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把个人的志愿同祖国的需要统一起来 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暑假以后，就要走向祖国的建设岗位了。大家都关心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去做什么工作。毕业生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呢？ 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辉照耀下，在教师的辛勤教导和党、团组织的培养下，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能根据国家需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服从组织分配。许多学生表示愿意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区，做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工作。有许多学生表示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向学校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绝大多数学生也都表示愉快地服从国家的分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许多学生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三十四名毕业生表示要到边疆去安家立业，在边疆干上一辈子。这些都说明毕业生有了正确的想法，把自己的志愿同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还有一部分毕业生抱着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强调个人志愿，忽视国家需要，挑地区、挑待遇、挑单位，好安逸、怕吃苦。如果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不符合个人志愿，就不安心工作，有的人甚至表示不服从分配。西安有一个学生说，“我志愿到的地方，是以西安为圆心，以咸阳、三原、临潼等地为半径，出了这个圈子我就不去。”这种个人主义的调子，比起那些向光明的未来进军的进行曲的声音来，是多么低沉啊！这种情况说明，有些学生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们对于毕业生为什么要统一分配，什么是青年的远大前途，个人前途和国家需要的关系等问题，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 国家对高等学校毕业生进行统一分配是长期的方针。几年来，已经有三十万以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分配了工作。在专门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根据建设计划的需要，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基本上保证了各项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家从开始分配毕业生的时候起，就明确提出要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贯彻学用一致的原则，合理分配使用。实际上，历年来毕业生的工作绝大多数也是分配得恰当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自然，对毕业生使用不当、浪费人才的现象也还是有的。比如，在拟订分配计划的时候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对于使用部门的实际需要了解不清楚，以致有些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和使用不当。分配和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单位对于这种现象必须随时纠正，并且应该竭力防止这种现象继续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到每一个毕业生的工作都完全符合学用一致的原则，还是有困难的。一部分毕业生的学用不能完全一致，除了分配工作中的缺点应该克服以外，有时还由于学校招生时所制定的培养干部的计划同学生毕业时的国家实际需要不能完全符合。这是国家计划工作中必须努力克服的缺点。但是，这种缺点在国家建设的初期毕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毕业生的所学和所用就有了某些脱节的地方。在一方面，我们要求分配和使用毕业生的单位认真注意尽量缩小这种距离；在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这些毕业生坚决服从国家需要，愉快地接受国家的分配，并且在被分配的岗位上积极工作。 政府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要照顾到毕业生的个人志愿和实际困难。过去政府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毕业生的个人志愿和实际困难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得到照顾。分配毕业生的部门，只能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适当地照顾个人的志愿和实际困难。有些毕业生对科学进军缺乏全面观点，只想在科学研究机关工作，不愿意到其它实际工作岗位上去，不愿去工厂，不愿去农村。这是对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的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了解，应该加以批判。对于毕业生的志愿和实际困难，政府要在可能条件下适当照顾；但是，如果没有实际困难，单纯从个人兴趣或者个人待遇出发来要求照顾，这种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应该迁就的。 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也攻击了我国过去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工作。有的毕业生受了右派言论的影响，也提出不要统一分配。这种意见是不对的。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同时有计划地培养和分配高等学校毕业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正确措施，在今后相当时期内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全体高等学校毕业生应该以严正的态度，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坚决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 为了做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就有必要加强在学生中间的思想教育。过去各学校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平常进行得少，毕业时突击多。这种情况在今后应该改变。同时，在过去的思想教育中，大道理讲的多，具体解决思想问题不够；对国家建设美好前途讲得多，可能遇到的困难讲得不够。有时还作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夸大的宣传，随便许愿。这些缺点在今年都要克服。学校要注意发挥毕业生的政治积极性，多引导，多鼓励。思想教育工作光讲大道理是不够的，还要结合毕业生对工作分配的要求，具体细致地进行教育。应该使毕业生了解，分配的工作如果学用完全一致，固然应该安心工作；就是遇到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形，学用有某些不一致，也仍然应该安心工作。因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总是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而自己所学的知识，即使不能全部地直接地贡献出来，也仍然可以部分地或者间接地贡献出来。除了学用问题以外，其他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形，也需要根据已有的经验，向毕业生作恳切的透彻的说明。总之，对毕业生固然要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美好远景，尤其要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这样才能使毕业生对于克服困难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预先立定一往无前的决心。 学校在向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力求生动活泼，平易亲切。陕西师范学院拟在实习过程中，邀请毕业不久的教师座谈，和老教师联欢，访问当地文教部门，使毕业生受到实际教育。北京大学邀请参加工作的毕业生回校座谈，并搜集在边疆的毕业生的模范事迹进行教育，在有些班级举行了讨论会。华中师范学院各系召开毕业生或毕业生代表座谈会，让他们提出问题，由系的领导同志给予解释和说明。这些做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每个毕业生应该看到祖国的需要，坚决地走向祖国需要的地区和工作岗位上去。为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工作，永远是有意义的，永远是值得安慰的。站得高些，才能看得远些。古人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要用这个气概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把祖国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志愿，勇敢地愉快地走向生活的新天地吧！

第1版()专栏：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离广州去香港 新华社广州14日电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议会代表团今晨离广州去香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屈武陪同客人们到深圳。 昨晚，在广东省陶铸省长为客人们饯行的宴会上，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说：“对贵国感到最深的印象是：人民道德标准的高尚；政府在全心地为人民服务；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密切。” 客人们是在昨天下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这里的。在过去的二十天里，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上海、杭州、乌鲁木齐、喀什、广州等城市，并在乌鲁木齐和那里的穆斯林一起度过了古尔邦节日。

第1版()专栏： 北京科学家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科学院今天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反击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向党的领导的进攻。 座谈会上下午分别由郭沫若院长和吴有训副院长主持。 郭沫若在会上说，民盟中央 “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个纲领在当时章伯钧、储安平控制下的光明日报发表时，光明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是“为互相监督开辟了新路”，证明章罗联盟十分重视。郭沫若质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他号召科学家严肃对待这件大事，站稳立场，积极参加反击右派的斗争，并从中得到锻炼，吸收教训，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 曾昭抡、钱伟长在会上交代了起草民盟意见书的一般过程。 曾昭抡承认他是在3月底4月初民盟工作会议上建议民盟召集文教科学界人士研究科学体制问题和学制问题的。他说，因为钱伟长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担任一部分工作，他曾经要钱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对科学体制问题“摸摸底”。曾昭抡说，他为什么一再热心发起对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讨论呢？主要是想让民盟“抢先一步走”，是“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在作怪。他的分庭抗礼的思想是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以及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后重新抬头的。 钱伟长交代了他曾经在5月14日参加过一次民盟中央召集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会议的盟员举行的会议。当时分两个小组开会，他参加的是工程数理化小组，并在小组会上发了言。钱伟长没有谈到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钱伟长还说，在6月5日的临时研究组会议上提出的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第三个方案同第二个方案不同了，增加了资料问题和“归队”问题。他说，曾昭抡在当时说这两个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很重要。 钱伟长说，他的错误主要是出于“个人野心”，他十几年来打算在中国办一所像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一样的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在各方面都起领导作用”，这个学校“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他在“三反”以前搞了一个方案，同当时党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针闹对立。他说：“我利用鸣放，四处煽动，在同学中进行了理工合校的活动。”他说，他企图利用民盟的力量来达到他的夺取学校领导权的目的。在科学规划问题上，钱伟长说，他是“要两面派”。为了个人野心，他不同意把科学研究集中到科学院去，但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说了谎话，只说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 千家驹在发言中质问曾昭抡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他说，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是章罗联盟阴谋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成立这小组的，他和童第周、华罗庚三人是不清楚的。曾昭抡平时对民盟的工作管得并不多，但是对这件事却非常热心。他说，这个小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起草者是民盟的一个工作人员吴春选，千家驹问：他是在什么人的指示下起草的？千家驹在会上念了吴春选给民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揭发交代了草拟意见书的情况以及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的活动经过。信中说：意见书中“保护科学家”的提法是钱伟长提出的，而且钱要把这个问题列在首位。钱在一次专家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科学家座谈时，还提出希望专家局拟订一个“保护名单”。信中说，关于培养新生力量应“一视同仁”的问题的提出，费孝通说是“替年青人讲几句话”。费起草的语句是：“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注意纠正。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不应有任何特权……”后来，曾昭抡把他修改为“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 李达在会上指出：民盟中央的意见书中，“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最强的科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恢复的旧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的共同之点，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夺领导权。他们一方面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作武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一方面企图在学校取消党委制，在科学、文艺工作中争夺领导权，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许的吗？ 会上，科学家们对曾昭抡、钱伟长的交代感到不满，并对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进行了严正的驳斥。王亚南在会上说，目前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居然会出现一个没有提到党的领导、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字样的科学纲领，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这个纲领事实上是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右派集团阴谋的一部分。王亚南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说明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必要。 童第周在今天的发言中谈到他参与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的经过以后说，前一个时期，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关于体制的争论，在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是人为的，是自然存在的，还是有阴谋活动？值得注意。 华罗庚在会上说：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他并从他的亲身经历说明今天有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比解放前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而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 茅以升、杜国庠、何作霖等科学家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也对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行了批判。 座谈会定16日继续举行。

第1版()专栏： 北京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 周恩来、陆定一、康生、周扬等同志出席讲话 新华社14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今天在北京邀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在北京的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 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出席了座谈会并讲了话。 会后，周总理和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共进晚餐。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代主任张际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钱俊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也出席了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有老舍、巴金、阳翰笙、郑振铎、叶圣陶、夏衍、田汉、李劼人、蔡楚生、马思聪、梁思成、华君武、于非闇、周信芳、萧长华、蓝马、舒绣文、陈伯华、石少华等约二百人。

第1版()专栏： 中共中央电贺日共成立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3日致电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日本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电文如下：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逢日本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谨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日本共产党全体同志和日本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三十五年来，日本共产党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日本共产党又正在为保卫日本的独立、和平和民主，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三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共产党一贯忠于日本人民的利益，不愧为日本民族的优秀儿女。 我们谨祝日本共产党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在为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为维护民主和人民生活权利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7年7月13日

第1版()专栏： 充分显示苏联供给的设备的优越性 鞍钢生产水平超过原设计能力 新华社鞍山13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沉报道：苏联帮助鞍山钢铁公司建设的许多厂矿，其实际生产水平都已超过原设计能力，充分显示了苏联供应的各种冶金设备的优越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半中，鞍钢已经有三十一项主要工程全部或大部建设完成。这些由苏联帮助设计，并且由苏联供给的设备建设起来的冶金工厂和矿山，其中的绝大多数在投入生产以后，实际生产水平超过了原定的设计生产能力。大孤山铁矿去年刚建设完成，今年计划生产的铁矿石就超过原设计能力三十万到五十万吨；目前我国最大的炼钢厂——鞍钢第二炼钢厂也是去年投入生产的，可是按照今年的生产计划，钢产量就比原设计能力多二十万吨以上。 鞍钢著名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在1953年底投入生产后，经过职工们学习苏联的新技术，发挥设备潜力的结果，现在实际生产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原设计能力。按照今年的生产计划，无缝钢管厂超过原设计能力所生产的无缝钢管，可以装备一万多台钻探机；大型轧钢厂超过原设计能力所生产的钢材或重轨，能多建设二十多座如同大型轧钢厂一样的厂房或三千多公里的铁路；七号高炉超过原设计能力所生产的生铁，足够制造一百多万台双轮双铧犁。 经过钢铁工人们辛勤的劳动和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过去几年中投入生产的鞍钢第二薄板厂，五、六、七、九号高炉，八座焦炉，一些选矿和烧结厂等，目前实际的生产水平也都超过了原来设计能力。加上发挥了原有企业的潜力，现在鞍钢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联合冶金企业了。 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鞍钢到1960年改建完成以后，它的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到年产生铁二百五十万吨，钢三百二十二万吨，钢材二百四十八万吨；可是鞍钢还没有改建完成，根据鞍钢今年的生产计划，生铁的产量已超过这一水平，钢和钢材的产量也已接近这一水平了。

第1版()专栏： 本报编辑部启事 本报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内，倒数第二段第十二行中，“累戒不改”误排为“累戒不戒”，各地转载引用时亦以讹传讹，特此更正，希读者注意。

第1版()专栏： 全国高等学校今天开始统一招生考试 据新华社14日讯　二十五万多名青年，15日起将在各地开始参加全国高等学校今年统一招生考试。 今年，全国报考高等学校的青年中，有十八万多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同今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比较，达到一·七∶一。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好现象。 今年，高中毕业生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在报考青年中的比重，也由去年的42.6％增加到71.4％。此外，截至7月14日为止，参加这次考试的归国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已超过二千八百人；报考高等学校的在职干部、小学教师和停学待业知识青年等，都比往年减少。 在考试前，各地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为了便利考生报考，全国的考区从原设的九十一个增加到一百一十个，特别是边远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由两个增加到六个；云南由两个增加到七个。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云南的保山，广西的宜山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都设置了考区。各地的考场分布更广。

第1版()专栏： 国务院通知各地企业加强防暑降温工作 新华社14日讯　国务院在13日发出关于加强企业中的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通知说，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是关系职工群众身体健康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几年来由于企业领导方面的重视防暑降温工作，不少企业已有三年多未发生中暑事故；但是尚有一部分企业，或者由于对防暑降温工作重视不够，放松了对防暑降温工作进行及时布置和具体领导，因而影响了职工健康；或者由于缺乏防暑降温的技术知识和缺乏经验，以致不少降温设备花钱多收效少，甚至还有的发生了技术上错误。 为了使企业中普遍重视和加强防暑降温工作，防止发生中暑事故，保证完成生产任务，通知提出如下要求： 一、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应该统一组织力量，协同工业、交通管理部门和劳动卫生部门，并吸收工会组织参加，将当地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对防暑降温措施中值得推广的经验，应该组织同一行业或同一类型的企业进行经验交流；对于忽视防暑降温工作严重影响职工健康的单位，应当督促他们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 二、国务院各工业、交通部门应该密切注视所属企业的防暑降温情况并积极协助各地检查所属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组织一定力量，有重点的或在防暑降温工作比较薄弱的单位，进行检查，督促他们加强防暑降温工作；对于所属企业改善防暑降温所必需而又可能办到的资材、经费和技术力量，应该积极予以解决。 三、劳动部、卫生部也应该协同全国总工会积极帮助各地、各部门做好这次防暑降温工作；尽可能邀请若干专家协助各地加强企业中防暑降温工作的技术指导。在暑期过后，应协同各有关部门总结今年防暑降温工作，提出改进措施，及早为明年防暑降温工作作好准备。 四、防暑降温工作，必须贯彻节约精神。对添置新的降温设备应该采取花钱少、收效大、收效快的办法；并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检查原有的防暑降温设备上，使原有的防暑降温设备管好、用好，有合理的管理和运用制度。

第1版()专栏： 分设西安上海　实行统一领导 交通大学确定迁校新方案 据新华社上海12日电　交通大学迁校方案经过全校师生一个月广泛讨论以后，决定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统一领导。 这个方案将报请高等教育部批准以后实施。 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从6月初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讨论交大迁校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方针以后，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在西安的师生还参观了西北正在建造的工厂，了解了有关教学工作和建设需要的许多实际情况。因此，两地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逐步明确地看清楚了决定这一问题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的条件之一——国际情势虽然已有变化，但是西北地区的确需要一所规模较大的多科性的工业大学，认识了支援西北建设的任务是交通大学义不容辞的。在讨论中，并仔细考虑了大家所提出的若干合理意见。校务委员会对于这些具体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最后提出了这个获得绝大多数人拥护的既支援西北建设又照顾上海需要的迁校方案。 这个方案根据西北和上海地区的需要，规定了学校的西安部分的任务，是较完整地设置机、电方面的重要专业，并且逐步添设新技术方面的专业，发展成为理工大学。上海部分的任务是办好机、电等各专业。关于教职员工的调配，以大力支援西北、保证两地教学质量和照顾本人意见为原则。 据新华社西安14日电　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师生员工，纷纷表示拥护交大迁校的新方案。 西安部分十二个教研组已全部同意并拥护这个新方案。据数学教研组副主任陆庆乐、副教授徐桂芳谈，在数学教研组表示愿意留在西安工作的占三分之二还多。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们希望上海部分再抽调一些教师来西安教学。 好些教师纷纷提出愿意长期留在西安教学。党员和团员教师除表示决心长期支援西北外，并保证服从组织调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西安部分的共青团分团委会、学生会、九三小组以及许多学生班级已纷纷作出决议，一致表示拥护和保证执行这个妥善解决迁校问题的新方案。原来一直坚持己见反对迁校的一部学生，最近也开始认识了在迁校讨论过程中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某些错误作法，他们表示坚决服从新方案的实施。目前他们已开始学习整风文件，转入到反右派斗争中去了。

第2版()专栏： 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 民革中央小组一致痛斥陈铭枢狂妄无耻 本报讯　14日上午，民革中央小组举行十四次扩大会议，再一次揭发并批判陈铭枢的反动言行。在会上发言的，有李济深、吴茂荪、蔡廷锴、蒋光鼐、陈其瑗、甘祠森、聂轰、朱蕴山、周范文、于振瀛、赵祖康、梅龚彬、朱学范、邵恒秋等。 吴茂荪在会上集中地揭发了最近一个时期陈铭枢污蔑毛主席的一些反动言论，引起了参加会议的人的极大愤慨。吴茂荪说：根据揭露的材料，陈铭枢公然把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他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 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他的根据是毛主席在致臧克家的信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一句话。 陈铭枢还污蔑毛主席所接触的非党人士多是“趋附之辈”。他认为“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上层人士”“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认为他们是“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 陈铭枢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污蔑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引起了大家的无比愤慨。许多人在发言中都严厉地斥责了他的这种荒谬言行。 李济深说：陈铭枢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野心家；他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 李济深发言说：陈铭枢不论在解放前解放后，都毫无为人民为国家服务之心，他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心想作领袖，他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政治野心家。陈铭枢无耻地认为解放前每次革命都是他领导的，窃取人民革命之功为己功，还印发小册子，为自己吹嘘。1951年华北革大毕业典礼，民革中常会派邵力子同志代表民革参加，陈铭枢却擅自去讲话，结果群众大为不满。陈满口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宣传他的不伦不类的佛学唯心论。陈铭枢在民革二届二中全会时，到处挑拨关系，请客拉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图利用同志捧他为民革领袖。他为了夺取民革的领导地位，抓住上海、南京、武汉三个地方组织，制造人事纠纷，认敌为我，培植私人势力，使三个地方组织造成很大损失。 陈铭枢在武汉工作时，捏造事实，题诗污辱共产党，到处散发，说警卫员监视他。我要问陈铭枢：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你为什么怀疑共产党派人监视你？我问你，你这样恶毒诽谤党，用心何在？ 李济深说，陈铭枢的反动言行近年来发展到向党和党的领袖猖狂进攻的地步。他捏造事实，诽谤毛主席，大骂共产党。毛主席和共产党是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你这样狂妄进攻，还有什么天良可言？你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政治野心家！你是一个“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的人，我对你这个无耻之徒已经看透了。现在，你已站在敌我界线的边沿上了，彻底交代罪行，才是你的生路，否则全国六亿人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蔡廷锴说：陈铭枢是一个包藏祸心 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分子 蔡廷锴说：我以无比的愤怒心情控诉斥责包藏祸心、反动透顶、丧心病狂、忘恩负义、反党反人民的万恶的陈铭枢。 蔡廷锴说：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领导着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现在正领导着全国人民辛勤地欢欣鼓舞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哪一个战役，哪一件建设事业不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先。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怎么会有今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大业怎能够进行。而你陈铭枢却肆意诋毁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谩骂共产党。这种行为无异于向全国人民挑战，你真狂妄到极点了。 蔡廷锴说：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我们的领袖是伟大的，非常谦虚，考虑问题，永远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的，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公认的。而陈铭枢却诽谤领袖，“偏听偏信”，“好大喜功”。陈铭枢，你的诽谤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你吃人民的饭，却在那里替蒋介石和反动派说话，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 蔡廷锴说，共产党是伟大的，毛主席是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所未有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们是要歌颂的。为什么不该歌颂呢？不错，我们这一切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在你的眼里，竟变成“趋附之辈”；陈铭枢！你才真正是个趋附蒋介石汪精卫的无耻的东西！你还诽谤毛主席，竟说“有时尚不免为喜乐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这也是毫无根据颠倒是非的，就拿你来说吧！就看你这个“高级干部”吧！你一贯地拥蒋反共；一直到解放前夕还是和蒋介石的特务勾搭着。解放之后人民让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还让你在中南负一部分工作责任。你对人民有甚么贡献能经得起人民这样的宽待？而你呢，不肯努力改造，却一贯对党抱着抵触反抗的情绪，竟发展到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为反动的梁漱溟撑腰。你的反动言行，已经使你失去了人民对你的信任。在1954年协商全国人民代表提名的时候，因本党李主席正在休养，我受委托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协商。根据群众的意愿，由于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民代表的资格，决定不提你的名。还是领导党宽大，为了照顾你，希望你改正错误，还是提了你的名。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党还要耐心说服人民给你自新的机会。你就应该革面洗心，痛改前非，争取立功赎罪，才不辜负党对你的关怀照顾和同志们对你的希望。几年来的事实，你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确凿地证明了你是个忘恩负义，没有廉耻的反动分子。 蒋光鼐继续揭露陈铭枢反共拥蒋的事实 蒋光鼐在会上发言说，他可以作陈铭枢种种丑恶历史的见证人，他完全同意梅龚彬同志给陈铭枢下的十六个字的评语：“名为反蒋，实则反共，名为抗日，实则拥蒋。”接着蒋光鼐补充揭露了陈铭枢几件拥蒋反共的事实。蒋光鼐说，第一，蒋介石在江西大举进攻“苏区”，当时我率部驻在赣州，士兵对陈济棠蹂躏广东，极为愤慨，我想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的矛盾打回广东，可是这时陈铭枢从日本回来，蒋介石封他做“剿匪左翼军总司令”，他连忙赶到赣州，阻止我打回广东，坚持要听蒋介石的指挥参加“剿共”。陈铭枢的拥蒋反共，这难道不是一个铁证吗？ 第二，我在搞福建人民政府的时候，曾经同广东和广西订立了一个军事协议，相约联合反蒋。可是当蒋介石进兵福建的时候，陈铭枢却不考虑怎样坚决抵抗蒋介石的进攻，反而又主张去打广东的陈济棠。陈铭枢这个人就是经常这样的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当时他之所以要去打广东，用心是很明显的，就是想对蒋介石来一个“将功折罪”，好重新回到蒋介石的怀抱，真是无耻之尤。 第三，吴茂荪同志上次已经谈到，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前方的军情正十分紧急，陈铭枢却打电报给我，要我去南京。我知道蒋介石是反对抗日的，去南京没有好事，就置之不理。所以陈铭枢对于十九路军的抗日，并无寸功可言，而十九路军之能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抵抗，也完全是由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鼓励和支持。可是陈铭枢却一直把十九路军的抗日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到处招摇撞骗。 第四，大家都知道陈铭枢无论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同文化教育界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近年来，他忽然对文化教育热衷起来，到处去搜集情况，拉拢人，联络人。他从上海点火回来，我曾去质问他，你不是教育界，为什么要在这方面乱搞，他说：“现在政治不太好搞，我今后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多做些工作。”章伯钧、罗隆基著重在文化教育界放火。罗隆基还说他想当高教部部长，为抓高级知识分子，而陈铭枢也在文化教育界点火，说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陈铭枢，你为什么会同章伯钧、罗隆基这么一致呢？你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你和章、罗联盟究竟有些什么关系？ 蒋光鼐接着说，右派野心家一切活动都归结于反对共产党，陈铭枢更进一步，他反对党而首先把箭头对准了党和全国人民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 人民歌颂毛主席“是太阳”，“是救星”，陈铭枢竟诬蔑我们的领袖不察国家大事，不联系工农群众，不知民间疾苦，不关心知识分子。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而陈铭枢却把毛主席同德意志军国主义的鼻祖俾斯麦，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伊藤博文来相提并论，这和杜勒斯、麦卡锡、蒋介石之流，诬蔑我们的领袖是大独裁者，岂不正是同一声调吗？可是陈铭枢还不以此为满足，或者还怕别人不能明白他的意思，还集中地提出了毛主席的“四大罪状”，所谓“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陈铭枢，你这种歪曲和污蔑连三岁小孩子也能把你驳得体无完肤，也要举起他们的小拳头来活活把你打死。 陈铭枢偷偷到上海点火 又要别人“保守秘密” 陈其瑗说，今年六月初，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陈铭枢竟然秘密到上海，还要张苏同志为他保守秘密，不要上海的报纸登载他的行动。陈其瑗问陈铭枢：“为什么要守秘密？你在上海有那些活动？新沪中学闹事，你出了些什么主意？”陈其瑗还说，1927年春天，陈铭枢任武汉卫戍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搞分裂活动。当时武汉方面曾要陈铭枢、陈公博等去见蒋介石，要他不要闹分裂。可是陈铭枢一去杳如黄鹤，结果投降了蒋介石。 甘祠森在发言中揭发，陈铭枢到上海自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向非党人士求师访友”和章乃器的一篇文章，最有分量，共产党员也在学习这两篇文章。陈铭枢找过二十多个对党不满的坏人谈过话，其中有景克林（民革开除的党员）、余巴林等。陈铭枢对周一林说：“共产党不给你作历史结论，民革给你作结论。”又对余巴林说：“是共产党搞你的，不是我陈铭枢搞的。”陈铭枢曾把在公私合营企业所得到的股息，送给余巴林六百元，送给周一林六百元，送给刘姓反革命分子家属三百元。陈铭枢和罗海沙秘密商量夺取上海民革领导权，认为赵祖康不好，某某等好，向统战部推荐，企图控制上海民革组织。 陈铭枢必须彻底交代反党阴谋小集团 聂轰说，我在上次发言中，曾经指出从同志们的揭发，可以看出陈铭枢有一个从历史上有重大罪行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一些不满分子如罗海沙、王次甫、罗伟之之流为骨干的阴谋集团，据说当天下午陈铭枢就通过他的秘书王之南把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了罗伟之，跟着我就接到了罗伟之两封带恐吓性的信，要求我声明我的发言是出于“误会”，否则就要负刑事责任。我要问陈铭枢：你是不是同罗伟之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指使罗伟之来威胁我，使我不敢进一步来揭发你的阴谋？去年冬天，陈铭枢写过一封四、五万字的信给李雪峰同志，这封信集毒草之大成，对党和党员大肆污蔑和诽谤，是他后来公开提出撤消学校党委制的张本。石油学院的罗伟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郑可，还有一些其他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都为他搜集了大批的材料，参加过他组织的秘密座谈；罗伟之和郑可还参加了那封信的起草。现在知道罗伟之在石油学院也要求取消党委制，同石油学院的一个反党小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郑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猖狂向党进攻，是工艺美术学院一个反党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此外，陈铭枢在上海还有一个以特务罗海沙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他去上海还要罗海沙去香港活动。我要问陈铭枢：你的阴谋集团在哪些地区和哪些学校有分支机构？负责的是什么人？跟章罗联盟有什么关系？你们怎样配合向党进攻？你写给李雪峰同志的信还保留两份，你要赶快交出来。 朱蕴山揭露陈铭枢近一年来到处收罗党羽，储备向党进攻的“弹药” 朱蕴山在发言中，首先说明陈铭枢这一年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已经到了自绝于人民的边沿。接着，他揭发了陈铭枢仇视党、反对党的一些新材料。他说，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攫取民主党派的领导权，首先就要打击靠拢党的进步分子，排斥在民主党派帮助工作的交叉党员。陈铭枢也是这样，而他的手段是恶毒的。他讥笑进步人士所写的文章是“出于秘书之手”，“言不由衷”；有的本来和他接近的同志，因为认清了他的面目，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就说“没有朋友了”，意思是怪别人不够朋友。其实知道他最深最久的同志，早已不愿和他做朋友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他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说卢郁文是小丑。对于在民主党派帮助工作的交叉党员，陈铭枢竟污蔑他们“只会造成隔阂”，并恶毒地咒骂“党员参加民主党派的工作，为专制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 朱蕴山说，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本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但陈铭枢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政府事先布置好了，得不到真实材料。”因此，去年冬天，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秘密视察”。在各学校专门挑选对党不满分子，一批又一批的约到他家去开会。他诬蔑肃反运动，诬蔑学校党的领导，诬蔑共产党的一些所谓“材料”，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得到的。他采取这种方式，不是偶然的。他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借此收罗党羽，一方面是要储备向党进攻的弹药。陈铭枢应该将这些情况彻底交代！听说他在今年春天还写了一封向党进攻的万言书，陈铭枢应把这个万言书交到民革组织上来审查！ 朱蕴山说，帮助党整风开始后，陈铭枢向党进攻的活动加紧了。5月中旬，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表了几次荒谬言论之后，就匆匆跑到上海去，鼓动他的党羽罗海沙等在新沪中学闹事。根据上海民革成员吴艺五、张胞等同志的揭发，陈铭枢和罗海沙等反动分子，是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陈铭枢应把他去上海的目的和活动情况，以及陈罗反党集团的真象，彻底交代。周范文发言说，有一次在西单商场吃饭时，陈铭枢说：“我看，斯大林将来要变成一文不值。”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但是陈铭枢不感兴趣，一直把斯大林看成千古的罪人。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陈铭枢却说：“匈牙利事件是在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而爆发的，是人民自发的政治运动。” 张治中的发言，对龙云、黄绍竑、陈铭枢和谭惕吾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批驳；并对从旧社会旧政权来的人进行思想改造问题，谈了他的一些感想。 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吴信达、贺贵严、侯镜如、王葆真等人。

第2版()专栏： 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中国京剧院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 新华社14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世恺报道：中国京剧院连日来举行四次座谈会，揭发了李伯球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章伯钧亲自指挥下，积极拉拢演员向国家剧院猖狂进攻的阴谋活动。 曾被右派分子迷惑的某些演员，在党和同志们亲切的帮助下清醒过来，擦亮了眼睛，在座谈会上揭发了章伯钧、李伯球等右派分子在北京戏曲界“放火”的活动，引起到会的演员及所有艺术干部极大的愤怒，纷纷表示要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坚决向章伯钧、李伯球等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李伯球、李健生（章伯钧的妻子）等6月5日和13日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和北京饭店召开了两次戏曲演员座谈会，煽动演员们向国家剧院进攻，又派出他们的亲信三番五次地坐了章伯钧的小汽车到一些演员家中去发展组织，企图夺取中国京剧院的领导权。章伯钧派出他的亲信邢文鑫在召开座谈会前就到处奔走，煽动一些演员对共产党不满；并宣称说，有些演员在5月12日人民日报的座谈会上发言显然有顾虑，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在剧院内更不好说，所以农工民主党出来召开这个座谈会，希望演员们把不敢说的话都谈出来，还表明这是章伯钧指示的。邢文鑫曾对一位演员说，京剧院整风没有民主墙、大字报和开大会斗争是领导上有问题，是铜墙铁壁。李伯球亲自邀请个别演员到政协文化俱乐部吃饭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不整风不成了，像火山一样，硬按住就得爆发，那就成匈牙利事件，所以一定要把火喷出来。” 演员李慧芳在中国京剧院举行的座谈会上揭发李伯球、李健生等召开戏曲演员座谈会的内幕时说，开会时老艺人先发言谈到艺术改革问题，右派分子眼看不合他们的心意，就相互递条子示意把“点火”的锋芒转到中国京剧院的党的领导方面。当时，有些人立即对京剧院进行了污蔑和攻击。有的说，全国戏曲界所以搞不好，存在许多缺点，是由于中国京剧院的关系，而中国京剧院没搞好是因为党员的副院长马少波领导不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好。有人甚至说，不打倒马少波，京剧界不能大放光明。李伯球大声疾呼：“只管放，有农工民主党给你们作主！”有的人竟然诬蔑说：“中国京剧院的演员还没有解放”，“中国京剧院是集中营”，“共产党员是特务”等。当时，在座的右派分子不断地帮腔喝采，一再为这些“大胆的发言”鼓掌。 曾经受到右派分子拉拢的演员叶盛长在揭发章罗联盟向京剧界进攻的种种事实后，表示十分痛心地说，我当时不知从哪儿来一股“邪气”，在李伯球等主持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部是歪曲事实，还无中生有地说出京剧院有“铁幕”，共产党员打人等诬蔑性言论。他说，在那次座谈会后，李伯球等人有意留下一些人请吃饭的时候，章伯钧刚拔完牙也不顾痛地匆忙赶去，一进门就向大家拱手道辛苦。李健生立即向他汇报座谈会的情况，一再表示会开得成功。 有的演员也揭发说，在那次酒会上，李伯球认为当天的座谈会发言“热烈”，可惜人数还不多，当场就讨论下次座谈会邀请那些演员的名单，不仅要上层演员，也要请基层演员。有的演员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我们吃了人家酒饭，也就把一些对剧院不满的演员的名字都告诉了他们，作为下次邀请座谈的对象。 演员们还相继揭发出章伯钧指挥他的亲信用拉、骗等方法在中国京剧院发展组织建立据点，企图夺取共产党领导的情况。章伯钧派邢文鑫假借学“十五贯”的名义去拜访主演“十五贯”的演员叶盛长，怂恿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以后又对他说，光你一人参加也不起什么作用，需要成立支部，各团有了支部，全院就可成立总支，即使推翻不了京剧院的领导，至少作到以支部对支部（指农工民主党对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因此，必须继续发展一批主要演员才起作用。又说：“章伯老亲点叶氏三兄弟 （即叶盛兰、叶盛章、叶盛长）参加组织。”邢文鑫还扬言说：“以叶盛兰的声望，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就可当市委委员，又可选上中央委员，那时，章伯钧在统战部说句话就能推荐盛兰当京剧院副院长。”章伯钧又派出他的亲信乘小汽车登门拜访名演员和老艺术家，携带参加农工民主党的申请书和他们出版的小报“前进报”进行游说，劝演员赶快参加农工民主党。他们在积极活动发展组织时，主张“向落后开门”，把对剧院领导不满的人列入他们发展的计划中，他们向一些对共产党组织有意见的人说，有了组织，你们的发言才有力量。在中国京剧院成立支部的时候，可告诉你们的院长，我们不是小集团，是大集团，是合法的政党。章伯钧的亲信谢维汉也对演员们说，萧长华、郝寿臣都是发展的对象，北京有萧老、郝老，上海有盖老，这就是说在戏剧界这一环，我们作出成绩了。 右派分子用花言巧语和封“官”等诱骗方法在中国京剧院演员中发展了两个党员。邢文鑫就向他们传授一些斗争的策略，他说，“你们是农工民主党党员，应当想法先取得中共的信任，将来工作就好做了。说话要有技巧，在会上发言要把党员和党组织分开。”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有的演员才觉到上了当。右派分子又多方面劝说安定他们，叫他们“不要在火热的斗争中退缩，站稳立场不能作逃兵”，阻止被右派分子迷惑的演员转过头来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在会上还揭发了右派分子企图拉老艺人下水的恶毒阴谋。邢文鑫曾两次到萧长华家中动员他加入农工民主党和参加他们召开的座谈会，都被萧长华拒绝了。萧长华的儿子萧盛萱谈到这个问题愤怒地说： “右派分子看到我父亲有声望，说话有号召力，就想拖下水上他们的圈套，这种野心是恶毒的。”叶盛长还揭发了右派分子所以拉萧长华、郝寿臣是为了控制北京的两个戏曲学校的阴谋。右派分子还哄骗演员说，盖叫天参加农工民主党后，周总理才去看他。事实上，盖叫天并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是右派分子捏造的。盖叫天的儿子张剑鸣（小盖叫天）听到这个谰言后非常气愤，在会上严正地驳斥说：“周总理看我父亲不止一次，说明党和政府领导同志对老艺术家的尊敬，右派分子想利用我父亲作为他们发展组织的号召是决不容许的。我的父亲经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是共产党，从没说过是农工民主党呀！” 在中国京剧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演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田汉、梅兰芳、李少春、叶盛章、叶盛兰、张春华、云燕铭、言慧珠、郑亦秋、范钧宏等。这样的会还在继续进行，参加会的人都表示决心追击右派分子，斩断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家伸进戏剧界的魔爪。

第2版()专栏：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举行座谈会 粉碎右派分子对电影事业的进攻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于12、13日在北京召开两次座谈会，反击右派分子对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的进攻。 座谈会是联谊会主席蔡楚生召开的。他在讲话中揭发了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业进攻的阴谋活动；指责了“文汇报”所发表的许多挑拨党和电影界人士关系的文章和消息。蔡楚生指出：解放前的进步电影即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解放后，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1951年就彻底排除了盘据中国影坛几十年之久的帝国主义有毒的电影，而以我国自制的影片和译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来占领阵地。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工农兵劳动人民已成为电影作品主要的表现对象和主要的观众。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也在大量生产。他说，这些巨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工作中所存在的某些缺点也正在大力改进，明天的人民电影事业也必然会获得更辉煌的成就。他要求到会的电影工作者，在这次斗争中从各个方面来揭露右派分子对人民电影事业进攻的阴谋，并驳斥他们荒谬的言论。 会上，大家踊跃发言，一致对现已开始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陈仁炳在上海电影界点火的阴谋活动表示万分愤慨，并表示要大力支持上海电影工作者反右派的正义斗争。大家在发言中警告陈仁炳等右派分子，如果再不彻底交代，决不和他干休。演员魏鹤龄揭发他在上海参加陈仁炳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的情况，他说，陈仁炳操纵会场，挑拨党群关系，煽起演员对党的不满情绪。会刚开完，陈仁炳就动员我入盟，做他的工具，好在我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因而没有落入这个右派分子的圈套。还有许多人揭发了北京有些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右派分子企图在电影工作者中间点火，挑拨离间，以不正当手段拉人入盟、入社等事实。演员石联星等人指出，电影界内部居然也出现了吴茵这样的右派分子，这是全体电影工作者所不能容忍的。 到会的许多电影工作者还在发言中指出在“文汇报”发起对电影的讨论后，电影界有些人受了极坏的影响，甚至把凡是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的都认为是“教条主义”。他们要求“文汇报”编辑部作深刻的检查，向读者说明真相，挽回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 陈播、马守清、陈怀凯等人揭发了“文汇报”别有用心地发表了许多歪曲事实、损害人民电影事业的文章和新闻。“文汇报”在去年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时，就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对人民的电影事业恶劣地加以污蔑，说成一团糟，比解放前还不如。不久以前，“文汇报”对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开始整风的报道，还歪曲事实而且带有煽动性。 老演员魏鹤龄、赵慧深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为电影工作者在新旧社会的处境作了鲜明对比。魏鹤龄说，他十九岁就进入戏剧界，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解放前电影公司常常欠薪不发，大多数演员生活贫困不堪。解放后党和政府不但把旧的电影公司的原班人马全部接收下来，而且把过去早被资本家抛在电影圈外的老演员找回来，像王汉伦、范雪朋等人现在都受到党的照顾。他说，电影工作的成就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的，新近挑选出来的“五四”以来的四、五十部优秀影片，哪一部不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摄制的？ 赵慧深在会上沉痛地讲起两件往事。1943年，进步戏剧工作者沈硕甫因发心脏病死在重庆马路上；1945年，优秀的导演贺孟斧患了肝病，因当时物质条件太差，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而死。她本人和司徒慧敏在重庆为演出“清明前后”甚至去借高利贷。她说，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过的优裕生活根本是过去所不能想像的，党哪一点上亏待了我们。党对我们太优厚了。 许多人列举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成就的谎言。郑伯璋等人举出许多事实说明我国电影在技术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旧中国所没有的电影工业已经在短短八年里开始建设起来了，1953年起就大量生产放映机。洗片机和新闻摄影机也能制造了，还有不少旧中国从未接触过的技术问题也在进行研究。他说，只要把解放初摄制的和今天摄制的影片拿来比一比，就可以看出无论在声音、画面、光线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还有许多人在发言中说明了党对培养电影界新生力量的重视，几年来的成绩是很大的。导演石岚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摄影师，大部分是后起的青年，他们都是党在这几年里培养出来的。陈怀凯和黎铿说，他们就是党培养出来的青年导演、青年演员。谢添说，现在青年演员在党的培养下很快成长，像赵联他们都已经具有一定艺术修养。 出席座谈会的有司徒慧敏、陈荒煤、张水华、海默、贾霁、吴本立、李恩杰、王人美、黎莉莉、陈明、李景波、葛琴、林艺等六十多人。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第2版()专栏： 上海新闻出版界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 揭露编辑记者中的败类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上海新闻、出版界连日来分别举行座谈会，开始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参加这两个座谈会的许多人都揭发了以“老报人”自居的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许君远向人民新闻出版事业猖狂进攻的事实。整风期间，许君远以“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为题，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党报“只顾说教”“摆着一付党员面孔”；并说“大家都在‘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他借口“新闻自由”、“放宽新闻尺度”反对报纸的党性，煽动报纸为右派放火服务。许君远还反对公方派人参加公私合营出版社。他在鸣放中利用文化出版社对体制问题的讨论，怂恿这个出版社内的原私方人员恢复“广益”、“北新”、“国光”等私营出版社，借此搞垮文化出版社。他高喊要办不要党领导的“同人报社”、“同人出版社”。 会上许多人揭发了许君远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反共头子于斌的私人秘书，以反共亲美起家的反动历史和他挑拨党同非党群众关系的一系列言行。 学术月刊的石啸冲、邬烈勋揭发了学术月刊常务编委尚丁的荒谬言论。尚丁是顾执中、陆诒的学生。在鸣放期间，他唯恐天下不乱，鼓吹“毒草必须培养论”，甚至主张把学术月刊办成专门刊登毒草的刊物。 新闻界座谈会上，文汇报副总编辑刘火子等揭露了徐铸成等人的一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徐铸成别有用心地说，“凡是现在说正面话的，都是过去有问题的人；凡是现在说反话的，却都是过去的进步人物。”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吕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恶毒发言，文汇报编辑部认为有问题，没有全文发表，徐铸成大为不满，屡次说“应该登”。徐铸成反对文汇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硬说文汇报“社会大学”一栏的理论宣传是“教条主义”，并蓄意限制它的版面。 新闻界座谈会上还揭发了文汇报记者范琰和新闻日报记者陈伟斯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行。范琰受章罗联盟的使命，到湖南、四川等地放火，为流沙河的“草木篇”翻案。陈伟斯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组织污蔑政府政法工作的“我国重要法典、刑民法为何迟不颁布”的讨论，吹嘘右派分子王造时、杨兆龙的反动法学理论，并在工商界三次放火，挑拨公私关系。

第3版()专栏： 日共庆祝建党三十五周年 野坂谴责岸政府执行亲美政策 新华社14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今天在东京举行了庆祝党成立三十五周年（7月15日）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数千人。 日本共产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在大会上谴责岸信介政府执行亲美政策。野坂说，通过最近发表的日美联合公报，岸信介已经答应日本要对美国的原子战争部署进行合作。野坂说，根据这项诺言，岸信介内阁已经开始采取目的在于复活军国主义、扩充军事基地和摧残日本工人运动的政策。 在野坂讲话以前，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副委员长土门幸一在大会上致了贺辞。

第3版()专栏： 列宁格勒集会庆祝苏联海军节 朱可夫说苏联有自卫的强大海军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列宁格勒13日举行了庆祝苏联海军节大会。 大会由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宣布开幕后，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讲了话。 朱可夫说，现在我们有着完全能够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全部海岸线和国家利益的强大海军。我们的海军有着头等的装备，有着熟悉而且热爱自己事业的勇敢的海军战士。他们像苏联武装部队所有的战士一样，无限忠诚于自己的人民，时刻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挺身保卫我们的祖国。 朱可夫在谈到苏联人民正在顺利地执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任务时说，苏联人民的政治和劳动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全体苏联人民所拥护和一致支持的我们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他强调指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使党离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列宁路线，而走上不符合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切身利益的道路上去。他说，受到全党和全体人民支持的党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一致地斥责了反党集团的活动。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列宁格勒市的各界代表，他们向保卫苏联领海的战士致以热情的敬意。 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因庆祝苏联海军节而来到列宁格勒的外国海军和军事代表团的人员。 14日，朱可夫发布了庆祝苏联海军节的命令。

第3版()专栏： 西方国家一天不肯裁军 和平斗争一天不能松懈 赫鲁晓夫在捷工业中心发表演说 新华社布拉格14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13日分成两批从布拉迪斯拉发出发到俄斯特拉发和布尔诺两地访问。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代表团一部分人员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中心俄斯特拉发。陪同他们一道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和政治局委员巴拉克。他们首先参观了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冶金工厂，并且在工厂内进了午餐。下午在斯大林广场举行了有六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赫鲁晓夫说，苏联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不仅是自己的成果，而且也是各国劳动人民的成果。这些成果增强了世界进步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如果有人想破坏苏联人民和我们的朋友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国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那么我们将给予应有的反击。 赫鲁晓夫在谈到裁军问题时指出，苏联人民希望和平，正如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希望和平一样。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各国人民也都希望和平。 赫鲁晓夫说，苏联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裁军建议，提出了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等建议。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争取同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共处。我们希望和平共处。但是西方国家直到现在还不希望同我们达成协议。 赫鲁晓夫说，只要西方国家的代表还没有被迫倾听全世界人民的呼声而走向裁军、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禁止这类武器的试验，那么我们就决不放松争取和平的斗争。 赫鲁晓夫强调指出，所有国家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希望这样做。 以布尔加宁为首的一部分代表团人员在西罗基总理陪同下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他们参观了市内规模巨大的机器制造企业——斯维尔马工厂。下午在布尔诺运动场举行了群众大会。布尔加宁在会上讲了话。他谈到了苏捷两国的深厚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友谊。他还谈到苏捷两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两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防止新战争而进行的努力。 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了这两个城市之后已经动身回布拉格。

第3版()专栏： 原子放射后果问题 捷要求下届联大讨论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纽约13日讯：联合国秘书处已经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戴维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印发给各国代表团。戴维在这份电报中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把“原子放射的后果”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的初步议程。

第3版()专栏： 保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 扩大人民会议权力 据新华社索非亚13日电　索非亚各报12日发表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人民会议的工作和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的决议。 决议规定进一步扩大人民会议的权力。决议指出，人民会议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大大加强了，并且成为有威信的国家政权机构。可是，在它的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些缺点首先是同残余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法、同发挥积极性方面的限制、同对群众和他们的经验与创造性缺乏支持有关。 因此，决议认为，为了促使人民会议的工作获得进一步改善，就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大扩大它们的权力，扩大它们所处理的问题的范围，并且把现在由中央管辖的一些具有地方意义的企业、事务和机构交给它们去领导和管辖。 决议规定，人民会议应该有权编制自己的预算，以便使它有资金和有可能来组织和实行有关经济、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的措施，能够更好地使用预算收入来更加充分地满足地方居民的需要。 同时，决议认为还必须扩大区人民会议在编制和批准区的各项建设计划方面的权力，以便使它有可能更有效地解决地方性的问题，更好地发挥劳动群众的潜在能力。 决议中还规定了改进人民会议工作和扩大它的权力的一些办法。

第3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波兰议会会议闭幕 华沙讯：历时将近五个月的波兰议会会议已经在13日闭幕。在13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些法案和决议。 这次议会会议是波兰新议会选出后的第一次会议；从2月20日开幕以来，全体会议共举行八次，议会各常设委员会共开会二百多次。这次议会会议除通过今年的经济计划和1956—1960年五年计划外，共通过了二十多项法案和审查批准了一些法令。 阿培养出第一批医生 地拉那讯：阿尔巴尼亚医学院12日在地拉那举行了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有六十名男女学生得到了毕业证书。 这批毕业生是阿尔巴尼亚解放以后在国内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医生。他们相当于解放前夕全国医生的半数以上。 西德农民要求土地改革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西德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莱因兰—法尔茨、巴登—维尔次堡、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和黑森州等地的农民代表要求在西德实行民主的土地改革。 英国政府大厦将要倒塌 伦敦消息：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十号有倒塌的危险，麦克米伦首相已经在14日要求委任一个委员会进行检查，以便决定挽救的办法。 在唐宁街十号居留过的人早就埋怨过这所房子有毛病了。前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是“唯利是图的营造商”偷工减料的结果。 流行性感冒蔓延到中东 流行性感冒已经蔓延到伊朗、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境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7月13日宣布，仅德黑兰一处，已经有一万五千余人患流行性感冒。 （据新华社讯）

第3版()专栏： 尼赫鲁在苏丹首都说 中东并无共产主义侵略威胁 新华社开罗1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3日傍晚从喀土穆返回这里。他在离开喀土穆之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反驳了所谓“共产主义侵入”中东的威胁的说法。他说，某些国家在利用这种“威胁”，但是“我没有看到共产主义侵入的任何迹象”。 尼赫鲁说，英国和埃及都希望恢复它们的关系；英国希望立即恢复这种关系。 关于许可以色列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问题，尼赫鲁说，运河是一条国际水道。在解释1888年公约问题上有分歧。可是埃及已经表示准备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法院。 他在谈到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建议召开的非洲会议时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说，互相了解是件重要事情。 有人问印度是否会接受美国援助“来和共产主义作战”，尼赫鲁回答说，印度不会接受这种援助，因为他们靠自己和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可是印度会像以前那样接受经济援助来发展它的国家。 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尼赫鲁说，他不赞成这种受军事观点约束的援助。 新华社开罗14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已经在今天上午离开罗回印度。 尼赫鲁总理在13日晚间从苏丹首都喀土穆回到开罗后，出席了纳赛尔总统为他举行的宴会。随后，他们继续举行会谈直到深夜。 会谈后没有发表公报。

第3版()专栏： 美国对华政策的困难处境 美国作家　乔治·惠勒 英国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加上台湾人民的强烈抗议美国占领政策，猛烈地动摇了美国国务院的远东政策。各种不同的趋向正在发展，这些不同的趋向，反映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目标之间尖锐而又不断扩大的矛盾。 美国国务院假装除了台湾以外，中国就不存在。然而，凡是涉及中国政府的每一件事，却又进行猛烈的谴责。这种政策看来很幼稚，而且被视为“不现实和没有效果的”。但是这样未免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华尔街的代表对于应付自己力量所不能控制的复杂局势，自有其精明的打算，而且选择了一条他们认为最为有利的道路。 美国发起对中国施行禁运有多种原因。首先，它适宜于维持国际紧张局势，也符合美国的军事计划，并且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的谬论。同日本和英国比较，美国对华实施禁运损失要少得多，而且一部分损失已经由那些对美国市场增加依赖性的国家所补偿了。近年来各国经济情况已有很大变化，英国终于认识到必须要有一种和美国资本家迥然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其他一些国家也追随了英国的榜样。这迫使美国在对华政策的经济方面重新进行考虑。如果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供给中国机器和设备，那么继续对中国执行禁运可以阻滞“红色中国”发展的论调就再也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放宽禁运之后，特别是假如国务院允许日本和中国进行贸易，就会将一些竞争者，从目前美国制造商正在遇到困难的拉丁美洲和其他市场中吸引过去。 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发现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些保守派分子中，譬如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逊，正在开展一项重新考虑美国禁运政策的运动。南方参议员希望日本的纺织品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市场，这样他们就会购买更多的美棉。因此，他们慎重地暗示，“新面貌”未始不是一桩好事。但是目前还未形成一种压力，促使剧烈修改经济政策。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英国的行动引起的反应就大不相同。国务卿杜勒斯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近乎疯狂地捍卫现行的禁运和不承认中国的政策。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构成美国的整个远东政策的一项基础，如果这项基础不存在，全部建筑就会崩溃。这项政策是建筑在对美国人民蒙蔽中国情况之上。封锁中国新闻的政策已经非常不得人心，一旦允许和中国进行贸易，就无法继续隐瞒那里正在发生的重大和实际变化的事实，而且，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和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这样一来，就会暴露蒋介石没有权利代表中国人民的事实，并且也暴露了只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才保持了蒋介石的政权的事实，进而否定了这样一种捏造的说法——蒋介石政权是代表譬如在东南亚的华侨的。美国国务院由于某种原因，认为这种捏造是具有很大价值的。 如果蒋介石垮台了（他必然要垮台），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处境就会比现在还要困难。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后果。美国军事当局特别害怕，丢了台湾，势必会在整个东南亚鼓励了“让美国佬滚蛋”的运动。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就会削弱美国在联合国内的霸权，并且大为加强这个国际组织，从而有助于恢复它固有的促进和平共处的目标。这件事，正巧发生在反对原子战争危险的呼声达到新高潮的时候，它能促使对裁军采取真正而不是虚假的行动。无论如何，这种压力正在增长，而对华政策的危机可能引起要求大量削减军事开支。如果这样做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担心将会加速长期拖延了的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对从开头起就显得很“不现实”的政策抓紧不放的原因。这是因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且从长远来看，危险性还要更大，虽然美国人民将因改变这种政策而得益。　（林龙铁译）

第3版()专栏： 胡志明主席飞抵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14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13日下午六时乘“图—一○四”式喷气专机飞抵莫斯科。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库西宁、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柯西金等人以及一些国家驻苏外交使团人员和群众代表共数百人。 胡志明主席下机后和欢迎人员一一握手，接受了少年先锋队队员的献花，并且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 他在此地休息一个短的时期后将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访问。

第3版()专栏： 捷要求中监会履行职责 制止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平壤14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报道，据来自布拉格的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最近就美方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分送给瑞士政府和瑞典政府内容类似的备忘录各一份。 备忘录指出：新的作战物资运入南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拒绝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明目张胆地严重违反停战协定中的最重要的规定，而且使得作为一个国际的中立机构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使命所具有的特别重要性变得更为极其重要。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在备忘录中重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维持朝鲜停战和维持远东和平方面的特殊意义。 备忘录强调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相信，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目前的局势下，采取同停战协定的规定相一致的立场，乃是它的责任。 备忘录表示相信，瑞士和瑞典的代表们也将按照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国的义务行事。

第3版()专栏： 苏联工会致函美英领导人 要求达成禁止核爆炸协议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3日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代表四千七百万会员要求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以达成关于立即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性爆炸的协议，从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国际和平。 信中表示，苏联劳动人民对于继续进行原子军备竞赛、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感到不安。信中强调指出，苏联劳动人民热烈支持苏联政府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具体建议，即立刻停止核武器的各种试验两三年。 在给麦克米伦的信中特别指出，直到现在为止，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之所以还未获得解决，是由于这些建议没有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人士方面应有的支持。

第3版()专栏： 东西巴基斯坦各党派将举行会议 筹组支持独立政策的全国性政党 美巴发表联合公报大叫加强军事条约 据新华社卡拉奇14日电　东、西巴基斯坦各党派会议将在7月下旬在达卡举行，会议筹备工作目前正在积极进行中。 上月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理事会达卡会议接受了苏拉瓦底总理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反对这种政策的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主席大毛拉巴沙尼在会议结束以后同国民党领袖们进行了商谈，并且建议召开各党派会议。 这次会议预定要讨论是否可能成立全巴基斯坦政党的问题，这个党将要有一个广泛的经济纲领，并且主张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报纸消息说，国民党人士说，成立这样一个党是没有疑问的。 “卡拉奇时报”报道，预料将有来自西巴基斯坦几乎每一个县的大约五十名政界领袖参加这次会议。 报纸报道，预期新成立的全巴基斯坦政党将由国民党、人民联盟的巴沙尼派和民主党合并组成。民主党已经表示他们支持即将召开的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7月13日发表联合公报，强调两国要加强“合作”。 苏拉瓦底是在10日到华盛顿访问的。他这几天曾经先后同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等人进行了会谈。 公报首先谈到中近东问题。在这方面，公报重弹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滥调，并且强调两国决心支持和加强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 苏拉瓦底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是要求美国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以解决巴基斯坦执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而遇到的财政困难。公报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艾森豪威尔对巴基斯坦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压力”表示“了解”，并且以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作为美国认识到这些困难的“具体证明”。 关于克什米尔和印度河水量分配问题，苏拉瓦底要求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 苏拉瓦底已经在13日离开华盛顿，到美国各地访问。

第3版()专栏： 美国魔爪加紧伸入泰国 邮电交通国防等部门无孔不入 据新华社14日讯　曼谷消息：据“自由通讯报”10日报道，美国正在扩大对泰国的“援助”范围。美国负责援外事务的机构已经决定拨出大量款项和派遣大批“技术人员”来“援助”泰国改进邮电交通事业。 泰国交通部长乃挽若9日向“自由通讯报”记者证实，美国已经向泰国提出这个建议，泰国当局已经在原则上表示接受。 目前，美国各种“援助”机构的人员渗入了泰国政府的许多部门。例如，“美国军事顾问团”的人员渗入泰国国防部的每一个厅局。美国的一个叫作“海上供应署”的情报机构以“做生意”为名进行活动，最近私运了一批武器和物资供给泰国内政部，并且帮助武装和训练泰国警察。这个机构还多方“援助”泰国国务院政务调查厅（按即情报局）。 此外，在泰国农业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都同样渗入了美国的所谓“援助”人员。

第3版()专栏： 喜相逢，热情的歌声传到中苏等国结同心，友谊之火将照亮欧亚两洲 世界青年联欢节点滴 在最近联欢节国际筹委会举办的一次无线电交谈中，一首名叫“我的北京朋友”的法国歌通过无线电波飘扬在法国、苏联、意大利、芬兰和中国的上空。这是法国作曲家特意为联欢节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我和他相逢在大路上，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在天涯，在海角。他只是不断向我微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来自北京的朋友。 中国、印度、越南、寮国、柬埔寨、朝鲜和蒙古的青年联欢节代表团在回国的途中，将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参加一次极有意义的活动。他们将在距斯维德洛夫斯克数十公里处的欧亚两洲的“界牌”旁举行盛大的联欢会。这里将燃起熊熊的“友谊之火”。青年男女们将穿着狂欢节的盛装，戴着五彩缤纷的花环在“界牌”旁尽情地歌舞。这次活动将再次表明，两大洲的青年将像这两大洲一样，永远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这些天，联欢节和对中国青年的友谊一直在激动着苏联基辅交通讯号机工厂青年们的心。这个工厂装配车间的青年职工们原来决定用业余时间制造一部道岔转辙器，作为给中国青年的联欢节礼品。消息传开，全厂各车间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结果决定不是制造一部而是用业余时间制造十部电动道岔转辙器。这种别致的礼品是铁路上使用的一种可以在站内信号室中用电力集中操纵的新式机械。他们决定把它们命名为共青团联欢节电动道岔转辙器。 （据新华社讯）

第3版()专栏： 一百多年前的旧议重提 英美争凿英吉利海峡隧道 本报讯　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有人建议开凿一条沟通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的海底隧道。1802年，法国陆军工程师马梯厄曾向拿破仑献策建造海底隧道，以便向英国进军。 马梯厄的计划没有实现。不过从那时起，开凿海峡隧道的事情不断有人提起。1870年以后，还成立了一些公司，进行了开凿的尝试，可是都因为缺乏资金而告失败。在英国滨海的地方福尔克斯东现在还可以看得见1880年英国海峡隧道公司所挖掘的、长达一英里的隧道遗迹。当时反对开凿海峡隧道最力的是英国军方人士，他们担心海峡隧道可能成为由大陆入侵英国的一条通路。但是到了1929年，英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表报告说：“从经济上来讲，开凿海峡隧道对英国是有利的。”不过由于英国军方人士仍旧反对，开凿计划仍然搁浅。 1956年秋季，英国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问题发生兴趣，海峡隧道问题重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英国军方人士也改变了腔调，认为海峡隧道有利于英国与西欧国家军事的“合作”。但是促使英国态度积极起来的主要原因还是美、英垄断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原来美国为了加强对欧洲的控制，对开凿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计划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美国的企图引起了英国的惊恐。英国海峡隧道公司董事长德兰格赶紧于今年5月在该公司股东大会上宣布说，该公司已与旧苏伊士运河公司进行了几次会谈，希望利用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资金来开凿这条长达二十二英里、建造费用约一亿英镑、需时十年的海底隧道。 但是为了不致太冒犯了美国人，德兰格在提到美国的时候说：“美国人很感兴趣，在适当的时候请他们合作当然是明智的。”

第3版()专栏：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 据新华社长春14日电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昨天在长春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当夜离开长春去沈阳。 客人们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铸工、装配等车间中，仔细参观了各种机器设备和工人福利设施。客人们认为这个工厂是一个技术先进、规模宏大、世界上第一流的汽车制造厂。客人们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了影片摄制情形，并且欣赏了影片“上甘岭”。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是12日来到长春的。

第3版()专栏：国际札记 铁十字勋章出土了！ 一提起铁十字勋章，便会使人们联想起希特勒，记起他那批佩带着卐标记的党卫军的凶煞像。一提起铁十字勋章，立即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百万受害者的愤慨。铁十字勋章，这是希特勒的勋章，用来赏赐那些忠诚地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的，它是侵略、掠夺、屠杀的标志。战后最初几年里，铁十字勋章的“荣获者”还没有勇气把它挂在胸前，那时的气氛使得这样的举动多少会要受到制裁。 现在，随着军国主义在西德的复活，“战犯”这个词儿在西德的军人手册中有了新的注释。“战犯”：是应当授以最高荣誉，最高地位的人。希特勒时代的将帅们，如今一个个重新登上了统帅的座位。斯派达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地面部队的总司令。豪辛格当了西德国防军总监。6月14日，波恩政府宣布把这两个前纳粹将领晋升为四星上将。 这还不够，西德联邦议会在6月28日竟通过了一项“勋章法”，根据这条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所颁发的一切“功勋章”今后都可以公开佩带，而且勋章的绶带仍然采用希特勒德国国旗的颜色。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梅利斯斥责这个法案说：“这一法案是对千百万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侮辱。”但是西德统治集团及其合伙者所关切的却是恢复纳粹军人的“荣誉”。 铁十字勋章——法西斯的黑暗的标志重新出土了！这件事情值得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士的严重注意。 （樵）

第3版()专栏： 中匈足球友谊赛 匈牙利队以二比一获胜 本报讯　匈牙利国家足球队第三队，昨天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与我国足球联队二队举行友谊比赛。客队以二比一获胜。 上半场的前半段比赛，是在慢条斯理的状态中进行的。直到第十八分钟时，客队左翼道里格、左内锋劳霍士和中锋奥波瓦三人，才从左边使出了交叉短传，?过了主队的后卫，随着中锋奥波瓦的声响球从门的右角入网，首开纪录。比赛重新开始不到一分钟，主队左翼崔亨燮从中场得球，单枪匹马，直捣客队腹地，客队守门员德娄克措手不及，球儿直飞网底形成一平。一比一的和局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终了。下半场十五分钟时客队右翼约可蒂契在乱军中射入一球。最后以二比一告终。 比赛结束后，很多观众都用面谈或电话的方式向本报记者反映他们的观感：比赛不够紧张不够热烈，犯规次数比较多。

第4版()专栏： 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学做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张黎群 （一） 我在5月16日的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曾有过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充满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我发言的时候，正面临着国内右派分子对我党新闻事业领导权进行篡夺，并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意进攻的时候。我作了这么一个发言，在客观上是向党放了一枪，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二） 　我在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共分五个问题。它的错误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报纸应该对谁负责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的报纸，毫无疑问应该向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具体来说，也就是要向领导机关和群众负责。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领导机关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向领导机关负责和向群众负责也是一致的。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在实际上却把两者对立起来了。并且在片面的向群众负责的理由下，要求报纸有更大的自主和独立。 我在发言中说，一个什么会议一来，打开报纸一看，映入眼帘的全是文件、指示、发言等等，连篇累牍地发，报纸成了布告牌。我们的报纸应该不应该刊登与广大群众利益有密切关系，并且为广大群众所密切关心的会议情况呢？毫无疑问，应该刊登，必须刊登。如果说这里存在着问题，那只是如何刊登得更好，更为群众所爱看。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以一种抱怨，厌烦和否定的情绪来对待这个问题，说报纸成“布告牌”。 我在发言中说，报纸编辑部常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责难，说，你们这样一弄，使得我们的工作被动了，闯了乱子了。如果报纸给实际工作造成了麻烦，甚至闯了乱子，应该不应该受到大家的责难呢？毫无疑问，是应该的。我们无产阶级报纸与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我们报纸的每一个宣传都是要严格地向社会主义事业，向我们领导机关和群众负责的。我们不容许我们的报纸可以不负责地闯祸、放火。但是在我的发言中，却想推卸这种责任，说报纸担负着“惹是生非”的责任，这显然是有点冤枉。报纸只是一个舆论机关。难道我们的人民群众能要这种不负责任的舆论机关吗？显然，这是我实际上在追求去办一个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报纸了。 我在座谈会上说，我们报纸太热衷于模仿，为了生怕出错，标题、用语、写文章都尽量模仿指示、文件的语气，越像越好，报纸仿佛成了留声机和翻版书。我们的报纸可以不可以把领导机关的意图宣传得更生动一些呢？当然可以，也是应该的。我们的党什么时候规定过我们报纸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都要跟指示一模一样呢？但是，在我的发言中显然把报纸宣传的内容（思想）跟宣传的技巧混为一谈了。从内容上说，我们报纸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党的政策的留声机和翻版书有什么不好呢？难道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政策，我们还应该宣传什么东西吗？不首先肯定这个原则，片面地去追求生动，标新立异，就必然会掉进资产阶级报纸的泥坑里去。 我又说，目前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人员的从属性较大。这也是一句极为含混的话。如果说，这个从属性是指对领导机关的从属性，那有什么不对呢？我们的报纸所以在广大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正是由于它是在具有很高群众威信的共产党领导机关领导下的报纸，而不是一张只是几个知识分子“同人”办的自由主义的报纸。为了办好报，每一个新闻工作人员，都应该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和独立负责的精神。但是不肯定必须保证党的领导的前提，而去提倡什么创造性、独立性，在实际上就必然会走上削弱党的领导，甚至会发展到否定党的领导的道路。 保证党对报纸的领导，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原则。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明显地表现了对这个原则的动摇。在所谓“向谁负责”的说法下，我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去追求办一张不需要党那么坚强领导的报纸。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批评问题。在这一段发言中，我提到了作为青年报纸批评的范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报纸确实碰到过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却把这个问题夸大为“能不能批评”即批评自由的问题，这显然是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一个严重歪曲和误解。 我们的党从来就是领导人民群众和各种缺点作斗争的指挥者、支持者和组织者，关于在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中央曾经多次作出决议。报纸上的批评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向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以改进工作的方式之一，而我却片面地夸大了报纸上的批评的作用。在要扩大批评范围、增加批评分量的片面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报纸在批评方面也犯了一些不问时机、效果和不准确的错误。忽视了引导青年如何正确地进行批评，克服他们对待缺点、错误所采取的偏激、片面和否定一切的态度。而我没有从这当中吸取应有的教训，错误地把对报纸正确的反批评，看作是对报纸批评的限制。 共青团的报纸和党的报纸在批评的范围上、分量上是有所不同的。作为共青团领导的报纸应该和共青团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相适应。而我却认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既是一个青年工作部门的报纸，又是一个舆论机关，强调在舆论机关这一点上和任何报纸完全一样。因此，在批评的范围上越广越好，这是超越了青年报的身份，仿佛我们报纸的某些批评可以脱离团中央领导的约束，独立于团中央的领导之外似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抢先问题。我在这一段讲话中说，新闻要注意时间，不要慢吞吞，因此提出要主张抢先。我们的新闻应该不应该注意时间性呢？当然应该。目前某些新闻报道上不应该的迟缓现象，也应该改进。但是在我的发言中却夸大了新闻的时间因素，甚至把它说成是新闻的第一原则。这就错误了。在尚存在阶级的社会和世界里，一切的新闻报道都是有阶级性的，报道什么，什么时间去报道都不能不关系到一定阶级的利益。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报道，就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大前提，就是一切报道，不论是批评或是歌颂，忧或是喜，都必须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我们新闻的第一个原则。在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些新闻报道要力求迅速。在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些新闻报道也应该把发表的时间延迟一些。离开了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来提倡抢先，这显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指导下，也就必然会制造混乱，对我们的事业制造不利。例如，我们曾在地方政府还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抢先透露了今年徒工要延迟转正的消息，就在上海等地一度造成混乱。可是我却没有从中记取教训，改进缺点，却仍旧片面地强调可以抢先，这显然很不应该的。 第四个问题，关于采访问题。我的发言中强调了要求政府各部门和领导机关给予采访上的便利，并且还没有根据地夸大了青年报记者采访中的困难。其次，我们的新闻采访有充分的自由的，我们许多机关团体对新闻报道也都是十分重视的。问题是记者采访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各报采访的对象也要注意分工，采访范围也应该有所区别。我却笼统地强调要“一视同仁”，否认一切界限，这当然是错误的。 第五个问题是报纸的宣传艺术问题，也就是编排和写作的技巧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也是要讲究编排技巧的。现在我们报纸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今后还需要继续努力去改进报纸的编排和写作技巧。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离开了阶级观点和政治内容，孤立地去讲编排艺术和宣传形式。大谈所谓群众心理，说群众喜欢新鲜、刺激、差别、奇异、猜揣等等。这实际上是想把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办成一张迎合小市民低级兴趣的报纸，做他们趣味的尾巴。在这一部分里，我完全是贩运了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的货色。 从以上的各点中可以看出，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已经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了。报纸是党和国家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需要努力改进报纸工作。跟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地去解决工作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报纸也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我们决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决不墨守成规。但是这一切，又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就是从什么立场、观点和原则去改进我们的报纸，去解决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在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暴露了我并没有弄清这个前提。我显然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从无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原则去探讨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相反的，我却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无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一些重大的、基本的原则，表示怀疑和动摇；又不加批判和分析地企图从资产阶级报纸的仓库里，找寻什么好的货色。这样，当我实际上已经掉进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泥坑里，还不自觉，直到最近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才清醒过来。 （三） 这次所犯的错误，也使我痛切地感到，虽然我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盘据在我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特别是近年来，我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多和过高地估计了青年报应该发挥的作用，误认为青年报作用发挥得不够的原因，是由于外在因素的限制；而没有认识到青年报之所以办得还不能尽人之意，最根本的原因正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低和业务本领差。也在这种骄傲自满情绪的支配下，我就不谨慎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了警惕，于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受党长期培养的干部来说，发生这样严重政治错误是极不应该的，是应该受到组织应有的处分。这一次错误发生后，党和团中央的领导同志，报社编委会和各方面的同志，给了我严格的而又充满期望的批评与帮助，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激发了我正视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痛定思痛，我一定在这次错误中记取深刻的教训，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努力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并且团结报社全体同志，为进一步办好中国青年报而贡献出力量。（原载中国青年报）

第4版()专栏： 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她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呢？这与她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 “贫农”成份和橡皮年龄 林希翎经常夸耀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就吃苦、受罪，又做工。她自称有“工人阶级觉悟”，十三岁参加革命，现在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 实际情况是这样：林希翎的父亲做过浙江温岭县伪税务局主任，解放前夕带着姨太太逃跑，遗弃了原妻。他的父亲还做过中国世界语学院（函授）院长，做过英语教员和报纸编辑。家庭长期居住在城市，1948年底，才搬到乡下去，在土改期间，分了六亩地，于是就算个“贫农”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林希翎说她做过工，实际情况怎样呢？解放前夕，因父母关系恶化，父亲断绝对她们的供给，她不得不半工半读。所谓做工，也只不过是帮助她母亲搞一些包香烟、雕雨伞柄等手工劳动。她母亲被丈夫遗弃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林希翎身上，要她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在母亲、父亲那儿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不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1949年10月，林希翎就带着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她在部队三年零十个月，前后住医院休养九次，养病时间达两年之久，其余一年多的时间辗转调动了十三次工作，在一个工作单位最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她是不是十三岁就参加了革命呢？她的母亲给她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自从你十六岁参加革命……。”这样看来，林希翎隐瞒了三岁。同学们说她的年龄可大可小，是“橡皮年龄”。 害群之马 1953年，林希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她认为这是飞黄腾达的一个新阶梯，见人就夸耀自己“将来要当法学专家了”。在学校里她把自己封为是有“棱角的青年”，“完全放纵个性自由的发展”，“不许任何人来动一动”，她把图书馆的“青年近卫军”的插图撕下来，贴在自己寝室里。她退出伙食团后，又随便到食堂去吃饭。借了别人的书不还，当人家向她索取时，又骂人家是“吝啬鬼”。她申请入团，团组织指出她的缺点，希望她能改正，但她却说“你们光注意些鸡毛蒜皮，没有注意到‘我是个有棱角的青年’，如果想磨掉我的棱角，我宁愿不入你们的团”！当人们真诚帮助林希翎时，她又骂帮助他的团组织是“压制”和“陷害”她的“魔掌”，骂帮助她的党员是“监视”她的“宪兵和警察”，并公开宣扬说“我的性格与这个社会有矛盾”。于是，她便打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幌子，到处搜集党与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她四处进行破坏活动，成为青年中的“害群之马”。 如此“大作家” 1954年，党批评了文艺报不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向研究古典文学中的唯心主义投了第一枪的李希凡和蓝翎同志，一时成为文坛上的注目人物。林希翎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想爬上去。她写了一篇“试论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但是写这篇文章时，她连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都没有研究过，只靠“托尔斯泰日记”、“巴尔札克评传”和一些别人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章，东拼西凑的写了一万多字。她把这篇文章送给李希凡、蓝翎同志，请他们帮助修改，并要求他们共同署上名字。李希凡，蓝翎同志不同意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也没有同意署名，把文章转给“文艺报”了。文艺报通知她要发表这篇文章时，她就不用程海果的名字，而用了一个林希翎的名字。她因为李、蓝二人是文坛上的新生力量，在青年中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她就把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来借此炫耀自己，并混淆别人耳目。 林希翎知道要发表她的文章后，就向同学借钱买烟、喝酒，并四处通知她的亲友看她的文章。一次，她的部队上的要好的同志来看她，见她又喝酒又吃烟，问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她说：“大作家都是这个样子，不抽烟，不喝酒，就没有灵感搞创作”。又吹嘘说：“校长和老教授都尊敬我，学校还想送我出国留学，这些我还没考虑好。我现在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电影剧本，我想把你也写进去，你想到我这里来，我可以马上建议把你调来。”她还经常摇头摆尾地吹嘘自己。她说：“何洛教授写了一部关于陕北劳动模范李凤莲的小说，手稿交给我看，还要求我帮助他修辞呢！” 当苏联“共产党人”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性问题”时，我国文学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林希翎声言要写一篇四万字的论文来“驳斥”苏联“共产党人”，还骗取了一个创作室和四十天的创作假期。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看见林希翎的“巨著”和读者见面。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揭露了林希翎的丑恶思想行为。这一下触怒了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她说这是中国青年报的“污蔑”与“陷害”，到处喊冤叫屈。当时还迷惑了少数人。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在当时看来，对一个尚可争取的青年，态度是粗暴了些。为此，中国青年报曾两次公开检讨，后来吴玉章校长、胡耀邦同志都曾和她谈过话，安慰和鼓励她好好学习。林希翎对党的关怀不仅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反变本加厉的诋毁中国青年报，仇恨组织对她的帮助。她写了近两万字的“控诉书”，散发全国各大专学校。但是，后经中国人民大学、法院、中国青年报组成的调查组调查，证实了她的所谓“控诉书”纯系捏造。 谭惕吾的“女儿” 尽管学校党、团组织一贯给林希翎教育，但是，林希翎并没有悔改之意，相反，她的反动思想更加突出。她已由对个别人、个别党员的不满发展到对整个组织、整个党的仇恨。她猖獗地说，“你们共产党虽有五百万军队，到时候也一样完蛋！” 整风开始后，林希翎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猖狂地向党发起了进攻。她首先跑到北京大学去点火，她跑上讲台就污蔑党的政策，说“肃反扩大化”了，“三害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主张“爆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骂我们伟大的党是“混蛋”。 后来她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发表了几次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她还大肆吹嘘说，许多革命领袖同她有深厚往来。按照她自己所说（实是撒谎），她的论点都受到这些人的“尊重”。 尽管林希翎用了一套阴险的手法，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但在今天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大学生的面前，马上就认出了她的反动的本质。广大学生都勇敢地站出来驳斥她的谬论，当她的论点被驳斥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她就出走了。她跑到谭惕吾家里住了五天。林希翎是怎样认识谭惕吾的呢？还在今年 2月间，林希翎在北京市东四区人民法院实习，在这里碰上了别具用心“视察”的“女将”谭惕吾。林希翎也在寻找所谓“翻案”材料，这两个气味相投的右派分子，一见如故，就互称母女。这次林希翎的反动论点被驳斥得体无完肤的时候，林希翎就跑到谭惕吾的家里去“领教”。她在谭的家里又与右派分子黄绍竑勾结起来，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策划。林希翎回校，又纠集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谋划创办反动刊物“广场”，并为这反动刊物找印刷出版的地方。她又召集她的喽啰们密谋带上面包去新华门口请愿闹事。 目前，林希翎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的面目，已赤裸裸的暴露在广大学生的面前。她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本报综合稿）

第5版()专栏： 关于文化工作的几个问题 沈雁冰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最近一个时期，各方面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文化部正在积极研究，并且准备同文化界人士继续磋商，以求改进。但也有一部分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其中有些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不能不有所说明和批判。现在我就文化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请各位代表指正。 一、对于过去八年文化工作的估价解放以后，我们接收了旧中国的文化事业，对它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造和革新，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思想影响，使它们为人民服务。同时，有计划地建设了许多新的人民的文化事业，所有这些文化事业，都以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和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目的，是社会主义性质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事业。它同旧中国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或者为少数人服务、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事业根本不同。我们执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了文艺界的整风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文化工作者已经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地高涨。我们推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正因为这样，文化事业和文化活动一天比一天地繁荣和发展，而且深入和普及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之中。一九五六年，我国出产了电影片一百七十七部，放映单位达八千六百六十二个，观众人次将近十四亿；职业性的艺术表演团体有二千七百二十个，许多已经衰落的剧种和地方小剧种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发掘出五万多出传统节目，创作了许多新节目，观众人次约五亿；出版书籍三万零一百九十六种，印行十七亿八千万册。这些数目字，比之抗日战争以前旧中国文化最发达的一九三六年，凡有统计数字可稽的，少则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剧团增加二点六倍）；多则增加了十倍、二十倍（电影放映单位增加了二十一倍，书籍印行数增加了九倍）。此外，还有二千五百八十个文化馆、文化站，三十八万个工厂农村俱乐部。就以保护文物这件事情来说，到一九五六年底止，国家已经发掘出地下文物三十六万件，收购了流散文物十五万多件，这又是任何朝代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办不到的。各个兄弟民族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同苏联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上，也得到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世界和平事业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巨大的成绩，是客观存在着的东西，是断然不允许抹煞，也是绝对抹煞不了的。 当然，我们的文化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党的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贯彻得不够。我们还不能充分地依靠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和文化工作者的力量来办好文化事业，对于文化工作者的团结和帮助还差，培养新人才的办法也不尽完善，许多优良的传统办法还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文化事业建设的计划性还比较弱，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者的统筹安排还做得不够；对新兴工业城市、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照顾不够。文化工作的质量一般还不高。文化事业的经营管理还有许多不合理和浪费的地方。在文化工作的领导方面，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还相当严重。我们必须正视这些缺点和错误，坚决地加以克服。 但无论如何，必须肯定八年来的文化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部分的。现在有些人把新中国文化工作看得一团漆黑，甚至认为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还不如，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是极端错误的。这种否定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的说法，实际上是在打击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利的。我们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在它们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中国优秀的文化的保卫者、建设者、创造者，他们正在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把中国的文化推进到新的高峰。 二、文化工作的方针问题 几年来我们一贯地执行了党的文化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前几年，我们强调文化工作者应该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农兵，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强调文化工作应该为政治服务，文艺作品既要有艺术性又要有思想性，并且要求更多地注意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强调对于传统艺术进行必要的改革，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以便适应新社会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强调提高和普及结合，并且着重提倡把文化真正普及到工农兵中去。这是适合于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文化工作的实际情况的，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许多基本性的方针政策在今天也是有效的。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文化工作的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但是，在执行上述正确方针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毛病。有些地方提倡机械地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只注意作品的思想性而不注意作品的艺术性，对于传统艺术的改革，不尊重老艺人的意见，草率粗暴，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甚至有些地方还随便胡乱地禁演节目。这就妨碍了文艺创作和艺术实践的迅速繁荣和发展。这些偏差和缺点，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今后也还应该注意防止。 最近文化界出现了不少荒谬的论调，认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前，我国文化工作特别是出版工作没有任何方针；认为思想改造是错误的，作家、艺术家不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体验生活，认为这一切都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结果是生产不出作品；认为工农兵方向是错误的，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作品必然公式化、概念化，“普及为主”的方针只适合于战争时期，现在已经过时了。所有这一切论调都是错误的，是在否定党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企图代之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导。 八年来我国的文化工作都有明确的方针，不但有总的文化工作方针，而且各种文化事业在不同时期都有具体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在过去文化工作的正确方针和它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来的。说过去文化工作没有方针，不是闭着眼睛瞎说，便是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信口雌黄，有意诬蔑。 文化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我们许多文化工作者都是从旧社会出身的，带来了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人还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思想的影响，一旦置身于人民民主制度之下，担任工作，从事创作，要为劳动人民服务，难免格格不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思想改造，正是引导知识分子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逐步地使自己真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不可缺乏的步骤。我们几年来文化建设上的一切成就，都是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分不开的。没有过去的思想改造和历次政治运动，我们要正确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有些人认为文艺创作和实践中的一些缺点是由于思想改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束缚”的结果。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许多文艺创作和实践所以发生错误和缺点，恰恰是由于作家、艺术家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以及缺乏一定的艺术修养的缘故。试问，在新中国不提倡学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要提倡学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么？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今后知识分子仍然应该自觉地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决不能因为过去思想改造的作法有些粗糙，就压根儿否定思想改造。 工农兵方向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根本方向，我们过去坚持了，今后还要继续坚持贯彻。在阶级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总是有阶级性的，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的基本方法，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家和艺术家可以选择他们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运用他们自己所擅长和独有的形式和风格，进行创作和实践。但是作为新中国人民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决不能离开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决不能轻视和排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一定是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结合。文艺创作不重视艺术形式和技巧是错误的，但是思想内容总是一切文艺创作的灵魂，这一点我们难道能够否认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永远强调文艺创作必须通过它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对广大人民发挥它们强有力的教育作用么？关于文化工作中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我们从来坚持提高和普及要互相结合，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任何时候提高总是为了普及，为了供给人民群众以更加美好的文化。毛主席已经说过，在我国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否则就没有服务的对象了，因为帝国主义已被驱逐，地主正在被改造为农民，资产阶级也将要被消灭。我们的文化不走工农兵方向，难道还能走什么别的方向么？至于说，文艺贯彻工农兵的方向就会使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那不过是反对我国文化工作的根本方向的恶毒的遁辞而已。必须清楚地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是要求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经常地深入工农劳动人民，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有力地打动人民的心弦，引导人们不断地前进。因此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不明确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三、依靠群众，统筹安排，勤俭办理文化事业 周总理的报告，指明了文化事业建设的根本方针，这就是要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国家举办、自力经营和群众业余这三个方面的文化队伍要密切结合，通过实践，相互学习和提高，以逐步地满足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必须广泛地发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自我娱乐和自我教育。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是文化工作的最广大的基础，也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应该承认，过去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是不够的。今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应该把指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当作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要善于调度和发挥包括工会在内的各方面的力量，并且加强对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艺术馆的领导。专业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深入工农兵群众进行辅导和帮助。我们还希望基层的党政组织和负责人员提倡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不要把它们同生产和学习对立起来，加以歧视和排斥。 我们要提倡社会团体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自力经营各种文化艺术事业。除了电影制片厂、出版事业、少数示范性的艺术团体，以及某些全国规模的图书馆、博物馆必需由国家举办外，其余的都可以由社会团体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经营，国家则给以正确的领导和必要的帮助。去年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个别地方曾经把大批民间职业剧团改为国营，后来证明这种办法是利少弊多。去年年中，我们对许多民间职业表演团体和民间艺人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采取了在发动艺人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家给以适当的救济和安排的方针，结果基本上克服了困难，并且使得艺术实践更加活跃。这个经验应该很好地接受。事实证明：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作法是不妥当的。但是，如上所说，某些文化事业仍然应该由国家集中举办。现在有人说，国家举办的文化事业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民营”了，甚至对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错了，应该把现有的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统统解散，恢复私营。这种意见无疑是错误的。试问如果我们把作为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的出版社取消了，发展旧社会投机渔利的“皮包书店”，这难道对国家和人民反为有利么？ 过去，我们从全局出发，对于各种文化事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不够的，常常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人力、财力、物力的分配上不尽恰当。今后我们应该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条件，对各项文化事业和各部分文化工作者进一步实行统筹安排，务使各得其所，各尽其力，对国家和人民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近来有这么一种议论，要求国家把什么事情都立时办起来，给人、给钱、给房子，否则就是说党和政府不重视文化工作。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利益相抵触的。文化建设是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它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而且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进行；如果企图百废俱举，齐头并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利益就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我们还必须勤俭办理各种文化事业。文化事业的物质设备，应该从国家目前的经济水平出发，不能盲目地贪新、贪大、贪多。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待遇，应该逐步地改善，但不能距离目前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远。现在国家举办的文化事业中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不但无助于文化艺术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妨碍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坚决纠正。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改善经营管理，厉行增产节约、精简机构、节省人力、减少开支，反对机关化和不爱惜国家人力、财力、物力的现象。 四、改进文化工作的领导 政府文化部门，首先是文化部，对于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的。我们的政治思想领导比较薄弱，对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指示，结合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不够。对于某些业务作了不适当的干预。工作计划和制度并不完全切合实际，统一集中过多，计划制度过死，对于工作缺乏检查和总结，没有很好地集中下级的智慧和经验，实行具体指导。这说明我们的领导工作中的确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必须坚决地改正上述缺点。今后文化工作的各级领导应该更好地掌握文化工作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从实际出发指导工作。应该抓紧解决文化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对于学术性、艺术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应该通过采取民主讨论和自由竞赛来解决。应该改进各项文化工作的计划和制度，适应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水平，保持和发扬我国传统的某些优良的合理的办法，并且大大地加强地方上和基层事业单位的责任和权限，做到既便于国家实行统一集中的指导，又能充分发扬广大文化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应该切实改进领导工作者的思想和作风，注意走群众路线，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文化艺术的领导部门必须在继续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并且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要知道修正主义在文化艺术部门还有广大的市场，这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在文化艺术部门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例如最近有人重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老调，大肆宣扬只要写真实，就能产生好作品），否定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必要性，等等。一句话，修正主义企图为资产阶级夺取对文化艺术的领导，借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造自由市场，使毒草滋蔓，毒液横流，毒化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资本主义复辟作思想准备。我们为了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卫护人民的事业，必须同这种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必须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正确地区别香花与毒草，扶持香花，批判毒草。我们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要经过自由竞赛和自由辩论，发展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和风格，从各方面来满足人民群众各种各样的文化需要。这样，很自然地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会建立和发展各种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只要他们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都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但是文学艺术中的流派是决不能同宗派划一等号。我们容许和支持文学艺术中各个流派的存在，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宗派主义，主张消灭文艺界的一切宗派。因为宗派和宗派主义是团结合作的敌人，它在任何时候对人民都是极端有害的。 现在有些人高唱无限制的绝对的民主自由，反对各种必要的计划和制度，甚至认为电影制片计划和书刊出版计划也应该取消。这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必须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并且建立必要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文化事业的活动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体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适应国家和人民的要求；才能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充分地发挥现有人力、财力、物力的作用，使各个地区和各种门类的文化事业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才能团结、巩固和提高文化队伍，保证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合理的生活待遇。前几年，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集中较多，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八年来，各种文化事业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改变旧社会遗留的不合理状态，保证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是同这些计划和制度的实施分不开的。问题是在于某些计划和制度没有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进行必要的改变。我们准备会同各有关方面，对于各种不同门类的文化事业的计划和制度，包括组织、财务、劳动报酬、经营管理等，进行充分的研究，逐步地加以改进，务求适合文化工作的特点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应该指出：文艺创作和实践，应该允许作家、艺术家有更大的自由，充分发挥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性；但是文化事业的建设和管理，无论如何必须有必要的计划和制度。否定必要的计划和制度，将使文化事业脱离社会主义计划建设的轨道，陷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党和国家对于文化事业的领导，不但不应削弱，而且应该大大地加强。有些人借口文化工作的特殊性，借口反对宗派主义，否定党和国家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他们说：共产党员和新文艺工作者都是宗派主义者，排斥和打击民间艺人；政府文化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文化工作不能受政府领导，政府的行政领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这种种议论是不是站得住脚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些新文艺工作者和老艺人确实合作得不好，但这毕竟是少数。这种缺点的发生，是从双方面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在这里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大多数新文艺工作者同老艺人的团结合作是好的，他们在合作过程中，从老艺人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也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给了老艺人许多帮助，受到老艺人的热诚欢迎。我们应该促进这种团结合作，而不应该离间他们的关系，加深双方的隔阂。其次，负责领导各种文化事业的同志，应该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团结作家、艺术家，尊重他们的劳动，并且努力钻研业务，逐渐使自己成为本行的行家。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看目前的事实，决不能说所有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外行。而且“内行”和“外行”也是相对的、可变的。有些同志即使过去是外行，现在却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内行，或者经过学习以后可能变成内行。正像周总理所说的，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就不但否定了政治领导，也否定了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再则，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文化工作为什么不应当受政府的领导呢？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在一定场合是不可缺少的，问题在于这种行政命令是为谁服务，以及命令本身是否正确。正确的行政命令，可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和平劳动，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不做对于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当然是错误的；但根本否定一切行政命令，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否定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企图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才是极端危险的了。 许多人发出种种错误议论，或者由于他们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把局部现象夸大成为全般事物；或者由于他们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于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不习惯，在惊涛骇浪中迷失了方向，受了右派分子的影响而随声附和；也有一些人本身就是右派分子，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极端仇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大放毒液，制造阴谋，企图夺取国家的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使我国重新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这批右派野心家看到我们文化、教育、科学、新闻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特别想从这里打开缺口，作为他们夺取全国领导的第一步。他们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我国的文化事业，把它们由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变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工具，进而以此为武器，煽动群众，篡夺全国政权。我们必须同这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加以歼灭。我希望文化界同人一致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展开论争，辨明是非，坚持真理。已经上了右派当的人，应该赶快回头，同人民一起跟右派作战。同时，我们还希望各位代表和各界人士对于文化工作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督促和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能够和一切反动阴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那么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任何阴狠毒辣的诡计必然会遭到粉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然会胜利完成。

第5版()专栏： 谈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并再谈有计划地生育孩子问题 邵力子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右派分子的谬论是公然违反宪法 周总理的报告，是依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提出的方针，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因而在肯定成绩、检讨缺点、批判右派三方面，都得出生动有力的结论。肯定成绩，是用具体事实和确切数字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并指出“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是工农业生产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检查缺点，是就具体工作上发生过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进行检查和处理，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的整风运动，也就是在国家机关中的一次整风运动，目的是在于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积极的批评，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加以考虑，采纳其中有益的意见来改进工作。批判右派，是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标准，就右派分子对政府各项工作所发的谬论，指出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质，说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号召大家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进行坚决的斗争。这都对我们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和教育意义。 目前全国人民热烈地进行着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说明全国人民坚决拥护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我在本届大会第一次会议发言，曾说：“全国人民在欢欣鼓舞之中，还应戒慎恐惧，加强警惕。没有人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并不等于没有人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由于极大多数人愿向社会主义迈进，极少数人自然不敢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但不能说他们不想在暗地里阻挠破坏。横在我们面前的将有不少困难，要依靠宪法这一有力的武器去克服它”。这次右派分子公开地发出种种违反宪法的谬论，正是由于他们早存着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意识，错估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妄想钻帮助党整风和大鸣大放的空子，便从暗地里的阻挠破坏显出了原形，这当然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人民是决不能容忍他们的阴谋的。我附带检讨自己：我虽知道应加强警惕，但是我的警惕性并不够强，对于潜伏在自己脑筋里的旧意识还未能彻底清除，对于右派分子某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还未能立即辨认。我必须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教育自己，改造自己，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希望更快地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我还想再谈一谈有计划地生育孩子的问题。我在本年三月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谈了这一问题，今天并没有更多更新的意见，似乎不必再谈；但有见于四个月来所得情况，群众对于节育避孕的要求越加迫切，各地方人口增殖率过高的现象越加严重，虽然卫生部门也已进行了不少的节育措施，还远远不能适应群众实际的需要。因此，我觉得再谈谈这个问题是有好处的。我先复说我前次说的几句话：“目前宣传节育已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而我们做得还不够，有待于大力开展；避孕药物更是群众所迫切需要，而我们不能普遍地及时供应，有待于大量制造并进口一部分；群众还要求更简便更经济更有效的内服避孕药物，而我们还不能提供，有待于医药专家积极研究”。我当时说：“这些都是艰巨复杂的工作，但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由有关部门共同努力，都一定可以做好”；我现在更抱着同样的信念，但觉得要做得更快一些，目前似乎进行得稍慢。实现有计划的生育，是越快越好。把目前过高的人口增殖率早一点降低些，就能把人民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困难早一点减少些。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如果每一个青年男女不忘记这一点，对于提倡迟婚，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就容易得多。在原有六亿人口的基础上，人口增殖率过高是会增加更多困难的。解放以来，有很多因素促进人口的加速发展，由于医学卫生设备较前普遍，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出生率大大提高，据说现在我国人口自然增加率已达到千分之二十五左右，以六亿人口计算，平均每年净增一千五百万人，生产力还相当落后，而人口这样年年激增，就使得我们人民内部原已存在的矛盾更加复杂。就下一代的教育讲，政府近年来兴办了很多的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而总是不能适应要求；薄一波副总理在报告里说：“现在还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这在目前还不可能避免。不能入学的学龄儿童，只好晚一些入学”。如果再让人口出生率漫无限制地增长，这种矛盾的解决就更将延迟。所以急须实行有计划的生育，不可稍缓。把孩子生育得少些，教养得好些，这是我们体会毛主席所说“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时必要的认识。 这次会议中，马寅初代表提出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人口控制论，他从多方面说明我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普遍宣传避孕是推行计划生育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此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马先生曾提出过“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就以征来的税款作奖金”的主张，这次却未写入“新人口论”。我还接到一位同志来信，建议政府此时即宣布：自一九六一年起，凡已有三个孩子的人，再生第四个孩子，对这个孩子不再分配食粮。这位同志和马先生都主张每一对夫妇应限制生育两个孩子，至多不超过三个，一个也好。他们提出的限制办法，或者难于实施，但都可以反映群众对于控制人口的愿望，我特介绍出来，以供大家研究。 农村应大力推行节育工作 最后，我再谈农村应大力推行节育工作的问题，这是我在本届大会上一次会议和本年三月间政协会议两次提出过的。侯德榜委员也曾在政协会议说过：“节育对农村有更大意义”。最近看到俞寰澄代表本年上半年视察浙江省农业生产的报告，说金华温州两区农村解放以来，儿童增加得很多很快，节育运动展开后，城市已见影响，而农村绝不知有此事。俞先生访问一家农户，看到这家只有一个劳动力，小孩已有四个，母亲又复怀孕，真够受苦，照这样人口速增，要提高农民生活，是千难万难的。这种情况，决不止金华温州两区为然，对农村推行节育工作，实在不可再缓。农村已是有组织的，宣传工作并不太难做，供应药品则供销合作社可以担任。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把宣传节育列入农村工作重要事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每年两次视察，如到农村，也把节育工作列入视察项目，并对农民宣传节育避孕和迟婚的好处。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第6版()专栏： 更大地发挥广大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章蕴的发言 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听了周总理和各位副总理所作的有关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又听了许多代表所作的充满着生活体验的真情实感的发言，使我心情振奋，引起了一连串的回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新中国开国到现在，伟大的历史演变像连环画一样，一幅又一幅地在我的脑子里摆开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第一个丰功伟绩。中国人民作了主人之后，接上手的是一个底子穷、文化低、国际地位低微、内外敌人环视的破烂摊子。中国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起了劳动的双手，着手改造这个破烂摊子，建立繁荣、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中国。七年多来，我们的党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朝着远大的社会主义目标，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同时，还进行了即将完成的第一个社会主义五年建设计划。眼见人民民主政权日趋巩固，祖国面貌月异日新，经济、文化欣欣向荣，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制造贫困的穷根被挖掉了，人民开始向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进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一次的丰功伟绩。 在旧社会倍受歧视的广大妇女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随着上述丰功伟绩一同出现的是中国妇女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妇女解放。经过两次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中国妇女从旧社会的“政权”、“族权”、“男权”、“神权”四条绳索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了；而且把产生压迫妇女的根源——阶级剥削制度基本上挖掉了。从此，压迫、奴役妇女和妇女低人一等的历史结束了，男女平等的新的史页开始了。 共产党领导我们中国人民作了这样的从根本上拯救了自己的好事，毫无疑问，人心背向当然会是很分明的。我们想想，在旧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农民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在旧社会里知识得不到发挥、出路得不到保障的知识分子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在旧社会里倍受歧视的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真正有爱国心的其他阶层人士会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吗？我想是不会的。不爱党、不爱社会主义乃至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不过是一小撮醉心剥削制度、为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 “守灵”的人。这些人不睁开眼睛看看真正的人心向背，他们坐在资本主义灵牌子旁边，伤心地跳起来，跃跃欲试，想趁个什么机会推翻共产党、遏止社会主义的前进。他们看到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就幸灾乐祸，以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有了问题。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前进中的困难，看到党和政府在执行某些政策中在某些环节上还有些缺陷，看到某些党员和干部在工作上、作风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毛病、缺点甚至错误，看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许多具体措施还不大习惯，他们就暗自欢喜，以为对社会主义和对我党的人心向背有问题了，社会主义危机四伏，天下将要大乱。到了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诚心诚意请党外人士帮助我党整风，和大家对我们党善意地积极地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和意见的时候，如是他们以为机会来了，大乱要开始了。从此他们这一小撮蓄谋已久的右派分子，行动起来了。到处点火了。煽动群众了。挑拨党群关系了。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了。伪装代表群众利益，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公开提出他们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了。他们向一部分幼稚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向一些没有经过旧社会苦难的人，向一些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在社会、国家的制度和组织上还划不清界线的人，向一些在革命过程中暂时损失了某些个人利益或者是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这些阶级斗争中，受过一点误伤的人，进行煽惑和挑拨了。他们想争取他们幻想能够争取的人来同情和支持他们，发出共鸣，为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推波助浪，壮大声势，扩展力量。如是有指挥、有计划的向我党的猖狂进攻开始了。在一个时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经猖狂到明目张胆地要把我党目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从而更好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整风运动，引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 反对右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必将大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没有料到，全国广大的男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许许多多的进步人士，乃至广大的家庭妇女都是爱党的，是和党紧紧地站在一起的。当右派分子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紧张空气、煽惑人心、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看见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妇女都愤愤不平，摩拳擦掌，要与右派分子决一胜负。许多进步朋友也同样表现了忍无可忍的心情。当着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件发表后，六条分辨大是大非的原则与大家见面了。那六条原则是透视妖魔的宝镜，这使全国人民分辨是、非、忠、奸的本领更加提高了；由于右派分子的危言耸听而被一时蒙混的人们，也逐渐清醒，擦亮了眼睛。在这个右派分子的狐狸尾巴翘得很高、人民眼睛擦得更亮了的时候，反右派斗争从全国席卷而来，右派分子的奸计被揭穿了，他们无地自容了，孤立了，他们落到个偷鸡不着反被人民捉住了。现在这个右派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正在方兴未艾，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斗争将会把右派分子的阴谋彻底搞清，使全国人民的眼睛更明亮，警惕性更高，嗅觉更灵，分辨是、非、真、伪、香花、毒草的能力更强。这个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党群关系更加亲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加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加强大。 我也相信反右派分子的胜利，再加上我们党必将取得的整风胜利，将成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有力保证。 行将取得的我党的整风胜利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它对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来说，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再一次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树起来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也是永远常青的。 广大妇女正在贯彻执行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 近年来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又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为了要在底子穷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提出了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长远方针。为了促进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要的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长期团结各民主党派，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又提出了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口号。并且，这些方针政策，已经在贯彻执行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妇女团体和广大妇女群众，是坚决拥护党的这些英明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我们已经本着这些方针政策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中贯彻执行。妇联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妇女群众中进行了下面一些经常工作。 “五好”工作大大发挥了职工家属的积极性 第一，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挥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口号，我们妇联与工会配合一起在城市街道妇女和广大职工家属中，推行了“五好”（家庭生活安排好，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鼓励职工生产、工作、学习好，自己学习好）工作。这一工作大大提高了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的觉悟，发挥了她们的积极因素。由于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对鼓舞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提高职工出勤率，改善家庭邻里的关系，推动家属与家属之间的社会主义友爱、团结、互助，促进勤劳节约的风气，改进教育子女的方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成千累万的“五好”积极分子，差不多遍布在全国各城市的各个街道和工人宿舍中。广大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已经深刻体会到做到“五好”，就是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为使 “五好”内容更加适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使勤俭建国的方针体现于广大家庭，经全体代表一致决议，将原来的“五好”内容改为“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儿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现在个别地方的妇联已开始将“五好”推向农村妇女群众中去。她们为了适应农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农村“五好”的内容：即“勤劳、爱社、爱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学习文化技术好，尊婆、爱媳、教育子女好，清洁卫生好”。据个别地方的反映，试点的效果也很好。 通过劳力互助和经济互济的办法，解决了职工和家属许多困难 第二，我们妇联和工会配合一起，在部分职工家属和家庭妇女群众中，具体地推行了劳动互助和储金互助。不论谁家遇到生育、生病、婚丧大事和日常生活上的劳力困难时，就在自愿的原则下和自觉的基础上，实行劳力互助。如果是经济困难，就向储金互助组借贷解决。由于这个工作，发扬了社会主义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大大减少了职工因家务事的缺勤，也减少了妇女的痛苦，解决了许多临时困难，还鼓励了家属对储蓄的积极性。 组织妇女参加农副业生产已有相当成效 第三，我们妇联在城乡妇女群众中普遍进行了宣传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副业生产、手工业、家庭副业生产的工作。许多妇女在基层妇女组织的帮助下，根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各尽所能的原则，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如养猪、鸡、鸭、羊、种菜，磨豆腐，缝纫，编织，为工厂加工……等等。这个工作对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减少国家的救济开支，增加社会财富和市场供应，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群策群力，举办了许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 第四，我们妇联和工会配合一起，在发动群众又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下，倡导和辅导妇女群众举办了许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就拿妇联基层组织举办的群众性的街道托儿站来说，就九十七个城市的统计，已建立街道托儿站二千三百零九个。妇联组织与工会配合辅导职工家属组织起来的职工宿舍托儿组，据一个省十八个市的初步统计，就有四千三百一十六个。两下共收托儿童二十八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名。如果按照平均一个人管理二十二个孩子计算（这是一般标准），仅就这一事业就解决了一万二千多个妇女的就业问题。在目前广大女职工需要寄托孩子而国家又还不能拿出大批的经费来兴办托儿事业的时候，这个工作是既能解决妇女群众的要求，又能节省政府对这一事业的投资的办法。同时对辅助劳动就业也有一定的作用。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协助解决就业问题，举办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提倡和推广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办法。检查起来，我们妇联的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周总理号召的精神的，也是有助于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的。但是我们也感到我们对这些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作为一个人民团体，它的作用也还发挥得很不够。我们妇联将认真地响应周总理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想出更多的办法，作出更多更大的成绩，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困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6版()专栏： 我们应该抛开狭隘的资产阶级感情 李烛尘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一）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我有责任要向大会控诉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章乃器利用党整风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散播荒谬论调，这些论调曾经造成一部分工商界的思想混乱，给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从效果检查章乃器的动机，肯定的说：他是犯了严重地反社会主义改造的罪行。 章乃器一贯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在文章和发言中，他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手法来达到鼓动工商界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拉着他们走回头路。他用全力攻击教条主义，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教条主义者”这个名词竟出现了二十五次之多，但细细阅读时，谁都会发现他所攻击的“教条主义”，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党的有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论。章乃器在表面上把官僚主义说得如何如何危险，但实质上是在攻击社会主义，颂扬资本主义。章乃器在对待阶级关系上是用美化资产阶级的手法（如故意制造出“红色资产阶级”“新兴工业家”等称号）来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我有一次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曾经面斥章乃器表面上拥护毛主席，实质上反对共产党，我认为这是对章乃器的最确切的批评。 根据最近各方面人士的揭发，章乃器使用各种伎俩，极尽打击拉拢的能事，阴暗的在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企图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他还恬不知耻的说他是“左派”，真是无耻已极！ （二） 现在，请大家来看看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散播的毒素对工商界的危害性和他们的卑鄙目的吧！ 一、章乃器等右派分子不要工商界接受改造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伟大的著作中指示我们：“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但章乃器如何说呢？他说：“毛主席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工商业家理解到：（是他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需要改造。”由此可见，他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歪曲毛主席的言论，以便于传播自己的毒素，这种用心阴险的手法是卑鄙的。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中也改造自己，所要改造的是非工人阶级思想，改造的任务是保持阶级本质的纯洁，资产阶级的改造是剥削者的改造，它所要改造的是资产阶级本质的东西，即剥削劣根性的改造。章乃器故意说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是混淆阶级界限，是否认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实质与任务，也就是否认继续改造。章乃器就是以这种论调来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及对党、政府的不满情绪，用意是十分恶毒的。 他又说：“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的概念是什么？那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五毒一面的两面性。”谁说过高潮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还仍然是“政治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经济上的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五毒”！实际上这是出于章乃器自己之口。他们是别有用心的用这种挑拨的手法来达到否认两面性的存在，否认改造的意义。 两面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面貌内容都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表现在解放前一方面赞同革命，一方面又动摇妥协，解放后一方面拥护共同纲领、宪法、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高潮后，一方面在工作上成为劳动人民，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的身份，还有定息，与劳动人民的经济基础还不一样，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工作作风与劳动人民还有距离，既是说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同时还有资本主义的一面。即使没有了定息，也还有长期以来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思想烙印，在对待社会主义事业上不是爱之那么深那么切，遇到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容易发生动摇犹豫。右派分子提出的定息二十年，撤退公股代表，定息不是剥削，不要改造了等等的荒谬言论，有人认为是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是替工商界说话，是这样子吗？不是的。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也正是两面性的十足说明。 我们所要改造的正是这些本质的东西，既与工人阶级呼吸、脉搏不一致的东西，难道这不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吗？我们只有正视现实，承认缺点，才能更好地改造。右派分子否认两面性存在，否认本质的改造，是在蛊惑我们不要改造，是在撒弥天大谎！ 二、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章乃器说：“历史上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反而欢迎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工人阶级只是不剥削和反剥削。”毕鸣岐说：“今天资本家也不能占有产品了，也不能支配产品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没有定息，资本家有定息。”他们一方面否认阶级存在，否认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一方面美化资产阶级，如章乃器说： “红色资产阶级。”毕鸣岐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章乃器又说：“高潮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世界资本主义宣告背叛自己阶级的起义。”毕鸣岐又说： “资本家们以矫健的鲤鱼跳龙门式跳入社会主义，没有想到这顶阶级帽子还带着”……等等谬论。这样一来，使人不能不想到：这个先进的阶级到底是谁呢？在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资产阶级了。所以，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不管他们有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但他们的理论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 工商业者应当认识：高潮的形成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由于党的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包括自己在内）的最大利益，别的也没路可走，因而接受了改造。这是内因。另一方面高潮的形成是由于五大运动的巨大胜利，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国际威望的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以及国家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割断了资本主义蔓延滋长的可能，这一切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把企业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这是外因。八大文件提到“不太勉强的接受了改造”即是说还带有一些勉强的接受，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不论内因和外因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即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取得的，资本主义是不会自发的走入社会主义的，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 三、右派分子教工商界否认剥削 章乃器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否认是剥削，既是不劳而获，就有人劳而不获或劳而少获，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定息是一种物质，是劳动创造的，它体现着国家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赎买。我们应该认识不管交出的生产资料也罢，定息也罢，都是属于工人的，不是理所当然享之有份的。政府所以给我们定息，是为了照顾我们能够有条件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改造。我们工商界不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应该更加工作得好，学习得好，努力自我改造，为了将来更顺利的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消灭定息。 右派分子故意给工商业者制造一种理论，说定息不是剥削，这样可以受之无愧，可以再拿三十年、五十年，可以永远的拿下去。这样不但断送了我们要求改造的信心，连我们的子孙也永无成为我们日夜想望的光荣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一天，这是工人阶级绝不容许，也是我们资产阶级不能容许的！ 四、右派分子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惯用“教条主义者”“压服”来诬蔑党对我们的教导，他们所指的教条主义者是指的向我们讲道理的人，是坚决回击他们这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在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进行着修正主义的贩卖，在歪曲着马列主义的真理。章乃器说：“马列主义者绝不神化或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他认为党在魔化资产阶级。章乃器等右派分子说：“五反使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卑感”。毕鸣岐说：“自卑感是阶级关系造成的”，他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是共产党造成的，因此他说解决的办法只有：“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卑感在部分工商业者中是存在的，但这正是留恋资本主义的落后的一面的表现，难道不是因为留恋过去“我说了算”“占山为王”“今不如昔”等情绪的流露吗？克服自卑感的办法只有加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认真接受改造，当社会主义思想在我们头脑中占了主要地位的时候，自卑感即不存在了。右派分子危言耸听，他们最中心的目的，是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 右派分子章乃器一向善于隐蔽自己的尾巴的，但这次却暴露得很多，如他说：“官僚主义比之资本主义是更危险的敌人。”官僚主义是一种坏的工作作风，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怎么可以相比呢？他用以比较的目的不是别的，他所指的官僚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他所赞扬的是资本主义，他为什么硬要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他说：“目前对工商业家的思想教育，应该是充分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大力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资本家除了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与他前边所讲的联系起来，他所要发挥的是资本家的剥削才能，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所要发挥的正是那些消极的东西。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让已死亡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也就是想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世界！ （三） 事实非常明显：右派分子所否定的一切正是我们所已得到的一切，或努力即将得到的一切，他们在毁灭着我们的前途，他们利用了工商界消极一面的特点和工商界对工作上的某些正当的不满，加以渲染毒化，离间挑拨，让我们走回头路。应当大喝一声：右派分子死心吧！几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上所获得的伟大成绩，任何一个爱国的工商业者都拥护的，共产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工商界是满意的、信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更不可能得到和平改造。我们工商界今天已经同共产党、同社会主义事业结成分不开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愈来愈巩固。想拉我们离开共产党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 工商界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抛开狭隘的资产阶级感情，应该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意识、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呼吸脉搏，爱什么恨什么……。我们应该善于分辨何者为敌、何者为友，像章乃器、毕鸣岐等右派分子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对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工商界正在进行严厉的斥责与揭发，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他们集中的代表了资产阶级消极丑恶的一面，同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工商界的同志们，这次运动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让我们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前进吧！ 最后，我要再一次警告章乃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说，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呢？……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章乃器今天已经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问题，而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且已经成为不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了！ 章乃器平日自命为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何尝不知，明知之而故意作出上述种种挑拨离间煽惑诬蔑言论和行动，可恨之处就在这里。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也是天夺其魄，敢于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前胡说八道，那自然就你的丑恶面貌自行暴露了。但在反右派斗争中，无论大会小会经过群众的揭发，章乃器竟悍然无动于中，顽强骄横拒不交代。民建和工商联两常委会对他均已作了停职检讨的处分，但他迄今尚置之不理。章乃器在各右派分子中可谓无赖之尤，无耻之极。连日报载章乃器丑恶言行，大家看报后可了解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民建、工商联两常委会还要继续和章乃器作无情斗争。他不老老实实脱下裤子尽情交代，绝不罢休。斗争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说服，一是压服。章乃器如不可理喻拒不交代，我们当然不愿压服你，民建、工商联两常委会，将要求政府彻底检查依法制裁。何去何从待你自决。

第6版()专栏： 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的发言 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我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首先，我说今天是党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实完全不符。解放以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处蓬勃着巨大的人民力量。党以真诚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就以我们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这一个成为全国和各级地方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民主基础最广泛的政权组织。全国和各地的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最能体现党团结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在政府机关、学校、工厂或人民团体，都有大批的党外人士负担着主要的领导职位。党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遇事和党外人士协商，征求大家的意见。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飞机票都定了，但是因为要协商人大代表的名单，政府希望我临时把飞机票退去，等协商有了结果再离开北京，这就说明党对团结党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视和认真。然而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硬说“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我这样说，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认识，挑拨党和人民关系。其次，我们的宪法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的政策方针首先要由党员来执行。党指派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工作，是党贯彻党的政策和履行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措施。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没有党领导的地方（通过党员），党的政策便不能正确执行，工作便容易发生错误。因之，在我们的国家里，党员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参加工作，是一个极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现象。不仅宪法里肯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就是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里，也都把党看成是我们国家中的最大的财富，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党的存在和党的强大是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引导人民进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证。中国人民都一致承认党给全国人民办了数也数不清的好事。全国人民正为在党的领导下而完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就而欢呼、自豪，从心底里感激着党。正因为这样，人们纷纷要求党选派党员去领导他们学习、领导他们工作。党的责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把这些情况说成是“党天下”，想用这样一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错误地把党说成是一个宗派组织，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承认有些党员在思想作风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提高和加强党的力量，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可是我却把某些个别党员的缺点说成是党的缺点。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对党进行攻击，从而削弱党的威信，削弱党的领导。但是我这种反动的言论经不起驳斥，一经人民揭发，就完全露出了我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我不仅在“党天下”的谬论中诽谤了党，而且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中，也做了许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两个多月内，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谈会，专门找那些对党不满的、勇于攻击党的人发言，企图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损害党的威信。我又发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错误报导，表面上是抢新闻，实质上是点火。我不赞成多发表歌颂党的社论。我听到章罗联盟造谣的党要在大学撤退的消息，特别感到兴趣，并且还刊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不符事实的新闻。我还发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鼓励大家结合“互相监督”发言。我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错误的报导和言论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论不加区别。我又以同样错误的观点来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妄想利用报纸来监督党，而监督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在我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下，一度使光明日报迷失了政治方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处处放火的结果首先是烧昏了我自己的头脑，使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那篇“党天下”的谬论。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象；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根据最近报纸的揭发，现在大家很明显的认清，章罗联盟是一个阴险的政治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党分庭抗礼。逐步篡夺领导。我的“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他们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而在那篇谬论中提出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实际上也等于在替章伯钧、罗隆基开口要求副总理的职位。我在五月十九日去看罗隆基一次。从我自己的思想上来检查，我去看罗隆基，实质上是想在政治上和他勾搭。可是我还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罗隆基已经利用我直接向党进攻了一次。罗隆基还想利用我在这个大会上为肃反问题发言，利用我在光明日报上展开反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讨论和攻击五年计划的建设。幸而党领导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发动得早，党救了我，使我避免犯更大更多的错误。章伯钧一再指示光明日报多登人的新闻，他显然想利用光明日报来加强对他个人活动的宣传，以增加他的政治资本。章伯钧又一再指示要光明日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多注意中立国家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左派政党的介绍和报导，从这一点看来，章伯钧不仅对国内政治有野心，而且他对国际政治也有野心，企图通过一些国际活动来找寻帝国主义老板。他要求光明日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是要为他作进一步的国际活动创造条件。而我的一套资产阶级办报方针再加上我自己对党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这样，我在光明日报的一套做法就完全符合章罗联盟的要求，符合于他们的政治野心。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党、反对政府。他们以为在大陆上出现了什么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变乱，于是兴风作浪、进行挑拨，还说要向我“遥致敬意”，实际上无非想造谣生非，挑拨离间。我的错误的言论虽然为他们所利用，然而他们的希望只是一个梦想。在今天的中国，即使犯了错误的人，在党的宽大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下，仍然坚决要求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新做人，争取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效力。以为中国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供美帝利用，那只是杜勒斯之流的幻想而已。 我这次犯的错误，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我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共产党。我在思想上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间路线。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们跟共产党走。由于我只看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很小一部分所谓“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我在“观察”复刊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步地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但实际上，那时只是在政治上表明了一下态度，我自己的立场和思想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来，因而解放后这几年来，表面上是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而在实质上，仍然存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一有机会，我就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当我初犯错误的时候，我没有正确地认识我的错误。一个多月以来，经过全国人民和人民日报的批判，经过九三学社同志、光明日报同志以及人大江苏小组各位代表的帮助，才使我逐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的严重。我认识到这次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一次猖狂进攻。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而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耻的令人痛心的反动的角色。当全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我特别认识到，假如不是老老实实跟党走，个人就要走错路，工作就要犯错误。这次我在光明日报所犯的错误，就使我受到一次最大的教育。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到六亿人民的一边来。我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并在批判我自己的错误的同时，积极参加全国反右派的斗争。我对我的错误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应当继续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继续深入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论。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7版()专栏：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季方、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的联合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以及其他各项报告。 我们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几个老党员。这个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在二十七年前，也就是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人民过着什么样痛苦的生活，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回想一下过去，再看一看解放后几年来在各方面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气象，每一个有良心的和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受到深深的感动，不能不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此“不愉快” 作为农工民主党的老党员，对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我们不能不感到特别的痛恨。章伯钧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远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就做了共产党的逃兵，打着邓演达的旗帜，幻想在中国走第三条道路，革命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但章伯钧本人却并未彻底认识这种中间路线思想的错误。他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想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在解放战争时期，当解放军在山东的某次战役中一度失利的时候，章伯钧就很高兴，他认为这样可以促使国共两党和谈成功，可以利用和谈抬高他的身价，实现他的企图。他对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引用马歇尔的话说，中国“亡国”不是亡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他说，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给了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跟苏联走，由于有了这种错觉，美国在当时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从这里说明，他对蒋政权在大陆上的复灭，是惋惜的，对中间势力的企图没有得到实现，是有余恨的。 因为他不喜欢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所以，当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一贯对党不满，一贯采取消极的态度。尽管党和政府对他仁至义尽，给他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重的政治责任，但他并不满足。他说，如果只给一个人住洋房、坐汽车、吃山珍海味，不让他独立思考，也会闹革命的。章伯钧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员，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决定，还要说不能“独立思考”，还说要“闹革命”，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说明了他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根源。他的对党不满和他的消极态度，还表现在他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妨碍了民主党派的发展，认为民主党派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前，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向农工民主党的干部说，民主党派工作，可多可少，你们各人都要订一个自修计划，学一门专业，各人自找出路。他的这番话，表明了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不合他的心意，不能把农工民主党作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政治资本。 如此“积极”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他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野心勃勃，认为今后大有可为。首先，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世界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今后的形势要大变，我们的责任很重，每人要立志作一个政治家。他经常说：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自由。又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他的所谓“转折点”，就是要在今后作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使民主党派发挥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的作用。 从这时开始，他就逐步筹划好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他的这套政治主张，他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一系列工作，通过合法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非法的不可告人的勾当。首先，他企图根本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他提出的“两院制”和建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的所谓“两院制”，就是“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他主张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把政协变成参议院。他主张人大只有立法权和选举权，政协则有监督权和否决权。他说，不这样，就不能作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如此“爱共产党”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章伯钧的纲领中，着重反对的也正是这两条。他在提出企图根本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两院制”的同时，又提出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主张。他说，共产党搞久了，也会腐化堕落，也会搞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就是先例。这里，作为政协副主席的章伯钧，又提出了如下主张：实行“两院制”以后，人大代表不要兼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也不要兼人大代表。又说，政协主要是由各民主党派组成，就让民主党派发挥参议院的作用。章伯钧主张参议院有监督权和否决权，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可以否决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从这里就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出，他的所谓“我爱共产党，也爱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自由”的说法，决不是偶然的。把这些话和他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看，正说明了他的政治野心蓄谋已久，而且十分阴险，十分恶毒。 如此“领导”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一贯是支持右派，打击左派，拉拢中间，确立自己个人独裁的“领导”，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部署。首先，他反复强调要建立他的领导核心，把他的亲信安插进去，通过这个领导核心实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他经常说，农工民主党是他的一个“小摊子”，又认为农工民主党的许多中央委员都是他“口袋里的人物”。他向共产党伸手要民主，认为共产党的帮助是对民主党派的干涉，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强调民主党派要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在农工民主党内部，却一贯奉行家长制，独断专行，操纵一切。他甚至向别人说，“没有家长制，就没有农工民主党”。 如此“组织” 在组织方面，他强调要大发展。他主张发展青年人，主张取消所谓“防区制”——民主党派发展的重点分工。他说，民主党派的工作要竞赛，既然要竞赛，就非取消“防区制”不可。农工民主党在组织上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以大中城市为主和以中上层分子为主的方针，是经过共产党和兄弟党派协商以后由中央会议作了决定的，也是章伯钧自己同意的，但他在执行中却完全否定了这些决议，只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办事。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在大家的坚持下，他虽表示同意，但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决定告诉统战部，在执行时可以灵活掌握，在发展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工农兵，我们都欢迎。以大中城市为主，也是经过他自己同意的，但以后他却主张民主党派应深入到县城里去对共产党发挥监督的作用。他说，县城里“以党代政”的现象，比上面更为严重，如果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里也说明了，他的这种组织路线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在提出“两院制”的时候，他还只考虑到要政协和民主党派发挥参议院的作用，对人大具有监督权和否决权；在提出设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时，他的计划又有了发展，主张民主党派在县城里也应发挥这种监督的作用。 如此“宣传”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除了强调领导核心和强调组织大发展以外，他也考虑到了农工民主党的宣传工作。他主张在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中华论坛”——农工民主党在解放前的机关刊物，他说要网罗一批大知识分子为“中华论坛”写稿，他亲自来作总编辑。他说，他作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一是可以担负起政治责任，如果有谁发表了有问题的言论，不要怕，有他章伯钧说话，不怕别人戴帽子。除了“中华论坛”，他还操纵了“前进报”，他说，每一期的“前进报”他都要写一篇文章，由半月刊改为旬刊，由旬刊改为周刊，进一步再改为日报。他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将来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他指定“前进报”要多报道领导人物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报道他个人的活动。他说：有些外国代表团来访问我，“前进报”就应该报道，并擅自决定要指定一位“专职记者”来报道这一类的活动。此外，他还指名要去访问某某人，要把一些被访问的人写成报道陆续在“前进报”发表。 如此“扩充干部”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强调建立他的领导核心，一方面又要求大量扩充干部。农工民主党在今年三月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时，他提出要成立一个干部部，打算物色一位他的亲信人物来掌握全党的干部工作。去年十一月，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要再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划分，过去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劳改的人，只要他本人同意，都可以回到农工民主党来工作。半年多来，他的这个计划已经在逐步实现，有些反革命分子已经被他保释出来，有些已经恢复了党籍，有些正打算调到农工民主党工作。 如此“帮助整风” 从上述他的政治主张和他的一系列具体作法来看，正说明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有计划、有路线和有组织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决不是偶然的。在中共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借着帮助整风的机会，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猖狂进攻。通过民主同盟，他组织了四个小组研究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和知识分子就业等问题；通过光明日报，派出了很多记者到上海等九大城市去点火；通过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邀请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界等六个方面的人士开了二十多次座谈会。与此同时，他派出了三位中央委员分别到河南、东北和山东等地去发展组织。李伯球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主任委员，章伯钧对李伯球说，你能够发展三、五千人，将来可以作北京市的副市长。就这样，李伯球在北京市所做的点火工作表现得特别积极，对社会主义事业所起的破坏作用也特别严重。黄琪翔是一个落伍军人，一向在蒋介石的反动集团中鬼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民主运动并无点滴贡献，近年来伪装进步与李伯球勾结一起，成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右派领导的核心。 我们警告他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只是十分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关于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从这些简略的情况里，也已经可以看出章伯钧的政治阴谋是十分凶恶、十分毒辣的。对于这种恶毒的政治阴谋，对于章伯钧这条带有保护色的毒蛇，我们农工民主党极大部分的同志表示切齿的痛恨！在我们农工民主党内部，已经展开了对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在这里我们向大会保证，向共产党和向全国人民保证，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要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现在，章伯钧仍然没有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警告章伯钧：社会主义的大门是开着的，你应该憣然悔悟，及早回头，把你的政治阴谋向全国人民作出坦白的交代。如果坚持错误，拒绝改造，就是自绝于人民，自走绝路。 我们要改造自己 我们农工民主党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曾经走过不少曲折的道路，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碰过不少钉子，也有过血的教训。经过长时期的摸索，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采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这已经成为我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针，章伯钧和其他右派分子企图把本党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是徒然的，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但我们的缺点也还是很多的，我们的政治水准很低，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弱，我们一定要虚心谨慎地向工人阶级学习，我们一定坚决清除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影响，彻底检查过去的工作，将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坚决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诚恳地希望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对我们的监督，也诚恳地希望各兄弟党派对我们进行监督，使我们少犯错误，能够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第7版()专栏： 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叶笃义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我愿意在这里揭露罗隆基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和他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 谈罗隆基 罗隆基目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非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首先，罗隆基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无所不为的人。 当一九三五年到三七年的时候，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适于此时在平津爆发。当时罗隆基参加了张君劢、张东荪的反动的国社党，主持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晨报。他的报纸对于爱国抗日运动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提出“南方可以谈抗日，北方只能谈反蒋”的奇怪论调。那个时候正是宋哲元的所谓“冀察政委会”统治平津，是个半汉奸性质的政权。罗隆基的所谓“北方谈反蒋”实质上就是与当时日本军阀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口号相呼应。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就在这个时候以国社党的关系拿了日本人的钱在天津办了一个所谓的研究所。拿了日本人的钱不替日本人说话，行吗？ 能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自然也就能倒在其他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当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同司徒雷登签定了卖国的美蒋商约，全国爱国人士都一致声讨，罗隆基却到处为这个卖国条约辩护，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平等的条约。他既然拿过日本人的钱，也自然想要拿美国人的钱。他同司徒雷登、魏德迈和美国的上海总领事等时有往还。目的为的是什么呢？用罗隆基同司徒雷登讲的这几句话来看吧：“美国已经买上了一匹输定了的马（指支援蒋介石）。假如你们能拿出几分之一的钱来支援中国的民主党派，作用会大得多。”罗隆基没有想到美国人比日本人更会打算盘，更现实主义，日本人可以拿出钱来支援他在天津办研究所，但美国人只肯支援他个人服用的一切药品。 解放以后，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一边倒的外交已经提出来了，罗隆基还同张东荪两个人在四九年秘密地会见了当时继续留住北京的美国总领事。据罗隆基说，谈话内容是请该总领事转告司徒雷登，司徒托罗转达周总理，美国拟以几十亿美元经济援助为钓饵诱使我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罗不能转达。不转达，也就算了，何必专为此事会见美国总领事？很明显，除此而外，一定还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罗隆基是一个专门同反动势 力勾搭搞阴谋活动的人。 一九四六年中共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同蒋介石进行了一整年的耐心的谈判。罗隆基以民盟的关系也参加了和谈。当时国民党对付民盟的办法是一打一拉，打击盟内进步力量救国会，拉拢盟内落后分子张君劢、罗隆基。代表国民党同罗隆基联系的具体人是雷震。能卖身投靠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罗隆基当然很容易地也就同雷震勾结起来。当时所谓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经常在南京交通银行开会。几乎每次开会的时候雷震都要跑到交通银行去，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找罗隆基出去询问开会情况，并通过罗来影响会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决心撕毁旧政协决议，单独召开伪国大。论理凡是在旧政协决议上签了字的人都不应当参加片面召开的伪国大的。这个时候青年党串通罗隆基想用偷天换日的手法骗取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伪国大。他们以第三方面名义拟了一个给蒋介石的信件，要求继续和谈一个月，到时如仍无结果，蒋介石就可召开伪国大，第三方面全体参加。信是十一月十二日拟好的，并骗取大家签了字。当天上午周总理、董老、李维汉部长到交通银行同大家交换意见，但是被瞒着不让知道，等他们三人一走，马上把信件交给莫德惠，准备当晚送交蒋介石。幸亏沈衡老及时地发现了这是个阴谋，把信件追回来使那个阴谋终于未能得逞。不然的话，除了暴露原形的青年党和民社党而外，还不定有多少人被迫拖下伪国大的混水。 蒋记伪国大终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和谈完全破裂了。民盟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回到上海去居住，但罗隆基却继续留在南京同雷震勾勾搭搭。到了四七年底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之后，国民党把罗隆基送到上海一家最阔绰的虹桥疗养院居住。每月多少两黄金的住院费都是由雷震代付的，雷震不时还由南京到上海去同罗隆基密谈。当然密谈的内容绝不会是什么体面的事情。 再次，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和反抗党的领导的。 他早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组织过一个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小团体，名叫“大江会”，参加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台湾。回国以后，他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月”，专门写反共的文章。当时他们自称为“新月派”。 一九四八年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行动是非常自由的，可以随便出去。上海地下党几次找人邀他到香港或者到解放区，但他都拿行动不便为借口，拒绝不去。他不但自己不去，同时也影响了张表老也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呢？原来他想的是整个另外的一套。四八年底吴晗同志路过上海到解放区，罗隆基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托吴晗带交沈衡老转致中共，提出实行议会政治和协和外交的条件，并提出民盟在必要时退居在野党的威胁。 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罗隆基一到北京立即提出盟内共产党员“归队”，要他们退出民盟。结合他在最近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不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不要在民主党派中发展，可以看出他的反党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一脉相承下来的。 再次，罗隆基是专门搞小集团来满足个人欲望的阴谋野心家。 上面谈到的反动的“大江会”、“新月派”和国社党，罗隆基都是组织者或积极参加者。罗隆基就是靠搞这些反动的小集团起家的。解放以后民盟召开四中全会检查和纠正以罗隆基为代表的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在当时是非常适时的和需要的。但罗隆基却认为那是盟内对他的打击，因而故态复萌，在五○年又在盟内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在自己周围搞盟内派系。在北京参加进去的人有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刘王立明、周鲸文，外地的有张志和、范朴斋、潘大逵、马哲民、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等人。我当时也是参加进去的一个。他经常对人说：“民盟的前身是政团同盟，各人有各人小圈子（主要指救国会同农工民主党），假如盟内无党派分子不组织起来，我们在盟内就会吃亏。”他又说：“统战部安排民盟的位置是照顾各方面的，统战部如何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指多少人）”。 罗隆基组织这个小集团最初本来是为对付章伯钧的。章、罗二人都是无原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冲突，同时也当然可以为了达到他们的阴谋而互相结合。章伯钧在人大安徽小组的发言中说：“罗有一套人马在民盟中央，他的那一套人马我愿意接收过来”。章、罗二人谁利用了谁呢？还是引用章伯钧在安徽小组的发言吧，章伯钧说：“是他利用我，还是我利用他，还是互相利用，我看是相得益彰……是心心相印的勾结”。就在这种“心心相印的勾结”之下，于是乎章、罗联盟就组成了。 最后，罗隆基是有现实罪行的。 罗隆基在今年三月间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公开地说：“今天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党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唆使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这与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不必学习，说法是相互呼应的。章乃器在对资产阶级放毒素，罗隆基在对知识分子放毒素。 自从他提出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的反动主张后，他遭到一切爱国人士的愤怒指责，但却获得少数国内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喝彩。他一共收到一百几十封反动信件，赞同他的主张。他亲自批示回复“从各方面造成舆论，向统战部或政协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明显，是号召反对肃反，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这充分暴露出他的制造混乱，向党疯狂进攻的恶毒企图。这难道还能说他没有达到现实罪行吗！ 对罗隆基这样一个没有民族气节，专门同反动势力勾搭，一贯反共和搞阴谋小集团的阴谋野心家，我揭露他的丑恶历史，我控诉他的现实罪行！ 谈我自己 以下我还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对我所犯的错误面向全体代表做一个交代。 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的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使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错在什么地方 我的错误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系列的。这说明我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错误思想一有机会就强烈地表现出来。我谈到在制定全国的或地方的政策方针上，民主党派应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谈到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我又谈到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增加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还谈到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最后，我还建议把四个党派——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合并为一个知识分子政党。 这些错误在那里呢？ 首先，民主党派在制定方针政策上过去是发挥了作用的。周总理的报告内说得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是由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事先协商然后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制定的，而在执行这些方针的机关中，又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政协就是专门进行这种协商的机关。当然，民主党派的工作过去未都做得尽善尽美，在自己统战分工的范围内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情况了解不深不透，在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时未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作用，今后应加强工作，以求发挥更好的作用。 其次，在机关、学校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党派组织作用，这是极端荒谬的看法。我错误地认为党的领导只体现在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就够了。至于机关、学校等业务单位，它们本身不是决定政策的，而是贯彻政策完成任务的机构，因此不需要强调党在这些机构中的组织作用。事实上，党的总的方针政策是要具体地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假如党不在这些业务单位中具体地发挥组织作用，那就把党的方针政策驾在空中不能着地。周总理的报告讲得清楚：“要保证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在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中都有共产党的坚强的核心的领导。” 次之，所谓在机关、学校中多一层党派身份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想法。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今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态度的人们和抱着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在这一部分群众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矛盾的。作为党的助手，在机关、学校中的民主党派是帮助党来解决那些客观上本来存在着的矛盾的。 关于民主党派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这既不符合民主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他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最后，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实际的主观主义想法。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来解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合并。 错误从哪里来 检查一下产生以上一系列错误思想的原因，也应当说不是偶然的，是有一定的思想根源的。 归根结底，基本上还是立场不稳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判断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六项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随时想到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违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是加强党的领导呢，还是削弱党的领导呢？周总理的报告中说：“必须肯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这是个基本立场，什么时候违背了它，就立刻发生原则性错误。 其次，主观上立场不稳了，自然随之而来的是外邪侵入。我和罗隆基虽然远在五二年在政治上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但政治上划清了界限并不等于在思想上划清楚界限。长期和他处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那套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譬如去年年初罗隆基鼓动的，并得到章伯钧支持的，通过民盟中常会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成立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这自然是他们以合法的手段来进行他们非法的目的。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办公会议和工作会议上也极力争取采纳这个建议。这说明我不但思想上作了罗隆基的俘虏，并且政治上也作了他的工具。 最后，自己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主观上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学习也就放松了。去年一年的几个重大的历史文件我都未好好地学习。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未好好学习，因此我对国际政治问题就掌握不了正确的方向。八大文件我也未好好学习，因此对如何贯彻党的领导问题也模糊不清。今年五月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清华大学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汇报会上，我对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也夸夸其谈了一番，其实八大所规定的党委负责制究竟是什么内容我还搞不清楚呢。毛主席教育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近年来由于党的信任而使我骄傲起来，放松了学习，我落后了，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 立场不稳是先天不足，放松学习就缺乏营养，自然就抵抗不住经常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细菌，终于使我产生了上面所说到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和言论。 我决心加强学习，改造自己，一方面同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另方面同右派分子，主要是章罗阴谋集团，作坚决的斗争。通过对章伯钧罗隆基的实际斗争，反过来也有助于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我坚决地站在全体民盟同志的斗争行列中，誓把章罗联盟的全部阴谋和组织干净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8版()专栏： 河南省肃反运动的胜利 事实雄辩地回答了右派分子所谓“肃反搞的糟呀”“乡间革命过火”等等谬论。 贾心斋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我愿意认真的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些报告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现在我仅把河南省的肃反工作情况向大会报告一下，以铁一般的事实来驳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向人民进行恶毒进攻的荒谬言论。 一九五五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又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省开展了肃反斗争，对那些罪大恶极、坚决与人民为敌、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有组织的隐蔽的反革命集团依法逮捕了一批。太康县捕获了以刀铡、火烫、剖腹、割舌、挖眼等残酷手段，杀害我干部和群众一百二十八名的反革命匪首郭馨坡。安阳公安处捕获了伪“灭共工作团”团长吴兰田，该犯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仅在滑县一带即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一百六十余名。南阳县一九五六年二月破获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农民联合党”，他们有党纲党章，流窜于南阳、唐河、新野三县结合部，发展反革命组织，企图占据唐河、泌阳、新野、襄阳、樊城等县，声言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许昌公安处破获了“中天道”的组织，道首张自成、张永安等在商城、上蔡、西华、临?、郾城等县地区秘密发展道徒一百八十余名，阴谋进行暴乱，此外还捕获了一些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如蒋特“内调局”派遣的樊家源、王若萍，他们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冒充夫妇打入我开封市花纱布公司工作，曾多次向匪住南越特务头子报告情况，并且指示其妹与我炮校军官结婚，企图搜集我军事情报，在逮捕时查出该犯修理电台工具和电台密码罪证。又如“蒋特中委会”派遣的“平汉路南段行动纵队长”，所谓“万能特务”扶平，他于一九五六年潜入我省信阳一带，企图制造雷管炸药，破坏我京汉铁路南段的桥梁。在破案中缴出他用化学药品浸透过的裤头、袜子等罪证。 一九五六年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开展了政治攻势，进一步实行了宽大政策，号召反革命分子自动向政府投案自首。一年中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漏网和新进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在政治攻势中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反动证件，据统计共缴获机枪十六挺，长枪一千一百二十九枝，各种子弹八万零七百五十七发，其他反动物资证件七万余件。 在去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这一情况，一九五六年我省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规定，结合整顿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评议，把他们纳入社内监督改造，在劳动改造中多数向好的方向转变，摘掉地主、富农帽子，改变成分的一天天加多。 河南去年在内部开展的肃反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有特务分子、民愤很大的杀人凶犯和品质极端恶劣的流氓分子等。如郑州纺织机械厂技术员张锦玉，是“蒋特中委会”“自由中国劳工同盟”派遣的特务，混入该厂后，表面伪装积极，暗地则挑拨离间，策动工人离厂，并且将该厂生产、设备、人员等情况，向香港特务机关汇报。郑州铁路管理局，查出以段双印为组长的一个七人中统特务小组，全组从解放隐蔽至今。段双印曾混入我青年团担任团支部委员。信阳煤建公司秦会祥，曾经任阎锡山的暗杀团团副，是残杀十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治淮机械总队程少瑶，一九四零年叛变后担任日寇情报员，国民党还乡团分队长，曾打死我区长、县府科长等三人并纵火焚尸，夺枪二十余枝，该犯因民愤大在镇反时潜逃，群众即扎一纸人代替程犯枪毙。洛阳专区宜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教员李岑涛是三青团区队长，一贯奸污玩弄男女学生共达四十七人，屡教不改。类似以上例子很多，不能一一枚举。在大专学校中也搞出一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历史上有反动罪恶行为的就更多。除此之外，在运动中还缴出大量武器和弹药，根据初步统计：交出各种枪五百九十二枝，炮两门，炮弹一箱，机枪十挺，子弹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发，及大量反动证件。 以上成绩和事实，雄辩地回答了右派分子所谓：“肃反搞的糟呀”，“乡间革命过火”，并且诬蔑积极分子“侦察情况是特务”，诬蔑肃反运动造成了“秦始皇时期偶语弃市”等谬论，右派分子的这些荒谬言论说明了他们昧着良心，闭着眼睛抹煞肃反成绩，突出地表现出他们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的肃反运动结果是良好的，不仅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案件和破坏事故较前显著的减少，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了，同时也纯洁了内部，把一部分同志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弄清了，群众的觉悟也提高了，因而出现了团结生产、积极工作的新气象，更进一步的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事实证明了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能够取得肃反斗争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首先，是认真地贯彻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们除了对罪恶严重、民愤很大和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予以惩办外，凡自动投案自首坦白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均进行了宽大处理。 其次，认真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对每一个反革命案件均进行了调查研究，贯彻执行了依法办事的精神。 再次，贯彻执行了群众路线，广泛的开展了宣传工作，对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在运动中使他们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警惕，提高了识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群众热烈的检举了许多罪恶重大，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证明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战胜一切狡猾的敌人。 在肃反运动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曾捕了少数虽有罪也可以不捕的人，也斗了虽有一般历史问题但不应该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斗争的人，在斗争中间也曾经发现一些过火的现象，但在这些现象被发现以后就及时纠正了。当然，在肃反中所发现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是极少数和个别的问题，也必须引以为戒。 由于三大改造的胜利，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几年来肃反运动的胜利，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了，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仍不断的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仍积极地派遣特务间谍，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我们还不能放松对敌斗争的警惕，进一步的加强工作，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划清敌我界限，继续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奋斗！ 以上发言是否有当，请指正！

第8版()专栏： 我们农民知道怎样保卫革命果实 罗祥根正告右派分子： 你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我们社里的社员，看到报纸上登出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大家都很气愤。我动身来开会时，社员们要我到北京也来鸣放一下。我是一个农民，理论讲勿来，只能讲讲自己的体会。 我们的社叫五洞闸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浙江慈溪县，主要是种棉花的。一九五二年成立到现在五年多了。在这五年内，社员由十四户扩大到一千四百六十二户，棉花产量一九五二年每亩平均产籽棉一百六十斤，一九五五年提高到三百二十四斤，社员收入一九五二年每户平均二百七十五元，到一九五五年达到六百九十二元，生活一年好如一年。 一九五六年我们社里棉花计划产量每亩三百八十斤，根据灾前生长情况完成计划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正在开花结铃快要大丰收的时候，谁知连续来了四次台风，在第一次十二级以上大台风以后，棉花又害了角斑病，十分严重。这使我们全社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棉花每亩只收籽棉九十二斤，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七成多，加上其他作物的损失，总计共损失一百零七万多元，同时社员与合作社的房子被台风打垮四百五十多间。在这样大的灾害后，社员思想曾一度混乱，有的社员说农业生产没有工业生产好，不安心搞农业，有的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台风损失归罪于合作化，有的人消极畏难，怕生活过不下去，想单纯依赖政府来救济，少数社员要求退社，个别甚至自动单干起来。 当时我们迅速抓紧生产度荒工作与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我们开了不少会，反复向社员讲通道理，特别着重地向社员说明，虽然这样大的灾害不能全部战胜，但是有了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有了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我们的损失比起单干户来，却要小得多，我们棉花每亩平均也收到籽棉九十二斤，而两户单干的富裕农民每亩只收到籽棉四十五斤，并且我们九天内把社员的房子全部修建好，使社员安心生产，这些不是正可以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吗？经过这样一对比，那些思想糊涂的人也就明白了，如果不参加合作社，自己单干，损失不是更大吗？所以有人说，留两户单干户比较比较也是好的。同时我们贯彻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方针，发动社员讨论订出农业副业增产计划和节约度荒的措施，除了以积极可靠的精神拟订好冬种计划外，还采取以下办法度荒：（一）积极进行各种副业生产（捉鱼、砍柴、剥棉秆皮、做小工），计划收入五万元；（二）大力种植青菜度荒，要求每人平均达到三百斤；（三）号召社员节约。全体社员一致认为这些计划能够实现。同时，国家为了照顾我们的困难，十七万元棉花预购款准予缓还，并发了四千多元社会救济款，再加上海工人慰问团到我们社里慰问，还送了喷雾器与肥田粉。社员深深感到国家与工人老大哥对于我们的关怀与支持，战胜灾荒的信心就更高了。大家提出在六个半月度荒期中争取米缸、菜缸、柴仓三满的口号。这样使社员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条件，大家都安心生产，当初要退社的社员也不退社了。 今年春花得到了空前的丰收，副业生产也完成了计划，我动身来北京开会时，春花还未全部收割好，前天接到社里会计来信，说蚕豆每亩平均收二百零七斤，油菜每亩平均收一百六十七点三斤，大麦虽然因四月份正在开花时多雨受些影响，但每亩平均仍收三百二十斤。春花丰收和副业计划实现，大大有利于克服去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同时对争取今年大丰收、保证社员增加收入打下有利基础。今年春耕以来，我们贯彻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指示，以前我们社里主要社干都不参加田间劳动，这是一个缺点，现在统统亲自下田了。并且做到有事与社员商量，社内账目也及时向社员公布，社员反映很好。现在大家生产劲头很大，有信心完成与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 我们亲身体会到，一九五六年的灾害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社的集体力量，那么我们农民就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我们想想过去：一九二六年的灾害还没有去年那样严重，但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民逃荒讨饭，很多人出卖儿女，许多人破了产给地主富农当雇工，社员王梦章，就因为荒年破了产，给地主当长工，一直当到解放为止。我们这个社当过长工的特别多，有一半社员是当过长工的。但是一九五六年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社里没有一个人逃荒讨饭，更没有一个人出卖儿女。从前荒年的苦头现在不会再吃了。因此，我们社里大家都万分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共产党的恩情，合作社的好处，事实摆在那里，明明白白。但奇怪得很，右派分子竟反对共产党领导，说“合作化搞糟了”，说什么“农民面黄肌瘦，怨声载道”。右派分子这样大叫大喊，好像他们是“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我们农民不是“木头人”，我们看得清你们是什么货色！你们的话，我想如果我们那里镇反中被枪毙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伪乡长沈松培还在世，一定鼓掌欢迎。但是我们农民很气愤，我们社员说，这些人开着眼青天白日讲鬼话，叫他们来我们社看看吧！我们社员生活水平虽然还不算高，但比解放前好得多了，解放前农民过的是牛马生活。现在呢？社员个个吃饱穿暖，许多人还穿上绒线衣，解放以后盖了一百五十多间新房子。全社装二十二只有线广播机，有民校，还有篮球场，社员休息时都有机会学文化、打篮球、听广播。俗话说“神仙难定谷米价”，去年那样的荒年，国家保证了粮食供应，粮价平稳，大家能吃白米度荒，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吗？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右派分子还说什么镇反、肃反糟得很，黄绍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叫得特别响，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制，好像他是一位“青天大老爷”。说起黄绍竑先生，我们浙江人都很熟悉。抗日期间大敌当前，在他统治下，进行过多少次反共“清剿”，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这笔账也该去回忆回忆，在黄绍竑先生任伪浙江省主席期间，中共浙江省委曾两次遭受大破坏，中共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就是一九四二年在黄绍竑统治下惨遭逮捕杀害的。黄绍竑先生手下有一个“模范”县长，就是平阳县伪县长张韶舞，在那里杀人极多，一九四三年竟将杀人的人头拿来开“人头展览会”，借以镇慑人民，解放后黄绍竑竟将罪恶滔天的杀人凶犯张韶舞介绍到北京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后来浙南老百姓纷纷要求法办张韶舞，这才解回浙江，判处死刑。在黄绍竑与张韶舞看来，镇反、肃反怎么不“糟得很”呢？但是我们农民说镇反、肃反好得很，年老人说“杀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真是功德无量”。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将我们拉回到旧中国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但是那条老路我们祖宗三代走够了，苦头吃尽了，再也不愿意走了。如果右派分子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告诉你们，我们农民是知道怎样保卫自己革命果实，我们将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

第8版()专栏： 人民歌颂自己的胜利有何不可？ 彭仰钦　萨本炘　夏以焜代表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保证把各项报告的精神坚决贯彻执行。　 一年来我们国家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事实。全国人民在这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全面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向着第二个五年计划胜利迈进的时候，少数右派分子却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和恶毒的诬蔑。开始我们对我们的真面目看得不清楚，还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但是以后越来越露骨了。现在我们彻底看穿了，他们不是我们自己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原来他们是一伙反共反人民的小丑。我们也完全看清了，他们不是在帮助党整风，也不是什么“鸣”和“放”，而是在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革命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我们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我们决心擦亮自己的眼睛，继续提高警惕，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右派分子阴险的战术和手段之一就是用一些若明若暗似是而非的言论煽惑人民群众，企图把清水搅混，把晴天遮暗，使之正在忙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迷失方向。我们说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说我们的建设是“一团糟”；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他们硬说“你这是教条”而缺点是主要的。右派先生们！光天化日之下邪气是不能作妖的，你们的企图将永远是徒劳的。 我们几个都是实际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我们要在你们攻打的这个方面上和你们较量较量！右派先生们！你们睁眼看看历史事实吧！究竟是十个多还是一个多，你们该能够分辨出来吧！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节衣缩食，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的恢复了战争创伤，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解放之初，你们不是也曾预言共产党只能打仗不能建设吗！说“你们接收高炉去种高粱吧”！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不仅种好了高粱，也炼好了钢。钢的年产量由解放前的九十万吨提高到现在的四百五十万吨。这个数字你们能够否认吗！八年来我国工业的总产值增加了五倍以上，这也是事实吧！难道这些就是糟得很、缺点是主要的吗！再以我们武汉市来说吧！这几年来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了。过去它是一个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的消费城市，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在设备上也大部是残缺陈旧、功效不高、种类不多、规模很小的，城市里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商业投机，解放后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现在正逐步改变成我们国家巨大的工业基地之一。汉水铁桥、汉水公路桥已先后建成通车；世界闻名的长江大桥，已于今年五月合龙，不久即可正式通车，天堑变通途人民的理想实现了，长江不再是祖国南北交通运输上的障碍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建设，旧中国的统治者们！也曾大喊而特喊过，但是人民懂得这只不过是他们企图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欺骗宣传罢了。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才有可能在短短的三年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建设工程。巨大的青山热电站第一台机组已经开始运转，新型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印染厂、重型机床厂和中型锅炉厂的建设也都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顺利进行，其中有些厂的部分车间已经开始投入生产。特别振奋人心的是规模宏大的我国第二个钢铁基地——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已经全面开始动工，并且在明年度七十三公尺高年产七十五万吨铁的第一座高炉就将建成投入生产。 在武汉长江两岸的大桥边，在一个个巨大的工地旁，你可以随时听到千百万个路过这里的人和工余休息的人们，他们是多么高兴的在谈论着大桥、谈论着这些新建的一批批的工厂，回忆着过去，骄傲的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有良心的人们！难道这些就叫缺点是主要的吗！都是一团糟吗！右派先生们说：你们整风嘛，作自我批评，就应该谈缺点，何必歌功颂德呢！我们说对！整风是要谈缺点的，但是谈缺点它只能是缺点而不应该颠倒黑白，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呀。说什么我们歌功颂德，我们说这不过是把你们歪曲了的事实纠正过来而已，莫说我们没有歌功颂德，就是人民为自己伟大的胜利而欢呼，歌自己的功，颂自己的德，报自己的喜，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怎么又能说成是“肉麻”和“无耻”呢？ 把话说穿，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不到一起呢！我们说是胜利，你们说是失败；我们说这几年人民创造了奇迹，你们偏要说是“全面冒进”、“好大喜功”、“一团糟”；我们说肃清了反革命，人民得到了安宁，你们说伤害了“好人”；我们说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你们说它是三害的根源。原因何在呢！我们向右派先生们猛叫一声：你们并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们站错了方向，我们向东，你们向西，我们是向社会主义，你们是向资本主义，无怪乎我们面对着同一个事实而我们各有各的认识而没有共同的语言。 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诬蔑攻击，并没有使我们失掉了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六万万人民的心永远向着共产党，我们的风要继续整，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人民也决不叫他得逞。现在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在全国展开，右派分子们何去何从，道路很清楚，还是赶快悬崖勒马，回转头来彻底交代，人民是不究既往的，如仍执迷不悟，那是你们自绝于人民，两条道路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第8版()专栏： 让右派分子看看沈阳市工业建设的巨大成绩吧！ 朱维仁的发言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无限地增强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这次会议上，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针政策的完全正确，并给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否定社会主义方向、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卑鄙企图以有力的打击。我完全拥护这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实现其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车轮拉向倒退的卑鄙企图，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从各方面夸大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他们说，工业化搞糟了，越建设越浪费。或者，他们口头上承认国家工业化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又把某一地区某一企业的缺点说成是主要的。问题是否如此呢？现在就让这些右派分子看看沈阳市工业建设的事实吧。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沈阳是什么样子，而今，沈阳工人已经提前一年又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水平 沈阳是我国原有的机器工业比重较大并兼有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业城市。也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在日伪统治时期和美蒋统治时期给沈阳留下了“巨大”的工业遗产吧，但他们实际上是遗留下来一个残缺不全的技术水平落后的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基础。占比重最大的机器工业，在日伪时期只能制造简单的机器和机器配件，实际上只是些为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工业服务的原料加工厂或附属工厂而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几年，除了四大家族争夺拍卖工厂设备、半制品、原材料以及把工厂变作兵营之外，没有做任何发展工业的事情。 那么，现在沈阳工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自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沈阳解放，沈阳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经过八年多创造性的劳动，可以说：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我国少有的机器制造业基地之一了。沈阳市的工人阶级，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盟邦苏联的无私援助下，经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短短四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就使全市工业总产值迅速地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九点七（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基本上达到了沈阳工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沈阳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一方面担负着出机器、出干部以支援全国工业化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本身还要完成七项重点工程和二十七项限额以上工程的巨大建设任务。由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所昭示的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吸引，由于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正确，由于伟大苏联在技术上和物质上给予的巨大帮助，沈阳工人阶级表现了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创造了更为巨大的成绩：全市工业总产值，到一九五六年底，较五年计划开始的前一年（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九，提前一年又四个月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水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也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指标；更为重要的，是几年来试制成功新产品达二千零六十九种，而且新、老产品的质量都有显著改善，反映了企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基本建设任务也提前完成了计划进度：七项重点工程，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七，其中六项已分别提前一年或一年半竣工投入了生产；二十七项限额以上工程，四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四，其中已有十八项竣工投入生产；工程质量一般说是良好的，工程成本是逐年下降的。所有这些，难道不可以说几年来沈阳工业发展的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吗？然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沈阳工业发展的客观事实，竟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对于新旧时代沈阳工业的鲜明对比，竟然无动于衷。反之，他们对于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缺点，则特别感到兴趣。是的，在我们的工业企业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例如：不少企业对经济核算注意不够，非生产人员过多，设备利用率不高，有严重的浪费现象；贯彻安全生产方针不力；产品质量还不稳定，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缺点是局部的、次要的和暂时的现象，是能够克服的，其中有些已经克服了或正在克服当中。这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右派分子有意夸大这些缺点，不过是为了遂行其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阴谋而已。 1956年是沈阳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今年仍在继续稳步前进，而右派分子却诬蔑说1956年是“冒进”了，今年又“冒退”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特别集中力量攻击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工业生产高潮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们污蔑一九五六年的工业大发展为“冒进”，污蔑一九五七年国家经济计划的合理调整为“冒退”，似乎我们经济工作的错误百出，一无是处。但是，成绩终归是成绩，卑鄙的愿望改变不了事实。一九五六年沈阳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的鼓舞下，自动地掀起了工业生产高潮。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挖掘企业潜力，广泛地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结果为国家创造了空前巨大的财富。生产总值较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点四，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七，成为沈阳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工业生产的这样迅速发展有何不好呢？给它戴上“冒进”的帽子的根据何在呢？右派分子说，去年的大发展造成了今年工业生产的困难，迫使今年不得不“冒退”。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年前五个月沈阳工业生产情况吧。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市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该五个月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点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劳动生产率超额完成该五个月计划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五，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百分之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虽然略低于去年，但大大高于五年计划的前三年，难道这能叫做“冒退”吗？这不恰恰说明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仍在继续积极地稳步前进吗？去年增长快了些，为了保持各方面工作的平衡，在继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年稍为放慢些，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才故意把好事说成坏事。应该肯定地说：工人阶级在去年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在工业战线上实行的大跃进，是做得完全对的，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某些领导机关在动员职工制订与完成计划时缺乏瞻前顾后，深思熟虑的缺点，虽然曾给以后工作造成了某些困难，但是经过今年国家计划的调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的工业建设是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了。这些缺点错误推动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水平，决不像右派分子所幻想的那样，造成了我们不可克服的困难。 苏联把最新的技术设备供给我们，甚至把苏联企业中还没使用的新设备首先供给我们，而右派分子却一口否定苏联的援助，甚至诬蔑苏联，是存何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阴谋倒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还从各方面否定伟大苏联对我国工业建设的援助，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正确方针。但是，我们沈阳工人阶级清楚地看到和懂得，伟大苏联盟邦以最新技术设备、以技术精湛的苏联专家、以丰富的先进经验，对沈阳工业的发展，给了如何巨大的援助！以沈阳国营工业的技术设备来说，据一九五六年统计，全市国营工厂拥有的一万三千余台金属切削机床中，国外进口的新式机床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苏联的最新产品。有些新式设备，甚至在苏联的企业中还没有使用，就首先援助了我们。例如有一种九千六百吨液压机，在苏联只试制成功了两台，苏联政府就把其中的一台援助了我们沈阳的一个国营工厂。这种事例并不是个别的。为了帮助我们掌握新设备和掌握新技术，苏联政府派遣了大批专家来到我们企业工作。他们都具有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的操作经验，他们一面具体指导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一面亲切地教导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他们在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上，充分表现了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待生产技术问题，都是实地考察，亲自动手解决。有的专家为了我国工业建设而致积劳成疾，甚至有的专家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苏联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更是给了我们无法估量的收益。今天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新的产业门类与新的工业品种的日益增多，哪一项不是借助于苏联先进经验的帮助呢？这一切，能不使我国人民衷心地感谢伟大苏联盟邦吗？ 但是近来有一些人，似乎热衷于反对教条主义，津津乐道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的缺点，甚至把一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都归咎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概斥之为教条主义。这种对待学习苏联的态度，不能只简单的认为是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其实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们不是在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在散布修正主义。我们并不否认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发生的缺点。例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够，有些机械搬运。但是，决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学习方法有缺点，而怀疑苏联先进经验的优越性；决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及时揭穿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右派分子龙云等发出的反苏谰言。新中国建国八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伟大苏联对我国的无私援助，真是有口皆碑，罄竹难书。而这些右派分子竟故意抹煞事实，生活在人民的新中国，依旧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苏反共滥调，污蔑苏联在东北搬走机器，无耻地为美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和榨取吹嘘，其死死坚持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继续仇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丑恶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反苏反共的右派分子们，还是收敛一些吧，在人民的新中国，你们这样放肆地造谣污蔑，人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总之，我国人民过去四年多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做出巨大成绩，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整风运动，将进一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从而将进一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卑鄙企图，必将遭到彻底破产。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