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斗争 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阐述同右派的根本分歧 据新华社11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大会讨论，今天分上、下午举行。 今天发言的代表，报告了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个方面的工作成就，用客观事实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诬蔑，并且表示要坚决反对一切破坏革命胜利果实的阴谋活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今天下午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在题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陆定一指出，在全国人民同右派之间有着这样一些根本分歧： 第一个根本分歧，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对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 第二个根本分歧，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看法问题，是对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看法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那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 第三个根本分歧，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看法的问题。 第四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在分析这些根本分歧时，陆定一批驳了右派的种种反动论调。 陆定一在这个发言中还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只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们的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地没有完成，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在一切方面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陆定一最后说，我们的政策依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放手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我们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方针。右派必须无情批判，整风运动必须坚决继续进行。 今天上午发言的共十三人。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第一个发言。他列举事实说明，陕西省几年来农业产量有急剧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群众是热烈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他说，右派分子否定客观现实，把农业合作化说成一团糟，把自己伪装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企图煽动农民对共产党不满，企图使农民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阴谋是不可容忍的。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说，去年4月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重大步骤。一年来，西藏的各项工作大部分完成得很好。他说，一些右派分子违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居然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我们少数民族同样坚决的反对到底。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今天在发言中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他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知识青年，更多的中小学毕业生，大批地投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为尽快地提高我国农业的水平而斗争。其次，他讲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陈明仁将军发言说，他在旧军队里消磨了自己整个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几十年的恶梦，一直到1949年和平起义投向人民时才猛然苏醒。他说：“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共产党，我一生一世不能忘记共产党。”他质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什么对共产党这样忘恩负义，以怨报德。 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以他在海关工作四十多年的亲身经历说明，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人民的海关，海关就会永远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第二机械工业部工程师陆景云以他亲身的经历，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说党外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有职无权的谬论。 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列举他们爱国农业社连年丰产、社员生活逐步改善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诬蔑。 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马卓洲用河北省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的“肃反搞糟了”的谰言。 列席会议的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以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侯德榜、中国红十字总会副秘书长刘清扬，今天上午分别作了书面发言。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林伯渠、徐向前、张治中、华罗庚、蔡廷锴、邓宝珊、奎璧、李顺达、胡子昂。 在今天下午会议上陆定一发言以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接着发言。他说，章乃器自解放以来，曾经长期地利用他在民建的地位，对工商界散布了很多的毒素。民建许多成员曾经长期地跟他斗争。过去大家还不很了解他的意图，现在回想起来，深深地认识到章乃器同我们争的，除了他个人的领导地位以外，重点还是民建的政治路线问题。黄炎培说，现在以章乃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产党领导和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但在他影响下的右派分子，各地依然存在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一反右派斗争，继续展开，彻底地进行下去。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用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地的一些具体事例，说明章乃器的一系列反动言行已经在工商界中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影响。 四川省工商业者徐崇林、童少生、萧松立、黄鱼门作了联合发言。他们系统地揭露了章乃器的种种谬论。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周信芳、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在联合发言中驳斥了右派分子要跟共产党“算旧账”的谬论。 来自江西革命老根据地兴国县的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女）说，我们老革命根据地的人都懂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 坚决反对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 河南省副省长贾心斋用河南省肃反工作成绩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肃反搞糟了”的谬论。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就侨务工作作了书面发言，并对右派分子再一次进行劝告。她说，她过去曾劝告过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争取做一个左派；对于心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不应该甘心长久做右派。现在全国人民在反右派斗争中，再一次显示了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但是有些右派分子，至今还在撒赖拖延，拒不悔悟。她说，难道这些右派分子真要自绝于人民吗？ 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朱维仁代表在书面发言中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苏言论。 四川省副省长阎红彦在书面发言中谈到了四川省农业生产在解放几年来连年丰收的情况。 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在书面发言中详细说明了1956——1957年国家对于河北省灾区的巨大支援，并且代表河北省人民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表示感谢。 食品工业部副部长罗叔章在发言中建议，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垦复和发展湖南、江西、广西、浙江等地的木本油料油茶林，并且充分利用新油源。 来自东北地区各工业部门的刘立富、郑锡坤、王文山、马恒昌、李川江、赵国有、王崇伦、孟泰、张明山、王玉吉、钱仲举、施玉海、谷发明、张子富、唐立言、韦玉玺等十六位代表作了联合书面发言。 在下午会上发言或用书面发言的还有：彭仰钦、萨本炘、夏以焜、韩望尘、罗祥根、曾三、周礼、沈其益、朱仙舫、何遂。 主持今天下午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李济深、蔡畅、刘宁一、阿沛·阿旺晋美、刘世梅、盛丕华、黄琪翔、叶圣陶、陈经畬。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 新华社1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讨论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草案。这两个决议草案将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法案委员会在6月28日还曾举行会议审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也在7月6日上午举行了会议，对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进行了审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在8日、9日和10日分别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对各项提案逐条进行了审议。

第1版()专栏： 对外贸易促进了国家建设事业 六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同我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 据新华社11日讯　新华社记者张志清报道：从对外贸易部获悉，我国对外贸易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出口贸易总额，预计到今年年底可超额6.4％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贸易总额到1956年年底，累计已经完成计划的84.56％。1956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比1950年增长一点六倍。第一个五年计划各对外贸易企业单位的上缴利润，大约相当于国家对农业、林业、水利部门和商业、金融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金额。 到现在为止，我国已经和六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贸易，其中有二十一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我国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关系已日益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同许多西方国家的贸易逐年增加。我国同各个国家的贸易，都是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几年来我国曾进口了为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所必需的成套设备。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企业所需要的成套设备，到目前止，已经有四十三项企业的设备运到国内并投入了生产；预计到今年年底，一共将有五十九项企业投入生产。我国并且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进口了国内暂时还不能生产或生产不敷应用的各种机械设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进口总额中各种设备和机械约占60％左右。各项重工业设备和各种机械的进口，对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几年来曾经进口大量黑色金属（主要是钢材）、有色金属、石油和石油产品、肥田粉。此外，橡胶、棉花、染料和化工原料等进口的数量也不少。这些生产资料的进口，对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几年来某些人民生活用品的进口，对保证市场需要和回笼货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进口物品主要是食糖、煤油、医药、纸张、呢绒、手表和自行车等。 上述各种进口物资，都是用货物出口换回来的。解放以后，由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增加。出口总额和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较，五年的出口额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到4.4％。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品作原料的加工品约占75％，矿产品和机械等工业品约占25％。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出口工业品的比例，还会逐渐增加。 我国组织各种物资的出口，一方面解决国家外汇来源，一方面也促进了这些物资生产的发展。几年来，除恢复和发展传统出口产品的出口以外，还增加了很多新的出口商品。许多过去依靠进口的机器如起重机、各种医疗器械、电影放映机等，现在已能供应出口了。去年我国还供应了缅甸两万纱锭的纺织工厂成套设备。仅1956年出口的手工艺品就换回约一亿卢布。 据对外贸易部的同志说，自1954年下半年以后，我国对物资内外销关系的处理，既照顾到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又照顾到人民长远的利益。去年下半年，国内市场猪肉供应比较紧张，出口猪肉曾减少了五万吨。今年出口计划中，几种主要物资的出口数量又比去年减少很多，如粮食比去年减少了五十四万吨，食用油脂比去年减少了十万吨，猪肉和生猪比去年减少八点五万吨，棉纱减少了一万二千多件。另外设法增加了同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矿产品、水产品、一部分工业机器、手工业品和小土产特产品的出口。

第1版()专栏： 扭转文艺报的资产阶级倾向 文艺报编辑部展开反右派思想斗争 斗争围绕着三个原则问题： 一、走不走文汇报的道路？二、要不要党的领导？三、该不该推翻一九五四年的结论？ 本报讯：文艺报自6月24日以来，曾陆续召开了五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对编辑部的右派思想展开斗争；编辑部领导人并以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对第七期以后的文艺报做了检查。 大会揭露：整风初期，正当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文艺报编辑部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也曾对文艺界党的领导，挑起了一场激战。其中的主脑人是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和副主任唐达成。他们利用副总编辑侯金镜、陈笑雨因公出差的时候，利用编辑部一些工作人员的右倾情绪，煽起了这场斗争。文艺报副总编辑萧乾，也利用他正在值班掌管总编室工作的机会，向文艺报偷运毒草，并阻挠锄掉毒草。 文艺报要不要走文汇报的道路？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推翻中央宣传部1954年关于检查文艺报错误的结论和决议？这三个问题，是这次斗争的焦点。会上，总编辑张光年、副总编辑侯金镜和陈笑雨，根据已经暴露的一系列事实，指出他们和唐因等人之间，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 文艺报要不要走文汇报的道路？前一个时候，这个问题在文艺报编辑部不少编辑人员中曾发生很大波动，他们被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所吸引、支配。有些人想要文艺报和文汇报赛跑；有人主张文艺报和文汇报合并；有人要去文汇报做记者，有人要去做编辑；有人替文汇报评论员出主意或修改稿子；唐因、唐达成和文汇报的人接头，想在文汇报上办一个文学评论副刊；有人说文艺报代表“官方”，文汇报代表“群众”；唐因说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宣部的派出所”，文艺报是“派出所的布告牌”。总之，这些人对文汇报到处点火的办法倾慕、喝采，认为只有文汇报搞得好。就在这个时候，文汇报的驻京记者经常在文艺报编辑部串进串出，火上加油。直到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提出批评后，还有人指责人民日报的批评“没有说服力”，极力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辩护。 要不要走文汇报的道路问题是和要不要党的领导紧密相连的。会上揭露：唐因、唐达成等人身为党员，却对党的领导抱有严重对抗情绪，并极力想摆脱党的领导。唐因在会上会下一再说，他和领导同志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唐达成说：“我再不能盲目地跟领导走了。”由于他们的严重对抗情绪，在整风初期，文艺报编辑部曾笼罩着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唐因不顾事实，一口咬定说：从中宣部的某些负责同志、作家协会党组、直到文艺报编委会，都“抗拒中央的方针”，对大鸣大放有抵触。他的“证据”是：总编辑张光年不赞成发表唐因等人写的对某些党的负责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究竟唐因、唐达成等心目中的大鸣大放是什么呢？不言而喻，那是想把文艺报办成资产阶级式的“自由论坛”，其性质和前一时期的文汇报差不多。唐因、唐达成为了摆脱党的领导，除打算在文汇报上办一个文学评论副刊外，还曾活动拉人，计划另办一个文学评论刊物，想伺机退出文艺报。副总编辑侯金镜拒绝了唐因拉他办同人刊物的要求，并揭发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副总编辑陈笑雨在整风初期，曾提醒编辑部不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却引起唐因等人很大不满。在会上，有人提出文艺报所以办不好，是因为“编辑要听组长的话，组长要听部主任的话，部主任要听编委的话”。唐达成说：“现在整作家协会的风，难道还要受他的领导吗？”当这种不要党的领导的情绪达到高峰时，文艺报编辑部便出现了不送刊物大样给总编辑看的事情。 关于中央宣传部1954年对文艺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和文联、作协关于文艺报错误的决议，唐因、唐达成等人认为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唐因在会上对结论逐条加以批驳，企图一古脑儿把结论推翻。并说，党“检查文艺报是从概念出发的”，是“先有帽子再去找事例填”的。他认为过去文艺报非但没有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而且它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思想的”，并提倡过培养新生力量，所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等结论，在他们看来都是无中生有的东西。 大会开始揭发和批判副总编辑萧乾利用职权偷运毒草，并把文艺报当作向党进攻的武器的行为。在整风开始的时候，萧乾不但自己在文汇报上写文章说出版工作“今不如昔”，化名在文艺报发表“自己人都好办”，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开火，而且还鼓动张友松、王崇文等一大批人写文章（有些文章没有发表），对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火力攻击。会上，大家并对萧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作协民盟支部也已开始对萧乾的右派思想进行批判。 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并代表副总编辑侯金镜、陈笑雨对前一时期的文艺报，做了检查发言（全文见本报五版）。他指出：文艺报在整风期间，共发表了大大小小近两百篇文章，其中许多是好文章。但文艺报也发表了一些和文汇报上的毒草不相上下的东西，其中包括有右派思想的文章、煽动性的报道和进行人身攻击的短文。他说，有些毒草是有意识地放出，准备批驳的；对有些毒草却没有及时认清它的毒害之深，没有及时反驳；有的是在编辑部右派思想和右倾情绪的压力下，做了不应该有的妥协和让步。张光年说：在这些问题上，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投降！他对这一严重错误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第1版()专栏： 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举行招待会 庆祝蒙古人民革命三十六周年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到会祝贺 新华社11日讯　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今晚举行招待会，庆祝蒙古人民革命三十六周年。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朱德副主席在会上讲话，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的祝贺。他说，蒙古人民经过三十六年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努力，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一向把蒙古人民的每一个成就都看为自己的胜利并且以此感到欢欣鼓舞。 朱德副主席又说，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近年来，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同许多亚洲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就加强了同亚洲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朱德副主席谈到了中蒙两国人民悠久的友谊，谈到了八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互助合作的日益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日渐频繁。他说，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蒙两国人民亲密无间的团结。 他预祝蒙古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祖国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鲁布桑大使在招待会开始时讲话说，过去三十六年中，我国人民及其政府坚决地奉行了和平政策，在自己伟大的友邦——苏联的人民无私的援助下巩固了民族独立的政权，在祖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下，我们已消除了以前许多年代封建主义所遗留下的落后状况，在为我们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说，蒙中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蒙古巨大的经济援助。对此，蒙古人民和政府怀着深厚的友情，衷心地表示感谢。 他并且祝贺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辉煌的胜利。 席间，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鲁布桑大使频频提议，互相为蒙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为蒙中两国的日益繁荣和幸福，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为蒙中两国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健康干杯。 出席今晚招待会的，有李济深、赛福鼎副委员长，乌兰夫、李先念、聂荣臻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各界人士等。 各国驻华使节和正在北京访问的各国代表团和代表也应邀出席。 出席招待会的共有六百多人。

第1版()专栏： 增进中巴人民两千年的传统友谊 刘格平举行酒会欢迎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11日讯　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今晚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酒会，欢迎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周恩来总理出席了酒会。 刘格平在酒会开始时讲话说，代表团不辞劳苦，长途跋涉，访问了我国不少城市，散布了中巴友好的种子，促进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说，中巴友好协会的宗旨是要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发展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他希望中巴友好协会和巴中友好协会加强联系，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并希望代表团将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友谊带回去。 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讲话说，三个星期来访问了伟大中国的许多地方，我们即将踏上归途。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招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中国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在科学、文化、艺术和哲学等方面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知识。今天的世界正在进行着巨大变化，中国也在进行巨大的改革，你们国家的领导要用现代化的技术把中国建设起来。我们为能够看到你们在工、农业方面已取得的伟大成就而高兴，预祝你们在今后取得更巨大的成就。他最后说，巴中两国人民有着二千年的传统友谊，我们永远支持你们，而且永远关注着你们。 刘格平和穆吉布尔·拉赫曼还代表中巴友好协会和巴中友好协会互相赠送礼品。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和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都出席了酒会。会上，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送给周总理一部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的纪录影片。 酒会结束后，宾主观看了歌舞表演。

第1版()专栏： 李济深、郭沫若接见拉赫曼 拉赫曼拜会彭真和李德全 新华社11日讯　李济深副委员长和郭沫若副委员长在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接见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 穆吉布尔·拉赫曼今晚拜会了彭真市长。拜会时，张邦英、冯基平也在座。 穆吉布尔·拉赫曼还在今天上午先后拜会了李德全和张邦英。

第1版()专栏： 彭真接见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11日讯　彭真市长今天晚上接见了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接见时，冯基平、贾庭三副市长等也在座。

第2版()专栏：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 陆定一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报告。 我国历史上伟大转变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伟大转变的一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我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的。我国经过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革命，却在经济上和社会秩序方面没有发生波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原来预期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七年就基本完成了。这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对于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今后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 过去的一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空前的发展。就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已经四年完成。这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大胜利。 过去的一年，我国战胜了数十年来未有的大灾荒。这种大灾荒，在旧社会里会引起大量的死亡，会使灾区农业生产多年不能恢复正常状态。我们却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以上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但是我们还不满足。我们清醒地看到，虽然有了这样大的成绩，但是工作中还有错误和缺点，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必须消除这些错误和缺点，以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动员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使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为顺利的进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去年起已经陆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这些政策作了系统的说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透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以上所说的经过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要再说一遍，因为有些右派分子在胡说八道。他们说，共产党到处是错误，天下是漆黑一团。他们说，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非整风不可，而且非下台不可。 共产党的此次整风运动，是在取得了大胜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他的报告里提出的各项政策，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政策在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条件之下提出来的。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取得胜利，就不可能系统地明确地提出这些政策。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斗争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般地是接受或赞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再加上其他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政策。同时，今年又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 右派分子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可以看到，人们对整风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人，是站在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了解整风运动和党的政策的。他们真心善意地帮助共产党，要加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只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以为鸿鹄将至，天要变了，可以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向共产党大举进攻了。 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资产阶级右派混在真心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群之中，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进行他们蓄谋已久的政治活动。他们积极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企图首先夺取民主党派、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司法界的领导权，然后进一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他们企图鼓动学生闹风潮，并且作出估计，说学生问题一触即发。他们以为，学生一上街，右派分子一到基层去点火，工人职员就会跟着学生闹事，右派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和六教授谈话时做出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这六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内，他就是向章伯钧献计，说什么学生问题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唯恐学校不乱，究竟居心何在？我们不能不问。 现在，事情已经明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工农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知识分子的觉悟程度，过低地估计了工商界的觉悟程度，也过低地估计了各民主党派中多数干部和成员的觉悟程度。右派首先在工人那里碰了壁，工人把到工厂里去活动的右派分子赶了出来。右派在农民和城市居民那里也碰了壁，他们反对右派的反动行为。右派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但他们在高等学校里充其量只得到大约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学生的支持和盲从，随后盲从的人也纷纷觉悟过来，现在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了。右派把希望寄托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提出了什么“保护科学家”，什么“教授治校”之类的蛊惑性的口号，施用了吹、拍、骗的手段，但是他们仅仅能够得到百分之几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盲从，现在，这些人的大部分也正在离开他们。右派在工商界中仅仅得到寥寥落落的几声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地遭到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反对。右派在民主党派中也是很不如意的，现在许多民主党派决定要整风，并且已经起来反对右派分子。这个时期，全国人民上了一堂政治课，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右派则被完全孤立起来了。要不要社会主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许右派翻案，不许右派倒算。 右派煽惑说：肃反运动“糟糕透顶”，思想改造运动完全错了。 现在看得很明白，幸亏我们做了肃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否则，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恐吓信和炸弹案是会多得多的，社会秩序是会乱一些的。文艺界如果没有进行过反对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斗争，这次就会更乱一些。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所以只有很少人附和右派，不能不说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肃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周总理所说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有三条道路。一条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条是，以强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条是，反革命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力量，实现复辟。这三条道路之中，那一条道路对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最为有利呢？当然是和平革命最为有利。我们在宪法总纲中，已经把和平革命这条道路确定下来。为要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可以不可以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就不能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等待反革命来进行复辟。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对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我们全国人民同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许右派翻案，不许右派倒算。 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 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成功，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反共，这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第二个根本分歧，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看法问题，是对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看法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那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 右派认为，资产阶级比起工人阶级来，资本家比起工人来，决不是更差一些，而且还似乎是更好一些。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思是勉励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有什么不好呢？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对斯大林的这个说法。章乃器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不比资本主义思想高明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不比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思想高明些。既然如此，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是错误的。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右派说：工人阶级领导就是“沟”和“墙”的来源。因此，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应当领导国家，如果领导国家，那就是“党天下”。因此，就应当反对“党天下”，实行“轮流执政”，实行“两党制”，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 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都是人大代表，都投过票赞成宪法。可是他们背信弃义，要来反对宪法第一条。这难道不是根本分歧么？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宪法里确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根据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革命经验规定下来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我国只有两条路，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或者是新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中间的道路——资本主义的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成功，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尚且不能实现，何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还能设想么？ 翻开我国的历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戍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都遭到了失败。直到十月革命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我国的先进人物才觉悟到，中国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胜利，因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展开了崭新的一页。联共与反共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所有的反动派没有不反共的，所有的革命派没有不联共的。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革命事业就兴旺起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反共剿共，革命事业就被断送，日本帝国主义就敢于来并吞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后，蒋介石再次进行反共的内战，我国几乎变成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幸而人民的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壮大，所以我们能够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统治，把我国从危急存亡的险境里挽救出来。中国人民在三翻四复的经验中，已经懂得：反共，这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中国人民把自己的长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且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写到宪法里面去。右派的所谓反对“党天下”，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反革命论调的翻版。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在开始叛变民主革命的时候，都说他们自己是革命的，决不会做反革命，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而已。资产阶级右派说，他们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好心好意的，他们仅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已。两者之间，手法完全相同。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专政；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民主集中。右派的所谓“绝对民主”，无非是想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进行反革命复辟。 我们同右派的根本分歧，也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看法的问题上表现出来。 究竟是无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加民主些呢？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狭窄的，残缺的，虚伪的，假仁假义的，对于富人是天堂、对于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是骗局的民主制”；无产阶级民主制，是“为绝大多数民众、为被剥削的劳动者所享受，并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的民主制。”（以上引语都见列宁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右派与此相反，他们要求什么“绝对民主”，他们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这种“绝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比无产阶级民主制还要民主。 我国资产阶级只有几百万人，资产阶级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万人的民主。劳动人民有几万万人，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几万万人的民主。只看看这一点，就知道无产阶级民主制比起资产阶级民主制来，要更为民主得几百倍。历史上，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次国会选举，包括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的选举在内，都是贿赂公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我国老早已经破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地方。现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不仅劳动者有公民权，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享有公民权。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有像我们这样的广泛的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制，是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最民主的一种。它只对极少数的人实行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制，却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还要民主的制度，那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因为那时就不需要专政了。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专政的对象没有了，政权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还有民主问题，但已经不是“民主与专政”这个范畴里的民主，而只有“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畴里的民主了。主张“绝对民主”的先生们，你们的所谓“绝对民主”，是意味着不要专政么？一切政权都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专政，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存在。你们的意思是不要集中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集中。没有集中，就犹如没有民主一样，人类社会的存在不能设想。所谓“绝对民主”，只是反动的幻想，现在不会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 依照右派的主张行事，既不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又不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们的国家就毫无疑义一定灭亡。 右派的目的，是用所谓“绝对民主”的口号，来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局势，以便反动分子可以乘机大肆活动，进行反革命的复辟，建立反革命的专政。 要不要联合苏联？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我们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宪法序言说：“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将继续发展和巩固”。 应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谊呢？还是应该削弱和破坏中苏友谊呢？宪法明明写着“继续发展和巩固。” 联合苏联，这不但是共产党的主张，孙中山先生也老早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孙先生的致苏联遗书，现在我们读起来还非常感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没有中苏两国的巩固团结，世界和平就没有可靠的保证，人类就可能受到极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主张无微不至地爱护这个团结。 右派同我们不一样，他们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群众，要挑起中苏之间的不和。他们的言论，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论调的翻版，就是要把苏联说成是“赤色帝国主义”，而不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三种。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的，我们赞助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中立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是我们所同情的；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出现，就有不同的作用，是我们所不同情的。有反苏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容许的。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看见，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一九五三年，就有人发表所谓“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此以后，我们同右派年年有斗争，事事有斗争，不过规模不像今天这样大罢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长期反复的斗争。人民对于谁是敌人，敌人的斗争方法是怎样的，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和如何达到目的，知道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深刻的革命，它影响到六万万人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现在只有八年，从一九五三年宣布总路线算起，只有四年。时间很短，社会主义革命却在锣鼓和欢呼的声音中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人人要过的，但是我们只在经济上过了关，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许多人尚未过关。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中，有许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很热心的，愿意为之坚决奋斗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愿意接受，却并不那样热心了，并不那样愿意为之坚决奋斗了。这就使得右派觉得他们的思想还有市场，于是他们敢于翘起尾巴，猖狂进攻。 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没有完成 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已经过去。但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很长的过渡时期中，剥削阶级的残余及其影响只能逐步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会继续着，甚至还出现过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严重的斗争，至于国际范围内同帝国主义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但还没有完全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巩固但还没有完全巩固。我国国内还有台湾没有解放，还有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国外还有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时时刻刻企图颠复我国的人民政权。在人民内部，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至于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更会长期存在。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少数右派分子却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决不甘心放弃剥削，他们梦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要为此作最后的挣扎。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轻视的，他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我国还会有长期的阶级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有时会采取很尖锐的形式，这是肯定了的。如果以为剥削阶级既然已经基本消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因而我国就没有阶级斗争了，那就错了。 此次右派的猖狂进攻，告诉我们：思想改造工作，过去虽然有粗糙的地方，但是整个说来，不是做多了，而是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很好。许多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还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只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们的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远地没有完成，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在一切方面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培养了一批政治教师，这是一个成绩。政治教师的绝大部分，在这次右派的猖狂进攻中，能够站稳立场，这是可喜的。政治教育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经过了这次实际斗争，这种缺点就有改正的希望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同资本主义的教育不同，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为自己的灵魂，离开了它，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学生的实际思想情况结合起来。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又是一件难做的工作。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同政治教师在一起，把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做好。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师，是完全错误的。 整风也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决不愿意号召别人来揭露自己的错误。这件事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敢做。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受到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欢迎。这些意见中有一部分带有片面性和偏激情绪，但仍然是有益的意见，是同右派的谬论根本不同的。我们必须仔细分别香花与毒草。我们的政策，依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放手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我们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方针。我们应当看到，我们正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虽然成绩很大，但错误和缺点必不可免。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要骄傲。我们应当揭露和改正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使我们的祖国更快地繁荣起来，富强起来。我们的无数先烈，为了这个目的，不惜粉身碎骨。想起他们，我们就感动得流泪。我们有什么理由，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肯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呢？右派必须无情批判，整风运动必须坚决继续进行。

第2版()专栏： 质问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 赤胆忠心的人民武装部队正在执行着保卫人民的神圣任务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想到他们会来“镇压”你们？是不是你们一定要反动到底，坚决作人民的敌人呢？ 陈明仁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和彭副委员长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我想以一个革命军人、起义将领的身份，对反右派斗争发表一点意见。 我从祖国的边防前线来，在我服务的武装部队里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正在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预料，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将进一步改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将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量。我们的官兵，在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保卫祖国边防的任务的同时，还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动态。我们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表示莫大的愤怒。 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利用“大放大鸣”的借口，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诽谤，他们的阴险目的，是想把共产党搞臭搞垮，以便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白昼梦。他们估计：形势非常不妙，共产党不能收，收了要丧失人心；“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费孝通语）；既不能收，又不能用军队，因此只好放，放，放，放得稀烂，共产党下“罪己诏”，“群众”不答应，最后请他们来收拾局面。资产阶级右派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是首先把他们自己置身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立场上面。因此他们就不能不成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物，他们的可耻进攻，就毫无疑问地会遭受可耻的失败。作为一个人民军队的指挥官，我要正告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我们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和平劳动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是保卫母亲和孩子的，是准备着迎击敌人侵略的。这样赤胆忠心的人民武装部队，正在执行着保卫人民的神圣任务的时候，你们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为什么会想到他们会来“镇压”你们呢？是不是你们早就安下了心，一定要反动到底，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触犯刑律，坚决作人民的敌人呢？是不是你们头脑发热，把自己的声势估计得过大，以为共产党拿你们没办法，只好最后抛出枪杆子这张“王牌”呢？是不是你们把党和人民的力量估计得过小，把人民的觉悟估计得过低，除了枪杆子以外，就不可能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战胜你们呢？现在，乌烟瘴气已经消散，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只战了一个回合就鸣金收兵，挂出了免战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相当长期的，不过这一回合资产阶级右派是输定了）。教训的确是够悲惨的，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在头脑稍微清凉一些的时候，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的所谓对形势的估计，就应当晓得自己真正是愚不可及、荒谬绝伦了。 我在旧军队里消磨了自己整个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在那些日子里，我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当我在执行所谓“命令”从事反革命战争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在“为国为民”。几十年的恶梦，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和平起义投向人民时才猛然苏醒。和平起义，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反革命走向革命，由反人民走向人民，这是我的新生的转折。共产党挽救了我，共产党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能以自己的精力投入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共产党。我一生一世不能忘记共产党。因此，我也就无法理解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 （他们原都是共产党伸手挽救出来的！）反共的卑鄙行径。我愤怒！我要质问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你们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分好歹、不识抬举？你们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动猖狂进攻？人而无良，何至若此？你们难道就忘记了自己罪恶累累、血债斑斑的大半生历史么？你们在今天充当“反共英雄”、“反社会主义的好汉”，忘记了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不感觉到危险万状吗？ 资产阶级右派老爷们喜欢在共产党的宗派主义问题上做文章，他们甚至提出了 “党天下”的谬论。他们认为“三害”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有共产党存在，就有宗派主义存在，因此，为了彻底反掉宗派主义，就要从根本上反掉共产党。这是他们对宗派主义问题之所以津津乐道的全部不可告人的秘密。依我看，事实上，共产党与宗派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有些共产党员其所以沾染了宗派主义的习气，只是由于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共产党主动地提出整风，就证明了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死敌。有些共产党员沾染的宗派主义习气，严重不严重呢？并不严重。可不可以克服呢？完全可以。人民军队是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战斗集体，如果说人民军队内部有宗派主义，那就最容易表现在对待起义官兵的安排处理上。我是一个起义将领，八年来，我一直在军队中工作，我并没有感觉宗派主义的压力。在短暂的时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宗派主义的消极现象，但是，我本着负责的精神，诚恳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积极地提出意见，这些消极现象也就没有了。我现在工作得很愉快，我深深感到党对起义人员的“争取、团结、改造、教育”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执行这个政策中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我离开部队前夕，我们部队党委召集有广泛代表性的起义人员座谈了好几天，在座谈会上，大家众口一词地肯定了党对起义人员政策的英明正确，他们要打电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表达自己感激之情，他们也要我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达他们对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感激之情。这有力地说明，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的坚决贯彻，保证人民军队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克服了宗派主义；而其它政策的坚决贯彻，保证人民军队在其它方面克服可能有的宗派主义。人民军队能够如此做，有什么理由、凭什么根据说共产党不可能通过整风运动来克服在学校、工厂、政府中存在着的宗派主义？叫喊“党委退出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党组退出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等等论调，究竟意味着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用不着多所说明了。 各位代表：我把我们部队官兵反右派斗争的热情带到这个大会上来，我用我们部队官兵的同样的热情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第3版()专栏： 民主建国会多年以来是怎样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展开坚决斗争的？ 黄炎培的发言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我们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它不但帮助我们大家擦亮了眼睛，使得更加明确地看清楚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还供给了我们一个彻底击败右派野心分子的武器。 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根据了毛主席报告所提出的方针，具体地说明了一九五六年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虚心地指出了工作中间的缺点跟错误，同时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右派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种谬论。 我万万料不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条又一条地规定得那么明确，公布还没有满三年，到今天就是当时亲身参加举手通过那部无上庄严的国家根本大法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人民面前敢于明目张胆地说，偷偷摸摸地干那些和宪法绝对违反的荒谬绝伦的言论和行为。怪不得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之一的我，有义务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特别说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间一个右派野心分子章乃器。 大家都知道右派野心分子章乃器，在本年六月十九号给中国民主建国会跟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两会联席会议决定：民建是“停止会内全部职务，责令检讨”，工商联是“停职检讨”。 我现在把民建前前后后跟章乃器的斗争情况来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报告，让大家充分认识章乃器丑恶的真面目之后和我们一道来向章乃器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展开坚决的斗争！ 代表们！大家已经知道：章乃器在国务院会上耍尽刁滑手法，对总理口出不逊，拒绝一切批评，硬说自己很好（写在六月二十八日大公报上）。章乃器在四川小组会上摆出资产阶级的臭架子，出言蛮横，表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极端恶劣态度（写在七月三日人民日报上）。代表们！那里知道章乃器这种刁滑、蛮横、恶劣在民建会场上、小组上，这些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章乃器从前在民建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的言论在广大的工商界中是有他的一定影响的。章乃器自解放以来，曾经长期地利用他在民建的地位，对工商界散布了很多的毒素。民建许多同志曾经长期地跟他展开了斗争。斗争是很早展开的。到现在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对章乃器的斗争，简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章乃器不和我们同样走社会主义路线，而竟是走资本主义路线。 大家都知道，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组成成员的民主党派。这一党派，在解放以后由于中国的革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它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担负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帮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还在这一改造工作的进行过程中间，同时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总之，民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路线是一贯的。 章乃器在民建政治路线上曾大闹过三次，小闹就一言难尽了 但是，民建就在这一点上发生分歧了，主要就是章乃器。自解放以来，章乃器一贯地在民建领导层中间，跟许多同志闹意见，闹不团结。过去大家还不很了解他的意图，现在回想起来，深深地认识到他跟我们争的，除了他个人的领导地位等等以外，重点还是民建的政治路线问题。在我们的记忆中，章乃器自解放以来，一共在民建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与我们大闹过三次，小闹一言难尽了。现在让我把三次怎样大闹简单地说一说：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四月，那时刚解放不久，我们曾经商定把团结、扶助、教育、改造民族工商业者做会的主要任务。章乃器开头没有异议。后来忽然表示不同意。提出的问题是“谁团结、扶助、教育、改造他们呢？”他认为“这可能被解释为是某些先知先觉以至自命为积极分子的人们去团结一般落后的可怜的民族工商业者，去扶助、教育、改造他们”。因此他说：“民建是属于他们（指工商业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都只是为他们服务。”这样很明白，他就是不要本会在党的领导下，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与青年干部来协助工商业者进行改造，而只要本会变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 章乃器在当时，一方面在北京、天津各地到处演说，提倡工商业者要努力“剥削”，并把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加以美化，如说中国资本家的剥削乃是没有“剥削意识的剥削”等。一方面又在会内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不耻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在章乃器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民建会是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这一想法。当然，章乃器这些见解，是不可能不遭到我们会内的多数同志们的反对的。在“三反”的时候，许多同志给予很严厉的批判。但章乃器却毫不表示悔改。 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民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章乃器又跟我们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就是当时他所提出的“红色资产阶级政党”问题。 “红色”两字，是代表革命的，是属于常识范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作为阶级来说，已经是一个要被消灭的阶级，怎么可以再用“红色”两字来代表它？章乃器不应该不知道，他的所以要在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显然是在他心目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需要改造的阶级，更谈不到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阶级。他想把中国民主建国会，看成是一个“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来借此与红色的工人阶级政党分庭抗礼，这种意图还不够明显吗！民建会员同志们头脑是清醒的。章乃器这个口号一提出，跟他在一九五○年一样，立刻遭到了绝大多数会员同志们的反对。但章乃器也依然毫不觉悟。 第三次是一九五六年本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的时候，章乃器又开始提出了一系列的荒谬理论，来反对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就是有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跟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六年章乃器在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上最初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已经没有所谓“两面性”了。后来又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与工人阶级一样的。仅仅只是“先进”与“落后”的“两面性”。此外，他又放肆地丑化中国的工人阶级，丑化共产党员，借以挑拨工商业者接受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为此曾严正地批驳了章乃器这些谬论，并且郑重地作出决议，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依然还是存在的。虽然它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已经与过去有所不同。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本质上显然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会议更特别强调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决不能理解为与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有什么本质相同之处，决不能理解为我们可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我们认为任何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对这一方针的曲解都是错误的。从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这些论点不仅仅是对章乃器，而是对今天所有右派分子的论点，都是针锋相对。 整风开始后，章乃器继续猖狂向党进攻，成为一小撮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代表 民建二中全会几个决议，向全体会员中作了传达后，是取得多数会员同志们的拥护的。但章乃器并不甘心于他的失败，在二中全会后，不但仍然继续坚持他的荒谬论点，并索性进一步地歪曲毛主席的言论，把工人阶级亦说成还有两面性的阶级，借此来混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不承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当然，章乃器的所以要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等等问题上大做文章，目的是在抗拒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也就是章乃器反对党的领导，这当然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但过去还比较隐蔽，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在检查统战部工作的时候，他的反党态度乘机暴露起来了。 今年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章乃器除继续散布过去原有的许多荒谬论点外，还更加露骨地对党猖狂进攻起来。如他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从‘墙’与‘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篇文章中间，公然地曲解斯大林所说的党员乃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话的本意，在实质上反对党员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他更提出了反对“大党主义”，反对党组织“上前台”等口号，排斥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党对一切行政工作的领导。和储安平的“党天下”思想，可以说没有两样。 章乃器不但自己反对党，还鼓动工商业者一道来反对党。装成一个对工商业者的同情者的样子，在六月号的工商界月刊中所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篇文章中间，竟打起了反教条主义官僚们的旗帜，直接对主张今天的工商业者还有两面性的党的领导同志们作了最恶毒的攻击。章乃器又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一篇文章中间，提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样的口号来一面歌颂资本主义，一面丑化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章乃器所打算走的道路，是确确实实与我们所走的道路相反的。因为我们所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愈深入一步，愈感觉有更加着重改造自己的必要，有更加靠拢党的必要。而章乃器正相反。愈深入一步，愈要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愈要起来反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正说明了社会发展规律，当绝大多数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定会有那么一小撮人起来反对走这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章乃器正是这一小撮人的代表。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这个政治路线决不许改变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看出章乃器所以成为右派野心分子，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突如其来的。过去外面的人不了解，认为民建内部长期闹不团结、闹宗派，今天大家明白了，完全不是别的，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跟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接受党的领导跟不接受党的领导的斗争。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由于党一贯地正确领导和帮助，我们绝大多数民建会员包括不少工商业者的愿意靠拢党与接受党的领导，所以民建自解放以来，虽然在工作上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还不曾为了受到章乃器谬论的影响，迷失了我们政治方向，甚至发生民建政治路线的变化。这是应该向全国人民告慰的。今后敢于向大会保证民建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 章乃器恶劣的品质，凶狠的行为和他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使用的种种卑鄙的手法，我们正在一步进一步地揭发和分析。在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是我在参加了对于像章乃器这样一个右派野心分子的斗争之后，有一点新的感悟，就是：我过去囫囵吞枣地只记住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原则。现在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新的指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点值得细细回味。什么叫做“新的基础”呢？从民建一大群会员同志们长期跟章乃器斗争，总无法达到团结这一件事情看来，这达不到的“新的基础”，就是共同的政治基础。彼此走的路线已经是两条了，还会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吗？毛主席报告中间还有一句精辟的指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大家想：灵魂都没有了，还能和他建立共同政治基础吗？还能和他团结吗？民建同志们多少年来为了章乃器，前前后后，不知用了多少忍耐工夫，多少说服方法，终于达不到团结，现在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了。代表们！在座不少友党、友团，有的正在展开整风工作，有的和我们民建同样地正在打击右派野心分子，民建愿把这斗争经验倾筐倒箧地贡献出来，让大家参考。 对章乃器的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的一环，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章乃器问题，乃至一切右派分子问题，已经不是什么个别的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内部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出现了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反党的小集团的问题。这些右派分子实际上是彼此在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的。就章乃器来说，他公然支持储安平，公然要章伯钧“不投降”，一切都写明在报纸上。这就说明我们今天对章乃器所展开的斗争，就是整个反对右派斗争中间的重要一环。 现在以章乃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但在他影响下的右派分子，各地依然存在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一反右派的革命斗争，继续扩大展开，彻底地进行下去，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站稳立场，坚决地参加作战，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代表们！我们都是亲身参加制订宪法的。我个人是抱着莫大的信心，坚决认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一定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所掌握的是真理，这真理已经逐渐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而成为不可抗的力量。这力量表现在那里呢？表现在一般人口头常说的八个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一小撮右派野心分子包括章乃器，妄想兴风作浪，结果将成一个泡沫罢了，我相信经过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不但民建和各友党、友团都会争取到更多的忠诚地信仰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更有力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将看到广大的全国人民的团结更加巩固。 让我们一切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泽东主席的人民都在这一场伟大的反右派斗争胜利中间团结起来！ 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3版()专栏： 驳“天下不太平问题在农村”的谬论 吕鸿宾的发言 我听了周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负责同志的报告后，我是完全同意和拥护。特别是经过了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使我心里更加亮堂了。 现在农民的生活同解放前无法相比 前些日子有些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政府大肆攻击和污蔑。不要党的领导啦！好像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三害”啦！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降低啦等等。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和驳斥。俺是一个农民，只是就农业合作社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请各位代表看看农业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降低了，还是提高了。现在就从俺那个社说起。这个爱国农业合作社和其他兄弟社一样，俺这个社算是一个较好的社，可是像俺这样的社是很多的。俺这个社是一九五一年秋天建立起来的，才建立的时候，只有三户，可是到了现在已经发展到一千九百九十六户了，有九千二百三十人，共有二十个自然村，土地有二万二千亩，东靠着沭河，西边是玉皇山，有平原，有山地，土地并不好，过去农民生活很苦，特别是经过了战争的严重摧残。就拿俺那个爱国村来说，过去每人只平均一亩六分地。土地少，牲畜农具很差，能过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就算很不错的了。一般的都是跟着碌?吃饭，打完了也就吃完了，有时还要熟那棵吃那棵，庄稼熟完了也就吃光了。如果遇到灾荒，就只有下关东要饭吃，民国十七年，俺村共有三十二户，就有二十五户下了关东，只有七户没有去。所以俺那里有句俗话说：“穷闯南，富进京，力逼梁山下关东。” 自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从一九四七年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都分得了土地，群众就想着把地种好，可是不组织起来还是要和过去一样。俺村有个吕杜氏，家有五口人，无劳力（妇女小孩子），虽有九亩地，可是她就无法生产，天天愁地种不上，组织起来后她就不用操心了，也不愁地种不上了，社里还分配了一些轻活给她干，她全家一年挣了二百五十多个劳动日，去年她家分了二千五百斤粮，还有四十多块钱。再说一个劳力强的户吕安里，家有三口人，四亩半地，虽然年青力壮，但是土地少，有劲无处使，收入很少，生活困难，两口子就光打仗，一九五二年入社后第二年就卖了余粮五百斤，一九五五年又卖了余粮八百斤，去年他共分了口粮二千四百多斤，还有现款一百八十多块，家里也养上了一头驴，一头猪，还盖了三间瓦房，家庭也和睦了。在俺那里盖瓦房是个大事，有很多人过去连见都没有见过，不用说住了。现在光俺村就有五、六户盖瓦房的，就俺全社说那就更多了。俺那里群众都说现在是“三多”“三少”了；穿花布的多了，新房子多了，念书的多了；要饭的少了，穿破衣服的少了，要账的少了。在文化程度上俺那里提高的很快，高小毕业生光俺社就有三十多个，初中毕业生也不少，有不少户一家就有三、四个念书的，俺村二十一、二岁的青年没有不识字的。过去俺那里找个记账的都找不着，现在是不成问题了。这并不是说，俺那里初中毕业生和高小毕业生就很多了，也不是说俺就不用再提高文化了。不是的，我们那个合作社里还是需要更多的初中毕业生和高小毕业生来帮助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也更需要有很高的文化科学人材，来帮助提高农业生产知识。我们大量欢迎初中毕业生、高小毕业生和有更高文化的人到农村去，到农业合作社里去。 俺社的生产自从组织起来后有很大的提高，在俺那里农业生产上最大的一项工作是深翻土地改良土壤，这二年来俺社就深翻土地四千多亩，这些深翻的土地有的地比没有深翻的土地种小麦能多打一倍。今年深翻的地平均产小麦二百五十多斤，没深翻的只产一百二十多斤。如果不组织起来，那里有这些劳力翻地。再说水利，俺社自一九五五年高级化后到一九五六年春共打了三百五十眼井，开了一条九里长的引河灌溉沟（引沭河的水），修了四个蓄水池。如果不组织起来这点也是办不到的。在农具方面，俺社里增加了很多新式步犁和水车。特别使人兴奋的是，俺县里有了拖拉机站，如果不是农业合作化，土地统一使用，拖拉机也就不能用了。土地统一使用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按照国家的需要，需要什么，就种什么，群众吃什么就种什么，什么土地种什么合适就种什么，没组织起来前这点谁能办到。这几年来我们对荒山梯田，也进行了修整和绿化，从一九五三年起俺社就栽树二十多万棵，栽的果树有的已经结果了，多少年来光油油的荒山变了样了，这个不组织起来也是办不到的。过去这些山不是已经荒了几十年几百年了吗？现在俺社还有树苗五十万棵，准备继续绿化。过去多年为害的柳青河今年也进行了修整，修了十五里路长的河沿、填出了四十多亩被河水冲刷的土地。在畜牧业上也有很大发展，过去俺社这二十个村养猪的很少，现在养猪户已经占全社百分之八十五了。全社共养猪二千七百头，每户平均接近一头半猪，全社养母猪五百头，一年能生小猪一万多头，这就为发展养猪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全社共有耕畜八百三十头，过去俺那里只养小毛驴，现在也养上骡马了，也有了黄牛。 再说俺社的副业生产，俺社经营的副业是多样的，现在共有十八种（铁匠、木匠、洋弓、压车、造纸、粉房、油房、石灰窑、砖瓦窑等等），这些副业除了供应本社和便利社员外，还要帮助其他社。我们这些副业生产去年一共收入了九万元，每天平均二百多元。这个不组织起来能办到吗？最后再说一说我们的粮食收入，由于我们深翻地多施肥、水浇，封山造林、保持水土，养猪积肥等等，使得俺社粮食产量逐年上增。俺村没有建社前，一九四八年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八十五斤（这还是有了互助组）而从一九五一年建社后，虽然俺社是由三户开始，每年都有很多新户入社，可是我们的产量还是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去年总产量是每亩平均产四百零八斤半。当然我们认为增产还是不快的。一九五六年俺社的总收入是：粮食六百一十八万斤，交给国家（公、余粮）一百四十四万斤，种子饲料三十八万斤，余四百三十六万斤分给了社员（一九五六年俺社共有八千四百人），每人平均净分口粮五百斤。这和解放前是无法相比，和互助组时口粮比较是每人多得一百六十斤，从每人平均粮食斤数上看增长的速度并不很快，这是因为俺社人口增加的很快，一九五六年全社就生了三百五十个小孩，连老带小死亡是三十四人，生死相抵还增加了三百一十六人，如果不是合作社，这些人的口粮就很难保证了。社员每人除了分得五百斤口粮外，平均每人还分得现款十元多，再加其他折价，去年每人平均共收入七十块钱以上。社员的个人家庭副业未计算在内。所以有的社员说：现在少吃无穿的人很少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入了社后又省心又省力，收入还多，比起自己单干能多活几年。这次来开会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使我更加明白合作社内的矛盾，和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合作社经过三、五年就一定能够巩固下来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说的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俺这个社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了一段艰苦奋斗的过程，才到了今天的。 我们的合作社也有缺点但是一定能够克服 我们爱国社在这几年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好没有缺点了，我们也还是存在着一些缺点的，这些缺点一方面是合作社和社干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县、区、乡干部也要负责。我们的缺点首先是，合作社高级化以后，社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摸摸自己的腰里有多少钱，就盲目搞基本建设，又要求过多过大。而没有拿出足够的力量来投入在当年就有收益大的生产上去。如深耕细作、加工施肥等。对社员“财从细起”的勤俭节约教育不够，社员分到粮食后不是和过去一样省吃俭用积蓄一部分粮食以备来年，而是认为土地已经交给合作社了，就一切依赖合作社。有的社员就这样说：快点吃，快点扬，没的吃，上大场，没的花，上银行，病病洋洋进药房。在住房上社员也要求高了，几十年来住着的草房，一入社头一年就要修理，比方，有一个马连玉，他家的房是前年才栅的，就只是矮点小点，今春看着人人盖房，他也要盖，还想盖瓦房，可是今春只盖草房就拉下了账，影响了生活。在吃饭穿衣上，过去我们那里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是好户，现在没有吃糠的了，都不愿吃粗的穿旧的了，有些社员就说过去省吃俭用是想多置二亩地，留给孩子们过好日子，现在土地入了合作社了，不吃不穿留着干什么，吃净花完再向社里要。所以造成了社里一度粮、钱紧张。总之我们对社员的政治教育和勤俭办社的教育很不够，没有把过去老年人常说的：随年吃饭，随年穿衣，家从俭勤起，吃饭穿衣量家当的这种节约精神教育社员，因而使得有些社员不艰苦，存在着一切均由社里包下来的思想。其次是贯彻民主办社的精神不好，还不够民主，比如说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没有广泛的征求老年、青年、妇女社员的意见，而是几个人制定出来，在社员大会上通过，这样社员对生产计划了解的就不深刻，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还往往强调自己的意见，认为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强。特别是在计划中对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这些问题上照顾不周。因而有些社员有意见。第三是在牲畜喂养技术管理上有缺点。牲畜强调一律集中喂养，猪也要集中喂养，这样社里就建筑了很多猪圈、牛棚，花钱很多，也浪费了草料，牲畜和猪还容易死亡，社里损失很大。推广优良品种技术改良方面不能因地制宜，根据群众已有经验逐渐推广，如种金皇后玉米，肥沃的土地也不过一千八百棵，最多不能超过二千三百棵，而一推广密植，有的就种到三千棵，肥料又上不足，结果光长了些玉米秸没长玉米棒。 但是以上这些缺点，我们认为是人民内部问题，必须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从去年我们就已经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一些，最近我们党支部和社委会曾召开了会议，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些缺点必须再进一步克服，只要我们虚心听取广大社员的意见，坚决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这些缺点就一定能够很快的克服。 预计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能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下面再说一说我们今后的打算：在粮食生产上一九五七年总产量要求达到八百二十六万斤。每亩平均产量四百五十斤。每人平均可分得口粮六百五十斤到七百斤，连副业收入计算在内每人平均收入达到八十元以上。完成了以上任务，就超额完成了我们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打算：到一九六二年粮食总收入争取达到一千二百万斤（经济作物不在内），每亩平均产量增产六百斤左右。采取的措施：把俺社全部土地二万二千亩进行整理，全部深翻一遍，增加肥料，从一九五六年每亩平均上六车增加到十三车。扩大水浇地六千六百亩。培育改良更好的品种。发展畜牧业，首先帮助社员自己养猪，社里光养母猪，给社员培育良种，每户平均养五头左右，全社养一万头左右，共积粪三十万车，每头猪连粪在内还获纯利二十元，共可获纯利二十万元。并扩大饲料种植面积。加强防疫，培养兽医人员，多养种畜，继续加强人工授精站的工作。耕畜方面逐渐把小毛驴换成骡、马、黄牛。山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种植七十万棵树（果树、桑树、用材林等），树苗已经育成，并进行整枝、抚育、除虫工作。这七十万棵树，预计到一九六二年每棵最少可收入一角五分钱，共可收入十万五千元。副业再提高质量，固定成本，加强管理，预计到一九六二年实收入可增加到十五万元。 以上是我们计划生产增长的情况，我们的人口预计也要有相当数量的增加。到那时如果增加到一万一千人的话，每人平均可得实有粮八百五十斤，现款四十多元，一共折价计算，每人每年纯收入平均将达百元以上。完成了这些任务，我们就可以达到富裕中农的生活，我们的社员有的就这样说：“我们的社，东靠沭河，西靠玉皇山，有山有水有平原。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山青水秀遍地是畦田。山上的水池似清泉，池水弯弯曲曲流到畦田。多年的荒山变成果园，不好的土地变成良田，多年的草房变瓦檐。到那时才觉到我们生活的美满。”俺说的这一切，都是党领导着农民来办的，如果不要党的领导，就是不要俺这些农民。 有些右派分子说：“农民生活没有提高”，黄绍竑先生也说“天下不太平问题在农村”，好像是说我们农民要造反，有人还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这些话你们是从那里听来的。我知道，只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反对合作化的人，才说这些话，其他的人是没有说的，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么我就先请这些人到俺那里去住着看一看，俺管着你吃，给你细粮吃，合作社里也可以给你出上路费，看看俺那个地方农民生产和生活好不好，有没有提高，统购统销是不是搞糟了，合作化是不是搞坏了，农村的党员是不是完全脱离了群众。你说的那些话是不是事实？这些歪曲事实的话真把俺气火了，俺是坚决反对的。 另外，我提出一个建议，要求所有家属住在农村的同志：政府工作人员、军官、教职员、工人要很好节约，多往家汇钱，帮助家中生活。同时，要教育家属在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中起带头作用。个别的家属和合作社有对立的情绪，感到合作社对他们没有好处。有些家属在农村好像有点特权思想，影响了群众和政府的关系。当然，农业合作社也应当很好地照顾家属生产和生活。我建议在职同志可以与合作社建立通信关系。

第3版()专栏： 谁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决不罢休！ 李友秀代表革命老根据地兴国县的农民警告右派分子赶快向人民彻底认错，改邪归正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同意其他几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江西省兴国县人，是一个农村妇女。江西是革命老根据地，我现在代表兴国县人民讲几句话。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全县人民一致表示愤恨，特别是我们的农业社，来信委托我警告那些右派分子，不要兴风作浪，赶快放弃反动立场，向人民彻底承认错误，改邪归正。如果右派分子仍然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我们就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右派分子们：你们想利用共产党整风，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否定我们的伟大成绩，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扰乱人心，企图造成社会混乱，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但是，你们的打算，你们的估计完全错了。我们老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有较高的阶级觉悟，都能够分清是非。我们都懂得革命的好处，得到了革命的利益。我们也曾经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屠杀与摧残，这笔大血债，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老根据地人民，都懂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自家人，谁是我们的领导者。你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行动，我们人民一看，就知道你们的阴谋诡计，你们装模作样的好像关心人民，替人民说话，其实你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那些右派分子造谣说“农民生活太苦了”，这是睁着眼睛说胡话，是有意的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就拿我们社里生活和解放前比较，不知要强多少倍。过去农民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甚至有的割完禾，就没有米吃，俗语说：“镰刀挂上壁，马上没米吃”，现在社员都吃得饱、穿得暖了。如我们社里的社员兰水秀，解放前家里没有过夜米，以致卖儿女维持生活，现在盖了新房子，并有了余粮。过去穿破烂衣服的人，现在都做了新衣服、新被子、新蚊帐。过去绝大多数人是文盲，现在青壮年绝大多数都认识字了，可以写简单的信和看报纸。我们妇女同男人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我们县里有许多妇女当上了农业社长、副社长、乡长、副乡长，从全省来说，还有不少女同志当了县长、副县长。右派分子们，如果你们不相信，那就请你们到我们那里看一看，把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比一比，不要再胡说八道。我们县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反动派屠杀了很多人，一直到现在，人口还未恢复。我们社里女劳动力多，男劳动力少，在三百一十七个劳动力中，男的只有一百一十四人，女的有二百零三人，比男劳动力要多一倍。我县有许多男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有许多妇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才换到革命的胜利和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社里八十三岁的萧宜兰说：“谁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我就用扁担锄头打破他的头，和他拼命，我们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右派分子，如果我们全国五万万农民都拿起锄头和扁担打你们，你们是受不了的。我们有六万万人的一条心组成的大船，并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舵，你们这些右派分子没有丝毫力量摇翻我们的大船，也不能阻碍我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你们这些右派分子还是老老实实的改造自己吧，如果你们仍然坚持反动立场，那就会自取灭亡。这是我对你们的警告，也是所有劳动人民向你们提出的警告，至于你们怎样作，请你们自己选择吧。

第4版()专栏： 澄清对侨务工作的一些糊涂思想 何香凝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所作的报告。 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提出了治国的根本方针，阐明了我国八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和人民生活逐年得到改善的状况，对最近一个时期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就提到：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争取做一个左派；对于心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不应该甘心长久做右派，要不断改造自己，这样他们才能有光明前途。现在全国人民在反右派斗争中，再一次地显示了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但是直到现在为止，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等右派分子，有些还在顽强抵抗，有些还在撒赖拖延，拒不悔悟。难道这些右派分子真要自绝于人民吗？ 八年来，侨务工作是有很大开展的。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辉的照耀下，侨务部门协助党政领导机关发动侨眷归侨参加了全国的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团结教育国外华侨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拥护和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侨务工作也是我国政府工作中一项较复杂的工作。在八年的工作过程中，有过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查克服；同时我们也曾不断地纠正各种对侨务工作的不正确认识，不断地克服对侨务工作的成绩和缺点的不正确估计。现在也还听到一些不正确的糊涂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这是必须澄清的。我想趁此机会谈谈个人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华侨是热爱祖国的。有人说，不应在国内侨区进行各项改革运动，认为国外侨胞因这些改革运动而对祖国不满。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华侨的愿望的。 第一，绝大多数华侨是热爱祖国的。祖国走向富强繁荣，是华侨世世代代的期望。我国的建设成就，使华侨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方面。有人说，因为华侨有特殊性，不应在国内侨区进行各项改革运动，以免影响团结国外华侨。甚至还有人怪责“国外侨胞因这些运动和改革，而对祖国深怀不满”。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不符合华侨的愿望的。 在历次的社会改革运动中，政府对侨眷归侨和全国人民一齐发动，并根据华侨的特殊情况，制定了在侨区贯彻这些政策的特殊措施，引导侨眷归侨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改革运动，解放了侨区的生产力，使侨乡社会秩序安宁，出现了勤俭劳动的新风气，改变了侨乡的面貌。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改造是为求祖国强大的必要措施，国家强大就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从而改进华侨在国外的处境；华侨热爱家乡建设，侨乡在改革后出现了繁荣安宁的新气象，就是华侨所愿望的。这是国家利益和华侨利益一致的最基本一面，也即是八年来华侨爱国爱乡热情日益高涨的道理。华侨长期远居国外，在解放初期，对新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加之敌人造谣诬蔑的影响，有少数人对祖国的某些改革措施产生过怀疑和不满，但是当他们了解到祖国的真实情况和知道我们不断在改进工作之后，他们就倍加热爱祖国，从而华侨的爱国团结就更扩大、更加巩固了。数年来，回国观光省亲的华侨，在进入国门之前和返回侨居地之后所反映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有上述错误想法的人，是企图利用少数华侨因对祖国尚不了解而曾经有过怀疑这一点，来否定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必要和成绩；是企图利用华侨的特殊情况以脱离总路线的基本方向的谬论，也是对华侨侨眷的爱国进步方面估计不足的表现。我们知道，没有五大运动，便没有三大改造；没有三大改造，便没有社会主义。而国外一千多万华侨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国内一千多万侨眷归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八年来的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华侨侨眷也绝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大部分侨眷在农业合作化后增加了收入。有些人说侨眷生活下降了，从总的方面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二，一九五六年是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年，也是广大侨眷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得到巨大胜利的一年。侨眷参加农业生产的逐年增加，生活得到可靠的保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部分断汇侨户的生活处境是饥寒交迫、不能度日的。今天也有部分断汇侨户，但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还能保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在广东、福建的侨区，由于地少人多，以及经济作物、副业尚未大量恢复，加上侨眷劳动力弱，减少收入的户数虽比农民多，但增加收入户数也达到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办不好的合作社，增加收入的户数可能达不到百分之七十，办得好的合作社，侨眷增加收入的比例则高些。如澄海县锦里乡五四高级社一百二十六侨户，其中增加收入的九十三户，占侨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八；不增不减的二户，占百分之一点六；减少的三十一户，占总侨户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减少收入的仅是侨户中的小部分。他们多是过去不劳动或不能劳动而靠出租土地生活的。对于劳动力少而弱又断汇的侨户，政府采取了给予适当的土地报酬和妥善安排劳动的办法，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总的说来，大部分侨眷在农业合作化后增加了收入，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些人说侨眷生活在解放后下降了，从总的方面来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侨眷由于有参加生产的收入，加上又有经常的或不经常的侨汇收入，生活一般比较富裕，对物质的需求较高。政府对这种特殊情况已采取了一定的照顾措施。实行统购统销后，侨眷除了统销的几种商品按定量购买以外，其他许多种商品，侨眷仍然在市场上可以买到。至于某些侨眷因为过去有奢侈的习惯，今天在某些物资上不能得到满足，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今天政府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治家，全国人民都过着朴素的生活，城乡正在改造旧习俗、旧风气，资本主义糜烂的生活方式逐步被淘汰是势所必趋的。侨眷也要在这种移风易俗的新时代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些人因为看到一些侨眷对某些物资供应上的不满足，就认为侨眷生活下降了，这是不正确的。必须认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生产力还很落后，对侨眷的物资供应也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和全国人民生活提高的同时，加以解决。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对侨乡的特殊情况加以适当地照顾处理，如根据侨乡的生活情况，在地区性的物资调配上加以照顾，这是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六亿人民出发，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加以解决，过分强调少数人的特殊照顾而影响全国性的整个措施，也是不对的。 有的人因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侨眷出去多了一些，便认为这是侨务工作没有贯彻侨务政策的结果。这是由于对侨眷出入国问题缺乏全面考虑和具体分析。 第三，华侨侨眷经常出入国境，是华侨的一种历史习惯，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华侨由于热爱祖国，怀念家乡，相继回国探亲、观光、求学、就业；国内侨眷也因父兄亲人远居国外，出国团聚、探访、承继产业、料理店务的也不少。政府对华侨侨眷出入国境，采取了尽量给以便利的方针，有关机关曾制定和公布了一些管理办法，给以方便和照顾，密切了华侨与其国内家属的联系，因而也就加强了侨胞与祖国的联系。所以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方针与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几年来，华侨侨眷出入国的情况，与旧中国根本不同。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历年回国的人数都超过出国的人数。例如，一九五三年回国人数为出国的百分之二百五十一点六八，一九五四年是百分之二百二十三点五三。一九五五年以后，政府对华侨侨眷出入国境审批方面有所放宽，因而出国人数较之回国人数有了增加。 从归侨侨眷出国去香港的原因来分析，也可看出这是正当合理的。历年出国的归侨侨眷中，绝大部分是侨眷。这是因为他们的亲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回国，他们必须出去与亲人团聚。她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又都是在国外（或香港）短期居住就要回到国内来的。据一九五六年一月到十一月广东省三十六个县的统计，出国的侨眷，即约占出国的侨眷归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在这些侨眷中属于会亲、团聚的即占百分之七十七，其余的大部分多是回国观光、探亲然后再出去的归侨。在出国的侨眷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由于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生活一时还不大习惯，贪恋国外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因而不安乡居而申请出国的。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有些基层工作是有缺点的，如安排劳动和安排生产不当等，但是更重要的情况，就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间，香港英国当局又实行“平衡出入”的无理措施，使归侨侨眷去港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害怕将来更不易出去，于是申请去港的多了，甚至没有必要出去的人也要求要办理出国的手续。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广东省的少数地区，出现过申请去港的比较紧张的情况。经过了有关方面的教育说服和妥善安排，这种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变。但是，在香港当局实行的“平衡出入”的无理措施未取消之前，要使侨眷出入国境的情况得到更好的改善，也有一定困难的。 有的人因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侨眷出去多了一些，便认为这是侨区工作没有贯彻侨务政策的结果。这是对侨眷出入国问题不加全面考虑，不加具体分析，而以局部情况来否定整个下层侨务工作的成绩，显然是错误的。而且侨眷出国去港会见亲人，可以帮助国外亲人了解祖国和家乡情况，对团结国外华侨也有好处，把侨眷出国赴港都视为是不好的事情，也是不对的。 不能以华侨回国升学的人数的多少来衡量我们教育工作的好坏。 第四，关于华侨学生就学问题。国家除了积极鼓励华侨在侨居地集资办学，就地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外，对辅导华侨子女回国升学也是非常重视的。政府先后在北京、广州、福建集美三地创办了三所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规定了一些优待华侨学生入学办法。几年来对华侨子女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帮助将近四万多归国华侨学生进入国内各级学校学习，其中已有约百分之二十进入了高等学校，还有将近二千名归国华侨学生先后从高等学校毕业，参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有人说，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减少，是祖国对争取华侨学生回国升学不力，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从解放到一九五五年华侨学生回国升学是逐年增多的，一九五五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多十几倍，一九五六年回国人数虽略减，但今年又增多了。同时，我们对华侨学生的教育方针，虽是对回国升学的表示欢迎，积极辅导入学；但更重要的还是鼓励华侨在国外办学，使华侨学生在侨居地就能够受到适当的教育，这样就不仅能得到父母亲人就近照顾、教育，同时，也可以学习侨居国的文化、经济，与侨居国人民友好相处，长期生存。由此可见，以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人数多少来衡量我们教育工作的好坏，是不全面的，何况实际上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人数也不是在减少呢！ 华侨回国投资是逐年上升的；说政府照顾不够而影响了华侨调资回国的积极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五，政府辅导华侨回国投资政策，是根据国家经济计划的需要，照顾到投资人的愿望，以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为主，也可以采取合作经营或公私合营的形式，并在个别情况下允许独资经营，以便华侨选择适合他们意愿的方式。几年来，华侨参加地方工农业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五六年广东、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股金，各占两省地方工业投资的十分之一；至一九五六年，两省华侨投资创建的工厂和企业就有四十四个。 但是，有人说，政府对华侨回国投资照顾得不够，影响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因此，他们建议为了鼓励华侨投资的积极性：（1）要求在保息八厘之外，还继续分红；（2）允许华侨投资人无条件地支付外汇利息；（3）外汇投资的股票应准持有人在海外中国银行抵押或透支；（4）还本时，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照当时外汇牌价，以外汇还本。事实不是这样的。而且上述四点都是不妥的，不可能予以迁就的。建国以来，华侨回国投资数字是逐年上升的。以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资金的情况看，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到一九五五年就为三百零五，一九五六年加上上海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为四百八十七。这就说明华侨回国投资是积极的、逐年上升的，那种说政府照顾不够而影响了华侨调资回国的积极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继续分红的问题，我们不能同意。因为华侨投资公司是国家经营的侨资信托企业，它和投资人之间是保本保息的关系，投资人对企业不负盈亏责任。如果进行分红，势必将国营经济的投资公司变成自负盈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关于要求支付外汇利息问题，目前已着手解决。国务院不久前通过的并将提请人代常委会审议的“华侨投资优待办法”中规定，经过外汇主管机关批准后，可付给投资人以不超过年利息百分之五十的外汇，这与目前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股票的利润大致相等，是可以满足投资人以外汇支付利息的要求。而要求无条件支付外汇利息，则是对国家过分的要求，显然是不正确的。 关于以外汇投资股票在海外作抵押或透支问题。大家知道，投资公司的股息是八厘，而香港及国外其他地区中国银行的抵押透支，年利是六到八厘。可见利息当中也还有若干差额可得。因此可以说这种要求实质上是自私的打算，因国家对华侨投资已有投资于华侨投资公司的股金到社会主义建成后仍为投资人所有的规定，若再以股票在海外有关银行用作抵押或透支，投资人就可能以小额资本获得比投资更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是建筑在国家银行储备更多的抵押和透支的基金上的，这是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的。同时，股票是有价证券，按国家法令规定是不得携出国境的，从华侨本身来说，有价证券携至国外，由于环境关系，也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只从少数人着想而损害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 根据我国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事实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货币贬值的必然规律来看，要求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按还本时牌价结汇，实际上是替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保值。若是那样做，国家必须储备超过原投资数额的外汇来支付这项股本，这必定影响国家外汇基金的积累。国家吸收华侨资金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用于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生产资金的积累，并不等于外汇的积累，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的还本结汇的办法，不仅会影响国家外汇基金的使用计划，同时也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所以这种错误打算是不符合许多华侨热心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的。 由此可见，这些要求就是：既要在国内获得八厘利息，又要在国外中国银行取得保持原资本额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活动能力；既要求能保住外币金额，又要求资金不受资本主义货币贬值的影响。这样做，实际是把投资人和国家的信用关系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交易关系，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不相容的。再从华侨投资人本身来说，他们投资除为建设祖国和家乡外，因为投资能保本定息，对于他们将来的养老，对于现在国内子女的就学和生活赡养，都是有保证的。这是绝大多数华侨投资人的要求，有上述错误要求的仅是绝少数人。所以，国家不能采纳这种要求。 从上面几个问题来看，侨务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证明了各项侨务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当然，侨务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侨务部门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这些都必须坚决克服。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以主人翁的精神，来对待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以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辨事物的是非曲直，对于那些有意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言论和行为，或是从少数人出发而不顾国家利益的要求，我们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附图片） 烈士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中）对朝鲜族代表金信淑（右）和黑龙江代表陶淑范（左）说：右派分子想钻到人民心脏里捣鬼，真是妄想。人民革命的果实绝不许遭到破坏，烈士的鲜血绝不能白流，社会主义绝不允许损伤。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4版()专栏： 卫生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 李德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现在我就卫生工作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向大会作简要的报告。 卫生事业大发展 建国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卫生事业建设表现在：卫生防疫站由一九五○年的六十一个增至一九五六年的一千二百六十余个，增长了近二十倍。各种疾病的专业防治所（站）（如鼠疫、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由一九五○年的三十所增至一九五六年的六百余所，增长了近二十倍。妇幼保健站（所）由一九五○年的三百四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四千五百六十余个，即增长了十二倍。全国医院、疗养院床位由一九五○年的十万零六千张增加到一九五六年底的三十二万八千张，即增长两倍以上。全国各县（旗）都设立了卫生院或医院。区卫生所从一九五○年的七百五十九所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一万三千余所，即增长近十七倍。此外，群众举办的卫生机构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联合诊所由一九五○年的八百零三所增至一九五六年的五万一千余所，联合妇幼保健站建立了六百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约建立了一万个保健站，开业医务人员约十余万人。卫生队伍也迅速的扩大了，一九五○年全国有西医师、药师四万一千多人，一九五六年增至七万五千多人；中医五十万人。为了加强卫生干部的培养，充实和新建了三十八个高级医学院校，一百七十六个中级医药卫生学校，并逐步进行了对现有干部的培养训练。高级医学院校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学年在校学生为四万六千二百一十八人，较解放前最高年份（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学年）在校学生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五人，增长了近三倍。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是迅速的；新兴的预防疾病的专业组织在逐步地增加；中医力量和群众举办的卫生事业以及开业医生均是重大的工作力量。 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防治疾病，逐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几年来在预防为主方针的指导下，通过组织防治疾病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和某些预防性的卫生监督、新法接生等，对于各种疾病，特别是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进行了积极的防治工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后，防治工作有了新的改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以来霍乱病在我国从未发生。天花病除个别地区发生极少数病例外，绝大部分地区均未发生，今后仍须继续普遍进行牛痘接种，以消灭这一疾病的危害。对鼠疫，由于开展了灭鼠、灭蚤和疫苗接种等预防工作，已基本上控制了人间鼠疫的发生，但仍须继续加强综合性的预防措施。不再使鼠疫危害我国人民的健康。对严重危害长江两岸及以南十多个省市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开展了大规模防治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五六年内，消灭钉螺的面积达七亿余万平方公尺，同时在流行地区实行了粪便管理和水源保护等预防措施，治疗病人达四十余万人。在预防和治疗工作上都积累了一些有效的经验。对于疟疾，已摸清了流行情况，制定了防治规划，并进行了防治工作，发病率已逐步下降，一九五六年未发生暴发流行。对黑热病，开展了消灭白蛉的预防工作，几年来治疗患者达六十万人，病区的发病率也显著降低。对钩虫病的防治，在流行地区开展了粪便管理等预防措施，流行较重的四川省，治疗患者约四百万人。对结核病，以厂矿企业为重点，进行了防治工作；对儿童开展了卡介苗接种，减轻了这一疾病的危害。小儿麻疹也由于防治工作的加强，病死率有所降低。此外对流行性乙型脑炎、性病、麻风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甲状腺肿，以及厂矿职业病（如铅苯中毒、矽肺、中暑等）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和防治。 其他几项主要业务工作方面，在贯彻执行中医政策上，一九五六年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开办了二年的脱产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三百余人，有些城市组织了六个月的脱产学习班，更有不少西医参加了在职学习，有的西医专家也结合本身业务，开始了对中医中药的研究工作。各医疗机构吸收中医参加工作约二万九千余人（其中卫生部门二万一千人，其他部门约八千人）。中医医院有了发展，已达一百四十余所。中医带徒弟四万四千余人，并举办了四个中医学院。由于中医政策的贯彻，中医业务有了开展，壮大了防治疾病的力量；中医的政治地位有了提高，积极性有了发挥，积极参加了疾病的防治工作和供献了大量的秘方验方。西医人员对中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协调中医药的供求关系，逐步解决中药供应上的脱销品种等问题，中药业务已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交由卫生部门管理，并召开了专业会议，对中药材生产供应作了安排。 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上，制定了全国医学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和一九五七年的科学研究题目。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医学科学工作人员研究热情普遍提高，各地区的医学院校，医疗、预防、妇幼卫生机构和生物制品等单位的科学家积极进行研究工作，并不辞辛苦深入现场，指导防治疾病的实际工作。一年来在防治血吸虫病，抗生素研究，以及预防、基础、临床医学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最近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对于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进行了协调与调整，为有重点的开展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妇幼卫生工作上，大力开展了新法接生，在妇联和有关单位配合下，到一九五六年底培训了接生员近五十万人。在城市基本上实行了新法接生；农村的新法接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保护婴儿和产妇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儿童保健机关加强了业务领导，婴幼儿的发病率显著下降。关于节育工作，进行了避孕知识的宣传，组织进行了节育的技术指导，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了避孕药品和用具的供应工作。 在医疗预防工作上，重点试行了划区医疗服务，取得了初步经验。城乡医疗预防机关，多是夜以继日的治病救人，为维护病人健康，进行着辛勤坚韧的劳动。 在药政工作上，会同有关部门，计划安排药品器材的产销，对药品器材加强了抽验和监督，借以提高产品质量，积极进行了中国药典的修订工作，拟订了药典以外的药品规格标准和编辑了医疗器械的规范。 卫生工作需要不断改进 但是我们工作上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的，如预防为主的方针的贯彻不够全面，防疫机构力量薄弱、质量很低；医疗机构的预防措施不够；卫生部对爱国卫生运动抓得不紧，出现时紧时松的毛病，预防性卫生监督的措施，未能很好地开展。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不够，医疗制度不够完善，在公费医疗和疗养院的管理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形成严重的浪费现象。歧视中医的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在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发扬中医力量上还缺乏妥善的措施和具体指导。对于团结和发挥中西医专家的作用重视不够，未能很好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培养干部工作上尚未作出很好的总结，并且制定切合于我国实际的改进方案等等。 这些缺点和问题，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采取适当措施，是完全可以逐步克服的。 但是有人认为我国卫生工作根本没有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疾病，妇幼卫生中的预防新生儿破伤风而开展的新法接生，工业卫生中逐步开展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参加城市建设规划，今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又确定卫生基层组织，必须参加卫生防疫工作等等，都是按照预防为主的方针进行的。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长期的工作，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完这些工作，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几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有的人却只看到缺点，而怀疑学习苏联的正确性。这显然是错误的。学习苏联中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吸取苏联某些先进经验时，没有很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而不能怪苏联经验，今后学习苏联仍是我们的方向。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定遵照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示的，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今年四月间我们召开了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确定了今年的工作应遵照整顿巩固提高质量和勤俭办事业的方针，使今年的卫生工作得以巩固的发展，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作好准备。在防治疾病工作上，必须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把预防为主认真贯彻到医药卫生工作的各项业务中去，加强现有的防疫机构，积极开展卫生监督工作，并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一九五七年仍以防治血吸虫病、鼠疫和疟疾为重点。对于鼠疫，已达到基本上控制人间鼠疫的流行，还须继续加强防治工作，以防止这一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各省市应分别主要次要、轻重缓急，根据卫生部规划，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制定规划，积极进行防治。争取今年内取得更大的成绩。 关于加强基层卫生组织的领导，根据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特点，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必须把国家举办的和群众举办的基层卫生组织以及个体开业医生，适当地加以安排，密切结合，使之各得其所。基层卫生组织建设，必须明确依靠群众、贯彻群众路线和预防为主的原则，并鼓励群众办卫生事业。根据以往经验，群众性卫生组织不宜过大或过于集中，应贯彻有利于生产，简便易行，民主管理、勤俭办事业的方针。组织形式可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并重视群众经验和创造。依据以上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现有基层卫生组织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 进一步贯彻中医政策，改进中医中药工作。贯彻中医政策，继承与发扬我国医学遗产关系到卫生部门各项工作和我国卫生工作的道路问题。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工作，逐步克服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思想，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并采取妥善措施，稳步前进。西医学习中医应继续贯彻“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就是要系统地学习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在中医的合理和不合理部分未能区分之前，应全面加以掌握，以便整理研究，去粗取精，达到继承和发扬的目的。但这一方针是西医学习中医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并不是对参加学习的每一个人的具体要求，可根据不同对象确定不同的目的和要求，既可通过学习培养教学人才和研究人才，亦可培养治疗人才。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亦可多种多样，以便使这一方针更好地实现。学习教材，先由经典著作学起，再学近代著作，或先学近代著作再学经典著作均可。根据这一精神对脱产学习班和在职学习班加以整顿。在职学习，先从中医理论或临床经验学习均可。要适当地鼓励与组织少数理论基础较好、临床经验丰富的西医专家学习和研究中医。对于中医参加医院工作，应进行适当的整顿和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加以改进。中医带徒弟，应根据保证质量的原则，协助师徒加以改进。并注意提高现有中医的学术水平，根据中医教学特点，克服困难，创造经验，逐步办好现有四个中医学院。 关于改进现行医疗制度，在有条件的城市实行划区医疗服务，改变某些医疗机关只重视医疗不重视预防的情况，使医疗与预防结合起来，改进医院管理工作，加强思想教育，改善制度，提高医疗水平。同时也应适当的教育群众和病人，爱护自己的医疗机关，改正某些不尊重医务人员的现象。积极设法改进公费医疗办法，加强疗养院的管理，发挥疗养机构的潜力，克服浪费现象。 加强工业卫生工作，卫生部门和工业部门应在互相支持和密切配合下进行工作，各级地方卫生部门应把厂矿各项医疗卫生业务领导起来，以防治职业病、多发病和工业性外伤为重点，督促厂矿卫生机关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规划，并逐步改善医务人员的分配和使用不合理的情况，组织全体医务人员，依靠广大职工群众，作好防治工作。厂矿医疗卫生机构的经费、基本建设、行政领导，以及职工劳动条件的改善，仍由工业部门负责，并协助卫生部门作好业务领导工作。 关于节制生育，应继续广泛开展宣传工作，积极提倡避孕，加强技术指导和药物用具研究，寻求更为方便而有效的办法。 医学教育工作应认真总结经验，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国家建设的需要及医学科学的发展，研究确定我国高中级医学教育的学制、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和规划等问题。切实解决高中级医学教育的实习基地，组织编写教材，并开展医药学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力培养师资，提高培养干部的质量。同时应重视少数民族卫生干部的培养，加强各级在职干部的提高和进修工作。 在药政工作上，解决当前中药的品种或数量上的严重脱销，以适应中医医疗业务的需要，应当积极恢复和发展中药材的生产，有计划地进行收购，继续完成药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自由市场的领导，提高供应质量，改善经营管理，逐步缩小和解决脱销品种，在医药密切结合的原则下，以便更好地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对于西医药器材，也应注意解决品种脱销问题，并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加强检验和监督工作。对医疗机关的药房工作亦应加以改进。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国卫生事业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是紧密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几年来的工作充分证明，只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把人民卫生事业推向前进；任何削弱或脱离党的领导，就会给卫生工作带来损害。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是勿庸置疑的真理。对于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错误思想，周总理在报告中已作了精辟的批驳。但在卫生工作战线上也确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共产党不懂卫生科学技术，不能领导这一工作。这种错误思想实质是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卫生事业的进攻。我们必须坚决地与反对党的领导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右派分子作斗争，击败右派分子的进攻，维护党的领导，发展我国卫生事业。当前，我们全国卫生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不获全胜，绝不罢休。

第5版()专栏： 认真处理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 浙江武汉等地积极改进工作 无锡就九个重大问题订出初步改进方案 新华社杭州11日电　浙江省省级领导机关接受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改进工作。 浙江省农业厅中共党组根据党外人士徐淡人和余采青的批评，检查了过去领导蚕桑方面的缺点，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徐淡人5月上旬在省政协会议上批评浙江省有关领导部门历年来“重蚕不重桑”，本末倒置，他指出这是浙江省几年来蚕桑生产恢复缓慢的病根。农业厅党组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新成立的蚕桑管理局已决定派负责干部到吴兴县等蚕区进行调查，制定提高桑园产量的方案。农业厅并专门调拨了大批药械到桑蟥为害严重地区，以保护现有桑园，提高今秋桑叶产量。党外人士、省桑苗培育所主任余采青批评省领导上不重视收集研究群众原来饲养土种的工作，以致使许多有特点的土种绝种。省农业厅接受了这个批评，最近已收集到二十五种新品种，准备进行研究。 不少厅、局领导人员的作风也有了显著改进。省城市建设局的几位党员局长，现在遇到有关技术性的问题，总是请总工程师和有关技术人员共同商讨。工业厅订出了各厅长分工联系各工厂、深入下层的制度，一个多月来，党组第二书记、副厅长张光曾两次到金华帮助工作；几个非党员副厅长在党组书记翟翕武的倡议下，也深入基层，检查和帮助企业的生产工作。 新华社武汉11日电　武汉市党和政府领导机关，对前一阶段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正在认真处理，积极改进工作中的缺点。 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已经规定每星期四、五为无会议日，各级机关的干部们利用这两天时间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或者去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市卫生局和手工业管理局过去一向不大重视人民来信和来访的处理、接待工作，现在这两个局除调配干部处理来自人民群众的各项意见外，卫生局还指定一位局长在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同机关和基层干部进行接触。 负责干部的某些不合理的生活待遇也已经开始着手纠正。纺织工业管理局、手工业管理局等单位的局长们主动把多余的屋子让给下级干部住；少数多领福利费的干部也自动地退了出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等不少企业和事业单位，将原来为科级以上干部制订的“特诊制度”已全部废除。现在这些干部和一般干部一样按门诊手续就医。群众认为中共武汉市委办的两所干部子弟学校使干部子弟长期同广大群众隔绝，现在市委考虑到这个缺点，已决定将这两所学校停办。 很多单位还对一时不能办到或由于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而要求过高的意见和要求，作了交代或解释。有些牵涉面较广但又应该解决的问题，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也正在进行问题排队、综合分析研究，以便分别处理。 本报讯　据南京新华日报报道：无锡市6月份召开的市二届人代大会第二次会议和市政协全体委员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所提的改进工作的意见，正由有关部门作认真的处理。 无锡市人民委员会在人代会、政协会一结束，就将会上所提的意见按性质排队整理。接着，召集全市各行政、企业单位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和布置如何根据边查边改精神处理各界人士正确的意见。 市人民委员会组织专题小组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后，已就工商管理、公私共事、毕业生安排、房屋调整等九个重大问题订出初步的改进方案，有些并已着手实行。如房屋调整问题，已成立机关房屋调整委员会；并且已由中共市委、市人委、兵役局、仓储公司等单位干部用紧缩办公室和宿舍等方法让出一部分房屋给缺房子的其他机关和居民使用，单仓储公司一个单位让给居民用的房子就有三十多间。市委第一书记包厚昌和市长江坚等负责同志都带头让出了一部分住房。又如，毕业生安排问题，也已成立中、小学毕业生指导工作委员会，并和本市部分企业和苏州专署等有关单位联系，研究毕业生的出路问题。 市人委所属各个局一般也召开了局务会议，研究了对批评和建议的处理办法，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立即动手解决。如纺织工业局以前下达生产计划时往往拖拖拉拉，影响各厂不能及时编制具体计划；最近该局布置第三季度计划做到及时，并事先对第三季度生产上可能遇到的新问题作了仔细的调查分析，计划比较符合实际。卫生局一些负责干部以前不大下基层，现在接受意见经常往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并决定下放一批干部充实基层。

第5版()专栏： 浙江日报揭露章乃器又一反动活动 粮食部长竟然唯恐粮食工作不乱 新华社杭州11日电　“浙江日报”昨天发表了何琼玮写的一篇文章，揭露去年6月间章乃器在他的家乡青田县煽动人民对党不满，进行反动活动的事实。 文章说，章乃器借视察工作的机会，在去年6月6日来到了青田县，一到就找到两个人进行所谓访问。这两个人是：他的老友、当过特务头子戴笠的秘书和国民党政府温州缉私处处长的朱乔松，和国民党青田县党部执行委员郑锡康（本人逃往台湾）的妻子詹琼弟（在管制中）。自此以后，朱乔松到处宣扬章乃器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为青田人民办事。”詹琼弟更加猖狂，她公然对当地人民说：“章部长已经讲过，你们对我们太苛刻。你们管制我三年我不怕，总有一天会出头！” 文章说，章乃器还在万山区中心小学校长朱序智的面前说：“你年轻，不知道这个学校的来历。这是赵志尧办起来的。赵志尧的确做了好事。”而赵志尧是陈诚的亲信，做过七省纵队副司令、伪国防部预算局局长，是青田人民心目中的大仇人。 文章又说，这个粮食部长还在农民中煽动对粮食统购统销的不满。他碰见家乡人就说“啊！你们怎么这样瘦呀！是不是粮食不够吃呢？”章乃器的旧邻、老农民叶三明对他说“粮食定量不多不少、正够吃。”章乃器冷笑一声，问道：“你们定量多少？”叶三明回答说：“不分大小每人平均全年四百三十五斤。”章乃器还说：“我每餐有鱼有肉，米还不够吃，你们光吃饭，四百三十五斤是不够的。”这时富裕农民林朝水乘机问他：“不够吃怎么办？”章乃器挑拨说：可以告到中央来。你们把呈子做好，寄到北京粮食部。我来为你们想办法。懒汉叶在明这时也诉起苦来，说是定产太高。当场有农民陈宝珠等反驳他，可是章乃器却一味支持落后不满的意见，说：“定产是过高的。统统告到中央去好了。还有干部作风不好的，也可以告来。”章乃器走后，果真有人不住地向这位“青天”投了不少“呈子”。这些人多是地主、反革命分子。

第5版()专栏： 四个单位联合批判顾执中 顾执中承认自己素来有政治野心 据新华社11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社会主义学院、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天联合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顾执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新闻日报邹凡扬根据陆诒交代的材料，揭发了顾执中在今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的反动言论。 在陆诒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晚上，顾执中又约陆诒去吃咖啡。他指示陆诒今后要积极起来，先在新闻日报内部搞好群众基础，然后真的作到“当家作主”。顾执中又分析说，金仲华不过是挂挂名去当官的，新闻日报的党员人数又不多，要陆诒先抓民盟支部这一环节工作，要在鸣放中积极干。有事多找王造时，说王造时“经验丰富”，又叮嘱陆诒多找彭文应谈谈。 社会主义学院学员、政协广西省常委吴克清揭露了顾执中的反动言行。他说，顾执中污蔑党破坏宪法。他捏造了许多事实，说宪法在1954年通过后，有的条文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吴克清说，顾执中是在打着“护法运动”的旗帜，来煽动人民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同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一个小组学习的刘丙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举出顾执中最近的表现，说明顾执中到现在为止，仍然死硬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刘丙吉说，当上海的右派阴谋活动已经开始暴露，同志们要他交代他与王造时、陆诒等的关系与反动活动时，他却说他与王造时、陆诒等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在同志们的质问下，他却说，王造时、陆诒故意把他拉出来，并且说，陆诒出卖了他。刘丙吉问：如果你和王造时、陆诒等没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又说人家出卖你呢？ 新闻日报胡星原说，顾执中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多少年来就想掌握两个工具，一是办报纸，一是办学校。有了报纸，他可以招摇撞骗，有了学校，他可以培植私党，搜罗人才，挤上政治舞台，升官发财。 社会主义学院学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揭露，1947年前后，顾执中和王造时、彭文应等在上海搞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同志会”。他希望顾执中交代这个组织在解放后是否继续活动。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中曾问：可不可以再有新的党派出现？他又说，现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起作用了，主张成立新的政党。 九三学社成员、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杨慕之揭露，顾执中企图利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内九三学社的组织在该社“放火”。杨慕之说：顾执中鼓动高等教育出版社内九三学社的成员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举行联席会议，自动搞黑板报。联席会上，顾执中污蔑民主党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毫无作为，一向有名无实，他振臂喊叫：“同志们，团结就是力量呵！”野心勃勃地企图利用整风，反对党的领导，要高等教育出版社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顾执中在到会者的指责下，曾在会上表示要交代问题。但是，他的交代大多是已经被揭发出来的材料。他承认他素有政治活动的野心，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重庆纠合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组织“民治学社”；今年1月，他写信给他在上海的朋友，倡议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同盟”，3月，又和右派分子王造时、陆诒等，图谋乘大鸣大放的机会，恢复“救国会”。他说，“我们有分工，在上海、北京分头进行”，“我们在两地的言行，多是呼应的”。

第5版()专栏：读者来信 谭惕吾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人？编辑同志： 最近在东单区人民法院的公审会上，一个名叫王裕丰的罪犯在被判徒刑的时候这样说：“访问我和要我写对领导意见的材料的人就是右派分子谭惕吾。” 王裕丰是石油工业部的技术员，在工作中一贯不好好工作，不服从领导，谩骂领导；高兴时就上班，不高兴时就不上班。从1956年1月起，他竟连续达六个月不上班，而工资却照领。这因为他对社会主义怀着极度的仇恨。他说：“我过去过的地主生活标准如果是200％，在日伪时期只有130％，而现在竟降低到60％。”因此他公开说：“生活的改变决定了我应该拥护什么，走什么道路？”部的领导干部耐心地对他进行教育，同事也不断地对他进行帮助，他不仅不改，而且谁去帮助他就骂谁。 石油工业部看到王裕丰已不可教育，只得把他开除出机关。被开除后，王裕丰就到昆明、成都、重庆等地招摇撞骗，冒充共产党员，冒充工程师；住宿、吃饭都不给钱。或者沿街谩骂共产党，谩骂领导干部。中共重庆市委发现后就把他送回北京。王裕丰回到北京后，便四处写信“控告”石油工业部的领导干部。“人大”常委会接到王裕丰的信后，就派谭惕吾去了解这一事情的真相。 谭惕吾接受这一任务后，先去找王裕丰谈话，然后叫石油工业部的领导干部向她汇报和检讨。向“人大”作汇报时，谭惕吾不是根据全部材料，而是根据王裕丰的谈话，和石油工业部个别领导干部的检讨；并说石油工业部开除王裕丰是错误的，应该恢复王裕丰的职务。 石油工业部的同志对这种作法非常气愤，马上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要求谭惕吾下来了解真相，听听大家的呼声。谭惕吾却始终没有来。现在我们才了解，谭惕吾真下来了，就没有戏法可变了。谭惕吾是否真不清楚这回事呢？当然不是。这因为她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王裕丰得到谭惕吾的支持后，态度就更加恶劣，公然在大街上贴反动标语，叫喊要杀共产党员……。在一个晚上，王裕丰假装喝醉了酒，冲到李部长的宿舍里大吵大闹、捣毁物件，并企图行凶，后经公安人员制止。石油工业部为此一面向法院提起诉讼，一面将这情况向谭惕吾反映。这时谭惕吾说现在只有由法院来处理了。当夜谭惕吾却又赶到王裕丰家里去商量事情。王裕丰被逮捕后，谭惕吾就到法院去替王裕丰辩护，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侵犯了王裕丰的人权，要法院释放。 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王裕丰之所以这样目无法纪，敢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要行凶杀人，这与谭惕吾的怂恿、支持分不开的。我们不禁要问：谭惕吾是人民代表，不站在人民的立场替人民说话，反而去支持王裕丰。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这一类问题上你为什么不作检查呢？ 石油工业部工程师　江辅济 秘书　周齐鲲

第5版()专栏： 我们的自我批评 （在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联合发言） 文艺报总编辑　张光年　副总编辑　侯金镜　陈笑雨 5、6月间，就是当资产阶级右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猖狂进攻、本报内部矛盾也闹得非常尖锐化的时候，从我们的周刊上，放出了一批毒草；其中包括反映了右派思想的文章，煽动性的报道，和资产阶级小报式的、进行人身攻击的短文。当然，有些毒草是我们有意识地放出的，准备批驳的；但有些却不是这样。我们对有些毒草没有及时认清它的危害性，没有及时组织有力的反驳。在编辑部右派思想和右倾情绪的压力下，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妥协和让步。在这些问题上，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 我们对第七期以后的刊物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现在在这里做出负责的交代。 （一）可以一眼看出来是反映了右派思想的文章，有以下几篇：第七期：“打开窗户说亮话”；第八期：“有种好像永远都是正确的人”；第九期：“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第十期：“豁然开朗的笑容”；“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第十一期：“从一篇杂文的遭遇谈到‘今不如昔’的问题”。 （二）煽动性的报道和文章有以下几篇：第九期：“能用带兵的方式带剧团吗？”；“张权同志的‘关于我’一文发表以后”；“致刘芝明同志”；第十期：“闷在盖子里的声音”；第十一期：“长影的第一个声音”；“首长首次到京剧院去”。 此外，第八期上“让歌唱家演奏家们，鸣起来吧！”、第十一期上“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第十二期上“嘤嘤求友声”这三篇报道，对部分的错误发言做了客观主义的报道，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第十期、第十一期发表部队作家揭露矛盾的文章的时候，连续用了“让部队作家从清规戒律里解放出来”的大标题，也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带有煽动性的。 （三）我们的“文艺茶座”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责难。当然，它也受到另外一部分人的怪声叫好。“茶座”里虽然并不都是坏文章，但是像“自己人都好办”、“扇形地带”、“演员求见记”、“一次个别谈话实录”、“封嘴记”、“身价十倍”等篇，都决不是与人为善的批评，都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小报式的、进行人身攻击的东西。其中“自己人都好办”和“封嘴记”，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了不分清红皂白的恶意攻击，显然是来意不善的。 （四）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像“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烦琐的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这两篇文章中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某些论点，特别是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这类问题，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 从第七期到第十五期为止，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大大小小近两百篇文章，其中很多是好文章。在整风期间，党内外同志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批评，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绝大部分也是好的，必要的，尽管有些意见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我们至今仍然是欢迎的，感谢的。这些决不能和右派思想和煽动性的言论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刊物，正当前些时天空闹得乌云乱飞的时候，我们也发表了一些和文汇报上的毒草不相上下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当在这里说明：有些毒草是有意识地放出来的。像前面举的第一类的文章，和“茶座”中攻击人民出版社的两篇文章，有的是当成毒草放的，有的是在大样上看到了，或出版以后看到了，认为是不好的文章，也是要准备反驳的。当然，其中有一两篇文章，我们对它的毒害当时没有看得很深切；同时，由于编辑部内部的尖锐矛盾拖住了我们的手脚，我们没有及时地组织反驳。现在应当立即来纠正这个错误，自动浮到水面上来。 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对本报记者的几篇带有煽动性的报道作了妥协，对“文艺茶座”里除“自己人都好办”、“封嘴记”以外的几篇文章，认为“问题不大”而同意发表了。 我想特别谈谈本报记者的报道。当然，我们的记者是很辛苦的，有些报道是好的，或问题不大的，但也有煽动性的报道，特别是“长影的第一个声音”是带有很大煽动性的。这篇报道我们事先没有看到，居然同意发表在封面的最突出的地位。后来在大样上读到了，觉得不妥，又怕更动太大，延误出版日期，就仅仅告诉艺术部做了个别地方的修改仍然发表了。应当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严重的失职行为。 应当特别谈谈“文艺茶座。”这是在改进工作的干部会议上，我们接受某些同志的建议而开辟的。但是对这一栏的方针和内容，缺乏具体的安排，对它的影响和后果，也缺乏应有的警惕。这一栏，实际赛过了文汇报。从这一栏里抛出了一些低级趣味的、对整风有害无益的、进行人身攻击的东西。我们总说这一栏的性质要转，要改变，并且和“茶座”的编辑同志订出了计划，但是没有坚决地促其实现。这也是我们的错误，对我们的事业是造成了很大损失的。每一个对党、对文艺事业有责任心的同志，想起来是不能不痛心的。我们已经和这一栏的编辑同志说过了，今后的“茶座”应当将功折罪，应当成为揭露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的尖兵。 在前一个时期，以唐因、唐达成为代表的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挑战；同时，文汇报的资产阶级作风影响了我们编辑部的很大部分同志，编辑部的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可以说，我们的斗争是相当艰苦的。但是，难道因为这样可以原谅我们的错误吗？不正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才需要共产党员来坚持自己的阵地吗？可是我们在内外斗争非常紧张的时候，却放弃了某些重要阵地，为了求得形式上的团结，避免编辑部的分裂，对右派思想和右派情绪做了某些妥协和让步，在一部分工作上表现了失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可耻的投降！去年，我们在发表“电影的锣鼓”的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党中央对我们敲过警钟，我们没有从中取得深刻的教训。这说明右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并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能经得住严格的考验。我们虽然一直和右派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托。 同志们！决不要灰心丧气！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一方面拿起锄头，锄掉我们亲手放出来的毒草，一方面摆开阵势，和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让我们在这一场斗争中进一步地考验自己。同志们，坚决地和党站在一起吧！

第5版()专栏： 南大右派分子碰壁记 本报记者　甄为民　史越峨 南京大学全校五千多名师生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考验。现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已被打退，各种荒谬的反动的言论已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右派分子完全陷于孤立。 右派分子发动了总攻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时，南京大学的党政领导部门号召全校师生帮助党消除“三害”，校党委先后召开了十七次座谈会，绝大部分教师，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 这时，部分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就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右派分子刘敬坤（历史系讲师）在“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一文中，把人民的南大和解放前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伪中央大学相比，说南大“破落了”；说“今天五老七伤，断腿残足的南京大学和昔日的堂堂中央大学不相称了”。中文系助教刘地生（真名刘锦）则叫嚣要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他发表了一套反对党的领导的纲领，其中主张“学校中的党派，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外文系副主任林文铮（民革成员）煽动学生说：“学校搞大民主，党应负责，学生行动是被逼出来的”。地质系学生雷戡（真名司徒坚）提出了反革命的“二十条纲领”，内容有：“力争民主自由”；“拥护罗隆基委员意见”；“马列主义要选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应与中共平等”；“反对党团特权”等。外文系法文组学生汪云辉狂妄地叫喊：“依我意见，这次整风，一千二百万党员要杀掉一千万”。“如果这次动起来，我一定要杀个痛快”。他妄想动员学生上街游行和到省委去请愿，却得不到多数学生的支持，响应者只寥寥十余人。 到报社门口去贴大字报，遭到群众痛斥 南京大学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特别表现在发动三十多名学生到新华日报门口贴大字报的事情上。他们在大字报上强硬地质问新华日报，为什么不登他们校内学生“民主高潮”的消息，说文汇报报道了北大的“民主墙”，新华日报为什么不报道南大的民主墙，并谩骂、讽刺报社记者和编者。但大字报贴在报社门口，引起过路群众一片反对声。一个姓范的工人愤慨地指责学生说：“你们学校整风，整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们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人民内部矛盾”。另一个工人问周围的群众，撕掉大字报大家同意吗？群众一致喊：“同意”。这样，大字报被撕去了一部分。一位老太太说：“你们是学生么？国家人民养活你们，就叫你们干这些事的吗？”一个学生辩解说：“这是我们的自由？”老太太激动地说：“你们妨碍了人家的交通自由，还说什么自由。”两个围红领巾的小朋友责问大学生说：“你们这些大哥哥将来还要做我们的老师，怎么不守纪律。” 电业局一个工人同三个学生争辩了一个钟头，最后两个学生被说得哑口无言，一个学生觉悟了，他对工人说：“我支持你的意见”。 一个学生曹大可辩不过一位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卓洪哥，骂这个妇女“无耻”，这个妇女拖他到派出所评理，最后这个学生认识到了错误，向这位妇女表示道歉。 一个南京大学学生责问群众为什么要撕标语，群众反问：“你说贴得对不对”！学生只得说：“不对”，群众说：“贴得不对，撕得就对”，许多群众并责令贴大字报的学生亲手撕去，群众拍手欢迎这些学生和一群小朋友撕去了他们所贴的大字报。 第二天又有几个学生偷偷地到报社门口去贴大字报，又被群众包围。贴大字报的学生见势不妙，偷偷地拿下南大校徽，碰壁而归。 二十条反动纲领被驳得体无完肤 右派分子的言论虽然一时迷惑了一部分群众，但不久就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围攻。右派分子雷戡的反动的“二十条纲领”一贴出来，就有人反驳。6月1日的一次辩论会上，雷戡的谬论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第一个发言的人反驳雷戡所谓“力争自由民主”的谬论。他说：“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中，我们是人民的大学生，享受大学生应享受的自由，党提出百家争鸣，学校内部又开放了自由论坛和支持我们贴大字报，难道这些不是民主自由吗？”发言者接着说：“雷戡要求‘民革与中共平等’，如果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是已经给予民主党派很高的平等权利了。如果是指领导权问题，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民革的成员也是举手同意了的。”他又说：“雷戡反对把马列主义当必修课，我认为绝大多数青年和各民主党派都不会同意的。人民的大学生不是糊涂虫，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把马列主义作为必修课，正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雷戡说，反对党团特权，如果是反对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一般地反对权威，反对党的领导，那么他就是主张无政府主义。” 在真理面前，谎言和谬论是站不住脚的。经过几次辩论会，雷戡最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右派分子刘敬坤低头了 6月8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激动人心的社论后，南京大学师生反右派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决了。 7月1日、2日的全校五千多人的集会上，历史系教员蒋钻放、祖庆年、党委会濮齐恒等人揭发了右派分子刘敬坤的反动言论：刘曾对历史系的党员说：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已开始腐化了，不再革命了，因此，他要另外成立“党中央”，由他自己当 “主席”。刘敬坤认为“国民党办了好事，发展了生产力”，因此他要写“中华民国史”，做“中华民国史专家”，他曾对历史系某教授表示，想到香港去当共产党的“批评家”，写一本“我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要揭露党的“黑暗”。 许多教授听了揭发材料后深为震骇。历史系主任韩儒林用亲身的经历驳斥了刘敬坤的谬论。韩儒林在前中央大学执教五年，身为法学院院长，因贫病交迫，加上教学工作紧张，常常吐血。韩儒林教授提起往事，不觉泪下。他说这就是刘敬坤所谓国民党的“黄金时代”。韩儒林教授又说：“解放后我的生活起了根本变化，思想开朗了，精神也愉快了，受到了国家空前未有的尊重和爱护。”蒋孟引教授说他是1928年考入中央大学的，他历述了二十年间目睹许多师生受国民党迫害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经营中央大学二十年有成绩的谬论。南大副校长李方训也以五年来南大制编了一百种教材，在今年的科学研究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百二十篇论文，培养了三千一百多个毕业生的事实，驳斥刘敬坤所谓南京大学“破落了”的谬论。在铁的事实面前，刘敬坤也不得不低头了。 在另外几次全校性的群众大会上，右派分子刘地生、汪云辉的错误言论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还只是初步胜利 目前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深入。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在写匿名信，还有人在背后干肮脏的勾当；有的右派分子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如右派分子林文铮是民革成员，他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用心恶毒，可是民革南大支部并没有对他的言论进行有力的批评，表现了姑息养奸的态度。 7月5日，南京大学三千三百零二名同学签名的“致全省人民和同学的一封信”上说：“现在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一些右派分子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有的还在公开抗拒，有的则还隐藏着、蜷伏着。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斗争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5版()专栏： 烦恼皆因不出头　方成

第6版()专栏： 辽宁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 提前完成五年总产值计划 1957年工业总产值相当于解放前最高水平三倍多 本报沈阳10日电　记者金雨困报道：生产全国三分之二的钢铁、三分之一的机械工业产品和大部分人造石油的辽宁地区，7月上旬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的累积总产值；五年计划要求的工业生产水平，在去年10月底就提前达到了。按照前四年实绩和今年的计划，全省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五年中共为国家积累资金一百零三亿元，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辽宁地区全部投资66％。这些钱，可以用来建设二百九十五个十万纱锭的纺织厂。到1956年年底，辽宁省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由1952年的62％上升到73.6％。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省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五年的累积总产值可超额13％；基本建设工作量可超额12.6％。 国家为了充分利用我国旧有的重工业基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这里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基本建设。全国六百九十四项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在辽宁地区就有九十二项，其中属于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又有二十四项。到目前为止，在这二十四项重点工程中，已经有阜新海州露天矿、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电缆厂、抚顺铝厂、沈阳风动工具厂、平安竖井、阜新发电厂、大连热电站、本溪工源铁厂等十三个新建、改建单位全部或基本投入生产，已有鞍钢、抚顺两露天矿、抚顺老虎台斜井、抚顺胜利斜井、抚顺龙凤斜井、抚顺石油二厂等七个新建或改建单位大部或部分投入生产。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的四十八个主要分项工程，到今年年底共可有三十五项完工投入生产。上述重点工程陆续投入生产以后，到1957年底即可增加钢的生产能力一百六十七万吨，生铁生产能力二百八十万吨，钢材生产能力一百一十万吨，煤炭生产能力六百七十万吨，机床生产能力三千八百台。 由于大批新工厂投入生产和老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钢铁和机械等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都有很大提高。1956年，高炉每立方公尺容积每昼夜产量，已经提高到一点三五吨铁；平炉每平方公尺炉底面积每昼夜产量，提高到六点五八吨钢。这两项都超过了美国1955年最先进的水平。解放以前，这里仅能生产一般的钢种和少量特殊钢，现在全省特殊钢的品种已经增加到二百五十种以上。全省新老机械工厂，几年来制成的新产品有一千四百多种。鞍山、包头、武汉三个钢铁基地建设所需的混铁炉、烧结炉等冶炼设备，80％都由沈阳和旅大的机械工厂制造供应。已经试制成功的四万零五百千伏安、二十二万伏特的高压大型变压器，拉得多、跑得快的1—5—1新型蒸汽机车，起重一百四十吨的桥式起重机，以及正在制造的可以一直航行到美国旧金山的排水量二万二千多吨的远洋大货轮等，都是我国从来没有制造过的重要产品。 辽宁地区1957年钢和生铁的年产量，都比1953年提高两倍以上；机械工业中，机床的年产量，由1952年的四千一百零一台提高到1957年的七千六百台。煤炭和人造石油的生产也有极大发展。1957年这里煤的产量将比1952年增加一千多万吨。利用辽宁省的煤和油母页岩制造的人造石油，也由1952年的年产二十三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八十二万吨，五年中提高二点五倍。 辽宁地区旧有的工业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十四年中，为疯狂掠夺我国资源而建立起来的。解放前夕除旅大地区外，几乎大部都已停止生产。1948年的生产总值仅及1943年的50％。解放后到经济恢复期末，辽宁地区的工业生产便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相当于解放前生产水平最高的1943年的三倍多。1937年到1943年是辽宁省解放以前经济飞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每年生产平均的增长速度仅达8.9％；在1953年到1956年的四年中，平均增长速度却高达22％；如果加上恢复时期，平均速度要高达30.3％。这些事实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的发展速度和光辉成就，是远非资本主义所能比拟的。

第6版()专栏： 八千干部到基层去生产 成千亩零碎地种上庄稼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争取上缴更多利润 本报讯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本着“勤俭办农场，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全面开展长期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首先对非直接生产的庞大重叠的机构坚决进行了缩减，该合并的合并了，需撤销的撤销了，使现存机构更适应于发展生产的需要。在精减机构的同时，把八千多名干部、学生下放到天山南北的四十多个农、牧场和其它企业的基层生产单位，从事直接生产。据生产兵团节约委员会统计，仅乌鲁木齐市的合作、运输、工程建筑等项企业，通过增产节约措施，今年除完成原订生产计划外，还可增加收入七百二十万余元。由于增产节约积累了建设资金，对扩大再生产起了推动作用。因为资金不足，原来不准备在今年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开辟的农场，已决定在今年提前动工。现在正在施工的蓄水一亿五千万立方的新疆最大水库——蘑菇湖水库，和正在伊犁垦区开辟的拥有十万余亩地的渔群翁农场，都是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后，解决了投资问题才决定施工的。 在农业的经营方面，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上缴国家更多利润，各农场普遍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措施、正确利用土地和实行多种经营。如各植棉农场针对往年棉花霜后花多造成损失的缺点，普遍采用了多留苗、单株少留桃的措施，控制成熟期，增加霜前花，以提高棉花的经济价值。 今年各农场很重视利用土地。宅旁地、地边地角、渠道、田埂和林带空地等零星小块土地，都利用起来了。据了解，每个农场仅利用这些零星土地增种的作物就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亩之间。乌鲁木齐垦区各农场根据玉米和南瓜生长特点，实行南瓜与玉米间作，在每亩南瓜地里除收获大量的南瓜外，还可收到一百至一百二十五公斤玉米。此外，今年在七十一万亩夏收作物收获后，各农场都普遍进行了复播，以提高土地利用率。 今年各农场除大力发展农业外，还积极发展以养猪、养牛为主的养畜业。许多农场根据需要经营了酿酒、榨油、轧花、皮革等作坊。伊犁、焉耆等垦区的农场还经营了渔业和养蜂业生产。邻近城市的农场大量经营蔬菜和菜园，供给城市人民的生活需要。 （新疆生产战线报编辑部）

第6版()专栏： 北方能不能种双季稻？ 本报讯　天津农林水利综合试验站今年试种的双季稻的早稻，在7月初分蘖完了，开始孕穗。间作的双季晚稻秧苗在7月上旬插下，连作的双季晚稻正在育秧。 试验用的品种，早稻是：青森五号、元子二号和石狩白毛；晚稻是：水源85、陆羽等。 据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说，这个试验现在已能说明一点：如果改进栽培技术，北方地区的水稻可以提早插秧期二十多天到一个月。 （赵起）

第6版()专栏： 晋城部分手工业转归农业社统一经营 原料和销路得到妥善解决 据新华社太原9日电　在去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山西省晋城县乡村中的手工业，也同省内其他地区一样，单独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过去这些手工业本来是农民的副业，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更有兼顾的条件，因此在分开后反而彼此排挤，互相竞争，造成产品积压。手工业过去依靠农业供应原料和畜力，现在也得不到农业的支持，增加了许多困难。 去年以来，晋城县除把一些工艺性较强和确需单独经营的手工业仍保持独立生产外，分批把四十一个手工业合作社转归农业社统一领导、统一经营。有的作为农业社的副业生产大队，有的在组织上归农业社领导，由农业社统一计算盈亏。现在，这个县有20％以上的手工业合作社在归并到农业社后，生产有了迅速发展，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等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同时，农业社因为有了手工业作为副业，在资金来源和使用上比过去灵活方便得多。 据山西省手工业领导部门分析，全省分布在农村的手工业者约有半数可以根据晋城县的经验，同农业社合并或者结合起来生产。

第6版()专栏： 上半年全国储蓄额是多少？ 二十四亿八千多万元 上海人民储蓄额突破五亿元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全国储蓄存款总余额达二十四亿八千零二十四万多元，比去年年底增加二亿四千四百多万元，为全年储蓄计划数的54.37％。 今年4、5月份虽因公债入库，各地发生流行性感冒，以及某些商品提价和自由市场物价上涨，但全国储蓄数字仍有上升，上升幅度较第一季度缓慢，只有个别地区和城市存款略有下降。6月以来情况已有好转。估计今年能够完成国家储蓄计划。其中福建、贵州、云南三省已完成全年储蓄计划数字。 今年存款额增加，主要原因是党和政府提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号召，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此外，银行简化存取手续后，也便利和鼓励了人们将不用或暂时不用的钱存入银行。　（张佳佩） 据新华社上海11日电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到7月5日的统计，全市存款余额已达五亿零一百多万元。比1949年底增加了二十三倍半。 上海人民的储蓄存款每年都在增长，而且市民定期存款比重也逐步上升。目前，定期存款占总存款77.5％。 上海工人是银行的重要储户。工人居住区曹杨新村六千五百户，平均每户在银行存款达七十三元。

第6版()专栏： 吐鲁番葡萄生长好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今年，吐鲁番葡萄都长得繁茂，果穗又大又多。 为了争取更大的丰收，吐鲁番盆地各农业社和各农场在春季葡萄开墩前普遍施了基肥，葡萄开花前后，加施追肥的也比往年增多，管理技术也有改进。

第6版()专栏： “黄泛区”漫游记 阚枫 最近，我找到了一份在九年前蒋记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关于黄泛区的报告。其中写道： “河南东部与皖西接壤……向称中原最富庶之区。民国二十七年，黄河于郑州东北四十里许之花园口溃决，淘淘浊流直趋东南。初，水流京水（今郑州市郊一村庄）郑州间，宽仅三里，会贾鲁河后，宽二十余里，入中牟县境增及三十里，至尉氏竟宽百余里……泛滥波及豫皖苏三省……以豫境面积最广，灾情最惨，共波及二十县…… “……计抗战八年中，官堤民埝大小决口凡三十二次、九十一处。致漫流走砂，愈演愈大，一片荒烟，到处凄凉……古人云：“鸟飞不下，兽挺亡群”“田园荒芜，庐舍为墟”，用之泛区不惟不甚，且只能道其十分之二三耳……昔日中原乐土，今时人间地狱”。 时间已经过了九年了。现在这个当时的“昔日中原乐土，今时人间地狱”，究竟变化得怎样？ 下面是记者最近在这个地区旅行的见闻。 花园渡口话今昔 从郑州骑自行车东北行，约二小时便到达花园口。穿过紧靠黄河大堤的最后一个村庄，耳畔便响起了轰轰地水鸣声——在雄伟的大堤上，去年新建的花园口引黄淤灌工程渠首闸，正在喷吐着滚滚的黄水浇灌这一带的土地。引黄淤灌工程全部竣工以后，不仅使过去饱受黄河灾害的中牟和郑州市郊的二十六万亩农田可以利用黄水灌溉，并且可以利用河里夹带的大量泥沙，通过落淤的办法，把大片碱荒地变成良田。 从渠首闸的左边沿大堤向下走不远，便是十九年前国民党在这里扒口的地段，在看去足有一千多公尺长的大堤下面，至今紧靠大堤还是一个大水潭。据说，这里原是一片很好的土地，1938年决口后，被冲成了一个无底的大深坑。自从花园口合龙至今的十年以来，每到汛期，堤外河水涨，这个大潭里的水也涨。因此，它被人们看作这段大堤的严重隐患。去年花园口引黄淤灌工程基本建成后，引黄淤灌工程处利用这个大潭作为放水灌溉时的天然澄沙池，经过半年多的自然淤淀，现在这个大潭里的水最深处已从过去的十多公尺变成了两三公尺。今年，郑州市水产公司和附近的农业合作社计划略加整修以后，就利用这个大潭来养鱼或发展其他水产，供应郑州市民的需要。 站在黄河大堤上远眺：在滚滚的黄水中心，来往运输的木帆船成群结队；渡口上奔忙着装卸船只的车辆。堤内，在无际的原野里，金黄色的麦浪翻滚，成群的农业社员在紧张地收割；绿荫环抱的村头上，开始出现了高耸的麦垛……。一位名叫李汝章的治黄工人告诉我：十九年前的这时，他和其他治黄工人一道，正在国民党的胁迫下，在这里扒堤放水。他家住在离此不远的桥北李村，自从黄河决口后，他一家在外逃荒流浪了整整四、五年。 面对着那无边的原野，我仿佛看到了那滚滚的黄水肆意吞没着田野和村庄，黄澄澄地小麦全部被冲走，村里，房顶上树杈上到处都有人嚎叫“救命”……。但是，这种凄惨的景象很快便在我的脑海里消失了，在我眼前重新出现的，是不久前花园口引黄淤灌工程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为我勾画出的一幅灿烂的蓝图：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除了继续用黄河水放淤和灌溉农田以外，还要用黄河的水来接济贾鲁河，使从郑州市近郊满载着各种工农业产品的船只，能够沿着这条在黄泛期间曾被黄河淤塞过的河道，一直航行到黄泛区的腹心地区——西华、扶沟等县的各城镇；此外，还要运用黄河水把这一带的低洼、土地都改变成稻田。那时，饱受黄水灾难的花园口一带，就将变成为舟船如栉，稻麦连阡的富饶的“小江南”。 在“黄泛区”的腹心地区 从花园口向东南行约三百里，便到达昔日黄泛区的腹心地区，这里现在被人称为河南盛产小麦的“粮仓”。据中共许昌地委负责人说，单是这里的西华、扶沟两县，每年夏季缴、卖给国家的小麦，即差不多占全专区十五个县的四分之一。 假如不是在过去听到过一些有关“黄泛区”的历史情况的介绍，那么根本就不可能看出这里在1947年、1948年时还是一片几乎连一棵树木都找不到的荒凉草原。看！无边的原野上一片金黄，远处村庄一个又一个，都是绿树辉映着白墙……。 我翻阅了一些有关西华、扶沟这两县的生产发展数字，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达到的异常惊人的速度。以西华县为例，这县在1950年全县总共产麦四千五百多万斤，而去年全县在夏收期间遭受淫雨灾害的情况下，夏收总产量仍然达到一亿五千六百多万斤，比1950年夏季产量提高了两倍多。这个县在1949年耕畜不足一万头，大车最多不过几千辆，而现在全县耕畜达到六万七千多头，大车估计有三、四万辆。 为了更好地让我了解人们生活的变化，西华县南凌村的农民细心地指引我参观了黄泛以后人们在住房改善的全部过程。在那里，我看到了现在还保存着的仅有的一处在黄泛以后初期人们的住房。这类房屋和现在一般农村猪圈的草棚相似，人们只有爬在地上才能钻进去。比这种草棚稍好一些的是当地农民叫做“山墙开门”的一种房屋，它比那种草棚高些，但却比一般草房低得多，房门留在山墙上，人们走进屋内除在房脊处可以直一下腰外，通常走动都得躬下身子。1950年他们赢得了在黄泛以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前述那种“山墙留门”的房屋便很快的被拆除了，而开始大量地盖起了泥墙草顶的正规草房。但如今，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仅仅在几年前人们感到住在里面非常舒服的泥墙草顶的普通草房又很快就要过时了。又一种新型的房屋：瓦檐、砖墙、内外都用石灰泥得发亮。这种房屋在整个黄泛区里，已变成了一种平常的房屋。 在“社会主义农业之城” 当我将要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我又访问了过去一向被称作是黄泛区的社会主义农业之城的国营黄泛区机械农场。 这是一个拥有六万五千多亩土地的大型机械农场。走进这个场区便感到一种特有的新鲜景象：无边的田野上，纵横排列得十分整齐的防风林线把大地隔成一块又一块，一片黑绿色的苜蓿和金黄色的麦田，织成了一幅美丽地毯。走入职工住宅区，两面绿荫夹道，宽敞明亮的住室门前，各种花卉鲜艳夺目。入夜，电灯照耀如同白昼……。真的是一座社会主义的农业之城。 这个农场是在1951年建立的。它的前身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为加速恢复黄泛区而建立的黄泛区复兴局。当1951年决定建场时，场内土地还是一片荒野，绝大多数职工都还住在帐篷里。每到春天多风季节，黄沙盖天，常常把很多禾苗压死。后来，经过大力推行牧草轮作，改良土壤，并且积极培育防护林网，现在场内最坏的沙地每亩小麦产量已从过去的七八十斤提高到二百多斤。 漫步在国营黄泛区农场的田野里，我记起了西华县拖拉机站的女拖拉机手凌菊梅对我说过的一段话。这位年青的姑娘，1948年全家刚从外逃荒回来时，由于家里一没有健壮的劳动力，二没有生产工具，她不得不和她的父亲一起用手来垦荒。当记者不久前访问她的时候，她说：“同志，现在才只不过几年，在黄泛区里，过去有着像我这样经历的人，现在学会开拖拉机的，至少也有几十个了！现在，到处都已实现了合作化，国家又在积极进行工业建设，再过几年或十几年，那时我们的黄泛区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仿佛看到了在黄泛区的广阔的平原上，每个村庄都像现在的国营黄泛区农场一样……，无数个像凌菊梅那样的青年，驾驶着拖拉机在原野上驰骋……。 （新华社专稿）

第6版()专栏： 药材 漳浦农民挖琥珀 去年8月，漳浦县林棣乡楼仔谢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琥珀，吸引了很多农民挖掘。从去年8月份以来，县供销社收购琥珀三十多万两，农民增加收入达二十余万元。 这里开采的琥珀质量很好，最大的块有一百多两，据说，这里琥珀蕴藏量还很多。 琥珀是珍贵的中药材，是医治抽搐、痉挛的良药，以往由于国内生产不多，历年有向外进口。 （张善籙） 黄蓍王 河北省尚义县农民在深山采药时，刨出一棵多年野生的大黄蓍，农民称其为“黄蓍王”。这棵黄蓍长约五市尺，粗如碗口，约二寸余，重约三市斤。 尚义县大青山深处，蕴藏着大量黄蓍，除大部为野生者外，并发现有种植未刨者一部，据当地农民反映系“七七”事变前种植的。县供销社为领导农民开展副业和开辟药源，已发动农民大力刨采。预计今年可刨采黄蓍五万多斤。 （文英）

第6版()专栏： 今日的黄泛区 1938年当日本进侵我国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抵抗，不惜河南千百万人民的财产，竟在花园口决堤放出黄河之水，给河南人民带来了九年水患的深重灾难。共产党解放该地后，及时组织灾民开荒生产，并修建各项水利工程。在共产党领导下，今天黄泛区人民的生活已经大大变了样。 在花园口以南的地方，黄水把千里良田变成为荒草无棵的灾区，刚刚回家无粮充饥的群众到处寻找可能充饥的草根和野菜。饥寒交迫的日子，在有些地区整整延续了九年。九年过去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打到了黄泛区，外出逃荒的群众听到家乡解放，纷纷还乡参加生产。　（新华社稿） 这是泛区农民成群结队赶着自己的大车前往县粮食站缴纳公粮。 　新华社记者　杨震河摄 这是去年新建的花园口引黄淤灌渠首闸，它使过去饱受黄河危害的中牟和郑州郊区的二十六万亩农田得到黄水灌溉。这里也是十九年前蒋介石掘开黄河大堤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　徐振炎摄 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家园，黄泛区从根本上变了样。因黄水泛滥造成的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地方，解放后栽植的果树已结果累累。 新华社记者　杨震河摄 河南西华县南凌社金老太太，于1942年黄河掘口后第三次发水，全家老小八口人逃荒在外，儿子饿死，儿媳被土匪抢走。现在金老太太全家（七口人）随着泛区的变化，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开始了新的生活。 图为金老太太（中）对县委农村工作部王云青部长叙述现在生活情况。　新华社记者　徐振炎摄九年的黄水泛滥，使泛区绝大多数青少年逃荒在外，浪费了时光，耽误了读书机会。如今，黄泛区每个农业社都有学校，这是南凌小学校。 新华社记者　杨震河摄

第7版()专栏： 波兰要求瑞典瑞士根据中监会职责 共同制止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11 日讯　据波兰通讯社华沙讯：波兰外交部代理部长维尼维奇7月10日接见了瑞典代办汉密尔顿和瑞士代办德达德耳，把两份有关朝鲜局势的备忘录交给了他们。 备忘录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把新式武器运到南朝鲜去的决定是和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不相容的，并且还引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自从1957年6月21日以来，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没有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送交关于补充军火和飞机的报告。 关于这一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如果朝鲜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于用新式武器来装备南朝鲜军事部队一事表示不安，那会是有益的。波兰政府认为，委员会应该要求停止实行这些计划，因为这样做只能使朝鲜的局势复杂化。此外，这些计划是同国际关系趋于和解和在裁军问题方面趋于达成谅解的现有趋势背道而驰的。备忘录最后强调说，波兰政府准备继续为达到停战协定给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规定的目标——根据民主的原则获致朝鲜的和平统一——作出自己的贡献。由于认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该继续进行活动，波兰政府希望，为了和平，在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瑞典合作下，继续执行停战协定给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规定的一切职责。

第7版()专栏： 苏捷党政代表团会谈 西罗基和布尔加宁强调加强党的团结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党和政府代表团7月10日下午在捷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开始会谈。 两国代表团交换了自己的党和政府在最近时期的活动的情况。会谈是在诚恳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它又一次证实了双方观点的完全一致。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帕托利切夫、伊瓦申科、符·格里申等。 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巴拉克、杜兰斯基、费林格、柯别茨基、诺沃提尼、西罗基、萨波托斯基等。 双方达成协议，关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以及两国代表团的会谈将发表联合公报。 据新华社布拉格11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和政府10日在布拉格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其他人员。 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西罗基在讲话中指出，苏联代表团来到布拉格的时候正是苏联人民在内政外交方面取得新的卓越成就的时候，正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再一次庄严地宣布自己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信心的时候。西罗基说，苏共中央最近举行的全体会议的决议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全体人民、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西罗基说，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队伍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中心，从而也是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决定力量。列宁党的团结对于我们是无限珍贵的，因为它的团结和力量是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工人的团结和力量的基础。 布尔加宁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了捷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的重要意义。他说，只要我们是团结的，只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敌人阻挠我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一切企图就决不能成功。 布尔加宁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我们党在经常注意加强党的队伍的团结、在反对宗派分子削弱这种团结的一切企图和行动方面，总是意见一致的。因此，我们得悉捷共一致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并且赞同苏共中央为粉碎这个集团所采取的坚决措施，感到十分满意。必须特别着重指出，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在揭露和粉碎这个集团中有巨大的功绩。

第7版()专栏： 巴议会代表团团长谈访华观感 中国政府和人民合作无间 新华社11日讯　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团长穆吉布尔·拉赫曼今天向访问他的记者们说，“他这次在中国访问的最深印象是中国人民的勤劳、中国政府的正直诚实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 拉赫曼团长曾在1952年来过中国。他说，“中国在工农业方面发展的速度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如果中国像这样速度发展下去，过了二十年，我想谁也不敢动一下中国人民的汗毛。” 拉赫曼在谈到加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时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相互了解和增加政治、经济、文化代表团的往来。”他说，“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渴望友好相处和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友谊。” 拉赫曼团长还说，“近一年来，双方代表团的交往十分频繁，现在，巴基斯坦的许多城市已成立了巴中友好协会”。他相信巴中友好协会的活动还会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并对发展友好关系有着共同愿望”。 他还谈到两国政府都有着增加两国之间贸易量的愿望。 他最后对中国人民的热诚友好招待表示感谢，并说，“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亚洲国家应该团结起来。”

第7版()专栏： 裁军小组会继续开会 据新华社11日讯　伦敦消息：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7月10日继续开会。苏联代表佐林在会上要求西方国家对苏联前些时候提出的建议表明意见，并且要求它们继续澄清他们的一些观点。

第7版()专栏： 蒙古人民欢庆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 乌兰巴托举行阅兵游行和民族盛会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11日电　蒙古首都的劳动人民今天欢度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纪念日。 乌兰巴托市充满了节日的欢欣，苏赫—巴托尔广场一清早就挤满了人。人们穿着新装，拿着鲜花，等待游行。观礼台上站着应邀观礼的外宾和各国外交人员。 上午十点钟，庆祝会开始。蒙古军事和公安部部长道尔吉中将检阅了军队。接着道尔吉在主席台上讲话。他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及蒙古政府向军官、士兵、全国人民和贵宾们致节日的祝贺。 接着，蒙古步兵、炮兵走过检阅台接受检阅。随后，各界劳动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开始节日游行。 下午在市郊的广场上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民族盛会——那达慕。今天进行了赛马、摔跤、射箭和象棋等比赛。经济文化建设等展览馆也同时开放。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11日电　乌兰巴托市各界人民昨天举行集会庆祝蒙古人民革命三十六周年。 蒙古国家领导人桑布、泽登巴尔、达姆巴等出席了庆祝会。应邀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以及各国外交使节也出席了庆祝会。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苏伦扎布在会上讲话。他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年来经济文化起了很大变化，劳动人民的思想也在进步。他说，从今年上半年的牲畜增殖情况看，已经完成1957年的增殖计划，现在每人平均所有牲畜已经达到三十头。今年国家用在农业上的投资比1952年增加92％，工业已经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苏伦扎布说，蒙古有90％多的适龄儿童已经进了学校。

第7版()专栏： 在牢不可破的旗帜下 真理报的社论 新华社11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真理报10日发表题为“在牢不可破的旗帜下”的社论。社论首先说：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社论叙述了这几天在工厂、农庄、部队、学校、机关举行的基层党组织会议和劳动人民大会上，苏联人民拥护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拥护党的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外政策以及谴责反党集团的情况。 社论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得出结论，认为必需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必需提高政治警惕性，绝不能容忍离开党的总路线，离开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和领导原则。现在的任务是更充分地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同群众的联系，发扬党内的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用对党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不倦地关切人民利益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 社论说，目前我国正在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重大而复杂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应坚持不懈地、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实践活动的指南。应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倾向、学究习气和教条主义的表现，反对因循、墨守成规，支持产生于千百万劳动群众生活和创造性的倡议中的一切新的先进的事物。

第7版()专栏： 胡老在平壤举行盛宴 金日成首相将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 据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正在朝鲜访问的胡志明主席7月10日在平壤举行了盛大宴会。 金日成首相、金枓奉委员长以及朝鲜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各民主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宴会。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出席了宴会。 胡志明主席在宴会上宣布，金日成首相已经接受了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 胡志明主席说，越朝两国人民都生活在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他们都在为统一自己的祖国而斗争，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两国人民面前仍然还有困难，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依靠着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他最后提议为越朝两国间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为金日成首相、金枓奉委员长的健康干杯。 金日成首相在宴会上接着讲话说，胡志明主席这次来朝鲜访问，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有着巨大的意义。他说，敌人正在加剧亚洲的紧张局势，并且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企图瓦解我们队伍内部的统一和团结，但是敌人的任何阴谋也不能动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人民的革命队伍，也不能使我们从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路上后退一步。 他说，朝越两国人民由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目的，以及由于两国分裂为南北的共同处境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金日成首相最后提议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朝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胡志明主席的健康干杯。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社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今天在平壤举行了会谈。

第7版()专栏： 万里送白熊 物珍情意重 北极的苏联航空人员向中国青年朋友送礼 本报讯　据苏联“联欢节报”报道：6月的某一天，一位精神焕发，脸色黝黑、个子很高的中年人来到了莫斯科一家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他双手抱着一只小白熊。 一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说： “我叫阿古拉德夫”。“我从北极给你们带来一封信。说话间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里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同志们！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即将开幕。 我们想给联欢节送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但是，送什么呢？在大陆上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对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他们可以准备各种各样反映本地区人民生活和自然特色的礼品。而我们怎么办呢？难道给参加联欢节的人们送一块北极的冰块吗？要知道，冰块在路上会融化的啊！…… 后来我们决定送一只小白熊。这只小白熊是在5月里捕到的。我们请北极航空部队的领航员阿古拉德夫同志把它带到莫斯科，并与信一起交给编辑部。由于联欢节期间，我们必须留在北极，所以不能亲自来送这份礼物。现在，代请你们把我们的礼物转交给中国代表团的团员。 我们没有替小熊起名字，因为我们想把这份愉快留给中国朋友们。 苏联英雄、机长：萨玛洛夫 飞行员：格尔巴乔夫、马尤洛夫 随航机械士：布加林 随航无线电报员：罗布霍夫” 当天，这位北极来的“旅客”就被送到莫斯科的动物园里去了。它要在那儿作客，一直到联欢节开幕。然后按照委托被送到参加联欢节的中国代表团的手中。　（小英）

第7版()专栏： 苏联航空工业突飞猛进 四种新式飞机在试航中 本报莫斯科10日电　今天在伏努科夫飞机场上展览了几种涡轮喷气和涡轮螺旋桨的新式巨型民航机，它们显示苏联航空工业的突飞猛进。 这里有由图波列夫领导的设计师们制造的图—104A型和图—110型，有安东诺夫领导的设计师们制造的乌克兰型，有伊留申领导的设计师们制造的莫斯科型。据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杰明捷夫对真理报记者谈：这些新式飞机比现有的民航机更经济，更舒服。它们能载十二到十四吨货物，客舱里能载七十到一百位乘客。它们能飞在八千到一万公尺高空，所以不受大气条件的影响。它们装配有最新的设备，所以能够在复杂的气候里昼夜航行。 图—104A型是把五十座位的图—104改进的产物。它有三个客舱，能载七十位乘客。最高速度一小时一千公里，航行速度一小时八百公里，航行三千公里不着陆。 图—110型有四个涡轮喷气发动机。它将航行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干线上，用来载客、运货和送邮件。它有载七十八位和一百位乘客的两种。它有四个客舱。最高速度一小时一千公里，航行速度一小时八百公里，航行三千四百五十公里不着陆。乌克兰型有四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能飞到八千公尺高，航行速度一小时八百多公里。它有三个客舱，可载八十四位乘客。舱里设有专门的儿童室。 莫斯科型有四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它将用在国内和国际航线上，载运乘客、货物和邮件。它有几种，主要的一种可载客七十五人到一百人。它的航行速度一小时六百到六百五十公里。 这四种新式飞机都在试航中。（附图片） 苏联新制涡轮喷气式“图—110”型客运飞机。（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第7版()专栏： 英国兵问心有愧 不愿戴侵埃奖章 新华社11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工党议员海恩德7月10日在下院说，英国有些士兵不愿戴政府颁发的侵略埃及的奖章，他们认为戴了奖章就暴露了他们作过不体面的事情。

第7版()专栏： 企图缓和日本人民不满情绪 岸信介内阁改换班底 财阀藤山爱一郎担任外务相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日本岸信介内阁10日晚间正式宣布改组。新的内阁同时宣誓就职。 岸信介在今年2月接替石桥湛山担任了日本首相，石桥内阁的大部分阁员没有更动。岸信介在这次改组内阁中更换了大部分阁员，其目的是想用更换人事的办法来缓和人民对他的政策的反对，并加强岸信介派在内阁中的领导地位。 在改组后的内阁中，岸信介继续担任首相；石井光次郎继任副首相，并且兼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和行政管理厅长官。同岸信介关系最密切的实业界巨头（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担任外务相。 曾经引起争执的藏相人选最后决定由前鸠山内阁藏相一万田尚登担任。坚持要连任藏相的池田勇人由于拒绝接受岸信介给他的防卫厅长官的职位，没有参加新内阁。 新内阁的其他重要阁员是：通商产业相：前尾繁三郎（曾任前自由党政务调查会副会长），法务相：唐泽俊树（曾任前内务省次官和法制局长），防卫厅长官：津岛寿一（曾任藏相和日本银行副总裁），经济企划厅长官：河野一郎（前鸠山内阁农林相），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曾任通商产业相）。 在改组内阁以前，自由民主党的领导干部也作了更动。干事长由岸信介派的川岛正次郎担任，原来的干事长三木武夫担任政务调查会长，总务会长继续由砂田重政担任，组织委员长由三浦一雄担任。 新内阁在宣誓就职后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后，岸信介发表谈话说，新内阁特别要努力同美国进行“永恒的合作”，同东南亚各国实行“经济合作”。 在内政方面，岸信介又许下了许多诺言。他希望新内阁能够扫除贪污、暴力和贫困这“三恶”。他还说要迅速扭转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状态，拟订长期的经济计划。 岸信介表示在7月内不准备召开国会临时会议，在今年内不打算举行大选。 日本社会党7月10日晚上发表声明，认为岸信介内阁这次改组，是建立了一个反动色彩突出的、典型的保守政权。社会党的声明指出，岸信介所抱的反共态度和反亚洲的、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日中贸易所采取的消极态度，丝毫也不会因为垄断资本家的代表——藤山爱一郎的出任外相而有所改变。声明说，看一下其它阁员，也只能认为岸信介内阁已经作好准备，它将日益严厉地执行反宪法的、反动的镇压政策和警察政策。 社会党指责岸信介把引起日本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卸给前藏相池田勇人一人，认为岸信介整个内阁都有责任，因此应该举行大选或者总辞职。社会党还指责岸信介企图借助新任藏相一万田尚登继续执行已经遭到失败的财政政策，利用通货紧缩政策来保卫大资本家，把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和中小企业。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委员志贺义雄11日指出，由官僚和战犯组成的岸信介内阁将走上进一步加深日本从属于美国的道路。志贺说，尤其是由战时做过警察头子的唐泽俊树来当法务大臣这件事，证明岸信介内阁将实行加强对工人阶级和日本人民的镇压政策。他表示，日本共产党将要求岸信介内阁召开国会临时会议，并且解散国会来举行大选。

第7版()专栏： 从塞浦路斯到怯尼亚 袁先禄 麦克米伦和他的大臣们正在研究改组英国中东战略部署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把英国的中东司令部从塞浦路斯迁移到怯尼亚去。 英国的中东司令部为什么要迁移？塞浦路斯在唐宁街的眼里不是“中东战略的神经中枢”吗？英国国防大臣桑迪斯的答复是：英国在中东的“军事重点已经从苏伊士运河南面转移到阿拉伯半岛地区了”。 苏伊士事件发生以后，英国在中东北部的势力遭到严重的削弱，华盛顿乘虚而入，又抢了它不小的地盘。但是，它仍然力图维持自己在亚丁和波斯湾地区的霸权。英国国防白皮书里肯定地宣布，“保卫”这些地区是英国“特有的责任”。中东形势和英国在那里的战略地位的改变不能不影响塞浦路斯在英国中东军事体系中的地位。“路透社”在一则消息里透露了英国军界人士的考虑。他们担心，一旦中东再发生战争，塞浦路斯会同亚丁和波斯湾地区“隔绝”，因为“皇家空军不能飞越阿拉伯领土，必需得兜大圈子。利用苏伊士运河从塞浦路斯运送军事增援部队的主意也仍然是一个问号”。这就是说，塞浦路斯作为英国被迫撤出苏伊士运河地区之后在中东维持殖民统治的主要战略基地的价值，已经因侵略埃及战争失败而丧失了。 同时，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地位也是很不稳的。塞浦路斯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方兴未艾。华盛顿最近又在策划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名义把这个军事基地抓到自己手里。把中东司令部迁出塞浦路斯，对英国来说也是一个先着。 当然，唐宁街调整战略部署丝毫也不表示英国已决定放弃对这个岛屿的控制。在英国新的中东“防务”计划中，赛浦路斯仍将是一个“前沿阵地”。 为什么怯尼亚被选择为中东司令部的新址呢？据英国报刊透露，这是因为怯尼亚的蒙巴萨港在第二次大战时就是英国的军事基地，而且从这个基地到波斯湾和亚丁之间海上和空中运输都相当方便。从军事方面说来，这并不奇怪。但是实际上唐宁街的考虑不止于此。从英国国防白皮书里可以看到，英国现在把“警卫”“非洲大陆的大门”这项任务，看作是它中东“防务”的重要内容。 在英国的非洲属地，民族独立运动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英国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地位，首先就是会巩固英帝国在这一片最后的殖民据点的统治。“经济学家”杂志在6月29日就毫不隐讳地写道：在怯尼亚的欧洲人将欢迎基地的建立，因为这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他们的地位。 此外，华盛顿最近已经在向非洲大规模进军；这也使得英国殖民者极为不安，不得不及早采取对策。据外国通讯社报道，英国在决定把怯尼亚作为中东非洲地区新的“防务”中心以后，正在策划由在非洲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建立一个“泛非防御集团”；英、法、比、葡等国的高级官员已经为此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不难看出，筹组这样一个集团，带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是共同策划镇压日益发展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联合抵抗华盛顿对非洲大陆的侵入。这一点可以说是“警卫非洲大门”的确切含意。 英国改组中东“防务”，是否真会有助于加强它在中东和非洲的地位呢？既然苏伊士事件的发展已经证明炮舰外交是过时了，那末如果政策不变，把军事基地搬一下家，是不会使殖民统治巩固一些的。至于美国，它根本不把这种基地放在眼里。

第8版()专栏： 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何谷润 6月1日，萧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名“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文章。文中谈到现在是“初夏气候里”。从“早春天气”到“初夏气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但仔细分析一下，并不全然如此。我们对于任何好的批评和建议，都是虚心接受的；但是，对于像这篇文章中的若干根本论点，特别是关于自由这个问题，人们提出疑问来，也是应该的。文章中说： “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谈到自由，这是个原则性问题，人们可以拿它来衡量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不是合理。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千万人为之追求、奋斗的美好的目标，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从不同的阶级立场、观点出发，自由，这个崇高的字眼，也早已被不同的人，作着不同的理解了。这篇文章认为中国人所还没有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还是拿作者自己的话说，可以更明白些。他说：“应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他认为掌握“民主”与“专政”，不应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如果说作者所争的自由是这样的自由，那就值得推敲推敲：不错，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应当随时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纠正错误，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生活中绝对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不问：对于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乱说”，也应该以这位作者所要求的那样的“雅量”，加以容忍，而使人民默不作声吗？ 如果我们的自由，是为“乱说”辩护，试问，这是反映了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吗？这种“自由”究竟是哪一阶级的自由，对谁有利的自由呢？ 从“放心·容忍·人事工作”里看，究竟是什么妨碍了作者所争取的“乱说”的自由呢？据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教条主义者要负责。当然，“左”的教条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不过，文章中把我们现实生活描画成为“杀鸡吓猴”、“兔死狐悲”、螳臂不可抗拒车轮、“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的一幅悲惨图画是否真实呢？试问：如果这样恐怖、凄惨，在我们生活中，还有什么新社会的畅快的呼吸呢？更何况这些又都是来自“居于高位”的领导，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优越和美好可说？作者还进一步找到另一妨碍所谓自由的原因：那就是机关、团体里有着“派出所”一样的人事部门，而人事部门又是党组织的左右手。很明白，这里所攻击的当然是党的组织了。如果我们把最近的一些右派分子言论翻翻看，不是他们也在诬蔑人事部门是便衣队，攻击党员是特务吗？想想看，所谓派出所的说法，不是跟这些说法太相似了吗？批评无论多么尖锐，我们都应从批评中吸取正确的部分来改正工作，但是人们也必须分清是非。我们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却也要反对具有更大危险性的右的修正主义，如果借口批判教条主义，而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乱说”的自由，推销资产阶级右派思想，那么这种批判就值得好好考虑了，我们必须考虑这种说法到底是为什么开辟道路。因为对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乱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得非常好：“人民是不会同意给予这种自由的。”

第8版()专栏：横眉小集 “就是出卖也值钱些” 天马 章伯钧曾说：“有团体而后有力量，有力量而后取得权力，就是出卖也值钱些。”（见7月9日人民日报） 短短的几句自我表白，生动地刻划出了这个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力量——权力——出卖，这就是章伯钧的三部曲。 为了有“力量”，章伯钧要农工民主党在几年内发展几十万党员。他要全国各省、各重要都市建立组织，一直发展到县城地方。有了“力量”以后呢，他就能取得“权力”，通过“政治设计院”，上台当中华 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最后呢，“就是出卖也值钱些”。 出卖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卖给资本主义，卖给帝国主义。总之是要卖我们的社会主义，卖我们的国。 葛佩琦说：“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章伯钧的“表白”给葛佩琦的谬论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人家”就是想要推翻共产党而去卖国呢！只是因为六亿人民不答应，他们的卖国阴谋才告破产了。

第8版()专栏：横眉小集 可耻的“楚歌” 　谷斯范 华东师范大学有个历史系教授戴家祥，写了篇反苏反共的 “告全体同学书”，化名“楚歌”，登在学生办的黑板报上。为什么化这个名？意思很明显，他有壮志雄心，要陷共产党于“四面楚歌”之中。 且听唱的什么“楚歌”吧：“三大主义是一母所生的难兄难弟，这个母体是共产党人的专制集权……此外还有‘一大主义’为害更为凄痛，他使我们中华民族丧失独立性，失去自尊心，遗弃了祖国五千年来悠久文化传统，这一大主义即教条主义也。……”“教条主义”无疑是指马列主义，在他看来，马列主义和它的信奉者罪恶滔天，恨不得效当年之汉高祖，率重兵围之于垓下，在四面楚歌声中一鼓而歼之。 曾几何时，反右派分子的激烈斗争展开了，戴家祥自己倒做了楚霸王，陷身于“四面楚歌”。项羽不愧为末路英雄，我们读“项羽本纪”至“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不免击节三叹。可是那位教授还想狡赖，为逃避“自刎乌江”的恶运，就叫跟他“单线联系”的历史系资料员冒名顶替，并威胁说：“你承认好了，没有关系。如果说是我写的，你有什么凭据？”不料资料员在华东师大五千师生员工的声讨下，也终于“顶替”不住，如实招供了。于是，会场上无数忿怒的眼光集中在灰溜溜的“楚霸王”身上，他的脸色枯黄，眼如死鱼，木匠做枷自己戴，再不觉醒，只有死路一条了。

第8版()专栏： 高山作证，流水为凭！ 董均伦　江源 沂山山区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雄伟的山尖触着白云，那青青的山坡上开着好看的鲜花，那高大的峭壁上挂着银亮的瀑布，那飞溅着水花的小河，日日夜夜的哗哗发响，可是生长在山区的人们，他们过去的日子，并不像有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样悠闲，自在。 前几天，我们到了沂山地区的接家河村，说起来这里的土质在沂山里，是不错的了。这个村子统共算起来也不过百十户人家，进村来，最惹人注意的，就是那些新盖的草屋，它们是那样的多，一栋又一栋的座落在路旁。山村里是没有饭店的，午饭，我们是在一家老乡家里吃的。他们一家六口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一个儿子，一个媳妇，还有三个孙女。孩子们搬着板凳坐在我们跟前，老奶奶忙着替我们烧开水。我们很随便的问那个大嫂：“这三个孩子都是你的吗？”“不，那个穿白的是俺小叔家的呀！”“给谁穿孝呢？”“给他爹呀！他爹在去年秋天死去了。”“他娘呢？”那老奶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阵沉默以后，老奶奶才开口了：“他是跟着他大娘呀！他娘走了，不是才走的，走了多年啦，解放前，他爹没死就另嫁了人啊！不为别的，就是穷走了呀！穷散了呀，那媳妇子也是老实人，在这里拄着棍子讨了三年饭，那年春天，讨饭也讨不出来了，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还有一叉长短的一块花生饼，她说道：‘我走了吧！不能都在家里饿死呀！我抱着这个小的，把他养大成人还是你家人呀！’小两口子从来没红红脸，吵吵嘴啊！他把她送到了半路……剩下这个大的，就跟着我了。前年办了社，日子好过啦！俺那儿怎么能不想他那老婆孩子，要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那还能家破人散呀！看看这个孩子就难受。从前，那里寻思还有今天，知道有今天，他娘也不会走啊！”柴火灭了，冒出了一阵浓烟，老奶奶掀起衣襟擦了擦眼泪……。 过午的时候，我们认识了第二生产队队长——李春收，他总是笑哈哈的，中间还缺着两个门牙。问起来，才知道是去年推粪磕去的。他笑着说道：“你们看见了吧，我们这里都是山岭地，人要是省了劲，牲口就要费力了。我使的劲大了，把车盘抻断了，磕在车档上，牙也碰去了两个。牲口是社里的，就更得上心呀。”我们问他，现在的生活过得怎样，他告诉说，去年他家十一口人分了七千多斤粮。好像生怕我们不明白似的，还解释说道：“这七千多斤粮是满够用的啊！一家人不能只是大人，还有孩子哪！我是很知足啊！这如今做活回来，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往炕上一躺，舒舒服服的睡了。可是那阵，讨了一天饭，夜里全家盖着一件破蓑衣，肚子饿的还睡不着……。”就是这个李春收的娘，曾经领着五个孩子逃荒到外面讨饭多年，李春收的一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就是卖在青州府，把人换回粮吃了。难道当娘的不疼孩子吗？难道自己的指头自己咬着不疼吗？可是那时候的接家河，庄里草长老高，庄头就跑小狼羔。那时候，旧政府只知道跟他们要捐要税，不管他们有什么雹灾旱灾，受什么样的欺压剥削，那时候，那些右派先生们的“火气”，到那里去了？为什么听不到他们的一句“同情”的话呢？ 晚上，我们又去那老奶奶家吃饭，山风吹得很凉，浓云从那深蓝色的沂山顶上涌了上来。大嫂一面给我们拾掇饭，一面不住的看天，我们趁吃饭以前这点时间，掀开“人民日报”。天呀！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有那种破坏分子，竟梦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竟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竟反对人民走社会主义的路子，难道说还要让那受冻受饿典妻卖子的日子回到这美丽的山区里来吗？我们简直是忿怒极了，想把这些破坏分子的黑心肠，立刻告诉老奶奶一家人。这时老奶奶已经出去了。大嫂拾掇完饭，还皱着眉头看天，她转回了头，不好意思的说道：“同志，您是不知道啊，一到阴天，我的心就跳，那些年月，到了下雨天，出不去，讨不上吃的来，一家人就得白瞪眼挨饿，就是饿怕了，饿出这么个病来，现在，满屋里，都是吃的，还害怕什么，就是不由自己啊。”说着又看了一下那摞得高高的金黄煎饼，她笑了。雷响了，闪也亮了，那高大的沂山看去更加威武庄严，从山涧里传出了深沉的、隆隆的响声，风声中，河水哗啦啦的吼叫。听吧！高山流水都发怒了。在那些捐税重重，典妻卖子的旧社会里，这些大山听到过多少哭声，这流水尝过多少眼泪……当然，这一些不会打动那些右派分子们，因为他们吃惯了的是人民的血汗，过惯了的是资产阶级生活，他们不知道受冻挨饿的日子怎么过的，他们也永远体会不到，典妻卖子的人是什么滋味。听一听这山区的人们过去的苦处，看一看他们现在的生活吧。从前荒秃的大山，现在已经栽满碧绿的小树，从前他们躲难的山沟，现在已是清清的水库，连它们也要告诉那些右派分子们，少发表破坏言论，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是凭证。

第8版()专栏： 反右街头诗 方殷 我们说，向左，向左， 你们偏要向右，向右。 这真叫做“螳臂挡车”， 你们正像在抽刀斩水流。 你们正像在抽刀斩水流， 利令智昏，你们要显一显身手 是你们点燃了人民的怒火， 这怒火，烧出了你们的狐尾蛇头。 这怒火，烧出了你们的狐尾蛇头， 大好的江山不容你们侮辱！ 社会主义大道，坦坦荡荡， 不回头，休想混迹于人民的队伍！

第8版()专栏： 欢迎蒲州梆子来京演出 程砚秋 今年四、五月间，我到山西参加该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看到了十几个剧种演出的一百多个剧目。的确每个剧种有每个剧种的特点，每位演员有他们不同的精心杰作，所见所听真是琳琅满目，大开眼界，使我们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 这次山西省蒲州梆子集中了七个剧团的优秀演员来京演出，带来了四十多个优秀的传统剧目与首都观众见面，值得我们热烈的欢迎。 蒲州梆子，在山西梆子系统中，是一个最古老的剧种，它的剧目丰富，表演上有许多特殊技巧，在山西省早已博得“晋南之花”的称誉。近百年来，蒲州梆子曾出现过许多有名的艺术家，创造出非常精采的表演艺术，给它的成长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特别在全国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对蒲州梆子的支持与培养，过去颠沛流离脱离舞台多年的许多位名艺人又重新获得了舞台生命，他们的精湛表演艺术，又和广大观众见了面。因此，这几年来，蒲州梆子的许多失传剧目，陆续登上舞台，蒲剧各个剧团中，也涌现出大批的青年优秀演员，使蒲剧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晋南名花，开得更茂盛起来了。 他们这次来京演出的剧目，我在山西看过了许多出，像阎逢春先生的“杀驿”，“归宗图”，杨虎山先生的“赠绨袍”，“阳河摘印”的薛刚，张庆奎先生的“三家店”，李心海先生的“意中缘”的黄天监，任合心几位老先生的“龙凤旗”，还有王秀兰的“卖水”（郿鄠），以及她和筱月来先生合演的“墙头马上”等。从我所看到的几出戏中，看出每位演员全掌握了不同的才能，通过他们演出上的严肃、认真，可以肯定他们对戏曲艺术是负责的。再从他们舞台上表演动作的一招一式来看，每个动作都很集中，节奏也很鲜明，像“三家店”，“杀驿”等唱做并重的戏，也是自始至终精神贯串到底，丝毫没有败笔。此外，蒲州梆子表演上的多种特技，如“翎子功”、“翅子功”、“甩发功”、“髯口功”等，全能结合感情，在我看他们全运用得非常巧妙，同时不但与剧情、人物思想变化结合的很严紧，而且这种表现手法，更能突出的表达人物的微妙复杂心理活动，如果一个演员没经过苦心的钻研，不断的练习，是无法能够表现出来的。 听说这次王秀兰演出的“杀狗”，是已故名艺术家王存才老先生亲自传给她的，剧中人物将表演出蒲剧许多传统的绝技。可惜我最近将有其他任务即将出国，不能全部观摩，倒是一件憾事，我建议我们京剧界的同志们抽暇多观摩几次，彼此交流经验。现在我预祝蒲州梆子来京演出胜利完成任务，使蒲剧的艺术更好的丰富多采起来。

第8版()专栏： 涅雪香（国画） 苏联人民演员涅雪香擅演悲剧。他饰演的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受到全苏观众的热爱。 “在舞台上，在电影里，我可以得心应手地塑造人物形象。在画家面前，可不知道怎么才好了。我的导演，我在等候您的摆布呢！” 我笑笑说，我相信，像他这样一位天才演员，决不需要摆布，任何一个姿式都会合乎美的要求的。 于是他开始选择姿势。一回儿正襟危坐，一回儿又突然站起；有时支颐沉思，有时侧着头凝神于室内的一角。他的脸部肌肉和表情，随着全身姿态不同而变化。每次变换姿势总有一段时间的停顿。抽着烟，旁若无人地，专注地思索。 他的动作启发我思索一个问题：演员创造角色的劳动，同画家的构思，画家用画笔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呢？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些什么东西呢？ 董希文

第9版()专栏： 旭日的万丈光芒照射出阴云里的魑魅魍魉 唐生智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意其他各项报告。 从主席讲演到总理报告这一段时期，真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旭日东升的万丈光芒透视着乌云阴霾里面的魑魅魍魉，使人们警觉地认识了许多东西。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地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到处点火，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活动；本来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反友为敌，向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置身人民内部，竟违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违背亲自举手通过的宪法，妄图篡夺领导，动摇国本，想把站起来的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隶地位，对于右派分子这种罪恶的颠复活动，革命的先烈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一切正义的爱国人士都不能答应。 我们面前是祖国更加美好的将来 我是从反动统治集团起义过来的人，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几个历史阶段，对社会的大变动是有深刻感受的。对比一下新旧社会，对比一下新旧中国，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简直不可以同日而语。过去的黑暗罪恶，今日的幸福光明，使我亲切体会到人民创业之不易，建国之艰难。我们好容易能看到有今天这样好的社会，生活在这样可爱的祖国，而右派分子竟想破坏我们共同的事业，危害我们的儿孙后代，真是丧心病狂，天理国法之所不容。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他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大敌人；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五大运动的胜利，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改变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做着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他领导中国人民把分裂混乱的人民无权的旧中国改变成为空前统一的人民民主国家。 “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面前”。这样翻天复地的大转变，大革命，大建设，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成绩，值得人民永远的大大的歌颂。为什么右派分子和帝国主义杜勒斯一样，矢口否认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事实呢？试问共产党所做的事，有那一件事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有那一件事不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大好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试问右派分子有什么理由来反对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事实和真理呢？工业化、合作化、五年计划、民族团结、中苏友好等等，这些关系我们六亿人民幸福生活和我们儿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大好事，右派分子从来是不大喜欢讲的，要讲也是勉强的，骗人的。而什么“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苏联侵略”等等，这些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的无耻的共同谰言，右派分子却津津乐道。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杜勒斯有共同的语言，而和劳动人民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右派分子口里讲“爱国”、“拥共”、“拥护社会主义”，骨子里却是“叛国”、“反共”、“拥护资本主义”，对亡“国”、共产、人民当家作主不甘心，还想作垂死的挣扎。 人民所喜欢的东西，右派反对；人民不喜欢的东西，右派拥护 人民要的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要的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资本主义两院制，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对党”，他们企图以“绝对民主”“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以资产阶级的领导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领导。 人民要的是社会主义法制，肃清反革命，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六法全书，保护反革命。他们借口“法制”来否定肃反，借口“法制”来对抗党的整风，为反革命复仇，他们的所谓“法制”，实际上就是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同义语，就是保护反革命的法。 人民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否认社会主义改造，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否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骂五年计划搞坏了，骂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企图撤掉公方代表，定息二十年，好让资本主义复辟。 人民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他们否认党对文化科学的领导，否认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企图取消学校党委制和马列主义政治课，实行什么“教授治校”“同人办报”，好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 人民要的是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什么“民主联军”守边防，企图争取兵权，分裂祖国。 人民要的是民族大团结，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民族大分裂，他们挑拨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不承认有少数民族，实质上是想保护大汉族主义，否定党的民族政策。 人民要的是中苏友好同盟，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同美帝国主义亲善，他们不积极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而极力反对苏联对我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和崇高的国际友谊，反对我们援助别的国家，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人民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而右派分子要的却是美国艾奇逊的白皮书和杜勒斯对华政策的演说。 显然，人民所喜欢的东西，右派分子反对，人民所不喜欢的东西，右派分子拥护，右派分子的爱爱仇仇，岂不是昭然若揭。假若按照右派分子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各方面的主张做去，除了亡国做奴隶之外，人民还有什么？试问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你们这样做是为甚么？这样做究竟对谁有利？你们是何居心？你们是帝国主义的同路人，人民的反对者。我们要严正警告你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全国人民肯定了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坚定不移要走到底的，不论任何个人或任何社会集团，要想推翻这两条，就是人民的公敌，就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人民的天下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垮的。资产阶级吃工人农民的饭，就应该为工人农民老老实实做事，就得规规矩矩服工人农民的管，这是最平凡的真理，也是最实际的政治，不甘心，不服气，农民的锄头，工人的铁锹，任何阶级敌人都是受不了的。 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来看，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罪恶活动，绝不是什么一般思想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并不是平常的、简单的右派，而是联合起来的有组织有路线的右派集团，章罗联盟就是整个右派组织的神经中枢。右派集团以民盟、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为政治资本，以失掉了生产资料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尚未改造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阴谋活动系统。整风一来，右派首脑人物“发难”于上，各地右派分子响应于下，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从他们的纲领、步骤、作法来看，全国各地几乎是一模一样，这就充分说明右派集团这一次猖狂进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相当时期的部署和准备的。湖南的情况也不例外，湖南民盟的实际负责人杜迈之，便是章罗右派集团的一个骨干，是罗隆基的亲信之一，湖南民盟右派的活动计划就是在地方上具体化了的章罗联盟的政治纲领。他们向党进攻的战略方针也是采取了团结右派、争取中间、孤立和打击左派的策略，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强调大放大鸣，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成绩优点的空气，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间，在省政协会议上，在五个大专学校，在某些党派团体机关内部到处点火扇风，极尽污蔑、谩骂、造谣歪曲的能事，把共产党描写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们阻拦进步分子入党，而把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对肃反不满的、甚至反革命分子拉进他们的组织，串通声气。凡是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就加以攻击、咒骂、丑化，说这些人是“奴才”，是“害群之马”，是国民党时代的“便衣警察”；把靠近共产党的人，也骂得一塌糊涂；不让人们说公道话，说公道话就是阻碍“鸣”“放”；对中间的人便小恩小惠，极力拉拢，煽惑他们反党；甚至公开要党委退出高等学校，提出“反阶级论”，挑拨党员与党员的关系，向共产党员喊话，要他们“起义”，说“专政专到人民头上来了”，说“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要“共产党重新建党”，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组政党”，要把共产党员“开除的开除，坐牢的坐牢，枪毙的枪毙”。北京搞的是“平反委员会”，他们在湖南就要搞“肃反善后委员会”，由他们来“大赦”“平反”，北京搞的是光明日报，他们在湖南就要办“同人报”，纠合一班旧的报痞子，开座谈会，向省委请愿，由他们来“宣传”“争鸣”。北京有百花社，湖南就有解冻社，北京有林希翎、谭天荣等的什么“纲领”“宣言”“讲演”“花丛小语”，湖南就有刘果平、杨继华等的什么“二十四条”“忠言和管见”“三透闷气”。北京有人秘密地扔炸弹，湖南就有人公开地打工人、打干部，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们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他们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他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宣传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他们打着“互相监督”的旗号，反动地和党唱“对台戏”。右派集团在全国范围内的这种猖狂的进攻，其恶毒阴险的实质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颠复活动”，台湾反动派的“大陆反攻”。 右派分子作了一场白日梦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所以这样的猖狂毒辣，是有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原来他们是早有企图别有用心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们热中于资产阶级民主，念念不忘中间路线和第三势力。他们过去送旧迎新既然是假的，现在要脱胎换骨当然就更不甘心。全国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在他 “无可奈何的供状”里，就曾寄希望于这一小撮“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中国共产党曾苦口婆心地劝告过当时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和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绝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和旧军政人员在党的教育下都认清方向，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了，而少数右派政治野心家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丢掉他们的幻想。他们处心积虑，潜藏杀机，窥伺天下之变，一旦有了动静，便好实现他们所梦想的“和共产党争天下”重演新的三国演义。几年来，在人民强大的威力下，他们还不敢轻举妄动，从去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接连着发生波、匈事件，他们就以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列主义不中用了，联盟反共，跃跃欲试。今年中共整风，他们自以为有“资本”，有“知识”，有“群众”，“发难”的条件具备了，“进攻”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作幌子，拿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盾牌，密室策划，基层点火，发展组织，煽动群众，毒焰万丈，施虐四方，他们企图先占领新闻、文化、教育界，然后夺取其他各界，热枪冷箭，“口诛笔伐”，大举向共产党进攻，一时狼嗥鬼叫，搞得大地上乌烟瘴气。使正直的人们呼吸都感到有点困难。党只是根据群众革命的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暂时不给予回击，而他们满以为这一回共产党可不行了，既不能再放，又不能再收，更不能拿军队来镇压，三策莫施，进退维谷，到时就非求于我盟主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纵不能全部取而代之，少不得也要三分天下，把人民当阿斗，拿历史开玩笑，酒酣脑胀，踌躇满志，以为“天下英雄唯章与罗耳”。大西洋的寡头，台湾的小丑，也不甘寂寞，从旁极力打气喝彩，杜勒斯还幻想中国从此将要“消逝”，频频向这些“个人主义”者致意。右派的寡头先生们，你们高兴得错了，你们把自己的神通估计得太高了，把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的力量估计得太低了。你们幻想你们的罪恶活动，会争取得到群众，会赢得社会的同情，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是右派分子唯一的出路 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一派人物，并不是今天才右，过去在历史上一贯地就是右，从来就是看政治行情打政治算盘的市侩，拥护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他们来说，全是假话。阶级斗争是没有假的，资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各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敌人，总是要寻找机会来表现他们自己的，今天不暴露，明天会暴露，现在不暴露，将来会暴露，今天资产阶级右派的首脑人物，并不例外。当他们丑恶的面貌尚未暴露的时候，当他们混在人民当中爱国进步的伪装还未被剥夺的时候，人民对他们是非常优遇的，待之以高位，委之以重任，不念旧恶，不咎既往，希望他们为人民做些好事并一贯地做下去。人不知廉耻，马不知脸长，这些政治野心家们不但不思有所报效，居然忘恩负义，得意忘形，反而想算老账，整垮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他们不想想，他们欠了人民多少血债和老账，他们不想想，他们的代表、委员、部长是谁给他们当的？人民给他们当代表、委员、部长是干什么事的？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他们能够做出一件什么好事？对于这些还想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全国人民代表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向他们追究，而且一定要他们回答，你们究竟搞甚么？我们严正警告一切右派分子们！你们已经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道路上去了。如果你们不自外于统一战线，不自绝于人民，那就必须悬崖勒马，老老实实地彻底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坦白交代，否则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得到的最基本的教训 我在历史上对人民也是有罪的，对人民也并没有做多少好事，但爱国的良心，正义的情感，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教育，使我懂得今天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认罪，服气，死心，向人民真投降，诚诚恳恳拥护社会主义，老老实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人民今天仍然给我以效力的机会，并且帮助我去追求进步，认识真理。我不是说我的思想就高明了，我自知水平有限，从世界观上来一个根本转变还差得很远，但我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完成这个转变。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得到最基本的教训是：必须加强思想改造。如果不在思想上，时加警惕和注意自己是否站稳了社会主义立场，那就难保不受右派分子的影响和利用，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我们必须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两面性。我们已经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我们已经有了进步，但是在思想战线上，拿主席讲演的六项政治标准衡量检查一下，我认为我们的思想改造是很不够的，同我们今天的革命形势和政治地位还是很不适应的。我认为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努力增多社会主义的一面，尽量减少资本主义的一面，“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仍然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自我改造的严重任务。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场不可避免的谁战胜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路线与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关系着我们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将来，拥护社会主义的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应当积极投入这种斗争。狼总是要吃人的，对右派分子的任何姑息，都是对人民的残忍。 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朋友们！这次反右派的斗争，正是我们进一步改造自己的大好机会。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捍卫社会主义的利益，把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打下去。通过这次斗争，检查我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接受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考验和社会主义教育，这样，才能整好我们民主党派的风，才能继续真正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从而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达到有共同语言的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我们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迅速向前推进。

第9版()专栏： 谁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打碎他的脊骨 殷维臣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我们北京市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九五一年只有三户的互助组，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是二千零三户的高级社了。去年合作化以后，社员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生产情绪很高，把二千零八十多亩旱地改为水地（其中有四百五十亩是洼地、荒地变为稻田，每亩产量从以前的三、四十斤增加到变稻田后每亩平均产量三百六十斤）。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社安装了四十四个电力水泵，打了四眼电井，安了八盘电磨，还安上了电话和有线广播网，全乡南北十四里东西八里内每天都能听到国家大事和文娱节目。真是从前不敢梦想的事，现在也实现了。解放前我乡只有小学生二百五十人，那时贫农的子女是上不起学的。现在我乡有小学生一千人，上中学有一百二十多人，这说明农民的文化也大大提高了。我乡老弱孤寡的八十三户，也受到了五保待遇，生活都得到了照顾。 去年因为雨水过大，我们社受了几十年未有的严重涝灾。全社一万七千零八十亩土地中，有一万二千亩受了重灾，其中最重的七千多亩，只收了一成甚至颗粒未收。虽然受了这样严重的涝灾，因为发挥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社员的生活完全有保证。全社没有一个挨饿的，也没有吃糠的，吃的是净米净面，去年涝灾里倒塌了房子七百间，现在都修盖了新房。解放以来我乡共盖了新房一千多间，其中好多是砖房。去年春天国家贷给我们社贷款十四万元，另外还有电力贷款，我们勤俭办社、努力节约，经过这样重的涝灾，今年我们社不但没有借国家一块钱，到现在已经归还了国家贷款十三万四千元。这些事实，就是铁一样的证明，使得社员们更加认识了合作化的好处。有的社员说：“还是合作社好，要不是合作社，地全泡了，连籽也收不回来，连粥也喝不上。”有的社员说：“还得说合作社好，涝了有高地，不旱不涝有平川地。”有的说：“要不是有合作社，不知道有多少户逃荒、要饭、穿不上衣裳。”社员们想起一九四三年日本占领时期吃共合面那年，因为挨饿没的吃，贫农刘汝林上地主的地里拔了两根胡罗卜，就被恶霸地主送到监狱里，非刑拷打，刘汝林和他儿子大旦就这样死在监狱里了，刘汝林的母亲，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急死了，刘汝林的妻子逃荒到张家口去了，他的小孩给了人，一家子妻离子散。现在刘汝林的妻子由张家口回来了，也抱了孙子了。解放了多么好，土地改革多么好，合作化多么好，社会主义多么好，这不都是事实吗？右派分子说什么“合作化搞糟了”，“农民生活没有改善”，“统购统销搞糟了”，全是不看事实，一派胡言乱语，社员们听了读报和广播以后，对右派分子气愤极了。社员们说：“要是没有统购统销，去年这样涝灾，我们吃不上粮食就得饿死。”有的社员气得说：“国家不能给右派分子白吃白喝，他吃着我们，喝着我们，还恨我们，不给他吃喝！”有的社员说：“得让右派分子下农村来看一看，让他们来劳动，他不劳动不知道情况，睁着眼胡说！”我们警告右派分子：我们农民和共产党永远一条心，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这一条平川大道。谁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打碎他的脊骨！

第9版()专栏： 广大爱国华侨拥护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徐四民表明华侨的愿望，并提出改进侨务工作的建议 这次大会之前，我有机会到福建省华侨家乡去走走，使我体会到侨乡人民包括侨眷、侨属，对于进行社会主义劳动，抱着无限热情，这种生动的事实，令人深深感动。而且更加体现了华侨、侨眷，决心跟着毛主席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道路，是坚定不移的。特别是处在国防前线的厦门人民，在飞机警报和炮声之下，安然地工作和学习，几年来在反封锁的斗争中也取得不少的成就，这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侨务工作还需要加以改进 这几年来，祖国对于华侨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和无远弗届的。侨务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无庸讳言，在这复杂细致而又十分艰巨的侨务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现在，把国外华侨的一些反映以及在侨乡和新旧归侨接触到的，综合地提出来，以为有关方面改进工作的参考。 侨务机构要多接触普通归侨 （一）由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外华侨向往日益繁荣富强的祖国，年来回国旅行参观、探亲问友的日益增加，他们回到了祖国，一般是把侨委会和各地侨务局、侨务科，当成他们之家。但是地方和中央侨务机构，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对千里归来的侨胞，没有做到很好的联系和接触，根据侨胞的反映，除了观光团员以外，一般普通归侨是比较不容易接触到侨务干部，因而没有亲切的感觉，希望各地及中央的侨务机构，今后更多地接触归侨，以便多方面的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也才会更好地为侨胞大众服务。 此外，作为沟通国内外华侨的桥梁——归国华侨联谊会，个别地区党政机关对于侨联的认识和帮助都很不够，因而未能充分发挥为侨胞服务的积极作用，这是要引起有关部门加以注意的。 侨乡农业社还需要加强领导 （二）广东、福建地处国防前线，地少人多，加以农业合作社建立不久，耕种方法落后，因此广东、福建二省的农村存在的困难比较其他省份为多，根据一般归侨反映，有些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对于农作经验比较缺少，但又不肯虚心向当地的老农学习，吸收老农多年以来业务经验，好好调动力量，发展生产效率，以致在原有困难的基础上加上一些人为的错误。因此，侨乡人民的生活，有一部分还是相当苦的。据我了解，福建的惠安就存在着这种情况。例如惠安有一个地区，为了扩大耕种面积，在沿海地带筑了一条海堤，增加了四百多亩耕地，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认为新增加的耕地，土壤带有咸质，在一两年之内是不能种农作物的，因而栽种了很多作为燃料的小作物。但是正当这些小作物长了一尺多长的时候，农村干部忽然接到一个任务，未加研究，即将小作物砍掉，改种地瓜，结果农民少了必需的燃料，而地瓜也因土壤不适宜不能生长，合作社白白花了一万多工分，造成合作社的损失，引起农民不少怨言。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严重的，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干部和老农合作，改进耕种方法。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社的组织，提高合作社的会计能力，使合作社复杂的账目有条不紊。这样，才会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对于提高侨乡人民的生活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归国华侨子弟照顾不要过分 （三）几年来归国华侨学生为数很多，其中绝大多数已能和祖国的同学共同学习，取得丰富的新知识、新技术，有的甚至已光荣走上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岗位上；但是还有少数的一部分，过去沾染各种恶习惯，学习兴致不高，回国之后，负责部门为了照顾华侨子弟的特殊情况，没有采取严厉的督促，过分的照顾，变成了过分的放纵，而使这一部分学生的恶劣习性仍然不改。这一小部分在比例上虽只是百分之几的少数，但是在每年数以千计的归国华侨子弟中的绝对数字就有相当的人数了。这些学生自由散漫行动，已引起国内多数同学的不满，也引起国外同学家长们的不安。因此迫切要求有关方面，迅速改善措施，适当安排，促使这一些学生走上正常学习的道路。 厦门对外贸易大有前途应纳入国家对外贸易计划 （四）厦门为福建省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南洋的华侨也多以厦门为出入国的重要门户。现在，厦门地处国防最前线，就业问题，还未能达到合理解决，但是厦门人民几年来在反封锁的斗争中，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对发展厦门的对外贸易也创造了不少条件，厦门本来就是福建土特产的集散地，其中罐头食品、药材、茶叶及手工艺品在东南亚等地，信用素著，市场广阔，如果发展厦门对外贸易，一经号召，一定会得到散布在东南亚的华侨的大力支持。这对于繁荣侨乡经济，帮助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是有很大的意义。根据厦门人民的反映，中央对外贸易部，过去对厦门的对外贸易重视不够，因此希望中央对外贸易部门，加以研究，而把厦门对外贸易纳入计划，并且适当地扩大和发展，这对繁荣国家经济也是有利的。 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广大华侨的共同愿望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和薄一波副总理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从以上这些报告中，使我深深感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经过小组反复、深入的讨论，我们肯定三个报告的内容，完全切合实际，既不夸张成绩，也不掩饰在前进中所存在的困难和缺点。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无限的信心。祖国建设一日千里，祖国人民辛勤的劳动成果，也给予千万海外华侨无比的鼓舞力量。我们的心是永远和祖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让我们共同为祖国更加幸福的未来，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为一个华侨代表的身份，让我来谈谈国外华侨的共同感受吧。在旧社会里，华侨的祖先飘海渡洋，历尽艰辛苦难，饱受歧视压迫；而在短短的八年中，祖国面貌焕然一新，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华侨在国外也抬起头来，而且和侨居地友邦人士友好相处。多年以来海外华侨所渴望的强大和统一的中国，今天才算达到了这个理想愿望。因此千万的华侨衷心拥护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任何违反华侨这个共同愿望的，都为广大华侨所深恶痛绝。 我刚从缅甸回来，看见祖国人民热烈讨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方人士提供意见，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充分发挥民主的积极性，使我感到非常兴奋，觉得我们的祖国真是伟大！像这样广开言路，征求意见的工作方法，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这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有信心、有办法的。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几个担任着政府重要职务的野心家章伯钧、罗隆基等，借着这个机会，忘记了人民付托之重，散布了违反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心愿的谬论，企图削弱国家领导力量，达到个人的目的。毫无疑问，这些谬论是为亲者痛、仇者快，国外爱国华侨是绝对不能同意的。我们坚决拥护祖国人民以严正的态度，对这些恶毒言论严加驳斥，辨明是非。这也正说明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一天天取得更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也一定一天天地更加巩固起来。 应该指出：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恶毒谬论，将为世界各反动报刊所充分利用，从而蛊惑侨胞。但是，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广大华侨，拥护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丝毫不会动摇的。相反的，在祖国人民不留余地的揭穿了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发表，不仅增加了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强了我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信心，而且对扩大华侨爱国团结，也将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我们相信：海外华侨必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祖国的周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力量。

第10版()专栏： 农民永远记得：共产党是恩人 霍维德以甘肃农民生活改善情况驳斥右派分子的谰言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我都完全同意。我建议大会批准这些报告，并动员全国人民为彻底完成一九五七年的国家计划积极努力。现在，我仅就农民生活有无改善这个问题，根据甘肃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甘肃农民解放前生活不如牛马，现在是生产积极性高涨 大家知道，甘肃在解放以前，由于地主、官僚、军阀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各族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尤其是广大劳动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如牛如马的生活。那时，十几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一家五、六口人盖一块毡片片，一件棉袄要穿十来年；粮食根本不够吃，每年总要有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吃糠咽菜，这些情况真是触目皆是，何止千万！解放以后，经过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的春后，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效率大为提高。男男女女，投入了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土地加工、积肥除草、消灭四害等生产运动，并且充分利用了天时好的条件。去年一年就新修水地四百三十六万多亩，等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六年发展水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点八，相当于解放前两千多年间所修水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三。一九五六年，全省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零九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半，比一九五五年的实产量增加了二十六亿三千万斤，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三。 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农民收入也不断增加。据一九五六年统计：全省农、副业总产值共为十三亿六千多万元，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一倍多，除去公粮、生产费用、公共积累和管理费外，平均每人收入七十五元上下。皋兰县庄子坪农业社，原来几乎年年闹饥荒，一九五五年全社缺粮户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缺粮一百多万斤，一九五六年，由于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生产热忱大大提高，大量兴修了水利，加以天时条件好，因而获得了空前丰收，社员每人平均净分现粮六百五十斤，全社共余粮一百三十九万斤，九百零六户社员中，四百零八户的收入够吃一年半，三百三十三户的收入够吃二年，还有八十九户的收入够吃三年以上，没有一户缺粮。 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也就显著的增长。据统计：一九五○年平均每人只有六元，一九五六年即增为四十五元，增加了六倍半。为什么会增长得这样快呢？原因有四条：（1）甘肃农民解放前的购买力水平特别低，每人平均还不到六元；（2）甘肃的畜产品、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数量很大，解放后生产得到发展，有销路、价格合理，因而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3）工农业建设和城市建设迅速开展，农民搞副业的门路多，如搞运输、打零工、编山货等，收入很大；（4）甘肃的土地广，潜力大，原来常年没收成的土地，只要浇上水就可以有二、三百斤的产量，农业收入增加得快。 农民生活逐步提高，购买力一年比一年大 农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也就意味着农民生活逐步改善。如定西县仁化高级农业社，一百六十户老社员中，土改前没有土地、没有房子的就有四十二户，常年出卖劳动力的七十户，有一百一十户常年缺口粮，要靠借高利贷，或者给地主、富农打些短工，才能维持生活。没穿没盖的现象更是普遍，有一个村子，五十一户只有六床被子、两块毛毡。到一九五六年，全社每人平均分粮一千八百五十一斤，余粮户达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没有一户缺粮，被子增加到六百九十八床，平均每户两床多。这个社的中等户宋得禄，全家六口人，夫妇两口、四个小孩。解放前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过生活，解放后生活逐年好转。一九五三年全家还只有一条破被子，缺口粮三个月；一九五四年全家都穿上了冬衣，只缺一个月口粮；一九五五年便成了余粮户，卖余粮七百斤，不仅穿上了新衣，还缝了一床新被子；一九五六年卖余粮二千斤，买皮大衣一件，全家都有了三季衣服可换，还买了被子、单子各一条，两个孩子也送到学校去上学。除上述情况外，解放以来，国家还向农村投放贷款一亿三千六百九十多万元，发放各种救济款两千六百二十多万元，两项合计，平均每户约达七十五元之多。现在，十几岁的姑娘没裤子穿的现象已经根本绝迹，五、六口人盖一块毡片片的现象也根本看不到了。农民对文化、卫生、交通运输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提高，截止目前，全省除国家举办的小学外，农业社自办的小学即达三千四百三十七所，学生人数达十六万五千五百七十七人，占全省入学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六；农业社自办的保健站（室）达一千八百五十七个；农民自己修的简易公路达八千四百多公里；很多农业社都装有电话机、收音机或扩音喇叭；每个农业社都有识字班或者夜校。农民对于棉布、食盐、烟、酒、糖等生活用品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多，仅以棉布为例，一九五○年全省销售量为九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二匹，一九五六年即增为四百五十三万四千三百零四匹，增加了三点七倍，其中花布的销售量一九五六年即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点四。暖水瓶已成为农村通用的器具。球鞋、自行车也成为农村的畅销货。农民的肉食量也比从前大大增多，据我今年亲自了解九个农业社的情况，去年春节，差不多都是每户宰猪一口，而且大部分都完全是留着自己吃的，谁能说解放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呢？谁能说党和政府不关心农民呢？右派分子为什么不去掉自己的黑眼镜来看看现实呢？ 农民中有问题也有意见，但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改进工作加以解决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购买力的提高，新的问题也就产生出来了。农民的新的惜售情绪，就是问题之一。例如生猪、羊皮、羊毛等，农民自用量大大增多，而出售量却增长很慢，结果便形成国家需要、农民不卖，农村积压、城市脱销。这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经常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外，国家必须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如粮食、棉布、油料以及生猪、羊毛、棉麻等，分别实行统购统销和掌握收购、控制供应的政策。不如此，就不能平衡余缺、调整供求之间的矛盾；就不能稳定市场物价；就不能有效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右派分子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这是因为，这样一来物价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发展了，他们想兴风作浪的企图也就不能施展了。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糟得很”。 当然，农村中确有一些人的生活没有改善。一种是地主、富农分子。另一种是原来土地多、牲口好、但是劳动力缺乏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不过他们为数不多，从生活水平上说，比以前也并没有显著降低。还有一种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这一部分人的生活没有提高也是自然的，这在农村只占极少数。除以上三种人以外，贫农和下中农中，也还有百分之七、八的困难户，他们或因劳动力不足，或因天灾人祸，生活仅能维持，生活改善的程度，还达不到一般农民的水平。但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生活是改善了，这是抹煞不了的事实。右派分子叫喊农民生活苦，说“农民生活不如从前了”，“农民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并且说“生活水平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现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事实很明显，他们代表着与他们有血肉关系的少数地主、富农，他们是忠心耿耿的在为地主、富农喊冤。他们希望过去坐卧车、穿呢子制服的永远坐卧车、穿呢子制服；希望过去穿破鞋的永远“穿破鞋”，他们对党员和干部真是恨入骨髓。然而，纵然声嘶力竭的叫喊也罢，社会主义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 是不是说农民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那也不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也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从来没有满足过已经得到的成绩。 农民是不是有些意见呢？是有的。有意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刚一改变不习惯，例如他们觉得赶集、串亲戚不自由，零用钱不方便等等。但也有许多确是农业社经营管理中的缺点，例如财务账目不清，对社员的个人活动限制过多，会议过多过长，少数基层干部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有些社干不经常参加生产、脱离群众等等。但是，这些缺点是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改进工作的方法加以解决的。事实上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逐步的解决当中。农民完全信任党的领导，他们深深的理解：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伟大的成绩；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他们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他们时刻没有忘记“共产党是恩人、毛主席是救星”这句话。右派分子说“工人、农民对党不满”，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人”，这是彻底的造谣和诬蔑。其实，这不过是右派分子自己的丑恶思想的彻底暴露而已。 右派分子的复辟阴谋是注定要破产的 我们不否认，我们工作中有缺点，也有错误。例如：几年来我们对于山区生产抓的不紧；去年在兴修水利中有些井没有出水，浪费了民力；经济工作中的全面照顾、统筹安排作的不够；物资的调配供应工作有些没有作好，形成有的积压，有的脱销，甚至造成了损失；去年下半年以后，思想政治工作落后了，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等。这些缺点和错误，有些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有些则是由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所造成。整风开始以来，许多朋友对我们的这些缺点提出了尖锐而善意的批评；有些批评虽然言词比较激烈，情况也有些不完全切实，但是他们的用心是好的，我们感激这种诚心的帮助。我们将尽量吸取这些正确的意见，不遗余力的改进工作。但是，右派分子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不是心怀诚意的帮助党整风，他们骨子里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轻视和反感，他们不愿意看主流，故意把树木当森林，把个别缺点，加以渲染夸大，到处点火，诋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挑拨工人与农民的亲密联盟，煽动群众搞“大民主”运动。他们就是采取这种手法，企图达到他们偷天换日、篡夺领导的目的。然而，他们未免太利令智昏了。农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欺骗的，他们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勇往直前。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不过是枉费心机，注定要破产的。现在，摆在右派分子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幡然悔悟，回头是岸，向人民低头认罪；一条是执迷不悟，顽固到底，结果只有自绝于人民。右派分子何去何从，现在的确“是时候了”。 我的发言如有错误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指正。

第10版()专栏： 用实例剖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伪装 夏康农的发言 我只就周总理在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部分（“关于国家基本制度”）中提到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作如下的发言。——我指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他们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和“他们把这些破坏性言论加上各种伪装”这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六月八日以来，首都和京外各地报纸不断揭露的有关材料，说明了周总理对于右派分子义正词严的斥责，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符合亿万工人、农民和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人民憎恶右派分子的怒火，随着认识的提高，已经在是凡有右派分子胡说乱动过的地方，正对着他们迸发出来，展开了反攻右派的斗争。人民追溯一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三个多月以来的往事，怒火愈激愈高；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学规律，决定了这一场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不达到全面彻底的胜利，人民是不会罢休的。 事实确如本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右派分子势力的重心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而其中推涛作浪、为恶多端的是章、罗同盟。从他们所吐露的“借人头”的联想（章伯钧六月十日送费孝通出门时的谈话），“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的自白（潘大逵在四川代表组供出的罗隆基对他的谈话），以及什么“骨头烧成灰”之类的装腔作势的盟誓（罗隆基、章乃器所说），人们都看得出，这些伪君子、烂政客、野心家、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是比任何旁人都懂得他们的问题的分量的。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只就章、罗同盟的核心分子来说，他们原本出身于地主或地主——资产阶级，多数人又都曾经留学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他们有机会学得一套“知识”。从他们的政治要求来说：遇到封建王朝，他们是自命国士，是自命替地主阶级安邦定国之才，是学而优则仕，或者等待三顾茅庐；遇到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在野党派，他们最喜欢章伯钧式的“呱啦呱啦”，为的是表演“上台”“下台”的戏法，反正都干的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事情。可是，实际历史使他们从前遇到的是蒋介石王朝，他们有的也曾经入阁，有的也组织过上述性质的在野党派（如国社党，第三党），更多的是以教授身分“自隐”。反正这样的“政客教授”、“教授政客”，是解放以前的政治界常见的人物。也不难理解，解放以前，他们都是在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这方面作过各色各式的表演的人物。 事实指明，到了今天，这一批人的阶级命运早经走到了末日。可是他们自命的孤臣孽子的阶级感情，决定了他们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始终怀有阴深的敌意；“壮志未酬”，于心总是不甘。而扼于形势，他们公开的破坏性言论就不可能不加上各种伪装。在解放后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年度，他们有的自以为具备了逍遥事外的“身分”，有的受过人民的追究。但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始终认为思想改造和接受党的领导，对于他们的“天纵之资”总是奇耻大辱。于是在急风暴雨式的改革时期，愈是表面不得不敷衍过场，愈是加深了他们内心的隐痛。两面派的烙印，对于剥削阶级中人来说，本来是应世常规；就凭了这一点惯性，他们仍然甘于让翻天复地的变化像过眼烟云，等闲度过。两面派的作法，本来愈趋愈不合时宜，而他们肚子里却多的是经济文章，可以解嘲得过去。偏偏事物发展的规律，不随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多数知识分子并不走他们这样的道路。从实践生活中从理论学习中，多数知识分子逐渐都能摸索和发现出心灵上人品上从来不曾体验过的升华境界。通过自觉的和外铄的改造的努力。他们或深或浅地体验到“脱胎换骨”的深湛的喜悦。可是，这情形对于顽固的右派分子来说，不能不成为一种精神威胁。咒骂、嘲讽历史车轮带走了他们同阶层、同际遇的人们的惯常办法，逐渐失去了效力。他们愈趋愈发现自己的孤单和冷落。“幸好”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不工不农的人还留下知识分子这一格；他们本质的歪聪明偏重注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程，也知道外面的“天气”并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代替教育和说服，还晓得“吾道不孤”，天壤间总还残剩有一些同调。 时来运转，好容易熬到“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的方针提了出来。他们本质的歪聪明，又驱使他们不从方针提出的正大光明的目的和任务方面着眼看问题，却发现这里面大有可为，发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伪装可以涂上保护颜色。于是大“鸣”大“放”的矛头不顾违反宪法，就直接间接指向国家基本制度刺去。加上他们本来有政治性组织机构的资本，有操纵把持这项资本的基础。这方面的经验叫他们本质的歪聪明，居然从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得出“人类下一段历史要走到社会主义和民主相结合”的规律，又得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的规律这样两条惊人的“规律”。又从实践上也是“创造性地”发现了知识分子工作必须废弃“陈腐过时了”的依照组织办事的原则而采用“理论结合实际”的“个人串连”原则。从而又“创造性地”制订出“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这样的方针。再加上他们本质的歪聪明从社会主义国际政治的某些波动中不认识那正是社会主义国际进一步胜利发展的副产物，而得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了解。 上述这样的一些因素，促成了章罗同盟中人本来有的野心不死，有的宿恨未消，一年来就多行不义，走到了今天的局面。 这是我体会的轮廓。我并诚恳地请求各位代表原谅，我上面的言辞中有的地方流于讽刺，这是由于我对于右派分子的罪行的忿恨而激成的。 下面我想就章罗集团中核心分子之一的一个军师性人物来具体地谈谈，对于认识他们面貌的一般，和人民彻底进行反右派斗争，可能有些帮助。我要说的是费孝通教授。而且就从我们这个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谈起。 去年，我们的第三次会议开过以后，费孝通代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见“新观察”一九五六年第十四期），文章形式是他照例地“抒写心情”（费孝通式的伪装），主题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两种制度的比较。由于他从上次会议中听到了不少代表提出对政府工作中的批评，就感到“我乐了”。为什么乐了呢？原来照他的意思，这样就有点像英国资产阶级的巴力门。尽管他字面谦虚，说是“只能说些毫不深刻的话”，但看他并不问民主的阶级内容，不问时间条件和社会条件，不问批评者的阶级目的和要求，不问批评者意见的内容和提法，总之，只要“人民代表”向政府吵吵闹闹，他就“乐了”。他在文章前面所表白的：“一跨入新社会，别的都已经不担心，担心的就是这两个东西：自由和民主”，以及他们的“英美的朋友们，肚子里也还有这点不放心的地方”，又说“要帮助英美朋友们弄明白这个道理（指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道理）不是没有困难的”。这里赤裸裸地道出了他们要求的问题的实质：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招认了他们在解放以前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看他媚敌到了什么地步，不但不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口口声声不忘他们的“英美朋友”，并敢于拿巴力门向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挑战”。可见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并没有洗掉他们这一伙人奴颜婢膝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我们再检查章罗同盟中人这一年来所言所行，他们明明都在干幻想什么“反对党”、“两院制”、“各党派轮流执政”、“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委制退出学校”等等阴谋篡夺领导权的罪恶勾当！看来费孝通去年的“乐了”声中，有的音色已经孕育着今年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幸灾乐祸”的种子。我所说的“种子”，是就他们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总恶因上必然发展成为今年“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罪恶勾当而说的，倒不是说他们去年竟能够预见到今年准有伟大的整风运动的空子可钻。 章罗同盟的事情依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经过一段时期，负责这个同盟的使命，戴着这个同盟的眼镜，外出巡视了西南几处高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以后，费孝通的“早春天气”这一篇文章写出来了（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七版）。这是一株奇异的毒草，是公开煽动放火的第一声信号。 这一声信号的密码性很强。可是台湾就有准确的密码电本，立即对它一再放出了喝采，一咏三叹地在赞赏，说明了它的主题的性质。也说明了它对他们的使用价值不低。 这篇文字的恶毒意图，首先是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家争鸣方针的歪曲。同时他运用了欲抑先扬的笔法，可反可正的语意，进行暗示性的煽动，企图达到他们的目的。它包含如下的三点主要内容： 1、它造谣说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失败了，因为文章开头就提出要直到费孝通的“又一位同行老前辈”在今春写出了一篇农村调查报告，才能算是“春到人间”才算“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而铁样的事实，却驳斥了他的谰言。 2、明明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他们和他们串连的右派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方针有顾虑，“怕是个圈套，”反复夸张失实地“反映”了一些情况之后，归结到“鸣”“放”的成绩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样暗示出要对于他们一家独鸣，不许批评的荒谬愿望，能够在制度上有所保障。因为即使是实事求是的批评，他们也怕“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这里他在发泄他伪装而毒辣的所谓“温情主义”，在离间党和群众的团结。 3、他们都是要“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这说明他们对于追求客观真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科学研究工作本身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奔头”。这是对于整部科学发展史的无知，而只能反映出没落阶级思想感情的腐朽性。因之，他们真正的主题，是在费文的最末一段：“那么，怎样能把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神龙见首不见尾，要听下回分解，就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应当指出，费孝通还挑起他们的读者注意波匈事件，不应该“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这是什么意思？） 上述三点内容，幻想从科学研究工作这个据点打开缺口，它和后来各地右派分子发动向党、向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狂言乱吠的“三部曲”显出战略的配合，而且也是起了信号的作用的。这“三部曲”就是： 1、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只谈缺点； 2、否定人民民主制度（党整风要克服的三大主义的根源，他们矢口咬定是我们优越的国家基本制度产生的）； 3、共产党不行，他们来。 章、罗同盟所祈望的“春暖花开时节”就是他们“点火于基层”的时节。果然时节到来了。费孝通赶紧写出“早春前后”，替“早春天气”作注释。这回的话说得明白多了，不那么带密码性。此文说了这样几件事情： 1、“天气”一文是依据他对章罗同盟首脑部门的口头汇报，经过讨论后写出来的，要他们的读者不要等闲看待。 2、叙述“天气”一文在用字、遣词和行文上，如何依据他们所感觉到的“寒”、“暖”变化，苦心斟酌，几次改动文稿；“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研究提意见。”费孝通还花了一段文字强调他“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这些都是动员右派分子的重要材料，要这些人信任他们的领导。 3、“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又有些朋友为我庆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耽待不了。”“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我听了只好苦笑。”这里费孝通为了他幻想的“凌烟阁”上的勋位，顾不得泄露他们一伙人之间的矛盾。 4、指明“天气”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而其总的战略部署，在于如何一相情愿，对待“两个盖子”的问题 （这本来是重要的密码，这回解释出来了）而费孝通是“主张揭盖子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请看这篇注释文字，该是怎样绘影绘声地自己活画出这一批狂妄的赌徒们的形象。他们二、三月间还在“含蓄”，到了五月底就敢于一面发动进攻，一面作战略的摊牌！两个盖子都要揭开，不揭开他们就要冲开。歪戴帽子的绅士——痞棍的面孔，活活摊在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光天化日之下。这神情要我们的人民画家来描，这道理要我们的人民历史学家来讲。要给他们通通记下来。 赌徒们的赌兴，越赌越浓，到了六月八日遭遇到“这是为什么？”——人民的一声威严的猛喝！人民为了建设伟大工程的和平劳动的安宁，不可能再容忍这般绅士——痞棍们无止无休地公然聚赌。抓赌是为了戒赌，所以威严的猛喝声中，其实蕴含着多么深厚的慈祥和宽大。浪子回头，从心窝里，从行为上决心戒赌，人民还是会饶恕的，算是“初犯”罢。 唤醒浪子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六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还出现了以章罗同盟中人为主角搞出来的一份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一篇题目叫做什么“开拓了新路”的短评。已经有人揭发，这件事情上费孝通又用了不少心思。纲领的内容和提出的形式是在科学工作领域内鲜明的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短评更着重指明这种行为的政治意义，说是什么从他们的工作方向和方式方法上说，都具有“开拓了新路”的“新的意义”。事实很显明：章罗同盟居然认为他们幻想中的“新的方向”（就是资本主义的方向）“新的方式、方法”（就是“反对党”的方式、方法）已经在开始实现了呢。 章罗同盟一年来的倒行逆施，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拿出了这样的一份纲领和这样的一篇短评来，算是达到了猖狂的顶峰。短评应该可以算得上他们作为集体表现的最后挣扎。他们的“新路”实际就是他们走不通的死路。 各位代表，右派分子们罪行的性质是严重的，他们思想、言论的伪装也是毒辣阴险的。其中由费孝通的名字发表过的文字，在反映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方面，留下了整篇的、有连贯性的几篇供状。他们从蓄意向党、向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公开露出苗头，经过公开放出信号、全面进攻，到全面被人民击溃，时间整整经历了一年。资产阶级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到了六月九日光明日报的短评，宣告了它的“回光返照”。“新路”就是死路。 这教训是深刻的。尤其最近三个多月的事情给予人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就，确乎要超过平常状态下的三年。 但敌人是狡猾的，必然还有人不甘心。我们要记起高尔基的警句：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第10版()专栏： 一个老中医几十年寤寐以求的愿望相继实现了 萧龙友的发言 我因有病，这次会议，仍不能出席，特作书面发言： 中国共产党为了改进工作，清除“三害”进行整风运动，并邀请党外人士对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帮助党内整风，广开言路，虚怀若谷，闻者莫不欣然。乃不意在运动中竟有少数右派分子，趁此机会对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恶意攻击，发表许多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否定一切已有的灿烂光辉的成绩，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然事实俱在，岂容宵小置喙。余虽衰病经年，闻听之余，愤然于衷，实觉不能已于言。 百年来，我国内忧外患，国弱民贫，有数千年悠久文化的大国几将沦为殖民地的惨境，爱国人士孰不惄焉心忧。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励精图治，大兴大革，国运日昌，民生日裕，不独全国六亿人民欢欣鼓舞，即世界视听亦为之震动，此乃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实，岂容别有用心之人任意抹煞。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开国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已言之綦详，对右派分子谰言驳斥无余。我深感总理的报告是尽情尽理，义正词严，衷心表示拥护。我是老中医，愿就个人在中医工作的体会略致数语。我曾几次讲过，在旧社会中，中医学是被歧视的，中医师是受排挤的，祖国医学遗产浸浸将不免于湮灭了。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号召下，中医学已广泛受到重视，祖国医学遗产正在被发掘整理，中医师在不同程度上在人民保健事业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一切欣欣向荣。比如“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是我几十年来寤寐以求，毕生与许多中医同道共同争取而未能实现的事，近来都已相继成立起来了，能不令人兴奋！即此可概其余。这正是毛主席所指示的，党和政府办事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的。凡是有利于人民而又为力所能及的，一定办；反之，凡不利或有害于人民的，一定废革。许多事例，都能证明这一点。岂独中医学？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示：“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今后应该坚决克服上述这些缺点，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彻底改善卫生医药工作，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希望医界中同人很好地体会周总理这一指示，本着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团结，发挥力量，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10版()专栏： 采取适当措施　发展蚕丝生产 郑辟疆的发言 我现在就祖国蚕丝生产提出一些意见。生丝为我国重要输出品，每年换取外汇，为数至巨，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一再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和抗日战争，以及连年内战等关系，使中国蚕丝业大为衰落，生丝绸缎的出口量，由二十一万余市担降至四万市担以下，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之领导，中央作了大力发展蚕丝业之号召，各省或辟蚕桑新区，或督促复兴，均有相当措施，生丝出口，显见增加。但由最近两年观之，苏、浙、川三省，增产停滞，估计一九五七年产茧江苏有二十万担，浙江有五十五万担，四川有二十一万担，比一九五六年下降甚多，因苏、浙、川三省为中国产丝重点区域，故三省减产，即是全国减产。这于国际贸易上和制丝工业上，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其原因所在，三省不同，就江浙言之，有如下几点： 一、农民认为一九三一年以来，茧价太低，育蚕利薄，不愿投资于桑田，相反的，桑田内之间作，漫无限制，以致桑田之单位产量逐年下降，江苏全省平均，一亩桑田养不到一张蚕种，桑田单位产量愈少，利益愈薄，养蚕自亦渐少。 二、农业合作化和粮食增产之高潮中，因水利交通等关系，成片的掘桑，所在皆有，原有桑田面积，因之而缩小。 三、合作社生产经营上，对多角经营之重要性，经验尚少，对蚕桑副业，不够重视，在掘桑热潮中，自无新经营方法可以维持。 依此情况，中国蚕丝业在根本上，大为可虑，不可不用力整顿，在原有蚕桑区域，无妨于粮食生产之范围内，必须使之增产。我们在视察中，见江苏无锡郑伯逵之栽桑经营，每一亩桑田，全年育蚕达三点六张蚕种，假使都能如此，就能增产二点六倍，我们但求桑田单位产量增加一倍，使产茧增产一倍，亦已满足，但欲求增产，必须有相当之措施，方可获得成果，特提出以下几点，以供采择： 一、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由农业部、纺织工业部、对外贸易部及其他有关机关，组成经常性的蚕丝管理机构，为处理蚕丝业发展事宜之最高机关。 二、提高茧价：农民咸称现在一市担鲜茧，等于四石余白米，比较过去，实在太低。建议在茧价上，在可能范围内，酌量提高；另外逐步推行产茧自烘办法，以干茧评价，使获得正确的茧价，同时可使获得烘茧之工资，此亦间接提高茧价之一端，足以增加蚕农之养蚕兴趣。 三、培养高级栽桑技术人才一班，并对现有之蚕桑干部及合作社委员，举行合作社蚕桑经营训练班，以加强蚕桑干部之配备。 四、培养大型接苗，按培养桑苗，应与培养蚕种同一重视，除急切需要培养速成桑苗外，必须正规的育苗，育成大型接苗以适应蚕农要求，使栽入桑田，就作主干，若在桑田内养成主干，实不如在苗圃内养成主干的经济而有效。 五、改变设厂地点之方针：江苏丝厂，素极集中，最初在上海，近年集中于无锡，浙江、四川，均分散于各处，今后江苏设厂，应在产茧区域，既可减少运输成本，又可保持朴素之风，对劳力分配，也有好处，尤其在原料区设厂，终年活动，足以提高蚕农之积极性。 所陈浅见，是否有当，请各位代表指正。

第11版()专栏：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从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事实也完全是这样 蒋光鼐的发言 现在我就纺织工业方面的一些主要情况和问题，发表些意见。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飞跃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事实也完全是这样。 巨大的成绩是否认不了的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纺织工业停滞达十四年之久。在这十四年中间，不仅没有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就是原有的设备也没有充分利用，甚至遭到破坏，因而生产力急骤下降。一九四九年全国棉纱产量只有一百八十万件，但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已达到五百二十四万件，增加了将近两倍。其他各种纺织品的产量，也有很大的增长。一九五六年棉布产量为五十八亿公尺，呢绒一千四百二十五万公尺，丝织品八千零三十二万公尺，麻袋七千八百六十八万条，都提前达到并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产量水平。 为了使我国纺织工业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国家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纺织原料的生产，和建立近代化的纺织机器制造业。在纺织原料的生产与供应方面，除了细支羊毛外，其他的各种纺织原料已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在纺织机器制造方面，发展也是很快很大的。在解放以前，所有成套设备，全部依赖进口，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新建和扩建了七个纺织机器制造厂，由不能设计制造，到自己掌握设计制造，生产能力发展到年产棉纺机八十万锭成套设备和二万台织布机，不仅已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还向亚非地区的缅甸、埃及等国家输出设备。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新建了四十四个棉纺织厂，共计二百四十万锭，约相当于旧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内所建的纱锭总数的一半，此外还新建了四个印染厂，三个毛纺织厂，一个毛针织厂，改建一个棉针织厂，和七个丝绸厂（其中一个是近代化的联合丝绸厂），六个麻纺织厂，恢复并改建了上海安乐和东北安东两个人造纤维厂，正在筹建的有北京合成人造纤维厂和保定人造纤维厂。在后两个厂投入生产以后，将在培养技术力量、积累经验等方面，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人造纤维工业打下基础。 我国私营工业中历史最久、比重最大的纺织工业，已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个体手工纺织业也完成了合作化，并且在合营和合作化以后，生产与经营情况都有了改善和提高。 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仅供应了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且为国家积累了资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纺织工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共计二十九亿余元，约等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对纺织工业部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百四十。 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证明了我国工业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纺织工业才能取得上述巨大的成绩。可见右派分子否定成绩的一切谬论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前进中发生的问题 我国纺织工业发展这样快，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在工作中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纺织原料供应不足，和纺织品的分配计划与生产计划不相适应，是我国当前发展纺织工业的主要矛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农业生产情况是一年平收，一年丰收，两年歉收。由于原料供应情况不稳定，给纺织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生产安排、机械制造、基本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波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原料供应不足这一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对年度计划与远景计划没有做好瞻前顾后的平衡工作，对纺织原料增产可能性的估计，以及对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的估计不尽合适等，也是影响生产安排、机器制造、基本建设等方面平稳进行的因素。 怎样来解决这些矛盾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 首先，从原料方面来说，主要的解决办法还需依靠农业增产，同时，积极提高棉花品质，改进轧花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原料收购方面，去年的收购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点五二，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我还希望能进一步采取若干措施，来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以适应今后进一步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 考虑到今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棉花资源又有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毛、麻、丝等纺织工业和人造纤维工业将有适当的发展，因此，除了棉花以外，国家还必须及早着手增产羊毛、蚕茧以及苎麻等高级纺织原料，目前我国生产需用的细支羊毛仍旧依靠进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需要大力改良羊种，提高羊毛质量，使我国细支羊毛的供应能逐步做到自给。蚕茧的产量还不高，质量亦有待进一步改进。据了解蚕茧增产的关键在于育桑工作跟不上，需要积极培育桑林，做到蚕种与桑叶相平衡。同时，改良蚕种，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们茧子质量不好的主要原因在于蚕种退化，以致茧子大小不一，茧层厚薄不匀，影响丝的质量，应该力求改进。 从工业方面来说，几年来在利用现有各种原料资源方面，我们工作中是有许多缺点的，有些应该利用也可以利用的原料，如山羊绒、驼绒、蓖麻蚕茧等，还没有积极地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设法利用起来，研究工作也进展得比较迟缓，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几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给以解决。 解决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的另一个办法，是发展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工业。由于我国原来在这一方面没有基础，在设备、技术和生产协作等方面都有许多困难，人造纤维的资源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都需要在一边学习、一边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其次，在制订远景计划与年度计划的时候，还必须瞻前顾后地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原料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计划过多过大的变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纺织工业的年度计划是很不平衡的，拿棉纱生产来说，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为一百一十三，一九五四年为一百二十七，一九五五年为一百零九，一九五六年为一百四十五。去年我国大部产棉区均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水旱灾，棉花歉收，加之一部分棉花收购不上来，因此一九五七年年度计划产量减少了很多，直接影响了织布、印染、针织、复制等工业的生产，对其中比较困难的行业，如手工织布业，在今年安排计划的时候，已作了适当的照顾。几年来，我们执行计划的经验证明，如果不积极主动地研究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规律，就无法区别那些经济现象是暂时性的、个别的，那些又是普遍的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就不可避免地不能和销售计划或者原料增产计划相衔接，就不能把纺织工业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建立在积极而又充分可靠的基础上。 考虑到目前我国农业还比较落后，自然灾害还不能完全避免，农业生产还很不稳定等等情况，因此加强原料的储备，将是实现有计划地发展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工作，如果一九五六年不采取按全部原料安排生产的办法，而是生产减少些，假定说生产四百八十万件棉纱，那么就可以储存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则一九五七年就不致因原料不足在安排生产时发生许多困难。如何认真吸取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加强计划的平衡工作，逐步增加必要的原料储备，减少过多过大的变动，从而避免损失，减少浪费，将是今后在纺织工业中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这一方面的工作。 二、在增产节约中一定要切实保证与提高产品质量。 几年来，纺织工业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方面，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一九五五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普遍地重视了节约，这是好的，但却部分地忽视了质量，结果有些布的质量下降了，引起消费者的不满。一九五六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扭转这种情况，产品质量与工程质量一般有了提高。一九五七年的增产节约运动，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增产节约与提高产品质量的关系，这也是过去存在、今后仍将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思想上加以解决，就无法对过去的增产节约运动作出正确的估价，并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以正确地指导今后的增产节约运动。 由于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不充裕，原料费用又占了产品成本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因而许多同志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注意力，放到节约原料方面，这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原料本身的质量好坏，使用是否合理，又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要提高产品质量，就不能不顾质量地在原料上打主意。 怎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处理这个矛盾的原则，必须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节约原料，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可以节约也应该节约。但是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只要在实际效果上降低了质量的作法，都是不对的。 下面我想谈谈关于纱支改细的问题。作为一个方向来说，按照我国棉花纤维较长、较细等特点，以及人民消费水平将日益提高的趋势，可以逐步地有条件地提高纱支。但在改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使用单位的实用情况与消费者的需要。今年，在已经或准备改细的纱支中，有些品种，如双股线的卡其、线府绸等原来支纱较粗，现在改细是合理的。但不论对象，不加区别地滥改则是不对的。因为纱支改细以后，用纱虽然减少了，棉布却因此变稀、变薄，强力亦下降了。在今年第一季度改细的棉布中，有一部分强力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这种情况，在棉布供应方面已经造成了某些不良的影响。现在纺织工业部与商业部已经为此发出了联合通知，对改变纱支的有关注意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当督促所属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各位代表能经常给以指导和监督。 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贯彻反对两种偏向的斗争，即既要支持群众的积极性，采纳任何一件有实际价值的建议，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任何不顾质量的片面节约的作法，因为纺织品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全国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纺织品的质量不好，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就要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就要造成或者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我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意义，我们才会在实际行动中来贯彻保证产品质量的精神，把增产节约运动健康地开展下去。 各位代表：右派分子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是形式主义，是一种教条。”单就纺织工业这一个方面的情况来看，也完全足以驳倒他们这种别有用心的谰言。 我们的纺织工业能够这样迅速发展，首先由于党的领导正确，同时也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可是右派分子却要反掉共产党，反掉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企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扼杀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走的道路，使我们的国家回复到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好让帝国主义来任意压榨我们，宰割我们，使得广大的人民衣不蔽体，而少数官僚资产阶级冬穿泥裘，夏穿丝绸。这是全国人民和我们纺织工业工作者坚决不能答应的！所以我们同右派分子是势不两立，一定要彻底地把他们打垮。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容削弱，社会主义的道路绝对不容动摇，这是我们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根本保证！

第11版()专栏： 马哲民的谬论和他的出路 傅景文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北京——武汉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脉相传，息息相通”的，连成了一条右派分子们认为的“洪流”，向共产党展开了狂妄的进攻。马哲民先生就是驻武汉市右派分子的权威发言人。 马哲民的谬论种种 马哲民先生曾经发表过些什么见解呢？让我们回顾一下。 一、夸大缺点，歪曲事实，诬蔑党的领导。马哲民先生说党的肃反运动是：“把发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对待党整风的态度是：向群众说：“整风中党之所好则恶之，党之所恶则好之。”“要打破顾虑，大胆鸣放，那怕把象鼻子说成竹筒子也是可以的。”他认为：“武汉鸣放搞不起来，就因为鸣放由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而省委领导人首先就思想搞不通。” 二、反对党的领导。马哲民先生说：“学校党委制马上要取消了，老干部要退出学校。”“党委制不取消就无法说服党内顽固派。”“共产党没有民主党派的帮助就要灭亡。”他说：“高等学校可以由民盟一手包办。”“知识分子过渡要坐民盟的船。”还说：“党不能领导整风，民盟要争取主动，必须上下压，内外挤，如果处处征求党的意见，那就搞不成。” 三、侮辱党员和党的干部。马哲民先生说：“党员都是木头人，没有脑筋。”又说：“老党员文化水平低，什么也不懂，思想上是经验主义，行政工作上是游击主义；知识分子新党员缺乏实际，是教条主义。两种人相结合就成了共产党的马列主义。” 代表们！我要向马哲民先生提出几个问题：第一，马哲民先生一贯是喜欢发牢骚的，如果按照你说的肃反“逻辑”，那么你这个人民代表是不是还能当？你的脑袋是否还能留在脖子上？第二，武汉鸣放真的没有搞起来吗？那么马哲民先生，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中南财经学院在你的指导下，派来二十个代表（二个老师，十八个学生）到北京请愿，省委阻止过没有？还要请你回答一个问题，在你的企图歪曲事实的思想指导下，你们鸣了些什么？放了些什么？你把湖北省民盟的充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工作简报，发往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的企图又是什么？第三，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你要谁来领导？自称为马列主义者的大学教授先生，难道你对列宁讲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这条朴实的理论也不了解吗？马哲民先生整天口头上喊着共产党万岁，要跟着共产党走，难道你所拥护的竟是像你所说的一团糟的党吗？ 这些就是马哲民先生自己所谓的“马列主义”的论点，可惜的是我分辨不出来这些论点与某些右派分子的头子们所说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说成绩是主要的就是教条主义”等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二十多年来马哲民从不以叛变革命为可耻 为什么右派分子们的言论都是一脉相传呢？我们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们的言论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今天有“企图”，过去有“渊源”的。不信我们翻开右派分子们的家谱，查一查他们的历史，右派分子与人民的叛徒好像永远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就是民主党派的叛徒。比如马哲民先生，大革命时期脱离了共产党，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时候脱离了民盟，在重庆还曾给国民党重庆市长张笃伦写过信，说：“民盟总部解散了，我现在不干了。”二十多年来，每当紧要关头，马哲民先生都切记他自己的“知难而退，贪生怕死”的处世哲学，他们并不以叛变革命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一套叛徒们自成一家的“理论”，说：“过去有些党员脱党，其责任不在党员，在于党。”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叛徒就不必遭到人民的唾弃啦！我建议把所有右派分子的历史查一查，虽然党的政策一再提出既往不咎，我认为这是指那些诚意悔过、戴罪立功、将功折罪、向人民认罪的人是可以既往不咎，而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誓与人民为敌的就不能是不咎而是必咎。 马哲民以横蛮抵赖的态度来对抗批评 湖北代表组的代表们，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对马哲民先生提出了很多关切的意见，马哲民先生是人民代表，全体代表们怎么能看着过去曾经做过人民的同路人今天走向反人民的道路，而见死不救呢？而可惜，大家看一看马哲民先生又是如何对待代表们的关心和帮助？ 看起来马哲民先生好像是在虚心地作自我检讨，谁也不能否认他在小组会上四次要求发言，还说要改正错误，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可是我们再看看他是如何在走呢？马哲民先生自我检讨的态度是：自我吹嘘，说好不说坏，说公开的不说秘密的，所有错误的论点都不是主见，而是政治警惕性不高，以致作了右派分子的传声筒。代表们！一个自命为“马列主义者”的大学教授，今天中南财经学院的院长，湖北省民盟的主任委员，竟至既无自己的立场，又无鉴别是非的能力，我看这种自命的马列主义者也只能是自成一家的了。马哲民先生又是如何对待代表们对他衷心的帮助呢？他把给他提意见的人分出了类型，他说：“这次攻击我的人可以分四种类型：一是自己在运动中犯了错误，企图戴罪立功，嫁祸于人的，如湖北省医学院院长朱裕璧；二是原来对我不满，企图打击报复的，如中南财经学院的民盟支部成员，因为过去我瞧不起他们，不与他们接触；三是过去与我交往甚密，对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的，企图提出意见洗刷自己；四是一般表表态度，摇旗呐喊，随声附和的（我们认为实质上是指工人、农民、学生），这些无关紧要。”对李达代表的发言，认为是把他搞得焦头烂额，还说：“我怎么会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是教条主义呢？李达的发言有些问题他自己思想里也明白的。”他又把给他提出的意见作了这样的评价，说：“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上登的材料都是攻击我的，那些人都是造谣诽谤的。”“武汉民盟基层组织不纯，可能有反革命分子。”对接受大家批评的态度是：人证物证俱在无法狡辩时说是“断章取义”；有物无人说是造谣；批评尖锐了就说：“我没有主张了，党叫我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我坐牢就坐牢，要我死就死。”用抵赖的办法来对抗人民。他还说：“经过这次运动，今后要学会警惕。”我要问问马哲民先生，要对谁提高警惕？是对人民？还是对敌人？ 右派分子面前只有两条出路，应善自选择 代表们！我们对马哲民先生提出批评真的不是断章取义就是造谣诬蔑吗？我们自己应该属于四种类型中的那一种类型呢？我知道，湖北在鸣放中，朱裕璧的确放过不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是必须也一定会遭到人民严肃的驳斥的。但是，对马哲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揭发是好的，决不是马哲民先生所谓的“嫁祸于人”。 我们不会忘记，右派分子们随时都在坚持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他们有的人明目张胆的抗拒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有的人表面看来似乎很老实，心里却很狡猾。尽管这样，党和人民还是在等待他们，欢迎他们悔过自新。今天摆在右派分子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悬崖勒马，重新做人，向人民认罪，人民会宽恕你们、欢迎你们，党会欢迎你们；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坚持错误，自外于人民。你们愿意走那一条路？可以深思熟虑，自己选择。

第11版()专栏： 全面改造自然 保证农业丰收 坚决地大力地和水进行斗争，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水和控制水，不仅是改变山西农业生产落后状态的一项根本措施，而且是山西人民支援友邻省区战胜自然灾害以及配合根治黄河和海河工程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王世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从报告的事实中有力地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碰得粉碎。全国各阶层人民通过反右派的胜利斗争，认识更加明确了，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相信在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前进。有关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大家说得很多了，我完全同意和拥护，不再重复。我想就我省农业增产方面有关的水利建设问题谈一谈，以求得各方面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山西的农业生产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确领导之下，几年来已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发展的速度更为显著。如一九五六年全省虽然有一千一百九十万亩耕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总产量还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达到了八十六亿七千万斤。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城乡广大人民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使农村购买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有力的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如此，但还应当看到，山西农业发展的速度仍远远落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后面，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全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在一百三十斤的水平上左右摇摆，总产量一直在七十六亿斤到八十六亿斤之间上下翻腾。这种缓慢的发展速度，与山西省工业建设迅速发展和城乡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对比起来是很不相称的，现在已感到每年粮食不足，经济作物发展上也受到影响。这一形势如不迅速加以改变，今后所遇到的困难将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并且相信，在全省已经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和全省人民团结一致的基础上，一定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山西省农业生产为什么不能迅速向前发展呢？这主要是受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山西每年所受春旱、秋涝、山洪、冰雹、盐渍碱化土地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在我们领导上对如何控制水和利用水这一根本性的工作也抓的不紧，做的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山西地势高亢，气候干燥，全年降雨量只有四百公厘左右，而年蒸发量却在一千公厘以上；同时雨量的分布又极不均匀，多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内，在此时期降雨量约占全年总雨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故形成十年九旱和春旱秋涝不能保种保收的现象。旱灾的威胁几乎年年都有。解放七年来，每年因旱成灾的耕地面积约在五百万亩左右，最严重的是一九五五年，从五月到八月总共只降雨七十三点四公厘，使五十六个县市遭受旱灾（全省共一百个县市），受灾耕地共达二千零十八万亩，虽经急救仍减产粮食十七亿斤，成灾人口达三百一十四万余人。 第二，全省宜林、牧和可耕地总面积为二亿二千四百五十万亩，而山区即占一亿七千五百八十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些地区大部分缺乏森林、牧草复盖，砂石裸露，因而，无雨则十分干旱，有雨即山洪暴发，水土大量流失。据调查估算，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共达一亿六千万亩，每年流失的泥沙量高达三亿吨以上（一系由桑干河、滹沱河、漳河经河北平原流入海河；一系由汾河、沁河经山西中、南部盆地流入黄河，流失泥沙量估计约各占一半），等于每年从山西山区每亩耕地上流失肥沃表土三万七千六百斤（约等于耕地表土的一寸多厚），其结果使广大的黄土丘陵地区的耕地土壤肥力逐年降低，加以这些地区地广人稀，耕作粗放，肥料少，雨水不足，所以单位面积产量，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每亩平均四十斤到六十斤的水平上而不能提高，有时甚至颗粒不收。这样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严重地危害着山西的农业生产，而且对于河北平原及豫北地区等友邻省份的农业生产也给了极大的危害；同时对官厅水库寿命的延长也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对三门峡水库的寿命也将是一很大的威胁。 第三，山西为华北几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由于山大光秃，气候变化无常，时有暴雨冰雹为灾；又因山势峻峭，河窄坡陡，源短流急，雨大时，山洪暴发泛滥成灾。七年来，全省每年平均有一千二百多个村镇，一百二十多万亩耕地遭受洪灾。最严重的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四年共淹没庄稼四百四十九万亩，倒塌房屋二十余万间，死人四百一十九口，死大小牲畜三万七千八百多头；一九五六年淹没庄稼三百零四万亩，倒塌房屋十七万余间，死人七百五十口，伤人九百八十六口，死大小牲畜一万六千多头，冲毁灌溉、防洪、交通桥梁等工程七千零四十一处。同时还发生了平定县汪里村、平顺县车耽村、繁峙县狮子坪等三村陷山塌坡全村复没的毁灭性灾害，三小村共淹没房屋五百三十九间，死人二百三十七口，其他财产损失净尽。这种情况特别在各河系的上、中游，严重地破坏着山区和沿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到下游则给河北和河南等友邻省区造成更大的洪水灾害。据了解河北省两年遭受水灾的程度，比山西更为严重，仅一九五六年灾情统计：共淹没庄稼四千五百万亩，倒塌房屋二百六十多万间，成灾人口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重灾区人口九百万），因灾减产粮食五十亿斤，棉花三亿多斤。如把因灾减产及所受的一切损失和国家每年拨出的救济粮款加在一起，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若能集中力量，早作治理，变水害为水利，每年将会给国家节约和生产出极大的财富来。 第四，山西地形，周围环山，中间低洼，形成几个大盆地，这些地区本是我省精华所在，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和合乎规格的灌溉和蓄水、排水系统，有些地区又沿习采用大水漫灌的办法，致使地下水位逐年上升，引起大量土地的沼泽化和盐渍化。全省目前大约共有沼泽地八十万亩，盐渍地一百六十万亩，其中已经完全弃耕者已达一百二十万亩，这种趋势无论晋南、晋中、忻定盆地和雁北盆地都还在继续发展中，这样下去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如雁北应县北河种村，过去为该县精华号称谷仓，共有好地万余亩，果园、菜园到处皆是，人民生活十分富裕，但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地下水位不断上升，土地逐渐碱化，现在只留下五千亩土地勉强可种，其余均碱化弃耕，果园、菜园均已无存，生产逐年下降，人民生活日渐贫困，该村一九四九年还能向国家交纳公粮十万余斤，到一九五六年不仅未出公粮，反由国家供应了口粮七万斤。总之沼泽化和盐渍化已严重威胁着山西最富饶的麦棉产区。必须大力制止这一严重形势的延续发展。 第五，山西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我们的工作赶不上去，以致对资源的利用率极低。根据水文资料推算，全省河流年流出水的总量达一百零九亿公方，但目前仅能利用二十亿公方，不到总流量的五分之一。如能提前兴修水库、大量蓄水即可使河北平原免于灾害，对根治黄河、海河大有裨益。又据六十九个县市部分地区的了解，如充分开发各河系的水利和利用地下水源以及山涧溪水和泉水，预计可扩大水浇地三千三百多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但现在山西全省只有水浇地一千二百二十四万亩，仅占耕地总面积七千多万亩的百分之十六，这种情况不但严重地影响着山西复播指数的提高，也严重地影响土地增产潜在力的发掘。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坚决大力地和水进行斗争，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水和利用水，不仅是提高山西农业生产，发展山区农、林、牧多种经济，彻底改变山西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的一项根本措施；而且也是山西人民支援河北、河南友邻省区战胜自然灾害以及配合根治黄河和海河工程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斗争的具体方法是：做好水土保持和水利建设，多建水库大量蓄水。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向是明确的，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措施，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曾作过决议，省人民委员会曾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全省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做了不少的努力，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至一九五六年年底止，全省共完成开渠、修塘、构筑小型水库等工程十五万件、打井十一万眼，使全省的灌溉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三百六十八万亩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二百二十四万亩；共修成防洪、排涝工程七万余宗，造林和封山育林一千九百八十万亩，修梯田一千零七十万亩，种牧草五百二十一万亩，共可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四千二百八十五万亩；同时在调查和改良盐渍化土壤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上述努力，对于改变山西的自然面貌，提高山西的农业生产已经显示出一定的作用，部分地区的自然面貌已经开始改变，农业产量已有所提高。例如洪赵县经过不断的努力，灌溉面积大为扩展，产量大大提高，现全县有清水地二十五万亩，每亩粮田平均产量达六百斤，洪水地十五万亩，每亩粮田平均达三百斤，旱地粮田四十九万亩，每亩平均产量为一百六十斤。高平县一九五六年治理丹河，水浇地由一万八千八百亩增加到九万八千亩，在一部分土地受益之后，当年就增产粮食六百六十万斤，占全县总增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再如，水土流失很严重的中阳县金罗乡金星农业社，原有三百多亩平地每年遭受水灾，一九五五年曾因灾减产二万余斤，一九五六年进行了水土保持之后，虽经过十四次较大的暴雨，水土均未出沟，平地未遭冲蚀，因而获得了丰收。成绩最突出的是平顺县羊井底农业社，在五年的时间内，封山育林一万亩，荒山播种四千亩，植树三十三万株，修筑水利、水土保持工程一千零十三件，淤滩地八十四亩，引洪浇地五百亩，整修梯田二千二百三十亩，把全村的自然面貌和农业生产情况基本上改变了，一九五六年农、林、牧、副业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全社共收入十万余元，平均每人收入一百零五元，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实践证明，要想提高农业生产，就必须大力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和发展水利建设事业，这是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我们将毫不动摇的把这一措施在全省普遍推行起来，并坚持贯彻到底。 我们计划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年之内，除根治黄河、海河兴建水库不计外，拟再扩大水浇地一千零四十万亩，改善灌溉面积六百万亩，改良盐碱地一百七十万亩，修梯田一千七百三十万亩，造林四千万亩，种牧草二千四百八十万亩，治理沟壑二千三百八十万亩。预计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对山西来说，多灾的历史面貌将会大大改观，土地利用率将由现在的百分之五十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六，和现在水平比较，每年将增产粮食七十八亿斤，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百六十四亿斤，增产牧草一百五十亿斤。到一九六七年全省按二千万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将有粮食八百二十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畜牧、果树、蚕桑、养蜂、特产、副业等各种经济也会蓬勃地发展起来。到那时，对于支援国家建设，配合根治黄河、海河，对于支援河北、河南友邻省减少洪水灾害发展农业生产等将会有巨大的贡献。 但实现这样一个巨大的全面的改造自然规划，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付出很大的投资和劳力，经过一个坚持不懈的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成功。经我们初步粗略计算，完成这个计划十年之内共需投入劳力四亿八千多万个，资金四亿二千多万元。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几乎是全部水土保持工程和相当一部分水利建设工程是分布在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农民生活较苦的晋西、晋西北、晋东北和雁北等山区，而这些地区农民的投资力很薄弱，多半是每年需要国家救济的贫困山区和老根据地，根据这一具体情况以及根治黄河、海河等任务，要求我省提前完成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就更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除了主要靠我省积极努力，依靠群众自身力量之外，还希望中央能在经济上和技术力量上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支持，河北方面在配合根治海河工程上能予以大力协助。几年来我省在进行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中，虽出过一些偏差，但也积累和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并掌握了一部分水文、地质资料；广大群众从已得的成绩中看到和体会到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对农业增产的利益；全省农业高级合作化更创造了进行大规模改造自然条件的可能性，信心增强了，这些积极的有利因素，在我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我想完成这个伟大的全面的改造自然规划，一定能胜利实现。

第12版()专栏： 戏曲演员要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周信芳、袁雪芬的联合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最准确的指南针。我们同意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负责同志的各项报告，这些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说明了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进步和巨大成就。 我们戏曲界的同志，面对着右派分子颠倒黑白的恶言恶行，我们义不容辞要说几句话。 先算一笔账 右派先生们要和党“算旧账”。非常“感谢”他们，这一句话不禁使我们触起了对以往沉痛岁月的回忆，想起了八年来党给我们戏曲界带来的深恩厚义。抚今忆昔，有正义良心的人，可以清楚地算出这笔“账”。 我们每个人在旧社会饱受了压迫、剥削、侮辱的苦难，想讲的话不能讲，想演的戏不能演。就拿我们两个人来说，京剧“徽钦二帝”被日本特务勾结“工部局”下令禁演，越剧“山河恋”的演出遭到反动派的“勒令停演”和种种迫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传讯周信芳是因为他接近进步艺人，袁雪芬没有屈从国民党的要挟去演“戡乱”戏而被特务流氓抛粪。我们不过是千百个被侮辱被迫害的两个罢了。 艺术又怎样呢？在反动派统治下，戏曲艺术在衰退，真正的好戏、好的表演艺术和流行的黄色戏曲、色情表演比较之下，真是相形见拙。舞台上和社会上一样，牛鬼蛇神、凶杀淫猥，殖民地文化玷污了祖国灿烂的戏曲文化。 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我们的艺术也没有保障——这是一笔账，一笔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了二十多年的旧账。 再算一笔账 我们每个人和劳动人民一起，随着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翻了身。从人民政权的最基层的街道、村镇直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全国政协，都有戏曲界的代表，我们不再是受人歧视的“戏子”，我们是政权的参予者、国家的主人，我们是共产党教养我们成为具有马列主义思想觉悟和高尚品德的文艺工作者。 党给我们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亲身在为工农兵演出中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使许多演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得到了教育和改造。党和毛主席给戏曲工作首先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个方针，使戏曲艺术一日千里地欣欣向荣，使戏曲舞台上呈现了万紫千红的景象。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使古老的戏曲艺术获得了青春。前不久，北方昆曲剧院的成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昆曲在解放后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党和毛主席很关心它的发展，“十五贯”演出后，毛主席和昆苏剧团同志详谈了一两个小时，去年上海南北昆曲会演，直到最近成立北方昆曲剧院，没有党，从清末就开始衰落的昆曲能振兴吗？最近，有人看了梅兰芳先生的戏，说他的艺术还在发展，确是这样，我们大家的艺术在解放后有了新的发展。“老树发新枝”这句话，既能加在许多古老剧种的身上，又可以加在许多成名的老艺人身上。汉剧演员陈伯华同志，在旧社会无声无臭地息影了十七年，解放后重新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活。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难道不是党的光辉温暖了这些被摧残了的戏曲演员的心吗！在座的陈书舫同志不是解放后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吗！川剧老艺人不是说“过去是哭哭啼啼学了来，今天是欢欢喜喜教出来”吗！在座的郎咸芬同志不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演员吗！吕剧不是解放后壮大起来的剧种吗！ 中国戏曲不仅在国内成为观众所热爱的艺术，而且它已经在世界艺术的花坛里争妍斗艳，从莫斯科到圣地亚哥，从巴黎到河内，从伦敦到开罗，从柏林到新西兰，从贝尔格莱德到东京……，中国戏曲演员走遍了五大洲。法国“人道报”说“巴黎欢呼北京”，我们能说世界人民对中国戏曲的欢呼不是“百花齐放”的胜利吗！不是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天才、对伟大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敬羡吗！ 不单古老的戏曲剧种获得了青春的活力，而且许多被淹没的剧种、剧目不断被发掘出来，新的剧种、新的演员在“百花齐放”中成长起来。一九五二年全国戏曲会演，戏曲剧种的统计是一百余种，一九五五年是二百余种，最近的统计已经是三百一十一种了。几乎被遗忘丢失的传统剧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挖掘了五万五千余出，上海的就有一万余出，单是上海八个剧种就挖掘了七千多出传统剧目。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不是大大丰富了吗！戏曲艺术不是不断的繁荣了吗！这难道不是一年以来的巨大成绩吗！最近文化部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接受了戏曲界的意见，开放了解放初期的二十几出禁戏，再一次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戏曲演员的充分信任。目前舞台上出现了非常可喜的繁荣景象，当然，也“放”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演员，应该注意自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我们不应当演一些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戏，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大家都知道，国务院去年颁布了免征娱乐税两年和减征娱乐税的指示，去年又拨款五百万元救济贫苦艺人，正当国家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国家免税减税、拨款来扶植戏曲事业、改善艺人生活，历史上那一个统治阶级这样关怀过艺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是党和政府对戏曲界最深切的关爱。当救济艺人款项拨到上海的时候，艺人们由衷地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欢呼党的英明，感激党的关怀。我们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会变成什么样子，戏曲演员是最清楚的了。 党的领导，带给戏曲事业繁荣，带给戏曲演员幸福，党领导我们在完成前人不可能做的事业！——这又是一笔账，一笔共产党领导八年来的新账。 两笔账对比一下，有良心的人不难得出公正的结论。当然，新的事业不可能一点缺点也没有。帮助党整风，和“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轿子”完全是两回事。 缺点是有的 近年来，戏剧工作是存在一些缺点和等待解决的问题的。在我们戏剧队伍里，一种是艺人自己经营的民间职业剧团，一种是国家直接经营的国家剧团。应该怎样对待这两支同样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兄弟联队呢？有人误以为艺人自己经营的民间职业剧团同私人工商业一样，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于是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中，把所有民间职业剧团都“改造”成为“国营”。上海就是如此。于是出现了“新国营”剧团和“老国营”剧团之分。 上海的“新国营”剧团的同志们说得对，这只是“戴了一顶国营帽子”，文化主管部门仍然像以往那样，很少有实际的领导。当然，对“老国营”剧团的领导也是存在缺点的，主要是文化主管部门还不善于根据戏曲团体的特殊规律来进行领导，特别是用机关团体的办法硬搬到剧团工作中来，使剧团机关化，各科各室，人员臃肿，上班下班；文化主管部门并没有根据剧种的特点、剧团的方针、客观的实际来安排演出任务，而是更多地根据财政部门的差额来安排，这就影响了艺术创造活动的正常开展，必然会对某些事管得太多、太呆板、太具体。戏剧队伍里有新老国营之分，新老之中又有各种各样类型，文化主管部门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这种复杂情况，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水平、客观需要加以具体安排，而是一般化的千篇一律的“平均”对待，这显然不能很好地推动不同剧种、不同剧团在艺术上的进步，反而助长了某些同志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我们认为，中央文化部的工作是有缺点的，文化部对各地文化部门督促不够。我们也知道，各地文化部门所领导的事业多，力量又有限，文化部不在重要的工作环节上深入下层，了解实际，听取各方面、特别是艺人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问题，这就使下层工作中的问题和缺点，不能随时得到解决。 缺点是能改正的 几年来，国家剧团完成了国家给予的任务，有许多演出是起了示范作用的。我们不同意“国家剧团搞错了、取消国家剧团”的看法，这种忽左忽右的作法，是会给戏剧事业带来损失的。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国家只能集中地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对于大量的各种文化艺术事业，应该提倡文化艺术工作者自力经营。经验证明，过去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想法和办法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业余的文艺和体育活动。国家举办、自力经营、群众业余这三个方面的文艺和体育活动队伍，应该通过实践相互学习和提高，以逐步满足人民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应该消除剧团机关化的现象，经济上国家剧团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要逐步自给自足，不应该让国家包下来成为国家的包袱；在艺术上的示范，应该不脱离整个戏曲界的实际。民间职业剧团和国家剧团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文化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国家剧团的领导，也应该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不要只戴帽子而没有领导。文化部和各地的文化主管部门今后更好地安排工作，更紧密地依靠群众是完全能够把戏剧工作引向更繁盛的道路。 “路遥知马力” 中国有句老话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解放才八年，这是一个不长的时间，可是戏曲演员早已经看出了党的英明伟大；这句话对右派分子说，八年又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人民已经看出了党的伟大，可是右派先生们还在叫嚣“党天下”“请共产党下台”“杀共产党人”“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这些疯言狂语，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已经展开了反右派、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悬崖勒马还是时机，请右派先生们不要自绝于人民。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从去秋以来，右派分子通过民盟、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对戏曲界进行了一系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有组织活动，这种活动在今年4月以后，达到高潮，在上海，沈志远、陈仁炳、陆诒等人利用鸣放机会，一面大量在戏曲界发展组织，另一方面是四处点火，进行反党反政府的活动，在北京，正如报上已经揭发的一样，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用汽车接送、宴会，封官许愿等丑恶办法，在戏曲界发展组织和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阴谋已经开始揭露，并将继续地彻底揭露，但是，我们以为更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右派分子选择了戏曲界作为他们大量发展组织的对象？事情很明白的。这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戏曲界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差，戏曲艺人和干部还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和残余的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思想改造这一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认识不足，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地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所以右派分子利用我们 政治上的幼稚，来混淆视听，笼络人心。如今在反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时际，我们深切感到这场复杂的斗争，对戏曲演员来说是一场考验和锻炼，我们一定要投入这场战斗，来锻炼自己、考验自己，使自己在这场战斗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这场政治斗争中，学会辨别是非、分析事物，分清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分清真革命和假革命。我们知道，在人们中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到底是极少数，但是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中间，由于我们的出身、经历，以及受到资本主义的思想教育，右倾思想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或多或少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场斗争里，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克服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思想，批判自己思想上的右倾情绪。 清代戏剧家李渔说到他的理想时，他希望戏曲演员“变口唱为心唱”“化歌者为文人”。前人两百多年来没有能够实现的理想，可是在党领导的八年中，新中国的戏曲演员实现了！这笔账如何算呢？我们就教于右派的诸位先生们。

第12版()专栏： 科学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侯德榜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国家预算和决算报告，薄一波副总理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及彭真副委员长的工作报告。我从上面各项报告中，知道我国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都取得巨大的成就，感到非常兴奋。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已建设了许多新企业，有许多新工业城市出现了，有许多旧城市也大大发展了。我们国家正向工业化的道路上迈步前进；人民的生活也逐步地得到改善。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六百亿元，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超过三百一十亿元。绝大多数产品的产量，1957年比1956年要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确有很大的成就，所以才能够保持这样快的增长速度前进。 在政治上，我们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的胜利，获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辉煌成绩。看不到这些成绩的人，不是冥顽无知，便是心怀恶意有意歪曲的人。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前进。我们将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食与穿的问题。我们需要增加耕地面积来增产粮食与棉花。但是我们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大规模开垦是有限制的，费用也是大的，而且还要注意到水土流失问题。因此，除了开垦外，还应当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就需要化学肥料。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化学肥料的生产已由原来的年产三百二十万吨提高到年产五百万吨，最终恐将还要多多提高才是。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就能够更加巩固工农联盟。 另一方面，要解决穿的问题而又不影响粮食的生产，就需要发展人造纤维的工业，补充棉花的不足，如耐隆、卡普隆、爱兰德、丽绚、维尼隆、聚丙烯氰、聚氯乙烯、忒尔里林等等。这些人造纤维的质量轻而耐穿，一尺人造纤维至少可抵五尺棉布用。解决了人民的衣食问题后，就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其他，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 我是毕生从事于化学工业的人。从上面所述解决食、穿问题上，我深深感到党与毛主席的领导的正确。我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深深体会到要向科学进军，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而右派分子却妄说党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我知道党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研究的。试看我国几年来科学研究的成就、知识的普及、技术的提高、建设的成就，不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向自然界斗争的结果吗？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科学界就像没有舵的船一样，不可能在科学及经济建设方面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的。试举一个例子：“全国科联”与“科普”这两个组织，七年来工作虽有一定的成绩，但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学术活动没有多种多样的展开；组织领导不够健全；方针任务不够明确。最近争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与指示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与协助，使我们“全国科联”过去摇摆不定的方针任务，都明确起来。大家皆大欢喜。“全国科联”自有党的领导与支持后，工作就展开，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可以团结广大的科学家，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科学界要求党领导，这领导愈强，成就也愈大。 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为名，乘机猖狂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诬蔑为“党天下”，妄想党退出领导地位，“还政于民”。不知党就是人民的党，就是为了广大人民，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党是大公无私地领导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规定，是载在宪法的。右派分子，你们这个行为是违背宪法的，是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容许的！其速回头反省。 右派分子企图抹煞党的一切成就，诬蔑党。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这个党，它从一九四九年起，八年至今，完成和超额完成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国家经济建设计划，改变了祖国的面貌；就是这个党，它在短短几年中，扭转了粮食不够吃、棉花不够穿的现象，变为棉花基本上够，粮食还有余可以支援亚非国家的情况，就是这个党，它能够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有重工业、能够自制汽车、卡车、锅炉、发电机、拖拉机、喷气飞机、重型机械，有钢铁、有石油的国家；就是这个党，它能够使被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一旦以大国出现于世界，震撼了帝国主义野心家，使它们不敢再肆意侵略。歪曲这样光辉的成就，诬蔑党的领导的人，就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就是自绝于人民的。 最近我出国，经过缅甸、印度到锡兰的科伦坡。回来时到达“四季皆春”的昆明，相形之下，我感觉到祖国气候和环境真是可爱啊。我国土地从东北到西南寸寸都是可爱的。冷的不是过冷；热的不是过热。我感觉到祖国实在太可爱啊！郭沫若团长到昆明飞机场时告我：“如果今日尚有不爱国的人，到国外去一趟，回来就晓得爱国了。”诚然，很多出国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右派分子中也有许多出过国的，是否有此感觉呢？要知道爱国必须爱党，爱党就是爱国；没有共产党，那有新中国？接受党的领导，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美好的社会主义服务。 右派分子的荒谬绝伦的言论，经不住人民的驳斥。他们要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要封建主义复活，是不能得逞的。党在过去三反、五反斗争中曾遭受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党击溃了它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党在思想改造、镇压反革命运动当中，曾受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猖狂进攻，党也击溃了它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党在整风当中，遭受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企图篡夺领导权。我深深相信这次党也一定能够取得全面的胜利。我们全国科学工作者，应当更密切地围绕在党的周围，加强团结，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击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 最后，我们保证遵循毛主席二月二十七日在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从团结出发，坚决和他们作斗争，不达到彻底消除他们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不收兵。因此，我们的要求是：这些右倾分子彻头彻尾交代清楚，向党和人民低头，深刻地检讨，老老实实地认罪！ 各位代表！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深深体会我们应拥护“百家争鸣”的方针，因而明辨是非，辟除歪曲事实的谬论，这是科学工作者扶持正义的唯一立场；作为一个全国人民代表，我希望我们代表个个对这歪风邪气一齐负起责任。

第12版()专栏： 黑龙江省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 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辨明是非 刘珮芝的发言 我在这次大会上听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等的各项报告，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使我受到深刻的体会，给予我们以莫大的鼓舞，进一步认识了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国短短的几年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卫生、矿业、工农业生产等等各个方面，莫不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辉煌成就。使人更加兴奋的是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地完成与超额完成，这个伟大计划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我完全同意大会上所作的各项报告，并以实际行动为实现贯彻而努力。李副总理报告中曾指出，一九五六年是我国几十年来自然灾害最大的一年。大家都知道，当时各地方灾情严重，防汛、修堤、堵口、工事，是极为紧张的。我们哈尔滨市就是严重灾区之一，当水情严重时，省、市党政负责同志全部住在防汛工地，省、市大小机关停止办公，夜以继日地动员居民全力以赴的进行修堤防汛工作，并调来部分解放军大力协助，终于战胜了洪水。虽然哈市江北松浦区被淹，但区内数万居民均事先救出，未死亡一人。 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灾害是最大的一年，但仍比一九五五年增收粮食一百五十多亿斤。因此合作化成绩是伟大的，尤其是我国粮食统购统销，统一调配，使任何灾区都有粮吃；今年灾区又很快的恢复了生产，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性。 总理报告中对于右派分子借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的进攻，给予了严肃的批判。明确指出：私营工商业者绝大部分虽然已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们还拿定息，因此还有剥削关系，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对于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定息延长二十年”，“想把二十年定息一次付清”，“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已没有本质的差别，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了”，“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等荒谬错误言论，也一一进行了分析批判。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增加了我们对右派分子斗争的武器；进一步辨明是非，分清敌我，更好地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 一个月以来，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爱护党帮助党进一步改进工作的精神，认真地对党提出了批评和意见，受到了党的重视和欢迎。我们工商业者和各界人民一样，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积极帮助党整风；但是右派分子利用了这个机会，以帮助党整风作幌子，疯狂地开展了反对党、反对工人阶级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章乃器就是右派分子突出的一人。 章乃器在去年冬民建举行二中全会时，他的歪曲谬论已受到同志们的批判。 最近他利用党整风机会，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施放毒素，给与各地方工商业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志们对他的错误，再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善意反复耐心的对他进行帮助，以促其反省，希望他能悬崖勒马；但他坚持他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民建、全联两会才采取了措施。 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已联合发出了通告，一致拥护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黑龙江省民建会全体会员和工商联的全体工商业者对于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在大会上的报告表示热诚拥护，并保证在我省中共党委领导下更进一步对于民建会员、工商业者加强宣教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站稳立场，辨明是非，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反动活动。 在我省的民建成员和工商业者中间有部分人还没有从右派分子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因此，除必须继续同以章乃器为代表的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外，还必须教育他们认清右派分子的真面目，纠正思想错误，促进他们能够觉悟，必须忠实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前进，为这一工作目标而努力。 建议政府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建立健全企业管理委员会，明确规定管理制度，由党政工团私组成之。制定明确分工，在公方代表领导下，私方有职有权，为了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应发挥积极性，更主动的努力开诚相见协商办事，进一步加强学习。通过在企业中实践和不断的锻炼，逐步地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 我这次帮助党整风，提高了个人认识，教育了自己，通过和右派分子的斗争，使我的思想更加明确了，但仍感到自己的学习是很不够的，今后愿更进一步地努力学习、加强工作，坚决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地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来改造自己，锻炼自己，使自己逐步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最后我表示保证将这次大会的精神和决议贯彻到我省群众中去。

第12版()专栏： 右派分子的私货在工程技术人员中缺乏市场 陆景云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关于政府工作、中缅边界问题、预决算、经济计划、检察院和法院工作的各项报告。也同意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及乌兰夫副总理所作关于成立两个自治区的报告。感觉到我们政府的工作，这样又清楚、又有条理的向人民交代，把问题摊开来，指出正确的及错误的思想，主动分析工作中的优缺点，提出改善和努力的方法和方针，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所办不到的。 在这次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使我有了明确是非的标准。又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听到大家所揭发的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给我很大的启发，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水平。 做事要勇敢积极，只要对人民有贡献，是不会被埋没亏待的 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一个党外的知识分子。右派分子对知识分子挑拨中的一点，是说：党外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有职无权。以我亲身的经历来说，却完全不是如此的。由于党和政府信任我，使我能在解放后短短八年中从头至尾的参加和完成了两个新厂的建设工作，这些厂的规模、完备程度和建设速度，是解放前我所不能想像的。在这几年的工作中，虽然不是没有困难和曲折，但我都能放手做事，勇敢的担当责任。在我的工作中，我和厂长是有明确的组织关系和业务分工的，我管技术，他管行政；厂长因事不在时，就把他的职务交我代理，我只觉自己能力不够，不能完全照顾过来。平时在所有的问题中，我都能参加意见；连党委会及党员代表大会我都被邀列席，并且发言。虽然在我现在的工作中保密要求是很高的，但我什么都能知道，这使我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时，就提出讨论，甚至争吵一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关系，大家知道这是工作中不能完全避免的。我对于我所看到的个别不良现象，经常提出尖锐的批评，也能起到督促改善的效果；不但对共事的厂长如此，对上级的领导也是如此，我从没有受到过什么打击。我得出的结论是：做事要勇敢积极，无所顾虑，只要能对人民有真正的贡献，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是不会埋没人亏待人的。而且，我认为，有职有权不等于可以允许人利用职权来实现他的个人企图。如最近报纸上揭露的，右派分子罗隆基，身为森林工业部长，却不愿意管木头，以为是埋没了他；又想利用部长的职位来实现拉拢私人的企图，拉拢不成，继之以打击。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既不应该有权，也不应该有职。 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看谁的榜样？ 右派分子也讲到资本主义好，美国好，等等；就使我回忆到我在美国替伪政府工作时与美国人接触的经验。那时我发现他们所关心的完全是生意经，一旦我在他们的生意眼中没有了价值，他们就会掉头不顾；即是在谈生意经中，还得处处警惕提防以免吃亏。他们也曾说过，我们可以学他们的方法，同样的可以繁荣起来；这话当时曾迷惑过我，使我对他们有过幻想。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社会的繁荣，最初是靠抢夺当地土人得来的，现在是靠经常的贸易出超来维持的，其间又发了几次战争横财。且不说他们战争掠夺手段的恶劣及他们社会内部分配的不合理；就拿他们认为天公地道的贸易出超来说吧，难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到像他们那样年年有出超吗？还剩下有谁来担当这个贸易入超的对手呢？我那时不懂马列主义，却懂得算术的加减法，我想不可能大家都能是加的而没有减的，有人占了便宜必定有人吃亏！我就认出了跟着他们走是走进死胡同，不但走不通，而且要给他们当作牺牲品。既然在经济上跟他们是没有出路，其他如他们所标榜的民主生活和个人自由都是空的，是骗人的。实际上当美国人想到我们中国一旦将真会赶上他们，他们就会惊叫这是可怕的“黄祸”了。 在目前的工作中，当我与苏联友人接触时，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使我们的将来能更好，甚至还鼓励我们要超过他们；他们的态度非常谦虚诚恳，更不说现在我能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技术，在美国却是看也不让看的。这样就很明显谁是我们的友人，我们应该看谁的榜样。 能够亲身参加建设热潮，是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生活上的最大满足 好像右派分子所提的生活是否降低的问题，是很会打动知识分子的心事，我认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照顾是周到的，又加上物价稳定，在企业中有劳保待遇，子女教育费低等等，都是新旧社会之间的不可比项目，是生活的提高，除非是再想过不健康的美国式的淫靡生活的人，就决不会对目前的生活感觉不如以前；我还认为倒是这样才能保持知识分子不走向堕落的生活。何况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自豪，能够看见祖国人民生活的逐渐提高，工业建设的一日千里，能够亲身参加在这个建设热潮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即是生活的最大满足。我相信这样的心情，凡曾经在半殖民地的上海这样的城市长期生活过，受过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看清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所谓“高等华人”的嘴脸的人们都会有的。这样的满足，若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决不会有，也不可能长久保持的。共产党把我们知识分子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和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右派分子所贩的私货，在工程技术人员中是缺乏市场的，他们以旧政客的行径，打着为知识分子说话的幌子，先是争权，继之以夺利，再后来必定是把帝国主义者引进来，他们自己又当起“高等华人”来，这哪里是我们知识分子所能同意的呢？但是，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受了他们的迷惑还是有若干知识分子掉进了泥坑，与右派分子结伙。为此，我们不能不更加警惕，抓紧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敏感，辨明是非，加强我们的政治坚定性，分清敌我，在工作中主动的与党的组织靠拢，和党的干部保持正常关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克尽自己的职守，事事为人民的整体利益着想，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端正向科学进军的态度，带出接替我们的青年，改换自己对不良生活方式的留恋，杜绝资产阶级思想复萌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是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对于目前的右派斗争，更应该热烈的参加进去，直到最后胜利。 怎样利用机械制造业的剩余劳力？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对于目前我国机械制造企业中存在着的剩余人力问题的意见。 （1）由于去年各单位招收了大量人员，而今年计划的生产任务大致仍在去年的水平，所以一般的机械制造厂都有不少剩余的人力；这些人员，若不作适当的利用，则是一笔相当大的浪费。我认为我们的工业企业与农业生产的联系不够密切，两年来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所鼓励，农业合作社中已添置了大批机械农具及抽水机械，这些机械并非都用得很好，有不少地区由于离工业城市较远，农民机械常识较差，有的不会使，有的不会修，有的则找不到配件，以致有了设备却不能增产，假如政府能指定机构，在各地区将有剩余人力的机械工厂，尤其是一些大厂，与就近的农业社联系起来，帮助农民保养、维护、使用这些设备，使能经常发挥其应有效果。对于农民的负担，则以由于帮助而增产的数量来比算，这样可以利用国家剩余的技术力量到技术缺乏的地方去，获得农业上的增产。（2）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既已由国家包下来了，可以安置在企业内培养提高，但这笔经济负担不宜算在企业的成本内，应另立开支。因为不这样就会使企业的经济核算工作不好做，真正成绩显不出来，反而影响企业经营的积极性，而造成更多的经济损失。 以上两点希望政府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