言论及反动行动斗争到底，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美术事业今昔之比，可以看出右派是危言耸听 工人农民和全国各界，已用解放后各种建设上所获得的空前伟大成绩，证明右派分子说的“一团漆黑”，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谰言诬蔑。就我们所知道的，这几年在美术事业上的发展和成绩，也足够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胡说八道。培养后一代美术家的美术院校，比解放前多了三倍，学生比以前增多了好些倍；为了提高工艺美术和发扬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文化部先后创办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中国画院；在开展普及美术方面，多数省市设立了美术工作室，开办了群众艺术学校、博物馆或文化馆；北京和各地美术出版社发行了数以亿万的年画，和其他各种美术图片画册；文化部门和美术团体组织或帮助的全国性的及团体或个人作品的展览会，在北京和各省市更是经常的举行，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美术家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这样受到重视的。党和政府帮助美术家深入各种生活，游历名山大川，古代美术创作上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新中国才为美术家做到了；在生活方面，也进行了种种的照顾，而这种照顾还在逐渐改进；在创作条件上，同样也进行了逐步的解决，例如我们去年在一届人代大会三次会议上的有关美术提案，凡在目前有可能做到的，都在逐步付诸实施，像美术用品方面，在过去能自制而停止生产了的，现在正在逐渐恢复，原靠进口的东西，现在有的自己已试制成功，不能自制的用品，政府去年也批准外汇，允许进口。据我们了解，党和政府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美术事业上，还准备做许多工作，而这些工作是在旧中国中从来没有过的。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中，美术事业上的发展和成就，已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任何时代。解放前反动统治时代的美术学校毕业生，一出校就失业改行，美术家被社会歧视，生活朝不保夕，整个美术界的悲惨境遇和今天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从美术事业的今昔之比，也看出右派分子的危言耸听。他们混淆是非，到处点火，乘火打劫，想把我们的国家倒退向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恶毒的阴谋，真是令人发指。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才有中国人民的富强、幸福、自由，中国文化艺术才能得到空前的发展与茂盛。 认真学习毛主席报告，美术工作的思想性、艺术性才能提高 必须正确地认识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才有可能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我们美术工作者应该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的经典著作，使我们的美术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能有提高，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美术是一种形象化的宣传教育的有力武器，它是富有思想而无声的语言，它是不闭幕的电影和戏剧，不受时间的限制。美术品从千百年前到千百年后，从这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都能不断地给每个观者以深刻的感受。大的如公园广场中的雕像，公共建筑物上的雕刻、壁画、独幅挂画，小的如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美术，对人都能随时给以教育、鼓舞，以至有陶冶性情的作用。 旧社会不重视美术，尤其是广大群众所在的地方，更没有美术品的建立。但今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生活逐渐提高，人民必然更多地需要各种美术品。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精神，我们也必须利用美术这一有力的武器。像目前有个别地方把美术当做一种浪费，这是应加考虑的。 美术的发展、提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植下，更主要的还在于美术工作者自身的坚强努力：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去劳动人民中间落户，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深入生活，才可能熟悉劳动人民，才能深刻地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才能为他们服务。记住毛主席的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就是说精通业务之外，还必须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才能成为一个红色专家。在这场反右派的激烈斗争中，我们要锻炼自己，考验自己，要检查自己的思想，彻底地、坚决地改造自己，我们全国美术工作者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永远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强不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为走向共产主义而奋斗！

第12版()专栏： 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 宋云彬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我是浙江省选出来的代表，一九五二年起一直在浙江工作。我做了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席，浙江省文联的主席。我又是民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最近在浙江，我是以省文联主席的身分，开头来召开座谈会，号召大放大鸣的。随后我又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多次发表意见。由于我多年来一贯骄傲自满，放松了学习，我脑子里原来有的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全给资产阶级思想挤掉了，我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我丧失了立场，迷失了方向，在鸣放期间我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站到右派方面去了。我在浙江号召大家多提党的缺点，说什么“意见提得越尖锐，墙就拆得越快”。我利用鸣放机会，竟对党的一些缺点加以夸大，用来损害浙江省委领导同志的威信，说浙江省委领导同志不懂文艺，一贯轻视文艺工作，同时又在“新民报”发表攻击浙江省党领导同志的文章。我一时竟以领导浙江鸣放者自居，认为只能放，不能收，缺点愈暴露得多愈好，认为浙江日报上暴露得还不够，居然写信给“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叫他派记者到杭州来收集鸣放材料，大量揭露。我在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还公开表示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是阻碍鸣放的；公开说不同意王昆仑同志对章伯钧的批评，实际是为章伯钧作了辩解。我在这一个时期的种种言行，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的。我不可能在这里列举事实，详细检讨，好在浙江的民盟同志正在尽量揭发我的种种错误言行，我回去要作实事求是的自我检讨，我相信人民会给我以最公正的裁判的。我犯下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性的错误，我辜负了几年来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和信任，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我要在这里向人民认罪。 我为什么今天还敢在这里发言呢？因为我已经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痛恨，我惭愧；但我决不愿自绝于人民，我有决心站起来跟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而更主要的是要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线，坚决地揭露右派分子的种种罪恶阴谋，跟右派分子作斗争，同时也救出我自己。我受了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逐渐改变我的世界观，做一个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的人，珍惜我有限的未来的岁月，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我现在初步地把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挖一挖：我是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我要求民主和自由，那时候，我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做共产党的外围，跟许多党员同志契合无间地一道工作，我的言论和行动确是站在进步一面的。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的思想跟不上时代，远远地落后了。在这个时期，民主和自由的含义根本跟以前不同了：不仅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更重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深切地了解到这一点。我向往于过去的悠闲自适的士大夫生活，不愿意用社会主义的纪律来约束自己，因此对于新的社会制度感到不习惯，甚至有抵触情绪。又凭借了一点点的文化和历史知识，夸耀自己，轻薄别人。口头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看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实际上却因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抗拒的，学不进去的。因此，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利益出发；对于目前种种新事物，往往只看到缺点，即使看到了优点，也认为应该如此，不足歌颂，而一看到缺点，就过分加以夸大。像具有我那种思想、观点和立场的人，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怎么会不掉进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呢？ 各位代表，前几天民盟中央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已经有人揭发浙江有罗隆基的“据点”。我是民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委，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据点”的内幕情况，我却觉得浙江民盟作为罗隆基的一个“据点”是大有迹象可寻的。我回浙江去，首先要把自己的错误言行摆出来，把自己的思想根源挖出来，让大家批判，让人民给我应得的惩处。同时我要坚决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我们要攻破罗隆基的浙江“据点”，拔掉这个“据点”。 我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幡然悔悟，愿意接受改造。我要用行动来改造自己，将功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