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过去在敌人摧残下疮夷满目　现在在政府帮助下欣欣向荣 老根据地经济面貌根本改变 新华社6日讯　全国各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革命老根据地遍及十九个省的八百六十九个县。在漫长、艰苦的革命岁月中，革命老根据地在各方面都遭到了敌人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例如，江西省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有上百万人遭到屠杀，全省人口因此减少四分之一。又如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老根据地的“围剿”中，杀人盈野，制造了许多“万人坑”、“寡妇村”，仅据新县等六个县的调查，被敌人杀死的革命群众就达二十万人以上。但是，革命老根据地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地战斗到胜利，对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关怀着老根据地人民。据内务部统计，政府从1952年到现在，拨给老根据地的特殊补助费有七千四百九十四万元，帮助老根据地人民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福建、广东、江西三省就为老根据地人民修建了十万七千多间房屋。江西省最近拨出八十万元救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工作人员、老红军荣誉军人。这个省过去还用补助费为老根据地人民购置了一万二千多头耕牛和二十七万多件农具，帮助他们恢复农业生产。各地财经部门也给老根据地人民多方面的照顾。江西省在收购农、副业产品和供应日用品时，采取了重点贴补办法，使他们增加收入。江西省今年仅降低盐价一项，就使他们受益五十多万元。 在党和政府的扶植下，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处在平原、丘陵地区和其他交通方便地区的老根据地，粮食产量多已超过当地展开革命斗争前的水平。如江西省内各老根据地的农业生产，除少数深山僻壤地区外，已全部恢复并超过了战前的最高生产水平。井冈山老根据地从1955年起就有余粮外调，去年一年共调出粮食二十五万斤。河北省山区老根据地粮食产量1952年就达到了战前水平，1955年又比1952年增加了13％。在老根据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当地人民更加积极生产，并积极兴修水利，进行各项农业基本建设，争取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湖北省红安县老根据地兴修水利以后，去年全县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32％。许多老根据地系山区，还积极恢复和发展了畜牧业、林业和土特产。甘肃省陇东地区老根据地的畜牧业，拿去年和解放前相比，牛增加了45.5％，马增加了122.9％，山羊增加了74％。福建省老根据地几年来恢复的茶园、竹山、油茶等经济林，达到了六万六千多亩。为了促进老根据地的物资交流，发展老根据地经济，许多地方还修建了很多公路和车马大道。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二十六个县，去年年底已县县通了汽车。江西省在境内老根据地修筑了二十五条公路，长达一千三百八十七公里。 随着老根据地经济面貌的根本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据江西省宁都、雩都等县调查，目前已有70％以上的农户上升到中农的生活水平。弋阳县漆工乡在解放前有90％的农户一年缺四个月口粮，8％的农户要出外讨饭或依靠卖青苗、卖田地甚至卖儿鬻女度日，现在，88％以上的农户已经是丰衣足食并且还有余粮出卖。福建省老根据地永定县岐岭乡全乡已修建了九百五十六间新房，绝大部分群众已达到“囤里有余粮”和“冬有棉、夏有单”的生活水平。 经过几年来的恢复和建设，老根据地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许多老根据地现在乡乡有了小学。原陕北绥德专区在1948年有中、小学二百零六所，去年增加到了一千四百三十九所，学生由七千四百多人，增加到了八万六千七百多人。各地还普遍设立民校和识字班，开展扫盲运动，使成年人也提高了文化。几年来各地的电影放映队在“电影上山”的号召下，纷纷上山为老根据地人民放映电影。在卫生事业方面，现在多数老根据地已县县有了卫生院，并且着重开展了对为害最重的如性病、麻疯病、血吸虫病等疾病的防治工作。江西省几年来给省内各老根据地增派了五百二十多名医务人员，增添了八百九十多张病床，新建立了四百四十多个卫生所和七十多个妇幼保健站，为老根据地人民服务。各地还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去边远地区和山区为老根据地人民治疗疾病。由于卫生状况的改善，已使各老根据地过去流行的几种严重传染病全部绝迹，大大提高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健康水平。各地老根据地还重视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和老革命人员的优抚工作。福建省几年来为七万四千多个无房或缺房的老年烈军属和革命群众修建了五万零八百多间房屋。江西省十万多户贫苦烈军属和残废军人，自1950年起就受到了代耕和“优待劳动日”的照顾，他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各地还向贫苦烈、军属发放了抚恤金。福建、江西两省十六万多户烈士家属最近三年来就领到抚恤金一千二百多万元。瑞金县对在乡的老革命人员都进行了妥善安置，重新担任工作的有六百多人。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府和老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 几年来老根据地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仍有一小部分地区因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或遭受敌人的摧残特别严重，要恢复到原有水平还需要继续作很大努力。

第1版()专栏： 人民代表继续批判右派分子 龙云的“检讨”没有暴露他一贯反动的立场 据新华社6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许崇清、陈其尤、毛鹤年、汪世铭、周谷城、荣毅仁、杨定安、吴晗、孙作宾、陈汝棠、高镇五、李仿尧、吴通明、陆镇藩、巩天民，书面发言的代表有马叙伦、邓国章、叶圣陶、邓文钊、安文钦，共二十人。他们用具体事实说明了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提出了批评建议。许多代表继续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陈叔通、程潜、吴玉章、邓颖超、马明方、赵毛臣、赵忠尧、陈望道、刀京版。 今天的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始，到七时结束。 明天星期日，将休会一天。 据新华社6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许多代表小组今天上午继续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连日来许多代表小组还讨论了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云南省代表小组在昨天晚间和今天上午举行小组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龙云的反动言行。 在代表们一再督促下，龙云昨天晚上在小组会上宣读了他的书面的“思想检讨”。但是，代表们认为他的“检讨”没有暴露他一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在整风以后发出的反苏反共言论的真实目的。 龙云在检讨中，承认他的反苏、反共、否认我国少数民族等言行“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中苏友谊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党的领导都有坏的影响”。但是他认为，产生这些错误，只是由于“八年来没有好好学习”，“忝居高位，脱离实际”，“血压过高，容易冲动”。 龙云在检讨他的反苏言行时，承认这是“不分敌我”、“混淆是非”、“以怨报德”，但他仍然强调他的动机是“爱国”的，只在客观上起了“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效果。龙云在检讨中，还说他发表否认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应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共产党没什么办法”等挑拨性言论，是由于他“不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大家认为，龙云的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各少数民族代表尤其愤慨。大家指出，龙云一贯挑拨党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他在整风开始后又发表否认少数民族存在的谬论，并不是偶然的。 许多代表对于龙云在“检讨”中，一再夸耀的所谓他主张“富国强兵”，在抗日战争时期“仇蒋”、“反蒋”，人民渴望民主自由“十分符合我的主观愿望”等言论，表示了更大的不满。代表们说，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剥削和屠杀人民的罪恶，是“金沙江水也洗不清的”。（编者按：几日来云南代表小组批判龙云反动言行的详细情况，见今日本报二版） 罗隆基今天在江西省代表小组重复他昨天讲过的话。代表们认为，罗隆基昨天的发言比前几天有了一点进步，但是今天却倒退了。他们希望罗隆基勇敢地交代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 湖北省代表小组今天继续批判了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罗隆基小集团成员之一马哲民的反动言行。据代表们揭露，马哲民利用共产党整风机会向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到处点火，散布各种反动言论，如说“肃反是杀人的逻辑”，说“共产党对社会起了阻碍作用”，说“共产党是只知恨人不知爱人”，说共产党“把人当奴隶”，说“马列主义是经验主义加教条主义”等等。在今天的小组会上，马哲民再次作了“检讨”，但是仍没有检查自己的反动言行，交代和章罗联盟的关系。 浙江省小组的代表连日来对宋云彬和李士豪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露和驳斥。代表们说，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身为浙江省民盟副主委、浙江省文联主席的宋云彬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到处放火，把视察中见到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气势汹汹地说中共浙江省委不行，要用这次整风的机会集中火力整共产党。他并在学生升学问题上挑拨学生、家长和党的关系，几次到某中学向教师作报告，宣传他的反动言论。代表们还说，宋云彬还是文汇报在浙江的据点，徐铸成是他的密友，文汇报所有到杭州去点火的记者都是通过他的。但是，宋云彬对这些问题都没有作深刻检讨和交代。 李士豪是农工民主党浙江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他在大放大鸣中和章伯钧起了“南北呼应”的作用。当章伯钧在北京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时候，李士豪就在杭州提出“要重新考虑民主党派的作用、地位与党的关系”问题。李士豪已承认他说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与章伯钧是“异曲同工”，并且说他是执行了章伯钧的“政策方针路线”。 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费孝通在作自我批判时揭发了曾昭抡。他说，被郭沫若斥之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用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名义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初稿系出自曾昭抡之手，并且最后由曾昭抡决定在6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费孝通说，今年3月民盟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时，曾昭抡写了个纸条子给费孝通，说高等教育部准备把几个问题放出来，其中有教学制度问题、科学规划问题。费孝通把这个纸条子转给章伯钧，问章是否要“进行”，如果要“进行”，他就约人谈谈。章伯钧说“可以进行”，罗隆基也表示同意。6月2日晚上，在政协文化俱乐部，曾昭抡把打字的上述科学体制方案交给费孝通，要费修改。费说，他当时作了一些修改，并且加上了两句。费改过以后，曾昭抡又拿去打字。6月5日，曾昭抡等三人召集了一个会，讨论费孝通修改过的方案。据费孝通说，要设立所谓民盟“科学规划问题”小组会，最早也是曾昭抡提出来的。 上海市代表小组夏衍揭露了徐铸成一贯排斥在文汇报工作的共产党员的事实。过去宦乡在文汇报工作，徐就不满；后来文汇报搬到香港复刊，徐坚决不要宦乡参加文汇报工作，并要另外两个党员退出文汇报。解放后，徐铸成又屡次把党员负责干部排挤出来，或者把共产党员放在不能起决定作用的位置上。如在大鸣大放期间，徐把文汇报的党员负责干部钦本立调到国际部去，使钦无法领导国内鸣放问题的报道工作。 华侨代表们，最近几天除严厉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外，还建议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协助华侨开发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等省的山林荒地，垦植亚热带经济作物。 安徽、四川、贵州等代表小组连日来在讨论政府各项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安徽省代表周苏生建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规定一些制度，来处理废品。安徽省代表很同意周苏生的建议。 贵州省代表小组中有些代表对高等学校的分布、科学研究工作等问题，提出了意见。罗登义代表认为北京高等学校分布过多，有些学校如钢铁学院、石油学院等，完全可以设立在钢铁基地和石油基地附近，这样对于学校和产业部门的联系，对于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都有很大好处。他认为学校过于集中，不但对学生培养有一定影响，而且使城市人口增多，给城市增加了负担。 云南省代表、植物学家秦仁昌建议政府对发展畜牧业给以适当重视。他说，我国内蒙、新疆、青海、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等许多地区，都是畜牧区。畜牧业发展与否，不但关系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而且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几年我国畜牧业是有发展的，但是在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对发展畜牧业强调不够。他希望中央对畜牧业给以适当投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畜牧业。

第1版()专栏： 赶紧做好防汛工作 河北省着手扭转工作进展迟缓现象 本报保定6日电　记者鲁生报道：迅速做好防汛工作，准备随时战胜洪水的问题，已经摆在河北省党政领导机关和全省人民的面前。 据水利厅材料：全省今年的二十九项水利基本建设中有二十项防洪排水工程。由于这些工程的任务确定的较晚，加上设计和审核工作赶不上去，结果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的工程在5月份才开工，因此大部分主要工程将拖到汛期才可施工，这就要增加施工的困难。目前由于正值农忙季节，又加上忙于灭蝗，有些工程因劳力紧张一拖再拖，不能施工。邯郸市防洪工程需在大雨前完成的土方工程就有九十七万公方，但是6月中旬才开工，若延至7月底完工，还需增加七千民工。根据6月20日统计：全省已经完工的七项汛前部分工程和基本完工的五项土方工程的质量，一般都是好的，但是也有部分工程只注意了赶进度，影响了工程质量。如邯郸漳河北大堤由于夯打不实，经6月9日三十公厘雨的一次考验，就发现了很多漏洞。 在防汛工作方面，从6月上旬省防汛会议以来，各地都已先后建立了防汛组织，并且已经开始进行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据通县、保定、唐山、邯郸、天津五个专区不完全统计：已经把一千三百多万斤的秸草料，两万三千多斤的石头，一百三十多万块砖和一万多棵木梁，三十六万条麻袋，三万六千片席子都运到了堤段。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防汛准备工作进展很迟缓，许多地区的抢险队还没组织好，物料也准备的不充分，因此一遇洪水就会被动招架，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前些天滏阳河平乡、任县决口的事件就是例子。还有些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存有麻痹思想，他们认为今年已经做了很多防汛防涝工程，堤防修的又高又大，来大水没关系，甚至认为大水不会连年闹。 为了迅速做好防汛准备，给战胜洪水打下物质基础，河北省人民委员会特于6月29日向各专署市县以及自治县人民委员会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各地应接受平乡、任县由于麻痹大意、准备工作不足而造成滏阳河决口事件的教训，立即对防汛工程、物料、人力组织等准备工作认真地进行一次检查。对质量不好的堤段要进行修整加固；对堤上的浇地沽口、涵洞、口道要立即堵闭，已经堵闭的也要经过检查以确保堤身安全。指示中对防汛任务不同的沿河地区、平原地区、山区、滨海区都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和工作；对于未完成的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指示要求各地分清工程的轻重缓急，分别处理，能完成的要限期完成，不能完成的要集中力量完成主要工程或工程中的主要项目，对跨越汛期的工程，要作好工地安全保护工作。

第1版()专栏： 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 审查建立两个自治区的报告 新华社6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今天举行扩大会议，审查了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 会议一致认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的，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民族委员会建议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建立这两个自治区的两个方案。 这次参加民族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委员、人民代表大会各少数民族代表和有关单位的列席代表共一百三十五人，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刘春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作了关于民族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会上，各族委员和代表还一致批判了黄绍竑和龙云歪曲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挑拨民族团结的谬论。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罗常培（满族）、帕提汗（哈萨克族）、马坚（回族）、达浦生（回族）、马绍文（东乡族）、刘清扬（回族）、召存信（傣族）、刀有良（傣族）、陈永康（布依族）、果基木古（彝族）、黄正清（藏族）、鲍尔汉（维吾尔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罗文才（苗族）、黄现璠（僮族）、裴阿欠（傈僳族）和王国兴（黎族）等二十多人。

第1版()专栏： 国务院批准“有关对工商联的指导工作和经费开支问题的报告” 新华社6日讯　国务院于6月12日批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对工商联的指导工作和经费开支问题的报告”，并把它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参照执行。 这个报告的内容是：（一）各地人民委员会应该指定一个部门（工商行政或工业、商业等部门）负责指导工商联的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如需要工商联协助进行工作时，应事先与负责指导工商联的部门取得联系，并与工商联协商，使工作能够统一安排。（二）工商联征收会费遇有困难时，负责指导工商联的部门，应协助其解决，对工商联的经费开支，不需要采取审查批准的手续。（三）各级人民委员会及其所属部门，召开和工商联工作有关的会议时，可以邀请工商联的有关干部参加；发出和工商联工作有关的文件时，需要抄送工商联。

第1版()专栏： 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 新华社6日讯　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在6日下午八时发布暴雨预告：预计未来两天内，河南、安徽和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区将有大雨和暴雨出现。今夜和明日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等地区，也将有大雨出现。

第1版()专栏： 前往朝鲜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访问 胡志明主席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负责人宴请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6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是在访问朝鲜和东欧各兄弟国家途中经过中国的。 六时正，当这位慈祥可亲、衣着朴素的越南人民领袖走下飞机后，西郊机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胡志明主席在机场上同前来欢迎他的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热烈拥抱。随后，他又同前来欢迎的中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一一见面。 乐队奏越中两国国歌。胡志明主席由朱德副主席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一群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接着，贵宾们同前来欢迎的中外人士见面。 六时十五分，朱德副主席陪同胡志明主席乘车赴中南海住所。 今天，机场上飘扬着中越两国国旗。前来机场欢迎的，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副委员长，陈云、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等，以及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等。 各国驻中国使节，正在北京访问的各国代表团和越南的学生等都到机场欢迎。 随同胡志明主席到各国访问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黄明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黄明鉴和黄文欢在今天下午同胡志明主席一起来到北京。范玉石已在昨天从莫斯科到达北京。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康和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都陪同胡志明主席从河内来到北京。 新华社6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今天晚上宴请了胡志明主席。 中国方面出席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彭德怀、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聂荣臻，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 越南文化部长黄明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和越南驻中国大使阮康也应邀出席。 新华社武汉6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今天乘专机由河内去北京途经武汉时，作了短时间的停留。 陪同胡志明主席去北京的有我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夫妇和越南驻我国大使阮康。我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也专程由北京前来武汉迎接。 胡志明主席在上午十一时十分到达武汉。用过午餐后，由湖北省副省长王海山、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驱车前往武汉长江大桥参观。在汉阳桥头下的接待室里，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向胡志明主席介绍了工程建设近况。接着，胡志明主席从一千多公尺长的桥面上走过，欣赏大桥的雄姿。当胡志明主席走下桥头时，正在午休的成百的工人看到了他，向他鼓掌问好。胡志明主席向桥梁建设者们祝贺说：“你们干得好！” 胡志明主席参观长江大桥已有两次，上次是在1955年夏季。 胡志明主席在下午二时四十分离开武汉去北京。 今天到机场欢迎欢送的，还有武汉市副市长王克文、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武汉驻军首长孔庆德中将和各界人士。 新华社河内6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今天早晨离开河内，首途作访问朝鲜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他乘坐的飞机在嘉林机场的上空侧翼向欢送者示意告别，然后向北京飞去。 嘉林机场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范文同、孙德胜、武元甲、长征等越南党政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和各国的外交使节都到机场欢送。 胡志明主席在启程前发表讲话说：“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把我国人民的友谊和最热烈的祝贺转达给兄弟国家的人民，把我们在建设北方和争取国家统一事业中的团结斗争的意志告诉他们，同时对他们的援助表示感谢。”（附图片） 胡志明主席在北京西郊机场接受少先队员的献花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2版()专栏： 南京新华日报发表社论 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本报讯　7月6日南京新华日报以“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手软，打不下去。因为这些右派分子有的原是老朋友，老同事；有的是学者，专家。社论说，人们怜情惜才，原是常情，可是，朋友误入歧途，我们能视死不救吗？至于有专才实学的人走错了道路，则更为可惜，更应该挽救。人们对他们的斗争，正是对他们的挽救。他们走得越远，给他们的帮助和斗争愈要有力，否则他们回头的可能就愈小。这仅是从个人角度说的。从整个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人类整个前途来说，我们更不能为小失大，更不能因为对个别右派分子的温情，而陷整个国家、人民于水火之中。如果始终保有这个温情，那就是怜个人而不爱大众，惜小才而不惜大才，小温情而大不人道，是为仁者所不应取。有些人说，斗就斗吧，但要和风细雨，使他回头。是的，如果和风细雨，右派分子能够回头，是最好也没有的事。但是这仅仅是好心的设想。他们干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反掉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他们是横了心的，是红了眼睛要与人民为敌的，我们不和他们作坚决的大规模的斗争，他们不但不会回心转意，而且还会以为人民是软弱，是可欺！特别是那些右派中的骨干分子、代表人物，我们向来对他们错误的批判就是和风细雨的，他们是否因此就悬崖勒马了呢？他们的反动言行不是更加猖狂了吗？企图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搞清楚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是一种书生之见。君不见，章乃器至今仍顽固不化，章伯钧仍是挤牙膏一样，挤一下，交代一点吗？如果右派分子不真的缴械投降，我们就必须刮起更大的群众性的暴风骤雨。右派分子越顽抗，风雨就越要猛烈。这应该成为一个正比例。有人说，反右派分子不要点名、登报，登了报就臭了。事实是，右派分子本身就是臭的，而且，有些老右派分子原来就是很臭的。人民原来宽大为怀，想替他们洗洗刷刷，看能否减少一点臭气，可是他们太不自爱了，自己和人民背道而驰，只有臭上加臭。对这些人而言，点名登报也是臭，不点名登报也是臭。反正他们是臭定了。臭了也有好处，人们不会再上他们的当，他们的反动谬论就会没有市场，毒害不倒人，这岂不是大大的好事？自然，有些平常伪装得很巧妙的右派分子，自己放了一个臭气，硬赖着说是别人放的，或者说仅仅是“共鸣”；甚至还摆出一副学者专家的面目，说：“政治是龌龊的，将来一定辞职不干了。”装出自己一身香似的。政治是龌龊的吗？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来是清白的，香的，只有企图阴谋为资产阶级复辟，那就变成龌龊的了，变臭了，这不能怪政治本身而只能埋怨那种“变”的人。对于这样的伪君子，点名登报看来更为必要。因为这无非是让大家见识见识这些伪君子，使人们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他们众叛亲离，完全孤立起来，使他们想进行的龌龊政治勾当而无所施其伎俩，使人们不致再大上其当，这难道不是功在社会、泽及众人的大大好事吗？有人说，斗可以，不能扣大帽子。乱戴帽子当然不好，不戴帽子恐怕也不成。有头都要戴帽子，问题在乎是否合适。是右派分子就须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右派骨干分子就戴右派骨干分子的帽子，都不是就不作兴戴，戴了就是戴错了，就应当替他摘下来。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人说，这样子不就一棍子打死了吗？不是和与人为善的原则不相符合吗？我们说，我们是与人为善的，但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人民对于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不共戴天的，对于这种阴谋难道不需要打死吗？当然，对于右派分子本身，只要他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们是可以不打死他的，是可以与他为善的，是可以留下来继续改造的，只要他能脱胎换骨，他们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事实是他们不与我们为善，不是我们想不想为善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对抗性矛盾用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方法来处理，难道这还不够雅量，还不够仁至义尽吗？ 社论说，总而言之，人们斗争右派的手软，这是由于温情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又是温情主义的主要根源，人们的一些小仁小义的观点也减少了人们的大仁大义，即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勇气和决心。这些，对反右派斗争极其不利，对我国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极其不利，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现在我们写这篇社论，目的是帮助好心的人们能有所进步，积极勇敢的投入斗争。当然，这些话是对好人说的，是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采取一条心的人、甚至对半条心的人说的。对那些表面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阴谋破坏的右派分子，对那些向人民假投降的右派分子，和人民采取两条心的右派分子，则根本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要老老实实的向人民交代，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只要他们不自绝于人民，人民也就宽大为怀，不绝他们的生路。不要还以为伪装善变，可以蒙混过关，任你使出全身解数，耍尽花招，休想逃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

第2版()专栏： 人民代表大会云南代表小组 揭发龙云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 历数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的种种罪行 本报讯　本报记者访问了一些云南代表，了解云南代表小组揭发和批判龙云反动言行的情况。现综合报道如下： 人代大会云南省代表连日在小组会上揭发龙云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以及龙云统治云南时的罪行。 云南省的代表大部分是少数民族，龙云认为这些代表可以拉拢利用。在6月24日的小组会上，他明目张胆地进行挑拨。龙云说，少数民族原是一个民族，只是叫法不同，就像云南的洋芋，河北叫土豆，山西叫山药蛋一样。把民族分细了，增加工作上和安排上的困难。龙云否认云南多民族的历史事实。但他又用挑拨的语气说，今天少数民族已自治，法律上已经平等，至于经济、文化，少数民族应自力更生，共产党没有什么办法。 谈到“肃反”问题，龙云故意说，他在北京，很少出去，情况不很了解，希望大家把知道的都谈出来。 龙云的阴谋当场就被揭穿了。代表们说，几年来龙云一直在少数民族中活动，企图叫党退出少数民族地区，恢复他的旧的统治。 马坚（回族）说，龙云讲的少数民族不是多民族的话，和蒋介石在“中国的命运”里讲的一模一样。 七十九岁的赵钟奇（回族）说，1952年他来北京时，龙云说卢汉是稀粪（不成器的意思），要是卢早独立，解放军就进不了云南。 李桂英（彝族）说，1952年少数民族代表来北京参观，龙云对凉山几个彝族代表说，康藏公路不可能修通，西藏人是不好整的。龙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去西藏，为的是去整西藏人民。龙云还说，革命往往是从最穷苦的地方搞起来的。穷的地方出领袖。彝族没文化，落后，但骨头是硬的。企图鼓动彝族造反。龙云还说，云南土改时，他给毛主席讲过要搞得慢一点，毛主席不听他的话，结果搞得太激烈了，搞坏了，搞糟了。很多人跑去当土匪，弄得家破人亡。 和万宝（纳西族）说，凉山土改时，余海青到北京开会。龙云几天之内找了余三次，问余土改有什么错误？从不问成绩。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召存信（傣族）揭露龙云利用这次党的整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破坏活动的事实。他说，5月18日当右派正猖狂地向党进攻时，龙云约他（召）和胡忠华（佧佤族、临沧专区副专员）杨代蒂（彝族、四川凉山代表）三人到龙的家里玩，龙对他们说，这几天报纸上很热闹，（指右派的反动言论）你们要好好学习，帮助共产党“整风”。龙云又说，各地合作社受灾减产，好些人要退社，你们边疆情况怎样？有意鼓动他们不要搞合作社。 代表们还以激愤的心情揭露了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的罪行。代表们说，这些年来，人民本着既往不咎的精神，希望他深省过往，重新作人，以赎前罪，但龙云不但不悔过，相反的，还继续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说什么“抗战有功”，这是不能容忍的。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副州长雷春国说，抗战时，龙的儿子龙绳武在腾冲种大烟，在凉山随便打死人。日本人还没来，他就吓跑了。说龙云抗日有功，我不同意。 龙明传（侬族）说，龙挑拨苗、瑶打冤家，这样他又好统治又好赚钱；那时不知死了多少人，逃了多少人；龙云不许少数民族穿本民族衣服，不许说本民族话。龙云的军队奸淫烧杀，把少数民族整得吃不上，穿不上。像陶小成活了五十多岁，连双鞋都没穿过。 刀有良（傣族）说，1936年，西双版纳的土司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昆明朝见龙云，给龙上贡。走时，龙给了他们一些枪。叫西双版纳的人每家出五十个半开（云南货币，二个半开等于一个银元）。那时正在闹饥荒，少数民族连饭都吃不上，还逼着大家出钱买枪。刀有良的父亲就这样被逼死了。龙云并且挑拨各土司互相残杀，不知死了多少人！1942年龙云到攸乐山收税，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龙云老羞成怒，派了一团兵去镇压，烧了二十多个村子，杀了不知多少人！提起这事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朱家璧代表说，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弄得民穷财尽，而他自己却大发其财。“九一八”以后，龙发行“救国公债”，仅王少岩一人就被他劫去十万元。抗战时期，他发国难财，日本投降后，他又想到越南发胜利财。实际是把钱装腰包了。 龙云是鸦片烟老板。种烟的是他，运的是他，吃的是他，“禁”的也是他，他统购统销，统起来发财！像德宏地区，龚绶每年要交六十万两。有一年龚绶听了龙“禁烟”的命令，把烟铲了，结果龙云借口他没铲干净，把龚的土司职务撤了！第二年龚绶种了很多烟，送给龙云，才又恢复了土司职务！龙明目张胆地派军队大批大批的运烟，有一次用四百匹马运，五里路外都能闻到烟味！龙云的烟销的很广，销到上海、汉口、香港、重庆，不知毒害了多少人！ 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州长张子斋说，抗战时，龙云把有功的张冲部队从内地调回云南，派特务整那个师，使张冲站不住脚，这怎么能说龙云抗战有功！ 在小组会上，代表们还揭发出龙云把钱存在美国以及他和汪精卫勾搭的情况。 张子斋说，汪精卫去当汉奸时，路过昆明，龙云很热情地招待他，还谈了很久，不知谈了些什么！ 刀有良质问龙云，把他的儿子、女儿送到美国，把他剥削来的钱也存在美国，这是什么意思？抗战时还把汪精卫手下一个叫梁雨?的汉奸，留在家里当家庭教师，这是干什么？ 代表们还指责了龙云在会上的耍赖态度，并要他彻底检讨交代。 龙云这些天在会上不但不检讨，反而说，许多人所以在整风期间说了那么多荒谬言论，主要是因为毛主席报告发表晚了，大家说话没标准。当大家批驳了他这种错误的谬论后，他忙说，他要到他的组织上（指民革）去检讨，他不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了。以后几次会他都没出席。龙云的这种狡赖态度，引起了代表们的愤怒！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裴阿欠说，龙云把代表根本不放在眼里。梅益代表质问龙云，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交代？龙的挑拨少数民族团结的谬论是在小组会上说的，云南代表有权要龙云在小组会上交代。工人代表曾文昌说：“我们不但要龙云在小组会上交代，而且还要他回云南选区交代。”在5日晚的小组会上，龙云在代表们多次督促下，作了一次空空洞洞的“检讨”，他的极不老实的态度再次激起所有代表的愤怒。

第2版()专栏： 民革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生要求民革中央 彻底追查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在民革组织内开展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的决定。 会上，民革中央副秘书长楚溪春作了“关于民革中央及地方组织对反击右派斗争及党内整风有关情况的报告”。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就整风决定作了说明。会议联系当前民革组织内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对这个决定进行了讨论。 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和常务委员朱学范等二十多人在会上发了言。他们一致表示拥护这个决定，并且着重就运动中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整风的领导问题、整风的内容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会议通过了关于民革组织整风的决定。 在今天的会议上，楚溪春还宣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研究班全体学生写给民革中央小组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报上看到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揭露的黄绍竑的阴谋嘴脸，尤其是看到黄绍竑说“学生欢迎葛佩琦，因为葛佩琦在学生中有群众”以后，非常气愤。黄绍竑这种说法，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同学的诬蔑。从他们学校最近举行的一次反对葛佩琦反社会主义谬论的签名活动就证明，除了黄绍竑所钦佩的得意门生林希翎之类的几个右派分子以外，没有一个学生是葛佩琦的群众。这封信要求黄绍竑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否则将自绝于人民，被人民抛弃。 然后，楚溪春又宣读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生给民革中央的一封信。信中说，北京师范大学最近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鹿怀宝、谢昕两个罪证确凿的反革命分子，而鹿、谢正是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名单中的两个。这封信要求民革中央应彻底追查黄绍竑的一切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要黄绍竑彻底交代为什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鹿怀宝、谢昕等申冤？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2版()专栏：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员工大会揭露 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谢昕 本报讯　黄绍竑在今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政法小组会上说，北京师范大学的肃反搞坏了，某某女青年（即指谢昕）因为从香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现在还没有适当的安排。他还声称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去师大检查肃反，为她申冤。事实真的是这样吗？7月3日下午，师大六千余师生员工，揭发反革命分子谢昕罪行的大会，就是对黄绍竑诬蔑肃反运动的有力驳斥。 谢昕是师范大学俄语系的学生，福建省福州人。1943年至1945年10月，在福州与军统福建省调统室主任王调勋姘居。1948年去香港。1949年9月从香港到北京，由全国学联介绍来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因解放初期，学校制度不严，未经考试就允许谢昕入学。入学后学习一贯松懈，经常外出跳舞至深夜才归校。1951年某日她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跳舞中结识了黄绍竑。1955年肃反运动前及肃反运动开始时，谢昕公开在墙上写反动标语，谩骂新社会为黑暗世界，并预谋行凶杀人，因此被捕。1956年3月31日，谢昕亲笔供词摘要如下：“同班同学夏瑞琼问我，那一天你说要杀人，要杀谁？我照实说出是要杀领导学习的党员小组长袁行榘。因此，我就到西四牌楼买了一把刀回来。我回来还没有五分钟，领导肃反的小组同志刘忠敏、陈国眉来要我的刀，我不肯在同学们面前拿出。没有想到他们立即叫同学来搜查我的东西，就把我的两把刀在床里拿去了，后来我就被捕。铁哑铃是我企图自杀用的，后来季处长来了解情况时我很生气，丁教务长很粗暴，我要用铁哑铃砸死他的两个孩子。我现在已经犯法了，我现在要来接受党和政府给我的惩罚。我希望政府再给我认识罪恶的机会”。 北京人民检察院根据谢昕以上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交付法庭审判，但因她承认罪恶，并有悔改表现，便根据宽大政策，免予起诉，于1956年11月23日释放她回校。谢昕回校后并没有悔改，相反地大吵大闹，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立即推翻原案。学校按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出布告公布对她的结论时，她立即把布告牌玻璃砸碎，撕掉布告，并歪曲事实，到处控告，同时也给黄绍竑写信，黄绍竑还当她的面表示要为她“喊冤”。她还威胁学校，要开大会赔礼道歉，恢复她的名誉。她声称不达到要求就到处写标语，还要向全世界人民呼吁。整风开始初期，谢昕又借这个机会向党猖狂进攻，贴出“血泪控诉”大字报，要求还她名誉，并在自由论坛大会上再次作了“血泪控诉”，企图争取广大学生的同情。当大家以事实反驳了她假造的控诉以后，谢又贴出第二张“血泪控诉”大字报，说旧的血泪未干，学校又在制造新的阴谋。谢自知学校没有她造谣诬蔑的市场，还在帝国主义国家记者的面前献媚，同样以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言论，来诽谤我们的新社会。 在今天的大会上，六千余师生员工，听到反革命分子谢昕的罪行，以及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猖狂进攻的事实后，群情激怒。在会上十七名师生员工代表愤怒指斥谢昕为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是大学生的败类。因时间关系，没有在会上发言，递到主席台上的纸条就有一百多张。他们一致要求党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要严加惩罚，不允许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要求学校开除她的学籍，并要求检察机关重新处理她的案件。最后全体大会还一致推选十九位师生员工代表，携带大会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控诉黄绍竑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谢昕。

第2版()专栏： 民建中常会召开整风大会揭露 章乃器在民建培植私人争夺领导权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始在机关内部进行整风。 今天上午，民建中常会召开了工作人员大会，由民建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作整风动员报告，接着有七个工作人员发言揭露章乃器一贯的反动言行以及在民建内部培植私人、争夺领导权的活动。 胡子昂在报告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批判章乃器的情况。 胡子昂还指出章乃器争夺民建领导权的活动是一贯的。他说他自从1949年参加民主建国会以后，经常看到章乃器同施复亮发生争执，施复亮曾经说过章乃器满身是毒，满脑子是资产阶级思想，想篡夺民主建国会的领导权，并且指出如果章乃器掌握民建的领导大权，民建的政治方向就会转向资产阶级方向。在施复亮生病以后，章乃器又转而同黄炎培争执，继而又同民建二中全会斗争，现在更发展为同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之争。 鄢宝璋等七人在发言中，就章乃器企图利用民主建国会作他的地盘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揭发出许多事实。 鄢宝璋说，1950年民建总会举办干部学习会，参加学习的人都是由各地民建组织慎重选派的，但是章乃器一定要介绍从香港潜入内地的反革命分子陈咸池、丁国桢参加学习，在学习结束后，一个被安插在民建宣教处工作，一个被介绍到私营企业管理局工作。前几年他还写信给向德，介绍一个“商人”到长沙市的人民银行借款，要向德作担保，事后发现这个人是个反革命分子。章乃器一方面培植私人，一方面谩骂共产党员是“党老爷”、“见人高一等”，以此降低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揭发章乃器还说过一句荒谬透顶的话：交出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就是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的品质。 民建中常会工作人员季柏瑞、王丰年、李振芬、周同善、包述传等人，揭露章乃器在民建中常会内排除异己，打击进步，同他的老婆、在民建总会任职的杨美真上下呼应，指出章乃器仇视进步，对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恨之入骨。包述传还指出章乃器一谈到共产党员就举出刘青山、张子善、李万铭等人为例子。 今天发言的人，都指出民建中常会内有一些为章乃器所利用的右派分子，并且要求他们勇敢检查自己，并向章乃器作斗争。

第2版()专栏：来函照登 章伯钧承认自己造谣 7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闵刚侯同志所揭发的关于6月6日我在一次六教授座谈会上所说的计委门口贴大字报的话，是由于我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道听途说以无当有不符合事实的极端错误的污蔑党的言行，因此引起计委全体同志的极端愤怒并向我提出强烈的严正的抗议和指责。我感到万分痛悔，我现在发表这个更正声明并向他们请罪。　　　　　　章伯钧　7月6日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张云川仇恨积极分子包庇地主恶霸编辑同志： 在报纸上看到民盟中央张云川先生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后来看到有些人对他已初步进行了批判，我想，或许张先生已经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但看到贵报载张先生的所谓检讨后，我觉得我的话还是要说。 我和张云川先生本来素昧平生，无法窥透他思想的全貌而作全面的分析，但有幸在1955年5月、6月间他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安徽省萧县来视察的期间，和他有短暂的接触，因而所讲不至是无的放矢。 在他视察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就觉得，张云川先生仇恨我们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心情已溢于言表，甚至随时都在寻找岔子来加以诬蔑和进行辱骂。 我清楚地记得他对一个乡支部书记的态度。他到大屯区原朴楼乡视察时，找乡支书袁长文同志问，朱庄（在邻乡）抢粮是否群众挨饿而起。袁长文列举事实说明是由于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张云川听了不满意，就转问朴楼乡统购买粮是否买过了头，为什么缺粮户多。袁支书依实回答说，粮食没有买过头，缺粮户增多是因为群众家留的山芋大部坏了。张云川听了先说袁长文不老实，后听袁说该乡统购统销成绩很大但也有缺点时，当即站起来厉声责骂：“你们都是这样说。你们光听上面的话，捆绑吊打群众，拿群众当敌人看待来完成任务。这不是胜利，也不是光荣。你们这种作法正是国民党作风，和土匪一样。”据我们事后了解，朴楼乡那年统购统销工作虽有上述缺点，但基本上做得很好，没有发生过一次强迫命令或捆绑吊打的事，缺粮户都得到供应，也没有挨饿的，不知张先生无名火究竟从何而发的？ 他在郝集训斥区长郭秀芝也同样狠毒，在南楼乡骂干部是“打公鸡下蛋、打鸭子上架”。同样的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张云川辱骂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说他们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他是否出于爱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嫉恶如仇呢？我看不是的。如果是那样，张先生自己的言行就应该有助于拆“墙”填“沟”和密切党与群众关系，但他在萧县却进行了不少挑拨群众和党与政府的关系的活动。譬如说，他和中农张宏兴、韩至龙说山西省统购统销错了就改，而安徽反一年不如一年。郝集贫农王德昌好意提意见希望政府让农业社留些良种，不要统购后再统一调配，而张云川却当场对农民说，政府是脱裤子放屁，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是为了多赚几个钱，而使农民吃大亏。 本来萧县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张云川抱很大希望，认为他是从北京来的，又是全国人民代表，社会主义觉悟一定很高，来视察一定能帮助改进工作。那知张云川的那些话，连农民听了也说：这是什么人民代表，难道人民代表能讲这样的破坏话？ 我们也怀疑过，是否张云川先生确实如他检讨中所说的“性情急躁”、“个性偏执”，因而对所有人都不满意，对所有人都好发脾气呢？我看也不是的。他在萧县视察过程中，有仇仇，也有亲亲，感情在遇到不同人时表露得很鲜明。他对我们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表现有很大仇恨，而且横加辱骂；可是对一些地主、富农、伪参议员等却表现得很亲近、很投机。 我并非有意栽诬张先生，而是有事实根据的，请看，张先生在萧县视察时，有意识访问的十三人中，有三个是地主，有三个是过去地主、官僚的狗腿子，有一个是伪参议员，一个是国民党员，有三个是落后分子，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其中两个就是被他找来痛骂的袁长文和郭秀芝）。访问地主张祚喜未遇，就赠给他两个老婆各五块钱；并留了通讯地址，叮嘱她们以后有问题向他那里写信。访问王兴銮时，询问了过去国民党游击司令刘子玉的情况。访问当过伪保长、土匪和张云川父亲狗腿子郭永夫时，赠送五块钱。访问恶霸地主张长汉时，对他诉述受人民管制的苦情表示同情。更奇突的是张云川还为四个抢粮犯请命，武断地说抢粮是因压缩粮食供应面所致，党和政府要负主要责任，要求考虑不予镇压。 我想，张云川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现的亲亲和对积极分子、基层干部表现的仇仇态度，还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张云川在萧县视察，曾认为当地政府不应将他父亲划为地主成份，说他父亲之死和地方干部与其过分为难有关。据我们以后了解，张云川父亲张福辰在解放前一贯不事劳动，是当地集主，曾开设过大烟馆，长期吸食鸦片。他就像戏台上常看到的那种恶霸，整日骑着毛驴子，拎着鸟笼儿，驴屁股后面带着家丁赶集赴会，四出赌博，甚至贩卖女人。张福辰还经常勾结官府讹诈别人土地、财物，迫使某些人倾家荡产，因此当地群众称他为“四阎王”（张福辰排行第四）。土地改革时，张福辰一人有地十六亩，一部分由子孙种，一部分出租给别人。从经济上看，张福辰一生过着剥削别人的寄生生活，从政治上看，张福辰又是骑在人民头上鱼肉人民的恶霸分子，将他划为地主成份是完全应该的。关于张云川父亲之死，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也无关系。土地改革时，政府和群众对乱说乱动、不愿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地主张福辰，进行过教育和管制，但并未超越法律范围。而其死又是在土地改革后一年多因病所致。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张云川先生丑化我们的积极分子，诬蔑和辱骂我们的积极分子，是因为他站在和党与人民政府敌对的立场，而是由于他地主阶级亲友受到专政压制而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新社会产生的仇恨心理。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不敢埋怨党和政府，只好辱骂积极分子，以此来拆除党和政府的支柱和基础。我觉得党和政府对待张云川先生的地主阶级亲友只是秉公行事，并未因此而连累张先生一丝一毫，如果张先生却由此而怀恨在心，那只能证明张先生的自我改造太差，甘愿与敌对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张云川先生应当认真地揭露和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 安徽省前宿县专区读者　梁玉成 1957年6月27日

第2版()专栏： 在社会主义学院反右派斗争大会上 顾执中开始交代阴谋活动事实 本报讯　7月6日，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大会，批判顾执中的反动言行。在大家的质问和指责下，顾执中开始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一些他与右派分子王造时、陆诒等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的活动。 顾执中承认：今年3月间，王造时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他和王造时见面谈过五次，谈的主要都是恢复“救国会”的问题。顾执中说，他们积极企图恢复“救国会”的目的，是根据王造时的估计，世界形势还未可乐观，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要发生，帝国主义还可能直接进攻中国，他们要在这种形势来到的时候，“乘机而起”。大家追问他：乘机而起的目的是什么？顾执中说：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顾执中说：他们阴谋活动的步骤是：他和王造时先分别跟北京、上海的一部分人商量，把“救国会”恢复起来。顾执中在北京找潘大逵、张定甫、章乃器。王造时在上海找陆诒、彭文应、孙大雨、陈仁炳、刘良模，他们不但准备要找原来救国会的老人，还准备发展新人。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积极拉拢学员参加九三学社。顾执中认为，吸收这些人今天是参加九三学社，将来就可以成为“救国会”的会员。他们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趁党整风的机会，到处放火。王造时等在上海放火，他在北京放火，王造时就法律问题向党进攻，他在北京也就宪法问题向党进攻，彼此配合，互相呼应。他说：他们在整风中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方法，就是要到处讲话，在报纸上写文章，破坏党。顾执中承认：他们企图恢复“救国会”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是有组织、有分工、有活动的。 群众质问顾执中，他们究竟企图在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想干些甚么，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到处放火想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的阴谋活动里面还有那一些人的时候，顾执中躲躲闪闪，没有交代清楚。 在昨天的大会上，群众还揭发了顾执中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开会时，曾经十分赞扬上海的右派分子孙大雨诬蔑六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的荒谬言论，说是孙大雨很勇敢，这一炮开得很好，要看这一炮响不响，企图迷惑群众的视听。顾执中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还煽动一些落后分子向党的领导进攻，要他们用各种口径的炮轰，要他们收集材料，到外面去控告。 社会主义学院对右派分子顾执中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群众一致表示，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第3版()专栏： “用衣襟遮没不了太阳” 赛福鼎说：任何抹煞人民的巨大成绩的打算都是愚蠢的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以及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所作的报告。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我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我们讨论和学习了在这次大会前夕所发表的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在这个报告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明确地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并给我们今后事业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针，这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斗争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切都应为了巩固成绩，纠正缺点，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任何企图否认和抹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绩的打算都是愚蠢的。“用衣襟遮没不了太阳”。 我们的工作中有一些缺点和个别的错误，有些地区有时表现得较严重。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些缺点和错误，而且在今后也决不否认它，相反的，我们要勇敢地去揭露它，找出它们的根源，并为克服它们而努力。中国共产党大力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为了胜利地进行这一运动，特向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广泛地征求了意见。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巩固成绩，纠正缺点，更加胜利地完成今后的事业。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提出了许多旨在改进工作的有益意见和要求，这是很好的。 共产党教导我们，要善于分清是非，坚决维护和发扬“是”的一面，反对“非”的一面。共产党认为工作中发生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共产党同样认为对缺点和错误采取容忍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把人民内部一切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毫不遮掩地公诸于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一道进行分析与解决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给我们更加明确地证实了这一重要的论点。有些人却不懂得和不愿意去懂得我们的这种作法，而在那里胡说，他们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好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说什么：“人民的生活更苦了”，这岂不是一个大笑话。右派分子所谓的“人民”究竟指的是那些人呢？如果他们所指的是我国亿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那么这些真正的人民将以铁一般的事实去粉碎他们的谬论。人民是决不容忍他们假借人民的名义恶毒地进行违背人民愿望的阴谋来反对人民衷心爱戴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近来全国人民对他们严正的声讨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周总理在他的报告中，用许多具体事实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民主生活。关于民主生活和自由的问题进行辩论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什么人与什么动机提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他的言论有利于更加巩固我们的国家制度、更加充实我们的民主生活，那么这种言论是对的。克服在民主生活方面仍然存在着的缺点，反对国家机关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等现象，并与之进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企图改变我们的国家制度，企图以所谓“自由”的口号，来代替我们的民主措施是根本性的错误。对于这种人我们就要问他：“你究竟赞成不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不拥护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有些先生们反对我们国家制度的妄想已暴露出来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言行，他们显然是在企图散布在他们心底深处所向往的东西，他们所向往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企图使枯树发芽的妄想！ 右派分子应该认识到，我们的这个新政权是广大人民经过多年的艰巨斗争以极大的流血代价换来的，人民将会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地保护他们自己建立的和完全符合自己愿望的这个真正的民主政权。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将会以现实生活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去回答右派分子们的反人民反党和反对国家制度的反动言行，并继续努力进行各种战斗性的活动，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新疆各族人民已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携手并肩地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奋斗着，并已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年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稳步地进行着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高级农业社的农户达到了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参加牧业合作社的牧民达到了总牧户的百分之四十，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达到了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五。在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方面也已完成了公私合营与经济改组的工作。我们的人民以极大的热情与积极性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一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使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为更加发展生产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 一九五六年全区耕地面积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五万亩，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七点八五。粮食产量也完成了指标，棉花产量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点三七，油料作物产量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六二，各种牲畜增加到了二千零一十一万八千头，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点二六。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二亿八千八百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点三一，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点零三，其中地方国营工业的总产值为一亿二千九百万元，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点九九，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六。基本建设方面，共投资四亿六千三百万元。货运周转量达到五亿九千九百万吨公里，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四。去年的商品零售额总数达到了七亿四千万元，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七八。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比一九五五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三。一九五六年是我区文教卫生事业大发展的一年，中等以上学校已达一百二十五所，在校学生六万一千四百一十八人，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九点八。小学达二千一百九十五所，在校学生四十五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五。参加扫盲学习的达五十万人，其中七万人已脱离了文盲状态。增设病床一千零二十张，建立了合作社保健室一千二百个，医疗机构六百三十三个。农村俱乐部达二千五百个，放映队达一百六十八个，电影院达六十一所，文化馆达八十五个，还建立了十三所图书馆。目前医学院、师范学院已基本完工并已开学上课，人民剧院落成之后，即开展了业务。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各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的调查工作，并编制了新文字方案。文化、艺术、出版、广播以及体育等事业均有了发展。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了民族工作，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事业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的工作，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些成就在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具有很大的意义。 人民批评了缺点错误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缺点，我们的工作没有完全赶上农业合作化高潮，有些社建立得较快，基础较差，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做的不够好，粮食和各种日用品的供应工作做的不够，对于发展手工业与土特产品的生产未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民族工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充分的实行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还不够，在民族化问题上尚存在着一些不够的方面，培养与提拔民族干部的工作做的也不够。各自治地区本民族干部的比例还不大。对于尊重本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重视不够。在商业贸易工作方面按照各民族的爱好供应消费品的工作做的较差。发展各民族在习惯上所喜爱的地方土特产品以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做的也不够，相反的从内地调进了当地群众不需要的商品，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和交通运输上紧张局面。这些缺点说明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我们将通过整风运动克服这些不良现象，为纠正上述的缺点而努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政机关根据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初步的检查了一次工作。我们认为我们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整顿与巩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克服与纠正商贸工作中的缺点，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目前我们对此已采取了紧急措施，克服了一些缺点，但绝对不应忘记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尚需要付出很大的力量，克服困难，积累经验，逐步地予以改进。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问题，除掉我们应负主要责任外，也和中央的某些部门有关，如自治区的财政权限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需要的是科学技术干部和教授专家，但中央给我们派的这类干部的数目是非常少的。在新疆地区自己能够培养的一般干部和学生，有时都从内地大量的调派下去了。他们直接和群众接头办事时感到极不方便，而且给工作带来了困难。从内地调拨各种货品与日用消费品时，有时不能很好地估计新疆人民对商品的需要。我们相信这些缺点今后会通过上下的努力能够纠正。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家对工作提出了许多的意见与建议，同时也批评了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为改进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绝大部分是好的，对我们的工作有利，将会帮助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因而我们诚恳地接受了这些意见。目前在解决问题上已采取了措施。在座谈会中同样地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意见与建议，有些人没有正确的估计到解放后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片面的强调和夸大了个别的缺点，将人民群众生活上的个别困难扩大为普遍的问题，个别受过打击的分子，乘机将他自己的不满情绪说成为群众的不满情绪。有些人还提出了不但在目前难以解决，甚至再过十年八年也无法解决的要求。我们希望这些人从实际出发，更好地了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得的不可否定的历史成绩。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使人民生活达到幸福美满的境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克服种种困难、经历严肃而激烈的斗争的过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我们要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党的领导，我们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坚强的斗争意志以及中央和汉族人民的帮助就是我们信心的有力保证。 重视在新疆发展农业生产 在我们的未来发展中特别值得重视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农业生产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以大量的农业产品（主要是棉花）有效地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有这种可能，但应以最大的力量进行许多工作。我区适于植棉的地区多，产量也好，因此除了必须要生产自给自足的粮食与油料作物之外，尚须大量植棉，将剩余的棉花支援内地。在农业生产上必须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为此在农业生产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要作更大的努力。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开垦一千五百万亩左右的荒地。除扩大合作社和生产部队的耕地面积外，还拟建立拥有几百万亩土地的国营农场。 计划新建立的地方国营农场将以生产棉花为主，这些农场大部分分布在南疆地区。合作社与生产部队也要酌量地增植棉花。总之棉花生产的比重将会适当地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在总耕地面积内，棉田面积将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棉田面积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结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支援祖国的棉花需要上，无疑问地会成为中国的“乌孜别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的棉花产量占全苏联棉花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措施在安置新疆的农村劳动力方面具有很大的意义。目前新疆每个农民平均只有三亩左右土地，如果将现有耕地面积再增加两倍时，平均每个农民也只能有九亩土地。从农业机械化的角度来看，这太少了。这个计划的付诸实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新疆都具有莫大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给以更加积极的关怀，并请中央给以大力的支援与帮助。 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办法之一是农业机械化，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在我国的经济条件与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下，过多地强调和过早地实行机械化是不对的。但是我认为像新疆这样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的速度问题可比内地的一些省份快一些，特别是以新疆北部地区的地质条件和农民的要求来说（他们在过去就已习惯于使用农业机器），是有着比较成熟的条件。此外，各地还有拖拉机修理站（属于生产部队的）以及拖拉机站等。在此基础上可以增加拖拉机基地。扩建和新建的国营农场，在农业生产上应着重地使用农业机器。在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计划中适当地加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农业机械化的速度是有可能的。我想我们应该重视和利用这些可能性。因此我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考虑我们的这些意见，并请多多地支援我们。 代表们：全国的以及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际情况，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所进行的正义事业正以巨大的胜利向前发展着。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作为伟大而和睦的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和全国人民生活在一起，对此他们感到莫大的兴奋。新疆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家庭一样，爱护着祖国和祖国的统一，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着自己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并且认为这是他们的光荣的天职。 我们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光荣斗争的各个战线上，将要继续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前进。

第3版()专栏： 民主党派成员必须很好改造自己 陈其尤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几位负责人关于国家工作的报告，以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从去年第三次会议以来，一年之内，我们国家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继续以前的胜利前进，使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巨大成绩。一九五六年是几十年来自然灾害最大的一年，然而就在这一年里，工业总产值已经提前一年并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九点五；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九，单是粮食总产量就达到了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上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其他建设亦都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惊人的成绩的获得，是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国策分不开的。 试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能够在短短七、八年中做到粮食年产量（不包括大豆）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棉花年产量达到二千二百万担的成绩吗？能够自制成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吗？能够在五年之内培养出二十八万高等学校毕业生吗？能够在其他任何建设事业上有今天辉煌的成就吗？至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上和国际事务上的成就，更不用说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任何具有爱国热忱的人，都为这些成就而欢欣鼓舞。 然而，正当我们全体代表将要聚集在这个第四次会议上，共同总结我们国家一年来的成功经验准备进一步向前迈进的前夕，竟有少数身为人民代表的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龙云……等及其附从者们，利用共产党邀请民主党派协助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颠倒是非，夸大偏差，把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伟大成绩说成错误百出、黑漆一团。我们必须予以严正批驳：（一）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根据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而产生的，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而领导）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我们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外，还有由各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人士所组成的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协助政府工作。在所有这些机构里，共产党人都没有占多数，且常常只在三分之一左右。试问还有比这种制度更民主、更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吗？但是右派分子却说这是“党天下”，说要“两院制”才民主，或者说党不要向群众发号施令，这只是表明他们的目的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想把我国拖回资本主义的死路上去。（二）肃反运动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所必需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国家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过去我们在肃反运动上有伟大的成绩，正因如此，我们的社会秩序良好，我们国家才得以平安地进行建设。然而右派分子却夸大运动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替反革命分子喊冤，把肃反说成偏差极多一无是处的事情，从而主张另行成立平反委员会重新审判，难道这不是表明他们的话反映了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情绪么？（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改造，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环节之一。公私合营以后的企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经营管理，私方人员必须进一步受到改造。然而右派分子却说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应当退出，说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可学的，说工商业者已经没有两面性，无须改造，并且还主张延长定息到二十年，甚至说拿定息不是剥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右派分子仍然想在合营企业中保留和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四）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一切成就都肆意抹煞，竟嘲笑说“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二句话是“教条主义”、“新八股”。试问右派分子：你们的居心何在？难道你们不是企图从否定成绩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么？（五）有人说，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比解放以前还不如，说社会主义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坏。事实证明他们是睁着眼睛说胡话。他们是想借此挑拨人民和党与政府的团结，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六）至于那些发出公开反苏和否认少数民族的地位的言论的人，其目的在破坏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也是很明显的。 所有这些谬论，虽然表达的形式不同，然而说话的人的目的不外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最后反对社会主义。换言之，他们是要把新中国拖回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他们的言论得到台湾蒋介石集团和美国政府的赞扬，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诚然，我们的国家工作和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些亦是有缺点的，但是这些都只是个别现象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民主方式逐步改进和解决。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对党的整风运动，都是积极改进国家工作的措施。这些右派分子却想利用这些内部矛盾，达到他们多年来反共反人民从而满足个人政治野心的目的，他们的居心何在不问可知，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猖狂和愚昧。他们不了解今天的中国人民，无论如何是不会重新走回到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去生活的，相反地，倘有人要他们这样走回头路，他们一定要坚决粉碎这种阴谋的。一个多月来，各地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就是明证。 右派分子的首领多数是民主党派的高级干部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竟会做出这种狂妄的事来，这说明我国阶级斗争仍然是很尖锐的，说明民主党派成员（包括负责人在内）仍必须很好地进行学习，改造自己。我希望他们在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之后，能遵照周总理的报告对他们所指示的道路，早日幡然悔悟，彻底向人民交代，以期为人民所宽恕。他们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可以瞒混过去。 我一定本着向来全心全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我的工作，并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指示的六条原则作为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在致公党内进行彻底的整风并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 我们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进！

第3版()专栏： 在海拔一千六百公尺的山区里 “人民力量大如天，是岩是坎都打穿； 共产党来领导好，千亩瘦土变良田。” 李仿尧、吴通明、陆镇藩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各项报告，建议大会予以批准通过。 现在，我将我们在贵州省大定县长石乡视察的情况，向大会作一简要的汇报。 “倒吃甘蔗” 长石乡（一乡一社）地处贵州边缘，最高地带海拔一千六百公尺，交通险阻，是一个高寒、贫瘠、多民族杂居的山区。 解放前，这里的各族人民过的是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终年劳动，不得一饱，甚至吃蕨根、树皮，穿棕衣、纸衣和狗皮（穿棕衣、纸衣的约占全乡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余农民穿的都是麻布）；平均每年约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人外出逃荒或做工，遇到荒年则更是流离失所，痛苦莫名。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过去穷人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那时穷人只有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人民遭受的不可言状的悲惨境遇。土改后，党和政府全力领导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生产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一九五五年，全乡粮食产量达三百七十七万余斤，超过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一百零五。一九五六年初，在全乡二十一个初级社的基础上，建成了长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一千五百七十五户，占全乡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五二。其中汉族一千一百三十户，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彝、苗和?佬族等共四百四十五户，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建社的第一年虽然遭受了数十年罕有的旱灾，由于发挥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终于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赢得了丰产，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七，显示了高级社的无比优越性。秋收分配时，百分之九十二的社员增加了收入，每人平均留粮量达五百九十五斤，大大地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统购留粮标准。收入最多的孔德全家，分得粮食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一斤，现金六十九元二角九分。根据该社红山队三十五户的典型调查，贫农阶层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该队老上中农一九五四年的水平。现在，全体社员穿的都是棉布衣服，在过节、赶场的时候，很多人都穿上了新装；过去没有盐巴吃，现在每人每年要吃九斤多盐巴。在秋收分配结束后，人们奔走相告，都说：“高级社办的好，不仅战胜了严重的旱灾，而且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现在的生活是倒吃甘蔗，越吃越甜。”去年别的乡要分社时，这里的群众反映说：“一家人过日子还可以分，我们的社就是不能分。”长石高级社在农民群众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基。合作化正引导着人们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 甜从何来 在这个高寒贫瘠的山区里，生产得以连年上升，主要是抓住了以下几个关键： （一）兴修水利，扩大水稻播种面积。这里不雨即旱，多年来一直过着缺水、干山的痛苦生活，生产和生活用水都很困难。但是，在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土改后，发动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开始，好些人都认为这是“天师也办不到的事情”，有的说：“修得出条水来，手掌心都可以煎鸡蛋！”针对工程艰巨，群众顾虑大的情况，通过三个多月的反复发动，和中共区委书记薛巨明为了探明水源，以绳索系身，置生死于度外，深入“锅圈洞”的阴河洞穴实地勘测的模范行动的感召，破除了群众的顾虑。用去十七万个工，挖通了全长二十四华里的水道，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水的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几年来，长石社新开稻田四千六百零一亩，超过原有稻田面积的六倍以上。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得以倍计地增长。人们编了一首歌谣歌唱共产党，歌唱自己的新生活。“人民力量大如天，是岩是坎都打穿，共产党来领导好，千亩瘦土变良田。”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树立了至高无上的威信。 （二）全面改进耕作技术，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扩大复种面积。长石土地贫瘠，耕作粗放，群众说：“有的地方屙屎都不生蛆”，单位面积产量极低。几年来，长石人民运用“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的办法，推行了修拦山沟，改坡土为梯田、梯土，林粮混作等办法以保持水土；推广了良种，泥、盐水选种，新式秧田、矮处撒秧高处栽，粪堆速成育秧以及玉米杂交、人工授粉和套作等先进增产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积制肥料方面，推行了瓦瓮式积肥、玉米葫积肥等多种积制肥料的办法都获得成效。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亩施肥五千斤以上，超过一九五二年施肥量的十倍。改良土壤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几年来，长石社共烧制石灰五百四十五万斤，改良酸性土壤二千五百三十亩，挖取塘泥四万一千五百八十四万斤，改良土壤二千余亩，对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改良土壤和增施肥料的基础上，一九五六年复种面积上升到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五，比一九五五年扩大百分之十三点六三。 （三）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长石乡根据人多地少的特点，组织力量在近邻的山坝乡进行了垦荒工作。至一九五六年年底止，共开垦了一千多亩荒地，并设置了山水新鲜畜牧场。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也初步改变了山坝的面貌。农民唱着这样的歌谣：“解放前的山坝坪，野兽随雾走上门，不长粮食光长草，冷死人呀！饿死人！”“解放后的山坝坪，共产党是大救星，土地翻身出谷子，草原上面跑羊群。”这是长石社得以连年增产的又一个办法。 （四）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无穷尽的增产门路。在开展多种经营方面，他们是非常重视的。在林业方面，前后共种植了茶叶树五十六万余窝，油桐十九万余棵，卷子五万余棵；今年并从四川引起良种广柑、苹果一万六千余株，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畜牧业方面，全社公养羊六百一十二只，牛九百八十八头。并训练了三十二名饲养员，还有一个兽医组织，这就使畜牧业得以正常发展。他们还经营了粉坊、造纸、砖瓦等二十多种副业生产。预计到一九六二年，林、牧、副业的比重将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七，到一九六七年则将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八。生动地说明了山区如果只指望发展农业，是不能够使农民富裕起来的。 社员的家庭副业也有较大发展，现在搞起来的有养猪、养鸡、打棕绳、打草鞋等。迄至今年4月，社员养猪一千三百六十八头，其中母猪一百一十多头，本年可生千多头小猪，平均每户能养两头多一点；养鸡一万六千三百多只，平均每户十点四只，最多的户养三十五只。 再进一步 长石高级农业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在生产经营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尚应注意以下几点： 由于强调粮食增产进行了不适当地开荒，今后应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作好合理利用土地的规划，以解决农、林、牧业相互间对土地要求的矛盾，制止水土流失，保障农业生产；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同时，要作好各方面的平衡安排，长石社今年计划投资一万八千元（政府补助四千元），修建二十瓩水电站一所，用作照明和碾米之用，目前并不是十分迫切的，且碾米改用电力以后，现有十三座水碾势必被搁置不用；在处理社和社员的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社员的自留地普遍比社的搞得差，除了社员“抢工分”这个因素外，与社里抓得过紧是分不开的，部分干部滋长着自满情绪，对于社员群众的困难过问的比以前少了，解决问题比以前迟缓了；执行民族政策上，各民族的关系是团结的，但对于有的人口少的民族未适当安排社干；此外，采用“副业服从农业的原则计酬，即无论是从事农业、副业或其他一项专业的劳动日，均以从事农业的劳动日所值计酬的办法，也有必要作适当的调整。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已分别向省、县作了汇报，他们都很重视，有的问题已经作了纠正。 合作化的优越性是无可置辩的。不能设想，不是由于发挥了合作化的集体抗灾力量，长石社能够在去年战胜数十年来未有的严重旱灾，而赢得增产。整个贵州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些叫嚷“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比合作化以前还要苦”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是经不起驳斥的，是与各族劳动农民爱戴共产党和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也曾发生过一些缺点，这不过是前进道路中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而且通过整社已基本得到纠正。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合作化运动的成果一定能够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以上发言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4版()专栏： 右派分子是有罪的 马叙伦的书面发言 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一九五六年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同时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动，捍卫了我们全民的利益。这个报告反映了全国六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将更加坚定和鼓舞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因此，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个报告。 这几年来，我国人民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及提高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给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几年来的事实已经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和热爱社会主义了。就拿一九五六年来说，工业总产值已提前一年并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连联合国也承认去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是举世第一。现在我国人民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喷气式飞机、火车头、载重汽车和各种大型机器，这在旧中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在农业方面，虽然去年遭受了巨大的自然灾害，但是走上合作化的集体农民，终于经得起严重的考验，战胜了种种困难，使粮食的总产量还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广大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我以前在农村视察中，也亲眼看到今天的农民生活已大大改善了，现在农民不仅有饭吃，有衣穿，而且还能吃得饱，穿得暖，这与旧中国“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再从文化教育事业来看，一九五六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的中学生已达到五百一十五万余人，较解放初期增加了将近五倍，一九五六年仅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经费就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四点九六，可见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总之，八年来的成绩是不胜枚举的，我举出的不过一鳞半爪，但足以说明我国人民的成绩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铁的事实，只要不是瞎子，是谁也能看得到的。 这些成绩是我国六亿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才使我国人民获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才使我国从满目疮痍、贫穷困苦的悲惨境地，走向了欣欣向荣、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在百年来饱经忧患之后，已从历史中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这八年来的实践，更是活生生地教育了全国人民，懂得了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道路，也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给六亿人民带来幸福，使子子孙孙永远过快乐美好的日子。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新中国。 建国八年来的成绩是基本的，共产党是伟大的，决不容许任何人来抹煞和污蔑。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有些缺点和错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缺乏经验的，因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是难免的。令人崇敬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掩盖缺点。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消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整风中，共产党“虚怀若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努力纠正缺点和改进工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令人愤慨的是，在民主党派中竟有一小撮右派野心分子，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储安平之流，胆敢伺机而动，进行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他们妄想抹煞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夸大工作中的偏差，以便动摇革命的成果，抹煞共产党的功绩。他们还发出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污蔑人民民主专政是“三害之根”，而向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虽然形形色色，但实质都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野心分子妄想篡夺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置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阴谋诡计是广大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向全国人民猖狂进攻的罪恶行为是必须加以坚决回击的。 近一时期的反右派斗争表明，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右派分子的进攻而削弱，而在六亿人民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的正是右派分子自己。我要警告右派分子：你们的阴谋已经破产了，你们的幻想已经落空了，你们已经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们是有罪的。但是今天人民对你们还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因此希望你们低头认罪，憣然悔悟，接受改造，如果你们继续抗拒到底，坚持反动立场，甚至采取破坏活动，那就将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决定于你们自己。 周总理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我完全拥护这些原则。我们民主党派一定要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锻炼自己，加紧自我改造，明辨是非，坚定社会主义立场，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共产党长期共存，才能发挥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取得六亿人民的信任。

第4版()专栏： 他们不是党的真朋友而是假朋友 陈汝棠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薄副总理、彭副委员长的报告，特别是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但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一年来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同时也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 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这种朋友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政治主张。在这一革命斗争中，党与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共同的政治主张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是我们共同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行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的准则。离开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就不能说是朋友了。 共产党对待朋友一向是推心置腹 我做共产党的朋友有二十多年了，我深深感觉到党的伟大。党对待朋友是推心置腹的，是极其爱护的。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的同志常在我家里开会，党是不避我的，是信任我的。党还常常劝告我，不要太露面，遇事不要太激动，甚至直接批评我不要有过左的表现。党员同志总是怕连累我，较危险的事不肯让我去做。有一次党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暗害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助我出走。党员同志关心朋友的安全，胜过对于自己。党对朋友的过错总是做到仁至义尽的，党对朋友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党也是坚持真理，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朋友的。党从不舍弃那些虽有很大过错，但仍愿和党一起进行革命工作的朋友。有的人，虽然谩骂过党，反对过党，甚至严重危害过党，但是后来觉悟了，或是为了其他原因，愿意与党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进行革命工作，党为了人民事业，也仍然和他们做朋友。 党领导了全国人民，团结和联合了自己的朋友，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战斗，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终于取得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历史是不留情的，历史考验了党的朋友。在这二十八年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党有很多忠实的朋友，有过一些较动摇的朋友，也有过一些假朋友。三十年前，国民党右派趁党不备，叛变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共产党人流血遍野。以后，又有些“朋友”离开了党，背叛了革命，成为祖国和人民的罪人。历史证明，这些人是党的假朋友，是人民的敌人。 真朋友与共产党共患难、共甘苦、共战斗 党有很多忠实的可靠的朋友，他们是党的知交。这些朋友与党共患难、共甘苦、共战斗。在革命的锻炼和党的帮助下，很多人成为坚强的人民战士。鲁迅，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闻一多、李公朴是这样的朋友，韬奋也是这样的朋友。一九四一年，我和韬奋都在广东东江纵队，我们同床而眠，促膝而谈。那时我们都是近五十的人了。有一次韬奋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我问他是不是，他也答不是。我说我们年纪都很大了，只要我们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党和人民会了解我们的。韬奋说他自己认识到真理晚了些，但还有后半生可以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他说他准备在临终的时候，要求党考察自己的一生，愿党在他死后能够追认他为共产党员。韬奋按照他自己的话做了，韬奋已经离开了人间，韬奋也已实现了他的宏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坐着不少这样的朋友。我认为，在广东，彭泽民和李章达也是党的这样的朋友。 假朋友口是心非别抱野心 在党的朋友中，在我看来，也还有少数很不够朋友的朋友。这些人不是真正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而是抱有野心，玩弄旧政客的手腕来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做党的朋友，稍不如愿就不做党的朋友；表面上做党的朋友，暗中拆党的台；口头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看到有空子可钻，就不做党的朋友。这些人不仅缺乏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且有背中国人为人的道德。章伯钧等人就是这样的。一九四八年章伯钧等人在华南搞武装，想与中共、蒋介石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章伯钧还介绍过那个提起令人作呕的台湾临时政府总统廖文毅与民主党派拉关系，企图搞台湾托管的活动。在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很多同志都揭露了这伙人过去的政治投机行为。我们民主党派的人，对他们过去的为人都是熟悉的。历史事实，记忆犹新，大家是不会忘记的。 解放以后，我感到党真是伟大，毫不念旧恶，而只要对人民做过一点好事，都不漏账。党团结了广大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并且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开始，我的思想是不很通的，有时在党员老朋友面前说：“你们的肚子可真大，什么都装得下”。那些党员同志总是对我说：“现在形势改变了，过去有过错误的朋友，今后是可以改正的，再说他们也对人民做过些好事。我们的国家这么大，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建设”。我很受感动。我想，有一些人有野心，现在政治地位很高了，在党的感召下，在祖国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影响下，是可以改正的。于是对于过去的事，也一概不提了，愿大家共同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假朋友利用整风向党打闷棍 煽动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两个月来，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党诚心诚意、大公无私地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但是右派分子却乘机反党。我在广东工作，在未来北京参加这次会议前，听到和在报上看到许多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很多意见都是善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后来感到有股逆流，右派分子很嚣张，到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帮助党吗？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正直的人都很气愤。据我所知，广东南方日报就接到很多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抗议信。有四十七个工人联名写信给南方日报，问南方日报为何只登些资产阶级的言论，不登工人、农民的话，是不是现在不代表我们了。工人们在信中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是不行的，要公方代表撤出公私合营企业是不行的，如果再不登我们的信，我们就要到报社和中共省委去请愿了”。当时我也很气愤，我的血压也高了，感到不能不说话。我在南方日报发表了“问题在于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文章，批驳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但我当时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右派分子的阴谋。过了几天，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展开了，纷纷揭露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散布反动言论，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篡夺党的领导权。他们的阴谋罪恶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这时我才更清楚地认识到，原来那些右派分子，当党要求朋友帮助自己整风的时候，他们一手执棍，冷不防地向党的头上打来，企图给党一个闷棍；一手执扇，向群众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焰，企图造成混乱，以便趁火打劫。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来帮助朋友的。但是，共产党是英明的，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成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和三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结果如何呢？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 不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决不收兵 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人民群众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面前，想要收兵了。我认为，这一场战斗是右派分子挑起的，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除非他们彻底悔悟、老实交代、痛改前非，否则，战斗必须进行到底，不准他们蒙混过关。 右派分子企图使人们相信，八年来国家的建设事业搞得一团糟，肃反运动出了偏差，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已经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共产党员尽是些无能之辈。他们用“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来讽刺共产党人。他们就此做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民主专政要不得，社会主义要不得，要向共产党“算账”，要“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共产党不能领导下去了，要下台，至少也要平分秋色，把领导权交出一半来。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只要不是野心家，只要不是对人民、对党怀着仇恨，都会知道：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经历史做了结论的，是宪法明文规定的。祖国八年来的巨大成就，难道不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吗？其他党派那一个有这样的本事呢？关于肃反问题，张鼎丞检察长和董必武院长的报告，是对于为反革命分子叫嚣的人一个严正的答复。我认为党的肃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经过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社会治安就无法维持，人民政权就无法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就更谈不到。党对反革命分子是一向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近两年来，由于形势的改变，党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更加宽大的政策，很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安置就业。同时党又用尽一切办法实行“有错必纠”，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而过去反革命分子是怎样对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呢？单说广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广州到海陆丰，从珠江、东江到海南，不是鲜血染红了土地和江水吗？有人说要算账，我认为是可以算的。究竟是谁欠下了谁的血债，谁欠下了谁的钱债？是不是要人民群众起来把一切陈年老账都算个一清二楚呢？如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是太热昏，而能冷静想一想自己与工农群众之间的账目，我看倒是应该向党和人民“有恩报恩”了。 八年来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不能设想进行这样伟大的事业而不发生这样和那样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的整风运动表明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有这样大的气魄敢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予以克服。虽然有不少共产党员沾染了不良的甚至恶劣的作风，但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夜以继日地为人民服务的。且不说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人走草地、过雪山，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就是正当右派分子怀着阴笑，讽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个时候，在我们广东，有九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与洪水搏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请问野心家们，你们背信弃义，一心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究竟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罪恶活动，表明了他们是党的真朋友还是假朋友！ 时代在前进，历史是不留情的，历史将继续考验党的朋友。愿党的朋友们紧紧地跟着党前进，共同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力争做党的忠实的可靠的朋友，明确地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如果有的朋友犯了错误，只要彻底悔悟，切实改正，党还是会帮助我们的。千万不要做党的假朋友，如果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心怀贰志，野心勃勃，而又至死不悟，历史已经证明，毁灭的不是党和人民，而正是他们自己。

第4版()专栏： 我愤恨，我控诉！ 北京的民盟组织因为没有接受章伯钧、罗隆基的指使，多年来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趁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吴晗的发言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一九四六年起就负责北京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我代表我自己和北京市绝大多数盟员，控诉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助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 民盟的盟章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序言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北京盟的组织一向坚持盟的各级组织必须接受同级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章罗在表面上敷衍，在实际行动上恰好相反。他们异口同声，多年来恶意攻击北京盟组织，虽然我们一贯执行盟中央的指示，但是却因为不接受他们阴谋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指示，就说我们“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话”，不听他们的话，说民盟市委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是独立王国。说我们接受党的领导，是“腰斩民盟”。我们只接受民盟中央符合盟章、符合人民利益的领导，却决不能接受章罗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个人领导，坚决地根据盟章和宪法，接受党的领导。他们不甘心，想法打一个楔子进来，一九五一年罗隆基替现在人所共知的右派健将陈新桂竞选民盟北京市委，请清华盟员教授吃饭，要他们投陈新桂的票，饭吃了，票没有投，落了空。又想法从市民盟拉人出去，请我们的三个脱产干部吃饭，说只要北京的盟和中央（罗）合作，民盟的事情就好办了，饭吃了，三个干部回来告诉了组织，妙计又落了空。章伯钧在一九五一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作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的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趁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章罗两个把头多年冤家变成联盟 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干。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击我们了。具体表现在争夺我们创办的学术性刊物“争鸣”月刊上。这个刊物已经筹备了半年多，临到要出版了，这两人拉起面孔对我说，“你们不能办，只能交给民盟中央办”，就是交给他们办。章说，“学术性没有道理，要办个政治性的”。后来罗在编辑部会议上也这样说。现在我们清楚了，所谓政治性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争鸣也变成像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章罗同盟的喉舌，通过这个刊物来贩卖他们的私货，通过这个刊物来诽谤党，攻击党；通过这个刊物来指导全盟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阴谋之所以没有实现，仅仅是因为他们一时还找不到他们自己的编辑，他们抓住了，却做不到使这个刊物变质。 到了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章伯钧说要搞政治设计院，罗隆基说要搞平反委员会，名目不同，本质一样，都是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搞出另一套，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面貌一下子完全暴露了，这个狰狞丑恶的面貌，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以为只是有个人野心、品德卑劣的章罗，却原来是心怀叵测，想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美国式的道路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集团。这样，才连他们以前的那付嘴脸也辨认出来了，也暴露了我们过去对章罗等右派分子缺乏人民应有的政治嗅觉。 一条线串起来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弄清楚了，前年在一次会议之后，章伯钧请罗隆基的人吃饭，布置上海的沈志远，民盟要发展到一、二百万人，要搞个上议院。 我们也想起了，去年夏天，北京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章伯钧讲话，要大发展，要发展青年。说是“不如此，如何能谈到长期共存”。今天拿他的话和罗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的一比，不是一个版子印出来的吗？ 我们也想起了，罗在去年说的话，“今天的矛盾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现在明白这话的意思了，就是共产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而应该由大知识分子如章罗者来领导。和他的发言一对比，知识分子不要参加共产党，应该参加民盟，不是一气呵成吗？再和他在政协的发言对照，对知识分子要三顾茅庐，要以国士待之，要礼贤下士，而不应该搞什么思想改造，不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吗？再和各个高等学校民盟某些右派分子的言行对比，他们说共产党员多是土包子，没有文化，不懂业务，以外行领导内行，搞得学校一团糟，因而到处放火，要把党组织赶出学校，这不就是罗隆基思想体系吗？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章伯钧、罗隆基到处以“代表知识分子说话”，“保护科学家”的假面具出现，但是他们从不讲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为帝国主义当走狗的买办的汉奸知识分子还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所谓“自由世界”的英美）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讲党的时候，从不讲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还是反人民的党，以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决不会这样一点常识也没有，因为一这样去分析知识分子、分析党派的时候，就会揭露他们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原形，实际上为“自由世界”的英美作走卒、作喇叭的丑恶面目。因此，他们就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躲着据以揭露阶级本质的照妖镜。 用假传达点起一把火要把党委赶出学校 从章罗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出发，他们在4月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布置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要党委退出学校。根据是假借传达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主席说学校党委制党可以研究。章罗传达时变成“毛主席说，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并且把这个假传达印在“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十五号上，发到全国各地盟组织；有些组织还翻印了发给各基层组织。这样，这把火就点到所有有民盟右派分子活动的高等学校里去了。他们拿这个法宝去组织动员反党力量，攻击党，诽谤党，要把党组织赶出大门，“扫地出门”。别的地方不说，光在北京，就有师范大学陶大镛等人的“民主办校”方案，什么事都归内行管，也就是大知识分子管，教授有决定权，党委只能管总务和思想教育工作。工艺美术学院的庞熏琴一帮更突出，他们所列出的学院系统组织表，根本取消了党委，指名要赶走共产党员的院长和副院长，如果不走，就要采用“轰”的办法，还指定了他所支持的党的负责人。 不但党委要退出学校，还得退出机关，据说党在学校、机关是形成一堵墙，多一个矛盾的原因。 严重的是，这种论调不只是民盟有，其他党派也有，是一个八音齐奏的合唱队。例如黄绍竑说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谭惕吾说不应该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还主张取消共产党的各个部，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党组工作；司法、检察等机关不应该受党委领导等等。陈铭枢、章伯钧要取消学校党委制，由占多数的民主党派来领导学校，工商界的右派分子则主张公私合营工厂的党应该退出，甚至国营工厂的党也要退出。从他们这些自招自供来看，难道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难道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原形显露得还不明白吗？ 章罗合伙经营黑店的“本钱”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他在农工民主党内部的谈话，“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所谓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实质上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说这个主张，已经有很多人同意。我们要问，他所谓很多人，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受他们蒙蔽的极少数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他还说“本钱大就是大党，本钱小就是小党，做一个政治家，就要从实际出发”，这也就说明了他为什么主张大发展，而且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二百万提高到八百万的缘故，也说明了他要拿这个他所谓大本钱把新中国拖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忘记了当年蒋介石也曾经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党，可是最后也没有拯救他可耻的失败的命运，他忘记了一切反人民的政党不管它大小，最后注定是要被人民抛弃，扔在垃圾坑和被人民埋葬的。 他有本钱，有两个党，一个农工民主党，他是绝对党魁，一个民盟，他是第一副主席，和罗隆基同盟以后，包办一切。还有一个报纸，光明日报。但是本钱不够大，要拖六万万人上路，还拖不动，这就是他要发展八百万人的道理。 罗隆基的本钱比章伯钧更小。只有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包括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周鲸文等人。大体上以清华毕业一小撮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留美学生为骨干，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分量在章伯钧看来却不轻。其中罗隆基、费孝通又自命为最熟悉和了解知识分子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代言人。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党，所以只好搞据点，通过他的人来夺取当地组织的领导权。他的据点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他有这点本钱，也就可以和章伯钧结成同盟，也就可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想借“平反”点起另一把火 罗隆基和章伯钧配合点党委制的火，还点另一把火，“平反”的火。他的目标是争取知识分子，办法是替那些到今天才感觉是“早春天气乍暖还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话和写文章。想从中捞一把。在他的平反委员会谈话发表之后，收到一百多封信；他的回信是“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显然，是反对肃反的舆论，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这种舆论造成了，他估计“天下大乱”了，不是就可以取而代之，终成“大业”了吗？ 被自己放的火烧昏了 造成舆论另一策略是夺取一个报纸，通过他的女将浦熙修攫取了文汇报，构成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制造舆论部。同时，他还通过和授意储安平，造成了“党天下”的舆论。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出路在哪里呢？只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六月六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举行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他们的言论和各方面的右派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幻想匈牙利事件会重演于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的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他们盗窃了民盟的名义 代表们，我应该指出，绝大部分的民盟成员从来没有与闻过章罗同盟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更从来没有支持过章罗同盟的罪恶活动。章罗所策划的四个委员会，是没有经过民盟中央同意的，连沈钧儒主席都不知道。这四个委员会之中的党委制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进行各种卑鄙无耻的活动，是没有经过民盟北京市委的。他们盗窃了民盟的名义，以合法的组织进行非法的活动，以帮助党整风的名义进行破坏党推翻党的罪恶的活动，这是民盟盟员和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我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提出对章罗的罪恶活动的控诉，我希望他们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各种阴谋活动，革心洗面地痛改前非，不要自外于人民、自绝于人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出路。我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向代表们报告，我们全盟已经进行整风，全力展开反右派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敢说中国民主同盟在共产党领导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共产党最忠实的同盟者，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附图片） 广西省代表小组在5日举行的小组会上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黄绍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图为广西省僮族代表赵世同发言。右起第二人为黄绍竑。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第5版()专栏： 夏秋气候变化无常　多种病虫容易发展 农业部通知加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据新华社5日讯　农业部今天向各地发出关于加强夏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南方早稻秧田螟害一般轻微。但第一代螟蛾在本田产卵比较普遍，增加了防治上的困难；北部棉区棉蚜为害时期虽有推迟，而目前增殖很快，棉苗卷叶现象相当严重；沿海、滨湖蝗区夏蝗发生的面积和密度均比去年小；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毗连的内涝蝗区，因发现迟，扩散面积广，密度高，蝗虫十分严重，但经过各地大力除治，夏蝗已基本消灭。目前正开展扫残及准备防治秋蝗的工作。 根据当前病虫发生情况及夏秋气象变化复杂的预报，估计其他多种病虫有发展与造成较大危害的可能。特别是南方稻区的稻苞虫、稻飞虱、浮尘子、稻瘿蝇及稻瘟病；东北、内蒙古、华北等地的粘虫、玉米螟和马铃薯晚疫病；棉区的棉铃虫及红铃虫；以及苹果食心虫、梨黑星病和柑桔疮痂病等。至于水灾地区，更应警惕可能形成的鼠类集中为害现象。 通知提出，认真做好夏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是有极大意义的。通知中特提出以下几项意见： 一、蝗区各省应继续加强对夏蝗的扫残工作，划出秋蝗防治面积，做好防治秋蝗的药械和人力准备工作；其他各地，应针对不同病虫，抓紧有利时机。使用各种方法，加以消灭虫害。二、夏秋季节农事较忙，各地应根据地方情况，统筹兼顾，妥善安排劳动力的使用。三、今年供销部门药械准备比较充足，对资金困难或灾情严重的农业社，可通过贷款或短期赊销等办法来解决。在使用剧毒性的农药中，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办事。必须切实作到防治人、畜中毒事故的继续发生。凡接近收获期的果树，要绝对禁止使用剧毒性农药。四、各地必须充分利用病虫情报，及时指导防治。

第5版()专栏： 向山洪暴雨搏斗 广东水稻生长好 本报讯　广东省今年遭受几十年来罕见的山洪暴雨，但经过广大农民奋力抗御以后，目前大部分地区水稻仍然生长良好。现在，各地农民已经纷纷开镰收割。珠江三角洲最近收割的“南特”早熟种，一般每亩增产五十斤到七十斤。除了受灾比较严重的惠阳专区减产以外，其他七个专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目前台风和虫害对迟熟水稻的威胁仍然很大，各地正在密切注意。　　　　　　　　（李少球）

第5版()专栏： 屋前后种粮食　田地边种瓜菜 鄂城丁组区可增产小杂粮九十六万斤　　本报讯　湖北省鄂城县丁组区全区六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中共丁组区委“寸土必争”的号召下，把所有的田塍地边屋前屋后都种上了小杂粮和瓜菜（不包括棉花地边）。1956年全区四百多个大小村庄五万八千六百多条田塍地边，收入黄豆、元豆、绿豆等共二十二万多斤，玉米、高粱共二十六万七千斤，两项共计五十八万七千多斤，占全区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8％。此外，还收入各种瓜菜五十多万斤。今年田塍地边的利用有了增加，预计可收小杂粮九十六万斤。 这些小杂粮的种植和分配方法是：田塍地边归社或生产队种植，收获物统一分给社员，不算三定留量。屋前屋后由社员自种自收，同样不算三定留量。去年由于增加了这部分小杂粮的收入，对保证社员用粮需要和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起了很大作用。全区社员在留足三定口粮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了公粮余粮任务，而且粮食供应量大大缩小了。去年春季国家供应这个区七十万斤粮食，今年春减缩到三十一万五千斤。很多社员自己种的小杂粮到现在还没有吃完。　　　　　　　　　　（石汉华）

第5版()专栏： 淮北发现大煤田 本报合肥5日电　记者吴荣江报道：号称工业建设尖兵的地质勘探人员，在千里淮北平原新发现了面积达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大块煤田区。现在已经探明了可建三对矿井的地质资料；关于这三个井田的地质资料报告，不久即可编写完毕，交给煤矿设计部门。 从1955年开始活跃在淮北平原的地质勘探队伍，目前正集中主要力量在濉溪县的闸河平原上进行钻探工作。经过钻探，已经肯定闸河平原是一块大煤田。据初步统计，仅闸河平原南部，煤炭储量就有三亿吨。整个闸河平原，估计可以建设十多对矿井。已经探明的三个井田，是在闸河平原南部；可采煤层主要有三层，煤层厚度比较平稳，较厚的有三到四公尺。这三个井田大部分是无烟煤，三分之一是炼焦用煤。现在，从闸河平原向西向南一千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钻探工作也已开始，并且跨到了河南省的永城县境。 根据淮北平原的地质构造情况，很早就有人认为这里蕴藏有煤炭。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没有进行过勘查。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地质勘探人员终于在这里发现了大煤田。将来建井开采以后，华东地区日益发展的工业在用煤方面将可更好的得到满足，因不断遭灾而经常缺乏燃料的淮北人民，也将得到充足的燃料。 为了加速探明淮北平原的煤炭资源，地质部最近增加了淮北地质勘探的投资，并调来了先进的探井测定仪器。

第5版()专栏： 审查计划　修改图纸　降低造价　节约用地 四川省在基本建设中厉行节约 本报讯　四川省各个有关部门正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基本建设的各个环节（从计划、设计直到施工）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5月间向四川省和成都市党内外干部作了“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如何进行整风”的报告以后，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和乐山、宜宾等工业建设重点专区的有关领导部门，都着手重新审查基本建设计划。他们削掉了一些不是必需的非生产性建筑，降低了一些建筑的标准。成都市从原来安排的城市建设投资中削减了一百七十多万元。国营成都热电厂在电力工业部工作组帮助下，把设计图纸作了修改，节约投资约二百万元。重庆市到6月底止，有八十多个单位削减了基本建设项目，降低了民用建筑造价，共为国家节约投资四百零一万元。 四川省城市建筑设计院领导方面根据职工提的八十多条合理化建议，综合提出了十九个改进设计的方案。现在开始在设计中推行的钢筋砖?形楼板、降低层高、无盒门窗等六个办法，就可使民用建筑的造价比去年降低将近40％，楼房平均造价可降低到每平方公尺三十五元左右。这个设计院还根据这些方案修改了十一个开始施工的工程设计，节约了十五万元的资金。 在土地使用方面，重庆、成都两市都进行过专门检查。仅重庆市就有五十个建设单位退出二千二百多亩土地，交给农业社使用。 （程在华）

第5版()专栏： 山东良庄煤矿投入生产 包头石拐煤田一座矿井出煤 新华社济南5日电　新建山东良庄煤矿在1日正式投入生产。 这个矿井位于山东省中部，由津浦铁路的磁南支线可以直通采煤现场。这里煤藏丰富，质地良好，可供交通运输、电力工业和生活需用。这个煤矿从1954年9月开始建井，是按照苏联最新标准设计的，从井下采煤到地面装入火车，整个生产过程基本上消除了笨重的体力劳动。 这个矿井经过检查和试运转，工程质量合乎国家规定的标准。它投入生产以后，每年可产煤三十万吨，设计最高年产量达四十五万吨。 新华社包头5日电　在包头附近的石拐煤田一座现代化的矿井1日投入生产。这座矿井一年可以生产三十万吨炼焦煤。 石拐煤田是内蒙古的炼焦煤基地。这里生产的煤，将大量供应包头钢铁联合企业。另外两座新建的年产各六十万吨的现代化竖井，正在这个煤田上紧张地进行建设。 7月1日投入生产的这座矿井，绝大部分生产过程是机械化的。为了把这个矿井生产的大量煤炭运到包头和内蒙古各地，从包头通往矿区的铁路线已经通车。

第5版()专栏： 梁子湖畔渔民的忧虑 屈仲槐 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三大湖，横套鄂城、武昌、大冶三县，水面六十五万三千多亩，为湖北省主要鱼产地之一。全湖鱼的年产量在一千三百万斤左右，数万渔民依此为生。 近年来，梁子湖鱼产量急剧下降，去年的产量只有六百多万斤，比1953年减少50％；过去湖叉多植莲，但现在相当部分的水面荒芜了。 为什么会如此？原来梁子湖的鱼源有二：从长江灌入鱼苗和靠本湖亲鱼繁殖。近年来长江灌口被堵死，江里鱼苗不能入湖；而本湖的亲鱼和幼鱼，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主要产卵区被当地农业社围湖捉鱼。仅鄂城县公有乡三个农业社就围湖八千多亩，今年计划捕亲鱼三万斤。我们知道一条亲鱼产卵三十至四十万，以10％成活率计算，一条亲鱼可以繁殖三至四万尾鱼。 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至今没有引起湖北省水产部门的注意，有些农业社还认为这种作法“投资小，收益大”。但绝大多数渔民对这种情况表示忧虑，他们说：“一旦水中无鱼，我们就要喝白水了。”

第5版()专栏：有趣的新产品 有趣的新产品 信号火柴 黑夜里，假如一艘船在海上遇难，海员和旅客就可以燃起一种信号火柴求救。这种信号火柴发出强烈的红光，可以连续两分钟不灭，十公里远的地方都能见到。在深山里失掉联系的勘探队员，也可以利用这种火柴。 信号火柴是上海火柴工业公司最近制成的，第一批已经送交海运部门去试用。它的外形完全不同于普通火柴，长达一尺，还有木柄，有点像火炬。但是用的药料，和普通火柴差不多。 小机心闹钟 国产的闹钟，给人们的印象是又大又笨重。亨达利制钟厂上个月中装配的一批小机心闹钟，只有电话号码盘那样大小，奶油色的钟面上点缀着金色的字。 这种闹钟的机心部分用的铜料要比一般闹钟节省一半，而机件结构的精密度比较高。许多零件都是用像手表零件的制造方法来制造的。 7月中旬，亨达利厂就开始正式生产这种闹钟。 “牡丹”金笔 一种小巧玲珑，特别适合妇女用的新金笔——“牡丹”金笔，6月份已经问世了。笔杆的中部是双层的透明管，笔内墨水有没有用完，一望便知。两个透明管之间是空层，笔受热也不漏水。 “牡丹”金笔是生产“永生”牌名笔的新华文具厂的又一种新产品。今年上半年，新华厂一共生产了五种新花式的金笔。 马路日光灯 一种装在马路上美化街道用的日光灯，6月底在华德灯泡厂试制成功了，它有九十六寸长，比普通日光灯长一倍。 马路日光灯的光度相当于一只三○○支光的灯泡，耗电量只等于一只七○支光的灯泡用的电。这种日光灯可以吊在街心上空，也可以装在人行道旁。 （新华社）

第5版()专栏：工作研究 “三社”合一 ——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合而为一的好处 新华社记者　刘葵华　黄碧沛 编者按：福建南安县部分乡把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合为单一组织的试验，是一种新的作法。据这篇文章说，这种做法已经初步协调了过去农业生产、商业和金融工作中的一些矛盾。这是好的一方面。至于“三社”合一以后产生了或可能产生那些具体问题？如何解决？在这篇文章中谈得很少。 “三社合一”的做法是值得注意和加以研究的，希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对此发表意见。 福建省南安县莲塘、崎峰、贵峰和镇山等乡试验把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合为单一的组织，已初步显示出对解决当前农村商业、金融、农业生产间不协调现象有着积极作用。 这些乡每乡都有一个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农业社是乡村党、政基层组织领导，供销社和信用社是上级供销社和人民银行领导，农村党、政基层组织无法组织信用社和供销社很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去年莲塘乡建立高级农业社后，需要大量生产资金，而当时信用社的存款被社员们借去，有些社员并不需要用钱，只是看到别人借钱，自己怕吃亏也借了钱，农业社不得不向银行借回大批农业贷款。供销社按照上级社的要求进行供销业务，往往不能符合当地需求。一些干部和群众说：现在农业合作化了，信用社和供销社还是“单干”。另外，三个社各有一套组织、会议制度和领导干部，干部对此有意见，群众也不满意。 今年年初中共晋江地委工作组在莲塘乡进行“三社”合一的试验，把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合并为单一组织，但仍留着三个机构。供销社同信用社仍沿用原来名称，保留一定的独立性。基层供销、信用两社仍有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同农业社组成统一的社务委员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农业社、供销社和信用社的代表在一个选区同时进行改选，三个社的社员分别举三次手，可以选一个人担任三种社的代表。选举结果，农业社社员代表同时是供销社和信用社的代表；农业社管理委员同时是供销社和信用社的理事；农业社监察委员同时是供销社和信用社的监事。供销社和信用社的社长 （或主任）大都是由农业社社长或副社长兼任。减少了农村机构和会议，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可以同时解决三个社的问题。一次社务委员会，也可以同时研究三方面的问题。相互通气后，供销社可以随时掌握全乡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情况，及早向上级社或向外地采购，使县、区供销社有计划地开展供销业务。今年春季生产大忙期间，“三社”社务委员会组织供销社干部担货流动供应，增设售货摊，便利了群众购货。社员们可以随时向信用社存款、取款。信用社也可以随时了解全乡全社的资金情况，可以根据全乡生产需要，发动社员存款，替农业社筹集资金。今年春季莲塘乡信用社通过这种信用小组，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动社员存款一万多元，比三社合一前的存款额，增加了二倍多，绝大部分用到了农业生产上。农业社决定在附近山上发展水果生产和在池塘中养鱼，信用社又及时筹集了二千多元资金，帮助农业社购买香蕉、柑桔、桃李等各种树苗和购买大批鱼苗。改变了过去农业社发动社员向社里投资生产资金，信用社发动社员向信用社存款的不协调现象。 三社合一后，除了便利社员购买东西，存借款外，可以节省社员大量误工。据初步计算，莲塘乡二千四百二十八户中，在一年中就可以节省社员上市误工二万一千多工。同时供销社本身也可以节省开支。另外，也便于群众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监督。在当地4、5月份是淡季，今年附近供销部门营业额都下降5％左右，而莲塘四个社两个月来的营业额却比合一前上升了22％，主要是从各方面为社员着想，便利社员的结果。 现在，县、区供销社和人民银行部分干部，有怕基层干部属乡里管理，不好领导，调动和培养不方便的顾虑。三社合一后，上级社和下级社究竟如何衔接，上级社怎样根据新的组织形式布置工作和进行领导，上级社、人民银行怎样和乡村党、政基层组织密切配合工作等，有关部门将在继续试验中。 （本报有删节）

第5版()专栏： 替钢铁工业算几笔账 范荣康 钢铁工业，常常被人们当作测量表，来衡量一个国家整个工业的水平。当右派分子叫嚣中国的工业化“搞糟了”，污蔑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新八股”的时候，我们愿意替钢铁工业算几笔账，来测量一下我国的工业化究竟是“搞糟了”，还是搞好了，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 速　　度 先算发展速度。 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历史，是从1890年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开始的。1943年是旧中国历史上钢铁工业产量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钢产量共九十多万吨。从1890年到1943年，五十多年时间，九十多万吨年产量，这就是旧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它所达到的水平。 五十多年时间，九十多万吨年产量，已经是够可怜的了。但就是这个数字也还是一种假象。因为这九十多万吨年产量十之八九产自日本的在华企业。至于中国自己的钢铁工业，不论是官办的也好，是民营的也好，长期以来都是奄奄一息的。 这里，可以引用一些具体材料来说明过去的情况。 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工业自给计划”一书，曾经列表对当时各炼钢厂的情况作了介绍。这份表上列了六个工厂。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是“停工多年尚未复工”，上海和兴钢铁厂也是“停工多年尚未复工”，上海炼钢厂是“现已停顿”，汉阳兵工厂是“钢炉虽建设有年并未开炼”，太原育才钢厂是“停工”，最后一栏是沈阳兵工厂，“东北事变之后，已非我有”。作者的结论是：“综观上述各厂制产钢锭能力，每年约十一万余吨，但现皆停顿，在市场上并无国产钢材可以购买”。 1946年，“资源委员会季刊”第一、二期合刊所载“抗战八年来之我国钢铁工业”一文，对抗战期间各钢铁厂的情况作了介绍。汉冶萍煤铁公司之汉阳大冶二厂，“以经济困难，贷款拖累，早已停工”，石景山铁厂“其炼铁炉及附属设备完成之后，终未开工”，西北实业公司之钢铁厂，虽然“为山九仞，亦以事变仓卒，未能生产”，至于国民党大吹大擂的中央钢铁厂，则“尚未建厂，即遭事变”。据作者介绍，当时维持生产的，只有一些小厂，生铁年产量约二万多吨，钢的年产量约四万多吨，而“东北之鞍山及本溪两厂，虽有大量之钢铁生产，但俱为日人攫有，非我华夏所能运用”。作者在分述了抗战期间西南诸省建立的一些小型钢铁企业之后，感慨万分地写道：“我国钢铁工业设备之简陋，产量之微小及资源之贫乏，较之欧美，固望尘莫及，即与日本相比，也瞠乎其后。” 到解放前夕，钢铁工业更如风烛残年。1947年，全国生铁产量才十四万四千吨，钢的产量不过七万吨。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废墟上，恢复钢铁工业的生产。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钢的年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五万吨，较解放前经过五十多年的时间，达到九十多万吨钢的历史最高水平，超过46％，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钢的产量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吨，又较1952年增加了三百多万吨，即增加了两倍多。三年恢复和四年建设中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同旧中国五十多年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自　给　率 再看钢材自给率。“自给”，是经济独立的标志。多少年来中国人都做着工业品自给的美梦。上述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工业自给计划”一书，就集中表现了一些中国人对各种工业品自给的希望和他们所拟定的“计划”。据这本书介绍，当时中国“每年消耗钢铁原料总在六十万吨左右”，一年六十万吨的消耗量本来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其十分之九且须仰给于外人”。书中引用的伪海关钢铁材料进口的统计数字，更给我们绘出一幅殖民地的图画。1928年和1929年，进口的钢铁材料都在六十万吨以上，1930年和1931年，进口的钢铁材料也有五十多万吨。其中包括常见的小型钢材、铁丝、洋铁皮、螺丝钉、小钉等等。那时候，我国的土地上铺设着外国的钢轨，我国的桥梁上架设着外国的钢材，我国的纺织厂转动着外国的纱锭，连我国人民的家庭里，冬天取暖的火炉上也安着外国薄钢板作成的烟囱…… 新中国几年来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钢铁的消耗量与日俱增，早已不是六十万吨能够解决问题的了。可是，我国的钢材自给率却是逐年提高的。1952年钢材的自给率是60.7％，1956年已提高为85％。我们用自己生产的钢材，铺设了数千公里铁路，架起了中外瞩目的长江大桥，竖起了绵延几百公里的超高压送电线铁塔，建设了许多新的工厂，生产了许多新的设备。今昔对比，说工业化“搞糟了”，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污蔑吗？ 品　　种 能生产多少种钢和钢材，也是考核钢铁工业水平的标准。旧中国能生产多少种钢和钢材，这个资料还没有办法找到。1952年，我们能生产一百八十多种钢，1956年，我们已能生产三百多种钢。同钢种的增加相应的，是到1956年已能生产三千七百多种规格的钢材。飞机用钢和汽车用钢特别复杂，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到1956年，飞机用钢国内已能解决58％，汽车用钢已能解决69％。 1955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生产的矽钢片，1956年又试制成功两种高级的矽钢片。矽钢片全部依靠进口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技术装备 从技术装备的比较，也可以看出钢铁工业的水平。旧中国的钢铁工业，很大一部分高炉在七十立方公尺以下，平炉在五十吨以下，电炉和转炉都在三吨以下，轧钢机也大都是手工操作的和中、小型的，甚至还有用蒸汽机传动的。重庆大渡口钢铁厂是国民党常常吹嘘的“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其实这个厂里只有两座十吨平炉、一座一百吨高炉和一座二十吨高炉。日本人在东北经营的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比较好一些，但也只是些一般的机械化的高炉和平炉，轧钢厂最大的开胚机全年处理钢锭的能力也不过一百二十万吨。 我们在发展钢铁工业中，不仅把那些原有的中型的和小型的设备利用起来，充分发挥了它们的效率，而且建设了一些新的，威力更强大的设备。我们有了五座自动化的高炉，有了自动化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有了全年能处理钢锭三百多万吨的大型开胚机。这些大型的冶金设备，是中国的冶金工程技术人员过去不敢妄想的。 ×　×　× 有了这四笔账，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我国钢铁工业在短短七年内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五十多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对于这些，我们并不自吹自擂。我们深知，尽管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产量还是很小的，我国按人口计算的钢产量要赶上美国的水平，还需要长期努力，但是谁要抹煞我国钢铁工业的惊人成就，抹煞千千万万冶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我们决不答应。

第5版()专栏： 安徽省今年种植的四百四十万亩双季早稻普遍生长良好，如果没有意外灾害，丰收是完全可能的。这是霍山县佛子岭农业社的社员在水稻田里薅草。

第5版()专栏： “一日休养院” 旅大市工人海滨休养院已经开始接待今年的新客人。这个休养院是旅大市工会组织在去年以劳保基金创办的集体福利事业。它是专为恢复职工的疲劳和饱览海滨风光而设立的，因此又称为“一日休养院”。今年休养院预计将接待职工两万多人。图为“一日休养院”的客人们，正在彩色的遮阳伞下用饭和游戏。 新华社记者 贾承滨摄

第5版()专栏： 不能忽视三类社的增产潜力 中共吴兴县委整顿三类社已收良好效果 本报杭州电　本报记者刘凡报道：浙江吴兴县的八十五个三类社，经过四十天整顿，已经由涣散变为巩固，对争取今年全县大丰收将起显著作用。 这个县的三类社占全县农业社的23％。如去年三类社水稻的平均产量只达四百四十斤，比全县其他社的平均产量（五百五十斤）低20％。今年全县水稻增产指标已从去年亩产五百五十六斤提到七百斤。为了保证增产指标实现，挖掘三类社的潜力，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从4月间开始，中共吴兴县委组织一百七十多名干部深入三类社，协助社干部解决问题，领导生产，现在工作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劳动出勤率从过去的20％上升到90％以上；积肥的田由四百零三亩增至一万六千二百多亩；改变耕作制度的面积也有显著增加。经过八十五个三类社社员的讨论，订出了今年水稻增产指标——六百一十斤。现在这些社正在为实现这个增产指标而努力。

第5版()专栏： 农药、械供应充足 本报讯　为了支援各地农业社大力扑灭病虫害，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供销合作社加强了农药、农械的供应工作。 到6月20日，全国各地供销社先后组织到“六六六”、“滴滴涕”、“一六○五”等农药二十七万吨，喷雾器等农械二百一十一万四千架，占全年销售计划的90％以上，比去年同期实销量增加一倍以上。 为了实现“哪里有虫，哪里有药有械”的口号，供销社已经加强了农药、农械的分配、调运和地区间调剂工作。供销合作总社批发站先后已给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主要蝗区，增拨“六六六”农药一万多吨，并计划将该三省8、9月份要的农药提前在7月份内调去。 许多基层供销社为了把农药、农械很快地送到农民手里，采取了“送货下乡”、“夜市交易”等销货方法。湖北随县九个区的基层供销社抽调了五百多干部，组成一百多个送货小组，把货送给农业社，受到农民欢迎。　　　　　　（林）

第6版()专栏： 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 许多国家兄弟党支持苏共中央决议 新华社6日讯　民主德国、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日本、以色列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或领导人，分别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表了决议或声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也写信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4日发表声明说：“政治局欢迎苏共中央的决议。”声明接着说：“这个决议是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的一种表现，并且保证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一贯执行。德国统一社会党全心全意、无条件地拥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说，匈牙利党中央赞同苏共中央揭露并清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并且表示欢迎苏共中央捍卫党的团结、捍卫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基础的政治路线的决心。这对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进一步巩固党的团结和反对从任何方面来的攻击，是有效的帮助。 7月4日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表的公报说：“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全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决议，并且一致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集团的反党和宗派活动。”全会还通过了致苏共中央的信，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巩固自己队伍的团结的同时，将继续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进一步团结、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6日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这封信说：朝鲜劳动党将尽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保卫朝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进一步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团结。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发表的声明说，苏共中央的决议“涉及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各国共产党，而且对整个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就是，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并向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提出的政治方针。”他接着说：“我们始终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他还说：“苏共中央郑重地肯定了自己的政治方针。坚持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坚持在各方面贯彻这些决议，坚持摧毁反对这样作的一切反抗，这样只会收到更大的成效。”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日发布决议说，苏共中央的决议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都是极其重要的。法共中央自信表达了法国共产党全党、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感情，对苏共中央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宣布同苏联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精诚团结。决议还号召法共党员讨论苏共中央的决议，并且根据它从事保卫和平、争取实现要求、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争取工人阶级团结、争取一切民主力量团结的活动。 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4日举行的会议上听取了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费恩伯关于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报告后，一致拥护苏共中央的决定。费恩伯谴责了宗派活动后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牢不可破的团结不仅对苏联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对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4日发表的声明说，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证明，苏共已经达到了它的新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加强。声明又说，正面临着将要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本共产党，必须学习这个教训来加强党的团结，并且要严重地注意破坏党的纪律的反党活动。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表示“完全拥护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且指出，从这一决议的国际影响来看，它对中东各国——其中包括以色列——的人民争取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有很大的帮助。

第6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遭暴徒袭击事发表声明 号召提高警惕加强团结 据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五中全会今天就党中央办事处被炸事件发表声明说，反革命分子企图谋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袖，以超国会的、恐怖的法西斯手段来挫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声明说，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力量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显然已经使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变得疯狂。 声明指出，反革命分子的行为也针对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派别和民主人士。声明号召大家共同来指责一切恐怖行动，并且提高警惕，加强团结。 声明同时表示感谢雅加达军警能够采取正确、迅速的行动来处理这一事件。 昨天，人民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全印度尼西亚退伍军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分别打电报和发表声明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工会中央组织的领导人表示慰问。

第6版()专栏： 英联邦总理会议表明 英国在外交上缺乏维系联邦的政策 在经济上无力供给联邦国家以资本 本报伦敦5日电　在发表了一个措词含混的公报以后，英联邦总理会议已在5日下午闭幕。 为期十天的冗长讨论和会议发表的空洞公报，反映了英国同联邦国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英国企图加强同联邦国家的维系上所遇到的困难。 在中东问题上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中东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项目列入议程的。看来，各国总理接受了麦克米伦的劝告：忘掉苏伊士战争，展望将来。但除了希望尽早解决苏伊士航运的遗留问题以外，会议在讨论中东问题时，没有能够找到共同语言。据透露，尼赫鲁总理对巴格达条约和“艾森豪威尔主义”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则要求对它们给予全力支持；某些国家虽然并不热衷于“艾森豪威尔主义”，但对它的“经济方面”“感到兴趣”。 英国对联邦国家的投资是心有余 会议对于经济问题的讨论，牵涉到很多方面，但在重大问题上，都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各联邦国家都要求英国扩大投资。仅印度一个国家，在今后的四、五年内，即需九亿英镑。而困难是，英国每年能拿出来的，只有一亿七千万到两亿英镑。另外，英国的垄断资本也不愿意在联邦国家内发展和它的利益相冲突的工业。据透露，麦克米伦在会上认为印度“走得太快”，“现在的作法超过了它的能力”。在会议期间，此间报纸还透露了英国对某些联邦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不满，例如，他们指出，印度对私人投资“缺乏同情”。会议认为可以从“其他方面”吸收资本，但要避免美国资本在加拿大所造成的局面。在讨论到拟议中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时，各国总理都反对把农产品包括在内。他们认为这个组织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有好处的，而对于各该国家自己，则是没有好处的。英国原来希望一方面能加强它在西欧市场上的地位，而同时又毫不削弱它在联邦国家市场上的地位。但是，困难在于：如果英国不参加“自由贸易区”，它将被排斥在西欧市场之外；如果参加了这个组织，帝国优惠制实际上就不再存在，结果必然导致英国与联邦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削弱。会议公报说，“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将由各国官员继续讨论。 在氢弹政策上英印分歧明显 在氢弹政策上，英国和印度表现了明显的分歧。尼赫鲁要求停止氢弹试验。而联邦会议对于“防务”问题的讨论（印度、锡兰没有参加），主要就是如何在“原子战略”的基础上部署英国的军事力量。会议公报没有一个字提到“防务”问题。英国政府的发言人对此也守口如瓶。 会议讨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问题。英国仍然奉行它过去的政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 英国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很久以来，英国当政集团一直想一手拉住西欧，一手拉住英联邦，以提高其国际地位，使自己能侧身于美苏之间。但这次会议表明，英国想加强它同联邦国家的维系、终止联邦内部离心倾向的努力，并未获得多大成就。因为在外交问题上，英国缺乏团结英联邦的共同政策；在经济上，又无力供给联邦国家以资本。

第6版()专栏： 美国裁军建议的来龙去脉 美报指出美国新军事战略计划与此有关 据新华社6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报刊报道，美国目前在伦敦裁军谈判中所提出的裁军和有关核试验的建议后面有着一根红线，那就是美国的新军事战略计划。 在美国政界里，有一些人认为，在保证能够贯彻美国的新军事战略计划下，不妨同苏联达成“初步裁军协议”，这样可以改变美国目前受世界舆论指责的难堪地位。 同时，在美国军界和政界里还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反对达成任何裁军协议。这些人实际上担心的是，即使是“初步裁军协议”，也可能要冒给和平洪流开闸的危险。 在美国统治集团里，这场准备不准备达成协议的争论还在继续着。看来，美国当局目前对伦敦裁军会谈的方针是，一方面提出它的裁军建议来应付舆论。另一方面，在它的建议里又夹带着许多问题和条件，以利用这些来在谈判中继续纠缠，拖延时间。 美国政府在去年匈牙利事件和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以后提出了所谓“新新面貌”计划。这个新计划是以核武器为基础，陆军将“被改为规模更小，但更加专门化的军队”。 在推行“新新面貌”计划中，遇到了沉重的财政压力。庞大的军事开支在美国国内已经造成通货膨胀的威胁，并且因此而引起了“节约”和减低捐税的要求。国防部长威尔逊最近在一次讨论各种“防务”问题的会议上说，如果美国的武装部队要留在三百八十亿美元的“防务”预算之内，军事人力就不得不减少。从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美国的裁军建议。 美国还提出可以暂停核武器试验十个月，但同时要协议停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分裂物质。其中原因，据透露是，美国用来制造氢弹和原子弹的爆炸物储蓄量目前已经多得过剩了。至于为什么是暂停试验十个月，据美国“每日新闻”说，这个建议“危险性很少，因为美国要筹划下一批试验大概也需要十个月”。

第6版()专栏： 史塔生拒绝禁用核武器 只主张停止试验十个月 据新华社6日讯　伦敦消息：出席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的美国代表史塔生5日拒绝苏联要求完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建议。 苏联代表佐林曾经要求，在裁军的第一阶段，各国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郑重保证不使用这些武器；在裁军的第二阶段，各国保证不使用这些武器，并且停止生产以及毁销这些武器。史塔生在提出他的反建议时说，美国不准备同其他国家一道承担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义务。美国只主张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十个月，接着在国际监督下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和把一部分的原子核军事储备转用于和平用途。 史塔生说，至于要从军事储备的裂变物质中拿出多少来，各国可以通过国际协定来决定，例如美国拿出53％，苏联拿出47％。 史塔生承认，他提出的把军事用的裂变物质转用于和平用途的办法实际上仍允许有关国家掌握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并且允许那些已经开始制造原子武器的国家完成这些武器。他还表示，即使大家同意停止生产原子武器，美国也要保留改进这些武器的权利。同时，这个建议也不排斥美国去训练其他国家的部队使用原子武器和在这些国家安置原子武器。 英国和加拿大代表支持史塔生的发言。佐林说，他将研究美国建议。

第6版()专栏： 讨论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议 苏联各地继续举行党积极分子会议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许多大城市党组织积极分子最近几天陆续举行会议，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以及哈尔科夫、斯大林诺、高尔基、伯力、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等城市都举行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在维尔纽斯举行的会议上，苏共中央委员、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报告了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结果。在会上发言的人都赞同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坚决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活动。 哈尔科夫举行的会议听取了苏共中央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州委员会第一书记季托夫的报告。三十一个人在会上发言。他们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集团的反党观点和行动。 此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也开会讨论了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并且通过决议指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完全拥护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并且认为及时揭露反党集团是苏共中央的极大的功绩。 乌克兰作家在党的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完全拥护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坚决谴责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并且向党保证他们将在党的不可战胜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他们的队伍。

第6版()专栏： 赫鲁晓夫接见南驻苏大使 新华社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5日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7月5日接见了要求会见他的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维·米丘诺维奇，同他谈了话。

第6版()专栏： 匈判处一批反革命分子 新华社布达佩斯6日电　匈牙利最高法院人民法庭受理了反革命罪犯托特等人的上诉案件，并且在4日宣布了最后审讯结果。 最高法院宣布，对反革命罪犯托特、吉恩吉西、格恩奇三人仍然维持布达佩斯市法院的原判，判处死刑，罪犯科瓦奇原判十年徒刑，现改判死刑。曾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奥伯绍夫斯基·久洛（记者）和加伊·约瑟夫（作家）改判无期徒刑和十五年徒刑。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已经执行。 这些罪犯大多数参加了去年10月的反革命暴乱，他们犯了杀害工人、鼓动罢工、有意识地进行反对工农革命政府的各项煽惑性宣传活动、力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等罪行。

第6版()专栏： 苏联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解除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第一副主席职务 新华社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5日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阿·尼·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主席团解除了米·格·别尔乌辛和马·扎·萨布罗夫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第6版()专栏： 叙利亚破获英国间谍网 阿萨利说帝国主义阴谋定遭失败 新华社大马士革6日电　叙利亚总理萨布里·阿萨利7月4日就叙利亚政府最近破获英国间谍网一事发表声明说，“我们警告帝国主义国家和他们的走狗们，我们对他们已经有了戒备，已经准备好对付他们。一切阴谋都要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将取得胜利。” 阿萨利又说，帝国主义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一直在组织阴谋诡计危害我国的独立和我国与兄弟的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它们的阴谋诡计包括‘大叙利亚计划’肥沃新月计划、巴格达条约以及其他一些旨在破坏‘阿拉伯的团结一致’的计划。” 据大马士革报纸报道，这个为英国情报处工作的间谍网的主要成员已经在6月8日被逮捕。他们是加拿大驻贝鲁特大使馆的黎巴嫩籍雇员乔治·安詹姆，大马士革律师伊萨姆·马姆卢克和海关警察瓦希德·米利。这个间谍组织的首领乔治·安詹姆在英叙两国由于英国侵略埃及而断绝外交关系以前，还曾受雇于英国驻大马士革商务参赞处。 从间谍处搜出的文件中有关于叙利亚政局、叙利亚军队、它的新武器及调动和任务和军官们的情况等重要和秘密情报。间谍们签收的津贴收据也搜查出来了。

第6版()专栏： 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是不可摧毁的 苏联“真理报”7月5日社论 “真理报”昨天刊载了1957年6月22日至29日期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和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说，“正当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全体人民的支持下正在进行艰巨的工作来实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在党的生活中恢复列宁主义准则、消除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扩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发扬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巩固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保证持久的和平而采取的历史性决议的时候，正当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了每一个苏联公民所知道的重大成就的时候，正当这样的时候，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出来反对党的路线。” 中央全会的决议对这个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作了详尽的叙述。为了改变党的政治路线，这个反党集团使用反党的宗派办法，力图更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选出来的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成分。 在最近三、四年中，当党采取了坚决的方针，来纠正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错误和缺点，并且向国内外的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进行胜利的斗争的时候，当党作了许多工作来纠正过去在执行列宁主义民族政策时所犯的偏差的时候，现在已经暴露和充分揭发出来的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却不断直接或间接地反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这一方针。 这个反党集团反对党的这样一些极重要的措施，例如：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提高地方苏维埃的作用、开垦荒地、改变农业计划制度、改组工业管理，还反对旨在增进人民福利的一些措施。这个集团实际上力图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这一列宁主义方针，力图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为了党的列宁主义团结得到全面巩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认为这是同我党的列宁主义原则不相容的。全体会议取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同志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撤除谢皮洛夫同志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且取消他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真理报”编辑部所收到的大量消息说明，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热烈拥护并一致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认为这是一项对党、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完全正确而及时的措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月全体会议将作为最重要的一页写入我们党为保持自己队伍的列宁主义团结和维护列宁主义总路线的斗争的历史中。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各边疆区和州的中心在7月2日和3日举行党积极分子会议或者有积极分子参加的各地党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结果。 现在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和各工厂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的劳动人民、苏联海陆军部队以及各机关、学校都举行集会和全体大会，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莫斯科有八千多个工厂企业、建筑工地和机关的党组织已经举行了党的集会，在会上约有六万共产党员讲了话。 在会上发言的苏联人衷心地表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有力地证明中央委员会为贯彻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一贯坚定不懈地斗争。 基洛夫工厂的工长卡尔塔谢夫同志在集会上讲话说：“我在普梯洛夫—基洛夫工厂工作了近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工厂全体同志一向忠诚于伟大的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伟大的列宁在我们工厂工人集会上多次地讲过话。列宁的真理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很难用语言表达：当我们得知反党集团卑鄙的破坏活动时，我们基洛夫工厂的工人是何等愤慨。我们痛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我们不容许这些叛徒使我们离开列宁主义道路！我们告诉他们：滚开！我们不容许人阻碍我们！” 这几天我们多民族的祖国的各族人民用各民族的语言热烈地谈论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执行共产主义建设计划方面的伟大创造性劳动。第六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正在顺利实现中，这些主要任务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进一步蓬勃发展，急速地发展农业，扩大日用品生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大地增进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苏联人民怀着愤慨的心情反对反党集团的成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卑鄙地企图否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一年零五个月当中，我国的工业正在胜利地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任务。重工业以及对重工业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门，如煤矿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电力工业等，取得了特别显著的成就。采取管理工业的新形式，就为工业打开了进一步蓬勃发展的前景。 在急剧发展农业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显著的，然而，四年前的农业状况还是使人非常担忧。由于党制订和实行了增加集体农庄庄员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兴趣的措施，由于改革农业计划制度和开垦熟荒地，使得在短时期内能够在农业发展中得到转变，能够把谷物生产和畜牧业产品生产提高许多。 反党集团的成员反对关于废除征购在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上生产的农产品的决议，并且竭力以行动来破坏实行这项决议。今天公布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废除国家征购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个人经营的农产品”的决议，将使我国全体人民感到很满意。 在农业方面所获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党提出了受到全民拥护的口号——在今后几年中肉类、牛奶和牛油的生产在按人口平均计算方面赶上美国。这个口号是共产党不断关怀人民福利进一步提高的又一表现。反党集团的成员们反对这个口号，他们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的切身利益表现了一种老爷式的轻视态度，对于已经展开的争取加速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全国范围的运动缺乏信心。 苏联人民对这些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信任人民创造力量的反党集团的成员们，给予了应得的驳斥。例如，在基什纽举行的会议上，恰迪尔—隆加区列宁集体农庄女庄员多姆娜·札哈罗芙娜说：“请允许我一个普通的女庄员声明，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来毁坏我们的幸福。我们要把那些企图阻碍我们前进的人的计划撕得粉碎。我开始明白，反党集团的成员是在断言，我们在肉类、牛奶和牛油生产方面赶不上美国……让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愿意怎样怀疑就怎样怀疑吧，而我们一定赶上和超过美国！我这么说，全体集体农民也是相信这点的。” 千千万万热烈支持党的列宁主义路线、支持它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深信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民的力量的苏维埃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引起了国外广泛的反应。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劳动人民，都拥护苏共中央全会的这个不仅对苏共和苏联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和和平力量有重大意义的充满列宁主义精神的决议。各兄弟党一致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予破坏党的团结和攻击党的总路线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的企图以坚决的打击。 就连平时总是企图歪曲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苏共中央全会所采取的措施始终导致国际气氛的改善和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 苏共中央全会指出，反党集团的成员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受旧观点和旧方法的束缚，他们脱离了党和国家的生活，没有看到新条件、新情况，表现了因循保守。他们顽固地坚持陈旧的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工作形式和方法，拒绝那些从生活中诞生、从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利益和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中产生的东西。他们这些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不论是在国内问题上或是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都表现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呆子式的、没有生气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懂得，在现代的条件下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味着什么。 同时，每一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苏联人都知道，要在目前情况下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要彻底实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行和平共处政策以及争取各国人民友谊和全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在现代的情况下要想不是在口号上而是在行动上作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就要顽强不屈地改善工业领导，为争取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丰足的产品、进行大规模住房建设、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繁荣民族文化、以及全力发展人民群众的主动性而斗争。 反党集团的成员们由于受到捍卫共产主义建设的中央委员会的坚决反击，便开始走上宗派斗争的道路，走上破坏党的团结和破坏党章的道路。他们在反党基础上勾结起来，目的是要改变党的政策，使党恢复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谴责的错误领导方法。他们采用阴谋办法，秘密地串通一气来反对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忠于列宁主义原则，根据列宁起草的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击溃了反党集团。 全体共产党员以及千百万苏联人民都极其满意地听到，在苏共中央全会解决反党集团问题时，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表现了磐石般的团结一致。中央全会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支持反党集团。 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中，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在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集中全力来胜利地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将更紧密地团结在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粉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列宁主义党的队伍的团结，有助于巩固它的领导，有助于争取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斗争。党和苏联人民热烈欢迎全体会议所选出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这个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中吸收了代表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大的党组织的新力量。 伟大的列宁在斗争中所建立和锻炼起来的我们光荣的共产党，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现在是空前地统一和团结。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全体苏联人民对党满怀爱戴和信任，他们认为党是久经考验的英明领袖和导师。 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前进，走向共产主义的新胜利！　　　　　　　　　（新华社）

第7版()专栏： 纪念“七七” 郭沫若 用鲁迅韵 其　一二十年前国难时，中华命脉细于丝。盟刑白马挥黄钺，誓缚苍龙树赤旗。?大业已成双革命?，长征不朽七言诗。?芦沟桥上将圆月，照耀农民衣锦衣。 其　二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麽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和鸣方好咏新诗。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毛主席长征词（“六盘山”调寄清平乐）末句云“何时缚住苍龙”， 苍龙即指日本。东方属青，其兽为龙。?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有七律一首名“长征”，抗日战争胜利当溯源于此。

第7版()专栏： 歌芦沟桥 田汉 日子过得极快，从1937年到今年整整二十年了。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慢慢把这一为民族独立与敌人血肉相搏的不远的故事淡焉忘去了，以致还有一部分人听信反动派挑拨，不知道没有共产党就真正没有新中国，甚至以为今日反不及以前，他真不知以前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7月3日我们抽出半天工夫跟病中的安娥，人民日报的朱树兰同志，越剧院陈鹏同志等，重访芦沟桥，拍了几张照片，回来写了三组五古，不知道这样的诗形，也多少传达了我们的感情没有？ 一 车过蚊子山，骄阳尚如虎。山腰随路断，碧树因风舞。残碉矗丰草，中有烈士墓。仿佛廾年前，我军抗日虏：山边方演习，敌弹忽如雨，又要入宛平，托言搜卒伍。守者拒不纳，日寇竟动武，只道炮一响，“支那”首必俯，肉食者虽鄙，民气不可侮。人人忘死生，武器无良窳。我党主抗战，团结四亿五。芦沟桥上火，炎炎蔓全土，终使敌泥足，欲拔已及肚。至今石狮子，昂然据桥柱，面目多破损，忠烈自千古。 二 犹忆炮响时，我羁金陵市。听说要抗日，欢喜忘所以。决心写剧本，一日尽百纸，保罗演主角，导演洪深氏。效果黄粲华，指动炮火起。前仆后者继，杀敌不顾死。大华新剧场，如临芦沟水。 当时观众中，恰有七君子。衡老抚长须，对剧色然喜。以谓平生心，抗日而已矣。公朴亦美髯，与我谈未已：“爱唱义勇曲，当我在狱里。”亦有王造时，以及章乃器，当时亦慷慨，颇类爱国士，奈何二十年，鄙佞竟至此！ 三 驱车访崔村，归经张各庄。男使新农具，女着花衣裳。庄稼正茁壮，榆柳自成行。社后聚鸡豚，社前走牛羊。儿童放学归，口唱自来腔。手舞并足蹈，书包落道傍。哪知廾年前，此地是战场，铁蹄踏庄稼，炮火毁土房，哥哥失兄弟，儿女哭爹娘？还有解放前，河水齐屋梁，颗粒既无收，牲畜并遭殃，官厅水库成，乃作自然王。贮放随人意，康乐殊未央。重上芦沟桥，车队行列长。太行山峨峨，芦沟水汤汤。昔人辞京去，戴月踏残霜。我们吊战迹，车窗射夕阳，为祝庄稼人，前事不可忘，加紧搞生产，创造极乐乡。

第7版()专栏：横眉小集 无情的镜子 梁汝怀 七七事变的第二十周年，正值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抚今思昔，确实令人感慨系之。 这二十年，是令人目眩神摇的二十年，是天翻地复的二十年。二十年，历史跨越了多少世纪！人世经历几多变化！ 二十年前高歌着走上抗日救亡前线的年青人，今天许多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二十年前走出书房的知识分子，今天有的在时代的风暴中锻炼得坚强；有的已经被时代的列车抛在后面。 二十年，对过去的许多人说，是脱胎换骨、炼铁成钢的大洪炉。 二十年，对今天的右派分子说，是一面无情的镜子。 不是么？当年曾经口口声声抗日救国的，今天却梦想用微弱的双手阻住历史车轮，却阴谋掠夺千千万万人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却企图推翻领导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三大敌人的共产党。临到七七事变二十周年，如果还没有完全利令智昏，不知他们有何感想？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二十年，时间不算长，走到悬崖的边缘上的右派人物应当清醒了。

第7版()专栏：横眉小集 左派合作乎？右派联盟乎？ 庄农 6日人民日报，把罗隆基的“检讨”标为：“罗隆基吞吞吐吐承认章罗联盟”。“吞吞吐吐”地“承认”，这是罗帅“检讨”的一面，另一面则是“狡辩抵赖”。既被迫（迫于事实和迫于大势）“吞吞吐吐”地“承认”，又要狡辩抵赖，于是矛盾百出了。 罗隆基说，他把章伯钧看成是一个“左派进步分子”。这真是太妙了。不过妙文在后边：“章伯钧没有谈出组织四个小组的阴谋”。他了解这些“阴谋”是：“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还有“分庭抗礼”、“不仅在北京点火”“还要到各地点火”等等。话到这里算是有了点头绪了：原来所谓“左派进步分子”，是搞“阴谋”的。而他同章伯钧的“合作”，就是为了实现这些“阴谋”的。既然如此，所谓“左派进步分子的合作”，岂不就正是右派阴谋分子的政治联盟？ 那末，这样“吞吞吐吐”了一番以后，那些“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对党的领导有错误的看法，但不是想推翻共产党”等狡辩，“烧灰”呀“杀头”呀等抵赖还有什么意思呢？堂堂“联盟主帅”之一，何必这样忸忸怩怩？

第7版()专栏： 回忆二十年前的今天 何基沣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攫取了我国东北各省。华北地方，由于地理的关系，就首先成为日军加紧侵略的目标了。这时，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华北，被迫将这一片破碎混乱的土地，交给他们向来歧视的“杂牌队伍”——第二十九军来防守。 第二十九军是原来冯玉祥所部的旧西北军的一部分，曾经在1933年春天，在喜峰口和日军打过死仗，有一定的战斗力。二十九军自从管辖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以后，财政方面，活动些了，它从国外购买军火来补充实力，又把原有四个师的编制人数扩大了些，此外又增编了几个旅，名义上作为地方部队。这一切对于日军来说，无疑地，是一种威胁。 我当时是二十九军的一个旅长，属于第三十七师，师部和我的旅部都设在西苑，由于华北对日妥协的局面，显然不会维持长久，迟早总有一战，我们做了准备应战的工作和修筑防御的工事。在1937年的3月中，我同张自忠（二十九军的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所率领的代表团去日本参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特意安排的一种向我国威吓的行动。当时，我们看到日本国内一般的工厂都已经派有驻厂的军事代表，而所有的军事工厂，也都昼夜开工。5月初我们回到北平，又看见日军剑拔弩张的情况，大家都感觉到战事就会一触即发了。 此时日军在平津一带，驻有一个旅团，其中一个联队驻在丰台，所谓“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则驻在天津，指挥华北的全部日军，司令官为田代中将。7月5日，日军由丰台到长辛店演习，要求穿过宛平县城（就在芦沟桥头），我军不许，相持了半天，日军才绕道城外回去。6日我接到驻在丰台的我军的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和普通的演习情况不同，我军即准备应战。日军又借口有一个日兵进城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我军坚决予以拒绝。7日拂晓，日军向县城开炮，步兵逼进城根，担任守城的我旅第二一九团立即予以还击，日军没有想到我军竟敢反击，伤亡甚多。第二天日军不攻城了，要求讲和。10日至15日又几次攻城，都被我军击退，17日以后又要求讲和。就在几次讲和期间，日军从山海关外调队增援，到部队调齐，又来进攻，日军田代司令官乘马到丰台视察阵地，被我军击中。不久，北平又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在夜间由城外要求通过广安门进城，我军加以阻止，双方发生了冲突。在廊坊车站，日军又向我军进攻。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退八宝山的三十七师部队，否则立即行动，宋予以拒绝，战事就又爆发扩大了。 “七七”开始后，我军士气旺盛，10日夜间，在芦沟桥的我军一连，竟能击退九辆日军坦克车，这样类似的事还很多。此外，工农群众的帮助，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芦沟桥头的宛平县城，被日军数十门大炮猛轰，始终没有攻破，就是得力于长辛店铁路工人的支援。我军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城墙下边挖空，长辛店铁路工人弟兄们运来枕木铁板和铁轨，帮助我军筑成坚固的阵地，等到战事爆发后，我军立即进入阵地，使日军大炮无法发挥威力。农民弟兄们不怕危险，主动地争先恐后，帮同运输弹药、食物，抬送伤兵、药品，这些都给了我军以莫大的支援和鼓励。 7月30日终因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我率领部队到达长辛店，晚间撤退了宛平城内的部队。当时宛平城一片死寂，老百姓惊疑地望着撤退的士兵，士兵们也都洒泪离城，全军向保定进发，从此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

第7版()专栏： 芦沟桥散笔 李效 二十年如同过眼云烟，芦沟桥依然是当年的芦沟桥。 芦沟桥的上空，依然是浑然一色蔚蓝。桥下面，永定河水依然缓缓地流过桥洞，只是河水变得澄澈和晶莹，游鱼历历可数。向西南望，越过宽阔的河床和平野，能看到长辛店的厂房和烟囱；向北望，西山依然隐隐约约，像画家在水天之间涂上一抹绰约有致的黛痕。 然而，当我们这群在抗日的烽火中长大起来的人，二十年后来到芦沟桥头的时候，这如画的风光又怎能使我们的心情宁静？凝视着滔滔的河水，默数着桥头的石狮子，我们又怎能遏阻二十年的往事像永定河水似地一齐涌上心头？ 此刻，已是晌午时分。芦沟桥沐浴在明灿的阳光里。连桥上的石狮子，也似乎酣然入梦了。只有桥两岸碧绿的庄稼地里，不时露出一些劳动着的人影，有时南风还吹来几声小唱，打破四周的宁静。 偶尔，和芦沟桥并列着的铁桥上，驰过一长列火车。当年，这铁桥曾被日本兵占据，肆无忌惮地朝芦沟桥、朝宛平城开枪放炮；今天，列车载着成千旅客、载着木材、黑煤等等，从上面平平稳稳地驶过！ 偶尔，有人赶着大车从桥上走过，驴蹄敲打着石块得得作响。大车上装着修筑房屋的红砖、石灰。赶车的老乡舍不得歇一口气，赶着小毛驴朝建筑工地奔走。 偶尔，一两个挑着一担蝈蝈儿的人从这里经过。他们在桥东头的小茶馆里歇了下来。蝈蝈儿的清脆的鸣声，惊醒了街头歇凉的人们。大人们探出头来，看看是不是已经到了又该劳动的时候；孩子们跑了拢来，睁着大眼睛，谛听着这小虫子的欢歌。 在通往芦沟桥的大路上，乡秘书骑着自行车回家吃午饭去了。这个在芦沟桥畔长大的年青人，同所有的芦沟桥人一样，亲耳听到过日本鬼子的第一声炮声，经历过血火纷飞的日子，度过黯淡的八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同样苦难的岁月。直到北京解放，他参了军，随着大军南下，走到南海边。然后复员回来，回到生长他的芦沟桥边。 如果说，记忆里的芦沟桥还是跟民族解放的炮声连在一起；那么，眼前的这幅彩色的生活画，岂不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交响乐中的一个轻快的乐句么？ 是的，芦沟桥像个慈祥而又严峻的老人，是苦难的历史的见证人。请听听下面这些故事吧：就在桥西皇亭下，十三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鲜血染红了青草，染红了石头。一个洋车夫从桥上经过，日本兵却强迫他站到石狮子上，准备把他当作靶子打枪嬉乐。人们的生命在饥饿和疾病里挣扎着，在日本鬼子的枪刀尖上雕残着。死尸，不断地从城头抛到城外去——那儿，野狗正吐露着血红的舌头。这些血淋淋的事迹，芦沟桥乡的老年人记得清楚，年青人记得清楚，而且，孩子们也会记得清楚。因为，每当他们挑三拣四噘着小嘴发脾气的时候，老一辈的人便会诉说着往事，告诫他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芦沟桥，你也是幸福生活的见证人！ 在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墙上，我们看到了好几面奖旗，它们显示出芦沟桥乡的人民在引永定河水、疏浚凤河的工程中，在扫盲工作中，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芦沟桥畔人民的辛勤的劳动，无愧于英雄的土地。全乡四百六十多户农民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乡长把他的双手伸开给我们看，布满了茧疤的手已经红肿了，但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没有什么，晚上还得赶收麦子哩。” ……夏日的黄昏来到了芦沟桥头，生产队员们从地里回来了。他们和她们，有的谈笑着，一面走一面敞开衣襟，让晚风吹干汗水；有的含着冰棍，三五成群地过桥来。 西山上面的一抹晚霞，渐渐地淡了。在桥的西北边，在暮霭深处，散出一大朵火花，有人说，那是石景山钢铁厂，大约又出一炉铁了。 芦沟桥，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再过二十年，又会是怎样美丽的情景呢？那一天，我们一定再来看你……

第7版()专栏： 芦沟桥 本报记者摄

第8版()专栏： 麦收中的共青团员 麦收时节，我们来到了北京南郊红星集体农庄。听到很多人都赞扬共青团员，我们就此进行了访问。 以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青年生产队，已先将麦子收完了。我们问青年生产队的队长：“听说有联合收割机可以替你们收割，你们为什么要自己收呢？”他们说：“用联合收割机要付收割费呀！自己收可以节省开支。”我们又问：“自己收可用镰刀割，为什么你们要用手拔呢？”“用手可将麦子连根拔掉，能增加柴禾。”“拔，手能受得住吗？”他们说：“当然，手是够受的，许多人的手都肿了，但是我们终归是把麦子拔完了。”党支部书记在旁补充道：“我们四海庄生产大队开始拔了一天麦子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任务艰巨，吓住了，建议用收割机收。但是我们的青年生产队却坚持用手拔，别的生产队被他们不怕艰苦的精神和显著的效果所鼓舞，也都继续用手拔了，拔麦任务胜利完成。青年生产队人虽少，但平均每人拔麦的面积却比其他队队员多几亩。” 一个烈日当空的上午，瑞合庄生产大队在一片宽广的麦地里拔麦子。人潮吞卷着麦浪。人潮中出现几个前锋，最前的一个就是共青团员赵淑英，一位十八岁的姑娘。瑞合庄的共青团员不仅生产好，尤其爱惜公共财物。前几天，发现袋子里装的七、八千斤麦子发热了，有霉烂的危险，但天仍然是阴沉欲雨，不敢摊出晾晒，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它和带糠的麦子混搅在一起，让它逐渐冷却。共青团员和青年们挑起了这个担子，不辞劳苦，忙了一个通宵，将这些麦子全部混合好了，并要求不记工分。 不但上述两个村子，整个红星集体农庄的共青团员在爱护公共财产和生产上都很出色。 雄鸡三唱，大地那惺忪的眼睛才睁开一缝。这时，各个村头有幢幢的人影在蠕动——共青团员和庄员们开始下地收麦了。 白天，除了蝴蝶悠闲地沿着篱笆或花草飞舞以外，好像什么都是忙的。共青团员和庄员们拔完麦子以后，又忙着拾漏下的麦子，任凭烈日蒸烤，不管汗流浃背，也要争取颗粒还家。有些共青团员，还利用午饭后的一段时间，到地里拾麦子，交农庄，不记工分。 夜幕垂下，有的人坐在门前，噙着烟袋，听大喇叭播送出来的戏曲、相声和新闻；有些人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今年的庄稼、收成和国家大事；孩子们围着老人家听讲牛郎织女、孙猴子大闹天宫及老人们过去逃荒挨饿的故事。但这些人群中你很难找到一个共青团员，那他（她）们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都在麦场上看护麦子呢！ 深夜，人们都走进梦乡消除一天的疲劳。田野里除了几声蛙鸣和鹃啼以外，是一片静寂。这时，从小道上或麦丛中常常会出现一两个人影，原来是共青团员（间或有青年）在看守麦子。 本报记者　李白超　张光华作文并摄影（附图片） 清早，青年生产队下地去拔麦。 拔麦子是最累的活儿，可是在共青团员的面前却算不了什么。瑞合庄生产队的共青团员赵淑英在拔麦子的时候，虽是烈日当头，但她总是抢在别人的前面。 由于共青团员们带动群众积极响应颗粒还家的号召，所以在这次麦收中增加了一万八千多斤小麦的收获。这是青年生产队队员在拾穗。 青年生产队里还有两位老农——刘辅文和曹济堂，他俩随时随地把经验、技术传授给青年小伙子们，常被人家称为“顾问”。看，老农扬得多净！ 在农忙季节里，虽然识字班暂时停了课，可是共青团员们对扫盲工作并没放松。团员顿广琴（右起第二人）利用麦场上歇息的时候，向识字班的学员考问生字。 左连军在农忙这个时候病了，可是他没听旁人的劝阻，仍然奔跑在麦场上。团结、互助也是团员们的优良品德。 在分配的时候，他们主动地替烈属、军属和老年人往家搬麦子。这是军属卢全德（左）高兴地看着韩兆祥替他扛起那沉重的麦子。

第8版()专栏： 狼牙山下一村庄 本报记者 刘长忠摄影 楼山，是河北省西部易县山区的一个村庄，背后紧靠太行山的一个支脉狼牙山。碧绿的泉水从街心穿过，流向南易水河。这里有各种果树密布在村子的四周。拥有百多户的北楼山就处在这风景优美的狼牙山麓之下。 楼山，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晋察冀边区第一军分区司令机关常驻的村庄。在这儿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曾几十次、几百次给进攻边区的日本侵略者严重的打击。狼牙山一带的村庄也遭到过日本强盗无数次的破坏和烧杀。北楼山全村一千多间房，连续被敌人烧光，六十多人被杀害。但，这个惨遭敌人摧残的村庄，随着战争的胜利逐渐恢复了正常。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这里的人民生活起了根本变化。北楼山这个村庄在短短的几年中，建筑了八百多间房屋；曾遭敌人毁坏的各种果树也都培植起来了，光柿子树就有一千六百多棵，今年预计能摘下二十多万斤柿子，要占农业社的全年总收入的50％。随着农业社的发展，社员们的收入也逐年在增加着。（附图片） 村里的医生胡忠厚（右）正向高小毕业生讲怎样开展村里的卫生工作。 老年人对饲养家禽的兴趣比旁人更大些。 北楼山村打麦场的一角。 这里，确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为了增加社员的收入，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空地。这是在柿子树林里种植的油料作物，社员们正在进行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