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人民代表谈反右派斗争的教训 接受党的领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关键 费孝通储安平向人民请罪，毕鸣岐黄琪翔龙云作自我检查 据新华社13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分上午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发言的代表们继续集中地斥责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卑劣手法。在上午会议上，毕鸣岐就他的错误言论作了检查。在下午会议上，费孝通、储安平分别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为题作了发言；黄琪翔交代和批判了他同章伯钧的关系。龙云在书面发言中检查了他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上午发言的代表共二十七人。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党不能领导科学、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荒谬言论。他说，扪一扪良心，比一比既往，谁能否认，解放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我国史无前例的！这是由于什么？难道只是由于极少数科学家和少数教授们的努力吗？果真如此，那么这些伟绩应该在解放前早就出现了。我们以往的痛苦生活说明了这些成就不是教授治校所能获得的，也不是没组织没领导的若干科学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党领导革命，流热血、抛头颅给我们创造出来的。华罗庚说，党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和教育的，不但能领导，照这几年的成绩看来，而且领导得极好。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以章乃器为例，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一贯反党的言论和卑劣手法。他说，章乃器阴狠的反党办法，就是用尽千方百计去歪曲、污蔑、否定党关于资产阶级的根本理论、政策，无孔不入地贩运他的美化资产阶级的论调，从阶级基础的立脚点上根本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 民盟中央委员鲜英在发言中回忆起了1940年到1945年期间重庆“民主之家”的盛况。他说，民盟由于始终没有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才奠定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基本胜利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一年地胜利进行的今天，出自“民主之家”的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竟企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想窃取广大人民的革命果实，真是破坏了“民主之家”的门风。鲜英说，他做为“民主之家”的东道主，对此特别感到愤怒。 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蔡楚生在发言中，谈到了新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的巨大发展和成绩。他批驳了右派分子向人民电影事业猖狂进攻的言行。 财经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国钧斥责了右派分子向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制度、向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正义事业、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发动的猖狂进攻。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他的主要的错误言论，没有一处不是和章乃器的反动论调相同的。他所以和章乃器同语言、共呼吸，正是由于他同章乃器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反动思想，因而也就成了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支持者和贩卖者。他挖掘他错误的思想根源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原封未动，发展到争名夺位。毕鸣岐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彻底进行自我改造。 江西农业劳动模范易瑞生介绍了他们农业社社员生活改善的情况。 有二十位代表在上午作了书面发言。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广西省副省长覃应机，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司副司长王德滋，工业劳动模范郑久鸿，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何世琨，四川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谷志标，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工作者王国松、陆士嘉、赵忠尧、钱崇澍、严景耀、顾功叙，甘肃省副省长陈成义等代表的书面发言，从各地区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司法、肃反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回击了右派分子对党、对人民的污蔑。 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济南市副市长、公私合营东元盛染厂经理张东木，甘肃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郑立斋，揭发了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使用的恶毒手法以及他的反动言行对工商界所造成的危害。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卢汉、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分别讲了文化工作、云南的教育工作，和音乐工作。沈雁冰还特别批判了最近文化界出现的一些荒谬的论调。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郭沫若、陈嘉庚、谭政、谢扶民、吕鸿宾、达浦生、严济慈、黄长水。 下午发言的代表共有三十人。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今天下午首先作了联合发言。他们严厉地谴责了章伯钧的右派言论和活动，并且向大会、向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保证说：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一定要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他们再一次警告章伯钧：必须幡然悔悟，及早回头，彻底向全国人民作出坦白的交代。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李伯钊以她在成都和重庆高等院校视察看到的许多具体事例，说明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是学校中较为普遍而带有根本性的毛病。她要求加强学校的党委制，要求加强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要求加强学校时事政策的学习。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裴阿欠列举事实揭露龙云统治下怒江傈僳族人民的血泪史。 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就贵州省的工作情况发言。他叙述了贵州省几年来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情况，并且谈到了贵州省的肃反工作。 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作了题为“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的发言。梁思成谈到他曾经有过“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的烦恼，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他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的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当他的错误受到批判的时候，党耐心地同他讲道理，并没有把他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他的错误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梁思成说，我知道党对我的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动。梁思成还批判了他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 费孝通在题为“向人民伏罪”的发言中，揭发了他自己从1955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费孝通承认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了章罗联盟中的核心分子，承认他曾经在民盟提出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为罗隆基、章伯钧出谋献策，积极参加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的讨论和起草，他曾经利用视察工作的机会，向各地盟组织进行串连点火活动。费孝通说，他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费孝通在揭露他的反动言行以后说，他痛恨自己的过去，必须转变立场；他痛恨章罗联盟，他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一刀两断。他表示感激党对他所进行的仁至义尽的教育。费孝通还说，他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他的罪行和他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检讨他自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了章伯钧的俘虏”。他说，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他的支持的。整风期间，他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又帮助章伯钧做了假检讨。 黄琪翔说，因为他自己立场不稳，对人民没有真爱，对敌人也没有真恨，就想替章伯钧解脱，以为这样才算得帮助“朋友”。因此，他在农工民主党内担负领导检查章伯钧罪行小组的工作是不相称的，受到了群众的指责，是完全应该的。 黄琪翔说，他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解放后，他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他的灵魂深处。因此就在行动上表现为敌我不分、投机取巧、对人民工作不负责，直到甘心作俘虏。 黄琪翔表示他立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和章伯钧划清界限，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和章伯钧路线斗争到底。 储安平以“向人民投降”为题向大会检讨自己的反动言行。他说：“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说：“全国人民对我的严厉批判，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假如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我就没有前途。”他表示要向自己开刀，剥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 储安平承认他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他说，他所犯的错误，实质上为以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 他说，他的“党天下”的发言是绝对错误的。“党天下”之说，和事实完全不符。他说，他想用“党天下”这顶帽子来反对党的领导，企图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党天下”的谬论实质上成为替章罗联盟的反党阴谋摇旗呐喊。 龙云在书面检讨中说，他的反动言论“对中苏友谊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党的领导都有坏的影响”。他谈到他思想模糊和立场不稳的“根源”，“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又渗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 龙云在批判他的反苏谬论时，强调他的言论是在客观上发生了不好的效果，他说，“不论我主观的愿望怎样——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也好，或是从考虑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提出也好，但这种荒谬言论在客观效果上，引起了‘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关于他发表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谬论，他承认“产生了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他说他“十分对不起云南人民和云南少数民族”。不过他说有些问题的提法，他是把民族与籍贯的涵义“混同”了；有的是由于“道听途说”。 龙云说，云南人民原是恨他入骨的，但在党的说服和谅解下，他在政治上得到“重视和优待”，在生活上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不过，他说，“由于忝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那里，说到那里”，因此“言过其实，一错再错”。龙云说，他今后决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在下午大会上发言或书面发言的还有十八位代表，他们是：工商业者乐松生、浦洁修、朱继圣，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委卢子鹤，美术家刘开渠、吴作人，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旅大市副市长乔传珏，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奎璧，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陈嘉庚，江苏省副省长吴贻芳，中央卫生研究院副院长白希清，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总工程师褚应璜，抚顺矿务局总工程师费广泰，工业劳动模范张子富，中共会泽铅锌矿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李桂英。 主持下午会议的执行主席是：黄炎培、徐特立、马明方、蔡廷锴、邓初民、胡耀邦、欧百川、果基木古、梅兰芳、周文江。

第1版()专栏： 全国大部地区雨水调和 局部地区出现涝情和旱象 新华社13日讯　目前全国大部地区雨水调和，但局部地区由于雨水过多或不足也出现了涝情和旱情。为争取今年农业的丰收，这些地区的人民正为排涝和抗旱而斗争。 目前因雨水不足而仍呈现旱象的有辽宁和江西等省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正为战胜干旱而努力。辽宁省自4月下旬发生旱情后，各地相继组织了抗旱组织，采取了各种抗旱措施，到6月底，旱田作物的播种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江西省南昌专区出动了十多万人与干旱斗争，使二十多万亩中稻摆脱了干旱的威胁。 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和安徽省南部等地因本月初连续地集中地下了几场暴雨或大雨而发生了涝情。这些地区有几百万亩农田受涝。到目前为止，在百万农民日夜抢救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下，排涝保苗斗争已获得巨大胜利，苏州、松江、嘉兴三个专区五百万亩涝田已有四分之三排除了积水，农业社社员们正在进行扶苗、补苗、追肥和除草等工作。

第1版()专栏： 皖南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 据新华社合肥13日电　新华社记者石正章报道：安徽省皖南地区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农民最近与特大洪水进行了一次非常艰苦的斗争。由于抢救及时，终于战胜了多年罕见的特大洪水。部分受灾地区现在正在进行善后工作。 7月初，皖南青弋江、水陼江、秋浦河、青通河、郎川河和漳河等流域，由于暴雨集中，山洪暴发，河水普遍上涨，出现了1954年型的特大洪水。在洪水威胁着沿河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时候，各级党、政负责人都率领大批干部，赶往险要地点领导防洪抢险工作。安庆专区在江南的各县，在党、政负责干部指挥防洪抢险下，没有溃破一个圩。目前这些河流的洪峰都已下降，各地干部又和农民一道整修堤防，加强防汛工作。 这次强大而集中的暴雨，使郎溪、广德、宣城等部分地区遭受了洪水灾害。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已派出工作组，分赴受灾地区慰问灾民，并拨发了一批救济款和口粮，支持灾民生产。中共芜湖地方委员会也指令有关部门拨下七百万斤粮食和十九万元贷款，帮助灾民克服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现在，受灾地区农民正在突击排水补苗，恢复生产。 本报郑州13日电　7月6日至10日，河南省连续两次大雨，降雨中心在伏牛山区。据方城、南阳、鲁山等十一个县的测量，一天的降雨量平均为一百公厘至二百公厘。这是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首次遇到的大雨。 这次降雨的特点是强度大，最多一小时降雨八十七公厘。因此，虽经广大干部和群众日夜抢险、排涝，仍有部分地区受到灾害。根据漯河、襄县、叶县等十七个县不完全统计，被洪水淹地一百四十一万多亩，内涝淹地五十九万多亩，塌房三万多间。被水包围的村庄，仅叶县和民权县初步统计，就有二百八十多个。现上述十七个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正在紧张地同洪水搏斗中。 中共河南省委12日召开常委会议，检查了全省防汛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年气候变化无常，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充分做好防汛准备工作。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已对受灾地区和积极参加防汛群众发出慰问信，勉励大家坚持与洪水搏斗。

第1版()专栏： 在整风中逐步改进工作 解放军许多部队官兵生活打成一片 云南省和昆明市各机关出现勤俭节约风气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在整风中注意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 南京驻军政治委员唐亮上将不久前在驻南京部队、机关、学校代表会议上，宣布了关于改变首长用车、住房、看病等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首长有私事不能用小汽车，住得靠机关近的上班可以几人合乘一辆；取消娱乐场所留票、留好位置给首长等特殊照顾，今后看戏、看电影首长和大家一样排队买票；取消校以上军官看病不挂号的规定；对首长和某些高级干部住房过多的不合理现象，应进行调整。 海军领导机关和广州驻军领导机关已经初步调整了住房。海军领导机关的许多科、处合并办公后，挤出了一批房间，改作干部的集体宿舍。广州驻军领导机关的一批干部，已经搬进了首长让出的宿舍。 还有许多部队采取措施使官兵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某部建立的首长接见士兵的制度，大受士兵欢迎。不少士兵主动去找首长，谈出他们对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某部首长假日帮助厨房工作也已形成制度，每星期日都有干部下厨房帮助炊事员做饭和做菜。这个部队还推行了机关干部常住连队，及时帮助连队和士兵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士兵们对于军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很受感动。 中共北京部队后勤部党委研究了后勤系统高级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后，采取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措施。如保证非党干部充分实施职权；尽力解决向科学进军的图书资料和物资器材等。对每条意见都作到了有答复。 新华社昆明12日电　云南省、昆明市各机关正在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逐步改进工作和领导作风。 目前，省、市级政府机关都陆续成立了包括党外人士参加的专门组织，负责整理和研究前一时期群众提出的意见，拟定改进工作的具体方案。 现在已经改进的如：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市委已经取消了门卫制度，省人民委员会也简化了出入手续。从7月份开始，省人民委员会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已经由一位副省长亲自领导起来，各厅、局也分别指定一个负责干部直接领导这一工作，他们将每月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亲自批阅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 省、市级机关已经出现了一片勤俭节约的气象。各机关领导干部已经普遍做到上、下班不坐汽车，私事不用公家汽车。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殊待遇也都已经取消。许多领导干部并主动地让出了多余的房子和多余的家具。许多机关公布了过去一个时期的福利费的使用情况，有的干部主动地退出了不合理的生活补助费。各机关近来还普遍检查了行政费用的开支情况，分别采取了改装电路和改小灯泡、分清公私用水、取消不合理的会议招待费用、清理库房利用旧料等措施，大大减少了机关经费的开支。最近中共云南省委每月的电报、电话费支出只占预算的60％左右。 许多党员干部也正在自觉地改进工作作风。所有省、市级机关，目前都分别和附近的工厂、农业社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昆明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正在逐渐经常化。

第1版()专栏： 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 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 本报讯　清华大学在13日召开了批判右派分子、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以及北京各学校的许多代表。在大礼堂里和许多教室中，以及礼堂门前的大草坪上都坐满了人。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全校师生员工也收听了这个大会的实况广播。 今天的会议是由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主持。陈士骅首先作了简短发言，接着即由右派分子钱伟长做第五次检查交代。在他发言过程中，会场上不断递上条子来要他老老实实的作彻底的交代。 接着，许多教授、学生以及职工在大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钱伟长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他们着重谈到了钱伟长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提倡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策划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煽动要求理工合校大签名等反动活动。 张子高教授列举事实说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怀和尊重，驳斥钱伟长挑拨党与高级知识分子关系的谬论 张子高教授说：5月17日人民日报登了“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那篇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钱伟长在那里制造了许多矛盾。首先是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问题。他并且引用梁思成先生的情况为例。后来梁先生对整风的体会文章发表了，大家看到梁先生还是很积极的，是拥护党的。现在我要问你当时是何居心？是不是想拉拢一些人为你作证呢？党屡次鼓励我把中国化学史研究工作抓起来，当我生病时，党团员在周围照顾我，使我感激流泪。后来蒋校长、刘副校长也都到我家来慰问，这难道是人情味薄吗？就我所知，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先生，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先生，这几位老先生都是学术上得到很高的尊重，有病时又得到非常周到的照顾。最近有两位老同学来看我，都是七十左右年岁的人。他们在安徽矿业学院工作，都是兴致勃勃地在干。这难道不是积极性的表现吗？再拿你钱伟长本人来说，职位荣誉那一件不比解放前来得高许多，这难道还说党估计作用不足吗？ 钱伟长做了副校长，就同校长搞对立，钱伟长把老清华搬出来，和新清华对立，一概以为今不如昔。新清华是与老清华有所不同，新清华承继了一部分优良传统，批判了一部分不良的习惯，同时培养出一部分新生力量。青出于蓝，一辈胜过一辈，正是发展的现象。我爱老清华，我尤其爱新清华。钱伟长则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对，究竟你是何居心？ 钱伟长还说过，另外一条路线比它（指党的工作）走得快，这就是他的反党路线，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路线，要和党的路线，也就是社会主义路线赛跑。当然，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这样提，他总是用偷天换日的，换汤不换药的，表面上一套，骨子里一套，来达到他的目的。 在科学体制问题上，钱伟长身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利用党对他的信任，把委员会对科学规划建议的内容拿了出来，在章伯钧指使之下，和其他右派分子曾昭抡、费孝通大加篡改，加入一些资产阶级的毒素，作为民盟工作小组的建议。他们不要党在科学研究中的领导，他们不要科学研究计划性，他们不要科学研究结合我国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他们不要对新生的科学研究力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问题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是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否定了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忽视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的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光明日报还发表一系列与钱伟长论调相同的报道和文章，对我校杜庆华、李酉山肯定教学改革的文章，则一字不提，企图造成对钱伟长有利的气氛。钱伟长还借种种机会在各地散布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到整风运动中，向党的进攻更加猖獗。 何成钧副教授在会上也把他和钱伟长的关系做了初步交代。他说，我在整风鸣放期间，由于长期与组织对立，站在反动立场上，犯了大错误。6月2日，学生会的同志邀我到自由论坛上去讲演，我怕情绪不对头，话说错，出乱子，就推辞不去。后来钱伟长对我说：“去讲也好，可以扩大影响！”我现在要问钱伟长：“你要扩大什么影响？你是否想要学生上街，制造混乱局面，然后你来收拾残局？”钱伟长还同我讲，中央对清华这条线就是不肯放。 张光斗教授认为钱伟长参加制定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企图使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张光斗教授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反动纲领是由曾昭抡和钱伟长等所起草的，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以及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等的意图是要摆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他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而代之”。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使用了两面派手法，在高等学校中攻击科学院“一家独占，占而不为”，要以高等学校作为研究中心；在科学院那里他又攻击高等学校压制科学研究。两面放火，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 张维教授揭露钱伟长为制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所作的长期阴谋活动 张维教授说：我要揭露钱伟长贯彻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阴谋活动。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们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中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时间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我们这样肯定他们的活动的这种反动性质，是有根据的。这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长时期以来钱伟长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广泛了解情况，进行挑拨煽动。他反对党对于科学研究的领导由来已久，长时间来他花了许多力量在摸各地科学家的底，了解那些人对党有些什么不满情绪。他用了费孝通的串联方法各处发动。第二，他有组织、有计划地拟定和贯彻这个毒恶的科学纲领。他从3、4月间就开始进行活动。以后假借民盟中央名义成立的“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就是由曾昭抡和钱伟长主谋的。章伯钧认为这个纲领是一件大事，在他把持下的光明日报在6月9日发表这个纲领的同时，就写了短评，说这个纲领“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的道路，是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民盟这件工作还只是这一新工作方式方法的开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共产党已然不能代表科学家的正当利益了，明明宣布以后还要其他方面的纲领，这只是第一次的开端，右派分子狂妄到了极点。可见这些右派分子对于这一文件的重视。科学规划委员会原定在6月13日开会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的。钱伟长和曾昭抡利用是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的职务，将科学规划委员会要解决的问题完全摸了底，就在6月9日前连续开会商量，赶忙将这些问题也放在他们的反动纲领内，做为外衣。其实，纲领核心是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主张。他们利用两面派手法想争取群众对他们反党的科学纲领的支持。更毒辣的是他们在向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这一假借民盟名义的方案之前，就赶忙在光明日报发表，向科学规划委员会，也就是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猖狂进攻。第三，钱伟长在看到阴谋暴露后，又用两面派手法，打掩护，撤退。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的第一天，他们还是气势汹汹，要科学规划委员会将这一反动科学纲领提至大会讨论，到了第二天（6月14日）民盟副主席史良揭发了章伯钧的反党阴谋的发言登在报上后，钱伟长和曾昭抡就缩回去了。第三天他又换了一副嘴脸说拥护党的领导。难道钱伟长睡了一宿觉，把他那科学纲领中反对党的领导，不要科学院做火车头等项主张全都忘记了吗？不是的，他是要掩护撤退。张维并质问钱伟长说，7月11日晚曾昭抡在高教部中的一次所谓检讨中，还说到这个反动的科学纲领的自然科学部分实际上多是钱伟长在出主意主持，因此我们要问钱伟长和曾昭抡，到底情况如何？ 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的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经过许多老教师的揭露，这种论点已经没有立锥之地。钱伟长提出这种论点的用意何在呢？许多教师通过学习苏联，教学水平提高了。讲课再不是经院式的，而是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我们现在做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的题目，都是来自企业部门的实际的题目，学生用的参考资料是工程师们用的参考资料。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比从前提高了，从前叫学生做一个能用的设计是不可能的。 钱伟长标榜的道路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全国六亿人民坚定不移的道路。 钱伟长说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取消党的领导，在文教部门为资产阶级右派打开缺口呢？大家都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赶跑蒋介石匪帮，不可能在短短的八年中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石的，共产党不仅是工农的命根子，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命根子。我们知识分子要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决不允许右派分子推翻共产党。 常迥检讨自己的温情主义，他说看清楚了钱伟长是章罗集团在高教方面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常迥教授在会上检查交代了他和钱伟长的关系和他受到钱的许多影响，他的检查交代虽然还不够深刻，但还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常迥说，自从钱伟长领导无线电系的工作以来，他就处心积虑地想从无线电系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他向全校进攻向党进攻的桥头堡。由于我的立场不稳，我受到了他的煽动。在反右派斗争中，我犯了温情主义的错误，我包庇了他。现在我已经看清楚钱伟长是章、罗集团在高教方面进攻的急先锋。钱伟长知道我在教学改革讨论当中有许多观点和他的看法有相同之点，他就拉拢我，也就从那时起，别有用心地挑拨我和党的关系和对领导的看法。他跟我说，他的教学观点，全国只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不同意。他说，这还不清楚吗！这两个学校的领导都是教条主义者，没法说通。他这些话明明是胡说。钱伟长还别有用心的要把无线电系吹起来，做为他的政治资本。就在这时，钱伟长开始明目张胆地攻击领导，他说学校怕检讨教条主义，说组织人来打击他。我当时因为思想上被钱俘虏，我也认为把教学问题说成阶级斗争、两条路线，这真是教条。现在想起来，当时钱伟长、孟昭英和我三人都否认教学讨论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对于无线电系修订教学计划的问题，钱支持孟昭英的意见，我虽有些不同看法，当时也就没有争辩。我们在向学校领导汇报以前，几个人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也就是形成一个联合阵线。 钱伟长和孟昭英在教学问题上意见一致，在政治问题上也是一样的。因此，到了整风期间，钱伟长和孟昭英借整风机会，大胆地向党进攻。在系里，孟昭英表现得独断独行，目空一切。他总想把系里的党领导压下去。而钱伟长则在系外，借系内宗派主义的问题，大肆渲染，做为向党进攻的口实，里应外合，配得很好。就在这时，钱伟长不但自己到学生自由论坛上大讲教学问题，还鼓动孟昭英和我去给学生讲话。这无非想争取群众，和党的教学方针相对立。 当无线电系教师座谈会在“新清华”上发表以后，系里有几位教师和党员之间有了意见。钱伟长就乘机大肆挑拨。他说：“赶快出张大字报，写新清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我们概不负责”。他的目的是为了引起群众对“新清华”的不满，我们当时没有听他的话。后来写大字报的时候，钱伟长又多变了个主意，教我们多写些好话，如“我们是忠实热爱党的”，他说这样就戴不上帽子了。 6月1日晚上十二点，我听到钱伟长家小孩在门口吵吵闹闹，我爱人以为钱家出了什么事，赶快出去看，只见钱带着小孩去贴大字报。钱伟长见我们门还开着，就跑了进来，像疯了似的，大骂一阵：“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指第一次质问钱伟长和章伯钧的关系的大字报），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他还说：“走，一定要离清华，到科学院去。做研究工作比教学好，你也走！孟昭英反正已经去科学院，让马世雄也走。我们还有许多人要走，看蒋南翔怎么交代。” 学生赵葆初揭露钱伟长煽动学生“闹事”，一手制造理工合校大签名 工程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赵葆初说：现在我想揭露一下钱伟长一手制造的理工合校六千人大签名的情况，这是他政治阴谋活动中的一部分。在6月1日晚上，我们班二十多位同学去访他，他有声有色地向我们吹嘘了解放前的学生质量多么高，说什么三、四年级写出像样的论文根本算不了什么，又吹嘘老学风。接着有人提到说科学馆前面在搞理工合校签名，钱问“有多少人签名了？”我们说六百多人了。钱说“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还差不多，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而且他再三强调要斗争，经过斗争总会胜利的。有人问，钱先生为什么不出来讲话呢？他说，我出面不方便，你们去搞好，高教部已经承认这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错误。钱伟长当时还提出了几个方案：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来，或者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其它和人大合并叫北京大学，把北京大学的牌子挂到人大去，把人民大学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就干脆不要了。钱伟长还说，就是不能和北大并，至少要唱对台戏才好，只要清华搞起理学院来，很多名教授都会来的，有的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只要清华搞就一定会来的。 在钱伟长煽动以后，第二天上午工程物理系八班一个规模浩大的理工合校工作组成立了，设正副组长五人，下设同学、教授、宣传、后勤等工作小组，人力不足，联合了物九，光靠同学还不行，要教师帮助，决定在全校大搞，到每个班上去组织签名，而且多方面进行准备工作。例如访问系主任、名教授，组织论坛及教授报告会，写出大量大字报，印签名纸……等等。一出来，就要声势浩大，全校震动。工作组由钱伟长亲自指挥，钱非常得意，工作组具体计划都是他同意后才执行的。当时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请全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华罗庚来讲话，因为钱伟长是非常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和华罗庚的话是同学们听得进的。只要他们说理工合校好，大家签名就会很踊跃。这个任务由钱伟长亲自负责，华罗庚当时刚从医院里开完刀，身体不适于作报告。钱伟长说，这是小病，可以讲，还是要去请。后来大概没请到。对钱学森，钱伟长知道他不愿讲理工合校这个问题，当时就决定表面上去请钱学森来做技术科学的报告，实际上在会上叫人递条子逼着他回答这个问题。钱伟长就是这样阴谋策划煽动的！ 钟士模教授认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谬论，钱伟长不但事先知道而且曾共同策划 钟士模教授说，我现在要揭发右派分子钱伟长是储安平“党天下”谬论的重要同谋者。钱伟长在学生自由论坛上曾经说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与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有什么关系。可是就在储安平发表“党天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的第二天，钱伟长就在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开扩大筹委会的休息时间用很肯定的口气对我说，他对储安平所发表的意见是完全赞成的，他还说每一个单位都按上一个党员做头那怎么能行呀！丝毫也听不出他有半点反对储安平的议论，相反地他的言语声调神态完全表明他是储安平谬论的积极支持者。他不仅赞成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而且事先也知道，并且共同策划。钱伟长在第三次的交代中曾经露了这样的马脚，他说储安平5月26日来清华找他谈到要在人大提肃反问题，谈到要摸鸣放的底，要向毛主席提意见等等。那天钱伟长表示过学校中鸣放的主要内容是宗派主义，储安平就说“到处都如此，真是家天下”。储安平在交代时说他在发表“党天下”谬论之前是与罗隆基、钱伟长商量过的。右派分子之所以要说“党天下”，不就是在反对党的领导吗？不是要使各种工作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吗？我们知道脱离党的领导会给人民带来很大灾害。我们是决不会忘记历史上的教训的！假使按照右派分子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要我们人头落地！ 夏镇英讲师说，钱伟长与曾昭抡的关系，到底如何？你自己说只是最近有联系，只是科学规划是政治问题，其他接触都不是政治性的。这能使人相信吗？曾昭抡曾要你摸文教界的底，这不是政治问题吗？你是怎么摸的？你在3月初当太原高等学校毕业生对毕业设计有意见时，3月12日你坐飞机到太原，13日对数千学生讲话，试问谁让你去的？谈了些什么？你又在太原科联分会成立大会上做报告，这又是谁要你去的？你借着陪专家访问、考察机会，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与盟员接触频繁，在广州几千人大会上讲话。这是不是政治性问题？其次你与章伯钧的关系，你讲接触不多，为何6月6日一次会就一见如故？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说你在6日会上的发言最激烈，以致曾昭抡也受了感染，激动了好久。曾昭抡说当你们分析形势后，你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是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这些话你为何不交代？再有，你说你和罗隆基的关系，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这显然不是事实，曾昭抡谈过你对知识分子工作热心，而罗隆基过问知识分子事情多，因此罗和你接触较多，为什么也不交代？你还说你与储安平只一面之交，但你们谈的都是政治问题，“党天下”事他与你商量过，只一次之交，何以谈的如此之深？ 热工实验室技工李永禄说，我们职工没想到现在有这么一批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他们乘整风运动散布各种谬论。钱伟长主张教授治校，我们职工都不同意。我要问钱伟长你办学校不要职工行吗？我们绝不允许再回到教授治校的旧大学，因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今天的新大学里，我们职工才受到了重视。 现在，职工们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平等。世界上除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还有这样的民主吗？居然，还有人叫唤所谓还政于民，是不是将人民政权还给钱伟长？ 旧社会的坏处说不完，新社会的好处说不完。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为了他们一撮人的利益，还要骑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头上。我们职工告诉右派分子，你想夺人民的政权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我们职工在这样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坚决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 这次大会从上午八点钟一直开到下午六点钟，会上发言的还有汪坦、马良、金兰等教师。因为要求发言的人还很多，大会将在14日晚继续举行。

第2版()专栏： 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梁思成的发言 在另一个发言中，我同杨廷宝、林克明、朱兆雪三位代表对目前建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几点不成熟的意见。现在请允许我再费各位代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我对整风两个半月来的一点体会，也可以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对解放八年来的一点体会。 我是怎样开始认识党的？ 八年来，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渡过高兴愉快的一天。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毛主席。 我永远忘记不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早晨，我家的保姆（那时候我们还叫她做“老妈子”）刘妈从清华大学附近的成府村的家里来开始她一天的工作时，怎样兴奋地叙述了那天清早她打开大门突然发现村子里已经开来了八路，他们说是半夜开进来的，可是连一条狗都没有惊动，怎样在严寒中就在胡同里睡了一夜，怎样连一碗开水都是谢了又谢才接过去喝的。就用她的话说：“我活了六十多了，可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人家都说八路好，我就不信。今儿个我可瞧见了！” 我所接触的第一个解放军是一个拿着一个破柳条筐子走三里路去还给一个老乡的战士，同前两天在撤退时把一位女职员的旗袍全部带走了的国民党团长对比之下，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清华大学解放的第三天，来了一位干部。他说假使不得已要攻城时，要极力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让我在地图上注明，并略略讲讲它们的历史、艺术价值。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 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没有党，这些事业作得出来吗？ 八年来，工业、农业、科学、文化、艺术上数不完的光辉成就，差不多每天的报纸都有所报道，也无需我在这里重复。我只讲北京解放初期的两个数目字：在北京解放后的一年中，从城里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三十四万九千吨垃圾，清除了六十一万吨大粪。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个伟大的奇迹，是令我们可以自豪的两件伟大的小事。就是这样两件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更不用说那些大事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养成了对党的百分之百的信心了。 八年来的成就，哪一件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今年能有五百万吨钢的年产量吗？能有武汉长江大桥吗？能做汽车、飞机吗？能有几十个城市的规划吗？能有新建的一亿四千二百六十多万平方公尺的民用建筑吗？能在天灾严重的一九五六年使粮食增产到三千六百亿斤吗？这些伟大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姑且放下不提，且看科学、文化艺术方面。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一群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能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吗？清华大学能由一个二千多学生的综合性大学发展成为一个将近九千学生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吗？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体育运动能年年不断地打破过去的纪录吗？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各兄弟民族丰富多采的歌声和舞姿吗？用一句农民爱说的话：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党批评过我，但那是母亲般的谴责 但在另一方面，过去我在工作中有没有烦恼呢？有，而且不少也不小。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讲演，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但是，我同党并没有抵触情绪。我想：这样“整”我，一定是因为我的建筑理论是不利于祖国建设的。我的痛苦是一个受到母亲谴责的孩子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信任我们的党像我小时候信任我的妈妈一样。我思想没有搞通以前真是痛苦万分，但是党却是那样耐心地同我讲道理。我搞通了，从心底下服气了。我低头；我承认错误。后来我知道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曾收到了将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党没有发表，为的是不要让群众把我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若是两个姓胡的，两个姓梁的相提并论，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党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激感动。我是一个回头浪子。我受到这次教育，我就知道我永远永远一步也不会再离开我们的党了。在这次斗争中我得到了很好的教训 今年四月三十日，党发出整风的决定，又一次使我深深地感动。我看见了一个英明伟大的党，毛主席的形象立刻就涌现在我眼前。我憧憬着整风以后的新气象，我们将能更好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岂料不到一个月，右派的谬论就出来了。我感到无比地愤慨，但我的水平实在太低，政治嗅觉实在迟钝，我怎么想得到他们竟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鄙勾当呢？毛主席说：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还有百分之几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当初听了体会得很抽象，还认为只是思想意识问题，而且只是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算不了什么。现在我可具体地看到了。这一小撮人的神通真不小，不但有党外人士，甚至也有党员，他们竟能兴风作浪，搅得乌云盖天。更使我吃惊的是：右派分子中竟然有那么多是我多年来尊之为进步的老朋友。他们说：他上了章、罗的当了，我就同情他们，安慰他们。学生批判他们，我就对同学们说，他们是科学家，是老师，要和风细雨一些，不要太猛了。但在斗争中，在右派阴谋之被逐步揭发中，我才逐渐认识到，这已是一场严厉的阶级斗争，他们已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他们是不能有丝毫的温情、丝毫的姑息的。我们必须坚决勇敢地予以无情的反击。 八年来，自己以为立场已经站稳了，马列主义也学到一点了。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仅仅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幼苗，没有经过风霜，没有经过锻炼，别有用心的人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被他唬过去。我竟然没有成为他们的俘虏，虽说也凭一点认识，但可肯定的是，认识时的分析力是十分薄弱的。感谢毛主席深入浅出的讲话，感谢毛主席给我们的六项标准，感谢党的领导，我已加入了这战斗的队伍作为一名小卒。战斗才开始深入，我更深切地感到党的领导怎样加强了我的信心和力量。我具体地认识到党为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先锋队的正确领导，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不可思议的。战斗已逐步深入，一小撮右派分子的阴谋、丑行将被全部揭露。过街老鼠再没有地洞可以钻回去了。这场战斗将以我们响彻云霄的凯歌结束。凯歌将驱散压城欲摧的乌云。风吹云散，雨过天晴，那时候，我们可以再度坐下来，在和风细雨中顺利地继续除三害。今天我站在这里已经看见了一个更壮大、更纯洁、更可爱的党，已经看见了我们将以多么坚强的力量和信心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我们的党实在可爱，所以我这样爱我们的党！ 心底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 最后几句赘言：今天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罗隆基是不赞成盟员入党的。但是一年多以前，当我祝贺我的女儿光荣地入党的时候，她却说，她还不满意。她说她不仅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且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不知罗隆基对我女儿的话有什么意见？不管你什么意见，我却认为这是新中国的新型孝女所能对她的爹爹说的最“孝顺”的一句话，也是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并肩奋斗的同志间的最友爱的一句话。我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允许我满足我这个可爱的女儿同志的愿望的。

第2版()专栏： 向人民伏罪 费孝通的发言 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1、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在中国民主同盟文教委员会工作。为了要发现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通过组织各种小型座谈会，邀请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谈，一吐衷曲，并采取不记名，不批评的工作方法。这项工作虽则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黑暗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所起的危害性是极端严重的。①鼓励落后和反动思想在组织里露头，不加批判，得到滋长和蔓延。②影响中间分子。③很少邀请进步分子参加，隔离和孤立了进步势力。④不通过正规的组织生活来进行工作而采取直接由领导同志自由挑选名单，进行座谈，给野心分子利用合法组织，串联落后分子，搞阴谋活动的机会。⑤搜集了落后和反动意见，作为片面估计知识分子情况的根据，在盟的领导层中造成错觉，提供野心分子所需要的宣传资料，打动了他们利用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他们政治资本的企图。 在这项工作的开始和进行中，曾多次在盟中央向章罗所把持的会议上汇报和请示，得到章罗的批准和支持，他们并且亲自参加了这种串联活动。在一九五六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一至二个月中，他们并指使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经验推广到地方组织。我在这项工作中实际上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方针，并设计了实行这个方针的工作方法。 2、一九五五年年底，我到南京、苏州、杭州视察，了解知识分子问题，向这些地方的盟组织推广了上述的串联活动，发生了不良影响。 3、一九五六年政治协商会议中，为罗隆基那个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发言提供了资料和意见。 4、章罗指定我参加民盟第二届代表大会盟务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个报告虽则经过多次修改，但其中后来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的几点，我当时是支持的：①首先列出“发挥潜力”作为盟的主要工作任务。“发挥潜力”就是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岗位工作；而把“提高觉悟”，也就是思想改造，压在其次。②把联系群众作为任务提出，而且强调联系落后分子。③肯定了在各级组织的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下，开展对盟员和盟外知识分子的串联访问工作。④批评了不善于代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的正当利益和要求，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上几点在章罗的解释下成了以钻研业务代替政治学习，吸收落后分子扩大势力，上下串联进行组织活动，代表落后要求向党进攻。这些是在章罗指使和影响下写成的，把章罗的反动方针，隐蔽地渗入了民盟的正式文件，为他们的阴谋服务。 5、盟代表大会后，我去西南参加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国务院专家局要我到四川、云南顺便了解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盟中央也要我视察当地盟务。我把这两项任务结合了起来，通过盟员来了解成都、昆明若干高等学校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我又采取了上述工作方法，片面地反映了落后分子的意见。现在证明许多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发言最多的那些人，现在大多已暴露是右派分子。这些人在那个时间受到了我的鼓动，开放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还影响了许多中间分子。我那段工作实质是为章罗阴谋埋下了火种，在落后分子中起了组织作用。 6、我在成都和昆明，在盟内宣传了我对于“互相监督”资产阶级本质的理解，并通过这两地盟组织进行了活动。当时我认为盟组织应当搜集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和要求，加以综合，分析和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向党和政府反映。在成都和昆明都这样做了，但采取内部汇报方式进行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盟内外都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这些人所提出的意见不作批判，综合起来，其中必然具有落后和反动的要求，如果用盟的组织名义向社会公开或向党提出，那么盟不就成了一个代表这些落后和反动分子的政治组织了么？不就成了资产阶级政党了么？不是摆脱了党的领导了么？这不能看成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实在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这种做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在野党的做法。章罗看出了这个工作的本质，所以在今年五月里，不惜亲自动手，组织四个小组，采取这个方法的错误部分，来制定他们所需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第一个科学纲领就是这样搞出来的，而且已经公开提出向党进攻。 7、从西南回到北京，今年二月，我在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极端荒谬的反党论调。这个发言的记录，我已在这次人代会小组会上自己揭发了。我当时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由于两个盖子没有揭开。这两个盖子实质上是：学术上没有开放唯心主义，政治上没有开放资产阶级民主。这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说明了我对“百家争鸣”、“互相监督”两个方针的错误理解，暴露了我深藏心底，没有批判和改造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这两个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关头上，不但在思想上顽强曲折地表现出来，而且支配了我的活动。这些荒谬论调却为章罗所重视，反复宣传，并且加以发挥。 8、根据那个发言，我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稿子曾经罗隆基看过，他怂恿我发表。这篇文章用了晦涩隐蔽的手法，传出了落后知识分子的心情，起了刺激和启导作用，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勾动了起来。更应当和章罗联盟的阴谋联系起来看，这篇文章确是一个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进攻的信号。我接受并感谢李达、夏康农和杨东莼等三位代表对我的批判和帮助。我应当进一步自己批判。 9、今年三月，民盟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提出了盟今后工作应当着重帮助盟员提高业务水平，通过业务进行思想改造的主张。实质上，是要以强调业务来抗拒或削弱改造，这是章罗联盟的一个基本方针。但这时，这种主张已不能满足章罗的要求，没有被会议所接受。章罗那时所提出的方针其实就是一个“放”字。他们要利用盟的组织到处点火。后来他们确是这样做了。我在这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主张盟应当发生“组织监督”作用，就是在政协或人民代表会议上，盟员应当代表知识分子发言，以盟的组织名义实行对党的互相监督。事实上，我是要求盟组织利用一切公开场合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影响社会舆论，离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曾支持罗隆基在上次政治协商会上代表知识分子发言，正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了我这种主张本质是什么。我还供给罗隆基一部分资料和意见，虽则我有许多地方不同意他的发言的。我在苏州也用同样的主张影响了当地盟的组织。 10、在上海文汇报，在中共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争鸣月刊，我一再反对取消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要求予以恢复，并且要求及早安排那些改行了的旧社会科学工作者归队。这是资产阶级复辟思想的反映，而且已进入活动。以我个人来说，恢复社会学的主张是被文汇报发动起来的。 11、在江苏视察时期，我进行了短期的农村调查，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在所写的报道中，不但没有阶级分析，而且以强调缺点来掩盖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就。在某些建议中，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我还企图用这些资料，另行写成对外宣传作品，如果这样做了，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必然更大。我的农村调查可以证明，不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是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实际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也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我提出恢复旧社会科学的要求实质上是一种反动的政治要求。 12、我在视察期间还在苏州和无锡两地盟员座谈会上提倡“大放大鸣”，鼓动他们大胆开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为章罗阴谋在这些地方点火。 13、六月初刚从江苏回到北京，虽则只有几天工夫，我积极参加了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纲领的讨论和起草。我并不是科学体制问题小组的成员，但参加了讨论，而且还为这个小组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个纲领在光明日报发表时所附的短论，虽则并不是我所写的，但是我应当承认，我当时是具有这种看法的。我又参加了学校党委制问题小组的讨论，提出了削弱党的领导的主张。六月六日我和文汇报记者谈话中（并未发表）甚至这样说：“这次整风能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创造一个条件，让大家都来挑起国家这个担子，把它挑到社会主义去？”这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的话，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而同工。这也说出了章罗联盟最终的目的，只是并不是挑到社会主义去，而是退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去。这揭露了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 14、我既然思想上、行动上已经成了章罗联盟中的核心分子，当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猖狂向党进攻的高潮中，我刚回到北京，就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重要活动。六月五日找到章伯钧门上，六月六日参加了文化俱乐部的会议，我发表了时局紧张，对党不信任，同情肃反分子等言论和严重的反党情绪。这个会议为章伯钧这个野心家提供了错误的分析，使他得意忘形，跃跃欲试，觉得天下即将大乱，党已陷入困境，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六月八日我又附和了章伯钧对人民日报社论完全荒谬的谰言。他把我说服之后，要我在和统战部谈话中转达他可以帮助党来收拾局面的话。我甘心地这样做了。事实上，我被他用来送了一封向党讹诈的口信。还不止此。六月十日我又被章伯钧叫去，他听到我说“言者无罪”的话，坚持要我去盟中央座谈会上发言，还想最后用我作他退却的掩护。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如果不是党及时一棒子把我打醒，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来。党拯救了我。 我这两年来究竟搞些什么？究竟为了谁？现在我已明白，我是为章罗这两个野心家服务，我是为资产阶级，那个已经死亡的阶级的阴魂服务。我危害了党，危害了人民。我是在章罗联盟的指使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做下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 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大罪？我现在还在深刻反省，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抗拒党的教育，没有进行应有的改造，以致跌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我感激党为我们犯了错误的人，跌在右派泥坑里的人，敞开着翻改的大门，而且仁至义尽地教育我们。让我勇敢地投入这个门，走上生路，彻底改造自己，创造向人民赎罪的机会。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今天只能向大会继续揭露我的罪行，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证，向人民伏罪。我将继续反省，参加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学习，改造自己，我决心接受党的教育，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2版()专栏： 请求人民的宽恕 黄琪翔的发言 请允许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发言。 我在农工民主党的职务是副主席兼秘书长，和章伯钧有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对此愿意彻底交代和批判。 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我的支持的。整风期间，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所谓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要做假检讨，我又盲目地帮助了他。我在章伯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无可置辩的。 我和章伯钧过去多年相识，解放以后，共事也已足有八年。章伯钧的政客野心家面目，凡是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早已察觉到了。八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冒头，而且有很多阴谋活动，我竟丝毫没有感觉，这是对人民事业完全不负责的态度，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章伯钧的罪行被揭发以后，我迟疑观望，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和章伯钧有不少共同之点。我经常自负，以赤胆忠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一接触实际，则一切都变成假象：人家骂共产党我无动于衷；人家说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我也无动于衷；人家说苏联不好我默认；人家说资本主义好我暗中同情。一切一切，说明我对共产党没有真正的感情，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热爱。我经不住事实的考验。 章伯钧罪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出来并且受到了严正的谴责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以为只是思想问题；大家批判，我也批判，实际上是不愿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问题。不但如此，我因为立场不稳，认识模糊，对人民没有真爱，对敌人也就没有真恨，所以就想替章伯钧解脱，以为这样才算得帮助“朋友”；因此揭发也好，批判也好，根本上软弱无力，令人不能忍耐。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在农工民主党内负了领导检查章伯钧罪行小组的工作，显然是不相称的，工作方法也不可能不是错误的，因此受到了群众的指责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我在此表示接受群众对我有益的教训。 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从何而来呢？他原不过是一个流氓马路政客，解放以后，人民待他不薄，为什么他还不满足而要想入非非甚至不惜与人民为敌呢？这就说明追求最高利润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性与危险性是难以想像的。俗话说的“做了皇帝想神仙”和今天帝国主义者以原子战争威胁来维持剥削制度等等，都是从这种反动的思想发展起来的。拿我个人来说，为什么会跟着章伯钧走呢？我认为主要的就是我的思想方向和他是相同的，我在向他学习。思想相同，行动就不妨彼此互相利用，因此我很自然地支持了章伯钧是不足奇怪的。 章伯钧六月十四日在报上发表的“检讨”，我是起了参谋作用的。十三日夜里他把我接到家里去，说是有人告诉他形势紧张，应该赶快做检讨，以免农工民主党受影响，并且要我帮助他。当时我知道他思想上还不通，没法检讨，但又认为他表示承认错误是好的，“堡垒”投降（章伯钧自己说的）也是好的，因此我没有拒绝帮助他。一直到最近以前，我还以为这事并没有做错。经过同志们指出，我终于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不仅是替章伯钧改假检讨，假投降；在思想上来说，我就等于替自己做假检讨，假投降，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一种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人民事业不负责的态度的具体表现。 我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青年时代，无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后，二十年间又渗杂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后，我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进步很慢，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来说，简直还无法掌握运用。就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我暴露了： 1．章伯钧和我经常接触，经常听到他的反动言论，而我毫不在意，这不仅是说明我对他完全失去警惕，而且说明了他的思想毒素已经毫无抵抗地侵入了我的脑子里。 2．我发觉了章伯钧的荒谬言论，既不和他争论，又不及时反映，这说明了客观上我是包庇了他的，我有严重的政治责任。 3．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不求甚解，而只片面强调了团结，放弃原则，不敢批评，更不敢斗争，遇事迁就章伯钧，以致造成严重的错误。我的思想根源是愿意和章伯钧胡混在一起，作个人打算，而没有把人民事业放在眼里。 4．当六月十三日夜里章伯钧来接我去帮助他作假检讨的时候，明明站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一个敌人而还看不清，甘心给他利用，这说明了我的温情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稳稳地占了征服的地位，以致失掉了人民的立场，为章伯钧打掩护，混过关。客观上就是攻守同盟。 5．在工作方法上，我从来就犯主观，急躁，脱离群众的毛病，这是和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的作风分不开的。与章伯钧问题的严重性揭发。我的拖拉软弱的领导方法以及揭露不彻底的事实受到了群众的怀疑以后，我十分苦恼。但自以为是，不虚心找人商量，也不向领导方面恳切表示斗争的决心和请求具体帮助，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误。恰好，这时农工民主党和民盟中委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竟在前门饭店四出活动，说有人要把章伯钧一棍子打死，表示“抱不平”，而且私自提出检查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向人征求同意，企图为章伯钧解脱。韩兆鹗和章伯钧的交情是并不好的，为甚么他这次偏偏那样卖力气走非组织路线为章伯钧图解脱呢？刚说温情是不够的，实际上是有不可告人之隐的。韩兆鹗既然决心脱裤子，就应该把这事内容源源本本彻底交代出来。至于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教训，是我知道了韩兆鹗的阴谋活动，只采取鄙视态度，不加制止；反而沉不住气，借故把他批评一顿，而自己的思想也陷于混乱，因此便加重了工作领导方法上错误的严重性。 代表们，经过深刻反省，我认为我的错误是严重的，责任是无可逃避的；我做了章伯钧的俘虏，我参加了章伯钧的罪恶活动，我的思想深处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而且还有不少的封建残余，因此行动上就表现为敌我不分、投机取巧、对人民工作不负责以及温情对人直至甘心作俘虏等等，这种思想的发展，结果就是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而毫不自觉。 章伯钧的罪行已经揭破了，全国人民正在继续对章伯钧的罪行进行揭发和批判，并且继续和章伯钧及一切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我对此愿意正直地向代表们表示：我承认自己的错误，警惕自己，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并且立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和章伯钧划清界限，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和章伯钧路线斗争到底。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感觉到，反右派的阶级斗争，对我是毕生第一次大痛苦，同时又是幸福时代的开始；没有这个斗争，我就不可能摆脱旧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可能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没有这个斗争，我就难免终于掉在泥沟，成为时代狂流中的残渣，而自绝于人民。今后我只有加强学习，加强改造，以争取不断进步。 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二十年间，我逃亡，我投蒋，我反蒋，我抗日行动表现动摇，但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令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从来不忍离开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始终深信不疑的。解放八年以来，我满足于人民和我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如果说我思想上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地位过高，生活过优，而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我有善良的愿望，而决无反共之心；我有爱国的热情，而决无反社会主义，自搞一套的“雄才大略”。我爱共产党，我爱社会主义；我愿意永远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事业而奋斗；我更愿意永远生活在美丽温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可爱的怀抱里。除了一心一意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以外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代表们，我是犯了错误的，任何批评，我都接受，特别是对于当前的错误的批评。我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只是我犯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失足而不是由于自愿，因此我有勇气来请求你们，不要遗弃我这曾经迷失道路的浪子，并且请求你们宽恕。最近以来，我的心情沉重难以语言刻画的；我觉得自己受到冤屈，因此我彷徨、悲观、失望、痛苦，我几乎失掉了对于人间一切的信心。我羞愧到不敢在我的亲爱的人：我的年老的母亲、我的贤良的妻子、我的天真活泼的女儿的面前睁开眼睛。我怕他们怀疑我，憎恨我，最后离开我。现在，我清醒过来了，我认识到只有乐观奋斗彻底认识错误，纠正错误，才是人们走上光明自救的大道；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是敌人是朋友，是真爱是假爱，自有客观事实可据，任何隐瞒和狡辩，都是枉费心机；个人得失荣辱，更不应该介意。 敬爱的代表们！让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决心投入思想战线上的残酷战斗，和章伯钧反动政治路线彻底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加强学习，加强改造，争取不断进步；请求你们伸出手来，批评我，帮助我。我并且还向你们保证：坚决以行动来拥护共产党，坚决以行动来拥护社会主义；为着这个，我毫无保留地随时准备着贡献出我仅存的最后一段生命。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3版()专栏： 是龙云投降的时候了 刀京版（傣族）召存信（傣族）余海清（彝族）李光华（拉祜族）李和才（哈尼族）李桂英（女、彝族）和万宝（纳西族）胡忠华（卡瓦族）张子斋（白族）裴阿欠（傈僳族）雷春国（景颇族）赵钟奇（回族）熊开友（苗族）龙明传（侬族）龚绶（傣族） 的联合发言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讨论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已取得的伟大光辉的成就而热烈欢呼，为更加伟大和更加光辉的发展前途而热烈欢呼。毛主席报告中所揭示出来的真理的光芒和周总理报告中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右派分子阴谋的强有力的声音，使我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看清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并获得了思想武器，增强了同这些牛鬼蛇神坚决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人民仁至义尽，龙云恩将仇报 在我们出席这次会议之前，云南省各族人民从报纸上看到右派分子龙云的反动言论时，感到无比的愤怒。过去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罪恶滔天，人民切齿痛恨。龙云本人及其所扶植起来的南霸天，北霸天，曾经是云南各族人民翻身和前进道路上的重要的绊脚石。当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扫除这些绊脚石的时候，究本追源，有不少的黑暗和苦痛来自“龙公馆”，有不少的血债是龙云直接欠下的。但云南人民为了统一战线的关系，顾全大体，“鱼情不看看水情”，一再宽恕了他。人民之于龙云，真是仁至义尽。不料龙云一再破坏统一战线的政治原则，并没有从人民的宽恕里得到应有的教育，一直冥顽不灵，坚持其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像猫头鹰一样，其最大的本领就是歌颂黑暗，咀咒光明，对于新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不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成就愈大就愈糟糕，简直是一团漆黑。所以随时随地发出绝望的咒骂，一有机会就进行破坏。 破坏中苏伟大团结 龙云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在龙云的黑眼镜下面，竟把这方面看成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以为可以利用人民和政府给他的优越地位来进行反动活动。龙云平时对少数民族就已经竭尽拉拢之能事，在京的某些少数民族学生，或云南来京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常常被请到他家作客吃饭，经常以试探性的口吻，搜寻所谓的问题，作为进攻共产党的把柄。今春以来，这种活动更加积极，从全国政协会议到这次人代会，他不断找寻机会在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中间散布反动言论，挑拨民族团结，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当五月下旬右派分子大放毒气之时，龙云特别鼓励当时来京的少数民族代表召存信、胡忠华等“好好学习”报纸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想在少数民族中点火。向他们夸大内地合作社的一些缺点，煽动边疆少数民族反对合作化，并且还向他们散布反苏言论。说他在苏联亲自看到的是这样不行、那样不好；竭力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应当着重指出：龙云之反对苏联、挑拨中苏友好关系是一贯的，连他在云南的亲信右派分子龚自知也承认“龙云的亲美反苏思想，确实积累多年，由来已久”。龙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加明目张胆的反苏，是有他的阴险的政治目的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伟大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堡垒，是亚非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因此，也就成了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攻击的主要目标。在这些反动势力看来，只要破坏了中苏团结，事情就好办了，历史的车轮就可以向后转了。而自中国共产党整风开始，右派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以为整个中国的局势岌岌可危，去年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马上就会在中国出现。在此“千载难逢之机”，龙云就按不住反苏的夙志和阴谋，挺起身子，出马挂帅，甘当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吹鼓手。调子一唱出来，马上获得美国、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派的竭力赞赏和支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隔海相望，一呼一应，倒也不错！右派分子的最大遗恨是：匈牙利局势没有在中国重演，而右派分子却受到全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反击，“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因此，坚决反苏的龙云，曾在云南代表小组里表示：“坚决不承认反苏”。但这有什么用呢，言犹在耳，人证俱在，难道后一个“坚决”就能够否定得了前一个坚决吗？当然是坚决不行的。 挑拨民族之间的团结 龙云更恶毒的手段是从多方面来离间少数民族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挑拨民族之间的团结。甚至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分子，龙云已经受到严厉斥责以后，他还公然在云南代表小组会议上大发反动言论。他采用“借古讽今”的阴险手法，从战国时代的庄蹻谈到沐英、吴三桂等等，暗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入云南，也和这些人一样，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迫害。解放以后，龙云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卢汉早听他的话，人民解放军进不了云南。把前言后语对照一下，龙云的反动意图，昭然若揭。云南省各族人民清楚地知道，龙云自己也知道：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之日起，并经过一系列天翻地复的变革，龙云曾经当了十八年土皇帝的这个封建王国，真正完蛋了，而代之以人民的天下，谁想复辟，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无怪乎龙云要有“亡国”之痛，对于党和人民，有强烈的阶级仇恨，死不甘休，一有机会就想反扑。龙云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是很不满意的。远在一九五二年，他曾对一些彝族代表说过：“康藏公路我不相信会修通，即使修通了，西藏人是不好整的。”足见龙云所谓“共产党整人”的谬论，不自今日始；而把这种谬论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恶毒！试问这些谬论和“美国之音”有多大区别呢？ 侮辱少数民族 龙云在发言中把少数民族比拟为土豆、洋芋、山药蛋。这种不伦不类的比拟，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他认为它们只是名称不同，来源则一，没有区别，住在昆明的人可以叫“昆明族”，住在北京的人可以叫“北京族”。在他看来，族别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存在，而是人为的。龙云之所以发表这通阴阳怪论，其目的在于故意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歪曲为“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挑起各民族的不满。龙云统治云南时期，就始终实行这种反动的民族分化政策，满有经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是右派分子的一种惯伎。龙云公开否定多民族的存在，宣传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是严重违反我国宪法的反动论调。龙云在统治云南时期，是以压迫和屠杀少数民族著名的，他的手上涂满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鲜血。但自解放以来，龙云摇身一变，伪装为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头号人物，以此作为他的一份政治资本，大放厥辞，颇使某些不了解龙云根底和思想幼稚的人迷惑。但任何伪装都只能欺骗于一时，龙云的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不是露出马脚，自己否定自己了吗？ 攻击汉族干部 龙云恶毒地攻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攻击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以此来挑拨少数民族反对汉族干部的帮助，发出“少数民族自治，汉族干部当家”的谰言。事实真是这样吗？从云南来看，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干部寥寥无几，这也是反动派长期统治的恶果之一，而龙云就是制造这个恶果的重要角色。几年来，经过大力培养提拔，现在全省已有少数民族干部二万七千多人，其中有许多人在各级党政机关中担任领导工作，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日益增多，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日益发展。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一千四百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八百四十六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红河哈尼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一千五百四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九九；大理白族自治州有少数民族干部五千六百零一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弥勒彝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干部六百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有少数民族干部九百四十二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这样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是自治的骨干，也是当家的骨干。倘以为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一定要清一色的少数民族干部，把汉族干部通统排除出去，才算自治，才算当家，这种论调对于少数民族也是“貌似爱之，实则害之”的毒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验，有一批汉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汉族人民帮助少数民族人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帮助，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工作的成就，是和这种帮助分不开的。这些汉族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忠心耿耿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当然，也有个别作风不好，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应当批评纠正，也完全可以纠正。而且，区域自治的建立和巩固，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需要一定的过程；少数民族干部要把家当好，也有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而在经历这种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其实龙云之流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少数民族是否自治或是否当家的问题，而是如何抓住一点，借题发挥，挑拨民族关系，反对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领导，如此而已！ 明目张胆进行煽动 龙云在云南省代表小组会议上，发了一通所谓外来势力进入云南实行政治迫害的历史和所谓洋芋、土豆、山药蛋之类的阴阳怪论之后，惟恐曾经在这位土皇帝统治下当过“蚁民”的人们水平太低，领会不了他的意图，煽不起火来，于是他就明目张胆地进行煽动：少数民族要“自力更生”“共产党是没有办法的”，并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下，龙云把自己的嘴脸完全勾画出来了，用不着我们再费笔墨。而且，谁不知道，自从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右派分子就到处放火。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龙云放火的时间、地点和对象。龙云曾经埋怨毛主席的报告发表得太迟，过去没有明确的原则，许多人才犯了错误，按照他的说法，早发表两个月，龙云不惟不是右派，而且早就变成左派了。但是龙云在云南省代表小组里的放火行为，正是在全国人民已经展开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和毛主席的报告已经发表了的时候，而其放火的对象和地点，又是少数民族代表和少数民族地区，并且以“千载难逢”这句话来补充右派分子的“是时候了”这句煽动性口号的不足，以加强火力，用心之险，难道还不明显吗？由此可见，一有机会就放火，是右派分子的最明确的原则，而且他们的这种原则性顽强得很，龙云就是活例子。倘以为经过一两个回合的反击，他们就完全“革面洗心”了，那就会上当。早在一九五二年，龙云就对一些彝族代表说过：“你们晓得革命往往是从最穷最苦的地方搞起来的，穷的地方会出领袖。我们彝族就是落后，但好在很穷，彝族的骨头是硬的”。可见龙云的放火企图是蓄谋已久的。试问彝族为什么又落后又很穷呢？就云南而论，谁都知道：彝族人民及各族人民穷困落后的根子，不是别的，正是龙云及其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但龙云却反过来煽动彝族革共产党的命，真是做梦！至于说到骨头问题，应当进行阶级的分析，不论彝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汉族人民，骨头都是硬的。他们曾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而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并取得了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骨头比任何时候更硬起来了。但龙云的骨头又当别论。云南人民都知道：龙云统治云南时期，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他的骨头，其软如绵。而对于共产党，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对于苏联，龙云像魏延那样，有几根天生的“反骨”。但是这种骨头的价值如何，用不着放在天秤上，就可以衡量出来的。 黄世仁的灵魂再现 龙云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和破坏阴谋，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目的在于煽动少数民族人民起来反对共产党，取消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引导少数民族回到痛苦黑暗的时代。龙云利令智昏，以为“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但他也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把情况完全估计错了。少数民族人民从长期的切身经验中深切地了解到：有了共产党，才有今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因此坚决地同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阴谋作斗争！ 龙云是从各个方面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攻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办法是把大家都整垮、整光、整得大家都穷了，大家都没有饭吃”。大有要算总账之势。并且主张算账要账，应当“步步紧”，不应当“步步松”，——这就是“白毛女”里黄世仁对待杨白劳的手段。虽然解放已经八年，黄世仁的天下早已结束，但我们从龙云身上不是还明显地看到他的灵魂吗？为了戳穿这个污秽残暴的灵魂，为了回答龙云向人民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回过头去，简单地翻一下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账册”，特别是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账册”，看一下他放债的办法。本来我们是不主张算旧账的，事实上也没有同龙云认真算过旧账。但为了挽救龙云，使他能够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悬崖勒马，不再为非作歹，有必要略举部分“账目”，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 罪行累累的土皇帝 龙云统治时期，是云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是真正的“家天下”，龙云就是这个“家天下”的著名的土皇帝。满脑子封建意识，仇视一切进步的东西，自以为是龙的化身，是“真命天子”。弥勒县彝族人民的大片良田九龙坝和昆明名胜海源寺，被认为与“龙脉”有关，据为己有。在海源寺隔壁建立了“灵源别墅”；并掠夺了嵩明县农民的大片土地，辟为“灵源牧场”，所谓“灵源”，就是“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之意。他的公馆，命名为“震庄”，也是象征着龙的威力。他在昆明名胜大观楼所写的对联中，有“且喜河山归管领”之句，充分流露了这位土皇帝的思想，把整个云南视为私产，唯我独尊，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不仅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而且有“二丑”、“三害”、“四凶”、“八恶”和特务系统，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各种官差，分等论价，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特别是在他统治时期，多民族的云南，变成暗无天日的“民族监狱”。他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压迫和屠杀，比起历代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者，有过之无不及。龙云政府所在地的五华山和他的住处“龙公馆”，在少数民族人民眼里就是阎王殿！龙云曾采用“改土归流”、“设治”、“殖边”、“督办”、“保安”等等办法，征服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官员，去时两手空空，大刮地皮之后，满载而归。龙云还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弄得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例如：一九三七年所挑起的滇南苗瑶械斗，忽而助瑶，忽而助苗，忽而出兵剿办，忽而居中调停，屡停屡战，一直延续了几年，以致两族都弄得家破人亡，田园荒芜，而“官军”则大发横财，大显威风。两族人民慑于“官军剿办”，成批逃往国外，仅三个寨子，就逃出一百二十余户。少数民族人民因受不了龙云的反动统治，略有反抗，就受到更残酷的镇压和屠杀，这种镇压和屠杀，连年不绝。例如：一九三四年临沧卡瓦族人民的反英义举，一九三六年丽江金沙江边纳西等族人民的暴动。同年福贡傈僳族人民反对污吏的斗争，都被龙云用血腥手段镇压下去。一九四二年，龙云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小官员被杀，即派兵“剿办”攸乐族人民，实行“三光政策”许多村落夷为平地，一个有一万多人的小民族，只剩下三、四千人。一九四三年，澜沧卡瓦族和拉祜族人民为反对抓兵准备请愿，尚未行动，龙云即派重兵镇压，大肆烧杀。龙云对待本民族——彝族人民同样使用血腥手段，连年派他的儿子、侄子，亲率团队，到凉山一带“打冤家”，使用从法国搞来的新式枪炮，疯狂攻打，每到一处，肆行杀戮，连妇女婴孩，亦不能幸免，若干婴孩被活活丢进河里，人性绝灭，一至于此！这就是彝族代表龙云对待本民族人民的大批罪行中的一个例子，龙云及其爪牙，认为少数民族“服威不服德”，故镇压屠杀，构成他的反动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出色本领。麻栗坡有“杀人弯”，兰坪县有“杀人场”，澜沧县有“白骨洞”，这就是龙云血腥政策的永久标志。至于在所有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国语会”，“风俗改良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取缔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衣着服饰，这些对于龙云这位罪行累累的土皇帝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鸦片王国”的“大王” 龙云统治时期，云南是“举世闻名”的“鸦片王国”，龙云就是这个“王国”的“大王”。从种到运到销，都是他一手垄断，设立若干专门机构。大片肥沃土地，不种粮食而种鸦片，省内食米，靠越南运入。各少数民族地区每年要向龙云及其爪牙“进贡”鸦片，少则几千两，多则几十万两以至百万两。龙云为了掩蔽别人耳目，标榜所谓的“禁烟”，每逢六月三日，还焚毁一些破烂烟具和假烟土，“纪念”林则徐，实际上是对林则徐的莫大侮辱！龙云所谓的“禁”是敲诈勒索的一种手段。他的政策叫作“寓禁于征”，征者，敲诈勒索之谓也。例如当时的梁河土司，第一年铲漏了七株烟苗，被撤职，第二年多多种下，送上二万多两，复了职。 龙云自命为“爱国”，振振有辞，好像他就是“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现在让我们略举一二事实看一下龙云的“爱国心”吧！“九一八”以后，龙云借口援助东北义勇军，强迫全省人民出“救国捐”，发了一大笔“国难财”。抗战期间，利用滇军在外和军事运输的便利，在汉口等地大做鸦片烟生意。借抗战之名，抓兵派款，加重人民负担，单是粮食的“征实征购”，就刮了不少钱，人民称之为“整死整够”。当时在云南，走私买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之风，异常猖獗，伪币不断惨跌，物价一日数涨，人民生活毫无保障，而龙云及其爪牙，完全和“四大家族”一样，混水摸鱼，大发“抗战财”。在那时候，黄金、美钞、鸦片，是所谓的“三宝”，而龙云就是这“三宝”的大户，人民称之为“三宝太监”。就在这个时候，龙云曾两次派他的亲信人物到美国去，把他从云南各族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批金钱存在美国银行，这就是龙云“爱国心”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他反苏崇美的经济基础之一！日本投降后，龙云还想发一笔“胜利财”或“接收财”，甚至梦想当“越南王”的，但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被蒋介石一脚踢下台去，没有能够实现。 “抗战”无功而且有罪 云南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抗战是有贡献的，出钱出力，大批优秀子弟为抗战而牺牲。至于龙云，无功可言。他对抗战，不仅态度消极，而且和蒋介石一样，认为谁坚决抗战，谁就是“异党分子”，“图谋不轨”。在当时滇军中，凡是积极抗战的，就引起怀疑监视，以至被撤换和“整肃”；而抗战不力和临阵逃跑的分子，则受到宽容和重用。其长子龙纯武（现在台湾），驻防腾冲，平时作威作福，大刮地皮，日寇进至缅北，即闻风而逃，捆载财物金银及大批鸦片，回昆明享乐，而将芒市、腾冲、龙陵等县千余里边疆国土，委诸敌人。其侄龙奎垣，驻守怒江惠通桥，也是闻风而逃，退驻保山，借口抗敌，尽量搜刮；甚至放假警报，乘机大肆抢劫，放火烧毁了保山城。其子其侄的这些滔天罪行，滇西人民和全省人民极端愤恨，曾一再控告，但龙云置之不理。龙云与国贼汪精卫，平日交情甚厚，汪逆离开重庆路过昆明时，曾和龙云密谈，汪逆发表“艳电”后，其密使梁宇皋，以家庭教师为掩盖，暗中为龙、汪牵线。这位土皇帝就是如此“抗战”，如此“爱国”！ “反蒋”是为了维持“家天下” 龙云常常以“反蒋”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之一，好像他在这方面比谁都坚决，功劳很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中国，有各种不同动机、不同内容和不同目的的“反蒋”。从龙云的阶级本质和历史来看，在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他同蒋介石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且，事实上，他老早就同蒋介石勾结在一起，执行蒋介石的乱命，一上台就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干了许多罪恶勾当。只有当蒋介石一步步打入云南，吞并龙云的地盘的时候，龙云才迫不得已，反起蒋来。其所以如此，完全是为了维持“家天下”，为了个人的打算而已，难道真的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利益吗？ 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以上所举，仅系梗概，以供龙云在同中国人民算倒账时的备忘！ 本性未改，坚持反动立场 解放以来，云南省各族人民，并未同龙云认真算账，只希望他靠拢人民，努力为人民做点好事，即使做不了好事，也不要再做坏事。但结果怎样呢？一九五○年他抱着检阅原有统治力量“重整旗鼓”的反动态度回到昆明。先后召集他的“旧属”以及某些思想落后心怀不满的旧知识分子，通过叙故旧，谈交情，散布反对党的政策的毒素；又从某些反动人物的嘴里收集颠倒黑白的情报，作为反对当时征粮等项工作的依据。甚至在省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为地主阶级说话。大发了一通云南“地租公允，地主很穷”，“抗战贡献大，反蒋出了力”以及“无押可退，无租可减”的谬论，企图煽动代表们反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结果适得其反，代表群起反对，认为龙云严重丧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立场，要求报告中央停他的职，并责成他向农民代表当面交代。经大会主席团做了很大的解释说服工作，才把愤激情绪稍微和缓下来，但在政治上已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土地改革期间，仍直接间接支持地主阶级，百般阻挠。其本人的土地剥削账，虽经一减再减，仍抵赖拖延，影响土改的进行。同时，非常关心反革命分子，和黄绍竑是“难兄难弟”，一鼻孔出气。 几年来，云南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消除龙云长期统治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全省社会面貌正发生根本变化，各民族空前团结，工业向前发展，农业年年增产，人民生活显著地改善。去年全省已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而龙云却认为合作化“搞得太凶”，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充分表现了龙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仇恨和恶毒咒骂！但是，这种咒骂，除开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自己的极端反动愚蠢而外，难道能够否定得了合作化的伟大成就吗？能够动摇得了六亿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吗？真是“蜉蝣撼大树，多见不自量”！ 我们代表云南省各族人民严正地警告龙云：是时候了！应当憣然悔悟，向人民投降，重新作人，否则的话，人民是绝不能允许的！

第3版()专栏： 华侨小组一致痛斥右派罪恶活动 陈嘉庚的补充发言 我前月来京报到后，在大会延期未开前就将发言稿送大会秘书处，其时对右派反动阴谋尚未完全知情，故在大会发言，主要是根绝官僚主义的意见。迨后听到右派“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的谬论，当时以为是谬论而已，不了解情形如此严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到各方面对章罗联盟及其他右派的罪行的揭露，和右派头目自己的交代，才认识到右派的活动，是有纲领、有组织的，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动摇国本，破坏祖国的建设。我无限愤慨。即日呈函毛主席，认为彼等叛逆罪恶，必须依法严办，万不可以他们为知识分子而宽容，致全国人民轻视是非，幸甚。全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华侨小组连日讨论，本此共同信念，对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一致痛斥。为使国外华侨更明了情况，我特向大会作此补充发言。

第3版()专栏： 思想检讨 龙云的发言 （一） 我最近在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为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时，曾经提出了谬误的意见，会后自己就感觉不对，我当时以为自己是人大常委，在会上向党和政府建议是可以的，并且常委会是工作会议，即或有错误也无大碍，后来才想到，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不应该随便说话。接着第二天常委会继续开会，我请假没有出席，等到在民革中央小组的座谈会上，王昆仑同志把在常委会批评我的错误发言传达了以后，李主席和各位同志对我的谬论，提出了善意的揭发和批评，其后又在人大云南小组会上，各位代表对我进行了批评，我才更了解自己的发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中苏友谊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党的领导都有坏的影响。因此，情绪非常不安，精神十分痛苦，经过了一段时间，反复的检查了我自己的错误，才明白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蒙蔽着自己的眼界，加之学习不够，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观点模糊，立场就不易站稳了。现在尽就自己的觉悟程度，将同志们对我帮助的主要问题，着重的进行深入检查。 我在没有批判我的严重错误之前，我想略为谈一谈自己的思想模糊和立场不稳的根源。从思想本质说，我的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又掺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我生长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地主家庭，一方面受到封建道德和伦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清末民初，投身军伍，又渗入了军国民思想教育，同时，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给了我很多的影响，于是由狭隘的所谓“忠君爱国”的观念，发展成为“富国强兵”的思想。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主持一省军政，剥削压迫云南人民达十余年，就造成了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封建官僚和军阀作风。抗日时期，蒋介石假抗日之名，行独裁之实，排斥异己，媚外求荣，我才反对他，仇恨他；这时，进步人士内迁，民主力量汇集昆明，大家都痛恨独裁，渴望民主自由，这是十分符合我的主观愿望的。我为自存与适应潮流，所以才接近中国的民主力量——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即勾结美帝以阴谋毒计把我调离云南，到了重庆，这时，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专横暴戾，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舆论压迫下，召开旧政协，但墨迹未干，又为其撕毁破坏，使我义愤填膺，更仇恨他，更反对他，并想竭尽棉薄，如何来拆蒋介石的台。但这时的心境，我只认为共产党是当时国内反蒋的巨大力量，所以我才更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但反蒋并不等于革命，从今天来看，这是有原则性差别的，也就是立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本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在思想意识上却没有生根，因为接受党的领导，不应当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很好的贯彻到行动中去。八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我的知遇与优渥，在思想上使我反而松懈和自满了，在以往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运动中，我没有主动争取去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求得锻炼，对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也不够，所以由旧社会带来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几乎原封不动，并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还未建立，对资本主义（包括美帝）的仇恨亦未建立，因此敌我不分，爱憎不明，也就谈不到正确的阶级立场。因此，我在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及平日言语行动中，都经常从老一套的思想意识出发，有时对党和国家的一切措施，多少有些抵触和距离，随便讲话，丧失立场。 以上就是我从思想上发掘错误产生的根源。由于阶级本质的局限性和以上所追查的思想根源，对一切新事物，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从目前利益出发，没有长远打算，只从片面、局部来观察问题，没有认识整体。总之，以感想当政策，传闻当事实，以耳代目，因此，数年来产生一连串的错误言论。例如：在减租退押时，我竟希望“有押退押，无押不该要。”土地改革我是拥护的，但我希望和平土改，不用斗争方式，思想上是对地主阶级和旧官僚同情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我也认为搞得过火，冤枉了一些“无辜”的人。农业合作化，我认为很好，但我觉得发展高级社太急太猛，反使农民生活困难，以及最近在帮助党整风的初期，我还说“过去几个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民主人士对党提意见，没有做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我对这些运动的错误言论，都起了不利于人民的作用，并忽视成绩，夸大缺点，不经调查研究，信口开河，既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又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教育，这次经过同志们的分析批判，确实使我受益很大。 （二） 关于这一次我在人大常委会上建议犯了严重错误的发言，充分暴露了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本质，突出的表现了违反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论我主观的愿望怎样——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也好，或是从考虑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提出也好，但这种荒谬言论在客观效果上，引起了“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的。而且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因此，我十分感谢同志们一切善意的帮助，使我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 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首先我对这个战争性质的提法就提错了，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美帝循着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打到鸭绿江边，我们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为了得到和平的环境建设祖国，是不能不予以反击的。因此，抗美援朝，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侵略的正义战争，但首先是我们自己保家卫国，而并不等于和苏联开合股公司。我们自己的事，怎能斤斤计较，要朋友来负担经费，这正是露出了我剥削阶级的本质，何况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取得，虽是全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的结果，若没有苏联大力的帮助我们装备陆、海、空军，替我们守住旅顺、大连，加之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威力镇慑，又怎能打胜战呢？我不但没有衷心的感谢这种国际主义的、伟大的友谊，而却以怨报德，这确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借以缓和国内经济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以美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横财的租借法案来对比苏联对我国的借款，又把两者等同起来，这实在是敌我不分，毫无人民立场了。不论从那一个角度上提问题，首先不分清敌我，必然要淆乱是非。这种没有是非界限的提法，虽然我自己以为是“爱国”的，而人们就要问：你爱的是什么国！？虽然我是想建议请求苏联同意我们延期归还借款，以缓和国家的经济紧张，实际就等于说“苏联不如美国大方”，这也就是没有和美帝划清敌我界限。而且，我还抱怨说“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更不能不引起人们要问：不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要为资本主义而战吗？当然，事情很清楚，这不是一个语言修词问题，而是一个观点立场问题，我因观点模糊，毫无立场的引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没有把敌我的界限划清，其结果就很明显的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不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是反苏，不是仇美，而是崇美，更谈不到有任何国际主义的气息了。不但没有促进中苏友好的团结，却起了破坏的作用，经大家指明，又回忆到我访苏的情况，苏联朋友对我伟大而深刻的友谊，确实惭愧万分，自己没有一点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热爱苏联的思想感情，这对我真是一课深刻的教育。 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这种问题的提法，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算倒账”的思想，不管人家千般好，只要一桩不如意，就板起面孔，不讲交情，而且这种说法，正是一九四五年蒋介石集团用来做“反苏、反共的口实”，而我竟毫无原则的滥用，不能不使人们质问：你是代谁讲话？何况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鉴别。同时，建国以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项目，并且帮助了我们建设了伟大的长江大桥及许多重要铁路，都是和苏联无私的援助与专家们的辛勤分不开的。而我竟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何等近视！并且公然引用过去反动派“反苏反共”的口实，向苏联“算倒账”，扪心自问，无地自容，尤其最近看到美蒋竟利用我的谬论挑拨中苏感情，这清楚的说明了敌人爱的是什么？人民恨的是什么？也说明了我自己强调的动机是怎样？效果又是怎样了。这实在是一个反动立场。所以同志们说我“这简直是太没良心了！”我认为是严正的谴责。 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这说明了我既无远大的眼光，又无磅礴的气魄，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紧把细持，量入为出。没有清楚知道，我们国家经费虽有困难，但我们援外经费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用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援助了邻邦，就等于加强了自己的国防，帮助这些国家，也就等于阻止了美帝建立军事基地，支援亚非国家，就是支持了世界和平，更没有意识到坚决反对美帝是尖锐的敌我斗争。而我只从自己过去的小天小地来设想，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是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也是“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宏业伟图，经过同志们的分析批判，使自己确有“井底蛙”之感。 从以上四个主要问题的再认识，使我深刻了解到：虽然我当初在发言的动机上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这种严重后果，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三） 我五月三十日在中共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和此次人大云南小组会两个会上，都谈到了少数民族问题。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谈话，是有很多错误的。 1．关于“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问题，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我才认识到，确实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和荒谬的。 这种谬论，我是根据“汉书”所记载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加以自己的推想：“也许是同系一族，因地异名”而来的。我毫未意识到“汉书”是封建帝王的“起居注”，是大汉族主义的“歌颂录”。又没有民族起源、演变和发展的科学知识，竟自“泥古不化”的武断说，少数民族是“一个祖先”。虽然后来又说“现经专家研究鉴定，云南有二、三十种，接近事实了”。但也意味着“同系一族，因地异名”。并且还说“从行政的观点来看，分多了不好，增加工作和安排的困难”。这种的说法，显然是否定了今天少数民族的独立存在和他们应享有的自治权利，并产生了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同时，还抄袭大汉族主义的口吻，散布了“同化”少数民族的毒素，谈到我的“民族概念”是：“到那里就是那里”，我在昆明时，就是“昆明族”，今天在北京，就是“北京族”。这简直是把民族与籍贯的涵义，都完全混同了。不仅违背宪法所规定的民族政策，连少数民族的立场都没有了。这是极端谬误的。 2．关于民族干部问题，有人说：“少数民族自治，汉族干部当家”。这话，含有挑拨的意思。所以，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建议：“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有行政工作和管理事务的本领，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确实能负起责任，真正当家做主”。这番话，我因道听途说，词不达意，使人意味到：是要使少数民族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自己当家作主，否定了党在贯彻民族政策上的领导地位；并否定了先进民族带动落后民族的原则。 其次，我看到国家预算中对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建设及生活补助，支出很大。所以，我想鼓励云南自治区人民“自己要努力增加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减少国家长久负担，自立更生”。因此，形成了完全忽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照顾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上面这些错误，我是应负责的。 我是彝族，历史上是受到歧视和压迫的。到了我就成为一省的封建统治者，因此，就忘本变质，不仅对少数民族没有一点关怀照顾，反而骑在少数民族头上，剥削压迫，放纵自己的亲族部属进行贪污、勒索和迫害。更谈不到给少数民族自治权利了。我是十分对不起云南人民和云南少数民族的！ 解放后，我虽参加了政府工作，但我对党的民族政策不深入学习。又多年不回云南，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了解不够，就凭着一点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出发，偏听偏信，一知半解，以致思想言论上发生谬误，产生反对党的领导、否定民族自治权利和破坏国内民族团结的后果。这是使我愧恨无极的！ 我今后应该好好的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彻底纠正我的错误思想。 （四） 回忆我在解放前，避居香港，对革命的贡献极微。但在开国之初，人民政协就选我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真是感激无暨。一九五○年邀我来京，从政治待遇说，我受到党的重视和优待。例如：云南人民原是恨我入骨，但在党的说服和谅解下，选我为人大代表，又选我为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我们民革组织选我为副主席。这种感激的心情实非言语可以形容。说到生活上，我常说：今天的生活，是我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时期，这是党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八年来，自己养尊处优，没有好好的学习，得到应有的改造，辜负了党和人民对自己的爱护；又以年事较高，更没有认真严肃的考虑到我的一言一行，可能启发来兹，对国家、人民会发生影响的。由于忝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那里，说到那里，当面也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因此，言过其实，一错再错。经过这次深刻的教育，使我既惭且愧！说良心话，我对党感激之不暇，怎么还会反对呢？难道我还幻想复辟，让美帝来奴役中国人民，让蒋介石用对待“叛徒”的手段来收拾我吗？就以八年来国家各项建设的巨大成就说，事实俱在，人所共见。以我国地广人多，不易治理，几年来，兴利除弊，百废并举，建树之多，史无前例。这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但党和政府是随时在纠正错误，改进工作，且抱着百倍的信心和力量去克服的。可是，我在新事物的面前，总喜欢吹毛求疵，偏信缺点，甚至杞人忧天，这是很不对的。 再说到苏联是我们伟大的盟邦，如果我们不依靠苏联，那只有孤立无助。她和我们是休戚与共、利害相同的。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是社会主义阵营反侵略和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去年我随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各兄弟国家，在苏联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国家领袖人物对我亲切叙谈和无比的关怀，我感到十分温暖，有如家人团聚。于公于私，我们的友谊都是珍贵的、可感的，不应该还有半点反苏的思想和情绪。但我的发言中，却适得其反，这是我非常痛心的！ 现在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我开始认识到这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上肯定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坚定不移的道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团结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家庭，是宪法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贯彻执行。八年来，我处在推动历史前进和巨变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应该有所进步。但由于自己学习不够，思想远远落后于客观现实，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而我的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经过这次各方面对我善意的揭发、批评，受到了很大教育，我深深的痛悔前非！今后，我要坚决站稳人民立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改造自己，决心丢掉旧思想、旧作风的包袱，诚心诚意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一边倒向苏联！按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从新做人。 我的政治水平不高，认识不够，对自己的错误检讨得不够深刻细致，请各位同志给我指教！ 最后，我以目前的政治地位，在几次的发言当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对国际团结、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都起了不利的影响。午夜思维，愧悔交集！我除向组织和人大云南小组作检讨外，请求党和政府给我以应有的处分。

第4版()专栏： 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 华罗庚的发言 首先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 我现在以“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为题作如下的发言。 科学家和教授解放前过的什么日子？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些个人回忆。我相信，相类似的或多或少的苦难经历，正是我们这一代很多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所都有过的。像我这样一个中等年纪的人，回想当年和大学教授头衔而一齐俱来的，已经不是什么尊荣、愉快和学有所用，而是穷愁、被鄙视和专长莫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的偏僻乡村里，与六畜为伍的斗室中的情况，白书则群蝇密集，黄昏则一灯如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搞出一些东西来，不但得不到任何鼓励，连个出版的机会都没有。那时候的昆明可以住的房子并不是没有的，但是穷教授的全部薪金那里够付房租呢！电灯也不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它的功能似乎是为了“打麻将”，而不是为了读书，搞科学研究用的。 书籍杂志不必说了，无有！助手也不必说了，无有！即使有，也早已跑仰光做买卖去了！是的，那时节倒似乎无人“领导”，可以“自由”！但真的无领导吗？不然，那时候的暴君却迫使着我们“自由”地走向死亡，让科学种子“自由”地趋于绝灭，当然更不要说什么全面发展，互相配合，把科学成果与祖国建设结合等大原则了！这些原则，那时候只是奢望，只是梦想！虽然如此，学校里还充满了倾轧，教授会里的勾心斗角活动，使每一个教授都不能置身事外，这种蜗角之争，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求之不得的乐事。把以往的回忆写起来可以成为一本书。但就这一些也就够了！已经足够说明当年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的悲惨命运了。 谁使穷愁潦倒和专长无所用的日子一去不返？ 但是现在竟有少数的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发出了谬论，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不能容忍的。在那些言论中更有不少和我们知识分子切身有关的。他们说：“中共组织退出学校”“在大学里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荒谬的言论，总起来一句话，就是否认党对科学、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领导。说这样话的人如果不是健忘，毫无天良，便是别有用心，这是全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更是全国科学界、教育界所坚决反对的！ 扪一扪良心，比一比既往，谁能否认，解放后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我国史无前例的！这是由于什么？难道是由于极少数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的努力吗？果真如此，那末这些伟绩应当在解放前早就出现了。我们已往的痛苦生活说明了这些成就不是教授治校所能获得的，也不是没组织没领导的若干科学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党领导革命、流热血、抛头颅给我们创造出来的，历史教训我们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时候，是一筹莫展一无所成的，已往的情况已经肯定了这一点，而今天的成绩更证实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工作条件如何？图书杂志有了，助手有了，继承我们科学事业的青年们也有了，这不是党带来给我们的吗？党的领导已经给全国科学界教育界带来好处，它还将带着我们走上更光明的未来，我们永远地追随着共产党，他将带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上一个胜利。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吗？ 所谓“外行”（指党）不能领导“内行”（钱伟长说），这是一句极为荒谬可笑的话，只要反问一下，其穷自见，请他自己提吧！提出一位大学校长的候选人，我看他无法提得出来的。退一步请他提一位系主任的候选人，如果他有些科学常识的话，也无法照他的原则提出适当人选来的。近代科学分工之细是谁都知道的，不但是精通全部科学的科学家是不存在，就是全通一门科学各个分支的科学家也是极少见的。因此，也就选不出合乎他的条件的系主任，更谈不上选校长了。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意义便是否认了领导科学的可能性，当然更是反对党的领导了。实际上是右派分子的党不能领导我来领导的阴谋诡计。 我们的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正就是科学的普遍真理。因此，党的本身就是科学的产物，由于它的科学性强，所以才能领导全世界人民在各个战线上进行斗争，获得胜利，当然我不是说，党了解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的专题，我是说：一般的方向，特别是有指导性的政治思想，方针和政策。因为党时时刻刻地考虑着人民群众的利益，高瞻远瞩掌握全面，所以唯有它能够指出国家所需要发展的重点和方向等。 没有组织的科学进军是不可想像的事，会无效率，会不能密切配合国家需要。而有组织的科学进军却需要“总参谋部、总司令部”。这正是我们的共产党所能担当而且应当担当的责任。党是完全能领导科学和教育的，不但能领导，照这几年的成绩看来，它领导得极好。 对于培养青年和派遣留学生方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荒谬意见，他们忘记了培养青年的目的性，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培养的是将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走的道路是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决不允许培养出来的青年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共产党的。片面地强调业务，而忽视政治条件是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其目的在于改变我国科学技术后备队伍的政治质量，从而削弱和篡夺无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权。再重复一句，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不但是应当精通业务，而且是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 在这儿我也乘此机会谈一谈民盟所谓“科学规划小组”的事。在章罗联盟策划下，不经民盟中常会通过，不征求主席和其他副主席的意见，在民盟中央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现在看来这是点火小组）。其中之一称为“科学规划小组”。他们指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搞出一个所谓“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稿。（关于经过情况已经由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三人在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检讨，并以“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为题发表在六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上了。）这篇文稿的性质诚如郭老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 在这文件中用“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来离间科学家和党及政府的关系，用“一视同仁”的口号来对青年进行挑拨和欺骗，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企图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郭老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远远地比我们六月二十六日的初步检讨为深刻。 虽然我和童第周代表只参加了两次碰头会，并且没有参加定稿（后来知道就是定稿也是被人篡改的，这一小组是曾昭抡主持的，篡改定稿是由曾昭抡邀来的不属于五人小组的费孝通执笔的；后来六月五日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更荒谬地去向章伯钧汇报情况，因而产生出臭满全国的六月六日六教授紧急会议的丑剧），但是在见到该稿并且发现其中有一些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却未加否认，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以自由主义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是随时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 这次“科学规划小组”给了我们这些科学工作者以一个深刻教训，我们的政治嗅觉不灵，不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结果就为民盟的章罗联盟右派分子们所利用，被假借了我们的名义（我们包括千家驹、童第周及我三人）提出了这一篇荒谬文件，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我们已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愿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教育科学工作的进展有目共见 我还记得，在一九五○年我刚回到祖国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他先以为共产党是以农村起家的，可能不会搞城市工作，但是现在证明了他们是会搞的，但是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还得看一看。”但是没有多会儿，市场大稳定，物价不上涨，工业建设更是井井有序的大踏步前进，到了今天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一九五六年的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首位了。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的共产党，在任何战线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 近年来教育和科学工作的进展都是众所共见的，量的增加短短八年可以抵得上以往几十上百年。另一方面，百年树人，质的改进，不是一朝一夕所易于见功的！因此有人就举偏以概全，全般地否定了教育与科学的成绩。例如荒唐地认为解放后的科学事业倒退了，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的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这些话也许只反映了他自己，由于已往的“根基浅腹内空”滥竽教授，在十二年内没有赶上世界水平的信心，因而，转移责任。我旁的不了解，就数学而论，解放以来论文的每年的平均篇数大大地超过以往的篇数，不但如此，每年优秀作品的篇数也超过了以往的优秀作品的篇数，但优秀作品的比重可能略低些。但是这正是因为新进者多的现象，这现象是发展中应有的现象，他们会继续提高质量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就每年毕业生的人数来说大大地增加了，其中优秀者的数目也比以往的优秀生的数目大大地增加了，但是优秀生的比重可能减少了些，但这是发展中应有的现象。现在提高质量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绝对数字和比例数字方面都超过以往的。（也以数学为例，解放前一校每年毕业生从三、五人到十余人，而今天却几百人，在几百人中优秀者岂能少于几十人。） 尽管右派分子们在说泄气话，对我国科学发展前途缺乏信心，但客观的事实是摆在面前，我国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稳步前进，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都是有信心，我们能够如总理去年在政协所指示的，在十二年内在主要的学科方面赶上和接近世界水平。作为我个人来说，仍然如在去年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提出的保证，保证在十二年内在数学的三个分支中培养出达到世界水平的青年。就今天的情况来看，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由于青年们的无比积极性，提前完成这一保证是完全可能的。 离开共产党，知识分子就会一事无成 再总说一句：党是一定能够领导科学事业，领导教育事业的，并且一定能够领导得好的。 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科学大进军中的一个战斗员，首先必须端正立场，立场稳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决心不再动摇了，我们就不会有意无意地反对领导我们的共产党了。我们也必须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方法，关心祖国的命运，这不单能使我们提高思想水平，并且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也是终身受用不尽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是通过科学工作来为祖国服务的，业务的精通，日新又新地学习，日深又深地钻研，正是对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师的要求。 久经考验的党已经给我们指出光辉的前途，我们时刻记住离开了党的教导，我们就会一无所成的。 欢迎代表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第4版()专栏： 必须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 王芸生说：毛主席给我们指示出来的六项政治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标准和办报立场 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社会主义的报纸，这原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谁知道这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搞起的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场斗争中，章罗联盟的攻势最凶恶，他们不仅占据着两个党的领导地位，还篡夺着两张报纸。章罗联盟在一个期间内篡夺了光明、文汇两报做他们的宣传工具，这个客观存在，就说明着办报的路线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个客观存在，我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 人民日报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还有人未完全懂得这两种报纸的区别，因此，就有个别的报采用资产阶级的办报手段，把报纸当作纯商品性的东西，用带毒素的东西争取读者。近一个时间内的文汇报就是这样的。 报纸是有充分的政治性的，它和读者之间不仅是几分钱买一张报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个路线问题，是不可寸步离开的。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必须一清二楚的。毛主席指示给我们的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标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项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标准，就是我们的办报立场。在储安平担任总编辑时期的光明日报和近一个时间内的文汇报，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路线，耍种种花样，来破坏这六项标准。 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两个野心家是知道报纸的重要性的。章伯钧担任着光明日报社长的职务，利用党撤退党员总编辑的机会，与储安平沆瀣一气，就把光明日报搞到资产阶级方向去了。文汇报原是一张很进步的报纸，就因为徐铸成不肯老老实实地在社会主义路线上办社会主义报纸，把文汇报变成章罗同盟的凶恶工具。党和人民支持文汇报复刊，徐铸成却感恩于章罗之门，参与密室策划，派人四处点火，报上天天刮风，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文汇报上兴风作浪，徐铸成掌握着文汇报编辑部，是卖了极大力气的。 徐铸成有多年办报经验，也有聪明才力，在解放八年之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光辉胜利和重大成就，为什么他倒加入章罗联盟一伙闹资本主义复辟呢？约略分析，徐铸成有三个毛病：一好名。他对于名很计较，他不满意被推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候补代表，自称“盛世遗民”。其实，谁若是真正为人民效了力，真正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辜负他的。二重利。徐铸成为了办文汇报，多方拉关系弄钱。最近他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他有一次曾经想通过章伯钧的关系，拉一个人向文汇报投资，因条件未谈好而罢。他这次接受了章罗联盟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有所“利”的。这种作风是很危险的。三反对党的领导。徐铸成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讨厌所谓“教条八股”，排斥左派人士的文章。徐铸成在文汇报内一贯排斥共产党员，他排斥过宦乡同志，他所吹嘘的“拆墙经验”，就拆掉了两位党员领导干部，最近他又把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同志调到闲散位置，由他自己掌握版面。这是他排斥党的领导，以便大闹资产阶级方向。 在这期间，大公报也犯了一些错误，性质虽与文汇报不同，我们正在认真检查大公报编辑部工作，有错误就向人民做交代，并引以为警惕。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个人是受了一场活生生的教育。我认为以下三点教训是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的： 第一、新中国的报纸，尤其是非党报纸，必须真正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遵守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办社会主义的报纸，丝毫不能含糊。 第二、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文汇报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哪里没有了或者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哪里就闹资产阶级方向。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现实告诉我们，在我国，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要长时期地存在，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一下子就抛弃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要在思想上有所进步，除了在工作和生活的实践中锻炼自己以外，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新闻工作者尤其要继续改造，否则，他就不能办社会主义的报纸。

第4版()专栏： 用亲眼看见的事实 驳斥右派分子的胡说 蒉延芳说：章乃器分明是想引诱工商界走入死胡同。我们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同右派斗争到底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愿为彻底实现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重大任务而提供最大的努力。 今年五月，我视察了浙江省宁波和舟山地区的渔业生产情况和渔民的生活情况，一共视察了三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我感觉非常兴奋，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渔民兄弟姊妹谈谈家常。我是一个知识平凡的老年人，广大的劳动人民和我一样，不懂得高深的理论。但是，我们在一道谈话，有共同的语言和体会，大家懂得一条简单明了的根本道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翻不了身，国家也翻不了身。可是反动的右派分子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破坏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愿把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向大会汇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粉碎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 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比资本主义制度好，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胡说。一九五六年舟山地区的渔业，基本上都已组成高级合作社，入社渔户占全区总渔户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七，一九五六年的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全区一百七十四个高级社中，百分之九十九增加了生产，百分之九十五增加了收入，平均每个社积累一万八千二百元，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五百三十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最高的后头村渔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一千二百元。普陀县桃花区蚂蚁乡二千五百六十四人中有二千零七十六人从事渔业，妇女普遍投入生产。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五百七十七元。一九五七年的计划平均收入是七百六十九元。普陀全县渔民平均每人每年收入一九五一年只有五十四元，一九五二年一百一十九元，一九五三年四百七十九元，一九五四年一百八十元（因为有灾情），一九五五年五百四十元，一九五六年五百六十四元。嵊泗列岛上的五龙乡渔业生产合作社，全乡六百五十八户，全部入社，社员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收入七百三十二元，最高的一千五百元。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渔民的生活水平年年提高。我还亲眼看到妇女们在工余之暇，穿着呢绒衣服，愉快地走在街上。听说冬季每人至少有绒线衣衫二件。解放前，渔民收入少，不少人还喜欢赌博，经常袋里空空，负债累累。解放后，不仅收入增加，赌博也根绝了，因而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高，我看到渔民们丰衣足食，绝不是偶然的。 我在一九五五年到定海县视察过，时隔一年，这个地方的建设情况大不相同了。全专区普遍建造水库，国家投资四十八万元，已完工的一百三十只，未完工的五十只左右，不仅可以供应渔民食用，便利灌溉农田，而且有些乡还发展了淡水养鱼，城市的卫生清洁工作也做得很好，满街看到衣履齐整干净的男女居民。普陀县桃花区蚂蚁乡解放前只有小学生七十余人，而现在的一所小学，有学生四百余人，在中学读书的六十余人，在大学读书的一人。乡里建立俱乐部一所，还有二层钢骨水泥造的大礼堂一所。过去百分之二十的茅草屋，现已基本消除，道路由大石板铺成。并设有诊疗所。苏联“真理报”一位记者曾到这个乡视察。称赞它是“小苏联”。在礁石上耸立的灯塔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夜间灯光四射，便利行舟。船上一般地都备有无线电，可以收听气象报告和紧急警报，采取防避风暴的措施，减少意外损失。不少的船都增加了新式渔网，因而增加了产量。机帆船的数量也年有增加。 以上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渔民翻身”的具体事例，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前面，任何人都上了社会主义教育的一课。我们工商界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整风也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但是，章乃器等右派分子丧心病狂、有组织、有计划地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企图拉我们工商界倒退。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种严重的考验，考验我们是拥护社会主义呢？还是反社会主义呢？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呢？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呢？我们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才能明辨是非，分清黑白；我们要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不应该含混模糊的。没有共产党，就建设不了社会主义。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来污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破坏社会主义，我们在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时，要坚决地、无情地对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言论及行动进行反击。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我们工商界中曾经有过市场，他们麻醉我们放松改造，挑拨我们抗拒接受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欺骗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做资本主义的俘虏，搞资本主义，分明是引诱我们走进死胡同，这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害处的。随着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深入展开，他们的本来面目和阴毒企图，在我们面前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还须进一步分析和驳斥他们的反动言论，彻底揭露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底细，揭发工商界中所有的右派分子，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李维汉部长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应当紧紧记住这句话，我们应当更明白，只有诚心诚意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右派分子是凶险的，毒辣的，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现在正在遭受我们的强有力的反击，他们正在可耻的失败的过程中。从没落到死亡，聚而歼之将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在粉碎一切右派分子的蠢动的同时，我们国家将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各个战线上，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第5版()专栏： 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 曾昭抡开始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 本报讯　民主同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小组在11日晚召开整风扩大会议，由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曾昭抡交代他同章、罗的关系，以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会上民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沈一凡首先说：曾昭抡是民盟的中央常务委员、北京市民盟的常务委员、高教部副部长，又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和政府是多么尊重他，可是他并没有珍视党和人民对他的尊重和委托，反而同章、罗一起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曾昭抡一定要彻底交代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向人民认罪。 1948年和章伯钧携手同走中间路线 曾昭抡开始交代。他说，他从1948年起才同章伯钧有政治上的联系。当时民盟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那次会对民盟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决议跟共产党走。那时章伯钧表面赞成跟共产党走，但他要两面派，民盟三中全会闭幕后，他进行了许多活动，一方面表示同共产党合作，一方面背后主张走中间路线。曾昭抡说，那时他从国外回到了香港，在香港被章伯钧拉上了关系。章伯钧当时主持了一些右派性质的座谈会，他因思想上也留恋中间路线，就被章伯钧拉着参加了那些座谈会。 和罗隆基的关系更久更密切 曾昭抡说，他同罗隆基的关系比较久一些，有一段时间和罗往来很密切，主要是解放前在昆明搞民主运动。两人都是旧清华的学生，美国留学生，意气相投。罗隆基对共产党是一贯反对的，他曾经有条件有办法到解放区去，可是他不愿意去。上海解放后，他到了北京，参加民盟四中全会。他想搞宗派活动，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就开始搞小集团。曾昭抡说，他就是那时被罗隆基拖下水的。当时小集团中的人有罗隆基、张东荪、潘大逵、刘王立明、陈新桂和他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费孝通、吴景超等是后来才和罗在一起的。罗在上海的小圈子是赵文璧、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等，另外在苏州有陆钦墀，武汉有马哲民，长沙有杜迈之，山西有王光文，江西、青岛等地都拉了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拉的紧，有的差一些。 罗隆基阴谋把吴晗挤掉，让曾昭抡掌握北京的民盟组织 曾昭抡说，罗隆基曾经常同张东荪在一起发牢骚，对人民政府不满，不满新社会和他的地位。罗隆基认为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太低了，他应该当部长。他们经常对国际局势发表谬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等等。罗隆基的阴谋是抓各地民盟组织，排挤别人，安排自己的亲信。当时民盟在六个大行政区都有支部，华东在史良同志的领导下，本来可以组成华东民盟总支部的，但罗隆基却加以阻挠。罗隆基活动的中心是想抓上海、北京和四川，想把彭文应、陈仁炳安排在上海，具体替罗跑的是赵文璧。在北京方面，吴晗负责民盟的工作，他的威信很高。可是罗隆基在北京的阴谋是想让曾代替吴晗，把吴晗赶掉。从1950年到1951年罗隆基的小集团搞的最凶，几乎每天见面，罗隆基对马哲民最为欣赏，因为马对罗的活动最有力。三反运动时，罗隆基企图利用机会搞乱三反，当时他和章正在争权夺利，发现章伯钧在交通部有些公私不分，便想乘机打击章伯钧抬高自己。当时张东荪、罗隆基、浦熙修三人到处奔走想打下章伯钧。曾昭抡说，1952年民盟中央机构改组，罗隆基要他抓组织工作。1953年他到华东视察工作时，罗要他安排当地的民盟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各地民盟组织见了面。因他当时有些事没有按罗的意见办，回来后罗曾大发脾气，从这时他和罗的关系相对地疏远了些。曾昭抡说，1953年民盟北京市组织选举时，罗隆基支持陈新桂竞选，他也支持了罗隆基的主张。 曾昭抡说，罗隆基的小集团也是有变化的，罗看谁使用价值大就拼命拉紧谁，否则，就疏远不理了。有一时期罗拉他很紧，想把他安排在民盟文教领导岗位上。 他承认自己同章罗一起安排盟内人事工作 曾昭抡说，章伯钧、罗隆基做了民盟副主席以后，他们就想利用民盟做政治资本，但最初对民盟工作并不热心做。从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以后，他们两人对民盟的工作热心起来了，这时同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也接近了。从1956年上半年起，章伯钧、罗隆基合作了。1956年民盟开会补选中央委员，章伯钧和罗隆基对安排李健生和浦熙修的问题上，虽然引起了争论，由于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关系，她们二人终于都成了候补中央委员。 曾昭抡说，他从去年民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他“开始”参加人事安排工作。他说，民主同盟西南区的负责人楚图南调中央以后，是由罗隆基布置潘大逵代理的。去年要正式产生负责人，原打算安排彭迪先担任，但觉得对潘大逵不好办。他就去同彭迪先谈，彭说他工作忙，表示不愿负责民主同盟的工作。于是由潘大逵任了民主同盟四川省的负责人，以后潘就在四川出了一系列乱子。 曾昭抡说，1954年罗隆基刚任民盟的副主席时，仍然是受到章伯钧的排挤的。因为沈钧儒年纪大，所以民盟开会时，会议的主席总是由章伯钧把持的。去年夏天以后，章伯钧、罗隆基两人关系大变，谁主持会议都无所谓了，但也总由他们两人把持。另外两位副主席高崇民和史良，从没主持过会议。他说，去年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人选的增补，也是由章伯钧、罗隆基垄断决定的，别的副主席和秘书长都不知道。继又决定由千家驹办“争鸣”刊物，黄药眠任民主同盟中央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也是章伯钧、罗隆基垄断决定的。 曾昭抡承认，去年8月章罗联盟在北戴河活动时，他也在那里。他同章、罗谈了如现在报纸上所揭发的一些事情，特别谈到他将要积极搞盟的工作，还拟出刊物，名称拟叫“民主评论”，他表示可以担任编辑工作，但没有谈人事问题。他说，7月10日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说的罗隆基还曾和曾昭抡密议如何安排盟内人事，完全是捏造的。他说，他在北戴河还见了高崇民，也表示要积极为盟工作。至于章、罗在北戴河还有些什么活动，他说他不知道了。 今年民盟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曾昭抡说也是由章、罗操纵的。以后大鸣、大放，各地就出了毛病。他谈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由沈志远向盟内传达的，但他也作了补充传达。他说，补充传达的内容是从高等教育部听到的，传达以后给印出来发到各地盟组织去了，没想到其中许多措辞有毛病。 他承认反对党领导科学工作的活动是他发起由他负责的，钱伟长和费孝通最积极 曾昭抡谈到他最近有两件错误的事情。第一件是“科学规划小组问题”。他说，民盟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以后，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有分歧意见，在一次会议上他给费孝通写条子说，民盟可不可以讨论。费孝通把条子交给章、罗看，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决定约请一些人召开科学体制问题的座谈会。他说，所以那个会的确是我发起的。5月间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碰到罗隆基，罗问他“想谈什么”？他回答要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肃反问题。一是鸣放向基层贯彻的问题。罗发言以后，见到他时兴高采烈，并对他说，我讲的“平反委员会”是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他说，另一次遇到章伯钧，又谈起了关于科学体制问题进行讨论的事。以后他就接到民盟干部通知开座谈会。到了会上，他说感到有点奇怪。临时才打电话给史良，她却拒绝出席。同时章伯钧提出要研究取消党委制问题、有职无权等问题。关于座谈科学体制问题是由他负责的。他说，他约萨空了也参加了那天的会，但萨说“我像个外人似的”。有职无权问题是章伯钧亲自抓的。科学体制问题以后还开了几次会。童第周参加过一次；华罗庚参加过两次，提过点意见；他和钱伟长去的次数最多。社会科学方面，千家驹也参加了。他说，科学体制问题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于他、费孝通和钱伟长。在他们设计的那个“意见书”里，保护科学家的提法是钱伟长搞的，还有总的部分和自然科学部分也主要是钱伟长搞的，但他也同意；社会科学部分原是千家驹负责的，但费孝通给篡改了。在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章伯钧还讲了一大通话。后来就把那个“意见书”送光明日报发表了。 他说：“六教授会议”上钱伟长讲话很多，但始终没见他交代 曾昭抡说，第二件是6月6日章伯钧召开的紧急会议，是使他最感痛心的。这之前他们开过一次关于北京几个大学的情况的汇报会议。6月5日，开最后一次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会议。吃饭后，钱伟长很激动地拉着他谈清华大学的情况，说闹的很厉害，说觉得在学校不好自处，想到统战部请示。他说，“现在我还搞不清楚，钱伟长当时为何那样特别激动。”章伯钧听了钱的话很兴奋，讲了一大套，说“合作化工作搞的不好，农民骂毛主席”，他还忙于去找李维汉部长。他说，杨秀峰部长去上海前，他向杨部长说了可以找民盟、农工党等民主党派组织，因交大迁西安问题，主要是民盟、九三、农工党的一些教职员工有意见。他说，6月6日的会是为了向党进攻。那天，章先讲了对时局的估计。他说，“我也从坏的角度作了一些估计：一、知识分子问题，我感到三反、肃反的做法错误，违反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二、我谈了章伯钧所谓施工、设计的问题，实质上是我同意了章的意见。三、我也不赞成谈“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说他说过，“我觉得可能出问题的是学生”。他还说过西安交大闹事的问题等。“目前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的话是他说的，是“最要不得的”。他说，6月5日、6日钱伟长讲的话是很多的，但始终没看到钱交代。如5日，钱曾说：“北京学生的问题很不好解决，因为蒋南翔是彭真一手提拔的。办法是动员三百万解放军，可是不好；或收，也不好；唯一的办法是民主党派出来讲话，继续鸣放，内外一起讲。” 曾昭抡说到罗的为人，和章不一样。章是十足的两面派。罗表面上好像什么话都讲，实际更阴险。罗对什么人都瞒一手。知识分子问题，罗说“主要是党和非党的矛盾”，说“民盟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发挥更大作用”。罗要他多做民盟的工作，经常拖住他，想各种办法拉他。1956年罗做了森林工业部部长后，不能再做人大常委，罗就硬要推他做。罗因为要利用他，就这样拉他。他说，他介绍了华罗庚入盟，罗就到处说“华罗庚是我的朋友”。罗曾经夸大说“留学生在马路上修表”，夸大说去年的评薪“大家意见很多”。罗说，“党与非党，就是高级与低级的分别”。 曾昭抡说，章罗活动的手法是：一、不满镇反、肃反等运动，有机会就发表他们的谬论；二、歪曲中央负责同志的言论。 会议主持人沈一凡最后说：曾昭抡初步交代了他的问题，但解释很多，具体的东西很少。因时间关系，会议改一天继续举行，希望曾昭抡好好想一想，老老实实地作进一步的交代。

第5版()专栏： 民建中央和工商联集中揭露 毕鸣岐利欲熏心破坏改造 据新华社12日讯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在8日和12日举行两次联席会议，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的反动言行。 在这两次会议上，共有四十多人发言，毕鸣岐也在会上作了两次检讨。在8日会议上，天津市工商界青年特地推选十四个代表前来揭发毕鸣岐的丑恶言行。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朱继圣在8日的会议上说，毕鸣岐是个充满着政治野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者。1950年天津市工商联成立时，毕被选为四个副主任委员之一，但是他很不满意按票数多少安排为第四副主委，以后国营企业的代表李之楠自愿降为第四，由毕鸣岐当第二位，他才满足。去年民建天津市委改选的时候，原来民建天津市委的主任委员李烛尘因工作繁重，不能在天津任职，毕鸣岐看中了这个时机，就主张天津市民建和工商联的领导要一元化，并且对别人说：“我是真正能够代表工商界的。”企图抬高自己，博得工商界对他的信任。政府曾经安排毕鸣岐为天津市畜产公司经理，他却说出“安排为畜产公司经理等于失业”的怪话。去年全行业合营以后，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同天津市工商联多次协商，对天津市工商业者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毕鸣岐在传达这个安排意见的时候，只字不提统战部，仿佛是由他一人之力在安排的，有意地抹杀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照顾。这次整风开始后，毕鸣岐对人说，现在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他曾要唐宝兴写文章赞助章乃器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的谬论。 朱继圣还指责毕鸣岐惯于玩弄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他说，在推销公债的时候，毕鸣岐表面很积极，背地却对人说“公债是吸工商界的血”。对于定息，毕鸣岐说，如果政府按他目前的生活水准，每月给他一千元，他就可以不要定息。而当定息确定为五厘的时候，他又怂恿别人出面提出解放以后开设的企业定息应高于五厘，因为他的新民化工厂是在解放后开办的。 田玉璞揭发毕鸣岐一贯漠视党的领导，有一次别人批评毕鸣岐不尊重党委领导人员，而毕鸣岐说：“工商联是独立的，不要过多地考虑那些。” 毕鸣岐第一次的空洞的检讨，遭到与会者的批评。今天毕鸣岐作了第二次检查，他说，他在教会学校毕业以后，就在洋行当买办，帮助帝国主义者剥削中国人民，因此他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名利观念和虚荣心。解放以前爱的是钱，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全行业合营以后，名誉地位观念很重。他的工作表面上是积极的，但骨子里却有严重的自私自利的打算；表面上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分子自居，实际是个假君子，假进步，脑子里装的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他在检查中列举的几个事例大都是大家已揭发的。 在会上有三十多人向毕鸣岐提出质问和批评，要求他具体交代，还揭发许多事实要求毕鸣岐答复。 王光英说，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毕鸣岐对李烛尘说，“抗美援朝，工商界还是不搞的好，免得惹火烧身”。天津市有位工商业者自愿去参加土地改革，而毕鸣岐要他留个字据，说“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可负不了责任。”王光英问毕鸣岐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不作检查？ 田玉璞揭露当哈尔滨工商界人士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判了毕鸣岐的谬论后，毕对他说：“东北解放得早，共产党控制得紧，统治的严，反映的不是工商界的真实情况。”田玉璞要毕鸣岐说明讲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 车重远在会上念了一段天津市工商联一位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揭发材料。这个材料说，在4月底，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后，毕认为时机已到，一面装出一副进步面孔，说工商联也要参加整风；一面在工商界中点火煽动。在5月初，毕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在天津市视察，千方百计地煽动工商业者向党进攻。如在新天津染厂私方副厂长张子衡等提出政府应加速取消私有制，给私方人员摘帽子，吸收私方人员参加工会的时候，毕立即表示支持，他说：资本家的帽子戴在你们头上不合适，我一直主张给你们摘帽子，向中央提了好多次，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答复。他还说：我也愿意摘帽子，可是政府非叫我戴着不可。毕在另外一个厂召集私方人员开会时说，你们厂的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比工人创造的财富多，比工人强。 刘士增揭发今年4月，毕找天津有名的田瞎子算命，田说，毕可能在今年当上部长。于是毕就做当部长的准备，并向别人许愿封官。 陈叔通、李烛尘等许多人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毕鸣岐的检讨很狡猾，人家说一句他答一句，说小不说大、谈一般不谈重要的，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又批评别人。只承认思想问题，不交代重要的事实。他们还责问毕鸣岐“要把西北、西南工商界抓过来”是什么企图？他们要求毕鸣岐在会后再深思猛省，及时回头。

第6版()专栏： 论李世军的三恨 ——7月10日南京新华日报社论—— 编者按：南京新华日报这篇社论，驳斥了李世军之流的右派分子对我们国家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和共产党员党性的恶毒的攻击。在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我们国家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和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右派分子眼中的三颗钉子，右派分子对这些抱着深仇大恨。李世军是民革的中央委员，现任南京市民政局长。5月23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李世军发出了这些恶毒的攻击。他这种极端荒谬的言论，在右派分子中具有代表性，因此特将新华日报这一社论全文转载出来。 右派分子李世军最仇恨三个东西：第一是公安机关，第二是人事部门，第三是共产党员的党性。李世军的这种仇恨，在右派分子中很有代表性，不少右派分子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在这三方面滥施攻击，表露出他们具有相同的仇恨。 李世军首先仇恨我们的公安机关。他说我们的公安人员是“老虎身上的毛”，又说“今天公安人员既可怕又可恨”。另一个右派分子武思光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还表示了“有朝一日要杀死公安人员”。这些右派分子的恶毒说法，暴露了一种心理状态，说明了的确有那么一批人，虽然身居人民内部，却未免有点敌人的心肠。大家都知道，人民公安机关是对付敌人的机关，同时又是保卫人民的机关，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公安机关是“为民除害”的机关，是人民自己利益的保卫者，是最可亲近的人；但是，在人民的敌人看来，事情却完全两样，公安机关是他们的死对头，是他们一切破坏活动的打击者，是“既可怕又可恨”的“老虎”。在这个问题上，敌我看法的不同，真是鲜明已极。而现在，身为南京市民政局局长的李世军和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武思光，却用后一种眼光来看人民的公安机关，他们也说对公安机关是“既可怕又可恨”，这倒是顶好的自我暴露。事实正是这样，从最近报纸上揭露的李世军的一部分反动经历来看，从李世军至今还私藏大批反动证件的事实来看，李世军为什么对我们的公安机关“既怕且恨”，就不难找到客观根据，就不难懂得李世军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一副心肠。 再说什么“老虎身上的毛”，这也要看对什么人而言。对于人民的敌人，公安机关确实是勇猛如虎的。因为公安机关是一个专政的机关，是压迫反动派、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和一切人民的敌人的。这当然决不能讲“客气”，讲“温和”，讲了这些，就不能制服敌人，就不成其为一个专政的工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对于人民，公安机关就不仅不是“老虎身上的毛”，更不是老虎。公安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保障人民的和平劳动，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安机关正是人民手上的青锋宝剑。在这个问题上，敌我界限也是分明得很。而现在，李世军故意指鹿为马，混淆视听，挑起人民对于公安机关的误解，好像公安机关也对人民实行专政，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个阴谋的实质，就是要削弱人民对公安机关的信任、爱戴和拥护，割断公安机关和人民的联系，取消公安机关的战斗力，从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谁都知道，公安机关如果对敌人不如猛虎，那就是没有战斗力的公安机关，就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而公安机关不与人民相结合，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协助，它的战斗力至少也就削弱了一半。削弱了公安机关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只是意味着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人民公安机关正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机关，是人民民主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整个国家政权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李世军的意图，把这个机关软化下去，把这根支柱砍断，把这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割除，那还有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呢？李世军之流妄想从攻击公安部门入手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李世军还仇恨我们的人事部门。他说我们的人事部门是“阎王殿”，“阎王殿里有大鬼小鬼，还有阎王菩萨”，又说材料袋是“生死簿”。另一个右派分子邓昊明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攻击我们人事制度“神秘化”。还有些右派分子，破口大骂我们人事部门是“特务机关”。这些右派分子的恶毒攻击，也说明了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反动言行和经历，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最怕让党和人民了解他们的底细，因此他们一见到人事部门就心惊肉跳，脸上变色，眼前出现了一个阎王菩萨的幻觉。据说这就叫做“做贼心虚”，好比进城隍庙，见到一个“问过心来”的油漆招牌，都会直打哆嗦。 事实上，任何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会知道，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是关怀干部的部门，是团结干部的部门，是培训干部的部门，是正确调配使用干部的部门，是丝毫也不可怕的。许多干部从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人事部门最关怀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生活、福利、健康、家庭、子女教育……等等的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总是帮助他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推动他们进步，所以他们认识到，人事部门是积极爱护干部的部门，而不是消极防范干部的部门。谁如果把人事部门看得那样阴森可怕，那只是说明他心里有鬼。比如李世军，就是隐瞒了许多反动历史的人，他自己就说过，他“解放以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无怪乎他是如此地畏惧人事部门和痛恨人事部门了。 人事部门要了解干部的经历和现状，这首先是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大家知道，正确地使用干部必须建筑在充分了解干部的基础上，而了解干部，又决不能凭一时的印象，必须对干部的整个历史和整个工作，作一番全面的、细致的、深刻的了解，必须掌握干部的历史材料，建立干部的档案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使干部学有所用，便于发挥自己的专长，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有什么可怕呢？难道把自己的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变成没有人了解的神秘人物，那才是不可怕吗？当然，人事部门要了解干部的历史和现状，对于那些有心隐瞒历史和现有反动言行、别有用心的人，是未免可怕的，但是应该让这些人害怕。至于还有一些人，由于觉悟不高，讲了一些假话，那只要他们肯坦白交代，那是无须害怕的。我们应当看到，正因为我们有了严密的人事制度，我们总算防范了和查出了许多敌人，使他们无法钻进我们的心脏，无法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这正是我们人事制度的一大功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坏人感到可怕不正是我们应该喜欢的事吗？至于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虽然也存在档案材料中，但那都是为了组织上在了解了我们以后，可以更好地监督我们，帮助我们进步，这对于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到底的人来说，又何怕之有呢？ 由此可见，李世军故意歪曲事实，把人事部门说得阴森可怕，甚至恣意地吐出什么“阎王殿”、“生死簿”一类的鬼话来，其目的无非是要挑唆干部反对人事部门，改变人事制度，使我们国家混乱起来，好让坏人有空子可钻，好人无法得到正确的使用，从而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建设。右派分子李世军之流的阴谋，正在于此。还有邓昊明所说的什么“人事制度神秘化”，也无非是想篡夺党和政府使用干部的权力的借口，他们想把人事权夺到他们的手里，然后，那就不是“神秘化”了，那他们就可以到处安插他们的私人，实行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路线了。果真如此，那岂不是人民要遭殃吗？人民怎么可以上邓昊明所谓“人事制度神秘化”的大当呢？ 邓昊明、李世军之流妄想取消我们的人事制度，这是办不到的。尽管我们的人事制度还有缺点，还需要改进，可是，它改变了历史上“任人唯亲”的状况，实行了“任人唯贤”的路线。人事的任用、升迁，现在都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决定的。人事部门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具体管理人事工作，执行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选拔和调配干部都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和国家的法令为标准，都是以能否和群众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样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是执行国家政令的保证，是不可动摇的。邓昊明、李世军之流现在妄图动摇这个制度，这岂不是说明了他们想从人事制度上来破坏党的路线和国家法令的切实贯彻执行的保证吗？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不难识穿的。 李世军还有第三个仇恨，那就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的仇恨。他说“共产党对非党人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共产党冷冰冰的”，“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并说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指出公安人员和人事干部尤其如此，尤其需要反掉。在这里，李世军之害怕阶级分析，真是跃然纸上。但是现实是不容情的，人的阶级性是一个铁的事实。人们长期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都贯串着阶级性。谁如果想要真正地认识一个人，谁就必须从人们的不同要求、思想、言论和行动中，分析他们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阶级的利益说话的。不如此则不能真正认清敌我，则会变成政治上的愚人，则会受到一些坏人的表面声明、诺言和美丽词句的欺骗；不如此则无异是叫革命者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现在李世军反对“共产党员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人”，就是妄图解除共产党员的思想武装。解除了这个思想武装以后，李世军就方便了。比如李世军说什么“两院制势在必行了”呀，要大事发展、搜罗“政治资本”为上议院做准备呀，等等，共产党员既然解除了思想武装，就失去了敏锐分析事物的武器，李世军就可大有作为了。这就是李世军说这句话的阴谋。 至于说“共产党冷冰冰的”，“非党人士一言一笑都要考虑”，“没有人情味”，并说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党性”，这只是李世军的有意歪曲和诬蔑。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的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为：他是自觉的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的代表者。党性要求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革命事业献身；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具有最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胸怀，具有坚贞不拔、不为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忠心耿耿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热爱群众，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党性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提高工作能力，培育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等等。这里，共产党人非但不“冷冰冰”，而且是满腔热忱；共产党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难道不是人间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正的“人情味”吗？至于我们某些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不够，还有缺点，那是另一回事，党总是不断在教育党员提高党性。谁都知道，党性越强的人，越是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越是团结群众的模范。李世军企图抓住某些共产党员和党外群众相处中的一些态度上的缺点（这些缺点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把它说成是共产党教育党员“单纯以阶级斗争观点看人”的结果，是共产党人的“党性”，这是对共产党的极大的诬蔑，是有意挑拨离间党和群众关系的十分恶毒的阴谋。 李世军的这种“三恨”，是有联系的，是有来由的。李世军从反对公安机关入手，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从反对人事部门入手，反对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路线和政府施政纲领的组织保证，并且松懈和瓦解我们的人事制度，使坏人得以钻进我们内部，使右派分子的势力得以任意安插，以便实现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李世军又从思想上解除党员的武装，特别是公安部门和人事部门的共产党员的武装，妄图使他们都失去政治原则性和政治警惕性，好让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伎俩横行无阻，“英雄有用武之地”，而碰不到任何阻拦。李世军的“三恨”后面，显然包藏着反共、反人民民主专政、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 李世军的“画皮”应该揭除了！

第6版()专栏： “时事手册”是怎样被篡改政治方向的 时事手册编辑 李蓬茵 读了奋若同志的“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一文以后，我作为时事手册的一个编辑人员，感到十分羞愧，十分痛心。正如奋若同志的文章所指出的，时事手册由于在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刊登了两篇对各地“鸣”“放”情况的毫无批判的所谓综合报道，又在第十一期刊登了对党的整风方针作诬蔑性攻击的恶毒的小品文，其所产生的后果，使时事手册在一个时期内严重地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走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确，不能不使人怀疑：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 时事手册编辑部为什么会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完全丧失立场呢？时事手册政治方向之所以一度被篡改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编辑部的主要人物想把时事手册引导到那里去呢？所有这些已经引起广大读者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所知，向读者揭发。 主要编辑人员有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不满，与右派分子一拍即合 首先谈谈事情发生的过程： 在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人民民主专政的猖狂进攻下，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主要编辑人员，包括负责人，编辑室副主任于干、编辑刘沉弓、梁明、王志民和邓蜀生等，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改造，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一些荒谬言论，几乎一开始就加以赞扬和共鸣。特别是顾执中等人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进攻，更得到了他们的响应。从十一期起负责直接领导时事手册工作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共产党员蓝钰也热烈响应。他们开始否定时事手册过去的一切，认为过去登载的东西都是教条主义的，一再说过去的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时事手册“面目可憎”。他们开始咒骂中共中央宣传部对编辑部的指导是“教条主义的一套”。有人公开提出：“时事手册究竟是官方刊物还是民间刊物”的问题，似乎作为“官方刊物”是很不光彩的了。有人提出时事手册也应当“大放大鸣”。这些同志既然赞扬和附和右派的反共谬论，于是就认为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是所谓“社会的脉搏”，认为时事手册“不应当站在这个斗争之外”。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他们提出了“革新”时事手册的版面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不断地把“大鸣”“大放”的情况加以综合报道，设立“三言两语”的小品文专栏，以及在刊物上搞一些“软性”的东西等等。很显然，这种做法，是同时事手册所固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的群众教育的任务，根本不符合的。但是不幸，在这一个时期，这种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在编辑部竟然占了上风，并且得到了蓝钰的支持。凡是反对这样做，或者是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的意见，都受到拒绝、打击和压制。记得在拟订第十一期报道计划的时候，他们要继“上海在大放大鸣中”一文之后，再来一篇全面的“大综合”，这时，我是提过相反的意见的。我说：“如果不加批判地综合报道，其中一些错误言论就会影响读者。”但于干和王志明说：“我们的责任不在批判，只是把这些言论客观地端给读者就行了”。他们还说：“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作报纸的集纳”。邓蜀生也激动地说：“我们是与社会同脉搏共呼吸呢？还是站在这个斗争之外呢”？结果我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我又指出两点，即“鸣”“放”的意见纵然百分之九十是积极的，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注意；听说基层现在还不搞整风，我们不应当把“鸣”“放”中的错误意见往下面端，但是这些意见也受到排斥。于是以于干为首的六人就以“本刊资料室”名义分工合作写出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一文。在看这篇文章的清样时，我虽觉得这篇文章味道不对，但是我却没有从根本上去否定它，我只在几处十分露骨的地方提了几点意见，于干采纳了我的意见略加修改，把这篇文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氛稍为冲淡了一些。我对于第十一期上所载的“文火炖猪蹄”的小品文，也是提过意见的。但是，于干并没有采纳。 更重要的是，在第十一期的编辑过程中，当时毛主席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共青团代表们的讲话已在报上发表，我就向于干提议请人写一篇短文阐述一下“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的思想，但是于干加以拒绝，认为这样做就会妨碍“鸣”“放”。在看清样时，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这件事虽被列入最后一页的要闻简报中，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我向于干提出，他才让我添了上去。这样处理当然是非常错误的。这里的问题是，于干为什么对右派分子的一派胡言那么感到兴趣，而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却当做耳边风呢？ 关于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主要的编辑人员是怎样附和右派的反动言论，还可以提到储安平六月一日关于所谓“党天下”的发言对他们所引起的反应。当时于干和其他几人，对于这个谬论一致表示欣赏，认为“说得很有道理”，“态度是善意的”，是“提供了批评党的一个好榜样，因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提了意见”。相反地，对于报纸上同一天登出的何香凝先生的书面发言，他们却仅仅是说“何香凝也批评了侨委的党员。”我当时曾提醒说，何香凝警告右派分子，不要一辈子作右派。但是他们对这一点却丝毫不感到兴趣。甚至在党报对右派言论开展反击以后，还有人认为报纸和工农群众的批评“不足以说服储安平”，“储安平所说的是事实”，认为“对储安平和葛佩琦应该分别对待才对”。从这些事实中，我很难分辨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与右派分子究竟有什么区别。 在人民日报对于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进行批评以后，我曾向于干提出建议，要求对编辑部这一个时期的政治方向和阶级立场作一次检查，我并且在六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全编辑部的整风会上对编辑部的右倾思想和第十、第十一两期刊物上的错误作了批评。但是我的批评和建议遭到了于干的专横的指责，他说：你是站在什么地位来作这样的批评的？你似乎是一个“钦差大臣”。 显然，对于时事手册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在政治立场上所犯的错误，时事手册的每一个编辑（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有不可逃避的责任的，最后审阅稿子的副总编辑蓝钰也应当担负政治的责任，而编辑部副主任于干更要担负主要的责任。 这一个时期，于干和其他几位编辑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分子的应声虫，这决不是偶然的。于干之所以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对思想改造有对抗情绪，对党的领导，深怀不满。正是这种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使他迅速地与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迎合一起，使他离开了共产党员的立场，站到与党相对抗的地位。其他如共产党员、编辑梁明和党小组长、支部委员、编辑刘沉弓，共青团员、编辑邓蜀生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们抵制党的领导，要求“独立”行事 应当指出，他们不仅在言论上作了右派分子的应声虫，并且在行动上还反对党的领导，争取时事手册的“独立”。 时事手册这个刊物原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0年10月创办的。半年后交由新华社领导。1954年1月，党中央宣传部鉴于这是一个通俗期刊，决定把它改属通俗读物出版社领导。同时，中央宣传部在宣传方针上一直注意加以指导。但于干等对于这个决定一直深怀不满，把这个决定看成是“强迫婚姻”，叫时事手册“寄人篱下”。于干早就打算要使“时事手册”独立。1955年和1956年，以于干为首的几个人曾一再上书中宣部，请求改变这个决定。中宣部鉴于这是一种缺乏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的行为，曾经责成通俗读物出版社党组织对时事手册的党员和非党干部进行教育。通俗读物出版社曾经在时事手册编辑部进行了一次思想批判。但是于干没有接受，竟认为这是通俗出版社想“压服”他们。 从这以后，于干、梁明等在表面上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实际上是从各方面抵制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最明显的例子是公然排挤由通俗出版社调到时事手册的原在中宣部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毛勤同志，说毛勤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危害的典型”，是上级派去“监督”他们的，就在各方面对她实行歧视和攻击。 这次整风刚一开始，新闻出版界的右派分子就放出了办所谓“同人通讯社”、“同人报纸”和“同人杂志”的言论，企图夺取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而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也提出了重新“改组”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的论调。这些论调完全投合了于干等人的口味。他们认为摆脱党的领导，争取时事手册的“独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整风开始以后，以于干为首的时事手册编辑部的大多数人首先和一再提出的问题就是所谓“独立”问题、所谓“何去何从”问题，也有人说成“归口”问题和“出路”问题。他们是在反对上级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借口下，提出所谓时事手册的独立要求的。于干公开声言时事手册要“摆脱”通俗读物出版社的“不称职”的领导，要有一个“独立行事的编辑部”，要有一个“独立负责的环境”，一个“归口”，不过他又说，这个“归口”并不是“从人事到编辑什么都来过问”的关系，也不是现在“通俗”对我们的这种“审稿”关系。他说编辑部应当是“独立活动、独立负责的”。有人则明明白白地说，要有个“归口”，因为要领薪水、要住房子，这些事总得有个地方管嘛！于干自己也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什么‘归口’不‘归口’，党政工团有个地方管，有个地方过组织生活也就行了。”于干嘴里虽说“摆脱”通俗出版社的领导，不见得就会“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就会“游离于社会主义之外”，但是这种作法和想法，却明明是抵制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活动互相呼应的。 他们草拟反党的“申诉书”，企图以“社会压力”反对党 为了达到时事手册编辑部“独立”的目的，以于干为首的编辑部还曾决定把时事手册的问题“诉诸舆论，争取社会同情”，以社会“压力”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决定是在六月六日时事手册编辑室整风座谈会上通过的，当时并推举了由梁明执笔，草拟一个“申诉书”，于干自愿“帮助”。这个“申诉书”是准备送人民日报刊载的，如果人民日报不登就送光明日报、文汇报。如果仍不登就在时事手册拿三、四页篇幅来登。这个计划事先就得到了蓝钰的支持。只是因为不久以后就开始了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这个所谓“申诉书”才没有来得及完稿和送出。 这个“申诉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的东西。它一开头就说：“亲爱的读者，你们绝不会知道时事手册编辑部的遭遇，‘三害’给它造成了多大损失”。申诉书说：“为了挽救刊物的命运，我们不能不诉诸社会，要求广大读者给我们以支持和力量”。“申诉书”把上级改变领导关系的决定，说成是把时事手册“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申诉书说“通俗出版社对时事手册是‘三害’俱全”，说“对于文化部和出版社这两个高高在上的上司”，“没有一点好感”。“申诉书”甚至企图拿新闻纸供不应求，出版局一度决定限制时事手册及其他刊物发行数量这件事，来对读者进行煽动。于干和梁明都是共产党员，人们看了这个所谓“申诉书”，谁会相信这是出于两个共产党员的手笔呢？谁又能相信，这些共产党员竟会借资产阶级右派对党进攻的压力（即所谓社会压力）来达到反党的阴谋目的呢？ 为了达到所谓“独立”的目的，党员于干、刘沉弓、梁明三人，在编辑部的整风会上，曾对上级领导机关大肆攻击，对于领导人进行了人身攻击和咒骂，在非党同志中有意识地进行煽动和挑拨。作为时事手册整风座谈会主持人的于干首先指出时事手册的遭遇是所谓“典型的三害”，某某非党同志又是“典型的‘三害’的受害者”。他并号召在肃反或其他方面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有冤诉冤，有苦诉苦”，号召这些同志“吐苦水”，“自己保护自己”，又说某某两个非党同志，“是因为没有人要”才送到我们这里来的。于干对于上级所作关于整风中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的指示非常不满，说“这等于又要我‘鸣’‘放’又要我嘴上贴上封条。”党小组长、支委刘沉弓说，他“从旧社会带来了一个叛逆的性格”，他并引用高尔基反抗沙皇统治的名言，说“人到世界上就是来反抗的”。他说他在入党之前，曾经受过“宗派主义”之“害”，入党后，自己又把这种宗派主义之“害”反加于别人。刘沉弓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模一样地大肆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大肆攻击党的纪律。他说党过去有宗派主义，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党过去对干部所作的德、才、资的标准“不适用”了。党过去对干部所作的结论和鉴定等等都“不合适”了，应该把这些档案“公开”，“重新估价”，以示党对知识分子的“一视同仁”。他还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养着一批“没有能力”的“不称职”的老干部，这些人应该把工作岗位“让出来”，给社会创造“自由选择职业”的条件。假如他们这些话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就是党组织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不认识这样一些挂着共产党员称号的所谓共产党员的真面目，对他们还当做共产党员看待。 自反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上述于干、刘沉弓、梁明等的反党活动虽然被迫停止了，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对党和人民群众所进行的反右派的斗争，是表示抗拒和怀疑的。刘沉弓竟然说：现在驳斥右派，大概还是党内某些高级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不通的原故。梁明也怀疑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评是不是“过火”了，认为民建等发起清算章乃器的思想，把整风矛头转向右派分子是不是对的。 根据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时事手册编辑部，在一个时期内是为于干等叛变阶级立场的反党的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操纵了。我们必须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把时事手册引回正道上来。

第6版()专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揭发罗隆基爪牙的破坏活动 本报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全体同志，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连日来集会座谈，揭露该院的民盟小组长戴涯和盟员文燕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在罗隆基的直接指使下，利用党的整风，到处放火，对党进行诬蔑；为了扩大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实力，大力发展组织，想和党“分庭抗礼”，并企图恢复以“中国旅行剧团”为名，阴谋拆剧院的台。 据现在已揭露的情况：整风开始后，罗隆基曾两次找文燕面授指示。第一次，罗隆基以请文燕到他家吃饭为名，让文燕汇报剧院盟的工作，指示文燕：“要大发展，你回去把要发展的名单拟出来送我一份。”罗隆基出国前，二次接见文燕，文燕送发展名单给罗审阅时，罗隆基看了名单后很为不满，说：“你们工作太保守了，应利用客观形势大力发展，曲艺界发展了许多，话剧界落后了。”又说：“以前我们发展中上层，今后要发展中间和落后的，你回去要传达这个精神。”罗隆基并具体提出“风雪夜归人”一戏里的四个演员“可以发展”，还叫文燕带话给戴涯，他要亲自接见戴涯。 按照罗隆基的指示，戴涯、文燕计划把剧院主要的非党员导演、演员和部分主要行政干部全部网罗进去，以便在剧院造成实力，和党争领导权。他们用挑拨党群关系的办法，煽动某些人对党不满，争取他们入盟。据现在揭发的：他们物色的发展对象已有二十几人。戴涯早在1954年冬天，就用民盟小组的名义向剧院提出，民盟应该有代表参加剧院的院务会议和艺术会议。剧院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请戴涯列席了院务会议，参加了艺术会议，但他还不满足，他认为这些会议只不过是“征询一下意见而已”，至于“方针大计”都是党组“决定好了的”，所以他居然要求参加剧院的党组会。罗隆基大发展盟的指示，正中戴涯的下怀，他想马上拉一批人成立盟支部，作为夺取领导权的“资本”。戴涯特意去拉焦菊隐入盟，并拉梅阡（民主促进会会员）跨党入盟。他说：“我要把焦先生拉过来，那盟的地位和我的地位就不同了。”文燕一面煽动某些演员对领导不满，一面表示要他们入盟。她并用卑劣的手段，对他们要发展的人，施小恩小惠。 他们在大力发展组织的同时，又到处活动，准备以恢复“中国旅行剧团”为名，计划从剧院拉走一批人，企图彻底把剧院搞垮。抗战时期，戴涯曾在西安胡宗南的战干团剧团当副团长（胡宗南兼团长），是上校衔，拿少将薪。他一方面对人说：“民革是搞军事的，民盟是搞文教的，我们要组织剧团，民盟给钱。”一方面，他散布：“剧院缺乏人和，党缺党性”，领导都是“飞扬跋扈、大权在握、顽固不化、心胸狭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民主。我过去领导过二十年剧团，过去的剧团也有矛盾，但可以用感情消除。现在各种长走马上任是官，是治人的，群众是民，都是挨治的。”他还装作被压抑的样子，以博取同情说：“我潦倒了，没落了，每遇到老朋友我不得不老泪横流，在人廊檐下，怎能不低头。”舒绣文揭发，她刚到剧院，戴涯便对她说剧院领导如何如何不好。她质问：“为什么要这样挑拨？”戴涯并给剧院党组的田冲写信，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文燕自来剧院后，便拿着薪金养了近两年的病，领导上对她多方照顾，病好后她演了不少戏，平时连她自己都说有“忙不过来的高兴”。但她在整风后，却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党是婆婆，团是小姑子，盟是童养媳妇”。并诬蔑剧院的党是一团漆黑。 在座谈会上，大家非常愤怒地纷纷揭露戴涯、文燕的反动活动。前一时期曾被他们欺骗的人，也猛醒过来，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行。座谈会还在继续进行，大家正对右派分子进行追击。

第7版()专栏： 萨波托斯基、赫鲁晓夫强调和平共处 两个制度应在和平竞赛中见高低 社会主义国家愿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布拉格讯：在7月11日在布拉格为欢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而举行的宴会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都讲了话。他们都着重谈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 萨波托斯基说：以光荣的共产党为首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心苏联同时成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和争取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斗争的领导力量这个事实，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我们支持苏联这种政策。 萨波托斯基在宴会上说，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内建成新社会的问题同和平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互相竞赛中的和平共处问题。这是用和平手段进行的斗争。我们确信，所有忠实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种族如何，都一定会同意这种斗争形式的，因为他们希望忠实地工作，并且依靠自己的劳动果实来生活，他们同一切帝国主义、复仇主义和侵略的目的是势不两立的。 萨波托斯基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苏共中央最近一次的全体会议所具有的历史性的意义。他说，这次全体会议实现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路线，彻底地清除了一切可能破坏党的团结和阻碍顺利地贯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东西。 赫鲁晓夫随后说，人民最渴望的是和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激动着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在尽全力为和平而斗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坚决争取和平，争取各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应当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我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全力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不错，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对“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名词不大说得出口。但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毋庸讳言的。不管你用什么话来表达，但是要结成广泛的阵线前进，要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得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充实它们的革命力量。 赫鲁晓夫说，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加强友好联系。而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充实有利于加强和平事业的力量。我们没有其他目的。 他接着说，我们希望同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同美国也建立友好关系。这个国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不是弱者。那末我们就来竞赛吧！我们也希望同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战争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会带来眼泪、破坏、消灭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 赫鲁晓夫说，不仅是我们的国家，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都在为和平而斗争。其他国家的人民也都在为和平而斗争。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管这条道路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应当不倦地动员人民，培植争取和平的力量。和平力量将不断增长，而为战争效劳的力量将日益缩小。人的理智必然战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钟声下诞生的，而是在“阿芙乐尔号”的炮声下诞生的。一切新生事物都是在苦难中诞生的。 他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说，让我们来竞赛，让我们和平共处，即使不是为了爱，而是出于必要，我们也必须共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一个行星之上。让我们在和平竞赛中较量。不过不要像水牛那样较量，水牛是想用自己的角戳死对方的，而我们却要用自己的和平发展证明，什么样的制度更好，什么样的制度让社会的全部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余地，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人不是由于爱情而结婚的，但后来却一辈子在一起生活。我们也这样试试看吧，住在一个行星上和平共处。

第7版()专栏： 是弃暗投明的时候了 国民党在缅残部士气大落 美蒋特务急忙到缅甸去收拾他们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最近一期的“闪电”周报刊载了一条曼谷消息说：前不久在台湾发生的反美示威使得国民党窜驻缅甸的残余军队的士气大为低落。据接近驻曼谷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的人士说，一大批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都认为现在是向人民中国投诚的时候了。 这项消息又说，以美国驻泰国大使馆空军武官加兰为首的美国和国民党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特别小组已奉命从曼谷火速前往缅甸把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士兵和军官从缅甸调到泰国，然后再调到台湾进行军事审判。

第7版()专栏： 台湾的烈火已经蔓延开来 美国殖民主义在亚洲面临破产 印度“闪电”周报的揭露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最近一期的印度“闪电”周报以“美国殖民主义的危机”为通栏标题，刊登了一些新闻；这些新闻表明，由于台湾的烈火已经蔓延开来，美国在亚洲所执行的军事政策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 “闪电”周报在一条从美国发来的电讯中透露，杜勒斯和美国的军事首脑最近曾经举行紧急会议。美国统治者所最关心的，不仅是要设法加强他们在美国军队所驻之处的殖民主义统治以压制反美情绪，而且还要在联合国可能在亚洲国家的要求下讨论亚洲美国军事基地问题以前作到这一点。 “闪电”周报所刊登的另外一条电讯透露，美国驻泰国大使已经奉命要密切注意泰国国王、銮披汶总理、军事长官和各党派领袖们的意见和情绪。美国国务院向它的大使提出警告说，如果台湾暴动在泰国重演，美国在亚洲的威信就要完全扫地，东南亚条约体系就要崩溃。 “闪电”周报还指出，印度尼西亚的反美情绪正在日益高涨，这使得美国统治者大感头痛。最近，美国新闻处在雅加达某大学举办了一次演讲会，当人们问到美国对西伊里安的态度的时候，美国演说人支吾其词，于是引起了参加演讲会的二百名师生的愤怒。结果，美国演说人被迫退出会场。在他退出会场以后，学生们立即举行了反美大会，并且通过决议，谴责美国和荷兰殖民主义者，要求解放西伊里安。在南苏门答腊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事件。当地的农民袭击了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贮油站，并且拆毁了输油管，因为美国人在敷设油管的时候使农田遭受了损害，却没有给印度尼西亚农民提出补偿。 “闪电”周报要求联合国组织调查美国在台湾和其他地方进行军事干涉、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动。

第7版()专栏： 社会主义各国亲密如一家 国际帝国主义休想钻空子 赫鲁晓夫在斯洛伐克首府强调兄弟国家团结 据新华社布拉格13日电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7月12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参观访问。 代表团参观了这里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焊接研究所，出席了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联合举行的招待会，并且在下午到斯拉文斯克山上的苏军战士墓前献了花圈。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苏联代表团其他人员在哥特瓦尔德广场参加群众欢迎大会。 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巴契列克在这个有十二万群众参加的集会上致词，欢迎贵宾们说，没有苏联，就没有我们的自由，也没有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将永远忠于哥特瓦尔德的口号：“对苏联的信任和友谊永远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试金石”。巴契列克说，国际帝国主义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力图把人民民主国家同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和和平堡垒——伟大的苏联分割开来。我们总是以同苏联更加紧密的团结和对它更加亲密的关系坚决一致地回击敌人的这些阴谋。 接着，赫鲁晓夫讲话。他说，你们取得的成就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就一样，使帝国主义者感到惶惶不安。他们竭力想害我们这些国家。但是，只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相处得像一个友好团结的大家庭，他们的卑鄙的勾当就无法得逞。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助和全面合作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特别有效地帮助了我们这些国家在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上迅速前进，更易于克服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我们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赫鲁晓夫说，一些西方国家人士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感兴趣，竭力把裁军问题同统一德国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样处理问题，其目的就是想破坏裁军工作，因为，普遍裁军问题和统一德国问题，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 赫鲁晓夫随后说，苏联执行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苏联本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行事。苏联将坚忍不拔地为巩固和平，为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奋斗。

第7版()专栏： 美国会编制的材料证明铁的事实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华盛顿11日讯：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列举关于苏联和美国经济发展的比较材料。 小册子的作者本来企图通过对这本小册子的材料所作的偏颇的评论来证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但是小册子中所列举的数字却同原作的结论相反，只是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无限的优越性。作者不得不承认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成就。小册子说，如果比较苏联和美国在从1928年到1955年同一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数字，那么“苏联工业增长的速度大约要比美国工业增长的速度快一倍”。在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条件下，美国和苏联生产上的距离“将迅速缩小” 小册子的作者指出，苏联有切实可行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到1960年当苏联把所计划的原子电站的建设全部完成时，它在利用原子能发电的“第一阶段”的竞赛中将战胜美国。 小册子极为重视苏联农业的成就和苏联的教育制度。 小册子的作者还指出，从1950年到1955年，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今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必定还会不断提高”。 小册子的作者最后毫不掩饰他们对苏联迅速发展的经济成就感到忧虑，毫不掩饰他们对苏联因为这些成就而将赶上美国感到忧虑。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要目的是“遏制”苏联的发展。

第7版()专栏： 日本通商产业相说 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时候已到 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据“日本经济新闻”12日报道，新任日本通商产业相前尾繁三郎在接见这家报纸的记者时表示，对日本说来，把“管制”对中国贸易的“中国委员会”的“禁运”货单中的项目削减到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苏联的“禁运”水平的时候已经到来。 前尾繁三郎还说，他同意日本在放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问题上效法英国。 通商产业省通商局局长松尾金藏1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日本将在下周内正式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限制。

第7版()专栏： 石油大亨君临金元帝国 每当石油公司吸了一口冷气 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会打喷嚏 据新华社13日讯　“纽约邮报”不久前发表了该报记者罗伯特·斯皮瓦克和欧文·李伯曼所写的十篇总题为“石油帝国”的连载文章。其中说，在美国，“大石油公司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是一个政治生活的事实。” 作者说，美国“石油帝国”有一个自己的“石油政府”，这个“石油政府”在有关石油的重大问题上代替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内政部作出利于石油垄断集团的决定。 “石油政府”的“国会”是全国石油委员会，它的“总统”是新泽西美孚油公司董事长麦·杰·拉思博恩，拉思博恩通过对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的领导，来决定“石油政府”的政策方针。“石油政府”的前法律顾问杜勒斯是现任美国国务卿。 “石油帝国”在“石油政府”之外还成立了一个最强大而狡黠过人的国会院外活动集团。大石油公司使已故的麦卡锡以及威尔克、德克森、舍佩尔和巴特勒这些极右派的参议员当选，并且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翰逊和众议院议长雷朋提供财政支持。这些人物构成了石油院外活动集团的中坚人物。 现在共和党政府被公认为是石油商的政府，艾森豪威尔把石油家们安插在处理石油问题的政府要位上。目前，在政府各个部门中，石油企业几乎是无孔不入的，从市议会要在居住区划分加油站的势力范围的活动到国务院和纳赛尔的交涉。石油业甚至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它们的私事。 民主党参议员克弗德尔说过：“本届政府的官员已经养成习惯，每当石油公司吸了一口冷气的时候，他们就会打喷嚏。”

第7版()专栏： 波兰议会批准五年计划 据新华社华沙13日电　波兰议会经过了两天的热烈讨论以后，12日一致通过了1956—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 在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时候，共有二十个议员发言。他们的讲话涉及到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很多发言的人都从自己所代表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同时，他们都表示局部利益应当服从全局利益。最后议员们一致批准了五年计划草案。

第7版()专栏： 美国自己吓自己 举行假想的氢弹袭击演习 发表虚构的被炸死伤人数 新华社13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全国在7月12日又举行了一次“假想的氢弹袭击”演习。 这一天，全国各地都放起空袭警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听到警报之后，立刻和他的几十个主要助手坐着直升飞机飞往离开华盛顿二百英里的一个临时隐蔽处去，继续指挥这个遭到“假想的氢弹袭击”的国家。 从“紧急新闻中心”发出一条接着一条吓人的“新闻”来：“一百多个美国重要城市遭到轰炸”，“在纽约、华盛顿和其他重要城市轰炸造成的死亡数以百万计”，“单是在纽约一地的死伤就有四百五十万人”。 美国全国都假戏真做。城市随着“假想的飞机”的经过，一个一个沉寂下来了。城市的街道变得荒凉了，各种各样工业机器停止不开动了。在“假想的飞机”飞过之后的十五分钟，所有市镇和大城市都像死一般地沉寂。 对美国政府说来有点煞风景的是，有些居民没有同它“充分合作”。在纽约，有好些人在听到空袭警报之后都没有到防空洞里躲起来。有十个反对战争狂的和平主义者还因为拒绝进防空洞而被政府逮捕，他们并且被判处三十天徒刑。 这已经是美国连续第四次举行一年一度的这样全国性演习了。

第7版()专栏： 巴议会代表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13日讯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今天早晨坐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以及许多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到机场送行。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也来欢送代表团。 李济深副委员长在贵宾登机以前讲了话，他感谢代表团的访问，并祝贵宾们一路平安。 拉赫曼团长在讲话中，再一次赞扬了中国人民在各项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拉赫曼团长又用中国话说：“和平万岁！” 拉赫曼团长和全体团员接受了中国姑娘们的献花。

第7版()专栏：花絮 老鼠大闹哥沓描岛 警察厅长下令应战 菲律宾哥沓描岛省的遍地皆是的老鼠毁掉了四十个村庄的谷物。使得这些地方有三千人的生活受到威胁。 菲律宾警察厅厅长曼努挨尔·卡巴尔准将已经动员在哥沓描岛省的部队和政府官员打退老鼠的“进攻” （新华社）

第7版()专栏：国际札记 二十世纪的乞乞科夫们 在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里，作者在叙述了乞乞科夫收买死人名单来做行骗资本的故事之后写道：“我们已经知道，乞乞科夫是很担心着他的后代的。” 但是，乞乞科夫白担了心，因为他的“后代”，在这一门行当里，比他有过而无不及。不过他们已经主要迁到了大洋彼岸。在那里人们仍极容易碰到他们。比如，每届美国的大选年，人们总会发现乞乞科夫们在活动。他们不声不响地在墓园里找名字，不花一文就可以给共和党或民主党拉到一批“选民”。这种本领已足以使老乞乞科夫自愧不如了。但最近他们还做出了更惊人的表演。 7月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先生们从朝鲜战争的死亡名单里抄下四百五十个美国军人的名字，拿到国会厅大吵大嚷；第二天并且煞有介事地通过一个决议，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交代这些人的“下落”。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批现代乞乞科夫的活动，同最近美国公然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行为直接有关。他们想用一份“死魂灵”名单来转移一下人们的注意力。据合众社透露，他们甚至还想要把这份“死魂灵”名单拿到日内瓦的中美谈判桌上去，以“加强约翰逊在谈判中的力量”。 可惜的是，美国众议院的乞乞科夫们耍这场把戏的时候未免太粗心一点，忘记了同美国国防部和宣传机关打一个招呼。正当他们在喊叫要“共产党中国说明这些人的下落”的时候，合众社承认，美国国防部早就已查明“这些人”的下落，而且“已经给他们的家属发了死亡抚恤金”。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华盛顿的新乞乞科夫们也当场出丑了。（平）

第7版()专栏： 美英在柬埔寨搞阴谋活动 西哈努克推迟赴法日期以注视政局发展 据新华社金边13日电　据“柬埔寨现状”周刊今天报道，在6月21日辞去首相职务的西哈努克亲王已经决定推迟前往法国的日期，以注视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西哈努克原定在7月15日以后前往法国就医。 “柬埔寨现状”周刊说，某些外国支持柬埔寨的一些追求权位和金钱的人士。这些国家为破坏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所进行的阴谋活动，是柬埔寨目前内阁危机的真正原因。 柬埔寨报纸最近曾经不断指责美国和英国竭力攻击西哈努克以破坏他所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

第7版()专栏： 墨西哥艺术家在京演出 据新华社12日讯　著名墨西哥民间芭蕾舞蹈家何塞费纳·拉瓦丽叶和奥斯加尔·布恩特今晚在人民剧场举行首次公演。萨尔瓦多三兄弟合唱团也同时演出。 具有十五年舞蹈历史的拉瓦丽叶是全墨西哥三个芭蕾舞蹈团之一的墨西哥民间芭蕾舞蹈团团长兼创办人。这个舞蹈团于1948年成立，在国内享有很大声誉。拉瓦丽叶今天晚上表演的九个舞蹈中有很多是吸收了本国各地方民族舞蹈的形式和内容而改编的，生活气息浓厚，热情豪放，而又含蓄深刻。 萨尔瓦多三兄弟穿着墨西哥民族服装，手抱吉他和曼陀林，相倚而歌。他们唱了十四个歌，但在观众热烈鼓掌下又加唱了歌。

第7版()专栏： 多瑙河的黄昏 ——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四 本报记者　胡济邦 　我们在河边漫步，一轮血红的夕阳好像灯笼似的挂在鹿林的树梢上。绿林尽头点缀着几棵盛开的梨花和桃树。夕阳的余辉又给它添染上一层粉色，显得分外娇妍。 转瞬间，天空中织出了五采锦缎般的晚霞，它映照着安静如镜的河面，猎站的后院，冒出一团火光和青烟，一对青年猎人正忙着为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准备晚餐。木架上挂一只露营用的铝锅，里面煮着有名的多瑙河的鱼汤。 这时水天、林园和草舍，全都为晚霞的光色所溶化了，这就构成了一幅十分协调的画面。 岸边停着猎站的一个小摩托船和一只小划子，我们静默地坐在船头上，为大自然所赋予的美景陶醉了。除了偶尔听见小鱼跳跃的水声外，似乎一切都在静止中。多瑙河有时像一位甜睡中的少女，有时像一位从舞会归来的盛装的姑娘，有时又像一位沉思的诗人，它所经过的漫长路途，也像人的一生曲折多变。 多瑙河从德国的黑暗的森林中爬出，弯弯曲曲，似婴儿一般学着走路。到了维也纳就像七、八岁的孩子蹦蹦跳跳顽皮多端。来到匈牙利已变成一位英俊的青年，有时沉静，有时活跃。从维什格拉（布达佩斯以北）向南下时，它更加成熟而壮大了，这正是它精力充沛，创造力丰富的阶段。流到匈南边境，从莫哈齐一带开始，遇到困难了，礁石多，水流湍急，它一直在挣扎。经过了南斯拉夫境内的风暴之后，来到罗马尼亚境，这时就像一位老年人，他已创造了丰富的事业，但也感得长途奔波后的疲劳，于是就在黑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多瑙河对于匈牙利人民是一个最忠实的朋友，它虽然是像过路的客人，但它对于匈牙利人民是那么无私而慷慨，它给匈牙利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幸福。它从西流到东，又从北流到南，在它所到之地都是田园、沃土、工厂林立的地区。 去年是匈牙利多难的一年，地震、水灾和反革命的暴乱，像多瑙河这样善良的河流也受到山洪的袭击。去年2月，当河上的冰块尚未溶化时，山洪冲击而下，使多瑙河一时承受不住，于是泛滥成灾。 这个鹿林首先遭难。它在两条河流的包围中，大水淹没屋顶，林内原有二千五百多头鹿，在这次大水中被淹死了二千多头，其他动物也损失很多。原来鹿是善于游泳的，但由于河水的冰冻，许多鹿都被冻死在冰块中了。两年前，匈牙利影片公司曾在盖门次森林中摄制了一部描写动物界丰富生活的极其美丽生动的五彩片。再看今天森林中的景象，特别显得凄凉。巴吉奇去年为了这个鹿林的悲剧而痛苦得神经失常，现在他又充满了信心。森林中还保留下五百多只鹿，这些鹿是经过生死斗争，也是生命力最强的一部分优良母种。今年就要生出二百五十多只小鹿，估计经过六、七年的繁殖，就可恢复水灾前的规模。 去年水灾除了鹿林之外，许多田园村舍都被淹没和冲毁了。有一块地被冲成一个小湖。一个村舍有八十多户人家都塌毁了。当时居民抢修堤坝有十昼夜未得到休息，有的工人因疲劳过度晕倒在地上。这是七十多年来没有过的水灾。由于缺乏与水斗争的经验，因此遭受损失甚大。但现在不到一年时间，政府为救济这些灾民，已贷款帮助建造了几百所新式的独院、小屋。在我们到德吉村的途中，看到一片红顶瓦房，这就是在水灾后兴建起来的新村。假如在霍尔蒂时代，这些灾民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它除了给灾民们签发一张流浪他乡去作乞丐的许可证外，不会作出其他好事来。如果得到外国慈善机关救济款项的话，他们还能在灾民身上捞到一笔钱。现在这块平地上出现的这些新式房舍，对于旧日匈牙利的灾民来说只能是一个神话。 沙莫什同志在沉默片刻之后，禁不住赞叹说，你看，我们祖国的河山是多么美丽呀！当我在布达佩斯遇到烦恼的事情时，我一想到我这可爱的家乡，就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力量。可悲的是我们那些自命为人民的作家，像久拉·海伊和塔马什·阿采尔之流，除了自己的别墅和汽车之外，他们并没有看见过匈牙利，更不了解匈牙利人的思想和感情。我真不能设想一个人为了美元可以轻易地抛弃祖国！ 青年司机伊士特万也想起那些流亡西方变成资本家的奴仆的匈牙利青年的命运。“他们到了西方才上了爱国主义的一课。现在许多人都写信给自己的亲友们表示悔之已晚的感伤。”他又接着说：“别说要我离开匈牙利，就要我离开多尔娜州也不行。”“我在这里已开了几年汽车，全州每块土地，每户人家我都熟悉。去年上级要我进党校学习，并要我去做青年工作，我说，要我学习我欢迎，但要我改行就不行。为了爱护自己的职业，我差一点犯了不遵守纪律的错误。”伊士特万是一个二十六岁的伴侣，经过两天来我们一起旅行，我深深地感到，他不仅是一个机警熟练的司机，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侣伴。当他这辆破旧的小汽车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前进时，他一只手把握着轮盘，另一只手做出各种姿势和我们谈论着许多有趣而严肃的问题，使我们忘记了路途的远近和道路的不平。我在这次旅行中才认识了真正的匈牙利青年。（附图片） 夕阳的余辉照着蓝色的多瑙河，牛群还在静静地啮着青草。

第8版()专栏： 科学家们行动起来，打退右派进攻，保卫马克思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翦伯赞 解放以来，我国科学家、教授在思想改造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有些科学家、教授通过自己的那门科学的研究，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科学家、教授已经初步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我国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领域中建立了统治地位。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目前中国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从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彻底地消灭，那就是过于乐观。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文化科学的领域内留下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有不少的人在政治上接受了社会主义，而在思想上还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正像政治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上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思想战线上的谁胜谁负的斗争，毛主席说：“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来，特别是整党开始以后，和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平行，在思想战线上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右派分子很懂得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挖心的战术，是要从思想上解除我们的武装。 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右派分子费孝通所写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极其刻薄的言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认为解放以来，我们对于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有一套简单的逻辑，即：苏联的科学都是唯物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都是唯心论。他用舞台的脸谱来讽刺我们对待唯物与唯心的态度。他把唯物论比作“红脸”，唯心论比作“白脸”。他认为我们划分唯物与唯心，就“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是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说他和他的朋友是看得懂剧情的，因而他们对于“白脸”挨打是不能心服的。 为了避免挨打，费孝通说：他和他的朋友曾经用各种卑劣的方法来伪装自己。他们把心爱的英美书从书架上抽掉，换上一些从俄文翻译出来的小册子，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唯物论者。在讲堂讲课的时候，也引几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话，欺骗学生，如有必要，并骂一骂他们亲爱的英美同道，表示进步。总而言之，他们曾经努力擦去自己脸上的白粉，涂上一些胭脂，可惜白粉没有擦干净，在鼻子上留下了一点，终于现出了原形。 费孝通不仅用“红脸”“白脸”来诋毁马克思主义，打击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还动员他的朋友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等出来和马克思主义者“打官司”，要他的朋友利用百家争鸣的机会，控诉马克思主义，替唯心论伸冤。他还说：“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要问个明白：“唯心的为什么不对？” 费孝通用先发制人的战略来展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要马克思主义者望着唯心论泛滥，望着资产阶级思想冒头，而不应有任何警惕，当然更不应进行反批判。他说：你们“闻到一些唯心论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思想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压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 不许反批评是办不到的。在百家争鸣中，马克思主义当然要鸣。闻到了唯心论的气味，当然要敲警钟，不仅要打起警钟，还要对那些从阴沟里冒出头来的那些东西，予以迎头痛击。至于说什么妖魔要从石碣底下攅出来，我们并不害怕。我们见过不少妖魔，也捉过不少妖魔，像你们这些妖魔，即使从石碣底下冲出来，我们还招架得住。你们冲吧，捣乱吧！看你们冲到那里去，捣些什么乱。 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是章罗联盟用来动员反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一个宣传文件。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各种各样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就愈来愈猖獗了。我是学历史的，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同行雷海宗教授的言论。雷海宗教授在“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应该看做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向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公开挑战。 不过在雷海宗教授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几乎都是他的前辈已经说过的一些陈腐的调子，甚么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不合国情论等等。应该提到，雷海宗教授也提出一条他认为很新鲜其实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材料，即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一部残缺不全的所谓“雅典宪法”。他就想利用这一条材料作为武器来推翻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某些问题的提法，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史的基本理论，从而把中国的历史研究拉回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道路。在这里，我想向雷海宗教授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一定要反掉马克思主义，仅仅依靠这一种材料是十分不够的。雷海宗教授大概也知道，马克思仅仅为了写资本论就看了一千九百多种参考书。 至于雷海宗教授所说的，从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这种议论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因为这种议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阐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虽然他后来也做了一些辩解，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只是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但就是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它的发展，列宁的许多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等等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著作，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列宁、毛泽东所论述的多是近代史方面的问题，但在这些著作中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虽然他们在论述历史问题的时候，总是结合革命问题，但并不能因为结合了革命就说不是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一点也许就是我们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点。 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我不能不谈一下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名义提出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对于这个意见书郭沫若院长已经作了全面的驳斥，他指出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的驳斥。正因为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所以也就必然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纲领。应该指出，在这个纲领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共产党，提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纲领中提到的是保卫科学家，是取消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是恢复和重视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总起来说这个纲领是企图在组织上取消共产党领导，在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显然，这个所谓“意见”书，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篡夺思想领导权的无可抵赖的供状。 我们要不要研究社会学呢？我们要研究。但我们所要的并不是替资产阶级提供剥削资料的社会学，而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资料的社会学。我们要不要政治学和法律学呢？我们要。但我们所要的不是辩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学，而是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学，不是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镇压劳动人民的法律学，而是保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镇压反革命分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律学。因此，我们坚决地反对右派分子提出的恢复和重视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并且要对于这种反动的企图予以严厉的驳斥。同时我们还要警告右派分子，在文化科学的领域内，要想搞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的复辟，是注定要失败的。 从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到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小组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最近一个时期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发展经过。当然在这个时期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这里就不备举了。现在我还想说到的，是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理由”。 最近时期几乎所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都是隐蔽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之下进行的。这些人异口同声说，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要挖教条主义的根，就要挖掉马克思主义。是的，我们承认在目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着一些教条主义，正因如此，所以共产党才提出反教条主义的号召，但如果说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那就是胡说。大家都知道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就有教条主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教条主义。中国古代的学者，开口“子曰”，闭口“诗云”，难道不是教条主义？西洋中古时代的学者，开口“上帝”，闭口“耶稣”，难道不是教条主义？可见教条主义古已有之。当然我们并不因为古已有之，就说不妨今亦有之，教条主义不论古今都是不好的东西，都应该反对。不过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右派分子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而右派分子则是为了反垮马克思主义。 也有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是隐蔽在强调资料的重要性的幌子之下进行的，好像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空谈。可惜这种攻击又是无的放矢，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资料不重要，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要详细占有材料，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任务停止在资料的罗列，而是要通过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问题的本质，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作出创造性的论断。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则是企图把科学研究引向烦琐的资产阶级的研究道路。 还有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是隐蔽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幌子之下进行的，好像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文化传统。实际上，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学派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过我们对待古代文化是要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还要根据革命的实践加以检验。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则是国粹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中只要是旧的都是好的，新的都是坏的。他们是想利用继承文化传统来进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 右派分子是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来进攻马克思主义，但是不论蓝衫或紫袍，都不能掩盖他们的反动面貌。我们必须同各种各样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斗争。不去和敌对的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就不能发展，不去毁灭唯心论的堡垒，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巩固它的阵地。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们不仅要从政治的战线上也要从思想战线上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第8版()专栏： 用事实揭穿右派谎言 夏鼐 这次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挂羊头卖狗肉”，乘机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最近大批材料的揭露，已经使他们原形毕现。我现在只就有关科学工作问题来谈几句话。 右派分子利用有些知识分子向来忽视政治的这一缺点，故意歪曲事实，想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以便混水摸鱼，篡夺科学工作的领导权。他们一方面抹煞了解放以来科学工作的发展和成就，另一方面装腔做势，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我从亲身的经历中可以提出铁一般的事实来揭穿他们的谎话。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飞跃发展。从前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个考古工作者，现已长成为四五百人的大队伍，而且仍感觉到人力不够。各处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领队人，差不多都是解放以后才投身于田野考古的青年科学家。这些新生力量是在社会主义的田地上培养出来的。从前要十多年（1936—48）才编出四本“考古学报”，现在我们可以每年编出四本，而且还有余力编出“考古通讯”和“文物参考资料”二种刊物。从前每期只印三百本到五百本，还常长期压积。现在每期二千六百本到二千八百本，出版后没有几天便脱销。从前发掘工作费和印刷费，都要自己筹划，到处叩头，仍不一定能获得分文支援。现今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拨来大量经费，使我们不必为这事操心了。这样，便使我们在几年以内，获得了超过以前几十年的成绩。 右派分子以为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说：解放后科学工作“停滞”或“倒退”了，科学家受到“威胁”须要“保护”了，以求取得科学家的同情。然后，他们主张不要科学规划，不要统一的学术领导，不要“火车头”。就考古工作而言，我们所需要的，是加强领导，而不是减弱领导。我们曾经因为计划性不强，统一领导不够，给工作带来了不少的损失。右派分子阴谋篡夺党的领导，首先争取“分散地”独霸一方，然后更进一步夺取科学工作的整个领导权。我们必须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中，要对他们继续加以批判和揭露，乘胜逐北，以求取得全面的胜利。并且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科学进军。

第8版()专栏： 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旗帜前进 王亚南 自党号召大家在科学研究领域内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展开自由讨论以后，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论坛和讲坛上，已经出现了活跃而健康的自由论争气氛。这气氛，是符合于我们一年来的社会大改造和经济文化上的大建设的总趋势的。然而问题总有它的反面。我们社会的那种大改造大建设，尽管全国绝大多数人，尽管全国的劳动人民是拥护的，但毕竟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喜欢，从而，总有代表这一小部分人的意见的更小一撮知识分子、政客乃至有野心有阶级宿怨的所谓专家学者之流，企图利用争鸣的机会，特别是利用党整风鼓励大家提意见的机会，来对社会主义、对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横加诬蔑与攻击。但因直接而直率地反社会主义反党毕竟不能毫无顾忌，正如同明目张胆地拥护资本主义毕竟不能毫无顾忌一样，于是，他们就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在消极方面，尽情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贬低它的科学价值，而在积极方面，则强调恢复和尊重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及其有关的学说。 他们是怎样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呢？简单回顾一下一年来学术论坛上的或明或暗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见，不外以下三点： 1．“只此一家”论。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绝对排他的，以为我们解放后的学术界只允许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发言权。当他们作这种非难的时候，又惯于引证马克思主义创建者如何吸收了古典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合理见解。其实这么说，不正好反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为一切真理敞开大门的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否符合于事实，就是它赞成或反对的准绳。是对的，那怕是出于对敌的资产阶级学者，也要批判吸收；是错误的，就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受到严厉的抨击。 2．“不过是一家之言”论。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有需要予以评正的错误见解，资产阶级学者也可能有值得采取的正确意见，这不是应当把资产阶级学说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放在同一个天秤上来加以衡量的证据么？他们不惮再三表示：在百家争鸣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不过“一家之言”，没有政治上的撑腰，它的学术上的优越地位是保持不了的。真是这样的么？他们根本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怎样一种学说，它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在那个世界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关系全人类社会历史变革的社会科学。那和资产阶级学者依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所形成的这样那样的枝节理论较量起来，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么？出发点完全错了和对了，个别论点有对有不对，怎好不加辨别呢？ 3．“过了时的教条”论。唯其他们根本不懂得，或故意不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究是怎样一种学说，怎样一门科学，他们就动不动高谈阔论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将近一百年前发表的理论，列宁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见解，事过境变，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在这里，他们像以“辩证唯物论者”自居了。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过时了么？它那关系人类历史变革的社会科学原理过时了么？而根据它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原理不断提出的新学说（包括毛主席最近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见解），也算是“过了时的教条”么？ 他们如此这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调，毫无疑问地包含有积极的意图，那就是他们直到大放大鸣时才毫不隐讳地并明确地表白在他们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中的如意打算：恢复并尊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 事实必须如此。当他们赞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是有理由这样做的。我们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旗帜向前迈进。

第9版()专栏： 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 刘立富、郑锡坤、王文山、马恒昌、李川江、赵国有、王崇伦、孟泰、张明山、王玉吉、钱仲举、施玉海、谷发明、张子富、唐立言、韦玉玺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报告和大会上其它各项报告。关于报告中对各项工作的成绩与缺点的估计和对右派分子的严肃的批驳，我们辽宁来的几个工人代表表示完全赞同。 我们感到这七八年来，只有亲身参加了祖国建设的人，才真正的懂得，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是如何的巨大和可贵，我们工人同党一起流血流汗，深知得来不易。一些别有用心的分子想要哄言诋毁这些成果，这是我们工人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以我们几个工人工作的工厂为例，一九五○年沈阳第一机床厂就是最简单的机床都制造不好，曾试制两台齿轮机床，仅装配就花了两个月的功夫，结果还开不动车，人们称它为“林黛玉式机床”。现在制造—A六二型机床每台约六十分钟就行了，而且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大连造船公司一九五二年制造载重量五百吨的小电船需要六十天功夫，现在只要六天就完成了。抚顺四个煤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日产煤只有两千多吨，现在已达到两万七八千吨了。鞍钢日本鬼子曾经给鉴定说：“鞍钢的高炉不能出铁，只能长高粮”。现在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和苏联专家的帮助，钢的产量已超过日寇时的两倍。其他像鞍钢大型、薄板、无缝钢管、高炉等新建与扩建工程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吗？不是的。这个结果是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我们在劳动中成功了，党鼓舞我们更好的前进；我们失败了，党指引给我们方向；我们有困难了，党组织全国工人弟兄支援我们。最了解我们的，最能正确估价我们的劳动的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右派分子斜眉斜眼、指手划脚的，像是不得了似的。依我们看来，你们的发言权不大，你们在我们克服困难中帮了多少忙呢？ 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只有有了党的领导，才有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 在旧社会我们过的是用豆饼、糠皮、菜叶糊口的日子。正如矿工所说的那样，是“到了千斤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现在，这些凄惨的处境已经不复返了。我们能够参予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了，我们工人也能够管理工厂了，我们工人也能入中学、上大学了。这些是怎么得来的呢？是共产党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得来的，这一点我们工人是清清楚楚的，工人们都明白，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想把我们重新抛到旧时代的奴隶地位里去。那一个胆敢这么办，他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敌。我们想请右派分子到我们工厂去看看：他们的言论在我们工厂里起了作用，那就是激起了全体工友的愤怒。我们临来开会的时候，许多工友找我们，叫我们找右派分子问问他们长的什么心胆，特别是养老院的老工友，气的抡起了拐棍。我们想，请右派先生们到我们工厂看看，对他们可能有点好处，有些火气暴的工友可能发火，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请他们看看，谈谈。这样也许在他们今后考虑问题，发表言论的时候，会增加点工人的观念。 　我们辽宁的工人和全国工人弟兄一样，一方面警惕着右派分子的一言一行，一方面正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来拥护党的领导，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想举一、二个例子来说明：大连海港工人提出“一锤一斤粮”的口号，就是每当卸完车后，用木锤往车皮上一敲打一华拉，节约一斤粮，这样一来，全港工人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十五吨粮食。造船老工人程远钦同志摆弄泥砂快五十年了，头两年工厂就发给他养老金，叫他养老去。但他坚决不肯，总想给国家创造财富。于是在增产节约的运动中，用两个月的时间研究了只有五元钱就买到一吨的天然砂或大汉砂，代替了须三十元一吨的硅石砂的办法，用这种砂子制造铆链砂型，减少了干燥工序，保证了质量，并且每天省出一个人工和几吨煤。像这样的事迹并不是个别的。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困难和缺点，例如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个别的工人劳动纪律松懈，伸手向国家要的多，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的少，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尚未树立起来。因此我们必须百倍努力提高政治、技术水平，克服缺点，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潜力找窍门，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 最后，我们向有关部门提出两个意见： （一）目前工厂里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几年来，我们在党领导下和学习苏联的经验，已经学会了一些管理知识。工厂的现有组织机构一般说来是根据工艺对象来划分的，也是适当的，但是由于我们在建设时期缺乏经验，把生产组织划分得过于专业和过于集中，使机构过于臃肿，非生产人员过多，这样也就产生了会议多、文件多、解决问题慢、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不负责任的现象，影响了生产。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建议：①为简化工厂组织机构、层次复杂、手续繁多，可根据工作性质适当合并一些科室和车间单位。②工厂权力过于集中厂部，应当把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权限适当下放车间，科室应主要研究试制新产品和为车间解决技术困难等问题。 （二）有些单位对安全生产重视得不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的不适当地把必不可缺少的安全装置削掉了，有的还取消了安技科组织，有的单位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不检查自己的安技工作，只是单纯埋怨工人“麻痹大意”、“不小心”，把工伤事故责任推到工人身上。企业领导干部和企业主管部门（工业部、管理局）很少过问或者只空喊“注意安全”的口号，而不去研究采取具体措施。我们建议有关企业主管部门（工业部、管理局）的领导干部，把安技工作抓起来，认真地研究克服安技工作中的缺点，彻底地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

第9版()专栏： 工商业者改造自己的大好机会 徐崇林、萧松立、童少生、黄鱼门的联合发言 我们热烈地拥护周总理等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各项报告，并为其贯彻实现而努力。 史无先例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得到许多启示，受到莫大鼓舞。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变成了现实。全国工业总产值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我们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全国农业在去年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仍然接近完成五年计划，粮食总产量还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更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我们几百万私营工商业者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正处在从剥削者改造成为一个劳动者的过渡当中。就以我们四川工商界来说，高潮以来，许多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愈来愈多的人还获得了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经济改组等一系列的正确措施的基础上，在职工当中又进行了赎买政策的教育和召开了多次公私关系座谈会，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已大有改进。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并在企业工作的实践中，在公方领导和职工的帮助下，努力自我改造。在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中，建国才八年，就能在生产建设上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过程里，做到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失，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无此先例的。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我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更美满的未来。因此真正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成为我们全国人民实际生活中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但是，自从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以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却利用这个机会散布了一系列荒谬反动的言论，有反动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恶毒地开展反对党、反对工人阶级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妄想取消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在我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他们的阴险凶狠的真面貌，坚决地予以反击。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集中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 在我们工商界中，章乃器就是这类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突出代表。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由来已久。解放八年来，他的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原封未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大肆活动，放射出他的政治毒素。在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我们认为，定息是剥削，定息制度未取消，工商业者仍然是一个剥削者，而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硬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认为工商业者已经不是一个剥削者了。我们认为主张定息二十年，是为资产阶级打足了算盘，是名利双收，是使资本主义合法的长期存在。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说：这是“过急追求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有着本质的差别，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转弯抹角地否认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硬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分子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才能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一个劳动者，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竭力反对“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并把一切主张资产阶级分子需要经过本质改造的人们，一概称为“教条主义者”。我们说，要充分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必须同时帮助他们认真进行自我改造。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坚决主张只需“千方百计”地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而不必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危险的敌人”，来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在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上，我们坚决要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恶意歪曲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品质的说法，要党检查“大党主义”，不要“上前台”。我们认为，党委统战部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各项工作上，给了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很多帮助，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硬说，统战部“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把统战部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就是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加以否定。我们主张在合营企业里，私方人员必须服从公方的领导，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则说，强调公方领导，就会使私方人员消极自卑，使他们有职无权，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员比作政治骗子李万铭，认为共产党的党性是“党党相护”，共产党是“利害关系”结合起来的，等等，是诬蔑党，丑化党，而他却厚颜无耻的说，他自己爱护党中央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真是口是心非，真是肉麻。这一切表明，我们是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却硬要取消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我们全国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正庆幸自己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章乃器却要我们工商业者停步不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这是何居心？章乃器必须彻底交代。 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集中的表现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剥削思想的消极一面。他还惯用两面派的手法，处处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为幌子，用欺骗、麻醉、挑拨、煽动的办法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章乃器真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一面性（消极的一面）的人物，章乃器还摆出资产阶级的臭架子，态度横蛮，在四川代表小组会上坚持反动立场，采取死硬态度，拒绝检讨说：“再检查三年也检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公然谩骂揭发他的人，真是右派中最反动的分子。 章乃器的反动言论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还有市场，必须彻底加以粉碎 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活动，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是有他们的一定市场的。我们四川工商界中，就有章乃器的应声虫。如在重庆的康心如，公开为章乃器的反动言论作辩护，硬说定息不是剥削，不应该强调服从公方领导，特别是反对工商界的本质改造，说，工商业者还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简直是侮辱工商界的三代祖宗，工商界就只好“二世变好人”了。还有在成都的李仲平，发表了一系列狂妄的反党言论，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原理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坚决打倒“教条主义者”。我们知道，重庆、成都和北京工商界政校一样，在章乃器反动言论的影响下，教员讲课都讲不下去了，一部分学员说，不听“教条主义”，要请章乃器来讲话。右派分子之所以有市场，它的社会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已基本上被消灭了，虽然右派分子可以利用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这个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还要经过比较长期反复的斗争才可能被克服，但总的说来，他是没有前途，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我们这样的看法，并不等于对目前右派分子所放射出来的毒素和反动行为不加以揭露和反击，而是恰恰相反，必须大力的加以彻底揭发和坚决打击。否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很大危害性的。为了维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把反对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彻底地加以粉碎。 我们工商界中，有一小撮右派分子是坚持其原来反动立场。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由于原来的立场还未获得很好的改造，因而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中，有的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采取共鸣和支持的态度，发表了一些错误的有害的言论，有的是摇摆不定，甚至在某些问题上附和右派的错误言论，这实际也助长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真诚的期望右派分子能及早的改正自己的错误，彻底交代，深刻检讨，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希立场不稳，摇摆不定的一部分工商业者，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揭穿他们的反动阴谋，用实际行动来表示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积极投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去。右派分子如果屡教不改，继续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那就是自处于人民之外，其后果将由他自己负责。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号召两会成员向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曾发出两次指示，我们坚决拥护，并要贯彻到基层组织中去，同时我们都是民建的成员，还要贯彻民建中央的整风指示，要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相结合，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上进行整风。总之，当前反对右派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拥护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和反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对于我们每个工商业者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也是一个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大好机会。我们愿和全国工商界一道，积极投入反对右派的斗争，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六条标准认真地改造自己，明确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9版()专栏： 对江西五大河流水利建设的意见 朱仙舫的发言 这次预备会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我深深地感到这是照耀全国人民胜利的明灯。听了周总理及其他各位的报告，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我们继续前进的具体方针，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几年来，伟大的计划都能变成事实，出现于眼前，令人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联合国世界经济报也据实指出，我国去年工业增产速度冠全球。而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夸大缺点，抹煞成绩，捏造事实，存心诽谤；须知事实胜于雄辩，徒属庸人自扰。我们坚决要和他们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我们相信，经过这次整风后，全国人民的团结必更强大起来，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必更增加无比的力量。 现在我就农业争取大丰收的水利问题来谈一下： 我们要使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并在进行建设的同时，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必须争取农业大丰收，而后轻工业才有足够的原料，重工业才有可靠的市场。因此，供应广大人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须千方百计争取农业大丰收，而后才有切实的保证。 但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方法甚多，如精耕细作、选种密植、防虫积肥、农业技术等等。尤其要者，则为如何搞好防洪、排涝、抗旱的水利问题，关系农业生产，至深且巨，如果水利搞得好，则农民出了劳动，就有丰收或大丰收的报酬，如田地被水淹没或遭大旱，则农民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即同白费，伤心的事，孰甚于此。且研究水利问题，千万不可从片面出发，须有整体规划，综合当地形势，水流系统，雨量大小，排泄宽窄等统筹而熟计之，才可避免顾此失彼，矛盾重生。 今年四月下旬，我至瑞昌县农村视察，亲自体验到水利问题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已将视察所及，专案报告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处理。尚有较大的水利问题，非江西人力、物力、财力所能举办，必须仰中央有关部门进行规划者，略述于后。 我省位全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的南岸，境内有赣、抚、饶、修、信等五大河和数十条支流，水源分别出于东南西山岭地区，经丘陵而至北部平原汇流于鄱阳，由湖口而入长江。 全省面积约十六万八千五百八十平方公里，耕田四千一百四十余万亩，其中水稻三千五百余万亩，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大部地区，每年两熟，为我国主要产米地区，同时境内多高山峻岭，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并有大量的和一些稀有的矿藏，大片的森林和原始森林，足供工业方面的广阔发展。 但因雨量分配不匀，每年四月至六月降雨量约占一半，七月至九月雨量既少，蒸发量又大，故经常造成春夏两季的洪涝和秋季的旱灾。解放以来，由于党政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积极努力，修了中小型水利，基本上保障了各河下游及湖滨许多农田和重要工业、城市和铁路交通的安全，增加和改善灌溉面积二千四百余万亩，然此不过为消除常遭水旱灾害的若干局部工作，并非根本之图。所以每年因水、旱灾害减产的粮食，平均约有八亿余斤之多，对于我省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发展，水利建设已不仅是局部除害的问题，而必须采取治标治本相结合的方针，对水利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作出各河流域的整体规划，定期实施，从根本上消灭水旱灾害和充分开发综合水利的目的。现将赣、抚、饶、修、信五大河流的水利初步意见，分述如下： 1．赣江流域：赣江为我省第一大河，源出章、贡二水，流贯全省，流长七千三百公里，流域八万三千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二分之一强，农产量占全省半数以上，全年入湖水量平均达七百四十七点七亿公方，约等黄河入海水量一点五倍。其上游河床坡降陡峻，水力丰富，赣南钨矿，驰名世界，将来大量开采，需要动力日多，在赣南煤炭缺乏的情况下，水力资源的开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要任务之一，该江又是我省大动脉，区内物资交流，大部以水运为主，通航里程达二千公里，惟万安附近，滩险甚多，中下游河道，每苦水浅难航。 总之赣江流域综合开发对象，应以防洪、排涝、抗旱、开发水电、改善航运及保持水土。因此，勘测适当地区，建设若干综合性水库，如珠兰埠，茅店，万安，峡江等，共可安装水力发电机一百一十万瓩左右。 2．抚河流域：抚河位于我省东南部，流域一万八千四百平方公里，其中耕地约六百万亩，为我省主要产米地区之一，这些农田在山溪中，上游常遭山洪和旱灾，下游则受严重的洪涝灾害，流域交通比较发达，有浙赣铁路经流域北部而至平原。因此，抚河的开发的对象，应以防洪、排涝、灌溉、水力发电、改善航运及水土保持，故于抚河主流建筑水库两个，即南丰的石壁头，金溪的廖坊，支流建筑水库三个，即黎滩水的塘街，宜黄水的鹿塘，崇仁水的巴山，共可安装水力发电机十万瓩以上。 3．饶河流域：饶河位于我省东北部，为昌江、乐安两河之总称，流域面积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下游滨湖地区，土壤肥沃，为我省粮、棉、渔业生产主要地区之一。中游产煤、锰、铅、锌等矿，景德镇之瓷业，驰名中外，故饶河流域的综合开发，应以适应工矿业及农业所需排灌动力为主，结合调节流量，降低洪峰，减轻水患，改善航道。据初步调查，建筑樟树坑水库一个，乐安河的黄柏垣、仲家山、新营等水库，共可安装十万多瓩的水力发电机。 4．修河流域：修河位于我省西北部，流域面积一万四千六百平方公里，耕地二百八十万亩，农产以粮食为主，红茶、木材次之。沿河丛山峻岭，暴雨集中，峡谷和小盆地相间，水力地段甚多，且距九江、南昌及鄱阳湖较近。因此，根治水害与开发修河，应以建筑水库、发展水电、供给农业排灌及支援工业并减免洪涝旱灾，改善航道为主。据初步调查，修河主流猴子崖，是水利枢纽，在此建筑水库，可以安装十五万瓩水力发电机，再在支流一系列中，兴建水库，又可安装十万瓩以上的水力发电机。 5．信河流域：信河位于我省东部，流域面积一万六千七百平方公里，中上游山丘密布，下游为冲积平原，且滨近鄱阳湖，支流多在左岸，故信河流域综合开发的对象，应以农田防洪灌溉、开发水力电为主，次为改善下游航道及水土保持工作。故治理该河初步的意见是：兴建黄沙港水库，控制信河面积八千七百平方公里，占面积一半以上，可以保障六十万亩农田的安全，还可改善航运，安装五万瓩水力发电机。 以上是我省各河流域的基本情况，从速作出治标治本的方针。进行规划实施，则春夏洪涝、秋季旱灾，可能基本消除，农业丰收，能自掌握，而靠天吃饭的古谚，也将成为过去历史的名词。同时水库下泄的水必清，河床日渐涮深，河漕日趋稳定，航运自随改善，交通必更便利，尤使各地区获得永久廉价的水电，不仅借以排涝灌溉，还可拖动一些加工机器，又能利用照明及近代医疗文娱之需，更能供给附近工矿大量电力要求，兴建化学肥料厂，解决农民迫切之需。 有人问水电建设费和火电建设费的比例如何？这是值得大家考虑的。首先要看水力资源，其次要看修建水库的地质，如果这些条件都好，水电建设费不会比火电建设费过多，有时还可相等（我国人工多，而工资廉，地质多系硬石），若就经常费用来说，则水电比火电，普通仅合六分之一至七分之一，据一般估计，水电建设投资，只须三、四年间，即可全部收回，更就水电设备来说，我国近年突飞猛进，又属惊人，三千瓩、一万五千瓩、七万二千瓩已能制造，不久将制十万瓩，水电站的全套设备，既能自造，实属莫大便利。因此，这些水库工程将给各当地农民带来无穷的幸福，并给我国工业、农业建设和交通运输发展带来非常有利的条件。切盼中央有关部门，从各方面给以大力支持，按照当前情况，进行综合规划，拨定款项，分别缓急，如期实施，则若干年后，必能使农村逐渐变成都市，消灭城乡区别，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

第9版()专栏： 章乃器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宋子纯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几个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国家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缺点和经验教训，也指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并义正词严的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近两月来，党外人士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帮助某些党员克服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共产党这一英明措施是为了把祖国建设的更好起见，毅然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吸收各方面对党员的批评意见，这真是旷古不闻的伟大创举。但是右派分子不是帮助党来整风，而是以帮助党整风为幌子，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想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章乃器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之一。他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他的一系列的荒谬言论，混淆了一小部分落后工商业者的思想。因为他以两会领导人和国家高级干部的身份出来讲话，骗取了群众的信任，如他所谓“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有的工商业者就说：我们的企业已经公私合营了，只拿几个定息还能算剥削吗？又如他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更加危险的敌人”等等。他的这些谬论发出后，因为当时我自己的政治嗅觉很差，认识也是模糊的。至六月十八、九日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联席会议对于章乃器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讨论后，我才认识到章乃器荒谬言论的危害性。特别是我们最近再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又一次擦亮了眼睛，使我能够辨明是非，认清敌我，认清前进的道路。章乃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鄙行为是可耻的，是令人痛恨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划清界限，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章乃器这些混淆阶级界限，美化抬高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这些恶毒的反动言论和行为，我是百思而不得一解；解放后党和政府不咎其既往，而且畀之以重任，这难道说不是党对民主人士的一视同仁吗？假如他稍有人心的话，必将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以赎前愆。而章乃器则不是这样反而别具心肝，暗中利用其职权培养他的政治资本，在工商界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反动活动，而表面上却说：“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这样的“爱护”是爱护吗？我认为是陷害而不是爱护，他说的话与他所做的事，完全证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两面派。 另外，还有些工商界人士提出要在公私合营企业内撤消公方代表，说私方人员也能把企业办好，还有的说：“定息要延长二十年，七年定息不算赎买。”这种谬论与章乃器是同出一辙遥相呼应的。我认为这里要弄清一个根本问题：工厂企业的主人是谁？工厂企业的所有财产都是工人阶级劳动剩余价值创造的，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许多年，吃工人血汗已超过原资金好多倍，这笔剥削账不是很明显的吗？就是完全将财产没收过来还是清不了债。而我国没有采取没收的办法，采取了和平改造和赎买的办法，并且在公私合营后给私方人员安置工作，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使其各得其所，经过改造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以说对资本家作到了仁至义尽，资本家今天反而提出“要公方代表撤出公私合营企业，定息要延长二十年”，那你们举手赞成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又表现在那里呢？所以我说，这些人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一有空子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别是反动性的一面还很严重，不继续改造行吗？我认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党应该继续改造他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分子，应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右派分子野心家妄想把社会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可以肯定的说此路不通。我们正告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幡然悔悟，彻底交代，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一条光明道路；如仍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工商界人士，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更坚定更明确了，今后我们还必须在实践中认真的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办好企业，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10版()专栏： 西藏一年来的成就 阿沛·阿旺晋美的发言 在大会上听了周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国家其他领导人员的各项报告以后，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在预备会议期间，我们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使我不仅清楚地了解到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并且感到报告对今后工作能够顺利完成确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不但衷心的拥护，并且要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 我们的祖国在过去一年当中，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建立美满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 各位代表，请允许我向大会谈谈西藏工作。在过去一年中，西藏的各项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去年四月间在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亲临指示和帮助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在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重大步骤。从而更进一步为发展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逐步地同全国兄弟民族一道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年来，各项工作大部分完成得很好。 首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各直属机构，成立了八个基巧级（相当于专区）办事处和五十多个宗级（相当于县）办事处，并且又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地方委员会筹备处。这些机关里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绝大多数是藏族干部，他们与帮助西藏人民的汉族干部一起，努力的工作和学习。此外，拉萨的西藏干校和各个基巧级办事处的藏干训练班也已先后成立了，数千名男女青年正在学习文化和各种新知识，为今后各项工作培养本民族的建设人材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过去西藏没有小学和中学，现在拉萨中学已开学了，各地的小学已开办了七十八所，共有学生六千余名。此外，还先后送去一千余名学生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等校学习，他们的生活及一切费用都由中央供给解决。 医疗卫生方面：在各大城镇都建立了人民医院，并且组织了很多巡回医疗队，深入乡村进行免费防治工作，人民保健事业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交通建设上：除修通了青藏、康藏、拉日等公路外，新修通的有拉萨到亚东、拉萨到山南泽当的公路，其他从黑河到阿里的公路已试线完毕，黑河到丁青的公路正在修筑，从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及越过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的航路，也开始通航了，现在气候好时一两天就由拉萨到北京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 根据西藏目前条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工业建设。拉萨水力发电厂、日喀则火力发电厂、拉萨的汽车修理厂都已修建完工，目前已投入了生产。还有拉萨铁工厂和黑河的硼砂厂也正在建设中。 在发展农牧业方面：政府历年都发放了农牧业无息贷款，国务院又无偿地拨给购置农牧业生产工具的一百四十万元。这些西藏所需的农牧业工具已陆续运往西藏各地，并且已在一些地区开始使用。在牧区对十万八千余头牲畜进行了防疫注射，治愈的牲畜有八万余头。 宗教方面：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下设立了宗教事务委员会，亲密的团结了西藏佛教各派和伊斯兰教徒、本布教徒。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也已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信教自由及保护宗教寺院政策的贯彻执行，西藏广大僧俗人民莫不十分感激。去年十一月间印度政府及大菩提法会通过中央外交部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参加释迦牟尼佛涅盘两千五百年纪念大会。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也应邀出国参加了新德里的纪念法会，法会完毕后，又在印度朝拜佛教圣地，访问了印度各大城市。特别是在那烂陀寺由达赖喇嘛代表中国政府赠送了唐三藏的顶骨，并为筹建唐玄奘纪念殿赠送人民币三十万元，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接受，并隆重地举行了仪式。这在加强中印两国友谊、宏扬佛教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信教自由政策，又一次显扬于全世界。 一年来，由于取得了这些成就，现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以及西藏内部的关系比过去密切得多了，西藏人民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挥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以上这些成绩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毛主席正确的领导及亲切的关怀下，在国内各兄弟民族，尤其是邻省的协助下，在中共西藏工委及进藏解放军和全体工作人员的亲密协助下，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直接领导下以及在西藏僧俗人民的努力下获得的。我代表西藏人民谨致崇高的敬意及感谢。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在历次的决议上，对个别一些问题，未做深入的细致的考虑，工作布置得太多，以致有些还未完全做到。在建立宗级办事处时，有些干部对群众的宣传和具体工作不够深入细致。个别地区的群众尚不太了解就急促的成立了，于是发生了一些偏差。同样在自治区筹委会的一些工作上，汉族干部和藏族干部，互相协商讨论不够，少数汉族干部对西藏实际情况不够了解。有些藏族干部由于旧习气的影响，自己的想法不能完完全全讲出来，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产生了敷衍应付的态度。至于西藏地方和其他各民族地区一样逐步实行社会改革，进入社会主义的幸福道路，这是已经肯定要走的光明大道；但是根据西藏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各阶层的思想水平和民族干部等条件还不成熟，因而我们在过去一年中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早了一点，一些工作计划订得过大了一些，表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中央是了解的很清楚。现在中央已决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再决定。这个决定是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方针，西藏僧俗人民十分高兴和拥护。 上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在工作前进中产生的，因而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相信：克服了这些缺点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会大踏步的继续前进。 今后我们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一年所获得各项成绩的基础上，要继续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加强和开展筹备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加强兄弟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培养民族干部，向各阶层人民广泛而深入的进行反帝爱国的教育，从各方面创造条件，为早日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而奋斗。我们也要求中央对西藏人民有利而又能现在办到的各项建设仍然请大力帮助，并希望中央派来帮助我们的汉族干部，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派些质量强、水平高的各种专业干部。同时我们也希望邻省同胞继续给我们以支援。使我们也逐步发展起来，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国家长时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胜利的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奠定了繁荣幸福的新社会基础。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这些伟大的成绩，就是敌人虽然进行千方百计的破坏，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明显的事实。近来共产党为巩固成绩、克服缺点，进一步改进工作起见，展开了整风运动，这是一件大事。正当全国人民诚恳地向党提出改正缺点、发扬优点的意见的时候，一些右派分子违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居然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事业，颠倒是非，肆意污蔑，因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我们少数民族同样坚决的反对到底。不管他们怎样造谣挑拨，我们会分清敌我，会鉴别谁是谁非。我们西藏人民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在我们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的崇高事业而奋斗到底。

第10版()专栏：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 陶峙岳谈驻在新疆的解放军部队在生产建设实践中的体验 我完全同意国务院、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 从这些报告所列举的事实和数字中，很清楚地看到，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多么令人兴奋！周总理报告最后指出：“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根据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能够十分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重要意义的。在这里，我要就我们部队在生产建设实践中所得到的一些体验，发表一点意见。 改变了大自然的面貌 一九五○年，驻在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把保卫祖国边疆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任务结合起来，参加了各项经济建设工作，主要力量是进行开渠垦荒。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我们绝未向困难低头，以无比高涨的生产热情向大自然进行斗争。依靠当地农民的帮助和指导，寻找水源、安排耕地、学习耕作技术。我们在生产发展中，开始是先生产后建设，继而是边生产边建设，同时始终是边生产边学习的。在战胜初步困难的基础上，进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生产队伍的壮大，耕地面积随着水利工程的扩展而扩展，经济作物的扩大，畜牧生产的发展，其它如建筑、运输、加工副业和合作事业等，都是逐年增长的。现在已建成水库九处，蓄水总容量为二亿二千多万公方，总干渠和排水渠七十二条，输水总能力三百九十一秒公方，灌溉能力为三百四十九万多亩。现已规划设计农场四十四处，在耕地总面积四百九十多万亩中，今年已开垦播种二百四十万亩，耕作的机械化程度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一点六。在已正规化的部分农场中，田块平整，每块四五百亩，林带植树十数行，翠绿成荫，渠道与道路并列，好似棋盘，铁牛可以纵横驰骋，作物生长铺地如茵，较之一九五○年在小块土地上，用二牛抬杠耕作起来，转弯抹角，喘气不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反映在作物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上是这样的：一九五三年原粮面积扩大到七十四万多亩，平均亩产一百六十五斤，为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六，棉花面积扩大到六万多亩，平均亩产籽棉二百二十二斤，为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百七十，并且初次创造了二万亩大田棉花，每亩丰产四百零二斤的纪录。到一九五六年，原粮面积扩大到九十八万亩，平均亩产一百九十九点四斤，为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一百九十点八，棉花面积扩大到三十六万亩，虽遭受到五月冰雹、六月低温、九月早霜的特大天灾，平均亩产仍达一百七十四斤，为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二百九十。就总产量来说，如以一九五○年作为基数，则一九五六年粮食提高了两倍，油料作物提高了一倍强，棉花提高了一百七十四倍。大小牲畜在一九五六年初已达到六十九万多头。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普遍高涨，生产战士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购买力不断地增长，如以一九五一年的购买力为一百，则逐年增长到一九五五年为三百九十五。在文化福利方面，各农场都有相当规模的托儿所、小学校、俱乐部、食堂、医疗所、商店、邮局、书店、银行、电影放映队等，还有广播设备。在戈壁滩上涌现出新型城市。只是经过短短几年间，在社会主义的光辉下，在和平劳动中，改变了和不断改变着大自然的面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深深体会到周总理报告中所提出“美好的生活，是必须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去创造”的意义和愉快。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使我们兴奋了，这就是：能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着祖国大地的面貌，能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来丰富祖国的农业资源，增强祖国的国民经济力量，并且分享到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幸福生活。当然，我们更懂得这不过是长期艰巨斗争的起点，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掌握，对于经营管理的改进，对于生产扩大发展，还有更重大的任务在前面。同时，我们在开垦荒地发展国营农牧中，有些地方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影响了生产部队和人民的关系，应即力求改正。但我们是有力量、有信心的，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我们的局部成就虽在整个国民经济组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与国家的巨大成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祖国的飞跃发展，就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坚确保证。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我们是怎样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第一，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适应新疆的特定情况，党交给我们特定的生产任务，不断地关怀我们，支援我们，使我们渡过了初期的极端困难，奠定了长远规划的有利基础。 第二，这是与在党领导和教养下的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长期艰苦的考验，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高度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热情。我们兵团中包括有起义部队在内。起义部队在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以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得到兄弟部队的帮助和关怀，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吸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逐渐把自己改造成为能够劳动生产并热爱劳动生产的新人。几年的共同劳动和耳濡目染，使全军团结得水乳交融。这是在生产战线上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这是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觉悟教育下，在广大的土地上，进行集体生产和计划生产的生产方式，使用科学化的耕作方法，从而发挥了巨大的生产效能。人们的思想意识，随着新的方式，也起了新的变化，这就为扩大丰产面积、创造最高纪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去年每亩千斤玉米有一万零七百多亩，每亩千斤棉花有十五亩多，每亩四百四十斤小麦有一万九千九百多亩，在面积和产量都是逐年提高的，这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创造全国最高纪录，在棉花方面，先有刘学佛小组的每亩一千三百九十二斤，继有薛占春小组的每亩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在玉米方面，先有潘大勇小组的每亩一千三百四十四斤，继有贺天宜小组的每亩一千九百二十六斤。这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生产竞赛中，新纪录不断地互相牵引的结果。不断增长的生产热潮，就是这样鼓舞起来的。而且由于军垦农场几年来生产发展的影响，垦区附近的各族农民也逐渐接受了先进思想和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从而促进他们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和提高了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第四，这是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各族人民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分不开的。在八年的生产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所以能够克服许多困难，达成任务，是由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和各族人民给我们大力的支援，是由于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合作。如果没有这一个条件，我们是很难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例如水利工程和农场规划设计工程都是在自治区有关机关的热情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工程十分繁重，材料不足，自治区节约自己需用的物资，及时地支援了我们三个较大的水库工程和灌溉工程建设。当我们的生产事业在水、土和草场方面与群众利益发生某些矛盾时，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从双方长远利益出发，做了妥善的安排和处理。如果不是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把各族人民结成一个平等友爱亲密团结的大家庭，那是不可能的。 第五，这是和伟大盟邦苏联专家给予的帮助分不开的。几年来，无论在农田水利上，建筑设计上，和各项技术指导上，都得到不辞辛勤的苏联专家的帮助，吸取了苏联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生产实践起了并将继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泥湾大生产精神又表现出来了 在今年二月间，我们响应中央增产节约的号召，精减机构，减少了非生产人员，以“自愿申请，组织批准”号召干部回到生产中去的，有八千六百多人，其中有二千多是去年进疆的青年学生。他们的劳动热情都很高，特别是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干部。其中有过去为全国解放，放下锄头，走上战场，荣膺战斗英雄称号，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鼓舞下，又放下领导工作，愉快地回到生产岗位，埋头苦干，劳瘁不辞，上工在前，下工在后，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精神，今天又表现出来了。在干部带头和影响下，青年学生也自愿接受劳动生产的锻炼，参加了生产行列，腿酸腰疼、手磨血泡，在所不顾。他们有的说：“我们未进疆，一直在学校，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此次到生产中去，一定要经得起艰苦的锻炼，只有经过这种锻炼，才能熟悉基层，熟悉群众，熟悉生产，将来才能当个好干部。”有的说：“我们农场里很多老干部，过去为革命南征北战，不惜流血牺牲，都是有功绩的人，现在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生产，我们一天苦也没有吃过，更要好好劳动才对。”还有的这样说：“共产党真英明，编余干部参加生产是最好的增产节约办法之一。如果脱离生产的人一天天的多，动手干活的人一天天的少，那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加快呢？”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实和语言！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充分说明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的效果。而少数觉悟比较低、甚至还有抵触情绪的人，也将在党的不断教育下，在大多数先进分子的影响带动下，很快改变过来。我认为这样一件事，无论从增产节约的观点来看，从发动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的观点来看，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应当重视，应当提倡。 前面说过，我们几年来生产建设中的成就和全国生产发展的规模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段途径，生动地说明我们所以能有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和社会主义路线的无比优越性。我们有句通俗的语言，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这句话，我的感受特别深。我深信：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们这一点微小的但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业。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新疆的新面貌。可是在最近的一个时期中，竟有一小撮右派分子利用党进行整风的机会，猖狂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公然发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妄图取消或削弱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领导作用，妄图离开社会主义路线，这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根据最近各方面不断揭发的材料看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蓄意已久而且早就在活动着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坚决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还憧憬资产阶级的伪民主制度，妄想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人民民主专政，让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想取消共产党领导，想打出他们的“天下”来。这种自绝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阴谋，必然遭到粉碎的打击。 我是多年驻在边疆的一个军人，经历过解放以前国民党统治和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根据我切身的体认，我以为只要是把祖国的光明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放在心上的人，就必然衷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政权，热爱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让少数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把我们国家拖到黑暗的深渊里去。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国防军和生产建设部队全体指战员，对于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果，看成比自己生命还要宝贵。我们坚决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捍卫我们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而斗争到底，我们决心要把保卫祖国边疆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任务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加奋发地进行社会主义的辛勤劳动，争取更多更大的成绩来贡献给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第10版()专栏： 我谈两个问题 陈垣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以及会上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 农村大有用武之地，希望教师和家长积极鼓励中小学毕业生下乡 我国的教育事业，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大、中、小、幼学校，业余教育，扫盲工作等等，不但在数量上增多，而且质量上也都有所提高。现在全国高等学校已有二百二十七所，其中只高等师范学校就有五十四所，比解放初期发展了八倍多。全国现有六千七百多所中学，五十二万九千多所小学，我们已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小学、县县有中学的情况。 以学生数目来说，一九四九年高等学校学生只有十一万七千，而目前已有四十万八千；一九四九年中等学校学生只有一百二十六万，目前已有五百九十七万；一九四九年小学生只有二千四百多万，目前已有六千三百多万。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是二十八万，而旧中国从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七，三十六年中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而且过去的毕业生，毕业就是失业，多少人都不能发挥他们的所长，今天我们的毕业生都分布到全国各地，积极的劳动着，成为我们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有用的建设人材。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短短的八年，已经有了这样巨大的成就，我们几十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面对着这些惊人的发展，从心里说不出的兴奋、高兴，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我们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真不知怎样表达出自己的心情。而有些人竟说新中国的教育办糟了，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如果不是政治上别有用心，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的教育事业成绩是巨大的，我们已逐渐改变着我国文化落后的现象。今后，我们还要作出更大的成绩，任何无耻的谎言，都不会阻止我们的前进。 目前，我们的教育工作，应当注意的问题之一，是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周总理报告里已说明：“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 几年以来，我们为了适应国家对各级各种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所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更多招了一部分学生，所以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就更加增高。因此，有些人就以为今后所有的毕业生人人都应当升学。其实这种现象，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现象，是中学赶不上大学的发展需要，高中毕业生数量不能适应大学招生需要的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今后，我们的教育逐渐转入正常状态，就不应当是这样情况。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还要有相应的发展，这是肯定的。但是，教育事业发展，也并不是中小学毕业生都能逐级升学，因为我们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有一小部分毕业生继续升学，以便补充和扩大我国知识界的队伍。而另外的主要一方面，就要输送大部分的毕业生去从事体力劳动，以便使他们成为我国体力劳动者中间有文化、有知识的新的一代。 参加体力劳动，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谁都知道我们是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如果农业发展慢，就会推迟工业进度，所以一定要尽快的提高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就必需要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因此，农村迫切需要文化，不但农民自己要求提高文化，而且也迫切希望有文化的人去当“学稼”“学圃”的农民。 但是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人们卑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有人认为只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才算高人一等。社会、家庭的一些错误看法，影响了青年；而我们的青年中，也还有不少是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所以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在很多青年里仍然存在着。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认为“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愿意做专家、当机关干部，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或者认为农村苦，没前途，或者认为下乡种地不需要文化，毕业生到农村，是人材的浪费等等。殊不知过去旧中国的时候，农民血汗都被地主吸尽，因此，农村贫穷、凄苦，一片荒凉景象，现在已大非昔比，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后的农村，已经是欣欣向荣，决不能再以旧日的印象来对待今日的新农村了。 关于前途的理解，各人也有不同，有人以为只有升学才算有前途，否则就没有前途。这当然不对。应当说，升学只是青年们前途的一种，升不了学，仍是有前途，因为一个人是否有前途，要看他对社会有无贡献，只要能在国家建设事业里尽一分力量，就是光荣的，也就是有前途的。在我们的新社会，有无前途是取决于自己能否为人民服务，不在于从事哪一种劳动，而是看他劳动得如何。 我国历史几千年，广大农民一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造成农民缺少文化。今天农民自己掌握命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就深感自己文化的不足。在农村里，有关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以及合作社的生产管理等等，处处都离不开文化。谁能想像我们在进行向自然界开战的一场新的战争中，而不需要文化呢？所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后，绝不是文化太高、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有很多知识我们还懂得很少，或根本不懂。况且现在在农村开始进行了农业的技术改革，开始组织了农村的多种经营，农村不仅迫切需要文化，就是对劳动力也深感缺乏。青年们在学校里、在书本上学得的知识，遇到生产实践的时候，就会更了解到知识不够用了。不但到农村不是大材小用，而是要虚心学习，更进一步提高自己，发挥自己的所长，学习自己的不足。 过去的农民缺少文化，将来的新农民都要有文化。切不可以为有文化就不能作农民，今后应该是让很多有文化的人去作农民，同时帮助农民提高文化。过去我国历史上所说的“田园之乐”，都为地主和归田的官僚们所享受，今后我们要建设自己的田园之乐，建设劳动人民的田园之乐，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科学化，把广大农村变成真正富裕、真正幸福的农村。 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一条光荣的道路。已有很多青年正怀着远大理想，准备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贡献给农业建设，立志在农村里安家立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知识青年，大批的投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为尽快的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水平而斗争。我恳切的希望各位代表，在这方面大力的多方协助与支持，在社会上造成舆论，扭转某些人轻视农业劳动的看法。我希望老师们和家长们，积极的教育并鼓舞你们的学生和子女，勇敢的愉快的走向农村，去作一个有文化、“勤四体”“分五谷”的农民。我建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多多宣传、写作，多拍些新农村的纪录影片，多介绍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范例，以教育广大青年。 二、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 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谢昕的罪恶活动必须彻底交代 经过连日的揭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已经摆在人民的面前。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分工的猖狂向党进攻，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阴谋活动。 他们在工、农、兵的队伍里都不容易活动，只有在知识分子身上打主意，对着我们科学和教育的阵地上，放出凶狠的毒箭，他们妄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科学工作的性质，企图用所谓民主办校来取消高等学校里党的领导，他们恨不得把五百万知识分子大军由他们去“指挥领导”，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资本。 他们狠毒阴险的布置，首先在各个大学里点起火来。暗中积极活动，拉拢串连。统一领导，同一步调，有的是运筹帷幄之中，有的是奔走千里之外，有人是在幕后操纵，有人是呐喊摇旗，有人用单刀直入的办法，有的则旁敲侧击，彼此呼应，上下配合。要在各学校里分别击破，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但是他们的鬼蜮行径，很快就被人民识破，不管是魑魅魍魉，还是牛鬼蛇神，在毛主席报告里所讲的六条标准下，纷纷现出原形。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就是他们的重要据点之一，从报上揭发的材料来看，已可略见一般。现在我校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展开。 今天我要向代表们提出，关于黄绍竑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谢昕的罪恶活动。谢昕，原是我校俄语系学生，她在一九四九年冒充归国华侨，骗取了学联的介绍到北京师大。她入校后，一贯不重视学习，经常外出跳舞深夜才回校，品质极端恶劣。一九五一年她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跳舞，结识了黄绍竑。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开始前后，她在宿舍书写反动标语数次，并买来菜刀，预谋杀害党员干部及某党员的两个孩子。根据她的罪行，政府依法将她逮捕。因她承认罪恶，并有悔改表现，去年乃根据宽大政策，将她释放回校。但她回校后，旧态复萌，打破学校布告牌玻璃，撕毁布告，并多次向学校提出无理的勒索敲诈。 我校整风开始初期，谢昕又借这个机会，向党猖狂进攻，贴出所谓“血泪控诉”大字报，并在我校组织第一次论坛，进行“控诉”。大家以事实驳斥了她假造的控诉后，她竟无耻的在帝国主义国家记者的面前呼吁，以歪曲的事实，造谣污蔑的言论，来诽谤我们的新社会。 这样一个大学中的败类、祖国的叛徒、反革命分子谢昕，而黄绍竑几次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出为她“申冤”，并声言要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分到我们北京师大检查肃反工作。这事已引起我们全校师生员工六千多人无比愤怒，黄绍竑既然要去师大，可以去！我们全校正等着他去学校听听我们正义的谴责！等着他向师生群众坦白交代！我今天代表我们全校师生员工，郑重向大会提出，黄绍竑必须彻底交代他包庇各地反革命分子包括谢昕在内的种种阴谋活动，以及如何挑拨青年反对党和政府的反动罪行，彻底坦白与章罗联盟的暧昧关系！如果不愿自绝于人民，只有真心悔改，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否则我们决不甘休！ 右派分子妄想在知识分子里打开缺口，企图分化我们的力量，告诉你们！你们的主意打错了！我们知识分子过去思想改造工作虽然作得还很不够，今后还要加强；虽然在整风前一阶段，有少数人曾一度被右派所煽惑，迷失了方向，但是，我们的基本队伍是健康的，是有一定思想觉悟的。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在惊涛骇浪之中战斗！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现在，我们正坚决勇敢的投入反右派的斗争，要在这场复杂细致的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划清思想界限！胜利的过社会主义的关！ 我们一定胜利！

第11版()专栏： 社会主义使“天府之国”更加富饶 阎红彦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五个报告。这些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是完全符合四川情况的。现在，我就四川农副业生产、粮食和生猪问题讲一点意见。 一、农副业生产情况 四川农业生产，解放几年来，连年丰收。尤其是去年，粮食增产幅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总产量达到四百四十五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十。经济作物方面除棉花、油菜籽由于自然灾害和播种面积缩小而减产外，其他甘蔗、烟、麻等都有增产。农村副业由于农业社加强了对副业生产的领导，使合作化过程中，副业生产没有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去年工业建设的发展、劳动就业面的扩大、职工工资提高、农产品提价、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以后，对副食品的需要有了增加，形成市场供应的紧张。农村副业产品什么都很值钱。农民卖一只老母鸡的钱，就能做一件花衣服。在这种需要超过供应的情况下，大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使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农村家禽、家畜都有很大增加，鸡、鸭、蛋等有时还供过于求。生猪到去年年底已发展到二千万头。因而目前城乡副食品供应已经恢复正常。农村粮食的增产、副业的发展，保证了一九五六年百分之九十二点八合作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八点八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农村缺粮面有很大缩小。过去每年到青黄不接季节，农村缺粮面一般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今年春季缺粮面只有百分之五至十。 以上是什么原因能够使粮食、经济作物和农村副业获得这样较大的发展呢？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过了合作化，粮食经过统购统销，以及采取了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的一系列措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去年农业高级合作化的结果。虽然农业高级合作化还只有一年的时间，组织上还不很巩固，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来看，已经显示出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右派分子不顾事实，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 二、关于粮食统购统销 四川自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现在，五年来共征购了粮食四百六十二亿斤（贸易粮），占同期粮食总产量一千七百零三亿斤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一三，除去返回供应农村的八十九亿斤，净征购粮食占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二。五年内购销余差为一百九十三亿斤，这就是四川农民对国家的一项重大贡献。 从全省几年来粮食统购统销数字看，虽然历年略有增加，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留粮的水平也是逐年提高的。如一九五三年全省农业人口每人平均留粮五百零二斤，一九五六年则为五百四十四斤（均包括饲料、种籽）。以上几年中除一九五四年征购粮食占产量百分之三十外，其余几年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因而农民留粮量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是够吃的，农民是满意的。 从四川几年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来看，成绩是巨大的。首先，保证了城乡广大人民粮食的合理分配，和粮价的继续稳定，并通过粮价的稳定而稳定了其他物价，这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次，国家掌握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在全国范围进行了调动和调剂，支援了工业建设和灾区。再其次，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联系，给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粮食统购统销的这些巨大的成绩，是尽人皆知的。如果国家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那是不可想像的。当然，我们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过程中，是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如一九五四年全国不少地区发生了严重灾情，四川农民支援灾区的热情很高，宁愿自己少吃一点，而多卖些粮食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按计划多统购了十几亿斤粮食。结果造成农村留粮偏紧，副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生猪一项，就减少了一百多万头。执行政策中是否只有偏紧的一面呢？也不尽然。某些粮食供应偏松，浪费粮食的现象，在一个时期中，城乡都曾发生过。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粮食统购统销缺乏经验、对农村粮食情况在开始时也还摸得不够准确。另一方面，这一重大措施是要改变农民长期的历史习惯的，尤其是一部分富裕农民，对这个政策是有抵触思想的。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也给工作增加了困难。在这种主观上缺乏经验、而客观情况又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要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样认识缺点和错误，以及有无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决心。事实证明：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自经过实行粮食“三定”政策以后，就有了显著的改进。 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的意见是：几年来吃的粗粮增加多了，细粮增加少了。全省有二十七个县，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是红苕主产区。红苕占农民口粮的一半左右，所谓“红苕半年粮”。这类地区大多是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的产区。由于农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要求多吃细粮。对这类地区，我们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照顾不够。今后需要积极设法解决。解决农民多吃细粮的根本办法，当然是增产细粮。但从粮食工作上注意加强调剂，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的。今年准备多收购几亿斤粮食的红苕，由粮食和服务部门研究红苕和其他粮食加工成混合粮，抵作城市定量供应的一部分。小城镇在红苕产新季节少供应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粮食，由供应户直接向市场购买红苕。这个办法去年在部分地区试行效果很好，今年红苕主产区可普遍实行。我建议粮食部今后从四川外调粮食中，调出一部分红苕干、淀粉、粉丝等，协助四川处理一部分红苕。 三、关于粮食调运保管问题 四川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粮食的调运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全省除征购期间粮食入仓的运输以外，供内销和外调的粮食就有七、八十亿斤。运输这样大量的粮食是一个很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要将这些粮食集中到城市和交通沿线，除了汽车、木船等运输外，每年还要动员民工几千万人次。而且调省外的粮食增加速度很快。如一九五三年为九亿三千八百万斤，一九五四年为十六亿八千万斤，一九五五年为三十亿三千四百万斤，一九五六年为三十六亿二千四百万斤，一九五七年计划调出五十六亿斤，而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还不能完全相适应。今后需作妥善、全面安排。否则就会造成运输上的紧张，影响其他物资的交流和粮食外调任务的完成。 关于粮食保管和建仓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几年来，在粮食库存大量增加、仓容不足的情况下，加上工作上的官僚主义，造成粮食霉变损坏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需要引起注意。 在建仓上，粮食部强调大型基建仓，要求统一设计、统一材料使用规格，忽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结果修建的五百万斤大型仓，因仓身太矮，不适宜南方情况，容易传热霉变，仓容太大，增加翻仓的困难，造成粮食霉损。仓容分布方面，过分要求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对粮产区收纳仓的需要就考虑不够。结果占全省仓容百分之六十六点八九交通沿线的仓库，不能充分利用，而农村每年粮食征购时仓容感到不足。 四、发展生猪生产问题 四川人多地少，每人不到两亩地，而自然条件较好。耕地少，要用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有困难的。但自然条件好，可以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复种面积来增加生产。这个潜力是很大的。复种指数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提高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扩大了播种面积三千三百一十五万亩。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逐年虽有所提高，但因肥料不足，提高并不算大。因此，提高单产和扩大复种面积，除解决水利和各种技术措施外，主要是解决肥料问题。肥料的来源，在目前化肥还不能大量供应的情况下，主要靠养猪。养猪是要吃粮食的。我们换算了一下猪吃的粮食和猪粪所增产的粮食，根据农业试验所试验，增施一挑猪粪可以增产三斤到六斤粮食。即以三斤计算每头猪的粪可增产二百七十斤粮食。再从一般农民经验来看，从六亩地一头猪增加到三亩地一头猪，粮食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至十五。每头猪吃多少粮食呢？把粮、糠、麸、红苕等全部折算成粮食，也不过二百斤到三百斤。从各方面算，在一定的条件下，猪吃的粮食不会比猪粪所增产的粮食多，可能增产部分比猪吃的还多，或者可以相抵。 四川农民有养猪的习惯，猪的质量高，平均每头重量在一百五十斤以上，而且具备了大量发展的条件。一九五六年底全省有生猪二千万头，今年预计可达到二千三百万头到二千四百万头。但这个数量与农业生产和国家的需要，相差很远。当前发展生猪，主要是解决饲料问题。根据现在农民留粮水平，要大量发展生猪是有困难的。必须使农民留粮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才能满足生猪发展所需要的饲料。 发展生猪不仅对农业生产有重要的关系，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一九五六年农民养猪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左右，占副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猪肉、猪油又是广大人民的重要食品。一切副食品供应紧张不紧张，都是以猪肉带头。猪鬃、猪皮、肠衣等又都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猪的生产发展，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四川屠宰税是主要税收之一。此外，四川生猪发展以后，还可更多的支援外区和出口。今年外调活猪三十五万头，加上罐头盐腊肉等折合计算，总数将近一百万头。明年预计可外调一百二十多万头。如果四川生猪到一九六二年按计划发展到三千五百万头，交通运输问题又能解决的话，就可外调三百万头猪。这对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要作用的。 右派分子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极端仇视的。不管我们工作做出了多少成绩，他们总是要颠倒是非，将成绩说成缺点，将缺点夸大成为严重错误，甚至说我们比国民党还不如。右派分子当事实无可否认的时候，他们就动员他们的党羽，只准说错误，不准说成绩。试问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时候、什么时代四川能运出这样多的粮食和猪，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不管右派分子如何进行恶毒的欺骗，但是人民的眼睛是蒙不住的。

第11版()专栏： 决不放松对章乃器的批判 胡子昂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周总理在报告中，用许多具体的数字、生动的事例，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在解放几年来，已经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谁能说，这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吗？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去年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提前一年完成并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这不是党和政府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有这样一个飞跃的发展吗？去年，我们的国家遭到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荒，受灾田地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七千万，但是全国农业总产值仍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粮食总产量还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这不是由于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与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能够经得住这样严重的灾情的考验吗？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解放以来的生活逐年上升，去年一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一九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在七年中，国家解决了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全国职工工资在近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七，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所未有的。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全国人民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生活吗？ 我们过去只要曾经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人们，都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景况，尤其是蒋介石把重庆当作最后魔窟的时候，盗匪横行，白昼抢人，朝天门纵火打劫，特务赶人下水，四大家族一面由香港派飞机装运金元券、银元券大肆抢购黄金美钞，一面挨门挨户搜括金银手饰，那种人吃人的世界，是多么可怕的时代！反动政权从来不谈建设，蒋介石统治几十年，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许多地区的人民吃杂粮、吃盐都成问题，还有什么生活水平可说。解放才八年，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还正在继续不断地改变中，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就是最有说服力量的新、旧社会的鲜明的对比。 章乃器妄图倒转历史车轮 但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储安平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睁开眼睛说瞎话，有意抹杀这一切，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一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妄想取消党的领导，按照他们的反动纲领来改变我们国家的制度，把我国人民拖回旧中国的道路。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恨。 这里专谈在我们工商界找市场的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歪曲党和政府用和平改造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挑拨引诱工商业者抵抗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我们认定，工商业者在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存在剥削关系；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章乃器硬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我们认定工人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有本质的差别，不能把这两个阶级的界限混淆起来。章乃器硬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资本家毫无留恋地交出企业，就是大公无私的品质”。我们认定从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章乃器硬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我们认定要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必须同时帮助他们认真进行改造。章乃器硬说，强调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所得到的只能是消极性，而绝不会是积极性”。我们认定，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死敌。章乃器硬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总之，我们要帮助工商界彻底改造，走社会主义的路，章乃器却死心蹋地顽强地把历史车轮推向后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 章乃器反共、反社会主义由来已久 我们了解：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本有源，决非偶然。全国解放以后，他早就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是光荣的”；工商界积极、进步一面的思想，“已经接近工人阶级的思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大体上消除了”；民建会的一切都应该“为资产阶级服务”；章乃器还在民建干部会议上讲，既然四大阶级联合专政，何必一定确认谁领导谁。又有一次在全联的会上，上海简日林、刘念义两位同志，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家的家庭，自己的父亲，如何剥削起家。章乃器大不为然，认为这两位没有站稳资产阶级立场，不惜来到住室叩门相告，劝他们老实点，不要想入非非。他常把工商界接受改造，说成是盲从，拥护共产党，说成是起哄。他的这些反动的论调，到了去年民建会二中全会时，进一步有了发展，到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红色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经反对过他的这种美化资产阶级，模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界限的说法，认为对改造是不利的。他曾经在同志们的严词驳斥下，一度放下武器，但到去年又抬了头，并公开歪曲毛主席的讲话，胆大包天，当着同他一道听毛主席讲话的同志面前，捏造毛主席同意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真是一派胡言，诬蔑领袖，当场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拿出日记本找出毛主席讲话的笔记，辨明毛主席并不是那样说的。他在无可抵赖之下，无可置辩，但依然坚持错误不肯改正。 我把解放以来这些年代里，章乃器的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在会内破坏团结、使会务受到损失试作一个回忆：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之间，是他与施复亮同志之争。施复亮同志病后，又转到与黄炎培同志之争。到一九五五年，可以说已经到了章乃器与全会之争，这一斗争从去年民建常委扩大会议、二中全会以来，以至最近一次章乃器与民建会、工商联全体常委之争，算是章乃器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之争到了顶点。延至今天，章乃器不仅是与民建会、工商联之争，章乃器的资产阶级的毒火已经蔓延到与工人阶级之争、与共产党之争、与全国人民之争。这已经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予以严厉反击、猛追，一直追到他低头认罪、彻底改正错误为止，如不胜利决不收兵。 这些年来我们为了团结争取章乃器，曾经若干次地个人劝告，小组进言，圆桌聚餐，主副委碰头，由房间小组到常会大组、到二中全会，及最近的两会常委联席扩大会，我们为了工作，为了对私改造，也为了挽救他，我们谨守着毛主席的教训，和风细雨，耐心说服。但是，我们的风越和，他反扑的声音越大，我们的雨越细，他的头抬得越高。很多时候很多人同他谈到团结，谈到会务，他总是衔着烟斗，向天花板出神，摆出一付满复经纶，高不可攀的面孔。首先把他所讨厌的人痛骂一顿，任凭怎样说，他始终坚持他的一套。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我们很多同志在这段时期，只看到他的极端的主观主义，疯狂的骄傲自大，并没有从章乃器的立场观点、思想根源，从章乃器这个人的本质加以深刻的解剖，总是团结争取，结果完全落空。 章乃器是另有用心的。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是彼此呼应，配合作战的。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广大工商界揭穿了这个谜。章乃器为什么一定要穿起社会主义的外衣，仇视工人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这就怪我们过去没有更深透了解章乃器的思想体系，摸清章乃器的脉搏。他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早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思想根源，那就是章乃器头上只能容许戴一顶资本主义的王冠，除此以外，一切都将是不合尺寸的。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解放以来原封不动，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总要大肆活动，放射他的政治毒素，实现他的野心。 章乃器把政治赌注押在日趋没落的市场上，必然一败涂地 章乃器的一系列反动言行，已经在工商界中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他的煽动工商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最近暴露得更较明显。他专以脱胎换骨这一句话用尽心思，不惜恶毒曲解，用脱凡胎、换仙骨、抽筋剥皮等语句挑起工商界的不满。果然很多受到诱骗，成都赵瑀明同志，认为共产党是把资产阶级当成不成器的东西，要用鞭子来抽筋改造。重庆康心如说共产党要工商界学道，头顶上出婴儿，这只有二辈子做妇人。杭州民建会的一个支部负责人，在支部会上大肆宣传“章乃器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公开反对“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并号召支部成员把“忍了好几年的气”，都讲出来，他愿全力支持。尤其荒谬的上海有个黄苗夫，最近他把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片面地加以夸大，编印成小册子，到处分发，破坏党和政府的威信。章乃器写信告诉黄，我一定尽棉薄之力为你撑腰。看来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是有一定的市场。他们的市场的社会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但是，章乃器估计错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挖掉，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你的市场已经是奄奄一息的垂死的东西，特别是经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只会日益暴露它的落后性、反动性。这不是你的市场，而是葬送你的坟墓。当你正在欣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两篇“谬论”的时候，李康年已经撤回建议了，吴金萃已经开始检讨了。同时你在四川代表小组激起了工人、农民代表的愤怒，他们说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工人农民得到了幸福生活，章乃器要用那些谬论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我们是要与你斗争到底。章乃器要夺取我们的幸福回到过去的老路，我们坚决表示要同你这个反党的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这些严正的声音，代表了全中国千千万万个工农人民拥护共产党、捍卫社会主义的力量，这是任何人不敢忽视的。我们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如果把政治赌注押在这个日趋没落的市场上，肯定没有前途，必然会一败涂地，我们全中国的人民，都握着拳头在等你，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右派分子一天不投降、我们反对右派的斗争一天不罢休 工商界的朋友们，接受改造犹如登山，必须步步前进、稳扎稳走，不摇不摆，坚持到底。百尺杆头还要再进一步，交出了生产资料，还要进一步交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最后才可能走上坦途。章乃器这位右派分子的英雄，他不愿看到我们登山将要到顶，光明已经在望，手执黑旗在那里大声叫喊：李康年你是好的，定息不是剥削，再拿二十年也没有错；吴金萃是对的，可以不向工人阶级学习，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样，都要改造。他用这些说法阻止大家前进，这是多么危险，这是多么恶毒。难道章乃器这种说法和做法，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难道章乃器的这些行为，还能够保证他骨头烧成灰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成分吗？还配说爱护党向爱护眼睛一样吗？（驳章乃器语）请大家注意，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不要听信右派分子的谎言，谨防从半山上跌下来了。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识破右派的阴谋诡计，右派分子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罢休，社会主义改造大门是敞开的，如果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那将自绝于人民。工商界朋友们，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趁早划清界限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造，坚决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毫不回头地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勇往迈进。 两点希望 最后，我谈两点。这些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团结国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着深远的积极的意义。我认为，在提出这一方针的同时，必须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内各个方面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为了使各民主党派今后能够担当起它的责任，实现同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殷切地期望党加强对我们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领导。我们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必须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努力工作，贡献一切力量。 其次，由于工商界的两面性还存在，由于思想领域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力加强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就是十分必要的。毛主席在前年对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的讲话中就已指出，党委宣传部门要管工商界的思想教育工作。一年多来，党中央宣传部对这方面的工作管得不多，有的地区甚至还没有管。工商联、民建会向他们要宣传教育材料没有，支持不够，我们希望改变这个情况。当然，工商联、民建会过去在对工商界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担任两会工作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责任，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克服这些缺点和毛病。我们特别是期望工商界的朋友们，认清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和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一刻不停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思想领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劳动者。同志们，努力吧！

第11版()专栏： 把档案、资料工作认真地建立起来 保密制度是需要的，有毛病也是应该改进的；档案资料不便利用，主要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不能只是怪保密制度不好。 曾三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现在就国家档案工作向大会作一个汇报并提出一点意见。 我国的档案资料，数量是十分庞大、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是集中保管便于利用的还是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政权时代的档案，现在已经集中保管的，只有一部分，更大量的档案还分散在各地各机关，光上海一地，估计就有数千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由于革命与战争的关系，保存下来的已不多，而且分散，现正进行收集。这两部分档案，是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宝贵资料，也是向全国人民进行历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工具，因为它们有的是反映了旧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活动，有的又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各级机关所形成的档案文件，数量也很大，而且天天在产生。这些档案，不但产生这些档案的机关在工作中还经常要调阅和参考，而且国家建设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在长久的年代里也需要研究和利用它们。例如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仅行政案档，而且各工厂、矿山和其它企业有关基本建设和安装工程的设计资料和底图都是宝贵的档案、资料，把它们科学地整理和保管起来，对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卫国战争以后，能很快地把大城市恢复起来，就是由于使用了集中地管理着的一切档案资料。这一点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再拿做好档案工作对于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揭发的郑殿章事件，就与档案工作没做好有关系。革命残废军人郑殿章一九五○年遗失了残废证，要求补发，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在沈阳市民政局的档案里查一下过去的转移介绍信和领取残废金的存根，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们了解，沈阳民政局的档案管理不好，只查到登记簿上有郑的名字，没有查到介绍信，就认为证据不足，采取了不负责任的做法，直到一九五三年之后，才在整理档案时找到了郑殿章的介绍信和领款存根，而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天津等处有些机关在整理积存档案时，也发现过没有办理完毕的文件，甚至是苦找而不可得的文件。 总之，档案工作对于政治斗争、思想工作、科学研究、国家建设和机关实际工作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国家档案科学地进行收集、整理、保管和组织利用，乃是国家档案工作的极其繁重而又光荣的任务。 在管理国家档案工作上，几年以来，我们参考了苏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国家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在中央和各地都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各级国家机关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归档制度和档案室工作，整理积存档案；正在调查和收集散存在各地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时代的历史档案；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历史档案系；国务院成立了国家档案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的许多部委建立了档案管理机构；对已经集中的历史档案进行了部分的整理和利用；正在兴建中央档案馆等等。自从去年四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后，各项工作都有了更快的发展，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做得很不够，而且发展也不平衡，离国家对档案工作的要求还是很远。自从去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档案工作的落后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科学界，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档案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意见，最近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又对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支持，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档案是国家的财富。必须由国家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分别集中保管，才能将国家的全部档案财富完整地保存下来，便于利用。各机关对档案的整理、保管、处理和使用，都要按照国家统一的制度进行，并使所有档案第一步集中地保管在机关档案室，经过一定年限（例如，十五年）后把应该永久保存的部分集中到国家档案馆。在机关档案室和国家档案馆，除整理、编目和保管外，都要做汇编资料等系统研究工作。国家档案局便是要组织这一工作科学地进行，最后要达到了解国家档案所有全宗（一个机关的全部档案叫一全宗）的情况，使一切国家机关和科学机关得到利用档案的便利。这是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系列并不简单的工作，现在还只是开步走，并且我们在进行这些工作中，缺点很多，困难也不小。我国档案馆事业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十分落后，用国家规模来集中统一地管理档案工作的制度，过去是没有的。因此遗留下来的档案，很分散，也很零乱，并且还有不少的档案已被随意销毁或者分散了。现在要把一切档案从各个角落里收集起来，整理好，就不容易。开国以来，中央对档案工作是重视的，但是，不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旧习惯，还残留在不少人的身上，因此许多建立了七、八年的机关却没有把档案工作建立起来，许多人不愿做档案工作，不少档案人员调动频繁，以致他们的工作没有积累经验，他们的档案材料虽是保存着，但是调不出来，系统地提供利用就更加困难了。 至于科学和技术资料如何集中管理和统一利用，我们做的工作更少，经验更感不足。由于这些资料的管理和利用不但需要档案资料的业务知识，而且还需要各种资料所属行业的专门知识，因此它必须分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提出的，由技委、建委、地质部、农业部及国家统计局分别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地质、农业、经济等方面着手建立初步的统一的资料管理工作，我认为在目前是加强资料工作的必要步骤。一九五六年四月建设委员会曾召开工程技术人员会议，在会议上交换了二万余项技术资料，估计能节约数十万个劳动日，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分系统统一管理技术资料的好处。 有的人认为目前档案、资料的不便利用，只是由于保密制度有缺点，我认为这是不尽符合事实的。保密制度是需要的，有毛病也是应该改进的，国务院保密委员会正在予以研究，但是从上述情况说来，档案、资料的不便利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科学的整理和管理方法，大部分档案、资料尚未统一地集中地保管起来，还缺少一套编辑资料和组织利用的办法。整理档案、资料的方法，不仅仅要考虑到一时的利用方便，而且要保持档案、资料的固有联系，以便在任何时间都能找到它。如果“各取所需”，使档案资料分散，割断了它的固有联系，在长久的利用上就必然发生不便。这当然不是说，在未完全整理完毕以前就不能利用，而只是说要大家迅速进行整理与集中，迅速进行汇编资料的工作，边整边用，来便利和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国家档案局和各级档案资料机构，当然要努力工作，同时也希望各级机关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把本单位的档案、资料工作认真地建立起来。我们也希望历史家、科学家帮助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参加收集和整理档案的工作。 我们还要求保存有大量历史档案的各单位，能够组织力量开展整理工作。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的南京史料整理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公安部门也清理和整理了大批敌伪政治档案，这是值得赞扬的。还希望代管着许多旧档案资料的机关都能这样做。文化部门所属的沈阳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和其他保存有大量档案的图书馆、博物馆，也都希望能够加强保管和整理工作，并且同国家档案局和地方档案管理机构取得经常的业务联系。 最后，我认为档案馆事业在我国既然基础非常薄弱，目前又这样迫切需要发展，希望各有关部门把它看成一门新兴的事业，在人力和财力上给以有力的支持。国务院和财政部去年批准我们建筑中央档案馆，对于档案馆事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是，我们要求在财政预算中把档案事业费列为一个专门的科目，尚未得到批准，这就是一个缺点。我希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预算中能够实现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机关加强档案和资料工作，是并不需要多少经费的，只要能把有相当能力的工作人员放在档案和资料工作的岗位上，并鼓励他们建立专业思想，钻研业务，提高工作，它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从长远来看，还会获得精简节约的效果。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希予指正。

第12版()专栏： 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是弥天大谎 周礼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和彭副委员长、董院长、张检察长的报告。 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政府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蒙着“向党进忠言”的青纱，阴险恶毒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获得的伟大的成就一笔抹煞，其中之一就是说什么“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苦不堪言”。为了粉碎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我想在这里概略介绍一下湖南八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这里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是湖南省统计局在三十四个县五百一十户中所进行的经常性的农村收支调查，以及我自己先后在八个县视察所获得的材料。这些材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符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的。 湖南工农业生产大发展 解放八年来，湖南省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工业方面来看，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电力由一百零六万度增为四千五百七十一万度，增加四十二点一倍；原煤由十万吨增为二百八十六万吨，增加二十七点六倍；棉纱由一万一千件增为九万五千件，增加七点六三倍；棉布由二百七十二万公尺增为七千五百零四万公尺，增加二十六点五倍。从农业方面来看，一九五六年遭遇了近百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八百万农业人口和一千一百万亩土地受到程度不同的灾害，但即使以旱情灾情如此严重的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也可看出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一九四九年全省粮食产量是一百二十八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为二百零六亿斤，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一多。棉花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十四万担，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九万担，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生猪由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五十万头，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六百零八万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三，预计今年年底存栏猪将达八百万头。此外，一九五六年茶叶、油菜子、花生、甘蔗、苎麻等作物的产量也都比一九四九年提高了百分之六、七十乃至一倍以上。 农民的生活显著改善了 由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所刺激起来的农业生产的急剧发展，湖南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程度不同地显著地改善了生活。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农民的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和主要生活资料的消费量、农村阶层的变化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提供一些必要的生动的数字。 占农村总户数87％的家庭过着中农、富裕中农的生活 首先，我们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一农民全年的纯收入达到八十三元二角，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比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的一九五二年还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一。农民中比较富裕的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每人每年的纯收入在九十元以上，相当于过去富裕中农的水平；一般的户占百分之六十二，每人每年的纯收入约七十至八十元，相当于过去普通中农的水平；这就表明，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八十七的家庭过着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生活。还有百分之十三的户比较困难，每人每年的纯收入五十至六十元，和过去贫农阶层的一般水平差不多。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原来就是贫农中最困难的，现在较之解放以前也还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一部分条件较好、没有遭灾的地方，为数不少的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一百元以上，也有个别二百元以上的。一部分条件较差、遭灾很重的山区，平均收入就更低一些。例如新化桥头乡桥头社，连续二年受旱，去年秋收的粮食产量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经过努力生产自救和政府救济，平均每人收入仍有三十至四十元，在节约度荒的原则下，能够维持生活，正常的进行生产。 农村居民购买力五年增长了一倍多 其次，再看农民的购买力和主要生活资料消费量的增长。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全省农村居民的购买力，按每一家庭成员平均计算，由十五元九角增至三十二元八角，增长百分之一百零六。农民对主要生活资料的消费情况，按农民每一家庭成员平均，以一九三六年（历史上消费量最高的一年）和一九五六年（近百年未有的旱灾年）相比，粮食由四百七十六斤增至五百五十六斤，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食油由三斤增至四斤五两，增长百分之四十三点八；肉类由八斤十一两增至九斤六两，增长百分之七点九；食盐由八斤八两增至十三斤三两，增长百分之五十五；棉布由九点三尺增至十六点六尺，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四。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为棉布，最小的为肉类。如果与一九四九年相比，增加的比例还要大得多。 贫农和中农的收入都增加了 再次，我们来考察一下农村各阶层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大多数农民生活的改善。据典型调查，土改时的贫雇农，有百分之八十七的户，现在的经济地位已上升到上中农或下中农的水平。把各阶层一九五六年的平均每人收入和一九三六年（战前最高年）作个比较，则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中农都有很大增加，贫农增长百分之四十一，中农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富农则减少百分之十三点六，地主减少百分之四十点八。在中农阶层中，也有个别富裕中农的收入略有减少，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有轻微剥削的缘故。 各级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几倍 最后，我们还来看看全省文化教育事业的情况。单以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来说，一九五六年小学学生的人数为一九四八年的二倍，为一九五○年的三点三倍；中学生人数为一九四八年的一点七倍，为一九五○年的四倍；大学生为一九四八年的三倍。自清末湖南开始有现代学校起到解放前夕的五十多年间，湖南的中等学校修建的校舍面积只有五十万平方米，而且这些校舍大部分是利用原来祠堂、庙宇、书院、试馆改建的。解放后八年内，新建校舍面积达七十四万平方米，为过去五十年修建的校舍总面积一点四倍。现在，一个农民家里有两三个孩子上中小学已经是很普遍的事，试想，如果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会有这样多的孩子上学吗？ 解放后生活水平下降了的是地主富农 以上的数字和事实肯定不移地说明：湖南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经大大改善。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挖空心思的右派分子无法抹煞的。试问：占总农户百分之八十七的家庭达到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能够找到先例吗？右派分子说“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苦”，难道不是弥天大谎吗？他们这样攻击共产党，除了别有用心以外，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得通的。如果说右派分子的论调也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就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解放后不能再压迫和剥削农民，生活水平确实降低了。至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是清楚地知道谁好谁坏的，他们是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对党和政府也有一些意见，但只是工作上的意见。右派分子想利用这些对工作上的意见，煽动农民和他们一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真是白日作梦。 不可能奇迹似地“一步登天” 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农业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这一年虽然承受了苦旱的考验，锻炼了社员，减轻了灾情，但要真正把农业社巩固起来，还需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从事十分艰巨的工作；我们的家底单薄，尽管农民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改善，但总的来说，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够高的，困难还是不少的；我们的人口增长很快，一九四九年湖南人口为三千万人，八年的时间已增至三千五百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我们全省的耕地只有五千六百二十五万亩，虽然还有些荒地可以开垦，但仍感耕地面积不足；同时，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民生活的改善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十分稳定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所有这些，都使农民的生活只能稳步地、逐步地改善，不可能“一步登天”。也正是由于有着这些困难因素，目前还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生活比较困难，其中最困难的占百分之三至五。对于这些人和一部分五保户，农业社在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和救济。我们的任务是：更加深入工作，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办好农业合作社，发展生产，尽可能地、不断地改善生活。 领导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几年来，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的工作中，曾经发生了一些错误和缺点： 有一个时期，我们集中力量抓紧了粮食作物的增产，忽视了开展农副业的多种经营。抓紧粮食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今后必须继续努力的，但忽视开展多种经营，就必然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去年我们开始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调开展多种经营，酌情地提高了一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适当增加社员自留地，实行油料定产定购办法等。贯彻执行这些措施，已经开始显示出可喜的成果。如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湖南的生猪产量曾一度下降，在调整价格和自留地以后，就迅速回升。一九五五年全省只有五百七十二万头生猪，一九五六年底达到六百零八万头，目前估计已有七百余万头。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我们曾经认真地抓了一下农业生产的远景规划，但是没有匀出手来继续抓紧，更好的把农业社的年度生产计划和远景规划结合起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方针，没有深入人心地予以反复宣传；对于澄清在生产关系大变革、经济大改组中群众思想上所产生的一些错觉，我们也还作得不够。因此，在农业社的生产方面和社员的生活方面，发生了一些只顾当年收入，不顾长远建设；只图眼前多花钱，多享受，不注意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的现象。 在推广良种和改进技术方面，我们作了不少的工作。特别是改种双季稻，对于农业增产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五六年，全省双季稻已推广到一千二百万亩，单这一项措施，大约增产十亿斤稻谷。但是，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我们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我们盲目地推广了二十三万亩青森五号，结果大部分减产，大约少收稻谷四千多万斤。我们也曾盲目推广双轮双铧犁，结果在水田中不适用，虽然没有在生产上造成损失，但是积压了资金，脱离了群众。这些错误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对此，除了已经检讨改正并向群众赔偿损失外，还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这一严重的教训。 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不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奠定，而且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今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有了可靠的保证。同时，湖南的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良好，适宜于从事多种多样的农副业的生产。目前湖南水田、旱土的潜在地力还很大，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也还可以大大提高。湖南的山林，池塘也利用得很差，油茶垦复和其他技术作物的推广，养鱼、饲养家禽牲畜等副业的发展，都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只要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同时，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减少和消灭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缺点和错误；全国规划，加强领导，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逐步克服困难；进一步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开展广泛持久的、内容多样化的农、林、鱼、牧副业生产运动，我们就能够把农民的生活水平稳妥地、不断地提高。

第12版()专栏： 眼科医生要面向农村，搞好防盲和救疗工作 石增荣的发言 我从学习苏联防治盲人工作的经验中，得知苏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万名居民中约有二十名盲人，迄今四十年来已减少到三名。 我们国家大城市眼科设施虽尚可，但广大农村因为没有眼科医生，农民砂眼特多，及其他各种眼病亦均未受治疗，以致有很多不能从事生产的双目盲人。据我们黑龙江省最近在十八个县二十万多居民中按人逐户调查的结果：每万人中约有四十一至五百一十六名之多，如以其平均概数为一百计算，则我省一千万农民即有十万双目盲人，此中约半数以上可救治，且其中大部分系中壮年人，救治后可重上生产战线。这一工作并不如何之难，我省八年来曾利用各县的医疗组织抽调部分医师或医士加以训练，共组织防盲训练班及进修班十一次，培训了三百余人次，给省内六十多个县中之四十多个县建立了五官科或眼科。省卫生厅自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以来，将防盲工作纳入行政规划，由局部试点工作开始转入全面，边调查、边治疗、边培干，同时建立各县防盲机构网，培养区卫生所医生及合作社卫生员等。所以说我们的防盲工作至此已开始走上新的轨道，至少计划在过渡期间在我省农村先消灭重砂眼，解放可救治的盲眼病症，给今后进一步的防治砂眼、改变眼症全体面貌打下有利基础。 全国方面，如湖南湘潭人民医院也曾深入农村调查治疗，发现在贫困缺水之某一山区居民，万人中约五百名，而于该县之交通便利、生活较好的郊区则为二百三十名，由此可推测大多数地区的老乡们还未能与大城市医疗机构起到联系，发挥应有的作用。全国五亿农村劳动人民，如以黑龙江省之标准计算，则有五百万盲人，以湘潭县郊区为标准，则为一千余万。老乡们无论在知识和经济方面多是无力到大城市医治的。今天政府虽已号召防治砂眼，但是既不能完全免费治疗，也不能强迫命令，所以只有在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多多解放盲人，给国家变消费者为增产粮食的生产者，并且由于复明效果，老乡们乐于接受卫生宣传。据各位实地参加工作的人员听到老乡们反映：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今天，医生才会下乡。因此，希望全国各地的眼科同道们，奋勇参加，抽出部分力量深入农村，为搞好防盲工作竞赛而努力吧！ 次谈救疗工作：检盲必须配合治疗，否则老乡是不会欢迎的。一切的宣传方法当然是必须的，但最有效的还是在于治疗效果。如白内障、倒睫等，生效快而显著的手术最为必要。八年来哈尔滨医学院每年利用冬暑假教学不忙之农闲期下乡，共施手术八千来次，加上各县自己所作的约计两万多次。据不完全统计，约复明万名以上。预计今后十一年内我省约计五万名可救治的盲人，其中之大部分将有被救治出来的可能。由于防治的结果，盲眼病症的全貌，将会因之发生改变。如据苏联葛罗汶氏记述，由于砂眼角膜软化症、白内障、天然痘而盲的是百分之百可防治的，眼外伤、青光眼、翼状胬肉、梅毒等也约在三分之一以上。按他的计算法，我国的盲眼病症约有百分之八十可列入可预防、可救治之内的，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先将这一基本工作搞好，即在普及基础之上来提高，然后再在提高的基础之上再普及。 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全国各县虽已有了医疗设施，但是止于内外科而已，五官科尚属空白，我们有责任用抽调进修、集中开训练班或者就地检盲治盲同时培干的办法，帮助建立五官科或眼科，使之成为专科医生，并可规定每年开展一至二次防盲月工作，在农忙时期下乡巡回诊疗，并培养外区医生及合作社卫生员工作。大城市各眼科诊疗单位也要一齐动员起来，协助厂、校医务人员开展防治砂眼及防伤工作，并为老乡们作到好、省、快有计划性的治疗工作。 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发布以来，是否会有更多的医生和学员们羡慕留在大城市离开岗位生产工作专搞研究（副博士）的想法呢？看中华医学会偏重大城市吸收会员，强调科学研究水平，限制会员资格，而忽视了各外市、县的普及提高搞好岗位工作。几年来医药卫生设施无论在工厂、矿山、农村数量上确实有了巨大发展，不过美中不足，对于发挥作用上还远未能赶上要求而已。其实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消灭对国民危害最大的多发病、地方病，既属人民迫切需要，又利于增产。今后多注意普及提高质量工作，实属刻不容缓。中央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有责任正视这些工作！例如各省医学院、校为了很好的配合实际作好教学工作，向科学进军应置于重协作制度，给学员的实习基地打好基础，给介绍有教学意义的病人作好联系，给集体科学研究打好基础，认真学习苏联上级医院帮助下级医院作培养工作，拿出部分力量作补修及进修工作，各省成立地方医学会或扩大中华医学会地方组织，便于作好普及提高工作。 最后谈谈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的体会在学习各国先进经验尤其是苏联经验时，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这是十分必要的，须知我们是有六亿人口经济落后的穷国，要使之富强起来，必须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才能作到，因此不能要求过高。 科学工作者们应该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必须深刻体会毛主席的指示六条标准，尤其最重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项。我们党外人士不但要提高认识与右派划清界线，作坚决的斗争，并应该自动参加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尤其像我们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不这样作我们很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建议，这仍然是常有的事。即使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在科学上应当保持慎重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的作结论，这样的态度是可以帮助科学得到顺利发展的。 学习周总理的指示，明确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作斗争，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分轻重缓急，不是单搞一套，而是要贯彻协作、增产节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