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不要放过积肥的大好时机 在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斗争中，目前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迫切的问题——晚秋作物缺少追肥所需要的肥料，秋播所需要的基肥也急待早作准备。福建闽侯县今年施基肥不足的稻田约有十万亩，占稻田面积十分之三左右；另有白水秧八千多亩。山东聊城专区十四个县统计，现有肥料用作夏播基肥，每亩平均只有半车左右；就是积肥较多的地区，冬春所积肥料也大部用作麦田追肥和早稻田基肥了，晚稻和其他晚秋作物仍感肥料不足。江西省早稻每亩比去年平均增加了六担肥料，但晚稻和秋作的肥料还没有着落。别的许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 是不是像某些农村干部和社员所说的，现在肥源已经挖尽，窍门已经找绝了呢？不是的。第一，夏季杂草繁茂，容易沤烂，正好割来沤绿肥。第二，中耕要除草，为了防虫要除草，这些除掉的田间杂草也可以搜集起来沤成肥料。第三，夏收作物的秸秆可以用来造堆肥。第四，在滨湖近河地区可以组织社员打湖草和水草积肥；沿海一带还有很多海肥可以利用。第五，很多地区还存在着“人无厕所、猪无圈、牛无栏”的现象。如河南省仅有40％的猪有圈。在有厕所栏圈的地区，也还有不注意积攒人畜粪尿而任凭丢失的情形。这是对于一种最好的肥料的最大的浪费，更应该特别注意，设法改变。 一方面，肥源并不缺乏；一方面，肥料却感到不足。这是一个矛盾。农业合作化以后，小生产已经变成了集体生产；但是，社员家庭积肥，目前还是农业社肥料的主要来源。因此，各地农业合作社除了有组织地进行集体积肥活动以外，必须从各方面想办法来鼓励社员家庭积肥的积极性。有些社干部片面地认为压低粪价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其实，这样做就等于克扣积攒肥料的社员应得的劳动报酬，也就等于鼓励大家不积肥。有的社却采用简单的办法，把社员的厕所、粪窖统统无偿归社。这些地方往往搞得厕所倒塌，许多粪窖变成了“清水窖”，遍地猪牛野粪无人拣。有些社收买社员所积的肥料也不分好坏，只是笼统地规定一个价格；或者把质量等级评得不合理；或者干脆用大小人口和大小牲畜一年各几元钱平均包下来的办法，这就使得社员不愿把肥料投入社里，只愿往自留地里送，形成“社里庄稼无肥料，私人菜园施个饱”的现象。还有的社在包工包产中对超额完成的肥料既不记工，也不收买，甚至根本把积肥当作“义务工”来摊派，这同样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肥积极性。这些现象必须改变。要知道，采取这些做法，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减少了农业社的开支，似乎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其结果必然是因缺少肥料而使产量不能增加甚至减少，算起总账来对农业社和社员都是不利的。 怎样才能调动社员家庭积肥的积极性呢？除了继续加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外，最重要的是贯彻执行互利政策，根据肥料的质量和数量给予合理的报酬。目前有些社已经采用“按质论价，以斤计数，现金收买”的办法，社员很满意，积肥情绪很高。一般说来，对于积肥的报酬制度和管理办法，必须做到“有钱给钱”、“有物给物”或“分期付款”。这样，在社员说来，既支援了社，又可以得到一些零用钱。经验证明，只要贯彻执行了互利政策，社员就都愿意积肥了。 “按质论价、现金收买”，确实是激发社员积肥积极性的好办法；但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都能做到的。有的农业社成立不久，资金积累少，生产不稳定，经验不足，或因自然灾害而遭致歉收，无力偿还社员积肥的投资，社员“一年两头见不到钱”，便不愿积肥。这类农业社，对社员家庭积肥可以采用按肥料数量和质量记工分的办法，到秋后统一分配现金和实物。不过在这样做以前，必须经过社员的充分讨论，使积肥多和劳力多的户都感到公平合理。对于过去拖欠社员的肥料投资，也必须设法补齐，保持信用。 今年有的地区感到化学肥料不够，也有不少地区化学肥料销出很少，积压起来。这是肥料使用上的另一个矛盾现象。一些地区化学肥料不好销售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社资金不足；但是，有些社有资金也不买肥料，有些社明知社员手里有余钱也不积极发动社员投资。有些社干部对勤俭办社的口号作了片面的了解，他们没有把账算清，不了解适当多投资可以更多增产，而盲目地认为多投资一定不合算。为了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农业社可以同供销社订立合同，预支粮棉定金来购买化肥；实在无力购买的，可向信用社贷款，或者暂时赊销一部分。总之，要采用一切有效的办法，使积压的化肥及时地在农业增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积肥和水土保持的矛盾，也应该注意解决。南方有些地区如江西、广西等省，铲草皮是主要的肥源。由于一铲再铲，很多葱绿的山岭变成了光秃秃的童山，水土流失严重。这将使土地肥力逐年减退，损害长远利益。也有的农民上山烧草木灰，引起山火延烧树木，造成重大损失。希望各地注意防止这些偏差。 现在正是积肥的最好时机，农业社应该把当前农业社的各项工作加以妥善安排，作出规划，既要搞好秋田管理和副业生产，又要按时完成积肥任务，不要因为农忙或只顾经营副业而把积肥工作停顿下来。各地农村工作干部都应该随时检查和督促积肥工作，深入农业社帮助解决积肥中的具体问题，并且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好经验，及时推广。

第1版()专栏：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 巨大的新型工厂不断兴建 我国电站锅炉制造史的新起点 哈尔滨锅炉厂开工 据新华社哈尔滨17日电 新华社记者孙若刚报道：在我国新兴的电站机组生产基地哈尔滨，一座规模宏伟的锅炉制造厂今天正式开工生产。这就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头一个现代化的锅炉厂。 这个厂将同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配合，向新建、扩建的电站供应全套的发电设备。这个厂开工生产以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不能制造中压、高压锅炉的落后局面。 今天，哈尔滨锅炉厂出现了节日的景象，厂区里红旗飘荡，人人欢欣鼓舞。上午八时半，国家验收委员会举行验收签字仪式。 下午，举行移交生产典礼大会。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郭伟人，苏联驻哈尔滨领事特列菲诺夫，电力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鲍国宝，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器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崔健等都在会上讲话，赞扬了我国建成的第一个现代化的锅炉厂。 会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周子健代表黄敬部长向驻厂苏联专家巴特里盖也夫、格林别尔格发奖状。工厂还向苏联和国内帮助设计、建设这个工厂的单位、专家发奖旗和纪念章。 哈尔滨锅炉厂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工程在1954年10月4日正式开工，1956年年底基本建成。按照国家原定建厂规划，这个厂在1957年开始试生产；但是由于建设工程进展较快，提前一年在1956年8月开始了试生产。到移交生产时统计，在十个多月的试生产期间，先后试制了每小时蒸汽蒸发量三十五吨、七十五吨、一百三十吨等三种规格的中压锅炉。试生产期间，工人们基本上掌握了中压锅炉的制造技术，为移交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哈尔滨锅炉厂首期工程移交生产以后，可以制造每小时蒸汽蒸发量一百三十吨以下的中型、中压电站锅炉。当一期工程达到设计能力时，每年能生产约三万吨重量的电站设备。用这些设备可以装备起一个发电能力近六十万瓩的火力发电站。 这个厂的二期扩建工程预计在1960年动工，1961年底完成。二期工程完成以后，不仅能够生产高压锅炉和船用锅炉，而且生产能力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倍多。 这个厂是苏联以最先进的技术标准进行设计的，并以头等的设备装备了这个工厂。巨大的卷板机可以卷厚达八十七公厘的钢板，各种弯管机可以弯直径三百七十七公厘的大钢管。最先进的电渣焊可以把一百五十公厘厚的钢板一次焊成。这项新技术在苏联工业中也是近两、三年才开始采用。因而，这个厂将是中国的主导锅炉厂，它有一个能够进行新型锅炉设计的专业设计处。这个厂的诞生，使我国的锅炉制造能力一跃而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是苏联政府和人民无私援助的结晶。 为了帮助中国建设第一个现代化的锅炉厂，苏联政府还派来了优秀的建筑、安装、生产准备等方面的专家。他们的帮助和指导，是哈尔滨锅炉厂顺利地建成并移交生产的重要因素。 今年，哈尔滨锅炉厂计划为国家生产出十三台中压电站锅炉。（附图片） 哈尔滨锅炉厂的工人们把汽泡钢板放在加热炉上准备加热 于敏摄

第1版()专栏： 长春客车制造厂五小时能出产一辆新式客车 长春机车修理厂每年可大拆大卸机车三百台 新华社长春18日电 长春客车制造厂最近开始动工兴建。在市郊刚刚形成的工地，出现了第一批建厂工人，他们首先建筑工厂的供水工程。 长春客车制造厂将来制造的客车，同目前行驶在北京—莫斯科旅途上的苏联新型客车一模一样，都是软席寝车和硬席寝车。这种客车坚固、美观，特别适合长途旅行。它的车体较长，车厢宽敞，由对称上下二层四个铺位组成一个单间。每节有开水炉供水，每间有电气装置调解空气，可以保证旅客旅途生活舒适。车体外表涂饰鲜绿油漆，十分漂亮。 这个工厂规模很大，按照设计能力，不到五小时就能出产一辆客车，将是我国第一个最大的现代化客车制造厂。这个工厂制造的客车，比进口同样客车的价格要低得多。 这个工厂的工程设计和生产工艺设计，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承担的。设计工作贯彻了节约方针，建厂投资减少将近四千万元。 这个工厂计划在1959年建成并投入生产。 新华社长春18日电 兴建中的长春机车修理厂最大的车间——联合车间的厂房钢架，正在组合装配，另外一些辅助工程也在同时施工。 长春机车修理厂将专门修理铁路上牵引量最大的货运机车和跑得最快的客运机车。它每年可以大拆大卸修理这两种机车三百台。修理能力这样大的专业工厂，在我国目前还是没有的。 1956年初开始建设这个工厂的时候，东北地区机车修理能力不足，有些机车不得不远途送往关内去修理。由于铁路工人特别注意保护机车，加强经常性的检修工作，机车大修之间的时间大大延长，缓和了东北地区机车修理的紧张情况。因此，这个工厂较原计划推后二、三年，将在1959年建成。

第1版()专栏： 广东兴建东亚最大苎麻纺织厂 年产两万吨的罐头厂明年开工 本报讯 南方日报消息：广州市东郊正在兴建一个新工业区。这个新工业区位于珠江之北，新辟的黄埔大道之南，面积共约四百万平方公尺。三座在全国同类工厂中规模最大的工厂——广州苎麻纺织厂、广东罐头厂和广东玻璃厂正在这里兴建。我国第一座高支纱厂以及电解化工厂、珠江造纸厂等，也将设在这个新工业区里。 从广州东郊的冼村沿着新辟的一条工业大道向东走一会儿，就到了广州第二棉纺织厂的厂区。按照广州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初步规划，在这条大道南面，除了这座最近就要动工兴建的高支纱厂以外，几年之后，将再建设以高支纱为原料的针织等工厂。再加上正在建设中的苎麻纺织厂，这里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纺织工业区了。这个地方地质好，水陆交通便利，适合于建设工业区。 在广州第二棉纺织厂的东面，是公私合营广州苎麻纺织厂工地。在这些厂房里将要装上脱胶、纺纱、织布和染整的全套苎麻纺织设备，这个厂拥有二万个纺锭，可年产漂白、浅色、印花麻布以及帆布共二千零二十二万多公尺。它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东亚最大的苎麻纺织工厂。 从苎麻厂再往东走，便到了国营广东罐头厂和广东玻璃厂的工地。建设者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把几个小山铲成了平地，现在土方工程和福利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两个厂建设在一块，可以在生产上密切协作。广东罐头厂建成以后，每年可产各种罐头二万多吨。到明年夏天广东的菠萝上市的时候，价廉物美的菠萝罐头以及其他十多种水果、蔬菜罐头，就会在这里逐步制造出来。

第1版()专栏： 纪念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内务部通知各地检查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 新华社18日讯 内务部最近向各级民政部门发布通知，要求以进一步加强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作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重要内容。通知要求各地在“八一”前后，由县、市以上政府组织检查组，对优抚、复员安置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 通知指出，在优抚工作方面农村应着重检查今年优待劳动日工作的执行情况。在检查中还应当督促农业社妥善安排烈属、军属参加他们力能胜任的生产活路，帮助他们从事副业生产，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通知要求各地也对城市烈属、军属的生产、生活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烈属孤老户，应该给以定期定量的补助使他们的生活有所保障。 在复员军人安置方面，通知要求各地主要检查对新回乡的复员军人是否已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是否已使他们在各个生产岗位上巩固下来，并是否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过去已经安置在农村的复员军人，也应检查他们在生产、生活上存在的困难，帮助他们加以解决。同时，也要教育复员军人体贴国家当前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本着勤俭建国、勤俭治家的精神，团结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劳动生产，同全体农民一道，争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城市中应帮助复员军人较多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在对复员军人的培养教育，工作安排，熟习业务，掌握技术，以及解决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某些困难等进行必要的检查，借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同时，也要教育复员军人遵守所在单位的工作制度和劳动纪律，在执行工资政策等方面起模范作用，还要团结好职工搞好生产，为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任务而努力。

第1版()专栏： 二十三位科学家在科联会议上继续揭发 曾昭抡钱伟长要把科学家引上歧途 据新华社18日讯 参加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科学家们，今天继续驳斥右派分子曾昭抡、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到会科学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二十三位科学家、各专门学会和各地科联分会的代表。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秉志说，他和曾昭抡是三十多年前的同事。曾后来慢慢地离开实验室，和章罗搞在一起，每况愈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曾掉入了右派泥坑，这不是偶然的。秉志要求曾、钱不要蒙混过关，要彻底交代。 全国委员会委员陶述曾说，钱伟长今年3月路过武汉时，在武汉科普作了一次报告。钱伟长在报告中从一张地图说起，大骂一通，说今天的科学工作各方面都是缺点和错误。当时我就感到钱伟长说出这样的话，不像一位科学家。现在联系起来看，钱伟长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也在进行反党宣传，要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没有计划的，那是骗人的。 陶述曾接着举出他在工作中的亲身体验，驳斥右派分子所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谬论。陶述曾说，以1954年武汉市的防汛工作来说，这是一项很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那时，我担任武汉防汛指挥部的总工程师，经常和武汉市市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工作。王任重是不懂水利技术的，但是由于他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有科学的思想方法，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强烈的群众观点，因此，他在每次防汛会议上所作的总结和所决定的每项技术措施，都是非常正确的，既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又切合当时的具体实际。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防汛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虽然是总工程师，但是我自认在这方面就不如他。这说明共产党员是能够领导科学技术的。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方石珊在会上以中华医学会八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他说，中华医学会解放前很涣散，学术活动极有限，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学术活动日益增加。这些成就和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科学家正享受着从所未有的尊重、爱护和信任。右派分子妄想使党所领导的欣欣向荣的国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企图引诱科学家走上错误的迷途，是绝对办不到的。 张维在今天的会上着重指出钱伟长在教育工作上一贯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他否定教学改革的成就，认为是党带来了教条。关于培养目标的问题，钱认为工科可以不以“工程师”为培养方向，反对学生学专业课。张维说，钱伟长的主张实质上是培养“通才”，认为“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企图走解放前旧高等教育的老路。钱还在张维面前造谣说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取消了毕业设计，企图以造谣来达到他反对毕业设计的目的。 西安科联岳劼恒说，钱伟长自命为万能的科学家，并说什么共产党来请他，他也不参加党，从这两点就可以证明他是招摇撞骗，毫不老实的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家是老老实实的人。越是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造诣越专而深。钱伟长所说的万能科学家，那是骗人的。他说，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我深深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我们应该积极参加当前的反右派斗争，自觉地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以便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涂长望说，从已经揭露的材料看，曾昭抡、钱伟长的阴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和有步骤的。涂长望指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不仅如曾昭抡交代的所谓“抢先一步”，可以说是煽动科学家起来反对党的领导的行动的纲领。涂长望说，在科学规划这个问题上，曾、钱所起的坏作用比章、罗还要大。 全国委员会委员茅以升在会上指出，曾昭抡、钱伟长反对党对科学的领导是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企图抓知识分子作政治资本来在科学方面打开一个缺口。 全国委员会委员程孝刚引用罗隆基在人代会交代的材料，指出右派分子有一种串连会，很快扩大他们的影响，但曾、钱现在还没有交代。他问曾昭抡、钱伟长：到底串连了多少人。曾在交代中说小组是5月13日才成立的，但又说反动纲领征求了广泛的意见，如果不是周密的计划，这短短的时间如何安排？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罗庚揭发曾昭抡、钱伟长使用阴谋诡计，拖他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他质问曾昭抡：这个反动科学纲领的稿子为什么没有征求大家同意就拿出去发表。他说，曾昭抡和我到美国去考察国防科学时，他向我介绍俞大维说，“俞大维不是国民党员而是靠自己本事起家的”。他还说：“国民党不好，老蒋不好，陈诚还好”。华罗庚说，曾昭抡当时是脚踏两条船，一条是陈诚派，一条是民盟。他可能是以民盟做幌子，而通过俞大维走陈诚门路的危险人物。他说，我回国不久，曾昭抡就挑拨我和科学院的关系，他问我到过科学院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去也好”。华罗庚还揭发钱伟长一贯玩弄两面手法造谣生事的恶劣作风，他回国后，钱伟长就同一位记者访问他，但钱却把记者安顿在门外，自己先告诉华罗庚说，科学院已决定不让他进科学院。华罗庚说，高等学校酝酿院系调整时，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文章，而钱伟长却说：“开炮的小心点，不要打了自己人。”原来他当时已搞出一个和党对抗的院系调整方案。华罗庚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钱伟长就三番五次动员他“鸣”“放”。华罗庚曾写了一篇“理与工接近呢？还是与文法接近呢？”的文章，他就拿去贴在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请人签名，并加以歪曲，对别人说华罗庚发表意见是想做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而对他又说清华可以给数学研究所盖一所房子，请他作数学系主任。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航空工程学会代表王俊奎、山西科联严开元、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恩、委员杨石先、陈一得、赵祖康、哈尔滨科联华树嘉、动物学会代表沈嘉瑞、金属学会周仁、农学会吴觉农、化工学会侯祥麟、古生物学会杨钟健等。 钱伟长在今天的会上，交代了他和储安平的关系，以及6月5日、6日两天的活动情况。他说，他是在1952年的一个会上经费孝通的介绍认识储安平的。他说他和储安平气味相投，因为两人都是相当自高自大的。钱说，5月26日，储安平因有事到北京大学，在下午二时半趁便去看了他，两人闲聊了一小时。现在检查起来，闲聊的内容是政治性的。储告诉钱，他要接办光明日报，约钱写稿。钱当时说，光明日报不要只请大学教授写稿，应该也请些工程师和中、小学教师写稿。钱说，后来知道那次谈话后储确实打算组织工程师和中小学教师的座谈会。钱说，那次还谈到肃反问题，储说了东北工学院被斗争的教师的数目等等，钱问他那里来的材料，储没有回答。他们还谈到“鸣”“放”的界线问题。储告诉钱准备在光明日报登“北大民主墙”的报道，光明日报党组不同意，他要继续“斗争”。储还说要向文汇报学习。钱说，储还问他清华大学什么问题最严重，当时他回答说是宗派主义。储就说，“到处是宗派，宗派皆天下”。现在看来就是储的“党天下”的论调。 钱伟长说，6月6日章伯钧召集的紧急会议是由他推动的。他说，他推动这次会议的原因是整风以来，他一直和学校的党委对立，认为清华大学的党委有“宗派”，并且四出找寻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他还认为清华大学的“宗派”，非由中央来解决不可。钱将6月5日、6日的活动和言论，说是想鼓励民盟去找中央。钱说，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错误思想，发展到这时候已经完全投靠到章罗的门下了。钱说，这次是党挽救了他，反击右派给他当头一棒，如果再过十天二十天，他不知要犯下多大的罪行，他表示诚心诚意地接受批判，作彻底交代。 曾昭抡今天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请罪，但仍然没有作什么具体交代。

第2版()专栏： 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 本报记者集体采访 黄绍竑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分，在去各地视察工作的时候，或从人民来信之中，专门收集反革命案件的材料，替反革命分子叫冤，攻击我国公安司法工作和肃反运动。近年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会议等会议上，先后列举了一些案件，指这个是冤狱、指那个是破坏法制；今天要为这个申冤，明天要为那个翻案。最近，我们就黄绍竑提出的那些案件，访问了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同志。事实证明：一、黄绍竑所提出的案件，决不止于本月15日他在人大会议上承认的谢昕和刘茂林两案，而是十二案。二、十二案中，一案根本是查无其事，两案是刑事案例，另一案即所谓刘茂林案，事实同黄绍竑的说法完全相反，也未构成司法案件。除此而外，其余八案都是反革命案件。三、就在这八个反革命案件中，也没有一案冤狱，而且好些案犯都得到了宽大处理。现在将这八案公布于后，读者不难看出黄绍竑究竟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 “北京师范大学的肃反搞坏了”吗？ 黄绍竑反复地提出：北京师范大学的肃反搞坏了，某某女青年因为从香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现在还没有适当的安排。又说当时监狱调动这个女青年的狱室，是害怕人民代表去视察。他声称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师范大学检查肃反工作，为她“申冤”。 黄绍竑所指的这个女青年，就是7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揭露的反革命分子谢昕。 根据记者向公安部门了解，和7月7日本报刊登的材料，这个案件的情况如下：谢昕又名谢瑞珍、谢珍，福建福州人。早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谢昕就同国民党军统局福建调统室主任王调勋姘居，并同军统特务严灵峰、张逸舟等来往密切。1947年去香港。据谢昕对人说，她回大陆以前，原国民党内调局福建省调统处处长赖文清，曾经打算介绍她去菲律宾工作，因故没有去成。 1949年9月，谢昕来北京，经全国学联介绍入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学习。入学后，她学习一贯松懈，经常外出跳舞，深夜不归，并在1950年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跳舞场中结识了黄绍竑。 由于她的学习成绩低劣，曾数次留级，读了八年大学，目前仍是四年级学生。她丝毫不改正自己的言行，却无耻地诬蔑学校有关人员对她“迫害”，并向各处发信控告。 肃反运动前，谢昕有三次写反动标语，如：“人心似豺狼，杀人不见血，我要与这批豺狼狗彘作斗争”。“这是什么世界啊！这么黑暗啊！连讲道理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杀人！”等等。肃反运动开始后，谢昕的反动言行，被她的同学揭发。她心怀不满，买了两把菜刀，企图杀害领导学习的党员副小组长袁行榘。因此，北京市公安局于1955年7月31日依法逮捕了她。 谢昕被捕后，在预审口供和亲笔供词中，都承认了上述的事实，并表示愿意改悔。北京人民检察院根据宽大政策，免予起诉，于1956年11月23日将她释放回校。 但是，谢昕回校后继续无理取闹，并到市人民检察院推翻原供词，要求修改原结论。同时先后给党政负责人和校内负责人写信提出控告和很多极不合理的要求。如要求自逮捕日起按政府一级科员待遇发薪金，后又改变要求自1955年起按讲师待遇补发薪金，并要求立即先支五百元；要求迁居校外养病，每月津贴二十元房钱。领导上对这些无理要求进行的批评，谢都拒绝接受。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谢昕又借这个机会向共产党猖狂进攻，贴出所谓“血泪控诉”的大字报，要求还她名誉，并在自由论坛大会上重述了她的所谓“控诉”。当大家以事实反驳了她的言行以后，她又去找帝国主义国家记者，申诉她被“迫害”的情况。并对人说：我要到香港去反革命，我要向帝国主义宣传，向联合国宣传有关我的一切。 黄绍竑和谢昕相交很久，对她的情况，绝不会一无所知，可是，却硬要颠倒黑白，提出只是“因为从香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的诽谤，并说什么“师大的肃反搞坏了”。黄绍竑为什么这样偏袒谢昕呢？至于监狱调换犯人狱室，也是极平常的事，黄绍竑却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这又是什么居心呢？ 所谓可能成为“冤沉海底”的案件 黄绍竑曾经提出一件所谓可能“冤沉海底”的“冤案”。这事曾在7月5日本报读者来信栏中有所揭发。 这件案子的被捕者是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教员韩国屏。韩国屏1946年在太原工业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和区党部书记，在太原街头和电影院里进行过反共的宣传。 1947年韩国屏进入北京辅仁大学，又同特务分子邢连仲勾结，破坏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同学、殴打班会主席、破坏班会组织。辅仁大学的进步学生范光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后，一些进步学生曾进行营救。韩国屏、邢连仲多次追查进行营救的同学，迫使这些学生离开了北京。1948年秋冬之间，国民党在北京大肆破坏共产党和进步团体的地下组织，和韩国屏同房居住的进步学生杨绍汉、高起飞等被迫离开北京后，韩国屏立即去搜查他们留下的行李，向保存行李的人进行恫吓，追查杨绍汉等的下落。韩国屏的这些反革命破坏活动有被害人的检举，也有同他一道进行反动活动的人的揭发。 解放以后，韩国屏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1950年，韩国屏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兼任街道成人夜校教员。这一期间他曾经阻挠青年王淑贤参加军干学校和阻挠教师陈幼和入团，并公开散布各种反动言论。因此，1951年8月和10月先后被这两个单位开除。1952年韩国屏在察南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作，仍不断散布反动言论，还曾调戏妇女。该校全体教师曾联名检举韩国屏。1952年秋，韩国屏被调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在这里，他又公开煽动学生罢课，并拉拢部分教员排挤该校教导主任。 1955年肃反运动中，龙关县人民政府逮捕了韩国屏。韩国屏在被捕关押期间还在犯人中进行煽动破坏。经过龙关县法院公审，判处韩国屏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龙关县法院对韩国屏的判处稍重，撤销了龙关县人民法院的原判，将他释放。 对韩国屏这个历史上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以至关押期间继续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进行逮捕并给以一定的处分是完全应当的。至于一时判刑较重了，也不能说成是什么“冤案”。可是，黄绍竑只听信韩国屏的家属的“申诉”，就一口咬定如果不及时纠正原判，就可能“冤沉海底”，黄绍竑究竟是替谁在叫冤呢？ 是“莫须有”呢？还是真的反革命？ 黄绍竑在广西视察时曾经要求提前审理反革命分子粟青岩案。并且转述粟青岩的话，说政府对他的处理，是“莫须有”的事。 粟青岩是广西省农业厅技术员。解放前充当了邵阳三青团指导员、湖南省伪新闻处专员等。他曾负责审查长沙市各报新闻报道，发现刊有进步言论的时候，便开具名单报伪省府查封。在他的迫害下，长沙市“实践报”被查封三次，“晚晚报”被查封一次。 长沙解放后，他仍坚持反动立场。在他写给伪湖南省主席黄杰的报告中说：“本府西迁时，曾奉前秘书长杨绩荪面谕留到第二批迁移，不意程（潜）、陈（明仁）二逆忽于8月4日宣布叛变，职深受党国教育及总裁人格熏陶，良知未泯，且苦附逆，惟因长、邵间战事胶着，交通断绝，加之匪逆监视，无机逃脱，迄今始辗转逃出虎口”。 1949年粟青岩继续写发反动文章，被长沙市公安局逮捕。1950年9月，司法机关本宽大政策将他释放，后即投考湖南农学院。在学习期间仍造谣惑众。在肃反运动中，经省检察院批准，再次将他逮捕。 黄绍竑要求提前审理的另一案件是何治案。 何治，是一个反动的伪军官，解放前曾任伪军排、连长，少、中尉副官，伪警局额外督察、所长，南宁市伪警局突击队副等职。在任伪突击队副期内，于1949年10月间，何治曾亲率突击队员包围南宁师范学校，并逮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韦嘉魁、黄波洪、邓日红、韦明新等。解放后，留用期间，何治于1950年曾私卖军用电话机一架；并且替伪警局督察长唐荫昌、伪警丘铁雄销售左轮手枪两枝，分得银洋十元。 1952年至1953年，何治被吸收到南宁市工程队工作，在此期间，还在散布变天思想，造谣破坏。1955年9月20日经南宁市检察院批准，依法逮捕，经市法院判处六年徒刑。 读者可以看出，逮捕以上两个劣迹昭著的反革命分子，难道还是“莫须有”的吗？黄绍竑急急忙忙地要求“提前审理”这两件案子的动机是什么呢？ 不辨是非、别有企图地叫“屈” 黄绍竑还曾提出：有一个八十三岁的国民党员，被政府怀疑有反革命行为，关押了二年。这个人的儿子在某海关工作，有关方面说他包庇反革命的父亲，也被判刑三年。现在，父亲的问题已查清，没有问题，但是儿子还在服刑中。因此他又要求为他“伸冤”了。 据记者访问广州市公安机关后了解：这个八十三岁的国民党员叫董群辅（原名董福开）。辛亥革命后，他就曾在宦场活动。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当过贵州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江西省清党委员、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和伪县长等反动职务。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伪国民政府军委总司令行营法官。1946年至1949年4月，一直任伪南康县参议长。在这个期间，他曾经霸占过农民的渔塘、土地，骗取人民钱财，借故殴打工人。江西解放后，他偷跑到广州，一直没有交代他的历史问题。广州市公安局在1955年8月12日经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了他。 在预审中，董群辅承认了一部分罪行，同时因为他已年过八十，丧失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能力，决定不再追究，1956年10月15日由广州市法院释放。 董群辅的一个儿子叫董来英，基督教徒，原在广州海关工作。另一个儿子叫董来焘，是反动军官，因反革命罪行被判刑后尚在劳改中。在肃反运动中，董来英包庇反革命父亲和他的弟弟，并且利用传道的机会，造谣生非，散布“社会主义反对神，要不惜代价争取出路”等煽动性的言论。当地公安机关于1956年1月20日依法逮捕了他，判了三年徒刑。 董群辅在历史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解放后又拒不交代，这样的人是真的“没有问题”吗？董来英包庇反革命的父亲和他的弟弟，散布反动的言论，难道也能容许吗？当然，据此而判处三年徒刑，是比较重了一些，是可以加以纠正的。可是黄绍竑却别有企图地为反动分子叫屈，攻击人民司法机关没有法制，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呢？ 袒护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 黄绍竑还曾经指责公安机关办案粗糙拖延，并举例说，一个女犯的母亲告诉他，她的女儿被捕九个月了，还不知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这个当时被扣捕的女犯叫吴礽艺，原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的学生。1949年秋天，吴礽艺在上海震旦女中参加了“圣母军”反革命组织。1950年，她作了“圣母军无玷之母支会”的副会长。1951年，上海取缔“圣母军”的时候，她拒不登记，并且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两次烧毁“圣母军”反动组织的“军旗”、“军卷”和“圣母军手册”等罪证。1953年，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她还殴打、辱骂过爱国教徒冯玉贞、王爱华等人。1955年“肃反”的时候，她曾经把上海第一医学院某些有问题的天主教徒向组织上作交代的情况，“汇报”给反革命分子朱洪声（天主教神甫、已逮捕），并且阻止严而良（教徒）坦白交代问题。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她的这些罪行，于1955年4月3日报请市检察院批准，把她逮捕。 吴礽艺被捕后，曾先后经过十八次预审。在1956年2月以前的十五次预审中，她始终拒不坦白认罪；一直到当年8月底进行第十六次预审的时候，她才陆续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写了五次认罪笔录和悔过书。因为她的罪行已经查证属实，公安局便在1956年2月23日预审终结后，送市检察院起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她已有悔悟认罪表现，便在当年9月22日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回原校继续求学。 对这个十五次预审都不坦白的分子，黄绍竑竟然加以袒护。而对公安机关的耐心的工作，却指责是拖延。这是为什么呢？ 吴礽艺在押期间，曾经向家里要过五次东西，其中第二、三两次，是上海市监狱写信通知她的家属，由她的母亲自己送去的。时间是1955年12月。这就是说吴礽艺被捕后，其家属早已知道了他的下落了，黄绍竑的说法也与事实完全不合。 多方为反革命分子凌宪扬辩护 黄绍竑用以攻击人民公安、司法机关的另一案件，是凌宪扬反革命案。 凌宪扬是国民党员，孔祥熙的亲信之一。当过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业务专员、中央银行秘书、上海虬江码头经理、中央信托局印刷厂经理、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国民党接收专员、沪江大学校长等。 1936年1月，凌宪扬受了孔祥熙的密令，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赴德考察团”，与希特勒政府签订“中德贸易密约”。抗战开始后，法西斯德国从多方面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全国人民愤激万分，而凌宪扬却仍继续在香港负责采购矿产和农产品运往德国，直到1940年止。 1946年春，凌宪扬任伪中央印刷厂总经理期间，该厂所属上海各厂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凌派人通知伪警察局进行镇压，殴打工人，并当场将二十名工人逮捕。事后，又经凌批准将领导和积极参加罢工的一百二十五名工人开除。1948年底，伪财政部拟将中央印刷厂的机器全部拆运台湾，凌宪扬又勾结伪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镇压抗议拆运机器的工人，终于将该厂三分之一的机器运往台湾。 凌宪扬任沪江大学校长期间，曾积极破坏该校的学生运动。1947年11月，沪江大学爱国学生为抗议国民党特务无辜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准备罢课并进行追悼。凌召开紧急校务行政会议，决定通知全校教员准时上课，倘有标语或墙报出现即行撕毁。他还亲自指使该校总务长冯家声通知伪江湾警察分局，派便衣警察准备镇压。事后，他再次主持校务会议，决定给予领导和积极参加此次学运的爱国学生吴恒基等人以警告处分。1948年1月29日，沪江大学爱国学生推派代表支援同济大学学生“争民主、反迫害”运动，他决定给予参加此次学运的爱国学生何穆斋等九人“停学”处分，王宗基等十二人“试读”处分。同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扶持日本的爱国运动，沪江大学学生也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刊物，进行宣传。凌又借口违反所谓“校规”，勒令取缔进步学生的社团组织，禁止出版进步刊物，并将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爱国学生余素贞等十五人开除。 根据以上种种罪行，上海市公安局在1951年4月27日将凌宪扬逮捕。但又考虑到他犯罪在解放以前，被捕后的几年中，尚能坦白认罪，因此司法机关决定给予宽大处理，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今年2月13日宣布不追究刑事责任（凌宪扬已在今年1月4日先行保释在外）。 可是，黄绍竑却抓住法律程序方面的一些问题来向人民公安、司法机关进攻。他说：第一，1951年逮捕凌宪扬以后，长期不审不判。又说：“我到上海要调阅案卷，可是案卷不在法院，也不在检察院，最后在公安机关调出来”。第二，他说：“审讯中问他（凌宪扬）教会有多少派，问他德国法西斯是怎样组织的，校务会议开了多少次等。这样要做到坦白彻底就不行了。” 据记者向上海公安机关了解：凌宪扬被捕后，为了弄清他的犯罪事实，仅公安机关即进行了数十次审讯，计1951年六次，并令他写了五次自白书；1951年至1953年也进行了多次审讯，并有凌的亲笔供词二十二次；1954年作过四十三次审讯笔录；1954年11月至1955年9月，又先后提审七次。这怎么能说是长期不审不判呢？至于凌案的全部案卷，在黄绍竑去上海检查时，已经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并未积压在市公安局。 此外，上海市公安局在预审中，只追问过凌宪扬有关校务会议讨论镇压学运的情况以及有那些人参加等问题。同时又鉴于凌曾于1936年奉令去德国会见希特勒签订“中德贸易密约”，在抗日期间仍一直和法西斯德国派在重庆的代表进行贸易联系，所以曾经问过他在抗日期间和法西斯德国勾结的情况，并不是问他德国法西斯的组织。这也和黄绍竑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用各种借口企图翻案 黄绍竑还曾经提出一案说：“有的被告对审判员的问话不能体会，必须律师帮助他们。例如有一个被告对起诉书说他曾任日本翻译，下乡扫荡，刑拷农民等罪行全部承认。但经律师与被告谈话后，发现他当翻译时，年仅十三、四岁，因代日军烧饭，学会日语，在日本人拷打农民时要他传话。律师从被告有利的材料分析辩护后，该案也重新侦查处理。” 据上海司法机关调查的结果，黄绍竑所指的这个案件，是上海李庆余案。李庆余充当日寇翻译的时间，已经查明是在1941年至1945年，当时他的年龄是十四周岁到十八周岁，不是“年仅十三、四岁”。 李庆余在充当日寇翻译期间，在农民姚福秀等五人被日寇杀害时，李庆余每次都在场当翻译。另一个被害农民王淑英，则是由李庆余亲自搜捕的。其次，在日寇烧毁民房时，李庆余也曾积极参加，他并依仗日寇势力，敲诈群众。但在解放后，李庆余没有交代这些罪行。 李庆余在他的家乡——江苏松江县是有民愤的。群众曾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捕回原籍处理。1955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曾将他逮捕，在审讯中李庆余供认了以上事实。其后，上海市检察院和上海市公安局经过研究，被告所犯罪恶均在解放前，且当时年岁较轻，属历史罪恶，被捕后还能坦白认罪，经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对李庆余案不予起诉。于1956年4月释放，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请律师给被告以帮助，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读者在对证了事实以后，就不难看出黄绍竑在此案中所提出的请用律师问题，只是一种借口，而其基本精神，则是根本推翻此案。李庆余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在，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道这能够翻案的吗？ 从以上八案中，读者可以看出黄绍竑所要保护的，几乎完全是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他所极端仇视的，则是人民的司法和公安机关。黄绍竑对司法和公安机关的攻击，决不是为了要建立革命法制，相反地，却是蓄意诽谤，用以削弱和攻垮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机构。这也就是黄绍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必须百倍警惕，打退右派分子的这一场进攻！

第2版()专栏： 物以类聚 苗地

第2版()专栏： 重视来信来访 加强上下联系 改善福利措施 安徽各机关大力改善同群众的关系 本报讯 记者于明报道：安徽省省级机关正在认真地处理党内外所提的意见，大力改进工作中的缺点，改善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了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厅，联合召开了全省县以上各级党政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强调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要求各级党政部门的负责人亲自领导这项工作。目前省人民检察院建立了检察长每星期六下午定期接见人民来访制度，检察长第一次就接见了十七位来访者，对来访者的检举、控告和意见分别作了认真的处理。省法院也开始执行庭长、审判员定期接见群众来访制度，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也开始接见需要他们接见的来访者。其他省级机关都加强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省商业厅党外人士在检查中批评厅领导民主作风不够，行政例会开得少，致使有的工作未能充分了解情况，广泛征求意见，影响了工作质量。现在省商业厅已经建立了每星期一召开行政例会的规定，在会上及时传达和布置工作，有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在执行这项制度后提高了党外干部的积极性，厅领导工作也好做了。粮食厅、财政厅过去也是厅务会议不够正常，现在每月定期召开厅务会，每星期一厅长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集体办公。省邮电局、省人民银行都加强了对基层企业的领导，邮电局的负责人分工负责对县邮电局直接联系和帮助工作，第一批联系了宣城、六安、枞阳等三十个局。省人民银行由副行长和处长分别率领四个组深入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旺季市场的资金供应和货币回笼情况。省民政厅的科组长干部过去只是签阅文件，不做具体工作，现在有些文稿都亲自草拟。省检察院的负责同志不但到基层去帮助研究工作，解决具体问题，也注意接近群众，加强了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省委宣传部接受了记者的意见，已通知各地党委关心记者工作，给与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和了解党委工作情况的方便，支持他们的采访活动。安徽日报吸收了读者意见，将报纸发行时间提前了一个钟头。在生活福利方面，省委书记、省长等负责同志都主动地取消了专车，因公外出才使用小汽车。省委决定取消了电影预放办法。省委办公厅、公安厅、省人民法院、省人民银行等单位都成立了群众性的生活福利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干部的宿舍、救济、伙食等福利问题。省公安厅将为处长新盖的宿舍大楼分给以处为单位的同志，不分等级统一分配居住。手工业管理局的干部宿舍过去臭虫多，空气不好，现已改善了宿舍及周围环境的卫生。交通厅的养路、测量工人过去多次提出照顾在外工作人员的福利，一直都未得到解决，现在养路和测量工人都戴上了草帽、风镜、口罩，在外测量的工人还有行军床使用。目前省委还在进一步和各单位研究改进工作的办法。

第2版()专栏： 广西、甘肃各族人民欢欣鼓舞 拥护建立僮族、回族两个自治区 新华社南宁17日电 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政协桂西僮族自治州委员会，于16日举行座谈会，会上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会上，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了致敬电。 在政协桂西僮族自治州的座谈会上，僮、汉、仫佬等七个民族的三十多名代表发了言。他们还驳斥了右派分子黄绍竑挑拨广西各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谰言。 新华社兰州17日电 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以后，甘肃省广大地区的回族人民，不胜欢欣鼓舞，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马惇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全体回民的大喜事，这是回民受到尊重、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不把我们当作一个民族。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了平等权利。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委员、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马凤图、固原回族自治州副州长王进禄等都表示：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们少数民族又一次的关怀和爱戴，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16日上午，当刊载着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消息的报纸，送到兰州的回民街——金城关的时候，几十个教长、阿訇和回民正在课堂上学文化，他们立刻要求教员先读报。身经三个朝代的八十四岁老人魏兆麟，是兰州市扫盲运动中的学习模范，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在清朝经过了三十八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经过了三十八年，但是解放后这八年我才得到了幸福。在清朝和国民党时代我们经常挨饿吃不饱，回族没有地位学不到文化，可是今天决定成立自治区，让我们当家作主，怎能不高兴。”这天下午，金城关的三四百名回民，分别在四个清真寺里开了会，教长和阿訇们向群众传达了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消息。

第2版()专栏： 请再来看看上海 新华社记者 鲁影 朋友，你从前到过上海吗？你一定还记得这座城市许多罪恶和灾难的景象。在上海解放八年后的今天，请你再来看看吧，也许，你不认识它了，甚至会怀疑地问：“这就是上海吗”？ 现在正是夏天，夜晚黄浦江上江风拂面，琴声悠扬，游客们在江边新辟的绿化地带纳凉。白天，炎热的江面上，你会看到一些戴铁面具的潜水员在水中钻进钻出，打捞物资和埋设水管。朋友，你现在要是乘船在黄浦江上游览一个月，你也不会再遭遇到成群结帮的“水老鼠”从水里钻出来，偷船具，捣船底，抢行李等种种威胁，你再也看不到像八年前那样，每个月总有十多具被杀和自杀者的尸体在江面上飘荡。 在当年“三十六股党”流氓猬集的各个码头上，现在是一片安宁情景。旅客们总是放心地让搬运工人搬走笨重的行李，谁也不用担心行李会半途被小偷的刀割得精光。 从外滩走向市中心区，有时可以看到发出警报声的车子在马路上疾驶，那是白色救护车，不是当年的红色警备车，这种曾被号称“飞行堡垒”的警备车，现在大多数已改装作运货车了，只有两部还放在市公安机关大楼底层的停车场，由于多年没有使用，车身上已积满了灰尘。站在人行道上叫喊的，已不是乞丐，也不是卖假药、假手饰物，以及用象棋、扑克来骗取行人财物的“扒窃虎”，而是售卖各色各样用具、食品的流动摊贩，他们中间，有些人以前曾是偷窃犯，经过改造以后现在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维持社会秩序的民警，没有像当年的巡捕、警察一样，颈挂警笛，腰束手枪？为什么93％以上装有防盗警铃的企业、工厂和资本家私人住宅要把警铃拆掉？为什么提篮桥监狱的很多监房竟能空出来变作工场？ 还是让公安机关的材料来回答吧！ 根据他们的统计：解放八年来，上海的刑事罪犯，每年在直线下降。1950年刑事犯四万多人，1956年到目前的一年半中，刑事犯已减至五千多人。在各种刑事案件中，闻名上海三十多年的绑票、制贩运毒和扰乱金融、投机买卖等严重案件已近绝迹；抢劫案在1946年发生八百多件，从1956年6月到今年6月，连续十三个月没有发生一件，仅仅发生过三件抢劫未遂案。 从市中心向各处棚户区走去，你可以看到很多交通道中的瓶头建筑正在继续拆除，一条贯通上海旧城区南北的马路正在开拓；各种车辆顺着民警的指挥，有秩序地来回行驶。上海公安机关训练了三万多个义务宣传员，专门协助民警，经常向广大居民宣传交通规则，这样就使得城市的车祸逐年减少。 过去火灾曾使这个城市每年损失价值人民币一千多万元的财产，很多连遭灾祸的贫苦老人因此患精神病，甚至自杀。可是解放后八年来，这种对劳动人民意外损失最大的灾难已大量减少。为了有效地防火，全市有五万多户居民改装了安全炉灶，更多的居民得到消防机关的帮助，经常进行通烟囱、查电线等种种堵塞火险漏洞的防火工作。据上海消防机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占全市93％以上的棚户居民（约八十四万人），没有遭到过一次火灾。如果从全市来看，上海解放八年来的火灾，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上海最后一年（1948年）比较，每年损失数平均要减少96％。 在上海寻亲问友或找回途中失散的子女，公安机关可以尽力帮你找到。成百个骨肉分离十多年，甚至五十年的亲人们都在上海团圆了。每年有许多母亲从公安机关的迷童招待室，和分布全市的二百多个派出所里领回了一度走散的孩子；如果有人要寻找失物，不管是在码头上或在上海各种公共交通服务机关、各个文娱场所都可能找到。去年以来，有五千多个失主从这些地方领回了失物，现在还有数以万计的失物等待失主招领。 朋友，这就是今日的上海。你不认为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吗？去冬来上海的英国工人日报副总编辑阿诺特说：“这种种社会秩序安定的现象，是说明你们政府和国家机关干部对人民很关心，很负责。要像你们这样，在伦敦办不到，因为伦敦和上海的政治制度不同”。 朋友，有人说：“共产党不会管理城市”，有人说“上海被无法无天的乌烟瘴气笼罩着”？这些人的根据在那里？居心是什么？ （本报略有删节）

第3版()专栏： 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 光明日报编辑部 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罪行的同时，对编辑部工作进行了检查。正如6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中对本报所作的批评，在储安平实际掌握编辑业务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即是从5月到6月上旬期间，本报的基本政治方向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 储安平是4月1日到职的。头三个星期，他是在编辑部“了解情况”。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并撤销党组。储安平从这个时候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并且按照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八年来坚决站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张民主党派报纸——光明日报，就这样地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攫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 我们不能不愤怒地来控诉章伯钧、储安平把我们的报纸拉出了社会主义轨道、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工具的罪行。 章罗联盟企图篡改本报政治方向，同文汇报相呼应，为他们的政治阴谋进行煽惑鼓动，早就有了打算。在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章伯钧对本报即表示分外的关心。去年夏天，章伯钧已有若干活动。储安平担任总编辑以后，章伯钧对报社工作空前地“积极”起来。他曾几次来到报社，与储安平有所策划。储安平也口口声声说章社长对这有指示，对那有意见。储安平也时常用信件、电话、面谈等方式，向章伯钧汇报工作。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可是把报社最高管理机关——社务委员会完全撇开，迄储安平辞职前，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 根据已经揭露的材料，章伯钧曾提出这样一些意见：一、他认为本报过去带头横排，现在可以带头直排。这是他反对文字改革一套活动中的一个部分。二、他要报纸多报道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实质上，就是要我们替他作宣传，抬高他的地位，作为政治阴谋的资本。三、他主张多登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的新闻，多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储安平对这些意见，极力支持。章伯钧在5月中旬曾特地来报社通知储安平，说这样的热闹还要继续一年半载，主张赶快把所有的专刊都停掉，腾出版面来作反党的宣传。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夕，他打电话给储安平，说章乃器批评光明日报在“收”了，这样来为储安平的反党宣传打气。至于进一步控制本报作为章罗联盟的宣传工具，章伯钧最近已经承认：关于光明日报的整个改组，要等到摸清情况后再说。可见他们是大有一番计划的。 为了篡改本报的政治方向，储安平来到报社后，进行了不少的活动。首先，他宣传了章罗联盟的办报主张。他认为，今天的报纸，应该回头来向解放前国民党地区的旧报纸学习；向文汇报学习。他否认报纸有指导工作、推动工作的作用。他把我们报纸八年来所发表的社论，一口否定；他认为那些社论不是歌功颂德的，就是教条主义的。他主张要写社论，就要写他所谓的“批评性”的、起“监督”作用的社论。而他又认为这样的社论不好写，因为本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婆婆”太多。所以，在我国政治生活如此重要的时期里，对党的整风、对国内重大问题，除掉在5月4日发表了一篇有严重错误的社论外，他不但不去组织社论，就是已经写好的关于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论，也加以挑剔、不准刊登。在新闻报道上，他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只管揭露，抹杀成绩”八个大字。他曾公开说：“我们的任务是揭露，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主张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喜欢抢新闻，喜欢“独家新闻”，喜欢内幕新闻。他要我们的编辑、记者不怕闯祸。他说，报纸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是有些新闻，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要登。他主张在国际报道方面要用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的消息，而且要不加分析地直接采用。他还要多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他说目前各报的国际新闻编排得很不好，不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并以费孝通的意见为代表。在干部中间，储安平还以“了解情况”、“走群众路线”为名，用各种面孔和手段，兜售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并摸编辑部的底。在这期间，储安平不仅要看他认为重要稿件的小样，而且有些稿子由他亲自约来或亲自处理；重要采访工作，他故意摆脱总编室主任或部主任党员负责同志，亲自指挥。 在这期间，由于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我们的报纸攻击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鼓吹绝对民主和个人主义的自由；煽动大学生闹事；歪曲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夸大人民内部矛盾，否定成绩，把新中国涂成一片漆黑；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作风。在编排方法上，着意渲染，加强了恶劣的宣传效果。 编辑部的工作同志，在这一段时期里，在采访、编辑工作上，也有不少人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正在严肃认真地进行检查。 感谢党及时向我们发出了警号，指示我们从错误中清醒过来，和全国人民一道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把我们的报纸转回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感谢广大的读者，及时向我们提出了批评。我们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指出宣传上的许多错误。有不少读者，还亲自到报社来提意见。有的读者来报社要向储安平说理。读者的批评，对我们的工作检查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诚恳接受，并在这里致谢，不再分别函复了。 处处点火的九大城市座谈会 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煽动人民对党不满，把正在蓬蓬勃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涂成一片漆黑，妄图达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九大城市座谈会是储安平亲自指挥的一个大规模的阴谋活动。他在章伯钧的支持下，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也没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请示，就作了布置。在记者出发前，储安平面授机宜，指示记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来有不满情绪而又敢于说话的人参加座谈。有一个记者曾经向储请示，如果有些人虽有代表性而“无事可鸣”，有些人虽“敢于鸣放”而却没有什么代表性又怎么办？储安平肯定地指示，邀请后者。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图利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利用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来为章罗联盟的阴谋打先锋。储安平还怕这些人有“顾虑”，要记者在邀请之前，分别登门拜访，煽动这些人大鸣大放。完全撇开当地中共党委，他只叫记者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联系。有些地方，储安平还亲自写信与当地的右派分子直接联系，或者指明要记者找那些右派分子，找那些人就某些问题鸣放。例如复旦大学的王恒守，是上海第一个提出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储安平就指示驻上海记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参加座谈（按：驻上海记者没有接受这个指示）。这种布置，显然是为了集中力量对党对政府进行攻击。 从5月初起，在短短一个月里，见报的座谈纪录就有十一次，占了十二个整版，约有十三万字。除了座谈纪录而外，组织座谈会的记者还拍发了近二十个专电，写了十几篇通讯，一直到6月5日见报的青岛座谈会纪录始告结束。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报纸，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提供了讲坛，发出了大量的荒谬言论，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在各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从我们编辑部工作人员来说，在这些座谈会的报道工作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座谈会的组织和报道，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最恶劣的如沈阳，主持这个工作的本报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采取了向中共省委书记“将军”的办法，用对立的态度提出难题，例如什么“这里鸣放不起来有历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样？”等等。另一记者殷毅还写了鼓吹“自发鸣放”的题为“第一朵迎春花”的通讯。又如在武汉有一个座谈会，这个会如何召开，邀那些人参加，是和右派分子马哲民商议的。我们的记者在那里还一连举行了三个座谈会。主持这一工作的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还说：“这次到武汉是储安平首次亲自布置工作，要做好！”潘文彬还写了两篇通讯：“武汉书简”和“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强调所谓“春风不渡武胜关”和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不正常。广州座谈会开过以后，主持工作的记者，竟然还有“不满足”之感，认为谈得不够“尖锐”！在储安平所谓“依靠民主党派”的指示下，西安、兰州的座谈会，几乎为右派分子所操纵。青岛座谈会是由记者钟光贵主动要求举行的（储安平原来也有此打算）。这个座谈会由右派分子徐一贯主持，并听任徐一贯的操纵，多邀右派分子参加。钟光贵在报道座谈会的消息的“专讯”上，也大量摘录了徐一贯的反动的具有煽动性的发言。主持南京座谈会的记者，推说时间来不及，竟不愿把纪录给党委统战部看。总之，按照储安平的指示，要撇开党来“帮助党整风”。只是上海座谈会，对当地党委领导的鸣放，起了些协调作用。 到各地的记者按照储安平的指示，下车伊始，不等开会就发回专电：这里没动，那里不放。5月3日就登了两条消息：“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山东文教界认为领导对鸣放支持不够”，5日，“沈阳文教部门鸣放空气稀薄”，6日，“西安有些高等学校没有贯彻鸣放的精神”，8日“南京鸣放空气不甚浓厚”。这些接连出现的专电，总起来是一句话，党不放，我们要他放。座谈会的消息，也在当天用专电拍回，而专电的内容，把最具有煽动性的、强调“春寒”“春迟”，“深沟高墙”的所谓“警句”，集中地、突出的摘录下来；或者以记者自己的口吻加以夸张；或者假用所谓“有些人说”把记者与发言人的“共鸣”之点，加以渲染。如5月11日的沈阳专电：“有些党员，还该纠正‘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和傲然‘鹤立鸡群’的气势。”5月10日武汉专电：“大家认为……甚至一般党员都自视为统治者、改造者、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被统治者、被改造者，以至在党群之间挖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这次检查武汉座谈会的发言纪录，并没有所谓“统治者、被统治者”字样。这更是无中生有了。如5月15日南京专电：“大家认为南京还是早春气候，有人认为，在基层还被严寒封锁”。座谈会消息的标题，更是以“推墙填沟”，“轰开局面”，“顾虑重重”等等煽动性词句来形容党群关系一团糟。在编排座谈会纪录时，也把每个发言人的最坏的词句，集中扼要地编成黑字小插题，极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如5月11日发表的西安座谈会纪录小插题有“三个大老虎，变成三个大妖魔”（按：即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5月17日发表的武汉座谈会纪录的小插题有：“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有一座铜墙铁壁，这是有些党员的特权阶级作风筑成的铜墙铁壁……”；5月14日发表的沈阳座谈会纪录的小插题有：“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等等。类似这样的小插题，多得不胜枚举。在删节座谈会发言纪录时，也大都把正面的意见删掉。 由于我们的记者编辑中，有的同志政治认识模糊、立场不稳，在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中，受了储安平的指使，不自觉地成了处处点火的执行者。个别的人，甚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站在一个立场，在若干问题上，迎合附和者有之，兴风作浪者亦有之。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将作进一步的深入检查。 歪曲宣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企图把民主党派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章伯钧在向社会上贩卖他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以他社长的地位也把什么“两院制”、“民主党派大有可为”的荒谬主张，来影响我们的编辑部。储安平来到报社以后，更把章伯钧的阴谋在宣传工作中具体化。他们离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来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他们在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的时候，竭力夸张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大肆强调对共产党的“监督”，企图煽动民主党派篡夺和对抗党的领导。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过去宣传民主党派教育成员和改造成员思想的作用，是把“民主党派在群众和党之间的桥梁作用，变成了一座独木桥。”因此，他非常强调所谓“双轨”的宣传方针，说是要着重宣传民主党派代表群众利益监督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储安平很不感兴趣，而是意在言外地认为只有民主党派是代表知识分子群众的利益，因而要代表他们监督共产党。这就是把共产党描绘成为一个脱离知识分子群众的党，并把党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企图把知识分子抓到自己的手里，把民主党派由党的助手变为党的对手和敌手。这是储安平一再宣传光明日报要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储安平宣传方针的指导下，本报对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宣传，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首先，在这一段时期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座谈会发言中，把叫嚣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登在报上，企图在读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对于报道有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受重视，发挥作用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士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但是，我们却夸大了这些个别现象，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甚至在某些报道中，还歪曲了事实。这样，就挑拨了民主党派和党的关系，更为恶劣的是企图煽动民主党派反对共产党。在这一段时期，极少甚至没有正确地宣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极少甚至没有正确地报道民主党派在中共领导下所发挥了的作用。 第二，5月8日第一版，刊载了西安各民主党派讨论如何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新闻中，认为民主党派过去的工作是：“只站在党的立场，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因为只站在一面，就不能很好地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是把党和知识分子群众对立起来，肯定共产党是脱离群众的。这条新闻，宣传了只有民主党派能代表知识分子群众的谬论。 第三，在大鸣大放和帮助中共整风的初期，大量报道了民主党派为某些人向党进攻“撑腰”。如5月27日第二版刊登的农工民主党座谈会的新闻，6月1日二版刊登的民进北京市委的会议新闻，6月3日二版刊登的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的会议新闻中，竟说：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如因为“鸣放”和帮助共产党整风遭到打击，民主党派一定大力“撑腰”。不但新闻中如此写，而且用一号字的大标题，触目惊心地标了出来。由新闻写作的逻辑来看，给了读者这样一种印象：有些人帮助共产党整风，可能会受到党员的报复。如遇这种事情，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呢？避而不谈。只着重突出地宣传民主党派要出来 “保镖”、“撑腰”。鲜明地摆出一副面孔：共产党不管知识分子群众，甚而会打击他们；只有民主党派是保护他们的“正当利益”。把民主党派放在共产党“敌手”地位，而且只有民主党派的作法正确，共产党是会给知识分子打击报复的。就这样的恶毒地诬蔑了共产党。 第四，更为错误的，循着这样的“宣传”路线，发展到6月9日，刊登了章罗联盟所搞的反动的科学纲领全文，更严重的是组织了“短评”。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并说这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监督的具体的新的方式方法，认为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恶毒地挑拨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露骨地说：只有民主党派是保护科学家的，不要跟共产党走。 第五，不顾中共整风的计划和步骤，三次报道民主促进会召开的中小学教师的座谈会；5月16日而还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刊载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座谈会纪录。而在刊登这些报道和座谈会纪录的时候，有的采用了恶劣的词句，以煽起中小学教师对党的不满。 第六，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和工商界座谈会结束之后，本报党派部有的负责同志拟了四个问题，在储安平支持下准备向李维汉部长“将军”。其中有这样的问法：“能不能说这两次座谈会的鸣放是敞开的？”“在你看来，所揭露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意料所及呢，还是大吃一惊呢？”等等。这次“将军”的企图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民主党派报道工作上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 另外，更其恶劣、严重的是：本报工作人员谢捷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之后，她还企图通过采访农工民主党一个座谈会的新闻，别有用心地诬蔑反右派斗争。农工民主党在6月11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谢捷集中写了这个会上反对反批评的意见，如说什么“现在是不是用围剿王蒙的方法来围剿储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须考虑到不要阻碍了鸣放”以及“反批评不恰，就会引起不平”等等（这个别有用心的报道，没有见报）。 这一系列的宣传报道，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一时期的本报对民主党派的宣传报道，是在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的指使下，歪曲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企图把民主党派引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要把民主党派变成共产党的对手和敌手。 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5月4日，本报发表了题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本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执笔，经储安平亲自审阅同意）。这篇社论是本报利用社论形式，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 社论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原则性的错误。“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陆定一）。一个是对敌人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问题。而这篇社论却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不仅如此，社论还把这个政策说成是“波澜更为壮阔、规模更为宏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思想革命运动”，更是对党的这个政策精神的歪曲。 社论一再说这个政策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但是对于反机会主义思想的这一点，说的不明不白，特别是跟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这一任务，文内根本没有谈到。 社论第二段开头，是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起的，仿佛这篇社论是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来论述的。但是，读了全文以后，就会发现，这篇社论并没有正确地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来阐释问题，而只是在尽“吹鼓手”的煽动作用。如倒数第三段的末句说：“……体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精神，不要作寒虫，而要鼓起力量，迎接春天。”这就不仅歪曲了中央的政策精神，而且，很显然是和费孝通这个右派的“吹鼓手”相共鸣，唱同样的反调。 如果把这篇社论作为一个纲领来检查本报在这段期间发表的反动报道和文章，那么，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是最多最大的。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着重夸张党群关系的不正常；其实质就是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煽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我们在这里只举出几篇专论和通讯来作一些检查。 本报先后发表了费孝通的“早春前后”和范朴斋的“会外之音”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执行章罗联盟拉拢知识分子的阴谋，向知识界做煽动宣传，极尽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之能事的。在前一篇文章里，费孝通主张要“互相监督”来揭开“盖子”，甚至提出“冲开”盖子。在后一篇文章里，范朴斋恶毒地攻击了党员和积极分子，并进一步煽动知识分子要在“鸣”“放”中把“肚子里的闷气”“发泄”出来。而这两篇文章，正是在所谓“春暖花开时节”，亦即毒草滋长的时候，由储安平亲自约来或亲自处理的。 为什么储安平对于这些反动言论大为欣赏呢？储安平曾主张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他就是要组织、刊载这种反动言论，来尽到他所谓的“监督”的责任。 本报记者所写的一些通讯中，有不少是有严重错误的。这里举出两篇。一篇是记者文冰所写的题为“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的武汉通讯。这一篇通讯充满了某些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以个别概括一般地渲染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尊重、不信任，把今天广大知识分子的面貌全部歪曲。这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起了煽动作用。这篇文章的写法，对于错误的意见，完全没有分析和批判，也没有发言人的姓名，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发言人完全取得共鸣。 另一篇，是记者丘林所写的武汉通讯，报道右派分子马哲民谈武汉为什么“鸣”不起来的问题。马哲民对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破口大骂，恶劣透顶。记者不分是非，加以报道。通讯中这样写道：“马哲民教授说：像这样的苦水和牢骚不让他们倾吐出来，要他们‘争鸣’别的问题是很难有真实的兴趣和感情的。”全篇谈话都是贯穿着恶意和煽动。记者竟然全部有闻必录，替马哲民的谬论作了宣传。 反对党领导高等教育 章罗联盟中的一项阴谋，是鼓动高等学校的教授起来反对党委负责制。储安平执行了这个阴谋。在这期间，本报发表了不少报道，煽动大学教授对党不满，反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引起广泛的极为恶劣的影响。 章罗联盟这个阴谋蓄意已久，他们利用“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内部刊物，载于5月10日出版的第15期）大胆歪曲最高领导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预先散布谣言，说什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可以考虑加以改变。本报有关同志，在思想上受到影响，竟认为高校中的党委负责制，迟早要取消。本报从5月7日在第一版发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召开座谈会的一个报道中，就强调了对高校党委负责制不满的片面意见，并标出了“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的大字标题，做了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此后在若干报道中，一再加以渲染，制造反对党委负责制的舆论，混淆了是非。 在这方面的错误报道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这个报道。这个失实的错误报道，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各地读者纷纷来信反映，有些学校已经因这条消息的煽动，引起了混乱现象。许多读者提出质问，并要求作检查和公开答复。本报已于7月5日就这个错误，发表了检查报告。现在值得在这里着重指明的，是储安平对这个错误始终不肯承认。他不肯发表承认错误的更正消息，反而布置记者去访问陈望道先生，写出了6月5日刊出的消息，如我们在检查报告中所说的，意图掩饰错误。而尤为恶劣的是，他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的时候，一再和有关同志推敲人民日报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要和人民日报对抗，并在本报部主任会议上说什么“人民日报硬说我们错了”的话，要大家回到各部去传达，以挑拨本报工作人员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处理这条消息的，是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因而，他对这一稿件，不管其是否可靠，不加核对，也不考虑发表后的政治影响，当作好新闻要记者立即写出。当人民日报指出错误以后，潘文彬仍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不顾党员同志的忠告，亲自访问了陈望道先生，并派记者访问了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其他人士，意图掩饰错误。尽管结果仍然证明报道是错误的，最后还是按照储安平的意图，写出那样一个似更正非更正、实质上是和人民日报对抗的报道，更加混淆了是非。这说明了发表这条失实消息的错误，原因并不简单，而是在潘文彬的思想上，对于党领导高等学校，有着错误的看法，从而与储安平有了共鸣。 章罗联盟为了阴谋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曾在若干高等学校内，处处点火。方式之一，是叫嚣所谓“民主办校”。6月4日，本报报道了北京师大在右派分子陶大镛主持下召开的座谈会的情况，为右派分子张目。此外，“九大城市座谈会”中的武汉和广州两个座谈会的报道，在高等教育问题上，强调了否定教学改革成绩的宣传。尤为严重的是，在6月12日本报发表的“青岛三位学者谈鸣和争”一个报道中，仍然把右派分子陆侃如有关高校党委负责制的荒谬意见发表了出来。 不仅如此，还对于有些大学的整风工作做了歪曲事实、一口否定成绩的报道。本报记者徐颖所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一篇报道，就是显著的例子。这篇报道激起了中国人民大学数千同学和教工人员的抗议。 这篇报道，否定了人大几年来全部的成就。诬蔑人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工作像毒蜂一样在散布毒素，对党员同志竟以最恶毒的词句来谩骂。对座谈会中片面的错误意见加以夸张，对正面的善意的批评，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尤为恶劣的是，竟把报道中最坏的形容词摘出，做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动标题。这篇报道，从头到尾只顾引用最坏的形容词来谩骂这所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实质上，一方面是利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来毁谤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另一方面是在党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这一问题上，作了“否定”的宣传。 还有一些报道和文章，对有些学校的整风，起了破坏作用。例如5月9日发表了一篇批评北京师范大学“不肯大胆的放”的报道，说：“外面雷声震耳，师大无风无雨。”实则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会已经组织举行而且在准备有步骤地继续组织教师座谈会，希望听取教师们的意见。这条报道的发表，就与该校的右派分子起了呼应作用，助长了该校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继之于5月22日又发表了该校中文系教授、右派分子穆木天的文章“我的呼吁”。这篇文章以莫须有的事，向该校党委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就火上加油，使该校右派分子的气焰更高，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一度非常猖獗，打乱了该校的整风步骤。 煽动大学生闹事 到基层点火，到大学生中点火，是章罗联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阴谋活动。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在大学生中点了火。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5月26日发表了“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道。储安平跑到北大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总编室主任一再向储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对人民不利。但是他完全不理。他说：“是事实就要报道”。争论到最后，他断然地站起来说，要“考验考验”，一定要即日见报。总编室的意见也向学校教育部提出，有关同志说，“学生压力太大，不报道不行了。”“群众已经跑在前面了，报纸落后了！”这个报道是由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亲自执笔的，他说要尽量向健康方向引导，强调不误学习帮助整风。但是，尽管他“煞费苦心”，一点也不能避免这个报道的强烈的煽动作用和恶劣后果。 “北大开辟‘民主墙’”报道见报的第二天，储安平在到清华大学和钱伟长谈话之后，又指挥学校教育部报道清华大学学生的鸣放。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和一些记者写出了清华等九大学学生鸣放的报道。储安平要立即发表。总编室主任提出坚决反对，发生了两天的两次大争论，第二次潘文彬在场，他也提出“部里的同志都主张发表”。经过这样剧烈的斗争以后，潘文彬始推故把这报道拖了下来没有发表。 在北大民主墙的报道中，突出地反映了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的阴谋。诸如“出席团代大会的代表如何产生”“选拔留学生由党团员包办”，“毕业生分配工作时党员分配好的岗位”，“把政治课改为选修”，“取销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等等。这些意见，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对党的恶毒进攻。 在报道中，有着“据闻江隆基副校长也表示欢迎”的语句。这样的报道方式，正符合了右派分子篡改本报政治方向的办报方针。右派分子所采用的恶毒手段之一是向党“将军”，而这样的报道就正好符合了这个要求，向北大党领导将了一军。同时又等于向各地学生暗示（也可以说是明告）：“党欢迎这样做，可以大搞”。这是十分明显的错误。 北大开辟“民主墙”的报道发表以后，在不少地方的大学里起了煽动作用，这个报道向那些学校的右派分子散播了对党进攻的恶毒方法，使得许多大学生受了迷惑，在那些学校里造成混乱。这里，也不能不指出，当时在章罗联盟控制下的两个报纸——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这个反动宣传上是相互呼应的。本报发表这个报道之后，文汇报接连发表了北大学生鸣放的报道。只是在本报内部进行了斗争之后，本报在这方面进一步的煽动才被制止了。 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观点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遂行其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传播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谬论，夺取新闻界的领导权。储安平在本报一方面坚决贯彻他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一方面对于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观点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感到兴趣。而部分记者和编辑，同储安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共鸣，因而也在报道上和组稿上犯了错误。 在这一段期间里，我们发表了首都记者座谈会的报道，突出地表现了新闻记者应该是“无冕之王”的思想感情；又曾发表了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的几个报道，突出地宣传了这次座谈会对新中国新闻工作全部否定的荒谬论点。 关于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的报道，错误是严重的。在有关工作同志与右派分子共鸣的基础上，强调地宣传了“老报人慷慨陈词”，渲染了反动统治时期的中国旧报传统；传播了许多含有毒素的资产阶级办报观点。例如，在5月17日发表了题为“三大主义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的报道，文中说：“三座大山限制了新闻自由”，要党“开放绿灯”，有害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尤其严重的是，主持这个采访工作的记者主动向张友鸾索取了“是蜜蜂，不是苍蝇”的发言稿，而这篇文章所宣传的正好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夺取新闻界领导权的企图而立言，也正好为右派分子把本报办成为一张反对派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的阴谋，作了宣传，因此，储安平大加“赏识”，亲自处理发表。 反动的编排手法 在储安平反动的办报方针的指导和影响下，本报编辑工作人员采取了一系列反动编排手法，使得其源出于章罗联盟的“黑云”，笼罩了这一时期的整个版面，对党在八年来领导六亿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成就的真相，起了遮天蔽日的作用。 林茵同志在解放军报所发表的“希望光明日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对本报所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在这一段时间里，主要的错误，除了林茵同志所指出的：通过对新闻内容的取舍，通过对新闻标题的加工和制造假新闻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假借“不愿发表姓名”的方式，发抒记者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新闻内容的取舍方面，诚如林茵同志所指出的，是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只刊载适合右派观点的新闻，不刊载和右派观点相反的新闻。只报忧不报喜，只谈缺点不谈成绩。在刊登各方面帮助党整风的会议新闻中，有许多标题都是直接引用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或摘取有些发言中比较偏激的言词作成的。如5月16日当作一版头条处理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新闻，就作了个“批评‘三大主义’和‘四大偏差’”的主题。其实，在这个座谈会上提到所谓“四大偏差”的只有一人。另一种方法是片面地报道各种座谈会的新闻，只报道适合右派口味的发言和意见，不报道不适合他们口味的发言和意见，有的以“摘其所要”的态度，对不适合口味的发言和意见任意删削，甚至有的时候颠倒是非，把少数人的意见说成是多数人的意见，把多数人的意见说成是个别人的意见。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可以说，九大城市座谈会的报道是集这类错误之大成。 又如林茵同志所提出：“在利用新闻标题来宣传右派观点方面，光明日报作得更为出色。” “许多标题是抽取发言人的个别较偏激的言词写成的，有的适合右派分子口味的发言就用极鲜明、肯定的标题，不适合他们口味的发言就用很模糊的标题。”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特别抓住了宗派主义这一“要害”进攻，强调所谓“党群关系”，而我们的新闻标题也跟着突出和夸大了这一点，几乎用尽了“高墙深沟”“密云不雨”等极其夸张的词汇。5月21日发表北京航空学院鸣放座谈会的新闻，竟篡改了发言人的原话，标上了“在党群之间有一座‘万里长城’”的标题。甚至还有“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害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这样的符合右派分子反党阴谋的标题。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清华园教授开怀畅谈”的新闻后四天，本报竟发表了挑衅性的报道，并且作了“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开怀畅谈”的标题，企图抵消人民日报的正确报道。这就符合了储安平的与党报“唱对台戏”的办报方针。这些新闻都是以三栏以上的大字标题分别在一、二版显著刊载的，从而就更为扩大了它的恶劣影响。 还有一种反动编排手法，就是突出反面论调，缩小正面意见。编辑在选稿和标题上，惟恐反面意见不突出。例如关于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报道，一些右派分子发言中的最反动的部分，都被概括出来放在标题上，独有对革命前辈何香凝忠告右派分子的正面意见，却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作了一个“何香凝书面发言”这样轻描淡写的标题。在处理工商界座谈会的报道上，也有突出的例子。例如对李康年所谓“定息二十年”的建议，版面上不但一再出现“认为给二十年定息才是赎买到底”之类的标题，并且在一版还报道了一个上海居民支持李康年的建议的来信。对于工商界其他右派分子如董少臣、毕鸣岐等，也被当作正面人物处理，见之于标题的是“关于撤出公方代表的建议，董少臣重新加以解释”，“毕鸣岐对千家驹的意见展开论争”。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做好社会主义报纸的工作 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认为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这一严重罪行，是属于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已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向章伯钧、储安平追究政治责任，并将作出严肃的处理。对于前面所述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从我们编辑部工作同志来说，也犯了不同性质的、不同程度的错误。 应该指出，在储安平开始抓业务以后，特别是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储安平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面目日渐暴露出来，在有些问题上编辑部同志同他开始进行斗争。在储安平指挥组织九大城市座谈会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就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而储安平不予采纳。又如发表“北大开辟民主墙”报道的时候，也曾提出反对意见，更遭到了他粗暴的拒绝。在发表了这个报道以后，储安平还要发表北京九个大学学生鸣放的报道。并且，搬出钱伟长右派分子这个臭招牌，说钱伟长主张报纸应当组织中小学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鸣放座谈会。为此，总编室主任同他接连进行了两次坚决的说理的斗争。北京九个大学学生鸣放的报道因此压了下来，组织中小学校教师座谈会的计划也没有布置下去。正是在这之后不久，储安平猖狂地发表了“党天下”的谬论，从而使编辑部的同志们大为清醒过来。 可是，另一方面，储安平执行章罗联盟改变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的阴谋，在这一段时期，还是达到了目的。 现在检查起来，我们主观认识上有些什么问题呢？编辑部同志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鸣放的政策，都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学习，理解得很不深刻或很不全面。而储安平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则一律视为教条主义，根本否定。他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只强调大胆揭露。许多记者、编辑同志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思想认识上很模糊。我们报纸在这一时期里，版面上一片“春寒”，记者和编者把章罗联盟的“吹鼓手”们所煽起的这类毒化气氛的情绪，用自己的口吻写进报道，写上标题。不分是非，不分香花和毒草，只是一股劲地鼓吹大鸣大放。许多同志在检查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发现，当时完全迷失了方向，感到痛心。 还必须严肃地提出来的是，在我们编辑部同志中，竟然出现了这样几个人：他们在暗云翻滚的那些日子里，倒向右转，伙同储安平一气，“合作”得很好。他们或者在思想上与右派起共鸣，热心“揭露”，大唱反调；或者在采访工作中用“有人说”、“据说”等方式，抒发自己的牢骚和不满，甚至无中生有，暗放冷箭；或者在编辑部内和储安平互相唱和，共同策划。这就使编辑部一时竟邪气上升，迷乱了不少人的眼睛，使得不少同志做了右派反动宣传的工具。 回顾我们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暴露出我们编辑部的大部分同志身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性，表现了思想立场的模糊和动摇，在某些问题上或者在某些时候不能分清是非，因而犯了大量的不同情况的错误。 光明日报自1949年6月16日创刊以来，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1954年，中国共产党应民主党派的要求，派了共产党员来担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两年多来本报全体工作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做出了成绩。储安平来担任总编辑以后，党员负责同志们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使他在很短时间内做到有职有权，顺利地进行工作，而他就很快地利令智昏起来，偷天换日地利用鸣放政策和党的整风，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我们的不少同志也就是在离开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的。 根据这一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庄严地指出：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一定犯错误。作为各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是一张革命的社会主义报纸，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现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这张报纸，是为了各民主党派中央更好地运用这张报纸，使这张报纸更好地起它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我们就要更好地争取和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全体同志宣誓要忠心接受党的领导；并要求党对这张报纸加强领导、监督和帮助。 我们通过检查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不把根本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不同工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末，知识分子必然要犯错误。我们编辑部同志中，大部分是从旧社会来的，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几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们在党的直接教育下，虽然提高了政治认识，但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思想立场的锻炼还很不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情况也不一样。因此，在当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煽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风黑浪时，编辑部工作人员中间，竟有个别的人表示狂热的支持，也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起了共鸣，更多的人受了蒙蔽，迷失了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做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论者的俘虏，或多或少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进行检查、批判的。 过去的错误是无法挽回了，我们的任务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错误中进行学习，利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教育自己。 本报政治方向一度被右派分子篡改的事件，经过全体工作人员严肃的批判以后，特别是经过这次检查工作以后，“立场是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中这一段话，对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勉励和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批判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坚持发扬人民报纸的光荣传统，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我们报纸办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报纸。人民日报社论同时指出，本报在编排技巧上“略嫌不足”，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我们将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学习其他报纸生动活泼的经验，弥补自己的缺陷。 我们热诚地期待读者进一步地给予帮助。

第4版()专栏： 陈仁炳在“上影”导演了什么右派“名剧”？ 艾明之 电影，这是具有广泛群众性和强大威力的武器。它是广大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粮，经常影响着人民的精神面貌。对于右派野心家说来，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个重要的文艺部门的。从现在揭发出来但还很不齐全的材料看来，民盟右派分子如何向人民电影事业进攻，篡夺党在电影工作中的领导，从而使人民电影转而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是他们整个阴谋计划的一环，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环。这一个阴谋是经过民盟右派野心家的周详计划，上下密议，内外呼应，而由上海民盟右派头子之一的陈仁炳亲自指挥下展开的。 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公司）。 序幕——制造“一团糟” 从揭发的材料可以证明，右派野心家首先是利用文汇报来提出电影问题的讨论，在所谓电影的锣鼓掩护之下，开始了这一场进攻的。应该肯定，解放后的电影事业由于时间短暂，经验不多，所以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广泛地展开讨论，以便找出根源，克服缺点，更大踏步地前进，这是完全应该的。在讨论中，有许多文章也都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来的。我们肯定这次的讨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然而，右派野心家却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他们发动了一些右派分子，在文汇报内外，进行了阴险活动。所谓影评家的钟惦棐也从中兴风作浪，他先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后又化名朱煮竹在文汇报大发谬论，为右派言论撑腰。他们极力诋毁解放后的电影，把它们说的一无是处。并且只许谈缺点，不许谈成绩，谁要实事求是地说一些成绩，举几部在观众中有定评的电影，他们立刻大叫：“党在堵嘴”、“你不虚心”、“教条主义”；谁要进行反批评，就是“打闷棍”“扣帽子”，说一切概念化公式化都是由领导思想来的等等。直到今年5月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上影的分厂计划已经实现，以自愿原则相结合的创作组织已经建立，过去那种不适合创作规律的审查办法已经宣布废除等等，作了一系列的改进之后，右派分子陈仁炳为了给他的同伙们打气，还亲自执笔写了一篇极其荒谬的文章交文汇报，继续向上影进行攻击。这篇文章把凡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解放后电影事业的成绩和缺点的意见，都污蔑为“绍兴师爷式的诛心之论”，都是要“在已有的墙上加上几块新砖”，企图以此堵住别人的反批评，而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篇充斥着反动言论的文章，后来是由于陈仁炳感到风头不对，而又半途撤回去了。与此同时，吴茵从上海到北京，从厂内到厂外，到处放火，鼓励别人“大烧特烧”。文汇报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特别是盘踞在文汇报内的右派分子，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文汇报给这个讨论所取的题目：“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实际上就是预先围好框框，使讨论偏到一边去，并且把锋芒指向领导。许多同志发表的意见，内容是多方面的，谈到了缺点，也说明了成绩，但文汇报总是片面地突出缺点，使用了很多像“国产影片上座率情况不好”，“国产影片的缺点”，“需要合乎艺术规律的领导”，“枯燥乏味”等夸大失实的标题。在讨论中，盘踞在文汇报内的右派分子，更有意压扣了许多对抹杀解放后电影事业成绩的反批评。徐铸成在交代中承认，当时反批评的“压力很大”，并曾以此事实告诉储安平。显然，民盟右派野心家是阴谋通过文汇报上电影问题的讨论，把解放后的人民电影事业涂抹成漆黑一团，以证明“共产党不能领导艺术”，为今后向人民电影事业进攻奠定反动的思想基础。这从右派野心家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等等，对这一个讨论所表露的十分关切和跃跃欲动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徐铸成在文汇报内部，极力排挤党员干部，使他们不能领导这个讨论在正常的道路展开，也就可以证明他们用心之阴险了。 果然，当他们认为这一个阴谋活动已经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便开始了更进一步的罪恶活动。 开幕——五个“民主日” 在右派分子陈仁炳的亲自主持下，民盟右派先后邀约上影厂的一部分人员以讨论分厂问题为名，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其实，这五次“座谈会”，就其性质看来，实际上是五次极其巧妙的动员会。参加这五次会的人，事先陈仁炳和吴茵等人，都仔细逐一研究过。党员不要，团员不要，积极分子中只选一些他们认为或者可以争取过去的人参加。例如舒绣文同志原来是他们准备发展的对象，陈仁炳觉得有必要让她到会上来“感染感染”，可是她在政协会上说了公正话，实际上打击了他们，因此使他们恼羞成怒，有一次也约了她参加并在会上准备发动人集中对她围攻。当舒绣文刚刚说了一句“七年来的成绩也不能一笔抹煞”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指斥她是“大人物”，“不了解小人物”，而在以后，陈仁炳见了舒绣文便立刻把原来一副“热情诚恳”的样子，一变为冷若冰霜，视同路人了。 当然，参加这五次“座谈会”的人，绝大部分是并不了解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的。但陈仁炳在这几次会上，明提暗示，旁敲侧击，尽力把与会的人的情绪引导到对党不满，对领导不满的路上去。而混杂在会上的一些右派分子也就以“斗士”姿态出现，他们或是拍桌谩骂，或是抱头大哭，极尽歪曲污蔑的能事。他们把解放后的生活污蔑成“暗无天日”，把这种别有用心的“座谈会”说成是他们的“民主日”。他们歪曲说，评薪的时候党员全都升了级（经过这次演员工作专门小组了解的结果，很多党员并没有升），领导上只提拔党员导演和演员（实际上近年来拍片最多的还是非党的导演和演员）。他们不但要打击党员，同时也打击靠近党的积极分子，如著名演员莎莉同志到北京去学习，他们便歪曲说，是因为她丈夫是党员的缘故；金乃同志比较积极工作，靠近党，他们也说是因为他爱人是党员；金焰和秦怡同是演员，同在剧团，他们就污蔑他们是“裙带风”……右派分子在会上用最恶毒的话来辱骂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骂党员是“坐探”，积极分子是“包打听”，“卖身投靠”。当时有些参加的人听不下去，就离开会场，有的参加过一次后就不愿再去，也有抱了准备参加讨论的心情去，而看到这种对党猖狂进攻的情形后，不愿发言了。有一位参加过这五次会中的一次的同志后来感叹地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大约也不过如此！” 这五次会，一次比一次嚣张，一次比一次疯狂，陈仁炳是会上的指挥，也是导演。他选了在最关节的地方放火添油。例如，有人骂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是“坐探”时，他插嘴说：“解放这么些年，还会听到有人这样说，实在令人吃惊。”接着话锋一转：“然而，同志们是不能负这个责任的！这都在领导，这说明领导上的病多深啊！”在会上许多人发言以后，他又假惺惺地说：“我跟刘述周部长说过，上影同志跟我们说了这许多情况，我们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啊！”但当被他煽动起来的人要求他负起责任来时，他立刻又接着说：“我跟刘部长说的意思，表示我们民盟应该而且可以负起责来！”接下来他便鼓动大家尽量“烧”，民盟可以给他们撑腰。 前面已经说过，上影在这些年来，是不断地在改进领导，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在提高影片的产量质量上，他们曾不断输送干部去向苏联专家学习，也派了不少同志出国到苏、捷等国学习；尽量避免对创作上的干涉，鼓励创作人员大胆创作，对一些安排不当的艺术家们重新作了安排，对年老的有病的给予各种照顾，等等，所有这些，右派分子都一概抹杀，不准别人实事求是的作一点点肯定的表示。 在陈仁炳的导演，其他右派分子的呼应下，一些被骗来参加会议的人，不能谈一点成绩，原来对党对工作有若干不满情绪的人，他们的不满却被人为地增长了，而那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因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仇恨的情绪，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样的会议上，狂妄地决定要撤掉上影厂几乎是所有负责的党员干部。会后，陈仁炳一面拒绝把“座谈会”纪录送上影厂负责方面，一面又把它打印广为散发，从上海市委直到中央。 拿手戏——到处放火 民盟右派头目一面积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来影响盟内盟外的人，一面四处招兵买马，为以后的进攻准备资本。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他们在上影厂从七个盟员发展成三十三个。他们用拉拢，请客，吹嘘，奉迎，不必写自传，不必审查政治历史等等一系列卑劣手段来笼络人。陈仁炳要发展一个对象，下面的人告他，此人有政治性历史问题尚未弄清，他说：政治问题怕什么？他们共产党内还有反革命呢，有政治问题，他们抓好了，我们发展我们的。当然，许多人是因为民盟是一个在党领导下过去起过进步作用的组织，因而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他们那里想到，这一小撮民盟右派的反动头子，竟利用他们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炮弹，向党向人民发射呢？有一些对党不满而别有用心的分子，在参加了民盟之后，在右派头目的指挥下，便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了，吴茵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很快把吴茵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猛将”，陈仁炳亲自出动游说吴茵，他不惜在散戏后，等在戏院门口，亲手把登记表送给她，他告诉吴茵，她可以不必写自传，她的入盟也无须盟支部批准，而是由盟市委直接批准的。当吴茵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罗隆基还让她参加了盟中央的二次会议，在那两次会议上，据吴茵交代，罗隆基主动来找她，谄媚她老太婆演得好，表扬她大烧大放做得有成绩。浦熙修也前来向她握手致贺。右派野心家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当吴茵在上海市政协讲坛上大嚷大叫，向党进攻的时候，右派分子就指使民盟市委直属综合支部的主任委员沈永泉的爱人罗莉芸，伪装观众写信给吴茵，给她打气，策动她继续向党进攻。现在从揭发的材料中证明，这个所谓 “观众”其实是上海民盟右派重要骨干、反共专家韩鸣所驱使的爪牙。这些信都是在他们认为重要的关头时寄出的。在信里，罗谄媚吴茵是“英雄的母亲”，“正义的呼声”，“倾慕你（指吴）内在的美”。当舒绣文同志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了实事求是的发言后，罗立刻去信挑拨说：“如果舒是一级演员，吴茵应该是特级演员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罗又去信鼓动吴茵，“在进行战斗中，必须沉着，有大勇还必须有大智”。在这些信中，据吴茵交代说，有一些她当时看了也觉得“寒毛凛凛”，而不得不把它撕掉灭迹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罗立刻要吴茵找韩鸣一起到她家去密议对策。 在大放大鸣中吴茵更加疯狂地向上影厂进攻。她到处鼓动群众“继续烧”，要上影“化整为零”，公司经理搬到徐家汇去，把原来楼房腾出给联谊会。此外，她还到处认干儿子，在乐团、在人艺、在法电、在妇联、在北京，她到处埋设导火索，点火，爆炸。根据她的干儿子之一蒋忠揭发，吴茵一再鼓励他在乐团内放火。蒋忠在她的煽动下，果然在乐团内大烧特烧，组织小集团，发动罢工。 上影厂的右派分子，并不只是吴茵一人。但从她的罪恶活动中，也就可以看出右派野心家们的阴谋如何周密，阴险和疯狂！陈仁炳曾经明确指示上影盟支部：只有坚决向党斗争，才能建立盟的威信。所以吴茵常说，盟支部决不能成为行政的尾巴。 “民盟制片厂”流产 陈仁炳指挥的右派分子向上影进攻的最终目的是夺取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尽量往上影厂领导和党员脸上抹黑灰，甚至不惜凭空捏造，诬告栽害。例如吴茵栽诬上影厂对干部冷酷无情，诬说罗静宜和殷子两同志怀孕，仍被逼迫工作以致小产。事实上殷子和罗静宜二人怀孕后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摄制组在听说殷子同志小产后，特地派党政工团代表到她家去慰问。她自己说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对组织还很感激。陈仁炳在民盟的一次会上说：上影群众提了那么多意见，连一个厂长副厂长都没有撤掉，表示十分不甘心。 他们丑化党员的另一手法，是到处宣传党员不懂电影艺术，不能领导。虽然在厂里工作的党员艺术干部，在电影岗位都已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们不是指摘某党员是作家不懂电影；就指摘某党员是搞话剧出身的，也不懂电影。最荒谬的是，张骏祥同志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当他一成为党员并担任了厂长职务后，他们也到处污蔑他不懂得电影。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扳倒一切党的领导干部和靠近党的进步人士，以便他们伸手篡夺上影厂的领导。 在上影分厂时，他们的活动更是猖獗。上影的分厂，原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适应今后更大规模的发展，经过长期的研究而确定实行的。但民盟右派却到处宣传，说上影分厂是他们领导的，是他们用“火烧出来的”。在研究分厂问题时，上影领导为了不对今后的电影创作有过多的干涉，提出创作责任下放，对创作的具体过程，不作干涉，只在影片拍成后，送给公司看一看。影片只要有一定艺术水平，政治上无害的，都可通过。但就连这一点，右派分子也强烈反对。从此可见，他们嘴上所说的，“要党的领导”，“要提高艺术质量”，只是一些好听的幌子而已。 民盟右派分子们，一面提出名单，指定要挟撤换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并且隐隐暗示，如果不实现他们的反动意图，就要来大民主。在另一方面，他们阴谋要由民盟单独搞一个厂，他们要把电影事业从人民的手中夺过来，吴茵还建议在搞倒党员负责干部后，由徐苏灵（国民党办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和孟君谋（吴的丈夫）来担任厂长。吴茵还口口声声说：“孟君谋就是中国电影的传统！” 当我们回顾民盟右派分子对上影的疯狂进攻时，每一个正直的热爱人民电影事业的人，都不能不感到万分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和全国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电影工作者，正向右派分子展开雷霆万钧的反击！只要有一个右派分子不低下头来，向人民认罪，我们是决不停止战斗的！

第4版()专栏： “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 姚文元 5月16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右派分子许多主要论点，都被吸收在这篇“小记”（？）中了。现在摘出几条来看一看： 第一条：鼓吹费孝通的“早春天气”的错误论调，“费孝通先生的感受，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因为，‘早春’确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情。既然是早春的气候，就不免寒暖无常。……” 中国绝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处在时代的春天之中了。从黑暗的旧中国到光明的新中国，就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之中。他们根本不会以为解放以后的六七年时间是“严冬”，而现在才是“早春”。这所谓“早春气候”，其实是比较广泛地“代表”了知识分子中右派的心理状态的，他们以为，现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气候”最适宜的时候了，他们竟狂妄地估计右派的“春天”要来了，但是信心又不充分。心中是又喜又惧，喜的是现在大鸣大放，可以放手发动进攻，惧的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不是会还击，心中确有些“寒暖无常”。所以造出一个“早春气候”，想以此来解除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反击右派的发言权，如果谁要反击，就是从“早春”退到“严冬”。——这巧计是颇为毒辣的，在没有揭穿之前，确能迷惑不少人。但是他们落得一场空欢喜，迎接右派分子的并不是“早春”而是“严冬”。 第二条：贩卖罗隆基的毒药，反对党的领导。文章在引用了费孝通的理论之后接着就引用罗隆基的理论：“……罗隆基先生曾经说：在老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中国旧社会中‘士’的一套传统观念的影响。‘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是能够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特点的。”这段话就是要党能够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领导，要“领导干部”“端正这个认识”，他们所谓端正，就是我们所谓端歪，要党去迁就知识分子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放弃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可惜“领导干部”并未依照右派出的主意去办。 第三条：借口有墙，挑拨党群关系。“许多人还提到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一堵不可逾越的墙，这也是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结果。”——“许多人”，这“许多”两字从何而来？我听到过、看到过“许多人”提出过党群关系之间有墙，但是，恶意地把墙夸大地称做“不可逾越的墙”，却只是在极少数右派分子口中听到。人民从来没有说过“墙”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党群之间某些矛盾并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的。像这篇文章的说法，不过是想把党群的矛盾扩大为对抗性的罢了。 然而有一点倒是真的：党同右派分子之间确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就是右派分子想拆，也休想拆掉，这道墙是越高越好、越坚越好的。所谓“许多人”，莫非就是极少数右派分子么？那可用错了词汇了。 第四条：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否定一切。过去各项工作中有许多缺点，有的是由于教条主义，有的并不是由于教条主义。这篇文章中不但把一切归诸教条主义，还把“教条主义”扩大为在过去某些工作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你看：“白浪如山那可渡！”“教条主义使教育机械化了。”“教条主义者……曾经使不少科学部门无法生存，不少学有专长的人被迫改行，不务正业。”“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粗暴作风最可怕。一本书，一篇文章被批判了，就等于‘推出午门斩首’，……”。还有“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总之一切问题的思想根源总是教条主义。 这一条不多作辩驳了，事实俱在，可以查证。我只想说一句：“教条主义使教育机械化了”这一点，同“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一样，都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新观察的记者也许可以反驳说：我不过把大鸣大放中各种人的意见“真实地”集中起来罢了，为什么要批评我呢？把各种分散的、个别的意见经过加工而变成一篇报道，其中的取舍褒贬就反映了作者的观点。把右派的言论集中整理并说成是全体知识分子的言论，这种以瓜子代表西瓜的战术，也是右派进攻的武器之一。这个“集中”，正是“本刊记者”眼光中的所谓“真实”。 第五条：鼓动党内不坚定的分子“起义”，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党的组织，妄想使党在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瓦解。且听一下挑拨者的声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解了冻，而且已汹涌如潮。然而，现在毕竟还是有着尚未解冻的人。譬如某些地区的个别领导干部，某些党员知识分子。” 党员竟不肯“解冻”！这真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照新观察记者的希望，在右派分子“汹涌如潮”的进攻面前，最好是党员知识分子完全“解冻”，也参加到这个“潮”头中来，放弃一个党员的立场，跟在右派的屁股后面来“揭露黑暗”，从“沉默不语”转向高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口号，于是党不成党，右派分子就完全夺取了知识分子中的领导权……。 然而这样的企图也是落空了。虽然有少数党员在“汹涌如潮”的进攻面前从共产主义思想中“解冻”出来，变成了右派分子的内应，落到了反党的陷坑中去，但绝大多数党员都站稳了立场，不管右派火烧得多么厉害，也没有“解冻”。现在他们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一起，向右派分子迎头痛击了。 写了这几条，也够了吧！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个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 （7月11日夜）

第5版()专栏： 战胜洪水 力争丰收 黄河出现首次洪峰 据新华社郑州17日电 黄河秦厂水文站在昨天四时出现了五千秒公方流量的洪峰，这是今年入汛以来，黄河出现的比较大的一次洪峰。这几天，黄河中、下游干、支流地区，都在连续降雨，黄河将要出现更大的洪峰。 这次洪峰到兰考县东坝头以下，有些地方要达警戒水位，有些低洼滩地的串沟要过水。 近日，黄河中游的干流和泾、渭、北洛、伊、南洛等大支流流域连续降雨，有些地方还出现暴雨。 在洪峰到秦厂以前，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就发出通知，要求河南和山东两省做好防汛料物的准备，调动适当数目的防汛队伍上堤，险工段要有专人防守，注意河势的变化。 现在黄河干、支流上，有二百八十多个水文和气象站，日夜不停的向黄河总指挥部报告雨情和水情。河南和山东两省黄河沿线，已有二十一万多人，在密切注视着水情的变化。

第5版()专栏： 河南防汛进入紧张阶段 本报郑州18日电 本月14日下午河南省伏牛山区及豫东平原又连降暴雨。由于雨大面宽，豫东平原部分地区河堤溃决。周口市、雎县、杞县、宁陵等县城和四千八百多个村庄被水包围。当前雨还未停，积水一般深达二至三市尺，最深的有五至六尺。这些地区群众和干部正在日夜冒雨抢救。 目前，河南省防汛已经进入紧张阶段，省党政领导机关号召全省农民和全体干部发扬革命英雄主义，英勇地向洪水作斗争，力争秋季丰收。省直机关已于17日抽调一批干部由负责同志带领分赴各地指导与协助防汛工作。同日上午，又用飞机从郑州市起飞，装麻袋七十六捆空投周口市支援防汛斗争；下午，驻郑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以飞机从郑州市起飞，五时三十分钟向雎县城内空投橡皮船十支，以抢救被困群众，还投下中共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对参加防汛抢险的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慰问信件等。当支援防汛飞机在雎县城、周口市上空盘旋投放时，群众欢声沸腾。防汛队伍将在党政军的关怀下以及友邻地区的大力支援下，信心百倍地战胜洪水灾害。

第5版()专栏： 共产党员孔祥明堵塞逆流光荣牺牲 据新华社讯 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中共红庙乡委员会书记孔祥明，10日晚上在红庙砦排除水患、堵塞逆流中，不幸光荣牺牲。10日，兰考县一带暴雨。有八千多人口的红庙砦，北距黄河故道一里多远，东、西、南三面积水，一片汪洋。水流顺着公路，经过独孔桥向北倾泄，但因桥北水沟淤塞，不能顺利流入河道，水位逐渐上涨，红庙砦眼看有被淹没的可能，群众紧张万分。在这紧急关头，孔祥明决定先用门板将桥孔堵住，然后组织力量突击疏通水沟，让急水北流入河。于是，他同两个党员、一个团员划着门板（这一带没有船）前往桥头堵水，不料水势过急，刚到桥头，门板被水冲翻，另三人被水从桥眼冲出得救；孔祥明却被门板卡在桥下，抢救未成，终于牺牲。 孔祥明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全县干部和群众无不悲痛。埋葬的那天，有一千五百多农业社员开了追悼大会。

第5版()专栏： 山东部分地区暴雨成灾 各级领导及驻军已组织力量前往抢救 新华社济南18日电 今年山东地区暴雨来得又早又猛，从7月6日以来，鲁西南的菏泽、济宁专区和鲁南的临沂专区，连降四次暴雨，降雨量一般在五百公厘以上，有些地区多至七百多公厘。主要河流和中小河流水位猛涨，先后漫溢决口近千处，不少农田被淹。单县、曹县、城武和苍山等县有许多村庄被大水包围，房舍冲塌很多，人畜也有伤亡。 目前，受灾地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驻军，全力投入了抢险救灾工作。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省防汛指挥部也组织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人力物力前往抢救，并拨救济款四十万元。昨天中央有关部门派出飞机三架，装有橡皮船、救生圈和熟食品等，飞往灾区空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的领导机关，也派出了工程兵部队，携带大批物资、器械，分赴重灾区抢救。（附图片） 为抢救山东省菏泽、临沂等专区被洪水包围的农民，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派出飞机飞往灾区空投救生圈、橡皮船及熟食。这是准备空投到灾区的大批救生圈。 新华社记者 孙静摄

第5版()专栏： 我站上了防汛的岗位 翟加华 我在去年汛期就协助落垈水文站工作，今年水文站迁移到南昌，我仍然协助工作。现在汛期已摆在我的面前，我和站上的同志一起，在忙着作汛期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今年我是第二次投入防汛战斗了，1956年的工作情景我回忆起来还觉得很有兴味。当洪水未来之前，我的工作是很少的，只是到时间作水位、蒸发、降雨、或地下水位等观测工作，在水位高时测流量。有时由于工作太少，对我这青年人来说，总感到生活单调，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洪水到来时，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简直像战斗一样。不但水位观测次数增加，在观测水位的同时，还要依照情况加测流量，每小时都要报汛。这时工作也不分白天黑夜了，总是忙个不止。在最紧张的时候，不但没有休息时间，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遇到河里涨水、天上下雨的所谓“两头进攻”的时候，更要把人忙死。去年我们就赶上好几次下大雨。有一次雨最急最大，我们正在测船上测流。雨水下满了船舱，测量人员下身泡在水里，上身被雨淋着，雨点打在头顶上睁不开眼。这时流速仪的电铃已经听不见，尽是哗哗哗的雨点响了；只有把手放在电铃上感觉手心振动才知道铃响。测得流量的记载是最宝贵的资料。我们怕它淋湿了，把雨伞雨衣首先遮住它和仪器。就这样，我们终于坚持了两小时的工作，不慌不忙地测得了流量。 现在，我们又要和洪水作战斗了，我站上了我的岗位。我们的作战是有计划的：抓着最高洪峰，测得流量。

第5版()专栏： 再接再厉争取秋季大丰收 安徽湖南农民坐等丰收思想要扭转 据新华社合肥电 安徽省农村中正在扭转部分干部和农民在夏季丰收后产生的麻痹自满思想，推动各农业社积极完成夏种计划，努力加强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再接再厉地争取秋季大丰收。 中共安徽省委员会最近指示各地必须迅速扭转盲目乐观、坐等丰收的思想，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措施争取秋季丰收。中共蚌埠地方委员会在6月底7月初分别在滁县、宿县、蚌埠等地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并提出了争取秋季丰收的七个环节：一、要抢时间尽快地全面完成夏种任务；二、做好中、早秋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三、从7月份起，在全专区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积肥运动，为秋庄稼的追肥和秋种施基肥准备充足的肥料；四、趁7、8月份是青草旺盛的季节，把现有的牲口保养好，在沿淮地区和经济作物地区要积极开辟草源，储备饲草，并大力繁殖幼畜，克服畜力不足的困难；五、根据因地制宜的精神，开展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并立即着手储备冬季副业生产的原料；六、开展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省吃俭用、防备灾荒的教育，克服铺张浪费的现象；七、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县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生产，县、区两级机关应尽可能抽调一些干部到农业社去帮助工作，特别要加强对后进地区的领导。中共安庆、芜湖、六安、阜阳等地方委员会也都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研究了争取秋季丰收的具体办法。 各地农业社在领导机关的号召和帮助下，及时向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很快地展开了争取秋季丰收的工作。宣城县农民中对生产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松劲思想，已经基本上扭转过来。周王区参加除草、追肥的农民由一万一千多人增加到两万二千多人，五天中把四万四千多亩中稻除了一次草，每亩追施了十担肥料。寒亭区农民在雨后三天中抢耕麦茬地六千多亩，已种上一千七百亩杂粮。全县被洪水冲毁的三百四十二口塘坝，也整修好了，并且蓄满了水。含山县在检查生产中发现，全县有五万亩旱地空着，没有种庄稼。这个县立即开展了一个消灭闲地运动，要求不荒一亩地。各地农业社在治虫和积肥工作方面已初步获得成绩。 据新华社长沙16日电 湖南省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有坐等丰产的盲目乐观情绪。部分地区通过检查工作已采取措施积极行动起来。 湖南省各地正开始收割早稻，全省中稻也生长良好，在一些农村干部和农民思想上产生了松劲情绪，认为今年风调雨顺，闭着眼睛也要捞一个丰收年，因此忽视了晚稻秧田管理和晚稻需肥等准备工作。目前许多农业社没有确定专人培育晚稻秧苗，汉寿县检查了三十一个农业社，发现有十个社的晚稻秧田无人管理，被鸡鸭践踏损失种谷一千多斤。湘乡、临澧等县检查，都有10％到30％的晚稻秧苗播种过早。有些农业社对管理晚稻秧苗的报酬规定不合理，因此护秧人很不积极，秧田管理得不好。 争取晚稻丰收的另一个问题是肥料准备不足，但许多地区夏季积肥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夏季积肥运动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社干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强调当前忙不过来和没有肥源。也有少数生产队怕超过包工工分，不愿多出工积肥。现在，有些地区通过检查工作，已开始采取措施进行补救。

第5版()专栏：警惕虫害 警惕虫害 河北秋蝗出土 本报讯 河北邢台专区威县、平乡、广宗三县，7月10日左右在八千多亩地里发现秋蝗出土。威县的固献、桑园、老沙、城关共发生四片秋蝗幼蝻，约一千八百多亩，一般每方尺二、三十头，多的七、八十头。现在各县已将大批农药械运至蝗区，进行除治，以便把秋蝗消灭在孵化出土阶段。 甘肃发生粘虫 本报讯 最近甘肃省粘虫发生数量急增。武都地区幼虫已经孵化，临夏、兰州、吴忠、平凉、靖远等地粘虫已经发生。据预测，今年粘虫的特点是发生早，雌蛾多，产卵多。预计各地不久即有大量幼虫出现。 粘虫是一种毁灭性的害虫，严重的时候，成群结队，遍地皆是。它为害谷子、小麦、大麦、稻子、高粱、糜子、包谷、棉花、大麻等作物。去年，甘肃省粘虫防治工作开展不够全面，这就造成今年一些地方可能大量发生的条件；同时，近来气候又适宜于粘虫的发生。因此，省农林厅于7月初通知各地，抓紧时机，迅速防治。

第5版()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自满不得！ 7月8日安徽日报针对农民在午季丰收，秋季作物生长良好而产生的自满情绪发表了社论，题目是“自满不得”。 社论说，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省秋季作物一般说是生长良好的，有的作物并且超过了计划播种面积。但是，夏玉米、山芋、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都未能按计划完成播种面积。特别是有些地区发生了虫害，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产生麻痹自满情绪。 社论指出，午季收成在全年收成中的比重是不大的（四分之一左右）。有些县午季虽然丰收，但由于去年冬播面积比往年缩小了一些，并未能完成午季粮食生产计划。特别在沿江圩区，因为今春多雨，午季收成也并不太好。这就加重了秋季的生产任务。七、八月是安徽省多雨季节，现在就肯定“丰收已成定局”未免过早了。 社论认为，争取秋季大丰收，不但要解决自满的思想障碍，还必须立即动员起来作好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抓紧时间，集中一切力量，尽快地全面的完成夏种。当前夏种工作究竟如何，应当立即检查。检查那些作物按计划种完了？那些没有种完？没有及时种完的原因在那里？如何进行补救等等，同时要帮助社、队解决具体困难。7月里天气多变，经验告诉我们，早种一天就多一成收成。各地应集中一切力量，趁墒抢种，完成夏种任务。 第二，淮南、江南地区早稻已抽穗扬花，半月后就可全面收割，收早稻栽晚稻，正是最繁忙的季节，必须接受去年顾此失彼的教训，及早的作好劳动力和畜力的妥善安排，保证既能及时收割早稻，又能适时插栽晚稻，还要做好中稻的田间管理工作。 第三，加强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安徽省现有二千多万亩中稻和两千多万亩黄豆等旱粮作物，还有即将栽下的一千二百万亩山芋，都需要适时的进行锄草、追肥、防虫、防风和防涝等各项田间管理工作。有些人抱着“清水六月活不忙”的思想，放松了田间管理，有的社在推行田间管理个人负责制的工作中，缺乏检查和监督。这些现象都应当纠正。安徽省今年没有按计划完成植棉任务，只有依赖于加强棉田的管理，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来完成今年的棉花生产任务。

第5版()专栏：工作研究 以多种形式试验“三社”合一 马成礼 你报7月7日关于“三社”合一的报道读后，我想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村“三社”之间，确有不少问题。“三社”各有一套组织、会议制度，而供销、信用社的理、监事委员和代表、小组长，又多是农业社的领导骨干，因此供销、信用社的基层组织很难发挥作用；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单独成立机构，势必在农业社动员投资和信用社动员存款方面发生矛盾，供销社与农业社关系不密切，难于具体掌握农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情况；“三社”各有一套组织，也不便于农村党政组织统一领导，不便于全面组织供销、信用单位为农业生产服务。 上述问题，在福建南平县某些乡试验的“三社”合一后，大体可以解决。但是，由于农村情况复杂，这个问题牵扯面又广，在推行或试办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第一、一个乡有好几个或十几个农业社，“三社”怎么“合”法？如果三、五个农业社联合成立一个供销、信用机构，供销社的问题可能少些，而信用社的问题就比较多。例如存款多的农业社，可能怕吃亏，不如自己动员投资好些；在贷款方面都想多借点或平均分配使用；既是联合信用社（部），理、监事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就要照顾各农业社，这样，一件事情要跑几个农业社去请示，召集会议也很困难。再说，每个农业社都设立一个供销、信用机构，虽可便利解决群众的问题，但是必然要增加人员，工资开支如何解决？这些机构是否有那么多事情可作？ 第二，各农业社的经济条件不同，如果每个农业社设一个信用机构，在资金调剂方面，就会发生困难。因为经济条件差的地区，群众的资金潜力小，吸收不了多少存款，相反，要求贷款的户可能多，信用部门则无力支持群众的生活需要，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群众资金潜力大，吸收存款可能多，如果把存款转存银行，通过银行转贷给经济条件差的农业社，就比较麻烦。 第三，供销社和农业社合并机构之后，可能出现大量赊销、影响供销社资金周转的现象。如有些社员到农业社借钱买生活用品，而农业社没钱预支，就会批条子让社员到供销部门去取货。在农业社购买生产资料方面，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 第四，农业社工作基础有好差之别，农业社的领导力量也有强弱之分。基础好和领导力量强的农业社，在“三社”合一之后，可能加强领导，全面组织供销、信用部门为农业生产服务。但领导力量弱的农业社，把供销、信用机构合并起来，是否会削弱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根据上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试验或推行“三社”合一，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进行多种形式的试验。例如不只在一乡只有一个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的乡试验，也要在有数个或十几个农业社的乡进行试验；可以在工作条件较好的农业社试验，也可以在个别工作条件差的农业社试验；可以在一个农业社设一个供销、信用机构的形式试验，也可以以几个农业社联合组成一个供销、信用机构的形式试验；可以使“三社”只是组织领导统一的形式，也可以像安徽省那样，把供销、信用社变为农业社的一个部的形式来试验（即全部交给农业社办，供销部是经销、代销，从中取得一定数量的手续费）；因为供销与信用两者的业务性质不同，可以把两者统一进行试验，也可以把两者分开进行试验。 我认为，通过各种地区，各种形式的试验，而后再加以系统的总结，再推行或在更大规模上试办。

第5版()专栏：资料 肥源挖不尽 稻草还田是肥料 把早稻收割后留下的新鲜稻草，就地还田作晚稻肥料，是解决晚稻缺肥的一个好办法。据化验，一亩产谷四百五十斤的田留下的稻草约为七百五十斤，其中含氮四斤半、磷十一两、钾六斤。湘乡县农场经过历年试验证明，一亩晚稻田施用本田早稻收割后留下稻草的50％—60％，能抵七十一八十担大凼粪。稻草还田，还能够改良土壤，增加土壤中的团粒结构，使板结的泥土变得松软，使冷浸田增加泥温。 （新湖南报） 晚稻田里套种绿肥 在双季晚稻田里套种红花草，是大量增加自然肥料、不断提高土壤肥力的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办法。红花草是较耐湿的绿肥作物，适合在稻田里种植。套种红花草不仅能使本田得到足够的肥料，而且还可扩大二至五倍以上的施肥面积。红花草是豆科植物，借根瘤菌的作用，可以固定空气里的氮气，变成氮肥。芜湖县易太农业社庆和生产队在三亩四分双季晚稻田里套种的红花草，每亩平均收鲜草五千九百二十八斤，除了满足本田足够的肥料以外，还增加了二倍施肥面积。这三亩四分种红花草的田，早稻每亩收六百斤，比连边没有种红花草的田每亩多收一百四十斤至二百斤。 （安徽日报） 人粪尿的数量很大 一千斤人粪里含氮素十斤左右，一千斤人尿里含氮素五斤左右，从含氮量来说，人粪比人尿多一倍。一般成年人每年排泄粪的数量约为一百八十斤左右，尿约一千四百斤左右，粪里面的氮素约为一斤十三两，相当二十五斤豆饼里面的氮素数量；尿里的氮素约为七斤左右，相当一百斤豆饼中所有的氮素。一个成年人一年排泄的尿，若能利用一半的话，就等于五十多斤豆饼的效果。 假如一个有一千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五千人，按三千成年人计算，如果能够把三千人的尿收集一半来利用的话，一年就等于增加十五万多斤豆饼的氮肥，就可以增产粮食二十万斤左右；若是用来增产蔬菜，那效果就更好了。 （北京日报） 牲畜粪是一项重要的肥源 在一般的情况下，一年内各种牲畜可以积攒多少肥料？每匹马可积三万斤 （按混土一半计算，以下同）；每头牛可积四万斤；每口猪可积一万六千斤；每只羊可积二千斤；每二十只鸡可积六百斤；每铺炕可折五百斤炕洞土；每户平均能攒二千斤草木灰。 （黑龙江日报） 城市的杂肥多得很 据武汉市供销合作社生产资料经理部的调查，武汉市每年除了能生产人粪尿四百万担以外，猪粪、牛粪、鸡粪、油渣、酱渣、糖渣、猪毛绒子、鸡鸭毛等土杂肥料每年可出六十余万担，糠壳烧灰、猪牛皮屑、桔子皮渣、人发、垃圾、沟泥等等，每年也可出四百万担。这些肥料加起来，供应郊区农业生产的需要是足足有余的。（长江日报） 泥炭蕴藏非常丰富 根据工业矿产勘查部门的初步调查估计，仅在余姚、鄞县、平阳和杭市西湖等地就蕴藏着泥炭六百七十万吨。 据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化验的结果，本省所发现的泥炭中的有机质含量一般都在50％以上，氮素含量1.5％到2％左右，还含有少量的磷素和钾素。如光以氮素来计算，每百斤泥炭就相当于硫酸铵八斤到九斤。 （浙江日报）

第5版()专栏： 化学肥料有待大力推销 本报讯：6月底，供销合作总社调到各省、市的化学肥料有一百零一万多吨，加上去年各地库存，供应量是相当充足的。但是，目前各地化学肥料的销售情况很不好。北京、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河南、贵州等七省、市供销社，到6月底，只销出化学肥料二十万吨，仅完成上半年销售计划的75％，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 化学肥料应该是供不应求的商品，以现有的商品量和全国的农田平均计算，每亩只有二斤多。据了解，化学肥料销售情况不好，主要是农业社缺乏资金；有些农业社由于单纯强调勤俭办社，不适当地削减了化学肥料的投资。另外，和技术指导跟不上也有关系。 为了争取今年的秋季丰收，各地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大力推销化学肥料。凡农业社急需化肥而无钱购买的，应积极设法协助解决资金困难。供销社也要改进销售工作，同时配合有关部门，作好化学肥料的技术指导工作。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肥料处）

第5版()专栏： 来函更正 你报7月5日3版“蟾酥丸和白砒卡耳对治猪丹毒和瘟病无效”的消息中有一句话：“原来提出验方的孙良臣医师也参加了试验”，与事实不符。因为孙良臣医师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12、13日参加试验的是另外一回事。他没有参加兽医生物药品监察所今年1月到3月的试验。希予更正。 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

第5版()专栏： 农村干部的新风气 新华社记者 刘宗棠 最近我回到仁寿、资中等县农村采访，感到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确有了改进。这是党中央提出改进领导作风的号召后，在农村引起的变化。 “黄泥巴脚杆” 四川农民自称为“黄泥巴脚杆”。但今天这个名称已不再为农民所专有。我在农村中遇到的县、区、乡干部，不论男女，大多是“黄泥巴脚杆”了。他（她）们有不少时间和农民一起劳动。很多场合乍然看去，人们难于分辨出谁是农民谁是干部。今年春耕，资中县喻家乡奉安农业社的农田里，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却没有人立刻分辨出他们来。有些农民在谈到这些干部时，总爱说“我们的乡长”，“我们的支书”，如何如何，说得那么亲热。 “干部劳动手册” 6月上旬，我到仁寿县借田区的时候，中共区委会的同志全下乡去了，只留下一个负责组织工作的女同志和一个办理日常事务的男同志。这两位，女的有孩子拖累，男的患病刚好。但在我停留的几天中，我发现他们仍然抽空经常到附近农业社参加义务劳动，回来后还要把劳动情况记到一个小本子上。这吸引了我的兴趣，一问，原来是一个面上印有“干部劳动手册”的小本子。据说每个区、乡干部都有一本，随身携带。 这位男同志叫严德浩，他在领到劳动手册后的半个多月内，已做了五个多整劳动日，折合四十多个工分。他还说，本子虽小，作用可大，它使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制度化，督促干部从参加生产中切实改进领导。如像农民长期以来对会议太多太长有意见，以前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最近干部参加生产后，许多有效的精简会议的办法想出来了，而且很快贯彻下去。 干部的“示范田” 在仁寿县有一些稻田里插有木制的标牌，上面写着争取高额丰产的数字和负责种植的小组或单位的名字。这里面有很多是区、乡干部经营的“高产示范田”。按照规定，这些稻田的整个生产过程，全由干部负责；生产条件和农民一样。我参观了好几块干部经营的“高产示范田”，田里庄稼都比周围农民的好。 “这些‘高产示范田’有什么用处？”我曾问过一个区干部。他说“有了这块田，我们可以少犯些主观主义。现在有些问题刚一露头，我们就从自己的田里先知道了。”他还谈了另外的一些好处，如像能提高干部生产技术，实地向农民示范等。 这些“高产示范田”是各式各样的。中共府君乡支部书记王伯康掌握的丰产田地，活像一个小农场；有两季棉花，有条播的水稻、玉米，还有种种有趣的试验。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今也算得上一个生产能手了。中共凌阳区委书记告诉我，府君乡今年小麦比周围各乡增产最多，复种指数也最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王伯康能刻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领导得好。 农村干部注意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已逐渐形成一种新风气。你只要留心观察，随时会在机关办公室的墙壁上或是私人的住房里，看到干部自制的形形色色的生产图表，记录着当地的气候变化、土壤概况等情况。至于在百忙中抽空研究农业科学书籍和米丘林学说的，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少见了。 为了第八个年头的大丰收 从表面上看，农村永远是那么平静。当你一旦生活其中时，你就会感到农业生产战线上繁忙紧张的情况不亚于其他战线。仁寿、资中等县农村干部从农历正月初三或初二开始，到现在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休假日，也没有星期日。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一项工作未完，另一项工作又到。他们是朝气蓬勃，不声不响地工作着。我到仁寿县第五区的第一天晚上，深夜三点钟时被一阵匆促的脚步来往声弄醒，第二天早上，得知是中共区委书记从乡里检查生产回来。但七点钟刚吃过早饭，这位书记又带着人到另一个乡去了。就在这个区，今年培育早稻秧苗时，怕秧苗受冻，有一百九十五个区、乡干部夜间睡在田坎旁守望。第一区有一个支书累病了，连发几天烧，但当他清醒过来时，第一句话就是当前生产如何。为了争取解放以来第八年大丰收，千千万万个农村干部就这样忘我地日夜奔忙在农业生产战线上。 （本报有删节）

第6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到达布拉格访问 拜会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17日下午乘“图一一○四”式喷气专机离开莫斯科，开始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访问，于当日到达布拉格。 在机场上欢迎的有萨波托斯基总统、西罗基总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 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大使也前来欢迎。 胡志明主席走下飞机后，同萨波托斯基、西罗基和诺沃提尼热烈拥抱。乐队奏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歌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歌，胡志明主席在萨波托斯基总统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萨波托斯基总统和胡志明主席在机场上分别讲了话。 胡志明主席由主人陪同从机场乘车到布拉格市内休息，沿途受到了布拉格市民的热情欢迎。在到达的当天，胡志明主席拜会了萨波托斯基总统，作了友好的谈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志明17日拜会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和胡志明一道的还有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拜会时在座的有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罗基和柯别茨基、捷共中央书记亨德里赫。两党代表在谈话中谈到了有关两党和两国合作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6版()专栏： 保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会 撤除政治局委员詹科夫等人的职务 新华社索非亚16日电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7月11日和12日举行了全体会议。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格奥尔基·詹科夫同志的反党行为问题。同时还审查了道布里·捷尔佩歇夫和扬科·潘诺夫两同志的反党活动。 会议公报说：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撤除格奥尔基·詹科夫同志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因为他进行宗派活动，一贯破坏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工作中的统一和集体精神，执行反对党的政策的路线。 全体会议还一致同意撤除道布里·捷尔佩歇夫和扬科·潘诺夫同志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因为他们不顾严厉警告，继续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反对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的活动。 公报宣布，全会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鲍·瓦普查罗夫、柳·格拉西莫夫等八个同志递补为中央委员。 全会还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从九名增加到十一名，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额从二名增加到四名，并且一致选举迪·加涅夫、鲍·塔斯科夫和博·布尔加拉诺夫三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一致选举迪·迪莫夫和穆·斯托扬诺夫二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6版()专栏： 聂荣臻接见 苏联科技合作代表团 新华社1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今天接见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主席尼·米·西露扬洛夫和全体委员。他们是来中国参加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 聂荣臻副总理和西露扬洛夫等交换了有关进一步发展今后中苏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意见。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代主席李强和对外贸易部技术合作局局长王东年。

第6版()专栏： 参加青年联欢节和国际青年运动会 我国举重队和游泳队去苏联 据新华社18日讯 中国青年举重队和游泳队今晨在中国青年体育代表团副领队李梦华率领下，由北京乘飞机去莫斯科。至此，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和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国青年体育代表团九个运动队的一百二十三名运动员，已经全部出国。 中国青年举重队中，包括有六个等级的八名运动员。他们是：最轻量级陈镜开、林仲英；次轻量级陈永博、徐鸿林；轻量级黄强辉；中量级朱鸿全；轻重量级赵庆奎和次重量级李白玉。 由十名男运动员组成的中国青年游泳队，这次将在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参加各种姿势的游泳比赛。著名蛙泳选手戚烈云和穆祥雄将参加二百公尺蛙泳比赛（这届运动会不举行一百公尺蛙泳比赛）。林锦珠、穆瑞龙和林立决定参加一百公尺自由泳比赛。参加四百公尺自由泳比赛的是李喜庆。张天辉、王强立和陈运鹏参加二百公尺蝶泳比赛。黄潭胜参加一百公尺仰泳比赛。（附图片） 法国著名画家毕加索为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所画的招贴画。 （原载苏联文学报）

第6版()专栏： 匈牙利青年积极准备参加联欢节 匈牙利在今年3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后，马上就开始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筹备工作。现在筹备工作已大部完成。 保卫革命果实的青年代表 匈牙利青年将有一千人的代表团参加联欢节，艺术队有二百一十人，体育队有一百九十人。代表团成员包括社会各阶层优秀青年。代表团特别邀请了在十月反革命暴乱中英勇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青年们。代表队队服美丽、大方，男的穿着浅灰色裤子、浅灰色鞋、白色尼龙衬衣，女的穿着浅灰色裙子、浅灰色鞋、浅蓝色衬衣，在衬衣的左上角镶着共和国新国徽。 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做好联欢节筹备工作，特别成立了联欢节筹委会。 出色的文艺节目 筹委会在几个月来连续发起了参加莫斯科联欢节的招贴画、摄影、音乐和各项体育比赛，比赛中得胜者将带着自己的创作参加联欢节。文艺大队丰富多彩，有裴多菲乐队、合唱团、儿童乐队。儿童乐队特别精彩，乐队指挥只有九岁。乐队演奏的歌曲大部是匈牙利的民歌和吉卜赛乐曲。这次参加演出的还有一位十四岁的小姑娘，她被称为天才的魔术家。 电影界的青年将带着影片“转盘秋千”和“是这样发生的”到莫斯科去，影片“是这样发生的”是一部关于十月反革命事件的纪录片，匈牙利青年们将要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面前证实匈牙利十月反革命的真相。此外，代表团还要带去很多有关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和文件。 体育方面，早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系列的循环球赛和其他各项比赛。匈牙利全国冠军、世界冠军、奥林匹克选手们也要参加今年莫斯科联欢节举行的各项体育比赛。 劳动竞赛的献礼 匈牙利青年为祝贺联欢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劳动竞赛。煤矿工人成立了青年小组，利用星期日做义务劳动。煤价的一半献给联欢节作基金，另一半做本地青年联欢用，如扼尔伯路德的青年已献出一万二千福林。布达佩斯红色切佩尔和安琪尔地区的青年工人把利用休息时间用节约出来的原料特制的摩托车作为联欢节献礼。切佩尔青年工人在十月反革命时期英勇保卫住的切削机，也将是他们送给参加莫斯科联欢节苏联青年的珍贵礼品。塞克斯腓赫发城无线电工厂自从发起劳动竞赛后二个月来没有出产废品。 乡村农民也发起了劳动竞赛，如巴兰尼亚州青年组织了两个收割小组，吉厄尔州组织了十个收割小组，以加速收割小麦。包尔绍德州青年为了筹备联欢节资金，特别发行了联欢节纪念邮票。 全国各地的工厂、农场的工人、农民用他们灵巧的双手正在积极准备各种不同的礼物。这些礼物都是当地精致的特产，如海蓝的瓷器，刻斯克美特的酒桶。这种酒桶制造得特别精致，一个酒桶可装三种不同的酒，但不混合。 和平友谊联欢 匈牙利各州青年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个地区为庆祝青年联欢节举行了“和平友谊”联欢。有些大规模的联欢会上还邀请了苏联青年和中国留学生参加。布达佩斯第六区的青年曾在本月初举行火炬游行。 （本报布达佩斯记者站）（附图片） 准备参加青年联欢节的匈牙利儿童乐队

第6版()专栏： 李森科根据米丘林学说实验成功 异种交配可提高牛奶含脂量 据新华社莫斯科17日电 苏联遗传学家李森科院士用异种交配的方法提高了牛奶的含脂量。这种实验是在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实验牧场做出的。 “真理报”今天以两个专栏的篇幅发表了李森科的谈话。他说，物种和物种变异是生物学中最重要的问题，米丘林唯物生物学不仅确定了达尔文的新物种从另一物种发生的根本原理，而且实际证明一种物种在相适应的外界条件影响下能产生另外的物种。这个规律使我们有可能在实验场中以异种交配的方法培养牛奶含脂丰富的畜群。 李森科说，但是在生物学中存在着争论，有人赞成大规模的异种交配，有人反对。这是因为异种交配有好怀两种结果。依我看来，这两种意见都是正确的。例如，以西伯利亚的身材小但含脂多的牛和身材高大、牛奶多但含脂量少的别的种交配，结果西伯利亚牛的重量、产奶量都提高了，但含脂量却降低了。有些工作人员因之反对异种交配。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形，用异种交配不仅保存牲畜的重量，而且提高含脂量。例如，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一种牛产奶量多但含脂量仅3.5％，将它们和含脂量达5％到6％的另一种牛交配，效果良好。 李森科说，当然不是仅靠异种交配就能获得这样好的结果，对母牛在怀孕期间的照料和饲养，也起重要的作用。

第6版()专栏： 西露扬洛夫主席对本报记者谈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将有新发展 确定有关部门直接接触改进交换资料方法 本报讯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为进一步发展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这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主席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昨天接见本报记者时说的。 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说，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的内容和会议议定书有和过去几次会议和议定书不同的特点：（一）这次会议确定了苏中两国相应的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机构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直接接触在过去提出过，但没有正式解决；（二）过去苏中两国提出和交换技术资料都通过许多部门进行，头绪很多，这次会议确定今后有关相互交换技术资料，统一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提出和解决；（三）重新审查和清理了历届会议所提出而未能解决的项目，把过去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加以解决，并调整了许多项目。 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说，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工作改组后，在部长会议下成立了一个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以代替过去的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经济事务管理总局，统一管理对外经济联络工作。这个新成立的苏联统一对外经济联络机构将促进苏联同各兄弟国家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对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意义和作用评价很高。他说，苏中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扩大和发展，不仅促进苏中两国国民经济的日益高涨，而且巩固和壮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力量。尼·米·西露扬洛夫同志赞扬中国设计人员在使用苏联供给的设计资料和制造图纸时的创造性。他说，中国的专家们能够根据中国情况和中国专家的经验和知识对苏联供给的技术资料加以改进和补充，使其质量更高和更适合于中国的情况。

第6版()专栏： 苏共沿海边区代表团到黑龙江省访问 据新华社哈尔滨18日电 应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邀请来黑龙江省作友好访问的苏共沿海边区代表团一行十人，在团长、苏共沿海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施蒂可夫率领下今天早上乘专车到达哈尔滨。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欧阳钦等都在车站上迎接客人。 施蒂可夫团长原来是苏联军队的上将，曾参加过对日战争，到过东北各大城市。

第6版()专栏： 苏联医学专家实验证明 抗生素能阻止恶性癌生长 本报莫斯科讯 苏联在最近几年大大扩展了抗生素方面的工作。实验证明，用抗生素能阻止恶性癌的生长。这是苏联抗生素权威通讯院士格拉先科夫和叶尔莫列娃、医师纳瓦辛说的。 他们说：寻找治疗恶性肿瘤首先是恶性癌的方法，是当前医学中最迫切的问题。不久以前还认为，在抗生素中找不到抗癌的东西。最近几年在苏联、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推翻了这种看法。许多实验证明，许多药剂能阻止各种恶性肿瘤的生长。有可能用抗癌剂结合其他疗法来治癌最有效。也有可能在不远将来研究出新的结果。他们说：现有的抗生素还不能够治疗许多病毒疾病包括脊髓灰质炎。对于流行性感冒、皮肤病等等也还没有十分有效的药剂。这些问题应该成为苏联医学家寻找新的抗生素时注意的中心。抗生素不仅仅用在医药上，在农业和食品工业上采用抗生素的前途也非常广阔。抗生素可以用来刺激饲料的生长，促使牲畜多长肉，提高鸡鸭的生蛋率、减少牲畜和作物的病害，把食品罐头保存得更久。 现在除了在莫斯科有两个抗生素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在某些高等学校里还开辟了新的实验所。抗生素药剂的产量一天天增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青霉素的产量增长了十倍半，链霉素的产量增长了四十五倍。到1960年抗生素的产量将为1955年的六倍。

第6版()专栏： 艾森豪威尔说实话 美国减掉十万军队并非裁军 同意苏美国防部长会晤但又泼冷水 据新华社18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在他看来，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同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举行会晤可能是有好处的。他表示，为了改善关系，他愿意试着做一切事情。不过他又说，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遵守一个“慎重的”原则，那就是，如果由于一些会晤的举行引起了巨大的希望，如果这些希望不能实现又造成了巨大的悲观的浪潮，那么这些会晤就“一定不要举行”。谈到裁军问题，艾森豪威尔重述了杜勒斯在前一天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让十五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储存美国核武器的计划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但是现在，而且长时期以来就在研究如何使大西洋集团的伙伴“适当地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还说，目前裁军会议不会休会。 谈到美国政府宣布裁减武装部队十万人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强调，这个做法同目前的裁军谈判没有多大关联。它只是为了使部队精干，因为美国目前的兵员的人力比必要的数目“多了一些”。

第6版()专栏： 污辱妇女 驾车肇事 美军在台湾照旧胡作非为 新华社18日讯 最近，美军又在台湾不断制造新的暴行事件。 据台湾报纸透露，6月30日，停泊在高雄港口的一○五号美军军舰上的四个水兵，借“偕同”游泳为名，把四个年轻的台湾妇女拉到旗津区复兴里外海加以污辱，然后把她们推下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这几个妇女后来被几个渔民救起来。 在台南县新市乡公路上，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特遣队的三个美军驾驶了一辆载有汽油的卡车，在公路上乱开飞车，将对面一辆货车撞翻。汽油车随即起火燃烧，大火继续了三个多小时。在台北市街道上，最近也时常发生美军摩托车撞伤行人的事件。 在高雄、台北等地，许多轮换到这里休假的美国士兵，满街乱闯，酒瓶朝居民乱掷，一见女人就狂叫着追扑。

第6版()专栏：简讯 简讯 波兰谷物丰收 华沙讯：波兰今年谷物丰收。现在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送出大批劳动力帮助农村、特别是国营农场收割谷物。 美国不满日本放宽“禁运” 北京讯：据合众社报道，华盛顿的政府人士对不久前日本放宽对中国贸易的决定感到不痛快。他们认为日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离开美国政策的行动是错误的，他们反对日本的作法。 （据新华社讯）

第6版()专栏： 裴多菲生产合作社 ——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五—— 本报记者 胡济邦 我们经过的道路，两旁全是桑树。田野和山坡像经过园丁修剪后的花园那样整齐，有的像绿色的缎带，有的像绿色的地毡，这都是去年十月事件期间农民播下的秋麦，现在已长成茁壮的青苗。在刚刚耕耘过的黄色土地上均匀地堆积着一行行的棕色肥料，上面种植着新的果苗。在原有的葡萄田里也间种着新的果树。据报上公布，今年全国新植果树已达三千万棵，比去年多两倍。 来到唐格列茨村的途中，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在雨天踢足球，另有一些人带着雨伞看球赛。原来这些青年都是裴多菲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这个社共有八十多个青年，因此社里的文娱生活非常活跃。 我问他们，村里有单干户的青年吗？他们是否参加集体活动？一位青年回答说，社里的一切组织和单干户都缺少联系。单干户的青年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足球队，我们没有答应。去年事件发生后，社里有十八户比较富裕的中农退出去了。现在看到我们的社有前途，又想回来，但又害羞，心里在摇摆。另一青年插嘴说，我们社里有些人犯着关门的偏向，如有一次大会上作了这样的决定：干脆不再吸收社员了。党对这个决定已作了检查和批评。谈到这里负责人来了。 他首先告诉我这个社的一些特点： 裴多菲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49年成立的，现在有一百四十五户，二百四十五个社员，共有一千五百霍尔特土地（约合一万三千市亩）。这些土地主要是过去本村一个地主的土地。社员大多数也是这个地主庄园上的雇工。富农户数很少（全国过去曾有20％的土地属于富农）。这个俱乐部就是过去一家富农的住宅。这个富农曾有八十霍尔特土地（七百二十亩）。我问现在这个富农那里去了？当时留给他二霍尔特地（比分给贫农的地还少些），他不要，就到别的地方去做小买卖去了。 他又谈到1953年纳吉的右倾农业政策对这个村子的很坏影响。当时单干户对社里的农民说：“你们合作社没有发展前途，我们不进社。”富农在农民中间散播谣言说：“太阳又向我们照耀，我们的时候来到了，我们要收回祖传的土地！”当时中农也想长羽毛，爬上富农的地位，拥护纳吉政策。只有贫雇农是坚决维护合作社的。 去年十月事件发生后，退社的只有十八户，他们带去二百二十霍尔特土地，都是土地较多的中农，生产工具和牲口则折价退款。他们是受了欺骗，不知道合作社的前途如何，以为把土地先拿在自己手上比放在社里可靠些。现在看到政府还是极力支持合作社，他们开始动摇，想回来又有顾虑。社里对他们还缺少联系，没有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教育。 这个生产合作社从事些什么作业呢？ 他们的作业有玉米、小麦、大麦、土豆、蔬菜、家禽、家畜等等，其中玉米、小麦都是高产作物。玉米中等年成，每霍尔特（约合八·五市亩）可收到十二公担（一千二百公斤），最高收过四十八公担。 他们养的马是全国有名的赛马，每小时可跑二十五公里，如果经过训练还可快些。现在养着六十匹骏马。 他们的猪是本州最好的，而多尔娜州的猪又是全国著名的。小猪八个星期可以长到二十到二十五公斤（合四十到五十市斤），肥猪平均达三百公斤，四到五年的母猪重有五百公斤。现在他们有五十只母猪。去年出口一百五十只肥猪，运往捷克斯洛伐克去。 由于生产好，所以社员的生活大大提高了。 过去他们大多数都是一无所有的雇工，也就是所谓三百万乞丐中的一部分。解放前三、四户人家合住一间小屋。现在，则每户都有独门独院。去年一个劳动日分到三十一福林的现款和实物。一个社员一般可以做到三百个劳动日，有的可以多至六百个劳动日（畜牧队）。如有一户农民共有三个劳动力，去年共做一千个劳动日，分到现款一万七千福林和一万三千福林的实物（相当五千多人民币）。去年就有一家花了五万福林买了一所房子。 现在社里平均每二人有一辆摩托车，每人有一辆自行车。一般都超过单干户的收入。 今年春播工作比往年完成早。由于天时条件顺利：冬天不很冷，春天来得早，由于征购制和各种限制的取消，农民的劳动情绪非常高涨。今年施肥及时，量也增加了。耕耘更加细致。购买小型机器和农具的数量也增加了。社里今年卖去两辆卡车，买进两架小型拖拉机，现社里共有五架小型拖拉机，可以不要国营拖拉机站代耕了。该社负责人解释说，过去拖拉机站收费太贵，使农民感到很不合算，但今年已将收费额降低。此外，在果园、牧畜业方面的投资也有增加。 至目前为止，该社的播种情况比单干农民要好得多。今年收入不会比单干中农低。今年如不发生天灾，即可达到丰收。该社今年的每个劳动日计划提高到三十五福林。 在我这次旅行和参观农村和生产合作社之后，在脑子里留下几个问题，这也是匈牙利目前正在研究讨论须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控制农产品的采购价格。 征购制取消，单位面积的土地税和拖拉机站的收费也都降低了，肯定的一个问题是激起农民生产情绪的普遍提高。但国家则须向农民进行大量采购，如不降低和控制自由市场的采购价格，将会引起一般物价的上涨。这是必须在秋收以前研究解决的问题。裴多菲合作社的同志说，他们将在这方面帮助国家控制个体农民在自由市场的价格。但非社会主义的农产品商品是占着绝大部分，如何控制其价格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农和合作化的问题。 匈牙利农村中的中农生活是很富裕的。这对合作化是一个自然的阻力。今年农业中的一些发展生产力的新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个体中农地位的巩固。匈牙利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基本上是如何吸引中农参加合作化的问题。富农阶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被消灭。富农原为一个强大的阶级，占有耕地20％。后来一部分转业，大部分已降为中农的水平（匈牙利划分农民的标准：占有三到五霍尔特的为贫农，占有七个霍尔特以上的为中农，一般占有土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到二十五霍尔特）。 农村中绝大多数是中农，中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单干户。如以耕地面积计算：合作化和国营农场的耕地在十月事件前占33％，现在约占26％，其中合作社占13％，即非社会主义的农业尚占74％。 在13％的合作化的农业中，在十月事件前中农社员占20％—25％，现在约占10％—17％。 一般单干中农的土地比合作社社员平均的土地要多些，生产基础也比较好些。裴多菲生产合作社是一个办得好的大社。社员收入超过单干中农的水平。但有许多社的生产力还赶不上中农水平，因为它们主要是由缺乏生产工具的贫雇农组织起来的，因此有些社的社员收入不及单干户。中农就怕吃亏不愿入社，因而曾有人提出中农和中农组社。 因此，要吸引中农加入合作社，首先需要加强合作化的优越性。如何加强合作化的优越性呢？第一，需要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提高机械化和人造肥料的生产。因为过去在小型机器耕和马耕的对比之下尚显不出合作社的突出优越性。 第二，对合作化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也正待加强。十月事件后，统一社章已被抛弃，有的社根本没有社章，有的社自由修订，加进一些不合理的规定。过去领导方法失之过严，过死。现在又嫌过松，有某些放弃领导的现象。关于国家农业机器站的问题：要不要国家拖拉机站，合作社可不可以买大型拖拉机，这仍是目前一个争论的问题。 第三，需要提倡采取过渡形式的低级合作化组织，如临时和常年的互助组，以及生产行业的联合。去年已提出这个问题，但还不够注意。单干户不论它生产基础怎样，劳动力缺和操心多，这是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因此，一般认为对单干中农，采取逐步过渡，从互助形式开始逐渐引上合作化的道路，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很需要的。（附图片） 匈牙利农民正在装运刚收获的粮食

第7版()专栏： 埃及抗议以色列侵犯边境和领空 叙利亚再警告法以两国不要玩火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埃及军方发言人17日说，埃及已经就以色列侵犯埃及的边境和领空问题向联合国混合停战委员会提出抗议。 发言人列举了以色列的侵犯行动：7月10日，七名以色列武装士兵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加沙以北越过了分界线，并且侵入加沙地带有二百公尺之远。在联合国紧急部队进行干涉以后，以色列军队才撤退；7月11日载有7名以色列士兵的一辆吉普车在加沙以东越过了分界线侵入加沙地带。 发言人说，埃及方面已经要求对这两次事件进行调查。 叙利亚和埃及军队联合总部16日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议，讨论了叙利亚边境的局势。叙利亚总部同开罗总部不断保持联系。 据“巴拉达报”17日报道，负责宣传和情报的叙利亚国务部长阿基勒说，“我们确知，法国同以色列一起在我国边境附近的停战线上集结了军队。他们若不是希望进行强烈的神经战，（对于这一套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并不担心）就是要进攻停战线，那时他们将发现我们正在严阵以待。如果以色列和帝国主义受到的打击不够的话，他们将得到更加严重的打击。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7日说，叙利亚欢迎帮助叙利亚“抵抗以色列进一步的侵略威胁”的任何阿拉伯援助。他对新闻记者说，万一“以色列对叙利亚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任何侵略”时，其余的阿拉伯国家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叙利亚情报部长萨勒·阿基勒在同一天表示欢迎莫斯科电台17日关于叙利亚—以色列边境紧张形势的评论。他说：“我想，（莫斯科电台的）这个警告足以使侵略者在叙利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以前好好地想一想。” 另据联合国消息：联合国官员17日说，联合国已经应以色列之请，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的以色列境内设立了四、五个观察站，以防止边境冲突事件。 叙利亚驻联合国的代表拉菲克·亚沙对联合国说，叙利亚认为，以色列应对由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威胁而产生的任何事件负责。 本—古里安最近曾经向叙利亚发出所谓警告说，以色列准备“强有力的”回击来自叙利亚的“任何挑衅”。 亚沙说：“我们认为，边境事件总是以色列挑起的。” 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在以叙边境地区已经得到援军，并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进行监视。

第7版()专栏： 美国滞销货充斥西贡 南越进口商折本赔钱 据新华社河内18日讯 据西贡报纸报道，西贡码头仓库中目前积存的美国布匹、面粉、炼乳、纸烟等货物已经超过四万吨。但是，每天仍然有一千五百到三千吨的美国消费品涌到西贡。 这些因滞销而积压下来的货物大部分是根据美国第二季度“援助”计划进口的。按照这项计划，在这一季度中南越将进口四千多万美元的美国货物，其中布匹最多，占七百五十万美元，其次是炼乳、奶粉、面粉和糖，单奶制品一项就占四百二十万美元。 由于美国消费品在南越销路不广，经营这些商品的南越进口商遭到很大亏损，叫苦连天。最近，南越进口商已经集体写信给吴庭艳的经济部，要求改变美“援”的进口计划，设法把过剩的面粉、炼乳输往邻近国家，并且立即退还进口商的大量押金。

第7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泥沼愈陷愈深 法国站在经济危机的边缘 新华社18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经济正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继续将使法国的经济危机陷于不可挽救的境地。 从1956年1月起到今年6月底，法国的外汇储备一共减少了十六亿美元。到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只剩下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公认的危险点是九亿美元）。有消息说，到7月中旬，法国的外汇储备就要空竭了。6月份法国在欧洲支付同盟中的债款预计要超过八千万美元，从去年10月份开始，法国就不得不陆续动用从国际货币基金中提取的二亿六千五百万美元。法国政府在5月29日曾向法兰西银行透支了八百亿法郎（二亿二千多万美元），到6月底法国政府又要求法兰西银行在三年内交付政府价值一千亿法郎的黄金和另外三千亿法郎的现款。 1957年法国的财政赤字达到了一万四千亿法郎。由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规模巨大的殖民战争，平均每天得花费十亿法郎以上，所以预算中军事开支所占的份额最大。1957年的军事预算是一万亿法郎。 据合众社报道，法国目前的处境是所有西欧国家中最困难的。法国有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额已经达到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亿法郎的巨数。1957年的税收总额达到了三万四千二百九十亿法郎（占国民收入的23％）。公债发行额到1956年底已增加到五万三千亿法郎。 日益恶化的贸易逆差压得法国无法喘气。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平均每月的贸易亏空要超过一亿美元。今年5月份的亏空达到了一亿五千万美元。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法国的国内投资和工业生产有某些增加，但是原料和燃料的进口增加得更多。6月份法国的进口总值是一千九百四十九亿法郎。自从法国政府6月中旬对进口采取严格限制的紧急措施后，虽然燃料和粮食的进口比5月份减少了一些，可是纺织业原料、贵重金属和非铁金属的进口却有了增加。贸易逆差的继续恶化将加速法国经济的崩溃。 随着最近燃料价格的提高和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拨款而增税一千七百亿法郎的结果，使得法国的日用品和工业品的价格飞涨。有些食品的价格上涨了一倍至三倍。

第7版()专栏： 日本国营铁道工人同气相应 扩大反对处分的斗争 据新华社17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国营铁道工人反对日本国营铁道当局非法处分工人的斗争，今天扩大到许多地区。为了支援新澙地区铁道工人的斗争，北海道、东北、冈山、广岛等地区的铁道工人今天也一律在工作时间举行了职工大会。 新澙地区的铁道工人从7月9日起就开始进行反对铁道当局非法处分工人的斗争。但是国营铁道当局仍然采取镇压的政策，今天又宣布要将这个地区的十五名工会干部解雇，并且声言还要将另外二十三名工会干部解雇，使得工会同政府当局的谈判破裂。国营铁道工会中央曾经在昨天指示它的新澙地方本部暂停实力斗争，新澙地方本部对这个指示表示不满，并且宣布要再一次开始波浪式斗争。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原口幸隆等今天向日本政府有关当局提出建议，要求迅速举行谈判，反对政府当局继续进行报复式的处分。

第7版()专栏： 不做美国的债户和附庸 泰国公众要求实行独立政策 据新华社18日讯 曼谷消息：新任泰国海德公园运动党领袖、议员乃他威塞·蒂帕里14日在曼谷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说，美国对泰国“援助”的结果，使泰国丧失了独立，并且成为美国的债户。 乃他威塞还列举事实指出，美国驻泰国的各种机构控制了泰国的军事、经济、政治和警察等部门。 自由民主党副领袖乃安蓬·素旺那汶13日向报界发表谈话说，美国对泰国的“援助”和干涉，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他指出，“美国军事顾问团”全面控制泰国的军事力量，给泰国带来了损失。 泰国著名作家乃古腊·柿巴立在14日的“自由通讯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泰国政府按照人民的要求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废除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

第7版()专栏：花絮 装有马达的照相机 据日本“朝日摄影杂志”5月号报道：最近日本新出一种名叫“尼康S2型”的照相机，在它的后背中，装有一个小型马达，马达的电源用六节三号的干电池。如果按上连续摄影用的电钮，它能以每秒钟自动拍摄二幅画面以上的速度连续摄影；它也能同时进行单幅摄影。这样的照相机，便于进行远距离的摄影操纵，对于动物摄影、运动摄影、科学摄影等有极大的方便。

第7版()专栏： 法国法西斯暴徒 屡次袭击法共地方组织 新华社18日讯 巴黎消息：一群法西斯暴徒在14日夜间，袭击了维也纳省波亚迪城的共产党办公处。这已是最近八个月中法西斯分子对该城共产党组织进行的第二次袭击。 这种暴行近来是层出不穷的。法西斯暴徒在一星期前还袭击了罗瓦伊扬市的共产党办公处。袭击者当时遭到了共产党员的反击。莫尔比盎省罗利昂市法共地方组织在6月25日也遭到了今年以来的第三次袭击。

第7版()专栏：札记 巴黎的烦躁 7月初的三伏天，巴黎已经是够热的了。而从大西洋对岸吹来的一股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风，使得巴黎的政界感到了加倍的烦躁。 7月2日，美国有势力的参议员肯尼迪向参议院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美国干涉阿尔及利亚事务。肯尼迪在后来更鼓吹美国应在阿尔及利亚行使“领导权”。同日，国务卿杜勒斯对记者发表谈话，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人觉得美国确是在打阿尔及利亚的算盘，并且尽力向巴黎送去了一个抚慰的秋波，表示他认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残酷的镇压行动并不是“殖民主义的最罪恶的表现”。但是他也情不自禁地吹嘘了一下美国的“殖民地出身”，说什么“美国是非常之记得自己的殖民地出身的，而且是非常之同情人民要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的愿望的”。更有甚者，据美国报纸透露，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已经拟定了一个对于法国在北非的行动十分不利的报告。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得巴黎的“盟友”感到十分恼怒和惊慌。肯尼迪的红脸，固然受到一阵攻击，杜勒斯的白脸也没有得到赏识。巴黎“新闻报”以“一锅粥，粥一锅”为题发表社论，酸溜溜地挖美国的痛处说：“如果说牢记着立国根源的美国不能成为‘殖民主义’的，这也许只是由于悔恨已晚的结果。因为，假如说一个国家是用殖民主义行动——就是说，用有计划地灭绝真正土著和领土的真正主人，即灭绝印第安人的办法——来获得独立，那恰恰是美国。更不用说吞并墨西哥的领土了，当时充分运用的是征服权，虽然现在人们从来不再提这回事”。 显然，法国殖民主义者对于杜勒斯之流的殖民主义长、殖民主义短的调调大不以为然。他们要这些美国人：“你们自己照照镜子吧”！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巴黎的先生们是十分担心山姆大叔再搞一手“南越式”的偷天换日的玩艺儿的。“世界报”感慨地写道：“意图并不总是纯洁的鬼魂们在病人的床头边越集越多了。竞争在这个三伏天达到了最高潮……”。这真大有“船破又遇顶头风”的味道了。 （高晋元）

第7版()专栏： 外国资本在印度尼西亚榨油 美英荷石油公司发了大财再增投资 据新华社雅加达18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在印度尼西亚开采石油的外国大石油公司都决定增加投资。 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的新投资是一亿四千万美元，荷兰巴达维亚石油公司增加五千万盾，而美国美孚油公司早已增加投资八千万美元，现在打算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给予新的开采区时再增加投资。 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外国石油公司之间订定了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自行处理输出石油所得外汇的特惠合同，旧的合同已经满期，现在已经订立了精神上同旧的合同一样的新合同。 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荷兰巴达维亚石油公司和美国美孚油公司这三家石油公司基本上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工业，它们每年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正式统计数字，但是，据安塔拉通讯社过去的统计，这些外国石油企业1954年的利润为六十五亿盾，这个数字等于印度尼西亚全年预算的三分之一强。 据估计，印度尼西亚石油产量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七分之一，油田散布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爪哇和西伊里安各岛，而以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两个岛最多。印度尼西亚1955年的原油产量为一千一百七十多万吨，其中输出九百四十多万吨。石油出口占印度尼西亚出口总值的26％左右。 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橡胶的生产以及它的对外贸易和大工矿企业大部分都是控制在外国资本家的手里。据统计，外国资本家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总额约为二十一亿美元，其中70％为荷、美、英三国的投资。 由于印度尼西亚正在面临财经困难，印度尼西亚公众已经向政府提出了彻底实施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正确处理外国大企业的利润的要求，以便从根本上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和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

第7版()专栏： 苏拉瓦底乱弹琴 发表媚美反共演说 据新华社18日讯 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17日在洛杉矶发表了一篇在他访美期间最露骨的反共演说。据合众社的消息：苏拉瓦底说，巴基斯坦和美国是“共命运”的。巴基斯坦认为，世界和平“取决于美国和英国的领导”，巴基斯坦“非常严重地担心共产党的控制、渗入和侵略”。巴基斯坦并不难于同西方国家“合作，以帮助使这个世界免受共产党的侵略”。 苏拉瓦底说，他“绝不能理解”在美国怎么会有共产党人。 苏拉瓦底攻击印度和埃及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并且硬说印度和埃及“藐视”联合国，他说，“埃及、印度和俄国是同舟共济的。”

第7版()专栏：东京通讯 砂川农民重新踏上了自己的土地 蓝海 和立川美国空军基地白色飞机跑道仅有一道栅栏相隔的砂川农田中，白薯的秧蔓在茂盛地伸展，绿油油的旱稻在蓬勃地生长。不管立川空军基地司令官沙姆兹怎样暴跳如雷，也不管岸信介如何忠实于他在华盛顿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许下的诺言，田地里的禾苗仍然是自由地生长，这就表明：美国空军基地的“预定扩充地区”始终不过是个纸面计划而已。天空中飞着的美国飞机的噪音，永远也压盖不了健壮农民的愤怒吼声。日本民族的优秀儿女——砂川青年爱乡会的会员们，在田野里一面干活一面高歌。“民族独立行动队”的雄壮歌声越过了栅栏，使基地里的美国兵胆战心寒。 从东京新宿车站坐公共汽车，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到达纵贯砂川町的五日市街和面街的砂川“团结站”，这儿已经成为日本人人皆知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前哨。“团结站”是用粗糙木板匆忙搭盖起来的，它的面街的墙上，贴着几张画面生动的放大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去年砂川的紧张斗争。如今这墙上又增加了几张新的、场面更加动人的照片，它们反映了今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之间的新斗争和新胜利。 前年和去年的秋天，数千名农民、工人和学生，流血保卫了基地栅栏以外的田地。今年，日本人民把斗争推进栅栏以内，阻止美军测量基地内的土地，并且要求归还美军现在使用着的飞机跑道。 基地栅栏是在6月27日测量队进行“预备测量”时被砂川的抗议队伍冲倒的。战后十一年来，砂川町的人民第一次越过栅栏，踏上了自己的祖辈留传的土地。他们兴奋地高呼：“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脚又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了！” 7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的正式测量日期的前一天，工人、学生、文化界人士乘着公共汽车络绎不绝地从东京涌向了五日市街。每当汽车开到“团结站”时，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在五日市街对面的砂川町农民的门前，一排排的红旗在绿树丛中发出耀眼的红光。这些红旗标示着工会、学生、社会党、共产党等团体代表的集合地点。从遥远地区赶来的群马县的相马原、茨城的百里原、新澙县的飞机场以及爱知县的小牧基地等全国各基地代表也齐集现场。 当天下午一点，在临近基地的砂川町公所楼上，由作家阿部知工主持召开了有学习院大学、教育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共六十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发出了“坚决守住砂川”、“不让美国占去一寸土”的共同声明。 这天晚上，在机场飞机跑道附近，彻夜燃烧着熊熊的篝火。这是为了防止测量队像贼似的偷着测量土地。 7月8日晨8时，日本警察的几十辆装甲车、卡车的机动部队，从美军基地开到飞机跑道附近，一千多名武装警察一下车就在长达一千公尺的栅栏内布下了螺旋铁丝网，并且和包围栅栏的三千多名工人、农民、文化界人士对峙起来。在警察队的掩护下，日本政府的测量队偷偷地开始进行测量。 “卖国贼，停止测量！”人民队伍发出海潮般的怒吼，使警察胆寒。铁丝网栅栏到处被推压，由警察匆忙设置的螺旋铁丝网，一公尺、二公尺、三公尺地被推进基地。砂川农民的脚，再一次踏上基地内的自己的土地。在基地内，防止“侵入”的警察队和人民群众展开乱斗之中，测量队像耍猴戏似的宣布“测量完成”，而后就逃之夭夭了。 午后一时，三千名的人民队伍堂堂撤退，并且齐集在神社内举行了抗议大会，通过了给美国政府的抗议书。抗议书指责美国远东军事政策威胁着和平，并警告美国政府：日本国民绝对不许扩充基地，一定要把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天，7月9日正午，东京美国大使馆被砂川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抗议代表团包围。警察当局出动了六百多名警察，断绝了交通，对美国大使馆进行“防卫”。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斯纳德面色发青，颤抖抖地从抗议团代表、行动队长青木手中接受了给艾森豪威尔的抗议书。 “只要有一个美国兵留在砂川，砂川町的斗争就不罢休。”这是砂川町人民的心声。在最近两年间，砂川的农民在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一个个都变成了英雄。在各市民大会上和行动中，都可以看到农民的英雄姿态。农民代表的斗争报告和演说，总是振奋人心。砂川的农民，青年爱乡会的会员们，向全国各基地派出代表，给人们以很大的鼓励。砂川町已成为全国反对军事基地联合斗争的中心。 全国工人、农民和学生团体不断向砂川派出代表，去学习斗争经验。去日本访问的国际友人也到砂川町去，和农民紧紧握手，表示慰问和支持。 今年2月以来，“砂川斗争大学”每周举行一次学习会，清水几太郎、中村哲等大学教授和农民们促膝恳谈，给他们讲解国内外的大事。清水几太郎是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他为兼任“砂川斗争大学”校长而自豪。 砂川町的英勇斗争给日本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同时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砂川町的民族独立斗争终将胜利，美军当局的战争政策一定要在砂川町遭到可耻的失败。（附图片） 7月8日，砂川町居民在立川美军基地飞机跑道的铁丝网外面，竖起了数根高达十一公尺的旗竿，上面飘扬着写着“反对砂川基地同盟”的大旗、学生联合会的旗子和日本国旗。这些高空的障碍物使得美国飞机在这一天无法起落。 7月8日，日本砂川町居民和前来支援的工人、学生，同日本政府派来的武装警察发生了激烈斗争。图为群众冲破铁丝网进入基地的情形。

第8版()专栏：诗传单 诗传单 这里是诗，也是传单； 它是号角，也是子弹。 儿歌 金近 右派右派， 像个妖怪， 当面说好， 背后破坏。 见到太阳， 他说黑暗， 幸福生活， 他叫悲惨。 社会主义， 他说不利， 提起美国， 心里欢喜。 这是什么？ 是坏东西， 他要不改， 那就扔进垃圾箱里！ 霰弹 刘耘之 给耍赖者 南来的风啊北去的雨， 吹刮着方向舵转向哪里？ 讲出来的话啊泼下地的水， 想要赖掉可是难的。 给良心论者 不要过于执迷你慈悲的“良心”， 真理的重量胜过它何止千斤？ 让我再给你读读那有名的警句： “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给客观主义者 不要祈求脚下踏一朵祥云， 升到太空里去采摘星星； 假使真想客观地探讨问题， 难道不需要有一双阶级的眼睛？ （原载北京大学诗刊“红楼”） 饿瘦了的恶狼下山来 春草 饿瘦了的恶狼下山来， 清华出了个钱二爷。 蛤蟆爬上了树尖尖， 钱二爷一心想偷天。 提着竹篮去打水， 忙坏了二爷两条腿。 惊蛰前后一声雷， 钱二爷梦醒后半夜。 流着冷汗哭丧着脸， 钱二爷挨棍还厚着脸。 （原载清华大学“街头诗”） 浪淘沙 （正告钱伟长） 大郎耍无赖，众怒难排， 几番检讨骗谁来？ 戏法花招都用尽，毕露形骸。 及早回头来，勒马悬崖， 社会主义大门开。 自绝人民非大道，后悔活该。 （原载清华大学墙报） 如此伎俩 你揭开的， 他都说了； 你没揭的， 他都忘了； 事关紧要， 他淡写轻描， 无关紧要的， 他唠唠叨叨。 （原载北京大学“666”墙报）

第8版()专栏： “发展”纵横谈 唐弢 乌鸦徐仲年诬蔑共产党看人是“我发展，你不发展”，认为党对待知识分子既要看到他们纵的发展，也要看到他们横的联系。其实呢，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向就是纵横两面都看的。自从反右派斗争展开以来，从横的方面说，我们看到了许多事实：幕后牵线，暗室谈心，还有找部下，认义子，说不尽的一些牵丝攀藤的关系，真所谓你来我往，“联系”频繁。从纵的方面说，也看到了许多事实：登坛反共，著文“戡乱”，而又一贯作恶，抗拒改造，算来是继续“发展”，决非偶然。这么一看，那么一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连灵魂都挂在躯壳外面了，说是共产党看不到，那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老实说，问题很清楚：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你发展”。 要看罗隆基的“发展”，不妨去翻翻“新月”杂志和“益世报”，那上面有他不少反共的“大作”；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也早已有人“对证古本”，给他们挖出了老根，“发展”得很一贯：来龙去脉，条理分明，这些已经无须多说。我这里只想谈谈主张“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的鲁莽即鲁觉吾，他打击积极分子，诬蔑靠拢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也还有他自己的“古本”，不过，按照乌鸦的语言说来，现在是：“发展”了。 提起鲁觉吾，大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检查官”。人民当权以后，有人说他反蒋有功，担任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参事，可是他自己却说是“倒翻身”。“倒翻身”者，头顶着地，脚底心朝天的姿势也，自然，这是颇有点难过的。这种感觉的由来，就因为他过去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不仅当了潘公展的心腹，也充任过张道藩的宠犬，曾经宣赫一时，在张道藩直接主持的“文艺先锋”上，充当过一员文艺打手。然而，“文章之事，亦难言矣”，既然拿不出货色，总得攀龙附凤一番，幸亏他的姓氏救了他：“鲁”。于是他恬不知耻，自称是鲁迅先生的“表弟”，大谈其“团基巷周家”的故事。由于得意忘形，有一次，这位“表弟”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写了一篇“鲁迅，拖鼻涕的时候”〔注〕，仿佛他已经不是“表弟”，而是什么“表太爷”之类，连鲁迅先生拖鼻涕的样子也给他看到了。俗语说：“一表三千里”，我看还应该再远些。 就在这一篇文字里，鲁莽已经在做他的“填河”“削堡”的工作了。鲁迅先生也何预于鲁莽口头的“河”“堡”呢？然而不，请看这段借题发挥的原文： 团基巷周家，算是我们的表亲——且慢，时髦的人物看了这“团基巷”三字，一定感到异样的兴趣。“团基巷”，可以解释为“奠定团结基础的一条巷”，然而，可惜鲁迅早死了，不然，或者肯站在“社会贤达”的地位，替有党有派的人拉拢拉拢，减少些党争。……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进步人士的拥护，鲁莽以轻蔑的口气，用打括号的“社会贤达”和“时髦的人物”等等名词，恶毒地进行攻击；并且还拉出逝世已经十年的鲁迅先生来，把他当作“桥头堡”和“护城河”，鞭尸给大家看。鲁莽的今天还在继续“发展”的“立场”，在当时就是十分坚定的，为了维护这个“立场”，他就装成“大义”灭“亲”的样子，任意捏造事实，蹧蹋鲁迅，说年轻的鲁迅和在施粥厂里“吃舍粥”的“小懒虫”们是一伙；说鲁迅在“茶馆”里怎样学会骂人的话：“娘杀”、“贱胎”、 “盗生子”等等；说鲁迅父亲中举——其实周伯宜先生从来没有中过举——，报子来报喜的时候，鲁迅母亲怎样无知和狼狈，鲁迅又怎样骂报子为“强盗”。这位“表弟”的“创造”本领真不错，绘声绘色，其目的无非是要把鲁迅丑化——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当时靠近党的进步人士丑化，以打击积极分子，削弱革命力量，为他的主子效劳。到了今天，吃“舍粥”变为“伴食中书”，骂“娘杀”变为“一棍子打死”，一切旧涵义都套上了新名词，于是他又大喊要“填满‘护城河’，削平‘桥头堡’！”这不正是一脉相承的老戏新做吗？ 对了，这就是乌鸦嘴里的所谓“你发展”呀！我们看到的。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有人可能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却已经努力改正，因此，单看纵的是不够的，还得看看今天——也就是横的联系；有人也可能在新社会里说错几句话，做错一些事，因此，单看横的也是不够的，还得看看过去——也就是纵的发展。纵横相乘，百不失一。对于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鲁莽，乃至乌鸦徐仲年自己，不都是纵横都看才得出结论来的吗？ 再说一句：不是“你不发展”，而是“你发展”；“你发展”了一些什么呢？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注〕见“文艺先锋”九卷一期

第8版()专栏： “雅量”和迂 刘甲 我曾写过一篇“‘排斥’和团结”的短文，主要是揭露葛佩琦之流的人的立场的。但由于当时对葛佩琦之流的本质认识不足，文中有些说法是似是而非以至于错误的。例如我曾说过：“葛先生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内心话，那是好的。对他所讲的话，我也并不全部‘排斥’。其中有些在客观上具有逆耳忠言的作用，不失之为给共产党员的一种忠告。对这部分应该欢迎，并借以引起深思；有些只是发泄胸中的不满，是些气话，对这应该谅解，并进一步去探讨引起这些不满的原因，在可能的条件下加以消除。” 对“在客观上具有逆耳忠言的作用”的话“欢迎”，对“气话”“谅解”，这对一般诚心帮助党整风而说错了话的人来说，是应该的。但对葛佩琦之流的极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意在打倒因而才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就是错误的。请看，对一个右派分子所恶意攻击党的话，“并不全部‘排斥’”，这岂不是绝大的荒谬。 错的原因何在？主要是当时对葛佩琦之流的真面目认识不清，错把他们当作“只是具有错误立场的一般人”。而没有认清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于是在揭明他们的立场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所谓“雅量”，于是便并列地提出了“欢迎”，“谅解”和“排斥”，好像只要“排斥”掉其中一部分，便可达到“团结”了，而没有认识到只有“排斥”掉他们全部现有的东西，即反掉他们从动机到言行的整个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套，换上新的接受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套，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这样“量”是“大雅”而“特雅”了，却不利于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也就不利于达成真正的团结。 其次是“迂”。好像只要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进行的，我便也得把他们当作帮助党整风的人来对待才行，于是在指明他们的立场错了的同时，却又有些承认他们的“动机是好的”。这正是右派分子们喜欢打起“帮助党整风”幌子的原因。其实为什么不可以撕毁这个幌子呢？实事求是的作法，是先不看他是什么幌子，而是先看他是卖的什么货色。何况我的这种把“立场”和“动机”分割开的看法，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糊涂东西。 不区别敌、我（这里的敌是指的人民中的右派分子，不同于反革命的敌）的“雅量”、本身就是“迂”。这正是右派分子所要求的。在我们来说这也恰恰就是“温情主义”产生的一种根源。 我觉得有愧，因为一开始我并没有像多数劳动人民那样对葛佩琦之流的气质识别得那样清楚。这说明要彻底克服温情主义（包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还要多多地向劳动者学习才行。

第8版()专栏：读者中来 不要无中生有 从事电影工作多年的喜剧演员韩兰根最近参加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和他多年合作的老伙伴殷秀岑又见面了。他们正在合拍一部喜剧片“没有完成的喜剧”。这部片子现在已经拍了三分之一了，预计今年十月份可以出片。 可是许多报刊记者对于他们的活动却作了客里空式的报道。不久以前，长春和上海的一些报纸刊登了关于他们的消息，说他们已开始合拍一部影片“宝瓶计”，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最近新华社有一位记者来长影随便给他们二位拍了一张合照，可是南京、上海等地某些报纸刊登这张照片时，却说他们是在“研究工作”；到今年六月号“中国电影”上，对这张照片的说明更加具体了，说是“这是他俩正在研究即将开拍的喜剧短片‘1比0’剧本中的人物性格”。其实这个剧本目前才只有提纲，还没有写成，当然更谈不到“即将开拍”了。 广大观众久已渴望喜剧影片，这类报道一定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如果报道失实，报刊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希望以后报刊在刊登这类消息时，能事先切实调查清楚，不要无中生有。 锡三

第8版()专栏： 日暮 比利时 瓦·马雷

第9版()专栏： 揭露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手法 孙晓村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各位首长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的开会期间，全国人民正展开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各位代表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在大会和小组上除对国家事务进行讨论外，还以大量的时间来批判和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的小组还面对面地对右派分子进行了驳斥。这样做，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 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爱国，章乃器的爱国是假的 在这一小撮的右派分子中，章乃器是一个最善于伪装的分子，一直到最近一次的四川小组会议上，他还说他“只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关于他怎样反对党的领导，在我前面发言的孙起孟代表已对他作了严正的批判，我在这儿只想就章乃器如何反对社会主义，如何使用恶毒的手法，以及他的言行所造成的危害向大会揭露。 章乃器怎样反对社会主义呢？他一贯地否认剥削，为剥削辩护，把剥削说成理直气壮的事。他在解放后的头几年中发表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没有剥削意识的剥削的“妙”论，鼓励工商业者努力剥削。现在又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这一切说明，章乃器所努力奋斗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保持剥削。既然过去的剥削是没有剥削意识的，而现在的有限制的剥削又不是剥削，所以从章乃器看来，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质上是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改造）当然不是本质的改造，同工人阶级的改造没有不同，当然用不着脱胎换骨了。不但这样，章乃器还认为工商业者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是大公无私的品质的表现，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高明得多。这就是说，章乃器简直不知有剥削这件事。顺着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章乃器自然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绝而对资本主义则情不自禁地加以颂扬，终于说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谬论。大家都知道，章乃器也知道，历史上有过，现在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但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什么官僚主义社会，因为官僚主义只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中的工作作风，它不能离开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的。章乃器谬论的真正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更加可以证明的是，他在说这句谬论的同时，大谈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的效率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甚至国家机关的效率来得高；又说资本家有一种企业心，会精打细算，要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把社会主义制度说得灰溜溜的，没有什么优越性。我要责问章乃器：你对我们国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把私方实职人员全部包下来，知道不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办企业，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要照顾工人的健康与安全，你知道不知道？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在提高效率的美名下残酷地剥削工人，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不惜毁坏棉田，把粮食倒在海里，以至发动侵略战争等，你知道不知道？对于这些，你为什么绝口不谈。各位代表，章乃器这样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什么？ 正因为章乃器这样敌视社会主义，所以他的爱国的招牌也是假的，今天，任何人只有采取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才能爱国，反社会主义的就决然不可能爱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章乃器所主持的上川实业公司在解放后表面上是停止业务，但仍有办公处，仍有职员，据最近所揭露的，仍有一些业务活动。而章乃器却用许多方法把这些业务活动隐蔽起来，逃避政府的工商管理，逃避应缴纳的税款，到结束的时候，甚至也不向政府甚至股东报告账目。请问，这与爱国守法的行为难道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他千方百计挑拨离间工商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 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章乃器不惜使用各种恶毒的手法。一种是偷天换日的手法，例如故意歪曲毛主席的话，把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论点诬蔑为教条主义，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等等。一种是欺骗麻醉的手法，例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是“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等等。一种是挑拨煽动的手法，章乃器使用这种手法有“独到”之处，可以说极尽挑拨煽动的能事。例如，一谈到两面性，章乃器就故意说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其实从来没有人说高潮以后资产阶级还存在有两面性是这样的内容，章乃器故意给人栽上，为了挑起工商界的情绪。所以他接着又一再发问：“难道还会重施‘五毒’？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用心的恶毒，可以想见。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到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就说：“现在工商界又经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谈到工商业者的改造时，章乃器还动辄以地主来相比，甚至说：“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是可以少安毋躁的。”意思是说工商业者在新中国没有享受到平等公民的待遇，甚至比地主都不如。这样的例子可以列举很多，总之，章乃器千方百计地所做的，就是挑拨离间工商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鼓动工商界不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他的谬论使一些工商业者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后退 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发生了什么影响呢？由于章乃器是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消极落后的一面，所以他的言论在工商界中是有一定市场的。整风期间，章乃器的文章、发言一篇一篇地发表后，有一些地方的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短期讲习班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甚至形成半瘫痪的状态，许多学员认为课本是教条主义，只有章乃器的文章才值得学习。在章乃器的谬论的影响下，工商界中有一个短时期曾经出现过思想混乱的状态，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听“改造”“剥削”“劳动”“资产阶级思想”等名词，一听到就冒火，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学习的，认为合营企业中不必再提阶级关系，甚至认为公方代表可以撤出。这种混乱的思想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发展的结果，使工商业者放松了自我改造，使有些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由好转坏，使工商业者在劳动人民心目中的观感也骤然下降，总之，使有些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章乃器口口声声说他的动机是“善良”的，但效果如何呢？从这样的结果来检查动机，我想没有人会承认章乃器的动机是为了社会主义的。 他运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夺取民建和工商联领导权 但另一种效果却明显地产生了。那就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章乃器才真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这一阶级的“英雄”。有的人说：“下次选举时一定要选章乃器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再也不选黄炎培和陈叔通了。”吴大琨同志批评章乃器、葛佩琦、王德周等右派分子后，曾接到恐吓信，信中称章乃器等为“同志”；黄炎培副委员长批判章乃器后，也接到类似的信件，不同意他对章乃器的批评。 从这种效果来检查章乃器的动机，那末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来章乃器是利用他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国家高级干部的身分，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利用工商业者还有消极落后的一面，运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在工商界中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以便不露痕迹地（当然，他的痕迹还是被揭发了不少，现在还在揭发中）夺取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权，实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部企图。章乃器说他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正是这策略的一部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右派分子的任何把戏都无法逃遁的。 我要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必须彻底交代，低头认罪，社会主义大门还是敞开的。如果狡猾抵赖，顽固抗拒，那就是自绝于人民，你们一定会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

第9版()专栏： 青海回族人民的恨和爱 马兴泰的发言 我真诚的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报告，并要大力宣传，努力协助政府贯彻和执行。我是个回民代表，我就青海地区解放前后回民生活的一些情况作如下发言。 惨痛的往事三天三夜说不完 青海地区有回民二十七万多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农业区，各县解放前，虽然当时的反动统治者马步芳，就民族成分来看，也是回族，但由于他本身是个反动头子，执行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所以青海地区的回民所处的地位和其他民族一样，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生活是非常贫穷、痛苦、惊恐不安的。当时大部分青壮年被马匪拉了壮丁，少部分青壮年也因怕拉壮丁而逃亡在外，流离失所。农村里因劳力缺乏，庄稼多年没有好的收成，再加上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差役等等，群众的生活非常凄惨，吃的是粗粮青稞，穿的是粗羊毛织成的褐褂，有些年间农民连青稞也吃不到，褐褂也穿不上，如果发生了灾荒，就大批的饿死人。记得曾有一年因发生灾荒，粮食每石卖价达到一百多白洋，饿死了一千多人。同时，因那时候的交通阻塞，再加上所谓“离境税”等等，各种物资用品一到青海就非常昂贵，例如那时青海的一百斤羊毛，只能换一两块砖茶（现在一百斤羊毛，能换十多块至二十块砖茶），人民的生活必需品，经常不容易买到或买不起。那时人民的物质生活都是这样的，其他就更不堪设想了。以教育来说吧，那时马步芳办过一个昆仑中学，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中学，实际上是军事训练所，学生还等不到小学毕业（有时还等不到初小毕业），就得进这所学校，进去后，学的不是科学、文化，而是学的战争和杀人，等到毕业（有时还等不到毕业），就完全去充当军队，甚至将十一、二岁的儿童也编为军队去充当炮灰。再看那时回民的宗教信仰吧，那时人民的宗教信仰也是经常受到迫害的，清真寺的教长、阿訇、满拉经常不能安心从事自己的宗教职业，有些清真寺也要出苛捐杂税，也要给马步芳雇壮丁，有些清真寺将每年信教群众送的布施和粮食完全交了苛捐杂税和雇了壮丁，逼得阿訇生活无法维持，只好离开寺院。还有个时期因壮丁紧张，连清真寺的满拉都整编成军队。更残痛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当时制造民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和教派纠纷，有时发生后闹得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整村整乡长期无法生产。所有上述这种种凄惨痛苦的生活，简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而这些惨痛的生活经历每一个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今天的好日子是哪里来的？ 一九四九年终于到来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赶走了蒋马匪帮，从此各族人民才永远摆脱了那些苦难的日月，才见天日了。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根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了宗教寺院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几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回民和其他民族一起进行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各族人民的认识提高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已基本绝迹，民族团结大大增强了，并且在这些工作基础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回民和其他民族一起共同组织了民族联合社，使民族团结已有了稳固的基础。现在各民族在一起共同劳动，团结友爱，亲如一家人。几年来经过五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他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已有了相当改善，购买力与一九四九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左右，过去有时连粗粮也吃不到的，现在还能吃到白面，过去群众穿的多是粗褐子或至多是粗斜布，现在则许多人都能穿到细卡机布。解放前，过尔德节煎油果的只是很少的富裕家庭，现在过尔德节则普遍都煎油果子，而且尔德节一年比一年过得丰盛。这一切与蒋马匪帮统治时期相比，真是天地之别。而这一切如何得来的呢？是由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得来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少数民族有今天，决不可能。 但是，奇怪的是最近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竟抹煞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功绩，大肆向共产党和各族人民进攻，甚至暗中组织联盟，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违反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狂妄想法是决不可能得逞的。各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不会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谬论所迷惑。我代表青海地区的回族表示：我们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种谬论，要坚决的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阴谋，并要今后进一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9版()专栏： 质问章乃器 朱继圣的发言 解放八年来，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人民的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后一代儿孙的美好将来，愿意忠诚老实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我们进一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和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道理以后，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的信心，随着全行业合营高潮的到来，顺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无限信仰和竭诚拥护的，任何人也动摇不了我们这个意愿的。 但是正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并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那些隐藏着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竟抓住这个机会，到处散播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右派分子章乃器等，利用工商界的弱点，迎合落后一面的心情，运用麻醉、欺骗、挑拨离间、煽动蛊惑各种手段来迷惑工商界的思想认识，妄想拉住我们的后腿，帮倒忙，引到资本主义回头路上去。正由于他这种阴险恶毒的手法，已经使工商界中一部分学习不够、觉悟较差的人，在思想认识上造成混乱，影响了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安心接受改造。这种罪恶行为是我们全体工商界绝不能容忍的。我们一定要向章乃器等斗争到底。 今天我在这个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向章乃器提出以下的质问： 1、你是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你负有领导和教育工商业者积极接受改造、努力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责任。你为什么利用你的社会地位，花言巧语地向工商界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并向党进行恶意的攻击？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想煽动我们跟着你走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 2、你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硬说：这是“教条主义者”为了工商业家容易骄傲自满，仍然给他们戴上这顶两面性的帽子，对改造有利；又说：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仍然还是两面性？并且你硬把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说成是五毒，是反革命，还问：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你这样无中生有，故意歪曲事实，是不是有意识的向党诬蔑诽谤？是不是恶毒地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的关系？ 3、你有意识地歪曲毛主席的讲话，用工商业家理解到的口吻，认为毛主席是主张一切阶级都有两面性，都必须要改造，好像是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你还故意的混淆阶级界限，说什么：历史上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你这样毒辣地歪曲毛主席的讲话，打着主席的幌子故意地否定两面性和阶级关系的存在，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你在妄想工人阶级放弃阶级关系，放松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来达到你推翻党的领导，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本着你的意图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阴谋诡计？ 4、你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难道说定息是平空掉下来的不成？既然是不劳而获，那就一定会有劳而不获或劳而少获的，那不是剥削是什么？你还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产阶级分子背叛自己阶级的大起义；是红色资产阶级。你这样美化资产阶级，硬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笔抹煞，目地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你在哗众取宠，利用工商界落后一面的思想弱点来争取群众，好增加你的政治资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 5、你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你又说：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何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我们都知道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下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发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是工作中的一项缺点。你竟然恶毒地把它和社会主义制度混淆起来对比，并且公然颂扬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像你这种隐蔽狡猾的右派阴谋分子，无论怎样伪装，也有露出尾巴的时候，难道说这不是公然恶毒地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的反动行为吗？ 你的荒谬反动言论还很多，今天我只提出这几点要你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还要控诉：章乃器过去曾暗地里想拉拢我，要我学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手法。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座谈会要求大家对统战工作多提批评的时候，我也讲了话，提了意见，到休息的时候，章乃器不辞辛苦，远从他坐的地方找到我说：“讲话的时候切不要用任何提纲”，当时我不了解他究竟是什么用意，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想教我学他的讲话，不用提纲的阴险方法。因为讲的话如果以后受到批评，还可以退一步为自己辩护，说成那是脱口而出，难免有些片面。他这样对待我，简直是对我莫大侮辱。我反对、我控诉。 还有，由于你一贯在工商界散播这些荒谬的反动言论，已经在一部分工商业者思想上造成混乱，迷惑了工商业者前进的方向，阻碍了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给党和政府在改造工作中带来很大损失。这种恶果，你要向人民负责，向工商界负责。 最后向你提出警告。我们工商业者绝大多数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思想觉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历年来通过各项政治运动，眼睛更擦亮了，我们懂得工商业者最大的利益是继续深入接受改造，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最后改造成为光荣的劳动者，你这甜言蜜语内藏砒霜的糖衣炮弹，在我们身上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我们绝不会受你的欺骗，你那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迷梦应该觉醒了。党和人民仍在耐心地等待着你憣然悔悟，从新作人。因此，我们仍愿意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你进行帮助。你的谬论早已破产了，你应当及早低头向人民认罪，真诚悔过，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交代你的反动思想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还是敞开着的。如果你仍然坚持错误、顽抗到底，那就是自绝于人民，自取毁灭，人民是绝不能加以宽恕的。

第9版()专栏： 我们险些吃了“章记”糖衣砒霜 潘锷鏱、鲁定华、傅子诚的联合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完全同意李副总理、薄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章乃器打着七君子的迷人招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我们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自从参加民建会以来将近七个年头，在这期间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对我们教育是很大的，帮助和督促我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作为民建领导人之一的章乃器对我们平素不但没有给予一点教育帮助，相反地处处用阴险的手段来拖我们后腿，我们因为文化水平低，政治嗅觉差，所以在某些问题上总是上了他的阴谋的当。几年来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所写所讲的迷住了。这次在他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又大放毒素，想再一次拉我们下水，但是这个恶毒阴谋很快的被人民揭穿了。被民建中央驳斥了，从而惊醒了我们，使我们得救。我们想起章乃器过去对我们散播的阴谋毒药真是毛骨悚然。如果不是人民对他的阴谋很快揭穿，我们就有被他毒药害死的危险。因此我们衷心地感谢党，感谢人民。 章乃器是我们工商界中特号的右派分子，他打着过去七君子招牌，做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解放后他伪装拥护党，私下里却大量贩卖资本主义私货，他有阴谋的计划，有恶毒的步骤，有最终目的。他利用工商界中落后分子的言论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并且用写信联络的办法进行对落后分子鼓励、支持，互相呼应，凡是进步工商业者他总说是假进步，凡是对政府不满的工商业者他总说是真进步，扩大他的市场，企图达到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目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是要把全国爱国工商界脱离社会主义拖到万劫不复之地。阴险毒辣，比豺狼虎豹还要恶毒十分。我们万分愤恨，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诉他。 章乃器的谬论在安徽、河南两地的恶劣影响 章乃器反党反人民是一贯的。抗日战争刚开始时期与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等就有秘密往来。他在安徽任伪省府代秘书长兼伪财政厅厅长时候，与国民党特务也来往甚密，并且与一个姓王的女特务搞上肉体关系，做出许多不可告人之事。他在救国会工作时候曾派人送给宋子文一封用火漆封口的秘密信。当他被捕出狱以后要救国日报做“少号召、多建议”的宣传。他在汉口时候卖身投靠陈诚，居然担任了反动的三青团中央干事。解放后他伪装进步，特别自从一九五五年民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章乃器贩卖资本主义更显露骨，在庄严的大会上居然歪曲国家领袖言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企图使资产阶级抗拒改造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九五六年他又否定现阶段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今年他又利用帮助党整风机会，大放模糊阶级界限、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等等谬论，全国工商界不知有多少人，当吃了他的蜜汁砒霜之后，做了他的思想俘虏。自从章乃器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出罪大恶极谬论以后，我们安徽、河南两地部分工商界思想波动很剧烈，尤其是落后分子对他发言最感兴趣。他们说：“章乃器说话真正代表了我们，章乃器真不愧是工商界领导人物，有正义感，有骨气。”有的还说：“这次我也说话，就是说错了出口气也是好的。”也有人说：“章乃器能说，我们也能说。”于是少数气味相投的人把章乃器的谬论，甚至是片言只字在互相传观，从中找出跟他们的思想情感相通的地方，引为同调。他们甚至向工商界说：“章乃器在中央讲得这么好，现在要看我们省里领导人在这次是否给我们出来讲话了，如果不照章乃器那样地替工商界讲话，就不配做骨干分子。”由于他们中了章乃器的毒素太深了，因此，看见报上登载孙起孟、孙晓屯、千家驹、吴大琨等同志文章，他们都不屑一看，一概抹煞说：“是教条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说到锷鏱本人，由于思想认识不高，政治嗅觉不灵，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章乃器的毒害。当然自己脑海中也有一部分旧的意识作怪。比如，章乃器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说成是抽筋剥皮，我在思想上也曾受到他的迷惑，当时觉得他说得好像有道理：资产阶级分子今天既已交出企业，基本上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就应该多给他们鼓励，何必一定要把改造说成脱胎换骨。现在我们认识到，其实，所谓脱胎换骨，只是形容改造的艰巨性和彻底性，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只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锷鏱在安徽的一些座谈会上还说了许多足以影响工商界思想的错误的论调。如说三反、五反有副作用啦，政府做事是真主意假商量啦，某些党员没有人情味啦，私方人员普遍存在有职无权啦，工商界人士怕工商界骨干分子啦等等，并且态度还相当不好，今天回想起真是痛恨自己。这一次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今后更好的来接受改造自己。又如，合肥市民建主委张东野说，全国除了一千二百万党员，二千多万团员和若干工人以外，其余五亿几千万人的心里都是感到自卑和消沉，还说对党说话要“鸡鸣早看天”，看看党的颜色行事，又说公私相对无言的责任，归罪为党对士尊而不亲，没有人情味，对士应该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反党诬党言论，这不是跟章乃器一鼻孔出气吗？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在我们安徽、河南两地是有一定市场的，其所以有这样的市场，是因为章乃器抓住和利用了工商界的弱点，加以进攻；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证实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教育，依然有加强的必要。 章乃器的反党谬论，在安徽、河南不但在工商界中有一定市场，就是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也有市场的。因为他挂了七君子招牌，他所写的东西，总是开头用政府政策性东西摆在前头，而内中夹杂着反党反人民的东西，假如表面或者粗心大意地就很难看出他夹杂私货。而目前他在中央任着重要职务，他夸耀自己本领又高，骗人又有一手，所以很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给他迷住。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尽量揭发，报章上要广泛宣传，将他的罪恶及时公布，以挽救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免得落入他的圈套，被他陷害。 章乃器用阴险手腕拉拢一小撮落后分子企图造反 现在再想谈一谈政府对章乃器实在太宽大，人民对他也实在太信任了，而章乃器却是十足道地的一个没有良心的家伙。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和人民对章乃器过去所作所为，不咎既往，而给章乃器以很高职位，优厚待遇，先后担任了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粮食部部长、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他的爱人安排在民建总会任要职。他对政府托付之重，人民对他殷切宽大，不但不以恩将恩报，反而忘恩负义，利用他的地位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情，创造出种种污蔑党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居心叵测，想推翻社会主义，想把资本主义拉回头，用尽心机要把爱国工商业者拉到万劫不复之地。章乃器对爱国工商业者的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歌颂声、欢呼声，说成是“资产阶级老一套”，是“礼多人不怪”，是“歌功颂德”，是“假积极”等等。对一部分落后工商业者的怪论牢骚，章乃器认为是正确、积极的，是真心话，并且抓住这种落后怪腔怪调，明支持，暗鼓励。比如，李康年提出定息要二十年，一次付清。他就支持李康年说：“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吴金萃提出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问题，章乃器随时支持他说：“吴金萃有勇气。”董少臣提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要撤出公方代表，章乃器认为值得研究。对毕鸣岐反党论调随时支持说是意见一致。章乃器就用这种阴险手腕拉拢一小撮落后分子做他虾兵蟹将，来阴谋造反，来博得台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喝采。章乃器，你应该抚心自问，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有哪些地方对你不起？有哪些地方给你过不去？你应该要向全国人民代表说一句良心话，你为什么对党对人民有这样仇恨。你这样丧心病狂向党进攻，你怎样对得起过雪山、越草原的革命先烈？怎样对得起出力流汗为国为民在努力生产的工人阶级？怎样对得起我们活泼天真的后一代？章乃器我们现在还要问问你：你歪曲毛主席讲话；你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除了定息以外，并没有什么区别了；你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你公开宣传粮食部工作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人家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你要人家看看“西望长安”？你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你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你说五反是共产党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看待；你说 “资产阶级交出生产资料没有留恋，比赤手空拳喊喊口号，贴贴标语的人好得多了”；你买进古董说是“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你看什么政治行情？你说明。以上这些谬论我们要质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用意何在？企图是什么？你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否则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章乃器，我们要告诉你，几年来我们承蒙党的培养教育，我们头脑不比你差，我们能识别你这块夹铜洋钿啦，我们至多给你蒙蔽一时，决不会给你长期利用。我们感激党的引导，我们坚决跟党走，接受改造努力学习、工作，这是我们子子孙孙的永远幸福，永远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你也再不要梦想了。章乃器，你这块招牌不是像你自己想像的金字招牌了，而是一块“脏、烂、臭”了。 章乃器呵！我们好险呀，险些儿吃了你“章记”制造的外包糖衣内藏砒霜的糖果，如果不是党及时指出，我们的生命险乎断送在你手里，你于心何忍？我们现在还是诚恳告诉你和一切右派分子，你们赶快听周总理话，要彻底觉悟，诚心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认错，彻底坦白交代，全国人民还是对你宽大的。如果你仍执迷不悟，坚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是决不会饶你的，到那时候，我们是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了。

第10版()专栏： 广西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幸灾乐祸地利用广西去年春天在救灾方面犯的错误向人民革命事业猖狂进攻，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绝不允许的 覃应机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中，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了一九五六年以来，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在这伟大的转变的一年中，广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依靠全省各族人民和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年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在工作中也产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去年春我们在救灾工作方面曾经犯了严重的错误。今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我们的救灾工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指示，并给有关失职人员予以处分。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并表示完全拥护。我们必须从这次沉痛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团结，提高信心，把这次事件的消极因素化为前进的积极力量，使今后全省的各项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 这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次事件的严肃处理，充分地表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广西各族人民是充分体会到的。但是右派分子和广大人民的真诚愿望根本不同，他们是幸灾乐祸、兴高采烈地利用这件事作为“资本”，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积极猖狂的进攻，并且由此断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已成了公式”，因而掩盖了错误。他们利用这些个别的错误和缺点企图抹煞和诋毁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革命成果，这是我省各族人民绝不允许和坚决反对的。我们全省人民绝不会忘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获得的每一个革命的成果：他们经历了剿匪、土改、三反、五反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革命运动。使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使全省社会秩序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安定；使少数民族人民政治上有了地位，并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间建立了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使全省各民族人民都共同的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我省的各方面工作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就以一九五六年来说： 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生产救灾工作成绩显著 广西全省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春天已全面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高级合作化的实现，使我们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去年全省数十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大大地减少了农作物的灾害损失，就粮食作物来说也只比常年产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在国家的支援和农业合作社的努力下，去年兴修水利扩大的灌溉面积四百九十四万亩，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三倍。地方工业完成了总产值的百分之一百零四，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基本建设超额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完成国家计划。全省新建公路二千三百三十二公里，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五，一九五五年全省尚有十四个县没有通汽车，现在已县县通车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央帮助下，僮族已经创立了文字，建立了四十九所僮文学校和一所民族印刷厂，训练了二万多名推行人员，并开始了推行工作，这是僮族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 再以我省的救灾工作来说： 几年来，广西的农业生产都是在不断地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进行的，连续四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严重自然灾害，尤其在一九五六年遭受了特别大的旱灾，全省受灾的面积达一千八百一十多万亩，将近占了全省耕地面积三千七百万亩的一半。面对着这种严重的灾情，全省各民族人民和全体干部日以继夜地进行防旱抗旱工作，在这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组织了人力、物力、财力大力进行救灾工作：先后发放了各种救济款、贷款、预购款共七千四百五十八万元；中央还增拨了销售粮一亿斤，直接救济了特别困难的群众二百七十六万人，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从而制止了灾情的发展。虽然去年我们做了这许多的工作，但是还有少数地区的救灾工作做得不好，对一九五五年灾害遗留下来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各地自然灾害的复杂性缺乏分析研究。我省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受灾的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地方春季作物是丰收了，但夏季作物又失收，或者是夏收秋失，有的是春旱夏涝，也有的长期干旱连人畜饮水都有困难；在丰收的县内有受灾的区或乡，就是在丰产或保产区内还有受灾的村屯和少数的困难户。加上三大改造胜利以后，有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和工作上的松劲情绪，对这些分散的插花式的灾情缺乏全面地、深入地调查和分析研究，就常常看不出它的严重性，思想麻痹，没有准备，一旦发现灾情，工作势必陷于被动，有钱有粮，几天之内工作也跟不上去，就产生了逃荒和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去年下半年和今年春天，我们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及时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进行了逐乡、逐屯、逐户的深入调查和排队，依靠农业社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全面开展救灾工作，从而使灾区人民胜利地度过了灾荒。广西的各族人民从亲身的生活体验中充分的理解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群众的集体力量，如果没有全体干部的积极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援，要想战胜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设想的。 几年来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显著的成就，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任何人抹煞不掉的。我们各族人民对每一个革命的成果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都知道是来得不容易的，因而大家都无限热爱和珍惜。而右派分子是极端仇视这些革命成果的，因此他们要我们“只讲缺点，不讲成绩”。他们对这些翻天复地、惊心动魄的大变化熟视无睹，并有意地夸大缺点，抹煞成绩，企图以此达到他们动摇革命信心、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这种阴谋，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黄绍竑企图挑拨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是徒劳的 在这些问题上，右派分子黄绍竑表现得很猖狂，他曾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两次到广西视察，他对广西各项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是漠不关心的，而对工作中某些缺点则特别热心，他只讲坏的，从来没有讲过好的，甚至对他亲眼看到的好东西说是“假的”、“专门装给他看的”。他不仅在我省救灾工作上，而且在肃反工作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大肆向党进行诬蔑和攻击。显而易见，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讲肃反的成绩，实质上这就是他仇视我们肃反工作伟大胜利的一种表现。他企图以此来打击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积极性和削弱人民民主专政。 他在讨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过程中，开始是反对成立僮族自治区，后到坚持“分”的方案，再到在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名称上要加上一个“省”字。当然，在讨论中持不同意见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他在受到各方的批判，在没有理由可持以后，竟带有挑拨性的煽动说：“如果自治区成立后，一旦汉族有人要求分时，你们要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而不能按照敌我矛盾来处理”。从这里，充分地暴露了他是企图挑拨民族关系、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的，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在过去统治广西时对于各族人民的压迫和摧残的情况，使人不能不感到忿懑。 他还想运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从各方面来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在口头上再三声称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另方面又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他这种说法实质就是不允许我们的党向人民群众说话，发布号召，是要将我们党的手脚捆绑起来，以此斩断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他们企图进一步取消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表现。 每个人从他这些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中，都不难看出他那种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业的阴险面目。这些也同样是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猖狂进攻的共同表现。 从这次全国人民反对右派的斗争中，更深刻地教育了我省全体干部和各族人民：必须不断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继续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彻底地粉碎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业的毒辣阴谋，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加速向前发展，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第10版()专栏： 郑立斋在发言中揭露： 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都完全同意并且坚决拥护。 中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全国人民正在为此欢呼，正在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一直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谭惕吾、陈铭枢之流，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大唱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调，公开叫嚣要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说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团漆黑，什么都是一团糟，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产阶级已经非常进步了，不需要改造了，甚至提出要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要把二十年的定息一次付清，有的则提出要撤掉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这些各色各样的论调，真是乌烟瘴气、不一而足。除此而外，他们还通过光明日报、文汇报，大事喧嚷，制造气氛，并指派记者到处点火。 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 五月上旬，储安平亲自指派的欧至培、韩洪文两位记者便到兰州各高等学校进行“联系”，五月十六日又邀请甘肃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了一次“座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共十二人，有民革的水梓、袁金章，民盟的杨诗兴、王景尊、朱宣人、刘钟瑜、李化方、周光，九三学社的马馥庭、左宗杞、廖延雄，民建参加的就是我。民盟甘肃省委还专门派了一位同志作招待。座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专门找一些“敢说话”的人谈一谈。他们特别介绍储安平是光明日报——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并转达了储安平的“希望”，“鼓励”大家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不要怕犯错误。座谈会于当天下午一时半开始，直到晚上将近十二点才结束。参加座谈的人都发了言，我也谈了一些意见。会议中间，两位记者还招待我们吃了两桌饭。会后，两位记者便把每人的发言加以摘要整理，并送本人签字。这种作法的确很周密，但是，恰恰从这种作法上也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作贼心虚”的。五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以第三版的全版篇幅，用 “克服宗派主义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样一个带有煽动性的通栏标题，把座谈的记要全部披露。可是，在民建会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反对李康年所提把定息延长二十年的意见，我曾特别同韩洪文谈过，我说应当把这一情况在报上公布。然而，光明日报却一直对此保持缄默。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风的吗？不是的，这是一个阴谋。光明日报的所谓“摘要”，实际是摘他们之所需要；他们的所谓“帮助”，实际是鼓励右派分子和一些立场不稳的人向党进攻。他们在兰州举行的这十二人座谈，实际就是在那里点火。这次座谈后不久，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右派言论就嚣张起来。医学院的部分学生一度在右派分子的煽动下上了大街。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还带了几位学生到北京请愿。这就证明，两位记者的兰州之行，已经超额完成了储安平给他们交代的任务。听说还受到储安平的表扬。 我也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 我是一个私营工商业者，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七、八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思想虽然得到一定的改造，但是阶级的改造是长期的，我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正因如此，那些资产阶级的论调，也就特别容易迎合我的口胃，也就容易被那些资产阶级野心分子所俘虏。我在十二人座谈会上所说的“有些党员领导瞧不起非党员，不到基层倾听下情，光凭党团员汇报决定一切”，“党团员是搞人的，非党人士是搞业务的；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以及“有些人只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说话，就被目之为落后分子”等话，都被光明日报当作“要点”登了出来。实际上，这些话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党团员是整人的，非党人士是被整的”这句话，虽然我是听别人有这种说法，但毕竟是从我口里在座谈时说了出来，这种说法当然合乎我的口胃。这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充分暴露。我是民建会兰州组织和甘肃省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这些错误的言论传布出去，对工商界一定是有不好影响的。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更难怪欧、韩两位记者抓住了我的话柄，只能说我自己思想上还有些不安于党的领导、不安于接受改造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欧、韩两位记者点燃之下，燃烧起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不彻底斩掉，一遇适当的温度、适当的时机它就会翘起来。 章乃器的谬论对我的影响 现在，我再谈一谈章乃器的荒谬言论对我的影响。 章乃器的荒谬言论是很多的，他曾公开的说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说中国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他并且鼓励私方代表不要“盲目服从”公方，“盲目服从”就是“奴才主义”。他的这些谬论，我刚一听到的时候还觉得似乎有道理，特别是对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理论”，我还很欣赏，很高兴，觉得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红色”，这不是更进步了吗？不是很好吗？甚至在我的言谈中，不知不觉的中了他的毒素，并且曾经表现出对他的这种谬论有所同感和共鸣。而在公私共事问题上，我也经常“警惕”，不要犯“奴才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我也总觉得有些公方代表不行，因此，对于右派分子的撤掉公方代表的意见，也就没有表示坚决的反对。这次会议的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彻底揭露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使我逐步看透了章乃器其人的本质。特别是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擦亮了我的眼睛，提高了我的嗅觉。我回想了一下：如果不是各位代表的帮助，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报告的教导，我很可能成为章乃器的一个摇旗呐喊者。这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我身上活生生的表现了出来。我为自己惭愧，又为自己高兴。惭愧的是自己进步太慢，思想糊涂；高兴的是我侥幸没有坠入右派分子的深渊。我深深的体会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你不倒向左，就必然会倒向右。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给我们提出问题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更加感到周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句句正确、字字有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正义声音，它给了我们以有力武器。我要坚决同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实际上，反右派的斗争，也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改造。人民代表大会十多天的会议，胜于我八年来的理论学习。但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需要长期改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资产阶级必须“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也有决心“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最近，甘肃省代表组的全体同志、甘肃工商界和民建会的同志们，对我过去曾经说过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我衷心感激所有同志们对我的这种关怀和帮助；我将永世不忘、铭感肺腑。今天，我没有别的话可说，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表示：我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分力量。 我的话就是这些，错误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指正。

第10版()专栏： 右派野心分子，不要昧绝良心！ 杨惟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次大会中的各项报告。 在周总理的报告中，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明辨出是非，都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这不仅是政府的工作报告，而是一个很有丰富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课本。我建议应把这个报告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结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展开一次深入的宣传，人人都应当认真去学习。 近几个月来，有些胸怀野心的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有路线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昧绝良心，颠倒黑白，硬说国内样样事体都搞糟了，共产党领导坏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都不好，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错了等等。不但是有恶意的言论，并且还派人到各地去，从多方面造成不良舆论，到处点火，想把国内搞得大乱，迫使共产党下台，让他们取而代之。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和阴谋，极端愤慨，不能不予以痛斥。 解放前坏处说不尽，解放后好处谈不完 这些野心分子，完全抹煞事实：解放以前，中国的情形是怎么样？坏处是说不尽的。解放以后，情形是怎么样？好处是谈不完的。以今比昔，判若天壤，事实俱在，摆在眼前，能不承认么？现在国内，百废俱兴，事事挺进，不论是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工农商业、交通、卫生、文化、教育、科学、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等，试问那项，没有进步？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为千古所未有。 全国人民，看到自己的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而以强盛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无不欢欣鼓舞，引为自豪，更有信心和勇气，来共同努力进行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但是这些自命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心理反常，竟感到很不痛快，真太奇怪。他们不去认识社会的进步，看不到事业的发展，信口瞎说。如果不是他们的双目失掉作用，那便是他们的敏感性太迟钝，太无见识，怎能配得上称为大知识分子？简直是不识好歹的糊涂虫和不识时务的大草包。 解放以后，我在江西工作，情形更为熟悉，亲眼看到江西境内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其他各省一样，成绩是很巨大的。可以略举事实，反驳右派野心分子的一派胡说。 首先我来谈谈粮食问题，江西向来称为鱼米之乡，可是在解放以前，反动政府，只管剥削，不问农事，水、旱、虫灾相迭而至，三年两歉，常有饥荒。然自解放以后，因为党政重视农事，大力兴修水利，号召积肥，防治害虫，并改进其他各种农业技术等，粮食产量，得以不断增长。如在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时，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八十亿斤左右；一九五○年增至八十六亿斤；一九五一年为八十四亿斤；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每年的总产量都在一百一十五亿斤的水平；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二十三亿斤；一九五六年增至一百三十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时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五十亿斤。按百分数即是增产达百分之七十七。这难道不是成绩，而是搞糟了么？ 尤其是在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遇到百年未有的大水灾，江西当然亦是一个重灾区之一。如果在反动政府时代，那怎样得了呀！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不知会演成何种惨象。但在人民政府的旦夕关怀下，组织大批人员，分赴灾区，大力援救，能使灾民各有所归，各有所衣，各有所食，病者亦有所医治，不致遭受到冻饿疾病时而无所告。并投以大宗的生产资金，帮助他们生产自救，次年便有丰收，许多灾民能很快地恢复灾前的生活，无不感激莫名。照右派野心分子看来，这又是做得很不对的事体吧？ 因为年年不断的增产，农民不断地增加收入而能不断地改善生活，所以现在江西各地的农民是很不容易看到有以前那样衣不被体，褴褛不堪的苦况了。尤其是青年妇女，很多都是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而在田间工作。由这一点，即可看出，一般农民的生活，是逐渐在改善了。再听其他农民代表的报告，更可相信这是的确的事实。右派分子，硬要歪曲事实，偏说农民生活越来越苦的鬼话，可以不攻自破。 怎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 再拿一九五六年江西方面的成就来说，亦是和全国各省一样，非常巨大的。全省农村中，已经基本上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全省粮食总产量，去年就突增到一百三十亿斤，超过战前历史最高记录仅为一百多亿斤的产量甚远，愈能显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全省手工业和个体渔民，都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了。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顺利完成，而能各得其所。这些三大改革，都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可以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从此可以浩浩荡荡、更有力地来推动全省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全省人民莫不为此而高兴无比，热热闹闹，打鼓敲锣，来庆祝这些胜利。右派分子，感想如何？认为这些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么？ 其他如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在江西方面，都相应地有很大的进步，这又无法再细说的。总之，现在的江西，是一片新气象的江西，而不是如同以前那样久经战争、被反动政府和日本军队蹂躏不堪而造成破破烂烂的江西了。江西如此，他处亦同，都是大踏步地正在前进中，这是近年来我到各地视察所亲眼看到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共见的。右派分子，否定事实，怎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 右派政客想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真太不自量了 少数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既不自量，又不害臊，倡言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要让他们来领导才行；要党委退出高等学校，让他们来发展组织，这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这些旧社会中的无聊政客，大家早已看穿了，凭什么本领来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谁来请他们领导？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又是高等教育工作者，长期与科学界和高等学校的教师打交道，对于他们的情况，当然不会比这些野心家更生疏。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高等学校的教师，都是很爱国的，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几年来能把祖国搞得这样好，都是很拥护而爱戴它做领导的，不会欢迎这些野心家到科学队伍中和高等学校中去做领导，来搞反动勾当的。只有极少数立场不稳和头脑不清的人，才会被他们花言巧语，拖下泥坑。他们的私货是没有多大市场的，然而亦须时常提高警惕。 大概我们不会忘记吧？解放以前，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凡有爱国思想的人，看到国势日危，常有国亡无日的可虑，精神上无不受到郑重的压力，恐怕难免不致于做亡国奴。解放以后，情形大变，旋乾转坤，变弱为强，转危为安，人民各有生业，可以挺直胸膛，扬眉吐气。而我们脑子中怕做亡国奴的忧虑，亦已洗清干净，一去不复返了。即此一点，就可使我们心悦诚服，感激共产党不尽而愿毕生跟着共产党跑。右派分子，真是太无心肝，这样好的日子，过得不自在，还要兴风作浪，破坏宪法，并想杀死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领导，由他们来坐天下，把进步车轮拉到资本主义的死亡道路上去，要我们再过以前那样困苦不堪、愁眉不展的生活，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右派野心分子不要以为人民是可欺的 右派野心分子，要识相一点，不要以为人民都是阿斗而可欺可骗的。要知道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万目睽睽的注视下，你们有一点不法的行动，人民都会知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们的野心，群众老早就在怀疑了。况且现有毛主席六条标准，可以辨别是非，这是很科学的照妖镜，任凭你们花言巧语，强词夺理的狡辩，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任何妖魔鬼怪，在这个科学的照妖镜下，都要现出原形。你们的鬼秘言行，已经是从各方面揭露出来了，不只是现出了狐狸尾巴，而是丑态毕露。一般工农同志，听到你们干出这些疯狂的事，都很愤恨。有的工人同志说：“我要举起铁锤，打破这些家伙的脑袋。”有的农民同志说：“我要用锄头挖出他们的狗心肝。”可见你们的私货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只有一些立场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和台湾、香港以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敌人，才会大大地捧起你们。这不是很奇怪么？并不奇怪，我记得以前读岳飞传时，当岳飞抵抗金人，势如破竹，打到朱仙镇，并即出兵，长驱远征，要直捣黄龙而痛饮，人心因此振奋，无不称快。只有秦桧独不高兴，即于此时，大唱和议，国人痛恨，而金人非常欢迎。现在右派分子的言行，大为敌人所赞赏而为国人所愤怒，道理不是很容易懂么？右派野心分子，可以休矣，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言行，对于祖国是极有危害的，犯了自绝于国人的极大错误。你们必须立即痛改前非，把以前所做一切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的事，都应老老实实、坦坦白白、完全交代出来，向全国人民请罪，尚可得到人民的宽恕。否则执迷不悟，徒逞狡辩，要想抵赖，那是抵赖不过去的。如果野心不死，还想伺机再起，进行捣乱，国家自有法律，会给你们以应得的处分。这些言词，对于右派野心家，可以说是一个忠告，亦是一个严肃的警告！

第10版()专栏： 我的检讨 黄药眠的发言 我今天是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大家发言的。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在思想上犯了错误，后来我才知道是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根本性的错误。 过去，我曾以“进步”自封，但是自从五月初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我就完全暴露出了我丑恶的面貌。 首先，我做了章罗集团所阴谋计划的四个临时工作组当中“有关学校领导体制”的召集人（根据章伯钧和浦熙修自己所坦白的材料，这个组的召集人，他们原来是预定要费孝通的，那时费孝通还没有回来，所以把我点上了）。五月十三号，我还召集了小型会议，而且还起草了“我们对学校领导体制问题的建议（草案初稿）”。在这个文件中尽管我批评了“党团退出学校”和“教授治校”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但这并不能掩饰这个文件本身也是反党的。比方我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民主治校”，既然要加强党的领导，怎么又来一个“民主治校”？这岂不是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了吗？这岂不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变成空的，而“民主治校”才是真的吗？当然，这是很适合于章罗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目的的。其次，在这个文件中，我强调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而把党对学校的组织领导完全忽视了。党如果不掌握学校里的人事和财政权，那么它的领导岂不是没有了物质基础吗？我口头说，要加强党的领导，而实际恰好相反，正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再其次，我一方面说，要以党委或党组作为领导的核心，而另外一方面又说校务委员会是最高的领导机构，这样一来，校长就变成了一个校务委员会的执行者，只有了民主而没有了集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也就很难体现。很明显，这些都是带有纲领性的错误。这个文件虽然是一个“草案”“初稿”，并没有发表，但我不敢隐瞒，现在已交广东小组转给常委，作为检查我的错误的材料。 其次，我在向师范大学的领导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根据团结的精神、协助党搞好工作的精神来提意见，而是对师大党的领导作了恶毒的进攻。我没有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改造的一方面，反而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同时我还错误地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里篡夺领导权在全国解放初期是可能的，但在现在，那就不可能了。理由是现在一切制度都已确立，一般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搞行政工作，而且现在做行政工作，又不像国民党时代可以借此升官发财等等。但我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自己个人可能没有攫取权位的野心，但他们总是企图以他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对学校来说，也就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办学校。章罗事件证明：资产阶级的确怀有夺取学校领导权的野心，而我恰好在客观上做了他们的工具。关于我在六月五日师大中文系教职员座谈会上的发言，将来我要在师大中文系去检讨，这里不再详述了。 第三，是我参加了六月六号章伯钧召集的文化俱乐部的集会。姑且不管六月五号章伯钧等的集会以及在六月六号章伯钧最初的发言我没有听到，但是就我自己的发言来说，也就够荒谬。比方我说一九五三年以后，党对非党的知识分子就不信任了。其实党对非党知识分子是很信任的。党对章伯钧罗隆基难道说不信任吗？问题是，他们不值得信任。而且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肯认真改造，就是党信任了他，也是要出很大问题的。其次我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也许在个别的机关，个别的党员有这样的现象，但我把它概括成为整个北京党的现象。这显然是对北京党的污蔑。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说这些话，是正当章伯钧野心勃勃认为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时候。这里，我正是加进了右派集团的合唱队。 有人问我，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以为会天下大乱，会出现“波匈事件”？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确没有这种想法。我想也许某一个学校会闹出一些事情，但局面是容易控制的。甚至我还天真地以为民盟能够协助党平息风潮，那也是一件好事。我完全不知道章罗集团一方面有计划地在到处点火，散布不满，而另一方面则又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党讹诈，夺取领导。而且我还以为既然要把这件事情向党的领导方面反映，那么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以我完全不以此为意，六月九号一早，我就跑到西山去写文章去了。 检查起来，我之所以会犯这一系列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我自己存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由于阶级出身和中学、大学里的教育，后来又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地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在一起，这就使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解放后，这几年来，虽然有了若干进步，但不可否认，在我脑子里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正由于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再加上我的工作岗位上的某些党员的缺点，这就使得我有很大的不满。这种不满慢慢积累起来就变成了对那个单位的党有很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当然是为章罗集团的人物所十分欢迎的。第三，自从今年春间以来，我错误地以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知识分子中间只存在有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需要长期来解决的。加以右派的核心人物常常对我说，“我们改造到差不多啦！”或者说：“你拥护社会主义，我也拥护社会主义，大家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问题不过是思想还有些差异罢了。而思想是要慢慢来解决的。”这些话，我最先不相信，但后来听多了也就慢慢相信了。我完全不了解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中间还有强烈的阶级斗争。由于我有这样错误的理解，这就使得我在章罗集团的阴谋活动面前，完全失去了嗅觉。再加上我在生活上脱离群众，有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一来，我就很快堕入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 最近由于章罗集团的阴谋的揭发，我才了解到他们的整套的罪恶的计划。我痛恨他们，尤其痛恨我自己。但我决不因此就丧失勇气。现在我愿意从泥坑里跳出来，紧紧地跟在党的后面，重新拿起马列主义的武器，为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集团而奋斗到底。

第11版()专栏： 在电影战线上 蔡楚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的各项报告。在这里，我将八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情况介绍一下，供大家参考。 有毒的影片被排除干净 有益的影片占领了阵地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根据各方面所揭发出来的材料，新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也成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目标之一，他们同样地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来反对党在电影事业中的领导。但是，事实永远是抹煞不了的，新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在党和政府无限亲切的关心与指导下，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有着很大的发展和成绩。突出地表现在艺术创作上，一贯地坚持着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首先，我们制作的影片，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反映我国工农兵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在内容和性质上，已和解放前的作品不同。截至去年底，七年来，我们已制作了各种长片二百六十六部、短片一千一百八十三部，翻译了优秀的长短外国片一千四百二十六部。同时，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还增加了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等几种新的片种。我们的新闻摄影队，跋山涉水，制作了大量的及时报道我国人民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建设与斗争的新闻纪录片，有的同志并在火线上为此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传播唯物主义思想、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上，科学教育片的作用也是极其显著的。美术片的制作，也日益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些片种，有些在解放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尤其是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大量制作，更是解放前的资本家所不肯为的。 由于我们的制作贯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的影片就必然地与广大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我们的影片有较好也有较差的，但事实证明，大家还是极其喜欢看国产影片的。我们经过了一番斗争，终于在一九五一年，把长久盘踞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侵蚀着中国人民思想的、帝国主义有毒的影片彻底排除干净，并用我国自制的影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以及有益的外国影片来占领阵地。 许多影片受到观众欢迎 在国际上也有很高声誉 这八年中，我国的放映单位已从解放初期的六百四十六个发展到九千多个，其中包括九百多个电影院、将近七千个放映队和一千多个俱乐部。我们的放映队，广布全国，将大量的各种影片送到工矿、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样坚决地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才使电影这一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开始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一九四九年的电影观众只有四千七百多万人次，一九五六年已高达近十四亿人次。用描写和表现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作品来教育广大的人民，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是不可估量的。如“白毛女”，不只是给一亿多观众上了阶级教育的一课，并且在土地改革中，鼓励了广大农民向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的意志。“一贯害人道”上映后，大批反动会道门的分子，立刻就纷纷自动向公安部门去登记。看了“抗美援朝第一辑”“钢铁战士”的观众，很多人这样表示：“美帝国主义者梦想用战争掠夺我国的胜利果实，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随时响应祖国号召，坚决起来保卫我们革命的果实！”“董存瑞”“上甘岭”所表现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广大人民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并教育着我们的子孙。“培育壮秧”“先进砌砖法”“武汉长江大桥基础施工”等科学教育片，广泛地传播了工农业的生产知识。我们的舞台艺术片，不但丰富了国内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获得了国际上的声誉；“梁山伯与祝英台”即到过许多国家，并轰动了港澳和东南亚。我们还有许多影片获得了国际上的褒奖。我们很多描写革命战争的影片，得到亚非人民的欢迎，如“鸡毛信”在埃及上映时即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一支志愿军”。我们的影片在四十多个国家参加过各种国际活动或作经常的放映，这种在国际上所起的很大的作用和影响，更是过去所不能想望的。 电影技术和工业方面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我们在电影技术和工业方面也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各种放映机现在已完全可以自己制造；小型摄影机已试制成功；大型摄影机、洗片机、录音机即将试制完成；需要高度技术的宽银幕立体声设备正进行试制；大型影片拷贝洗印厂和胶片制造厂正在筹建；彩色影片从无到有，去年已生产长短影片三十部，而且全部都已能够自己掌握从拍摄到洗印的技术；第一座宽银幕影院已在首都开幕，第一部宽银幕纪录片 “五月的节日”已与观众相见。通过训练班、轮训班、讲习会、电影学院等，已培养了全国三万六千多放映员，和培养了艺术创作干部与各种技术干部，特别是培养了解放前所没有的那些片种所需要的工作干部。 上述这许多成绩，是只有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才能获得的；党所领导的对“武训传”影片的批判，更大大地提高了电影创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五大政治运动，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才能得到思想改造，才能创造出那些成绩来。右派分子说有党的领导不如没有党的领导，或是说党越领导越坏，这是别有用心的、无耻而恶毒的毁谤！ 电影事业中的错误和缺点正在大力克服 电影事业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严重的缺点，至今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解放初期，我们走过一段正确的道路，后来产生了错误和缺点而走了一段弯路；随后，有的问题纠正得还不够及时，同时又有些新的缺点产生。 各种片种都有它不同的情况和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但以艺术片在生产和创作上所犯过的错误为较突出。如一九五○年生产了二十六部影片，一九五一年竟是一个空白年，一九五二年勉强生产了六部，其后在纠偏中每年增长，到去年才达到三十八部。除由于缺乏经验等不可避免的因素外，其原因是我们在艺术领导上和事业管理上都曾犯过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与存在过缺点。 在艺术领导上，首先我们就曾脱离实际地要求写所谓史诗式、纪念碑式的、概括某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作品”。这种不从生活的真实、人民的需要和我们艺术、技术的实际水平出发的主观主义，使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否定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相当多的剧本，艺术片的产量大大地受了窒息，并使新老的创作工作者都感到莫大的苦闷。其次是，我们对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在一个时期内有过狭隘的理解，认为为工农兵服务，就非几乎全部是直接描写工农兵不可，因此而使作家在对题材的选择上，大大地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同时，在这种错误的理解下，人员的使用，尤其是老的艺术工作者，也随之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再次，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是有很大的收获的，但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我们还学习得不好、不深不透，造成了一些清规戒律，给创作带来了束缚；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忽视过去电影艺术事业的进步传统，缺乏吸取其可取的经验，这也限制了影片的丰富多采、限制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总的是表现在违反艺术创作的规律，干涉过多，受影响的以艺术片较为严重，其结果是产量少、质量不高，艺术创作人员的潜力发挥不够。我们某些流于公式的作品，观众是不喜欢看的，他们并提出了许多善意的、中肯的批评和意见，是值得我们的领导工作者和创作工作者在今后的改进工作中加以重视的。 此外，在事业管理上，我们也曾有过脱离实际、忽视进步传统的错误和缺点。在上述艺术片生产量最低落的期间，就曾企图废弃已有各地的制片基地，把制片工作等全部都集中到北京来，这是一种严重地脱离了我们这样拥有六亿人口、辽阔广大的国家的实际的极端错误的想法。电影事业的各个方面，在体制上、制度和办法上，有些也管得过严过死过于集中，如一部影片从主题计划、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演员样片、全部样片到完成片等，就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审查、批准的手续等等。 八年的过程中，这些错误和缺点在不断地改进着，有些已得到大力的批判和纠正。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更有显著的改进，如将创作的职权下放，使制片厂成为完整的艺术创作和制片生产的机构。但有些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如演员、乐团，因为作品的产量少，没有给他们以充分的艺术实践的机会，还需要在今后努力设法加以改善。 右派抹煞电影事业的成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电影生产 八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成绩是很大的，可以说是空前的，绝不容加以抹煞的；可是偏偏有人无视现实，强调了某一个时期艺术片的产量不多，和某些作品质量不高的缺点，大肆叫嚣，要向后退，退到解放前去，而美其名曰“为了前进”。这种叫嚣，明明是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因而得出了解放以来一切都搞糟了的结论。他们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竟荒谬到认为这些缺点是贯彻工农兵方向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解放后的影片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是个划时代的事件，是题材的扩大而不是缩小，同时也是反动统治下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曾因主观主义而狭隘地理解工农兵方向，造成了工作中的缺点，但因此而说可以不要工农兵方向则是极端谬误的。他们甚至于以资本主义的方法，单纯地从票房价值出发，去证明我们的影片被工农兵所抛弃；计算一下收支，我们也是有盈余上缴国库的，并且这种盈余还在逐年增长。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影片与群众的联系正在空前地扩大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受到了电影日益深广的教育和影响。他们更没有看到大部分的观众是解放前根本就看不到电影的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这一事实。他们找到另一原因是所谓“行政干涉”，认为作品之少和不好是行政干涉的结果。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像是找到了“要害”；可是，他们在反对艺术创作的“行政干涉”之余，却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立场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在繁荣创作、创作自由的幌子下，却连影片的政治内容、艺术思想和计划生产都要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电影生产。他们把领导和“干涉”划了个等号，把“行政”和“干涉”看成了孪生兄弟，因之把一切领导——包括党和行政领导——在一切问题上的领导，都被认为是外行，都是“干涉”，而说这种领导最多也不过会搬搬教条，所以是愈领导愈糟，必须彻底、全部取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电影的锣鼓”敲不起来 右派的丑脸显露原形 去年秋季，我们为了改进缺点和工作，遵循着党中央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和制订了为贯彻这一方针而改进制片工作的方案。正当准备按此方案进行改进的时候，章罗联盟中的上海右派集团的陈仁炳，就利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民盟支部，撇开了厂中党和行政上的领导，先后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把这个厂当作他们的放火点！同时，上海的文汇报也立即配合着这一活动，发起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该报及其驻京办事处同时又抓住了“电影的锣鼓”一文，火上加油，悉力叫嚣。在那些座谈和讨论中，有许多意见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有些也是正确的，也有些是错误的。而座谈和讨论的组织者们，却很明显地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排斥正面言论，打击说公道话的同志是 “大人物”，不替“小人物”说话，甚至发言激烈的人可以当场被批准“火线入盟”。目的则在尽量夸大电影事业中的缺点，抹煞成绩，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反对党的领导！ 通过这次全国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他们的丑恶的嘴脸已被暴露出来了！罗隆基——陈仁炳——上海电影制片厂民盟支部是一条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又是一条线。这两条线脉络相通，按照着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纲领，反对党在电影事业中的领导和抹煞电影事业八年来所获得的成就，企图在文化工作上打出一个缺口。这一连串的事件，大受章罗联盟的赞许，认为是“典型经验”，要使用这种经验到处放火。很显然，章罗联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从各个方面来毁谤和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所获得的震烁古今、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成就，并企图要党“下台”，要反革命者都起来“索命”，同时也有人要“杀共产党”，……一句话，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中国人民拖回到过去那个苦难的深渊！ 我们全体的电影工作者，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必须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并从去年以来事件的发展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如是受过迷惑或被利用的人，就应迷途立返，彻底地揭露右派分子的罪行，和交代自己所犯的错误，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而将永为人民所唾弃！ 让电影艺术的园地中开放出更灿烂的花朵 让我们全体电影工作者都动员起来，为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捍卫我们无限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党的领导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把他们这种罪恶的阴谋全部、彻底、干净地粉碎了为止！ 此外，我们还要在今后的日子中，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深入生活，不断进行思想改造，加强对艺术理论和技巧的学习，继续钻研业务，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很好地接受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艺术上优良的传统，以提高我们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与广大人民对文化艺术所提出的日益迫切的要求，我们的事业还须加速发展。如：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供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大部分都要不依赖国外，而期能自行制造；北京、广州和西安正在筹建新的制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要达到年产一百部艺术片的指标；优秀的外国片仍将大量译制华语对白，在国内广泛放映；新闻纪录片的题材将要面向全国，广加发展并提高质量；科学教育片将要大量增加产量，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革命中起到先锋的作用；美术片也要增加产量和更多地注意民族风格……等等。 我们相信，全国的电影工作者，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地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一定会满怀着信心，继续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继续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认真和切实地改善领导管理工作，改善体制和各项制度，进一步发挥各种工作人员的潜在力量，不断地为繁荣电影创作、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而奋斗，从而促使中国的电影艺术获致更高的成就，使电影艺术的园地中开放出更灿烂美丽的花朵！

第11版()专栏： 不能容许右派分子把中国电影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 白杨的发言 在这次大会召开预备会议期间，我们阅读和讨论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在大会开幕之日，我们又听到了周总理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这个讲演和报告，都是我们当前的指路明灯，我表示衷心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引导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全国人民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所起的巨大变化，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是连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章杂志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可是，正在我们祖国即将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却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利用鸣放的时机，抹煞事实，制造谣言，否定革命和建设的成绩，妄想推翻宪法上明文规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想把中国推回到万劫不复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违宪犯罪行动，我们一定要坚决无情地和这一班右派分子作斗争，彻底揭发一切反动野心家的阴谋，借以保卫胜利果实，借以教育人民，锻炼自己。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演员，我深深地感受到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几年来，我们到祖国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里去拍摄影片、体验生活或是参观访问，各地的人们都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地关怀我们，协助我们工作，我们感到从来未有的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回想解放以前，我们想通过影片更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想接近工农群众，不仅被限制，还要遭受迫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电影演员也是被歧视的。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在政治上才得到彻底翻身，我们有各种权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各方面的学习和锻炼来提高自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电影工作者参加共同议论国家大事，我们不能忘记宪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讨论和通过当中也有我们的意见。今天我能和工农代表一起走进怀仁堂，在大会上发言，在小组会上讲话，畅抒己见，这不说明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人人都有权利管理国家大事吗？抚今思昔，在旧中国的土地上，看见日本鬼子、美国兵和洋人横行街上，每个人都要退避三舍，今天，我们不仅在祖国到处自由呼吸，而且在国外也受到尊重，我们处处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那屈辱的中国人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由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会有今天的吗？今天正当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进行整风除三害，来更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右派分子又乘火打劫了。周总理说的对：“那些企图利用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我们人民内部挑拨是非，企图破坏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相反地，这个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是的，我们电影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正告右派分子及早悔悟，你们抗拒改造必将自绝于人民。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的成就已经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一页，我们曾经摄制了许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人民生活的优秀的故事片，在人民建设新生活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从观众人次的增加来看，一九四九年每年不足五千万人次，扩大到一九五六年的每年十三亿九千万人次。电影放映队也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六千多个，遍布在工厂、矿山、农村、部队和遥远的边疆，组成了全国规模的放映网，并且在短期内赶走了霸占中国电影市场三十多年的帝国主义反动电影。右派分子想抹煞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允许的。而电影事业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因此，从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角度来说，今后仍和过去一样，我们热烈需要与拥护中国共产党加强对于电影艺术事业的领导。右派分子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回想起今年春天在电影界出现的一股歪风，文艺报打起了“电影锣鼓”，文汇报就推波助澜，“组织群众”，向新中国电影事业进行了肆意的诬蔑，他们将新中国电影描绘成漆黑一团，要求中国电影“退回”到资本主义、殖民地时代的老路，在当时，我们几个不同意这种说法和看法的人发表一些文章，就遭受到右派分子的猛烈的攻击和嘲笑，上海民盟负责人陈仁炳到电影界到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甚至公然要挟，要求上海电影厂撤换党的领导干部。他们在电影界放火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第一、不承认电影是教育人民的工具，片面地强调票房价值，反对电影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二是反对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认为思想改造是电影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第三是反对电影事业由国家和党来集中领导，要求资本主义方式的“自由经营”。这些主张，今天看来，也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正是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很具体的行动纲领。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反对中国电影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今天，拿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作为思想武器，重新来检查一下几个月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那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我认为是对我们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已经开始被揭露了，我们应该把这些人的思想、行动作为我们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教员”。他们要走的路，恰恰和我们要走的相反，因此，把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摘录出来，作为借鉴，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唤起警惕的作用。他们反对思想改造，我们就必须加强学习，继续改造自己；他们反对艺术配合政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可能，使电影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随时警惕脱离政治的危险；他们反对国家和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我们就必须紧紧的依靠组织，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右派分子的阴谋已经失败了，他们的计划已经被粉碎了，右派分子的头目们，已经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了，可是，这并不等于我们的斗争已经结束，在新中国，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在继续。我们要在这一条战线上继续斗争，我们一定要——一定能在这一条战线上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11版()专栏： 通过盟内整风，彻底清除章、罗联盟的毒素 乔传珏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在会议的期间里，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庆祝了一个伟大的节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我们诚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又在短短的时期内，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我们国家建国以来仅仅八年，在政治上已经建成了全国统一的、稳如泰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经济上已经使落后的农业生产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并且几乎是在废墟上迅速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重工业和轻工业，而成为全世界工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在文化教育上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历史上所遗留给我国人民的愚昧和落后的状态，正朝着国际的先进水平积极地前进着。这些铁的事实，不仅为全国人民所亲身感受，同时也为仇视我们的敌人所共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也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人民热爱共产党，这是天经地义和情理之自然的。我从旅大解放以来，一直在一个地方工作十一年。我亲眼看到党是怎样领导全市人民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并在殖民地经济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当国家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党又怎样领导全市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以支援国家建设并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也深切地体会到苏联军队在驻旅大期间怎样同中国人民团结合作，以英勇忘我的精神，警惕地保卫了远东和平；苏联专家在我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怎样发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予我们真诚无私的帮助。因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图抹煞党和国家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企图破坏中苏友谊而发出的任何荒谬言论，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坚决予以驳斥。 右派分子要把整个民盟带进绝路 我是辽宁省和旅大市民盟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我对于盘踞民盟中央领导地位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家和他们的反共集团，表示无比的愤慨。我代表个人和辽宁省绝大多数盟员控诉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无耻的罪恶活动。我们知道，民盟从一九四一年成立时起到一九四七年总部被迫解散时止是走着中间路线的，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就清算了中间路线，决定了“一边倒”即倒向人民这一边，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在后来的盟章里规定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去年全国盟员代表大会并确定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符合于国家利益的，也符合于绝大多数盟员的愿望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竟口是心非，丧心病狂地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利用盟内的合法地位，偷偷摸摸干着非法的罪恶勾当。根据这几天反右派斗争中所揭发的事实证明章伯钧、罗隆基从一九四八年到现在仍然还是坚持着他们的中间路线，表面上伪装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暗中却十年如一日地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当共产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的时候，他们以为时机不可失，于是就主张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另成立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政治设计院”以排斥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来替反革命分子“伸冤雪恨”。在六月初旬鸣放中刮起一股歪风的时候，他们错误地估计“共产党大势已去”，他们可以和共产党摊牌，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以便篡夺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于是顿时向各地，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中间，伸出他们的魔爪，阴谋取消学校党委制；削弱党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竭力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疯狂向党进攻。很显然，他们是决心把整个民盟带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绝路上去，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政治野心。我们严正地告诉他们：你们想把民盟带入歧途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方面人士都密切注意今年四月民盟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是十分必要的。那次会议虽然表面上是为了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下，谋求改进民盟的工作，但实际上却被章、罗利用，来贩卖他们的“私货”，向他们的反共集团发布密令。章、罗在会议期间向他们的反共集团的成员，究竟发布了那些密令，不得而知，但他们贩卖的“私货”，我同其他与会同志一样却“领教”了一些。如章伯钧在一次地方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说：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党派，重新进行研究和估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将要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民主也将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我当时不了解他讲的真实意义，现在明白了。他讲的民主党派的变化，就是要变成同党分庭抗礼或各党派轮流执政；他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变化，就是要变社会主义民主为资本主义民主。这显然是一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伯钧在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所作的访问六国的报告中，除了撒布一些修正主义而外，并对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关系，进行了挑拨和中伤。章伯钧在地方组织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改进民盟中央领导工作时，说要调整机构，新成立政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等，专门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民盟的成员大部分是从事文教和科学技术工作的，成立文教委员会还可以理解，而他们却主张成立政法、财经委员会，不知其用意何在。今天同他们主张成立的“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联系起来一看，就不难看出：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了。 旅大民盟组织受了章、罗集团的影响 应该承认章伯钧、罗隆基集团一贯坚持着的中间路线的思想，在过去一个时期虽然未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但也早使许多地方组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以旅大市民盟组织来说，近一年多以来，由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受到章、罗集团一定的思想影响，过分夸大了盟员的进步的一面，对国家建设起积极作用一面的，而忽视了需要改造的消极的一面，因而大大放松了思想改造工作。对盟内某些后进分子的缺点和错误无原则的团结、迁就，很少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往往从代表知识分子的正当利益出发，强调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要适应知识分子特点，而很少考虑如何加强盟员的思想改造工作，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从去年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我们往往片面地强调对党实行监督，而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则非常不够。在发展组织上，在章、罗集团大发展的思想影响下，一年多以来发展很快，去年一年就发展了近一倍（100余名）。今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以后，在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下，仍继续大力发展组织，而且很早就忽视了发展组织工作中以进步分子为骨干这一重要条件，吸收了不少中间、落后分子入盟。这实际上给章、罗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帮了忙，为他们扩大政治资本服了务。 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在帮助党整风时期，旅大盟员中间出现了许多荒谬言论，也正说明了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薄弱的。而我个人在鸣放时期，特别在反右派斗争的初期，也犯了一些错误。如在市委统战部座谈会上，对于章、罗联盟政治主张的反动的本质，不加以分析，就冒然表示赞同组织知识分子联盟。尽管我提这个意见的动机是为了减少几个民主党派在发展组织上交叉碰头的麻烦，并且我说的这个党派是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和叶笃义讲的以和党分庭抗礼或平分秋色为目的的反动党派根本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扩大他们的反动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我对盟员鸣、放也采取了迁就、迎合的态度，鼓励有余，批判不足。我曾说过不管任何意见和批评，只要是从爱护党出发、从改进工作出发的，民盟组织都将给予支持，如果真正受到打击报复，民盟组织一定做到仗义执言。没有想到盟内少数右派分子却加以歪曲利用，作为他们攻击党的借口。对我说来最严重的错误还在于对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对于右派分子存有温情主义。在鸣、放初期，我不仅没有看穿章、罗联盟提出的伪装起来的破坏性的言论——成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反动的本质，而且对本市某些盟员（如吴襄、杨常骙、乔树民等）的错误言论的性质也没能辨别清楚。我对于显然是错误的荒谬的言论，总不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正视，并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心里想既然党早已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错误言论，将来经过自由辩论，自然就会明辨是非，何必操之过急。不久，工人、农民说话了，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也开始批判了，我在一种右倾情绪的支配下，还是姑息暧昧，不能毅然同右派分子分清界限；徘徊观望，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大大妨碍了旅大民盟组织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我为什么竟会这样呢？现在检查起来，主要还是因为没有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对于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最严肃最深刻的阶级斗争缺乏认识，唯恐操之过急，斗错了人，甚至怕伤害右派分子，而对右派分子伤害党、伤害社会主义则显得不是那么关切。几年来由于自己在历次运动中放松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加上政治理论学习差，政治水平低，因而一遇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就摇摆动荡，顾虑重重，不能坚定立场，明辨是非，鼓起勇气，向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大会各项报告以及参加大会、小会讨论，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决心继续深入检查和努力改造自己，坚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真划清政治和思想界线，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勇敢地投入反右派的火热斗争中去，克服温情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来同全国人民一道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并在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战斗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将通过盟内整风，认真检查旅大市民盟组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彻底批判和清除章、罗联盟反动的思想毒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上级盟组织的领导下，使旅大市民盟组织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12版()专栏： 牧民称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 札喜旺徐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以青海省的发展情况看，一九五六年国家财政执行情况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的国家预算分配也是适宜的，我们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就青海省试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情况，作如下汇报。 解放前大批牧民破产沦为乞丐；解放后经济地位普遍上升 解放前，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部落间的对立，使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的畜牧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特别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更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急剧下降，根据一九三七年的资料，全省牲畜头数为一千二百三十八万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仅有七百万头。生产的严重破坏，使大批牧民破产沦为乞丐，赤贫户达牧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了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制订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贯彻执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组织工、农、牧业相互支援等一系列的政策，因而，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到一九五六年，全省牲畜总数达到一千五百九十六万头，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随着生产的发展，牧民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赤贫户已经逐渐减少。根据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上阿曲乎部落一百三十五户牧民的调查，一九四九年有赤贫户和折合不足二十只羊的贫苦牧民八十户，占全部落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二五，到一九五六年，这样的贫苦牧民还有三户，仅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了。又根据这个部落二十七户的调查，一九五六年每人平均生活支出为二百七十八元（多畜户每人最高生活支出为七百八十一元，贫苦户每人平均生活支出为一百五十四元），说明牧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 几年来，青海牧业区在普遍地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地对一些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改革，并且培养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情况下，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空前地巩固和增强了。牧民们都懂得这些幸福生活是那里来的，因而他们称颂共产党、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把现在的生活看成是“金银日月”一般。 要求建社办场的人日有增加 但是，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增强民族团结，因而，对畜牧业经济就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经过几年来各项工作的进展，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根据上述的情况，从一九五五年冬季以来，我们在工作基础较好、条件成熟的地区，试办了三十八个以牲畜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由五户牧主组成的公私合营牧场。试办这些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的经验证明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优越性，根据十四个社的统计：百分之百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四个社，其中都兰红星社 （主要是蒙古族）总收入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五个社，其中天峻先锋社（主要是藏族）总收入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两个社；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三个社。公私合营牧场五户牧主的纯收入，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七千元。同时，对增进团结、改善饲放管理、改进放牧制度、防御自然灾害、开展文化学习、培养干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发展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的事实教育了牧民群众，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幸福的，从而减少了对社会主义的疑虑，要求建社办场的人日有增加。 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初步经验 在一年多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对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初步地摸索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我认为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1、在牧业区，由于地区辽阔，牧民居住分散，社的规模不宜过大。按照青海省牧业区的情况，一个社一般以十户左右为宜；合作社的形式，目前宜低不宜高；社内的一切制度和办法，要在牧民原有生产、生活习惯的基础上，逐步改进和提高；在目前，要特别注意既有利于统一经营，又能充分体现牧民对牲畜的私有权。 2、办社必须坚持既有利于团结，又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原则。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要经常地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提高其阶级觉悟；处理社内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贫苦户和多畜户双方的利益。发展生产，改善牧民的生活，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也是巩固合作社的关键。因此，保证合作社增加生产，争取绝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同样是办好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 3、必须贯彻自愿互利政策，对于迫切要求办社的牧民，要认真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于还有顾虑的牧民，要耐心地向他们进行工作，善于等待；对于社内的贫苦户和多畜户，要平等相待。要坚决执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方针。在收益分配方面，要使劳力多、牲畜少或牲畜多、劳力少的社员，都能得到合理的收益，因为侵犯了任何一方面的利益，都将对发展畜牧业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 4、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牧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作用。在试办合作社期间或者在处理有关社内外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同当地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办好合作社有好处。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如果忽视民族、宗教代表人士的作用，不充分发挥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势必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中央对畜牧业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结合青海牧业区和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对畜牧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本着政策宽、步骤稳和时间长的精神。在牧业区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下去。 事实证明：只要民族关系是团结的，社会秩序是安定的，群众有要求，代表人士也表示赞助，同时又有了本民族的办社干部，那么，在已有互助生产基础的地区举办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困难是不多的。 对于牧主经济的改造，我们则坚决地贯彻了和平改造的方针，即采取了在经济上赎买和在政治上团结、安排的办法。在改造的形式上，听取牧主的自愿，可以加入生产合作社，也可以组织公私合营牧场，或者由国营、公私合营牧场和合作社代放他们的牲畜，不采取以上形式，也允许继续单独经营，国家仍然给以帮助。这样作法的结果，对于安定牧业区人心、消除牧主顾虑和发展畜牧业生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走向幸福光明的大道 无疑的，我们在牧业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很显著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是不少的，例如，在开始试办合作社的时候，曾出现了贪大求快，追求高级形式，企图一步登天的急躁情绪；在牧民群众中的宣传解释工作和同代表人士的协商工作，都做得不够；少数干部甚至还有强迫命令的作风，一度产生过少数人要求退社的现象。应该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曾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对牧业区的特点和情况还了解得不够所致，绝不是由于合作化本身所引起的。有些人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就全盘否定成绩，怀疑合作化政策，甚至反对对畜牧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这是极不应该的。青海牧业区人民坚决地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地完成对畜牧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永远摆脱贫困的状态，走向幸福光明的大道。 牧业区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的。右派分子说政府工作“一团糟”，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对党和各族人民的疯狂进攻，我们要和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 以上发言，可能有不妥之处，请各位代表指正。

第12版()专栏： 立场问题是思想改造的关键 王葆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政府各项工作的报告。它说明了我国财政计划的真实性和国民经济按照预算的完成、增长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说明人民自由权利的获得了保证；法律威信的广泛提高。我并同意彭副委员长关于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我听到并看到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很明确讲给我们明辨是非、解决矛盾、改造思想的方法；并指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十二项指示，目前都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发展的要求，句句是解决人们思想上的矛盾，句句是鼓励社会主义思想的提高，句句也是马列主义哲学规律中活生生的事例。它不仅是应当作为我们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的指南针，而且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最显明、最生动的讲课。特别是指出了“六条政治标准”以便于鸣者鸣的更好，放者放的更佳。最令民主人士不能不感激兴奋的，是提出“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这是对民主党派以极其诚恳、殷切、远大的希望，也是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光荣而必须做好的任务。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右派分子的错误思想。我认为周总理的话，不仅是代表了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代表了许多前进的知识分子。这一批判，一定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整风运动正在顺利开展的时候，大多数民主人士都感觉到这一伟大英明的整风运动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有，只有在毛主席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百战百胜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日，也只有不怕批评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邀请党外人士大放大鸣地提出批评。不料，竟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言论。我万也想不到在伟大的新时代，在统一战线的团结下，在毛主席亲切的教育下，竟有少数高级工作人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甚至有人想乘机造成匈牙利事件，混水摸鱼，违反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也违反了民主党派共同的意愿。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痛心、无比愤怒的事情，这不仅是广大劳动人民所不能容许，更是我们民主人士所断断不能容忍。 驳斥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好。这不是缺乏政治常识的谈话就是别有用心。我就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自从参加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进行革命以来，经过多少次艰苦斗争，也亲身经历过“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会，就是因为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但不能解决广大人民的疾苦，也不能防止政客、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作出多少卖国残民的事情，对发展国内重工业以及轻工业和农业，根本无从谈起。自解放以来，我国百政维新，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现在已可超额完成，工业增产进度，远过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竟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好，那完全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利令智昏，痴人说梦。 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是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何能从五大运动廓清过渡时期的一切障碍；何能有抗美援朝的胜利，空前地提高了国际威信；何能对亚非弱小国家作强有力的声援，起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作用。万不该因为有些党员干部作风有缺点，错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现在，整风运动，不就是为了改正偏差和错误么？竟有人想利用整风的时机，发展反党的阴谋，这是非常荒谬的。 有人说，农业合作社“一团糟”。我这两年视察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上海、湖南各省市的几十个农业合作社，我所看的社，没有一个不是增产的。一九五六年北方大水灾，南方大旱灾，有若干农业社减产，这是因为自然灾害严重所发生偶然性的现象，而增加生产乃是农业合作社必然性的规律。因为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集体经营，比个体的小农经济优越得多。观察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的、局部的、偶然的现象，应当看在去年的严重灾害中，由于农业合作化抢救和保住许多农作物相当的产量。去年湖南大旱，二百天不落雨，我在宁乡县看到水利组织，农民脚踏水车，连接翻上七级，翻水农民二十余人共同合作，若非农业合作化，那能有这样的水利组织。再看今年全国农业展览会，展出的醴陵县合作社，虽遇到去年二百天的旱灾，仍比一九五五年增了产，这都说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也说明农业合作社增产的必然性。说农业合作社一团糟的人，最好到乡下生活一个时期，亲自认识认识。 “党天下”的说法，是从那个立场看问题呢？除了站在资产阶级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是不会想出这样荒谬的说法的。这样说法，（一）不符合客观事实。从宪法上的规定来看；从民主人士参与政治工作来看；从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全国人民的团结合作来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上阶级性和人民性来看，“党天下”的说法，都是完全不符合客观的事实，是无理论根据的。（二）从社会主义的发展来看，“党天下”的说法，是非常没有远见的。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党性是要发动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共同提高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共同进入阶级消灭、党派消灭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样想，但愿人人提高如共产党员的品质，忘我无私，“天下为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是多么理想崇高光明美好的社会呀！吴玉章校长说：“民吾同胞，物吾同与，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李维汉部长说：“共产党的责任，是要解放全人类”；马列主义就是要“改造世界”。谁要阻止改造世界，它一定要被广大人民所共弃，要被社会主义的车轮压的粉碎。 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我看了“毛泽东选集”和解放以后毛主席许多文论，及党政机关发布许多文件，无非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群众的意见，并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不但找不出一句话可以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相反地，有关各次整风运动的文章中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都很显明地，深透地批判了三个主义。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指明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由小资产阶级所带来。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是三个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必须要把三个主义整掉，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整风时期，如此诬蔑党，是太不应该的。 周总理再三申告右派分子放弃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给他们开了一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我希望他们立即坦白一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免至自绝于人民。 周总理对右派分子这一严正的批判，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遭到破坏，并为了推动社会主义胜利的迈进，是适时而必要的措施。这一报告，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一定起到很大、很好的作用。 （1）广大劳动人民，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然激起义愤，作坚强的斗争。这一报告，及时给右派言论以严正的批评，才能平众愤以安人心，对各阶层都起了一定的团结作用。 （2）前进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可能听到右派言论，混淆视听，自听到这一报告，即可澄清思想，更加提高认识，向前迈进，从斗争的实践中，提高了马列主义的学习。 （3）给了我们揭露和粉碎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以武器。我正告右派分子，应及早悔悟，老实彻底向人民交代清楚，勿自绝于人民。 （4）批判了右派分子的错误，更利于整风运动。 我们要更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同时，我们鉴于右派分子发生的错误，更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原来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如不放弃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旧思想，要想适应于新社会的需要，也是很不容易的。 周总理报告中，特别着重地指出：“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这和毛主席的指示中所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是同样地极其真切、诚恳而远大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呢？这决不是苛责于民主人士，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因为希望各民主党派共同进入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社会，因而不能不希望注意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治病救人药石之言，我们应当虚心地真诚地接纳忠告，时时检查自己，时时从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向自己非社会主义的思想作斗争，向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为了充分发挥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而勇敢斗争。 我们要想把自己思想改造好，必须注意明确自己的立场。周总理报告中许多处谈到“立场”。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再次指出“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思想放在社会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列主义的道理，因而观点、方法就很容易发生极大的错误。因此，我觉得需要把立场问题，看作思想改造的关键性问题，为了改好自己的思想，必须首先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 伟大的马列主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曾经历了几多艰苦斗争和几多巨大的牺牲，才有今日社会主义的世界。我们今日需要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从自己思想中和生活实践中，完全以劳动人民利益为思想中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勇敢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