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许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言 坚决维护人民民主制度 据新华社4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杨明轩、李恩业、王祝晨、黄正清、刘国钧、裔式娟、余亚农、陈绍宽、李达、刘洪达、张文春、张振发、李耀先、佟玉兰、吴凤岐、郑奎福、叶熙春，书面发言的有陈荫南、许宝驹、罗常培、李有安，共二十一人。他们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并就各方面的工作和视察结果发表意见，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许多代表还根据切身的经历和体会，在发言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荒谬言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杨明轩，就巩固与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发言。他说，几年来，中央和各省、市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一般地每年都举行一次或几次会议；很多重大事件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集中起来作出决定，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统一的意志；人民代表大会一般还贯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使国家机关的各项工作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得到改进。从几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执行的情况来看，证明这个制度是一个符合我国性质、适宜于我国情况的优越的政治制度，是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民主制度。杨明轩就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作了比较，批驳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于“党天下”的谬论和想搞两院制、各党派轮流执政的企图。他说，今后我们必须巩固与发展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许有任何怀疑与动摇。 杨明轩说，我们的制度在执行中还有缺点，去年冬天他在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视察，发现有些县、乡没有按期召开会议；有的地方对人民群众的权力尊重不够，有些事情不和群众商量便主观的作了决定，甚至随便撤换人民代表。杨明轩建议，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要经常重视国家政治制度的贯彻，要及时总结经验，使这一制度不断地改进和健全。对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注意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培养人民运用民主的习惯。 北京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煤焦室主任李恩业对我国炼焦化学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感到万分兴奋。他说，1957年我国计划生产七百四十六万吨焦炭，这是他在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数字。而炼焦化学工业在旧中国却几乎是个空白。他还对他在视察中所看到的科学研究工作某些不合于勤俭建国方针和组织领导方面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副主席王祝晨根据他亲身经验，对中小学的学制、课程和教材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提到小学可以改为四年制；初中不应添设外国语正式课程，应让学生专心致力打好国文基础；儿童一入学，家庭就让他脱离劳动的这种旧习惯必须力改，要注意养成儿童的劳动习惯和知识技能。 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藏族）介绍了甘南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方面迅速发展，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他说，甘南藏族人民向来是纯朴耿直，爱憎分明的。我们恨反动派，因为反动派给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幸福。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是欺骗不了我们的。 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在发言中以他所经营的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为例，谈到了赎买政策和定息问题。刘国钧说，定息是从资本与清产核资后所取得的股权而来的，是子从母出的，当然是一种剥削。七年定息不仅包括了全部解放前剥削而来的股本，而且还包含着很大一部分解放后工人阶级辛勤劳动的成果。 上海纺织工业劳动模范裔式娟用具体事实驳斥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民主”的谬论。裔式娟说，右派分子到处造谣，想挑拨破坏我们工人群众同党的关系，我们工人决不会受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提高警惕，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拥护党的领导，击破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斗争到底。她的发言激起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说，鹰厦铁路的全线通车实现了福建人民数十年来的盼望，福建人民感谢党和政府，也感谢铁道兵部队。他提到，南平到福州的铁路现在计划只铺轨到莪洋，希望政府仍按原计划设法铺轨到福州。他还建议提前兴修漳平到龙岩长几十公里的支路。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发言，题为“齐放与争鸣”。他在发言中批判了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所代表的右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说，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着重表明：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3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这好像是说，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这完全是反调。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从全国解放之日起，已经是知识分子的明朗的春天，现在已经是“不平凡的春天”了。李达说，费孝通的恶意宣传是别有用心的。这篇文章，不是费孝通个人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它的发表是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 李达说，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深切地感到，知识分子如果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 来自辽宁省的刘洪达代表他自己和张文春、张振发、李耀先、佟玉兰、吴凤岐、郑奎福等七位农业劳动模范，今天在会上联合发言。他在联合发言中说，最近在报上看到了一些奇怪的议论，说“合作化冒进了”。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所在的农业社都是由小到大、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正常发展起来的。附近也有的社是一下子办起来的，但是它们并没搞垮，而是提高了生产，增加了收入。他们说，既然生产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为什么还说合作化冒进了呢？他说，右派分子装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样子，真是太不自量力了。谁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谁给农民带来富裕生活，这个我们农民比谁都清楚。他们的话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安徽省副省长陈荫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许宝驹、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安徽农业劳动模范李有安，今天分别作了书面发言。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郭沫若、陈嘉庚、谭政、谢扶民、吕鸿宾、达浦生、严济慈、黄长水。 今天的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始到七时十分结束。

第1版()专栏： 赏给右派分子的又一记响亮“耳光” 农业社更巩固 优越性更发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综述半年来合作化的成绩 据新华社4日讯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说，半年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取得了成绩。农业社比前巩固了，优越性发挥得更多了。 今年春天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现在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3.3％，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3.7％。两项合计，全国入社农户已达97％。这些入社的农户，共计组成了七十五万二千一百一十三个社，其中高级社有六十六万八千零八十一个。高、初级两类合作社平均，每社有一百五十八点一户。 回顾一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进是很快的。从1955年下半年运动进入高潮以来，1956年初全国就实现了初级合作化，接着多数省区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今春其余的省区又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去冬今春，各地的合作社还根据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进行了整顿，程度不同地解决了一些问题。这中间，各地都有一些农民因去年减少了收入或其他原因退社，他们大多数是入社前收入较高的上中农，也有一部分劳力少子女多的贫农下中农和非农业劳动者。但在农业社经过整顿，纠正各种不够合理的现象之后，许多退社农民又自动回了社，还有许多单干农民见农业社确有增产的优越性，纷纷参加。去冬今春，全国确实有极少数农民退社，但是新加入的更多。全国入社农户的百分比，去年春天是92％弱，今年春天上升到97％。这说明：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广大农民对农业社的信任。 半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要进展，首先表现在民主办社方针的已初步贯彻，干部对生产布置、技术改进等等，不同群众商量，不吸收老农经验的错误做法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财务不能按时公开的缺点也正在逐步改进中。脱离生产劳动的社干部普遍回到了生产劳动中去，从而社干部和社员关系密切了，民主发扬了。其次，各地办社工作中间都有许多群众性的创造，积累了许多经验，使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开始走上了轨道。经营管理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包工包产的制度比较健全了。“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这一类的先进经验在许多地方推广了。这样，集体经济所不可缺少的生产责任制（包括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就比较健全起来了。在合作社的统一计划和安排下，生产队的机动权力加大了，生产队在生产上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了，脱离实际的错误减少了；实行包产指标略低于计划指标的办法，又大大提高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这样，农业社就找到了“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这样一个组织生产和组织劳动的正确方向，劳动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辅助劳力也能够更多的利用，同时更进一步发挥了合理利用土地和推广先进技术的优越性。此外，某些规模过大的合作社适当地划小了，耕畜没有条件集中喂养的也分散到户喂养了，这对合作社的巩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位负责人指出，全面发展生产，尽可能地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要，保证大多数农民增加收入，这是农业社的基本任务，也是合作社优越性所在。今年，南方种植的早稻面积，比去年略有增加，目前一般生长还好；北方的秋收作物和全国的各种经济作物也长的不错，当前社员们正在加强田间管理，积极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争取丰收；全国三亿七千多万亩小麦已经基本收完，据各地报告，预计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七亿斤。同时，各地的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副业收入增加是全国农业社比较普遍的现象。我国农村的一项主要副业——养猪业就发展得很快，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养猪总头数已达九千七百万头，6月间已经突破一亿头。另外河南省灾区农民，不仅适时地种上了地，还开展了多种副业生产，去冬今春全省副业收入共达一亿多元，有30％的灾民依靠副业收入克服了生活困难。 去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粮食生产发展了，但由于这样迅速和猛烈的生产改组，由于工作上的缺点，某些副业生产的发展在去春曾一度受到影响。去年下半年开始注意发展副业，现在全国农业社的副业已逐渐全面发展，特别是养猪业的迅速发展，这就充分证明了，只要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巩固，生产发展的速度便很快超过了个体经济时代。 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还说，合作社更趋巩固和生产上的优越性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了。而是说，过去的问题既能解决，今后只要继续积累经验，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进一步解决国家同合作社、合作社内部、社和社之间的各种矛盾，在五年之后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合作社一定会从根本上巩固下来，充分发挥它在各方面的优越性。

第1版()专栏：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新华社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1957年6月22日到29日的会议上研究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形成的反党集团问题。 正当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全体人民的支持下正在进行艰巨的工作来实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在党内生活中恢复列宁主义准则、消除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扩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发扬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巩固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保证持久的和平而采取的历史性决议的时候，正当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了每一个苏联公民所知道的重大成就的时候，正当这样的时候，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出来反对党的路线。 为了改变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集团使用反党的宗派办法，力图更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选出来的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成分。 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最近三、四年中，当党采取了坚决的方针，来纠正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错误和缺点，并且向国内外的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进行胜利的斗争的时候，当党作了许多工作来纠正过去在执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时所犯的偏差的时候，现在已经暴露和充分揭发出来的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却不断直接或间接地反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这一方针。这个集团实际上力图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这一列宁主义方针，力图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他们反对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并且反对加强地方苏维埃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这个反党集团就是这样反对党坚决实行的更加迅速地发展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的方针，这种方针保证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列宁主义友谊。这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理解党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精简庞大的国家机构而采取的措施，反而反对这些措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这个反党集团反对党所执行的民主集中制这一列宁主义原则。 这个集团顽固地反对并且力图破坏像改组工业管理和在各经济地区建立经济委员会这种为全党和人民所同意的极其重大的措施。他们不愿理解，在目前阶段，当社会主义工业的进展已经达到巨大的规模并且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情况下继续迅速增长的时候，必需寻找新的、更完善的工业管理形式，这种形式将能发掘巨大潜力，并且保证苏联工业更加蓬勃的增长。这个集团甚至在以上措施在全国讨论中得到赞成、随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就此通过法律以后，竟然还继续反对工业管理的改组。 在农业问题方面，这个集团的成员表现出不理解新的迫切任务。他们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他们反对取消集体农庄旧有的官僚主义的计划制度，反对采取一种足以发挥集体农庄在经营经济方面的主动性的新的计划制度，而这一措施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他们远远脱离现实，以致不能看出有在今年年底废除征购在集体农民个人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的实际可能性。 这项对千百万苏联劳动人民具有切身重要意义的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由于集体农庄的公有畜牧业获得了巨大高涨，而且是由于国营农场取得了进展。 反党集团的成员们不但不支持这项迫切的措施，反而反对它。他们毫无根据地反对党所提出的、得到各集体农庄、各州和各共和国大力支持的这样一个号召：在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量赶上美国。 因此，反党集团的成员们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的切身利益表现了一种老爷式的轻视态度，而且表现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潜力、对于已经展开的争取加速增加牛奶和肉类生产的全国范围的运动，缺乏信心。 不能认为偶然的是，反党集团成员莫洛托夫同志因循守旧，不但不理解垦荒的必要性，而且反对开垦三千五百万公顷的生荒地，而这是一件在我国经济中意义非常重大的工作。 马林科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顽固地反对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全党所执行的为消除个人崇拜后果、消除以前违反革命法制的行为以及为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提供条件的措施。 虽然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我们光荣的青年、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作家和我们的全体知识分子一致支持党根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实行的措施，虽然全体苏联人民为了实现这些措施而参加了热火朝天的斗争，虽然我国人民的积极性蓬勃高涨，日新又新的创造能力源源涌现，但是反党集团的成员一直无视群众的这个创造性的运动。 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表现了墨守成规，并且多方阻挠执行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普遍和平的迫切的新措施。 长时期以来，莫洛托夫同志以他外交部长的身份，不但没有通过外交部采取什么措施来改进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而且一再出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实行的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措施。莫洛托夫同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在1955年7月遭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致指责，认为“这种立场是不符合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的，是不符合列宁主义政策的原则的”。 莫洛托夫同志阻碍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缔结，阻碍同这个居于欧洲中心的国家改善关系。奥地利条约的缔结对于缓和整个国际紧张局势有重大的作用。他还反对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虽然这种关系的正常化在缓和远东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已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反对党所提出的下列根本主张：关于在目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不同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加强苏联共产党和国外进步党派的接触的必要性。 莫洛托夫同志一再反对苏联政府为了保卫和平和各国的安全而采取的必要的新步骤。例如，他否认苏联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建立个人接触的适宜性，而这种做法对取得互相谅解和改善国际关系来说是必要的。 在上面所说的许多问题上，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得到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支持，有些时候也得到马林科夫同志的支持。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体耐心地纠正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希望他们从错误中吸取适当的教训，希望他们不坚持错误，会和党的整个领导机构的步调一致起来。然而，他们依然坚持他们的非列宁主义的错误立场。 马林科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抱着和党的方针不一致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受旧观点和旧方法的束缚，他们脱离了党和国家的生活，没有看到新的条件、新的情况，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固守不利于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陈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接受现实本身所产生的并且为苏维埃社会进展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所要求的东西。 在国内问题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他们都是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一种书呆子式的、呆板的态度。他们不能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生气勃勃的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体现在：实现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继续不断地执行和平共处和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政策和全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改善工业管理；争取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丰足的产品，进行大规模的房屋建设，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繁荣民族文化，全面发挥群众主动性。 由于看到他们的错误言论和行动在坚决执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规定的方针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不断地遭到驳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同志对党的领导进行了集体斗争。他们在反党基础上勾结起来，准备改变党的政策，使党恢复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所谴责的领导方法。他们采用了阴谋的办法，秘密地串通一气来反对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揭露出来的事实说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同志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同志走上了宗派斗争的道路，破坏了党章和由列宁起草的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说： “代表大会为了实现党内和苏维埃全部工作中的严格纪律，并在取缔一切小组织问题上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起见，决议由中央委员会来全权处理：凡遇有破坏纪律，复活小组织或纵容小组织的情形，即采取党内一切惩罚办法，直到开除党籍为止，对于中央委员，则贬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最后开除出党。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采用这种极端办法时，其条件应当是召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中央候补委员和全体监察委员参加。在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这种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表决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贬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党籍时，那末这一决议就应当立即执行。” 列宁的这项决议责成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组织不懈地巩固党的团结，坚决地反击宗派或小集团活动的一切表现，保证工作真正协调一致，保证工作真正体现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意志和行动的一致。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极其满意地指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的磐石般的团结一致，他们一致谴责这个反党集团。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没有一个委员支持这个集团。 面对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这一集团的反党活动的一致谴责，又处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委员一致要求取消这一集团成员的中央委员资格和把他们开除出党的情况下，他们承认了存在着共谋，承认了反党活动的危害性，并且保证服从党的决议。 根据以上所述，并且为了党的列宁主义团结得到全面巩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 （一）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认为这是同我党的列宁主义原则不相容的。 （二）取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同志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撤除谢皮洛夫同志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且取消他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　×　× 党中央委员会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同志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的一致谴责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列宁主义的党的队伍的团结，巩固它的领导，促进争取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斗争。 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在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之下更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集中全力来胜利地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 （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于1957年6月29日一致通过，莫洛托夫同志一人弃权。）

第1版()专栏： 关于苏共中央全会的新闻公报 新华社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电：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22日到29日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讨论了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的反党集团的问题。 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项决议于今天公布。 全体会议撤除了马林科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撤除了谢皮洛夫同志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全体会议选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如下： 主席团委员：阿·鲍·阿里斯托夫同志，尼·伊·别利亚耶夫同志，勒·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尼·亚·布尔加宁同志，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格·康·朱可夫同志，尼·格·伊格纳托夫同志，阿·伊·基里钦科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奥·维·库西宁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叶·阿·福尔采娃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和尼·米·什维尔尼克同志。 主席团候补委员：努·阿·穆希金诺夫同志，彼·尼·波斯伯洛夫同志，杰·谢·科罗特钦科同志，扬·埃·卡恩别尔津同志，阿·普·基里连科同志，阿·尼·柯西金同志，克·特·马祖罗夫同志，符·普·姆日阿瓦纳泽同志和米·格·别尔乌辛同志。 全体会议补充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书记，选出奥·维·库西宁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第2版()专栏：社论 汛期开始以后的紧要工作 去年我国若干省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少的困难。今年我们能不能避免水的灾害呢？这是许多人关心的事情。 今年汛期开始以后，珠江的北江、东江和西江都已经出现过几次较大的洪峰，北江和东江超过了三级保证水位。长江、黄河和淮河虽然水情平稳，水位较低，但据气象台的观测，今年仍有雨水集中于较短时间、造成洪灾涝灾的可能。从过去半年的情况看，今年的雨水是并不调匀的。7、8两月，将是决定命运的月份。华北地区去年是从7月29日到8月10日连降十三天大雨，造成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淮河流域去年是从6月2日到11日连续十天降雨，就造成巨大的涝灾。因此，有一些人因为眼下雨少水小而盲目乐观，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落后农业国的现状还没有完全改变，所以农业收成的丰歉对于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事业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农业是否能够丰收，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自然灾害的斗争。在汛期到来的时候，就特别决定于防汛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几年来我们在许多次极其艰巨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创造过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今年广东方面的防洪斗争中，党的领导又显示出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伟大作用。5月中旬到6月上旬，东江来过四次洪峰。6月7日的第四次洪峰，中下游都超过了解放以后的最高水位。这期间，惠阳专区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包括四个专员、各县县长和县委书记、委员们，大部分都在领导广大群众（驻军也参加了）和洪水搏斗，坚持半个多月，捍卫着六、七十条大、中堤围和近百万亩农田，使之安然无恙；同时组织广大农民排除围内积水，抢救受浸的农作物，生产自救；组织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供应。澄海县蛋家园一带的韩江堤的最后防线上一个涵洞底部也被洪水冲破，堤防和堤上人群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的时候，汕头区专员余锡渠同志不顾一切地赶来，和农民一起潜入两三丈深的洪水里打杉桩，填沙包，他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许多人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使堤围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 很明显，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就有战胜洪灾涝灾的充分可能。对于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为了战胜可能发生的水灾，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这就是思想方面、组织方面和器材物资方面。 从思想方面说，目前最重要的一种群众性的思想问题，就是单纯依赖政府的思想。政府几年来投了许多资来修堤筑坝，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说明我们的政府是值得信任的，可以依靠的。但是有许多地方因为对群众缺少思想教育，结果就使得有些群众认为一切事情自有政府筹划，政府不会叫人民淹死饿死，何必着急之类的被动等待情绪。还有一些群众是因为有了堤坝，或者已经加固加高，就以为万事大吉，不再需要积极准备防汛。这些有害的思想情绪，必须认真扭转，使群众从坏处着想，打破侥幸心理。这特别需要用事实来教育。比如湖北省对培修以后的荆江大堤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少地方都有隐患。湖南省湘阴、沅江等地也发现若干堤防有险情和隐患。河北省滏阳河由于浇地涵洞没有堵好，以致6月13日至14日河内流量只四十秒公方就引起了平乡任县两处的决口，淹地八千亩。福建省晋江下游防洪堤，根据晋江县锥探结果，堤身隐患颇为严重，应当翻修的尚未翻修，并且发现堤身龟裂和雨淋沟很多。以上这些现象，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因此必须克服麻痹现象。 从组织方面说，首先是必须把防汛和生产两方面都安排好，不能因生产而误了防汛，或者因防汛而误了生产。这里要求把劳动力事先分配好，组织好，按不同水情调集群众队伍，如河北青县去年分别一般洪水、紧张洪水、特大洪水等几种水情，把群众组成基干队、抢险队、后备队等三种队伍，非特大洪水，不全体上堤，结果避免了堤上窝工和耽误生产的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和防汛的劳动报酬要合理，平衡，不能悬殊，不然就会发生人人抢着上堤或者谁也不愿上堤的现象。 其次，是力求各农业社出工平衡，负担合理。离堤近的农业社可能要出工多些，必须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报酬和补偿；但也不能让离堤远的社找补太多，以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就要求领导上进行很细致很负责的组织工作，不能有丝毫疏忽。 关于器材物资的问题，总的精神是要在保证做好工作的前提下尽量节约，尽量避免去年防汛中发生的严重浪费现象。根据这种精神，首先应当认真清理旧的防汛器材，把一切有用的器材都利用起来。湖南省清理了一下，证明可用的旧器材还很多，但也已经有不少的丢失和损坏。根据这种情况，各地都应该来一次检查：有些需要追回、可能追回的东西，尽量追回。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次，要依靠农业社的集体力量，充分发动群众，自筹防汛器材、工具、雨具，自带防汛口粮。应当向群众说明，政府为了节约财政开支，现在只能给一些最必要的支援和照顾。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群策群力，大家想办法，自力更生。这种道理只要认真给群众讲清楚，群众是能够接受的，对政府是能够谅解的。这样做了，就可以解决很大的困难。 7、8月通常是防汛最紧张的季节，各地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作好战斗的准备——堤防、闸坝、水库等的隐患和险工的检查和修整，防汛抢险的物料器材的运输准备，分洪、滞洪区的迁移、救护和安置工作，基层防汛抢险民工队伍的组织，尚存的水利纠纷的解决，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及时做好。 为做好这些工作，各地应当很好地总结和运用去年的经验。过去的某些失败的经验，同样应当引起注意，使坏事变成好事。比如因獾穴鼠洞未被发现而造成决口，因抢堵不及时而造成决口，因抢险方法不当而造成决口，因涵洞闸门关闭不及时而致倒漾成灾，因河道障碍物拆除迟缓而致漫溢成灾，等等，今年注意起来，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避免这种缺点错误的重复。 目前雨季已经来临，各地随时都有可能大降暴雨，发生水患。适应这种情况，很多省、专区和县都召开了防汛会议，成立了防汛机构，布置了防汛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但是也还有不少地区上动下不动，还没有布置到乡，基层防汛组织还没有建立，有的是有将无兵，流于形式，或官兵互不相识，准备工作进展迟缓，堤上无人也无料。这种麻痹现象必须立即改变。 做好防汛准备工作和汛期中的各项工作，是争取农业大丰收运动在目前季节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不要因为整风而放松了对这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第2版()专栏： 人民代表继续进行分组讨论 章伯钧承认他是利用合法地位作非法事情 罗隆基说章罗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 新华社4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的分组讨论中，许多小组继续揭露章罗联盟的反动言行。有一些小组近日来就政府工作继续进行讨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章伯钧今天在安徽省代表小组再一次作了检讨。章伯钧谈到了解放以后他的两面派的政治生活。他说，他对共产党不忠实，对国家给他的工作，对他举手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原则，“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当面捧场，背后说坏话”。 章伯钧说，他对于交通部的工作未认真担负起来，从政治上看是消极怠工。在这个时期他对民盟、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也是消极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民主党派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满。 章伯钧说，为了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他有一套想法和作法。他的作法是，经常通过讲演、写文章、请客、同朋友谈话等，宣传他的“从西方民主政治，到中国的旧文化”的一套“见解”。 章伯钧说，他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是有实际行动的（他重复了一些别人揭发的材料）。他的反动活动“可以说是有组织的”。但他又说，“我的活动没有秘密组织，我同罗隆基的联盟也没有具体的组织”。而他是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内，“用合法的地位，作不合法的事情”。照他的说法，这就是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 在章伯钧检讨以后，代表们批评他一面承认章罗联盟，一面又不谈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这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要求他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民代表的批评。彻底向人民交代。章伯钧最后说他的“全部问题还未谈完”。 罗隆基今天在江西小组第一个要求发言，他说：“我承认我和章伯钧有思想联盟，因为我们两人都有反动的和落后的思想。”但是，罗隆基矢口否认他同章伯钧有政治联盟。他狡赖说他不知道这个联盟的反党阴谋和行动纲领。 江西小组的代表对罗隆基的这种狡赖态度十分不满。他们说，罗隆基想骗过江西小组代表是不可能的。 河南省代表小组近几天来集中批判了张云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今天小组会上，张云川不仅和过去几天一样对章罗联盟的活动情况没有丝毫揭露，相反他却耍了一个花招，在河南代表们面前，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在昨天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扩大会议上向右派作斗争的“积极分子”。事实证明，在昨天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会议上，张云川并没有揭发章伯钧和其他右派分子攻守同盟的任何材料；相反他在会上发言时，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们还指着他批评说：“你就是右派分子”。今天，河南省代表要求张云川要采取老实态度，彻底交代章罗联盟的活动情况以及他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在今天和过去几天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就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天津、黑龙江等代表小组不少代表要求政府严厉惩办偷窃、凶杀、强奸、流氓等犯罪分子。有些代表举出具体事例说明有关部门过去对这些犯罪分子的处理过于宽大，许多犯罪分子经过处理后还是照样犯罪，扰乱社会秩序。黑龙江省有的代表要求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要严办。天津市代表、天津医学院教授俞霭峰建议有关部门对那些引导孩子犯罪的分子要加重处分。 新疆、四川、北京等代表小组不少代表对于克服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问题提出了意见。四川、新疆等代表小组有些代表都举出事例，说明过去在非生产性建筑方面，如戏院、电影院、住宅、办公楼等，标准过高，数量过多，耗费了较多的投资。他们认为今后应该改变这种情况，认真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四川省代表熊尚之说，我国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应该更合理地使用资金，把资金更多地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他说，我们应当学习苏联人民过去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吕剑人说，为了克服基本建设中的浪费现象，中央应当组织力量到各地检查和纠正，并且首先从北京开始树立起勤俭建国的风气。北京市代表、工业劳动模范刘德珍说，他参加西安第三发电厂的新建工程，原投资一千九百多万元，经广大职工讨论改用了保温设备的原材料等就节约二百多万元。这项节约措施如能在全国发电厂推行，将给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附图片） 江西省代表小组在7月4日举行小组会驳斥右派分子罗隆基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图为江西省代表兴国县筲箕乡农业社主任李友秀发言。右第三人是罗隆基。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第2版()专栏： 国家计委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大会 抗议章伯钧对计委的造谣诽谤 本报讯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以极大的愤怒一致抗议章伯钧对计委的造谣诽谤。 7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闵刚侯写的文章，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6月6日召集的一次几位知名学者紧急会议的情况。在这个会上章伯钧曾无耻造谣：“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 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都亲自参加过计委的整风运动，亲自看过每张大字报，他们无法容忍章伯钧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办公大楼里，立即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交通局、财金局、外贸局等单位先后集会，抗议右派分子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无耻谰言。抗议的大字报，贴满了大厅的方柱上。许多同志要求召开群众大会，表示自己的抗议，更多的人要去质问章伯钧，为什么造谣污蔑国家计划经济机关。 下午五时，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聚集在大礼堂举行大会，对章伯钧的造谣污蔑，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当主席简短的发言还没有完，要求在会上发言的纸条已经接连地递上台来。 在大会上，郑修明同志说：“我是李富春主任办公室的公务员，主任办公室门前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大字报，我要问章伯钧，你是根据什么来散布这种谣言”。 统计局代表齐向武同志说：“我们都是在李富春副总理领导下，又是在一个楼里工作的同志，谁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这再一次证明右派野心家在到处造谣放火，向党猖狂进攻”。 机械局代表金家源同志痛斥了章伯钧的反动谰言后，激动地问“我们有没有看到过要求撤换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会场上立即响起了“没有！”的呼声。他愤怒地要求章伯钧公开检查其反动言行，并要求章伯钧应承担一切政治责任。最后，他高呼：“一定要打退一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赵莲贞同志说：“我们国家计委的同志有目共睹，那儿有这回事，简直是白天见鬼，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章伯钧为什么要对国家计委进行恶毒的攻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制度。而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是这帮右派分子所极端痛恨的。国家计委是我们党和政府指导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综合部门。右派分子对计委的攻击，不过是企图摧毁这个战略据点而已。这和章5月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攻击国家计委的言论是一脉相承的。” 在会上发言的达二十人，要求发言的更多，他们有的代表一个局，有的是代表一个处，有的是个人发言，但是却都代表着计委和统计局全体工作人员的意愿。 根据这些发言的要求，大会一致通过了向章伯钧的抗议书，并且推派了二十名代表去当面向章伯钧质问和抗议。

第2版()专栏： 顾执中仇恨共产党，污蔑新社会 九三学社揭发他主张对党“放导弹” 他说“肃反破坏了人身自由”，“宪法成了揩屁股纸” 新华社3日讯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分社在今晚举行座谈会，揭发顾执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在座谈会上有十七人发了言。一致要求顾执中“老实脱裤子”，彻底交代他同章罗同盟的关系，以及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等反社会主义活动。 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九三学社成员邹明初说，陆诒揭露顾执中同王造时等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的消息今天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以后，顾执中所在小组的全体学员今天曾要求他详细交代同章罗联盟的关系以及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的情况，顾执中却说：“我被陆诒出卖了。”顾执中还承认，在王造时来北京时，他曾去王造时的住所（新侨饭店）同王谈了话，看见王写文章并且在那里睡了觉。但是他不交代他同王造时究竟谈了什么，王造时写什么文章。大家指出，顾执中的这种态度是极不老实的，并正告顾执中，只有老实交代才能得到人民宽恕。 九三学社成员唐进武、李笃明、张鸿瑗和顾执中在一个支社过组织生活。他们揭发顾执中在九三学社基层组织进行的煽动性活动。整风开始后，顾执中多次在支社会议上煽动人们用狂风暴雨式的方法整共产党，到处点火，甚至要把运动推到中小学。他并煽动社员要“放大口径炮”、要“放远距离和近距离的导弹”，把天下搞乱。他又在社员中造谣说九三学社北京分社成立了五人小组，鼓动人们去诉苦。当人民日报开始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时，他宣扬这将引起社会混乱，影响鸣放。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遭到批判时，他又认为这就是“言者有罪”。最近，人们批评顾执中的反动言论，他又说是记者登错了他的发言，已去信更正，并无中生有地说，人民日报收到很多要求更正的信，几张报纸都登不完，以诬蔑党报。 在高教出版社工作的九三学社成员王继麟、杨慕之和皮筱韬揭露了顾执中在高教出版社的反动言论。他们指出，顾执中本来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去很少回到高教出版社，但在整风开始后，他却常常回去，他鼓励高教出版社的人“放导弹”，说“共产党把国家事情搞的这样糟糕，民主党派要负责任，因为民主党派过去都是捧共产党”，煽动人们向共产党“诉苦”、“报仇”。顾执中还到处介绍社会主义学院的整风“经验”，说那里的人提的意见“都是血淋淋的”。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揭露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以“保卫宪法”为名，发表反对历次运动的言论。顾执中根据经过他歪曲了的肃反运动以及社会生活中某些个别现象，就宣扬“肃反运动破坏了人身自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人民受教育权有名无实”，并因此得出结论：“宪法成了揩屁股纸”。李毅说，这是顾执中对于宪法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最恶意污蔑，他的企图是想煽动人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李毅说，顾执中不久以前在社会主义学院还亲自草拟了“请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专门委员会检查违反宪法问题”的提案，并征集学员十余人签名，准备请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李毅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行动，是企图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推向新的高潮。李毅要求顾执中交代他的这一行动。 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李祖荫揭发顾执中庇护储安平。当6月8日九三学社批评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时，顾执中却说：“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揭露了顾执中表面上高唱民主自由的调子，实际上贩卖资产阶级民主的私货。据揭露，顾执中曾诽谤新华社，并企图办私人通讯社同新华社唱对台戏。他主张“新华社只向国际发消息，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办通讯社。”人们问：假如让你顾执中这样的右派分子办起通讯社来，对社会主义建设能有什么好处？ 顾执中没有在今天的会上发言。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第2版()专栏： 上海遇到八十一年来未有的暴雨 新华社上海4日电　从7月1日起，上海暴雨不断。三天多来，降雨量超过了二百公厘。这样持续、集中的暴雨是上海罕见的现象。据气象资料记载：在过去的八十一年中，上海7月份平均整个月的降雨量也只有174.4公厘。 上海市区的马路已普遍积水，低洼地区水深二市尺以上；绝大部分电车今天被迫停驶，有的公共汽车也改道或缩短行驶路程。有些工厂因厂房进水，曾一度停工排水。上海市郊已一片汪洋，低矮农作物几乎全被淹没，能排水的地区，农民正冒雨排水中。 今天下午，市防汛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部署各企业、工厂、机关和郊区的防汛工作。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分析，这次暴雨是太平洋的暖湿空气和北方的冷空气对峙在长江下游上空所造成，现在还未见有消退的迹象。

第2版()专栏：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揭露 浦熙修是心怀敌意的两面派 本报讯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昨日继续开会揭露右派分子浦熙修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行，以及她在章罗联盟中所起的作用。 浦熙修对党是怀着敌意的，她还挑拨党群关系，以削弱党的威信。梅朵说：浦熙修在同志们的面前诬蔑中宣部，她常说中宣部的教条主义最严重。有的从中宣部约来的稿子，她还没很好的看，就说这是教条主义的东西，枯燥乏味。 叶冈说：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本报提出批评后，浦熙修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呢？她说，徐铸成这次出国不应该当团长，没有谦让，因此使得党对文汇报不满。在她看来，党对人对事都是虚伪的。 杨重野说：浦熙修对党和对盟抱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在民盟小组会上说，她非常爱民盟这个团体，认为给她很大教育和帮助；而她对党却不是这样，她自己要求入党，党组织要她写自传，她却向同志们宣称说，党组织一再拉她入党，而她自己是嫌写自传麻烦，“入党以后又多一套会议”。浦熙修就是这样耍两面手法。 会上同志们对于报载章伯钧的交代中提到浦熙修曾把一些业务活动汇报给章伯钧了，大家非常愤怒，要浦熙修交代出她是否把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内部情况也汇报给章罗联盟了。 大家非常愤怒地指斥浦熙修一直到今天还不肯把她参与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交代出来，只拿出罗给她的几封信来搪塞，她总说想不起来，再就是要别人帮她想，提提线索，想蒙混过关。 吕德润揭露，浦熙修曾经说过，罗隆基在政协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发言，她见他写过四五次，她还提出过修改意见，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谢蔚明揭露，大约1951年，有一次罗曾约张东荪等在浦的房间内关门秘谈，可证浦是参与罗隆基小集团的政治活动的，但她却一直抗拒不肯交代。 同志们谈到右派分子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而我们实际上陷在右派的网罗中，今天回过头来看，万分痛心，因此大家对右派分子更感到无比的痛恨。

第2版()专栏： 关于提早出版时间的启事 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市邮局联合启事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很晚，严重地影响了邮局送报和读者看报的时间。为了使北京市区（城内及关厢）读者能在八点钟左右读到报纸，并使外埠报纸尽可能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同北京市邮局开会协议：从7月5日起一律提早出版（四点钟以前开印），并从7月1日起试行。为此，各部门如有急于要在第二天见报的稿件，从7月1日开始应一律于夜十时前发到各报社和新华社；新华社发给各报社的稿件在夜十二时半截稿。超过以上时间的稿件，一律推迟一天发表。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黄绍竑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编辑同志： 黄绍竑一直装作社会主义法制的维护者。事实上，正如陈其瑗先生说的，他是处处在为反革命说话。 今年3月，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黄绍竑有一篇发言，曾经举出河北省龙关县一件“冤沉海底”的所谓“冤”案。现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请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冤”案？黄绍竑究竟是在替什么人“鸣冤”？ 黄绍竑所说的这件案子的被捕者，是河北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教员韩国屏。韩国屏1946年在太原工业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参加国民党，先后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区党部书记，组织宣传队，自任队长，在太原街头和电影院里进行反共灭共的宣传。1947年韩国屏进入辅仁大学后，同特务分子邢连仲等勾结在一起，破坏学生运动。邢连仲是国际间谍雷震远和军统特务刁化仁领导下的“华北剿总戡乱先锋队地下工作第二队”的书记。韩国屏在辅仁大学，经常以“共匪”、“八路”威胁进步同学，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班会改选时，韩国屏企图掌握这个组织，进行干涉，他的阴谋被群众识破，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韩国屏和邢连仲等一群反动分子并不甘心，就用威胁同学退出班会、写信恐吓进步学生和殴打班会主席，搜查宿舍等无耻手段，破坏进步的班会组织。 辅仁大学进步学生范光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以后，杨光烈、陆志芳即进行营救。韩国屏、邢连仲就追查营救范光斗的人。这样，杨、陆两人不得不离开学校。韩国屏在辅仁大学的这些恶迹，现在有当时被他迫害的人的检举；也有同韩国屏一起进行这些反动活动的人的揭发。 解放以后，韩国屏曾经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还兼任某街头成人夜校的教员，因为他继续散布各种反动言论，在1951年被他所在的单位开除。到河北龙关县工作后，还是不断散布反动言论，污蔑党和政府，并且耍流氓手段，玩弄女学生，行为极端恶劣。人民政府即于1955年8月予以逮捕，并由龙关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八年。韩国屏家属不甘心就找黄绍竑申“冤”。黄绍竑不问情况，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催促河北省处理。在再三催促之下，河北高级人民法院于1957年撤销龙关县人民法院的原判。当地人民群众极为不满，龙关县民主人士高德陵说：像这样的人都教育释放，以后谁还检举反革命？黄绍竑却在政协会议上说这是个“冤案”。 现在要问问黄绍竑，像韩国屏这样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要不要逮捕，该不该判刑？你身为人民代表，对反革命如此关心，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却不加理睬，偏要说“冤沉海底”是什么道理？ 林永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林希翎在玉门油矿干些甚么？编辑同志： 我以愤慨的心情，揭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右派分子林希翎在玉门油矿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去年8月份，林希翎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来玉门油矿采访。可是这位“记者”和别的记者大不相同，她一到玉门油矿就到处点火，闹得玉门油矿满城风雨。她每见一个工人就问：“有冤吗？不要怕，说出来，我为你申诉。”她曾经公开侮蔑玉门油矿的工作是“一团糟”，辱骂玉门油矿的领导都是些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者，并说这些官僚主义者“都应该枪毙”。更恶劣的是，她随便在玉门油矿发号施令。例如地质调查处野外勘探队有一个青年申请入团，虽然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但因为历史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团委当时就没有立即批准。林希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质问地质调查处团委：“你们为什么不批准她入团？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限你们在最短期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就要给你们写‘辣椒’（指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讽刺副刊）了。” 林希翎在玉门油矿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当时就引起很多同志的怀疑，特别是对她专找“辣椒”材料这一点不可理解。最近，我们从人民日报上才知道她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实质，就是企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不是我们玉门油矿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不是。就在林希翎访问玉门油矿的那个时候，玉门油矿的建设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火车刚刚通到玉门油矿，原油直接用火车东运；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原子能测井开始在玉门油矿运用，中苏钻井工作者合钻的双筒斜向井也连续出现了新纪录；特别是随着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深入开展，玉门油矿涌现出大批的先进生产者……难道这些都不值得报道吗？只有带着有色眼镜的人，才看不到玉门油矿这些翻天复地的变化。 林希翎不但自己不写玉门油矿的好人好事，反而反对别人写。新华社驻矿记者姚秉鉴同志曾发过一条“玉门油矿多方改善野外工作人员生活”的消息（完全符合事实，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可是林希翎当面就侮蔑姚秉鉴同志是“捏造事实”，她认为“野外人员的生活并没有改善”。 林希翎的真实面目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公民，我应该把它揭发出来！ 玉门石油工人报　樊廉馨

第3版()专栏： 辽宁地区工业上半年超额完成计划 增产煤64万吨、钢材49万吨、铁45万吨 最近时期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松劲现象要迅速扭转 本报沈阳2日电　辽宁地区国营工业和地方国营工业今年上半年的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好；但是近一时期以来，增产节约运动有些松劲，生产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是值得警惕的。 据辽宁省统计局预计，国营工业总产值计划上半年可超额2.4％完成，较去年同期总产值增长16％多，计多生产原煤六十四万吨，钢材四十九万吨，生铁四十五万吨，焦炭六十二万吨，水泥十八万吨，金属切削机床九百七十一台。其它劳动生产率、商品产品成本、上缴利润、品种等计划都完成得较好。地方国营工业总产值计划也可超额5.9％完成，较去年同期总产值增长了25％。 今年上半年这里的厂矿在节约原材料方面效果极为显著。如沈阳地区的机电工业，在1至5月中，由于改进工艺和设计，节约了一百八十四万元的金属材料。全省炼钢厂在第一季度就节约了焦炭三万吨。全省三个煤矿在一季度就节约坑木一万四千多立方公尺。1至5月，还回收坑木一万五千多立方公尺。地方工业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第一季度就收废铁八千二百多吨，废钢六千五百多吨，对缓和钢铁供应紧张情况起了很大作用。 就目前的趋势来看，这里的增产节约运动第二季度劲头有些下降。最近以来，一部分企业开始了整风运动，许多领导人员忙于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增产节约运动就很少认真过问和进行检查，大部企业增产节约的锣鼓都消沉下来了。如鞍钢原是增产节约开展较好的一个单位，1至5月增产了八万多吨钢、铁和钢材，但是由于放松了领导，原订的增产节约计划没有完成。 产品质量也有下降趋势。国营工业产品总的虽比去年有所改进，但有些产品质量，二季度较一季度也有下降。如无缝钢管一级品率，由一季度的97％降到5月份的93％，玻璃一级品率由一季度的92％降低到4月份的70％。地方工业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倾向又在抬头。 新产品试制计划完成得也不能令人满意。如鞍钢今年计划试制新产品八十八项，实际到6月上旬仅试制成了十四项，其中有五十一项根本未动手进行试制。设备事故仍然很多。据沈阳等五个市国营工业1至5月统计，事故的总次数虽较去年同期减少了30％，但重大设备事故却较去年同期增加14％，因事故造成的损失达五百万元。

第3版()专栏： 重庆钢铁公司增产三万多吨钢和钢材 新华社重庆4日电　重庆钢铁公司今年上半年比国家计划多生产了三万二千多吨钢和钢材，完成全年增产钢和钢材计划的43％。 今年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重庆钢铁公司首先抓住了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来改进生产管理，使生产情况有了显著改进。作为这个公司最主要产品的钢板，今年上半年的产量比去年全年还要多二千多吨。上半年全公司的钢材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2％。炼钢车间钢的产量也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八千多吨。 这个公司今年还从技术管理、财务成本等多方面加强工作，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产量而忽视质量和成本的倾向。各种主要钢铁产品今年上半年的合格率一般都达到了99％以上，而去年大部分只有98％多一点。同时，各个生产部门强调从节约原材料中来增产，因此使原材料的消耗和浪费损失等大大减少。单是轧钢车间上半年从降低金属消耗中节约出来的钢，就可以多生产一千六百多吨钢材。

第3版()专栏： 被帝国主义破坏了多年的矿井复生 开滦马家沟矿开始出煤 据新华社保定4日电　曾经被水淹没十八年的矿山——开滦煤矿马家沟矿，经过修复，7月1日，正当工人们欢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的时候，三九六一掌子的煤炭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提升上来。 马家沟矿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矿山。在帝国主义统治开滦煤矿的时期，矿工们进行过多次英勇的罢工斗争，马家沟矿矿工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帝国主义为瓦解矿工们的革命斗争士气，于1936年1月在机枪的镇压下，拆走了机器，停闭了这座煤矿。从此，工人们用血汗建成的这座矿山，变成了一片破乱不堪的废墟，积水淹没了整个矿井。 共产党给这座“死”去多年的矿山，带来了新生。1954年底，党和国家机关把马家沟的复矿工程列为重要施工项目之一，组织全国各地大力支援，调来大批机器和技术力量。经过两年半的全面修复，把这个矿建成为自动化的新型矿井。

第3版()专栏： 云南地方工业迅速发展 去年新建二百多个厂矿 本报讯　中共云南省委工业部最近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地方工业会议。会议着重总结地方工业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今后地方工业发展方针。 去年一年，云南省地方工业有很大发展。到目前止，全省共有一千多个地方工业厂矿。其中1956年新建的厂矿就有二百三十五个。工业总产值1955年为一亿九千多万元，1956年已达二亿六千多万元。主要产品的产量同1952年比较，电力为1952年的346％，煤为756％，打稻机为920％，棉布为535％，其它如生铁、焦炭等，也都有数百倍的增长。全省地方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 各地在新建和扩建地方工业企业的时候，一般都注意贯彻了依靠群众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例如，昭通专区在解放初期只有三个破烂不堪的企业，他们采取自筹经费、清理家底等办法，到1955年已经办起了三十九个厂矿。现在连国家拨款兴建的企业，全区已经有九十五个厂矿。但是，有些地区由于对资源、销路等经济条件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部分企业的发展带有盲目性，这也造成了一些损失。 会议在全面研究了云南地方工业的状况以后，确定了今后地方工业的发展方针和发展道路。今后，云南省地方工业将以食品工业和日用百货工业为发展重点，并注意发展国家需要的农特产品加工工业和有色金属的土采土炼。会议认为专县工业应有自己的特点，并要全面地考虑产供销的结合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必须充分注意民族特点。会议还要求加强调查研究，摸清市场情况和资源情况，一方面要发挥积极性，同时要避免盲目性。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地方工业中如何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会议还强调指出，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党对地方工业的领导。

第3版()专栏： 热带风暴预报 新华社4日讯　4日中午十二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热带风暴预报： 在南海发现的热带风暴，今天上午八时中心位置估计在海南岛榆林港以东约二百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就是北纬十八度东经一一二度附近。 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内，风暴中心将缓慢地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稍加强。受它的影响，南海西北部琼州海峡将有六——七级大风；雷州半岛、海南岛、广东中部沿海、北部湾将有五——七级的大风。

第3版()专栏： 猪疫情况严重 本报讯　记者李根蒂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疫猪死亡较去年有发展。据十一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死猪一百一十八万头。猪疫严重的地区，如河南省，1月到5月死猪量已占生猪头数的5％；河北省去年死猪三十万头，今年截至6月上旬，据八十个县的统计，死猪已达二十六万八千头。 死猪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的有以下几个：第一，今年养猪事业发展快，仔猪调运频繁，但检疫卫生工作较差，引起仔猪死亡。如广西今年从湖南调运六千头猪，途中就死亡了80％。其次，在生猪大发展中，防疫措施没有跟上。不少地方对春季防疫工作开始重视不足，农村防疫机构不健全，人员少。有的地区对今年可能发生的疫情估计不足，防疫活动落到疫情后边。第三，不少地方的防疫费用削减过大，也影响了防疫工作。据南京、兰州、河南、江西四个血清厂的统计，各省因无钱购买，今年猪丹毒、猪肺疫疫苗的预购量比去年减少了59％到71％。 目前，就总的趋势看，猪疫已在下降。经中央有关部门协助，防疫经费大体上已经解决；疫苗预防注射工作，正在逐步开展；贩运中的检疫卫生工作，也已引起注意；不少地区正在大力扑灭猪疫。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彻底解决猪疫问题，还需有关部门重视和努力。

第3版()专栏： 河北灭蝗取得决定性胜利 本报保定30日电　记者鲁生报道：河北省的灭蝗工作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省农业厅6月28日统计，全省已除治蝗虫二百九十九万三千余亩。 目前除部分地区还在大规模地继续除治外，大部地区已进入复治、扫残肃清阶段中。 在这次灭蝗工作中，由于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大力组织药械运输，以及加强技术指导，使治蝗工作很快转入主动。在除治蝗虫的斗争中，不少地区都进行了邻区邻乡的互相支援。中央派飞机帮助治蝗也鼓舞了蝗区群众的灭蝗情绪。 目前灭蝗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对少数不够药治标准的地区，要及时采取人工捕打或人工拾零的办法作到彻底消灭。在除治一遍的地区还要注意扫残；要注意残蝗的活动和产卵的情况，作好秋蝗的除治准备。

第3版()专栏： 河北治蝗工作简介 河北省历来蝗虫危害严重。渤海沿岸和永定河泛区，几乎每隔两三年就要闹一次蝗灾。1933年，全省有八十五个县发生飞蝗，真是“飞蝗蔽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的蝗虫世界。历代统治者，有谁领导农民扑灭蝗虫？ 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河北省的农民才能扑灭了蝗虫。解放后几年以来，河北省治蝗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1年。当时还没有大量药械，基本上采取了“人工除治为主，药械为辅”的除蝗方针。1951年，在全省一百一十七个县里，动员了两千万个人工，使用喷粉器四千五百架，“六六六”药粉七十万斤，把五百九十四万亩地里的夏、秋蝗都消灭了。第二阶段从1952年到1954年。这时，国家工业化已有相当发展，制造了大量除蝗药械，因而在治蝗中基本上采取了以“药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方针，除蝗效率有很大提高。1955年，国家供应的药剂和器械已完全可以满足治蝗的需要，治蝗工作进入了“以药械为主，机械化配合”的第三阶段。天津民航局每年都要派出飞机来协助除治蝗虫，国产喷粉车也开始运用，“六六六”粉已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今年河北省蝗虫又大量发生，全省发生夏蝗面积达五百六十万亩，超过解放后任何一年。蝗虫发生后，各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员和干部，立即以战斗的姿态发动群众投入治蝗运动。在除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高级合作化的优越性，做到一面夏收、夏播、打场，一面除治蝗虫。目前全省各主要蝗区，已迅速把蝗虫除治了一遍，使蝗虫不至起飞。现在各地正在扫清残蝗。 在除蝗斗争中，河北省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预测预报制度。这样就完全可以控制蝗虫发生情况，做到及时歼灭。 （摘自7月1日河北日报）

第3版()专栏： 关中农民办中学 据新华社西安电　陕西省关中地区长安、华县等地农业社正在筹办五十多处民办初中班。各地筹设这些初中班的方案是：学费由学生自己负担；校舍问题由各农业社协助解决，如利用庙宇、公堂或者由社员献工献料修建房屋等；学校的设备，暂借用农民家里的桌凳、用具，或由农民集资自造。为了便于学生走读方便，学校的校址将设在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教师的来源，主要聘请没有考上高等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或者请当地政府加以协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加授农业生产技术课。

第3版()专栏： 蟾酥丸和白砒卡耳 对治猪丹毒和瘟病无效 本报讯　在全国农村中流传很广的医治猪丹毒、猪肺疫和猪瘟的验方——蟾酥丸和白砒卡耳，最近经过多次科学试验证明无效。 这两个验方是四川省中兽医孙良臣提出来的。1951年在四川省中兽医座谈会上，将这验方作为经验介绍后，就在四川各地宣传、推广了。后来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又将这两个验方在人民日报上介绍了（见1954年2月28日本报二版）。各地试用后，有的认为可以应用，有的认为效用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部曾于1954年6月指定兽医生物药品监察所作科学试验。该所根据孙良臣验方，请北京同仁堂药店配成蟾酥丸及白砒丸，分别对患猪丹毒、猪瘟、猪肺疫的猪进行了试验。试验的结果证明疗效极小。今年1月到3月，又作了两次试验，和1954年试验结果相同。原来提出验方的孙良臣医师也参加了试验。 科学工作者认为：迄今为止，用抗猪瘟血清治疗猪瘟、抗猪丹毒血清或盘尼西林治疗猪丹毒、抗猪肺疫血清或磺胺类药物治疗猪肺疫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在预防上，采用猪瘟结晶紫疫苗及兔化猪瘟弱毒疫苗预防猪瘟、猪丹毒氢氧化铝菌苗预防猪丹毒和猪肺疫氢氧化铝菌苗预防猪肺疫都有良好的效果。 （朱继功）

第3版()专栏： 更多地关心贫农生活 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王治国 湖南湘潭地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社逐渐趋于巩固，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亦逐渐上升。今年农村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但绝不能就此认为我们工作已经很好了，农民生活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今年春末我到湘阴古培社住了五天，感觉到如何使现贫农的生活有所改善，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贫农的生活还很困难 古培社是个办了一年半的社，处在丘陵地区，水利条件好，自然灾害对它威胁不大，去年那样的大旱，稻谷仍然增产了，每个劳动日分一元一角五分，全社农民生活逐步上升。今年春耕生产也搞得不坏，社员情绪稳定，没有一户要求退社的，但据我们了解，全社的农户中，几年来生活上升的情况是不同的，多数的上升，少数的没有上升，生活仍很困难。现在二百一十五户社员的生活水平大体可分五类：第一类是较富裕的，有一百零二户、占全社户数47％。这些人解放以来逐步上升，现在有吃、有住、有穿、有用，多少还有点积余。第二类生活过得去，吃穿基本够用，但没有积余。共六十二户，占29％。第三类吃、穿不大足，生产、生活都有些困难，需要支持。共有三十二户，占总户数15％。第四类吃、穿、用极端困难，赤贫如洗，共五户，占总户2.4％。此外有十四户五保户，他们虽由农业社包起来了，但大都生活不如以前，意见很大，认为合作社占了他们的便宜。 上述第四类五户的极贫户，问题非常严重。我到了其中一户叫张永昌的家里。他全家六口人仅他一人劳动。土地改革时是积极分子，分得了田地、房屋，但他经常生病，瞎了一只眼睛，体力不强。去年春天出工时又病倒了，到插秧后才好，全年只作百多个劳动日。现在有一千五百斤口粮没钱买，已分回的也出卖一部分还账了，生活上餐不接下餐。全家六口人，只一床又烂又黑的破棉絮，中间两个大窟窿，用麻袋塞住。大女孩十六岁，和邻居女孩搭铺。他自己和妻子及三个小孩合盖着这条破棉絮，下面垫的是稻草。他做饭只一个铁锅，还是从社长家中借来的。我们打听了其他合作社，据说像这样的户都有几户。对他们如不急救，并且从根本上帮助解决困难，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上述第三类户，也必须有具体的领导和支持，不然，稍一不得法也会过不去。这些人的困难大都是由于人多劳力弱，家底薄又不会理家等因素形成的。这些人的生活不能上升，就会影响农业社的巩固。我认为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今天，在领导农业社全面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突出的关心这些人的生活，大力加以扶持，使他们逐步上升，是我们巩固农业社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贯彻阶级政策的具体工作。 既要解决他们当前困难又要帮助他们逐步上升 如何帮助现贫农逐步上升呢？根据各地经验，必须是：全面安排，逐户规划，专人帮助；既要注意解决当前生活困难，又要从长远着眼，从根本上帮助他们逐步上升。有个邓家坊农业社就是这样做的。这个社的社员楚正连，全家七口人，一个人劳动，没有被子，盖蓑衣和破棉絮。去年入社，劳动好，拿回了70％的口粮。今年社干部指定专人帮他作出了全面的家庭计划，让他有计划地分月出工（每月社内做多少劳动日），分月投家肥；组织他妻子养鸡十五只，并种了三分小麦，一百五十蔸洋芋；社内帮他买了只十元的小猪养着（卖了猪还钱给社内）。只要他能按计划出工，今年生产下来即可过得去了。 但目前也有不少的农村干部和社干部，还不了解现贫农的实际困难，很少注意和关心他们。有的虽然注意了，又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长期解决问题着想。如社员张永昌的生活困难，他所在的社今年已经帮助了他三次，第一次社长支给二元，第二次三元，第三次五十斤谷，此外别无他法，现在他又没有吃的了。因此，目前我们还需要突出地提出困难户的问题，要求农村干部和社干部注意困难社员的当前生活问题和今后增加收入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是在农业排工当中和副业生产当中，对他们加以全面的合理的安排。救济贷款应集中主要部分用在困难户身上，特别是赤贫如洗的困难户身上。这些赤贫户当前如何生活，以后如何上升，要指定干部专门掌握，长期帮助。对于已上升的富裕户，应教育他们帮助困难社员共同克服困难，共同上升，不要排斥他们，不要忘本。 改变五保办法，提高五保户生活水平 五保户是现贫农的一部分。合作化实现以后实行五保，使这些人有了依靠，因此五保户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拥护的。但由于合作社初办，社的公益金有限，五保的办法还不完善，因而使五保户生活还不很稳定。我们这次在古培社的一个农民座谈会上，有个五保户叫张自清的，向我们提出了意见，说：“人民政府规定五保，是要我们孤寡户生活有所依靠，日子过得更好，但现在生活不如过去好。”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调查研究，其原因是这样：古培社共十四户五保户，十五口人，其中十三人不能劳动。土改时，每人平均分有二点九亩田，一千二百八十斤产量，这些田一般是近田好田。过去这些田的耕种，有六户靠亲戚，二户靠朋友，六户请人种，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不多。每年应交的公粮又减免了60％。十四户人家每年国家还要救济一百四十元左右。这样，他们在五保前的生活一般是过得很好的。五保后他们每人只分得基本口粮四百五十斤，甘薯一百五十斤，稻草二千斤（燃料），油一斤，国家救济十四户共三十三元，每人一年平均生活水平只三十二元。如七十二岁的张自清，二亩半田，过去请人耕种，能收一千二百多斤谷子，除去工本费净得六、七百斤粮食。另外还能收到三、四百斤甘薯，享有国家救济款十五元，生活过得很好。五保后的生活与以前比较，当然相差很远。他现在想退社，将田请人代耕。 从这里，我们想到在执行五保政策上确实是有问题的。五保作得完全好的社是少数的，大部分社对五保户全面安置不够。社的经济条件有限，公益金暂时还不能解决五保户的全部问题，社干很为难。有的社虽然对五保户安排照顾得好，但社员对照顾过多也有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同社干部商量，考虑在五保的形式上予以改变，将五保户的田作为社内的五保公益田，由社内统一耕种，其收入专门解决五保户的生活问题。在方法上可以分户计算人工、成本。每年收入按社会劳动工价扣除工资、耕牛租金、种子、肥料和减产后实交的公粮，其余部分全部给五保户 （这实际等于由社内包耕）。也可以把五保户的田单独立账，由五保户集体分配。照这样作的结果，计算起来，古培社五保户的生活水平，今年可由去年的三十二元提高到四十二元，五保户得到较多的实惠，又是分得原来自己土地上生长的果实，而且长期有了靠头，他们自然会比较满意了。其他社员给五保户作田，扣回了工资等等，也会感到并不是完全白养五保户了。我认为这办法可以试行。

第3版()专栏：市场巡礼 兰州市场的怪事 老太婆的发网 兰州市百货公司有一位很有经营商业经验的工作人员，领导上对他很信任，他没有采购计划，领导上可以让他出发采购。不知这个采购员怎么想的，他一下子就买了七十万只发网。 的确，那时兰州市有将近七十万人。但是，发网是专门给老太婆戴用的呀，何况现在的老太婆也不是人人都要戴发网的。 抢购床板 去年第四季度，兰州市曾一度发生床板脱销，某些商业部门把这个机会看成“生财”的好机会。家俱公司、贸易公司、供销社以及无须经营床板的信托公司、土产商店等七、八个单位的好几十名采购员，像一窝蜂似的赶到河南、江西、湖北等地抢购了三十多万副床板，现在，这些商业部门只好又叫采购员到处乞求退货。 从去年以来，兰州市的人口不过增加了十多万。就按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三十几万副床板已够卖三年之久。说起来也奇怪，当这些部门热衷于抢购之际，谁也没有考虑一下本部门是否应该经营床板，市场需要量又有多大？ 千里迢迢买大葱 去年冬天，兰州市大葱脱销，排队买大葱的人像摆长蛇阵一样。据兰州市蔬菜公司业务科长说：“兰州市外来人多，外来人都喜欢吃大葱，而兰州产大葱很少”。他们为了解决买大葱排队的现象，赶快到山东、河南两省买进了几万斤大葱，应付市场需要。但是在这同时，发现兰州市附近还种有十几万斤大葱。现在市场上的大葱空前多起来，变成积压、霉烂的东西了。 火车站上的货物 现在，兰州市百货公司的每一个仓库，已被日用百货装得满满的，可是还有山一样的货物堆积在兰州西火车站。这些货物已经在火车站露宿了三个多月，最近才用大帆布为它们搭了凉棚，把火车站变成临时仓库。最近百货公司清点了火车站堆积的一部分货物，发现这些放了三个多月的货物里，有几十种是市场很久以来就脱销的，有的甚至脱销一年多了。 百货公司经理告诉我们：这些货物迟迟未入库的原因，除仓库装不下外，重要的是没办完手续。我们问他：你们的货物从到车站再到门市部和顾客见面，需要经过多少层手续？他说：大的环节要经过八九层；小的，那就数不清了。（新华社专稿，本报有删节） ·翟其寅、马林周、王体强·

第3版()专栏：市场巡礼 乘旺季多腌些咸菜 菜蔬的旺季已到，为避免菜蔬积压、腐烂，北京市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推销外，还计划腌制咸菜五百七十五万斤。目前已准备好七十六个菜池（每个菜池可腌二万多斤）、三千二百多口大缸（每口缸腌菜五百斤）作腌菜用。 但是国家能腌制蔬菜的数量究竟有限，因此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已动员各机关、团体的伙食单位及广大市民乘此旺季多储存或腌制一些菜蔬，以备淡季的需要。 北京全市有八十三万多户居民，如果每户都能腌制一些菜蔬，数字是很可观的。 ·林悦·

第3版()专栏： 海南岛文昌县霞洞农业社的社员们正在插晚造秧。　 赵慕志摄（南方日报社稿）

第3版()专栏： 这是海南岛特产的热带水果——菠萝蜜，菠萝蜜味甘美，含有荔枝和香蕉的味道。　赵慕志摄（南方日报社稿）

第4版()专栏： 苏联再次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 佐林谴责西方阻挠印度代表出席裁军会议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3日讯：苏联代表佐林7月2日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说，苏联建议立即解决关于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单独分出来，不同其他任何问题牵涉在一起。 佐林是在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发表西方四国关于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的声明后发言的。 佐林对西方国家代表承认苏联6月14日的建议为缔结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协定开辟了道路这种说法表示满意。但是他指出，西方国家的声明所反映的一些论点，使人对西方国家在某些基本问题的态度上不能有足够清楚的了解。特别是从这个声明中很难看出，西方国家是否同意把暂时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从裁军的其他问题中分出来，并且立即积极地加以解决。同时也很难看出，西方国家是否同意在二、三年内停止试验，或者它们将提出另外的期限。佐林说，当然，这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应当在裁军小组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在这里作出。 佐林接着驳斥劳埃德的所谓最近英国举行的氢武器试验好像“改善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说法。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不符合巩固和平的利益。 佐林提醒说，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对人类的安全问题决不是从今年英国进行试验的时候才发生的，而是因为还在1954年3月美国就进行了试验。佐林说，还在1955年，苏联就在小组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必须立即停止试验各种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问题。当时西方国家笼统地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需要的。现在情况变了，于是西方国家得出结论说，停止试验或者尽管是暂时停止试验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必需的。 佐林说，现在全世界都坚决要求对这一问题作出积极的决议。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2日讯：苏联代表佐林2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声明，谴责西方国家的代表阻挠印度代表出席小组委员会会议陈述对裁军问题的意见。 佐林说：苏联代表团对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感到特别惊异，特别是考虑到小组委员会现在紧接着开始讨论关于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问题，而印度政府却对解决这一问题特别关心，因为印度政府曾提出它的建议，并已由联合国大会把这些意见交给我们研究。考虑到这一情况以及印度总理目前正在伦敦，苏联代表团认为，倾听印度代表的意见在目前是特别合适和十分现实的。苏联代表团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对这一建议所采取的态度阻碍着印度参加小组委员会。苏联代表团不能对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再作另外的估价，只能认为他们不愿在小组委员会中倾听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非小组委员会成员国政府的意见，当然，这对小组委员会的整个工作不能不起坏的影响。 新华社伦敦4日电　出席伦敦裁军谈判的美国代表史塔生3日拒绝了苏联代表佐林提出的主张裁军小组委员会听取印度代表的意见的建议。 史塔生借口现在不是小组委员会改变议事程序的时候，硬说邀请印度参加对委员会不会有帮助。

第4版()专栏： 工厂、矿山和农庄向青年招手 苏联大批中学毕业生参加生产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青年将去边疆修厂筑路 本报讯 这几天，苏联各地的一百三十万中学毕业生就要离开母校，开始美好生活中新的一页了。许多人都选定了摆在他们面前的许多光荣道路中的一条——参加工农业生产。 不久，六万青年就要上路了，他们将到苏联北部和顿巴斯去参加重要的生产建设。考克切达夫市第三中学的毕业生科日巴依—考基舍夫就要到牧场牧羊去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收割机手格里查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立志走父亲的道路。奥布路其市铁路中学一个班全体毕业生将到东部去建设一个混凝土工厂。 现在，苏联各地的工厂、矿山和农庄都在向青年们招手。阿尔泰边疆区新厂矿的修建工作和西伯利亚全苏最大的炼油厂的建筑工程正等待着莫斯科的青年。列宁格勒的青年大军将穿过密丛的森林为安加拉河上的水电站修建铁道。乌克兰的一万八千青年将为顿巴斯采煤工业建矿井，修住宅。

第4版()专栏： 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 宴请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据新华社2日讯　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一行五十人，在团长村松久义、副团长浅见与七、吉川久卫、足鹿觉率领下于1日晚乘火车到达北京，我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副理事长吴觉农、全国农业展览会总馆长金善宝及农业大学教授等五十多人到车站欢迎。 访华团是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

第4版()专栏： 要求归还冲绳　促进中日关系 日本社会党将展开国民运动 新华社3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社会党今天决定展开国民运动，要求把冲绳岛归还日本，促进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保卫宪法，反对核武器。 社会党要求缔结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并且放宽禁运。社会党将促使政府解决到日本举行商品展览会的中国人员的指纹问题。 同时，社会党将致电冲绳岛的政党和团体。社会党将在明天派遣代表团访问外务省，要求努力使冲绳岛归还日本。 关于保卫宪法问题，社会党指出，当局处分参加工人斗争的国营铁道工会领袖的行为，是侵犯工人的集体谈判权的。社会党将起草一个法案，以便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起诉。 社会党还将在7月5日展开一个宣传运动，反对为了扩大美军基地而在砂川町测量土地。7月6日和8日，将分别举行社会党国会议员大会和“反对斗争”来反对军事基地。并且将使斗争发展成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 为了这个目的和攻击日本首相岸信介追随美国，社会党将在7月11日举行一次国民大会。 在国民运动中，社会党还要推进反对核武器试验运动。社会党并且将参加8月间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大会。（附图片） 日本大学生6月22日在东京警视厅前面举行抗议示威，要求释放在21日为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岛而举行的反美示威中被捕的学生。右边拿着红旗的一群人是闻讯赶来支援的工会代表。　新华社稿

第4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美一艘航空母舰失火 美国四万吨航空母舰“张伯伦湖号”7月3日在马赛港着火。失火首先是由卸运舰上车辆的一只汽艇引起的。火焰很快就蔓延舰上，浓烟高达数千呎。大火经法国救火艇两小时半的抢救才被扑灭。 伊朗发生大地震 伊朗北部里海沿岸7月1日晚间发生数十年来在伊朗最剧烈的一次地震。 到3日为止，已经发现有七百五十余人死亡，一千五百人受重伤，一百余座城镇和村庄被全部震毁，五十余座村镇部分受灾。财产损失估计在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以上。

第4版()专栏： 德共与捷共领袖会谈 决定加强两党关系 新华社布拉格4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3日报道，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雷曼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最近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访问期间，他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就进一步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危险的一些最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参加会谈的还有捷共中央书记亨德里赫。 在会谈中，两党代表还相互交换了关于党内和国内政治问题的情况。在所有讨论的问题中，双方表示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并且表示了要为国际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加强两党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第4版()专栏： 十二个兄弟国家将合制 “伟大的十月”纪录片 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苏联和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纪录电影工作者将共同摄制一个以“伟大的十月”为题的大型彩色纪录片，以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影片将描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生活。预计这部影片将在今年十月摄制完成。

第4版()专栏： 了解生产情况和职工生活 波兰党领导人到基层去 本报华沙4日电　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根据党的决议开始参加华沙各工厂基层党组织活动。哥穆尔卡是热兰汽车厂的党组织的成员，他已经同该厂的党委和积极分子作了会见，了解了工厂的经济情况，试验管理的初步成就，工人委员会的工作和党组织的活动。哥穆尔卡极其关心工人的劳动条件和职工的文化生活，他并将参加工厂党组织的下次会议。政治局委员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参加了卢森堡电灯工厂党组织的会议。萨瓦茨基在讨论中谈了国家政治情况的某些问题以及党工作方面的许多问题。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2日参加了诺伏塔克工厂的党组织会议。西伦凯维兹在会上广泛地谈了党组织的作用，他强调指出党组织在职工中的威信是实现党领导作用的基本条件。 政治局委员萨姆布罗夫斯基参加了华沙无线电工厂党的会议，他在会上回答了许多问题，他谈到了党组织在职工中的作用，同工人维持经常联系有关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党组织应该向工人学习。

第4版()专栏： 埃及选民踊跃参加议会选举 新华社开罗4日电　埃及国民议会选举3日下午五点钟在二百六十九个选区中按时完成。 今天上午开始点票。选举结果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发表。 投票者很踊跃。3日一清早投票站前就排了长长的行列。全国绝大多数选区都平静无事，只有少数地方曾发生选民冲突事件。 在开罗，妇女们显得特别积极。第一次获得选举权的埃及妇女沿着排在投票站前的长列队伍走来走去，竭力宣传她们的候选人的主张。在一千多个候选人中，妇女候选人共有五人，她们以自己的口号竞选，例如废除一夫多妻制和放宽妇女婚姻的条件。在埃及大约六百万选民中，妇女选民大约有二十万人。 男选民必须参加投票。无故不参加投票的男选民要罚款一埃镑或受十天监禁处分。 埃及总统纳赛尔没有参加投票，因为他所属的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按照规定，这个选区不必进行选举，唯一的候选人自然当选。这个候选人就是埃及内政部长毛希丁。 在3日的投票中没有任何候选人取得绝对多数票的选区将在7月14日举行第二次投票。没有一个合格候选人的五个选区将在更晚些时候进行选举。

第4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立三十周年 苏加诺要求实现民族独立 据新华社雅加达4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3日晚上在万隆隆重举行。 这个党的创办人之一苏加诺总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要求国民党人回忆三十年前党成立时的宗旨，即实现公正繁荣的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和发动革命的群众运动。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还要继续努力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苏加诺总统说，实现公正繁荣的社会这个宗旨是始终不变的，为了实现这个宗旨，需要有一个桥梁，那就是实现民族独立。 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在讲话中叙述了国民党的历史。他说，平民主义一直是国民党的学说。他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建设进行得很缓慢，是因为平民主义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挤。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是在1927年7月3日成立的。在1931年由于荷兰殖民政府的迫害，曾经一度解散。在1946年1月，若干民族主义政党又实行合并，成为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第4版()专栏：国际知识 埃及的国民议会选举 埃及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已经在7月3日举行。这是埃及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埃及在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取得革命胜利后，于1953年起进入为期三年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由“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去年1月埃及政府公布了新宪法草案，并于6月23日举行的全民投票中获得通过。新宪法于是日起生效，“过渡时期”遂宣告结束。 埃及新宪法规定要由普选产生国民议会，建立民主生活。国民议会的选举原定去年10月间举行，由于英法以发动侵略战争，因而推迟到今年举行。 国民议会的竞选活动，在今年3月间就开始了。根据选举法规定，凡年满三十岁、能读能写并缴纳保证金的埃及公民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前皇族成员、经1954年革命法庭判决罪行的前议员、根据革命委员会1956年6月决议被内政部置于行政管制的人以及因不诚实遭政府机关开除而未过五年的人都不得参加竞选。要求参加竞选的人，须经过“民族联盟”审查提名。 这次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人。占埃及人口四分之一的大约六百万选民从这些候选人中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三百五十名议员。 埃及这次选举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十六位妇女申请参加竞选，其中五位获得批准。 根据宪法规定，埃及国民议会实行一院制，它是埃及最高的国家立法机关，五年改选一次。国家的每一条法律都必须经国民议会通过以后才生效。议会对政府的任何部长投不信任票后，该部长应即辞职。议员得被任命为部长或副部长。 埃及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国民议会提名，经全国选民投票选出，任期六年。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有权解散国民议会，并在六十天内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总统有权建议、颁布或否决法律。但总统在否决一法案后，如国民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维持原案，则该法案亦将成为法律。国民议会经三分之一议员提议，并经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有权弹劾违法失职的总统。在被弹劾期间，总统职务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 （洪茂金）

第4版()专栏： 世界青年联欢节将筹备就绪 有一千余青年组织准备参加 本报莫斯科4日电　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筹备委员会3日下午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德尼说：联欢节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有些远方国家的代表团，如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等国的代表团已经启程。这次联欢节受到了世界各国青年的热烈支持。有一千多个青年组织将派代表参加，有许多国家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并且有十七个国际组织表示支持。接着，筹备委员会报告了欧、非、中、近东、美洲各国的准备情况。 准备工作在法国进行得非常热烈。法国代表团将包括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政治观点的各方面青年。法国代表团将举行艺术展览。有七十个不同画派的艺术家献出自己的作品。意大利将派出一个很大的艺术团，其中包括青年歌唱家和舞蹈演员。在埃及报名参加联欢节的人非常多，最后决定选派六百五十名代表。他们不只要参加联欢节的各种体育和文艺比赛，也将演出自己的民族艺术。埃及青年民间歌舞团将由著名的歌舞家聂曼·阿得芙率领，联欢节后这个歌舞团将到中国访问。黎巴嫩、叙利亚的代表也已经选出。 拉丁美洲将派出八百五十名代表到莫斯科。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参加联欢节的工作多方阻挠。但是智利、巴西、墨西哥都将有一些代表到来。

第4版()专栏：英国通讯 密特兰一周 五、友谊的种子是到处可以播种的 在伯明翰和考文垂，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周。以前，这两个城市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印在英国地图上的两个小黑点；现在，一提到它们，就使我想起漫长的林荫道，高大的厂房，集中在这个地区的几十万产业工人……以及那些热情的英国朋友。 我们曾在伯明翰大学的教授汤姆生家里作过客。汤姆生是研究哲学的，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他曾在北京住过两年，专攻中国语文。在他的书房里，摆满了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墙上，挂着徐悲鸿的“群马图”，和各种民间剪纸；书架上摆着“先秦诸子”等线装书；茶几上放着泥塑的人像……。他的朋友把这间书房称为“伯明翰的中国博物馆”。我们看到汤姆生教授是怎样刻苦学习中文的：在几只抽屉里，保存着上千张的卡片，一面写着方块字，一面写着拉丁化的拼音和英语注解。在他的休息室里，我们又听到了梅兰芳的“宇宙锋”和越剧“楼台会”的唱片。汤姆生还特地从衣柜里取出一套褪了色的蓝布制服给我们看。那是他在北京时的服装，至今还保持着作着纪念。 我们参加过伯明翰一个基层工会组织的会员大会。会议是在酒吧间的楼上开的，有些人随手带来一杯啤酒，边喝边谈。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也可以随意地中途退席。不管这种开会的方式同我国工会的开会方式多么不同，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去了解英国普通工人的感情和生活。一个早已退休了的老矿工，掏出自己的会员证给我们看，表明他是按时交纳会费的好会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会议主席把我们介绍给大家时，那些长满了硬茧的双手，使劲地鼓掌。无数双眼睛闪烁着热情的火花。我们互相凝视着，比谈一百句话、一千句话更加亲切。 考文垂一个有地位的实业家，建议我们去拜访市长。他说，只要说一声我们是他的朋友，是他介绍去的，市长便不会不接待。我们虽然感谢这位实业家的好意，但是没有去拜访市长。我们宁愿把时间消磨在同几位工党市议员和工会工作者的会面上。工党市议员罗伯斯，带来一本精致的中国画册，要我们在上面签名留念。他和他的同伴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让考文垂市同中国的某一个工业城市成为朋友，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 克拉克夫人（伯明翰和平委员会的秘书）和拉琪小姐（伯明翰英国工党地方组织的副主席），是我们在密特兰认识得最早的英国朋友。她们热心地为我们安排参观的日程，尽量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东西，多接触一些人。她们都访问过中国，一见了中国朋友特别感到亲切，好像早在北京就见过面。她们常常举行报告会，讲述她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就在我们访问伯明翰期间，克拉克夫人又举行了一个报告会，向当地的宗教界妇女介绍中国妇女的生活。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丑化了的“中国人”的形像：拖着条细长的辫子，像麻雀一样发出嘁嘁喳喳的声音……。想起了这些，使我们更加感谢克拉克夫人。侮辱另一个民族，决不能证明自己的“文明”，也阻拦不了人民和人民间的信任。 在伯明翰的最后一天，我们成了泰勒先生的客人，在他家里度过了英国人通常所说的“周末”——星期六。泰勒是伯明翰宗教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他没有同我们谈论应不应该禁止原子武器问题，应不应该裁减军备问题，而只是坐在客厅里喝着不放糖的中国茶，介绍他自己怎样爱好打“板球”，带我们去参观附近居民区的住宅。这种谈论家常，使得我们互相更加了解，更加珍惜和平。 同这些善良、诚挚的英国朋友接触，使我们在异国感到一种温暖的友情。不需要客套，甚至不需要介绍自己的姓名和职业，只要说一声“我们是中国人”，对方就马上给你最热诚的接待，倾谈一切。 在密特兰的访问，使我们更加相信：世界是这么广阔，到处都可以播种友谊的种子……。 （全文完） 本报记者　潘非

第5版()专栏： 大学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王亚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大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为了说明的方便，我的谈话分作以下几点： 从厦门到北京途中一直想到的问题 我在厦门大学担任行政工作。当我这次来北京开会，刚要动身的时候，一位负责政治课的教师告知我，有一些学生在酝酿反对政治课考试。提出的理由是：政治课原应改为在自愿基础上选修的课程，目前政治课问题很多，考试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措词颇激烈，并要求通过广播台广播他们号召大家一齐来反对考试的意见。我因仓促就道，临时提了这几点看法，要他劝告学生，并提请学校党委考虑处理： 1．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领导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建设，要共产党领导，就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大学生是被培养出来充当国家建设干部的。他们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懂得我们为什么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更不会懂得他们自己是受人民委托，为服务人民而学习。大学里的政治课，是我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大学生要他们在目前学习中，在今后工作中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动力，就一定要把政治课当作非学习不可的课程。 2．目前政治课方面，无疑存在着不少问题：教学内容，教学质量，教学门类，都有值得商讨的余地。党中央及高等教育有关领导部门，正在考虑逐步解决和改进。但所有发生在政治课方面的问题，也都在不同程度发生在基础课乃至专业课方面，那不应当成为我们青年学生对政治课学习抱着否定态度的根据。 3．当然，认为学习政治课没有多大意义，因而对于正在学习中的政治课，提出不考试的要求，这种学生，也许不是很多，但即使有不少学生，甚至有大部分学生受其宣传鼓动，也必须坚持非考不可的原则。事关国家政令、学校纪律，不能作无原则的迁就。 在我把这几点意见提出而离开学校以后，一路不时想到这个问题。在全国正在大放大鸣的气氛中，我并不怎么担心学校竟会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什么乱子，而所放心不下的，宁在于学生即使勉强接受劝告考试了，他们有些人不重视政治课，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并没有好好得到解决。为什么呢？因为： 学生不重视政治课并非偶然发生的 在解放后，特别在解放最初四、五年间，一般大学生对于政治课，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非常认真学习的。大家把政治课考差了，看作是很不光彩的事。对于抗美援朝、土改、三反五反一类社会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踊跃参加，因而他们在服从国家需要、担任困难工作等方面表现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品质，也大大提高了。但最近一年多以来，尽管学校仍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还保持着相当重视政治课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倾向，但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那种思想动态，已因校内外愈来愈大的精神压力，而感到难于勉强维持了。 我们知道，青年学生的感染性和可塑性是相当大的。当校内外充满了政治变革气氛；学校的教师，特别是那些对他们有威望的教师，也都认真学习政治，积极参加政治及教育改革活动，有的人并还通过夜大学系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那对于大学生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显然具有决定的影响。但当情形不是这样的时候，相反的影响，也就很快要跟着表现出来。一九五六年原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一年。党中央预见到顺利完成那种社会大转变，紧接着就要提出加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要求，于是就对进一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作了种种努力，就对全国文教科技界提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而为了增强这一措施的积极效果，同时并还广泛宣扬艺术科学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本来丝毫也没有减弱政治思想教育的意图，但也许因此把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地导向业务方面或科学研究方面了，以致在教师中，甚至在一般青年教师中，很快就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考虑，以为学习政治，成了专精业务的绊脚石；马列主义夜大学愈来愈像成为大家的思想负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像愈来愈没有什么好学了，有关工会活动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人想搞了；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师，在找寻这样那样的口实打退堂鼓了；有的人并还多方要求少教课或不教课，以便让他们有更多时间钻研出一个什么一鸣惊人的名堂来；政治课的教师以及搞党团工作的干部，也似变得劲头不大了。这情况，这环境，对于学生学习政治课，已够不利了。适会高等教育部根据百家争鸣方针，提示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先进教学制度的同时，也不妨适当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并强调改变学生刻板生活，于是，依照事物内部的逻辑发展联系或连锁反应，忽视纪律组织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很快就感到教学计划对于教者学者都是一个拘束；学习俄文的热潮也不那么高了；对于有些人说来，英美的科学和教育制度，当然更合味口；在他们心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是什么指导思想，一降而为只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再降而为纯系过了时的“教条”了。这一切，不正好说明有些学生对政治课抱有反感，反对政治课考试，无非是当前大学中存在的一系列偏差问题中的连锁反应的一个环节。那些问题（不论是把政治和业务对立来看，是把学习苏联和学习英美等同来看，抑是把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马列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某个派系的理论看得没有差别）对于有的人来说，也许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而在多数人，却只不过是一时认识不清，出于盲从的结果。但无论从那方面说来，加强大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都证明是刻不容缓的，虽然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其中的道理。 进一步分析大学中的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 是的，现在已有个别高级知识分子，昌言反对思想改造，并还在论坛上引起了有些人的共鸣。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活到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的思想，已经不自觉地，或自我适应地改造过了好几次。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大家恐怕满脑子还是封建思想；到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占了上风，同时有些人还被灌输了一些在当时有些危险的社会主义思想；临到五十年代，危险思想不危险了，大家或者还自觉地感到，多吸收一点也不妨或有必要了，所以，那怕是在口头上非常反对思想改造的人，或者决意要保持“清高”令誉和“硬骨头”风格的人，也实在无法阻止他们自己的“日日新，又日新”的倾向。因为人有所思想，究不能不有思想的原料或环境，思想的原料改变了，环境改变了，他就不能不跟着想一些新的东西了。过去人民非常穷困，社会风习非常坏，到处匪盗如毛，受教育的人很少，不讲卫生，各种疫疠流行，生活不下去的劳动人民，不时挺而走险，有了这样一些思想的原料，所以当时在国内主张“好人政治”的胡适其人，便慨然叹息于“贫、病、愚、弱、顽”、“五鬼闹中华”；而和他一样有些自惭是中国人的高等华人们，一见到洋大人在全国各地横行阔步，气派十足，同时又痛心疾首于本国人民都不争气，自然会成为种族优劣论的拥护者。我们试想想吧！解放以前，诸如此类的不利于人民革命事业，不利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学说理论，该有多少啊！现在不都无意地收敛起来，或潜移默化地在改变么？对于社会来讲，我们个人的潇洒出尘的，遗世而独立的“自由”，总是太有限制的。在目前，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主义的建设，已把我们社会的本质和整个面貌全改变过来了，谁要想原封不动地保留住过去的念头和想法，生活在旧的观念世界中，怕不怎么容易吧。不管谁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我们大家在一定程度上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太健忘的话，甚且还像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者”哩！ 不过，当我们说，环境改变了，社会性质和面貌改变了，任谁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自发地改变或改造他的思想的时候，那只能看作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利条件，决不能看为是我们无妨放松政治思想教育的什么理由。因为就我们大学说，我们还有这许多应当加强加速思想改造的特点： 1．人们的思想，一般总是落后于现实的。而要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建设工作，又要求作领导工作的干部的思想至少能跟上现实，或者不太落后于现实。大学是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场所，在我们文化技术落后的国家，由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更迫切需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以便带动大家一同前进，因此，以各种方式加强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万分必要的。 2．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不仅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也不同于以往各种私有社会的不同所有形态的改变，而是由私有社会到公有社会的大转变。因此，我们所遭遇的阶级反抗，就不限于来自资产阶级，以往一切阶级社会有关私有权或特权的遗制遗习和残余思想，都要成为我们前进的阻力。要想用几年的改革改造工作，完全根除几百年的剥削制度特别是剥削思想，那显然是非常不够的。而况我们社会的翻天复地的大变化，惟有在农村中看得比较明白，到了只采用和平方式改造的都市，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在一般都设置在大都市或中等都市中的大学里面，由于贯彻了有关知识分子的多方照顾政策，变革气氛自然更要稀薄一些，有些人指责大学是逃避社会革命斗争的防空洞，那并不是全无根据的话。 3．今日大学中的教师，无疑有绝大部分是过去官僚、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就是今日的大学生，真正是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贫苦农民家庭的，也实在有限得很。这样出身的一般人，没有通过火热的革命斗争锻炼，一向生活在上述那种性质的大都市或中等都市的大学里，而所从事的教与学的工作，又多少甚或大大地和社会实际生活保持着距离。这一来，我们的社会或国家，尽管对大学、对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对大学生，有着非常殷切的期待，但一般地说，我们大学中人的种种自由散漫表现，由于有些脱离实际，更加严重地脱离工农群众，遂不期然而然的被少数野心的政客、学者看作是他们撒播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种子的大好园地。这是我们大学中人应当引为耻辱，引为殷鉴的。 4．熟习大学实况的人，都清楚我们今日大学中几乎是愈来愈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大家对国家似乎要求得过多过苛了一些，而对自己又似乎要求得太不够了一些，这表现在有关日常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家庭照顾，疾病照顾等方面的斤斤计较上，就大学生方面讲，他们有所要求，大概从自己愿望出发的多，从国家具体条件和需要出发的少。每年度应届毕业生所填的分配工作志愿表，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情况；而且从解放后历年来的一般趋势看来，他们的那种倾向，不是愈来愈减弱，而是愈来愈加强，愈来愈露骨了。在享受公费医疗等方面，力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合理待遇，而在工作分配上则强烈要求资本主义的自由选择。就我所服务的大学的全部应届毕业生的志愿讲，大家几乎近似不约而同地要求在大城市、大机关、大的科学研究机关和大学中工作，怕到小城市，怕到边远地区，怕到农村，怕到不清洁的厂矿，怕当中学教师，甚至去当专科学院的助教，也认为是大材小用，耽误了前途——这倾向，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么？！ 如何加强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当然，我在上面指出的这种趋势，也许在全国各大学各高等学校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或者是颇不平衡的；并且，解放以来，我们全国的大学教育工作者、学生，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结合各种改革运动，也大大地改造了自己，并也辛勤努力地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和教学改革工作，说我们高等学校几年来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没有很大的改进，那决不是事实。而我在这里所不能己于言的，乃在我们新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太殷切，因而要求也就不能不稍高一些，而由于上述的大学教育的特点，一年多来逐渐滋长的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倾向，实在需要我们有足够的重视。我认为，扭转这种偏向的重要关键，是在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以往在这方面是做得太不够的。如何加强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各个发生的历史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和做法，而目前迫切需要采行的补偏救弊途径，我以为应从以次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学校党委需要更加重视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但我不同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讲法，以为党委在学校里只望要管社会活动和政治思想教育，而把人事、财务及科学教学工作，委之于所谓学术委员会，这样就无异削弱或缩小党在学校的领导范围，把党委通过方针政策来进行全面领导的首要任务给取消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但从学校党的工作性质出发，从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出发，以往党在学校的领导工作，确是没有把全校教职员工甚且没有把党团员的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对学校一般事务管得太多，抓得太滥，就一定要失去领导核心，降低领导质量。在过渡期间，学校任务成堆，工作打滚，为了完成任务，推进工作，这情况也实在难于避免。但长此下去是不行的。如有些人所指责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化，形式化，教条化，是会造成、并且已经造成了不少损害的。 其次，学校党委如其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方面，它就会发现在大学里进行这项工作，要特别注意大学和一般行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不同特点，大学里的群众或知识分子，一般是有相当文化的，是比较能通过文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但是，我们一般的阶级出身是不怎么好的，怎样才能好好地逐渐地改变我们的阶级思想意识呢？我们的教学工作的性质是有些难免脱离实际的，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研究工作更多的联系实际呢？我们在大学里面是不易见到乃至体会到工农劳动群众的疾苦和工作动态的，怎样补救这个缺点，使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为是超在劳动人民之上的特殊人物呢？这是相互有密切的本质联系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应该是学校党委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又其次，对准了上述的大学的特点，或者对准了大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学校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除了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多方灌输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及揭示我们社会的阶级消长变化实况，以提高其政治认识外，似乎还当在如何使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更密切地联系实际，以及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思想、习惯、感情更多地接近劳动人民。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明确方向，也无疑是学校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确定方针。党中央一方面在通过全国性的科学规划，通过教学条件配备及生产实习等方式，以期逐渐端正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同时又在大事宣扬劳动教育，宣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结合，确定高级干部率先从事一定生产劳动，并企图拟制大学生从事一定期间生产劳动办法，以期端正他们脱离劳动群众倾向。方向方针明确了，问题就在如何结合学校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依据教师学生的不同思想情况，定出一些切实有效而又相互配合的做法。学校党委如其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运用学校群众或各种组织的智慧，我看一切有效的具体办法，都会紧随着党的号召而发现出来的。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在一日千里地向前猛进，同时，党中央及毛主席结合着那种改造建设实践不绝提出的新的理论，又在不绝启迪我们，感召我们，教导我们，尽管我们大学的教师乃至学生的家庭成分或阶级关系，和工农劳动人民有一定距离，但我们都是精神劳动者，或将要成为精神劳动者，我们一般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社会主义，并衷心维护党的领导的。有了这许多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党、学校的党委加强领导，今后更好的依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说服教育方法，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相信，我们大学的教师和同学，是一定会给予以热烈的拥护和支持的。 我的不成熟意见，希望得到诸位代表的原谅和教正。

第5版()专栏： 喝水不忘挖井人，农民不忘共产党 饶兴礼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我就农业合作化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发表一点意见，最近从报上看到有些人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说“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生活太苦了”等等，不知道这些人说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根据是什么？我想最好还是请他们看看农村里的事实，看看农村这几年发生的变化，我是个农民，解放前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天灾加人祸一言难尽，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收点粮食不够给地主交租，交不起租还得给他白做活，挑水、做饭、抬轿子什么都得干。不管农忙农闲送不完国民党的军差，一出就是几天几夜，很多人忍受不了就假装跛子，骗他打成拐子回去。保甲长派款专找穷人出，派夫抓丁提心吊胆，黄冈县陈东成躲壮丁跑到我们浠水县结果还是捉去了，日本投降跑回来不久，国民党打内战又要抽他，他吓的又偷偷跑回黄冈县，他妈妈到处说他死了，给他做了斋哭了大半年，两年以后直到解放才躲过去了。“不管日子怎样苦，不送军差，不呕气，过个安圆日子就是福”“人爱有钱汉，狗咬破衣人”这就是解放前我们过的辛酸生活。 解放后，农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安圆日子来到了，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地主恶霸，分了田有了田农民还是又喜又愁，喜是分了田，愁是缺少耕牛农具生产困难。一九五二年党又领导我们组织了初级社，生产就越搞越好了，去年转了高级社，社员们劲头更大了，党和政府又给了我们大力支援，领导我们实行了技术改革，因此在高级化的第一年就打了一个大胜仗，和一九五五年比较，社的全年总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六八，稻谷增产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小麦增产百分之三百三十三，棉花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六，油菜增产百分之三十五点四，猪已经达到每户一点一头，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合作社的优越性教育了每个社员，社员说过去不能办的事情现在合作社都能办到了，改良品种、技术改革以前也知道好，但是谁也不敢搞，叫“塘里的月亮看得到，拿不起来”，现在不同了，仅去年籼稻改粳稻，每亩产量就由六百斤提高到八百九十七斤，塘里养鱼过去每亩不过五十斤，去年合作化后实行了混合放养人工喂食产量达到三、四百斤，社里增产、社员们的纯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平均全社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每人由一九五五年的六十九元提高到九十二元，全社有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个个喜笑颜开，过去有谁穿件府绸衣服，叫“茅屋头上安绣球”，现在每个人都有了新衣服，贫农万登安过去冬天盖稻草从来未见过被子，夏天没见过蚊帐，裤子只有一腰，现在有棉衣棉被，还有几件新衣服，以前在插秧割谷时最怕害病，病了一年的生活就完了，农民说不想发财没痛没病就要得，现在用不着担心了，粮食统购统销真是个定心丸，物价稳定农民再也不担心囤积居奇谷贱伤农了。去年统购每人留粮六百二十斤缺粮户一个都没有了，以前姑娘嫁人找个谷接麦，麦接谷的找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了，贫农说合作社办好了就是我们的胜利，办社初有的耽心说“三兄四弟要分家，七娘八老子的人过不了三个夏”，今年谁也不说了。贫农陶兆先入社前年年亏，自叹“命上半升那怕你起五更，命上一升半那怕你睡到几大暗”，一年到底像挖藕一样，挖个淌，填个淌，最后还是个淌。入社后当了生产队长，去年剩下钱今年冬天要盖新房子，全家都穿上了新衣服，他说“困难只有合作社才能解决”，这就是今天我们农民的心里话。 当然由于合作社新办，我们还有不少缺点，社的管理不善，某些地方还有窝工现象，勤俭办社方针贯彻不够财务开支上有些浪费，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主观主义，去年推广中粳时，因为没有经过试验，曾造成减产，但是我们相信再过几年社就越办越有经验了，生产会越来越增加，生活也一定会不断得到改善，“喝水不忘挖井人，农民不忘共产党”，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农民永远跟着共产党。甜言蜜语“替农民说话”的那些先生们请摆一摆看，算算账对比一下，你们替农民做了些什么事，我们农民是只看事实，不听空话的。你们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你们说农民生活苦，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农民问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来领导，要国民党还是要那个来，你们说这些话究竟是居心何在？

第5版()专栏： 右派分子闭着眼睛不看太阳 于开泉用我国电力发展的事实斥右派否认建设成绩的谬论 请允许我就我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的发展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水电站一个接一个建成设备容量五年增长两倍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年来年轻的水力发电建设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一九五三年到目前已完成的新建和改建水电站总设备容量将近五十万瓩（新建水、火电力总设备容量二百万瓩），如果计算到今年年底，亦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新的水电站总容量将达到六十万瓩。其中有东北丰满的改建工程，首都附近的官厅、模式口，四川的狮子滩、上硐，福建的古田，江西的上犹，新疆的乌拉泊，云南的石龙坝，安徽的佛子岭等水电站。这比一九五二年仅有的十七万多瓩的水电站总设备容量增长了二倍多。这些水电站全部是我国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自己设计和施工的，所有的新建水电站都是用国内自制的机器设备来装备的。水力发电机组制造能力已由三千瓩增至一万五千瓩了。现在正在施工的水电站除广东的流溪河、抚顺的大伙房等中型水电站外，还有三门峡、新安江、以礼河等大型和高水头水电站。它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陆续建成。另外还有一批水电站在设计和计划中。电机制造部门正在赶制七万二千五百瓩的大型水轮发电机，设计中的机组容量已超过十万瓩了。从全国水电站生产的电量来看，一九五二年水电站的年发电量为十七亿六千万度。（包括水丰，水火电站总年发电量七十二亿六千万度），但今年年底的水电站年发电量将会达到四十五亿度（包括水丰，水火电站总年发电量一百八十八亿六千万度）。这些电能是用水力来生产的，成本很低，比火电站生产四十五亿电能每年可节省一亿多元，同时水电站因有大蓄水库，还具有防洪灌溉等效益。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在国民党统治的几十年内，除东北外，中国的水电站总共还不到一万瓩。我自一九三八年从事水电工作，到一九五三年的十五年间，只参加了一个丰满水电站的建设，但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的短短三年中，参加了不下二十余个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党能领导我们建设出更多的水电站，我所感到的最大幸福是年复一年地看到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地发展。有人在整风中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真是闭着眼睛不看太阳，我坚决不能同意。 现在我想着重谈一下东北地区迫切需要综合利用水库和发展水电建设的问题。 这次视察中，我就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洪水灾害和东北工业用电发展远景以及今后如何合理地安排大型综合利用水库和水电站建设的问题，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并作了一些研究（详见视察报告）。又参加了六月份松花江流域规划的空中视察工作。我感到下列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修建红石砬子水电站根除吉黑两省水灾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去年曾受到松花江的洪水灾害，粮食减产。有人以为这是由于丰满水库放水所造成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相反的，由于丰满水库起了一定的调洪作用，减轻了水灾。但是要根本解决洪水问题，正如这次松花江流域规划会议的防洪措施所指出的，在远景中必须在嫩江的主支流，拉法河、饮马河、第二松花江等修建十余个蓄洪水库和在松花江本支流上修建大量堤防，并在嫩江流域的低洼地区开辟若干分洪区，才能有效地消除特大洪水对下游的危害。由此可见这个庞大的任务要求丰满水库单独负担，是决不可能的。为了迅速地有效地减小第二松花江的洪水流量及满足东北工业用电要求，建议计划部门考虑丰满上游大型综合利用水库——红石砬子水电站的修建问题。 结合农业发展规划 安排电力工业建设 根据吉林、黑龙江两省及沈阳电业管理局提供的资料，东北今后几年内的电力负荷是非常紧张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还缺一百多万瓩的电力设备。因此，必须妥善地考虑电力工业的基本建设，这也就要求同时认真地考虑水火电的投资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安排电力工业这一重工业时，必须结合农业的发展统一考虑。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教导我们“……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东北建设综合水力枢纽除发电外，能直接为农业带来防洪和灌溉的效益减少涝、旱灾害，能利用低廉的水电成本生产农业上大量需用的化学肥料，将更能促进农业上的丰收，因此在结合农业发展的问题上建设水电站要比建设火电站的优越性多。 东北所缺的一百多万瓩电力若单独用火电解决，则每年要耗煤约五百万吨，这样不仅增加国家煤矿建设和铁道运输的投资，而且直接与煤炭生产供应计划发生矛盾。由于火电厂的设备需向国外订货，因而就会增加国家的外汇支出。对于大量用电的工业（如氮肥、电气化学、冶金等）产品的成本也就无法降低。建设水电站却可以排除这些困难。因此，合理地安排水电建设是符合国家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 东北水力资源丰富 可多建设些水电站 过去有人认为火电站每瓩的投资比水电低，资金周转快，因而总是偏重考虑火电。许多国家的水电确是比火电贵得多，但这个结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我国由于地形地质有利、劳动力多等特点，水电投资是很低廉的。根据几年来水电建设的实际统计资料，水电每瓩的投资和同容量的火电站相差不多，有的完全相等。从正确解决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观点出发，即使水电投资较高，也不应单从每瓩投资多少这一个观点出发，还应考虑到电能成本，根据投资的经济效果，抵偿年限和国家长远利益来研究确定。根据计算，水电站的发电成本仅等于火电站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水电站建设时多花的投资大约在投入运行后三年左右便可从节省的运行费用中收回。一个水电站要运转几十年，这是合算的。计划部门的同志从国家目前投资能力出发尽快地满足负荷要求，考虑多建设一些火电站也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因为国内还没有自己的资料可供研究，对水电发展是考虑不够的。 东北地区需要大力发展水电，同样也必须建设火电。具有水火电站的动力系统已经证明只有在多数水火电站并列运行的动力系统才能获得最经济而可靠的电源，才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最大限度地发挥水火电站的特点。对于东北这一具体地区，更多的强调建设水电的必要性，是由于它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根据动力资源分布情况，应该说系统变成“水主火从”的形势才是最经济合理的。 东北各河流的水力资源中，具有每瓩投资低的优点，和综合利用效果，而且已掌握了一定设计资料的开发对象，目前就有浑江上的桓仁、沙尖子，鸭绿江上的云峰，第二松花江上的红石砬子等大型和一些中小型水电站，这可供国家计划部门参考，希望进行研究，考虑将其中的二个或三个水电站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 附带建议计划部门深入地研究综合利用工程的投资分摊和水电站投资的抵偿年限问题。一个水电站的水库具有综合利用效益，也常因综合利用要求而修建，又如水电站施工所需的铁路也常为其他工业部门所需，因此其投资应按综合效益大小由有关部门共同担负，不宜全部由电站建设部门承担，以加大水电站的每瓩投资数。 水电建设在我国还可说是一个新的事业，新生的事物特别需要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希望国家计划部门以及人事部门对于水电事业给予足够的支持。 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还请考虑研究。

第6版()专栏： 从右派的进攻看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改造 李达的发言 自从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同盟感到非常兴奋，认为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他们为了使民盟发挥监督的作用，为了长期共存的“万岁”基业，就计划着要大量地发展盟员，加强民盟的政治势力，以便“以组织对组织”。他们发展盟员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要把知识分子包下来，不让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他们要组织几百万人的“知识分子党”，以便向共产党争取领导权。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发表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 章罗同盟为了要把知识分子包下来，首先就要向知识分子做宣传工作，以便拉拢他们。因此，“民盟的两次会鼓励”费孝通“为知识分子说说话”，费孝通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下简称“早春天气”）那篇文章（参看费孝通的“早春前后”）。据说，费孝通那篇文章初稿，曾经分送他的几位盟员同志“研究提意见”，反复修改之后然后发表的。所以这篇文章，不是费孝通个人的抒情之作，而是章罗同盟的一个宣传文件，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费孝通说他的这篇文章“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这确是“杂”文，内容自相矛盾，中心思想不突出，唱的都是反调。文中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他谈到了百家争鸣。他认为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立场”这一关已经过了，剩下来的是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他所说的立场是什么阶级的立场，没有明说。但把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割裂开来，却使人难解。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既然有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却没有那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甚至说“弄不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其二，费孝通对于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因波匈事件引起波动，认为“一方面这是好的”，同时却又认为这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消极因素的表现。他好像很惋惜：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像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那样，在中国搞一次匈牙利事件。否则，他为什么批评我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呢？费孝通这种推测，显然是大错而特错。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党的领导下，都在发挥着巨大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着，他们和那些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截然相反的。我国的社会条件也决没有演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费孝通那个批评，可说是对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一种污蔑。 “早春天气”还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它的中心思想着重表明：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七年三月为止，是知识分子的严冬天气。这好像是说，在这段期间内，我国知识分子过着“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好容易才盼到了“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这完全是反调。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从全国解放之日起，已经是知识分子的明朗的春天，现在已经是“不平凡的春天”了。费孝通的恶意宣传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五大运动与三大改造的关系，如果没有五大运动就不能实现三大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五大运动之一，成绩是很显著的。人们只要把黑色眼镜取下，就可以看到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右派知识分子除外）散布在工厂、矿山、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工作岗位上，都积极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着。他们的进步是很显著的。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正在努力学习着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单就学校里的知识分子说，绝大多数人都积极地完成着自己的教学任务，并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已经为祖国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高级和中级的建设干部。他们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决不像右派分子那样有“乍暖还寒”，弱不禁风之感。 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并不符合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而只是表达他“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费孝通的那些老朋友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心情究竟怎样？潘大逵在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上说，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大约有十人左右，费孝通也在其内。并说：“这些人都是解放后对工作和地位的安排不满意的。”费孝通自己揭露罗隆基的右派面目时，也说：“罗隆基认为‘正派’的知识分子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那些人，凡是进步的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罗隆基最讨厌进步分子，认为他们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的人物。他认为那些思想落后的人是有本事的。他要他们：‘不必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不要‘妄自菲薄’，要他们‘各凭本事，各显神通’。”“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罗隆基的右派面目如此，而费孝通则承认自己“有些思想和罗隆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早春天气”只道出了这一些人的心情：他们在解放后的地位不是那么特别的高，党对他们没有特别重视，因而对党心怀不满；他们口头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而心坎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都是两面性的人物。 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吐露了他写“早春天气”的动机。他认为“百家争鸣”揭开了第一个“盖子”，“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的内部矛盾突出了”。党对那些知识分子还在施加压力，所以他主张要“互相监督”来揭“第二个盖子”。他说：“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党若再不特别重视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特别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就要“冲开”盖子，大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这就是费孝通写“早春天气”的动机。 我们可以说，“早春天气”的发表，是右派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早春前后”的发表，已是所谓“春暖花开时节”，毒草也滋长起来了。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五步曲 中国共产党宣告整风了，党欢迎党外人士多提意见，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这时候，费孝通期待着要“互相监督”来揭的“第二个盖子”终于揭开了，认为“知识分子（右派的——引者）对政治的积极性”要“发扬”了，认为他们就要“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要大鸣大放，向着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了。章罗同盟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把积蓄已久的政治阴谋公开向共产党摊牌了。他们作了很多布置，要制造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一方面，授给各地民盟右派分子十点“指示”，要盟员“大胆的鸣，带头的争，要到处点火”，各地的右派盟员都照着做了。湖北民盟主任委员马哲民干得很出色，他要求民盟在整风中争取主动，发挥独立性，抢在共产党的前面，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夹击战术，要起带头作用，要单干，并且搞起了自己的整风办公室。另一方面，由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派出记者分赴各大城市，联系他们所要联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对党不满的知识分子，组织座谈会，搞出了几十万字座谈记录，把一些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论加以渲染，突出地“揭露”出来。像这样，右派盟员“到处点火”，说党的坏话；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尽量登载破坏性的报道，人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尽是诋毁党和辱骂党的消息。同时，章罗同盟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公开向党摊牌，接着民建和民革的一些右派分子也和章罗同盟共鸣，唱起反调来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企图，就是要撕毁他们曾经举手通过的宪法，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运动，采取了下列的五步曲，他们的理论是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一律当作教条主义来反掉。 第一步，揭露缺点，否定成绩。他们把“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的提法说成是教条主义。他们尽量揭露缺点，抹煞成绩，企图把共产党说成漆黑一团，把党的绝对优势说成是党的绝对劣势，说党是法西斯，使党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威信，这样来破坏党群团结，破坏全国人民的团结。 第二步，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说：“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党又是“和尚团体”（储安平）；“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物”，“三大主义的根源是党委制”（马哲民）；“取消学校党委制”由占多数的民主党派教师来领导学校（陈铭枢、章伯钧）；“折党之角，批党之鳞”（杨玉清）。他们主张各民主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储安平），取消党的领导，由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 第三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是教条主义”（马哲民）；“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陈新桂）；“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个上议院”（章伯钧）；“设立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设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他们要搞资产阶级民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资本家和工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主张定息是剥削，主张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的人一律称为教条主义者（章乃器）。“公私合营企业应撤出公方代表，交由私方资本家去经营”（董少臣）。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他们主张搞“好”的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五步，破坏中苏友谊。他们说：“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解放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龙云）。还有人说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是干涉内政。他们是这样地污蔑苏联、破坏中苏的团结的。 以上是几个民主党派右派头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显然是违反宪法，动摇国本的。 右派头子们的猖狂进攻的阵势，广大人民群众是用愤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但还暂时忍耐着，让他们再多多地猖狂一个时候。可是各地区右派学生受了盟员的煽动，胡闹起来了，多数中派学生暂时迷失方向，曾经跟着走了几步，但不久就识破右派学生的面貌，赶快回头了。正在这个时候，章罗同盟认为火势已经蔓延，天下已经大乱，共产党快要完蛋，他们在密室策划，准备向党讨价还价，由他们来收拾时局了。 “鸣”而不“争”，则是非不明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规律。正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左派学生说话了。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了。现在，全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右派分子孤立了。各民主党派也都已宣布整风，整右派分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右派分子却要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使中国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去，这是全国人民誓死反对的。像这样带全国性的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必然要坚决彻底进行下去的。右派先生们！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老实实地坦白出你们的政治阴谋，死心蹋地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条是：继续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右派分子常说，鸣放政策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话不对，既然是敌，诱歼可也，若果非敌，何诱之有。又有人说，我早已说过，百家争鸣，“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见“早春天气”）。这话也不对。“早春天气”一文，明明是讽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东西，和劳动人民没有共同语言，人民日报却给发表了。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不灵，而是贯彻鸣放的方针。至于加入章罗同盟的人，那是又当别论了。又有人说，“放”、“收”、“整”是三部曲，现在反右派正是“收”和“整”。这话是荒谬的。有“放”有“鸣”，必然有争，“鸣”而不“争”，是非不明。有批评必有反批评，反批评并不是“收”，而是“争”。反右派的斗争是“整”，是“整”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们。这个斗争是要进行到底的。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们深切地感到，知识分子如果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改造。我们已经进到社会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进行着思想改造，要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工人，难道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不改造了么？在新社会中，将来只有三种人，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果不依靠工农，不为工农服务，不但一事无成，并且也决无出路，这难道还不明白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立场问题，即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费孝通所说经过思想改造一关，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所说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不是工人阶级立场，这可以从他最近的言论里判明的。他现在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右派怎能和右派划清界限呢？若说，他过去由于“立场不稳”，由于“温情主义”，这种辩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必须经过严重的、艰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决不是立谈之间可以转变过来的。毛泽东主席说：“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艺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成长起来。可是右派知识分子歪曲了这个政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是指导思想，并且是可以批判的了。他们虽然很少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利用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实下，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前面已经说到的。右派分子这样的言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学生中起了极坏的影响。最近一个时期，学生中有一种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倾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那么行时了。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特别是那些右派学生，把学校所教的政治课都叫做教条主义，把政治课的教师叫做教条主义者。他们在学校中宣传政治课没有学习的必要，时事政治报告没有听取的必要；学术与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爱因斯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可是右派学生们却还是留心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他们把修正主义者对于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看法，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结合自己的资本家、地主或富农的家庭情况，居然也能搞出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来，在学校中高唱反调，并且也还能暂时地迷惑一些中派学生跟着他们走。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们很快地接受了右派分子的反动宣传，在许多高等学校中带头搞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鸣大放的风潮。这一切都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宣传修正主义的后果。 “从最近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学校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在过去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自愿的原则，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去教师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但是这次整风运动证明，要使教师们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具备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自己的劳动观点，逐步地同工农打成一片。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教师要针对着学生的思想情况，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过去有脱离实际的缺点，今后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几年来，学校的政治教师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后他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发挥更大的力量。”（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　＊　＊ 各位代表：我有一个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大家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全体起立举手一致通过，然后颁布的。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公然敢于破坏我们的宪法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拥护我们的宪法，我们要和那些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第6版()专栏： 一个工商业者的切身经历和体会 刘国钧谈工商业改造的五个问题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近两个月来，国内的右派分子，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妄图抹煞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发展生产和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的成就。现在，我想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谈以下几个问题。 公股代表领导生产是必要的，有成绩的 第一，解放后生产是有发展的，公股代表领导生产是必要的、有成绩的。我是江苏省的一个工商业者。解放前，沿海地区是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主要市场；江苏省蒙受帝国主义商品倾销侵略的祸害，更是创巨痛深。当时帝国主义不仅在我国倾销商品，并输出资本，在我国设立工厂，利用我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剥削我国人民，窒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操纵汇兑，根据他们的利益，随时提高或压低汇率。这样就等于扼住了我国工商业的咽喉，整个的控制了我国的工商业。因此，在解放以前，江苏的工商业一直没有抬得起头来，而且由于各种交易所投机市场的影响，早晚市价不同，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正直的、爱国的工商业者一方面固然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又莫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地担心着自己事业的命运。幸而投着机的，往往悖入者悖出，得利不长而又失利。至于不幸因经营工商业失败而倾家荡产的，更是司空见惯，有的甚至上吊、投江自杀。这些惨痛景况，我们记忆犹新。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当时江苏的工商业还比较发达、而纺织业的纱锭还发展得比别处多呢？是的，解放前在江苏经营纺织业是最为有利的事业。但即以纺织业为例，解放前江苏省和上海的纱厂，除去帝国主义投资开设的不谈，中国人投资开设的纱厂大多数是亏本的，有的甚至亏到资产不能抵偿债务。据粗略计算，在全部纱厂中，曾经有出卖的或将老股打折扣重行改组招收新股的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纱厂尚且如此，其他工商业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解放以后和解放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首先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工商业者摆脱了商品倾销这一致命的祸害，能够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专心致志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国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企业在公股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劳动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产量增加、成本降低，成绩是异常显著的。江苏全省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一九四九年为十亿五千万元，一九五六年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二点二倍，即三十三亿九千万元。一九五六年是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一年，工业总产值较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之多。如再以纺织工业为例，纺织工业虽然是轻工业，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但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是很大的。一九四九年江苏全省纺织工业总产值为五亿四千万元，一九五六年较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六倍，即十三亿七千万元，较一九五五年即全行业公私合营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这些事例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全行业合营以后公股代表对企业的领导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因此，近来右派分子竟要在合营企业中撤出公股代表，以抗拒党的领导，这种意见显然是异常荒谬的。 公私共事关系逐步改善和走向正常 第二，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私营工商业者在私营时都有经营管理企业的一套办法。但这一套办法中多数是片面的为资方牟取利润，有很多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产供销实际情况的。因此，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业务经验和才能，就首先要真诚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学习社会主义新的一套经营管理办法，其前提是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服从工人阶级的监督。而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在企业里，私方人员不论是担任正职或副职，服从公方代表领导这一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否则，所谓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以我所知，公私双方如能推诚相处，有问题提出来协商研究，根据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生产发展这一总的原则，该争论的要争论，该让步的要让步，一切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就江苏来说，无锡、常州、南通等市较大工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虽然不是毫无问题，但基本上是正常的。这是因为大企业所占经济比重较大，领导上关心和帮助多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选择得要更高些，私方人员受教育的机会也多些。至于中、小企业公私共事问题，因面广人多，其实际困难也多，在公方代表的人选上未能完全满足需要，因而比较差一些。但是，中、小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是能够而事实上也是在逐步改善和走向正常的。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可否认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在解放以前饱经忧患，遭受过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残，因而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又留恋旧的制度，有浓厚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思想，习惯于投机倒把、尔虞我诈等一套老的经营办法，因而又有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方面。虽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在解放八年来是有变化的。一般的讲，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帮助和采取了一系列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措施，特别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是有发展的，消极因素是在逐步减少的。但是，资产阶级依然存在着两面性却是不可否认的。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实际上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要改造了。他妄图以此讨好工商界，在工商界和党及政府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散布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这正是章乃器和他少数伙伴们资产阶级消极因素的发挥。就这一事件本身已经证明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的论点是如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无稽之谈了。 大成公司股东收取定息两年半可以收回股本 第四，关于赎买政策和定息问题。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李康年先生曾经建议支付定息二十年。以后经过各方面的批判，李先生已自动撤回这一建议了。但是这也反映了少数工商业者的一种思想状态，也可以算作是消极一面因素的反映吧！对于章乃器、李康年这一错误见解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了很多，我不想多讲。我还是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我所经营的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是以五十万元资本起家的。解放前，股本为二百二十五万元。清产核资后，按二百二十五万元的八倍计算，股本为一千八百万元。现在大成公司股东每年可收定息九十万元，在两年半之中，即可收回二百二十五万元的股本了。而类似这种情况的并不止大成一家。我们晓得，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剥削得来的，定息是从资本与清产核资后所取得的股权而来的，是子从母出的，当然是一种剥削。政府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不是和资本家做买卖。我们对做买卖是很熟悉的，解放前报纸上天天有出盘和受盘的广告，盘出厂店的资方多是拍拍屁股出门，其次像出卖房地产，还要写个绝卖据，说明产业出卖后与卖主永远无涉。我们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化为公有，即变为全民所有，我们自己和子孙都还有份在内，我们没有拍拍屁股出门，相反的政府对私方人员都作了适当安排，有些工厂、商店在合营前无利可得，甚至一向亏本，现在照样可以拿到五厘定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可大大提高了，我们正在期望着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和我们自己乃至我们的子孙切身利益攸关，这生产资料不是和我们无涉，这就证明了不是买卖问题。退一步讲，就假设是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做买卖罢，像我上面讲的大成公司以及类似大成公司这样工商业者的情况，我们所拿到的七年定息，不仅包括了全部解放前剥削而来的股本，而且还包含着很大一部分解放后党领导工人阶级辛勤劳动的成果。工商业者的算盘都是精明的，以前听到一律定息五厘以及期限七年的时候，大家都喜出望外，只有提前放弃定息的思想准备，那有延长期限的要求呢。至于少数困难股东依靠定息收入维持生活的，中央已经提出可以拖个尾巴，延长定息时间，这种额外照顾当然更是完善了。 思想改造是艰苦的需要洗心涤腑、脱胎换骨 第五，关于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既然还存在两面性，还有消极的一面，当然就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我以为，由于国家对资产阶级和实职人员都已作了适当安排，因而对于资产阶级特别是中上业户来说，其前途、得失，主要的已不在于定息收入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如何加强自我学习和改造，以更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思想改造的过程是艰苦曲折的，我自己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出身清寒，参加劳动生产和企业管理五十余年。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变，自己的思想也有了改变，形成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对于自己创业时的勤俭朴素、含苦茹辛耿耿难忘，总以为做生意是将本求利，办工厂是抵制倾销，在解放初期时，骤然听说工商业者赚钱是剥削还很不服气。后来经过党和工人阶级的不断教育，通过自己的思想斗争，我在事实面前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看到自己企业在解放前后所起的变化，许多以前我梦寐以求的和不敢想像的事情都办到了。我爱我的事业，我看到我的事业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飞速的发展，因而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发生了感情。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是要革掉我的私有财产，这又不能不使我心悸，直到我所经营管理的企业公私合营以前，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时起时伏，有时甚至蠢蠢欲动，产生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情绪。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个和我一起自动离家就业的同乡叙旧，当时他学做工，我学经商。现在，他乃是一个退休的老年工人，而我却是一个资本家了。解放后，他虽不能做工，由儿媳在厂做工供养他，但他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且有一个儿子已在大学毕业，他谈到现在的生活，谈到美好的远景，心情异常开朗和愉快。而我闷坐一旁，内心感到不安和惭愧。我想：我和他一样是赤手空拳离开家乡的，解放前，他不勤俭朴素、未含苦茹辛吗？不是，但他的生活比我苦，是因为我们资本家剥削了他们的劳动财富，这样的制度合理吗？我现在生活还是比他好得很多，为什么我还要留恋那不合理的制度呢？那次的谈话给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我深深感觉到思想改造是艰苦的，而思想得到了改造、有了提高又是很愉快的。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们的思想改造，必须脱去资本主义胎里带来的毛病，才能换进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因而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不能像演戏一样的改头换面，罩上一套行装就算了事，而是要洗心涤肺、脱胎换骨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着历史的车轮前进，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紧紧地跟着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我的话完了。

第6版()专栏： 事实是对右派分子最有力的驳斥 陈荫南的书面发言谈丰收农业社建社第一年的情况 去年我们安徽省和全国一样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合作化的优越性已经为无数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证明，现在我只谈谈我所联系的合肥市西郊区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些具体材料。 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六百八十八户，三千一百多人，六千三百多亩土地，是一九五五年冬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在这以前，由于土地瘦薄，加上连年受灾，该社是很困难的。成立高级社后，也还是缺乏生产资金，农具、肥料、种子均感不足，有些社员的生活上也有困难。针对以上情况，社的领导干部首先加强了思想工作，教育社员克服困难，勤俭办社。在社员同意下，将第一年应归还社员的耕畜、农具折价款暂不归还；并尽量借用私人房子作仓库，少盖房子，减少开支。因而就节省了不少费用，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生产上，积极的根据当地土质、水利情况，推行了生产改革，选用优良品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如改种的“胜利百号”山芋，每亩收二、三千斤，比本地山芋增产两三倍；栽培的三万一千九百六十亩双季稻，每亩平均产量达四百多斤，也比单季稻增产不少。另外，还开展了养猪、养鱼、养鸭、养鸡、做粉等副业生产，全社共养母猪一百多头，生下的小猪分给社员喂养，平均每户养猪达到三头，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据去年决分算账，全社共收粮食二百八十万斤，比一九五五年增产七十万斤，社员每人分得口粮六百多斤，每个劳动力平均分得二百零二元，每人平均得八十五元。该社中农（约占全社户数的一半左右）除三户收入有所下降外，大多数都增加了收入；雇贫农则都增加了收入，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里略举几户为例： 雇农赵余海，解放前一家三口，赵去帮工，老婆带着孩子讨饭。解放后又添了两个孩子，土改时分田九亩五分，但缺耕牛、农具、种子，肥料也不足，每年收入仍不够支出，缺口粮一千多斤，还要借债，一九五三年并押了一部分田。去年在社里做了六千五百个工分，除口粮外净得二百零一元，大孩子进了中学，二孩子也进了小学。再如贫农李长福，一家八口，四个劳动力，过去缺吃少穿，几个人共盖一床破棉絮，去年在社里除分得的口粮外还分得五百九十六元，自己又养猪三头共得一百五十元，合计收入七百四十六元。除了修理房子、农具，归还九十元的债，过年时每人各做一套棉衣、单衣，并买一双胶鞋、球鞋和热水瓶等开支以外，还有余钱，在信用社存款一百八十元。又如刘老奶奶，是一个八十多岁的瞎子，无儿无女，现在由社实行“五保”，按月送粮、草，给油、盐，五月间她生了病，社员还轮流看顾四十多天，平时什么事也都是社里包做。又如熊永生兄弟，是一对丧失父母的孤儿，大的十一岁，小的才九岁，现在都由社包养，大的还进了学校读书，今年春节时社里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买了一双球鞋，社就是他们的温暖的家庭。类似以上事例，在该社还很多。 以上事实说明，如果不是实行了合作化，要想这样迅速的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做到“老有所安，少有所养”，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省也有些右派分子心怀恶意的说“合作社搞糟了”、“三改，改坏了”、“农民生活太苦”等等，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否认生产改革的巨大成绩，否认农民生活的改善，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上述丰收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办社头一年就取得增产、增收的事实，就是对右派分子反动谬论的有力驳斥。

第7版()专栏：　　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杨明轩的发言 几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的情况，证明这个制度是符合我国性质，适宜于我国情况的。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应对它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十分完备，应当继续改进。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特别是这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更加坚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胜利的信心。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一年来的成就与经验，极为有力地批判了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也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奋和鼓舞。现在，我就巩固与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一些意见。 我们宪法上规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几年来，中央和各省、市贯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一般地都每年举行了一次或者几次会议；很多重大事件都曾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并且集中起来作出决定，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统一的意志；人民代表大会一般还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国家机关的各项工作能够及时地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得到改进。由于贯彻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并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了民主，我国广大人民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了，劳动积极性也高涨起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从而向前推进了。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优越的政治制度，它是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拥护的民主制度。 我国人民有真正的民主 在我们人民的国家里，人民有着真正的民主，这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都不相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形式上的民主，虽然他们标榜自由和民主，议会中也有自由争辩，但是他们都是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并且是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为基础的。我们国家的民主，首先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人们的民主。在我们国家里，人民有权力决定国家大事，人民有权力批评和监督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人民也有权力制止那些敌视人民的言论和行为。人民行使这样大的权力，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可能这样做，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是找不到的。但是，右派分子不满意这样的民主，他们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却硬说我们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民主和自由太少了，并且说我们的国家是“党天下”，我认为这完全是诬蔑。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和那些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以外，人民是不会这样抹煞事实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是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利益的，因而共产党最讲民主。民主不是为民主而民主，而是为了通过民主的办法把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成为统一的意志，以便于动员人民群众为着共同的利益一致行动。据我所知，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就曾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政权，实行了民主集中制。虽然当时的环境与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但是共产党却仍然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各级政权都曾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或者参议会的制度，人民通过这些政治组织行使权力。当时，这些组织中有工人、农民的代表，有各民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有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参议会的成员，共产党人也不过三分之一。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权，才促使我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解放直到今天，我们民主的范围更加扩大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制度实行起来了，各民主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都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样，也就更加动员和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前进。由此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与贯彻，正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因此，右派分子的攻击，实际上反映了他们是如何的敌视人民和幻想资产阶级的民主。如果说我国是“党天下”，就意味着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共产党就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这个天下，右派分子自然是不喜欢的。但是，人民是拥护人民民主制度的，人民喜欢这个天下，人民也决不会上右派分子的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人民不会宽容右派分子搞资本主义 在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民主的一个极重要的表现。我们的各项工作，总是会不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因此也就非常必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不断地改正错误和缺点，以推动工作，并且使国家机关经常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去年，我在一些地区视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行情况的时候，发现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基本上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正确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这样，不仅增进了人民的团结，便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也更加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活跃了人民的民主生活。因此，我们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右派分子们不愿意看到人民的民主，因而他们想搞两院制、想各党派轮流执政，实质上是企图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人民群众是决不容许这样做的。右派分子们应当打消梦想、老实交代；不应该再狡猾、诡辩，逃避责任。不然的话，人民是不会宽容你们的。 总之，从几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贯彻的情况来看，证明这个制度是一个符合我国性质、适宜于我国情况的制度。它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应有的效能和作用。因此，今后我们必须巩固与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许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 需要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但是，正如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十分完备，还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与健全。几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执行中，也还有不少的缺点与问题，值得注意。一九五六年的冬天，我曾在广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视察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发现有些县、乡还没有按期召开会议；有些应该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和决定的事项，却由干部会议或者党的会议决定实施了；有些不善于运用民主，好多事情不和群众商量，便主观地做了决定；也有些不够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力，违法乱纪，甚至随便撤换人民代表。所有这些，均程度不同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助长了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以为一方面由于我国人民长期受压迫、被奴役，没有运用民主的习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还不善于根据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进行工作，有些地方还往往沿用战争时期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因而工作中就强调集中多，发扬民主不够。但是，不论那一方面，我觉得都是和领导的不够重视分不开的；事实证明，那里共产党的组织和当地政府重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真贯彻，那里的民主就发扬得好，那里的工作成就也就显著。相反，党和政府的领导不大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容易出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逐步使它更加完备和健全，我建议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都要经常重视国家政治制度的贯彻，并要及时地总结经验，有所改进。对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进行这一方面的思想教育，要培养人民运用民主的习惯，要教育各级工作人员必须奉公守法、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只要这样做了、我相信，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就一定能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加伟大的推动作用。

第7版()专栏： 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抹杀不了的 陈绍宽的发言 我代表福建全省人民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完全同意和诚恳拥护，对于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各位首长的报告，我也表示同意和满意。 我们国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国内、国际各个工作战线上都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从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后，在一年的时间内又取得了更伟大光辉的成就，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跃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巩固和发展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知识分子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鼓舞下，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联盟，更加发挥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周总理访问亚洲、欧洲十一个国家之后，更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加强了和民族主义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国家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以及我国增进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是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关键。不久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伏罗希洛夫主席来我国访问，标志着中苏两国兄弟般友谊的新的重大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起了更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辉煌、巨大的成就，只要不是瞎子，谁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有些人企图抹煞这种成就，说什么成绩主要的是“教条”，以混淆是非，蒙混视听，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 当我们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胜利并正处在新形势发展的时候，毛主席指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是适时的极其需要的，也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一九四二年整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整风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内容，整风最高目的是团结全国人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一个巨大力量，这样一来就更可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想这次整风一定会同上一次整风一样取得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指示中规定了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主席指示中更指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大家都晓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那些右派分子诬蔑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极端荒谬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等等，都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我相信我们全国人民一定更加紧密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提高自己的思想，投入整风运动，我们的言行就不会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希望右派分子幡然悔悟，赶快把错误思想转变过来，抗拒改造，必将自绝于人民。 福建农民生产情绪非常高涨 我是从福建来的，请让我谈一点福建的情况。福建是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以备投入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一个月才开过，这次会议更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踊跃提出意见，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来帮助党推行整风运动。本省一年来在各个工作战线上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执行国家计划，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省厂矿掀起了生产高潮，总产值比前年增长很多。农业生产去年创造了本省历史上最高的粮食丰产记录，去年全国范围内有十几个县市粮食产量达到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十二年的生产指标，福建龙溪县就是列在第一位，并且龙溪、海澄两个县有的地区每亩产量达到两千斤以上，有的其他区，地瓜每亩产量达到一万五千斤以上。本省今年农业生产主要任务是以粮食为主，全面发展生产，争取农产的全面大丰收。我最近到福建各地区视察农业生产情况和随同本省党政领导同志到福州市郊下田劳动，我做的是插秧耘草工作，与农民接触交谈机会很多，农民生产情绪非常高涨，由于去年的丰收，农民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合作化的优越性，今年对于争取增产的劲头很大，他们对于增产丰收有着充分的信心。商业、交通、文教卫生以及其他社会事业都有相当的发展。 希望设法修成南福铁路 尤其特别要提出的，去年下半年起鹰厦铁路的鹰潭到南平段已经通车了，并且直达上海，现在鹰厦全线也已通车，福建人民数十年所盼望的铁路交通已经实现了。这条铁路如果不是中央全力主持和铁道兵部队发挥大力艰苦奋斗和本省十几万民工共同努力工作，就不可能提前一年完成，铁道兵部队节约下来的经费可以修造一条半南平到福州的铁路。凡是这条铁路经过的及其影响的地区，经济都繁荣起来了，我们福建人民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央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也感谢铁道兵部队。目前，南平到福州这条铁路虽然在修造着，但是为了节约，铺轨计划只到水口附近之莪洋，莪洋到福州还得换小轮装载，客货转运都感不便，余下离福州只有一百公里不能铺轨。福州是福建省会地区，与全省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密切关系，又是处在海防地区，台湾尚未解放，对于军事更有关系，海上交通运输不时还受着台湾的骚扰，这条南福铁路是特别需要的。我去年年底率领慰问团数百人代表全省人民到工地进行慰问铁道兵部队和民工的时候，看到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无已。南福铁路原定本年五月修到福州通车，现在只铺轨到莪洋，这样功亏一篑地停下来，以后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重修，我们知道这是整个计划，但是只做路基不铺轨是会很快损坏的，于国家并不节省，而且是有很大损失，所以希望中央尽可能大力主持，设法铺轨到福州，只有一百公里的钢轨，在全国范围内稍加集凑是不难办到的。我这回到龙岩地区视察，知道那块有大量的煤炭、铁砂、石灰、木材、竹子，因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无法运出，而这些资源又是目前国家建设很需要的东西，所以也希望中央提前兴修这条漳平到龙岩只有几十公里长的支路，接上鹰厦干线，现在勘测已经清楚，只待决定开工，这样更能够使山区经济活跃，国家建设资材得以增加。 在福建党员同非党员相处很好 在福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党员与非党员相处也很好，我感觉到党的领导同志对我有很大的信任，亲密关怀和照顾，许多重要事情都和我协商，我今春患了重病，中共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领导同志对我十分密切关怀，他们为我决定延请上海名医诊治，卫生厅长亲自指导帮同救治，使我得以回生，共产党员的品质道德是这样高贵，我万分感激，他们平时对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是非常亲密和和蔼的。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更是发扬民主，遇事协商。 福建地处国防最前线，也是处在解放台湾斗争的最前线，同台湾只隔一个海峡，福建人民在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过程中，已经积极运用各种方法向台湾和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展开宣传祖国人民和祖国政府对待他们的宽大政策。美国侵略者在台湾杀害台湾人民，激起台湾同胞反美运动，是美帝国主义压迫欺凌台湾人民的必然结果，就是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也有不少的人表示不满，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美国侵略者，赶快响应祖国的伟大号召，在爱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我们福建人民一定更加紧密团结一致，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与右派分子作斗争，并本着增产节约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贡献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准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早日解放台湾，加速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世界和平胜利而奋斗！

第7版()专栏： 我也谈谈学制与课程问题 王祝晨的发言 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和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一切报告，我表示同意和拥护。 现在，我也来谈谈学制与课程问题： 谈到学制与课程，不要忘记中国是个大国，情形复杂，要多留给各地以弹性，不应过于死板。文汇报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四日廖世承的“我对于学制的意见”，我大体同意。我认为小学改为四年是可以的。目前，高小、初中、高中教材三个大圆周，重复的不少，裁去高小，有如廖世承所说，是有好处的。 可是要有相当的准备，否则将和五年一贯制小学一样行不通。主要的是乡村单设初级小学，是一村一个小学，一个教室，一班学生各年级都有，一个教师多是高小程度，这简直是私塾，够不上叫做学校，那能实行小学四年制呢？我建议趁今农业合作化，把各村小学合并于适中适当地点，至少联合起来。教师应提到初师毕业程度，入学年龄六岁、七岁、八岁都可，年龄大的在校年限可以缩短，和扫盲运动结合起来。也可官办，也可民办，也可官民合办，此中比例，因地制宜。这才容易普及教育。 学制制订好，必须学校的基本建设、课程、教师，配合得上，才可改为四年制小学，配合不上的不可乱改。裁去高小，把现有的高小，有的改为升学补习班，有的提升为初中，有的改设为就业训练班、职业学校。全要按照一定条件，实事求是，不要好高鹜远，脱离实际。 近来教育部征求在初中添设外国语的意见，仍是把初中作为只顾升学的旧眼光。如果顾及初中毕业生将来就业者多，升学的少，为什么牺牲多数来俯就少数呢？而且初中每周添两三点外国语，徒分学生精力，加重学生负担，效率不大。如为学习理化学术符号便利，学习点英语字母拼音常用字二三百字，及日常用语作为练习外国语开头，只要读音正确，不必列入正式课程，只作为业余练习，是可以的。民国初年，有些高等学校殖民地化，课程用书，招生试题，多用英文。山东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奉令停办，中学毕业生多考不上升学，逼得我们在高小添英文，从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请派教员来济南为中学师范学生课外补习英文数学。那时在校学生年龄较大，多不暇顾及国文及其他科目，集中全力学习英文数学。到了五四运动时，山东中学生程度，才赶上全国水平。对在高小添英文，至今忏悔不了我的罪过，对中学师范忽视国文，至今我仍痛心疾首。我劝教育部不要重蹈复辙，最好让初中学生专心努力打好语文基础，无论升学或就业，都有说不尽的好处。在中学师范学不好语文，到处都要有苦处。这是我一生教育工作的经验。 定好学制，如果课程不相适应，学制仍是一个空架子。中小学教育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应替学生做好升学的准备（以后简称升学），一方面要为国家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一定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和健康体质的新公民（以后简称就业）。而旧有课程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升学。解放后，一九五一年的新学制，确定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级学校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保证劳动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但课程仍只有一个，仍是为升学。条条道路通大学，条条道路不适于就业，于是学校教育和生产劳动脱节。 为着补救这个毛病，有所谓双轨制，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为它统治阶级及上层社会子女所进的升学学校是一轨，劳动人民所进的就业学校是一轨。这一种不平等的学制于今已不行时了。一九二二年新学制是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开会时制订的，我曾与闻其事。那里规定中等教育得用选科制，各地得设中等课程之补习学校或补习科，实行到一九三三年，亲身受过那时教育的，至今称赞那种办法很好。在中小学课程中，民国初年，提出实用教育的口号，近来学习苏联在中学添基本生产知识，在小学添手工劳动，最近教育部又有添加农业知识的指示。都不失为补偏救弊的一种办法。 于今和大学平行的有专科，和高中平行的有技术学校和师范，和初中平行的就只有初级师范还要缩减，和高小平行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凭学生在校学习的科目，没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怎样适应复杂万状的情形呢？中国目前绝大毛病，就在这里。诚如廖世承所说，高中从二年级起恢复分科选科制，并把高、初中为就业的为升学的各种各样科目补习班添设起来。各校不必一模一样，都可根据一定条件发挥一两科特长。如基本生产知识科目，各校同样开课，同样设备，不如集中一两校来办较为容易，高中亦然。因为裁去了单为升学的高小而添办了初中和各种补习班。同样，因为高中的单设和合并，便于分科或选科而腾挪出添办各种补习班的学校。惟怎样训练各种各样补习班的教师，亦应提早规划。学生愿入补习班的都要缴纳学费，政府也可添设相当数量的助学金。还可仿照青岛华新纱厂开办机电训练班，吸收高小毕业生半工半读，从生产中收回培养学徒的教养费用，学徒的亦得到低微的工资。近来有人主张大学设预科。我以为只要各种各样补习班，一齐办起来，就可顶大学预科之用，不必再在大学设预科。再不然，可考虑高中改为四年制，从二三年级起，采用分科选科制。 小学在解放前都有手工劳作，有时教师分配作业超过儿童能力，常有家庭替儿童代作。旧社会儿童一入学校，家庭就叫他脱离劳动，这个习惯必须力改。我建议小学手工劳动，不必由学校设备，不必由教师任教。全部委托家庭和农业合作社，在城市就委托家庭和居民委员会，让他先教儿童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不叫别人伺候他，例如洗脸扫地、整理床铺、缝洗衣服、取水、做饭、自制玩具。同时分担他力能胜任的一定家庭劳动、农业社或街道义务劳动、经常清洁卫生、除四害、种树、种向日葵、种蓖麻子、养鸡、喂猪、拔草、拾粪、简易工农活、记家庭日用帐、记工分、写日记、写信、写便条、养成儿童的劳动习惯知识技能，和校内课程并重，那一样不够标准，都不能毕业。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一面劳动一面读书”社论，正为学校教育指出光明大道。 学制好，课程好，教材配合不够好，也将事倍而功半。我曾试编过劳动人民识字手册，第一课是“一个人”。教学时说明有一种类人猿，原用四肢走路。因为它热爱劳动，渐渐把后两肢变成两条腿，直立步行，把前两肢变成两只手，每只手有一个大拇指，独当一面，两只手就好像四只手。大拇指是人类所特有的，所以用伸着手站着“亻”来象人形，这就叫“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个字象竹叶形。这一课一入学就端正学生人生的劳动态度，初小课文也可照办。我们希望教育部根据王?友的文字蒙求二千余字及其他参考，结合汉字简化，普通语标准音编为识字课本，教给中小学教师学会灵活运用，为儿童识字打好基础（教育部颁布的常用字表十八画以上的字，有些不是常用字，而避孕的“孕”字反而没有列入，应该修正）。 初中语文课分为文学、汉语，不知为什么教材高深得像前清秀才，现有中小学教师多没大学过的那样水平？我们希望初中学生，只要白话文做得文从字顺，汉字写得端正清楚，不写错白字，能够阅读浅显书报，予愿已足，至于语言学、文学史会不会倒在其次。中学先教化学后教物理本是中国优良经验。改为先教物理后教化学，学生数学没有学到，师生就费力而不讨好。这种事可由各地变通办理，教育部用不着管的太多太死。同样，中、小学教材都应有全国统一教材，由中央主编，都应有地方特殊教材，由地方自编，一方面培养爱国爱乡心理，一方面培养适应环境的知识技能。两者互相为用，教育目的才能完全达到。我们在山东教过山东乡土教材，在济南教过老残游记上的有关济南教材，学生感觉亲切有味而容易学会。中央把中、小学教材全部包揽，不给地方的特殊教材留有余地，如从六万万人口的中国实际情形考虑过，当不如是。 为要提高各级学校的质量，扩大各级学校的数量，北洋政府的捐资兴学奖励，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促进平民教育的经验，都有可采之处。目前有些高等学校，招收的高中毕业生程度跟不上班，还得为他们补习功课。何如在高中学生未入高等学校之前，就为他们补习功课呢？如高等学校师生帮助带动附近中等学校，中等学校师生帮助带动附近小学或扫除文盲运动。机关、企业、工矿、农业社同样可自办学校、补习班、带徒弟或和附近学校联系互相帮助。如看过的报章杂志书籍，试制的教具产品、运动场所、实习园地、浅近技术、时事政策学习报告、帮助教师备课、帮助学生复习、人力物力财力等，都可给它所帮助带动的学校以种种便利，被帮助带动的学校也应恰如其分地酬报帮助带动它的学校、机关、企业、工矿、农业社等（如义务劳动）以便密切联系。这是一种风气，应该特别提倡的。 上述这个意见，不少是我亲身经验过的，是否正确？请求各位代表给予我以批评和指正！

第7版()专栏： 甘南藏族人民的今天 黄正清的发言指出：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听够了。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各族人民的救星。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现在，我讲一点个人的感想。 八年来，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获得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各民族人民在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里愉快地劳动和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饮水思源，我们决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一点，我们藏族人民是体会得更加深刻的。 拿我们甘南藏族自治州来说，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我们藏族人民遭受着重重的压迫。反动派对我们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利用种种借口向我们要钱财、要牛羊，竭力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制造纠纷，牺牲我们的生命财产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贪欲。反动派完全蔑视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甚至派军队破坏过我们的拉卜楞大寺。他们想叫我们长期处在贫困落后的境地，长期过着奴隶般的非人生活。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打垮了反动派，把我们解放出来，我们甘南藏族人民真不知道要得到怎样悲惨的结局。 从解放的那一天起，我们甘南藏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开始过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新生活。在将近八年的期间，我们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人民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了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我们藏族内部的团结也一天比一天加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纠纷，逐步地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像夏河县甘甲部落同青海省同仁县加吾部落的草山纠纷，历时三十五年，双方死了八十多人，损失牛羊一万多头，解放后经过党和政府的耐心调解，已经妥善解决。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曾经一再企图在甘南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是这些阴谋都遭到了失败。特别是一九五三年甘南各民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剿灭反革命武装马良股匪，更是重大的胜利。现在，甘南地区的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各民族人民安居乐业，这在解放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早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甘南就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行使了本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方面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在一九五六年发展更快。现在全州的农业区已经建立一百一十三个初级社和一百四十七个高级社，其中有九十个民族联合社和三十六个单一民族社，入社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在半农半牧区，建立了一千二百多个农牧业互助组和一百七十个牧业互助组。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历年都有增加。一九五六年全州牲畜增加了六万七千多头，粮食增产四千多万斤。解放前，甘南根本没有工业，现在已经建成一座现代化的乳品厂。解放前，甘南根本不通汽车，不通电话，现在已经是县县通汽车，乡乡通电话。解放前，人民有病得不到医疗，儿童没有机会上学，现在各县都设立了医疗机构，牧区还有巡回医疗队，贫苦人民可以享受免费治疗的待遇；全州现有初中两所，初师两所，学生八百五十人，小学一百九十四所，学生一万六千多人，并且在牧区开始试办帐篷小学，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也有很大成绩，现在全州少数民族干部人数已经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许多少数民族干部都担负着各级领导职务。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都在政府机关和政治协商机关工作。在我们自治州工作的汉族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他们同少数民族干部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工作。我们自治州的一切成就，是同汉族干部的努力分不开的。 由于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我们发展生产，进行建设，甘南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解放前，每百斤羊毛只能换三块砖茶或者两袋面粉，现在能换二十五块砖茶或者六袋面粉。卓尼县?（沙）大村的十五户藏民和汉民，解放前少吃缺穿，生活极苦，现在已经丰衣足食，一九五六年增产粮食二万一千多斤，副业收入一千六百多元，给国家卖余粮三千五百多斤。夏河县甘甲部落牧民普化，解放前只有两头牛，现在已经有六头牛，八十只羊。像这样的事例是说也说不完的。 我们的工作也发生过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譬如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就是一个例子。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不论汉族干部或者少数民族干部，党员干部或者非党干部，都有责任加以改正，并且从中取得教训。事实上，以往的缺点和错误，绝大部分已经得到改正，有的也正在改进中。我们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公道话，也是广大人民的心里话。 但是，最近以来，有些右派分子乘着党进行整风的机会，把帮助党整风作为幌子，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把党领导全国人民八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一笔抹煞，故意夸大缺点，甚至无中生有，把我们祖国的现状说得一团漆黑，说得比反动统治时期还不如。右派分子这样的颠倒黑白、造谣诬蔑，无非是企图把我国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右派分子这种反动言行，完全是忘了根本，昧了良心，完全是违背国家人民利益的。 我们甘南藏族人民，向来是纯朴耿直的，我们的爱憎向来是分明的。我们恨反动派，因为反动派给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不管右派分子怎样花言巧语，永远欺骗不了我们。这样的花言巧语，我们早在解放前就已经听够了。八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我们各民族人民的救星。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永远是幸福。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一定要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击败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我们各民族友爱团结的大家庭。

第8版()专栏：横眉小集 　 流氓相　　岳军 章伯钧骂道：“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把蒋介石打垮了，南北对持的局面没有了，章伯钧想和国、共三分天下的希望幻灭了，称君之日遥遥无期了，于是乎情不可遏地辱骂了起来。 人民眼里的右派分子，蒋介石之流看来是好汉；而人民眼里的好领袖，蒋介石之流看来是匪，右派分子章伯钧看来是大流氓。这里界线本来就很清楚，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看人看事本来就不同的?！ 但骂别人是大流氓者自己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且看7月3日人民日报农工民主党严信民先生揭发的材料，这儿只引一小段：“解放后几位朋友向章伯钧谈到曾伟等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他说曾伟死的活该，谁叫他不听我的话。”人民对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不管是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都表示尊敬、哀痛和纪念，但章伯钧却骂他们——骂他自己农工民主党内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活该。这是道道地地一副阴险、冷酷、翻脸无情的政治流氓相。

第8版()专栏：横眉小集 宁愿杀头 　张化 章罗联盟订出十条向共产党进攻的“指示”，其中第二条是：“……要做摘帽子的工作，看见有人被戴上一顶不合头寸的帽子，要帮助他摘下来”。 到盛锡福买帽子，看合不合头寸，只需戴上试一下，便知分晓。政治上思想上的帽子，要看合不合头寸，虽然复杂一些，但是只要有多方面的材料把那些政治思想的口径量得准，戴上合头寸的帽子也并不那么困难。已揭发的大量材料，都说明章罗集团是个凶狠阴险的右派联盟。章伯钧明明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而这个联盟的另一个头子罗隆基却硬要抵赖，居然敢说：“如有小集团活动，可以杀我的头。”似乎他宁愿杀头，也不愿戴帽子。 明明是最合头寸的帽子，却死不肯戴上，这岂不正是自绝于人民吗？那么，他们要帮助什么人摘帽子，这不也是很清楚的吗！ ＊　＊　＊ 他们的第四条“指示”是“……要作政治保险工作，只要这人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要保护他。” 哪些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大家心里是有明确标准的。譬如，从各方面揭发的材料，谁都认得出胡风不仅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反革命头子。然而章伯钧认为胡是“历史人物”。那就是说，现在办错了，将来在历史上总会翻案的。罗隆基也说这案子搞错了。 大家认为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认为不是。他们要“保护”什么人，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第8版()专栏：横眉小集 骂和帮忙 　黎平 在第二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郑白涛提出主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也可以小骂大帮忙”。 骂是什么意思呢？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曾把骂字作攻击解。正如美帝和蒋帮反动派运用恶毒语言，对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进行辱骂者然。这是任何一个小孩也懂得的常识以内的事。郑白涛主张在社会主义报纸上骂谁呢？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是美帝国主义，不是蒋帮反动派，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主张骂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骂社会主义的领导者，这究竟是谁在骂谁，不是很明显吗？ 郑白涛说，小骂是为了大帮忙。帮了谁的忙呢？请看：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罗隆基之流，攻击社会主义的恶言，不正是对美帝与蒋帮反动派帮了大忙因而博得他们的喝彩之声么？ 他为什么要作如此主张呢？原来他的意见“也可以说同储安平有某些一样”。原来他就“喜欢看、愿意看”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登载的那些骂人民民主专政、骂社会主义、骂马列主义、骂共产党的声音和牢骚。 从古至今，做贼的人，谁又承认他的偷窃行为是贼呢？立场不同，看法也就不同罢了。

第8版()专栏： 爱 ——劳动者小记之三 汪明 我们的大门口，有一个水果摊，前些时候，它也卖卖刚上市的?药花。每天傍晚，我总喜欢在这个水果摊跟前逗留一会儿。大约也总是在这个时候吧，这个水果摊就由一个十三四岁的戴红领巾的小姑娘看管了。她喜欢唱歌和听故事，只要一看到我，就会要我讲故事给她听。这样，我便和这位小姑娘成了很好的朋友。 她告诉我，每天六点钟左右，就会有一个老主顾来买水果。好几个月以来，这位老主顾天天都是这样的。看起来，小姑娘很喜欢这位老主顾。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问。 “他么？”小姑娘歪着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不是干部，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人很和气，高高的个子，大大的……”小姑娘突然停住，往街对面的人行道一指，“你看，他又来了……” 人行道上一个小伙子迈着大步，穿过马路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还在老远的地方他就笑嘻嘻地给小姑娘打招呼了。小姑娘向他招招手。小伙子走近了，我才完全把他看清楚：高高的个子，身体很结实，从他的那一双大眼睛里你便会立刻感觉到他是一个不懂得什么忧愁的年青人。左肩膀上搭着一件蓝外套，口袋里咕咕嘟嘟地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放学了？”小伙子问。小姑娘点点头。 小伙子又问：“那支歌，全学会了？” “还有两句总是唱不好。”于是，小伙子从右边口袋里摸出了一本已经被翻得厚厚的卷了边的歌本。“来，给你，学吧。学会了再还给我。”小伙子又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口琴，那么快的吹了小姑娘总是唱不好的那两句。 “今天称二斤。”年青人一边掏钱一边说。一会儿，年青人捧着水果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但是这快乐的年青人，这小姑娘，这红红绿绿的诱人的水果摊，水果摊上盛开的?药花，和这水果摊旁的两段轻快的乐句，怎么能不给我留下一幅美丽的活的图画的印象呢？是呵，当时我想寻找画家，或者找一位音乐家把这些写进一个优美的旋律里去。 星期六的傍晚，我在回家的路上为一个问题沉思默想着，不知不觉地便拐进了一条小街。突然，在我的眼前，从地面上的下水道圆洞里钻出一个人来。我不奇怪，他当然是一位下水道工人。但使我奇怪的是：这个人我是这样的面熟。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那个天天买水果的年青人。 他钻上来，把工具装到衣袋里，走到一家店铺门口，扭开路旁的自来水龙头，满头满脸地洗起来了。一会儿，他走进那家店铺，换下了他那一身沾满了污泥的工作服，把上衣往左肩上一搭，走出来，又扭开龙头，大口大口地喝了几口自来水，擦了擦嘴，从衣袋里摸出了两个馒头，一边吃，一边迈着大步走开了。 我对这位年青的下水道工人越来越感到兴趣了。 确实是那样的，他走到我的家门口，在水果摊旁站住了。我立即跟上去。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我们笑了。那小姑娘，也笑了。 “今儿多称一点儿。今儿是我师傅的生日哩！”年青人开朗地说。 “怎么？”小姑娘奇怪了。“你一直是买给你师傅吃的？” “难道不行么？”小伙子顽皮地反问着。“我师傅……得了半身不遂症，躺在床上不能动，瘫了，都快六十岁了。不能让老人家难过，要让他快活。……” “比我爷爷还要大呀！”小姑娘插嘴说。 “是呵，我的手艺都是他教的。我爱我的师傅。你说，你爱你的老师么？”小姑娘的两片脸颊红了。小伙子捧着水果走了，刚走几步，像想起了什么似地跑了回来。 “对了，师傅的生日，应当送一把花的呀。”小伙子掏出了几毛钱，“帮我选几枝?药花吧。在我师傅床头一放，多好呵！” “有瓶子么？” “没有。” “那……”小姑娘把摊子上的一个罐子腾出来，递到小伙子面前说：“把这个拿去吧。” “不怕你爷爷骂你？” “爷爷不骂。” 这样，这位年青的下水道工人，捧着水果和?药花，哼着小姑娘喜欢唱的那支歌子高高兴兴地走了；而且，那步伐比往常还要轻捷，还要迈得大些。一会儿，他那高高大大的背影便消失在马路上南来北往的人群里了。

第8版()专栏： 懊恼歌 袁水拍明明是艳阳天气春光好，却道是乍暖还寒雪未消；明明是康庄大道直苗苗，却道是羊肠小径多坑凹；明明是新中国的火车头轰隆隆前进，却道是社会主义的列车快要抛锚；明明是穿山越岭铁路公路新修千百条，却道是：举个例，本宅门口的马路翻浆了！恼只恼春梦一场天方晓，怪只怪鬼使神差迷心窍，气只气众叛亲离无情义，恨只恨流年不利栽一交，悔只悔冒冒失失放大炮，叹只叹一向神机妙算，这回压错了宝！

第8版()专栏：读者中来 束鹿县文化科这样对待剧团 解放以后，我和几个同志建立了一个“红光京剧团”。最初排演新戏“同运鸳鸯”，演了几场，因为没有剧场，我们停演了一年多。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到来，我们就到农村去巡回演出。到河北束鹿县时，束鹿县文化科派人来要求我们和他们合作。那时，他们什么事都满应满许，说尽好话。所以我们同意先仍以“红光京剧团”的招牌试行三个月。但一开始合作，他们先把我们在北京市领的演出证拿走，同时插进好几个净吃饭不演戏的“演员”，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就把“束鹿县京剧团”的招牌打出去了。文化科并派来了二个干部把团里的人事、会计大权都抓了过去，不但遇事团委会不知道，就连我这个“团长”也无权过问。以后，又变本加厉的插进十几个不会演戏的所谓业余演员。把剧团搞得乌烟瘴气，闹得真演戏的演员饭也吃不上。有一次演出，琴师霍振东拉错了一点，当时就被束鹿县文化科长甄峰拉到后台暴打一顿。我上前去拉劝，他反说我们是“搞小圈子”。我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急愤交加，把身体也搞病了，不得不请假回京治病。文化科虽然准了我的假，但把我私有的服装，却扣留在团里。 我回京后，曾去信请团里给我寄点医药费来，但他们不仅没汇过一文医药费，连七个月来的薪金也没有寄给我。使得我变卖一空，生活陷于绝境。我现在无家可归，无戏可唱，无服装可用，真是走投无路。 臧岚光

第8版()专栏： 风车·歌 李耕 风车 深夜，河边的风车，还在咿咿呀呀地响着，它在唱着一只生命之歌。 它从不厌烦自己的劳累，像从不厌烦自己单调的歌声一样。它虽然在干涸的田野描绘了一幅色采鲜丽的图画，但它从没有夸赞自己，而为小河的流水骄傲。不信，你听它唱的歌：“咿呀！是河水的功劳呀！咿呀……” 当土地吸够了它需要的水分， 当我们播下的种子已经抽芽； 这时，它才憩息在小河的边上。当土地需要它灌溉的时候，它又“咿咿呀呀”地旋转了起来。 风车，我从没有听见你的歌在颂扬自己，也没有听见怨艾自己的声音。 声音 多少个黎明，给我送来一声声鸡的啼鸣。 今天哟！我却听见一阵阵洪亮的钟声敲响了每一天的黎明。 钟声，响遍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响彻在辽阔的田野上。这无际的土地啊！追随着朗朗的钟声，奏起了一支壮伟的交响曲：老农?喝着耕牛，像弹动着最响亮的琴键；拖拉机的轰鸣，响过最大的弦琴。…… 我从没有被这样的声音激动过。除了庆幸自己的歌声也编织在这优美的声音之中，我埋怨自己是一个低能的歌唱者。 歌 我要把大地所有的春花，编成一个花圈，挂在你的胸前。 我要把大地所有的绿色，谱成一只优美的歌曲，常响在你的耳边。 花圈，会使大地更美丽，歌声将使这个世界增添蓬勃的气色。不看，群山已经披上了绿色的盛装；由于你的绮丽，就是经常变幻的彩云也不能不流露出羞惭的颜色。 是你啊！春天呀！这降临大地的神奇的染匠。 除了唤醒百鸟为你唱歌，我还能用别的什么来表示我的心意呢！因为花圈和春天的歌，都是你赐给我们的。

第8版()专栏： 少女习作 王朝闻

第9版()专栏：　　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力了 刘洪达、张文春、张振发、李耀先、佟玉兰、吴凤岐、郑奎福在联合发言中指出： 最近有些人的表现，真像个小丑似的，他们硬要把自己装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样子。请问，打倒封建统治、分给农民土地是你领导的吗？搞合作化运动是你领导的吗？我们农民比你们有政治经验，谁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谁给农民带来富裕的生活，我们农民比谁都清楚。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并愿在今后工作中贯彻执行。 我们是辽宁省来的农民代表，分别在绥中革命十月社、宽甸火车头社、沈阳高坎社、凌源联合社、北镇红石社、海龙曙光社、柳河友谊一社工作。最近在报上看到了一些奇怪的议论，说“合作化冒进了”，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说“农民生活没提高”，等等。我们想把我们几个社的情况谈一谈，看看是他们说对了，还是我们做对了。 说合作化冒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合作社办快了办大了办糟了。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就拿革命十月社为例，现在有二千一百零九户，一万多人口，二千九百多垧土地。看来是不算小，但是大也有大的理由。这个社最初是一九四九年由五户贫农一户中农组织互助组干起来的。当时困难很多，六户中就有五户缺粮，但是大家齐心合力挖土积肥、养猪、开粉房干了一年，秋后就得了个大丰收，平均每垧产量由二千一百斤提高到二千八百一十三斤。这时别人也看出门道来了，都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干，所以就在一九五一年建立了初级社，扩大到一百七十二户。到一九五五年，这时大家都觉得要想再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就必须开水田、修水库和发展多种经营不可。但是这靠初级社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须把小社合并建立高级社。不久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公布了，我们就把三十三个社合并组成高级社。合并后第一年，由于采取了各项增产措施，增加了粪肥，加上年景也好，所以平均每垧产量达到六千二百多斤，比合并前提高百分之三十一还多。其他六个社也和革命十月社相同，都是由小到大，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办起来的，像这样的发展我们认为是正常的。我们附近也有的社不像我们这样比较有基础，而是一下子就办起来的，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他们不是根本不懂合作社，他们已经看到了好几年了，他们搞的也很好，一个也没垮，生产也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既然生产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为什么还说合作化冒进了呢？难道我们干的不对吗？有人说合作化不好，但是我们自己都高兴得很，因为合作化把我们的穷根挖掉了，单干的时候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办到了，再也不怕破产讨饭了，真正能劳动的可以多得了，无依无靠的可以享受“五保”了。一句话，合作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像社与社员关系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社员对社的公共财物爱护得不够，多种经营没有广泛的开展起来，在对待国家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有时过分强调社的利益等。但这不能和冒进混在一起。 至于有人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没提高”，我们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以革命十月社为例，去年把从来没人动的涝洼塘开成二百多亩水田，在旱地上打了一百三十一眼井。在合作化以后，有百分之九十二的社员增加了收入。由于生产投资增加，社里还买了一台柴油机，一台水泵，新添了八十六匹牲口，十七台胶轮大车，四十五台水车。要是没有合作化，就没有这样大的力量。这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这不是优越性是什么？友谊社修起了三座水库，开了水田一千三百亩，去年战胜了旱灾获得大丰收，劳动日的收入由平均七角提高到一元四角，增加了一倍。曙光社修起十座水库，开了一万亩水田，合作化前三个水库只能灌溉二百五十垧地，现在由于做到了合理使用就能灌溉四百垧地。火车头社本来是个穷山沟，一九五五年建社时还要由国家供应粮食，合作化后由于增加了生产，不但不须要国家供应了，还卖给国家一百二十万斤余粮。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员提高到中农的生活水平。联合社在合作化以前的几年里，只造林三百多亩，栽果树九千棵。合作化以后第一年，就造林五百三十亩，栽果树一万多棵。红石社把以前的弯曲山道修成了五米多宽二十五华里长的公路，棉花每垧产量由二千六百斤提高到三千七百二十七斤。高坎社合作化以后开水田二千多亩，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社员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由一元二角提高到二元一角。如果不实现合作化，要想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不是优越性是什么呢？ 再谈谈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了呢？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生活水平一般是不高的，但是比解放前比合作化前确实提高了，而且提高得很不少。解放前生活困难就得借高利贷，实在没办法就得要饭，现在不但一般农民生活有了保障，就是无依无靠不能劳动的农民也不愁吃穿了。合作化前我们这几个社都有缺粮户，现在没有了，并且有许多社员还盖上了新房子。这些变化，老农民的体会是特别深刻的。除了这些以外，在购买工业品上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合作化前布票有剩余，不是用不了而是买不起。现在没有剩余了。有些过去只能在城市推销的工业品，现在我们也用上了。如革命十月社，去年一年就买进八十台缝纫机，有百分之七十社员买暖水瓶。红石社四百户就有八百个手电筒。友谊社一个生产队过去只有一双皮鞋，现在平均一户就有两双。如果生活没提高，能有闲钱买这些东西吗？在这里我们想单谈一下猪的问题。过去农民也养猪，但是吃不起。现在不同了，我们不但逢年、过节要杀猪，就是平常也有杀的。特别是春节杀的更多。我们算了一下，高坎社是平均四户杀一口猪（这是最少的），友谊社平均两户杀一口，红石社平均每户能摊一百斤肉，革命十月社和火车头社的杀猪户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城市所以买不到猪肉，除了城市人口增加，猪肉消费量增大以外，就是因为农村供应城市的猪减少了。减少的原因，一来是农民日子过好了。想自己多吃点改善生活；二来是在没提价以前，农民对价格有意见，所以不愿卖或不愿多养。提高猪价以后，卖猪和养猪的数量都有增加，今后除了我们自己吃用以外，一定还要保证供应城市，加强工农联盟。听说北京有个什么人，说猪肉之类的东西都让过去“穿破鞋”的吃了，他的意思是说都让干部吃了，对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以沈阳为例，平时供应极少，过年才每人供应半斤。很明显他们是要诬蔑我们的国家干部。如果是说都让过去“穿破鞋”的农民吃了那还差不多。我们倒很想问问这位大知识分子，你对过去“穿破鞋”的农民怎么这样仇视呢？农民生活改善了你们就这么不高兴吗？在我们村里也有说这种话的，那是些旧社会骑在我们头上的坏蛋和不肯老老实实劳动改造的地主分子。 现在，我们不仅物质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也改善了，要是还有人以“没文化的穷山沟”的眼光来看我们农村，他的认识就算落后了。我们七个社中有六个社安上了有线广播，社社都有球场、图书室、业余剧团和卫生所。社员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听到国内外新闻和文娱节目，可以到图书室看看图书杂志，可以到球场上玩玩球，或看看自己演出的剧。有病的可以到社里的卫生所去治疗。社里的儿童都能上小学。几辈子没念书的农民家里也有中学生和大学生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说明，在改善生活的情况下，也存在着某些不够节约或者浪费的现象。旧社会农民有了钱都想法积攒起来以备防老或给子女积蓄。现在合作化了，都不必为养老担心了，子女长大了只要能劳动就能独立生活，所以有些社员有了钱就大手大脚的花了，有很多人买手表、自行车等不急需的东西。这是要加强艰苦朴素的教育工作的，不能因为日子刚过好一点就铺张浪费，还应该俭朴，把节约下来的钱积攒起来，有计划的支配，以便扩大生产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那么，我们合作社里有没有人收入减少了的呢？有。但是要看看有多少，是什么原因。联合社减少收入的户占百分之三点七，高坎社占百分之八，最多的不超过百分之十。这些户大部分是富裕中农或人口多劳力少的，他们在合作化前土地较多有车马搞副业，入社后，土地不分红了，车马入社，所以他们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有些富裕户虽然收入比以前减少，但生活并未受到影响。对其中有困难的，社里也给适当的补助。因为这些户减少了收入，就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未提高”，那是有意夸大事实，抹杀成绩。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那就更找不到任何根据。最近有些人的表现，真是让我们又好气又好笑，说得不客气点，真像个小丑似的，他们硬要把自己装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样子，好像他比共产党还关心农民。那么请问：打倒封建统治，分给农民土地是你领导的吗？搞合作化运动是你领导的吗？这些右派分子真是太不自量了。我们农民比你们有政治经验，谁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谁给农民带来富裕的生活，我们农民比谁都清楚。虽然现在我们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不算太高，跟我们的理想还相差很远。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我们的理想是能实现的。

第9版()专栏： 右派分子言论违反宪法 罗常培的书面发言 从六月二十日起，我先后阅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张鼎丞检察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董必武院长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彭真秘书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毛主席的文章和各种报告。除在小组中对于各种报告分别提出意见外，现在就毛主席的文章谈几点个人的体会。 一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还有毛主席这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都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的范例。这几篇文章不单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可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参考借镜的地方很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从本质上还不免有些挑拨离间的措词，大多数也都交口称赞这几篇文章，尤其认为毛主席最近发表的讲话，更是震动全世界的言论！我做为一个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者，一方面很光荣地觉得我们领袖的著作已经赶上、甚至超过这门科学的先进水平，一方面又很惭愧地觉得我们这一学部所属的各门学科还不能都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自己来，拿毛主席作榜样在本门学科分别作出有世界水平的贡献。 毛主席的文章首先着重地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既然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这在原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就我个人阅读全文的体会，从历史上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类矛盾还有互相转变的可能。因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两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都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这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并不是因为各党派在现阶段还有什么阶级基础。然而“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就现在许多右派分子的言论来说，我站在人民代表的立场，根据宪法，也同全国六亿人民一样，不单对他们不能信任，而且要坚决反对到底的。例如（一）我们亲手投票所通过的宪法第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右派分子公开倡言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权，妄想各党派轮流执政，推行骗人的“绝对民主”。那是全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二）宪法上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二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二十二条）。而右派分子公然倡议设立“政治设计院”，公然想发展党员一两百万人做为组织“上议院”的资本，这完全是违反宪法的资产阶级残余的腐朽思想！（三）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根据这五年来的经验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觉得雄辩的事实，铁证的数字，精密的分析，越发可以坚定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但是有些右派分子抹煞成绩，强调缺点，借图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这是难以掩盖住六亿人民的耳目的。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算为资产阶级做垂死的挣扎，并且杜撰了不合逻辑的“红色资产阶级”的名词，想要和工人阶级分庭抗礼。这完全是违反宪法的。还有人说，“共产党只对资本家出到七亿七千万元，就可以买得拥有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更是没有了解社会主义的全貌，单从赎买制度上就鼠目寸光地妄自片面地低估了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四）宪法第三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目前这种空前的统一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多年英勇奋斗而得来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居然还有些右派分子异想天开地想要由各党派分别治理几省几县。想重温过去割据为雄的旧梦！这不仅是丧心病狂，简直成为全民族的罪人了。像这类言论，最近的报纸已经刊载许多，我没有工夫一一列举，现在只提出几点违反宪法很突出的例子以见一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主动地协助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拿这一条来衡量，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人民代表，那就名实不符了。依据宪法第三十八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原选举单位应该对于这类不称职的代表予以应得的处分！ 我们要判断这些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还应该照毛主席所说“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们处理这种矛盾的步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好先说服右派分子，使他们自觉地正视自己的错误，归向人民，正确地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人民还会照常地欢迎他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这样做了。假如他们执迷不悟，顽梗负隅，或者两面三刀，阴险狡猾，一任他们的言论博得香港、台湾或其他帝国主义的同情共鸣，那么，他们就会耻过做非，误入歧途，自绝于人民。到那时，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会变质而成为敌我矛盾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各民主党派开始整风是很及时、很必要的。 毛主席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经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假如有些右派分子依靠群众的力量，经过批评说服，认识错误，那我们仍旧可以跟他们达到加强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如若不然，他们失掉人民的信仰，违反了共产党长期共存的愿望，那么，人民最后就会哀矜勿喜地遗弃他们，以至于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变成敌我矛盾，那是很不幸的！ 反过来说，敌我矛盾也有转变成人民内部矛盾的可能。比如说，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现在同我们还依然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假如有一天他们能够脱离美帝国主义的羁縻、牵掣，归向人民，归向大陆，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共同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人民就可以接受他们，欢迎他们。到那时，本来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也就可以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了。 毛主席的文章，体大思精，包罗方面很广，而且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右派分子许多错误言论大部分已经批判过了。我现在只摘出一两点来说，很不全面，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尚请各位代表原谅！

第9版()专栏： 谁说“科学事业比解放前落后了”？ “1956年全面冒进了”？请看事实！ 李恩业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宪法，拥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我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方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且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斗争。 我完全同意国务院周总理，李、薄两位副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张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董院长和人大常委会彭副委员长等的报告。这些报告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辉煌成就与伟大胜利。这些报告又一次证明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和苏联等兄弟国家慷慨无私的援助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光明和幸福的道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工农联盟，已经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更加巩固。 在两次视察中看到的事实 作为一个炼焦化学工作者，我怀着万分兴奋和感激的心情看到了我国炼焦化学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炼焦化学技术操作、设计施工、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者队伍的空前壮大与提高。一九五七年计划生产七百四十六万吨焦炭是我在解放前梦想不到的数字。炼焦化学工业在旧中国几乎是个空白。学习这个专业的人只有到外国去学习；学成归国后，技术无用武之地的暗淡情况和今天的辉煌发展情况相对照，就更显出今天的伟大和光明。我坚决反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极端错误言论。我用在两次视察中所看到和了解到的事实来反对“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的错误言论。 去年四月我由本溪钢铁公司调到北京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工作，十二月又回到本溪视察，离开本溪七个多月，感到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在这次短短六天视察中看到本溪市在生产建设上和其他方面的工作进步更快，使我深切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正确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同时也看到在大建设大发展中某些紧张情况。 本溪市一九五六年国营及地方国营的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全面完成产值、劳动生产率、利润、成本等主要指标。本溪市两大国营企业的钢铁公司和矿务局，预计一九五六年也可完成五年计划中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总值；地方国营工业发展也很快，仅一九五六年的生产总值即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五百二十四，并在去年五月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中一九五七年的产值任务。 国家扩建和改建的工源水泥厂，工源焦化厂的两座炼焦炉和化学产品设备，第三电厂的一号透平发电机，工源铁厂的一座新式大型高炉和第二机修厂等新式大型企业的提前投入生产，大大提高了本溪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对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和培养干部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有巨大贡献，这也是本溪市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原有的厂矿企业，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下，也出现了新的高潮。各厂并普遍地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提出大量的合理化建议，广大职工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仅以本溪钢厂为例，在合理增加少量设备的条件下，进一步发挥了职工的创造积极性，充分利用了现有设备潜力，使生产总值和产量增加了一倍。这都说明本溪市的工业生产建设遵循着“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迅速发展。 在视察期间，根据各方面反映和亲自看到的，在工业生产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紧张情况，例如运输装卸紧张，原料不足，工程设计，施工质量，设备效率，干部水平，职工住宅等某些问题，早已书面报告常委会转有关部门解决，不再重复。 今年我参加了在北京市的视察，看了十几个科学院的和各部所属的科学研究单位，我看到了科学研究机构迅速增加，其中尤其是旧中国没有的研究单位，如原子能，电子学，自动化等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新里程；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我看到两个一千多人的研究所；科学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仪器药品和图书设备得到大力的供应和支援；科学研究工作得到很大的成就，例如半导体锗的高度提纯和半导体电子管的试制。这些事实都使我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对科学研究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使科学工作者认清自己的光荣前途和所负担的艰巨任务。郭院长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中对科学研究情况所作的乐观估计，使我们增加勇气，增加信心，增加力量，来克服困难，改进研究工作。 还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 由于旧中国留下的基础十分薄弱，虽然几年来有了很大发展，仍然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在迅速发展中也免不了有某些不健康的情况。为了提高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警惕，为了争取各位代表对我们科学研究工作的注意和帮助，现在我提出在这次视察中所看到的某些我所认为不健康的情况。 一、不合于勤俭建国方针的情况 （1）占用土地较多，例如东郊一个研究所已征购土地五十五亩，约折合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平方公尺，目前已建房屋占地共约三千六百六十六平方公尺，土地使用效率仅百分之十，该所已将土地六亩交农民使用，但空地仍多，根据反映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其一是原准备成立综合研究所，后来扩大成研究院，将院部和另一个研究所在西郊另找地点，其二是城市规划委员会过去不同意该所在已征购土地面积范围内建造职工宿舍，因而不能利用空地，例如西郊一个研究所已征购土地十五万八千平方公尺，目前土地使用面积连同临时建筑物占地三千平方公尺合计在内也不过二万平方公尺，土地使用效率仅百分之十三，如果不计临时建筑物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率仅百分之十一。 （2）房屋面积较大，例如北郊一个研究所因为原计划总工作人数四千三百人，已建筑了试验楼，试验工厂，设计楼等共约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九平方公尺（今年第二季基本完工），目前仅有四百六十三人，计每人占房屋面积约五十平方公尺。 （3）图书仪器及设备使用效率不高，对某些可以暂时合用共用的图书如过期刊物，某些可以暂时合用共用的设备如材料试验机等要求进口部门供应较多较急，因而造成国家外汇上和供应部门的某些可以缓和的紧张情况和困难。 （4）高级科学研究人员缺乏，低级研究人员增加较快比例较大，许多青年科学研究人员感到积极性和力量不能充分发挥，得不到高级科学研究人员的充分指导和培养。高级科学研究人员感到青年要求培养过急，不能专心研究。 二、组织领导方面 （1）领导与群众接触不够，在视察中一次座谈会上群众提出要求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等领导同志每年到所的次数不少于人民代表视察的次数。 （2）领导兼职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领导研究工作，根据一次座谈会上反映，领导同志身兼二十余职，每周只能到所二小时，领导同志自己也认为应当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研究所所长每周只有一个下午可以到所工作，我认为如果能适当地集中精力做好研究工作会比过多地兼任职务，分散精力对国家人民更有利些。 （3）科学研究工作中分工协作不够好，例如本溪钢铁公司和我们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合作的从氨水中回收半导体锗的研究工作只在冶金部内与有关专题进行了协调，因此使我们作为原料供应研究部门摸不清研究使用需要的底。部里交给的任务较急较重，迫使我们不能不放弃正常的可靠的研究程序，提前进行半工业生产试验。科学研究工作常常会遇到意外和困难，因此提前进行半工业生产试验就有可能给国家造成较大的浪费。研究使用部门也不了解我们已经在作最大努力，他们还天天愁原料无人过问。另一方面，研究使用部门对于锗在加工中损失十分之九的重大问题，也没有正式提交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减少损失，例如用超声波新技术截片和从截片制片碎屑中回收锗的研究等，这样就一方面可能造成宝贵的稀有金属锗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加重了我们原料供应研究工作者十倍的负担和压力。我在视察中看到这个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研究回收锗是从千万分之五的氨水中提出来的，“得来大不易”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更珍视它。 今天的炼焦化学工业虽然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还远不能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辛勤劳动。”作为炼焦化学工作者的一员，我愿在党政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加强学习，进一步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为我们光荣伟大的共同事业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第10版()专栏：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跳出了火坑 决不能让右派分子再推入泥坑 朱玖说： 说共产党一团糟的人有没有勇气把你们过去所谓为人民干的事的底子彻底翻一下，和共产党比一比？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最近全国人民正在积极热情的帮助我们党整风，帮助我们党改正缺点提高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听见有这种说法：“生活水平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还有人说：“工人、农民对党也不满意”。我是个工人，不会讲大道理，但是我想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事谈一谈，向代表们，向全国人民谈谈我们工人内心的话。 我一家都是工人，四弟兄都是汉阳县新沟镇的搬运工，解放以前，不分昼夜的干，收入刚够糊口，有时还要掺野菜吃，遇上连阴雨和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要借加一、加二的会钱（高利贷），不然生活就过不去。我就因为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离开新沟，离开自己的家和孩子，到汉口申新纱厂做工。 解放以后情况大大的改变了，弟兄们收入增加，嫂嫂和弟媳都参加了农业社，他们每家一个月收入平均在六十多元。就是在1954年大水灾的时候，二哥和四弟家里还各存一百多斤大米，另外政府还把柴米油盐一船船的运到灾区，群众反映：“今年淹了水，和以往正常年头过得差不多”，老年人都说这真是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好事。现在二哥的大儿子已上中学，二儿子已上小学，四弟的小孩子也上了学。他们一家都是六、七口人，生活过得很好。 再说纱厂工人的生活吧！解放以前，我们纱厂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是十二小时，十天休息一次，每月工资五、六、七、八元（折合银洋），只够一个人吃饭，没有钱穿衣。现在我们是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一般的收入每月六、七十元，技术较差不能达到生产定额的一个月也可以拿到四十多元，不仅自己有吃有穿，还可以养活几口人，同时生产上的安全卫生设备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小孩子有托儿所、幼儿园，女工生了孩子有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年人退休后有养老金，这些都是解放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我们申新纱厂有个三十多岁的女工钟钱宝，一九四八年入厂时一个月收入只有五、六元，不够维持生活，只好把亲生的孩子丢在乡下。解放以后，她自己每月可拿六、七十元，爱人也在一九五二年进胜新面粉厂做工，一九五三年分了公房，现在已经有五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进幼儿园，还有三个在家里由保姆照顾，夫妇俩每个月有一百多元收入。今年年初钟钱宝因为害肺病进厂的休养所脱产休养，每月还可以拿五十多元。还有个女工李元英，也是一九四八年进厂的，一九五三年时因为害子宫瘤休息了两年，两年中厂里仍然按照定额工资每月发给她七十多元，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开刀、输血，加上几年来的医药费，共花了一千多元，都是公家解决的，现在她还在休息，生活由劳保费按月补助。李元英说：“不是解放了那里有钱诊病？”她的爱人说：“不是共产党元英早就没有命了。”说到我自己，我是个农村妇女，过去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扁担倒下来不知道是个“一”字，解放以后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一九五三年以来脱产参加文化学习，现在已经达到了初中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过去只知道柴米油盐，依赖丈夫过日子，现在才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我建议说这种话的人，多深入实际，多听听工人群众的意见，看看工人群众的生活，少下些主观的结论。 但是，由于生活改善比较快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拿我们厂来说，不少青工没有受过苦就不知道苦的味道，少数人过多的要求改善生活而不好好地工作，个别的还有装病请假不上工的，受过苦的老工人对这种现象很不满意，他们要我带个意见，建议党和政府加强对青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更好地参加生产。 农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有的人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把农民害苦了。有的人说工人生活提高了，农民生活比解放前还要苦，因此工人和农民中间就有了一道沟。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也想再把我知道的谈一下。 我的二姐是农民，过去少吃无穿，土改时分了地，生活大大改善了，一九五四年大水灾时家里还存有米、麦、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生产很快的恢复了，一九五五年收了二十多担棉花，自己盖了新房子。去年参加了农业社，收入更增加了，家里喂了十几只鸡子，最近又喂了三条猪。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的闲话，提到现在的生活就喜笑颜开。我的姐夫本来就是个很勤快的农民，现在生产积极性和热情更高了，有活就做，他说这是“聚少成多，聚多成河”。 工人和农民是亲兄弟，他们血肉相连，互相帮助，互相体谅。一九五四年大水以后，我们厂的工人为了帮助农民兄弟度过灾荒，发动募寒衣，好多工人都是把穿在自己身上的热烘烘的棉衣脱下来捐献给农民。像这样的事在今天不是少见的。工人和农民兄弟的心是一天天的连得更紧了。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事，人民群众中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工人、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共产党是工人、农民的救星，没有党就没有一切。有的人说共产党是一团糟，要推翻党的领导，我忍不住要问这些人，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来领导？说共产党是一团糟的人有没有勇气把你们过去所谓为人民干的事的底子彻底的翻一下，和共产党比一比？又是谁告诉了你们工人、农民对党不满意？我在这里代表工人肯定的回答，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向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作坚决斗争。 最后，我要代表工人再一次的向这些人说：“谁要想不要党的领导，我们工人阶级是决不允许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跳出了火坑，决不会再回到泥坑！

第10版()专栏： 潘菽的书面发言：对两个教育部的几点批评 要看重并利用我国的专家；要改进培养师资的工作；要以正确态度对待心理学这门科学；领导科学的党员要虚心学习 我因出国，不能出席此次大会，但仍要作一次书面发言。我的发言主要是对两个教育部提几点批评的意见。我以下的意见是结合着自己的业务来提的。 首先，我认为，几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专家利用不够，重视不够。这就使我们在工作上造成不少损失，同时也大大地妨害了自己的专家们的积极性的发挥。高教部和教育部在这方面的毛病是很大的。例如，关于心理学专业教学计划的拟订，高教部并没有征求国内心理学专家的意见。结果，这个教学计划订得缺点很多。关于心理学师资培养的办法，教育部也没有好好和自己的专家商量商量。结果，所采用的办法也有很大的毛病。自己既然了解不够，为什么不向别人多征求征求意见呢？高教部的某些领导同志还强不知以为知。例如，关于心理学专业的问题，高教部曾有一位同志在公开的场合说，苏联的综合大学中没有心理学专业。高教部的另一位同志到南京大学去视察的时候也在公开的场合说，综合大学内不应该有心理学专业。前一位同志是完全闭着眼睛乱说。后一位同志则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来对待学术上的问题。自然，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要有。苏联没有的，我们也不一定非没有不可。我们要讲道理，要把问题好好研究研究，讨论讨论。高教部某些领导同志那种对待学术问题的蛮横态度是令人难堪的。为什么不和国内有关的专家们商量商量而一定要“师心自用”呢？遭受到损害的是谁呢？还不是自己的工作和国家建设的利益吗？我建议高教部和教育部对于“师心自用”，不尊重并利用自己的专家这个严重的缺点应该认真检查检查以改进工作。 其次，教育部培养师资的工作需要改进。教育部关于师范教育的领导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培养“教书匠”的思想。这种领导思想最突出的一种表现还是关于心理学师资的培养。照教育部的办法，学习一两门心理学而对于基础科学又缺乏训练的人就可以担任师范学校甚至师范学院的心理学师资。把一门科学看得如此轻易简单，实在令人惊异。而效果呢，也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心理学师资，一般只能照本宣读，甚至照本宣读还有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假如不急谋改进，师范教育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简单对待培养师资问题的表现在其他学科方面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不过程度上较好一些而已。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把师范教育看成仿佛只是大教书匠教出小教书匠。例如，教育部对于师范学院的科学研究是一向很不重视的，甚至可以说是予以抹杀的。但应该指出，这种情况已有好转。我们欢迎这种好转，并且希望这种好转能一直继续下去。 第三，高教部的学习苏联有许多地方变成了机械地、盲目地学习。仍旧就心理学来说，高教部因为盲目地学习苏联，硬把心理学专业摆在哲学系里，结果是使心理学专业在工作上遭遇到种种困难，使这门科学的教学工作的改进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受到许多障碍。固然，苏联的心理学专业是摆在哲学系里的。但这是由于古老的传统，并没有很好的理由。所以苏联的那种办法其实已经是陈旧的经验，并不能算是何种先进的经验。但高教部硬要照学陈旧的经验而轻易抛弃我们原来的把心理学和哲学分开那种比较正确的办法。 第四，高教部和教育部在自己的系统之下都有很多科学专家，但不去好好发挥他们可宝贵的力量。我们知道，中国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在高等学校中，但高教部和教育部捧着这只“金饭碗”都好像不知爱惜。高教部和教育部都在埋怨科学院拉人拉得太厉害以至造成“人心向院”的局势。但这种“人心向院”的局势固然一部分是由于科学院的拉，但我看主要还是由于两个教育部在无形中做着推和送的工作。因为捧着“金饭碗”而只用来吃饭或者甚至去讨饭，“金饭碗”是会感觉到很大的冤屈的。例如我和原来南京大学全体心理学教师，就是高教部把我们当作礼物或者包袱一样半推半送送给科学院的。应该讲公道话，科学院并没有拉我们，我们也并没有对科学院“心向往之”。现在，两个教育部，特别是高教部，只知一味责怪科学院的拉人而不自己想想在怎样对待自己系统之下的大量科学人材。这不是表示自己对事理的认识不清吗？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慢，特别关于教育心理组还不见什么进展。据说，调人有困难。我看，还是由于决心不够。这种决心不够恐怕又是教育部的领导同志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和对发挥自己专家的力量的重要性体会不够的表现。在教育部的系统下，有不少位心理学专家并没有发挥他们的专长，有的使用并不得当，有的还几乎是闲散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两个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要了解到，储备着大量的科学专家而不设法去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这在实质上不能不构成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第五，单就心理学这门学科说，高教部和教育部过去的种种措施是不妥当的，甚至是十分错误的。所以有这种现象，基本上还是由于两个教育部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很不够，态度很不端正。我们恳切地盼望两个教育部今后对这门学科的认识能正确起来，态度能端正起来。他们在领导地位的认识正确不正确，态度端正不端正，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 最后一个意见是关于科学或高等教育的领导问题。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呢？应该肯定地说“能够的”。并且关于全部的科学事业也非由党来掌舵不可。但党员同志们能不能领导科学呢？那要看具体情况。有些同志领导得很好；有些同志则领导得不那样胜任；还有些同志则领导得很差以致造成不少错误和损失。主要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虚心学习，是不是坚持自己的“师心自用”。自己知道得不够而又不虚心学习或者坚持自己的“师心自用”，那就不会领导得好或者会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犯下严重的错误。有些同志对于科学领导工作原来不很胜任，但后来就不差了。有些同志则原来固然不很胜任，但后来也并不见进步。其中原因就在此。当然，这对非党员的领导同志来说也是一样的。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一定要对于几门科学或者一门科学变成行家。问题在于能不能很好地联系科学家，多听听科学家的意见，多和他们商量商量。我觉得两个教育部的有些领导同志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须要好好纠正。要纠正这个缺点，首先要深入下层，多多了解下面的情况和意见。 以上意见请全体代表同志们指教，并请两个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考虑。

第10版()专栏： 山东省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钱昌照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请允许我谈一谈山东省的教育问题。 最近我在山东省济南、青岛、莱阳三个地区视察了六所中学、三所师范、五所小学、两所文化补习学校。在视察期间，先后约同校长、教师、学生座谈八次。山东省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过去几年发展相当快，可是问题很多，今天把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供参考： 一、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 山东省人口已达五千万，离开北京只有九小时的火车行程，但过去几年，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就很少去过，教育厅的负责同志到省辖市或专区去的次数也不多，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又没有健全的视导制度，因此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掌握材料也不够全面。教育部在北京发号施令，而且变动得相当快；教育厅承上启下，基层的教育局、科遵命向学校布置工作；学校方面对有些不甚切合实际的指示和办法感到执行困难。我在视察中，有的学校反映：“教育部的意图，很难领会，好容易摸到一点边，又变了，学校跟着任务走，学生把校长说成变把戏的。”有的学校认为：“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学校的视导，加强对学校的具体帮助，加强对工作的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制度不要盲目建立，也不要轻易废止。”有的学校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负责同志走出办公室，到学校去体验一个时期的生活。”这些都是学校方面的呼声。山东省普通教育、师范教育有时出现紧张状态，就是由于上下不大通气，官僚主义造成的。在这方面，教育部应该首先改变领导作风。教育部负责同志最近曾经说过，为了加强地方行政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教育部将一变过去什么都抓的作风，要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乃是完全正确的。但因地制宜，并不简单，教育厅方面就得深入了解情况，做好准备工作，有些直接领导学校的基层教育局、科，目前干部力量非常薄弱，更须予以充实，今后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还应该建立健全的视导制度，负责同志们也应该随时下去，接触实际。 二、校长、教师的调配没有一定的制度。 有些校长被调出去做临时工作，久假不归；有些校长文化水准比较低，经验比较缺乏，在工作中，发生困难。教师的调配更为忙乱，由于去年山东教育发展较快，小学较好的教师调升到初中，初中较好的教师调升到高中。例如有一所中学，二十个高中教师中，就有一半是从初中调来的。又如有一所小学在一年零三个月内调进调出的教师多至二十人。加之调出去的时间，不一定在学期终了以后，派来接替的教师，不一定及时到达，学校方面十分被动，并且影响了教学工作。再说校长、教师的人选问题，教育行政机关审查得不够严格，省市无法安置的人员，有时又向教育部门塞，因此有些校长、教师并不胜任，他们自己苦，学生意见也很多。总之，今后校长、教师的调配应该有个制度，做校长的要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作经验，教师的德、才、智要经过比较严格的审查。调进调出要有一定的办法，同时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领导干部的培养，教师的进修，也应该定出具体办法来。 三、教材脱离实际的情况非常严重。 我此次在山东一起听了二十九节课，觉得有些教材，例如：中学、师范的文学、历史、地理、物理等，小学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或是太深，或是太多。由于教材太深，有些教师自己也不甚了解，上课时生硬灌输，学生也只好死记硬背。由于教材太多，教师在课堂上，“万马奔腾”惟恐讲不完，学生更接受不了，困难重重，此外教材的系统性和思想性也有些问题。教育部应该结合实际，从速精简和修改教材，同时对教学大纲也应该慎重地重新编制。 四、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太重，影响身体健康。 就我所掌握的材料，中学、师范教师兼班主任的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左右。小学教师兼班主任的平均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时，有多至十三、四小时的，他们的健康情况不甚好，突出的例子如有一所中学，在九十名教师中患肺病的八人，患高血压和心脏衰弱症的十一人，患其他慢性病的二十人。又如有一所小学三十八名教师中，长期病号就有十一个。教师生活一般都相当艰苦。希望今后教育部门和有关党政机关对教师，特别对小学教师政治上多多予以帮助，生活上多多予以照顾，一般社会也应该更加尊重他们，过去做得都不够。中小学教师的编制，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编制，似乎太紧了，适当放宽一些，纵然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但还是必要的。再说学生的负担和健康情况，由于上课时间多，课目多，教材多而且深，完成书面作业，和复习功课总觉得时间不够，因此星期日也啃书，不休息，遇到考试还要开夜车，加之营养较差，环境卫生不够好，个人卫生也不甚注意，结果身体健康受到影响。视力减退，砂眼普遍，有些学校，视力减退的学生达到百分之四十，砂眼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个别学生甚至患神经衰弱症。这些情况应即设法改善。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从计划工作到视导检查工作都应该积极改进，并且要在学校里采取有效措施。 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刻不容缓。 学校政治空气比较淡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教师方面单纯技术观点又在抬头，有些教师开始不问政治，在一次七十个小学教师时事测验中，出了七个比较简单的题目，不及格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学生方面，有些学生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缺乏正确见解，纪律有些松弛，迟到和旷课的现象，在若干学校中比较严重的存在着。要纠正这些现象，教育行政机关首先应该负起责任来。政治课的添设，政治教师的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充实，政治教材的编制，课外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六、寓劳动教育于教材之中，寓劳动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从山东视察回来，就把劳动教育问题、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和教育部负责同志详细谈过，写给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上也着重提出这一点，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两年劳动教育实际上是放松了。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出现紧张状态，教育行政机关才来临渴掘井。学校的劳动教育极不正常。学生说：“劳动教育，春来秋去，”过去几年也曾批判过劳动教育的春来秋去，但批判是批判，春来秋去还是春来秋去。在进行劳动教育的时候，一般用搞社会运动的方式，而且只做毕业班的工作，其他年级好像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又如何能普遍？如何能深入？如何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上唯有读书高的心理，根深蒂固，学生中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依然存在，要想扭过来，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首先要使劳动教育经常化，具体化，寓劳动教育于教材之中，寓劳动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都得分头努力。劳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和空洞地讲道理的阶段上，必须根据学生年龄的大小，身体的强弱，有系统地组织他们参加课余劳动，有系统地组织他们在假期内参加生产劳动。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随时总结经验，推广经验。 以上是山东省教育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别省可能也有。相信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以及所有学校的领导工作人员和教师定将注意这些问题，真能如有一次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用充分的共产主义的阳光和雨露去培养年青一代的禾苗花卉，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第10版()专栏： 当前发展湖北山区生产的突出问题 李明灏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去年冬季和今春四、五月间，我曾经先后到过鄂西北和鄂西山区的十几个县视察工作，与山区干部和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个人感到增加了不少的见识，受益非浅。现在我仅就我在湖北山区所见所闻和个人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提高 但比平原地区仍差很远 解放几年来，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湖北省在山区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一系列的伟大的群众运动，长期压在山区人民头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被彻底地打倒了，人民翻了身，生产发展了，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山区已经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社一般都办得不错，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相信可以办得更好。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山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就更加有了依靠。一九五六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山区绝大多数的农业社都增了产，恩施专区八个县，一九五六年粮食生产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17％，绝大多数的社员的收入都有所增加。襄阳专区竹山县一九五二年粮食平均每人四百三十四斤，一九五六年平均每人五百五十八斤，增加百分之二十八。 山区人民生活与解放前比较确实有了很大改善。解放以前，山区人民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许多农民缺粮吃，每年总有几个月靠挖蕨根和野菜度日，“辣椒当盐，活渣（有的地方叫烂豆腐）过年。”这确是当时山区人民的实际生活情况。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有粮食吃了，吃蕨根和野菜的人已经很少了。过去山区多数农民都没有棉衣穿、没有被子盖，冬天一到，就只有坐到屋里烤火，山高天寒和缺少衣食，农民得气喘病（严重的支气管炎）的很多。有少数人甚至连一件单衣服都没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并不是稀罕事。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家家都有了被子盖，没有棉衣穿的只是大山区的少数人了。布匹的销售量一九五二年是每人每年平均八尺，一九五六年已经上升到每人二十六尺，多数农民杀了年猪。对这些方面山区人民群众是满意的。我在来凤县和老农开座谈会，农民提起这些情形和解放前比较，就有几个老农谈到过去被蒋匪帮抓兵、抓伕、坐牢、杀头等等，以致他的儿子至今还未归家哭得说不出话来，甚至还有哭泣几次的，使我非常感动。 几年来，山区人民生活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和平原地区比较，那就还差的很远。现在山区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生活水平还是低下的，尤其是大山区还有很多困难一时不能解决。据了解恩施专区全区农民一九五六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四十元左右，有许多大高山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还不到三十元，这比平原区一般还要低一倍以上。因此，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领导和帮助山区人民大力发展生产，逐步地改变这种穷困落后的状况。 如何发展山区生产、改善山区人民生活呢？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了解，我认为必须注意逐步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优先生产粮食 发展多种经济 改变山区面貌的根本办法是发展山区生产。不久以前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全面规划，建设山区”的社论，中共湖北省委也曾在去年十二月专门召开过山区工作会议，研究了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适时的。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当前发展山区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生产和多种经济的发展如何全面加以合理安排的问题。湖北山区各种经济作物如茶、麻、桐、漆、药材、果树、林业等的产量和增产潜力都是很大的。必须加强领导，大力发展。但是根据当前山区的经济特点，我认为发展多种经济又必须与粮食生产紧密结合，没有粮食生产的增长，多种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可靠的基础和保证。目前山区粮食情况，部分地区是比较紧张的，个别地方出现忽视粮食生产的现象。随着人口的增长，人民消费量的提高，畜牧业的发展，可以肯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山区的粮食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山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针，在保证粮食够吃有余的前提下，全面规划，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据我所知，在粮食和多种经济的安排上，不少地方常发生顾此失彼的现象，以致影响生产。当然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时，还要防止不从客观情况出发，不照顾地区特点，主观主义办事的偏向发生。在封山育林，水土保持，处理轮荒地等具体政策上必须因地制宜，不能机械的生搬硬套。 山区发展农业生产上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但困难也不少，特别是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较为突出，其次各种自然灾害也较多，水、旱、虫、雹、兽各种灾害都有，特别是兽灾威胁很大，有时还伤及人命。农民流传着一首歌谣：“年年种庄稼，野兽光糟塌，好了有一半，不好不见面。”可见其为害之大。随之山区造林事业的发展，野兽对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威胁将日益增加。因此，必须注意依靠群众力量，总结群众的捕打预防经验，希望有关部门在火药、工具的研究供应上给予支援。 逐步修通城镇公路 尽早修建川汉铁路 山区人民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交通运输问题是发展山区生产、改善山区人民生活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事实证明，那里修了公路，那里的经济情况马上就起变化。恩施县见天坝乡是木材产区，过去不通公路木材不值钱，任其自生自灭。一九五五年公路修通了，木材值钱了，去年该乡有一个社仅木材一项就收入了三万多元，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群众收入增加了，造林积极性也大大提高。湖北山区有大量的木材、煤、铁、硫黄、桐油、生漆、茶叶、苎麻、畜产品、药材等各种物资资源，由于交通运输困难运不出来，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很大损失。 解决山区交通问题是个十分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一定要有计划地、逐步地、积极地加以解决，我个人认为首先必须有组织有领导的充分发挥山区各种民间运输工具的潜力，有计划地逐步修建各种人行道和骡马道，特别要强调畜力运输业的发展，群众已有经验，只要加以组织推广就可以搞开。 其次要逐步修通各重要城镇间和主要物资集中地的公路，先修简易路面，通车后再逐步改善。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河道，加以整修疏浚。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光靠地方力量困难很大，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山区交通问题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另外根据勘察湖北恩施地区有大量的煤、铁矿藏（初步勘察建始铁蕴藏量在六亿吨以上）和森林资源（成材林蓄积量约一千二百万立方公尺），各种土特产数量也很大，建议中央能尽早兴修川汉铁路，而且通过恩施，进入四川。 第三，几年来，山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群众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由于经济和文化落后，山区人民群众患传染病的很多，以梅毒、麻疯、血丝虫病、气喘病、眼疾等，对人民健康和农业生产威胁很大。从当前情况来看，当地医疗机构对这些病的治疗力量不足，办法不多，应该研究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调整粮食木材收购价格 建立土家族区域自治 从我到过的这些山区看，商业工作一般是做的很好的，特别是去年调高了桐、漆等收购价，降低了低档工业品和食盐价格，对发展山区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问题是粮食和木材的收购价格有点偏低，据了解抗战前一百斤稻谷可换白细布二十四尺，目前只能换十四尺九寸；杉木价每立方公尺六元到六元五角，松木每立方公尺四元，如劈成烧柴卖可卖十二元，因之林农反映比烧柴价还低。其次是省与省的价格安排问题，几年来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如五棓子，来凤县二十一元六角一担，湖南龙山只有一水之隔，就挂价二十六元五角一担，生漆，来凤县一百四十六元二角一担，龙山则是一百八十五元一担，群众意见很大。来凤县在七十五种商品中，有四十六种高于四川价格，有七种低于四川价格，只有二十二种基本相同。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早做处理。 湖北省兄弟民族有十五万多人，在部分山区有相当数量的兄弟民族聚居区。如来凤、鹤峰等县的土家族，据初步了解就有十多万人。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做的不够，我自己分管这一工作，而对情况了解不够，工作抓的不紧，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应当加强这一地区兄弟民族的工作，首先应当注意培养干部，注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兄弟民族以照顾和帮助。经过一段工作后，把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起来。现在湖北省已派出专人，进行调查研究，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民族区域自治方案，加强兄弟民族的工作。在这方面也希望中央多多给予我们以帮助和支持。 以上是我所见到湖北山区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我想其中有部分情况和问题其他地区可能也存在，特简要提出供中央和各位代表参考并望批评指正。

第11版()专栏： 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书面发言—— 我国农村过去长期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经过了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已经解决了。土改之后，农村中发生了新矛盾，这就是个体农民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矛盾。经过了几年来的斗争和艰苦工作，一九五六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民肯定地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现在还有没有矛盾呢？矛盾是有的，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过去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现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产矛盾。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一九五三年的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查，普查结果表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国人口一共有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如果五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字，这样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的是这些数字现在没有，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登记各个区域人口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的人数，这样才有正确的人口统计。现在一般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增殖率千分之二十，如果这样估计下去，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增殖率千分之二十是怎样得来的呢？一九五三年政府在二十九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十个县进行普查，另有三十五个县只查一区、两镇、五十八个乡、九个村、共有人口三千零一十八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一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并且说城市的增殖率高于乡村；上海一地的增殖率是千分之三十九，城乡平均起来每年增加千分之二十。我很怀疑四年来增殖率是否仍旧是千分之二十呢？普查的数字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千分之二十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自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恐怕有出入。由于以下七方面的考虑，我认为增殖率或超过千分之二十：（一）结婚人数增加，在解放以前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经济情况改善就具备了组成家庭的条件。社会上大家都有职业，对于父兄、亲友的接济少了，负担减轻，也促使结婚人数增加，并且政府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在一个城市内工作，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对于孕妇产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产妇产前产后有五十六天的休假，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乡村中产婆接生已为正规接生所代替，婴儿死亡率下降，托儿机构普遍建立，可替多子女的家庭，进行一部分教养儿童工作，子女入学可以享受公费待遇。（三）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真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四）以往几乎年年有内战，人民遭受兵燹，水旱灾害，流离失所，大量死亡。现在国内秩序空前安定，内战消灭，盗匪绝迹，凶杀案件减少，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五）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将来和尚和尼姑的人数也不会多。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娼妓问题，我们也彻底解决，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旧思想的残余，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种种格言，到处传播。只要经济上许可，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诸如此类，都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 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一九五六年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百分之七十九，积累部分约为百分之二十一。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我到浙江视察三次，旧时代的浙江，分成十一个府，我到了十个府。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地方儿童特别多，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到一个村必定向社里的负责干部和老农了解近年来村里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生死相抵以后，净增加有多少。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虽不一样，我的印象是顶少的也增殖了千分之二十二以上；到上海视察时，感觉到增殖率更高。一九五五年视察返京以后，就视察所得准备好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稿，内容是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打算在一九五五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组进行讨论，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今年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地提到人口问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我就把旧发言稿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简略地讲了一遍。现在就把这篇稿子加以补充，提出来请各位代表指教。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大家都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即由一增加到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而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如一、二、三、四、五、六、七……过了几代，人口增加太多，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批死亡，人口锐减，至此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这样世界经常处于恶性循环中，人类的前途非常黯淡。马尔萨斯“人口论”于一七九八年出版，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工人们大量失业，普遍贫穷，时有暴动，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很大的不满。马尔萨斯写人口论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国政府的错误措施。他的人口理论无异乎告诉工人们说，工人们的普遍贫困，不是政府之过，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而粮食增加太慢引起的。这种论调是他“人口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当时法国拿破仑在欧洲挑起了大战，人民死得很多，粮食不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因而大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很正确。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说应用到德国的情况上，就不符合实际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在法国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他们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约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这又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库高达三十五公尺，有二十四个圆仓和十二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七万吨粮食。粮仓的一端，有一个六十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把电钮打开，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晒这些粮食，需要三百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一千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数），此外尚须加上二百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一千二百亿斤。一亿斤等于五万吨，共等于六千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需建筑八百五十七座，每座建设费约在三百万元左右，共需二十五亿五千万元。但实际上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纳一亿吨粮食的仓库一千四百二十八座，共需投资四十二亿八千万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三百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五十万斤），共需用四十二万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十五个技工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十五个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八十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今年增加的一千三百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一百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一千二百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八十多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四千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与五十之比（详见说明——附表一），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我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它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内，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他们的部门内体现出来而已。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一百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一千二百万农民合并计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一千二百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一百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一千亿元。哪里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二十年内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一九五六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九，积累只占百分之二十一，即等于一百八十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的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 “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百分之七十五，而积累占百分之二十五，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把消费压低到百分之七十五，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需要，使人民对于工业化的热望一变而为对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乱子。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当然棉花不够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虽不致蹈波、匈的复辙，然亦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 我说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利之后，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六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家八十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五年计划的次数愈多，生产率也就愈大，而所需的技术装备也就愈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一万卢布，流动基金三千卢布，共计一万三千个卢布。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每个工人配备的资金六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所配备的资金，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配备的资金即达十二倍。所以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苏联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是由于每年技术装备的倍数增加。中国以后的情况也应该这样，因此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累。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工人的收入也当然提高，如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例地提高，二者收入的差别愈来愈大，就影响着工农联盟，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辣手，愈难解决。 以上已说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一万卢布，流动资金三千卢布。我国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的固定资产为一九五三年的五千二百七十三元，一九五四年的六千零七十二元，一九五五年的六千八百三十五元，一个卢布约等于人民币五角，中苏两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给工人的技术装备大致相等。（附表二） 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们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现在新建一个十万纱锭，三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三千五百万元。在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 （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轻工业的扩大，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我们要建设棉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棉花；要发展丝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蚕茧，要发展制油厂，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发展制糖厂，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发展毛织业，一定要取得羊毛。今日油、糖、布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的紧张情况，超过粮食。要增加这些物品的供应，一定要扩大棉花、蚕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的面积，这不得不缩小了生产粮食的面积，而粮食产量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响甜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如一九五三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二万四千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到一九五五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一万八千斤，含糖率平均只达到百分之十一点四。像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阔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其希望悬于秋季之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二十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唤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促进本门内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像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作过这样的划分，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一九五七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贡献”。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但欲达到这个目的，惟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一百六七十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他有关科学的配合，这更需要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十五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一九五三年的二亩八分降至一九五五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如江苏省在一九五五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该省一九五六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事实。 十、几点建议 （一）一九五三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它们的对比和真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真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在一九五八年至迟在一九六三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少男女还没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作过人工流产，很快又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有三十五万之多，病床有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他们的身上，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虑。 说明附表一 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一）农民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1953年 1956年1．按农业总产值计算： 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亿元）　499.1 580.3 每人平均（元）　 102.8 112.22．按农业净产值计算： 农业净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亿元）　369.5 426.9 每人平均（元）　 76.1 82.53．按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计算： 农民直接缴纳部分（农业税及附加、公 债，亿元）　 27.1 　37.3 每人平均（元）　 5.6　 7.2 （二）农民人口数（万人）　 48，546 　51，723 〔说明〕 1．农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均系用计算国民收入时所用数字，农业总产值比现在预计数约大五千万元是为了和农业净产值口径取得一致。 2．农民人口数系全年平均人数。这个数字比谭震林同志在“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一文（见人民日报五月五日第三版）所引五亿二千八百万人为小。 3．一九五三年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只包括农业税一项，一九五六年除农业税外尚有农业税附加二亿九千九百万元和公债一亿三千八百万元。 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指　标　计算单位　1953年　1956年 （一）工业生产的全部价值计算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的全部工业） 千元　35，576， 744　57，136，410生产人员数全部生产人员万人　505.28　 646.788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每人平均创造价值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 元　7，041 　8，834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 元　8，481 　12，427 （二）工业生产的新创造价值计算工业净产值（不包括手工业全部工业） 千元　11，572，291　19，567，090生产人员数全部生产人员万人　505.28　 646.788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每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2，290 3，025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2，759　 4，256 〔说明〕 1．工业总产值是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不包括手工业产值。这个总产值数字预计较早，因此小于作一九五七年计划的预计数和统计公报数，但计算国民收入时却是按这个预计数计算的，所以仍列此数。如果按照一九五七年计划上的一九五六年预计数五百七十五亿八千九百六十三万三千元计算，则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为八千九百零四元，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为一万二千五百二十六元。 2．工业净产值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不包括手工业净产值。但国民收入计算时间较早，其一九五六年总产值系预计数，小于作一九五七年计划时的一九五六年预计数，并且比实际数亦小。 3．生产工人数一九五三年按国家统计局年报数，其中国营、公私合营，系年平均数，合作社营和私营由于没有统计年平均人数，故采用了年末到达数。一九五六年按一九五七年计划时的预计数。 4．全部生产人员一九五三年按国家统计局研究室的材料，一九五三年全部工业生产人员年平均人数为五百零五万二千八百一十六人 （不包括工业企业附属单位人员）。一九五六年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人员每人生产的价值按一九五七年计划上一九五六年预计数，私营系按照上述经济类型的材料，加以估算而得。 〔注〕表内最后一项数字（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四千二百五十六元），已经把重复部分扣除后计算出来的。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现代工业的构成是异常复杂的，每种产品的零件、部件常须经由许多地区，许多行业，许多工厂，才能拼凑成功。从原料到成品经过逐步加工有无数次的工序，先把原料成为若干中间产品，最后才叫作成品。中间产品具有二重性，就制造它的工厂说是成品，就采用它的厂矿说都是原料。还有更复杂的，例如煤炭，既是煤矿的成品，又是工业的原料，同时又是家庭用的消费资料。因许多产品都有两重性，计算总产值时就发生很大的矛盾。若把中间产品的价值，统计进去，就一定会发生重复，甚至重复至数次以上，以致总产值失去了真实。因此，我们要把中间产品严格地区分开来，不然的话，计算出来的净产值就会偏高，不能真实代表国民所得。 附表二 1953——55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固定资产 单位：元 部　门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总　计　 5，273　 6，072　 6，835 电力部门　 51，197　 58，828　 58，196燃料采掘部门　 5，021　 5，574　 6，020铁矿及锰矿部门　 1，887　 4，407 　4，057 化学矿开采部门　 828　 939　 949其他非金属矿开采部门　 952 　1，128　 3，599森林采伐部门　 497 　1，443　 2，931燃料加工部门　 18，307　 18，643　 16，248钢铁冶炼部门　 10，151 12，385　 14，411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部门 3，362 　 5，684 　6，480金属加工部门　 5，029 5，528　 6，035化学加工部门　 9，066 　9，867　 11，114建筑材料部门　 2，291 2，531　 3，641玻璃工业部门　 4，273　 3，431 　3，502陶瓷工业部门　 2，456　 1，925 　1，482橡胶加工部门 　4，714 　4，372　 10，688木材加工部门　 1，210 1，480　 1，945火柴工业部门　 466 　440 　449造纸工业部门　 8，923　 9，856　 10，307纺织工业部门　 4，943 5，125　 5，107缝纫部门　 943　 1，124 　1，292皮革及皮毛部门　 1，750 　2，080 　2，471油脂、肥皂、香料、 化妆品部门　 6，000　 6，090　 6，107食品工业部门 　3，373　 3，312　 3，566食盐部门　 3，653 3，431 　3，307印刷部门　 3，072　 3，240 3，256文化、教育、科学 艺术用品部门　 1，558 　1，755　 6，292自来水部门　 49，129　 54，743　 59，557其他工业部门　 4，530　 7，087　 8，973 〔注一〕固定资产系指生产设备厂房及一切生产用土地；工人系指直接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如企业内部的搬运工人、仓库的装卸工人），不包括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非生产人员。 一九五六年由于材料缺乏，还不能计算。 〔注二〕以上两表是请经济委员会同志们代制的，特此道谢。

第12版()专栏： 做好基层工作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许宝驹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现在我仅就基层政权工作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于去年五月视察了杭州市，十一月视察了南京市，今年四、五两月视察了南昌市和福州市（由福州回北京路过杭州，又召集了杭州市各区区长座谈会）。我视察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一、基层政权的工作情况，即区人民代表选举情况，区人民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与区人民委员会的联系情况，代表能否代表选民的意见发挥作用等问题。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即区人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着的问题。 一、关于基层政权的工作情况，可说是很好的、有进步的。从去年秋间区级选举情形来看，南京市各区选举，选民参加投票的平均数字占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七点零三，南昌市的参选人数占百分之九十六点零二八，福州市参选人数占百分之九十五点零二，都超过一九五五年普选时参选人数的比例。各区选出的代表，在成份上较过去更为广泛了，妇女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名额一般都有增加。选举权利的普遍性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被剥夺权利的人数，比一九五三年普选时降低了很多。 去年秋间的基层选举工作是做得比较深入、仔细的。事前对于宣传、调查、酝酿、协商等工作都用了很多的力量，投票时又采用各种方式以便利选民。选民对于选举是热烈的（事例太多了，举不胜举）、认真的。代表候选人的初步名单，尽管事前经过多次酝酿、协商，但提出去被群众打回头的还是不少（例如南京市燕子矶区联合提名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经过选民的鉴别、讨论，更换了四十一名，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九）。这都说明了人民非常重视选举，提高了当家作主的信念。 近一年多以来，区人民代表对选民的联系，区人民委员会对区人民代表的联系，都有显著的进步。区人民代表都采用了分工固定联系一定的选民、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选民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分地区设立选民接待站或个别访问选民等办法以进行联系工作。区人民委员会也建立了联系代表的制度，由区长定期接见代表来访，举行代表座谈会等。由于有了这些制度和一系列的办法，遂能逐步扩大了人民民主生活，逐渐显示出人民代表的作用和人民的力量。 工作中当然还有缺点，还须力求改进。我现在只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群众对代表所提的要求和反映的意见，比较多的是要求就业，其次就是关于本地区的福利问题（如修路、修沟、装置公用路灯之类）。这两类事代表皆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是件相当大的事，这里姑且不谈。居民区的福利问题，因区人委会本身并未掌握任何款项，即欲办一点小小福利事业，需用极少数的钱，亦须请示市人委会核准拨款，这样就旷日持久，甚至于没有下文。这种情形一多，群众便灰了心，对代表也失了信仰，不愿再提什么意见了。这是一个矛盾，需要解决。（二）有一些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等等）对基层政权不够重视。酝酿代表候选人时工作极为草率，有的并未经过本单位的酝酿、协商，匆匆便把名单提出来了。参加选举投票时亦不热心（例如福州市仓山区某银行将二十六张选举票套在一个信封，派一个人送到投票站说：因为工作忙，不能来投票。鼓楼区某印刷厂一个人事干部，将选举票放在自己口袋里忘记发给大家。当投票那一天的晚上，他们集体到别的工厂参加晚会，市选举委员会得悉后，派一部汽车将投票箱送到该厂门口，请他们出来投票，等了很久，还是很零落地走出投了票。某话剧团在投票的那一天，推说我们晚上演戏，白天要睡觉，没有空去投票，结果经省机关党委打两次电话催请，才勉强投了票）。往往机关单位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参选人数比例最少的选区。在区人民代表全数选出以后，居民所选的代表一般都很热心、积极。机关单位的代表就很少联系选民，有些代表至今还没有和选民见过面！因此，选民有意见，居民代表也有意见。我承认机关单位工作确是忙，代表确是有他的困难情形，但这个问题还始终是存在着的，这一个矛盾，也须待解决。 二、关于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区人民委员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是区人委会的派出机关，是最基层的工作机构。居民委员会是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在工作上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部分工作并受公安派出所的指导），更是与居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以上三个机构的性质虽各有不同，但都是地方基层组织。国家一切政策、法律、法令和上级的决议等等，如何贯彻执行，很大部分要依靠以上三个基层组织去做。同时，群众的意见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均须及时搜集、反映、处理。它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巨细无所不包，任务是非常繁重而复杂的。 以上三个机构执行工作的具体情况，我现在不加陈述了。总的说来，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有缺点亦能随时改进。尤其是基层干部同志绝大多数都能吃苦耐劳，积极为人民服务，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我们不要忘记，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同志们都是义务职。）现在我只提出这三个机构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从这些问题中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工作和须待解决的矛盾。 （一）关于区人民委员会的：我只提一件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上面已经说到的，区人委会本身没有掌握任何款项，即欲办一点小小福利事业，亦须请示市人委会核准拨款，而全市待办的事业太多了，这种小事到了市人委会一排队，就不知排到何年何月！（例如杭州市岳坟的一个厕所太小，而且男女不分，居民提意见，提了几年都未解决。又如福州市卫前街有一条沟必须疏通，需款二百元，经向市人民代表提出，交市建设局办理，迄今四年之久，也未得到解决。）这不但如上面所说的使群众对区人民代表失掉信仰，同样对区人委会也容易失掉信仰。市人委会对下级管理的过多、过死，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市，有的市管不了，而区又无能力去管，这是职权下放问题。我认为应该下放，下放多少？须研究。 （二）关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有些问题是共同的，互相关联着的，因此，我就不把它勉强分开，顺序地提出下列一些问题： 1．居民对于街办处和居委会的关系是好的，是很爱护这两个机构的。但社会上也有不少的人（据居委会反映：这些人以机关、企业中的干部较多），对这两个机构不够重视，往往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它们，看不起这两个组织，以为这是起码的机关，应该听任何人的指挥。很多的居委会的基层干部说：“我们吃自己的饭，替别人做事，还要挨骂受气，真太冤了！”我们必须注意，基层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情绪是非常重要，非常可宝贵的，万不能使他低落下来的！ 不重视街办处和居委会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人不了解这两个机构的性质与任务，很轻率地叫它们替自己办事。街办处是区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居委会是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各有其不同的性质和一定的任务，它们的地位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我以为应从各方面加强宣传、说明，使社会上对这两个机构都有正确的认识。 2．街办处管辖的区域相当的大（很多的地区居民有一万几千人），而工作人员少（按组织条例规定，设专职干部三人至七人，现在一般都是四人或五人），任务繁多（据我约略统计，如劳力调配、社会救济、市场管理、拥军优属、扫除文盲、调解纠纷、推销公债、粮食工作、修理危屋、兵役、私塾、储蓄、保险、征收房地产税、签发各种证明，一直到推销戏票电影票等，约有四十多种任务），经常工作都是在外面活动，办事处里只能留一个人，内外都忙不过来。因而只能随时向居委会抓基层干部使用，工作容易粗糙，容易搞乱。干部们太忙了，没有学习的时间，水准亦不易提高，干部们心情亦很不安。这事须要解决。我以为：（1）街办处所辖区域似可缩小，以便利工作（但现在街办处所辖区域，是与公安派出所的管辖区域相同的，如果缩小，有无不便，尚须研究）。（2）专职干部须适当增加，可将此次各机关编余人员安排一部分下去。 3．居委会原是群众自治性质的居民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等事项。但现在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变成半行政机关的性质了。有许多的事应该由业务部门自己去做的，也都交居委会去办。例如收房地产税、推销报刊等，居委会不仅是向居民动员号召，而且要完成收款的任务。这类的事甚多，不必列举。居委会本身应做的工作已经不少，再加上一部分行政工作，自然更觉忙乱。“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我以为业务部门的事应该由业务机关自己去办，居委会仍有完全恢复它原来组织的性质、任务的必要。但这件事也是与街办处组织分不开的，街办处的工作人员太少，自己的工作忙不过来，就必然要抓居委会的基干，事情仍易搞乱，所以在人事和工作的安排上还应作一系列的调整。 4．机关干部、干部家属与居委会、居民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居委会说他们有“高人一等”的思想，不遵守居民公约，很多事不容易办通。例如福州市卫前街居委会干部说：“基干核对户口到某工程处处长家里，他的爱人问基干说：‘你们是什么，有什么资格检查我们的户口’。可是，饮水消毒时，如果没有到过他们家里，他们就立刻提出批评。”又福州市鼓楼区某街办处副主任说：“居民工作有‘三难搞’，即：机关家属、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居民开会，他们总是不到。检查卫生，则推说生产忙，甚至威胁：‘你们妨碍生产’，‘你们要提意见，请向我们上级去提吧！’贤南路水利局把厕所建在路旁，有碍公共卫生，居民提意见，也无结果。”南昌市孺子亭街军属模范杨圣恭说：“南昌市整顿市容成立了分段负责制，但对职工宿舍、机关宿舍卫生总搞不好，有的还把垃圾往外倒。高家井食品公司有一次把文件都丢到街上来了。”各地方的事例甚多，不列举。把居委会、居民对这些事的意见与上面所说的对不重视选举的意见结合起来看，在机关干部、干部家属与居委会、居民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沟。这是需要填平的。我上面曾提出的要使大家认清街办处、居委会的性质与任务，使这两个机构得到应有的尊重，于填沟可能有些帮助的。 5．关于居民干部就业问题（包括扫盲教师在内）。他们一般都希望通过工作争取就业，目前机关精简，就业问题不易解决，不免影响工作积极性。就福州市来说，有些基层干部认为自己是“八一七干部”（福州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的），干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很多人都消极下去了。这个问题总须求得一个解决的办法。与此事有些关联的另一问题：居民工作现在还没有评比奖励。过去五好、卫生工作、治安工作等都有评比，而居委会主任工作没有评比；同时评比不统一，来一个评一个，都专属于条条的（如卫生、治安等），似应考虑统一布置，定出条例和标准，使居民工作也有评比奖励。这样也可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 其余还有：基干的补充与培养教育问题；居委会委员的生活补贴问题；街办处、居委会如何统一布置工作问题；街办处、居委会所属的街道组织（如调解委员会、卫生督导队、税收小组、扫盲协会、红十字会等）过多与干部兼职过多问题（居委会主要干部是身兼四职，有的身兼九职）；街办处与公安派出所之间的矛盾问题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以上所述基层政权工作情况和地方基层工作机构的工作情况，总的说来，几年以来，都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但做得不够的地方还很多，存在着的矛盾也不少。我恳切希望各位代表随时注意这一方面的事（街道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接触到的），随时提出意见，促其不断改进。同时我建议中央主管部门可向全国地方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有系统地搜集关于基层政权工作和地方基层工作机关的材料和改进的意见，汇报中央。中央可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意见，加以分析、研究，对工作布置和人事安排作出必要的调整，以解决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街办处和居委会的组织条例是一九五四年年底制定的，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条文是否有需修改之处，也应检查一下。 我们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因此也就必须把基层政权工作、地方基层组织工作做得更好。我提出了上列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否正确，还希望各位代表予以批评和指正。

第12版()专栏： 大灾之年生活也提高了 余亚农的发言中说，安徽省去年遇到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广大农民的生活仍能有所提高：全省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五十五斤，比1955年增加三十八斤；日用品的销售量也增长了很多。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完全同意李、薄两位副总理和张检察长、董院长、彭副委员长所作的工作报告。我们认为，一九五六年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为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所证明，而且从我们安徽省一年来执行中央的方针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来说，也得到了充分的具体的证明。现在我仅就安徽省一年来农村工作方面的情况，发表一些意见。 一九五六年，我们安徽全省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共达六百八十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一三，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八四。这样使我省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使千百万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就消灭了小农经济向两极分化的危险，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苦难。 我省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就遇到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去年的夏收作物曾遭受五个月未下过透雨的大旱，小麦普遍生疸，部分受涝；秋季作物先后遭受九次大暴雨和一次强台风的袭击，先后受涝的播种面积共达八千余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与自然灾害斗争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发挥了集体的抗灾力量。广大社员在“与水争地”、“与水争粮”的口号下，积极下水抢收，扶棵救苗，排涝补种，经过四排五种者有数百万亩，斗争的艰苦是可以设想的。同时，各地农业社，都大规模地推行了农业生产改革，沿江地区普遍推广了双季稻，沿淮地区大力改种了水稻，并扩大了玉米、胜利百号山芋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些改种措施，绝大部分都达到了避灾保收和增产的目的。受灾后，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了副业生产，增加社员的收入，弥补受灾损失。由于全省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因而又一次的战胜了严重的灾荒。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来看，则约有百分之五十三的社得到了增产，百分之十左右的社保产，百分之三十四的社因为受灾较重减产，而因管理不善减产的社仅占百分之三点五左右。增产社绝大部分做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鳏寡孤独等困难户都实行了五保，得到了适当的照顾。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要想战胜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在生产上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还须说明一点，就是国家的大力支持，对于我省去年的生产救灾和农业合作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及时的解决了贫苦农民入社基金和灾民生产、生活方面的许多困难。一九五六年我省发放的救济款相等于当年全省农业税收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如加上农业方面（包括水利）的各项支出，则共为当年农业税收的两倍以上。另外，还发放了大量的农业贷款及粮食、经济作物的预购定金，总额共可折合粮食四十五亿八千万斤，其数量之巨大，发放之适时，照顾之周到，是任何朝代都没有过的。特别是在秋种时，政府组织了大批人力，星夜从四川等八省调运了四亿多斤优良品种，及时贷放或者换给农业社，不仅保证了适时下种，而且使我省淮河流域广大地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小麦都用良种播种，使今年夏季得到了普遍的丰收。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去年由于某些计划安排偏大，国家多发放了些钱，造成了物资供应和今年计划安排上的某些困难，应当从中吸取经验；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还是有力的支持了生产的发展，为人民办了好事的。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省的生产救灾工作，不仅做到了“救灾不饿死人”的要求，而且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在大灾之年仍能有所提高。首先，以农村的粮食占有量来说，全省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六百五十五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三十八斤，其中非灾区的占有量要多于全省平均数，但灾区的粮食供应标准亦较过去提高。其次，以日用品销售量来说，较丰收的一九五五年还有很大的增长。如一九五五年的销售量为一百，则一九五六年的销售量为：棉布一百一十五点一二，毛巾一百四十点八八，竹壳热水瓶一百三十二点四，胶鞋一百三十八点七九，肥皂一百一十八点零六，酒一百零三点九五。今年第一季度颍上、怀远等十五个重灾县，日用品销售量占去年同期销售量的百分数为：棉布七十九点八七，毛巾一百一十一，竹壳热水瓶一百五十三点三，胶鞋一百八十九点六六，肥皂一百三十五点七六，纸烟一百二十七点三一，酒一百四十七点五五。棉布销售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去冬各机关职工、部队官兵及上海等地捐献了大批衣服支援了重灾区，这在实际上就抵补了今年第一季度棉布销售量减少部分的消费。在这里，我再一次代表灾区人民表示感谢。再以灾区群众生活情况来说，虽然存在着某些困难，但一般都是正常的。衣着普遍比过去好，衣不遮体，破烂不堪的现象很少看到；外进灾民亦较历年大为减少，并且大多数是为了到大城市、工矿区寻找临时工作的。如我省派员从上海、西安等地动员回乡的灾民，很多人去时随身带有人民币几十元，回来时有的不愿住政府设的灾民接待站，而去自费住旅馆，这都足以说明他们的生活情况。 去年我省在农村工作方面，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合作化后，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相应的加强；在进行社会主义远景宣传时，没有强调指出建设过程的艰苦性；勤俭持家的教育也很不够。因而很多农民对社会主义、对“以社为家”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对生活改善要求的过高过急，存在着单纯依赖农业社和政府的思想。以救灾为例，解放初期政府救济灾民每人每天口粮四两至六两大米，群众即感恩不尽；现在规定灾民每人每天救济标准，农闲时十二两粮，农忙时一斤粮，但群众还嫌少。再加上我们工作中存在有官僚主义，有些可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以致今年春季灾区的少数地方曾发生了闹粮食闹救济的现象。其次，在推行农业生产改革时，我们虽然强调了因地因时制宜，但具体检查帮助不够。有些地方在推行时，未认真发动群众讨论；有的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不按照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盲目的硬搬硬套，不顾当地具体条件和农时，结果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再者，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上，曾有些地方盲目贪大，致使生产管理不便，有些社未实行包工包产，财务制度也不健全，非生产开支过大；并有少数社员和干部爱小便宜或贪污的现象，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 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采取许多措施，进行检查纠正。今年春季我省对农业社普遍地进行了一次整顿工作，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农业社示范章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结合我省一年来的经验，对于解决农业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十八条具体规定，广泛的进行宣传贯彻。对于过大的社、队都按实际情况适当划小，普遍推行了包工包产、超产归队、减产赔偿的办法，清理了社里的财务账目，贯彻了“勤俭办社”方针，减少了非生产开支，干部也都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与整社同时，政府还积极改进了粮食工作。一方面提高了灾区在农忙时的粮食供应标准，增加了非灾区的调剂粮和必要的牲口饲料；另方面将一九五七年粮食征购任务分配到社，秋后有灾照减，使社和社员对一九五七年国家征购多少粮食有个底，以便安排生产。并规定生产队完成包工包产任务超产的粮食，以百分之六十分配给超产了的社员，另外百分之四十由社根据需要卖给国家或作社内调剂。在生产指导上，政府采取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生产计划先由上而下，因地制宜的提出指标要求，再由下而上结合包工包产，进行民主讨论而后定案；对推广双季稻规定了夏至后不栽早稻，立秋后不栽晚稻，以防播种失时。上述各种措施，都要通过各级干部贯彻执行的，省、专、县各级领导机关，除了不断的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帮助工作外，还结合整编及撤区并乡，下放干部加强县、乡的领导，并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人下放到农业社具体领导生产。特别是省、专、县许多负责干部在下乡帮助生产时和群众一同劳动，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好的影响，密切了群众和政府的关系。这就使社与队、队与队、社（队）与社员、社与国家的许多矛盾及时得到了适当的解决，有些矛盾则正在逐步解决，从而也就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相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将可以更进一步地从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将能够更好的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原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一方面欢迎对我们政府工作的善意批评；另一方面要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坚决击溃右派分子的进攻。以保障和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第12版()专栏： 纺织女工的心愿 裔式娟的发言 我是上海的纺织女工。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对国家一年来的巨大成就，我感到无限的兴奋。我回去后一定以实际行动与全厂工人一道，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更积极地展开增产节约运动，争取提前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产任务。 我对于周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有力驳斥，表示万分拥护。当我来北京以前，我们厂里的工人对右派分子的谬论，都表示很愤怒，他们要我在这次庄严的大会上来驳斥这些右派分子。葛佩琦说：现在人民的生活很苦，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这完全是恶毒的挑拨，根本不符合事实。拿我们工人来说，解放前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没有地位，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拿的工资连自己也养不活，住的是草棚、三层阁，吃的连咸菜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吃猪肉。进工厂就像进了监牢，常常挨打受骂。我那时还是个养成工，到吃饭的时候，还要饿着肚子受“拿么温”的所谓教育，有一次我支撑不住，就昏倒了。每天做工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怕被停生意，生活毫无保障。 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劳动人民站起来了，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生活都有了改善，工作时间比解放以前缩短了，工资也有了增加。现在我们过着穿吃均不愁的生活，在工厂里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猪肉，谁说吃不上猪肉呢？有许多工人还买了收音机、手表等，在解放前我们做梦也是想不到的，这难道不是改善吗？解放后，我们还享受到劳保，工厂办了托儿所、医务室，造了工人宿舍、俱乐部，我们下班后能看到电影和其他文娱节目，厂里还办了业余学校，给我们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厂里的女工在解放前生小孩就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解放后政府规定产后五十六天休息，工资照给，工厂里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女工。怀孕七个月以上可以工间休息，生了孩子每天规定喂奶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党和政府对我们工人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我们每个工人都明白，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没有共产党，我们劳动人民就永远翻不了身。可是右派分子却反对党的领导，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很明显，他们是要叫新中国回到过去的老样子，叫我们工人阶级仍然受剥削，受压迫，过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是我们工人绝对不容许的。 右派分子还说“共产党不民主”，这是这些野心家反对社会主义，向党进攻，想夺取领导权。人民看得很清楚，我们工厂里就有职工代表会议，定期讨论工作，工人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经过职工代表去提出，女工们和男工一样充分享受了民主的权利。车间里还有生产意见书，男女工人有意见可随时写上去，使领导上对群众的意见能做到即时处理。为了团结职工搞好生产，领导上还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使得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提高了生产热情，这难道不是民主吗？这一切过去能做得到吗？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右派分子到处造谣，想挑拨破坏我们工人群众和党的关系，我们工人决不会受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提高警惕，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拥护党的领导，击破一切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斗争到底。 当然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是有些缺点和错误的。正是为了这样，党才开展整风运动，现在我想就我所想到的问题，提几点意见。 1、几年来棉纺织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原棉供应不很正常，有时要增产，有时要减产，减产时领导上为了照顾工人生活，工资还要付给，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希望国家能保持一定的储备量。 2、解放后，政府曾经拿出了不少经费为工人建造了许多工房，但是住房还是不够，分配到厂里的房子只有一百多户，但登记的就有七百多户，要分得满意很困难，因为要房子的人太多了。厂工会也想帮助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工人自建，于是空地也要不到，上海领导上总是强调城市规划，造房子要按一定的格式。 我听了薄一波副总理在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投资中提到，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应降低标准，并鼓励职工自建工房，这是很正确的，住房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要政府再拿出大批钱来造工人宿舍，解决所有工人的住房问题，在目前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设法解决，同时希望上海的领导上给于支持和解决。 以上意见，如有不对的地方，请代表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