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 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 据新华社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来自各地的十三位人民代表在今天的会议上发了言。 发言的代表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且举出各地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说明了过去一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有关的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建议。其中有些代表并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今天在会议上发言的，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电力工业部水电工程师于开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错、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辽宁省副省长宁武、湖北省工业劳动模范朱玖（女）、湖北省农业劳动模范饶兴礼、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钱昌照、湖北省副省长李明灏、山西省晋南专署副专员李辉（女）。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 主持今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沈钧儒、林枫、赖若愚、熊克武、胡和勒泰、林巧稚、陈垣、饶兴礼。 今天的会议在下午三时开始，六时五十五分结束。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新华社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继续揭发和批判了章伯钧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 章伯钧今天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章伯钧承认了和罗隆基的联盟关系，他说，“报上指出的章罗联盟的关系，不是冤枉的。”他说：“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从思想到工作结成了联盟”。有的代表认为章伯钧的检讨仍很不老实，很不彻底。 甘肃省代表、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今天在小组会上揭发了章伯钧的一些反动言行。杨子恒说，今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章伯钧曾请他和另外十几个人（杨子恒没有交代是那些人）到家里吃饭，章伯钧对大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 杨子恒说，章伯钧还恶意地歪曲毛主席的话来宣扬他的“天下要大变”的思想。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章伯钧大叫“看中了”形势的发展，说“天下要变，苏联也要变”。章伯钧说：“毛主席去年提出十条（指十大关系），今年提出十二条（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就是要作更大的转变，而教条主义者眼光短浅，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事实，他们想永远统治下去。”章伯钧说，其实“波匈事件就是教训”。 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期间，章伯钧同杨子恒等人谈话中，曾经流露出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十分崇拜的情绪，他还讲了一些诬蔑苏联的话。 章伯钧还曾经说，世界政治还要走上“民主”，他认为“英国的民主生活很值得注意，英国海德公园的民主就很好”。 章伯钧还对杨子恒说：“生活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 杨子恒发言后，甘肃省代表们认为他能够进行揭发是好的，但是还不彻底，希望他作进一步的揭露。 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说，章罗联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讲不胜讲。她说，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不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 史良说，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都没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史良听了章罗的传达报告后立刻指出：根据她的记录，章罗讲的有些内容，最高国务会议上并没有讲。这件事引起章罗很大不满。 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一些反动言行。华罗庚说，罗隆基在北京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脱裤子割尾巴”的提法颇表不满。他认为不学马列主义就有马列主义，并宣称他自己从不学马列主义却写出有马列主义的文章。当时，章伯钧还带着诬蔑的口气说，马列主义不值得学，学了也只是增加些教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 广东省代表小组今天要那些同章罗同盟关系密切的人物，出来交代清楚。代表们特别对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是最接近章伯钧的人，但是在揭露章罗阴谋的斗争中，他们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李伯球今天只谈了章伯钧怎样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在北京市组织二十一次座谈会等别人已经谈过的一些情况。至于他自己怎样，并没有谈出具体事实，只是作出结论说，他自己是“深入堡垒，和平共居，失去警惕，陷于重围”。有的代表说，李伯球一方面以左派自居，说章伯钧如何排挤他，可是一方面又接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到处点火，大肆活动；并对执行章伯钧“组织大发展”的指示特别热心，亲自出马请客拉人。有的代表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李伯球常常请假，说是要去帮助章伯钧交代，可是到今天并没有帮助出什么东西来。代表们要求李伯球不要避开实质问题，那样对自己并无好处。上海市代表小组今天对这个组的代表杨逸棠、林汉达、钱端升三人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了批判。杨逸棠在今天的发言中，只是把报上早已揭露过的章伯钧的一些材料重复了一遍，丝毫没有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以及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杨逸棠的发言引起代表们极大不满。胡愈之指出，章罗联盟是企图倚靠两个党派、两个报纸，而农工民主党是章伯钧完全可以控制的，杨逸棠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的组织部副部长应该交代章伯钧怎样叫他发展组织、招兵买马的情况。

第1版()专栏：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3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3日上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工作方案，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分组名单。 会议由李雪峰主任委员主持。会上推选了李烛尘、管文蔚二人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1版()专栏：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 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 本报3日讯　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今天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集的扩大座谈会上承认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事实，承认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章伯钧是在会上群情激愤和纷纷质问之下交代的。 章伯钧说： 今天，我以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罪行的人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抱有野心的人，是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展起来的，从过去的第三条路线发展起来的。我有整套的想法，有整套的作法，即大家所指出的有阴谋、有纲领、有计划和有步骤的作法。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许多的场合都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仿效的地方。 从思想联盟到政治联盟 章伯钧说：从这个立场上，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否定了苏联革命力量，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对苏联的批评有很多不好的言论。对苏联估计过低，成绩估计过少，认为苏联有重工业，但没有旧的文化。 谈到章罗联盟，章伯钧说，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同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是否有政治纲领呢？具体纲领与写成具体条文的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罗隆基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罗隆基过去有一个小集团，他同我是反对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民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不知道是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时候，我请了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逵、彭迪先、沈志远等人。在谈话时，我谈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等等，把毛主席的政治理论完全扯到英美议会政治上去，他们完全拥护我的。沈志远是搞马列主义的，他也受到迷惑了。这样章罗联盟的政治联盟就开始起效果了。 在这以后，罗在民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他。两人心心相印。如罗隆基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协，我同意。罗提出在政协要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我支持他，作为民盟中央的建议提出。 再有文化俱乐部，本来说统战部要收回交给其他科学机关，罗反对，我也表示支持。在文化俱乐部管理上，罗同史良有争论，我采取不管的态度来支持了罗隆基。 在民盟工作会议上，我跟他合作得很好，在办刊物上也合作得很好。如“争鸣”我原来打算自己办，后来按照分工给他办，他很满意，以这个刊物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论坛了。 在民盟领导机构安排人事上，罗把费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抡安排在文教委员会，我同意。罗要把陈新桂安排到光明日报，我也同意。 在政治上交换意见，过去有争论，从去年以来我们两人就不大有争论。 去年民盟检查盟中央工作，提了一百五十条意见，其中有很多是对我个人的。罗隆基想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 至于各地方罗影响的地方，他联系的人，我没有直接联系。至于王造时找过我两次，谈过恢复救国会的事。 极恶劣的地方是在整风开始以后，就是搞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等四个小组。这是我发动的，因为我管文教。当时开了很多座谈会，民盟也搞了座谈会。由盟中央召开的有这四个小组，由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组织了十几个座谈会。 各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由我同史良主持百家争鸣小组，罗主持有职无权小组，费孝通主持党委制小组，曾昭抡主持科学规划小组。这表示我在工作上同罗联盟的作法。这些小组只有一个小组开过会，三个小组没有开会。 阴谋使民主党派脱离党的领导 章伯钧说：我在北戴河同民盟副主席史良、高崇民、罗隆基和副秘书长叶笃义时常在一起开会。罗没有到我的住处去，我也没有到罗的住处去。在北戴河谈过知识分子问题，谈到肃反和平反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谈过这个问题，把在劳改中的大知识分子释放，由从事体力劳动改为从事脑力劳动。 我与罗隆基谈过民盟如何搞的问题，一百五十条问题，民盟的领导核心问题。我说沈老年纪大了，马叙伦副主席有病，由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胡愈之作为领导核心，副主席轮流每人两个月同统战部接触。今年，罗隆基提出由沈作名誉主席，我作第一副主席，罗作第二副主席，现在民主党派独立，不做共产党的尾巴了。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至于让其他的老先生少作些事，我是这样主张的。 我骂共产党是很多的，主要是有职无权。我是个两面派，当面捧场，背后骂娘。我是无耻。对知识分子我有我的野心，没有跟罗隆基谈。 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3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说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以后，认为这两句很好。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不仅和罗相同，而且和储安平相同，和文汇报的徐铸成相同。 我总觉得西方有科学技术，有民主。这是修正主义，是很危险的。我是受了南斯拉夫的影响，苏共二十次大会的影响，波匈事件的影响。我对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的民主党派很欣赏，他们有所作为。我感觉过去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的很紧，特别是地方管的很紧，干部都是共产党代为安排的，我很不满意。因此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的方针以后，我以为民主党派大有作为了。 指使右派分子到处点火 章伯钧说：民盟座谈会以后，我认为农工民主党也要做。民盟中央搞了四个座谈会，民盟北京市委布置了十几个座谈会。我说，农工民主党中央不搞了，由北京市委搞。搞的方式同北京市委的李伯球谈过。在这个工作中可以联系些群众。这个工作进行以后，就可以发展组织，把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吸收进来。 我在三个岗位（民盟、农工、光明日报）都是负责的。犯了错误我负有更多的责任。我各方面的指导向共产党提意见，也就是点火。我在政治上的企图是发展组织，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北京市座谈会是李伯球拟的名单，是给我看过的。我要李伯球搞北京的工作，说中央由我同黄琪翔负责，北京市大有可为。农工在北京市发展三千、五千，你在北京市好好干一下，将来协商时，我建议你当北京市副市长。我曾经和李伯球说过，到一定时期我可以建议叫李伯球做副市长，因为李伯球有不满，在政治上有要求，感到党内地位不够高，感到没有安排适当。 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这次增加了黄药眠、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 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 从我自己来说，是同意他们对形势的估计的，并且同意和共产党的方面谈一谈，我觉得民主党派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至于是谁点火的问题，那很难说。如果说，由于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讲话，煽动了群众的情绪，那是另一个问题。老实说，我直接下命令、直接授意点火，是没有的。如果将来查出来，我就是罪加一等了。 章罗分头策划　文汇光明互相呼应 章伯钧说：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他的。我支持他多报道民主党派，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社会党的活动，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我也同意储安平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搞座谈会。储安平说，过去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地搞新闻，我们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也同意。这就使得光明日报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了。至于光明整个改组的问题，储安平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我认识储安平是在去年。起初，我邀请他参加“争鸣”的编委会，今年4月储安平才去光明日报。在这个期间，储安平和我有接触，也和罗隆基有接触。罗隆基和储安平的关系比我早，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去，罗隆基对他谈了办报方针。那么，究竟罗隆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怎么个关系呢？对于光明日报的资本主义路线，我们的思想是共同的，没有直接协商，是间接的互相联系，是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 关于文汇报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我也谈一下。文汇报复刊以前，我曾和徐铸成谈了办报的方针，复刊后也有所接触。浦熙修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次接触。那是6月8日储安平向我提出辞职的那一天夜里。浦熙修打电话给我问三件事： 第一，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否确实，并问我的态度如何？我说，权不在我，将来社务会议讨论后再决定。 第二，关于联合政府问题能否给文汇报写篇文章？我说我不干。她又问：能否介绍一个人写？我说，我一时想不出来，这要对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那样的。 第三，浦熙修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是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碰到周扬和夏衍，曾问了鸣、放的问题，他们讲还是放。另一个是她曾打电话给陆定一，问是继续放、是收。陆定一答复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章伯钧说，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是互相影响的。

第1版()专栏：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 猛攻右派集团攻守同盟 本报3日讯　今天的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从下午进行到深夜。参加的人有在北京的农工党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会委员、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地负责人、政协委员，以及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市委机关干部和基层负责人共二百余人。 座谈会开始原由黄琪翔主持，后来由于到会的人对他不满，改由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和徐彬如主持。 会议开始时，首先由章伯钧交代他的反动言行和事实。由于他开始交代时含糊其词，引起了到会的人极端激愤。在纷纷的质问之下，章伯钧才交代了一些事实。 在他谈到章罗联盟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的活动时，有人问：“是不是想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章伯钧回答：“今天要不是打下来，可能变成裴多菲俱乐部。” 当人们要他进一步交代时，章伯钧说：“还是叫罗隆基交代吧，他比我清楚。” 在章伯钧发言的过程中，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干部胡一禾质问他为什么利用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在民盟组织四个委员会，让农工党北京市委在六个方面召开二十多个座谈会，又让光明日报的记者在九大城市到处点火，究竟搞什么鬼名堂。 章伯钧向坐在台上的李伯球瞟了一眼，接着就谈到了农工党在北京的阴谋活动。 又有人指出，章伯钧同李伯球等的关系，是互相包庇。 这时李伯球插进来发言，想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章伯钧的亲信王枕心和张申府身上，大家已经明显的看出他们的政治把戏，继续追问章伯钧：你在北京到处点火，谁来执行？章伯钧才说是“李伯球”。 接着胡一禾又揭发章伯钧让李伯球到处点火，给李伯球的代价，是要推荐李伯球做北京市的副市长。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李伯球为自己声明非常激愤。 北京市委会的闪克提出，章罗联盟应到民盟去交代，在农工民主党应交代有无小集团，并要章伯钧和黄琪翔交代和特务罪犯杨虎的关系。他还提议改组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把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杨逸棠撤出来。 在座谈会过程中，黄琪翔竟利用主席的身份制止群众发言，并大发脾气，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并且揭发了他的丑恶的历史。仇岳希指出，黄琪翔给蒋介石作过驻德国的军事代表，路过上海时，章伯钧说他官瘾很大，曾让他参加农工党，他不干。后来在1948年蒋介石把黄琪翔召回来，黄路过香港时，还是不干。结果回到南京，蒋介石不理他了。他才又落魄到香港，一跃而为农工党的秘书长。当时大家都很不满。从此可以看出章伯钧和黄琪翔早已有历史姻缘。 关于章伯钧的反动活动，仇岳希说，黄琪翔和李伯球都知道，他们是同路人；他们还不交代，让谁交代？有人还提出要章伯钧交代跟农工民主党地方组织负责人的反动活动，如李士豪和章伯钧南北呼应，一定要交代清楚。 下午的会议在六时休会，晚间的会议在七时五十五分开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副秘书长季方走上主席台宣布：大会主席团接受大家的意见，原有的检查小组解散；会议主席改由季方、徐彬如二人担任。这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季方首先发言，他说：今天是我们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坚决斗争的大 会！是要彻底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的大会，是我们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会！章伯钧的阴谋是毒辣的，他是一条带有保护色的毒蛇。他一贯想把农工党做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他在党内专横独断，一贯排除异己，打击、诬蔑靠拢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打击共产党员。他尽量搜罗落后分子到农工党内来，作他的心腹。章伯钧把农工党作为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工具，这是我们全党同志的最大的侮辱！是对我们全党同志的最大的政治欺骗！同志们，坚决行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不得到彻底胜利，决不罢休。 万贤要章伯钧交代农工民主党内部的攻守同盟。 这以后，大会集中地追问了章伯钧同杨虎的关系，以及在农工民主党内的联盟和阴谋活动。章伯钧含糊其词，引起了很多人极度的不满。 徐彬如立即用无可抵赖的事实揭露章伯钧不老实的态度。他说，章伯钧是两个民主党派和一个报纸的负责人。他在民盟组织了四个委员会，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我们国家体制等各个重要方面。在光明日报，向九大城市派出了三十六名记者，处处点火，企图搞乱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同时，还通过罗隆基掌握了文汇报，两个报，互相唱和，南北呼应。在农工民主党，布置了六个方面的二十一个座谈会；派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李伯球等人四出发展组织，活动范围包括东北、河南、山东、北京等很多地区；在发展组织中，搜罗了一些旧知识分子，还搜罗了一批被劳改、管制过的旧军人。同时还加强了同杨虎的联系。这些活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面的进攻。因此，章伯钧同一些旧知识分子，以及同杨虎和其他一些旧军人的联系，使人不能不怀疑，是想在他把火点起来以后，有所企图的。章伯钧利用他的合法地位，进行非法活动，企图是很明白的。 十时五十分座谈会休会时，大家高呼口号，表示了共同的斗争决心。

第2版()专栏： 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本报七月一日社论曾提到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作了一次利令智昏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这篇文章就是对这次会议的记述。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闵刚侯 6月6日上午十时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了几位知名的学者开了一次紧急会，讨论当前形势并决定行动。参加的有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和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了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我，大概也要我们听听当前形势的逼人吧。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很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之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我现在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发言写下来给全国人民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这些学者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采取什么态度，爱护呢？还是仇恨反对呢？请他们自己向人民说个清楚吧！费孝通说，老师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可闹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 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以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他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这时钱伟长插口说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估计目前形势是一触即发，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造不成反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他认为过去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同时知识分子还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又说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目前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并说西安交大已闹事，上海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钱伟长认为学生到处在找领袖，在期望着他们那班人站出来说话 钱伟长认为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他分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所谓“无耻”的积极分子（他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所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做报告，虽不指名，但被批判的对象，心里是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这时费孝通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也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他又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不过话也很难说，清华就有人提出请蒋校长下来，要钱伟长当校长。 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还反映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认为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年青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章伯钧得意忘形，觉得共产党已经弄到进退不得，要“收拾残局，舍我其谁” 章伯钧听了以上诸人的讲话，当然表示十分欣赏，有时插上几句加添火力。在吃饭的时候，更是一个人胀红了脸，狂妄地大谈其发展组织以及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的谬论。我现在综合他那天先后谈话有如下几点重要内容： 一、在他的插话中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等等的话来加强紧张气氛。 二、在吃饭的时候，他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认为现在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他接着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的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谈到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 三、在谈话结束时，他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他认为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最后他提出要大家见总理、彭真、康生和李维汉。 这次会真如费孝通自己承认的，是暴露思想最彻底的一次。为什么右派分子能自己暴露得这样彻底呢？原因就在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因而把收藏多年的尾巴又露了出来。他们估计的形势是波兰八中全会的前夕，是我国“五四”运动的前夕，他们估计共产党这支大船这次准要翻了，从而利用他们占有的政治和学术的地位，发出各色各样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来鼓动人民起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妄想要在这支大船上，偷凿上几个洞使它早些沉下去。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的曾昭抡、费孝通和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可惜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真如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为全国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党，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坚决要走的道路，谁要想阴谋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谁就会被工人、农民的铁锤、锄头击得粉碎。 （标题是编者加的）

第2版()专栏： 显示人民巨大力量　不准右派分子猖狂 广东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 痛斥罗翼群煽动群众罪恶行为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3日电 新华社、“南方日报”记者报道：广东省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罗翼群的家乡——广东省兴宁县，7月1日有五万左右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当面痛斥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的罪恶行为。 罗翼群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他利用大鸣大放机会发出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接连受到各方面的驳斥以后，他竟借“视察”名义，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及平远、蕉岭等县疯狂地煽动学生、农民反对共产党。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 兴宁县各界人民反驳右派分子大会筹备委员会最初估计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参加大会，但是许多工人、学生、尤其是农民，都自动赶来参加，结果到了五万人。农民的队伍大约有三万人，他们高举着旗帜，许多人还拿着自己写的标语和画的漫画，喊着口号，敲着震天响的大鼓，从四面八方涌进兴宁城来参加大会。 大会在下午一时开始。在大会主席团中，有兴宁县各界代表，还有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组的成员姚雨平等。罗翼群一人孤零零、灰溜溜地坐在主席台前的一角里。罗翼群的家乡燕塘乡的青年农民代表罗用生首先在大会上发言。他说，论辈数，我叫你罗翼群叔父，但看到你这一时期发出的反动言论，我不能这样叫你了。我应该和你划清界限。罗用生在揭露了罗翼群如何布置对党不满的分子帮他收集所谓“饿死人”例子的事实以后说，我们燕塘社三百零三户，每家社员现在每天都能吃到两餐饭一餐粥，怎能说到了“饿死的边缘”？你罗翼群为什么不看看这个全社全村的事实，昧着良心说我们燕塘乡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 黄陂乡农民叶锦禄在发言中，指出了罗翼群6月16日在黄陂乡煽动农民反对共产党所引起的恶果。他说，罗翼群这样做，使反革命分子和地主马上活跃起来了，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又说国民党把广州炸烂了。地主作诗来嘲笑贫雇农，他们还说：少数群众也受了罗翼群的欺骗，无理向干部要米要粮，打社主任，为难党委副书记，弄得邪气上升，正气下降。说到这里，他严厉地质问罗翼群：你来兴宁究竟是视察还是破坏？你对党对我们农民究竟安的什么心眼？ 兴宁城工人代表陈幼智在讲话中说，罗翼群来兴宁根本不是视察，而是放毒。罗翼群到过哪里，哪里的犯罪分子就胆大起来，敢于进行造谣破坏。陈幼智说，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死也不会跟着你们右派分子走。他向罗翼群说，我今天警告你：你如能回头跟着人民走，我们也许还会原谅你；不然，我们工人决不饶恕你。 龙田中学教师何则文也举出了罗翼群在该校进行挑拨破坏的事实。他希望罗翼群改正错误，不然将自取灭亡。 中山大学教授丘琳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小组也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小组同志坚决站在人民这一边，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丘琳和所有农民、工人、教师代表的讲话，都受到台下几万人的欢呼。 大会最后通过了“兴宁县各界人民控诉声讨右派分子罗翼群”的电文。电文举出了大量的事实揭露和驳斥了罗翼群的反动言行。电文说：罗翼群到兴宁以后，热情接待地主、富农和被管制的坏分子，布置他们收集所谓“饿死边缘”的证据和书写反对肃反的喊冤信。他到处说“解放后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却不看农民的口粮逐年增多的事实和我们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成绩。他说：“现在的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他就不看看现在升学的人和就业的人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的事实。他说“共产党只顾国计，不顾民生”，他就瞎眼看不见灌溉三十多万亩土地的东沟、西沟和合水大水库等水利工程是谁领导我们修起来的，学校和各项文教卫生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多起来的，他看不见我县二十多个连年重灾乡的农民生活是谁使它安定下来的，是谁使他们赎回过去卖出的子女的。电文最后说，我们感谢共产党拯救我们跳出火坑，我们感谢毛主席引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热爱自己的人民政府，如果谁敢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任何活动，我们就一定挥出铁拳把它捶得粉碎。

第2版()专栏： 民盟整风会上罗隆基无耻狡赖 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 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 本报讯　在7月3日夜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费孝通揭露了罗隆基的右派手法；还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各种卑劣行为的信。罗隆基仍然用敌对的态度抵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主持会议的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交代：一、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二、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三、小集团的情况；四、章罗联盟问题。但是，罗隆基并没有进行什么交代。罗隆基用琐碎的令人疲劳的狡辩来消磨大家的时间。他的交代从七点四十五分开始，九点半被制止，在将近两小时的发言中，他并没有交代出任何事实，甚至连大家已经揭发证实的材料，他也不肯承认。一开始，他说他要交代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他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曾收到一百七十封信，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谈平反委员会问题的。当他的秘书请示他这些信如何处理时，他指示秘书，对赞成平反委员会的信，要回信：“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实际上，这并不是罗隆基的交代，这个问题在上次座谈会上，史良就已经揭发了他。今天，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点事实，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谈他这样做的企图是什么，还有什么打算等等。 谈到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问题时，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带帽子。”关于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问题，储安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已经承认了他这次发言中的问题事先同罗隆基商量过。但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仍然百般狡辩，时而说在谈“老和尚小和尚”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而说储安平那天并没说要在统战部发言等等。当张曼筠、史良为他的狡辩激怒得不能忍耐，宣布了储安平在人代会小组会的发言，特别是史良指出，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看不看发言稿的问题，而是储安平同你商量受你影响的问题。以后，罗隆基仍然抵赖到底，说什么事实总是事实，我不辩了。 对于罗隆基反动宗派活动，大家已经揭发了许多事实。可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先讲他事先没有准备，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能交代。继而又说他指的是两三年以前的小集团，一口否认这两年的宗派活动。当会场上有人要他就上海新闻日报陆诒所揭露的材料进行交代时，他又狡猾地用一些不关紧要的事情来搪塞大家，或者是解释推托某些事实，或者是说某些问题记不清了。有人提出问题质问，他避而不答，反而反击别人说：就是上海陆诒说了，我也要他拿出证据。”而且一再说什么“如有小集团活动，可以杀我的头”。这时，会场上的人已为罗隆基拒不交代的敌对态度激怒得再也不能忍耐。史良责斥他说“你开口闭口说杀你的头，这是耍流氓态度。”闵刚侯说，你为自己辩护时，讲得那么清楚，要你交代小集团名单，你就说你忘了，现在我替你宣布。闵刚侯立即宣布说：罗隆基的小集团包括：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罗隆基的据点，在西南的是潘大逵，在太原的是王文光，在浙江的是姜震中，在上海的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的是杜迈之，在湖北的是马哲民。 座谈会的时间已经被罗隆基的狡辩占去了大半。胡愈之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制止了罗隆基的狡辩，开始让大家揭发。而这时罗隆基竟然反咬一口：“现在你们不让我交代，回头大家讲出来了，又要说我不交代。”会场上发出一片轻蔑的笑声，没有人理睬他的最后的狡赖。 浦熙修首先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第2版()专栏： 被拉入右派泥坑的人应该作揭发右派阴谋的见证人 费孝通在发言中承认，几年来他被罗隆基所利用。接着他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阴谋活动。他说： 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了：工、农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从此，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这是为了什么？素来谁都不服的罗隆基博士却甘心屈居老二，和章伯钧一鼻孔出气，这又是为了什么？他说，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件共同的大事要干，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关心”知识分子是要知识分子抗拒改造，是为了要为资产阶级保留一线生机。 他说：在盟内做工作的同志全都知道，章罗从来不过问盟怎样进行具体工作。他们忙着他们的事。但是两年前，我们文教委员会采用串联方法去发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们却插手进来了。他们亲自出马，邀请有问题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来座谈，这又是为什么呢？创议这个串联方法的人，就是我，我是有责任的。 他说，他们不是没有方针。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这是没有见诸文字的，但章罗的言行写出了这个方针。在他们看来，思想落后的，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才是正派人。他大力鼓吹要吸收落后分子入盟，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落后性，为他们安排工作和政治地位，代表他们向党和政府提出要求，以提高他在这些人中的地位。 他说，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党员，他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他曾多次打听楚图南是不是党员。他打击邓初民。他宣传进步分子的缺点，使中间分子离开进步力量，受他的影响。 接着，费孝通揭发了罗隆基进行阴谋的一些手法： 第一，利用好名词做坏事，利用党的政策来偷天换日。罗经常用主席怎样说，总理怎样说来唬人。比如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来否定改造，用通过业务进行改造来否定理论学习，用百家争鸣来大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用互相监督来搞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更进一步，利用传达的机会来歪曲党的指示，他附和章伯钧关于学校党委制的传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上的缺点，加以夸大来打击党的威信，离间党和非党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有个清华的校友，王士倬，据说是因为说了一句笑话，整了几年。这事罗隆基在我面前就讲了好几回，这种例子是会引起立场不稳的知识分子的同情的。他津津乐道，为的是什么？ 第三，利用公开发言，进行挑拨和向党进攻。他强调党和非党关系问题，把主要责任放在党员一方面。他用个别留学生拉车的事来向外宣传。他对于文教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的调查很关心，而且专门挑选一些突出的事例来宣传，作为发言资料。 第四，利用别人来替他负责。他最善于利用别人的错误言论来作宣传。他用我在一次座谈会说了知识分子有两个盖子的话，（这话本身是极错误的）而加以引伸，绘形绘色，而说这是我的发明。又用我一次说“知识分子中也有诸葛亮”，又引伸到三顾茅庐，说是和我的意思相同。他做事也是这样。他把“争鸣月刊”说得和他毫无关系，而事实上，我曾参加过一次会，我们好几个人反对马上公开发行，而他说已经和邮局签订合同，不必讨论。他明明指示，“争鸣”的方针是“说人家不敢说的话”，而他却说他没有管过“争鸣”。他控制文汇报，但是却不自己出面，要通过浦熙修。 费孝通还说：他这两年来，对我拉拢得很厉害。他想利用我去联系知识分子，他原是一个出名的吝啬鬼，但是这两年为什么变了？他利用我住在郊外，吃饭和休息不方便，多次开会完了邀我去他家里便饭和休息。在这些时间，他就宣传他的意见，来影响我们，说进步分子的坏话。我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史良副主席的坏话。他不搞宗派，为什么要在背后毁谤同志呢？他最讨厌我和胡愈之来往。 他怕别人识破他搞秘密团体，至少在我们面前他很小心地分别联系，而且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说不再搞宗派了，而且为了免得别人说话，不再推荐任何人了，说张志和当政协委员并不是他搞的等等。事实上，他想把曾昭抡代替楚图南，后来又把我用来当文教部长，排挤楚图南。在过去二个月里，他还通过文汇报来几次发表关于我的消息，甚至造谣说我的一本书有十一国文字。这个消息是从文汇报来的。这两年我受他的毒害已经很深。我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还在打什么主意，简直是要把我搞到什么地方去？他专门发现别人的缺点，利用这些缺点，来为他服务，这套手法在今天是都拆穿了！ 最后，费孝通说：我们这些已被他们拉入了右派泥坑的人，正是揭发他们阴谋的见证人。我们要控诉他们的罪恶，认识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翻悔过来，投向人民。想一想，如果不是共产党及时地把他们的阴谋揭破，我们这些人将做下多大的罪恶！

第2版()专栏： 罗隆基痛恨知识分子入党 最后，千家驹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给沈钧儒和民盟中央的信，信中说：关于三反、肃反问题，罗隆基的不满由来已久，想为那些反革命分子“平反”的蓄谋也不是自统战部座谈开始。早在去年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后，就收到不少三反、肃反中的所谓“冤屈者”的来信。去四川视察的时候，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并曾接见成都工学院肃反被斗者陈堃，将陈的信带回。今春在他主持下的政协知识分子小组座谈会上，也是强调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夸大知识分子的顾虑重重是由于“肃反的作用”。知识分子座谈会后，他将所有要求所谓“申冤”的来信十四件集中送交人大常委会处理。罗隆基对这些人的来信是很重视的，他要我学习黄绍竑处理“申冤”者来信的办法处理，把所有的来信都摘要整理给他。 信中说：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罗隆基的不满情绪，同样不仅表现在言论上，并已见诸了行动，他对待我争取入党问题所采取的打击态度，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去年我来森工部工作后，他希望我入盟，并对我入党愿望一直给以压抑，他曾以盟员少入盟容易获得高位等对我诱惑，又以不入盟即是政治思想落后对我讽刺。也讲过入盟不妨碍入党的话，由于他劝我入盟的动机不纯，使我起反感，因此，入盟问题，便无形拖下来，而罗隆基呢？由于他的部长威严不能征服一个秘书而恼羞成怒，于是渐渐对我不满。本年3月2日，罗隆基为一点小事，在办公室里大发我的脾气，他骂我，我加以解释，他即大怒，说：“你狡辩，你还不服，你是不是想做这个工作？”甚至发展到拍桌子，摔皮包，大叫“到机要室去拿邵慈云的档案来查”。后来，他就吹毛求疵的找我的错处，往往是我打电话不接，请示工作则说我成了他的上司，他没有义务向我汇报，指示工作时也吹胡子瞪眼睛，当工作找不到岔子，就转向生活方面挑剔。我因牙病去医院，需开刀，我打电话给孙秘书，请代向部长给我请假，不准，并在日历牌上大书：“邵不上班，亦未请假”，等我开完刀上班后，又受到痛斥。二、三个月来，我几乎受着非人的待遇，假使不是同事们对我的同情以及组织上的了解，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我存在？但问题并未就此而止，5月初，当他从赵文璧汇报中，知道我在听党课并有了入党愿望后，竟气势凶凶地问赵文璧、“邵听党课一定是孙平毅搞的，我一定叫他入不了党”，随即在5月6日一上班，未宣布任何理由，即向孙平毅秘书查阅我的档案，并关上房门向孙平毅了解我听党课的情况，同日下午并声色俱厉地骂我：“你不参加民盟，你的政治思想落后，你还想入党，这是投机行为，你重党轻盟，我叫你在部入不了党。”这证明他说入盟不妨碍入党是假话。 紧接着查我历史档案后，罗隆基一方面断然制止组织上给我弟弟解决工作问题（系他同意后，我才向人事司请求的），叫他的护士告诉我，他要开除我，叫赵文璧主任（盟员、我部办公厅副主任）告诉我即使我请求入盟他也不要我。另外还在办公室中经常关起房门来与赵文璧等人谈话，把我防得像个“小特务”一样。情况发展到他不和我讲话，倒要赵文璧作传达，甚至指示工作时叫服务员告诉我，我真不知道我在作秘书，还是在当“囚犯”。 罗隆基对我为什么由关心变为痛恨呢，经过赵文璧的分析，才使我恍然大悟。赵文璧说： 一、罗隆基认为我们是他的人，应该靠拢他，听他的话，你必须了解，对他百依百顺，而你不靠拢他，反向党组织靠拢。 二、你对入盟不积极，又想入党，罗不满意。怕党收买你，怕你入党后，向党反映情况，而他自己有毛病，不能不有所顾虑。 三、盟与党间矛盾很多，这是政治斗争，你年青，太天真，容易轻信别人的话，不懂官场上事情的复杂。 赵文璧告诫我做这种秘书工作不能随便传话。 此后，罗隆基对我的态度更为恶劣，他以泰山当顶的压力对我进行露骨的威胁，他甚至说：“你别以为我不敢开除你，我不敢撤你的职，我作部长不能开除你，我这部长算白当了”。直到去锡兰前夕还留给我一句指示是：“你的问题，我回来再说！” 信中说：罗隆基的反动言行不是偶然的，虽然他是受到党和人民的最大信任和最高待遇，但他还对党有二心的，这在他平日的言行中早有流露，早在就任森工部长前，他对自己不得志即发过牢骚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陈设品，外交部门工作，我当然能做，但他们不会放心叫我做的，我只不过是送往迎来，名字上上报……”去年12月到四川视察森林工作时，他由于地方物质生活较简陋，而大发感慨，他对我说：“一个人在共产党国家作官，到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最理想”。据赵文璧对我讲罗的思想中，对任森工部长是不满意的，他曾对赵文璧讲：“政府给我森工部，我也不懂业务，其实不如叫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他对张东荪事件的看法上，也显露出他的不满。他说张东荪当年把国家预算交给美国是错误，因当时预算未公开，而现在呢？预算是在报纸上公布，言下之意，颇有为张东荪抱屈，好像张东荪要是在今天这样做，就不要紧了。

第3版()专栏： 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必须彻底揭露 新闻工作座谈会揭发“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恶毒活动 新华社2日讯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北京、上海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列举很多事实，揭露了章罗反动联盟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活动。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约有四百多人，浦熙修、徐铸成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但大家都对他们的发言尤其对浦熙修的发言极为不满，许多人纷纷写条子给主持会的人，要求浦熙修等继续作深刻的检查和交代。 章罗联盟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由来已久 被徐铸成等从文汇报排挤出来，现在在教师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树人揭露章罗同盟和浦熙修把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是由来已久的。张树人说：在宪法草案讨论时，浦熙修交给报社一篇罗隆基写的稿子，并吹嘘他是我国的宪法权威。我们提了不同的意见请他们再考虑，结果罗隆基毫不考虑，还大骂我们和人民日报。去年浦熙修以政协委员名义到山西视察，太原机器厂党委书记向她介绍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说到个别干部的错误思想，如说“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并说这种思想已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和纠正。但浦熙修把这“材料”供给罗隆基。罗就在去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大放厥词，利用这个“材料”对党进攻和拉拢知识分子。张树人还说到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和章伯钧的关系密切，曾向不少人夸耀这关系。他要求严宝礼老老实实交代和章伯钧的关系。张树人在发言中要求徐铸成彻底检查自己反对党的领导、排挤共产党员的行为，进一步交代同罗隆基的关系。 文汇报的唐海在会上说，文汇报去年10月复刊以来，负责人徐铸成、浦熙修就走罗隆基、章伯钧的路线。在大鸣大放期间，文汇报执行了民盟中央的反动方针。5月中旬以来，徐铸成在报社独断专行，不听中共上海市委的意见，不听报社内党组织的意见，不发表报社内党员写的整风要和风细雨的社论。他认为批评不必谈成绩，鸣放期间不能反批评，不必谈知识分子的改造并抽掉了这方面的文章。唐海还谈到浦熙修所领导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很多报道意图来自民盟中央的章罗反动集团。例如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浦熙修认为熟悉知识分子的只有罗隆基和费孝通两人，罗隆基在政协有关知识分子的发言，她发了很多，并一再要记者写费孝通访问记。浦熙修还常常对一些问题说明“这是罗先生的看法”。有时候，浦熙修不在北京，罗隆基就直接打电话指挥记者。他说，浦熙修直到现在，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经报社的同人多次帮助，她还没有把主要问题交代出来。唐海说，文汇报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坚决拥护人民日报昨天的社论，准备彻底批判过去一个时候文汇报的错误，并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员秦明在会上念了他给徐铸成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徐铸成的仇视共产党、辱骂共产党员的言论，已经得到台湾敌人的喝采和共鸣。他还叙述了解放前直到现在共产党给文汇报和徐铸成的帮助和支持，质问徐铸成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用文汇报进行反人民的活动。他又说，罗隆基、章伯钧和文汇报至少有八、九年的关系，如果徐铸成还愿意回到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就应该对这些作彻底的揭发。 人民日报的夏景凡根据文汇报前一个时期的言论、新闻报道和编排方面的材料，批判文汇报执行章罗同盟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夏景凡说，中共中央公布整风指示，是要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但文汇报却主张把鸣放立即推向中小学，到处点火，恨不得一下子把火烧起来，唯恐天下不乱。文汇报无休止的夸大工作的缺点，一笔抹杀成绩。如一些新闻标题“浪费青春，埋没人才”，“墙高沟深还隔山”等等。夏景凡说：这是一张什么报纸？有人说，“这是在台湾出版的吧”。夏景凡还揭露文汇报还准备报道胡风的近况。夏景凡说：他们是用对敌人的作法来对付人民。 徐铸成、浦熙修在会上发言但没有把主要问题交代出来 接着，徐铸成、浦熙修发言。徐铸成说他读了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后，“更加清楚认识了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毒辣，也更加明白自己被利用对党对人民所犯错误的严重。”徐铸成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虽然有个编委会，但浦熙修有事不找编委商量，而找罗隆基、章伯钧。文汇报去年筹备复刊时，和教师报的关系搞得很不好，罗隆基首先对我们说，文汇报复刊要抓紧时间，否则就不行了。后来又通过浦熙修对我们说，教师报找不到干部，成心要把你们拖到明年，你们一定要争取主动。去年筹备文汇报最紧张的时候，浦熙修到北戴河去了一个多星期，说是和罗隆基约好了的。大家知道，章罗反党联盟就是那次去北戴河搞起来的。徐铸成说，他检查了文汇报为何会被章、罗利用的原因，他认为根子是他的“立场问题”、是他“对党的态度问题”。徐铸成说，在解放前，党就关怀和支持文汇报，但他和党员之间一直保持距离。原因是他“热心于把文汇报办成‘超然’的民间报”，解放后他“还在做办民间报的迷梦”。由于“办民间报”的立场，徐铸成在“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后”就“受了罗隆基等的蛊惑”，排斥在文汇报的共产党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以后，“党委领导加强了，就感觉没有工作可做，情绪趋于消沉；一旦工作积极了，就想凌驾党委上面而独断独行。”徐铸成承认在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文汇报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他说文汇报在右派分子猖狂地向人民进攻的时候，起了“到处点火，八方呼应的作用”。 浦熙修发言时说要“揭发罗隆基的政治阴谋”。她在会上念了“罗隆基在1950年、1954年和今年5月间给她的三封信中的一些片断。浦熙修说，1950年8、9月间，她正在迟疑于随沈钧儒老先生参加西北访问团还是应严宝礼的邀约到上海文汇报工作，罗隆基来信要她去文汇报，并说：“我十分希望他们（指徐铸成、严宝礼）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罗隆基始终想办个刊物来宣传他的主张，他曾经要我去找一个在香港的资本家的秘书，想要这个资本家出钱来办一个资产阶级的杂志。1954年她在上海时，罗给她去信说：“表面上我总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今年4月间她在黑龙江视察，接到罗隆基自北京的来信说，文汇报的记者采访他对百家争鸣的意见，他认为文汇报不要在人民日报后面追赶。文汇报原来有自己一套做法，例如电影座谈等等，已开风气之先。今天还应自想办法；不要别人做什么，你们亦做什么。同信中罗隆基还说：“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指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浦熙修说，这些信不是罗隆基给她的信的全部，但“一时还找不出来”，她将继续“寻找”，交给盟中央整风小组，今天是初步揭发。 浦熙修说，她感谢人民日报指出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公式，因为“这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她并没有交代她在罗隆基和文汇报编辑部之间如何挂“帅”的“事实”。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浦熙修发言以后提出质问：浦熙修和徐铸成曾先后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否认文汇报接受罗隆基的指示。但据文汇报记者朱嘉树揭露，徐铸成在民盟一个座谈会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承认了这个事实，为什么浦熙修和徐铸成在今天的会上对罗隆基究竟作了什么指示却避而不谈？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储安平即向章伯钧辞职。这件事别人都不知道，浦熙修怎么很快就得到这个消息，打电话问光明日报的高天有什么反映，并派两个记者到光明日报观看风色。徐亦安说，浦熙修在民盟一个座谈会上，曾向章伯钧表示，有一批老报人还没有安置，她准备开一个名单请章伯钧使用。他问浦熙修为什么不交代她和章伯钧的关系？ 这时候，会场还有很多人要求发言批判浦熙修、徐铸成，并有一群人写条子给主持会的人要求浦熙修把右派分子罗隆基给她的信全部交出来。 上海新民报社长赵超构也在今天的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新民报这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是平常的思想错误。这些错误一部分已作交代，报社正在深入检查。他说：从这次错误中所获得的教训，主要是工人阶级立场不稳，爱憎不分明，不是喜工人阶级之所喜，怒工人阶级之所怒，因而使得一度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脑子里复辟。这种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表现为重技术轻政治。他一年来主要力量在搞技术工作，对政治思想关心很少，只求生动活泼，忽视报纸内容。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他说，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虽然有过概念，但没有重视怎样从政治上发挥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一麻痹就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赵超构还分析了他的“教条主义要反，机会主义更危险”的错误论点。他说，两者不能并提，只能在反机会主义的前提下反教条，教条主义是好心人把事办坏了，机会主义则是立场问题。赵超构谈到从这次错误中接受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接受党的领导和自我改造问题。他表示要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用党的思想武装自己，加紧改造自己。 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今天也在会上检讨了他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发言中修正主义的错误。新华社3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浦熙修在玩弄两面手法 教师报的叶夫第一个发言，他对浦熙修昨天的发言提出质问。叶夫话：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浦熙修指导下访问了教育部党组书记董纯才，对当前教育工作提出一些无理的挑拨性的问题，请董纯才答复。并且打算董纯才答复也见报，不答复也见报，说教育部副部长拒绝答复。他问浦熙修这种做法的目的何在。叶夫问浦熙修，在她领导下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组织稿件中提出“不怕偏激，不怕片面”的口号，居心何在？浦熙修昨天读了罗隆基给她的部分信件，但罗隆基和她面谈了些什么？出门前作了些什么指示？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会上揭发了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所玩弄的两面手法。徐亦安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向来是强调用自己专电的，但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它只发了九三学社中央开会的两条专电，而且就是在这两条专电里，也没有把会上有人批判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发言报道出来。徐说：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点是民盟，浦是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候补中委，但对民盟反右派斗争的情形却没有一个专电报道，这是疏忽吗？决不是的。浦熙修、徐铸成在章罗联盟里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应该认真检查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在题为“在文汇报所犯的错误中受教育”的发言中，首先谈到章伯钧企图控制党外报纸，打算找他谈谈。他说：“章伯钧是一个妖怪，真厉害。他怎么知道我对报纸发行定额和纸张供应有意见，他就想利用这个缺口来抓住我。”王芸生说：“章伯钧后来没有找我，大概是认为我不可靠吧！”接着，王芸生对徐铸成、浦熙修在昨天座谈会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他说，徐、浦发言都在揭露别人，但对文汇报被用为章罗联盟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检查很不够。他们在章罗联盟里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应该认真检查，是不是“同心共大事”呢？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爱护文汇报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又推徐铸成为团长。徐铸成应当怎样感奋努力，报答党报答人民，但他却给章罗联盟作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冲锋陷阵的战士。王芸生说，文汇报平日版面花巧，搞得满天星斗，有时花枝招展，有时眉开眼笑，有时张牙舞爪，而6月8日的版面却是一付寡妇面孔。这是预感到气候要变了，不甘心突变，且装一天死，难道这不表示文汇报在这一时期的立场吗？徐铸成是在欺人乎，欺天乎。王芸生说，党员干部钦本立到文汇报担任副总编辑，但有职无权。徐铸成说自己有职无权，现在是党在文汇报有职无权了。王芸生说：“哪里没有了或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就闹资产阶级方向”。 王芸生在会上批判了徐铸成摆老报人的架子，自赞自叹地卖弄三十年办报经验。王芸生以自己三十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他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作总的否定。”他认为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这当然也是有用的。徐铸成出身于大公报，他所称道的“文人办报”，出典于张季鸾的“文人论政”。王芸生说，那时的“文人论政”是在烂中国里搞烂政治。今天“文人办报”是给谁办报？王芸生说，他和张季鸾共事多年，到最后张才向他说知心话：“你天天写社论，要记住这句话：我跟蒋先生有交情，只要拥护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所以王芸生主持大公报言论时期，什么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蒋介石。 右派分子两条线脉络相通 一条线是：陆诒——顾执中——王造时一条线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 从上海来北京的新闻日报的邹凡扬，揭露了陆诒和徐铸成、浦熙修、顾执中等人之间的串连关系。陆诒在新闻日报大肆宣传徐铸成排挤共产党员的“拆墙”经验，并根据这种经验拟出了新闻日报的“拆墙”名单，其中包括党组书记、总支书记、党员编委和一个靠拢党的非党副总编辑。徐铸成一从苏联访问回来，就配合陆诒攻击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说金仲华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持平之论为不公道，责备文汇报不该发金的发言。他自己又在宣传会议上介绍“拆墙”经验。发言前，徐铸成在会场门外曾对陆说：“文汇报的经验，对新闻日报是一种启发。”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当时也说：“拆墙没有旁的办法，只有把一些党员调开。”徐铸成发言后，严宝礼和文汇报的蔡平又用小汽车接陆诒到天鹅阁吃饭，商量在新闻日报如何“拆墙”。文汇报记者吕文在上海宣传会议上发言替陆诒打先锋，说“请我们的老前辈陆诒出来为我们记者讲话”。吕的发言陆诒事先看过，并且这句话也是陆诒加的。邹凡扬说，上海的右派分子们在各单位搞鸣放大会时，总要等文汇报记者到场再开会，并且总是要把发言稿交文汇报发表。邹凡扬还揭露陆诒在上海和右派集团的活动都和顾执中有关，如陆诒和孙大雨、王造时、许杰、陈子展等的关系，就都是顾执中拉拢的。整风中顾执中还写信给陆诒说：“我在北京放了一炮，你在上海放的炮我在北京也听得见。上海鸣放如何，大雨、造时、文应等发言没有？”他还要陆诒等找沈尹默写文章反对文字改革。顾执中应该交代这些活动。邹凡扬还揭露陆诒派一个记者到北京来，指示这个记者要走章伯钧、罗隆基的门路，并要这记者“找顾老师（指顾执中）、浦二姐（指浦熙修），多向他们讨教，从他们那里了解政治气候。 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接着发言。他说，新闻界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尖锐剧烈的政治斗争。右派分子以北京、上海为主要基地，想夺取宣传阵地。陆诒成为上海右派军师。陆诒—顾执中—王造时是一条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是一条线，这两条线脉络相通。新闻日报有记者到北京来的时候，陆诒总是叫他们要向浦熙修学习。金仲华要浦熙修彻底揭发这中间的情形。 自称和浦熙修曾经是二十年老朋友的彭子冈在会上说浦熙修最近几年越来越走向反党立场的事实。她说直到上星期浦熙修到她家里找她帮助分析自己的错误时，还一直在为罗隆基打掩护，把罗描写成一个专心在书斋里搞文艺创作的人。彭子冈说：当储安平在统战部发言后，浦熙修给彭子冈打电话说要约人写文章分析储安平的发言。彭子冈让她找一个党员，浦说：“找党员，那还不和报纸上一样。”彭子冈希望浦熙修好好揭露章罗妄想在中国促成匈牙利性质的事件、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彭子冈发言后，人民大学刘贯文、中国青年报王善淳等相继对她的发言表示不满，认为她没有把她和浦熙修的全部关系揭露出来。顾执中的丑史：骗诈钱财，为军阀吹嘘 曾经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和担任教员的新闻日报记者胡星源，在会上揭发了所谓“老报人”、“新闻教育家”的顾执中，在抗日战争以前曾与四川、西康、广东、广西等省的军阀有密切联系。顾拿过这些军阀不少的钱，然后拉拢一批记者到这些地方旅行，替他们吹嘘。四川军阀还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资助他到欧洲去“考察”。抗日战争后期，顾执中一面借恢复“民治新专”为名骗诈钱财，一面在国民党海外部担任职务，和陈布雷、潘公展经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重视，后来被任命为国民党印度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抗战结束后，他在重庆时经常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活动，并曾企图代表国民党去接收上海新闻报。胡星源说：大家都认为“民治新专”是以进步面貌出现的，但这种进步仅仅是在党派了陈翰伯同志去任教务长的时候才有的，就在这个时候，顾执中为了讨好国民党，还请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局的处长黄香山到学校讲“新闻检查的作用、意义和必要”等。 浦熙修、顾执中都没有出席今天的会议，当会议工作人员接受大家要求打电话叫他们来参加会时，浦熙修说她正在写向民盟中央交代的材料。顾执中在上午接到电话时说，他的组织关系在九三学社，要向九三学社去交代。

第3版()专栏： 发现错误，认真进行自我批判 新民报检查歪曲浙江鸣放真象的错误 本报讯　据新民报消息：新民报5月20日杭州专电：“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和21日的“从葛岭瞻望杭州城的城墙”是两篇歪曲真象、夸张失实的报道。这是新民报最近在检查工作中，到杭州与各方面核对事实、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新民报5月20日的专电上说：“跟上海的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省委至今还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争鸣。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出面主持会议，让党内外知识分子提意见。”5月21日的报道中也提到：“浙江省委有些领导同志却怕看见矛盾的揭露，总是希望提意见的人越少越好，——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少放或不放，不让人发言，有人提了意见，被粗暴的干部扣上大帽子。从最近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整风学习的展开，好像都还是无声无息地在进行，和中央关于整风指示中说的‘防止关门整风’的精神和全国宣传会议的方式，都有所差异”。报道中又说：“宣传会议以后，省委没有出面召开过一次知识分子的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是不够重视的。”这些话其实都没有根据。 浙江鸣放真象：不是风未吹到，而是十分热闹 事实的真象怎样呢？ 5月间，是浙江全省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和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大鸣大放十分热闹的时候。这不仅可以从5月份浙江日报上一整版一整版的新闻报道和各界人士的发言中看出来，就连自称未获出席浙江省委宣传会议通知、在5月21日还宣称“要鸣一鸣才走”的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也曾在一次江华同志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对省委重视“鸣放”表示深为感动，很受鼓舞。 早在4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就举行了四天省委全体会议，认真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上除决定迅速向全省传达这个报告外，并决定第一书记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与此同时，省委还分头召开了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和有一千五百多位党内、外同志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和认真学习、讨论毛主席的讲话。那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开头大家对“鸣”、“放”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可是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后，浙江省放、鸣的空气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宣传部长吕老先和各地、市委书记还按各业务系统分别召开了党内、外同志座谈会或各地区座谈会，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因为刚巧碰上伏老访问杭州，大家工作很忙，再加上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家都同意把发言放到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去。4月19、20日两天，省政协常委会也举行会议，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和讨论情况的汇报。江华同志也在会议结束前以省政协主席的身份讲了话。会议决定这次政协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进本省各项国家建设工作。 5月2日，省政协全体会议正式开幕。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即以 “敢‘放’敢‘鸣’，多‘放’多‘鸣’”为题发表了社论，祝贺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江华也在政协预备会议上向到会委员和列席代表讲述了个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的体会，而且介绍了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以上干部会议的情况。最后他并诚恳的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广泛地开展讨论，研究正确处理的途径。号召大家大“放”大“鸣”，互相协商，共同办好事情。 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将近半个月，一直到5月15日才正式闭幕。在会议进行期间，江华同志不仅从头到尾参加大会，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而且还在小组讨论时轮流到各个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江华同志十分重视文艺工作者的意见，所以还在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个历时四天的文艺界座谈会，宋云彬也参加了这个争鸣热烈的会议，并且公开表示很受感动。 浙江日报记者对于报道政协大鸣大放新闻原来有些顾虑，江华同志曾一再加以鼓励和支持。对于不重视“鸣”、“放”新闻报道较少的地方报纸，江华同志还曾提出批评。 省委重视各界意见逐步改进文艺工作 当政协闭幕后，中共浙江省委又结合部署整风作出决定，委托所属各部继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新闻界、文艺界等各方面的意见。就以文化界方面来说吧，据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同志说，紧接着政协文艺小组的大鸣大放以后，又先后召开了省文联、省文化局工作干部、美术界、音乐界等座谈会。省文化局也召开了全省文化工作行政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杨思一副省长并当场对揭发出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例如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在文化基础较好的三十三个大县如以木刻出名的东阳、越剧的发源地嵊县、以石刻出名的青田等县单独建立文化科（现正由编制委员会具体处理中）。文艺团体下乡不能够正常开展活动等具体问题也已经列入省文化局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之内。其他问题，凡是能当场解决的都已经解决，凡是一时不能够解决的，也正在分类排队，分别轻、重、缓、急加以处理。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说，文化局几个局长正在深入各基层听取意见，日程已经排到7月底。 由此可见，浙江省因为具体条件和上海不同，因此在做法上也有些不同。上海是先开小型座谈会，再开大会；浙江是先开大会，再开小会。而大鸣大放的精神是和上海一样的。至于“鸣”、“放”的程度深不深，透不透？那是要另外去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宋云彬是怎样的一个人？ 5月20、21日的专电、报道中有好几个问题是与宋云彬有关的，宋本人也曾经以“这难道还不是宗派主义吗？”为题作文交新民报发表（5月21日刊出）。 宋云彬是怎样一个人呢？ 宋云彬是浙江省里身兼十几个职务的“红人”，他的头衔有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体委主任、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党和人民的确是对他很器重的了。 但是从最近民盟省委一连串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出来的宋云彬错误言行看起来，他竟是一个与党对抗的人物。当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受到反击后，宋云彬还公开出来替章伯钧辩护，说他是一言之失，不可以同储安平相提并论。当人民日报6月8日就卢郁文收到恐吓信一事发表社论以后，宋云彬又公然指出这是人民日报“中了计”，他认为这篇社论发表后作用很坏，使人看了不敢再“鸣”、“放”下去了。他曾对民盟杭州市委组织部的胡齮说：“共产党来，文化人最不幸！” 新民报报道中的事实错误，经调查后核实纠正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宋云彬所一再表示不满、骂党“宗派主义”、说浙江省委宣传会议召开时他本人竟“未获通知”这一事实吧！据我们调查，浙江省委宣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的两个讲话，事先是发了出席证给宋云彬的，而且还发去了毛主席两个报告的书面文件。市体委曾把出席证和文件送到他家去，他家里的人因为他公出在外没有收，退给体委了。最近举行的一次省民盟扩大会议上，民盟宁波市主委翁心惠就谈到这件事，并批评了新民报在这方面报道失实。 至于文艺工作方面，浙江省随便否定戏目，管理过严，这的确也是事实。不过这是“鸣”“放”以前的事情，在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省文化局方面早就开始纠偏了，剧目工作也已有所改进。但宋云彬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故意一再算旧账，混淆视听。 所说龙灯、狮子舞被领导上借口脱离政治禁演一节，也与事实有些出入。据省文化局方面说，浙江有一个民间歌舞团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在全省作巡回示范演出，通过他们的演出来启发和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作为一个示范剧团，只有龙灯、狮子舞等传统节目，完全没有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东西，有关部门认为是不恰当的，因此建议他们在节目中增加一些新的反映群众斗争的东西；但是歌舞团方面认为新的东西艺术性差，思想上有抵触；后来事实证明，自从增加了一些新节目以后，最受群众欢迎的并不是龙灯、狮子舞而是说唱。 美术学院党委的同志告诉我们说，所谓美术学院的国画系并进了西画系，实际上是两个系合并成为一个绘画系，因此如果一定要说国画系并进西画系的话，那么西画系也可以说成被并进国画系的。他们又告诉我们上月我报说黄宾虹老先生上课的讲稿事先要送审，怕他把“毒素”灌输给学生，这样说法也是歪曲事实的。根据美术学院的制度，凡教授之课，讲课提纲事先都要在教研组讨论，但不是送审，更不是对黄老先生一人如此。至于新民报报道中所说国画教授降为事务员一节，只是在一、二年前有个国画副教授诸乐三，因没有课，曾一度搞过几个月教务科副科长，后来又在执教了。 对老作家陈学昭的照顾问题，其实也早已解决。她现在住在一幢建筑在西湖旁边大兔耳山腰的小洋房里，站在窗口就可以看见风景如画的苏堤，我们去访问她时，她正在伏案创作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浙江的“鸣”“放”开展时，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曾亲自找她谈了一次话，最近，江华同志还委托她召开了一次省、市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热烈研讨了改进浙省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其它如报道中提到的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纸张问题，其实当时已同意增加到三千令了。还有报道中说抗日时期杭州音协主席、老音乐家李益中现在文化局做普通行政干部一事；其实，李在抗日时期并没有担任音协主席，倒是解放后曾一度出任杭州市的音协副主席，后来担任省文化局里的音乐组组长，在肃反前不久，音乐组撤销，因为他有些历史问题需要审查，就没有分配他工作，现在他是省音协筹委副主任。至于报道中说文联同志的三个月创作假期被省委改为一个月，其实这是文联副秘书长自己修改的，省委根本没有作过这种决定。这点，新民报已在报上更正过。 新民报将深入检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民报在报道这些东西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报道只根据片面材料未加核实，在报道思想上，又只着眼于工作上的缺点，对成绩视而不见。记者访问的某些对象，都是有不满情绪甚至与党对抗的，以致在报上出现有严重错误的新闻报道，这是应该深入检查的。

第4版()专栏： 文汇报向人民请罪 本报上海3日电　本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以后，这两天文汇报已经开始检讨，表示决心要从资产阶级的方向扭转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2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痛切地检查了文汇报前一时期工作上的错误，对这些错误做了分析和批判，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章、罗联盟说：现在要到处点火。徐铸成就调兵遣将到浙江、江西、四川、两湖以及两广去点火。右派说：煽动学生出大字报，以便接管学校。徐铸成又在编委会上“建议”揭中小学的盖子。浦熙修就在北京发来“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专电，徐铸成则指定编辑非登不可。登了一篇仍不够，还要再登一篇。右派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徐铸成如获至宝地亲手围框登出储安平的发言，还悻悻然嫌储安平发言不够尖锐。右派说：不许谈成绩，只许谈缺点。徐铸成就东也批评编辑，西也批评编辑，说版面上正面文章多了。其实，版面上那有正面文章！右派说：反批评就是“收”。徐铸成就三令五申告诫编辑：两点论是教条，谈成绩也是教条，谈思想改造也是教条，反批评也是教条。 社论说：综上所述，可见右派怎么讲，文汇报就怎么做。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 社论中检讨：文汇报有党的组织，但是没有起党组织应起的作用，他们被徐铸成的“以党代政”的狼牙棒吓呆了，同徐铸成的斗争是软弱无力的。 社论表示决心要把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社论说：“灯塔已经发出又一次危险信号了，我们再不摆正舵向，船非触礁不可。我们全社现在正在做四件事：一、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和右派的种种关系。二、彻底揭发和批判文汇报从春季以来言论、报道、编排各方面的政治错误。以上两项揭发与批判，陆续登报，公诸读者。而且盼望爱护我报的读者予以严格监督。三、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四、从今以后，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3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继续发表了社论。社论说，右派分子所以能够利用文汇报，是因为报社的许多同志在立场上、思想观点上有问题。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 文汇报同时还在2日和3日连续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初步检查”。这篇检查对文汇报前一时期报上发表的反动言论和报纸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另外还发表了一篇“本报采访部的声明”，这篇声明是在2日上午文汇报采访部全体会议上通过的，签名的有全一毛等二十二人。声明表示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对“浦熙修、徐铸成把文汇报引向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工具，表示最大的愤慨！”声明并表示一定要深刻检查自己报道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向人民还债。

第4版()专栏： 文汇报编辑部的初步检查 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初步检查了这一个时期的报纸，许多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文汇报在这个时期确实变成了右派分子罗隆基、章伯钧等向党猖狂进攻的有力工具，成为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喉舌，我们在人民和读者面前犯了罪，欠了债。这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以沉重的心情作了如下的初步检查，并请读者继续帮助我们作深入的检查。 右派分子不是企图抢夺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么？为了夺取领导权，他们不是到处说党对文化、科学、教育是外行而右派分子是内行么？不是说党应该从这里、从那里撤退而让右派分子来扮演领导者么？他们不是点火到基层，阴谋整垮共产党么？报纸每天和广大读者见面，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右派分子为了实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的阴谋活动也就首先从篡夺报纸的领导权着手。正是这样，本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在右派分子的指使下，就使本报在一个时期内沦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有力武器。 刚刚复刊就贩卖资产阶级思想 由于错误是路线性的，因此，错误的实例不胜枚举。现在按照时间，先把一些主要的错误例子揭发出来。文汇报复刊不久，就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开始向读者贩卖资产阶级思想。例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组织了电影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特别是刊登了朱煮竹所写的“为了前进”和转载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电影的锣鼓”。这两篇文章，将人民的电影事业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讨论期间和以后，有同志向本报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注意这种倾向。然而，忠言逆耳，编辑部没有重视，口头上说过几次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本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甚至把这种善意的意见看成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些同志对本报的“压制”。 整风没开始就宣传罗隆基的谬论，发出向党进攻的讯号 还在今年春天，党还没有发布整风指示，在我们的报上就出现了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准备向党进攻的讯号。三月十九日，报纸刊出了由本报副总编辑浦熙修主持下的北京办事处发来的专电。这则专电，报道了右派首脑罗隆基在政协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什么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并且以煽动的口吻说：批评党员，不管批评得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开路，而编辑部以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刊出，积极支持了罗隆基的这种谬论。又如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写了一篇潘光旦（罗隆基右派小集团成员之一）的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借用罗隆基的话恶毒地说知识分子过去压在盖子下面，喘不过气来，企图借此煽起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情绪。在四月二十一日，本报记者写了一篇题为“解冻”的特写，以与所谓“早春天气”的论点相呼应，暗示“大鸣大放”之前是冰封世界，要“春天”早些到来。否定和抹煞了过去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成绩，否定和抹煞了过去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成绩，党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借整风为幌子向党猖狂进攻 今年五月，当党中央发表了整风指示之后，文汇报更成了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的工具。正如李平原同志在批评本报时所公正指出的：“稿件选择、版面处理、记者活动、新闻报道中，采取了三种态度：第一，文汇报编辑部对自己的记者所报道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基本上是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对党的领导作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第二，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主张，采取了宣扬的态度；第三，在党倡导放、鸣的事业中，文汇报对全国许多地区（除北京、上海以外）的领导，采取了打击的态度，对文教界和青年学生，采取了煽动大民主、挑拨党群关系的态度。”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编辑部以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进行报道和处理新闻。如对于人民大学，从五月十七日起，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说“人民大学为何寂然无声”，说它“风平浪静，俨然世外桃源”。到了五月二十日，又发表了“北京航讯”，进行了对人民大学的歪曲报道，说人民大学整风“还未推开”，并且在标题中以煽动的口气说“有人认为如要改变局面需要舆论压力”。到了六月一日，在新华社报道中，编辑又断章取义地标出“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的标题和“大学招牌、中学内容、小学教学方法”的副题，将整个人民大学的成绩一笔予以抹煞。报纸出版后，编辑部已有人对这标题表示不满，但总编辑徐铸成却批评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为什么将这条新闻放在第二版而不放在第一版作头条。 唯恐天下不乱派人到处点火 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错误做法，还表现到处点火，进行煽动性的报道。在上海，首先在人民艺术剧院点火，接着又举行了上海京剧院演员、新闻记者等各种座谈会，鼓动起群众对党的敌对情绪，把事情扩大化。尤其恶劣的，是关于“北大民主墙”的反动报道。在罗隆基授意之下浦熙修指示北京办事处的记者曾经发过一个专电，值班副总编辑刘火子同志认为这种报道带有煽动性，会造成混乱，因此扣压下来了。于是，浦熙修再叫在北京的记者又写了一篇通讯。本来编辑部是不准备刊登的。但徐铸成曾一再强调，说浦熙修是副总编辑，凡是经她指定的文章、新闻，都要发表，任何人不得扣掉。这篇通讯寄到后，浦熙修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说“光明日报”要登了，我们也一定要登。这样，才决定将已拼好的版子拆掉，登出了这篇“民主墙”。隔了几天，北京办事处又寄来了有关“民主墙”的报道；编辑同志主张不登，但徐铸成说应该登，只是改一个标题，不提“民主墙”，实际上文内还是谈到这个问题。这篇报道就这样刊登了。有关“民主墙”的报道刊出之后，在全国高等学校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点火的范围，不仅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而且还要点火到基层。党在整风指示中早就明确指出：这次整风，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闭幕会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在总结发言中重申了这一精神，说明目前基层暂时不整风。但是，在5月21日刊出这条新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没有将这样重要的问题在标题上显示出来；而另方面，就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却刊出了右派野心分子王造时“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企图打乱整风步骤，主张在基层“放火”的文章。这样，就扩大了右派分子谬论的影响，缩小了党的正确指示在群众中的影响。 上海宣传工作会议闭幕以后，徐铸成对于基层不整风的指示有抵触情绪，但又知道不能再在上海乱搞，于是主张派记者到外地放火。首先派记者到杭州去。记者临行之前，徐铸成当面指示四点：（一）接宋云彬来信，杭州问题还很严重，要继续“揭盖子”；（二）采访面要扩大，不要光搞文艺界；（三）要听取中、小学教师的苦闷，可以深入到专区、县，开些座谈会；（四）今后上海不大好搞了，地方上则要继续搞。徐铸成还造谣说陈学昭“已经被人（指党委）迫到海宁去了”，要记者到海宁去找她。于是，除原已有记者或特约记者的北京、重庆、成都、广州、南京、新疆等等地区之外，又派出了记者到杭州、镇江、扬州等地点火。编辑部还指示各地记者召开教师座谈会，向教育部“提意见”，进行过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而在每一个地方放火，差不多都和当地党委闹对立，把党委说成是“高墙仍在”、“缩手缩脚”，把当地的政治空气描写成“似暖还寒”，没有“春风”，“密云不雨”，“未揭盖子”等等。形成打击党的领导，制造紧张空气。 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党员叛党 这种放火，还企图放到共产党内部。有不少通讯、新闻和文章，不仅污蔑党，否定党的成绩，甚至还要煽动党员脱离党的方针路线。徐铸成自己写的“‘墙’是能够拆的”，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里，他把过去的报纸说成是“满纸教条和八股”，把反对党、不接受党的领导，赶走党员负责干部当作“拆墙经验”来公开介绍。此外，还有杨兆龙的“法律界党与非党之间”、施蛰存的“才与德”、田园的“对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意见”、许君远的“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胡明树的“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宋云彬的“从一篇杂文谈到讽刺（外一章）”，潘际埛的“亲爱的先生之风波”，单云鹏的“放下婆婆的架子”等等。杨兆龙在文章中恣意散播英美反动学者的谬论，丑化工农干部，挑拨党群关系。施蛰存在文章中放肆地污辱国家领导干部，公然咒骂党员负责干部没有才和“缺德”。田园的文章，把人民日报在雷海宗的荒谬言论中加上按语希望大家讨论，说成是“筑了一道高墙”，认为对那样的毒草也要“勤加施肥灌溉”。许君远的文章完全抹煞解放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说什么“只顾说教条”，甚至辱骂党报“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胡明树、宋云彬的文章，主张用棍子“一下子打死”，实质上就是主张粗暴，反对党所一再告诫我们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整风，对待同志。更为错误的，五月三日还登载了本报驻北京记者的“北京书简”以及五月二十三日的“党员同志也有苦衷”等文章，企图鼓动像右派分子所说的要党员“起义”，要党员叛党。 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大量的表现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而不准备批驳的通讯和文章。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省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 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尽夸大煽动的能事 在版面的处理上，也突出地表现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性质。在标题上，不惜耸人听闻、尽夸大煽动的能事，如“教育部以命令主义推行教条主义”，“政策不明、五乱为害、教师忙死、学生累死”、“一阵阵风刮得教师晕头转向，方针如何贯彻下面还不明白”、“三大主义如泰山压顶，刘非为中小教师请命”、“官风压倒学风”。说“文艺部门把鲜花当毒草”、“专家受打击、文物遭轻视”、北影演员批评电影局“浪费青春、埋没才能”、“宗派主义妨碍美术创作”、“科技出版社形成独立王国”，说“上海卫生部门墙沟纵横”，说医务界人士“体谅无人、打骂有之”，并且把外文出版社等单位描写得暗无天日。在高等教育部门，疯狂叫嚣要“取消党委制”，提出什么“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谬论。在科学部门，也提出所谓“科学家治院（科学院）”的荒谬口号。这些标题和报道成了替右派分子篡夺领导权打先锋。 故意把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登得极不显著 上面引的一些标题，是其中一部分例子。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的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对储安平的谬论加意渲染，对何香凝的正义之言略而不提 六月二日本报的版面，是一个最恶劣的版面。当天刊出的，是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新闻，会上，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作了重要的书面发言。她在发言中，分析了左、中、右派的情况，提出了两点希望：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要在整风中下决心，接纳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工作；第二、希望民主党派诚诚恳恳帮助共产党。并且强调指出：“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毫无疑义，何香凝同志的发言，是对一些想入非非的右派分子晓以大义，对反社会主义的歪风，予以严正的警告。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发言，我们并没有以专电拍发全文，相反，却在浦熙修的指使下，从北京将右派分子储安平在同一天会上污蔑党，主张取消党的领导的发言全文以专电发到上海；报纸对于何香凝的发言的新闻标题，只单标了她的希望的第一点，而且处理得和原意有出入；至于她对右派分子的晓喻，却略而不提。对于储安平的反党谬论，在徐铸成的决定下，竟然围以花边，显著刊出。充分表明我们新闻编排上的极其鲜明的反动性。这样的处理，就是反对进步的言论，为右派分子效劳。此外，当卢郁文因为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公道话而受到反动分子以匿名信进行恐吓的时候，我们没有表示应有的愤慨；当九三学社内部对储安平的反党言论进行驳斥的时候，我们在新闻中却大量报道了右派的意见，而标题也貌似公正地说：“九三学社内部思想交峰”。右派分子孙大雨诬蔑陈其五、章靳以、漆琪生、全增嘏等同志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刊出了他的发言全文，标题上不予批判；事后由于徐铸成不同意记者写稿，因此也没有反映陈其五、章靳以、漆琪生等同志的批驳孙大雨意见。对于复旦大学笪移今教授的发言被无理阻挠的事件，我们把它看成是“一场小风波”，标题竟以不足道哉的意态出之。在群众中造成没有了是非标准，甚至错的成了对的，黑的成了白的了。 ××× 上面所揭露的事实，已无可争辩地证明，文汇报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确实犯了不可饶赦的政治错误，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追寻根源，是和本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和右派野心分子罗隆基、章伯钧反动联盟串连一起分不开的。这正像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所提到：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根线，篡夺了文汇报的政治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由于分工不同，它的作用也就不同。但是，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维护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报纸必须具有的共同之点。 文汇报是一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在我国五百多万知识分子中，对社会主义不十分欢迎和抱有敌对情绪的右派，毕竟是少数。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对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解决，不大清楚；也有些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不大习惯。作为一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就应该根据这种情况，在党的领导下，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影响和帮助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树立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本报的根本任务。在去年10月复刊之前，在党的指导和帮助之下，这个基本方针是已经确定了的。而且在复刊期间，也在这个正确方针指导之下，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在章伯钧——罗隆基反动联盟指使下，通过浦熙修逐步篡改了这个方针，终于在“大放大鸣”期间，使整个报纸沦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工具。 浦熙修秉承章、罗意旨在文汇报贯彻右派路线 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施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不将某些新闻以专电拍发上海。其活动之猖狂，由此可见。 浦熙修就利用这种条件，为罗隆基右派小集团服务，排斥进步人士的文章和有关的新闻报道。这就必然使文汇报脱离了正确的方针。她自己从来不去组织进步人士写稿，就是记者想组织这类稿子，她也反对。其中以对邓初民同志的例子最为显著。邓初民在宣传会议期间，在本报发表了一篇“我对毛主席讲话精神的体会”，提出大放大鸣后要大争，这一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浦熙修就骂之为“教条主义”，并且认为不该登这样的文章；徐铸成也这样看，还打长途电话来上海编辑部，说以后这些稿子要“注意些”。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发表谬论的同一天，邓初民也在会上发了言，说了一些公道的话，记者打算发专电，浦熙修不同意，却指挥记者将储安平的谬论全文发出。陈垣同志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在统战部的发言，也因为不合右派分子的心意，为浦熙修阻止，不许记者发专电。在日常工作中，浦熙修有计划地将记者往右拉。例如，派记者跟着右派小集团分子潘光旦出去“视察”，派记者采写右派小集团分子李景汉、吴景超、潘光旦的“访问记”。记者提出要组织一些进步人士的文章，浦熙修不是多方阻挠就是不予支持，往往以“教条主义”四个字来一笔抹煞。从5月下旬起，编委会曾多次指示北京办事处要组织一些正面说理的文章和新闻，但是，浦熙修拒绝接受编委会的指示，扣压一些应发的专电；相反，却派记者一再采写“北大民主墙”之类带有极大煽动性的报道，和拍发右派分子谬论的新闻专电。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编委会为了配合整个反右派斗争，指示北京办事处火速组织反驳右派谬论的稿子，并且提出一些组稿对象。党组书记、副总编辑还亲自打长途电话给浦熙修。但是，浦熙修却阻挠北京办事处记者组织吴晗等同志的文章，而以所谓“以理服人”为幌子，亲自去组织费孝通、楼邦彦写的文章，以便为储安平打掩护。 浦熙修的这些活动，证明她利用在本报的职权，执行右派分子的路线，把文汇报拖到绝路上去。 徐铸成事事抗拒党的领导，处处同储安平竞赛谁更右 在浦熙修进行反党活动的同时，在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也执行了右派野心分子的路线。他抗拒党的领导，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反对“两点论”来抹煞党的成绩；主张在基层点火，并且提出“唱反调”，坚持某些版面的反动编排。 徐铸成在本报复刊的时候，将两位党员负责同志赶走，作为他的“拆墙经验”。对此，不仅津津乐道，还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为发言内容；还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刊出。上海宣传会议期间，党发觉了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进行猖狂进攻。文汇报党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报纸工作，邀请徐铸成参加。在这次会上，已作了正确的决定。但是，徐铸成不接受党的领导，不执行党的决定。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亲自和徐铸成谈过，说方针是只放不收，但希望注意歪风。然而，徐铸成却认为上海的做法是“收”，与中央精神“不对头”。他说，在整个方针未明确前，不准备写社论。而且说，我们都是有政治经验的，不能随风倒。在此期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也找他谈过，但缺乏共同语言。本报党组负责同志也几次和他谈，也始终没有效果。徐铸成以所谓“独立思考”——实质上是抗拒党的领导来指导编辑部的工作，把报纸拖上右派的道路。由于报纸走上了反动的道路，编辑部不少同志表示愤慨和不满，一再要求重新明确本报方针，决定当前做法。编委会为此分别在6月3日和5日举行了两次会议，专就方针问题进行讨论。在第一次会上，徐铸成竟然提出如何与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进行“竞赛”的问题，提出“唱反调”的荒谬主张。当时大部分编委指出：基调只有一个，不应该有“反调”；文汇报的传统，是坚持进步知识分子立场，不应放弃这个立场；我们不应该和储安平比赛谁更右，应该从进步立场出发，引导读者向前进。尽管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大多数编委赞成正确的主张，但是，徐铸成不愿意将报纸从右派的道路上转回正路上来。因此，说等第二次编委会再行讨论。在第二次编委会上，徐铸成闭口不谈方针问题，说这个问题要带到“中央”去研究，却提出所谓“分工问题”，将党组书记、副总编辑的工作，挤到只管二版和“社会大学”、“教育生活”去。而在日常工作中，党员负责干部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徐铸成又以所谓“以党代政”的帽子，加以打击。这样，党的领导就被取消，党的意图就无法在编辑部贯彻；右派的主张得以横行，错误的思想统治着编辑部。 在这期间，徐铸成直接干预编辑事务，决定稿子取舍，执行反动方针。例如，储安平的谬论，主编收到专电之后，认为要考虑；但是，徐铸成径行发给编辑，并关照“加框在第一版刊出”；又如“北大民主墙”的报道，浦熙修发来，编辑不同意登，徐铸成要登。邓初民同志的稿子，浦熙修说是“教条”，徐铸成也说是“教条”，还有一篇，他连看也没有看过，就叫编辑注意邓初民的“教条主义”。刊登陈望道、金仲华两位同志在上海宣传会议的发言，徐铸成不满意，一再批评编辑；没有刊登本报记者吕文向党进攻的发言，徐铸成也不满意，也是一再批评编辑部，甚至在编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来。有一篇大学教授写的文章，全文三千多字，只有二三百字谈到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其余都是批评党的工作的；徐铸成坚持要将那二三百字删掉，否则就不同意刊登。一位编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谈和风细雨，徐铸成对于这样的社论表示不同意，在审查的时候竟然扣压下来。编辑做了正面的标题，就被徐铸成一再批评为“两点论——教条”。凡是谈到正面的意见，他就一律称之为“收”，以此否定正面的意见。这些错误的做法和反动的意见，在编辑部造成极大的危害，使文汇报在前一时期成了一张反社会主义的报纸。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浦熙修、徐铸成怎样执行章、罗反动联盟的方针，篡改了本报原来正确的方针；也可以看出本报这次犯严重错误的最根本原因。 不少编辑记者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以致为右派野心分子俘虏 文汇报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之外，还在于报纸编辑部不少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如果不是这样，浦熙修、徐铸成的谬论就不可能找到市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反动言行就早已被揭发；如果不是这样，前些日子和他们的斗争就不会如此软弱无力；编辑部也就不可能被笼罩在黑雾之中。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所走过的那段歪路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中的一些人灵魂中的脏污，感到无限羞惭；对人民负了债，犯了罪，言之十分痛心。 在本报编辑部中，有许多是从旧社会来的所谓“老报人”。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作了初次批判。但是，并没有改造好，并没有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少人的思想感情，还没有转移到工人阶级方面来。 本报在去年10月复刊以来，报纸版面上就断断续续地出过不少错误。有些标题片面夸张，以至题文不符，歪曲了新闻内容。例如，印度总统普拉沙德说，他看过印度到中国考察农业的人员的报告书，目前正在考虑根据这个报告书采取措施。而我们的标题却是“印度在农业方面将采取同中国一样的措施”。在电影讨论中，已经出现了某些修正主义的偏向（不仅刊出了如朱煮竹等抹煞成绩的文章，还将赵丹同志等的文章谈到电影工作成绩的部分删去），但是，我们没有深入检查，引为警惕；而在此后组织的几个问题讨论中，往往是反面意见占多数，正面意见占少数，形成一边倒的情况。这些问题，当时只看成个别问题，也没有深予追究，从思想上挖根，进行严肃的批判。到了“鸣放”期间，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日见抬头。在徐铸成出国期间，编辑部的错误思想已有所活动；在徐铸成归国以后，由于他的把持操纵，有些错误思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由于立场不稳、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因此，在编辑、记者以及编委会的许多成员中，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体会不深的；对于“大鸣大放”是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后来更发展成为政治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认识不清的。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作祟，许多同志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区别；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原则区别。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的俘虏，参加到对党进攻的行列之中，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草木篇”是毒草，已有正确的结论。但是，我们的记者范琰，却要以所谓“客观”的态度访问流沙河。他的计划，竟然被编委所批准；写出站在流沙河立场、妄指别人“侵犯人身自由”的通讯，经过编委同志审查，也决定刊用。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对记者的态度有缺点。本报不仅为此从北京发来专电，写了社论；以后还连续发表了不少缺乏与人为善态度的杂文（包括“群言堂”中的短文），对他集中攻击；后来，还在上海举行记者座谈会，对许多人和许多单位提出“批评”，实质上就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记者吕文更抱着与党敌对的情绪在上海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动的发言。 在整风运动期间，编委会决定对高教、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多进行报道。这个决定的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就鲜花毒草不分，甚至变成只要毒草，不要鲜花。许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专拣“尖锐意见”，少写甚至不写正面意见；以北京办事处而论，5月份发过五十八条专电，其中97％（即五十六条）是反面意见或突出了反面的意见。其他各地情况，也有相类似之处。编辑在处理版面、拟标题的时候，抓住片言只字，孤立起来做出耸人听闻的标题。这些标题，除前文已经提到的之外，还有：“规划不定、方向不明、设计工作存在严重浪费”，“漫画消沉是清规戒律之过”，“担心曲艺艺术进棺材”，“成都教育界高墙仍在”，“上海作协不务正业像个衙门”，“电影局宗派主义严重”，“教育部教条主义为患大矣”，“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领导偏听偏信缺乏民主空气，厂中流传四句话：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知识分子头上泼了许多冷水”等等反党的恶毒标题。 编辑部还在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部门，以“揭盖子”为名，放了不少的火。在上海，在人民艺术剧院、京剧院等单位起了“放火”的作用。还打电报给各地记者和特约记者，要他们组织教师开座谈会，对教育部提意见。并且以“教育生活”版的大部分篇幅，登中小教师的“鸣放”意见，做了锌版标题“让中小学教师也来说话！”以煽起教师的情绪。在5月27日的“教育生活”版复读者的信中，甚至还极端错误地说：“特别是中小城镇和农村，很多还没有鸣起来，就更应该大力给予支持和鼓励，让他们把对领导上的各种意见都提出来。”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思想，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由于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区别，丧失了工人阶级的立场，结果就倒向了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的一边。在标题中，把向党进攻的谭惕吾之流的谬论予以肯定，还在九三学社新闻的标题中，说什么“反党的帽子很沉重、不能随便加给人的”，“发言的人难免有过火处、相信党中央是有雅量的”，“除弊端可下猛药、不刺痛一点不行”。对于正面的意见，往往不标题，作了标题也只是含糊其词；有些正面的发言——如周建人谈到拥护党的主张的，竟然予以删节，而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却以显著地位刊登。 从总的方面看，编辑部在这一时期，是站到右派野心分子一边，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以对敌人的手段来对党以及党的事业，这是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的。 通过初步检查，我们认识到只有认真划清和右派分子的关系，坚决起来和右派分子作斗争；认真接受党的领导，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加强本报编辑部的思想改造，才能把报纸办好。 报纸编辑部正在进行学习，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感谢党的教导，一定要继续深入进行检查。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多予帮助，普遍揭发我们的错误。 （原载7月2日和3日文汇报，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第5版()专栏：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吴芝圃代表用事实驳斥右派谎言 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 今年五月间，武汉大学的学生听到一些灾民的反映，曾经设想河南灾区不知变成了一幅怎样荒凉的景象。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两个老师带领，到河南几个有灾的县考察一番，走了一千多公里路，到了几十个村子，深入访问灾户。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坐上汽车，总开不到那样的灾区；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整齐的房屋，黄金色一望无边的麦田，期望着丰收的社员，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孩子们追赶着汽车叫喊，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到的灾区。”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暨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我愿意为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重大任务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事实胜于雄辩 右派谣言不攻自破 最近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进行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毒辣、也是最常用的手段，便是制造谣言，颠倒黑白，向人民脸上抹灰，企图把几万万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上的伟大成绩一笔抹煞。他们用威胁的口吻说，讲成绩，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歌德派”。他们尤其是惯用假惺惺的面貌，而实际上是抱着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狠毒心肠，对正在向自然灾害作顽强斗争的灾区人民，捕风捉影的进行诬蔑，进行挑拨离间，制造许多“灾区人民苦的不得了，人民政府救灾不力”、 “人民政府不供应灾区粮食”、“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等等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广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谣言均将会不攻自破。我现在向大会报告一下河南省生产救灾的情况，也同时作为向别有用心的右派先生们的回答。 党政领导有方 人民团结战胜灾荒 一九五六年是河南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巨大成绩的一年，也是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一年，尤以水灾为甚。受到灾害的县约占全省总县数（一百一十个）的三分之二，其中特重灾县七个，重灾县三十二个，轻灾县三十二个，成灾的农业社六千余个，夏秋两季成灾面积达六千余万亩（夏季二千二百六十万亩，秋季三千九百万亩）。不少灾区是夏秋两季连续受灾。计全省受灾农民一千四百九十万，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的地方堤防溃决，河水漫溢，房屋全被淹没，农田一片汪洋，几乎全无收成。严重的灾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致使国家计划亦未能很好完成。一九五六年除花生超过国家的计划指标外，粮食只完成百分之九十四点一，棉花完成百分之七十九点四，烤烟完成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大豆完成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其他农作物的指标完成的就更差一些。这就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灾情如此严重，但是并没有吓倒我省的人民，却越发坚定了团结起来战胜灾荒的信心。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已经合作化了的有组织的群众的积极性，在正发洪水的期间，抢修河堤，堵口排水，组织船只，抢救灾民、牲畜和粮食。许多干部、农业社的社员和当地的解放军官兵及铁路员工，在倾盆大雨之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洪水搏斗，护堤堵口，保护了许多麦田和正在成长着的秋禾，减轻了灾情的严重程度。这是一场战胜自然灾害的严重斗争，有些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为了在洪水中抢救灾民，英勇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这一斗争中，抢救和安置了灾民六十四万余人，组织灾民排水抢种晚秋作物七百五十余万亩，收获粮食、红芋各三亿斤。在国家支持下，为灾民修复房屋六十余万间，发放寒衣八十余万件。这样就使受到严重灾害的灾民暂时渡过了难关。在这一斗争中，各兄弟省和解放军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我在这里特向他们致谢。 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 洪水袭击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保持农业生产元气，争取来年大丰收和医治创伤，这是更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全面规划，及早动手，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救灾运动。而遭受重灾浩劫之后的灾民，家底很薄，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有许多困难的。这就需要积极组织国营贸易、供销合作社等部门的力量，充分发挥其在扶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工作中的作用。计全省共发放救济款四千五百万元，生产救灾贷款四千余万元，投放收购和加工费八千四百八十六万元。并且结合整修河道，实行以工代赈，使灾民增加了不少收入。由于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使国家能够调动大批粮食支援灾区，保证供应，我们仅由本省调入信阳灾区的粮食就有九亿余斤，并且完全保持了粮价稳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支持下，稳定了灾民生产情绪，加强了生产自救的信心，去冬今春经常参加副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有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占灾区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据初步统计，八个月来，副业生产获利一亿二千余万元，截至夏收以前，我省灾区人民已基本上战胜了灾荒，保持了灾区的生产元气，完成了春季农业战线上的各项任务，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为争取一九五七年的大丰收而努力。 合作社的力量大 天灾人祸都不怕 一九五六年的水灾，对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农业合作社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发挥了集体力量，实行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的方针，创造了不少先进的经验。许多合作社实行了“四查四算”（查任务，算时间；查门路，算收入；查种子肥料，算现存量；查资金，算开支）、三规划（对灾户生产生活规划；劳、畜力使用规划；领导力量规划）的办法，这就不仅使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摸清了灾情，明确了方向和任务，而且合理的使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调动了一切有利于生产救灾工作的积极因素。由于集体经营合理分工，作到了农业生产和生产救灾两不误。在这一基础上，虽然一九五六年遭受了特大的水灾，但粮食、棉花的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仍有所增加。今年春季，灾区适时地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为争取今年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四社结合（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经验，克服了灾民在生产救灾工作中原料供应、产品销路、生产技术、资金等困难。对人口多、困难大的社员，采取了多评救济款、优先安排生产和预支工分等互助互济办法，帮助渡过灾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战胜灾荒，农业合作社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贯彻执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并且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制度，这就大大鼓舞了广大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全面地深入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淮滨县毛庄合作社，是个重灾社，原预计渡荒需款八万三千二百一十六元，由于合作化以后分工负责集体经营的结果，仅副业生产在十个月内即获利五万七千一百五十四元，加上政府救济和各项贷款四万一千一百五十五元，大大超过原来预计的需要，该社不仅没有破产渡荒，而且还以二千八百元新购添了牲口和农具，保持了生产元气，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些事实，不仅雄辩的说明了农业合作社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的优越性，而且说明了通过斗争还得到巩固和发展。正像有的社员反映：“过去受灾逃荒要饭，拆房卖砖，今年受灾搞生产，重建家园，要不是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咋也办不到。”“组织起来力量大，天灾人祸都不怕”。 看看现在　想想过去 社会主义才是幸福道路 生产救灾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伟大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可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一成绩，他们只许谈缺点和错误，不许谈成绩，这不仅是他们的言论给人以消极的毒素，而实质上他们中有些右派分子是企图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但是，我们一向多灾的河南人民特别亲切的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体经济的无比生命力。千百万人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出高度的价值。今年五月间，武汉大学的学生听到一些灾民的反映，曾经设想着河南灾区不知变成了一幅怎样荒凉的景象，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两个老师带领，到河南几个有灾的县考察了一番，走了一千多公里路，到了几十个村子，深入到灾户进行访问，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坐上汽车，总开不到那样的灾区，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整齐的房屋，黄金色一望无边的麦田，期望着丰收的社员，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孩子们追赶着汽车叫喊，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到的灾区。”他们最后说：“政府救灾的根本方针是生产救灾，这是依靠群众力量渡荒的方针。灾区农民顽强的劳动，是他们能渡过灾荒的主要力量，而合作化的制度，使这种力量更强大无比了”。武汉大学学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希望那些叫嚣农民生活苦，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右派先生们也到困难最大的灾区去亲自看一看，向武汉大学学生那种精神学习，不要闭起眼睛，否认客观存在。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我们河南有这么一个右派分子，最近曾经这样讲：“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旧中国是贫占富光，富占天光”。旧中国的河南怎么样呢？一九三一年淮河流域河南部分遭受水灾，淹地三千一百零五万亩，淹死一十一万四千零九十人。一九三八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一次淹了二十个县，被淹死的有三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八人，流离失所的一百一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人，淹地六百五十万零五千一百一十三亩，房屋倒塌一百四十六万四千零六间，全部被淹没的村庄五千五百九十一个，牲口被淹死四十九万九千五百零五头，占二十个县的总牲口头数的百分之七十点四。一九四二年河南遭受了旱灾，据不完全统计，被饿死的人约有三百余万，国民党政府仍然每亩征军粮十四斤，当时汤恩伯勾结当地恶霸地主，在漯河一带乘机发灾荒财，放高利贷，贱买霸占好地几十顷之多。当地农民中流行着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说法，把汤恩伯这个地主军阀的代理人与水、旱、蝗虫并列为四大灾害。至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更是与地主恶霸、军阀、奸商勾结一起，勒索敲诈，贪污救济款，放高利贷，哄抬物价，给河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的凄惨景象，回忆起来，更觉气愤。河南人民绝对忘不了旧中国那种“贫占富光”的“恩惠”——饥饿和残暴。解放后不到八年的时间，河南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了社会的主人，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全省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在实践中更加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他们的唯一幸福的道路。当然，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表现在生产救灾工作发展的不够平衡，曾经发生过重视重灾轻视轻灾的现象，一度轻灾区的灾情有所发展。去冬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便及时的提出以重灾区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及时的扭转了这一偏向。但是，取得了成绩之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产生了自满麻痹的情绪，忽视了少数缺乏劳动力的灾户的困难。其次，在发放救济款方面，有偏宽偏严的现象，社与社之间也有不够公平合理的现象，在少数基层干部中也发生过强迫命令的现象。再次，是某些商业部门在对灾区副业生产的扶植和收购工作中，还存在着价格不够合理和对季节抓的不够紧的现象。上述这些缺点，是和我们省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我们还缺乏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检查工作。这一点，将在我们的整风运动中加以检讨和克服，同时，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善意的批评和帮助。

第5版()专栏： 谈谈农村人民内部矛盾 李辉的发言 我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从报告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数字中就可以看出，1956年是我国人民在建设幸福生活的道路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工业建设在1956年是解放以来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一年。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全面的胜利。在这一年里我们国家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是政治上的大变化，也是经济基础上、人民生活上的大变化，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复杂的大变化，是翻天复地的大变化。我们山西省随着国家的变化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全省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九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四点五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生产的规模和成绩也是空前的。在合作化的第一年，我省虽有二百万人口的地区受到重大灾害，但是粮食总产量还超过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53年的3.5％，棉花超过最高年产量1952年的10％；在工业生产方面，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的总产值超过了1955年的30％。我省人民在1956年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成绩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这个巨大的变化和成绩是铁的证据，又一次证明了中国革命一定要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右派分子恶毒企图落了空 我是晋南地方工作干部，我想着重谈一谈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情况并提出几点建议。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给五亿农民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和希望，大大地鼓舞了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群众说：“高级合作真正好，按劳取酬真公道，完全取消剥削制，劳力彻底解放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花花被褥很普通，暖壶雨鞋真适用，不是农业合作化，哪有这样的好光景？人有良心树有根，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翻的身。”人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求幸福生活的大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民从幸福走向幸福。人民从多年的生活中也体验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才能领导人民得到彻底解放。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在农村已经解决了。 当然农村工作也不可能没有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去，对合作化后产生的新问题还不善于处理或处理的不妥当，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一些人就借此叫喊起来，好像是社会主义道路走错了，好像农民不拥护社会主义似的。这是极端错误的说法。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我现在用具体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在闻喜和夏县四个农业社的调查，四社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五户，对社不满的一百六十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点六七。其中上中农一百零三户，占不满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三八，原来的地主富农十四户，占不满户数的百分之八点七四，可见农村不足十分之一的不满户也还多半是地富和上中农。而且不满户对合作社的领导也不是不满一切，他们说：他们对党政领导有三满意一不满意。一满意干部下放，加强了基层领导；二满意长退短补，清理财务，贯彻了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三满意包工包产，超产奖励。不满意的是干部强迫命令，实事求是差。群众欢迎加强领导，这就是要求巩固农业的社会主义组织；群众欢迎按劳取酬的制度，这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原则；群众欢迎集中领导和适当分散的管理方法，这就是拥护民主集中制；群众不满意强迫命令，要求民主作风，这就是要求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群众的这些要求和愿望都是正确的，有分析有批判的，并不是不分是非的。右派分子借群众的名义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们这种恶毒企图是落空了。必然遭到失败的是右派分子，而绝不会是社会主义。他们口口声声代表群众，实际上正是与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的。 目前农村中的三个矛盾 根据我春季下乡、视察和日常工作中所了解，目前农村主要矛盾是闹分社、闹粮、闹干部作风三大问题。 分社问题 合作化高潮中有些农业社的规模偏大。某些联村社和大社内部的经济条件差别很大：自然条件悬殊，生活习惯不同，还有其他特殊的经济因素，例如果木、蔬菜、苇塘及其他副业生产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易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目前社的规模一般地说还是稍小点好。问题较多的联社应该适当地分散。 粮食问题 闹粮问题，一方面，在绝大部分合理够吃的情况下，的确有个别不够吃的现象。如大口和小口的问题，劳力强和劳力弱的问题，欠款户的问题，个别社在统购时产量数字不确的问题，以及去年丰收和自由市场开放后，部分农民滋长了浪费风气等等。但主要的是思想闹粮。如洪赵县熊焰农业社，开始都吵着四百二十斤粮食不够吃。说什么：“这是国家人员的标准”“他们有钱饿了可以买鸡蛋吃”“叫他们下地担土，回来给他半斤粮，看他够吃不够吃。”“明天叫工作人员到我家里吃饭，他吃三个馍我吃六个，他吃四个我吃八个，保管一人顶他两。”看来吵的很凶，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全社三百六十户，提出要粮的只有八十八户，占全社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我们对这八十八户又作了逐户调查，具体分析。挂名要粮的二十九户，这些户有的是吃供应粮的“老户”，他们说“不能把我忘了，那一年吃供应粮都有我的份。”有的对有粮户报缺粮不满，你报我也报。稍缺一点，稍节省一下就可以够吃的有二十一户，他们的理由是“肚子大”吃的多；是什么孩子上高小吃的多啦，出嫁闺女常住娘家啦，等等。由于严重浪费而造成缺粮的五户，他们是“抓到就吃，摸到就花。”本来有粮无理取闹的十九户，上中农刘银生，全家三口人，光小麦就分得一千九百四十四斤，连其他杂粮每人平均八百七十斤，还提出“缺颗米”向国家要粮。真正缺一些粮的只有十四户。这里边有的全是大口，吃的确实比较多些；有的是在去年就借了别人的粮，归还之后自己有些短缺。这些情况在全村全社群众中摆开，大家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咱们别的不缺，就是缺点爱国思想，缺点社会主义觉悟。”经过讨论，好多要粮的户不要粮了，对几户真正缺些的，大都经过各生产队自己解决了。因此我们说闹粮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 这就是说当前国家粮食生产还不能使每户都有储备粮的实际情况和农民对有计划地分配口粮的制度不习惯的思想情况之间存在着矛盾。而社干部乡干部处理具体问题又缺乏细致的分析和调查研究，没有分清是非，往往开始拖拉不解决问题，等到问题积多了，又有求必应盲目解决，这样，就使得个别缺粮问题甚至于并不缺粮变成了闹粮事件。例如夏县团结农业社，由于社干首先在社的储备粮内买了粮食，引起社员思想紧张。但副社长不分真假，谁到社里要的紧，要十斤给八斤，很快就把四万五千斤储备粮放完了，要粮的人却越来越多，大批的到乡人民委员会去闹粮，形成闹粮事件。 干部作风问题 不论是闹分社还是闹粮或其他问题，闹事的直接原因都是从干部作风问题上引起的。例如河津县上牛村灯塔农业社，闹事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条件悬殊，但事件的起因却是由于总社设在北阳，对上牛村群众意见不够尊重。上牛群众对账目有怀疑，干部不但没有耐心的进行解释，反而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方法。社干部在上牛群众大会上说：“灯塔社是三千多口人的社，不是上牛几个记工员的社，你马马虎虎查账是违犯政策的行为。”乡长对提意见的张喜龙说：“上牛村的社员是三张纸糊下的一颗驴头，好大的脸面（意思是你上牛村社员有什么了不起）。”驻社干部用大话威胁闹分社的贫农张贵忠说：“你是忘恩负义的新反革命分子！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坚决要分社。这个事实说明我们有些乡干部和社干部的民主作风还是很不够的。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合理解决，以致小事闹成大事。基层干部因为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认识不清，因而对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还不能迅速掌握。他们说：“辛辛苦苦为人民服务，上比县区干部不如，下比社员生活苦，反而说成官僚主义，真是想不通。”有的说：“和敌人有矛盾我承认，人民中有矛盾我想不通。”有的说：“矛盾也不可怕，过去有过，一斗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在乡社两级干部中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但这又是必须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进行教育的问题。要耐心地对待他们，性急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某些领导方面有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原有的干部缺乏考察和教育，盲目信任，而对群众意见则不加分析地盲目排斥。这就助长了乡社干部的错误情绪，阻碍了农村民主的发扬。这就是某些地方人民中的问题还不能正确地解决的主要原因。 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正确处理生产问题来解决 人民闹事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与社，队与队，社和社员的问题，就是说集中在分配问题与领导问题上。但是解决分配问题与领导问题的基础是生产问题。必须通过生产问题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推动生产的发展。从晋南专区当前生产情况看来，有下面几个主要的矛盾问题，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 第一、今年棉田播种，劳力组织和施肥都超过往年，雨水也适时，但是出苗情况不够满意。主要原因是技术指导差。固然发挥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农业社不同于一般的小农户，如果缺乏具体的指导，一般社员对技术措施是不够关心的。这说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农民的传统经验之间的矛盾还是个没有很好地解决了的重要问题。这里一方面要解决农民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另一方面要解决领导方面科学态度和教条主义的矛盾，其次还要解决经济领导、政治领导和技术领导相结合的矛盾。这个问题在去年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而今年由于出现了否定过去一切技术指导成绩的论调，和生产不要领导、技术不要领导的倾向，又偏到了另一面。我们的农业技术改革的组织和领导还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地方领导对于研究和掌握技术，有系统有步骤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还不够重视。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农业的技术政策作一个通盘的安排。在技术指导的方针上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技术机构，在党政密切的领导下与农业社紧紧联系着加强技术实验、调查与指导工作。通过这个组织给农业社以强大的技术支援。这个方法很好，但是目前我们技术力量薄弱，难以办到。第二种办法，就是把研究技术和掌握技术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的一项中心任务，党政直接抓技术工作。最好能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党政领导人员有系统的学习技术，使之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整个技术改革的关键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第二、今年的麦田加工也超过了往年，麦子生长一般良好，但估计总产量会低于去年。主要是去年复种面积大，未能完全归队，归了队的也生长不够良好。因此群众和下层干部对扩大复种面积，改革耕作制度发生了动摇。耕作制度的改革问题，的确是一个有长远影响的大问题，只有有系统地改革耕作制度，才能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标。但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又跟不上去。水、肥、技术条件跟不上去。去年扩大复种指数的结果，对当年粮食增产起了很大作用，却给今年带来了问题。因此耕作制度的改革需要进行慎重的调查研究，宜于有计划地逐步推广，不宜于盲目地突然地进行。主要的关键应该是在推行耕作制度改革的同时，大力抓住水、肥、种子、技术、轮作等具体措施。这就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和在统一计划下水利、畜牧、技术各部门密切协作。迁就小农经济的习惯，忽视耕作制度的改革这样一个大问题，孤立地抓水、肥、技术等等措施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耕作制度的改革，以为制度的改革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解决，盲目进行改革，也必然要失败的。 第三、榨油事业向来是晋南农民的一种主要副业，而油饼又是农村主要的饲料和肥料。近几年来国家开设了机械榨油厂，供销社开设了半机械榨油厂。年加工能力只占全区加工能力的百分之十六点五六。虽然为数不多，群众意见却不少：一是由于购进售出往返运费成本提高；二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劳畜力，往往不能按时供应原料和棉饼；三是农民自榨油时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皮、饼、渣用作饲料和肥料，而调运加工后很难满足原来出售单位的需要，这就大大减少了饲料和肥料的来源；四是减少了农村副业。这一方针问题两年来一直在争论，但始终得不到合理解决。我认为，今后一般农村榨油事业可由农民自办，油可由国家统购统销。这样既能节省国家资金又能解决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实行包工包产以后，农业社内妇女的问题突出了起来。许多生产队，怕妇女作活质量低浪费了工，减少了产量，不给妇女派活，不实行同工同酬。可是合作化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加强了妇女的组织性和团结力量，因而也就启发了妇女争取政治地位的迫切要求。这样，妇女和农业社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起来，这也是今春农村的一个新现象。因此妇女们说：“毛主席号召要丰产，队里不给妇女活干。”有的农业社曾经每天有成群的妇女向社长要活干。这就说明妇女在农村已经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不尊重她们应有的权利，已经是不行了。但是有些农村组织还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存在着旧的小农经济的和封建的观点。这样，从同工同酬、劳力安排，直到尊重妇女的民主权利、对妇女的技术教育、对妇女干部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重要的政策问题。 事实说明，高级合作化后，农村的妇女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村的妇女工作。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几个重要的具体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否正确，请予以批评指正。（附图片） 人民代表们在看全国各地寄来的驳斥右派分子谬论的信件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6版()专栏： 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宁武说：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流血牺牲作出的伟大选择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工作报告和提交大会的其它各项报告，并且建议大会通过和批准这些报告。 从第三次会议以来的一年时间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还正在进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使人越来越感到它的伟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业绩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党也知道自己的缺点，他不护短，因此他发动整风运动来克服自己队伍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且还谦虚的听取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建议和批评，发动全国人民来给自己提意见。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举，自从有历史以来除了工人阶级政党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能够这样虚怀若谷，能够这样彻底的信任人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政党的真正伟大的面目，中国共产党是如此的光明磊落，党除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利益。我坚定地相信，今后我们的国家生活，将更加健壮，更加坚强，我国人民将更牢固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以坚强的信心更快的步伐，向社会主义迈进！ 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激起了生动活泼的变化。人们都在考虑：在我们人民内部还存在一些什么矛盾；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些矛盾……。于是各种意见和批评纷纷提了出来，这些正是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个指示的具体的体现。在所有提出的批评意见中，包括我个人提出的在内，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太正确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了解情况的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免不了要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共产党中央指示党员“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一样，我们党外人士也不应该肯定自己批评的一切，拒绝别人的解释和反批评。这些，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令人愤怒的是少数右派分子居然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兴风作浪，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妄图断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历史拉向倒退。这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毛主席指示的完全正确：“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场斗争。我认为一切对祖国对人民有革命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坚决地来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明辨是非，坚决地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 自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工作做得如何呢？我认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建立起了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我追随中山先生摸索革命几十年，深深知道旧中国是如何的贫困和破烂，中山先生的生前理想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加倍的实现了。我们祖国的面貌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焕然一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历史命运，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全国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以我工作的辽宁省为例：由于中央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国的支援和我省人民的努力，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像鞍钢的几个高炉和工厂，沈阳电线厂、机床厂，阜新发电厂，海州露天煤矿等等几十个单位，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投入了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总产值计划，到五七年五月止，中央国营工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点九，地方工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已经是肯定的了。拿出几件主要产品同过去做做比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辽宁省解放前工业生产量最高的是一九四三年，如以一九四三年为一百来同一九四九年（这是解放后已经恢复一年多时间的生产水平）和一九五六年相比，发电量：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十五点八，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二；原煤：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三十三点六，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钢：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十二点六，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三百一十八点四；生铁：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八点八，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点五。全省工业总产值到一九五六年底，整整达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倍。这不是巨大的成绩吗？这如果不是已经成了事实，谁能设想到仅仅八年短短的时间，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呢？ 在农业上，从去年全省合作化后，生产力大大提高。去年粮食产量达到七百六十万吨，比一九五五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三。去年辽宁省基本上是没有灾害的，但也决不是靠老天爷完成七百六十万吨粮食生产任务的。如果没有合作化，没有在合作化以后才能办到的：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力，广泛的技术改革，大规模的旱田改成水田等等一系列的努力，那是不可想像的。辽宁有辽河水系的水患，“辽宁”就是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对“辽”河安“宁”的希望。这几年来，国家除修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防洪排涝工程以外，根治辽河工程之一的大伙房水库也已经基本建成了。随着其它根治辽河工程的建成，我省人民对“辽”河安“宁”这件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希望和理想，就要实现了。 工农业生产上如此，文化教育事业上也如此。单以大、中、小学来说，“九一八”当时全东北只有四所大学（四所大学的学生数只有现在一所大学的学生数一样多），现在仅在辽宁省境内的高等学校就有十五所之多。那时平均每四、五个县才有一所中学（仅仅几个班），现在平均每个县就有四、五所中学。现在的大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百四十七，中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七百四十六，小学生数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六。 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的巨大进展，是同各项民主改革的顺利实现，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同镇反、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同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些，要想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成绩是主要的”是老老实实的评价 看我们的成绩是不是大，进步是不是快，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人。对辽宁人民来说，几十年来就没有一个执政当局是为人民着想的。辽宁人民深深知道，张作霖时代的当政者，关心的是抢地盘，装腰包；伪满是敌人殖民掠夺；国民党占领时期是一群官僚拍卖家当，他们都是压迫残害老百姓的。只有共产党今天的人民政府才给人民做出了这么多的好事。这些成绩是不容抹煞的，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那么，那些挖空心思企图把我们说成没有作好任何事情的右派分子，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到这些基本事实呢？我看不是。他们不是缺乏生活经验的小孩子，都是经过了多半辈子的政治生活的人，他们之所以那样的厌恶听成绩，那样的高兴听缺点，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立场；他们之所以那样伪善地把自己装成比谁都关心人民的样子，而把共产党则说得一无是处，是因为他们心怀不良，想要搅乱整风运动，混水摸鱼，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这些卑鄙的伎俩是一明二白的。 右派分子说我们肯定成绩就会“掩盖错误”，就是“歌德派”，这是阴毒的诬蔑。我们国家年年检查和总结工作，没有人否认有缺点和错误，问题在这些右派分子，他们把局部的缺点说成是全部的来混淆是非；把个别的错误当作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当作个人泄恨报仇的工具。我认为就我们国家的工作来说，周总理报告中讲的是十分正确的，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是合情合理的。以我们辽宁来说，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很多的。国家规定的一些方针政策，我们执行的不透彻，常常有片面性，出过一些偏差；在经济工作上，计划性不够强，管理工作也不完备，浪费现象也很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些放松；在部署工作上，有些一般化，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够，对基层的具体帮助少；虽然中央一再教导我们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是很多的。这些问题我们在省人民代表会议上做过检查。近来由于开展整风运动，又检查出来许多问题，有的是原来检查到了的，有的是没有检查到的；这次听了总理报告，又有许多新的启发。我们一定继续认真检查缺点，努力改进今后工作。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一切 我们在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一切，右派分子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否定和诅咒我们的成就的同时，就恶毒地给共产党抹黑脸。他们诬蔑党的领导为“党天下”，诬蔑“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当然，接着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于是，主张搞“政治设计院”者有之，叫嚷共产党“下台”者有之，恶毒谩骂者有之，反对中苏同盟的地主恶霸仇恨共产党者亦有之。 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流血牺牲作出的政治选择。这是一个伟大的选择。党的领导威信在全国人民生活当中已经生了根，而且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决不是几个流氓政客地主恶霸之流三言两语所能摇撼得了的。像打倒三大敌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土地改革，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这一系列的历史任务，要是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一千多万共产党员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和带头作用，是不可设想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不用说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上，就是在办报这个问题上，我们眼前已经看到了一个“试验”。按着右派分子的方案办光明日报的结果，是使光明日报在一个短时期内背弃了社会主义方向，向资产阶级方向走了危险的一步，它给全国人民的印象是恶劣的，它的后果是不难想像的。这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说，教训是够严重的了。这让我们看到了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实质上意味着什么东西。 右派分子吃社会主义的饭，做社会主义的“官”，却给资本主义使劲，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卑劣面孔 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共产党实行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方针。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民主党派的一份功劳。近几年来，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更加巩固了，这不但为兄弟国家所盛赞，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党天下”论者不承认这个。他们要向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挑战。他们说：如今是“党天下”，说“全国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形成了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是恶意的捏造。以我们辽宁省为例：副省长当中有三个不是共产党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当中有百分之五十三强不是共产党员，省属各厅局的厅局长当中有十五名不是共产党员，市、县长当中有二十七名不是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的统计，辽宁全省（包括市县）安排的民主人士约为三千六百余人。凭什么能把这种情况叫做“一家天下”呢？这不是一种故意违背天良，制造裂痕的行为吗？正确的说今天的天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天下。当然，有些人对这个是不欢迎的。 至于说什么“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把个别党员的错误说成是什么全党的毛病，那是颠倒黑白。据我在地方工作接触和了解，确有极少数党员工作能力较差，自己又不虚心学习，把事情给办糟了。我相信，经过整风，这部分极少数共产党员的缺点是可以得到改正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看到还有更多的党员比我们民主党派的某些人本领大，能力强，但地位低，生活苦，他们埋头工作，从不叫苦，从不计较名位，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现在省交通厅长是民革成员，就是把原来的党员厅长改为副的。为什么不学学这些同志呢？为什么有些人只看到少数党员有缺点有错误就幸灾乐祸的漫天喊叫诬蔑为全党的错误呢？那些吃社会主义的饭，做社会主义的“官”，却给资本主义使劲的人，同这些为共产主义艰苦奋斗的同志们比较起来，不是充分的暴露出他们的卑劣的面孔了吗？总之，我认为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决不是什么“百分之九十几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而是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我到农村去过数次，农村党员比农民群众多了什么呢？是：比别人多承担困难，多吃苦，起模范带头作用，比别人多开会，夜里少休息；比别人多跑路，为社奔忙，为社员服务……。总之，比别人多勤劳，有时还要比别人少收入。如果没有这些农村党员，如果没有团结在农村支部周围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力量，农村合作化的迅速 实现怎么理解呢？合作化后虽然遭遇严重灾害，却能争取增产，又做何理解呢？这些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我虽年老，深受党员同志们的党性教育和启发。 右派分子的企图是徒劳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完全拥护总理报告中对右派分子所提出的警告：“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由他们自己选择。

第6版()专栏： 事实俱在不容歪曲 张治中的发言 我于今年三月八日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曾有一个发言——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发言中，我开始说由于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并且正确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使我们非党人士得到了无数的好处，列举了好处六点，继指出党与非党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三个，最后提出要搞好党与非党关系的建议四项。 重申六点好处、三个问题、四项建议是那六点好处呢？就是： 一、在解放前，每一个具有良心血性的人，看到反动统治的腐败，看到民族危机的深重，看到国家和个人前途的黯淡，没有不苦闷、彷徨、悲愤、消极的；而解放后一切都有了办法，国家建设和进步蒸蒸日上，中国一定能变成无比富强的国家，大家都放了心。在精神上完全得到了解放，心情愉快，睡觉也觉得特别香甜。 二、在反动统治时期，派系纷争，勾心斗角，情况复杂极了，人事牵掣也多；而今天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人事单纯，环境单纯，大家可以积极工作，把全部时间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面，争取成绩。 三、在这新国家新社会里，最能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从不曾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类如科学研究、技术改革、文艺创造诸方面，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尽量施展，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 四、在不断学习改造过程中，不但提高了业务水平，特别是政治思想水平，大家都欣然愉快地走入民主进步人士的行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其力量。 五、由于待遇改善，物价稳定，生活有了保障，已无内顾之忧；许多代表性较大的人士，被选为全国及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或全国及各地方的政协委员，荣获了相当的政治地位。 六、在旧社会里，儿女能否成人是最使父母操心的，而今天有了党的领导和教育，有了新社会环境和风气的涵育，青年一代不会堕落，不会走上歧路，个个有教育有职业，这就解除了做父母的一项最大的负担。 是那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友好合作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举出若干事例和各方面反应的材料，这次整风运动中揭露的事例和材料更多，这里不重复了。 在讲了三个问题之后，我着重提出：“上述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单方面的。在非党人士和民主党派方面也存在着以下或多或少的缺点：如自卑感、作客和依赖思想；旧习气、旧作风，主人翁情绪不高，工作积极性不强，遇事束手束脚，不敢放手负责；思想方法偏于形式，主观片面较为严重；观察事物常常注意现象而忽略本质，常以局部概括全般；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不够正确之处，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之处。这些，都是构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因素。” 是那四项建议呢？就是：第一、从思想认识上解答问题；第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在这四项建议中，提出若干办法，并作了一些分析说明，这里也不想重复。 台湾方面在歪曲，在污蔑 自从我的发言在报上发表以后，西方通讯社很快就有了反应，作了断章取义的报道，说什么很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台湾方面所谓“自由中国之声”，据说还不止一次对我广播，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录的三月十八日对我的广播，他对我的发言极尽其歪曲污蔑的能事。例如说：“照你这一段话看起来，所有附庸分子在伪机关任职的人员，既无丝毫权利，又无事情可做，这不是中共摆样子的工具是什么呢？像这个样子又还能够长期共存吗？”“照这些个事实来看，只有共产党能监督附庸分子，而附庸分子那里还敢监督共产党呢？”“谁都知道，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者，理论和事实都不容许其它党派长期共存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矛盾，又怎么能够怪中共干部不歧视附庸分子呢？” 他们把党外民主人士说成是“附庸分子”，这是多么污蔑！他们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又是多么歪曲！真是无聊已极的恶语，是不值得浪费笔墨唇舌去加以驳斥的。不过我还是想正告他们： 你们只就三个问题断章取义，夸大、歪曲，你们就没有看到我在发言中首先所说的六项好处是根本的主要的吗？这些好处在过去国民党时代都是不可能有的。特别是你们未尝不知道，祖国解放后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根本的、主要的，在一切进步发展中所发生的问题和缺点究竟是一时的、次要的，而且以共产党的力量和具有的条件，一定能够逐渐加以解决和改正的。 同时，你们也看不见发言最后的一段话吗？“我们坚决相信，现在党与非党关系虽尚有一些问题，但中共党员在党的不断教育指导下，非党人士在不断自我教育改造下，这些问题一定能逐渐消除的。就是党与非党关系一定能逐渐搞好的，也就是党员与非党人士一定能逐渐亲密地、和谐地合作共事，来为建设伟大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共同努力。”你们想，这段话又作何解释？ 我们大多数的党外人士从来没有想到过，“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者”，相反地确认中共所领导的一切措施无时无地不是在着重民主、发扬民主。全国解放只五年，就召集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颁了宪法——真正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要独裁的党所愿做的吗？至于国家大事，一切大政方针都经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各有关方面充分协商，详细研讨之后，始作决定。我们有时对中共采取这样周到、这样慎重的态度，反而觉得民主太过了。还应再说到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民主精神和民主风度。就从很小的地方来看，他那样待人的态度：满面春风，和蔼可亲；谈话时又是那样幽默、善喻，深入浅出，谈笑风生；大家都对他心悦诚服，从衷心表示崇敬和拥护。总括一句，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名实相符，毫无疑义。你们受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宣传的影响，说什么“共产党独裁”，其实共产党是最讲民主行民主的；你们不要再受迷惑，以免久陷在歧路徘徊之中，就可回头是岸了。 你们在台湾自称“自由中国”，请问今日的台湾究竟是“自由中国”还是美国控制下的侵略基地？美国军人在中国土地上杀了中国人，不许中国法庭审判，而竟由美军法官宣告无罪，这是什么“自由中国”？我诚恳奉劝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们，美国在台湾这样加紧控制的今日，台湾怎能有自由？希望你们排除顾虑、早下决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回到自由、独立、民主而且日益繁荣富强的祖国怀抱！ 相信这次整风的成果是伟大的美满的 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整风运动指示以后，北京和各地的中共组织纷纷邀请党外人士包括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大家都热情地本着毛主席所说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共多提意见或批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精神，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批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生气蓬勃的空前景象。现在还是整风运动的开始，但是我的感受很深，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报上有关各方座谈的报道看，大家的意见和批评是很多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值得重视的，而且都是善意的，从帮助中共整风、消除隔阂、解决矛盾、改进工作、加强团结以便更好地友好合作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出发的。我觉得这个运动的发展，总的说来是健康的、正常的，是开国以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件大事。 第二、但是还有一小部分的人，或者说是个别的人的发言，是片面的、过分的，且有近于负气泄愤的话，这当然不好；还有个别人的发言，不是在提意见和批评，而是胡说谩骂，甚至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言论，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严厉驳斥，展开了反右派的坚决斗争，是必然的。 第三、从各级党员干部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的态度来看，我认为表现得很好。他们都是鼓励大家消除顾虑、大胆地向领导提意见和批评。有些负责干部对于党外人士当面所提的尖锐批评不但不动气，反而谦和地说：“你对我的批评很好，我愿意接受，不过恐怕你还客气一些吧？”党员干部这种态度，无疑地更鼓舞了党外人士的情绪，使他们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看到安徽日报五月二十二日登载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北京人民日报六月七日登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这都充分说明了党员领导干部希望党外人士消除顾虑、大胆对共产党开展批评的正确态度，实在太好了！ 第四、根据党员负责干部和党外人士的相互态度来看，正足以充分证明中共发起整风并且邀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是一项创造性的、最英明的措施。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就已足使人信服地认为中共一定能够通过这次整风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掉，使全党和全国气象一新，观感一新，一定能够使中共的组织更加纯洁巩固，领导全国人民的力量更加坚强，也就一定能够更顺利更有保证地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向社会主义迈进。 我完全相信，这次整风的成果是一定伟大的、美满的，我不禁为此而兴奋，而欢呼！

第6版()专栏： 重视藏族地区特点 慎重进行社会改革 喜饶嘉错的发言 我首先对周总理的报告和预决算、国民经济计划、法院、检察、人大常委的报告，表示衷心同意和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 反对右派恢复民族压迫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三十几年以来，受尽了千辛万苦，牺牲了无数生命，才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国八年以来，共产党卓越地完成了和正在完成着各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像灯光破除黑暗一般地迅速结束了几千年的民族压迫历史，巩固地建立了各民族友好团结的新关系，全国各族人民都深深知道共产党是始终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政党，因此一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客观事实，不仅国内各族人民洞若观火，在国际上也是早有定评。我们说由于党的领导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并不是阿谀奉迎，有心隐讳党的缺点和存在于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正由于党正视了存在着的矛盾和缺点，党才号召整风，并诚恳地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这种不讳疾、不忌医的光明磊落的作风，正是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处，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才敢于揭露自己的缺点，有信心地改进领导，这正是佛陀所说的“过而能改，是谓圣人”。现在全国各地本着改进党的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的原则，毫无顾虑地大鸣大放，向党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有很多是具有实际意义而值得共产党接受的忠言。但是心怀叵测，假借鸣放大发谬论者亦有之，有的对党采取辱骂侮蔑，有的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企图削弱党的领导权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使鸣放论坛曾经有一个时期乌烟瘴气。佛陀教导我们：“勿扬己之善，勿隐己之恶，当扬人之善，勿扬人之恶，父母等有过，恩大故不说”，但是如果是有益的批评，也许可提出，至于信口开河，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我国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即使有很多的指摘，也不能轻易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圣人；反过来说，如果缺乏指摘，也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毫无忌惮地走入邪途，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照宪法规定办事，用民主政权来捍卫社会主义，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各界人士驳斥谬论的反批评，已经天天出现在论坛上了，它获得全国公正明智者一致的拥护，对提高人民辨别善恶的能力来说，就像长出了帝释天王的千只慧眼。今后各界人民，更应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依据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向共产党不断地提出善意的、公正的批评，诚心诚意地和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路线，这是我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有的正确态度。我们深深明白：那些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是企图把全国人民从民族平等团结的幸福之路，拖回到民族压迫剥削的苦难之路的阴谋，我们不仅不为所惑，并且坚决反对。 进行社会改革要重视藏族信奉佛教的特点 现在我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表示一些个人意见。我们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即佛教问题。藏族人民无论僧俗男女都一致信奉佛教，而且信仰极为虔诚，那怕在性命关头上也不放弃佛教，这就要求我们在藏族地区进行任何工作时，要把佛教摆在重要的地位上来考虑问题，现在藏族地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有的地区才在开步走的阶段。藏民对社会主义一语的概念是：“一切众生、幸福安乐”，这当然是很好的，谁也不反对。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经过一些必要的改革，这也是必然的。怎样改才好，只有合作化好，也是很多人都认识了的。这个伟大的变革，由伟大的工人阶级来领导，彻底解放落后的兄弟民族，使之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这种全心全意为兄弟民族的慈悲心肠，少数民族是五体投地的感激的。但是由于藏族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根深蒂固，对新的知识又接触得不多，因此要从私有制很快地改变为公有制，不用说是比较困难的，这就是值得政府领导注意的特点，忽视了这些特点，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党在民族地区的改革事业上，坚决强调“和平协商”方式，在改与不改，什么时候改，如何改的问题上，完全让少数民族自己去决定，并主张对广大人民群众及干部，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这就是充分注意了这些特点后而提出的正确方针，并已于民族地区基本上获得了正确贯彻。但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偏缺，由于在执行中某些地区或少数干部未经过细致的宣传教育，凭着一部分人的热情，对社会主义抱着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而采取了简单的强迫命令，甚至粗暴对待，这些又或涉及了佛教问题，再加上反革命分子乘隙千方百计地挑拨煽动，在大火上加汽油，于是引起骚动叛乱。这种不幸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其所以未能避免是由于几方面的错误造成的。今后一方面应进一步的教育干部重视民族特点和佛教问题，把改革与民族、佛教三者互不相违地结合起来处理问题。一方面应配合藏族特点，方便善巧的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的爱国教育，以提高人民认识。另一方面还要提高警惕，严密防范和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阴谋，这样做，才能逐步为藏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瓜熟蒂落的条件。 在藏民农业区办社“宜宽不宜紧” 管见所及，目前尚需解决几件重要的具体问题。第一在藏民农业区办社，制度上“宜宽不宜紧”。由于藏民生活闲散，除生产外，还有佛教活动，如果社抓得太紧了，社员感到忙得很，就不大满意，如果更忙得挤掉了佛教活动时间，就会更不满意，因此与他们生活习惯不十分适应的紧张程度，是不宜太大的。社员的收入，应少留多分，增加每人的实际收入，使之显明地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提高其对合作化和政府的信仰。在留口粮时，如果不作定量规定，可以消除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如果必须规定，亦应设法尽量提高。统购数量，应适当减少，留给较多的余粮，使其在佛教和其他原因的支付上感到自由即时、得心应手，并可减轻国家购销的任务。有一部分喇嘛的食粮，素靠俗家供给，由于个别社未把社员家中的喇嘛计算在户口内，俗家没有分到喇嘛的口粮，因之没有粮供给喇嘛，这点应妥为解决。还有一些寺院僧田，随俗家入了社，秋收分配时，或由于没有分别收益，或分得太少，不能维持生活，要求抽回土地自种，得不到许可。我看喇嘛愿意进行生产自耕自食，是很好的现象，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不然将使他们顾虑由于生活困难小喇嘛将会逐渐减少，从而引起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怀疑。农业社牲畜入社，应照政策以耕畜为主，并应公平给价，对牛羊较多的农户，除耕畜外，入社与否，听其自愿，不得强迫命令，这样做，还可减少由于不关心和不善于集体饲养而引起的死亡损失。 试办藏民牧业合作社更应“宁宽勿紧” 其次藏民牧业合作化尚在试办阶段，它给藏区牧畜业生产指出一条前进的光明大路，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当然肯定是好的。但应该注意的是：因为它是试办的新事物，就更应该谨慎将事，工作应从各方面去考虑。牧民生活较农民更为闲散，加以草原广阔，人口稀少，谋生较易，因此办社更应“宁宽勿紧”。听说个别富裕牧民愿意把一半牛羊交出来，只希望让他自己放牧剩下的一半，这多少表现出了一些不满情绪。也有个别贫苦牧民，感到社内工作紧张，同他的习惯距离太大，有时勾起他过去闲散轻松生活的回忆，这些特点，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复次听说有些地方新出家的小喇嘛逐渐在减少，教以人传，有些人不免为佛教的继承担心，因而顾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否会变，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还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节约”“定量”当然是好制度，是勤俭建国的好办法，我们一定贯彻执行，但在某些地方不宜失之过严，应更进一步组织和调节物资供应工作，适当地放宽尺度。 减免寺院和喇嘛的农牧业税 最后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免除或者减轻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寺院和喇嘛的农业税和牧业税，我想这样做将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名实两方面都能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我可以让佛陀证明我的意见是出发纯洁的爱国、爱教、爱民族的忠直的意见。 以上发言，是否正确，请各位代表指正。

第7版()专栏： 苏联完成工业和建设管理制度改革 共建一百零五个经济区　改组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本报莫斯科3日电　苏联工业和建设管理制度的改革已经完成。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全苏建立了一百零五个经济区，改组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在各个经济区都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它们的机构是灵活的。在工业很发达的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设有专业局和托拉斯来领导企业，在工厂和工程不很多的经济区，这些企业由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接管了当地原属各工业部的众多的企业。这种统一管理，使重叠的机构得以精简。例如土拉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后，把莫斯科煤矿公司与土拉煤矿公司合并为一，统一领导一百零四座矿井，因此取消了许多煤矿的行政机构，减少了一百三十三个行政人员，每年节约工资约二百万卢布。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从中央工业部门吸收了许多有经验的熟练干部。像新西伯利亚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员，主要虽然是从当地企业中挑选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从中央工业部门下去的。从莫斯科去了四十五名工程师，还要去三百名。 全苏各个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从7月1日开始活动。它们要保证所属企业及时完成国家生产任务，要负责制订和实现各地生产和建设的当前和远景计划，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筹划本经济区以内和对外区的物资供应。它们管辖的范围很广，可以发挥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之处很多。目前，各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怎样开始工作的呢？一些国民经济委员会立即派人深入到厂矿和工地去，具体帮助企业完成生产计划。例如库兹巴斯的煤矿在今年头五个月超额增产了四十万吨煤，但是其中有若干矿井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克米罗沃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立即到这些落后的矿井去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和采取必要的措施。莫斯科、基辅、斯维德洛夫斯克、列宁格勒等地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注意实现群众在全民讨论期间所提的建议。斯维德洛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着手把以前属于不同部门的一些性质相同的企业合并起来，如把在苏霍伊·洛格的水泥厂和石板厂合并，同时研究充分利用铜矿、铜锌矿等地方原料。还有许多国民经济委员会一开始就注意在经济区之间建立良好的相互关系，彼此及时供应订货的问题。例如阿尔泰拖拉机工厂打算生产一种拖拉机，但是迟迟没有收到必需的车床。阿尔泰国民经济委员会向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询问，并迅速得到了答复。二十八台车床将在7月中运到阿尔泰去。 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改组后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依靠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工作。苏联国家计委将派人下去和后者一起检查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共和国的国家计委将向苏联国家计委汇报各经济区生产情况和提出建议。在编制经济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苏联国家计委将给国民经济委员会援助。将来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工作，将直接从企业、工地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开始，吸引广大群众参加。为了适应新的条件，前归中央工业和建设部门掌握的所有物资供给站将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将成立统一的供销机构，以保证把物资及时供给本区内部和外区的企业和工地，使生产和建设按计划不间断地进行。

第7版()专栏： 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 苏联食品工业产量飞速增长 比革命前增加了十多倍到三十多倍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此间出版的“鼓动员手册”杂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苏联食品工业的各种产品的产量现在已经比十月革命以前增加了十多倍到三十多倍。居民对工业加工制造的各种食品的消费量也大大增加了。 这家杂志指出，同1913年比较，1956年苏联食品工业生产的腊肠制品已经由六万吨增加到七十六万四千吨，各种罐头从九千五百万听增加到三十六亿听，糖果点心由十万多吨增加到一百六十万吨，通心粉制品由三万吨增加到将近一百万吨。 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在这段期间，每个居民所能得到的罐头已经增加了二十五倍半，糖果点心增加了将近十一倍，通心粉制品增加了二十二倍，糖增加了一点二倍。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糖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由于农业空前大丰收，1956年苏联食品工业得到的原料，如牛奶、甜菜、向日葵、马铃薯、葡萄等，比已往任何一年都多。这一年食品工业的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产量大大增加了。其中，某些食品工业产品的增加额甚至超过了革命前沙皇俄国全年的生产量。譬如，1956年一年苏联增产的各种罐头和糖果点心就比俄国在1913年生产的这些产品的总产量分别多三倍和74％。 由于食品工业产量的增加，居民对各种食品的消费量也迅速增加了。据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计算，同战前的1940年比较，在工人和职员家庭中，现在平均每个人对肉和油脂的消费量增加了62％，糖增加了87％，鱼和鱼制品增加了92％，牛奶和奶制品增加了一倍多。在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中，平均每个人对这些食品的消费量分别增加了54％，两点六倍，一倍多和47％。

第7版()专栏： 深厚的友谊　无私的援助 苏联又帮我国设计武钢包钢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莫斯科冶金企业设计院在帮助中国设计鞍山钢铁公司的恢复、改建和新建工作完成以后，现在正在帮助中国设计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 武汉钢铁公司的总体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都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施工设计，预计到明年可以全部设计完成。包头钢铁公司的总体初步设计已经完成，从矿山到公用事业的技术设计大部分将在今年交清，施工设计将在1959年完成。 武汉钢铁公司是1954年开始设计的，包头钢铁公司是在1955年开始设计的。参加这两个公司各项技术设计工作的有苏联的二十多个设计院。在设计之前，苏联曾派大批专家到中国来实地研究和进行设计前的其他准备工作，并且和中国专家配合进行测量勘察工作。

第7版()专栏： 日本朋友亲眼所见 我国农业发展奇速 新华社香港2日电　日本米丘林会访华代表团团长松蒲一博士今天在香港说，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在发展农业方面获得“飞速的进步”。他对中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制度有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农业的进步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改进技术。 松蒲一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理学部教授。他说，中国目前的农业发展水平虽然还没有日本高，但是在两三年的时间内，中国将会赶上或者甚至超过日本的水平。 松蒲一所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在中国作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后，今天在回国途中到达香港。他说，代表团团员们曾经在中国八个城市作过各种农业问题的报告，并且考察了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7版()专栏： 埃及举行首届国民议会选举 四百万男女选民踊跃参加投票 据新华社开罗3日电　埃及大约四百万选民今天投票选举1952年埃及革命以来的第一届国民议会。 据埃及内政部的一位发言人说，从全国各地收到的最初报告表明投票情况踊跃。投票结果大概可以在4日晚间公布。 今天的投票在二百七十个选区内进行。埃及全国共有三百五十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个议员。但是有七十五个选区都只有一个候选人，根据选举法规定，这七十五个选区无需进行投票，各区仅有的一个候选人自然当选。有五个选区由于没有一个合格的候选人，因而选举要推迟到以后举行。 今天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总数是一千一百六十人。每个候选人事先要缴纳保证金五十埃镑，如果候选人所得票数不满10％，他就不能收回保证金。 全国各地共设立了九千个投票站。由于埃及人口中有80％是文盲，候选人在选票上用了树木、房屋等图形作为代号，使不识字的选民也可以在选票上挑选他要选举的人。 埃及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风俗习惯上的考虑，有些地区为妇女设立了单独的投票场所，另一些地区规定了供妇女投票的特别时间。 属于不同阶层的候选人在这次竞选中都提出了如下的保证：要保卫埃及的革命成果，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坚持民族独立、积极中立和阿拉伯团结的政策。

第7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3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张奚若、廖承志、谢南光、赵安博、萧向前。

第7版()专栏： 给我国右派分子打气 杜勒斯再次咒骂中国 新华社3日讯　华盛顿消息：杜勒斯在7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他在6月28日发表的敌视中国的言论。这是他在短短的四天以内第二次诬蔑中国。 杜勒斯说，相信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要破产”，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信念”，也是一个“便于工作的假设”，美国就是根据这个“假设”来执行它的外交政策的。 可是，杜勒斯对他自己的这个“假设”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他说，在中国发生的“演变”“可能是”所谓“革命性的”。杜勒斯在这里显然是给中国的右派分子打气。但是，他又承认，这“看来是不可能的”。 美国国务卿说，他在6月28日发表那篇敌视中国的演说，是因为他认为“重申这项政策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说，美国如果继续保持沉默，就会使人认为它的基本观点已经在改变了，他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杜勒斯承认，“有些（盟国）不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这显然意味着美国的政策不像每个人都同意它那样有效”。 有记者问杜勒斯，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和正在谈判的裁军协定如何协调。杜勒斯一方面希望达成一个把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排斥在外的裁军协议，另一方面又希望“从中国得到保证也许可能”。 杜勒斯还谈到朝鲜问题、对约旦“援助”问题和在欧洲建立所谓空中视察区问题。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杜勒斯表示不愿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朝鲜统一问题，而重申要在所谓联合国主持下举行“自由选举”。 杜勒斯在谈到冲绳问题时再一次暴露了美国的殖民野心。他表示希望美国的国旗“在那个据点上永远飘扬”。但是，考虑到其他意见，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残缺的主权留给日本人”，而“给予美国以它认为适当长短时间内的控制和行政权”。所谓“适当长短时间”要由美国来判断。

第7版()专栏： 企图挽回道义上的孤立地位 西方同意讨论停止核试验 本报伦敦2日电　在今天下午的裁军会议上，劳埃德代表西方国家“欢迎”苏联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并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他还代表加、法、英、美，提出西方国家的建议：停止核武器试验应取决于：停止试验的期限、何时开始、监督站的设立和位置，“以及它和第一阶段（裁军）协议的其他条款的关系。”……劳埃德所指的其他条款、包括“武装部队和指定武器的初步裁减、必要的初定监督措施，以及在协议的条件下停止生产用于军事上的裂变物质。”这样，西方国家一方面表示愿就停止核武器的试验进行讨论，而又为就这一问题达成协议提出许多先决条件。 根据西方国家的建议，如果要使停止核武器的试验成为现实，会议必须首先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即：一、停止试验的期限和监督办法等等；二、达成裁减常规军备的第一阶段的协议；三、同意停止生产用于军事上的裂变物质。而英美报纸过去一直认为，如何监督“用于军事上的”裂变物质的生产，是个异常复杂和很难有效解决的问题。 佐林在今天的会议上没有作长篇的发言。他对于西方国家愿意讨论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表示欢迎。他说，西方国家的建议还需要相当进一步的澄清。 在过去几天的裁军会议上，西方国家一直规避讨论苏联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这已使它们在道义上处于异常孤立的地位。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很恰当地描绘出西方国家的处境。它说，西方国家在这个星期面临着不愉快的抉择：如果干脆地拒绝停止试验核武器，将使它们遭受到“宣传上的失败”；如果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则又遭受到“政治上的失败”。 现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只是在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上，表示了一个“愿意讨论”的姿态。在这姿态的后面是个什么东西？是有诚意就停止试验核武器达成协议，还是仅仅想避免“宣传上的失败”？这个问题在今后的几天中是会得到解答的。

第7版()专栏： 美国工业生产不断下降 失业者在五月底较年初增加五十万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日讯：美国报刊在评论美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状况时指出，美国工业在今年发生了引起商界不安的严重困难。报纸指出，美国的工业生产今年一开始就不断下降。据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局统计，去年12月工业生产指数是一百四十七（1947—1949年的水平为一百），而5月份的指数已经下降到一百四十三。 生产下降在重工业中特别显著。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有色金属生产指数由一百四十六降到一百三十四；金属制品由一百四十一降到一百三十五；机器设备由一百七十六降到一百六十九；交通设备由二百二十三降到二百一十三。 钢的产量急骤下降。去年12月炼钢工业的开工率是99.9％，而今年6月下半月是85％。 和乐观的预测相反，汽车工业在上半年中遭到了许多困难。汽车康采恩正在不断缩减生产和解雇工人。据“商务日报”报道，在7月初汽车生产还要进一步缩减。 机床制造工业的生产也大大下降。今年5月份机床订货比1956年5月减少了52％。这是最近两年半以来最低的水平。 在过去的半年中，美国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不断降低。据劳工部宣布，美国工人的周薪在半年中几乎降低了3％，而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的生活费用大约增加了4％。 由于许多工业部门缩减生产，解雇工人的现象越来越多了。劳工部公布，美国的失业工人在5月底比今年年初增加了五十万人。

第7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东京电话新闻受欢迎 东京七家大报举办的电话新闻受到读者欢迎。据统计，每天晚上最繁忙的时候，每家报馆在一小时以内共收到二万二千次电话。不过，由于每家报馆只装有二十条专用电话线路，所以这些电话并不是每次都能打通。电话新闻是记录在录音带上的，电话一打通就可以听到新闻，每次报告三分钟。 日本决定参加亚洲电影周 日本决定以东映电影公司出品的五彩影片“米”来参加将在中国举行的亚洲电影周。这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同日本电影工作者恳谈会、“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的代表在7月2日举行的恳谈会上决定的。 利比亚同美国订军援协定 利比亚同美国6月30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签订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规定由美国向利比亚提供为增加利比亚军队一千人所需的军事装备。利比亚人口约一百十万，原有军队约二千人。（据新华社讯）

第7版()专栏： 匈牙利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 巩固党的团结坚决消灭修正主义观点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2日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说，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团结。在党的理论和政治活动中，当前基本任务之一是消灭过去几年内广泛滋长的修正主义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妥协和背叛阶级的残余，同时向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复活进行坚决斗争。 决议说，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成立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它领导人民取得了打退反革命势力进攻的胜利，保护了人民政权，重建了国家的秩序和经济生活。 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工农革命政府根据华沙条约向苏联政府要求武装援助是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保卫社会主义和和平。苏联作为匈牙利人民真正的朋友，给了匈牙利必要的援助，完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决议指出，苏联、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给予匈牙利的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是匈牙利的革命力量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是使匈牙利摆脱通货膨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保证。 肯定反革命的指挥者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 决议认为，匈牙利共产党人今后要依靠和维护过去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纠正过去的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镇压和歼灭反革命残余，消除由反革命特别是修正主义者所引起的思想混乱。 决议说，匈牙利反革命的主要资助者和指挥者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而在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反革命的进攻中，尤其是在瘫痪党的力量上，纳吉—洛松齐背叛集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决议分析了各个社会阶层在去年反革命事件中的表现，接着说，虽然对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斗争却远没有结束。决议强调指出，党、工人阶级以及一切拥护人民政权的人都必须对敌对分子提高警惕和采取坚决行动。 决议说，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在它的活动中具有一些基本上是新的特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政党，而是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它吸收了前劳动人民党的最坚定、最有牺牲精神的党员。 全国代表会议否定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去年11月4日以前所作的那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议，并且认为，在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摈弃了背叛阶级的纳吉—洛松齐集团以后，党的领导才贯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政策。决议认为，党中央拒绝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员所提出的把工人委员会变成政治领导机构的建议，是正确的。 决议指出，重新组织党的工作已经胜利结束。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有党员三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三人（为过去劳动人民党党员人数的40.2％。党员中有85.2％是前劳动人民党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共有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五个。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教育，同时建议在大专学校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订为必修课。 党中央拒绝了实行多党制的反动要求是正确的 决议批判了那些主张现时代的领导力量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分子的说法，并且认为党中央拒绝了在匈牙利具体情况下实行多党制的反动要求，是正确的。决议说，今后应当特别注意不使投机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进入党内，也不能容忍不同意党的基本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党员留在党内。决议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认为除了完全尊重党员的权利以外，还要加强党的纪律，严格要求符合决议的统一行动。决议要求党中央在维护党的团结的基础上，在最严重的情况下，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宁可解散一些同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党组织，也不能让敌人和动摇分子从内部破坏党的团结的情况重演。 会议批准了党中央关于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倡议，并且认为共青团应该在较短时期内发展成为除工会以外的最重要的群众组织。 决议指出，爱国人民阵线是发展党同群众联系的重要领域。目前爱国人民阵线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要在爱国人民阵线中更广泛地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来工作。 国家机构应继续镇压反革命 关于继续加强国家政权的问题，决议说，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军队、边防军和警察的改组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机构应该继续镇压反革命，不能给予敌人以自由，否则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就无法保证。 决议在谈到经济政策的问题时说，应该继续贯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重工业的发展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要发展那些同国内条件最适合的工业部门。目前，农业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决议认为，对小工商业私人资本的适当利用能补充社会主义工商业的不足。党支持守法的、完成纳税义务的小工商业者，但是坚决反对投机活动。 决议指出，应当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厉行节约等来克服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的严重困难。 党认为，各个社会组织必须对生产计划负起自己的责任。工厂党委和党组织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过问生产、监督生产，但是不能干涉经济组织和经济领导的日常工作。 决议指出，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还处在试验时期，它的活动问题还需要仔细研究。 应对思想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展开斗争 谈到文化工作方面的任务时，会议决定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忠实的知识分子，向文化生活中的反革命活动进行坚决的反击，从文化生活的重要岗位中清除反革命分子。 决议说，应当对思想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和思想混乱展开斗争，促使文学艺术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 决议在谈到国际关系时说，党的国际关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去年10月以来，党同各国兄弟党的关系正在根据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扩大和加强。 决议说，去年10月事件说明，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关系到党，而且也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存亡问题。 决议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兄弟党也反对帝国主义的挑衅，在困难的日子里对匈牙利人民给予了支持。

第8版()专栏： 青春之歌 何为 放在桌上的墨绿色女用手提包边缘，隐约露出一件医生用的白色罩衣和一段听诊器的细橡皮管。郑敏还是像往常一样，值夜班后的第二天轮到她休假时，从医院里出来，下午就到马松家里。她脸上闪耀着微笑，把一束紫色的小花放在窗口的景泰蓝花瓶里，随即悄悄在床沿坐下来。 她不知道怎样开口把这件事告诉长期卧病的马松。这个看来很瘦弱却是非常倔强的人！全国解放时他们都还是初中毕业生。毕业后数天，马松不幸得了一种难治的骨病，形同瘫痪，就这样把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日日夜夜锁在石膏床上，算来到今夏差不多整整有八年了。 这真是一场严酷的人生经历啊！当主治医师带着宽慰和鼓励的语气说：“年青人，拿出勇气来，向生命挑战吧！”那就是说这种慢性病可能使人在病床上盘桓十年八年，甚至更长一些。马松默默地咬着嘴唇，眼前一片昏黑。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正当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一个人在这样的年龄大抵总感到自己有使用不尽的力量。还在童年时，他就渴望有一天能旅行全世界著名的码头，至少也要周游全中国的名山大川，度过若干年新鲜而有意义的日子。现在命运却安排他躺在床上！“青春”，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奇异的不平凡的字眼呀。他回想起八年前开始生病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庆祝解放的那年：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通衢大道上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行列通过城市的中心的时候，马松在自己屋子的小窗下，侧耳谛听像奔腾的海那样欢悦激动的声音，闭目想像红旗如海万人空巷的场面，他挣扎着想起床出去，可是从脊梁到腿部一阵烧炙般的疼痛使他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徒然。在那扇小小的北窗下，仰首可以望见远远一角蓝天。第一次他收拾起少年时代无边的幻想，变得沉默而且有些忧郁了。 最初到来的绝望之感终于被战胜了以后，马松随即冷静下来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道路：学习。通过收音机的广播，他顽强地学习俄文，一两个月就赶上了人家一年半载的进度。他写信给音乐院一位教授，请求帮助他学习作曲，意外地他接到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于是他倚在枕上研究“和声学”。总之，他是结结实实地满怀信心地生活着。 五月初一个阳光辉朗的早上，十几个年青人围着马松的床边，召开了一个特别的支部大会。本区的团组织听取了这个病在床上的青年所作的汇报，承认他在学习上顽强的劳动和对于痛苦的疾病所采取的勇敢态度，批准了马松申请入团的要求，并且勉励他为共产主义的光荣事业，突破一切障碍向前迈进。 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集会。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严肃地听着马松以他自己独有的低沉有力的声音，谈到如何克服病中难耐的寂寞和急躁情绪，以及后来如何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汲取力量，得到鼓舞。当他在石膏床上说起“生活是美好的，但是生活对我也是残酷的”这样的话，几个女青年团员都噙着热泪，齐趋床前向马松紧紧握手。从那天以后，郑敏和马松更接近了。 郑敏是马松在初中时代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郑敏就一帆风顺地升到高中又进了医学院，从去年起在附属医院里参加各科实习，到今年暑期刚好是应届的1957级医科大学毕业生。这许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两人之间的境遇有多么不同，郑敏隔些日子必来探望马松，同时给他带来了外面世界各种令人兴奋的消息。 今天郑敏来得比往常早些：上午例行的巡查病房结束后，没有回家换衣服，就急忙赶来了。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马松，可是进了屋子后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 这间小屋子对她是太熟悉了：马松的床边四周堆着大本俄文辞典，各种乐理教程，一本没有译完的苏联歌唱家的传记，一些画满音符的五线谱散页，大批书报杂志和交响乐乐谱等等。每一次她到这里来，总是把这些四分五散的纸张书本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几乎成为她的一种习惯了。那摆在窗口的景泰蓝花瓶是她送给他的一件生日礼物，瓶子里经常插着她带来的一扎小小的花束；那放在小桌上一只大玻璃缸里，碧绿的水草和几尾红色小金鱼相映成趣，这是附近小学校里的少先队员们远足归来，特地带来送给马松的；那墙上钉着贝多芬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半身画像，沉思的画像下躺着一个虽然失去了健康却是生命力充沛的青年，所有这些对郑敏是如此亲切，啊，现在她才发现要离开这间屋子有多么困难！ 她面临医科大学毕业前夜，前些日子学校里讨论统一分配工作时，她志愿到最需要医务工作人员的边远地方去。系主任，一位著名的骨科专家，了解他的得意学生郑敏和马松之间一些情况，对这个学生的志愿感到奇怪，因为如果她愿意留下，她是可以得到组织上照顾的，而这往往正是许多人所企求的。可是她却说：“不。”为什么？她自己也不一定十分确切地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觉得这样做对祖国是有利的。她不能辜负党对她的教育。 马松有些惊异地望着郑敏把听诊器从绿色手提包里拿出来又放进去。郑敏尽是找话说：医院的病房里昨天又收了几个病人，其中有一个患高血压的重病人处在危险状态中，昨天下半夜值班时有八次给护士叫了起来，后来到了将近天亮时索性就不想睡了。在四楼病房外的大阳台上站了半天，看启明星像诡谲的绿色猫眼石一样在天边闪烁。（“奇怪的比喻！”马松想。）回到屋里才发现夜来浓重的露水几乎把白罩衣都淌湿了。 “你像有什么事是吗，郑敏？”马松忍不住问。 郑敏点点头。接着一口气说得很快：“是的，马松。我要求到东北或者是西北去参加医疗工作已经批准了，说不定一个通知下来就要动身，这是我的志愿，事先我没有告诉你，你怪我吗？” 一刹那沉默。郑敏有些担心，没有抬头看他。过了一会，只听见马松沉静地说： “让我祝贺你，郑敏。你应该走，到那些需要你的地方去。你不是我一个人的医生，你是千万个人共同的医生，不是吗？你代替我实现了多年来没法如愿的想望：能够亲自去看看社会主义的建设，天南地北地到处走走，认识一下我们祖国崭新的面貌，我有多高兴呀。” “谢谢你，马松，你是坚强的。” “可是，你走了以后，可能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昨天医生说我也许还要这样躺上三五年，你看！” “如果你愿意等我，我一定还回来看你！”郑敏低声说。 现在她明白了：她之所以要到边远的地方去岂不是也为了马松吗？把青春献给祖国，难道不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吗？ 马松深情地凝视着郑敏：仿佛七、八年来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她。他握着她的手，她也握着，代替了许多无法诉说的话。这时从小小的窗口望出去：雨后，满天彩霞照着一片清新的绿叶，空气中飘浮着玉兰花树湿润的幽香，这是在初夏时节一个充满了记忆的黄昏。

第8版()专栏： 海岛上一位共产党员 路工你曾经踏遍太行，飞渡了黄河、长江。祖国需要你去岛上，你迎着风暴跨过海洋。渔民拉住你叫：“同志”，你欢呼着：“我们渔民兄弟！”海上升起了千万红旗，比早霞还要美丽……暴风雨中你把海螺吹响，渔民的双手斗倒了恶浪。黑夜里你点亮了灯塔，渔船的眼睛闪闪发亮。你头顶太阳走遍群岛，家家门口有你的脚印。你肩披星星去找鱼群，条条桅杆上飞绕着笑声……

第8版()专栏： 斥“无法论” 夏之风 黄绍竑认为：现在是“无法无天”、“无法可依”。 王造时说：现在是“重人治，轻法治”。 这明明是“蒙汗药”。不信请看： “就拿国务院法制局整理汇编的法规来说，我们就有了近四千种法规”。 “我们检查过法院的判决书和检察院的起诉书，应该说，除了极少数的错判案件外，绝大多数都是依法办事的”。（见6月22日光明日报李祖荫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谈话） 在右派分子看来，这些法都不能叫做法，按照这些法去解决问题都不能叫法治，只有如罗隆基所提的什么成立一个委员会去鼓励大家“申诉委屈”之类，才算做“法”和“法治”。 不要以为这些右派分子提出所谓“法”的问题，真是安了什么好心，要大家依法办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在乎借“法治”之名，行束缚人民手脚之实。 我想，假设委托黄绍竑去拟一个镇压反革命条例，管保第一条是“不许群众斗争”，在黄绍竑看来，群众斗争就是属于“无法无天”之列的。当然，这种事情也只好假设假设，说穿了，如镇压反革命这一类的事本身，黄先生就未必是同意的。有例可证：黄绍竑在“人大”常委会上好多次发言，主张把三反、五反和肃反从头来搞过，说每次运动都有很大错误，并且抓住几件错案就说根本搞错了，提出挑拨性的所谓“平反冤狱”的口号。实际上，所谓“无法可依”之类，只不过换了一个更容易迷人的说法罢了。 人民需要法——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一条大法，但是不需要像黄绍竑说的那种法。人民需要的法，是要利于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是要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这也才是我们订法的目的。从这个标准看，那么，我们的宪法不就是很完备的法么？我们的几千种法规不就是法么？按照宪法、按照这几千种法规办事，不也就是真正的法治，而不是如黄绍竑等人所制造出来的别有用心的“法治”么？ 黄绍竑等人的“无法论”“轻法治论”是对我们现在法制的一个污蔑，表明了这些人和广大人民有着两个完全相反的立场。按照这些人对法的解释去办事，那么什么南霸天、北霸天之类，就都该“翻身”了，而斗争南霸天、北霸天的群众呢，也就都是“犯法”的了。这种法虽为黄绍竑资产阶级和地主恶霸所喜，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决不会容许它出现。

第8版()专栏： 律己和对人 　岳军 有人说，共产党对别人是迅雷烈风，对自己是和风细雨，未免律己宽而对人严吧！ 我们说，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就是要用和风细雨方式来解决。共产党里有缺点的是部分党员，部分党员里有严重缺点的更是少数，所以三害对绝大多数党员来说，非垂危之病，用不着下猛药的。 至于共产党是不是律己宽呢？请问：刘青山、张子善过去是不是党员？高岗、饶漱石过去是不是党员？如果因为这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那么最近被撤职的陈漫远同志呢？ 共产党对人一定严吗？你去问问工商界的有些大资本家，五反时有没有严重问题，在他们向人民政府坦白后，是谁保护他们过群众这道关的？你去问问起义或投降的旧国民党军政人员，共产党有没有究既往？甚至你去问问正在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对待他们如何？ 想下猛药的，有的虽出自好心，但误微疾为沉疴；有的则居心不正，如作乌昼啼的徐仲年之类便是。

第8版()专栏： 明清两代书画展览观后记 张伯驹 中国的书法艺术已经沉寂了好些时候，去年故宫博物院展出了一次晋唐宋元法书，今天在北海又展出了明清两代的法书，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事。 秦代以后，从李斯起直到现在，在这二千多年中书人辈出，著名的大家多不胜举，这么多的古今大小书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的气韵风格，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体势面貌，可是古代墨迹能保存流传到现在的，为数比画却少得多。除近年来陆续发掘出土的战国木简绘书和汉代木简以外，晋代墨迹只有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两帖，此外皆是临本钩本。唐代墨迹流传也不多，而且真伪杂陈，宋元墨迹比较多些，但不出四家而蔡特少，元不出赵子昂鲜于枢等，其他家数不多。因此要从古人墨迹观摹笔法，还应向明清两代去找寻，一则明清书家很多，二则明清两代去今较近，这两代的书法在研究方面探本分流，还是非常需要的。这次展出的法书部分有四十多件，包括立幅、手卷、扇面三类。立幅中傅青主、王铎的草书、张瑞图的行书、郑谷口的分书都是神采奕奕，真而且精，手卷里突出的有董其昌的行书，转折带方势无圆熟姿媚的习气，后面有一段跋语说：“此尚书极得意笔也，书时用鸡翎笔，法颜鲁公、最自矜重此一种书，特为王东里师题吴绫一匹，余墨作此”。另有张瑞图的一个长卷，笔酣墨饱，神采飞动，明人夏言的一个卷子，是用退笔写的，笔画间时有笔丝拂过，很老健苍劲。还有虎卧老人草书，杜工部秋兴诗卷，后有周肇祥跋谓是史可法笔。观其署款下有两方图章，一曰虎卧大仙墨宝，一曰诗宗李杜字法钟王。这根本不是史公的口气，而且草书虽狂而不雅，必系方外的作品。扇面中突出的有顾鼎臣写的泥金扇，顾鼎臣在江南民间的政治声望颇有些像彭公案里的彭朋，施公案里的施不全。他的墨迹流传很少，他虽不是一个有名的书家，但这一个扇面写得相当险劲挺拔。杨法、金农的行草隶书亦是扇面中的精品，在扬州八怪中他们都是杰出的，杨法的遗迹尤少。黄瘿瓢的草书扇面，还是他的一路。他以画名，书是他的余事。其余如查声山、翁覃溪、徐健庵、姜实节、龚半千及其他等各家的法书皆是真迹。 统观这次展览，书法方面家数及数量还不够多，还有第二、三等批未能展出。似这样一批一批地展出也是一个办法，使参观的人可以精神集中，免得太累，数量太多一展出就是几百件，参观的人也会感到应接不暇，弄成走马看花，而不能仔细地揣摩。 我建议博物馆业务应当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例如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应当是中国绘画史系统，铭刻墨迹馆应当是中国书法史系统。凡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都应当归入这一个系统里。其多余重复的文物，也可以拨给地方博物馆来充实内容。为配合北京市的都市历史，对元明清的文物还需要广搜博采，予以丰富，在展览方面，应尽可能的介绍作者略历与作品内容，对书法的狂草、大小篆等不易辨识的字体附书释文，对群众就更便利了。

第8版()专栏： 矿工（摄影） 魏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