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体现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　推动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批准各项报告、预算决算和国民经济计划，决定成立广西僮族和宁夏回族两自治区 新华社15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今天下午闭幕。今天下午的会议在四时开始。会议就大会的各项议程通过相应的决议。 会议首先听了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子华的报告。接着一致通过决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修正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和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绩和某些缺点和错误，正确地总结了政府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且用事实驳斥了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 会议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批准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决议，批准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批准张鼎丞检察长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通过的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决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必须在1958年7月15日以前完成，代表的名额仍然为一千二百二十六人。 会议在听了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议案的审查报告以后，通过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项决议。 会议决议：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会议就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同意政府继续根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同缅甸联邦政府进行具体协商，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会议在听了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雪峰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以后，通过了关于提案审查的意见。 会议根据本次会议主席团的提名，补选了陈其尤、季方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上述各项决议。在每项决议提付表决之前和通过以后，会场都响起热烈的掌声。 四时五十五分，执行主席刘少奇说，这次会议的全部议程现在已经进行完毕，这次大会的工作已经胜利完成了。他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今天下午会议的执行主席是：刘少奇、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赛福鼎。 出席今天下午会议的代表共一千零十三人。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在京的外宾应邀列席了下午的会议。

第1版()专栏：社论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大会经过了充分的讨论之后，通过了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和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关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的决议。 这次大会开会期间，正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一斗争实际上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继续，它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全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的错误言论，证明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论在大会发言中和小组讨论中，代表们（除极少数右派分子以外）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表现了对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还揭露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他们的义正词严的责问，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认罪。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次大会的进程，生动地证明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是十分巩固的，不可动摇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时候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一点。利令智昏，他们对于人民内部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的赌博落空了。这次大会还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工商界的改造虽然远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代表在这一斗争中是站在拥护社会主义方面的，而且经过这一次斗争的锻炼，他们的认识更明确了。 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们经过各方面的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其中，有些人的检讨表示有悔改的决心，虽然检讨的诚恳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的检讨，究竟是企图用避重就轻的欺骗手法蒙混过关，还是也有若干交代悔改之意，需要他们今后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也有些人的“检讨”，一望而知是还没有交代悔改的诚意的。但是，只要他们不是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只要他们真正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总是值得欢迎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会发生变化，右派分子们也在变化。由于人民向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右派分子现在孤立起来了，只要他们不愿自绝于人民，那末，他们现在除了彻底认错、重新作人以外，已再没有别的出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只要他们回心向善，那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他们还是适用的，他们还是有可能由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得很好，不仅会大大推进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前进，而且大大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右派斗争。但是应该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粉碎右派的活动，还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我们应该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采取揭露右派的反动活动事实和说理的方法，使斗争深入下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得到彻底的胜利。

第1版()专栏： 北京回族代表千余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 庆祝人大通过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北京市民政局于14日联合邀请北京各界回族代表一千七百多人，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庆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回族代表，都出席了这个晚会。乌兰夫在会上讲了话，并表示祝贺。 晚会中，北京各艺术团体的回族演员和部分汉族演员表演了各种精采节目。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和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根据预算委员会审查报告的意见，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修正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批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认为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绩和某些缺点和错误，正确地总结了政府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且用事实驳斥了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破坏国内外团结的荒谬言论。大会深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胜利斗争，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且决定由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的意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加以审议修改，作为草案公布试行，在试行中继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再加以修改，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批准张鼎丞检察长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了保卫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会议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必须继续注意工作的检查和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健全各项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彻底清除反动的旧法观点，更好地完成国家所付予的任务。 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决议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必须在1958年7月15日以前完成。 各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各省和上述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省的和上述自治区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该提前在1958年6月15日以前完成。 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仍然保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二二六人的名额。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武装部队、国外华侨应该选举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仍然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相同。行政区划变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该选举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按照行政区划的变更作相应的调整。 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撤销广西省建制，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为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辖十七个县和二个市。 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关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缅边界 问题的报告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中 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同意政府继续根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同缅甸联邦政府进行具体协商，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补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补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委员　陈其尤 委员　季方（附图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第四次会议的决议。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2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 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预算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　程子华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从今年5月下旬起，即开始审查国务院所送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草稿，此次会议期间，又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且根据大会代表们在讨论当中所提出的意见，对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进行了研究和审查。现在，我代表预算委员会将审查的结果报告如下： 国务院提出的1956年国家决算，总收入为二百九十七亿五千四百四十四万四千元，总支出为三百零五亿七千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元，支出大于收入八亿一千九百六十九万四千元。预算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了1956年国家决算数字，同意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对1956年国家决算所作的分析。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一般是良好的，支出的分配和使用基本上是正确的，解决赤字的办法也大体上是适当的。1956年在国家预算执行的过程中虽然有过若干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同1956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极其次要的地位。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 预算委员会认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所总结的1956年财政工作的几点经验，对于改进今后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应当指出，今后财政部门应当更加注意上述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以便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工作。 预算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了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认为草案中所列各项收支数字一般是适当的，整个收支的安排是稳妥的，也是积极的。预算委员会认为，在收入和支出的某些方面，可以考虑作如下的调整： （一）在收入方面，工商税收增加一亿五千万元，铁道企业收入增加七千三百万元；农业税收减少五千万元，纺织工业收入减少五千七百零五万二千元，森林工业收入减少一千四百九十四万八千元。增加收入同减少收入的数额相抵，净增加收入一亿零一百万元。分项说明如下： 1、今年1至5月份工业生产和商品流转的情况都比较好，预计今年的工商税收可以比预算草案所列的数字增加二亿元。另外，今年的棉纱产量可能完不成计划，预计要减少工商税收五千万元。以上增加和减少的数额相抵，增加税收一亿五千万元。 2、今年1至5月份铁道部的运输计划和财务计划都完成得比较好，这与铁道企业积极推行经济核算制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增产节约运动，有可能超额完成财务收入计划，因此，建议铁道企业收入核增七千三百万元。 3、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所列的农业税收入，包括了1957年秋征公粮变价款在今年使用的部分。考虑到这一部分公粮变价款如果今年动用多了，就要影响明年的预算收入，而且今年1至5月份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也是比较好的，因此，建议将农业税收入中的1957年秋征公粮变价款，核减五千万元。 4、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棉纱产量为四百六十三点五万件，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完成这个计划看来是有困难的。现在一方面应当责成有关部门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完成既定的生产计划；另一方面，应当按照有把握的、可能完成的产量，适当调整国家预算收入，使国家预算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之上。除了前面已经说过，将有关棉纱的工商税收核减五千万元以外，建议将纺织工业（包括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纺织企业）的利润收入，核减五千七百零五万二千元。 5、1957年森林工业收入中，因为木材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偏高，有完不成预算草案所列数额的可能。因此，建议将森林工业收入核减一千四百九十四万八千元。 （二）在支出方面，建议将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也核增一亿零一百万元。其中：中央预算支出增加三千二百万元，地方预算支出增加六千九百万元。分项说明如下： 1、中央预算支出增加三千二百万元。根据开展农业垦殖、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以三千万元用于增加农垦投资。其余二百万元，用于补助南京毛纺厂迁建所需的费用。 2、地方预算支出增加六千九百万元。1957年地方预算中列有年终结余一亿三千七百七十八万元。这一项结余款项，原拟等到8月以后再看当时的情况，由国务院批准动用。现在鉴于国家预算执行的情况较好，有些地方又有提前动用一部分结余款项的要求，因此建议先批准将1957年地方预算年终结余动用一半，即动用六千九百万元，由地方解决当前急需的支出。至于其余一半何时允许动用，等到8月以后，由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核定。 另外，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中列有增拨银行信贷资金六亿元，为了更好地反映国家预算同银行信贷的关系，可以考虑从这笔资金中抽出一亿八千零二十九万九千元，归还1956年财政部向国家银行透支的款项。其余四亿一千九百七十万一千元，仍然作为增拨银行信贷资金。这样处理，既可以结清财政上所欠银行的债务，又不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 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收支数字按照上述意见调整后，总收入增加为二百九十三亿九千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元，总支出也增加为二百九十三亿九千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元。预算收支仍然是平衡的。 以上关于调整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收支数字的意见，预算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采纳，经过调整，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 预算委员会还考虑到，在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的过程中，会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需要对收入和支出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建议授权国务院在保证预算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平衡的原则下，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地调整预算中各项有关的收支数字，在一定的时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1957年国家预算，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报告中所说，它反映了我国人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大大有助于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并为迎接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新的胜利。为了完满地实现1957年国家预算，预算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有关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提出如下的要求：（1）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努力，改进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目前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级领导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使之深入地持久下去，成为经常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效果。（2）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努力发展农业及农村副业生产，积极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大力争取1957年农业丰收。（3）一切工业生产部门应当在原料有余又有销路的条件下，努力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速资金周转，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财务等各项计划。（4）商业部门应当努力改进农副业产品的收购工作和商品销售的组织工作，积极增加商品的供应，继续稳定市场物价，努力完成国家规定的商品购销计划和财务计划。（5）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努力改进交通运输状况，提高运输能力，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转额扩大的需要，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运输计划和财务计划。（6）一切基本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勤俭建国和“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努力节约建筑材料和建设资金。（7）一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都必须大力节约事业经费和行政管理费用，发扬勤俭办事、艰苦奋斗的精神。（8）在全面厉行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各级财政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工作，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收入，在保证国家建设事业需要的原则下，努力节约支出。预算委员会认为只要从各方面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就可以作到收多于支，从而为国家增补一些库存物资，充实国家的后备力量。我们应当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以上意见，请大会审查。

第2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 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民族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格平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以后，于7月6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个议案进行了审查。一致认为，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民族委员会建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个议案。

第2版()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 （1957年7月12日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雪峰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收到提案二百四十三件，超过了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提案的件数。这些提案，属于政治、法律、国防、人事、编制、民族事务、华侨事务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财政、金融、粮食、贸易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劳动、工资方面的七十九件，属于农业、林业、畜牧、水利方面的二十三件，属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方面的九十五件。 提案审查委员会根据这次会议的提案情况，参考过去审查提案的经验，设立了综合、财金贸易、工业交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五个专业审查组，由委员分别参加各组。所有提案，都先由有关的专业审查组分析研究和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再由委员会全体会议详加审查，逐案通过。 这次会议的提案，有些是国家正在办理中或者已在计划办理中，或者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应该办理的；有些是牵涉方面较多，需要筹划周妥才能办理，或者需要准备条件逐步实施，或者一部分能够办理一部分还须周密研究的；有些是牵涉第二个五年计划项目问题，需要全盘考虑的，或者是对于实际情况，还需要进行全面调查和深入了解才能肯定能否办理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按照这些情况，分别拟具了审查意见。 提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所有这些提案，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加强团结、和平建设伟大祖国的强烈愿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建议：把这些提案分别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依照审查意见进行处理，并且在下一次会议提出处理情况的报告。 现在把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见草案”向大会提出，请予审议。

第2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讨论 章汉夫痛驳杜勒斯颠倒是非 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首脑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新华社1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并要求继续作彻底交代。章乃器也作了书面检讨，他承认了他的一些错误言论。 黄绍竑、陈铭枢等人也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 今天发言的共有二十五人。大会讨论到此结束，前后在大会上发言的共有四百零八人。 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大会上就美国侵略集团敌视我国的政策发言。他说：“美国侵略集团最近对中国人民发出了许多狂妄的叫嚣，企图维持他们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亲自出马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并且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来犯了五次‘鼓动战争’的‘罪行’”。 章汉夫举出无可辩驳的事实痛驳杜勒斯对我国的这些诬蔑。他说，“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自己。 章汉夫说，杜勒斯之所以恶毒地诬蔑中国人民，是因为他想用这种颠倒是非的办法来掩饰美国侵略集团在远东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建立军事基地和进行战争威胁的罪恶阴谋。 章汉夫指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制造紧张局势，破坏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独立；同时指出杜勒斯想寻找借口，以便美国对菲律宾和马来亚进行进一步的干涉。 章汉夫严正地指责美国在我国西藏进行颠复活动以及霸占台湾。 章汉夫指出，杜勒斯在6月28日那篇颠倒是非的演说中，对于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的鼓励和支持，把美国在中国搞颠复活动的阴谋暴露无遗。 最后，章汉夫说：“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坚持敌视我国，侵占我国台湾，对我国进行颠复活动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最坚决的反对，并且要对这个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胡绳在发言中严正驳斥了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地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阴谋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而斗争。 胡绳指出，有些右派分子恶意地批评我们轻视社会科学，其目的实际上是要求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他们是在重视社会科学的叫嚣下面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名义提出来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主要的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主张。这是章罗同盟的全部反动纲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毅说，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就需要找能够为他们摇旗呐喊的群众。他们企图从缺乏社会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中，找到他们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到处放毒、点火。但是事实怎样呢？跟着这批右派头子跑的也不过是极少数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败类。有一部分学生曾被蒙蔽，而极大多数学生始终站在党的一边。罗毅指出：中国青年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一直就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谁妄想把中国青年跟共产党分裂开来，谁就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罗毅说，今天，在我国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对青年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我国青年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学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还必须经常虚心地向工农学习，牢固地和工农连结在一起。 章伯钧在以“向人民低头认罪”为题的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他说，从去年以来他就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鼓吹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滥调。他说，他在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最近一年多来，特别是在帮助党整风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章伯钧说，他在1956年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今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不折不扣地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结果必然走上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上去。 章伯钧承认他曾提出过民主党派要发展一、二百万人、民主党派组织可以发展到县一级的主张，也曾说过社会主义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该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提高一步。他说，他的这些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形成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章伯钧说，他们联盟是“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他向罗隆基妥协，是想通过罗隆基的关系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 章伯钧说，他与罗隆基在中共整风开始时在民盟组织四个小组座谈会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 章伯钧还检查了他在6月6日召集六教授开会的狂妄的反党阴谋，检查了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行为和他企图通过农工民主党取得政治资本的活动。他最后说，他今天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他将继续向有关单位彻底交代。 罗隆基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说，他是“一个有了罪过的人”，他表示向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首先，他说他5月22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是“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 其次，他谈到他的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的言论，他说，这“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 第三、他承认他“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因此，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参加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不是偶然的”。 第四、他说，从1949年起，他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他承认，这个“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在右派的进攻中，“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第五、他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曾认为是和平阵营的“分裂”。他承认他“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 第六、关于他同文汇报的关系，他承认，他“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罗隆基另外还检讨了他在森林工业部的错误，和骄傲自满、轻视进步分子的错误。 关于“章罗联盟”问题，他作了一些辩解。他承认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使民盟走上错误的方向，企图“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章罗的联盟。 罗隆基最后要求人民代表让他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 章乃器在书面发言中，强调他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他谈了一大堆他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意气”、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等等。 章乃器否定了他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错误论点。他强调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错误”。 章乃器说，“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是他又说，他“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 章乃器不承认他在工商业者中作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鼓动。他说，“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黄绍竑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了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提的错误意见，以及视察工作和平时言论行动上的错误。他说，他“把历史的罪恶忘了”，“以致发生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但人情所不许，也为法理所不容。”他说，他一向怀疑肃反运动中的群众性的斗争方式，这就是他脱离人民立场为反革命分子留后路的思想表现。他说，他在政协座谈会反映的一些问题，“99％都是根据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他还交代了他同林希翎、谢昕的一些关系。他说，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后一贯的”，他希望继续得到批判和帮助。 陈铭枢在书面发言中检讨他发表的“撤销学校党委制”、“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等许多荒谬言论，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他说，尽管他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铭枢说，“有的代表批评我是一个野心家，有大领袖欲，从我的历史发展和我的思想本质来看，这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他说，他“一生的历史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解放后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 今天在会上检讨或作书面检讨的还有民革中常委谭惕吾，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马哲民，民盟中常委黄药眠，民盟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宋云彬和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今天作书面发言的代表还有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广州市市长朱光、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陈离、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足球运动员张俊秀、国家计量局局长李承干。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陈叔通、程潜、吴玉章、邓颖超、马寅初、赵毛臣、盛丕华、赵忠尧、陈望道、杨之华、刀京版。

第2版()专栏： 彻底反击右派 郭沫若答“文艺报”记者问 新华社15日讯　14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文艺报”发表了郭沫若答 “文艺报”记者提出的四个问题，问题是“彻底反击右派”。全文如下： 一、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战斗，才能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胜利？如何取得整风的预期效果？反右派斗争和整风的关系如何？ 答：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必须予以彻底的反击，丝毫不可放松。当然，反击的武器是真理和事实，同时也要揭露右派分子的虚伪和丑恶，剥夺他们的武器。这样，既打击了右派分子，也教育了非右派人士。 右派和毒草一样，是不容易锄尽的。今后一切知识分子必须经常进行自我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防止右倾思想的产生，才能获得 “完全胜利”。任何人对于思想改造不能忽视，一刻也不能离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反击右派分子中，明辨是非、坚定立场，对于整风是有帮助的。整风必须“有错必纠”，不可讳疾忌医。善意的尖锐的批评应该诚恳地接受，不能与右派分子的进攻混同。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整，虽然同时在进行，但性质不同。 但两者的作用是相互错综的。通过反击右派的坚决斗争可以帮助整风，通过严肃认真的整风可以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增加我们的斗志。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我们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改进作风。从这一点来说，毒草和根翻过来，的确也就变成肥料了。 二、有人说，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们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不高的。应当怎样来驳斥这种荒谬论调？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绩，你认为应当作怎样的估计？ 答：近年来我对于文艺作品看得很少，对于作品的全面性批评我很难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实践得到了明确的指标，文学艺术的思想性是提高了。 艺术性的高低，要看拿什么作为标准。如果是以解放前一般作品为标准，就我所接触到的新作品看来，我是觉得一般地是提高了，而非降低了。当然，足以和伟大时代相称的震烁古今的作品似乎还没有产生。但这样的作品解放前也没有。 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可能是有的，但要说所有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那样的全面否定是不近情理的谰言。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随着作家生活经验日益积累、思想和技巧的日益精进，必然会日益磅礴发展。新的民族形式、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作必然会产生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有人说，党不能领导文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同时，借作家的劳动特点和反对文艺领导的某些行政方式的缺点，而企图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应当怎样粉碎这种谬论？ 答：“党不能领导X”，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公式。这个X可以置换为“文艺”，可以置换为“科学”，可以置换为“教育”，甚至可以置换为“政治”。右派的理论和我们是正相反对的。因此，命题的正确性应该从反面去了解。“党不能领导X”这个公式，只消把“不”字删去，便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党是能领导文艺的。文艺的方向性、人民性、党性，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文艺家的培养、组织、鼓舞也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为什么党能领导一切？就因为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就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作具体领导的。 我曾经把党的领导比作神经系统，一切生理机能都要受它的领导。当然，神经系统并不直接代替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筋肉系统等。 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人，同时又在叫嚷“文艺家归队”或“科学家归队”。他们是不惜自相矛盾的。在我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切文化活动都需要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行”来领导。如果领导上有缺点，那是个别“外行”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得好。 四、党应该如何改善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答：灵活掌握六条政治标准，坚决贯彻“百花齐放”方针，文艺工作的领导便会更好、更强。 从繁荣创作上来说，毛主席“下马观花”的指示是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来执行、推动的。没有原料，灵魂工程师们生产不出什么成品来。 要抓紧文艺批评工作。目前文艺刊物很多，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我认为可由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组织批评小组，分工按月进行批评。对于优秀作品特别加以鼓励，可由中央刊物加以转载，或专出选集。 要抓紧翻译工作。译文要特别加工，例如苏联的翻译工作是要经过多道手续的：由通外文者译出初稿，由作家或诗人来润色。这办法值得我们学习。读译文，每每是启发创作的动力。 我很希望有一部“中国历代诗文选集”，要选得很精，不要太多太滥。不分体裁，不分文白，适当加些说明。这对于文艺工作是有启发作用的，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肯着手做。这恐怕也要成立一个小组来进行，才容易期成。

第3版()专栏： 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继续发展和巩固中苏伟大友谊！ 钱俊瑞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 许多代表在这里说得很好：资产阶级右派这次向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是有全套纲领的，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战术的。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消灭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就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复辟。这个罪恶的目的同样反映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右派的阴谋得逞，真个来一个 “轮流执政”，罗隆基真个当上了他寤寐求之的外交部长，那末右派就会实行他们的实质上是美国国务院为他们制定的“对外政策”。 右派头目的“对外政策”是反对苏联，投靠美国 什么是章罗同盟和龙云等右派头目的“对外政策”的实质呢？那就是：反对苏联，投靠美国。 尽管我们国家的宪法在序言中强调地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指出“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而且尽管在三年前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此庄严隆重地通过这个宪法的时候，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也都举手表示赞成，同时宪法第十八条又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但是所有这些，右派头子们都可以置之不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所拳拳服膺而且坚持贯彻的就是“反苏，亲美”四个大字。 罗隆基一贯反苏亲美 前国社党（即民社党）头子之一罗隆基在反苏反共问题上是完全能够和国社党的另一头目张君劢媲美的。早在二十七年前，罗隆基就写道：“俄国如今已乘机而起，……共产渔人之利，一旦东亚全部赤化，复巢之下宁有完卵”，他献计中日两国反动派联合反苏“剿共”。解放以来，他一贯反对一面倒的国策，仇视苏联，提倡亲美路线。他念念不忘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朝一日来买罗隆基这匹马，买“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一窝子的马，以便比蒋介石更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罗隆基常说，“我既要社会主义，又要美国生活方式。”我们说，你要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式、张君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你不过是用“社会主义”作幌子，宣扬你的“美国生活方式”，利诱我国人民走亲美路线，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而已。 章伯钧在莫斯科的反苏谈话，必须向人民交代 反共起家的章伯钧在反苏阵线上并不示弱。别的且不说吧，单说从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对苏联的污蔑中伤，实际上异常积极地参加了去年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的反苏反共的啦啦队。作为人民代表，我们都有权质问章伯钧：在去年你参加我国人大代表团（注意，这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出国访问，你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宴会上，曾经发表了一篇什么样子的反苏谈话？你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反苏谈话？你必须向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作彻底的交代。 龙云这位汪精卫的“仁兄”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 龙云，这位大卖国贼汪精卫的“仁兄”、同谋者、庇护人和联络员，最近在反苏活动上特别显出他的身手。他在今年六月十三日的我们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竟然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提出什么苏联对我国的借款不合理，并且给我们以压力呀；指责“苏军解放东北时，搬走了许多工业装备”呀，等等。同时龙云又在我们人大的常委会上大肆宣传美国如何如何大方和善良。人们不禁要问：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苏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时，美国正帮助蒋介石大举空运军队到东北，要使东北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些工业装备如果不搬走，不是直接地帮助了美蒋，大大地阻碍全国的解放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供给我们的工业装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右派先生们，这些你们是统统知道的。知道了，放在肚子里，不讲，而且加以歪曲和颠倒，这就算是你们的本领。 把苏联和美国比一比 右派先生们常常要我们把苏联和美国比一比。的确需要比，不作这样的比较是不好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中国人民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各方面比，比来比去，比了几十年，才得出一条结论就是：苏联对我们好，美国对我们很不好。试比一下吧。举其荦荦大者： 苏联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穷困，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经济文化可以有计划地顺畅地发展。它以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他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这个好得很。这合乎我国广大人民历来的理想和愿望。因此，我们就选择走这条路——“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走社会主义的路。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富的富煞，穷的穷煞；一小撮金融寡头享有最大的和一切的自由，广大劳动人民却只有饥饿、贫困、失业和受迫害的“自由”。它欺负和压迫别的国家，对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的统治。美国的这种制度，这种生活方式，只合乎中国极少数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脾胃，而遭到我国广大人民的痛恨，而且近来越来越厉害地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痛恨。对于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全体人民的意志是：决不可亲，决不可学。这个问题已经为几十年来我国的历史发展所解决了。 谁帮助了我们的革命？谁帮助了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帝国主义的美国？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吧。 美国一贯仇视我国人民 极力破坏我国和平建设 美国政府对于我国的民主革命，即使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时期，除了镇压（如对义和团），从来没有给以任何帮助；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革命时期，它就更加抱持兽性的仇视，更加说不到什么帮助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只因为日本向美国发动了进攻，美国才以中国为同盟军，企图用我们的力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即使在那时，美国政府也拼命地支持蒋介石集团、溶共灭共，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抗日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用了全力指使和支援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国大内战。就在那个时期，美国给予蒋介石的贷款援助确乎达到四十六亿美元的惊人数字。这大概就是龙云、罗隆基之流所钦羡莫名的美国式的大方和善良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国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了，美国的态度怎样呢？坚决不承认！全面禁运！进攻朝鲜、越南，以便进一步进攻我国，把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长期侵占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用美日蒋条约和马尼拉条约来包围威胁我们！坚决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派遣特务间谍来我国破坏捣乱。动员自己的军队，武装蒋介石集团的军队来我国境内骚扰，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一直到最近杜勒斯先生对我国国内右派分子的言论大声叫好，相互呼应，祈祷着“共产主义中国的消逝！”这一切，就是美国政府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帮助”！ 苏联对我国人民真诚无私给我们的帮助像天一般大 苏联怎么样呢？那正像大家所熟知的，他和美帝国主义完全两样。苏联对我国的革命从来就支持。列宁对于孙中山首先给以崇高的评价。十月革命一成功，苏俄政府首先宣布取消帝俄对我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大力支持我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在各方面支援我国的抗战，一直到派遣顾问和飞行员，同我国军民共同浴血作战，特别是苏军出兵东北最后击败关东军，大大加速了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我国。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就和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苏联就开始了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苏联政府给我国以低利和无利贷款，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援我们抗美援朝；派遣大批专家和通过技术合作来帮助我们建设。发展中苏贸易，使美国对我国的禁运政策破产。从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后，苏联曾先后决定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一百五十六项重要企业，他们帮助我们设计，供应头等的装备，帮助我们安装。苏联帮助我国建设大规模的水库和长江大铁桥一类的大工程，帮助我们作黄河和长江的水利规划。去年苏联派遣优秀的科学家，帮同我国科学家作出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规划，为我国建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我国派遣几千留学生到苏联，帮助我们培养大批专家，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帮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 右派分子要我们比一比。好吧！我们比较一下的结果怎么样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右派野心家错估了形势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切机会实现他们反苏的煽动和阴谋。从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那些右派野心家对苏联国内形势和整个国际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苏联的局面要大变了，国际局势也要大变了。特别从十月十一月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不牢靠了，国际局势不是走向和缓而是更趋紧张了，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爆发了。于是他们竭力想要在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所煽动的世界规模的反苏反共运动中占一席地，借批判斯大林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子来对苏联进行恶毒的攻击。在这一方面，章伯钧可算是一个典型人物。 这就是右派的“好心肠” 我们说，我们学习外国的经验，只要它们是好的，我们都要学，但是我们首先和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这是完全必须的。但是右派分子一方面把我们学习苏联的成绩一笔加以抹煞，同时进一步用反对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否定苏联先进经验的重大价值，在政治上企图在人民心目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因为学苏联学错了，在工作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似乎这种损失就应该由苏联经验负责，应该由苏联派来中国的专家负责，应该由苏联负责。因此，对于右派说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反对苏联。整风运动不是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吗？那好极了，机会难得，借此反苏，一举数得，岂不妙哉！这就是右派分子的帮助党整风的一股“好心肠”！ 右派思想极端反动的本质 右派分子对于苏联国内的各种措施，总想抓些把柄来达到他们中伤和污蔑苏联的目的。比如，苏联的党和政府决定大规模垦荒，那无疑是件大好事，但右派分子却要说苏联粮食问题严重，闹荒了。苏联党和政府最近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机构，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这对推进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显然是极其重要和适时的措施。但右派分子却要说，苏联党中央的领导威信降低了。总之，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他们的阶级本能的仇视出发，看待苏联的一切问题，看待中苏关系的一切方面，人民说是好的，他们总说是坏的，反之，人民说是坏的，他们偏说是好的。立场不同，就产生了这样根本的分歧。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对苏联的问题上用极端狭隘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思想，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而在对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却根据也是他们所固有的民族投降主义来打交道了。这就更加暴露出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极端反动的本质。 中苏友好同盟万岁！ 中苏友好协会全体会员和全国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的反苏阴谋表示无比的愤怒。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右派这一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苏的进攻。不彻底粉碎右派的阴谋，我们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巩固同伟大苏联的团结合作，同时发展和巩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我们的基本利益所在。我们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团结，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的，是任何挑拨离间所不能破坏的。它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决定性的保证。右派分子的一切反苏阴谋一定归于失败。社会主义一定胜利。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万岁！

第3版()专栏： 向人民低头认罪 章伯钧的发言 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们的宽大，站在你们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表示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示过：只要“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特别是安徽代表小组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彩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觉得自己的罪行更加严重起来。“亲者痛心，仇者称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国人民和全体代表对于我的责备和揭发，正是对我进行抢救工作，不让我完全沉沦下去，而是给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救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完全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止于此，我的坏思想又窃取了联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民主自由的旗帜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掌握了，要由工人阶级来掌握”。所以我在今年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有了这样两句话：“我爱社会主义，我也爱民主”。这显然我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立的东西，这一个重大的错误思想正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所痛加驳斥的一点。此外，我又荒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生活方式”看作有它们的生命力。错误地以为只要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再加上科学技术和“民主”，我们国家的生活就更加完满。从去年以来我往往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把这一套挂着修正主义招牌而实际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谰调向人们鼓吹。这一毒素害人不浅，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右派分子固然投其所好，有的进步分子也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这是我的罪过。 在这样恶毒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我最近一年多以来，特别在帮助党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一九五六年我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这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形式。其目的在于扩大我的所谓“民主”，以便自己在此情况下有所作为，使非党民主人士也有所作为。在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又错误的提出“政治设计院”，主张多研究些国家的政策方针，加强民主党派的权利。我把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放在和人大一样的地位看待，这是不折不扣的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违犯宪法的主张，必然走向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 不仅如此，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我就根据我的主观愿望，加以曲解，特别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并且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各阶层特别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有所进步，可以放心发展。直到最近中共提出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整风，我对于发展组织更加强调起来，我认为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我还主张民主党派可以发展组织到县一级，各民主党派协议分县发展。我又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提高一步。这种荒谬的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实际上是削弱党的领导，形成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对于党是最危害的。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权利的斗争。自五六年后，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要求，因而一些过去和他接近而反对我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做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等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华罗庚、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今年五月初，在中共整风开始时，由我专断地约罗共同召集有关宣传、文教、组织部分负责同志讨论设立四个小组座谈会的问题，此事事先并未和史、高二位副主席商量。 四个小组为： （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组。 （二）科学规划组。 （三）有职无权组。 （四）高等学校党委制组。 组织这四个小组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其后果造成思想混乱，使少数右派高级知识分子的阴谋活动更为猖狂起来向党进攻。如科学规划小组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危害于党的领导科学工作和破坏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正如郭沫若副委员长和潘梓年代表所指责的那样严重。其他三个小组，虽未召开会议进行工作，但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和恶劣。 六月五日下午有三位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和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来找我，谈到高等学校内整风运动的情况时，三位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他们还说，情况虽然严重，但他们有办法解决，“可放可收”，党委是无办法的。我同意他们的这个看法，并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并邀请史副主席、闵刚侯常务委员和叶笃义主任，在一起谈了一次，谈话内容大致和头天所谈情况相同。我当时也同意他们的意见。这就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支持一个狂妄的反党的阴谋，企图由民盟代替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 本年四月一日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我很赏识他，觉得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而他的新闻观点和思想认识，有和我相符之处，这种不谋而合的看法表现在光明日报在此期间的编辑方针是： （一）多报道一些民主党派的活动和民主党派个人的活动。 （二）多报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明。 （三）多报道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 这样的方针是和我资产阶级的一套想法相吻合，从而篡改了光明日报的编辑方针，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喉舌，尤其可恨的是我同意了储安平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组织座谈会，发生到处点火的作用，破坏党的整风运动。同时储与罗的私人关系较多，对于储主持光明日报的方针罗亦有所指示，因而章罗储的右派思想在光明日报就起着共同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我在农工民主党鼓励李伯球在北京搞大发展，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也告诉他组织座谈会，农工北京市委会在五月一个多月中，在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农业、教育、文艺、京剧六界共组织了二十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成员和群众共有五百多人。不仅如此，在这期间，我又派王一帆到东北，杨逸棠到山东，张云川到河南等地发展组织。我这样的大发展计划，是想通过农工民主党影响科技医卫人员，正如通过民盟影响大学教授一样，其目的都是企图取得政治资本，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此外为了扩大我在农工民主党内外的政治影响，从去年以来将“学习通讯”改组为前进报，改变过去着重于报道党务报告工作总结等，加进了一些旧的诗词书画，这表现了我的封建残余思想。我在去年下半年，还打算恢复以前抗战期间的“中华论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在学术上展开自由争论。我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借此“以文会友，谈学谈政”。这件事直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说明我的企图和活动，总想在文教界和科技界起点作用。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是跟我政治上搞一套的办法是相适应的。 我在农工民主党向来习惯于家长制的领导作风，如今年三月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补选黄琪翔为副主席的事，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引起党内同志们的不满。这就说明我把农工党当做私有天下，忘记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往往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危害领导党的组织，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今后必须彻底改变方向，把农工民主党归还于全体成员，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农工民主党引向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组织。 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可耻可恶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正式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派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宣传机构，去逐步扩大影响，散布毒素，以求其实现。而这一切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来否定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是完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一个重大的罪行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愿向全国人民请罪，向党和政府请罪。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的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位代表，我这个检讨只是一个低头认罪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将继续向有关单位进行彻底交代。最后希望各位代表对我的错误言行，继续给予严正的揭发和批判。

第3版()专栏： 我的检讨 章乃器的发言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具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加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常觉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的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出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那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那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那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八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那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那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第4版()专栏： 抨击美国侵略集团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章汉夫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乌兰夫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现在对美国侵略集团敌视我国的政策讲几句话。 杜勒斯内心恐慌欲盖弥彰 美国侵略集团最近对中国人民发出了许多狂妄的叫嚣，企图维持他们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六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亲自出马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并且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国家。他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来犯了五次 “鼓动战争”的“罪行”。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是中国要对朝鲜和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负责，中国又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煽动武装叛乱”，而且中国还在自己的领土西藏进行了“武力的侵占”。除此以外，中国还存心以武力去“侵占”自己的领土台湾。 杜勒斯为什么这样恶毒地诬蔑中国人民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用这种颠倒是非的办法来掩饰美国侵略集团在远东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建立军事基地和进行战争威胁的罪恶阴谋。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都清楚地知道：正是美国，在朝鲜发动了侵朝战争；正是美国，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且极力企图代替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正是美国，在菲律宾建立了军事基地，控制了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正是美国，帮助英国血腥地镇压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样也企图代替英国在马来亚的统治地位；正是美国，积极对我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也正是美国，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的具体事实。 一九五○年，美国勾结李承晚集团发动朝鲜战争，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并且以武力侵占我国台湾和威胁我国东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才奋起支援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情了。当时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始终为促成朝鲜停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不懈。而美国只是在遭到沉重的打击和人民的反对而无法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签订停战协定。在停战以后，中朝两国认真地遵守停战协定，而美国却一再对停战进行破坏。本年六月间，美国片面宣布废除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把新式武器运进南朝鲜，就是这种破坏行为在最近一次的明证。在美国的这种破坏行为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以后，为了转移视线，美国众议院最近又通过一项关于所谓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四百五十名美国军人问题的决议，企图对中国人民进行诬蔑。大家都知道，在朝鲜停战以后，朝中方面根据停战协定，早已完全履行了遣返战俘的规定。对于美国为了逃避自己扣留朝中战俘的责任而任意编造出来的所谓四百五十名“失踪”的美国军人问题，朝中方面早就进行了认真的查对，并且已经向美方作了正式的答复。而美国对于在朝鲜停战前后李承晚集团和美国自己分别劫走四万八千名朝中战俘的滔天罪行却至今没有作过任何交代。究竟是谁在朝鲜发动战争、破坏停战和制造紧张局势，这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能作出判断的。 至于印度支那的战争，这是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法国殖民主义者向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一贯主张在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来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而美国却一直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武力干涉，力图扩大战争，以便取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位而代之。甚至在法帝国主义遭受到惨重的失败，出席一九五四年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各国一致同意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的时候，美国还居然宣布不参加这个协议。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又积极拼凑马尼拉侵略集团，大力扶植南越的吴庭艳政权，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干涉老挝的内政，以图达到它破坏日内瓦协议和威胁亚洲和平的目的。这些事实就清楚地说明破坏印度支那各国的和平和独立的，不是别的国家，正是美国自己。 至于菲律宾和马来亚两国政府同各该国人民武装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问题，这是这两国自己的内政问题，同中国毫无关系。中国不仅不干涉这两国的内政，而且一直向菲律宾和马来亚伸出友谊之手，愿意同他们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现在杜勒斯硬要把这些同中国毫不相干的问题扯到中国的头上，无非是想寻找借口以便对这些国家进行进一步的干涉，阻挠他们的独立发展罢了。 更加可笑的是杜勒斯竟然指责我国对自己的领土西藏进行“武力侵占”。谁不知道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仅像印度这样同中国友好的国家在一九五四年同中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早已正式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美国政府自己在远在一九四二年给英国的一项备忘录中都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是从来不成为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硬要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除了想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外还能是什么呢？事情也正是这样。美国对西藏是抱有很大的侵略野心的。今天，美国正通过少数西藏的逃亡分子，对西藏进行颠覆活动。我们要正告杜勒斯和他的伙伴们，如果你们要想钻进西藏来搞些不可告人的勾当，那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至于台湾，这是中国的领土。诚然，中国愿意同美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能意味着中国准备放弃自己对台湾的主权。中国以和平方式或其他必要的方式来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无权过问。美国打算用武力和用建立原子基地的办法来长期霸占台湾是绝对行不通的。最近在台湾所爆发的大规模的人民反美运动，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说明中国人民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台湾终将回到自己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从以上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看来，“具有连续进行武装侵略记录”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以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自己。美国今天正在一意孤行地奉行扩军备战政策，威胁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正如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美国正在步老殖民主义者后尘，不得不日益依靠刺刀来维持它的新殖民主义。”对于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政治目的，那正如杜勒斯自己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的在任何地方同它都是冲突的。 为什么杜勒斯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肆诬蔑和进行恶毒的攻击呢？这是因为美国侵略集团的扩军备战和奴役各国人民的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在美国国内和国外，要求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响亮了。为了挽救他的已经破产的敌视中国的政策，杜勒斯不得不摆出一副吓唬人的面孔，并且拉出美国众议院替自己助威，以掩盖自己的内心恐慌。 杜勒斯暴露了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阴谋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下，杜勒斯又把希望寄托在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上。他在这篇演说中公开称赞右派分子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并且恬不知耻地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据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想上面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消逝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可能使它“消逝”，并且暗示说，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责任”。这样，杜勒斯明目张胆地把美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阴谋暴露无遗，并且正在通过各种办法鼓励右派分子尽他们的“责任”。 右派先生们，你们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却受到杜勒斯的鼓励和赞扬，这还不值得你们猛省猛醒、赶快放弃你们的错误立场吗？ 尽管美国多方阻挠我参加联合国；但是阻挡不了我国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杜勒斯在他这篇颠倒是非的演说中宣称，美国将继续奉行不承认我国、阻挠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不同我国进行贸易和文化来往的彻头彻尾的敌视我国的政策。他像煞有介事地以为采取这样的政策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了。杜勒斯显然是盘算错了。 杜勒斯以为美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就可以陷中国于孤立，就可以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他不懂得，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绝不是美国阻止得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八年来，我国不仅已经同二十七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两个国家建立了半外交关系，而且同六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有了贸易联系，同一百零一个国家和地区有了友好往来。通过这种新式的外交关系，也就是人民外交的关系，我国对于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绝非杜勒斯所能设想的重大贡献。剥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首先受到损失的正是联合国自己。由于没有中国参加，联合国对于国际间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有关远东和亚洲的重大问题，不能解决。美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政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坚持对华禁运政策，无非为它的同盟国制造苦头 杜勒斯以为坚持禁运政策，就能为我国带来经济灾难，中国人民就将活不下去。然而同杜勒斯的愿望相反，禁运政策不仅没有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反而促进我国经济的自力更生，加强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在美国的同盟国方面却失去了许多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美国的同盟国家对美国的抱怨越来越深，并且相继表示出不愿意继续追随美国的禁运政策了。美国今天仍然非常顽固地坚持禁运政策，其用心无非是想阻挠它的同盟国家的经济发展，阻止这些国家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罢了。 谁也没法阻止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至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问题，在杜勒斯看来，这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大言不惭地说，如果美国承认中国，这就是美国“赐”给中国的一种“恩惠”，在被美国承认之后，中国的“威望和影响就得大大增长”。按照杜勒斯的逻辑，如果美国不承认中国，中国就肯定要活不下去了。在座的代表们都很清楚，全中国人民都很清楚，没有美国的承认，我们不仅活得很好，而且还将更好地生活下去。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伟大的祖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天天壮大起来。美国侵略集团终将有一天发现，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结果，倒霉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 杜勒斯还透露，他担心如果美国承认了中国，那些想改变中国政权性质的右派分子们就会“大大地受到挫折”。不能不使杜勒斯伤心的是，尽管美国没有承认中国，他所大力鼓励和支持的右派分子们在全中国人民坚决地揭露批驳和痛击之下，已经“大大地受到挫折”了，而且还要继续遭受到完全的彻底的失败。 承不承认中国是美国自己的事，中国人民绝不乞求美国承认我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坚持敌视我国，侵占我国台湾，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政策，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最坚决的反对，并且要对这个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各位代表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光辉的成就，杜勒斯所代表的美国侵略集团对我国的诅咒和诬蔑决不能阻止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天比一天更加壮大起来。毫无疑问，美国侵略集团敌视中国人民、制造远东紧张局势的政策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第4版()专栏： 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 黄绍竑的发言 我现在向大会检讨我的错误和罪行： 我在统战座谈会上发表了极其严重错误的意见，经各代表的不断的批判并听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院长的报告之后，才真正认识到我那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的意见，似毒素般散布在社会上，致使党和政府的威望受到影响，我非常的惶恐、非常痛恨我自己！我的严重错误是由思想立场上发生的。 思想立场是由每个人的生活历史形成的，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八分之七的年光是在旧社会里生活，而且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僚军阀，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旧民主思想种种落后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后蒙党和人民的宽恕并给以工作和学习的机会，我应该如何感谢，应该如何认识以往的历史罪恶，应该如何学习改造思想，以报答党和人民。 但是我的学习并不认真，对思想改造存着慢慢来的想法，并且以为民主人士思想总不能改造得那样彻底，残存一些旧根子也可以跟着党的后面混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学习的时候，不能真正地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而是摭拾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掩护自己残存的反动思想，那些残存反动思想随时随地不知不觉地在言论和行动中发现出来，也就是不知不觉地走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把错误的具体事实分别检查一下： 甲、统战座谈会上所提的错误意见： 一、党政关系错误意见的检查。我虽一再说明所提党政关系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并且说如果有人怀疑到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违背了，这并不是表示我对党领导坚决拥护的态度，而是想借此掩护我错误的反党的意见，我没有了解到党领导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伟大的联合号召和指示，不但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方法都是必要的，而错误地认为是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是党政的关系问题。五人小组是领导肃反运动的核心，在某种情况之下直接处理是必要的，试问关于生产教养的处分案件在未有法律规定以前由何处处理呢？这就是我反党的表现，我错误的反党的意见，已经构成我反党的罪行。 二、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个错误意见的检查，我没有参加过人民革命的艰苦斗争，不啻是一个对人民革命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因此，我对人民革命各种成绩的伟大意义在思想立场上认识是不够的，我没有体会到在短短八年内获得这样巨大成绩是工人、农民和干部艰苦奋斗得来的宝贵果实，而以为做好成绩是政府当然的责任，而没有体会到任何政府也不能把好事一时办完，时常存着求全责备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会扩大缺点抹煞成绩的，尤其是我对缺点的形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没有亲自参加过五大运动，对于五大运动基本的伟大的成绩认识是不深刻的，我一向对采用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认识不清，怀疑群众性的斗争形式是造成偏差错误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我脱离人民立场为反革命分子留后路的思想表现。而忽视了它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成绩，是锻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的伟大作用。我没有分析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在当时那些偏差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无法避免的，我那样的看法提法的确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平时好谈法制，以为法制完备了，一切运动都可以不必，而不知道运动是有正本澄源的作用的，法制是在运动正本澄源之后才能发生它的作用的，最显著的例证如果不是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批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是不能从根本上认识错误的。 乙、视察工作和平时言论行动上的错误： 一、视察司法工作中我的错误检查。由于我对“肃反”运动中用群众性斗争方式表示怀疑，由于我旧社会环境关系，地主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家属的反映，他们所谓“冤枉”我不加分析它的阶级来源，而就同情他们，认为司法方面有不少偏差和缺点。我就以这样的动机去视察司法工作，思想立场显然是错误的。 在视察中，我仅注意有错必纠的方面，而没有注意有反必肃的方面，这是我对肃反运动的重要性和继续性认识不够的错误，丧失了对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注意错误的方面而不重视宽大的方面，这是我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认识不够的错误。由于这样，我视察司法就是专门为找错案，我这样想这样做毫无疑问是会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的，找出一些我认为是错的案子其中有些经法院平反或改判了，以为是工作的成绩，而更加起劲，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申诉纠缠，无异为反革命分子喊冤。我在政协座谈会上根据一些人民来信，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不加分析研究随便反映，如反映师大的谢昕问题，铁道小学的刘茂林问题，都是错误的。又如把某些已经法院纠正的案子作为缺点，而不把这些纠正是人民司法的优点，尤其是错误的。 人民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我对司法改革仅仅数年时间建立了种种新制度，是不容易的，而到处求全责备吹毛求疵，也没有将旧司法比对一下，我在两次会议上关于司法的发言，或其他批评都是犯了错误的，我没有认识人民司法整个的优点，我没有认识人民司法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和反革命作斗争的伟大成绩，这都是我思想立场上的错误。 二、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我的错误意见的检查。我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在各次会议上提了不少意见，并坚持我的错误意见，有的代表质问我“你身为广西人民代表为什么专提个人意见而不提广西人民的意见呢？广西人民绝大多数是拥护建立僮族自治区的。”我接受这位代表的批评，我承认我的错误，的确没有站在代表人民的立场说话，我是不称职的代表。我在小组会上承认我有大汉族主义思想，主要的观点是不愿戴僮族的帽子，违反宪法所规定的民族政策。有的代表反问我，你身为人大常委为什么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民族政策，岂不是明知故犯吗？的确我是被我个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所迷糊了，立场错误了。我这种思想立场是由于我的旧统治阶级思想造成的，我在广西反动统治的时间无视广西少数民族，做了许多对不起兄弟民族的事，我过去的罪恶是很大的，解放后蒙人民的宽大尚不能认识罪恶痛改前非，是非常悔恨的。我还说过带有煽动性的话，认为自治区成立后如果汉族有人要求分时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何等的反动？经过这次批评教育，我认识了历史的罪恶和现在的错误，我坚决拥护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方案。 三、广西平乐事件我的错误检查。我把平乐专区个别的错误而怀疑了广西省整个的农业生产成绩，我把个别的错误夸大了，在政府处理尚未公布以前随便对人说，并说过上下相蒙有损党和政府威望的话，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四、关于林希翎、谢昕问题的交代和错误的检查。我以前不认识林希翎，也未闻过她的名字，六月初去谭惕吾代表家里碰到的，她住在那里，我看谭惕吾主要是劝她不要对卢郁文作过去历史的私人攻击，并谈谈视察司法情况，她介绍林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将要毕业的学生，到过各地司法实习，是个青年作家，谈话时林也在座，由于这次谈话彼此在思想上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当时以为她是个有天才的活泼青年，六月九日林来看我，那时我的错误意见尚未被批判（六月十三日开始被批判的），自己尚不知道错误，想多知道一些各地司法情况和各学校整风情况，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与她谈话的，现在把两次谈话的大意分为以下各点说明（因语言和听觉关系回忆可能有遗漏，又因篇幅的关系只能择要）。1．司法问题，彼此把各地所见到的情况交互谈谈，她问有什么案卷可以看，我说只一个最高法院已撤销原判发还更审的案卷和被告的申诉书，但她并没有看，她说搞法制必须有法学理论基础，并批评我没有理论基础，光凭经验是不行的，问我为什么专门视察司法？我说因各方面相互制约的关系容易看出问题。2．学校整风问题，她说各大学已如怒火一般鸣放起来了。我说只看见报上某些老师们的鸣放，没有看见学生的鸣放，她说那算不了什么，学生鸣放得更厉害，不知出了多少大字报和开了多少辩论会，她说人民代表为什么不去看看，真是官僚主义，她很不满意报纸没有把学生鸣放的情况登出来，她们要募捐出刊物，说某人答应捐款但又不给了，恐怕要收了（并没有向我募捐），她问高、饶是否内部矛盾？我说是敌我矛盾，她问为何不是？我说凡是危害党和国家的都是敌我矛盾。3．她谈她的政治的反动理论，我觉得很怪诞，有些听不懂。4．我看过她的控诉书，并谈了那些内容，我问法院受理了没有？她说已受理但未开审，可能是调解。5．谈她的音乐天才和写作天才，十岁写文章十三岁参军的经过和在人民大学的经过。6．她不满现状，认为学法律没大用处，要决心做个青年作家，把社会黑暗的一面写出来。我觉得她是一个怪诞性有相当天才的青年，当时并不觉得她是反动，我劝她不要胡闹会闹出乱子来，劝她回学校好好的考毕业为司法服务，也可以写文章，结果她同意回去了，去了不久谭惕吾来电话谈林希翎很招摇，要我注意。现在我很悔恨不该与不知有反动根底的青年谈这许多话，这个错误也是由于我思想立场上认识不清楚而发生的。 谢昕是1950年在文化俱乐部跳舞晚会上认识的，我不知道她的历史根底，据她说是从香港回来的，与某些民主人士都熟，跳舞的人很多，也不仅是她一个，时常变动的。她和其他同伴有时到我家住过，除跳舞外我从来没有同她谈过什么政治问题，五二年以后来往渐少，五四年以后就没有来往，她去鞍山休养的时候曾向我借了三十元，此外没有什么物质资助。五五年才听说她以反革命犯被捕，才知道她是反革命分子。今年春她来信说人民检察院已不起诉释放了。她来见我一次谈了十几分钟，主要是谈被捕和释放的经过，并送她的申诉文件请转人大常委人民接待室，我同一般人民来信照转的，她的申诉不仅是请我转的一份，还有由其他转去的，此后又寄来一份我没有转。我以往不该同不明底细的人来往，现在尤不该接见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 总之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前后一贯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更多暴露出来。我对各代表、各同志善意的批判帮助接受得很少很晚，有时甚至把善意误成恶意，而有抵抗的情绪，是由于我具有顽固的反动思想的缘故，现在我坦白地供认出来，希望继续批判帮助。 丙、过去我的历史罪恶和现在我的认识：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揭发我过去历史上许多罪恶，绝大部分我是承认的，某些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在这里我不想答辩，我总的认为都是对我具有教育意义的。解放以来蒙党和人民的宽大待遇，给予学习工作的机会，理应如何感谢党和人民，反省自己的罪恶历史，好好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赎罪，但我却把历史的罪恶忘了，思想模糊，立场不稳，以致发生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不但人情所不许，也为法理所不容。如果不是各位代表、各位同志用历史的镜子照出我的罪恶面貌，我就无法知道我现在所犯的严重错误是由历史的根源上来的，我愿意把历史的镜子时常摆在面前作为改过赎罪的鉴戒。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没有这次斗争就无法分清是非、分清敌我，把右派反动分子的罪恶面貌揭露出来。我在这次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可耻可恨的、令人心痛的脚色，当起首受到批评的时候，自己还以为是忠心耿耿的受到委屈，却忘记了自己历史的罪恶根源，却不知道自己的思想立场愈来愈深地走到反动的方向。现在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我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感到无面目以见人民，使我认识到如果不猛醒回头、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错误思想、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那就是自绝于人民了。 党和人民是宽大的，在这次斗争中教育了右派分子，把那些迷失本性、迷失方向的人救醒了过来，我是得救的一个，我感谢党和人民再生再造的恩德，我现在诚心诚意的向党和人民认罪，今后决心彻头彻尾的改正错误作为赎罪的表现，我愿受应得的处分。

第5版()专栏： 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胡绳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大会上的发言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我完全同意这个发言。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会像郭沫若副委员长所说的，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更好地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 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道路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打开复辟道路 社会主义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开辟了真正宽广的道路。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顺利发展的可能。我们的国家用很大的力量来推动和组织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旧中国留下来的自然科学底子很薄弱，如果不急起直追，就不能适应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的国家建设事业。国家用于科学事业的经费，较多地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培养科学工作的专业干部，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较多，这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当然并不表示国家不重视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是我们的一切国家工作的指导原则，我们的国家进行着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的巨大规模的工作。认为我们轻视社会科学是与事实不符的。 有些右派分子站出来恶意地批评我们轻视社会科学，他们有什么证据呢？证据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人民的新中国已经吃不开了。原来他们要求重视社会科学，其实是要求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原来他们是在重视社会科学的叫嚣下面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名义提出来的意见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心主张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章罗同盟的全部反动纲领中，这一点是极重要的内容之一。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复辟的道路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打开复辟的道路。我想在这里就这个问题说一点意见。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旧中国时代即已破产 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后，曾经在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被用来反对封建思想，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正像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在全国解放以前的旧中国，虽然学校里讲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书店里也出了很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书，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提出的种种学说始终只能在一小群人中间受到欣赏。为什么广大群众对于这些学说不感兴趣呢？这种学说中，有一部分是公开地、直接地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做啦啦队，当然只能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而另外一部分，虽然好像是要为中国民族寻求新的出路，但也只是用一些改良主义的空谈来模糊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其实也还是在另一种形式下为反动统治当辩护士。在当时，中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是广大群众所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能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是评价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标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早已宣告了它的彻底破产，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全国解放前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仍图用改良主义的主张来对抗革命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在全国解放前夕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在即，人民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不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却仍旧在宣传着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仍旧企图用改良主义的主张来对抗革命，妄想使注定要灭亡的反动统治势力苟延残喘。当时他们发表的政论文章不用说了，就是一些带有学术性质的作品中间也包含着这种内容。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丛书”所收买的就是这一类作品。在这套丛书中有费孝通先生著“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本书里，看起来好像是主张取消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主张“耕者有其田”，但是作者决不是为农民的利益打算。他明白地说：“我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地主阶层的生存兴趣上立论的”。他所感到兴趣的并不是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是怎样为“地主阶层”找寻“合理的出路”。他认为，革命的大风暴来了，“这是地主阶层生死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形下，地主阶层最聪敏的办法是“自动放弃地租”，而以“开拓工业”为交换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要地主摇身一变而为资本家，从土地剥削转到资本剥削上去。据他说，“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当实行这种政策。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看来，剥削者应当永远是剥削者；如果在消灭封建土地关系后，要地主在劳动中找寻出路，在他们看来，是最不“合理”的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当时在解放区内，已经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浪潮，在费孝通这本书里居然用地主的反抗来威胁革命，他说：“实行耕者有其田，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本来靠地租维持生活的地主得另外找一个经济的基础。……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的。如果不给地主阶层一个经济的出路，土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避免不了暴力的因素。”——这些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在关系到几万万劳动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命运的土地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达到的结论。这样的社会科学要受到人民大众的唾弃，难道有什么不合理么？ 或许有人说，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虽然不能解决整个中国问题，但在个别问题上还能够提出有价值的结论，例如人口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的确写了不少关于人口问题的书，其中除了转述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外，也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但他们究竟得到些什么结论呢？在一本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人口问题”大学教科书中，最后结论说：“为求四省的恢复，我国必需有军事的准备，这是无疑的；但比较根本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军备而是人口的减缩。……目下国土日蹙，外患日急，我们应该减少人口的数量，提高人民的知识，然后可以实行巩固国防的工作”。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不仅侵占了“东北四省”，而且已经深入华北，可是据这个社会科学家的说法，必须首先减少人口的数量，才能打退侵略者！任何人依靠健全的常识都不能说出这种话来，可是这居然是一个有名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写在堂堂皇皇的大书上的话！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 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中间，这类胡言乱语是举不胜举的。章罗同盟中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很不高兴地说：“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其实，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还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学者从来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关系中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从来不能实事求是地考察阶级斗争的发展历史而承认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在根本上说来，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把一些谎话加上了科学的伪装，用以反对真正的社会科学——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样的社会科书难道应当受到重视？应当“恢复”么？看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的种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结论，我们都会感到，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常识也要比它有价值得多。 大家知道，在全国解放以前，中国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早已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而发展起来了。的确，在解放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在思想界中居于统治的地位，那是因为它能适应或至少不违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者的利益，受到他们直接间接的支持的原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虽然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是依靠了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不断地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进行了斗争。早在全国解放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已经暴露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到了现在，中国人民不但已经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依靠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一去而不可复返，在这个时候，还想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恢复”起来，岂不是太晚一点了么？ 右派分子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法令政策，以便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显然，右派分子自己也看得出来，现在要来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章罗同盟指挥下提出来的关于科学问题的意见书中说，“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他们究竟要采取些什么“适当步骤”呢？看来有下列三个基本步骤： 第一，攻击马克思主义。如果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信，资产阶级理论的复辟当然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尽力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就是教条主义，说成是一经形成以后就停滞不进的东西。 第二，要求国家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意见来制订政策法令。既然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法令当然都是违反科学的了。所以上述意见书中说：“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为了纠正这个“偏向”，政府当然只好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请教了。意见书中说：“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大家看到，上述的第一个步骤，最近期间，已经有许多右派分子在积极地进行着了。这第二个步骤，也有许多右派分子在鼓吹着了。上海有个右派分子王造时，对这点说得最明确。他教训党和政府说：“认真听取并采用专家研究的成果。许多问题不是凭常识，更不是凭教条能解决的。……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如何延揽我们的老成学者，委托他们切实联系各部门的实际，研究并提供方案，以备采纳。” 如果这两个步骤做到了，那么接着当然就来了第三个步骤，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国家的事情都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办理，结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是什么呢？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复了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恢复它的从前的统治地位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 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恢复”并不只是学术界中的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物，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争取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就是企图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因为这样，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这一点就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的重要纲领之一了。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取消，但一定要在原则上加以否定。 也许有人说，在民盟科学小组提出的意见书中虽然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但同时也承认改造。意见书中说：“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但是应当看到，既要“恢复”，又要“改造”，这是什么改造呢？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也知道，如果完全照原样地把他们那一套搬出来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了，所以必须多少有一点“改头换面”。但是既然是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那么尽管涂脂抹粉，做了些什么“改造”，例如加上一点社会主义之类的字眼，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质上是并没有改变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简单地取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但我们一定要在原则上加以否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原则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以后，我们才能够从它里面批判地吸取各种对我们有用的知识材料。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根本上是反科学的，但是在它里面积累了许多知识材料，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们看作人类文化的遗产，加以采择和利用。学过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经过思想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后，他们过去所累积的许多知识也能够反过来，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起积极的作用。事实证明，愈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彻底地从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人，就愈是能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吸取某些有用的东西。右派分子说，我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就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笔勾消，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一切知识全部否定，这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我们主张自由争论达到明辨是非，而右派分子则力图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控制科学事业 “你们不是主张百家争鸣么？”——是的，我们今后仍然主张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并不认为，人们只有在彻底完成了思想改造以后才能够在学术问题上有发言权。在讨论社会科学上的各种学术问题时有许多人常常会流露出，甚至还坚持资产阶级的旧的观点，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让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观点自由地展开争论，以便真正辩明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样做，对于锻炼马克思主义是有好处的，对于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科学上的影响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推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有好处的，对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也是有好处的。 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派分子其实并不真正欢迎百家争鸣的办法。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在自由论争中，非科学的，反科学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提出的科学工作纲领并不是发展科学工作的纲领，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控制科学事业的纲领。在他们所说的社会科学中，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的。他们要使自然科学脱离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为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来俘虏自然科学家。他们要求做到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接受，没有批判，为此他们就希望造成一种社会政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有发表任何胡言乱语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没有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自由。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决不会有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的；要创造这种条件，就只有资本主义的复辟。 在我们面前是一场巨大的斗争。这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是要由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还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斗争。右派分子的政客和学者们的丑恶的真面目都已经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赤裸裸地揭开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开始。在思想战线上要彻底取得胜利还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许多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当然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应当积极地起来为粉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阴谋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而斗争，并且应当在这场斗争中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亲密地团结起来，也应当帮助许多曾经站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立场上的人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动员他们共同来进行这场斗争。

第5版()专栏： 我的初步交代 罗隆基的发言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最近有些言论和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过。今天，我站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是来向诸位代表低头认罪，是来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我的照顾是优厚的。我担负的是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相当高的而且相当重要的职位。站在这样的岗位上，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我的恶劣影响就更大，我的罪过就更严重了。 现在我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后，感觉到了羞愧无以自容的地步，我今日幡然悔悟，愿意以今天之我来同昨日之我作斗争，来检举我自己的罪过。 第一、我五月二十二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五月二十二号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中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委员会，“鼓励有委曲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并且进行对“三反”、“五反”、“肃反”的平反工作。这个建议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来说，都是严重错误的。不由原来弄错了的机关来宣布平反，却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进行平反，这就侵犯了国家检察、监察、司法、公安各部门的职权。这就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不由原来领导“三反”、“五反”、“肃反”的党组来进行平反，而要在另外一个机构来进行平反，这就企图否定基层党组的领导，这次发言实际等于替“三反”、“五反”、“肃反”中被惩处或被斗争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呼冤，这就可能煽动他们再一次去进行作乱犯法的行为。这次发言以后，台湾和香港的报纸和广播，纷纷借此加以宣传，这就证明这次发言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成了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在发言以后，我接到170多封支持荒谬言论的信，我不问来信的人目的是什么，竟指示秘书向他们复信，并要他们“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政协和统战部建议”。虽然复信只发出了五封，但指示回信的动机是恶劣的，是企图向反动分子的罪恶行为支腰点火。这是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行为。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一点。 第二、我五月十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尽管我在发言中也说了：“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样的话，但整个发言的精神和逻辑的结论必定是希望领导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可以使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大发展。这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一向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并且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在民盟工作会议中说过这样错误的话： “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 这句话就证明，我对知识分子问题只从知识分子知识的大小、多寡来看问题，没有从知识的性质，是马列主义的知识还是非马列主义知识看问题，更没有从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我没有懂得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是应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一年多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先后有一系列的错误发言，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把知识分子同党员隔膜的责任推在党员方面，不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而强调党员的过失，这就加强了旧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念。在195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中，我甚至提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士是：“士为知己者死”是希望“三顾茅庐”，是希望“礼贤下士”的待遇等等，这就完全否定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错误是严重的。在反对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领导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我把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意义亦完全认识错了。我个人对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以及党的上级领袖们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我以为这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而不懂得党的领导是整个党的领导，是整个党在全国各阶层、各机关的领导。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就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我这一切言论就削弱了党的威信，实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二点。 第三、我站在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止使民主同盟没有做党的好助手，并且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同盟走向了右的方向，这在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中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民主同盟是个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它现在有了三万左右的盟员。盟员中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从1956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民盟过分地强调了接收中间和落后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新旧盟员中思想落后的右派分子亦日益增多了。一年来民盟并没有认真做好对盟员的教育、改造工作，这就使民主同盟中一些右派盟员不能站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年多来，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政策有了不正确的解释，使这两句口号，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百花齐放”本来是鼓励艺术推陈出新，自由竞争的政策。“百家争鸣”是科学上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政策。这都是今天中国文艺科学发展上的优良政策。由于章罗合作，利用了这两句作为政治上的工具，提倡所谓的无条件的“大鸣”“大放”，有时竟把“鸣”、“放”做成恶意地攻击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本是来鼓励各民主党派做好自己的阶级思想改造，本互相批评、互相规劝、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做领导党的忠实助手的政策。章罗合作，把这个政策歪曲地解释为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提高地位，以便与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策略。今年春季，各地盟的组织反映到盟中央的材料已经发现了这种偏向，章、罗两人，不止不加以纠正，并且在今年的工作会议中，章伯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心工作，我加以有力支持。章、罗两人五月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我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就更助长了盟员中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气焰。 现在民盟有三万左右的盟员，散在各地的组织单位将近一百个据点。民盟在中上层的文教机关中几乎都有基层组织。民盟这个政治团体在全国文教工作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章、罗二人是盟的第一和第二副主席，是实际负责领导的人。这两个人对“鸣”“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了错误的言论，上行下效，影响是广泛的而且恶劣的。五月间，右派分子在文教机关中发动猖狂进攻，各地盟组织中的盟员中，有些右派分子参加了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不是偶然的。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三点。 第四、从1949年起，我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影响了民主同盟不能团结，并且妨碍了领导党贯彻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个无形组织的构成分子，基本上是受了英美教育毒害的人，并且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无形组织不仅在北京有，并且散布在华东、中南和西南许多省份。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在盟中争夺权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这种目的是卑劣的，可耻的。这个无形组织到了1952年就停止活动了，表面上不存在了。但这一批人精神上的联系，思想上的呼应，是没有根本断绝的。这一批人是多年来的朋友，同学，或同事，他们在思想上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们中任何人有一错误的言论或行动，特别我自己有了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会引起彼此共鸣的。这次五月间党的整风运动发动以后，就发现以往无形组织中的一批人，无论在北京或在地方几乎都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甚至还勾结了当地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尽管我没有发过任何秘密指示，或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进行任何联系，但由于这批人思想上的联系，就当然会有同声相应的恶劣结果。在今天反右派斗争中，这一批人几乎都犯了严重的罪过，都成了斗争的对象。我反躬自问，误己误人。这是我今天应低头认罪的第四点。 第五、我对国际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私人谈话中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影响了人民对和平力量的坚强信心。这些年来，我不断的看英美的书报杂志，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本来学得不够，我就无形中受了这些英美杂志的毒害。我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反斯大林事件，波匈事件，都缺乏正确的认识。波匈事件后，英美及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某些所谓的进步人士的动摇，我便认为这是和平阵营中的分裂，而不是和平力量的加强团结。不晓得从人民和平力量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国际形势，不晓得从整个世界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日益壮大来估计和平力量，因此，我错误的认为国际形势更紧张了，不是和缓了。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在政协小组座谈周总理访问十一国的报告时，曾经说过，我对私人谈话中向浦熙修、潘大逵、王造时等人亦的确说过。任意散布国际形势的悲观空气，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是我今天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五点。 第六、我对某些社会事业不能无私的加以爱护和帮助，却使自己的落后思想影响到某种社会事业而受到损害。我同文汇报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在中 国还应该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时期，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对一个社会事业没有做到真诚爱护，并且通过我的恶劣影响，使一个解放以前有光荣历史的报纸今天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机关，我是有责任的。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六点。 第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不积极努力，对机关中工作同志不能真诚爱护，这亦是我严重的错误。这些年来，由于我对人民事业的热诚不够，只满足于自己的官职地位，就把自己造成一个最大的官僚主义者。就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以来，我就没有好好的钻研过这项业务，认真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内心常常自以为森林工业对我是用非所长，于是遇事就敷衍塞责。这就贻误了森工部的业务，同时亦间接地贻误了国家的建设事业。由于自己的自高自大，骄傲自满，对机关中的工作同志，不能推诚相与，和蔼相处。自己性情急躁，脾气粗暴，对同事常常过分轻视，严厉斥责。具体的例子，对我的两位秘书，特别机要秘书邵慈云就没有尽到爱护帮助的责任。由于她不肯遵循我的意旨，加入民盟，我就用冷酷打击的方法对付，甚至妨碍她争取进步和要求入党的愿望。这是我要扩大民盟组织，甚至阻碍知识分子入党的具体实例。我对公家的事业不能忠诚老实的进行工作，对工作同事不能推诚相与对待，损害了国家的建设事业，并且不利于党的领导，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七点。 第八、这些年来，我骄傲自满，甘心于思想落后，从不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我偶然涉猎过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的书本，就沾沾自满，自以为一隅三隅，不学自通。从马列主义书本中，偶然得到一知半解，就把它作为饰非辩过的工具。我自以为是 “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的人，不肯虚心求教于盟员中的进步同志，并且每每轻视某些进步同志为教条主义者。这种自骄自满的态度，不仅贻误了自己，且影响了一批日常接近的朋友的进步，自甘落后害人害己，这是我应该低头认罪的第八点。 我的错误和罪过当然不止上面这八点，我今天只检举我一年多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所犯的错误，先作初步交代。至于我在解放前的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和罪过就更多。我的政治历史是肮脏的。三十年前主编新月杂志写过批评共产主义的文章。我加入过张君劢的国社党，我发起民主同盟一贯走第三条路线，我一贯宣传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并且以往同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秘密往来等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今天我就不重复列数了。现在我来坦白地谈一谈我个人的思想。 我是一个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混合起来的人。从小五六岁直到进入清华学校，我就没有离开过父兄的家庭教育。这是旧社会里士大夫家庭的教育。从清华直到英美留学归来，一直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回国以后，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1949年解放胜利后，我同前民盟主席张澜来到北京。由于我是个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我的名位观念很重，因此在盟内闹宗派主义，同时我不否认当时我对党尚有抵触的情绪的。张东荪勾结美国特务事件发生后，盟员和社会上许多人都对我有了严重的怀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各党派负责解释，认为我同张东荪事件没有关系，并且提议把我选成政协常务委员。我认为党是有真是真非，不冤枉任何人的。我万分感谢党。我对党增加了信心。从此以后，我亦看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我虽然不是真正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虽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对共产主义的好处的确提高了一些认识。几年来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有了伟大的成绩，我自问，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有这样的成绩。这点我对来访的外宾都一再谈过的。几年来，我自己政治地位日渐提高，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安定，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但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苏共二十次党代表会议后，和波匈事件后，我对共产主义一度发生过怀疑，但我认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强调“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毕竟与波匈情况不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光辉灿烂的前途的。这是我绝对认识的。从1955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我对旧知识分子表示同情，经常想代他们说些我错误想像中的公道话，取得他们的欢心，这是事实。这是我一二年来犯错误的根源思想。我没有站稳立场，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替旧知识分子说话。我没有懂得党的领导的真实意义，我低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因此，我就一贯想讨好知识分子，特别旧知识分子，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 那末你为什么又会发出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呢？今天我只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下意识所主使的。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就说透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心。我当然承认我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原封未动的人。几年来，政治地位相当高，就更加自高自大，得意忘形。有了这种思想，今天不露出来，迟早会露出来的。今天不犯错误，迟早要犯错误的。这就说明尽管我今天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居心，却在言论和行动上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过的原故，这更充分地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否则，许多像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绝路。 今天我对自己在言论和行动所犯的错误，已经初步的交代出来，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牵涉到我。至于我同章伯钧共同合作的事件，亦应该清清楚楚的交代出来。 我这里必须说明我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章伯钧亦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尽管从去年在北戴河起，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单独的来往过，没有单独的密谈过，我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亦绝对没有事先交换过意见，但思想既然有了联系，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可以不约而同了。 由于我同章伯钧的合作，一年多来，我在民盟许多重要政策上，支持了章伯钧的主张，因此使民盟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举些具体事例来说：今年三月民盟举行工作会议，章伯钧建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民盟1957年的中心工作。我同意并且支持了他这个主张。章伯钧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到几百万人，他在工作会议中强调大发展，我认为民盟应对1956年的数目约二万余人，加倍发展，因此在工作会议中，我亦强调大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民盟五月间成立了四个委员会，即党委制委员会，科学体制委员会，有职有权委员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委员会，四个委员会。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宣委、学委、文教委员会来谈大鸣大放，我在电话中同意了。后来盟中央成立了这四个委员会，这件事的确没有请示过民盟沈主席，没有同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事先商量，更没有经过民盟常委会决定。今天这四个委员会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明显的。党委制委员会是企图取消大专学校中的党委制。科学体制委员会已经搞了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体制的建议。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企图扩大民盟的地位，加大民盟的职权，以达到同共产党共同决定国策，平行执掌政权，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目的。这四个委员会成立以后，章伯钧又向我表示过要由民盟派人到各地去推动这类工作，收集材料向中央提出建议，并且配合他的农工民主党所派的人进行工作。对他这种意见，我表示同意。六月三号我出国了，以后的工作是他领导和布置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对这种利用合法机关，进行非法活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附和其事，这种责任，我是不能推卸的。 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代这些。他是光明日报的社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没有过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我亦从来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 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 诸位代表，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是来向诸位低头认罪的，不是来作什么辩解的。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已经揭发了我许多言论和行动的事实，揭发了我历史上的罪恶，揭发了我现时期的阴谋，我今天都不辩解。今天的问题，不是那句话我说了没有，那件事我做了没有，那几个人我勾结利用了没有，那些右派集团我指挥煽动了没有，对这些事情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并且我还要请各位代表让我将来有进一步彻底坦白交代的机会。有些关于民盟的问题，我还要到民盟去交代，哪些错误我应该老实承认的，我一定老老实实的承认，哪些不是事实，将来亦要弄个清楚明白。 诸位代表我的错误是重大的，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对不起民主同盟几万个同志，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国人民。 我今天只是低头认罪是不够的。今天我的问题是幡然悔悟，决心改过自新，还是坚持错误，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 我感谢领导党，感谢政府，“今天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开着的。”中国有句老话“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天我在诸位代表面前，万分诚恳的表示，我下定了决心，我一定勇敢的、坚决的向这高敞开的大门前进，我要彻底改造自己，并且今后要忠诚老实的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第5版()专栏： 自我检讨 陈铭枢的发言 今天，我在这庄严的人民讲坛上，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发言，作出自我检讨。 我这次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曾发表了许多荒谬的言论，其中有“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和“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论调。尽管我曾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并没有动摇国家基本制度的企图，同时也没有与章罗联盟及其联盟中的任何人有丝毫联系，但在客观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是与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一致的，而且在思想本质上与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我应负政治上的责任。 上星期民革中央的同志们，从我的全部历史来揭发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这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我有几十年的旧社会历史，问题复杂，牵涉面极广，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往往又是很微妙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的。好在已成过去的铁的历史事件，是不能变动的，只有留待以后继续交代。至于我在解放前在上海一段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好在有党的领导同志（当时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知道很清楚，他现在也是在座的代表之一，同时还有前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上海组织的会议记录可查。如果有应该由我负责的地方，我决不推卸。至于我在北京和我最近到上海视察的实际情况，我很欢迎同志们的揭发，我自己当然要把具体情形详细交代出来。我不打算在这方面多谈，因为这还不是我检讨的主要内容。 我感到痛心而要检讨的，不是别的，而是像我这样受了党多年培养、现在又担任着国家高级职务的人，为什么不时时刻刻体会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缔造之艰难，为什么看不见国家每一成就，都是由于党的领导，以及广大干部与全体劳动人民同甘共苦而获得的，这样才使到我们国家蒸蒸日上，从胜利走到胜利。每一个公民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点，而我反而体会不够，或者简直没有体会。当党开始整风的时候，我竟歪曲了党的整风精神，把干部的缺点看得那么严重，认为提了优点就不能帮助干部，这与夸大国家缺点、抹煞国家成绩的说法，如出一辙。这种对干部只提缺点、不提优点的说法，实际是抹煞了千百万干部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就是抹煞了全体干部与全体劳动人民搅尽脑汁和流尽血汗而换来的丰功伟绩。 同时，我不是教育工作者，而且也不懂教育。只是由于前年因受全国政协的委托，在青岛视察过有关知识分子问题，去年又曾找一些教师来谈过教育问题，均先后写成报告，交给有关方面。但当时还没有涉及到党委制问题，事后也没有与他们有什么联系。在这次整风开始时，叶笃义在清华大学曾谈过“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在报上看见的），由于我对学校的领导方式有意见，所以毫不分析，也没有认真考虑后果，就附合了他的主张——“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与章罗联盟处心积虑要“党组织退出学校”的言论起了共鸣，在客观上也发生了同样严重的破坏作用。 我深自痛悔，我在党整风中，没有尽到维护党的责任，反而发表了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为反党联盟帮了忙。在这里我要向党请罪，向人民请罪。 在大会发言中，有代表批评我是一个野心家，有大领袖欲。从我的历史发展和我的思想本质来看，这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我诚意接受这一批评，并坚决要在我的思想领域里，扫除这些肮脏的东西。现在我认识到： 一、我一生的历史都是丑恶的，过去在军事、政治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动的、投机的，就是在“抗日”“反蒋”的活动中，也包藏着这些肮脏的东西。前十九路军的光荣历史，属于英勇的中国人，属于十九路军的全体将士和他们的直接领导者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我没有权利享受这份光荣，更不容许我对它有丝毫的玷污。 二、我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全部历史都是如此。解放后，我虽然经过多年的党的教育，但由于积习太深，还没有把立场转变过来，而这种劣根性，一有机会就会冒出。这几年我所犯的错误以及最近的荒谬言论，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三、我是一个具有反动的、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我在这种反动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表现在作风上好自我表现，不安分，自以为是，主观、片面，滥用热情，温情，激动等等积习，集中表现为急功好利的个人主义和可耻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最主要的是由于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现在我诚恳地要求主席团和全体代表，对我作出严肃的处理，撤销我的人民代表资格和国家一切职务，使我能彻底改造、重新做人。由于我的品质恶劣，积习太深，只有这样，改造才能奏效。我认识到：我必须放下一切不应有的包袱，必须彻底打垮庸俗的名位观点，必须连根拔除急功好利的个人主义，必须老老实实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实践中树立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求达到与党发生血肉的联系。我有勇气承认错误，也有决心修正错误。我毫不自馁，因为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人人都可以从无用变为有用，从腐朽化为神奇。 陆定一同志最近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有：“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我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时候，我深切感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若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就会到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是何种惊心怵目的事啊！为此，我坚决要拥护这一斗争，并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像我这样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实际上已陷入了右派泥淖中的人，对于这一斗争同样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达目的，至死不休。

第6版()专栏： 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国青年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分离开 罗毅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工作报告。这些报告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对国家各项工作作了完全正确的估价，有力地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无疑地，这些报告使我国青年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青年在目前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猛烈斗争中，获得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广大青年学会识别妖魔鬼怪 正以千军万马之势展开反击 过去的几个月，是我国政治生活上极不平凡的几个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对我国当前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给了我们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问题的锐利武器，大大地增强了人们对我们英明的党领导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号召，更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克服缺点、加强团结的决心。可是利令智昏的右派分子，却错看了形势，错打了算盘。他们误认为共产党的威信垮台了，人民群众会跟着他们跑了，他们篡夺领导的时机来到了。于是，他们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大举进攻，妄想造成资本主义的复辟。我国人民及时揭发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阴谋。于是在右派分子看来，仅仅一个多月前对他们还十分有利的形势，突然起了变化，他们发现人民群众并没有跟他们走，倒是他们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一小撮右派分子就像“老鼠过街”那样，人人都在喊打。这是我国人民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斗争中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使全国人民都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社会里，还存在着一批妖魔鬼怪，一批面善心恶，随时准备待机而起制造复辟的反动政客、流氓和阴谋家！这些牛鬼蛇神如果不揭发出来，就会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无穷的后患。但是一切妖魔总是只在黑暗里才能进行活动，当他们被拉到太阳底下，人们看穿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后，他们一切迷人的邪术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还在于广大人民，特别是我们青年，从中学会了如何去识别妖魔鬼怪，如何去揭穿各种妖道邪术，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觉悟。这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如果说，过去几年中，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是已经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基本问题，而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的话，那么这一次反右派斗争，就将大大有利于后一个问题的解决。这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有极重大的意义。我国青年知道，保卫社会主义，就是保卫青年的幸福和未来。现在广大青年，正在党的领导下以千军万马之势，对右派分子展开强大的反击。 谁妄想把青年跟党分裂开来 谁就一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们就需要找能够为他们摇旗呐喊的群众。于是他们就企图从缺乏社会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中，找到他们的附和者和支持者。他们看到许多高等学校学生，响应党的整风运动，对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就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于是到处大肆活动，到处放毒、点火。他们甚至得意忘形地说：现在学生到处在找领袖，在期望他们这班人出来讲话。说什么，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真是发昏第十三章！解放前学生为什么“闹得多”呢？因为广大学生和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解放之后为什么“平静”了呢？因为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学生当然要安下心来学习，以便学会本领建设新中国。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但是他们却偏偏不这样看。他们以为，解放以前学生会跟着共产党推翻反动政权，今天学生也会跟着他们这批右派分子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怎样呢？即使在他们认为形势对他们大为有利的五、六月里，忠实地跟着这批右派头子跑的也只不过是极少数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败类。有一部分学生曾被蒙蔽，而极大多数学生却仍然是站在党的一边。我们中国青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一直就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谁妄想把我国青年跟我们党分裂开来，谁就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离开党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 右派分子是想拉青年去开倒车 右派分子也知道，在我们国家里，今天谁如果公开打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公开贩卖资本主义复辟的谬论，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右派分子总是把他们的毒药涂上鲜艳诱人的颜色。他们妄想用什么“五四精神”来诱骗学生。但是我们知道，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有两种精神，一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代表的投降精神，这就是想让时代开倒车；另一种则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把时代推向前进。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谈不到什么“五四”革命精神。右派分子又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是最“革命”的，似乎是比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还要更“革命”一些。他们说什么要“彻底的民主自由”，要“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只可能选择两种制度，要末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末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今天，对于最大多数的人民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社会主义更自由、更民主、更美妙的制度么？谁要反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说得多么漂亮，还是属于资本主义这一窝，貌“左”而实右。我们还知道，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政党，但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才能真正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人类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春天。正因为青年们富于理想，热烈追求美好的未来，青年们就要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决不让右派分子在美丽词句的伪装下，把我们拉去开倒车。 社会主义制度使青年有远大前途 右派的资本主义货色迷糊不了人 右派分子还装出最爱护青年、关怀青年的样子。说什么“社会主义束缚了青年的个性发展”，“学习马列主义会妨碍青年的独立思考”。他们在“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词句下，向青年散布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贩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私货，鼓励青年盲目追求个人的发展，企图引导青年脱离党的领导，怀疑一切，不满一切，否定一切。但是我国青年知道，是谁领导我们把祖国从多灾多难的境遇中解救出来，是谁领导着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中使我国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是谁领导我国人民能够扬眉吐气在世界人民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是谁使我国人民真正做到了当家做主，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是谁为我国青年带来了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和展示了无限美好的未来。这不是别的，正是被右派分子所痛恨的共产党，和为他们所反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青年从自己切身的体会中深刻地懂得，真理，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党，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领导我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旗手。所谓独立思考、大胆探索，这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勇敢地去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的问题。只有学习和掌握了马列主义，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无限地发展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每一个忠诚为人民服务的青年，都有远大的前途。我们决不让右派分子用资本主义的一些货色来迷糊自己的眼睛，走入歧途。 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 把反击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右派分子欺骗青年、夺取青年的阴谋已经破产了。我国青年在这场风浪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今天，在我国，阶级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对青年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却常常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呢？这显然是由于立场和观点不相同的缘故。因此对我国青年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巩固地确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学会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辨别什么是“香花”或“毒草”，并从而去确定什么是我们应该赞成的或反对的。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还必须经常虚心地向工农学习，牢固地和工农连结在一起。 现在反击右派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不少右派分子还在继续顽抗，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攻，狠狠地追，决不能有一点温情。对于青年中的害群之马也不能姑息养奸，而要坚决斗争。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悔改自新。 温室里培养的花朵经不起风霜，真正的战士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成长。经过这次阶级斗争的大风浪，我国的年轻一代是比以前锻炼得更坚强了。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大旗紧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6版()专栏： 要以六项标准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卢汉的发言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彭真秘书长，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各位首长的报告，又学习了这些文件，我完全同意，热烈拥护！在我个人不止是全面的了解八年来，特别是去年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而且具体生动的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事实证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通过五大运动，完成三大改造。伴随着改造高潮的到来，在这一年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前三年增长的总和。随着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显著的改善与提高。 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个别的偏差和缺点，但我们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党和政府有百倍的信心和力量来逐步克服这些偏差和缺点。 党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把国家事务领导得更好、更健康，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倾听群众意见，克服“三害”，这是非常明智的措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前途都是有利的。我们帮助党整风，应当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诚心诚意的提出批评和建议。可是，就在这次整风运动初期，资产阶级的反动言行就突出的表现出来，他们否定成绩，夸大缺点，他们甚至有纲领、有组织、有联盟，丧心病狂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中苏友谊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企图把国家倒拖向腐朽落后的资本主义道路，要想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这些右派分子猖狂的在向党和政府进攻，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曾经逐一的揭露和驳斥了这些谰言谬论，揭露了他们的诡计，使我们擦亮了自己的眼睛。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我们应该对这些右派分子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自己也要以毛主席所昭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来检查自己、要求自己，和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划清界限。衷心诚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渝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自己，并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在上半年，曾经到云南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视察工作，粗略的了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除了全组的报告已向人代常委会反映外，现在就我个人见到的几项问题，向大会提出建议： 第一是关于云南的教育问题。云南省以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民生活贫乏，所以教育方面，一直到解放以前都是比较落后的。解放后经过改革和调整，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比之国内其他省区，仍然质量不高，这是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学校不多，如高等学校只有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大中小学的设备也不够完善，师资非常缺乏。对教授们的生活照顾不够，科学研究和工作安排也有问题，以致使有些教授都不想在云南工作下去，不十分安心。其次是学生的质量问题，云南学生由于基础很差，成绩一般比内地学生低，如像云大招考，云南学生较少，外籍学生较多。我建议教育部和高教部应当重视边远地区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师范教育。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使边疆青年在文化上能够与其他省区逐渐看齐，早日改变云南边远地区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 其次是云南省的政协工作。云南解放较晚，民族和阶级关系较为复杂。因此，统一战线工作是最重要的。云南省区内的政协工作，几年以来是做得有成绩的。但为使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处理得更好，更加团结，应该加强和进一步重视起来，它可以协助政府推行政策法令，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会充分发挥它助手的作用的。所以我建议在云南省可否在适当的市县建立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广泛吸收社会人士参加，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一切具体的工作。 最后一点是云南起义人员的问题。云南的起义人员大部分已经得到政府的适当安排，但有个别还没有分配工作，生活困难，我在视察时，他们希望我代为反映。我请求政府对他们予以适当的照顾。还有个别起义人员，因历史交代不清或其他原因被拘押劳改的，可否请政府查明情况，分别轻重早日予以处理。 以上三点是我的建议，也是我的请求，请予考虑！ 末了，敬祝大会圆满成功，并颂各位代表先生们的身体健康！

第6版()专栏： 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张云川的发言 在这次会议中，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听了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完全拥护。同时，由于这些报告的启发和教育，却使我更认识到我的错误。 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今天走上这个庄严的会议讲台，感到万分惭愧。 经过这些天来的检查，我认识到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一）出身于地主家族，年青时受家庭环境的濡染，年长后又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所以至今还一直残留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就参加了第三党，抗战期间，又参加了民主同盟。第三条路线的思想，一直很长的时间支配着我。（三）在解放后，我有革命包袱，常与民主党派内某些人比地位比待遇，有个人主义的名位思想。（四）解放以来，我没有很好的学习，在三大改造五大运动中，也没有受到教育和改造。因此，反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我脑子里没有得到根本排除。在平时，对党所领导的伟大人民事业，如各种建设的成就，国际地位的提高等，不能说全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热爱不够，自豪感不强，这是我有作客思想、抗拒因素的具体表现。一旦触及个人利害时，就会流露出对党不满。在学习和讨论问题时，就会发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时甚至像对党有仇恨一样。这一次在中央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方，只不过是上述反动思想的又一次的暴露。 我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民盟中，我常怀有宗派情绪，自以为是“跑单帮”，实际上是陷于完全孤立。对于进步的同志，不能主动的向他们靠拢，反埋怨他们不来团结我。对于章、罗等，我以为他们是要抓大知识分子，在搞宗派，最显著的例子，在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把一些大知识分子的普通盟员，一下提出为中央委员或常务委员；而对于一些民盟创立时的中央委员，甚至还想把他们刷掉。所以我同他们在感情上一直是对立的。但是对于他们要搞大发展和抬高民主党派地位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阴谋），我又是同意的。在农工民主党内，章（伯钧）、黄（琪翔）等一直是个小集团，不断的打击我，排挤我，尤其我与章伯钧个人间的感情，近十年来，几乎近于破裂。但我和他二十七、八年以来，却始终在一个政治组织内；解放前，他搞军事投机，要形成第三势力，我是参加活动者之一；从去年起，他主张搞大发展，我也同意；在这次鸣放中，我和他又都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前几点都说明我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他还是相同的。由于我自己也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所以平时就没有能力辨别章、罗等言行的反动本质，只以为他们搞小宗派，是为争夺个人权利，却未意识到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集团，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我这次在统战座谈会上的发言，例如说“有些党员是站在群众的头上，脱离群众”，实际上是对党员的污蔑。又说“假积极分子”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实际上是使真积极分子不敢接近党。同时还举许多不恰当的例子来批评统战工作，是削弱统战政策的作用。尤其我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也是不喜欢先肯定成绩，再谈缺点，实际上是抹杀成绩，强调缺点。例如我多次到各地视察，错误的以为发现缺点，及时反映，是视察的主要任务；现在我才认识到这都是极严重的错误。再者，我的发言，虽与章、罗等不是有计划的配合，实际上却是起了共鸣作用，替他们摇旗呐喊，作了扩大宣传。因为我是民主同盟的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局委员，又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我的言论，在右派分子的言论中，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甚至台湾都拿我的话来利用，就可以看出我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和我的发言的危害性是如何大了。在这一点上，我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至于章伯钧是一个野心很大、专门喜欢观望风色，投机取巧的流氓政客，已为各方面揭露的事实所证明。现在我只补充一点，说明他是贯用合法的组织，进行非法的活动。当党开始整风时，农工党派出好几批人到各地去发展组织，正是他阴谋的一部分。我被派往郑州，准备建立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实际上也是执行他的阴谋。我在人大河南小组上开始尝说，我对发展组织，并不积极，其实如果条件允许，一下发展几百几千人，我也不会反对的。从以上所说的各点来看，我与章伯钧、罗隆基等尽管感情上一向是对立的，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则是一致的。在章、罗同盟被揭露以后，从形式上说，我总以为不在他们的集团以内，与他们无关。然从实质上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又对我消除了个人间的感情冲突，我被他们拖入反动泥坑，是十分可能的。说到这里，发现我已走到了危险的边缘，真是不寒而慄！ 这次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的阴谋计划和丑恶面貌，已被揭露出来；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才开始清醒过来。我认识到我以往的错误思想，错误言论，对党对社会主义是起了如何严重的危害作用！我认识到以前我所以不能辨别香花与毒草，所以听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觉得很合口胃，正因为我的思想也是右派思想。我认识到在我思想深处的错误根源；我的错误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即令不在这次统战座谈会上暴露出来，也会在其他地方暴露出来。若任其长期潜伏，将为害更大。现在能以及早暴露，及时改造，对我实在是一个起死回生、重新做人的关键。思想改造诚然是痛苦的，但我愿意争取痛苦以后的长期快乐！ 现在的右派分子，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难道我还甘心继续作一个右派分子么？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也恨一切右派分子。我衷心地感谢党，把我从错误迷惘的道路中挽救出来。我今天在这庄严的讲台上宣誓，我决心使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彻底决裂，决心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划清思想界限，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并决心和全国人民一道，勇敢地参加反右派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割除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决心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坚决的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行，继续揭发于下： （一）去年九、十月间，他传达中央统战部考虑将调回一些在民主党派内担任业务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时候，表示甚为得意，因为这样就可免得共产党员在农工党内，对于他的胡作非为碍手碍眼。 （二）他在今年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赞成民主党派内要进行肃反，其实他是怕肃反的。所以在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何世琨同志建议农工党中央成立肃反机构时，他便拍桌大骂，说让何世琨来做肃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云川来做副主任委员，共产党员徐彬如来做委员。这是章伯钧的两面作风。 （三）在今年农工民主党工作会议上，他公开说，这次是第一次当家作主的会议。在请安徽干部吃饭时，他说，明年我就可以委你们的官了。这是章伯钧表示以往在党的领导下不自由。 （四）最近农工党北京市委会举行一系列的座谈会，章说：“这是要为共产党提意见，我要亲自参加”。从京剧演员李慧芳等同志所揭发的座谈会内容来看，农工党中央的正副主席（章伯钧、黄琪翔）和北京市委会的正副主任委员（李伯球、李健生）一起都到场，可见他们对于基层点火，是如何热心了。 （五）章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的口头报告中曾说过“我们的发展工作，真搞不过他们吗？（指其他民主党派）天津一下子就发展几百人，给他们一个脸色看。天津的发展工作，是我派人去这样搞的。如果有错误，干部不负责，责任由我来负”。这是章伯钧搞大发展的阴谋的具体事实。 （六）今年四月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章曾同干部们讲“你们不要以为老百姓不会造反，我看搞不好，老百姓是要造反的”。又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如果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要造反的”。又说“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90％的党员是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章伯钧这次的大阴谋活动，就是根据这种估计来的。

第7版()专栏： 陶里亚蒂在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 意大利政治局势有利于民主事业 共产党在选举取得的成就中显示了力量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14日讯：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1日到13日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关于不久以前意大利市政选举的结果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陶里亚蒂一开始先谈到国内的政治情况。他强调说，最近几个月来最重要的事件是以天主教民主党同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均势受到了破坏。这是因为它不符合国家生活的要求，因为它仅仅被用来掩饰保守和反动的变革。陶里亚蒂指出，这一发展对意大利的民主事业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陶里亚蒂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的敌人拚命在广泛的舆论中造成共产主义遭遇危机的印象，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保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但是，这种阴谋已经破产了。最近在许多省会和我国大陆部分的其他城市举行的选举，证明我们党不仅保有自己的政治力量，而且表明它是有能力在选民中扩大自己的基础的。我们在选举中获得的成绩是对一切宣扬共产主义危机的人的沉重打击。陶里亚蒂接着指出了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还存在着一些使人极其不安的因素，指出了大企业家和地主的进攻也在日益加强。他说，天主教民主党人公开想争取完全垄断国家的政治领导。统治阶级企图打击共和国宪法，以阻挠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实行任何改革，并且加强帝国主义强国对意大利的奴役。 陶里亚蒂讲到了和社会党的关系。他说，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想背着共产党实行不利于共产党的合并，这种企图不仅不能在教权派进攻的威胁面前开创任何民主选择的机会，反而消除了任何这种可能。这不能不在社会党的选民中引起了危机，而且也不能不部分地在社会党内引起了危机。 陶里亚蒂说：只有一切依靠劳动群众和致力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实行合作，相互谅解，才可能是一个认真、现实而实际有效的选择。 陶里亚蒂强调说，党走着第八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道路。我们曾与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有过一系列的接触。由于这些晤谈和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在实现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方面，特别是在对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队伍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公式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里亚蒂在谈到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时说，意大利共产党员对于苏共中央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陶里亚蒂的报告。全体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接受的里雅斯特共产党组织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个自治省委会的决议案。

第7版()专栏： 在庆祝日共成立三十五周年大会上 野坂号召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指出党的当前任务是争取废除日美不平等条约 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昨天在东京举行的庆祝日本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大会上，号召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民主统一战线，为保卫和平，粉碎旧金山和约体制，废除日美两国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野坂参三在这个共有两千五百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共产党当前应走的道路”的演讲。他分析了日本目前的形势，并且指出了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他说，岸信介的美国之行和他在美国签订的日美联合公报形成了一种新的局面，给党提出了新的任务。他指出，日美联合公报意味着把日本拉入美国的原子战略体系，并且反对国内的进步力量。最近出现的日本“国防力量”现代化的情况，证明了有人打算用核武器来武装日本的“国防力量”把日本变成美国原子战略的前哨基地。同时，日美联合公报将使日本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中间，特别是在亚洲处于孤立的地位。而日本人民的任务是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站在一起。 野坂说，在这种形势下，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准备原子战争、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裁减军备以及保卫和平的斗争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野坂说，为了争取这些斗争的胜利，在日本国内必须为粉碎旧金山和约体制和废除日美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斗争；同时必须展开勇敢的斗争，反对岸信介政府对于日本人民的镇压政策。野坂还指出，日本必须同没有恢复邦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强调说，日本绝对不能忽视拥有六亿人口的强大的邻国——中国。 野坂最后说，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首先要打倒反人民的、卖国的岸信介反动内阁。他号召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民主统一战线。 野坂还号召日本共产党员为争取预定在8月举行的日本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而努力。 在这次庆祝大会上，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致词，对于日本共产党三十五年来在反动派残酷的镇压下为日本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以及世界和平而展开的英勇斗争，表示敬意。在大会上致贺词的还有许多工会、农民团体、和平团体、青年与妇女组织、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组织的代表。

第7版()专栏： 要求停止氢弹试验 伦敦人民冒雨游行示威 高兰号召用最大努力结束氢弹威胁 本报伦敦14日电　英国人民今天在伦敦冒雨举行“向生命进军”的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要求停止氢弹试验，要求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立即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 这次运动是由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组织的。下午三时半，由工人、店员、知识分子和家庭主妇组成的庞大的群众队伍，开始从海德公园出发。 游行队伍以八十名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为前导。之后，是一队儿童，他们拿着印有“停止氢弹试验”口号的各色气球。然后，是各个工会和共产党地区委员会的队伍，其中包括来自密特兰和肯特的代表，他们举着成千个标语牌，要求立即停止氢弹试验。标语牌上的数字表明，制造一颗氢弹的费用，可以创办或设立一百个医院，十个原子能发电站，两万五千所住宅，五百个图书馆，一万个俱乐部，或者是一百五十所学校。 在游行队伍中，母亲们用婴儿车推着自己的孩子，跟随着一幅触目惊心的写着“孩子们的生命正受着威胁”的大幅旗帜后面。有一些小车上还挂着盛有牛奶的奶瓶。 当队伍通过伦敦西区的商业中心牛津街和摄政街时，遇到了倾盆大雨。游行示威的人们，那些母亲和孩子冒雨继续前进。这时候，“维持秩序”的警察们坐在大卡车里尾随着队伍行进。穿着藏青雨衣的骑警则追随在示威者的两侧。他们把这个庞大的队伍分隔成十二段。 游行队伍在下午四时半进入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有五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英共总书记高兰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当代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停止核子武器的试验。”他指出，氢弹对于侵略者来说是种诱惑。它严重地增加了战争危险，也是造成世界局势紧张的重要原因。 高兰说：“氢弹具有极大的摧毁力。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想要赢得与保卫持久和平的力量。在最近几个月中，人民想要销毁核武器的潜力已经显示出来了。让我们运用这个力量作最后的和最大的努力，来永远结束这种威胁。” 高兰谴责了西方国家在裁军谈判中的怠工行为。他说，假如裁军小组没有达成协议而结束，这是对人类的罪恶。 大会通过了要求立即就停止氢弹试验达成协议的决议。这一决议已由推选出来的代表们送到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官邸。

第7版()专栏： 叙总理和政界人士谈叙以边境冲突 美英法唆使以色列再行侵略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5日电　据“光明报”和“巴拉达报”7月14日报道，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就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冲突事件发表谈话说：“我们曾经不止一次提出警告说，我们将用强有力的回击来击退对我们的侵略。” 阿萨利又说：“在战场上我们不会是孤立无援的，因为憎恨对埃及发动罪恶侵略并且面临着侵略者的威胁的自由世界各国人民，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巴拉达报”报道，民族阵线议会党团主席、叙利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加贝里指出：“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是从美、英、法帝国主义计划中产生的。” 人民党总书记达瓦利比说：“阿拉伯人必须用坚定的立场来对付美国。它必须结束以色列的侵略，否则我们就必须以敌对立场对待它。” 最近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接连发生的冲突事件，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严重注意。开罗“人民报”最近在揭露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帝国主义阴谋时指出，美国要以色列军队向叙利亚边境移动的目的，是要转移叙利亚军队和它的司令部对本国事件的注意力，迫使叙利亚军队集结在国境附近，以便于阴谋者实现他们推翻现政府的企图。这家报纸还指出，帝国主义侵犯叙利亚共和国的自由和独立的阴谋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穆斯林兄弟会和亲法西斯的叙利亚国家社会党的阴谋分子同叙利亚的反动势力串通一气，给政变准备基础。阴谋的第二部分是：“由美国驻大马士革的大使和武官负责领导向叙利亚偷运武器。”阴谋的第三部分是组织为美国政策服务的政府。

第7版()专栏： 韦洛坡回到雅加达 据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最近访问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等五人14日回到雅加达。 韦洛坡在机场向记者说，他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精神感到钦佩。 韦洛坡说，从他参观过的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看来，入社农民的生活都有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都提高了。他又说，中国的资本家，有定息可拿。他感到中国政府对待资本家是宽容的。

第7版()专栏： 朝鲜准备选举代议员 许多选区推荐金日成等为候选人 据新华社平壤15日电　据朝鲜报纸报道，朝鲜北部各地选民从7月14日起开始集会，推荐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的候选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将在今年8月27日举行代议员的选举。 平壤市寺洞选区和平安南道文德、胜湖等许多选区昨天已经推荐金日成元帅为候选人。金枓奉、崔庸健、洪命熹、金一、朴正爱、金昌满等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也都被各选区的选民推荐为代议员候选人。 各地选民推荐的候选人中还包括共和国的社会活动家、生产革新者、文艺工作者和各阶层爱国人士。

第7版()专栏： 西哈努克重申坚持中立 新华社金边15日电　据柬埔寨国家电台广播，西哈努克亲王在13日说，柬埔寨要坚决保持中立而不参加任何集团。 西哈努克是在柬埔寨皇家大学校舍的奠基典礼上这样说的。他还说，我们不允许把柬埔寨变成外国的军事基地和战场，因为我们不希望在外国的阴谋下被毁灭。

第7版()专栏：花絮 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据最近的统计，纽约的人口现在是七百七十七万一千五百零九人，它已经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根据纽约的统计材料，现在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东京，有八百四十七万一千六百三十七人，第二是伦敦，有八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零十人，纽约居第三位。（新华社）

第7版()专栏： 胡志明明年访问印度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此间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接受了印度政府的邀请，将在明年春天到印度进行访问。 越南主席府在发表上述公报时另外又宣布：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已经接受了胡志明主席的邀请，将在今年9月中旬到越南进行访问。

第7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埃及将战斗机交给沙特阿拉伯 据开罗电台14日广播，阿拉伯联合司令部负责人说，埃及空军方面自7月初开始，已经根据1956年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签订的协定将战斗机交给沙特阿拉伯。这位负责人说，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加强沙特阿拉伯的空军，并且加强两国之间进行的军事合作以保卫阿拉伯国家。 英国—古老剧院被拆除 伦敦消息：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英国列斯特市皇家剧院因营业不振，被售予一家建筑公司，最近即将拆除，原址将被用来建造办公楼。这所剧院是二十九万人口的列斯特市的唯一的剧院，剧院拆除后，全市居民就没有看戏的地方了。 美国军事物资运到贝鲁特 贝鲁特消息：美国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提供给黎巴嫩的第二批军事物资在15日运到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一批军事物资包括十八门一○五公厘口径的榴弹炮、一百零一辆重型车辆，以及弹药、电话和无线电装备等。连同第一批的军事物资，美国在这个财政年度给予黎巴嫩的“援助”已达到二千零七十万美元。 （新华社）

第7版()专栏：英国通讯 访问“棉城” 本报记者　苏蓝 英国人常说，五月会带来好天气。可是我们在曼彻斯特所遇到的，却是连日阴云密布，细雨蒙蒙，难得有一个晴天。有一次，趁天不下雨，一位英国朋友领我们到奥尔德汉姆去。这个小城镇座落在曼彻斯特东北部的一个山岗上。据说，从城镇中心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周围数不尽的烟囱，虽然如今已经有一半不再吐出青烟。不幸的是，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天又降雨，所有的烟囱都消失在一片茫茫雾雨之中。 往后的两天，我们先后到过曼彻斯特北部和西北部的罗契台尔、布里、波尔顿、普累斯顿和勃拉克本。这些城镇，都在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修得不坏的公路，把一个个城镇串连起来。城镇与城镇之间，工厂紧连，烟囱密布。英国人就把这些城镇称之谓“棉城”。 曼彻斯特就像一块大磁石，把它方圆百里之内的大大小小的“棉城”紧紧吸在自己周围。而利物浦，作为输入原棉和纺织品出口的海港，和曼彻斯特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就使兰开夏郡成为英国的纺织业中心。 “英国的面包依靠着兰开夏的棉纱”，这个标语在兰开夏大小城镇的墙壁上，一直保留到1945年。从这个标语中，可以想像得到纺织工业过去在英国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而今天，人们已经很少提到它了。棉纺织业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萧条和没落的景象。 英国现在纺织业的情况，可以从下面一些数字中看出来，从1952年到现在，在兰开夏至少有一百九十家纺织厂关了门。纺织工人由三十三万四千人减少到二十四万七千人。有两万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他们每周只能工作四天、三天甚至两天。由于纺织工人中三分之二是妇女，而且多半是上了年纪的，她们一旦失掉了平生专长的劳动，就很难再转移到其它工业部门中去。因此，对这些人来说，解雇就意味着长期失业。一位女工曾告诉我，在战前，布里这个小城镇生产的棉织品，大部输向中国。现在，由于生产的缩减，工人大量的失业，人们一年比一年多地向别处流散、转移。当我们到罗契台尔的时候，也有一位女工告诉我，现在她们每周的工作日，已由五天减少到四天。 为什么纺织业逐步走向没落呢？在英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说，主要原因是国外的竞争，特别是日本、印度和香港的棉纺织品自由流入英国。这些人还举例说：只在1956年上半年，从印度输入的棉布就达到一亿四千六百万平方码，而从香港输入的则增加到五千二百五十万平方码。这个数字，达到了英国整个棉纺织生产的四分之一。这种“不公道的竞争”，就使英国棉纺织品一再激烈下降。 而另外一些人，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根本原因是保守党政府的扩军政策使得纺织业受到打击。英国政府和纺织业的巨头们，已经不再关心这种工业。他们拒绝使纺织业现代化的计划，拒绝作任何技术上的改革。1956年，兰开夏纺织工业的利润为五百万英镑。这虽然比1955年少了三百万镑，数目仍然可观。资本家们把这一大笔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之后，却只拿出了5％来从事再投资。 当我在罗契台尔的时候，遇见了两位老工人。六十三岁的加拉特和五十七岁的米德，都是从十二岁起就走进棉纺厂的。他们感叹地说，他们工作了几十年，如今还是用老机器、老办法来生产。米德现在所用的还是他祖母工作过的那台棉纺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新型纺织机的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地倒闭了。曼彻斯特一个拥有二千多工人的纺织机械厂，就是因为没有订货在两年前关了门。 这两位经历过经济危机风暴的老工人，告诉我许多关于工人生活的情况。米德说：在1929年到1932年的经济危机年代，工人的生活苦得很。当时，夫妇两人每周的工资，名义上是二十六个先令，但扣除了保险费就只剩下十八个先令。如今，工人的生活比那时是好得多了。但是，纺织工人们担心的是：“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久？”他们害怕工厂倒闭，害怕失业。老年人对以往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不再愿意把自己的儿女送到纺织厂去。青年人认为纺织工业失掉了前途，宁愿从事其它行业。有人在波尔顿作过一次调查：年轻男人在选择职业时，把纺织业放在第六位；而年轻妇女则把它放在第三位。据说，在兰开夏整个纺织工业中，工人的平均年龄是四十五岁，颇有后继无人之忧。 当谈到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论是工人或者资本家，都表示了很大兴趣。他们关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工业发展了，还要不要我们的纺织品？”“中国有哪些物品可以同我们交换？”有一次，我们同纺织业资本家锡尔凡闲谈的时候，提到中日的贸易正在逐步恢复。他很感慨地说：“从经济上看，这对我们说来实在可怕！” 被煤烟熏得污黑的曼彻斯特的古老建筑，散布在它四周的已经停止冒烟的烟囱，忧心忡忡的老年工人，……交织成一幅英国纺织工业没落的图画。这个工业曾经被称为“英国产业革命的起点”；现在，它似乎快要走到它历史的终点了。（附图片） 曼彻斯特的内陆港口。这条运河把棉花运来，又把棉纺织品运送出去。

第7版()专栏：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百花争妍 将有三十国的二百多部影片参加 新华社莫斯科15日电　据最近消息，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举办的国际电影节将有三十个国家的二百多部影片参加。其中有一百多部故事片。这些影片的主题和风格将是极其多样化的。 苏联影片将在这次电影节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狂欢之夜”、“一个人诞生了”、“扎列赤纳亚街上的春天”、“女骑手”以及描写苏联青年生活的其他影片，将充分显示出苏联多民族电影艺术的光辉。 中国将放映十部影片。捷克斯洛伐克将放映的十五部影片都是由青年担任导演的。匈牙利准备的两部片子是有关爱情和友谊的。南斯拉夫这次也将放映三、四部影片。 日本一共选出了十多部影片参加比赛。其中有描述日本警察当局对青年滥施酷刑的故事片“暗无天日”，有描写日本渔民子女的生活的故事片“我们是海洋的子女”，有关于砂川町人民反对美军扩大基地的纪录片。此外，印度、埃及等亚非国家也选出了一些影片参加这次电影节。 在联欢节上法国将放映叙述法国青年工人生活情况的故事片“星期天的朋友”以及叙述友谊和爱情、天职和良心克服各种诱惑和战胜一切谎言与卑鄙行为的故事片“华沙的会见”。西德将演出彩色长纪录片“向派蒂提挺进！”，这部影片将把观众带入南美亚马孙河的原始大森林中。意大利青年电影工作者将在电影节上放映描写意大利青年在法西斯统治年代的悲惨命运的影片“失去的大陆”，和喜剧片“圣弗雷迪亚诺的姑娘们”。在莫斯科还可以看到一部反映冰岛渔民生活的影片，看到瑞典、英国、荷兰等国的影片。 南美的阿根廷也将参加这次电影节，已经决定映出四部短片，其中包括著名演员兼导演卡里尔的作品“浑水”。

第8版()专栏： 将军 彭荆风 傍晚，我们走在城郊那条新辟的大道上，一块阴森森的乌云，紧紧在后边追赶着，一会儿就撵到了我们头顶上，把半边天都遮得发暗了。在乌云的掩护下，旋风夹着急骤的雨点斜扑过来，卷起了路上的沙石，两旁的青青杨柳也歪向一边。只有我们还在冒着风雨走着。为了赶去参加今夜一个精彩的晚会，淋雨也值得。 当雨点刚淋到我们的衣服上时，后边响起了一阵急骤的喇叭声，一辆绿色小吉普车追了上来，我们往路旁一闪躲，车子却停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车内传出来：“是去参加晚会么？上来吧！” 我们回头一看，车内坐着一位少将同志。 少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军区首长。他身上没有那种使人畏惧的将军威严，看到那经常显现在脸上的慈祥笑容；那温文尔雅的风度，谁能想到，他就是一位身经百战，威震边陲的将军呢？我们这些年青人都爱和他接近，他常常和我们讲述他在革命战争中的战斗故事。耐心地倾听我们的写作计划……。 这时，天色已完全黑了，雨也下得越来越大了，急雨中还夹杂着响雷和闪电，小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奔跑着，雨点一阵阵地飘进来，把将军的衣服都溅湿了。我们想起来，前些日子，后勤部门曾买了一辆崭新的蓝色小包车送给他用，他怎么不坐呢？当我们问起这事时，将军却笑了笑，“那是浪费，我退回给他们了。” 将军的语句虽然那样平淡，我们的心不禁都激动起来了，将军为什么要这样俭朴呵！前两天，我们就听说，他为了帮助解决机关住房的困难，把自己住的那座小洋楼让出了一部分来……。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只好说道：“你身体不太好，尽可能还是过得舒适一些。” “不，不能这样原谅自己。”将军严肃地打断了我们的话头。他燃起了一支香烟，从容地吐出了一口烟圈后，才说道：“我们应该时常记住那艰苦的过去，长征的时候，我就是依靠两条腿走完那几万里路的呢！有一次黑夜突围中，我受了伤走不动了，就完全依靠我们司令员背着我走（他是我们的团长），那时，想找一匹骑的马都不可能，现在有了这吉普车坐，还能不满足么？” 吉普车还在雨地里急驶着，在一个急拐弯的巷口上超过了四辆骑自行车的人，看来，其中有个人的车子骑得并不好，摇摇晃晃的，汽车驶过时，他们往旁边一闪，几乎撞到了路旁的电线杆上，将军停住了话语，对驾驶员说了一句：“慢点，注意行人。” 车子到了剧场门口，那里已是车如流水，挤满人了，将军下了车，习惯地向那一排停着的小汽车扫了一眼，对旁边的人说道：“司令员怎么还没来？” 他就站在剧场的门口等候着。这大风雨的晚上，街道上的行人很少，只有昏暗的街灯在风雨中凄凉地摇晃着。等了好一会，都不见一辆汽车的影子，只有四个骑自行车的人向剧场这边驰了过来，将军还记得是刚才遇见的那几个人，又笑着对我们道：他们也是来参加晚会的。这么大的雨，坐自行车比我坐吉普车总要辛苦一些吧！” 话没说完，那四个人已来到剧场门口了，其中一个人，一边下车，一边问道：“车子靠在那里呀？收不收寄存费呀！” 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少将立即冒着雨从台阶上跑了下去，惊讶地喊着：“司令员同志，你怎么骑自行车了？” 司令员一边解雨衣的扣子，一边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关系嘛！这还不是和骑马差不多。……” 少将关心地搀扶着司令员走上那泥滑的台阶，他俩亲热地说笑着走进了剧场。 门口的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了，要不是亲眼看见的，谁能一下就相信，这位骑自行车的人，就是我们的上将司令员同志呢？ 晚会散了后，我们又坐进了少将同志的吉普车，一路上，他很少说话，只是不断地吸着烟，从他擦燃火柴亮光一闪中，我们看到了他那若有所思的脸孔，就像他在战争中对着军事地图深思一样。过了好一会，他才对我们说了一句：“每一个人都要常常检查自己，有的时候，你自己以为已经很不错了，但一检查还是差得很远呢！同志，你们还很年轻，更要注意呀！” 第二天早上，我刚走进营房的大门，一辆自行车响着铃当从我身后追了上来，我还来不及回头看时，车子已驰到前边去了；初升的太阳，照着骑车人，我看见了一颗金星在他肩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第8版()专栏： 守灵者 山鹰 “我这个部长，就是一个守灵牌”！ ——章伯钧 他不喜欢晴朗的白日， 他不喜爱儿童幸福的笑容； 窗外车辆的喧嚣令他烦恼， 河边轮船的呼唤令他伤心； 只有一样他是虔诚地敬爱， 那就是资本主义黑色的幽灵。 残烛闪着暗淡的黄光， 檀香伴着木鱼单调的声音。 他日夜守护着死者的灵位， 倾诉着他心头的哀痛与“不平”， 而且不断地哀啼着： “复活吧，我的主啊，阿门！”

第8版()专栏： 社会主义这一关 甘草 近几天，右派分子的日子不大好过了，想逃避是逃避不了的，在群众压力之下，他们被迫承认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勾当。上台发言，汗珠一阵一阵地淌，声调带哑；下得台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苦思应付之策。对于这些惯于飞扬跋扈、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说来，这个场面大概是初次领略。当然，这不容易，这是过关，过社会主义的“关”。 几年以前，毛主席就说过要过“三关”的问题。 “三关”，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 这“三关”，是我国十年来政治形势的最简明的总结和预见，前两关是民主革命，后一关是社会主义革命。三关俱过，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所以这“三关”是对全国一切人们和民主党派的考验。 工人农民经过了这个严酷的考验，够得上一百分。大多数知识分子呢？前两个关是比较好过的，反帝、反蒋、抗美援朝，好得很，举双手赞成；土改，也瓜葛不多，拥护。但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那么简单了，从维持了几千年的经济制度到人们的思想意识要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虽未必如章乃器说的“剥皮抽筋”那么可怕，也确实要脱胎换骨。只有一副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心肠是不够的，要下决心把自己来一个否定，在思想上、感情上、习惯上乃至立场上都作一次认真的改造，许多东西需要重新调整，重新习惯。跌跌撞撞，这一关多数人也许也能过得好。 问题是在一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看起来这社会主义一关硬是过不去，虽然路是阳关道，关门又大开，却无认真过关的愿望。去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如怒海奔腾，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把抗拒社会主义的分子也夹在这浪潮之中混过关来，冒充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曾几何时，这些混世魔王就原形毕露了！ 话又说回来，这些人物之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一关者，实在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过好战争关和土改关之故也。解放战争正酣之际，章伯钧却醉心于“南北朝”的迷梦，企图占山为王，做总司令，与中共争天下。土改这一关呢？为地主伸冤者有之，骂农民过火者有之。试想想，不过好民主革命之关，岂能过好社会主义之关？拖着一身肮脏，怎能冒充新郎？ 所以奉劝这些大人物，还是浪子回头、洗心革面，老老实实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吧！

第8版()专栏： 纪念秋瑾殉国五十年 阿英 在反右派斗争的日子里，来纪念五十年前（1907）的7月15日为国牺牲的辛亥革命先烈秋瑾，不由我首先想起她到日本时，在“黄海舟中感怀”的两首七律。第二首道： 闻道当年鏖战地 至今犹带血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 破碎河山故国羞 领海无权悲索寞 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风吹面冷然过 十万云烟眼底收 这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表在她创办的“中国女报”第一期里的诗，不仅概括地反映了甲午中日战争（1894）、庚子八国联军战役（1900）以后的中国现实情况，也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爱国情感。秋瑾认为国必须救：“陆沉危局凭谁挽？莫向东风独倚栏？”她不“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因而她决心：“此身拚为同胞死”，要“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的情感，同样的反映了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全国解放，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爱国诗人、中国人民共通的悲愤的爱国心情。像这样的诗篇，我们不难举出千万首。可是先民们、先烈们所期待的这个伟大的愿望，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才开始得到实现。黑暗的统治推翻了，那样悲愤哀吟的时代永不再有了。 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在长时期内不惜牺牲无数头颅以期待的伟大愿望，而且发展了先烈、先民们的愿望，达到更美好的境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该怎样歌颂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呢？然而，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却高叫“共产党员无恶不作”“共产党该杀”“社会主义要不得！”这究竟是爱国的人民之声，还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违心之论？秋瑾诗云：“欲从大地拯危局，先向同胞说爱群”，“爱群”就是“团结”，这样卑劣的行为，是“爱群”呢，还是“害群”呢？秋瑾死而有灵，我想她是会愤怒的举起手中短剑，砍掉这些反革命脑袋的！ 在右派分子欺骗人民的谎言中，把新中国说得是到处黑暗。这又使我想起秋瑾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她解释所谓“黑暗”道： ……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 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 无闻见，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 行为等等。…… 因此，她要求中国女界要有方针，有领导，要革命，说“吾恐无方针之行驶，将旋于巨浪盘涡中以沈溺也”。她反对学习东西洋，“养成譒译、买办之材料”的人，反对学习东西洋，“以东瀛为终南捷径，以学堂为改良之科举”，目的在利禄的人。她认为这样培养统治阶级奴才，帝国主义走狗的办法，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这样的领导是错误的，这样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她认为这些就是“黑暗”。 当时的“国民日日报”，也有一篇论“黑暗现状”的短文。论者指出所谓黑暗的现实是：“因风煽焰，弱侮强拜，亿万黄金，输诚域外，为枢府之黑暗。……钻头觅缝，狗苟蝇营，磨牙吮血，虎狼食人，官场之黑暗也。……终身力作，日夕不舒，卖妻鬻子，以供官符，田野之黑暗也。……献剥骨髓，如鲠在喉，狐狸当道，关吏丰收，商旅之黑暗也”。说这些都是“人人所切齿痛心者也。” 这样的黑暗，是一直延长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黑暗的深度，甚至有加无已。这是当时人民痛苦哀号的、最沉痛的、无可告诉的悲剧心情。然而，解放后的情况怎样呢？这些“悲哉”的情况，已经一扫而空。消灭了饥饿、贫困和失业，消灭了地主，消灭了贪污剥削。秋瑾所谓“无是非，无闻见，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的黑暗现状，所慨叹的统治阶级奴才，帝国主义走狗，也同样一去不返。如果今天的中国，真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能够创造这样亘古未有，石破天惊的伟绩吗？ 我们就用这所谓五十年前的黑暗现实，来和新中国的社会生活对照对照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做出什么来呢？ 从秋瑾在绍兴被害后的社会反映上，从现在右派分子激起全国人民愤怒遭到迎头痛击的情况中，从无数的历史事件里，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找到一种规律，那就是真理永远在人民方面。违反人民意愿的任何阴谋，纵能使少数人被蒙混于一时，最后必然要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痛击，终至于灭亡。 秋瑾就义以后，腐败的清政府，立刻就遭到全国人民的猛烈抨击。全国的报刊、作家以很大的火力，轰击腐朽卖国的统治堡垒。声势的雄伟，连顽强的统治者，也禁不住颤抖起来。就从无数哀悼诗篇的断句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伤心七字了吟魂，万口同声骂官府。 毕竟党魁应受罪，缘何举国大声号？ 幸得浙东公论在，轩亭市口哭同声。 事关学界前途险，惨死轩亭通国惊。 一样头颅，君死如何举国痛？ 而佩韦的“吊秋璇卿女士文”，更说明了秋瑾牺牲的影响：“虽然，自君之死，吾知吾国女界文明思想之发达，勃勃如圻甲，其程度之增进，不可思量矣。何者？盖惟冤君之死，痛君之死，愈益绎君之言，尊君之行，君之微言特行，将不知不觉盘踞于二万万姊妹之脑筋而莫之或去，愈演愈进，愈久愈奋，沈沈女界之大放光明，其期当不远也。”果然，当时的革命，因而扩大了影响，加速了行进，不久就把清政府推翻了。 当时在文艺作品方面的反映，诗文辑印成专册的，至少有十数册之多。如“秋瑾”（佚名编）、“鉴湖女侠秋瑾”（佚名编）、“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徐自华撰）、“秋风秋雨”（黄民编，二册）、“越恨”（湘灵子编）、“秋瑾诗词”（王芷馥编）、“六月霜”（小说，静观子撰，二册），“轩亭复活记”（小说、无生撰）、“轩亭恨”（小说、哀民撰）、“六月霜传奇”（嬴宗季女撰）、“轩亭冤传奇”（湘灵子撰）、“轩亭血传奇”（啸庐撰）、“轩亭秋杂剧”（吴梅撰）、“碧血碑杂剧”（龙禅居士撰）、“秋海棠杂剧”（悲秋散人撰）等。这些作品，都是歌颂秋瑾，反对黑暗统治者之作，把腐朽的清政府，攻击得体无完肤。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犹在继续在反映。 从这些情况看，说我们抨击反社会主义正义的右派过重，可以说完全没有立场。与五十年前“秋案”对比，只能说是大大的不够。右派分子已经要杀我们的头，要消灭我们的党，要推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能有什么温情可言呢？而我们文艺界，通过具体作品，来反映、来战斗，以今天的实际力量论，也还不能说已经够了，我们还需要有更大的重视，更多的努力。 秋瑾就义前，曾经写下她最后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秋风秋雨，这样的秋气现在是不存在了。像右派分子的这样野心阴谋，在今天的中国，不过是青空的一片“阴翳”而已，但尽管只是一片“阴翳”，如果不坚决的加以扫除，它是会带给我们以无穷灾害的！ 作者附记：病中不能写作，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秋瑾，勉成随感三则。思绪凌乱，情绪难平，不能言文，愿读者谅之。（附图片） 秋瑾

第8版()专栏： 林中（木刻） 乐锋

第9版()专栏：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 工人阶级贡献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刘长胜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以及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从去年召开的一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到这次一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整整的过去一年了。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胜利和成就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里，贡献出自己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涌现出千万个先进生产者，他们忘我劳动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闭着眼睛硬说去年国家建设全面冒进了，今年又来个全面冒退，总之在他们看来一切都闹得很乱很糟。又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不懂技术，不能领导国家建设”，“工人阶级没有文化，办不成大事”。他们想抹煞一年来国家的辉煌成就，抹煞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抹煞工人阶级是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去年广大职工提出成千上万的合理化建议，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在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下，中国工人阶级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把职工群众劳动热情进一步组织起来，引向新的高涨。去年有一百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一十九个职工同志提出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其中工人九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人，工程技术人员十六万八千七百八十六人，共提出建议达一百八十三万一千二百一十二件，到一九五六年底已采纳九十一万九千一百九十六件；实现的并可计算价值的二十万零六百四十五件，就可为国家创造财富二亿四千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六百四十三元。又据第一机械、第二机械、纺织、煤矿等十四个产业的不完全统计，去年总结推广了五千六百件先进经验；职工群众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技术互助运动很为活跃，先进工人帮助落后工人，老工人带新工人，上手带下手，熟手带生手，出现了兄弟合同、姐妹合同、师徒合同、一学多教合同（一个人学习几个人的特长）和一教多学合同（一个人教许多人），不但有了个人互助互学，并且有了小组与小组、车间与车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互助互学。过去竞赛中十分薄弱的科室技职人员也发动起来了，仅上海市有二十多万科室人员参加了竞赛，沈阳市有一千多个科室单位参加了竞赛，不少私方实职人员也参加了竞赛。厂际竞赛有很大发展，几乎各个产业都组织了厂际竞赛，仅纺织系统参加全国厂际竞赛的就有二百一十八个单位，参加地区性厂际竞赛的有五百一十九个单位。职工群众在先进生产者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中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解决了很多的重大生产关键问题。如： 汽车运输职工开展了安全节约十万公里无大修运动，在运量大而运力不足的情况下，货运量和客运量、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都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安全行驶十万公里以上的驾驶工人有四千九百八十四人，十万公里以上无大修的汽车有三千二百一十辆。一九五六年汽车用油比一九五五年实际消耗，估计节约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五千公升，每条轮胎平均行驶里程比一九五五年延长了九千七百七十四公里。 冶金工业部钢铁局系统，一九五六年由于推广了先进经验，生产钢铁十一万二千吨，其中推行了热风炉快速燃烧法以后，有百分之八十九的高炉比一九五五年平均提高了一百度，全年节约了焦炭九万六千吨，增加生铁产量四万四千吨。 吉林铁路管理局图们工务段三道沟桥梁工区，前年发生了桥墩被河水冲袭了五分之二的情况，使往朝鲜的列车放慢了速度，到朝鲜的运输任务不能完成，并且很不安全，这时需桥梁工区在零下二十度的条件下及时检修桥梁，当时八个工人就病倒了六个，不能完成检修任务，为此发动了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群众提出了十三件合理化建议，创造了好几件抢修桥墩的工具，如水中挖土器、水中捞石器、水中探测器、木制抽水机等，解决了桥墩检修中十二个大的关键问题。原来领导上计划去年只完成四个桥墩的检修任务，结果完成了二十四个，超过国家计划五倍，提前完成了一九五七年的计划，给国家创造了二万多元的财富。这个经验推广后，吉林铁路管理局的桥梁检修任务，去年一年已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工作量。 煤矿系统推广了一班采煤法以后，一般提高了采煤效率百分之二十，最高达到百分之五十。 全国人民都为去年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欢呼 去年工业总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是近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取得提前一年并且超额百分之九点五完成了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去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跃进发展的一年，这是广大工人群众努力的成果，离开了他们，我国的建设是不可想像的。去年全国范围内评选出先进工作者八十四万二千零二十五人，先进工作者四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共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六人；先进单位共十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一个，其中先进车间一万二千四百八十八个，先进工段四千四百零五个，先进小组八万一千一百零五个，先进职能单位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三个。 以上事实说明了，去年先进生产者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人民无不额手称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去年建设的大发展，某些指标大了一点，影响今年的原材料供应，党中央二中全会针对这一情况，英明的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全国二千四百万职工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热烈的响应这个号召，以继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来实现增产节约的目的。 今年第一季度重点企业的总产值又超额完成了计划 今年以来，在职工群众中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深入广泛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以厂为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基层工会在企业党的领导下，协同行政、青年团组织检查组，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实际，调查企业浪费现象，摸清增产节约的潜力，从而澄清了认为增产节约“老一套”、“一阵风”、“去年大发展、今年无油水”等保守自满阻碍增产节约的思想。不少基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企业领导将企业生产情况向群众摊牌交底，充分发扬民主，揭发企业浪费漏洞，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动员职工群众千方百计的寻找增产节约的途径。群众智慧是丰富的，纷纷从修改产品设计、加工工艺、压缩材料消耗定额、采用代用材料、利用废旧料、减少废品、减少储备量、与兄弟厂互通有无交换原材料、改善发料制度等方面提出增产节约的办法。西安农业机械厂今年原材料缺少百分之五十，职工群众多方面寻找材料来源，与兄弟厂建立互通有无的关系，互相交换需要的材料，到农村和市场上收集购买废旧料，充分利用代用料，在废品库中寻找可以回用的材料，在不影响质量前提下，把废品复活、旧工具翻新，这样仅今年前四个月找到代用料六十三种，交换了需用的材料三十九吨，处理呆料一百六十一吨，节约钢材一百三十吨，克服了原材料紧张局面，第一季超额百分之八点三九完成了国家计划。 上海锅炉厂今年提出节约增产十台锅炉的口号，每道工序每个产品零件精打细算的全面进行节约，群众提出节约原材料建议六百多条，估计每二十台锅炉用料可节约出一台锅炉的材料，今年节约十台锅炉有了充分保证。仅钢材一项计算，今年可节约三百七十七吨，每台锅炉以二十五万元计算，全年可为国家节约二百五十万元。佳木斯铁路分局机务段烘炉组利用废料制作八千多件成品，鹤岗煤矿南山矿青年技术员钱立民一项建议在旧煤田里可多采二十七万吨煤。 类似上述事例是不胜枚举的，由于全国职工的努力，今年第一季度，全国重点企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打破了以往历年第一季度完不成国家计划的惯例。 以上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的力量的伟大，不允许任何人漠视的。 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还是老实些吧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嚷大叫去年全面冒进了，今年全面冒退了，请这些先生们看看事实吧！去年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有什么不好？今年第一季度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又有什么不好？去年全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鼓舞下要求放快一些脚步，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支持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在去年某些方面走快一点的情况下，今年把脚步放慢一点，也是必要的。去年到今年发生了一点小的波折，产生了一些困难，这是由于我们的建设经验不足和对新的发展情况估计不足所造成的。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发展中的缺点，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今年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就足以证明。我们全国工人群众有信心更好地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坚强基础。 我国大规模的建设中，出现一点小的波折，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比起国民党来，我们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国民党几十年的建设不过几万吨钢，把东北日本人建设的包括在内，最高不过九十万吨，我们解放仅是七、八年，已有四百多万吨钢了。我国历史上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自己的汽车、飞机，现在都有了，难道我们没有建设好？另一方面，我们国家领导人从来重视建设中的缺点，不隐讳缺点，并且在努力不断改正缺点中求前进。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全国人民有责任，帮助政府把国家建设好，决不允许那些右派分子站在国家建设之外，指手划脚，一味消极责难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满怀信心地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奋斗，我们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谁敢于破坏祖国建设，我们要给以坚决打击，来保卫全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第9版()专栏： 毕鸣岐同章乃器臭味相投 王光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工商业者，现在我仅就天津市毕鸣岐代表在党的整风期间发表的荒谬言论，表示一点意见。 毕鸣岐和章乃器一唱一和，完全同调 毕鸣岐在党的整风期间，利用向党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荒谬言论。这些言论和章乃器是一唱一和，完全同调的。尽管他曾经在小组会上一再矢口否认他和章乃器一样。但是，事实是最好的答复。章乃器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的资产阶级”。毕鸣岐就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章乃器说：资本家已经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毕鸣岐就说：资本家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了社会主义，没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戴着，阶级关系还那么强调着，两面性还那么原封不动地严重。章乃器说：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工商业家的两面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毕鸣岐就提出：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基本胜利，而是完全胜利，如果这时还不加分析地说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就存在，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方式。章乃器说：“合营企业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关系，否则，有职有权，是无法保证的，共事关系也是不可能搞好的。”毕鸣岐就说：资产阶级的自卑感应由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党政干部负更大责任”，“要消灭自卑感，首先应当消灭阶级”。章乃器说：资产阶级的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毕鸣岐就说：“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章乃器主张整风的时候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毕鸣岐也说：“不要总是有成绩，有缺点。这个总结方法是养成官僚主义的总结方法。”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毕鸣岐也认为他当天津市的副市长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委是争出来的。 任何人，看了以上的对照，都不能不承认章乃器和毕鸣岐的合唱是何等整齐。他们的思想面貌是多么相似。在这些事实面前，谁能说毕鸣岐不是章乃器反动谬论的有力支持者和忠实的贩卖者呢？ 毕鸣岐和章乃器是这样地臭味相投，当两人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一块谈起彼此的发言和文章，情不自禁地互相吹捧起来。毕鸣岐说：看了你的文章，感到很好。章乃器说：“你的文章也很好，你要照样写下去，不要怕！”毕鸣岐立即表示要向章乃器好好学习。章乃器哈哈大笑。五月三十一日晚，章乃器在民建中央工商辅导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始就说，我同意毕鸣岐的发言。六月二日晚上，孟羽卿把章乃器五月三十一日的讲话记录念给毕鸣岐听，毕鸣岐非常称赞，说他听了感到很舒服，并且说：“真正代表工商界说话的就是章乃器，他很有群众，你们有机会要支持他。”毕鸣岐不仅捧章乃器，他也不忘记捧他自己。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发谬论之后，对他的亲信说：“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中，能如此长篇大论，敢于发言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吧！”看看这两人是如何的狂妄，大有当今天下英雄唯章乃器与毕鸣岐二人而已之感。 毕鸣岐不仅捧章乃器，而且保护章乃器。当去年民建批判章乃器的时候，毕鸣岐在下面处处为他解围。他给天津的王芷洲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理论比我们高，你不要瞎起哄。”当章乃器受到批判，抗拒检查的时候，毕鸣岐曾经对我说：章乃器他不请我吃饭，要是请我吃饭，我一定给他出主意，当众检讨一番群众满意就过去了。今年当章乃器说“脱胎换骨”的提法不适用的时候，有人要批判，毕鸣岐就劝解说：算了，别批判了。毕鸣岐如此忠心地保护章乃器当然不是偶然的。 夸大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企图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篡夺领导权 毕鸣岐发表这些谬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在各项问题中，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资产阶级的估计是和党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的。改变了党对资产阶级的估计，就有可能改变党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因此，他拚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力图通过这次争论，来动摇党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政策。幻想使党的政策作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落后性的改变，以利于他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毕鸣岐所走的路线是这样的： 第一、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批评党低估了他们，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力图争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 第二、强调资产阶级改造得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拒绝进一步改造。力图模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界限，以便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乘机混水摸鱼。 第三、当他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以后，必然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便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复辟资本主义。 不管毕鸣岐自觉或不自觉，但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在支配着他向这样一条绝路走去。毕鸣岐今天受到工人阶级这样的优待，得到这样高的地位，但是他并不满足。他还要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力，他在工作上积极肯干，这是好的。但是，他却因此骄傲自负，觉得他的贡献很大，进步很快，才干很强，可是党和政府却没有给予他应得的报酬。他因此对党不满。他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手段来争权夺位，极力往上爬。在这方面，他表现了贪得无餍的野心。尽管毕鸣岐不愿意人们强调两面性，但，这正是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最露骨的反映。资产阶级，当生产资料还在手上的时候，他们的阶级本质表现为唯利是图。当生产资料已经交出，除了按规定拿定息而外，不能为所欲为地剥削的时候，他们并不甘心，于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表现为唯地位和权力是争。在毕鸣岐身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明显。在过去，是为发财而努力，在现在，是为升官而奋斗。他自己曾经表示，总路线公布以后，他的名欲重起来了。天津市安排他为副市长时，他对人说：他在两三年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去年天津民建改选，他要求天津民建和工商联的主委都由他一人来干。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搞小集团、拉拢人、封官许愿。并曾扬言要把进出口业五百多个资本家都拉入民建会，以增加其势力。毕鸣岐在争权夺位上还充分表现了他的霸道和独占性。他恨不能把别的“对手”一概打倒，一切工作都由他自己一个包办，一切功劳都归他自己一人所有，因而，党所给与的一切荣誉、地位和利益都归他自己一人独占。这正是大资产阶级那种垄断性的鲜明的反映。 毕鸣岐处在这样的地位上，还有一个不能满足的地方，那就是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按照自己资产阶级的思想面貌来进行领导。他恨不能夺下工人阶级手上的“令字旗”。他认为他所以拿不到“令字旗”的原因，是自己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有人还抓住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不放。但是，为要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他并不是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夸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性，掩盖他们的落后性，希图模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以便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混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以后，他想干什么呢？他自己检讨说：“变成工人阶级以后，可以取得发言权，……最终目的是想在工人阶级中取得在我工作上的领导权。”奇怪！毕鸣岐难道现在没有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吗？毕鸣岐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天津市副市长、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工商联主委，身兼数要职。他不但有发言权，也有工作上的领导权。前不久，毕鸣岐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了那样多话还登了那末多报。那末，他还要取得什么样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呢？原来他所要求的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他们对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发言权和工作上的领导权是不满足的。总感到格格不入，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办事情。这种满足，他们是永远得不到的。因为要使他们满足，就只有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毕鸣岐总说他发表这些谬论的动机是善意的，是从好的愿望出发的。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且看他在小组会上自己的招供。他在小组会上说：“在我散发这些谬论的时候，我还错误地认为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正当利益，这样就会进一步增加我在工商界的威信，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他真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倒退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美化自己，看不起工人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利益”。他代表了资产阶级不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抗拒党的领导的 “利益”。他企图煽起资产阶级的不满，组织起阶级的队伍向党进攻。并从这种进攻中达到他自己卑劣的可耻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毕鸣岐的动机。这就是毕鸣岐所说的“到了紧要关头，尾巴就露出来了”的真实面貌。 工商业者应当正视现实，正视自己，努力自我改造 毕鸣岐的思想，给我们工商界响亮地敲了一声警钟。尽管毕鸣岐说他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但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这样严重。尽管我们有若干的进步，但是不少人听着章乃器、毕鸣岐的言论还感到舒服。这就说明我们思想中的落后一面还有和他们共鸣之处。他的言论助长了我们工商业者的骄傲自满，挑起我们对于目前所处的地位，对于继续进行改造以及对于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它不仅障碍我们继续进行改造，而且会使我们犯严重的错误。 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我可以诚恳地说：党对我们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工作，是做得仁至义尽的。八年来，党和人民政府苦心孤诣做了很多工作，一步一步平稳地把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一九五○年私营企业发生困难的时候，党曾经发动工人阶级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全行业合营以前又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政策，连企业带人整个包下来，使我们许多工商业者免于淘汰和破产。在全行业合营以后，给我们定息，给我们工作，给我们政治地位。我们不少的同业，原来只是当一个小厂厂长的，现在当了一个大厂的厂长或副厂长。原来只是管理一个企业的，现在当了一个公司的经理或副经理，管理着十几个或几十个企业。还有一些人安排了副市长、副局长、副区长，等等。这样一些安排，在旧社会，我们是梦想不到的。这些工作岗位对我们说来是小才大用，而不是大才小用。不少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才、德、功勋比我们高得多的共产党员，位置反在我们之下。如果我们真是有一点心，我们对于工人阶级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能不感到感激和惭愧吗？我们生在今天，要生活有生活，要工作有工作，要地位有地位，再没有任何风险。世界上有这样幸福的资产阶级吗？共产党有哪一点对不起我们的地方呢？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有什么理由骄傲自满？有什么理由不满意今天所处的地位？又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党的领导呢？ 我们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当中，曾经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是我们工商业者唯一的光明前途。任何企图走别的道路的人，事实证明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正视自己，老老实实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劳动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业务水平，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工商业者的康庄大道。

第9版()专栏： 愧恨交集 韩兆鹗发言交代他同章伯钧的关系，说“我现在才认识到上了章伯钧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陕西省副省长，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我愿意结合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把我自己受了章伯钧等人反动言行的影响，向大会交代，我坚决的要与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坚决的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和章伯钧是十几年在一起共事的。章伯钧的许多问题，如“两院制”“政治设计院”等等大家都谈了，我现在只说几件事情。一九四六年他一再的说：如何为第三党铺摊子，企图与国、共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一九四八年民盟在香港开三中全会时，他不同意民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决议。他在湘、赣、粤三省为第三党搞武装。当时我劝他不要胡闹，他说：“中国将来是个南北朝，我们还许三分天下有其一呢？”他还说：“毛泽东会领导，我们就不会领导吗？”这些事实，都证明章伯钧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时，我已经认识到他的野心很大。今天看起来，第三党的路线，实质上就是第三条路线。去年，我和他都随人大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是副团长。他在克里姆林宫座谈会上讲：“他到苏联心情很沉痛，对苏共是有意见的，这心情直到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后才改变了。”我当时很诧异，以为他随便讲话，有失礼貌，大煞风景。还没有认识到章伯钧反苏反共的思想实质。 今年四月，民盟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在常委会上公开的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表了。今后我们民盟要当家作主，独立思考，大有文章可做”。他所谓“大有文章可做”，首先是民盟组织的大发展。我当时还认为发展组织是对的。竟然没有察觉出他蓄谋已久的政治野心又发作了。他所谓“当家作主，大有文章可做”，究竟是给谁当家，给谁作主，做什么文章呢？此后陕西民盟在半年中，发展盟员二百多人，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起来，发展组织，固然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但这岂不是和章伯钧自己所交代的他和罗隆基结成了政治联盟，暗自窃取民盟领导权，企图发展盟员一百多万的阴谋完全符合了吗？陕西民盟的发展组织，刚刚是给章伯钧的政治野心铺大了摊子！我现在愧恨交集，回忆我从民盟工作会议回陕后，还批评陕西民盟过去发展组织尺度太窄，今后把尺度要放宽些。今天才认识了这个放宽尺度，就是给章罗的政治联盟，扩大阵地的。 前面说过：章伯钧认为今后大有文章可做。果然，他的文章做出来了，今年四月底，章罗联盟的右派分子储安平，派记者三人到西安大请其客，“到处点火”。王尊一、王捷三、亢心栽等人的反动言论，章伯钧式的“文章”出现了。当时，我刚从外县回来，对这样大的事情，并没有重视起来挖底子。 去年十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执行局会议上对我说，西安是八大城市之一，有条件建立农工民主党组织，并叫我负责。我以工作忙，不接受。他说：你要“勇敢些”，黄琪翔还笑着说，“你向来重盟轻党，那可不行啊。”今年二月执行局就派人来西安发展组织。执行局并还责我“裹足不前”。叫我搜罗过去与第三党有关的人，及医药卫生界有人望的人协同办理，并派我为筹委会主任。六月十六日陕西省农工民主党筹委会成立。在短时期里就发展党员一百四十余人。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独裁专横的丑恶面貌。也看出他在民盟以外更要在农工民主党里铺摊子，发展组织，企图给他搞政治资本。我真愧恨我自己为什么被章伯钧这样颐指气使的利用呢？这时人民日报“是不是立场问题”，“这是为什么”等社论都发表出来了，章伯钧不脱裤子“干洗澡”的检讨也发表了。我的立场还糊里糊涂的站在章伯钧那面。不自觉的执行了章伯钧阴谋活动的计划，并因给农工民主党要房子向统战部提意见。我现在才认识到我那时走上了贼船，上了章伯钧妄想把农工民主党导向他久已向往的资产阶级王国的贼船。我今天才明确的认识到，章伯钧在民盟搞章罗“政治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又搞“章黄攻守同盟”，在两方面各捞一把，作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资本。当六月十三、四、五日陕西民盟省市委扩大会上批判右派分子时，同志们驳斥章伯钧谬论很严厉，我那时还认为章伯钧纵然丧心病狂，其倒行逆施或不至此，我还讲：章伯钧是马路政客、流氓作风，他不过是疯言浪语，随便讲话，同志们在会上批评我态度暗昧，今天我才认识到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这次到京后去见章伯钧，意在帮助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说董老、林老向来对他很关心，叫我去找，为他解脱。我虽然未去找董老、林老，但是当我去见习秘书长、汪锋副主任时，还犯了试探对章伯钧问题处理办法的错误等。及至本会陕西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们对我诚恳的一再的帮助，我起初还一再的解释，后来经过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始幡然大悟。明确的认识到他们的阴谋诡计，都是为害国家，为害人民的罪恶行为。明确的认识到自己的思想麻糊，立场不稳。 各位代表：我愿意首先交代我的思想本质。我是旧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没有经过彻底思想改造，还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位观点。所以这就容易被章伯钧来长期利用。直到北京时，我还对他有温情主义，为他来解脱，这都是极端错误的。我要从自己思想深处和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彻底的加以改变。解放以来，党和人民一直对我这样信任、爱护与诚恳的帮助，我还能与他们藕断丝连吗？我坚决的要跟着共产党走，倒向人民的一方面，和人民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我感觉到思想改造是旧知识分子极其重要的问题。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一种剧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过程。要是不经过这一过程，在这社会大变革、大是大非的面前，定会摇摆不定，也可能误入歧途的。 最后，我要郑重的说明，我在人民政权下工作八年之久，因为旧思想旧意识未经彻底改造，有时它还在作怪，这就会使我和人民之间发生一定的距离。这都是阶级意识的反映。现在我要坚决地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和政治界线，我要坚决的厉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工人阶级思想的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 我还要正告章罗等人，你们要扪心自问，宪法是你们亲手通过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载在宪法上的，而你们竟然忍心害理，妄想破坏全国人民的幸福前途！你们是人民的罪人，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诚恳地把你们的一切反动言行彻底交代出来，认罪悔过，才是你们的出路。如再半吞半吐，文过饰非，必当自绝于人民。

第10版()专栏： 欢迎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 李顺达、郭玉恩、吴春安、曲耀离、申纪兰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报告的事实都有力地说明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建设上都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硬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降低了，统购统销统坏了，这些造谣挑拨的言论，各位农民代表的发言，已经拿具体事实给了有力的驳斥，我们完全同意，不再重复了。我们着重谈一谈关于中小学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 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 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已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变成百户千户的集体生产，这一变化带来了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来解决，才好开展工作。 近几年来，也有一些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到农村参加了农业生产，并且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人数很少，远赶不上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今年政府指示今后要让大批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英明措施，我们农民是拍手欢迎的。确实现在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的农业生产，和过去的小农经济不同了，现在是有几千几万亩土地、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个劳力、有大批牲口和新式农具的集体大生产，领导这样的大生产，如果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在组织领导、经营管理、技术改革以及农业基本建设等各方面，处处都会感到很大的困难。比如，拿计划来说，领导高级社的生产，没有计划是不行的。订计划就要有细密的统计工作，对土地的好坏、产量的高低、劳力畜力的强弱，都要先弄清楚，对技术措施要安排适当，使计划不偏高、不保守，既能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不会产生窝工浪费的现象。像这样一套细致复杂的工作，没有文化科学知识能行吗？在财务会计工作方面，合作化以后，牲畜、农具、粮食、种籽、森林、果园都成了社的集体财产，人人都很关心，必须经营、管理好。稍有损失，社员就会有意见。再说分配问题，社员辛苦劳动一年，最关心的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如分配比例不合理或不及时，就会影响到社员的生产情绪，也会影响到社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必须事先作好分配方案，这里既有统计工作，又有计算工作，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就很难把这些事情办好！如平顺县有个团结农业社，因为没有好会计，三年没有把账算清，社员意见很多，影响了社的生产。在农业技术方面，各种作物的间作、复播、密植，浸种拌种，杀虫药剂的配制，新式农具和提水工具的使用，都需要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者来掌握。如平顺县建设农业社，去年发生了玉米钻心虫，配药剂时因不懂百分比，用水少了，用药多了，结果把五亩玉米灌死了很多，给社造成了损失。在晋南经济作物区的农业社，高级合作化以后，购置了大批的锅驼机和柴油机，部分社的技术员因文化低，虽受过训练，但仍掌握不了机器。有的机器开不动找不出毛病，有的机器坏了不会修理，使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在农村文化教育方面，如扫盲的义务教员，生产队、组的宣传员和读报员，图书馆的管理员，收音机和有线广播的收音员；还有医生、卫生员、接生员都需要有文化的人来担任。总之，今天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劳动青年来参加，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农村来，正好担负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任务，这样对国家建设会有不少的贡献，对他们自己也是很光明的前途，我们热情的欢迎他们。 毕业生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中小学毕业学生回农村来，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做充分准备。首先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要有决心有信心在农业生产战线上钻进去变成内行。这就要放下架子，接近群众，老老实实地参加体力劳动，虚心的向老农学习，经过苦学苦练，养成劳动习惯，掌握实际生产知识和技术，使自己真正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这样劳动是内行，文化又比一般农民高，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自然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几年中小学毕业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的事实，也证明了有好多知识青年正是用这样的做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可是也有一些青年经不起考验，而半路掉队的。他们不是首先参加体力劳动，而是一开始就想当什么员、什么长来指挥农民，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结果也得不到农民的信任和拥护。有的是抱有很大理想，想改造这，发明那，热情很高，可是不能切合实际，结果到处碰钉子，后来就产生了悲观失望，感到农村没有发展前途，不安心在农村生产。还有的是受家长思想和社会舆论的影响掉队的，这些学生家长受旧社会影响很深，认为子女参加农业劳动是没出息，丢人败兴，加以青年自己不坚定，就背上了包袱，思想动荡不安，总想另找出路。 农业社领导人对回农村的知识青年要适当安排 另一方面，合作社的领导人对回到农村的中小学毕业学生应该适当安排、适当照顾。他们参加劳动时，首先要照顾到他们的身体条件，他们长期脱离劳动生产，开始应该注意由小到多，由轻活到重活，由粗活到细活，慢慢养成劳动习惯。另外也要发挥他们有知识的特长，鼓励他们在生产技术上多多努力，结合当地情况，利用别处的经验，帮助农业社进行技术改革。还有青年的爱好，我们也要适当的照顾。他们是爱唱爱跳，喜欢体育、文娱活动的，这也很好，可以改变农村的旧风气，我们应该尽量支持他们。 我们热烈地希望着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同志们回到农村来，和我们一道劳动，一块儿生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第10版()专栏： 广大华侨都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自豪 黄长水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 从我们的远祖到我们这一辈，为什么要往国外跑，到异国异乡去当华侨？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我们到了国外，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呢？长时期以来由于广大的侨居地都在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的控制下，我们侨胞在经济上处处受到排挤，政治上受压迫、受歧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无依无靠的海外孤儿。 近代华侨史充满了千百万侨胞的血泪，只有共产党才实现了侨胞多年的愿望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侨胞回国，总难免要受地方上各种封建把头、地方恶霸的欺凌，国民党官吏、党棍的威胁和多方的压榨。到乡下去还要遭受土匪强盗的洗劫、绑票勒赎。当时在闽南侨乡，华侨回来，谁敢在家里过夜？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和国民党总崩溃以前，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多少华侨的血汗汇款都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当时有不少准备回家养老的老华侨，把毕生的积蓄汇回来，他们到了家乡才发现自己毕生的血汗变成了一堆废纸。他们为了活命，只好拼老命，含着眼泪再想办法借路费回原居留地去继续当马牛。一部近代华侨史是充满了千百万侨胞的辛酸血泪的。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由于他们的腐败无能，在国外既无法保护华侨，甚至毒害华侨；在国内同样因政治黑暗使侨乡的侨眷和归侨都无法生存，使侨胞视归国为畏途，所以广大的华侨和国内同胞一样，总是希望早日改变旧中国的现状，希望早日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希望能改变百年来中国积弱的面貌，希望祖国能早一点解放，早一天强盛起来。老实说，从华侨多少年来的惨痛经验，也就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更加渴望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繁荣富强的祖国。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过去百年中，多少爱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抛头颅流鲜血，所求的无非是要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三十年长期的艰苦奋斗，经过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统治，才实现了包括千百万国外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期望，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广大的国外华侨都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自豪。 解放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 解放七年来，国外千百万的侨胞看得很清楚，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完成了百年来我们的先人所无法完成的功业，改变了长时期以来旧中国的不良的社会风气，提高了祖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解放后每年都有很多的华侨回国观光，给侨胞们一个总的感觉是：祖国的面貌全变了。和旧中国对比，我们的祖国变得太可爱了。华侨是最现实的，当他们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最使他们惊奇的是就在这短短几年中，祖国已经消灭了土匪、地方封建把头、妓女、赌博和鸦片烟。从他们到过的地方，他们亲身体会到社会风气有很大的改变，祖国已经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在经济建设上，祖国的进步更是迅速的。通过华侨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了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许多伟大的建设事业。华侨故乡的福建不仅有全国最好的公路，而且有了全省同胞和国外侨胞多少年来渴望的铁路——鹰厦铁路。横跨长江，工程浩大的长江大桥，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也终于建成了。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前，旧中国不但谈不上有什么重工业，就是轻工业也微弱得很。现在我们不但有自己制造的汽车，同时也有自己制造的喷气式飞机和用自己的材料制造的许多大型的工作母机。七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连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不敢加以否认，最近联合国世界经济报告亦承认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第一位。 人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护侨胞、侨眷的正当利益 人民政府一向关怀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的利益。解放初期，为使侨眷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国家制定了原币汇款及存款办法。在我国币制稳定、某些国家币制贬值后，国家又制定人民币汇款的办法，以保障侨胞、侨眷的利益。而为了保护侨胞、侨眷的利益，根据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规定，国务院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发布了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使得广大华侨、侨眷普遍受到切身的利益。同时也使得华侨、侨眷把侨汇投入生产或者向国家投资公司入股，以及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得到保护和鼓励。人民政府还能付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其中华侨、侨眷存款占相当大的数目，使受益的人喜出望外地感到像“饥者得食、渴者得饮”似的，对人民政府表示无限的感激。 我们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够打垮荼毒中国人民二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的统治与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祖国的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就不能够像今天这样突飞猛进，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威望就不能够像今天这样的提高。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祖国今天在各方面的成就才有可能。不管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内外一小撮的反革命分子对祖国如何诬蔑和仇视，却不能否认伟大的建设成就的铁一般的事实，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祖国是日益壮大起来。 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保卫祖国胜利的果实 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全国上下的团结，加强党内外的团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对于国家、人民都是有益的，从这一点更可以说明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我们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党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象征，就是祖国独立、富强与民主自由的明灯。从这次的整风运动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能够不断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消除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而前进的党。从这一点也就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包括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所信赖的党。解放了的每一个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意使自己的祖国再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决不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海外侨胞和全国人民坚决认定社会主义道路是祖国唯一应该走的道路。 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新桂、储安平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这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整风来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作为一个华侨又是一个工商业者，特别要揭发的是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首先应该说，像我这样还须继续大力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由于阶级立场、观点、阶级感情的关系，仍然有时不免为章乃器的“蜜饯砒霜”所迷惑，如果没有这次党对右派分子的揭露，我还不能看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譬如我在中共广州市委会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曾谈到小型工厂的党支部问题。我希望市委会考虑对某些条件不够的小型工厂是否都要设立党支部。这就说明我对党的组织制度的认识是非常无知的，更严重的是表现了在思想上对依靠党的领导不够，我必需坚决加以克服和提高，加紧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充分地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是露骨地宣传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一种反动的政治行动，并且施用歪曲、造谣、挑拨、煽动、欺骗、麻醉、笼络等等一切恶毒的无耻的手段，诽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企图对工商界煽起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来达到他们的卑鄙龌龊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维护祖国得来不易的革命胜利果实，为了巩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表示包括华侨在内的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的信赖，我们要坚决和一切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和他们斗争到底，击退他们的猖狂进攻；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地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进，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

第10版()专栏： 从各方面提高原棉质量 张琴秋的发言 我热烈拥护周总理与李、薄副总理的报告，和为大会所作的各项报告。 总理的报告中，用活生生的事例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严正有力地批驳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数十年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所换得来的果实，它为广大群众所支持和拥护，决不是轻易能够推翻的。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往后倒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右派分子的狂言谰语，只能博得美帝和台湾反动分子的喝彩，中国人民决不会放过他们的，一定要坚决斗争到底，一直到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为止。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才能顺利进行。 薄副总理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今年纱布减产主要是由于去年农业遭受灾害，棉花没有完成生产计划所致，因而提出今后国家对于棉花等工业原料，在可能条件下要有必要数量的储备，以调剂歉年之后的生产和消费，减少社会经济生活的波动。我衷心表示赞成，并且希望今后能实现这个措施。 现在，我想在关于如何提高原棉质量和挖掘纺织原料资源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由于农业生产受着自然条件的影响，棉花收成时好时坏，使纺织工业在安排生产上常发生很多困难。去年由于大部产棉区遭受了自然灾害，棉花大大地减产，而且纤维成熟度差、黄花增多、质量显著下降，致使今年的原棉平均品级比过去几年都要低。原棉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纱布的质量。解放几年来由于对改良棉种的工作做得较好，棉纤维的长度已从一九五○年的27.6632英寸提高到目前的33.6032英寸。棉花加工方面也有进步，加工后的原棉中，乙类杂质（棉籽、破籽、泥沙等）已逐渐减少，但是带纤维的细小杂质和短绒等还很多，纺织厂因棉结杂质清除不尽造成成品降级。为了有利于纺织厂加工工艺的顺利进行和提高纱布质量，必须设法从各方面来提高原棉质量。 一、棉花采摘方面：当前农村实行分摘、分存、分晒、分卖的四分法，这对改进籽棉质量是有好处的，但是缺乏技术指导，做得尚不够彻底，棉花分级中常出现差错，例如某种品级棉花中，常混入其他品级或黄花，这就会影响纱厂配棉方面的正确性。 农业合作社在评定采棉工分时，有的社不管质量好坏，一律按数量评分，促使社员贪多图快，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结果增加了籽棉中的碎枝、叶屑和铃片。 有的地区为了提早布置冬耕，或将棉田翻种粮食而提前拔掉棉株，例如湖北襄阳专区，去年拔秆剥桃棉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棉花因之成熟度不足，降低品级一——四级，农民的收入也因此减少，这样做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为了改进棉花的采摘工作，有关部门在过去已做了不少工作，为使今后更能步入正轨，希望能根据我国农村情况指定专管机关，研究并制订采棉规程，以指导当前采棉工作。 二、棉花初步加工方面：目前经营棉花初步加工的主要是供销合作社，有的农业合作社为增加副业收入，也进行轧花，出售皮棉。轧花主要工具是锯齿与皮辊轧花机，一般说都是设备陈旧、技术力量薄弱。尚有部分轧花厂因为片面追求衣分，而不正常地加快了车速，例如在正常情况下，动力轧花机每分钟应该是八百至八百五十转，每一台时产量是一百五十斤左右，而目前在河南、河北等主要产棉区，车速已被提高到一千至一千二百转，每一台时产量增加到一百八十至二百斤。由于这些地区不是依靠改进技术来增加产量，而是只从提高车速上找窍门，所以结果常常是轧碎棉籽、啃掉底绒，降低了加工后原棉的质量。 像剃光头似地啃掉棉籽底绒的做法，正如监察部商业监察局今年二月十四日“关于动力加工盈余衣分和底绒多少的试验报告”中指出：“采购系统因加工不良而虚盈的衣分，成为他们‘加工优良’的增值，在纺织系统来说，却多花了国家资金买进毫无纺织价值的短绒，还给纺织工艺上带来困难和增加落棉量的损失。”由于短绒的危害，使纱厂清花、钢丝工序增加落棉量，降低制成率；在纺纱过程中短绒形成浮游状态，破坏正常牵伸，造成条干不匀；而且因为短绒抱合力差，容易滑脱，影响到纱的强力。 轧碎棉籽，就会在原棉中增加带纤维的细小杂质，这对纺织工艺是很不利的，因为杂质细小，且带纤维，容易与其他纤维纠缠在一起，不易除去，使成纱发生粗细节，强力减退；成纱不良，也就会增加布的疵点，漂染方面也会因杂质除不尽而产生染色不匀、条花等现象。 因此，从全国范围说，轧花厂不合理的增产办法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按商业监察局试验报告中指出：占全国棉产量半数由动力机加工的原棉，如果每百斤皮棉中减少棉籽底绒百分之零点五，则可减少底绒六十三万担，单就运输能力的浪费，就可为国家节约一千零五十个车皮。 我们希望棉花初步加工的主管部门，对原棉质量要求的看法能与我们取得一致，因为各种杂质和僵瓣还没有和皮棉混轧在一起时，只附在棉花的外层，容易分离，容易清除。如果多注意一些机器保全、保养，使运转情况能够处于正常状态，则不致轧碎棉籽，啃掉底绒，或至少可以大大减轻这种现象。轧花厂少轧碎一颗棉籽或多清除掉一粒不孕籽，纱厂就可以减少百余粒需要清除的细小杂质。因此在清除杂质方面说，轧花厂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比较纱厂的事倍功半不知要合算多少倍。希望棉花初步加工部门能与我们很好合作，共同为经济、合理地利用国家资源而努力。为此，我建议： 1．组织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轧花工艺规程，合理规定衣分率、含杂率与短绒率。 2．改进轧花技术和轧花设备。 3．实行优质优价的奖励制度，作为加工技术上提高原棉质量的鼓励。 4．鼓励和推行轧花厂和纺织厂的技术合作，由纺织技术人员帮助轨花厂改进技术工作。有些地区的纺织厂曾进行过这一工作，很受欢迎，效果良好。 三、棉籽绒利用方面：在“勤俭建国”的方针指导下，应该研究从各方面来挖掘国家资源利用的潜力，例如前面我曾提到棉籽底绒对纺织工艺有很大害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棉籽绒是废物，如若处理得当，却是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财富。因为它是人造纤维的优良原料，也是造纸的原料，同时又可用做絮棉、硝化棉、卫生棉等。根据苏联的资料，轧花后的棉籽，每百斤可以剥取短绒百分之五，如果以我国去年所产皮棉量计算，则可从棉籽上剥取短绒二百八十九万担左右，这不仅可以换回部分民用絮棉供纺纱用，以补充原棉的不足，而且还可为今后发展人造纤维提供良好的原料。另外，棉籽上的短绒剥净，还可提高棉籽榨油的出油率（油免被短绒吸去），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建议国家对短绒的利用加以重视，指定专管单位来研究，并采取措施加以实现，为人造纤维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以上三点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第10版()专栏： 吴韫山揭露： 章乃器曾在河北大放毒气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并完全同意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进一步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增加了我们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展开以来，全国各阶层人民响应了党的号召，本着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愿望出发，向党善意的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受到了党的重视和欢迎。这对于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加强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将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这是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对国家领导核心的党——共产党应尽的责任。但是，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发出恶意的攻击，别有用心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章乃器即是其中最为恶毒阴险的一个。右派分子章乃器与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在工商界中肆无忌惮的宣传：“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之间已没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再改造也爱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他说：“社会主义企业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优越”；“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他还说，他在粮食部的有职有权是经过斗争得来的”等等。他这种无耻的以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阴险毒辣的手法，完全是企图否认党的领导，拒绝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妄想达到其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 章乃器煽动资本家向工人阶级分庭抗礼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一贯的。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大肆活动，放射他的政治毒素，工商界受其毒害很大。过早的暂且不谈，仅就我们国家的总任务公布以后，他的言论和活动中，就可明显的看出他的阴谋。一九五五年冬季他在我们河北省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上曾以“心安下去，头抬起来”为题，向工商界进行煽动。他在宣扬和平改造政策的幌子下，诬蔑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讲话和办事的人为教条主义者，骂帮助工商界进行改造的人是狗头军师。他并向工商界说：“要抬起头来，不要自卑”，暗示工商界应该向工人阶级分庭抗礼。曾引起一些觉悟水平不高的工商业者对党不满，对改造不满。他在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等市的工商界中也作过同样题目的讲演，也起到同样坏的作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他又宣传“红色资产阶级”的滥调，说什么“资产阶级已没有两面性”；“带着生产资料进入社会主义的人比那些赤手空拳空喊口号的人更光荣”。对此，民建二中全会虽然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在工商界中引起的思想混乱，到现在还未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会议以后，各民主党派大都及时地发出了学习八大文件的指示，好多在京的民建中央委员催促民建总会赶快发出同样的指示，而身为民建中央副主委的章乃器却斥责大家是“形式主义”，骂大家是“资本主义竞争思想”。他这种不逊的态度，令人十分愤慨。自从党的整风运动开展以来，章乃器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荒谬论调，使原来受他迷惑的人，陷溺更深，不愿继续接受改造，有的甚至已经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程度，比如在我们河北省工商联和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保定、秦皇岛、邯郸等市的工商界中，均有人提出完全同意章乃器的论调，有人大肆贩运章乃器的反动的资本主义私货，有的人竟无耻的引用章乃器的论调，采用章乃器的两面手法，向党进攻。他们说什么“公私合营以后，党和非党之间的墙日渐高起来，沟日渐深起来。墙是党垒的，沟是党挖的。”他们说：“公方和职工在企业中，大事小事处处强调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开口资本家，闭口资本家，开口改造，闭口改造，伤害了私方人员的自尊心，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们提出：取消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的名义，实质上即是撤销公方代表，妄想以此达到其改变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肆无忌惮的打击工商界的先进骨干分子，说什么工商联没有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诬蔑工商联“只是工商界骨干分子向上爬的阶梯”，诬蔑工商界的先进骨干分子是“捋须、拍马、吹牛”的人。甚至有的竟明目张胆的叫嚣“陈叔通代表不了工商界，只有章乃器才能代表工商界说话”。更严重的是他们和章乃器一样，有意识的想把党委统战部说成一团黑，他们昧着良心说“党委统战部对上对下，对大对小，统的都很不够，而且是统男不统女，说工商界不知道统战部是干什么的”。他们把个别党员干部的缺点，扩大说成为普遍现象，对党和党的领导，极尽其诬蔑诽谤之能事，想以此来挑拨工商业者反对党的领导。 河北省一些工商界人士受毒甚深 章乃器最阴谋的手法是利用工商界实际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弱点，来俘虏工商界。他的滥调在我们河北省有一些觉悟水平不高的工商界人士，受毒很深。有些人完全迷失了方向，不能辨别是非，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离开了社会主义立场讲话，发出了与章乃器同样的语言。甚至有的骨干分子，发生了动摇，却站在骨干分子之外，也讽刺进步分子。从我们河北省工商联有的副主委到一般工商业者，近来有好多人自我检讨“上了章乃器的当，盲目的跟他走了一段危险的道路”。章乃器还硬说他没有在工商界找市场，那末，你到处招摇撞骗，贩卖毒品，不是找市场是什么呢？他还说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没有危害性，那么就从我们河北省以上情况来看，能够说与章乃器的阴谋煽动无关吗？如果是真的话，那只有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野心分子而言，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更令人愤慨的是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正式发表了以后，章乃器仍然没有丝毫悔悟，还是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并且在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夕所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章乃器不仅抗拒批评，拒绝改造，反而更加猖狂地对党大施诬蔑。在我们这次大会以前和大会期间，全国各界人民和人民代表对他提出的指责和批判，他都置若罔闻，他对于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组织上的决定当作儿戏。这充分说明章乃器是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 我们要坚决同章乃器和其他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我完全同意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关于拥护周总理的报告的声明，坚决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我们工商业者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教育下，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在国家的赎买政策的感召下，在一年多以前，欢欣鼓舞的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和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迈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而且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各个方面来鼓舞我们的热情，使我们能够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安心接受改造，以便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最后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光荣劳动者。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有这样的幸运，有这样的光明前途，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结合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所存在的两面性的特点，采取了和平改造政策的结果。同时，绝大部分工商业者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他们加强了自我改造，并争取别人的帮助，向着名副其实的劳动者过渡。但是，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却否认两面性，诬蔑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两面性的人为教条主义者，企图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以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他们妄想扭转时代的车轮，企图使工商业者放松自我改造，再回到资本主义的死路上去。这是全国人民所决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所坚决反对的。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是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的眼睛，照亮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言论，什么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周总理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严正批判，更使我们有了反击右派进攻的行动指南。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们工商界当中虽然有一些朋友由于警惕性不高，一时被右派言论所迷惑，我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一定会很快的醒悟过来，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来共同向一切反对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分子，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坚决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并且在与右派进行斗争中，使自己受到锻炼，得到提高，以加强自我改造。说到这里，我要正告那些右派分子们，你们的鬼脸已经暴露出来，要你们赶快回头，彻底承认错误，痛改前非，向人民老老实实的交代，人民是会给你们以自新之路的。如果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其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 最后，再让我说一句，毛主席的话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第11版()专栏：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改革文字 包尔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报告。这些报告总结性的指出了我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此，这些报告以钢铁般的事实对那些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它们的总数虽然不到四千万人，但是分布的地区却占我国土地面积约百分之六十。 解放前，反动政府不但不帮助发展它们的经济与文化，而且在它们之间制造人为的仇恨和进行了屠杀，使它们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们都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拥有充分平等权利的成员。为了消除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之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汉族人民帮助下，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继续和汉族人民一道积极地参加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都不一致。有些民族还没有代表它们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就是有文字的民族有些文字也不完全，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建立工厂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事业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存在许多困难。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建议中提出了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字母）和帮助改革文字的任务。 一九五○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相继派遣语言学家和民族语文工作者前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方言和文字。对于已经有文字的民族的语文进行了研究，拟定了改革的方案。一九五六年二月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合作在北京和成都成立了大约包括五百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当年四月起并和有关机关共同组织了约七百人的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别到广西、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青海、甘肃、黑龙江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各地党政领导下，对僮、布依、侬、沙、黎、侗、水家、苗、瑶、傣、景颇（载佤）、拉祜、纳西、哈尼、傈僳、佧佤、彝、土家（湖南）、蒙古、东乡、土、保安、达呼尔、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撒拉、裕固、藏、羌等民族语言的方言和原有文字进行调查研究。为了使这一工作在各民族地区更好地开展起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和有关的民族自治州也成立了语文研究或语文工作机构。为了研究各民族原有文字是不是需要改革、怎样改革等重要问题，和为了使工作队的科学家及民族语文工作者向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报告语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到现在已分别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和达呼尔语文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了新疆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贵阳召开了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和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了彝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海南岛召开了黎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了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已经为十五个民族设计了二十种文字方案。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是很复杂的，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由于有关同志和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努力，各族群众的支持，特别是伟大的苏联语言学专家们以国际主义精神所给予的兄弟般的帮助，使我们在民族语文工作方面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和经验。我们对苏联专家给予我们的学术帮助不能不表示感谢。 我们今后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字母形式问题，也就是说为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的时候，应该采取那一种字母形式的问题。在前政务院二百一十七次会议上讨论批准的“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各民族新制文字的字母形式，鉴于采用拉丁字母较现行汉语注音字母有若干便利，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公布之前，目前基本上可以拉丁字母作为试行字母或记音符号，将来再考虑改变。某些民族因邻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可依其自愿使用俄文字母。”目前汉语拼音方案尚未正式批准公布，虽然这样，分布在各地区的各个民族应采用那种形式的字母，还需要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上面说过，我们已经为十五个民族设计了二十种文字方案。现在应该试行和进一步改善它了。新文字的实验推行工作，需要大批人力。各民族的扫盲工作和各级学校如何使用这种文字，以及如何培养干部等，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教育部、文化部等有关部门需要把少数民族的语文工作列入本部门的工作计划内。同时，各地的科学研究和编译工作，也需要一定的人力和各种设备。这些，都应该早作准备。为了作好为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国务院特就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批准以后在实验推行时候的分工问题发出了通知。一般说来，各级有关部门对这个通知的分工办法是认真执行的。但是，也有些部门还重视不足，各部门也还需要加强在互相配合，共同研究方面的工作。 如上所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中和创立新文字的工作中，已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为了进一步满足各少数民族的需要，完成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希望各级党政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们更加关怀和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各位代表：在最近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已经暴露出来了。过去几百年来饱尝反动政府的压迫、侮辱和委屈的我们少数民族，对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怒和痛恨。历史的和切身的经验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民族之间不但不可能有平等、友好、合作的关系，而且还发生着民族仇恨和屠杀的现象。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民族之间才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友爱合作的关系。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民族政策的话，试问我们今天还能够见到以上所说的成就吗？这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不可能。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曾经说过：“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灭，民族间的敌视关系也就会跟着消灭。”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就宣告结束，我们的伟大祖国就成了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民族间的对抗也宣告结束，从而开始了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正在一天比一天发展和巩固着。因此，各民族人民热爱并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们将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汉族劳动人民在一起，完成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他们要和反对这一事业，企图损害人民斗争果实的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绝对不容许他们进行反动活动。

第11版()专栏： 谈电机工业的发展并驳斥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申冤” 田德民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及其他各项报告。 电机制造工业的情况和问题 我国电机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制造工业部门，实际上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七年多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全体职工辛勤的劳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在逐步地实现从修配工业过渡到制造工业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制造能力、技术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新的品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电机制造工业将为国家创造约六十三亿元的产值，其中中央部属企业的产值已经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部管计划产品共四十五种，以其中十二种主要产品来说，五年来为国家提供了：1、水轮机四十九台二十一万九千四百八十八瓩；2、交流发电机七十八万七千六百七十七瓩；3、交流电动机四百八十万零四百零八瓩；4、直流电机二十九万二千九百一十一瓩；5、变压器一千二百三十一万零二十三千伏安；6、高压断路器三万九千零五十九台；7、开关板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二面；8、电器仪表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二只；9、裸铜线十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六吨（仅电机部）；10、橡皮线二百零四万七千九百九十公里；11、电力电缆五万二千八百二十八公里；12、电讯电缆一万零四百五十七公里。这十二种主要产品以部属企业来看大多数已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并且在五年期间可以完成一千八百种以上的新产品。以三个产品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作比较：今年要生产发电机二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瓩，为一九四七年最高年产量二万零一百七十九瓩的十四点一倍；今年要生产电动机一百二十五万一千零七十三瓩，为一九四七年最高年产量五万一千零二十瓩的二十四点五倍；今年要生产变压器三百五十八万九千千伏安，为一九四二年最高年产量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八千伏安的二十三点三倍。解放以前，五百瓩以上的发电设备，中型、大型的变电设备等全部从国外输入，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制造：（一）成套供应一万二千瓩及以下的中、小型火力电站的电器设备；（二）成套供应一万五千瓩及以下的水力发电站的发电设备；（三）成套供应十一万伏及以下的电力系统的送电配电设备；（四）成套供应冶金部门的高炉、平炉、中小型轧钢设备所需要的电器传动设备；（五）可以供应煤炭和石油工业方面井下机械设备的电器传动设备及井上井下用的电机车；（六）能够供应机械工业所需要的配套电器设备和船用、国防用的部分电器设备；（七）能够供应轻工业如制糖、纺织等方面的电器设备。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是显著的，这些在解放以前是不可以想像的。为了配合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还在着手准备试制一些大容量、高电压、精密的高级产品，如二万五千瓩及五万瓩的汽轮发电机，七万二千五百瓩的水轮发电机组，四千瓩的电动机，八十吨工矿用电机车，二十二万伏空气断路器，并着手研究二十二万伏六万三千千伏安的变压器，四十五吨以下的炼钢用电炉和三门峡水电站上所用的十万瓩以上的水力发电设备。 铁路电气化已经为世界各国所积极采用，我国宝成铁路的秦岭段也是按电气化的标准设计的，坡度是千分之三十，而目前不得不用两台蒸汽机车来牵引，由于坡度大（蒸汽机车牵引，坡度不能超过千分之二十三），运输量受到了很大限制，下坡时一下闸（制动）摩擦出火，晚上看来像一条火龙，这样的干法不仅机车和铁轨的磨损很厉害，还有危险。如果改为电机车牵引，实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电机车的尽早试制和制造，对于发展我国山区和运输繁忙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的电气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国家能够抓紧这一工作。 从电机制造工业的经济效果来说，劳动生产率已经提前近两年完成了五年计划，成本降低也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目前电机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外比较基本上是合理的，产品的质量大体上可以满足现时要求，同时在五年内除了税收和折旧外，还为国家上缴了七亿元以上的利润，而国家五年内向电机制造工业部门的投资才四亿八千九百元，这就是说，国家五年的投资，实际上在三年之内就通过上缴利润收回来了。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无私的援助下，帮助我国改建或扩建了不少电机制造厂，又新建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电机制造厂，在去年已经投入生产的有沈阳电缆厂、哈尔滨仪表厂，今年又有西安高压开关厂的水银整流器车间、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和哈尔滨电刷厂开始试生产。以上这些新型工厂的建成和投入生产，将为我国提供过去所不能生产的电机产品，成为电机制造工业部门中的骨干。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这些骨干厂的建成，将为我国工业电气化所需要的电气设备奠定初步基础，同时通过现有的企业培养了一批新的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力量。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互相支援结成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以上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都是全国劳动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之下获得的，并充分地表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是右派分子所不能否定的，也是抹煞不了的。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四至六月我都在上海参加视察，重点是电机制造工业，在视察中证实了以上所说的事实。现在我要反映一下目前电机制造工业中所存在的几个缺点和问题： （一）产品的质量。随着电机工业的发展，品种多了，质量要求高了，产品的技术条件要求严格了，特别是新型的高级产品要求更高，然而生产上的不够正规，产品质量的不稳不高，都是目前电机工业生产上的关键问题，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有些开关设备操作不灵，绝缘不良，变压器渗油，电机温升高轴承发响等一系列的产品质量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之目前电机制造工业部各企业已将加强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今年的中心工作，力求改进。 （二）从电机制造工业的发展速度看来，是很快的，去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六十五点五，今年的产值计划增长为百分之十六点三，在十三个工业部门里，是比较最高的。但是所生产的电机产品仍然大都是供不应求，以今年的计划产量来说，也不能满足需要，使需要部门感到紧张。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增产电动机二十万瓩、变压器二十余万千伏安、直流电机五千瓩、电力电缆四百六十公里、电讯电缆二百五十公里、橡皮线一万公里，电磁线二百吨、高压开关板八百面等。这就说明国家对电机工业产品的需要是迫切的，应该注意使电机工业的发展步骤不致于落后于国家的需要。 （三）电机制造工业是需要多方面的协助配合的，同时生产出来的电机产品又是供给工农业各部门及文教部门所需要的，现在制造的六千瓩及一万二千瓩的发电机所用的大轴（转子）及护环，矽钢片（包括热轧矽钢片和将来应该用的冷轧矽钢片），高级绝缘材料（包括玻璃丝、有机矽素、高强度漆和高级绝缘纸等），还有赖于进口。但是若能采取措施，这些大都可以在国内自己制造，只是因为批量小，要求高，可能影响制造部门的产值、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制造部门还未能积极试制和制造，我认为应该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有关部门应该积极试制和生产，以支援电机工业的发展，保证整个工业所需要的电气设备，并节省外汇。 （四）上海电机厂所生产的六千瓩的汽轮发电机，自一九五四年试制成功以后，已经可以大量生产了，到目前为止已经生产了二十五台，需要部门已经安装和正在进行安装的计有十八台，这就是说还有七台成品和半成品积压在工厂和销售部门，六千瓩的大轴和护环都是国外进口的，共订货六十二台，其他材料也有所准备，目前的问题是使用部门主要是电力部门不愿意用（特别是在生产出一万二千瓩的汽轮发电机以后），理由是放在大电力网内太小不经济，放在非电力网的一般电站上用又太大，实际上两台六千瓩并用也可以代替一台一万二千瓩，虽然多少要影响点厂房建筑面积的增加，但并不严重。这个问题说明使用部门和制造工业部门应从实际出发，互相协调，规定统一的计划和技术政策，希望国家对这个问题尽快的作出专案处理，积极加以安排。 工业部门干部情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 我在视察中接触到和看到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工业部门的干部情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 解放以后，为了满足工业建设所需要的干部，国家曾经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诸如原来技职人员的留用、从工人中提拔、号召学过工业的归队、抽调干部转业、统一分配大专毕业生等等，这样基本上解决了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的急需，其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占了不小的比重。他们在工作的实践学习中，有不少干部已经从外行变成了内行，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加之历年来大专毕业生源源不断的大量充实工业部门，因此，在工业部门特别是领导机关所需要的干部从数量上看来不像过去那样紧张了。 八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关怀之下，我国一支新的青年知识界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有三十万二千人，在校的大学生还有四十四万三千人，可以说这支队伍已具有相当规模了，毛主席说的好：“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中，工业技术和工业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大约有十多万人走上了工业建设战线上的各个工作岗位，他们在党的具体培养下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中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非常同意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和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着重讲到的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的问题，这是目前青年学生中最迫切的工作，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积极地参加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为了贯彻劳动教育的精神，我认为大专学校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应加改进。毕业生所最关心的“学用一致”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到那里去“用”还是有些问题。近几年来，各部门在分配毕业生时，多把他们分配在领导机关和研究部门中工作，只有少数的下放到基层生产单位，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企业需要得不到满足，另则使科学机关的导师负担过重，领导机关人员积压，本人工作无法开展，感到苦恼。因此，他们要求到基层生产部门去，愿走出温室去经受风霜锻炼自己，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事实上，劳动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益的，学生参加一定时期的生产和体力劳动，不但可以学习许多知识，还可以改变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和感情，可以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对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特别是自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学校生活了十多年又从未在生产单位中实际工作过的青年知识分子说来更有它特殊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很对的，建议有关部门逐步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到基层生产单位去锻炼。当然，在具体安排的时候，由于专业与志愿以及企业所需要人员的口径问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只要各部门肯让他们到基层去，与他们讲清楚，这是会实现的。 对于今年暑假大专毕业生的分配，除学校和研究机关留用少量的毕业生作助教、研究生和科学家的助手外，其余应让他们到基层去，学工的到工厂，学农的到农场或农业合作社。一般的应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稳定地锻炼两年到五年，这是大有好处的，并使之逐渐形成国家的一种制度。前几年实行这个办法有困难，现在根据我前边所说的工业部门的干部情况，我认为是有条件的，是实行得通的。 目前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部门想从基层抽调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工作，非常困难，实行这个办法以后就可以改变现在的情况，有的厂长说如果贯彻这一精神，工厂是可以负责培养负责输送的。我认为领导机关和科学研究机关吸收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工作或作科学研究，比留用刚毕业的学生会更好些。 驳斥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韩国屏“申冤” 黄绍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在政协会议上作为一个特别的例子指责了所谓河北省龙关县判处的一个案件，这就是反革命党团骨干分子韩国屏案件。黄绍竑的发言，登在三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左上角上。他的发言的根据就是从去年七月起三番五次向他写信和找他反映情况的被告者的家属，并根据被告者家属反映的情况严厉指责龙关县法院判处韩国屏反革命分子八年徒刑，后经省法院改为教育释放，“如果不是遇到认真实行监督的高级法院的话，就会得不到国家宽大处理，或者是冤沉海底了”。 请各位代表特别注意他的“冤沉海底”了这个结论。是否是冤沉海底了？我现在将韩国屏在解放前后破坏学生运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情况，介绍给各位代表分析。 韩国屏，男，现年三十岁，学生成份，山西沁源县人。原在北京上学，后于一九四四年转到太原市工业学校学习并在该校参加国民党，担任区分部书记和区党部书记。在校内组织宣传队，并亲任队长在街头、电影院从事反共讲演，出版壁报，进行“统一中国就要灭共”等反动宣传。 一九四七年韩国屏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不久即与该校特务分子邢连仲（邢系国际间谍雷振远、军统特务刁化仁所领导的匪“保密局公教青年救国团”及“华北剿总戡乱先锋队”地下工作第二队书记）、反动分子庞广善等勾结在一起，操纵反动分子和落后学生，打击和迫害进步同学，破坏学生运动。迫害我地下革命组织人员杨光烈、陆志芳、杨绍汉等人。有一天韩国屏等将杨光烈骗至他们的宿舍，在十几个反动分子的包围下，向杨光烈武力威胁，几乎动手，幸遇一常怀光同志想法将杨光烈拖走，才未遭意外。 韩国屏经常混在同学中，监视进步同学的活动，对进步同学的书橱、书包进行秘密检查。辅大进步同学范光斗遭国民党逮捕后，杨光烈、陆志芳等掀起营救运动，班中同学写了营救信，韩国屏、邢连仲等曾两次向杨光烈追问写信人的姓名，致使杨、陆等人被迫离开北京。 北京解放后，韩国屏于一九五○年四月到八月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练习生并兼任东单象鼻子中坑成人夜校教员时，阻挠青年参军入团，乘机散布反动言论，夜校学员王淑贤（女）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韩国屏到王淑贤家中，伪装善良，利用王淑贤母痛女儿的心情，对王淑贤母亲说：“女孩子参军不好，工作地点又远……”，又对王淑贤说“你要考虑，别后悔，你妈向我要人我可不管，你妈上了吊怎么办？”就这样阻止了王淑贤参军。韩在夜校同学中造谣诬蔑说：“共产党巧使人，党团员是玩阴的（男女混杂的意思）。”韩国屏听到教师陈幼和要求入团的消息后，便对陈说：“你真不知道团的厉害，团是不许和非团员结婚的，入团以后可就不能自由啦。”班内女团员到街道团支部学习，韩对钱兰英同学说：“还不是一块胡闹。” 韩在郊区借宣传抗美援朝的机会，对农民说：“你们看见了地主的下场，将来你们生活提高了也会掉下来的……”，破坏土地改革。 根据他的这些反动表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领导夜校的东单区文教科，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和十月分别将韩国屏开除。 一九五二年韩国屏到察南工农干部补习学校后，并不安心教学，继续进行破坏活动。韩的宿舍是住在老乡家里，他当着房东老太太撒尿，违反群众纪律，引起老乡反感，老乡当即向校方反映了他。此事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全体师生联名告发了韩国屏。教育机关为了进一步帮助韩国屏转变，使他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秋季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并将他调离察南文化补习学校，分配到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工作，一再等待其觉悟，但韩国屏到龙关后仍不老实，挑拨同事闹不团结，煽动学生向领导和政府对立，拉拢教员常元度说：“你要往我这边倒，让杨松年（教导主任）下台。” 根据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韩国屏是反革命党团的骨干分子，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不仅在解放前破坏学生运动，进行反革命运动，解放后韩国屏在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没有彻底交代自己的罪恶，仅交代了一般问题，隐瞒了主要情节，并坚持反动立场。在数年的教学过程中，仍不老老实实的承担人民教师的义务，经常散布反动言论，破坏革命工作。龙关县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依法逮捕了他，经过深入教育和对破坏事实的多次查证，经过预审和公判调查，韩对全部破坏事实仍没有正确认识。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龙关县逮捕韩犯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判刑的。 我要问黄绍竑，韩国屏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应得的处分是“冤沉大海”了吗？请你不要一味的为反革命分子“申冤”，还是听听人民的意见吧！你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你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代表反革命。人民不能允许你借着人民代表的身分，来包庇反革命分子。 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进攻，坚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步向社会主义。

第11版()专栏： 没有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 车向忱说必须加强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和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 我谈谈学校里应怎样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就业问题。 近七、八年来全国学校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单以辽宁省来说，以前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大专学校仅三所，数量很少，质量更差，学非所用，毕业回家。现在辽宁省内的大专学校共十五所，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百四十七，不但数量倍增，而质量也提高，学生毕业后马上分配到厂矿等方面工作，而不是失业。中学生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七百四十六，小学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学校的飞跃增长，是我搞四十年来的教育工作梦想不到的。这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和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改变政治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的现象 右派分子章、罗等竟是有眼不识泰山，白日说梦，不承认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抹煞党的领导，猖狂的向党进攻，并且提出取消学校里党委制，不学政治课等等，这实质是企图把我国教育工作拉向倒退，陷害青年学生。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全国各学校里，党的领导必须加强，没有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所以产生部分学生自由散漫，不喜欢学政治，不喜欢参加劳动。因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跟上，漠视思想政治工作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毛主席说：“在一些人的眼目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样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看来政治教育是何等重要！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 青年学生们的思想有两方面特点，热情高、有勇气、有理想，容易把困难的事情勇敢热情的搞起来，但是由于经验不够，片面的看问题，很容易把事情搞错了。他们对于“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欲除烦恼须无我，历经困难好作人”的格言缺乏深刻的体会，没有在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所以行动上容易出偏差。 从政治上提高青年学生是我们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任务，所以加强学校的政治课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至今以前无论在中、小学和大专学校里，忽视政治教育的偏向必须纠正，政治教育的内容脱离实际的现象也必须加以改进。学校里的政治教育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我主张要党员校长担任一定分量的政治课与分配政治质量强的党员干部教政治课，言行一致的教，以身作则的教，才能对青年学生有补益。政治质量不强、立场不坚定的人不宜教政治课，因为教政治课是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我还想不但教政治课的教师有责任管思想政治工作，共青团要管，就是其他科系的教师们也要兼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学生家长也要管，党、团、教师和家长都一齐管起来可能给青年学生们的品德上一个很好的帮助。 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教育青年学生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坚强立场，要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要培养学生有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毛主席说：“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所以我主张大、中、小学里不但要有劳动的教育，更要有劳动的实践，使学生们亲自体会劳动的意义，和工农大众接近才能体现出劳动对于祖国的贡献，才能知道劳动的光荣。例如中、小学毕业生一般来说以为劳动是“没出息，劳动太苦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所支配着。毛主席还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力气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现在是社会主义了，所以我们应该以“剥削为下品，唯有劳动高”，更应该以学完了就要参加劳动，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是永久不变的方针。 近来听到鞍钢工业劳模给大学报告很起作用，联想到今后可请工农劳模与战斗英雄们定期给学生作报告，以便增加学生生产知识和战斗知识。让学生与工人、农民、解放军常接近，最好每个学生交一、二个工农兵同志做朋友，好学习工农兵的为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 人民拥护群众办学 我们辽宁省为了中、小学毕业生问题，党政已经召开了数次会议进行研究，一方面动员学生家长教导考不取上一级学校的学生要在农村参加劳动，同时又动员农村合作社欢迎和鼓励考不取的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过去几年来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是有成绩的，给农业合作社补充了新的血液，今后仍应努力加强这方面工作。在城市里边曾由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组织补习学校或中学，更有解放军帮助建校的，现在又由省政协和省民进会共同提倡组织群众办学指导委员会，在沈市讨论时，有些热心教育的市民，这个说我先拿一千元，那个说我出二千元来创办中学或小学，并拟选好市郊地点，由师生共同动手建设学校，各界群众都非常拥护群众办学的。前已办好的自费中学，在全省各市县约四十余处。并拟选出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教补习班或小学。看来中央提倡群众办学是非常及时、非常有利于中、小学毕业生的，这样办可以替国家分担了办教育的担子。另外还有些毕业生在城市拟参加各种手工业生产。我们相信如果想尽一切办法，以多种多样的方法方式安排中、小学毕业生，是可以大部分解决的。 反右派斗争是对师生很好的政治课 这次在全国各地各大专学校中展开反右派的政治斗争，粉碎右派分子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对于教师、学生的思想改造将是一次实际的政治课，使教师和学生们头脑清醒，辨明是非，与右派分子严格地划清界限，坚定自己的立场，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思想提高将有重大意义。 政治思想教育对青年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工作，不仅要求教育他们的教师们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而且也要求和引导青年学生自觉的进行自我思想教育，使学生们具有正确的思想、坚定的立场，在任何风浪中才能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解决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又不是很容易的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所以我主张青年学生们的意志要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劳动的锻炼，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青年学生们有了钢铁一般的意志，马列主义的方向，什么环境都不怕的。这就是说，必须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立场、方法来锻炼学生们，要学生们吃苦在前，得利在后，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要得利在前，吃苦在后，使学生们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里面的傻瓜。陆定一部长说过一段话：我国历史上不是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吗？他睡在柴上要尝苦胆。他这个人不是自找其苦自寻烦恼吗？他这样是为了雪耻，为了打败吴国，以后他果然把吴国灭亡了。当然我们并不想去灭亡别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共处，但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国家。我们要不要立志把这情况加以改变呢？我们应当学一学越王勾践的艰苦奋斗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吃点苦。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一般有社会主义立场逐步达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才能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右派分子们，你们企图反党反社会主义，诱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的一场黄粱梦还没觉醒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最后，我建议：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指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是全国人民最正确的座右铭。

第12版()专栏： 不准右派分子在少数民族中间捣鬼 裴阿欠的发言 毛主席的演讲和周总理的报告，我衷心拥护。 最近右派分子的谬论，刺痛了我的心，所以我参加联合发言之外，还想说一些心头话。 龙云一贯反人民，最近还在我们少数民族中间捣鬼，想叫我们背叛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的路上倒退回去，退到他卡住我们脖子走了十八年的老路上。这简直是白天做憨梦！恶名昭彰的龙云，再也骗不了我们。 傈僳族人民血泪未干，龙云再也骗不了人 我们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各族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国民党——龙云统治下的血和泪。他派来征服我们的官员，贪馋凶恶，胜过虎狼。原来就是穷山谷，还要戽干河水来打鱼。几十种派款天天收，今年欠款明年就加利，养猪有税，过桥有税，连飞机飞过去一下也有税，每户每年要出六十多银元。贡山伪县长赖汇生（据说原来是龙的烧烟手），祝自己生日而户户派礼，规定每家起码要出一元钱和一只鸡，正在犁地的耕牛拉去杀吃了，缴款误了期的抓去就监禁毒打；贪官们把杉柏棺木、山货药材，无代价的刮了去，还派白工送背到千里之外。骨头上面只有一层皮了，还要揭去皮子敲骨髓，借个名目就吊打勒索，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的事例：碧江沙阿甲村三十二户就卖了二十一个孩子；我的村子二十户就有十五户人家逃往国外去避难。三分之二的人家吃不上盐巴，五个月只吃一百斤包谷，面汤可以当作镜子照，采野菜，打雀鸟，到处是饿殍！ 我们也曾经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去冒险，有一次就用木棍石块打死了福贡伪县长。但是结果，龙云派兵来剿办，烧光了三百几十户人家，杀死和逼死二百多傈僳族人民，西朵河上飘满了尸体上的蛆，一年多还喝不成水！就在平时，龙云政府说我们“服威不服德”，“不见棺材不掉泪”，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的心目中还不如蚂蚁：农民腊保在一个军人旁边吐了一口痰，骂声“脏东西”就一枪打死了；妙阿此照民族装束挂着腰刀去见官，就说“企图行凶”被打死了！ 这些血泪还没有干，要是龙云到我们怒江去胡说八道，要拖我们走回头路，那么，就可以用你所逼出来的血泪淹死你！ 就要渴死的时候，共产党送来了凉水 龙云怨恨解放军进入云南，怨恨共产党救出了各族人民，他的心眼与我们是水火不相容，我们却恨国民党龙云垮的太迟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早来几年呢？解放了， “孤儿寡女找到了爹娘”，政府从内地运来大批粮食、物资，搞救济，搞团结生产，惊弓之鸟回到树林里栖息了，逃出去的人家陆续回来安居了，在火坑冰窖里受罪的人脱身了！群众歌唱说：“断了半年盐，毛主席送来了盐巴；就要渴死的时辰，共产党送来了凉水”！ 一九五四年成立自治区（一九五七年一月改州），日子越来越好了。过去是“猴子不坐凳，傈僳不做官”，而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全州已经有了八百四十六个民族干部担任各项工作，还有先进民族干部九百余人帮助着我们，与我们同呼吸、共甘苦，我们把他们当作怒江人民的儿女，龙云要我们拒绝汉族干部是做不到的！ 龙云要我们乘“千载一时之机”，借着“区域自治”“自力更生”之名，抗拒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那才叫做虎狼拦着羊群的去路，水獭要把鱼和水分开，他想堵死我们发展的前途！我们非常明白：龙云——国民党把我们地区糟蹋成一片赤地，一堆废墟，把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压迫成贫困又落后。没有党的领导、国家的扶持和先进民族的帮助，叫我们怎么发展呢？ 几年来政府发放了救济贷款约二百万元，单算去前两年就发放了十一万件农具，四百万斤粮食，四万五千件寒衣，一千多头耕畜；兴修了五百五十九条水沟，开了一万零五百亩梯田，学会了加工施肥，复种小春。还设立了三个农场，两个农技站和九个手工业工厂，培养了二百多手工工人，差不多每个山凹里都有了贸易机构。这样，边四县粮食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由每人平均二百六十斤提高到四百零四斤；副业收入也增加了。群众说：共产党的领导比父母搀着孩子走路还亲切，比种田人招呼庄稼还认真。俄科罗乡二百七十五户人家，解放前只有一百四十一把锄头，现在有了七百二十把；解放前只有二百九十七件布衣服、一床棉被，到现在有了一千七百八十九件布衣服和一百八十七床棉被。群众说：“现在吃干饭，一天吃的抵得过去三天粮”。从前看见穿布衣服的人就躲，现在人人都穿上了。过去怒江人病了就杀牲祭鬼，要吃药也没处找，现在有了三十一个卫生机构，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地区，一九五六年一年就诊治了三十三万多人次；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新文字，已经在青壮年中推广，原来只有强派学生、学款学粮的十九所小学，现在成立了一百零二所，教育着学生七千四百八十三人，还开办了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第一所民族中学！ 右派分子睁着眼睛不愿看这些成绩，竖着耳朵不愿听这些变化，反而把这些成绩、变化当作“一团糟”，所以龙云才公然提出“自治以后的发展，我看共产党也没有办法”。要正告龙云：共产党的办法最多也最好，没有发展办法而有摧残办法的，倒是国民党龙云！解放以来，我们变聪明了，狼和羊能分得开，蜂蜜和毒药也辨得清。 全州各族农民认定了合作化是幸福之路 一九五六年后，我们根据自己地区的社会特点，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办法，不经过土地改革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非常高兴：试建的一百四十六个合作社都成功了。第一批试办的六十七个社中，增产八成以上的有十二个，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百分之八十三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泸水鲁初罗社三十四户，一九五五年大春粮食收入九十五石、副业收入二百九十元，办社后头一年，大春就收到二百零五点二石，副业收入八百六十四元，粮食增产一倍多，副业增加将近二倍，现在边四县入社农民已达总农户百分之十二点五，加入互助组的达百分之六十。我敢断言：全州各族农民已经看清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已经认定了合作化是幸福的方向。右派分子企图在我们中间散布消极情绪，拿什么“内地退社的多呀”，“未必适合边疆地区”，“走快了没有”等等谰言吓唬我们，只会引起我们的无比愤恨，绝对动摇不了我们的意志。 当然，在我们前进中还会遇到困难。工作中也还有些缺点，例如干部中还残存着地方民族主义及大民族主义思想；试办合作社中，研究民族及地区的特点不够，各项工作的配合还有缺陷等等。但是要告诉右派分子：这是我们人民内部的事，我们曾经不断克服，今后更将依据主席的指示，不断在工作中和整风中克服，你们休想来钻空子破坏！抓住白毡子里的一根黑羊毛，一定要叫我们把白毡子说成黑毡子是做不到的。一棵枯草堵不了滔滔江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堵我们的去路！ 各位代表：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不许右派分子乱说乱动，不许右派分子在少数民族中间捣鬼。我保证：我们愿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各级政府的扶持下，在先进民族的帮助下，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毫不动摇的前进！

第12版()专栏： 右派野心分子的病根 张奚若的发言 为甚么在解放后八年来国家各种辉煌成就的面前，人人欢欣鼓舞庆赏不已，而右派野心分子竟然心怀忿恨，不但无视这些成就，而且还要推翻造成这些成就的人民政权呢？他们为甚么一定要和广大人民这样过不去呢？他们为甚么一定要“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呢？ 总的说来，这完全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阶级立场不同，看法就不同；阶级立场不同，好恶也就常常无法相同。这又是“糟得很，好得很”那个老问题的重新出现。 这本来不足为奇。奇怪的是：这些野心分子经过八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熏淘，结果还是这样顽梗不化地保持着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有人说，就是不讲学习，光就八年来与广大人民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常接触来说，感染也应感染上几分马列主义气息和人民立场思想，何至竟然还是那副面孔和那种心肠呢？这似乎只能证明一点，就是：这些右派野心分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死硬派。 因为右派野心分子不肯放弃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他们对今天的一切事情就都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他们认为这是违反物理，本末倒置；在他们看来，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莫过于此。他们心里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我们相信集体主义，他们崇拜个人主义。我们实行了新民主，他们留恋着旧民主。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感谢共产党，他们仇恨共产党，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坏事情都是共产党干的，其中最坏的就是消灭了他们的阶级、破坏了他们的利益，而且还不断地劝告他们要加入他们最瞧不起的那工人阶级。在他们看来，这无异是“伤害之上加侮辱”！因此，他们便招兵买马，调兵遣将，秘密策划，公开点火，一切一切都来了。 阶级立场未变一点虽然是右派野心分子发生反动行为的基本原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个主因而外，还有若干次要的原因，这些次要的原因也可叫做副因。这些副因是因人而异，并不一律。有的是政客习气太深，有的是流氓作风太重；有的是欲壑难填，永远追求名利，有的是异想天开，强作无理怪论；有的是不甘寂寞，何妨投机，有的是好乱成性，竟欲造反。这些毛病，有的只具一二，有的不但全部皆有，还要再加别的。按照坏人坏事发展的规律，这些人到头来就弄到利令智昏，想入非非，中风狂走，自投网罗。试问今日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右派野心分子谁不是这样？ 本来在旧社会里政客的职业就是要朝三暮四，颠倒黑白，纵横捭阖，酬张为幻。一切拥护反对毫无道德标准，一切思想行为皆以博取个人利益或权力为最终目的。这在旧社会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今日却属骇人听闻的行径。请问这样搞下去，将置人民利益国家前途于何地，岂不是又要把新中国拉回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是的，右派野心分子的目的本来如此。这就难怪今日我们同他们变成势不两立了。这是两个不同立场的无可避免的冲突，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变成敌我矛盾的必然结果。 右派野心分子这种反动行为的发展过程，据最近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是与他们误会和利用去年宣布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有相当关系的。在这以前，他们只是心怀不满，背后骂娘罢了。在这以后，他们忽然觉得心胸开朗，眉飞色舞，以为可以大有所为了。本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一样，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采取的，并不是为了共存而共存，为了鸣放而鸣放，更不是为了给别人提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便利而采取的。可是心怀异志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东西的人所见却与别人不同。别人认为这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英明而伟大的政策，他们却认为这是与共产党平分秋色或分庭抗礼的大好机会。从此他们的活动增加了，组织扩大了，步骤加紧了。碰巧，今年五月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这些人认为“时哉不可失”，于是就到处擂鼓，到处点火了。甚至密室策划者竟然还认为共产党“既不能收，又不能用武力，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不料一天好梦，甜蜜了不到一月，在党和政府及全国广大人民对右派的猖狂进攻开始了有力的“反批评”和“回击”之后，不到数日，这些幻想中的空中楼阁便烟消云散，杳无踪影了，剩下的只是些欷歔太息，埋怨诟詈，欲降不降的可怜样子。 我要在这里正告这些右派野心分子：你们利令智昏，想入非非，搞了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现在已是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时候了。我希望你们能虔诚忏悔，老实交代，重新做人。蒙混过关，不但不行，就是过去，还有问题。人民是不会受骗的，所苦者仍是你们自己。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甚为简单：一是憣然悔悟，接受改造，一是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二者之间的是非利害，一清二楚，何去何从，难道还有任何犹豫的余地吗？

第12版()专栏：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毕鸣岐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今天，大会给我这个机会使我能够向各位代表、向全国人民表示我真诚悔过的决心，实在感到万分的感激。 这次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散布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荒谬言论，和章乃器一唱一和，作了他的有力助手。在全国人民站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时候，我还没有从思想深处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根源，依然强调是从善意出发，进行辩解。同时，还用批判章乃器的方式来尽力摆脱与他在思想上的联系。这种不老实的态度，自然是得不到人民的谅解的。在我学习了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报告以及最近期间得到党内外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后，才悚然惊醒，认识到我的错误言论不仅是违反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危害社会主义改造的毒草，而且已经朝着反党、反人民的方向发展了。如果不是通过这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教育了我，那就会很快地葬身到反动的泥坑里去。这不能不深切地感谢党对我的教育，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下面就我初步检查的认识向各位代表作一次交代。以后还准备继续深入检查，并向民建会、工商联组织方面和工商界同志们继续进行交代。只是限于水平，检查得还很不够，迫切要求同志们大力帮助，进一步端正我的思想认识。 （一）我的主要错误论点 1．过分强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一面，认为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双手交出来是伟大的。因而居功自赏，夸大内因，抹煞了八年来党的教育和和平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这一更为重要的外因。因此，就把民族资产阶级估价过高。认为这是鲤鱼跳龙门式的突进，已经变质了，不必再继续深入改造也一样能走入社会主义，有意识地来美化民族资产阶级。 2．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否认阶级关系依然存在。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还要改造些什么？没有从阶级本质来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在思想改造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更错误的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有自卑感和与工人阶级之间现存的矛盾，是教条主义者造成的。认为他们不去看民族资产阶级进步的事实，不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硬抱着教条不放。因而荒谬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正表现出我对改造政策的不满，想用我的主观愿望来改变政策，否认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则。这就不仅迷惑了工商业者改造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是想用反教条主义来贩卖修正主义。 3．由于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伟大而加以美化，所以就荒谬地认为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和工人阶级差不多了，应该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并且说：“在广大工商界确实生长了马列主义萌芽，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又说：“我们和工人阶级也有共同的感情”，不愿再听“求同存异”的说法，不要再把“改造”挂在嘴边上。这些谬论都反映了我对现行的改造政策不服气。实质上，是在要求与工人阶级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不愿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继续深入改造。 从我这些主要的、严重的错误论点来看，没有一处不是和章乃器的论调相同的。就是关于定息是否剥削的问题，在我过去发言中尽管不同意章乃器的说法，并曾肯定定息是剥削，同时也批判了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谬论，但对章乃器的不劳而获的说法还是感到很舒服，并对他不同意脱胎换骨的说法也有同感。我所以和章乃器同语言、共呼吸，正是由于我和章乃器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具有相同的思想体系，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反动思想，因而也就成了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支持者和贩卖者。 （二）我的思想根源和初步认识 什么思想支配着我泛滥出这些荒谬言论？目的是为了什么？经过我初步检查，挖到了两个主要病根，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根源。首先是由于我的出身决定了我这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在我的思想意识上已经深深地扎住了根。虽然经过八年的改造，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了进步，如在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推动各项爱国运动中都曾作了一些工作，但是一接触到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原有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反动阶级本质就会不自主地暴露出来。一直到全行业合营后，尽管生产资料交出来了，而脑子里原有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仍是原封未动，没有很好地加以改造，这就会不时地支配着自己的言行发生错误。另一个也是最突出的，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在另一方面的发展，强烈的名利观点在支配着我，不仅为了个人利益，同时也为了阶级利益不时反映出一些不甘心、不服气的反动思想。从个人来说，遇事总想拔尖、抢先、显露自己，来满足自己的领导欲望；从阶级来说，则把代表阶级落后一面的思想认作是代表了阶级利益。在这两种思想意识的交炽下支配着我的言行日趋狂妄自大，以至于在这次鸣放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在过渡时期总任务公布以前，我这落后一面的思想意识主要反映在经济活动方面，过去曾有数次在违反国家经济政策上泛滥出唯利是图的本质，如抢购、居奇、与国营对抗等。在我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使我在政治上、社会上得到一定的地位时，并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而滋长了名利观念，更加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起来。在工作中强调个人成绩，忽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工商联和民建的同志关系上，也由于名利观点的强烈，形成了不团结的现象，总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不能屈居他人之下。例如公私合营天津投资公司和示范机器厂在募集私股投资时，本来是工商界群众为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踊跃投资，而我则认为是我个人工作的成绩很大，居功自傲；政府根据工商联反映的情况为工商界解决了一些问题，也把这些成绩算在自己头上，认为只有我才能真正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在天津民建会和工商联改选的时候，我曾主张一元化，想兼任两会的主任委员；对工商界其他领导层人士则都认为不如我，甚至对党的统战工作也表示不满，当时我曾对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思想不求进步，工作也不积极，而党反加以照顾，思想上搞不通，认为统战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敷衍了事不愿多管，竟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的同志以资产阶级思想来对待资产阶级分子”，以后又在天津市委统战部说：“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该批评的不批评是姑息养奸”。请看，我这反动的阶级本质已经发展到了如何程度，我这样以资产阶级思想来看党的统战政策岂不是对党的政策的诬蔑和向党猖狂进攻吗？ 我这资产阶级本质的名利观点发展最严重的阶段是在全行业合营以后，当时的思想，一方面认为企业已经交出来了，是有功劳的；一方面认为三权没有了，经济上的活动是不可能了，我这固有的名利观点就转移到政治方面，总想往上爬；同时更认为自己学习了马列主义，也能讲一套，尤其是在全行业合营后，我认为阶级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说法得到证实，便洋洋自得，认为我也可以称作马列主义者，可以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特别是担任了天津市副市长以后，自以为这是党和政府论功行赏，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骄傲思想和争名誉、争地位的个人欲望更日趋严重，所以就不肯一心一意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恨不能一下摘掉资本家帽子，马上进到工人阶级队伍，认为这才光荣，不会产生自卑感了。今天检查起来，我这种思想，正是为了变成工人阶级后就可以取得领导阶级的发言权了。结合到我这顽固的唯利是图的思想本质，如果不把这个反动思想改造过来，而带着它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结果就必然会造成篡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罪恶行为。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阶级矛盾既然已经是非对抗性的了，两面性和阶级关系自然不应该再有了，所以对那些迫切要求摘帽子的工商业者不加分析的感到同情，妄想以否认两面性和阶级关系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艰巨性来看问题，更忘却了自己还有很长的资产阶级尾巴没有割掉。我这样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自然就会感到我这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正当利益，遇到大放大鸣的机会，就情不自禁地尽情发泄出来，再加上我这名利观点日益强烈，使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误思想：认为这就会进一步增加我在工商界的威信，获得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这和章乃器抓住工商业者的弱点企图用反动谬论哗众取宠争取政治资本的作法，在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自从我得到“应从效果来检查动机”的启发后，更使我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危害性。目前正由于我帮助章乃器贩卖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使天津市和其他城市的工商业者不少人不能安心接受改造，对于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的说法抱着不满，严重地影响了公私共事关系，使工商业者在深入改造的前进过程中受到深刻的不良影响。我这种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来泛滥反动思想，不管动机如何，它必然会造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抵触情绪，加剧与工人阶级对立的恶果，这是引导阶级关系再度走上对抗性的危险行为，这是绝对不容宽恕的。 这次通过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使我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头脑清醒过来了。如果不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和平改造政策的无比正确，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下场是不堪设想的，解放八年了，还允许我们拿着定息，给我们相当充裕的机会学习锻炼，安心地进行改造，这是何等幸运的事。具体到我个人，如果不是在党的领导下，我焉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那能参与这样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优厚待遇，我竟不知感恩报德，反而狂妄地散播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谬论，实在是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辜负了人民对我的信任，辜负了工商界同志们对我的委托。我愿意真诚地向全国人民认罪。今天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这个严重的错误，也有信心和决心坚决改正这个错误，愿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 在全行业合营时，我和全国工商界同志们一道提出了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的诺言。今天我愿意再一次重申这个诺言。通过这次错误思想的检查，我有坚决实现这个诺言的信心和决心。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在工作实践中以实际行动来补救这次所犯错误和给改造工作中带来的损失。最后，我还愿意向受到我和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反动谬论影响的工商界同志们进一忠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忠诚老实、认真深入地继续接受改造，逐步改造成为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才是我们最大的利益，违反这个方向的任何甜言蜜语都是有害的毒药。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方向，才有光明幸福的前途。

第12版()专栏： 谈“铁饭碗”和“磨洋工” 贺绿汀的发言 解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大团结，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八年后的今天，无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也大大的改善了，大家都从心里深深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实在好。但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我看还有相当多数的人不是很明白的，我发现有许多人存在一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仅仅就是大家有饭吃。 机关团体中有不少人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磨洋工” 社会主义的目的应该使大家有饭吃，这句话并不算错。我们政府对于劳动就业、鳏寡孤独、自然灾害等等，总是想尽办法救济。而对那些对革命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有过贡献的人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很周到。一直到最近，毛主席还在对我们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但是我们为了要达到大家有饭吃，就必须所有的人都努力生产，为了鼓励生产，必须按劳取酬，不应该让有劳动力的人不劳而获，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应该承认目前的农村、工厂基本上是按劳取酬，在农村高级合作社中不劳动是得不到工分的，在工厂不劳动也要扣工资的（有些工厂劳动纪律还不好）。但是在广大的机关团体及一部分学校中就没有那样严格。一方面绝大多数人努力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工作不努力。当然也有分配工作不适当的，或没有很好安排工作的。但是也有不愿意工作的，或甚至躺在社会主义身上，不劳而获。 上海的右派分子孙大雨，每月三百余元的薪水，白住在居住条件第一等的十八层楼上，专门骂人，诬指好人为反革命，专门反对共产党，作坏事情，似乎没有人可以奈何他。这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罗隆基不愿意管木头，要当外交部长。六亿人口的木头不是一件小事情，他自己住的房子用的桌子凳子那一样都离不了木头，人民把关系六亿人口的木头的命运交给他，他瞧不起。一定要抛头露面，出入外交场合，才算带劲。我想人民不是傻瓜，把千万先烈的血换来的新中国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美国造的所谓“外交家”，将来又会是千万人头落地。 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长是要作事情的，不是作官。罗隆基不愿意管木头，我们也可以肯定他没有管过木头，而是专门在那里搞章罗联盟，作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些右派分子已经不仅是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问题，而是搞阴谋组织要想推翻社会主义。但是也不能说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人与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毫无联系。官有高低，位置有大小，不愿意为人民办事而企图站在人民头上、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是相同的。 目前情况有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旧制度取消了，新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任何学校机关团体的人员只有进没有出，因此就还都有空子可钻，工作全凭自己的政治觉悟来保证，不愿意好好工作的人，任何人都无法强制他，一个人在三个月试用期内工作得很不错，一到正式任用就松了劲，伸手要房子、要补贴，要这要那，闹情绪；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于是学校、团体负责人及党委忙于这些事务工作，忙于说服教育及解决人事纠纷。但仍旧不能说服这些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一般情况总是待遇愈高愈好，工作愈少愈好，因而为了保证工作，不得不增加人员，接着来的就是机构不断庞大臃肿，工作效率不断降低。政府为了克服这种恶性膨胀，不得不下令人事冻结，然后一些迫切需要的要进来的人进不来，而那些不适宜于该单位工作的人要出去的也出不去，于是许多的工作都处在瘫痪状态。学校、团体、机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人民办事情，事情办不好，就会给国家人民带来最严重的损失。为了照顾个人落后，而让这些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人天天“磨洋工”，不加以处理，我认为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我们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民为我们美好的将来庄严地工作着，但也有少数人不带劲的，也有不劳而获的，当然还有右派分子。在我们伟大的时代中所存在的这些消极因素，到处都可以发现的，我认为应该研究其根源加以克服。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各方面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随着客观情况而不断改进，否则，就不能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甚至起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目前我们在机关、团体、学校中，对满足各方面生活上的需要想得很周到，有些地方外宾参观了之后说：“在你们这个单位里除了法院之外，什么都有了”，而对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保证，则除了说服教育之外，没有任何带强制性的办法，这是产生躺在社会主义身上的根源，干不干都没有关系，反正是“铁饭碗”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我认为这一段话对于如何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工作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保证工作效率方面既缺少严格的制度，而在说服教育方面往往不能正确掌握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政策一来，公式本身一变而为团结、团结、团结，没有斗争。事情就更难办了。 既要说服教育更要有各种健全的工作制度 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已经到了迫切需要的时候了。我认为目前这种“铁饭碗”制度不是好办法。无论机关、团体、学校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单位，而不是单纯的照顾机关。必须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单位，方能人尽其才，不应该把不适宜于某种工作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永远冻结在那里不动，因此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为了保证工作任务的完成，对人事的处理应有一定的取舍权。 在解放以前，学校教师都有聘书约束的，教得不好，期满之后，学校有权可以不续聘。因此教师工作没有不认真负责的。在苏联，大学教师每四年有一次全面考查，合格的方能继续工作。并且在教师的升级及科学研究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制度。 因此，为了保证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工作效率的提高，必须有一定的劳动纪律，适当考虑采用聘约合同等等办法，或者像苏联一样采取定期全面考查制度等等。 应该有一定的考勤制度，好的奖励，对工作不好的人员屡戒不改的可以处分，一直至开除为止。一个工作不好的人失了业，再补上另一个工作好的失业者，对整个的社会劳动就业问题上讲，没有什么差别的，相反地，教育了所有的人，不能向自己的职业开玩笑，只能努力工作。一个工作不好的人暂时尝尝失业的痛苦，往往比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要灵验得多。同时，不适宜于甲处工作的，适宜于乙处；这样也可以使人才不致于过分集中以至积压不能更充分发挥作用。 为了保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定出一定的制度与劳动纪律，不等于不要社会救济与应有的照顾，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重要属性之一。我们对于自然灾害与失去劳动力的人，必须设法救济，对于那些对革命及社会文化科学事业有贡献有成就的人应该照顾。但是工作与救济或照顾应该分开来；同时救济或照顾最好也要有一定的明确的制度。与工作混在一起，必致互相影响。 这个问题是较复杂的，牵涉方面很广，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关系很大。因此我建议我们的党、政领导和人大常委妥善考虑这个问题，参考兄弟国家的办法，定出初步的方案来。同时应该在全国范围进行社会主义的劳动思想教育，要使所有的人认识到躺在社会主义身上不劳而获就是剥削思想，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劳动创造才能建设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我的意见可能片面或不正确，希望代表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