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三次会议到第四次会议期间逝世八人，连同第三次会议以前的缺额，应该补选十六人。在第三次会议到第四次会议期间补选了十一人。四川省补选了柯召、侯光炯、曾庶凡、谷志标、郎毓秀，江苏省补选了宫维桢，陕西省补选了王首道，湖南省补选了曹伯闻，广州市补选了徐剑鸣，广东省补选了郑铁如，辽宁省补选了刘慎谔。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代表当选证书和其他有关材料，就上述十一位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认为应该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现在向大会提出报告，请予审议通过。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李雪峰 委员（按姓名笔划排列）　丁西林　朱学范　孙志远　孙起孟 乔传珏　吴有训　吴德峰　吴耀宗　李国伟　李德全　李颉伯 李烛尘　车向忱　陈此生　陈劭先　陈其瑗　陈望道　邵力子 姚依林　胡子昂　唐生智　高树勋　张友渔　张含英　张宗逊 郭棣活　彭迪先　杨秀峰　杨显东　杨静仁　董纯才　贾拓夫 管文蔚　钱　瑛　谢扶民　韩兆鹗

第1版()专栏： 周总理接见十二国和平代表 新华社29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后来中国访问的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埃及、伊拉克、日本、约旦、葡萄牙、南非、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十二个国家的三十一位和平代表。接见时，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廖承志也在座。

第1版()专栏： 竺可桢电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 抗议它屈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据新华社29日讯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主席竺可桢，打电报给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主席查普曼教授。竺可桢在电报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对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执行局，擅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改成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北京），并承认所谓“台北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台北）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一事，提出严重抗议。电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曾于1955年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时和1957年2月西太平洋区域会议前以及我4月10日给您的信中，再三地表达了我们的不可动摇的明确的立场，这就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仅仅由于外国的干涉和阻挠才形成目前台湾的情况，因之就绝对不应该把台湾当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另一个独立国家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同早已被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并列。这种把国际科学合作活动屈从国际上某种势力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错误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是绝对不能同意的。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正式通知您：我们坚决要求撤销这一错误的决定，在这决定未被纠正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决定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和它的一切活动。请将我4月10日给您的信和此电散发给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各国家委员会。”

第1版()专栏：　　把国民经济引向新的高涨 正确执行今年预算　胜利完成五年计划 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报告预决算 新华社29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三时继续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今天会议首先听取并通过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明方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会议通过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名单。 接着，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分三个部分：（一）1956年国家决算；（二）1957年国家预算的安排；（三）1957年工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李先念说，去年我国国家预算收入和支出都有不小的增长，各方面工作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保证了建设事业的资金供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今年国家预算反映了我国人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要胜利地结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把国民经济引向新的高涨。李先念在报告中，对去年国家预算在编制和执行中的缺点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指出执行今年国家预算，必须普遍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继续稳定市场物价，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和改进财政制度。 会议的来宾、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向中国人民转达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的问候。他的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 今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林伯渠、徐向前、张治中、华罗庚、邓宝珊、奎璧、李顺达、胡子昂。 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共有九百九十人。 在京的外宾和各国驻华外交官员和经济代表应邀列席了今天的会议。 今天会议在六时五分结束。 明天是星期日，休会一天。

第1版()专栏：　　人民代表继续批判右派分子 罗隆基的谬论是放火、离间、为反革命撑腰 代表们强调中苏友谊痛斥龙云的反苏言论 新华社29日讯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代表们，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小组会上，许多小组继续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许多代表在驳斥龙云的反苏谰言时，一致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中苏的伟大友谊。 江西省代表小组连日来对罗隆基的错误和他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在27日和今天上午的小组会上，罗隆基作了两次发言。代表们认为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离开本题、离开具体事实的夸夸其谈的“答复”，因此对他非常不满。 代表们指出，罗隆基硬说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的字样，而且说各报发表他的发言都不一样，报纸发表之前他“马马虎虎，没有仔细看过记者的稿件”。代表们说，罗隆基企图玩弄字句为他的错误辩解，其实他的错误是带有纲领性的东西，是抵赖不了的。据记者证实，罗隆基的发言稿事先不仅经过他本人看过，并且亲笔作了很多修改。 代表陈奇涵批评罗隆基狡辩。陈奇涵指出，罗隆基到现在还不想站在人民立场上来揭发自己的问题。他的反动言论实际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就是“放火的作用、离间的作用、给反革命分子撑腰的作用”。 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在会上提出具体材料，说明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反动言论所起的恶劣影响。姚依林说，从商业部的机关来看，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主张是有一部分市场的。他说，商业部有少数几个人拥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他们贴大字报响应罗隆基，他们反对肃反运动，要求“平反委员会”不要党组织和搞肃反运动的人参加，他们攻击积极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不满，对人民的政权仇恨，气焰非常嚣张。姚依林说，在这些人中为首的一个就是在镇反运动中被判过刑的历史上干过两次特务的人。姚依林说，罗隆基的言论得到了台湾的响应，得到反革命分子和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人的响应。他在假借整风之名，行其反共之实。罗隆基必须彻底检查，彻底脱裤子。 章伯钧今天第一次参加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他敷敷衍衍地作了空洞的“自我批判”，没有接触思想实质和他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代表们批评他这种态度，要他彻底向人民交代。 在今天和昨天的讨论中，陕西、辽宁、山西、上海、山东等代表小组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强调加强中苏友谊的重要性，驳斥了龙云的反苏言论。代表们举出苏联在工业、农业、科学等方面对我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的事例，说明没有苏联的援助，我国建设事业不可能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山西省有的代表指出，右派分子企图破坏中苏友谊，就是为了破坏我国的建设事业。陕西省有的代表说，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团结和友谊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　　广西代表诉说解放前所受的苦难 斥责黄绍竑忘记了广西人民对他的宽恕 广西小组的代表们批评黄绍竑忘记了广西人民对他的宽恕。他们说，黄绍竑几年来一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他在广西视察过司法、农业和教育工作，认为都是糟得很。他对桂林的教育部门提出了七大缺点，说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还不如。少数民族代表黎明、蓝昌法、陈基义等都以少数民族解放前受到的苦难，批驳黄绍竑的荒谬言论。他们说，黄绍竑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解放前他在广西杀害了许多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优秀儿女。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政府，表示要虔诚悔过为人民服务，广西人民宽恕了他，并且选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是，他违反了人民的意愿，坚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动立场，这是不能容忍的。　　许多代表说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 右派分子的阴谋是想剥夺劳动人民的权利 北京、辽宁、华侨、陕西等代表小组今天有许多代表用具体事实驳斥右派分子所谓“选举不民主”的谬论。 北京市代表小组老舍、乐松生和张友渔等代表指出，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主要体现在选举时都经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又在选民中充分酝酿，保证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当选。他们说，不然，像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人是很难当选为人民代表的。现在，这些右派分子要搞两院制，硬说我们的选举不民主，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制度，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曾经在英美两国亲眼见到资产阶级议会种种事实的老舍说，英美等国家的议员都有资本家支持，要竞选需先交大批押金，当选后唯资本家的利益是从，穷人那能当代表。辽宁代表、劳动模范施玉海、李锡奎等介绍他们在旧社会遭受剥削、压迫的事实，他们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才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真正享受了民主自由的权利。施玉海说，右派分子说我们国家不民主，如果不民主，我们这些劳动人民能在这里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吗？华侨代表吴恒兴说，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是广大人民的真正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实际上是假民主。他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亲眼看到，大资本家可以用钱买选票，劳动人民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

第1版()专栏：　　关于提早出报时间的启事 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市邮局联合启事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很晚，严重地影响了邮局送报和读者看报的时间。为了使北京市区（城内及关厢）读者能在八点钟左右读到报纸，并使外埠报纸尽可能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同北京市邮局开会协议：从7月5日起一律提早出版（四点钟以前开印）。为此，各部门如有急于要在第二天见报的稿件，应一律于夜十时前发到各报社和新华社；新华社发给各报社的稿件在夜十二时半截稿。超过以上时间的稿件，一律推迟一天发表。

第1版()专栏：　　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1957年6月2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李先念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提出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 一、1956年国家决算 1956年国家决算收入29，754，444，000元，为预算的100.4％。其中，本年收入28，743，406，000元，为预算的100.42％；上年结余收入1，011，038，000元，为预算的100％。1956年国家决算总支出30，574，138，000元，为预算的102.66％。将1956年同1955年作比较，剔除不可比的部分，即在收入中剔除这两年的上年结余收入和国外借款收入，在总支出中剔除1955年决算时用结余拨付的银行信贷资金和地方预算周转金，则1956年收入实际增长15.82％，支出实际增长17.99％。 1956年收支相抵，当年支出大于当年收入1，830，732，000元。除去使用了1956年预算所列的上年结余收入1，011，038，000元以外，预算赤字为819，694，000元。为了弥补这个赤字，中央财政动用了1954年决算时在银行存储备用的结余款项504，396，000元，地方财政动用了以前年度中央拨给地方作为周转之用的结余款项134，999，000元，其余180，299，000元是从银行透支解决的。 这里所说的收支数字，是按照已经降低的重工业产品内部调拨价格换算出来的。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曾经说到，1956年要降低国营工业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的内部调拨价格，国家预算收支数字须要在执行中加以换算和调整。这个报告里所用的数字，除了同以前年度作比较的地方，仍然按照原来的老价数字计算以外，都是重工业品降低调拨价格以后经过换算的新价数字。 1956年各类收入完成的情况如下： （一）各项税收共收到14，088，299，000元，为预算的101.94％。其中，工商税10，098，366，000元，为预算的102.94％；农业税2，965，401，000元，为预算的98.19％。 （二）企业和事业收入共收到13，426，398，000元，为预算的100.34％。其中，工业各部门收入5，446，819，000元，为预算的96.12％；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入2，131，733，000元，为预算的101.92％；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部门收入4，413，872，000元，为预算的103.35％。 （三）债务收入共收到723，954，000元，为预算的97.54％。其中，公债收入606，535，000元，为预算的101.09％；国外借款收入117，419，000元，为预算的82.55％。 （四）其他收入共收到504，755，000元，为预算的74.08％。 1956年各类收入同1955年相比，各项税收增加11.95％，企业和事业收入增加25.58％，债务收入（不计算国外借款收入）减少2.06％，其他收入减少42.04％。 1956年国家决算收入比上年有不小的增长，主要收入项目一般是完成得较好的。完成较好的原因：第一，1955年农业大丰收，为1956年轻工业生产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料，城乡经济都比较活跃，增加了财政收入。第二，1956年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扩大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国家各方面的支出，这样，虽然引来若干紧张情况，但是也增加了当年的税收和企业利润。第三，1956年许多轻工业品的产量增加很多，从国外进口的高级消费品也较往年为多。这些轻工业品和高级消费品，有的税率较高，也为国家多提供了一部分财政收入。 1956年也有一些项目没有完成预算所规定的收入。农业税因为去年夏季部分地区小麦受灾，产量减少，质量降低，减少了收入。工业收入因为有的部门增加人员过多，工资增长也有一部分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加大了成本，减少了利润，再加上工作中还有其他一些缺点，因而没有全部完成利润上缴任务。国外借款收入因为是根据拨付的物资结算的，1956年这些物资没有按计划全部运到，或者运到较晚，没有在年内办理结算，所以没有完成预算收入。其他收入也没有完成，主要是因为各种零星收入如清仓物资变价收入、公产出租收入、契税收入、罚款收入等，都较前减少了。 1956年各类支出的情况如下： （一）经济建设费共支出15，915，132，000元，为预算的104.09％。其中，工业支出8，827，508，000元，为预算的110.94％；农业、林业、水利等支出2，284，422，000元，为预算的105.36％；铁道、交通、邮电等支出2，782，181，000元，为预算的101.07％；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支出939，796，000元，为预算的110.51％。 （二）社会文教费共支出4，595，904，000元，为预算的118.27％。其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支出4，020，779，000元，为预算的115.67％；抚恤、社会救济等支出575，125，000元，为预算的140.34％。 （三）国防支出6，116，569，000元，为预算的102.34％。 （四）行政管理支出（包括公安、司法、检察费）2，659，641，000元，为预算的110.32％。 （五）债务支出721，890，000元，为预算的96.3％。 （六）对外援助支出404，002，000元，为预算的91.9％。 （七）其他支出161，000，000元，为预算的67.28％。 1956年各类支出同1955年相比，经济建设支出增加22.81％，社会文教支出增加39.82％，国防支出减少5.9％，行政管理支出增加29.6％，债务支出增加10.08％，对外援助支出增加2.76％，其他支出增加60.6％。1956年支出中，用于各类基本建设的投资共为13，986，000，000元，占决算总支出的45.74％，比上年增长62％。 1956年国家各类支出中，除了债务支出、对外援助支出和其他支出三类没有用完预算所规定的数额以外，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等主要项目都超过了预算。超过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1956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在有关防汛、排水、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方面增加了开支；由于灾荒的影响和实际执行中有困难，原来决定由地方在农业税附加中自行解决的一半小学教育经费，也改由国家预算拨款补助了一部分。 第二，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各方面的积极性很高，许多事业计划原来就订得不小，在执行中间又超过了计划，增大了支出。 第三，1956年企业、事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增长的幅度，部分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特别是人员的增加超过计划更多，除了影响企业部门的上缴利润以外，还增大了各种事业费和行政管理支出。 第四，1956年降低了国营工业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的内部调拨价格以后，按照规定，应当相应地减少这些产品生产部门的收入，同时减少这些产品使用部门的支出。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有一部分支出没有完全核减下来，以致发生亏损1.46亿元。前面所说的1956年赤字8.19亿元之内，是包括着这笔数字的。 第五，1956年在预算管理的某些方面也控制较松，追加了一些不急需或者不很必要的开支。 1956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保证了建设事业的资金供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1956年，我国的建设事业获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年度的增长速度。在这一年，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厂、矿山和水利工程，已经投入生产或者开始使用，更多的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已经开始施工或者继续施工。许多我国从来不能制造的重要的现代工业产品，已经从我们自己的工厂里开始制造出来了。1956年工业产值比1955年增长的部分就有139亿元，比1949年全部工业产值108亿元还多。1956年农业生产虽然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虽然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组织和领导生产的经验不够，但是，粮食的产量仍然超过了1955年，除了棉花、油菜籽等少数农作物的产量低于1955年以外，其他许多农作物的产量仍然保持或者超过了1955年的产量。1956年，国家和农民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全国增加灌溉面积一亿多亩，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以前我国原有全部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绝大部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或者组织成为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我国生产关系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途。 1956年，我国就业职工人数增加了230万人，企业职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平均增长了14％左右。在农村中，除了灾区和个别工作较差的地区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1956年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6年我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生产情绪空前高涨。广大的职工、农民、军队官兵、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运动在各行各业中相继开展，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一批又一批地涌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充满着信心和热望。在我国帮助工作的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专家们，也充分表现了国际主义精神，提供了辛勤忘我的劳动。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工作各个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无可怀疑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广大群众建设热情的空前高涨，是国家预算收支能够有较大增长的可靠基础；而国家预算收支的增长，又是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1956年国家财政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正视的。现在，就几个重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1956年预算执行的结果，支出大于收入，出现了赤字。从预算本身的收支数字来看，赤字为819，694，000元；从当年收入和当年支出的数字来看，支出大于收入1，830，732，000元。根据历年的情况，每年预算执行的结果，都是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有一定的结余。国家将这些结余拨给银行或者存入银行，增加银行的信贷资金，以解决各企业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经济单位增加贷款的需要。1956年年初编制预算的时候，由于对社会主义高潮下的新情况估计不足，仍然根据过去的经验，在预算收入中列了一笔上年结余。这样，一开始就把预算的底子打大了一些，而在预算执行当中，又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先后追加了一些支出，以致执行的结果，收入虽然有所超过，但支出超过较多，不仅动用了原列的上年结余，而且出现了赤字，要从银行动用财政的历年结余存款和从银行透支。 （二）一方面，财政上从银行动用了历年结余款项，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部分款项，因而增大了银行的支出；另一方面，银行本身发放的贷款不但不能缩减，而且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1.2亿元，结果增加了20.3亿元（包括救灾贷款在内）；原计划增加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2.9亿元，结果增加了9.4亿元。在银行信贷收入方面，由于商业部门1956年销货较多，归还了一部分贷款，城市人民储蓄也超过了计划，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整个说来，银行存款收入增加得少，贷款支出增加得多，收支相抵还有相当大的差额。为了弥补这个差额，国家相应地增加了货币的发行，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同1955年底比较，1956年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6.9亿元（1957年5月底统计，已经回笼了9.7亿元）。当然，从1956年的经济情况看，货币流通量也是需要增加一部分的。因为1956年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扩大了，原有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已经不足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过去农民是以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为储存手段的，现在这些农副产品主要由农业合作社集体出售了，农民储存的货币就比过去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也应当有相应的增加。因此，1956年增加了的货币流通量，分析起来，一部分是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扩大所正常需要的；一部分是农村经济情况变化以后农民储存所需要的；只有一小部分在一个时候是超过正常需要的。 （三）财政支出和银行发放的贷款都是要购买物资的。财政收支发生赤字和银行存款放款发生差额，就会引起若干商品供应的紧张和国家商品物资库存的减少。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56年国家商品物资库存总值比上年减少了约20亿元。商业部门多卖出了这些物资，基本上保证了主要物资的供应，同时也向银行归还了一部分贷款，抵销了银行的一部分信贷支出。应当说，在1956年的具体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行，动用一部分库存物资，以支持财政支出和贷款的发放，是完全必要的。在我国，仅商业各部门就经常保有200—300亿元的周转和库存物资，动用20亿元的物资并不会影响大局，今后主要物资的供应还是有保证的。 综合上述各点来看，1956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收支都发生了差额，结果，就使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些，商品物资库存减少了一些。1956年国家究竟多用了多少钱呢？前面所举的几个数字是有交错重复的。我们研究，大约多用了20多亿元，即：商品物资库存减少的部分，加上货币流通量超过正常需要的部分，就是多用了的数字。 总的说来，1956年国家预算和信贷的支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有一部分是用得多了或者用得不适当。1956年各方面工作的发展是迅速的，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只是部分的。从财政工作来说，成绩也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对于1956年的工作，作这样的估价是不是恰当呢？我们认为是恰当的。我们还不能忘记，1956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国家为了领导人民战胜灾荒，先后拨款5.76亿元（包括有关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费用）；发放救灾贷款2.8亿元；并且从全国各地向灾区调集了大量的粮食。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底，国家对受灾省区供应的粮食，同上一个粮食年度比较，增加70亿斤。这样，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除了工作中发生了缺点和错误的个别地方以外，灾区粮食供应未断，国家供应的粮食价格不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解放以前的几次大灾荒中，灾区物价狂涨、生产停顿、无数灾民流离失所、饿死冻死，而剥削者侵夺土地、囤积居奇、乘机发财的景况，那么，就丝毫用不着怀疑，如果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粮食统购统销的正确政策，要平稳地渡过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想像的；而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要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更是不可想像的。其次，我们特别不能忘记，1956年建设事业的巨大进展是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取得的。本来，任何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和社会经济的重大改组，通常总不可避免地要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大的波动。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完成这样的大革命，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显著的经济上的波动。正是因为1956年的灾荒是平稳渡过的，社会变革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人们就往往忽视这些重要情况，不去足够地估计我们曾经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和取得成绩的。总之，对我们的工作应当有全面的、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估价。不正视缺点，就不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工作；但是，不足够地估计成绩，就会看不见主流，就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迷失前进的方向。 1956年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是丰富的。从国家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中，我们取得了这样一条经验，这就是预算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三者都必须平衡，并且相互结合。这就是： 第一，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我们国家的资金，是通过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两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国家预算不仅要保证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事业开支的需要，同时还要保证银行发放必要的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和其他各种贷款的需要。如果只考虑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不考虑银行增加信贷资金的需要，那么，尽管预算收支平衡了，但从国家整个资金的收支来看，仍然会是不平衡的。 在我国，银行信贷具有怎样一种性质和作用呢？大家知道，在经济事业中，国家拨出基本建设投资，修建了厂房，安装了机器以后，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流动资金，用于购买原料及其他周转的需要，才能进行生产。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经营采购供应业务，也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其他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体经济单位，也都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一切企业和经济单位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是分为这样两个部分的：一部分是各企业各经济单位自己掌握使用的资金，就是自有资金；另一部分是需要贷款解决的资金，就是信贷资金，其中主要是用来解决短期周转和季节性周转的资金。这种信贷资金，在我国是由国家银行集中管理和经营，随时贷给各用款单位的。仅有各企业各经济单位自有的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没有这种信贷资金，或者这种信贷资金没有达到社会经济生活所需要的一定数量，就不可能维持社会的正常生产、正常商品流通和正常的经济生活。 为什么银行发放贷款所需要增加的信贷资金，必须由国家预算加以保证呢？这是因为：一、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安排；二、我们必须基本上稳定物价，不允许银行任意发行货币，引起物价波动；三、国民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各企业各经济单位对流动资金和周转资金的需要不断地增加。因此，银行的信贷资金必须逐年有所增加，而且需要有可靠的来源。银行的信贷资金从那里来呢？一个来源是各企业、各经济单位、机关、团体、学校暂时闲置存入银行的资金和城乡人民的储蓄；另一个来源是银行在正常需要的范围内所发行的货币。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资金仅仅依靠这两个来源是不够的。这个不够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信贷收支差额。为了弥补这个差额，使之达到平衡，只能依靠国家预算拨款来解决。因此，银行每年需要由国家增拨的信贷资金，应当看作是国家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投资，应当由国家预算有计划地给予保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必须同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结合起来，统一安排。至于银行如何正确地运用信贷资金、企业如何节约地使用流动资金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预算和信贷的平衡，必须考虑物资供求的平衡。预算的支出和信贷投放，是要用来购买物资的。如果财政收支发生赤字，信贷收支发生差额，最后都要用物资来抵付。因此，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的多少，要根据物资供应的可能情况来决定。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少，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周转，影响建设事业的正常发展。如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过多，就会使社会购买力超过物资供应的可能，造成物资供应的紧张情况，甚至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所以说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必须考虑物资供求的平衡。 1956年的经验证明，处理财政问题，不仅要考虑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而且要考虑财政同经济的关系。1956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如果单从财政来看，赤字8.19亿元，只占整个预算支出的2.68％，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仅仅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算大。但是把预算、信贷、物资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它对于国家库存物资和市场供应所发生的若干影响。1956年我们的缺点在那里呢？缺点就在于没有根据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大发展的情况，照顾信贷资金大量增加的需要，没有在国家预算中拨付银行必要的信贷资金，这是1956年信贷支出多于收入和商品库存减少的重要原因。1956年在财政信贷都有差额的情况下，为什么又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呢？这是因为1956年我们有历年积存下来的较为充裕的物资，所以尽管供求关系有些紧张，仍然保证了物资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但是1956年的货币流通量是增加得多了一些。这些多了的货币，有一部分是要在今年购买物资的。这对今年各项事业的安排有一定的影响，需要我们在今年大力增加生产，节约开支，增加库存物资，而只要我们注意了这样做，暂时的困难是不难克服的。 1956年工作中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编制，除了注意当年的预算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的平衡以外，还应当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相互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原料的很大部分来自农业，国家资金来源的很大部分也直接或者间接同农业有关，而农业的收成是不稳定的，丰收和歉收是很难预料的。一旦发生灾荒，就要增加当年的财政支出，减少当年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要减少第二年的工业生产、物资供应和财政收入。同时，我们的国家还处在建设的初期，家底还薄，各种物资的储备较少，今后也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年度之间的发展速度有快有慢，是不可避免的，在特殊情况下，大的起伏也难于避免，要求年度之间的发展速度完全均衡是不合乎实际的。但是，年度之间的起伏过大，特别是在发展速度必须减缓的时候，就会给建设事业和人员的安排，带来若干困难。为了减少这种困难，我们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时候，应当瞻前顾后，注意衔接。这就是说，决定基本建设的规模，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建筑材料，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建筑材料；决定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原料，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原料；决定商品供应的数量，不仅要看本年有多少商品，而且要看以后年度可能有多少商品。进一步说，建设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供应什么商品，本年多少，以后年度多少，也应当力求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由于我们的国家有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就有可能有计划地照顾年度之间的衔接，自觉地调节年度之间的起伏幅度，尽量避免过大的起伏。在1956年，由于前几年财政和物资有些结余，1955年农业获得丰收，由于许多新建工程经过前几年的准备，勘察设计已经完成，国外设备大量进口，技术力量已有增强，在这些条件下，将基本建设、工业生产和商品供应的增长速度适当地加快一些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看来，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够，增长的幅度有一部分是过大了。假使1956年少增长一点，能够多余出若干原材料和商品物资，对于顺利地安排1957年的计划是会有帮助的。1956年的经验说明，在丰年的时候，应当预计到以后可能的歉收；在有余的时候，应当预计到以后可能发生的不足。这就是说，应当逐步地扩大物资储备，以丰补歉，以有余补不足，保证我们的建设事业顺利地前进，更加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平衡，编制计划和预算必须瞻前顾后，这都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应该努力掌握和适应这种规律。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生动的，我们所说的平衡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客观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农业的丰歉和其他预计不到的情况，都会在经济生活中引起新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此，计划平衡了，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出现不平衡。旧的不平衡克服了，还会出现新的不平衡。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加强计划和预算执行的组织工作和检查工作，克服不断发生的不平衡，推动建设事业的前进。 二、1957年国家预算 的安排 为了巩固1956年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1957年必须根据财力和物力的条件，适当地安排国家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标编制的。 1957年国家预算收入为29，292，934，000元，同1956年当年收入28，743，406，000元比较，增加1.91％；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也为29，292，934，000元，同1956年决算30，574，138，000元比较，减少4.19％。收支平衡。 1957年国家预算同银行信贷计划是互相结合的。1957年银行信贷计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计算，支出大于收入6亿元，由国家预算增拨信贷资金6亿元来解决。信贷收支平衡。 1957年国家预算收入中，各类收入的数字如下： （一）各项税收14，570，209，000元，为上年决算数的103.42％。其中，工商税10，500，000，000元，为上年的103.98％；农业税2，990，209，000元，为上年的100.84％。 （二）企业和事业收入13，668，969，000元，为上年的101.81％。其中，工业各部门收入5，880，785，000元，为上年的107.97％；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入2，264，692，000元，为上年的106.24％；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部门收入4，101，826，000元，为上年的92.89％。 （三）债务收入623，320，000元，为上年的86.1％。其中，国内公债600，000，000元，为上年的98.92％；国外借款23，320，000元，为上年的19.86％。 （四）其他收入430，436，000元，为上年的85.28％。 为什么1957年各项税收和企业事业收入比1956年增长不多呢？从工农业生产的情况看，1957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4.5％，农副业总产值将增长4.9％，工业成 本也将有所降低，而且增产节约运动正在开展，预算收入似乎应当有相当的增加。但是，由于1957年有以下一些情况，就使税收和企业事业收入不能有相应的增长： 第一，工业总产值虽然将有增长，但各种工业产品的比重发生了变化，国家收入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于1956年农业生产遭受了灾害，原料不足，有些轻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下降了，有些轻工业品的产量甚至比上年减少了。例如按计划产量，棉纱减产61.1万件，就要减少财政收入3亿多元，估计实际执行中棉纱减产还不只此数。 第二，1957年农业产量将有增长，农业税征收额在继续稳定的原则下稍有调整。但是1957年秋季征收的粮食，要到1958年才能变成现款纳入预算，因此，1957年国家预算所列的农业税收入，还不能相应地增加。1957年预算中所列的农业税收入，包括上年秋征公粮的变价款、本年夏征公粮的变价款，还有一小部分本年秋征当中征收的现款。1956年秋征，因为灾荒减免较多，减征细粮约20亿斤，合现款1.7亿元，影响了1957年农业税收入。 第三，1957年开始实行了去年已经确定的提高盐税税率的措施，增加收入1亿元；但是，为了鼓励农民养猪，1957年降低了屠宰税的税率，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减少收入1.5亿元。 第四，1957年提高了某些高级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在调整生猪和油菜籽、芝麻等油料的价格当中，收购价格提高得多，销售价格提高得少，减少了一部分财政收入。这部分减少了的收入，远多于提高某些高级消费品价格所能增加的收入。 第五，1957年政府向供销合作社征收的所得税将比去年增加；但是，国营商业部门由于上述价格的调整和国外进口商品特别是高级消费品的减少，减少了一部分收入。 第六，1957年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等部门由于上年增加的人员过多，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了一些不利的影响；1957年职工全年的工资都必须按照去年提高了的标准和级别发给，而去年是从四月份或者七月份才开始提高的。这样就增大了企业成本，相对地减少了企业利润。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就使1957年税收和利润很难有较大的增加。至于商业、对外贸易等部门的收入所以比1956年减少，其原因除了上述有关的因素以外，还由于有些地区已经把过去由商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加工订货的办法，改变为由工业部门向商业部门销售成品的办法，这样，商业部门的收入就要有一部分转到工业部门。虽然这部分转移出去的收入，仍然纳入了国家预算，但预算中所列的商业收入是减少了。 为什么1957年债务收入比1956年减少了呢？因为1956年债务收入中，有国外借款收入117，419，000元，而1957年债务收入中，国外借款收入只有23，320，000元。这两年的国外借款收入都是过去借款协定中留下来的尾数。开国以来，苏联政府贷给我国的款项，折合人民币共为52.94亿元，其中，1952年以前使用的部分21.74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使用的部分31.2亿元。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建设初期，苏联曾经几次给予我们贷款援助，我们对于这种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现在，经过几年的时间，应当说，我们已经更有条件依靠国内自己的积累来进行建设了。 1957年其他收入的所以减少，是因为各种零星收入减少了。 1957年国家预算收入虽然比1956年增长得很少，但是把1957年和1956年两年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计算，每年增长10.81％，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认为是不慢的。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各个年度的当年预算收入（为了便于比较，剔除国外借款收入，统按老价计算）：1953年213.24亿元，1954年253.53亿元，1955年255.46亿元，1956年295.86亿元，1957年预计300.7亿元。五年收入总数预计共为1，318.79亿元，将比五年计划原列国内收入总数1，302.17亿元超过16.62亿元，即超额完成1.28％。（五年计划原列综合财政计划收入1，353.28亿元，其中包括企业提取的大修理基金和企业奖励基金43.87亿元，国外借款收入7.24亿元，扣除这些数字，列入预算的国内收入为1，302.17亿元。）如果再加上五年中国外借款收入31.2亿元、1952年以前滚存下来的结余收入17.68亿元、1955年和1956年动用地方作为预算周转之用的款项1.47亿元，预计五年收入总数共为1，369.14亿元。 从预算收入的来源分析，五年来各类经济成份的缴款在预算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起了很大的变化。国营经济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缴款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65.4％，1957年将上升到79.2％；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缴款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13.4％，1957年将下降到11.2％；公私合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1.2％，1957年将上升到7.2％；私营工商业缴款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16.9％，1957年将下降到1.1％；此外，还有很小的一部分缴款，如规费、契税和一般城市居民购买的公债等，很难区分经济成份，这些缴款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3.1％，1957年将为1.3％。国家预算收入来源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也表明我国财政经济的基础是更加巩固了。 1957年国家预算支出中，各类支出如下： （一）经济建设支出13，683，051，000元，占预算支出总数的46.71％，为上年决算数的85.93％。 （二）社会文教支出4，835，216，000元，占预算的16.51％，为上年的105.36％。 （三）国防支出5，523，320，000元，占预算的18.85％，为上年的90.3％。 （四）行政管理支出2，445，314，000元，占预算的8.35％，为上年的91.99％。 （五）债务支出829，044，000元，占预算的2.83％，为上年的114.84％。 （六）对外援助支出507，890，000元，占预算的1.73％，为上年的125.71％。 （七）其他支出275，344，000元，占预算的0.94％，为上年的170.08％。 （八）增拨银行信贷资金600，000，000元，占预算的2.05％。 （九）总预备费593，755，000元，占预算的2.03％。 1957年经济建设支出中，工业支出8，121，256，000元，为上年决算数的90.09％；农业、林业、水利等支出2，044，396，000元，为上年的89.4％；铁道、交通、邮电等支出2，216，442，000元，为上年的80.18％；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支出256，922，000元，为上年的27.21％。 1957年经济建设支出虽然比1956年减少了，但是在资金的使用上，根据保证重点、保证急需的原则，作了更加合理的分配。在工业方面，着重保证了冶金、煤炭、电力、化学（包括化学肥料）、建筑材料等原材料工业、动力工业以及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业的投资；着重保证了那些有原材料、有销路的轻工业的投资；同时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当中生产设备能力有余或者目前并不急需的投资，作了适当的削减。在农林水利方面，着重注意了兴修小型农田水利、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业技术、防治牲畜疫病等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而短期内又容易收效的支出；减少了一部分可以暂时缓办的大型水利工程和增购拖拉机等方面的支出，削减了一些可以节省的开支。在铁道、交通、邮电方面，着重保证了增建铁路复线、加强现有线路和修建几条铁路新线的支出；减少了由于某些新线工程的推迟而在今年可以减少的支出。在商业、粮食、对外贸易等方面，今年支出削减得较多，只能保证修建十分急需的仓库和加工工厂的需要。 1957年建设资金的分配当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地安排了轻工业的投资。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轻工业的原料大部分是农副业产品，而农副业产品的增长有一定的限度，从国外进口也有一定的限制，并且，现有的轻工业设备，有的还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这些情况，在安排轻工业投资的时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1957年农林水利支出总额比去年减少了。减少的原因，除了上述大型水利工程和增购拖拉机的支出有所削减以外，主要是由于去年水灾较大，中途追加了较多的防汛、抢险、堵口、复堤经费，今年这方面的开支减少了。如果扣除这笔数字，今年国家预算中工业支出同农业支出的比例，实际为3.97比1，同1956年的4.19比1相比较，农业支出的比例是略有提高的（这里所说的工业支出和农业支出，都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种事业费）。此外，1957年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最高发放额将达39亿元，除去到期收回的部分以外，年末余额将由去年年底的30.3亿元增加到33.3亿元。这笔资金只要运用得合理，将对支援农业生产和巩固农业合作化发生重大的作用。 1957年社会文教支出中，初等和中等教育支出2，269，330，000元，为上年决算数的112.75％；高等教育支出636，656，000元，为上年的101.64％；科学支出327，142，000元，为上年的133.91％；文化支出172，351，000元，为上年的90.85％；卫生支出469，067，000元，为上年的95.94％；抚恤和救济支出583，404，000元，为上年的102.66％。 1957年初等、中等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是增加的。但是因为：第一、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支出中，教职员的工资占着很大的比重。第二、1956年各级学校招生较多，这些学生是在下半年入学的，只需要开支半年的教学费用，1957年却需要开支全年的教学费用。因此，1957年教育事业还只能根据提高质量、稳步发展的原则来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大中学校招生人数将比去年有若干减少。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在社会上和中小学毕业学生中间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提倡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其他可能参加的劳动。同时还要提倡由人民群众自己出钱，集体地或者个体地办学。只要依靠群众，办法是有的。 1957年科学研究事业支出和抚恤救济支出也是增加的，只有文化、卫生支出有所减少。文化和卫生事业因为去年有了较大的发展，今年在财力增长较少的情况下，把发展的速度减缓一些是可以的。 今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去年迅速发展的情况来比较，速度虽然减缓了一些，但是由于今年的发展是在去年大大扩展了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事业的规模，仍然有相当的扩大。比如1957年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同1956年比较，还将有不少的增加。高等学校学生将由40万人增加到44万人；中等学校学生将由516万人增加到557万人；小学学生将由6，346万人增加到6，581万人。 1957年国防支出比1956年作了较大的削减。近年来，我国的国防支出和它在预算中的比例是一再减少的。国防支出的数字，1955年为65亿元，1956年减为61.17亿元，1957年再减为55.23亿元；国防支出在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1955年为22.1％，1956年减为20％，1957年再减为18.85％。 1957年行政管理支出也比1956年有较大的削减。1957年行政管理支出中，人员的工资开支比1956年仍然是增加的。1957年行政管理支出的减少，主要是大大降低了机关公用费标准的结果。1957年年初已经适当地降低了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工资。在乡村的基层经济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乡干部，他们的工资去年有些地区提得过高了一些，今年准备由地方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降低一点。这样做，就减少的支出来说，数字不大，但有利于这些人员在生活上更加接近群众，更加便于团结群众，做好工作。 1957年债务支出比1956年增加了1亿多元，主要是因为国内公债还本付息的支出比去年增大了。 1957年对外援助支出比1956年增加了1亿多元。1957年的其他支出包括补发转业军人复员费、民兵业务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也有一些增加。 1957年增拨银行信贷资金6亿元，这是1956年所没有的。这笔资金实际上也是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它对于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贷款的需要和保证信贷收支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 1957年总预备费比1956年少列1.9亿元。但是，1956年在确定预算的时候，有一部分支出，比如增加工资等约4亿元，已经预定要在总预备费内开支。今年预定要在总预备费内开支的，只有准备调整某些农产品购销价格将发生的亏损大约1亿元。1956年预算中列有上年结余收入，今年则相反地在支出中增拨了银行信贷资金。今年预算中所列的物资储备支出和去年预算比较虽然有所减少，但比去年决算中的物资储备支出却增加不少。因此，今年预算的后备力量，实际上是比去年充实一些的。 以上是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中各类支出的主要情况。从各类支出的分配上看，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国家预算支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了。五年来，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费用和用于国防、行政的费用在国家预算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起了显著的变化。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36.3％，1957年下降为27.2％；经济建设支出和社会文教支出所占的比重，1953年为55.9％，1957年上升为63.22％。这说明国防和行政管理费用的降低，使国家有可能将较多的资金用于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其次，从有关人民生活方面的支出来看，1957年职工工资标准虽然不拟提高，但是，由于1956年增加工资和提升级别是从四月和七月开始的，今年则是按全年计算，这样，绝大部分职工今年全年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比去年增加了。1957年农业税负担基本稳定，农产品价格提高较多，只要没有较大的灾荒，农民的收入也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1957年人民的购买力将比去年继续增长，国家供应的商品总值也将比去年有所增加。有些商品的供应量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但是同1955年以前各年比较起来，仍然是增加得不少的。如棉布的供应量（包括各种用布），1953年为13，034万匹，1954年为12，870万匹，1955年为12，885万匹，1956年为17，405万匹，1957年预计为15，100万匹（1957年是按第二期布票折扣供应的数字计算的）。这说明国家在调整建设规模和速度的同时，还是尽可能地注意了有关人民生活方面的需要。最后，从国家预算支出总数来看，五年支出总数将达到1，369.14亿元，比五年计划原列五年预算支出总数1，309.41亿元超过59.73亿元，即超过4.56％。这说明五年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情况是良好的。 1957年上述国家预算的各类支出数字，是按照各种支出的门类，也就是按照预算所列的支出科目划分的。各类支出数字中，包括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事业费支出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在内。如果单就基本建设投资来看，1957年各类基本建设投资额（包括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方面的基本建设在内）共为111亿元，为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额的79.37％。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历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数字是：1953年65.06亿元，1954年74.98亿元，1955年86.32亿元，1956年139.86亿元，1957年预计111亿元。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虽然比1956年减少了，但如果把1957年和1956年两年投资增长的速度平均计算，每年增长27.7％，速度还是不小的。 1957年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在资金分配当中削减了可以不办或者可以缓办的部分，保证了必须保证的项目和开支；在照顾必要的服务性和辅助性建设投资的条件下，削减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只要执行当中能够努力进一步改善设计和施工，那么，较少的投资，可以发挥较大的效能。国家建设的规模仍然是巨大的，前进的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1957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的结果，五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将达477.22亿元，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427.44亿元超过49.78亿元，超过11.6％。 上述国家预算的各类支出数字，包括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在内。按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来划分，1957年中央预算支出20，732，315，000元，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70.78％，比上年决算数减少4.56％；地方预算支出8，560，619，000元，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29.22％，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28％。1957年地方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2，843，025，000元，占地方预算支出总数的32.71％，为上年的86.43％；社会文教支出为3，396，231，000元，占总数的39.07％，为上年的106.13％；行政管理支出为2，078，544，000元，占总数的23.91％，为上年的92.42％；其他支出为124，161，000元，占总数的1.43％，为上年的110.66％；地方预备费为118，658，000元，占总数的1.37％。1957年地方预算支出虽然比上年略有减少，但是，中央预算支出减少的比例还要大一些。从五年的情况来看，五年来在国家预算支出总数中，中央预算支出和地方预算支出所占的比例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中央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已经由1953年的75.84％，下降为1957年的70.78％；地方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已经由1953年的24.16％，提高到1957年的29.22％。这种比例的变化表明，近年来地方建设事业有了较多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原来由中央各部门管理的事业，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划交地方管理了。今后还将有步骤地继续下放一些企业和事业，这是有利于发挥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效果，从而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的。 1957年地方预算支出中，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预算支出共为937，697，000元，占地方预算支出总数的10.95％。过去几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有照顾不够的地方，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支出在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有所增长的，并且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 以上1957年国家预算收支的安排，已经在可能范围内照顾了各部门、各地区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将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并且要在进行建设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的国家还穷，能够积累的资金是有限度的。有些同志希望自己的部门和地区多分配一些，使事业能够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从一个部门和地区来看，也可能有道理。问题是国家必须兼顾资金积累和人民消费，钱只有这么多，只能权衡轻重缓急，适当加以安排。1957年国家预算收支，从全面来看，可以说是恰当的，也是大体合理的。 1957年国家的预算，收入和支出是平衡的，并且注意了预算收支、信贷收支和物资供求的平衡，注意了年度之间的安排，只要在执行当中加强努力，做好工作，不但可以完成，而且有可能做到收多于支。1957年预算收入，虽然有上年农业灾歉的影响和其他不利因素，仍然比1956年稍有增长；1957年预算支出，虽然比1956年有若干减少，仍然保证了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1957年的国家预算是可靠的，也是积极的。 1957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这里简要地报告一下一月到五月国家预算收支的情况。一月到五月，国家预算收入共为127.37亿元，完成年度预算草案数的43．48％，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09.14％；国家预算支出共为107.85亿元，为年度预算草案数的36.82％，相当于去年同期的97.66％。五个月收支相抵，收大于支19.52亿元，而1956年同期收大于支6.26亿元。在收入方面，除了某些工业部门利润上缴的情况较差以外，一般完成情况是比较好的。在支出方面，基本建设共拨款47.21亿元，按照原定的计划给予了充分的保证；行政费及其他可以节减的开支，则有了显著的降低。由于收支相抵暂时有了一笔为数不小的余数，已经减少了一部分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部分库存物资，对物资的供应和市场情况，开始发生了有利的影响。所有这些情况说明，几个月来国家预算的收支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农业收成还不能确定，还有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同时，尽管由于机关、团体的公用开支大大减少，有关物资的供求情况有了显著的缓和，但是，人民所需要的若干种日用品的供求情况仍然比较紧张。因此，必须继续兢兢业业，加强工作，不能放松努力。 三、1957年工作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家财政是国家各方面经济活动和各方面工作的集中反映。为了保证国家预算的完满实现，不仅要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工作，而且要依靠有关经济工作的加强。现在，我就执行1957年国家预算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必须普遍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分别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也作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开展这一运动的关键，在于使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重大意义。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方法。我们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尽可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要在进行建设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需要有大量的建设资金，需要合理有效地使用财力物力，这只有依靠全国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才能逐步得到解决。1957年由于我们要克服各种建设事业在前进当中若干暂时的困难，要进一步缓和部分物资的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从各个方面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并且，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还有利于改进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使他们更加接近群众，同群众共甘苦，以便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增产节约不应当看作是临时性的措施，而应当看作是国家建设上长期的根本的方针；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情，应当是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牢牢记住的格言，一时一刻也不应忘记。 我国人民历来是勤劳朴素的。我们的革命队伍，从来就有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开国以来，我们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继承了这种传统，基本上是以勤俭的精神来建国的。今天的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能够领导人民勤俭建国的政府。过去几次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都曾经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在建设事业和各方面的工作中，浪费现象还是不少的，还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从1957年的情况看，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有没有增产节约的潜力呢？我们认为潜力是很大的，门路是很多的。1957年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将有111亿元；工业各部门的生产成本费用仅中央13个工业部就将有112亿元；商业各部门的商品流转费用将有70多亿元；国家各部门的各种事业费总数将有50亿元（其中经济各部门的勘察设计、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人员培养等事业费20亿元；文化、教育、卫生、社会救济的经费30亿元）；国家机关、军队、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机关的公用开支和管理用费（不包括工资开支）将有37亿元左右（其中办公杂支、会议费、邮电费、差旅费、家具购置费等项公用开支约有20多亿元）。上述各项数字是从几个不同分类的角度来说的，这些数字之间有交错重复的地方。但是从这些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这样巨大的经济活动当中，增加百分之一的收入或者节约百分之一的支出，就是一个可观的数额。问题在于能否把潜力发掘出来。只要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能够改善设计，改进施工的组织和管理，深入动员内部资源，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降低造价；只要在工业生产方面能够根据原料和销路的可能条件，积极增加生产，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只要在商业方面能够合理地调整商业网，减少商品流转环节，克服商品调运中的不合理情况，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减少商品损耗；只要国营经济各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能够在使用流动资金方面减少不必要的积压，节约地使用资金；只要在各种事业费方面能够克服许多事业单位由于人员编制和开支定额缺乏严格管理而造成的某些浪费现象；只要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单位能够认真精简机构人员，节约公用开支和管理费用；只要这样，所有以上任何一个方面的增产节约，都将有重大的意义，都能够为国家积累巨大的财富或者节减大量的开支。关键在于发动和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智慧，发掘潜力，开辟门路。 近几个月来，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在许多地方和许多部门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开始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事实有力地说明，在基本建设方面，一个工业区内根据可能的条件，统一规划、协作建厂，就可以统一使用人力物力，减少分散重复，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并且加快施工的速度。一个建设单位，适当地调整和改进厂房工程设计，合理地降低辅助性建筑的标准，精打细算，就可以只用较少的投资，达到原定的工程建设要求。许多事实说明，企业单位发动广大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就可以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大大地增加生产。例如煤炭工业部系统，一月到五月原煤的产量超过计划132万吨。冶金工业系统，一月到五月钢材的产量超过计划11万吨。有些企业单位曾经认为经过多次的生产竞赛，已经是“潜力挖尽、生产到顶”了，现在又大大地发掘出新的潜力，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几个月来，机关、部队、团体和企业、事业管理机构的公用开支普遍降低了，例如全国行政机关的公用开支标准比去年降低了31％，而行政管理工作和业务活动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风气也正在增长，这是人民群众所欢迎的。所有以上事实有力地说明，只要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办更多的事，就可以大大地增加生产，节约开支，为国家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但是应当指出，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已经了解了的。现在，还有少数人员甚至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员，还怕本部门、本单位降低标准、减少投资吃了亏，还在不加区别地追求高的标准，看不起那些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企业和事业。他们有的还在只图自己方便，不愿意和同一地区其他单位共同协作，互相支持。此外，也还有少数人仍然在讲求排场，追求享受，比生活、比待遇。以上这些作法，不仅浪费国家资财，腐蚀一部分干部的思想，而且会加深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教育。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应当防止和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有些同志认为1953年和1955年已经进行过增产节约运动，今年还是那一套；有的甚至片面地强调过去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生过的缺点，怀疑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意义。我们说，增产节约确实是“旧事重提”，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却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一条平凡浅近的真理。过去的增产节约运动，尽管发生过若干缺点，那些缺点应当作为经验教训，用来改进今后的工作，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夸大缺点，动摇增产节约这一根本的方针。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还要防止和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有些同志认为今年的计划所规定的增长速度较低，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于是能多做的不多做了，能做得快的做得慢了，能做得好和省的不去积极争取了。一定要说清楚，在规定全面计划的时候，应当强调把计划放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但在具体执行当中，则应当充分地发挥积极性，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种指标。用同样的钱，办较多的事，用同样的原材料，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注意产品的数量，同时注意产品的质量和生产安全，依然是一切生产和事业中应当积极努力的目标。正是因为1957年调整了建设规模和速度，在具体执行中反对消极松劲的保守思想就更为重要。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广到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单位去。要认真检查这一运动开展的情况，结合整风运动，克服各种思想障碍，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把运动深入下去，并且坚持下去。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快要结束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教训，应当认真地接受这些经验教训，纠正缺点，改进工作，才能使增产节约运动收到更大的效果，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新的胜利。 第二，为了完满地实现1957年国家预算，还必须继续稳定市场物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价格是调节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杠杆之一，在一定的限度内价格对生产和消费起着影响和调节的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说基本上稳定，是因为粮食、布匹、棉花、煤炭等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和多数工业品都没有涨价，或者基本上没有涨价。就是在去年那样严重的灾荒下，这些商品的价格也还是基本上稳定的。这些主要商品的价格的基本稳定，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并且为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应当承认，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了一些，这些商品是：若干副食品、某些高级消费品、食盐和若干手工业品。这些商品的涨价，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国家为了扩大油料作物的种植和鼓励养猪，提高了菜籽、芝麻等油料和生猪的收购价格，同时也适当地提高了食油和猪肉的销售价格。 （二）为了有助于平衡商品供应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并且适当地增加一些财政收入，国家提高了呢绒和高级纸烟的价格，提高了盐税的税率和食盐的销售价格。 （三）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后，自由市场上若干手工业品和小土产品，由于供不应求，有的还由于成本增加，价格提高了。 （四）有些城市由于去年蔬菜生产遭受了自然灾害，由于今年春寒，上市季节推迟，也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很快，蔬菜产量赶不上需要，因此，蔬菜的价格上涨了，有些地方在缺菜季节上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以上这些价格的变动，可以总括为这样两类：一类是属于国家主动调整的。其中，有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增加产品供应，保证价格的稳定；有的是为了在不影响广大人民生活或者对广大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条件下，适当地调节供求关系，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对于这些商品价格的调整，是有计划和经过计算的；调整的幅度和范围是有控制的；调整了价格的商品，在全部商品中只占很小一个部分，大部分并没有变动。国家在有些价格的调整中，固然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但是在另外一些商品价格的调整中，却减少了财政收入。整个说来，减少的财政收入大于增加的财政收入。另一类物价的变动是自由市场上价格的变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价值规律的支配，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刺激生产，充裕货源，使价格趋向稳定，有一定的作用。近来自由市场上有些商品上市量已经增多，就说明了这种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样，自由市场上的物价会有一时的一定幅度的摆动，这是早已说过的。总起来说，这个时期许多主要的商品没有涨价，国家对若干商品价格的调整基本上也是必要的；自由市场上若干商品价格的变动是不可免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有积极的一面。观察物价问题，决不能忽视当时的具体条件，试想，在1956年灾荒的情况下，假使像旧社会那样听由市场涨落，没有国家的有力掌握和在地区间和季节间作大力的调节，那么，今天的市场物价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由于这个时期若干商品销售价格的上涨，职工的生活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但是，在去年增加工资以后，职工的支付能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还是有所改善的。农民由于若干农产品提高了收购价格，增加了收入，他们的所得也大于所失。 关于这个时期物价的调整和变动，从工作上来检查，是有缺点的。第一，由于1956年人民的购买力增加过多，购买力同商品供应量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差额，这种差额对商品供求关系所发生的作用，在自由市场上表现得较为明显。第二，由于1956年基本建设使用的物资多了，在原材料的分配当中，对于一般为市场服务的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照顾不够，分配较少，使这些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产品数量不足以供应市场的需要。第三，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工作一下子还跟不上去，管理和组织都还不够；手工业合作化的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有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管理费用和公共积累多了一些，特别是自由市场上手工业原料的价格也在上涨，因而增大了成本，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第四，蔬菜品种零星复杂，需要保持鲜嫩，由国家全部经营有困难，但有一个时期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对于蔬菜的生产和供应，确实有注意得不够的地方。这也是某些城市蔬菜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第五，也还有少数商品，价格虽然没有变动，但是由于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有缺点，商品质量降低了，消费者是有意见的。上述几种主要由国家经营的商品的价格，大都是在今年三、四月份调整的，加上这一个时期自由市场上若干手工业品、副食品、小土产品和蔬菜的价格上涨，这样，就容易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印象，觉得物价提高了很多。这也是近来各方面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的一个原因。 当前在物价管理上，国家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呢？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继续稳定物价的方针。对于主要由国家经营的商品，除了个别不合理的以外，一般不再调整商品价格。这样做，是有利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顺利执行的。对于自由市场，国家应当通过必要的经济的方法和行政的方法，加强领导和管理，尽可能地避免价格摆动过大的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在可能范围内增加手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使手工业能够逐步增加生产，降低产品成本，以便适当地稳定手工业品的价格。各城市和工业区的有关部门应当切实注意对蔬菜生产和供应的领导，增加产量，改善供应，并且由国家经营必要数量的蔬菜，以便运用经济力量，积极影响和调节蔬菜价格。当然，某些手工业品的价格，由于今年原料还不充裕，自由市场上手工业原料的价格还高，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还需要逐步积累经验，所以短时期内还难有较大的回落。自由市场上副食品、小土产品和蔬菜的价格，还需要在努力增加生产和适当加强市场管理当中逐步加以稳定，这是要有一定时间的。今后的物价，还会有若干小的摆动，完全没有摆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责任在于控制和调节这种摆动的幅度。关于物价问题，还应当说到，在目前情况下，个别地区，个别商品提高收购价，降低销售价是可能的。但是要求普遍地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或者不适当地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做法要增加社会购买力，而这种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又要受消费物资供应的限制。在不能供应更多的消费物资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扩大人民购买力同物资供应之间的差额，影响市场物价，人民还是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第三，为了完满地实现1957年国家预算，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改进财政制度。 加强财政管理，是帮助企业、事业、基本建设单位和国家行政机关改善组织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实行节约制度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国家推动增产节约、克服因循落后、反对贪污浪费的有力武器之一。1956年由于某些方面放松了管理和监督，因而助长了若干资金分散和浪费的现象，1957年应当克服这些缺点，在继续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积极性的同时，加强财政管理，厉行财政监督。 1957年国家预算批准以后，在执行当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必须有所追加和追减的时候，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追加支出，必须考虑有无资金来源；追减收入，必须考虑相应地减少支出。1957年在预算执行当中，应当给予各地方和各主管部门相当的灵活性。在支出指标的范围内，在各个不同项目之间，除了下列限制以外，各地方和各主管部门可以依照规定，进行调剂，机动处理。这些限制是：基本建设支出不能调作一般支出；主要工程的支出，不能调作次要工程的支出；救灾、防汛、修复等费用，不能调作其他无关的支出。1957年基本建设工程的拨款，根据国家的定额和标准进一步核减下来的部分，可以由主管部门另行安排使用。但是基本建设不能挪用生产资金；不能把基本建设费用摊入现有生产的成本，或者用其他减少利润的方法，扩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基本建设工程的年终财务结算办法须要研究改进，以便配合计划领导和经营管理的改进，克服年终赶工和下年年初窝工的现象。1957年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种预算收入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地缴入国库；各种预算支出，必须按照事业的进度和工程的进度及时拨款；企业部门的流动资金必须进一步核实，加速资金的周转。目前从国家使用的全部流动资金来说，数目是不算多的，但有些企业流动资金过多，有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事业单位的各种费用必须进一步核减，并且核实定额，撙节使用。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费用和公用开支，凡是能够和国家机关的开支标准统一起来的，应当按照当地国家机关的开支标准执行。在工资开支方面，国务院已经确定的1957年不提高工资标准、一般不提升级别和控制人员增加的规定，应当严格遵守。1957年国家的农业贷款，基本上应当在计划指标的范围内合理发放，农产品预购定金也应当按照计划加以控制。 应当指出，加强财政管理，厉行财政监督，是为了推动事业的发展，而不是妨碍事业的发展。严格的财政监督和单纯的财政观点是两回事。管理得过严过多，因而限制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是不对的；放松应有的管理和控制，因而使国家的资金分散和浪费也是不对的。我们的财政工作，检查起来，对于一些大的方面还没有很好地管理起来，而对于若干小的方面却有管得过多过细的现象。这是财政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缺点，今后应当切实地加以改进。 为了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工作，有必要考虑逐步改进有关的财政制度。 财政制度是保证财政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工具。制度规定得合理，就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增产节约，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建设资金的积累。反之，就要影响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我们现行的制度，有的是有缺点的，有的原来适用，现在情况变化了，不适用了。现在看来，有些制度作些必要的修订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另外一些制度，如财政体制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则必须考虑加以改变。 关于财政体制，一年多来已经作了多次的讨论，并且已经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作了一些改进。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必须划分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的权限和责任，将目前地方财政基本上由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办法，适当地加以改变，使地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安排收支，即是：给地方划定收支的范围，使地方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可以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安排本地区的收支。这样才能使地方在既经划定的范围以内，在事业发展而收入增加的时候可以多支一些；这方面节约了，那方面可以多支；这一年有了结余，下一年可以继续使用；使用得越合理，可以办的事情越多。这样作，就可以将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同地方的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结合起来，使财政工作更好地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并且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地方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 关于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应当考虑改变现行的收入全部上缴、支出全部另行拨款的办法，实行利润分成的办法，适当地扩大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的权限，使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能够以分得的一部分收入，解决自己一定的投资和其他必要的开支。这样作，就可以把企业的支出同企业本身的收入结合起来，把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统一领导同每个企业在业务经营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以便发挥企业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他们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本部门本单位的财务情况，努力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节约开支。 此外，现行的税收制度也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必要的修改。关于工商税制，主要的问题是应当改变现行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的新情况，简化税制，简化纳税手续，以便推动企业更好地加强经济核算，并且使国家的收入更加均衡和及时。关于农业税制，主要的问题是应当改变以户为征收单位和一部分地区实行累进税、另一部分地区实行比例税的办法，采用以农业社为征税单位，并且考虑统一实行比例税制的办法，以适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 过去的各种制度，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前几年，在财政体制和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上，集中管理较多，对于有力地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对于保证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调节各阶层人民的收入，配合社会主义改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问题是情况已经变化了，原来制度中合理的规定，已经不合理了，或者不完全合理了。对于这些制度，近年来我们也曾经作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但是现在仅仅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很多方面的重大问题。从去年开始，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已经作了若干研究，拟订了若干个方案，有的正在进一步研究比较，有的准备选点试办，我们希望能够在1957年或者1958年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1957年工作当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各位代表！1957年国家预算反映了我国人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平建设的强烈愿望。这个预算的实现，将要胜利地结束我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把国民经济引向新的高涨。在执行1957年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我们将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是无往不胜的，是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的。政府决心依靠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努力，顺利地完成1957年国家预算，实现国家建设计划。希望全国职工、农民、军队官兵、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爱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完满地实现1957年国家预算而奋斗！

第4版()专栏：　　转达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问候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在我人代会上的演说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阁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阁下，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总理阁下，各位部长，尊敬的全体来宾： 首先，请允许我对邀请我前来中国访问，以维持和加强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表示谢意。同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转达印度尼西亚民族，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制宪议会的友好的问候。 尊敬的主席先生，我有机会在标志着全中国人民的团结，以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讲话，这的确是一件荣幸的事情。我利用这一机会坦然地向集合在这里的各位人民代表表达我们的心意，这就是：我深信，这种办法将会使我们互相之间的了解更加深入和富有内容。 我们今天能够同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见面，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深信，这是彼此广泛地认识和了解的很好的办法。我所指的认识，不仅是有机会见面和握手的我们个人之间的认识，而且是我们所代表的两个民族之间的认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民族数百年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现在在深刻了解彼此的情况、需要和政治理想的基础上来保持这种关系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深信，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在刚才我所说的基础上加以保持，它就会永远继续下去，并且具有互利的性质。目前的各种迹象使我们有信心朝着这个方向走。 尊敬的主席先生和各位代表先生们： 虽然我们两个民族之间一定会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只提我们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共同点，这个基本共同点使我们产生了命运相同和责任相同的感情。这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共同点就是： 我们目前都是处在过渡时期。 我们已经使旧的情况结束了，现在正在走向建设新的情况，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的看法，是更好、更符合于公正和人道的感情。我们已经成功地推翻了我们各自国家的大部分殖民地统治，虽然它对我们仍然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同时，我们已经基本上铲除了使我们人民遭受很多苦难的资本家的势力。虽然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的势力的形式和性质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它们的手法和对人民所引起的后果却是相同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曾经上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卑鄙的和狡猾的阴谋诡计的当，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觉醒过来，再也不受欺骗了，我们准备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权利和实现我们的崇高的政治理想。 在我们为了新情况而斗争的过渡时期内，我们将会遇到许多障碍，不论是来自外面或者来自我们社会本身。过渡时期的障碍通常具有着严重和危险的性质。一些已经习惯于通过对其他民族实行殖民统治来获取利润的国家，必然会全力地维护殖民制度。在可能的时候，它们将采用旧的方式，但是当形势需要的时候，它们也会采用新的方式，这种新的方式比它们过去所采用的方式可能更为危险。它们在经济方面的势力使得许多国家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以致不得不顺从殖民主义者的愿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新的殖民统治方式对于还是软弱的国家，特别是处在过渡时期的国家来说，是更加危险的。我认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殖民思想的话，那末，处在过渡时期的各个民族受到威胁的危险性是不小的。除了受到外来的威胁的巨大危险之外，内在的危险也是不小的，这个危险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的一些更喜欢旧的情况的力量，在旧的情况中，资本家在决定国家方针和使多数人民遭受苦难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从我上面所讲的一些话来看，那末，我说我们两个民族有着共同点，这话是不错的。正因为这样，我非常高兴地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先生的友好的邀请，以便就近观察中国人民如何解决在过渡时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我在上面提到我们之间有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是由于我们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产生的，这些特点使我们在建立新社会的事业中，必须走自己道路。在注意到这些特点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寻找对我们制定宪法有用的参考材料。 虽然，刚才我谈到，我们在争取人类的幸福的事业中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两个民族都有共同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我们两个民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民族都希望让它们在不被干涉的和平环境中实现各自的理想，以便建立一个充满着公正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现在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正在努力使社会公正这个基本思想在新宪法中确定下来。 在共同命运和共同责任的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实现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十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来保持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 最后，我谨向在斗争中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人民的理想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表示敬意。 我的话完了，谢谢。（附图片）

第4版()专栏：　　数字和事实　　——听了李副总理的预算报告以后　　本报记者　张沛 一般人对于数字的不耐烦，正如对于干燥的天气不感兴趣一样。可是事情并不绝对地都是这样。昨天下午怀仁堂的人代会上，李先念副总理作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引用了大量的数字，有成千的阿拉伯字码，可是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用铅笔在报告本上的数字旁边打上了记号，为一些精采的数字鼓掌。这些数字反映了生动的事实：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在去年一年的飞速进展，今年的良好前景。这些数字还透视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财政收支上来说，是肯定地成功的。这些数字像春雨浸润着田地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欣喜。可见数字并不一定是干燥的，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数字，和如何对待数字。 数字是事实的符号。资产阶级右派的野心家们，是不会高兴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些数字的，因为许多数字——事实标志着我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的巨大胜利，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右派分子向我们猛烈攻击的目标之一，是阴谋使社会主义经济解体，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那些特点呢？ 财力——国力的增长 1956年的预算收入是295.86亿元，比1955年的预算收入255.46亿元超过40.4亿元。1957年的国家收入预计是300.7亿元，比1953年的预算收入213.24亿元超过87.46亿元。这些数字都是按照统一的价格计算的。这两项数字的对比，说明了什么事实呢？在工农业发展、国民收入提高的基础上，我国财政收支力量——国家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了很大的增长，五年中间差不多增加了40％。多收了这么许多钱干什么用呢？绝大部分均投入到经济、文化的建设事业中去了。因此增长的财力又促进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会反转过来使财力获得进一步的增长。这种不停的循环，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不断上升的状态中。不能不指出：1956年我国经历了严重的灾荒，而我们仍然能够稳步前进这个不平常的事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里显示了它的高度优越性。 李先念副总理强调地说：“如果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粮食统购统销的正确政策，要平稳地渡过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想像的；而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要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更是不可想像的。” 这时掌声从怀仁堂大厅的各处升起，这是人民代表们祝贺我国人民顽强地战胜了灾荒，在困难中取得了胜利。 仅仅1957年比1953年增长的这部分财力——87.46亿元，如果用来办大型的十万纱锭的纺织工厂，约可办三百个；可以建设十个近代化的长春汽车厂；可以造六个武汉钢铁联合企业。这些都是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而作的比喻，不会是很恰当的，但它是一个确凿的见证：我国人民决心用自己的顽强劳动，来积累资金建设伟大的祖国。李先念副总理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建设初期，苏联曾经几次给予我们贷款援助，我们对于这种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现在，经过几年时间，应当说，我们已经更有条件依靠国内自己的积累来进行建设了。”跟踪着这段话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人民代表们，在这里感谢伟大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 我们已经取得第一战的胜利，我们还将继续取得胜利。阴险的右派先生们，你们纵然咬牙切齿痛恨社会主义，但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违抗这样强大的事实呢？ 从三项数字中看到什么？ 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有下列三项令人奋发的数字： 一、五年中用在建设方面的钱，将达到477.22亿，比原定计划超过11.6％，即49亿多元。一个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数字：“七万万两黄金”，应当改为七亿八千一百二十万两黄金了。事业的超计划发展，使它增加了一个长尾巴。 二、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费用占整个预算的比例：1953年占55.9％，1957年占63.22％。 三、我国国防费用的开支数目和占整个预算的比例：1955年，65亿，占22.1％。1956年，61.17亿，占20％。1957年，55.23亿，占18.85％。 读者同志们会很容易从这三项数字中，看出有巨大意义的事实：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把如此巨量资金投入到建设中去。国民党时代怎么样？连孩子们都知道，国民党不仅没有建设什么钢铁工厂、飞机工厂、汽车工厂，连一个像样的机器厂也没有。巨量的人民血汗，被少数反动统治者荒淫无度地消耗了，或者成为“花旗”和“汇丰”银行帐簿上的私人存款。现在我们国家收入中，每三块钱就差不多有两块钱用在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中。而我们的国防支出却一年比一年下降。 在我国历史上找不到这样为民兴利的政权，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可以找到吗？相反的例子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很容易从资料柜中找出这样的材料：1956—57财政年度的美国预算总支出共为659亿美元，直接的军费开支是424亿美元，也就是占总预算的64.3％。军费比上一个年度几乎增加了十亿美元。 美利坚合众国：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64.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事业开支占总预算的63.22％。 两个百分比是这样相近，但性质却完全不同。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右派先生们，你们看到了这一点吗？ 谁在寻求和平，谁在准备战争，这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清楚。 预算收入来源的变化 有一种错误的论调，说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比从前降低了（事实是提高了），“降低”的原因，据说是国家从农民那儿要得太多了。事实怎么样？请看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国家从农业方面得到的收入占总预算的比例：1953年是13.4％，1957年是11.2％。 国家从国营工业、商业、运输业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等企业方面得到的收入占总预算的比例：1953年是65.4％，1957年是79.2％。 我国预算收入来源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国预算收入的直接来源主要已经不是农业。我国的财政经济基础更巩固了。但这丝毫不是减低农业的重要性，在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上，农业永远是工业的强大支柱。这只是表明国家直接从农民那儿得到的收入并不是国家预算中的主要部分。人们都知道，自从实行三定政策以后，农业税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一个相同的水平上，而国家对农业的支援却一年比一年增加。 帝国主义者长期污蔑我国的工业化是建筑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现在右派分子又唱着类似的调子。这真是巧妙的合唱！ 1957年的前景 1956年我们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要做事，就要花钱。因此，1956年虽然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支出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出现了8.19亿元的赤字。8.19亿元，只占1956年总预算的2.68％。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重视了这个问题，那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漏洞，我们也并不熟视无睹。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发生赤字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且说明了1957年预算的各种安排。1957年预算的特点是，更仔细地注意到各方面的平衡。保证完满地实现本年预算的首要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人民用行动响应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从1月到5月，原煤超额完成一百三十二万吨，钢材超额完成十一万吨，各项行政开支普遍降低了。表现在预算上的结果是：五个月收支相抵，收大于支19.52亿元。 可以预见，只要我们不放松已有的努力，不仅可以消除上年的赤字，而且能作到年终有结余。摆在面前的是1957年的良好前景，这也预兆着我们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声中，来迎接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5版()专栏：新华社专稿　　毒草识别记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　　新华社记者　郑伯亚　丁宝芳 受骗者的觉醒 “一杯有颜色的毒水我决不会喝，然而一杯看来是清亮而无颜色的毒水，我却喝下去了！” 这是一个受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欺骗的大学生的话。他叫洪有仲，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就在十天前，他还是肆无忌惮地到处散布右派言论的本校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又名林希翎）的狂热的支持者。 一个热心探求真理的青年，当他一旦发现过去误认为真理的东西原来只是一杯无色的毒水，而真理真正开始在他的面前发出耀目的光彩时，他该是多么沉痛，又是多么欣喜呀！ 记者将要在这篇报道中叙述的是：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里的一场尖锐的反右派分子的大论战。卷入这场论战的不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首都二十多个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先后派了代表参加。 在几天以前——24日、25日举行的有六千多学生参加的一次辩论会上，林希翎的反动言论，包括她的政治观点，为论证她的观点而捏造、歪曲或夸大的几十件所谓的“事实”，以及为了煽动人心而使用的各种诡辩和手法，都被彻底摧毁了。 你只要跑到中国人民大学去看看那些墨汁犹新的大字报，你就会知道，这场论战是多么激烈，而它给青年们又是多么深刻的教育！ 第一阵歪风 让我们回到一个多月以前——5月23日的晚间，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露天讲台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她的煽动性的演讲。 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当时，会场上议论纷纭，许多学生愤慨地要求她停止讲话，退出讲台。但同时也有人支持她，要她讲下去。他们说：“这里是自由讲坛，不愿听的可以走开。” 林希翎的这些谬论，像从斜刺里吹来的一股冷飕飕的风，立刻引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们的注意。 全部货色 为了让林希翎充分阐述她的论点，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组织了自由论坛。从5月底到6月初，林希翎连续进行了好几次演讲，搬出了她的全部政治观点和理论。 她以社会主义捍卫者和热心帮助党整风的姿态出现，认为：“三害”的根源应从现存的社会制度方面去寻找。 她罗列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如干部听报告、看文件分等级，有的机关给干部发家俱也分等级，她把这称为等级制度，说它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她又硬说人事制度里反映着明显的宗派主义。她说这些具体制度组成了总的制度，现存社会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从而，她提出了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和公有制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论点。她因为不能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产生“三害”，就别有用心地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很低，这两个国家都还没有消灭阶级差别，特别是这两个国家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引用恩格斯所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那句话，得出今天的中国和苏联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她声言要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用爆破手段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还声明说“我不赞成改良主义”，而要“彻底变革”。 她污蔑中国共产党是由一大批“混蛋”，和一批思想僵化而不起作用的人，以及极少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组成。她认为：对“混蛋”应该清洗出去，对不起作用的党员，应该动员他们退党，党员入党要有70％的群众通过，如果50％的群众同意，可以罢免党员。 她根据一些所谓“事实”来“证明”肃反扩大化。她以所谓“梁质华事件”为例，说北大同学梁质华，在解放前反蒋反美，曾被国民党逮捕了十次，解放后反而遭到政府陷害。说法院把梁放在狱中的死刑房内，逼他自杀，灌辣椒水，最后因为他没有罪名无法判刑，硬说他有精神病而送进精神病院电疗。她说：“这是很惨害人的，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未处理好，梁质华还在德胜门外精神病院里。” 她造谣说在肃反运动中搞错了七十二万人。她说像“十五贯里过于执这样的人在这里太多。” 此外，她还发表了所谓“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人民应该对现实不满”、“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等许多谬论。她说：统治阶级有局限性这个是规律。她说她去年从北京到玉门曾“亲眼”看到沿途工人罢工，玉门油矿运输处还爆发了“小匈牙利事件”。她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 不同的反应 林希翎的这一系列荒谬理论和荒谬的政治观点，对于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的许多青年同学来说，是十分新奇的。我们知道，5月的北京，各高等学校的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怀着一颗积极地帮助党整风的善良的心，有不少人虽然不同意林的论点，但认为整风中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党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些同学们中间还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好像整风时只能讲坏，不能讲好，只能有批评，不能有反批评。他们并不了解右派是在帮助党整风的美丽幌子下传播反动的谬论的。同时，林希翎在讲演中提供了“表明”党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黑暗面的“事实”，和打破这种所谓黑暗面的煽动性的政治口号，这就使一部分学生认为林希翎“勇敢、大胆，能独立思考”。 也有少部分人在犹豫。他们听了林希翎捏造的“事实”，有些信以为真，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不能理解，感到迷惑。他们纷纷要求弄清事实，辨明真相。更多的人是极端愤慨，他们懂得林希翎在散布谬论，要求揭穿这种谬论的实质。 准备反击 在北京城内和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几十处校舍里，到处可以看到同学们就林希翎的论点进行辩论，甚至在晚上，有些人还在图书馆里翻阅有关书籍，研究林希翎在演讲中所提到的论点。一些熟悉林希翎日常言行的法律系学生们，在一起仔细地对证林希翎在演讲中所列举的所谓“事实”。 由各班级学生自由组合的通常称为自由市场的专题小组更显得十分活跃。法律系顾瑛等十一人组织了林希翎反动观点研究小组，蒙古族学生布仁为了驳斥林希翎的“保密扩大化”，“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等谬论，特地和同学黄子勤等人，一起到图书馆翻阅了列宁、加里宁写的有关报纸阶级性的文章，并重新查阅了政府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彻底打垮 激烈的大论战开始了。从5月29日起，一直到6月下旬，全校学生对林希翎的右派言论共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辩论。他们针对林希翎的观点和她所说的“事实”，分别从各个方面加以驳斥。 孙映通同学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驳斥林希翎反动言论的一个基本论点——“我国公有制的基础是好的，但上层建筑需要根本变革”的论点。他说：“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起来以后，如果上层建筑在八年间很快地变质，如林所说党和国家机关已经变成了一套统治人民、没有民主的官僚机构，那么公有制的基础如何能存在下去呢？”“如果事情竟然像林希翎所说，就只能有两条出路：第一，上层建筑严重阻碍基础的发展，甚至使基础趋于崩溃。第二，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上层建筑，重新建立新的适应于公有制基础的上层建筑。然而，这两方面都没有任何象征。”他愤慨地说：“同志们，根据林希翎的论点，我们便无法理解我国的公有制基础怎样建立起来，怎样维持下去和怎样不断巩固的。”而我国的生产力并不是已经停滞不前，更不是被破坏了，恰恰相反，我国的生产力正蓬勃地向前发展。几年来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林希翎是从寻找“三害”的根源，引论到必须变革上层建筑，改革政治制度的。许多同学在会上指出“三害”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旧意识对人们的影响，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这些旧思想旧意识是旧基础旧制度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正是意识落后于存在的反映。他们说：事实和林希翎的论点恰恰相反，党的整风运动正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根除“三害”的物质力量，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林希翎企图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寻找三害的根源，是完全错误的。 马列主义研究班学生若素就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问题，指出恩格斯理论和列宁理论都是正确的，他引述了两人所提不同理论的历史条件，说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已为近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所证实。 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归根结底决定生产关系的因素，但不是直接标志社会性质的因素，直接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就是基本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假如按照林希翎的生产力论来说，那末美国才是社会主义呢！”（台下哄笑） 若素进而论述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说：“外部还有资本主义包围或者是两个阵营对立，国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灭亡呢？当然不能，因为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时时刻刻在企图用武力来颠覆我们的国家，所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又说：“过去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反对列宁、斯大林时曾经用过这个论点，今天林希翎的不幸，就是教条地抄袭了这个机会主义的论点。” 大家对林希翎利用“鸣”“放”机会，给早为全国人民同声声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作辩护，特别是她还影射今天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从胡风处剽窃而来，尤为愤慨。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许征帆驳斥了林希翎这种污蔑。他说，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方针，而胡风所提出的却是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分裂作家的团结、宣传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的主张，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而胡风的那种阴谋实现的结果，不外是使文艺界四分五裂，脱离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制造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宗派与集团，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传播打开方便之门。 许征帆还批判了林希翎所说的等级制度，他说：“林希翎把由于人们的才能、劳动、分工而形成的不同的级别与职别，和由过去人们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与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同，以及由此反映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区别而形成的等级制度混为一谈，是多么荒唐可笑啊！” 林希翎的“以党代政”、“我国没有法制”、“肃反扩大化”、“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人民应该对现实不满”等许多荒谬论点，都一一在辩论会上受到了痛击。许多同学指出：林希翎所描述的党的现状是根本的歪曲和恶意的诬蔑。林希翎建议的用群众选举来改造党的办法，实际是企图取消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也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许的。新闻系学生孙映通说：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有先进的群众，也有落后的群众；有劳动人民，也有尚未改造过来的剥削阶级分子。如果按照林希翎的办法来改造党，结果，党就成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群众的大杂院，一个熙熙攘攘，人们来来往往，可以随便从前门进，后门出的大杂院。他问：这是真正爱护党呢？还是想从根本上取消党呢？法律系学生程晓霞说，由于工人阶级与社会的大生产联系，工人阶级也没有剥削阶级那些狭隘的阶级利益，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认识世界的武器，所以他们认识的局限性比起其他阶级来有本质的区别。 法律系同学张燕征分析了1950年和1955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她说：没有1950年的镇反，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没有1955年的肃反，国家建设工作就不能胜利进行。她大声责问“林希翎捏造我们在肃反中搞错了七十二万人，还到处宣传‘肃反扩大化’，根据何在？这是在帮助党整风吗？” 这时同学们纷纷递条质问林希翎所谓肃反中搞错七十二万人的数字的来源。十分狡猾的林希翎这时语塞了，过了好久她才嚅嚅地说：“我们学校不是斗错了一些人吗？我是从这联想到的。”听众们激愤地报以嘘嘘之声。 校长办公室秘书朱真，在辩论会上说明了林希翎用以论证我国没有法制的梁质华案件调查的真相。他访问了梁质华本人和医生。原来梁质华根本不是什么反蒋反美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解放后他因为继续发病，被公安部门暂时拘留教养。所谓法院对他“施加酷刑”、“逼他自杀”、“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等全非事实。但是林希翎利用的这个歪曲了的事实，曾经骗取了多少同学的激动和愤慨啊！ 在辩论会前后，同学们多方查对事实，发现林希翎有这样一种奇异的本领，她能瞪着眼睛把没有的事说得若有其事，或者用捕风捉影得来的事实，任意加以扩大，或者以一点代替全部，从而引伸出原则性的结论。她所“亲自目睹”的罢工事件，也被和她同行的两位中国青年报记者来信揭露了真相。他们说：从北京到玉门，林希翎一直坐在火车上，怎么就看得见沿途工人罢工呢？林希翎也根本没有到过玉门油矿运输处。一位记者写道：“我倒在运输处住了五天，从来没有听说工人什么时候罢过工，只有三个初中毕业生分配工作不恰当，闹情绪，两天没上班，这也许就是林希翎所说的小匈牙利事件吧！” 在辩论会上，林希翎有时回避大家的问题，提出题外的问题，然后又声明和大家开玩笑。她不耐心听别人的发言，忽而翻看报纸，忽而到门外溜跶，当她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时，就在会还未完就溜出会场了。 完全孤立 曾经为林希翎的论点，特别是为她所列举的揭露共产党的“阴森可怕的事实”所迷惑的极少数同学，像突然见了阳光一样，心里豁然开朗了。 在最初的几次辩论会上，还有一些支持林希翎的人上台讲话。可是后来，到讲台上替林希翎辩论的人日渐稀少，而终于没有一个人上台了。 支持过林希翎的历史系同学童金怀，在一天晚间的辩论会上，知道了林希翎的真面目后，第二天走到副校长聂真面前说：“我错了。” 这篇报道一开始所提到的洪有仲同学，把辩论会看成是生活里难得的一课。在6月17日的一次辩论会上，他沉痛地诉说了自己被林希翎的言论俘虏的经过以及转变的过程。他说：“林希翎胡吹得有声有色的梁质华案件，当时曾激起了我极大的忿怒。我似乎看到现在的监狱都是一片黑暗，我主张释放梁质华……总之，我糊涂了，开始失去平衡，开始以冲动代替了理智……”他说：“林希翎，你挑拨了我和党的关系，在一个时期里削弱了我对党的热爱的程度，我不能不骂你是恶棍。” 是的，在这场暴风雨中，不只是洪有仲误入了迷途。但是，在雨过天晴的时候，从暴风雨中走过来的人，发现他们互相之间是更加谅解，更加靠近了。 揭穿底子 当同学们从理论到事实，一层一层的剖开林希翎的言论的真相时，当曾经给她鼓掌叫好的人对她变得冷淡起来的时候，这位所谓 “勇敢的人”却忽然像蜥蜴的皮肤的颜色一样多变、狡猾起来。 梁质华事件的真相被揭明以后，在她的演讲中再也听不到这个例子了。但是，她好像自己一点也没有撒过谎似的。　曾经在青岛市公安机关工作的雷凡同学，在一次辩论会上向同学们介绍了他从事七年多公安工作的体会，介绍了公安部门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他说：“那时候，我们每逮捕一个反革命，群众不仅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而且也高呼派出所万岁，因为是派出所为他们带走了多少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坏人。”他问林希翎：“你为反革命喊冤，你为什么不听听群众的声音呢！”林希翎竟然狡诈地说：“如果全国的公安机关都是这样，那天下就太平了。” 林希翎提出的一系列荒谬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一张张纸条飞上了主席台，同学们要林希翎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林希翎最后不能不回答了，她拉长着声调说：“一定要我说，我也会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是她立刻轻蔑地补充：“这不过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公式。” 有一度林希翎离开了学校，到右派分子谭惕吾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她在那里同另一个右派分子黄绍竑长谈了几个钟头。 她在会上交代这些关系时，还根据谭惕吾供给的“材料”，攻击说公正话的卢郁文是“小丑”。她还诬蔑目前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是“党内新右派”“现行三害分子”向反“三害”“积极分子”的进攻。 林希翎的支持者邬淑荣、李庆时两人在说到林和谭惕吾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曾谈到：林希翎住在谭家时，还约了她们几个“信徒”到谭家去。谭惕吾对她们谈了许多问题，共谈了四小时。 值得警惕 演讲中她一再说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帮助党整风的。可是，一直到现在，当她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已经被彻底揭穿的时候，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反动论点。27日，还在偷听共青团员们开会的情况，并写了大字报，谩骂在辩论会上驳她的反动言论的人用“无耻的低能的手段”对她“进行陷害”。 她到底赞成什么、追求什么呢？现在请看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周所揭发的林希翎生活中的一个场面吧！ 有一次，“百花学社”（北京大学的一个反动小集团）的几个学生在林希翎的宿舍里谈心，当时百花学社的王国卿说： “要斗争到底，没有自己的刊物不行，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而整风运动是短期的，因此……” 林希翎接着点头说： “对，对，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给我们提供了这条经验……” 王国卿说： “刊物要铅印才好，要多印些，要发行到全国。把火点到全国每个角落去。” 林希翎毫不在乎地说： “我去找‘文艺学习’联系一下，叫他们帮助印刷，发行由我负责。” 读者同志们！这就是林希翎。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六千多学生中，在首都近八万名大学生中，在全国四十多万大学生中间，她是多么孤单，但是她毕竟是生活在我们社会中间的，难道我们不应多深思一下，警惕起来吗？ （新华社29日讯）

第5版()专栏：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战斗的力量　　靳以 毛主席的话是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它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我的心，照清了前进的道路，给了我无比旺盛的战斗的力量！ 我应该说，当争鸣齐放发展为大鸣大放又转为“独鸣独放”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困惑的。对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可是在香花毒草之间，我划不清一条界线，对毒草应如何对待我也心中无数。在报纸上，在会议上冒出来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使我很愤慨，我真想说话，说出我心里的话。我要从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中说出真心话：我是从什么道路上走过来的，几十年来我们争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将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美景又该如何？八年并不是一个长时间，难道在反动派统治下的悲惨与痛苦的生活就忘记了？八年并不是一个长时间，难道你看不到祖国各个角落的伟大的改变与成就？如果你失去眼睛，你该听到人民的笑声；如果你的耳朵聋了，你该看到眼前的一片美景。如果你的神经麻木不仁，良心出卖了；党和人民也能帮助你恢复知觉和感觉，使你逐渐成为一个人。可是这些话，都是我在不眠的长夜独言独语，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顾虑，生怕我的话被戴上了阻止鸣放的帽子。应该说，那时我的心情是很苦闷，也很激愤的。 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的简短讲话，使我感到兴奋，使我认识到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在是非善恶之间为我划了一条线。但对那些错误的恶言恶语应如何对待，自以为还不能“轻举妄动”，我放下了武器，在思想斗争阵地上停足不前；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们更加猖狂进攻，钻到各个角落去放出明枪暗箭，妄想摇撼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祖国。从对党的攻击，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到对个人的诬蔑，他们要消灭共产党，杀尽共产党人，把广大的人民牵到悲惨的泥坑去。他们到处揭盖，到处点火，想用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来颠覆人民的革命事业。我相信人民，相信和人民血肉相联的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永远也不会错误的。 毛主席的话终于响彻了新中国，我反复地读着，让我在是非之间找到了最高的真理，使我认识到辨别香花毒草的六大标准，我也找到了行动的指南：“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做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们要求党加强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那些人民的敌人，我们要坚决与之斗争。我们要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在党的领导之下，奋勇前进，使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使我们把全部力量投入捍卫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第5版()专栏：　　读者和发行工作者纷纷来信 要求提早出报 既要编得好又要出得早编辑同志： 1955年，本市各报的出版时间很早。可是1956年就有了问题，报纸经常不能按时出版，读者纷纷责难邮局和投递员。投递员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讽刺：“报纸还给送呵！这教我们看午报还是看晚报呵！好不好请明天一块送，不是可以少跑一趟吗？”“我们每天要读报，十来点钟才送来，那里还有空读呵！” 去年12月起，经过各报社的大力改革，报纸出版时间一度提早了。可是从今年4月份起，一直到今天，报纸的出版时间，每况愈下。邮递员的工时拉长、打乱了工作秩序，还要受读者的指责。 我时常这样想：人民日报的人员条件和物质条件，总该比其他报社优越得多！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日报编得好，出得早！”抗战期间我曾在重庆工作过，那时我们订的新华日报总比别的报送得早，没等上班，报早来了。如果今天也能继续发扬那种精神该多好呵！ 由于人民日报出版太晚，不少单位向你们报社交涉，要求到报社自取报纸，报社已介绍到邮局和我们联系。试想，如果邮局不送报，而让成千上万的读者到邮局自取，我们这发行工作可算做到家了！简直是史无前例。不接受人家自取吧，报是真晚！接受吧，如果这情况发展下去，也的确有困难。而且这叫什么“邮发合一”呢！把发行工作做到“取而不送”，在后日的历史上给写下这样的一页，不是使人太难堪了吗？请恕我再重复一遍，即希望人民日报“既要编得好，又要出得早”！请满足千万读者的要求吧！我们多么迫切地期待着这一天早日来到呀！　　　　 北京市邮局市内发行科　陈纪沆 不能怪邮局应该怪报社编辑同志： 我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前门办事处的外收发员。一个月以前，每天早上六点一刻到六点二十分，准能接到人民日报，使我能及早了解当前的国内外的情况。我行很多干部，为了早些读到人民日报，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在门口等着，他们对这样的生活也习惯了。可是最近的报纸出版时间晚了，我们收到报纸往往在八点以后。我们是八点上班，在八点钟以前可以利用时间看看报纸，要是等到八点钟来报，我们怎能放下工作而去看报纸呢？因此很多干部都有意见。他们说：从前每天在六点半即可看到报纸，目前竟然有时在八点左右还无踪影，真是白浪费时间。有的同志不了解情况，要我给邮局提意见，我认为这并不是邮局的责任，而是报社的责任。 为了使全国读者能够及时的和人民日报见面，我认为人民日报有必要恢复原来的出版时间，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和要求。 王全禄 两三天才送一次的日报编辑同志： 我是人民日报的忠实读者。过去，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就能看到报纸。如果一天看不到，就感到一天的生活好像缺什么似的。特别是近时报纸关于整风问题的文件，更需及时看到。可是从6月份起，人民日报出版晚了，我也不能及时看到，往往是隔二日一块送来，甚至有时隔三天送一次。又晚又多，真无法看。请你们研究一下，如何才能使我们及时看到人民日报。 中共郑州市电厂委员会 孙秋林

第5版()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整风 林汉达不满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甚至怀疑“政府部门有什么用”的错误言论，受到批评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内整风已经开始。在6月24日和28日举行的两次中央领导同志整风座谈会上，批判了副主席林汉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这两次座谈会是在严肃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发言的人对林汉达的错误言论作了深刻分析，诚恳地对他提了许多意见，并要求他深入检查思想。 冯宾符指出，林汉达认为党所包办的一切都办糟了，这不符合事实 林汉达的错误言论是由梁纯夫在24日的座谈会上首先指出的。梁纯夫说，林汉达副主席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中认为“国务院发指示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还说“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这些话是错误的，希望大家研究。接着到会的人踊跃发言，对林汉达的错误展开批评。 冯宾符在发言中详细分析了林汉达的错误，认为林汉达的用意不外乎二点：一点是说一切事情是共产党在包办，是一党专政；另一点是说党所包办的一切都办糟了。冯宾符说：林汉达把几年来小学教育、业余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成绩都说得糟糕透顶，而且都是被共产党搞坏的，这显然不符事实。雷洁琼同意冯宾符的分析，她指出林汉达在解放后的政治积极性消失了，认为林汉达的发言是流露了对党的不满情绪。梁纯夫说，林汉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不高，是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自己的理想。他要求林汉达正视这个问题。 张明养指出林汉达的错误言论与龙云、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论调有共同之处。张明养说，林汉达认为政府部门没有什么用，只有党中央才有用的说法与右派分子所谓“党不应发号施令”、“双轨制”等等的论调是一模一样的。张明养提出三个问题要林汉达回答：一、强调说政府部门无权是什么意思？二、如果说，政府无权，是不是这样下去呢，还是不要这个政府呢？三、个人有职无权的问题，希望根据周总理报告中指出的三种情况，检查一下自己是属于第二种还是第三种。 葛志成揭露林汉达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很赞赏 葛志成以具体事实驳斥了林汉达的错误言论。他说：林汉达谈到发指示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教育部很少发联合指示。根据今年1月到6月的国务院公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的联合指示只有三、四件，大多是关于布置农业生产工作的。这样做对推动工作有利，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林汉达要这样说呢？葛志成还揭露林汉达赞赏“党天下”的谬论。葛志成说，林汉达在听了储安平发言的那天对我讲：“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陈其瑗不行。”后来在上次座谈会后，林汉达又说，他所以说储安平的发言好是因为他的发言文字精练，而陈其瑗的发言不行是因为话说得长。这显然是诡辩。 杨石先、赵朴初、吴贻芳、杨东莼在会上都指出林汉达错误的严重性质。杨石先说：林汉达的发言中有二句话：“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这等于说党没有是非，把党说成一团漆黑，那是危险的。杨石先严词质问林汉达：“你究竟要把民进拉到什么方向去？”赵朴初认为林汉达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吴贻芳说，林汉达把小学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成绩都抹煞了，而他自己身为教育部长，并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却说有职无权，这也是个立场问题。 杨东莼认为谈成绩问题就是立场问题，土改贫雇农说好得很，但地主富农就说糟得很，所以应当检查自己屁股坐在那一边。 余之介指出林汉达倾心于资产阶级民主，不满意社会主义民主 余之介在两次会上都发了言。他指出林汉达的政治思想是倾心于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满意社会主义民主。余之介说：林汉达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这次错误言论与右派分子是互相呼应，起了助长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破坏的作用。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吴研因。他实际上是在为林汉达的错误辩解，他认为林汉达的话仅仅是没有考虑，也许有情绪，因而便“弄巧成拙”。吴研因还特别声明他这决不是给林汉达辩护。赵朴初不同意吴研因的意见，指出林汉达的谬论明明是反映了右派思想。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林汉达对自己的发言并没有作什么检讨，只是作了一些解释。他说，许多事情往往是事后诸葛亮。他还说他在统战部的话是随便讲的，不知道当时的“市面”，现在看来是不对了。到会的人对他的解释都表示不满。在第二次座谈会上，许多人还批评了他的态度，要他严肃对待自己的错误。副主席王绍鏊最后要求林汉达要正视自己的错误，好好考虑大家的意见，不要辜负大家的诚意，在下一次座谈会上向大家检讨和交代。 林汉达也表示要在下次座谈会上作检讨。

第6版()专栏：观察家评论　　杜勒斯惊慌了 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特地从华盛顿赶到西海岸的旧金山，28日，他就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强烈地敌视中国人民的演说。在这篇几天以前就预告了的演说里，杜勒斯宣布，美国将继续执行它的破产了的对华政策：拒绝同中国进行贸易，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侵占台湾、支持蒋介石集团，继续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杜勒斯宣布的这些东西，早已成了美国国务院的老生常谈，成了使人早经听腻了的陈词谰言。什么事情使得杜勒斯必须在他的飞行记录上再增加一些里程，从华盛顿急急忙忙地赶到旧金山，来重申美国决心赖在这条死胡同里不出来呢？ 杜勒斯选择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来发表这篇演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正是这个曾经同中国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地区的商人，最近在台湾人民反美示威和西欧国家放宽对华贸易禁运以后，提出了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同美国国内外最近出现的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有力的潮流。这股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潮流，使得闭起眼睛坐在死胡同里的国务院的老爷们觉得心惊肉跳了。 从杜勒斯演说中所表示的担心可以看出，这股潮流不但在美国发生了影响，而且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也发生了影响。杜勒斯担心，美国要是改变现在的对华政策，就会使美国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算从此绝望，会使美国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不但如此，美国用来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控制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某些国家的一套反共理论，也有彻底破产的危险。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旦恢复了它在联合国里的合法地位，美国要操纵联合国就更加难乎其难了。 谁说杜勒斯这种担心没有道理呢？在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彻底破产以后，亚洲的事态正在朝着杜勒斯所担心的方向发展。 杜勒斯惊慌了，惊慌得似乎有点神经失常了。他竟异想天开地企图用这一篇演说来压住阵脚，封住那些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人的嘴，堵住那些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许多国家正在试探的道路。杜勒斯这篇演说，显然是美国最近在亚洲许多地方广泛进行的制造紧张局势、加紧颠覆活动和军事控制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可是，杜勒斯能够用来打动他的听众的论据，却是越来越少了，而美国对中国的打算，也越来越露骨地暴露出来了。杜勒斯提出的唯一论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暂时的东西”。因此，美国应该“尽一切力量”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逝”，而不应该同中国做生意，否则就会帮助中国“生产坦克、载重汽车、飞机、军火和其他军需物资的东西”。显然杜勒斯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论据是十分无力的，是压不住阵脚的。因此，他又畏畏缩缩地加上了一个注脚，留下一个后步，说他宣布的对华政策，是美国以往和目前的政策。至于将来，那末，这些政策都是在“常常检讨之中的”。 杜勒斯之流对中国人民的仇恨，虽然完全发泄出来了。但是可惜得很，杜勒斯只能暴跳如雷，却是无能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是“暂时的东西”。因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国家最后是要消亡的。但是，像杜勒斯所预言那样的“暂时”性，却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幻想。曾经雄心勃勃地策划把苏维埃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先生们，有些“墓木已拱”了，有些也“行将就木”了，而他们所咒诅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杜勒斯竟愚蠢到连这一点知识都忘记了。

第6版()专栏：　　卡达尔在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党在健康地前进但还面临许多任务 新华社布达佩斯29日电　卡达尔6月27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卡达尔首先扼要地叙述了党的英勇斗争史，然后又分析了1949——1953年期间党的政治领导。他说，党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 卡达尔指出，1953年6月，党中央（不是纳吉集团）揭露了党在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并且正确地拟定了纠正错误的措施。但是，在执行中却错误地让纳吉担负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以拉科西为首的一些同志也没有能够及时摆脱过去的错误。因此，在1953年6月到1956年7月这个时期党在政策上的摇摆，在舆论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动荡，这样，在1956年春天，党员群众和大部分劳动人民产生了合理的不满情绪。国内外的敌人却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来反对我们。 卡达尔说，党中央在1956年7月作了重要而正确的决议，这些决议为纠正错误创造了条件。党员和党外人士是欢迎和支持7月决议的。虽然纳吉之流的修正主义者们也说努力纠正错误，但是却不支持7月决议，反而转入敌人的阵营协助武装反革命。纳吉分子已经事先倒向反革命阵营，等到他们进入党的领导机构以后，就利用并且组织外部势力来实现自己的叛变纲领。在10月23日到11月4日这个期间，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还是大于反革命力量，只不过反革命势力是有组织的，并且钻进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却没有组织，而且领导内混进了叛徒。 卡达尔说，11月4日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和经过改组后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当时的政策是不同敌人妥协，不同叛徒谈判。目前，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没有过去党的某些犯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领导人的位置，这是为了避免党内再产生宗派主义。卡达尔说，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是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中产生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上恢复了国民经济，恢复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活动，重新组织了党，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党是健康的、积极的，但是还有许多任务等待解决。在党内出现了一种自满情绪，这是目前最危险的东西。 随后，卡达尔指责了某些同志间的无原则的争吵和争论，希望大家记取修正主义妥协、出卖阶级、宗派主义、脱离群众所产生的教训。 卡达尔说，加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要对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要继续保持警惕。同时，还要消除党内存在着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残余和由此而产生的妥协政策的残余；要镇压阶级敌人，但是不能把受骗的人同敌人同等看待，要对这些人给予帮助，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卡达尔强调了重视群众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争取群众，利用节日和党日的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我们现在只有三十五万党员，如果不争取到群众组织对党的拥护，党就不能进行战斗。卡达尔还指出必须加强爱国人民阵线。他说这个工作是有很有利的条件的。在反革命进攻的影响下，不仅共产党人而且党外人士甚至由其他党派教育出来的人也醒悟起来了。11月4日以后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坚强的广泛的爱国人民阵线。现在中央地方都要积极地吸引爱国人民阵线的成员来解决经常性的任务。 在谈到工农业生产的时候，卡达尔说，目前，整个工业生产已经达到去年十月事件以前的94.95％，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十月事件前低5％，工资的实际价值提高了15％。农业问题比较复杂，土地是播种了，气候也很好，丰收可望，但是粮食的播种面积却减少了，玉蜀黍和其他饲料的播种面积增加了。应该在不扩大播种面积的情况下增加粮食的产量，而不能指望由外国来保证面包。 卡达尔说，目前农业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和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给个体农民优待和帮助是正确的，但是生产合作社没有得到必要的帮助是不对的。要使一些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和一些特殊的劳动组合取得更大的经济成绩。在经过一段过渡性的停滞以后，利用说服工作，有希望在两、三年后出现合作化运动的高涨。 在谈到国家集中领导的重要性时，卡达尔批判了认为集中领导会阻碍各项事业发展的错误观点。他说，应当克服某些过分的中央集权的现象，发展地方的独立性，但是同时还应当克服无政府状态和官僚主义的倾向。 关于工人委员会，卡达尔说，工人委员会过去表现并不好，在开始时期就被利用来为反革命服务。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工厂中扩大工人的监督，保证工人的直接代表在生产中执行工人监督，当然，这种监督不能削弱中央的领导，不能取消厂长的权限。由于工会在匈牙利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党应该使这些工人监督的机构在工会的集中领导下工作。 在谈到科学文化生活的问题时，卡达尔指出，中心问题是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把这种关系调整好了，文化生活中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在反革命暴乱中，有些知识分子是有罪过的，应当帮助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有些是即使在最严重的时刻也是始终忠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待知识分子应当有所区别，在过去七个月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消极的，一部分一直是反对我们的，但是大部分都参加了恢复工作。 卡达尔还谈到加强青年工作的问题。 卡达尔接着谈到了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华沙条约等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阵营紧密团结中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兄弟关系。在反革命暴乱时期和反革命暴乱被击溃以后，我们对这一点是体会得很清楚的。敌人妄想借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来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的团结在这一斗争中是更加巩固了。卡达尔说，不能否认，在过去一年半当中，在我们党内甚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曾存在过困难，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困难已经被克服了，因此，团结是更加加强了。 卡达尔最后说，我们具有一切条件来加强我们的党。但是不能自满，不能忘记敌人和叛徒对我们所犯的罪恶，也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所犯过的错误。

第6版()专栏：　　免使德国民族统一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 苏联再正告西德不要装备原子武器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政府6月28日公布了它给西德政府的照会。照会中指出：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和使西德变成欧洲原子战争的基地，将使德国人民的民族统一事业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6月27日交给西德驻苏大使哈斯的这件照会，是对西德政府今年5月22日照会的复照。 苏联的照会中说：西德拥有原子军备并且变成北大西洋集团的原子基地，将使苏联及其友邦有必要采取对策以保障它们的共同安全。苏联有足够的力量消灭侵略者，无论侵略行动来自何方。照会指出：西德政府曾经声明不生产原子武器。如果西德政府能不致力于从外国运进原子武器来装备自己军队，这种声明可以完全受到欢迎。然而西德政府并不打算放弃用原子武器武装西德军队的计划。西德政府这种含糊其词的声明的目的只不过是骗慰西德的选民而已。 苏联照会指出：西德政府不赞成在裁军方面已提出的直接涉及德国的建议（在欧洲建立军备限制和视察区，裁减和撤出德国境内的外国军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西德政府接受北大西洋集团授意的条件，并且要使西德国防军的原子武器装备成为合法。西德政府实际上是企图自封为就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国家的一个仲裁者。 苏联照会中遗憾地指出，西德政府认为不可能支持这个建议，即目前三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大国——苏联、美国和英国就不在德国领土上存放这种武器达成协议。苏联政府认为，实现这一建议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上会大大地减少爆发原子战争的危险。 照会指出，西德政府声明说，西方国家在西德境内存放原子武器是由北大西洋集团总的军事计划所规定的；这再次证实：西德参加北大西洋集团是违反德国人民切身利益的。 两个月前，苏联政府曾在4月27日对西德政府发出照会，警告西德军队不要装备原子武器。西德政府在5月22日的复照中声明：西德不能“永远放弃”使用原子武器的“权利”。 据新华社柏林29日电　波恩消息：西德政府发言人6月28日在评论苏联给西德的新照会时说：西德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提出关于不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总括性的保证。 同一天，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同美国记者谈话时说，北大西洋集团部长会议将在12月间作出关于西德军队装备战术原子弹头的决定。西德政府将在这个会议以后作出有关的决定。

第6版()专栏：　　美国裁军葫芦里的药　　胡平 在伦敦的裁军谈判桌上，美国谈判代表最近表现了一种遮遮掩掩的姿态，使人想到两句古诗：“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脸”。早在一个月前，美国就大肆宣传它的“新方案”，但6月14日裁军小组委员会复会之后，史塔生观望了整整一星期不谈及这个方案；20日起开始“提建议”了，但是却像挤牙膏一样，一次挤一点。十天又过去了，美国还没有拿出最后的方案来。甚至于关于核试验的问题——这曾经是美国人承认最接近协议的；可是史塔生在最近的裁军会议上说，美国的“建议”还要以后才能拿出来。 美国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如此吞吞吐吐、故弄玄虚呢？看来，这里面有难言之隐：第一是他奉命要拖延时间，尽量规避协议；第二是美国并没有真正见得天日的裁军方案，因此只好零敲碎打，用一点又一滴不着边际的所谓“新建议”来缓和世界舆论对它的反感，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美国谈判代表曾经想使人相信美国这一次是真诚地准备达成一些协议，首先是在停止核试验方面。但是当着他被迫逐渐拿出他的底牌来的时候，人们就看到美国用以拖延和阻挠裁军的老手法的印记。美国代表强调，停止核武器试验必须要以签订停止生产制造核武器的裂变物质的协定为先决条件；在裁减常规军备方面，美国主张分阶段，而第二、第三阶段的裁军要取决于“解决政治问题（例如德国统一问题）的进展”。条件提出来了。 在华盛顿，调子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6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大放“乐观”空气，表示“非常高兴能作出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某种令人满意的安排”。但是，一星期之后，他给这一点加上了繁复的条件：停止试验必须同“结束作武器用的裂变物质的生产、有限的空中视察、普遍武器裁减和全面的普遍视察制度”等等联系起来。这甚至使合众社记者萨克斯顿也承认，艾森豪威尔这个谈话，“表示他从以前的态度后退了”。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还引用一些御用科学家的意见，力图说明核试验几乎已经成为完全是无害的事情，甚至于——据他说——为了原子科学在和平利用方面的发展，“这些试验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为什么美国的裁军谈判代表这样横生枝节，而美国总统又发表这样出尔反尔的谈话呢？美国报纸透露了若干内幕，“新闻周刊”在6月24日报道说，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坚决反对在裁军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他们坚持要继续进行原子军备竞赛，因为“美国的国防是以原子武器为基础的”。美国谈判代表所以提出停止制造裂变物质作为停止试验的一个条件，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储备有足够多的裂变物质，可以“占上风”；而且，如美国某些报纸评论员指出的，他们坚持要求一种“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就可以实际上阻挠达成协议。 不过，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部，也还有一些人，他们鉴于舆论要求裁军的强大压力，想作得更为巧妙一些，他们想顺水推舟，用一些无伤大雅的“初步协议”，以收到欺蒙舆论的效果，为自己捞一笔政治资本。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在裁减常规军备方面分成阶段，现在只谈第一阶段的裁军，而用“政治问题”来阻挠下阶段的裁军。按照美国提出来的第一阶段裁减数字，这事实上等于不裁。在停止核武器试验方面，提出暂停试验十个月。按美国“每日新闻”所说：这个建议“危险性很小，因为美国筹划下一批试验大概也需要十个月”。这些就是美国谈判代表葫芦里的药。没有想到苏联率先提出停止核试验的具体建议，打乱了他们的步骤。这使得华盛顿手忙脚乱起来了。 根本的问题是，华盛顿的当权人们担心，裁军问题上的协议，会产生对于美国垄断资本不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影响。这次伦敦会议在一种比较乐观的气氛中复会之后，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同军备生产有关各行业的股票价格就纷纷下落。这使得美国当局感到需要赶紧作些事情来稳定一下行情。艾森豪威尔正是在这个时候出来修正了他上一次的谈话的。副总统尼克松比他说得还要露骨一些，他说：“在这种（裁军）谈判中，我们的基本目的和动机决不可在于减轻我们的军备负担。” 和美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的作法相呼应，美国加紧了远东方面的挑衅行动，包括公开宣布废弃朝鲜停战协定中有关禁止向朝鲜运入增援性武器的条款。美联社记者海托华赤裸裸地承认：美国这个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决定，“同裁军会谈的关系是明显而自然的”，因为这有利于制造这样一种借口：同共产党国家签订协定“是不会真正有效的”，因此“在裁军问题上，决不可再作这种险事”。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了美国非常害怕国际局势的缓和。尽管它在裁军问题上已被国内外舆论的压力逼得不能不装出某些姿态，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在力图挣扎。

第6版()专栏： 美军太平洋区总司令 叫嚣要在台湾使用火箭 据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美军太平洋区总司令斯图普在28日从台北到达东京。 斯图普在离开台北以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台湾海峡的局势“逐渐在变化”。如果局势发展到美国和“国民党中国”要根据它们的共同防御条约而去共同作战，那么最近设置在台湾的美国“斗牛士”式火箭“将成为这里和大陆之间的一种必要武器”。至于这种武器是否要配备原子弹头，斯图普说要艾森豪威尔决定。

第6版()专栏：　　美军事开支遇到财政困难 扩军备战与通货膨胀齐飞 据新华社29日讯　华盛顿消息：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政府现在一方面用大量经费在发展导弹、核武器等新武器，一方面又维持着庞大的武装部队，这样做碰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华盛顿的官员们最近对于国内的通货膨胀越来越感到忧虑，因为物价的不断上涨已经打乱了政府原来的开支计划。“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麦克尼尔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上透露，美国的军事开支在1957财政年度原订是三百六十亿美元，但是在过去两三个月里，这种开支实际上已经达到相当于每年四百二十亿美元，估计这一财政年度的全年军事开支将要增加到三百八十五亿美元，比原订的计划多二十五亿美元。 美国政府遇到的另一个财政困难是：庞大预算所带来的沉重赋税负担和通货膨胀，已引起美国公众的普遍强烈不满。由于明年是国会选举年，目前许多国会议员看到了选民的情绪，纷纷在要求减少政府开支和实行“节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最近已经开始对政府的庞大开支进行调查，众议院也已经通过决定，要把政府在1958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削减二十五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长威尔逊最近已经不得不向三军发出指示，要求它们取消一些军事采购计划，除非国会给予充分的拨款。据这个指示，单单是空军部要取消或者要延期购买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就有三十五亿美元，其中包括飞机和导弹等等项目。 现金的短绌也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开支计划。

第6版()专栏：　　杜勒斯又在咬牙切齿 美国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 并引用了我国右派言论来支持他的幻想 新华社29日讯　旧金山消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6月28日在旧金山的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国际大会上，以“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为题发表演说，又一次赤裸裸地表示美国政府将坚持不变地执行它一贯敌视人民中国的政策。 杜勒斯说，美国一直没有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一直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一直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或者文化上的交流。杜勒斯说，“这些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是我们的政策”。 杜勒斯在演说里公然宣称，美国对华政策的依据是：“共产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杜勒斯认为，美国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 杜勒斯引用中国近来出现的右派言论，来支持他的这种幻想。他说，在中国有一位大学讲师说了“勇敢的话”：“推翻共产党不能说是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杜勒斯特别瞩望于他所谓的中国的“个人主义者”来实现使所谓共产主义统治“消逝”的工作。 杜勒斯说，如果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能够促使中国的共产主义“消逝”的话，美国就会这样做。但是，他强调说，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承认、贸易或者文化关系以及所有这三者都不会有利地影响中国的事态向美国所期望的目标演变。 杜勒斯在演说里还讲到美国不愿意在目前承认中国的种种理由。他说，如果承认的话，在大陆上的一些“想改变他们的政府的性质的中国人会大大地受到挫折”。他说，承认中国还会使居住在海外的华侨不再指望蒋介石，会使蒋介石集团受到“猛烈的打击”，并且会削弱“自由亚洲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抵抗”。 杜勒斯说，美国如果承认中国，就有可能使中国得到它在联合国里的席位，而这是“既不符合美国也不符合联合国的利益的”。他认为保有否决权的苏联已经“严重地限制了”联合国的活动能力，如果中国也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话，他恐怕会给联合国种下所谓“毁灭的种子”。 杜勒斯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在“中国地区负有重大安全义务”的美国不应当通过贸易来加强它的“潜在敌人”的军事力量。他还说，中国是很希望同美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不过他表示担心，一旦美国同意这样做，中国的近邻也会跟着这样做。 据新华社29日讯　路透社从华盛顿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认为，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国内要求改变这一政策的日益增长的明显的沉重压力”。 这些官员们说，由于国会和其它地方某些人士纷纷批评美国和它的盟国步调走得不一致，所以这篇演说主要是为国内而写而发表的。

第6版()专栏：　　美国将向南朝鲜供应新武器 美方飞机不断侵入朝中地区上空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华盛顿消息：李承晚集团驻美国的“大使”梁裕灿28日同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举行会谈，要求美国给予“更现代化的武器”，来武装南朝鲜的军队。他特别要求更多的喷气飞机、现代化的大炮和能够发射常规炸弹式原子弹的导弹。 同一天，李承晚集团的官员说，美国已经正式通知李承晚，它将开始把新式武器供给南朝鲜。这些官员说，根据使南朝鲜军队现代化的计划，美国将要运给南朝鲜七十五架佩刀式喷气战斗机、最新式大炮、电子通讯设备和其他新式武器。 同一天，美国从日本基地派遣新式喷气飞机飞入南朝鲜上空示威。四架F—○○型喷气式战斗机在中午飞到汉城上空。傍晚，六架双引擎的B五七型喷气轰炸机又从汉城上空呼啸而过。 美国空军当局发表声明说，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第五航空队目前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新飞机现在或者将来都将在南朝鲜上空飞行和利用南朝鲜的航空路线。但是声明说，这些飞机将在“训练需要”时使用南朝鲜的基地。 汉城当地人士认为，在南朝鲜的空军基地具备合适的设备以后，这些新式飞机就要使用它们。 另据朝鲜中央通讯社开城消息：在28日举行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双方秘书长会议上，朝中方面秘书长谴责美方军用飞机最近不断违反停战协定，越过军事分界线侵入朝中方面地区上空，并且要求美方对此进行调查，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朝中方面秘书长在会议上提出的美方军用飞机多次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包括：5月22日八时三十分许，美方军用喷气式飞机四架侵入朝中方面地区的栗石里上空，盘旋一周后飞回美方地区；仅在6月24日这一天中，就有美方军用飞机十六架次分四批侵入朝中方面地区的安峡、高岩山、平康地区上空；另外，在6月25日，又有美方军用螺旋桨飞机九架次分三批侵入朝中方面地区上空。

第6版()专栏：　　不能再打肿脸充胖子了 美国不少报刊主张改变对华政策 据新华社29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国内不少报刊继续在要求修改美国对华政策。 定在7月1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协定公报”刊载了一篇文章说，最近台湾发生的反美事件像一道闪电似的照亮了政治境界，显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陷坑。文章主张重新审查政策。文章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美国在台湾保持军队是否最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其他国家——不仅是中立国家而且还有美国的盟国英国、西德和日本——逐渐使它们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美国要把同一个拥有六亿人民的国家的直接关系中断多久。有人问道，继续奉行不承认政策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好处呢，还是危害这种利益呢？” “新共和”杂志刊载了国际关系专家纳·佩浮教授的一篇文章，反对美国所实行的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政策。他写道，“没有什么再比我们为了维持蒋介石而在福摩萨所作的一切那样使美国在亚洲国家中间威信扫地。”作者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写道，对华关系是美国远东政策中的中心问题。有两个问题应当加以考虑：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让它进入联合国。佩浮在文章里同时又主张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十年。 许多报纸尖锐抨击美政府继续不改变对中国的贸易禁运政策。 “芝加哥每日新闻”驻华盛顿记者埃德温·勒希最近说，英国人“对于在禁止对华贸易问题上跟在美国后面跑的做法已感到厌倦了”。美国国务院不仅自己欺骗自己，认为“总有一个好时光”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而且也看不到下面的一个重要的可能性：如果说苏联经过两代的时间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那么想想中国也经过这样一个时期会干得怎样，那真是了不得的。正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英国人的“骚痒”，也引起了“我国西岸的政治家的骚痒”。 旧金山“纪事报”社论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应再执行“打肿脸充胖子、刚愎自用”的对华政策。这家报纸呼吁取消“美国全部的”对华“禁运”。

第6版()专栏：　　漠视日本人民愿望 岸信介不要美国撤出海空军 新华社29日讯　檀香山消息：日本首相岸信介昨天在檀香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不想要求美国空军和海军（从日本）撤出”。 日本人民一直强烈要求美国把驻在日本的全部军队撤走。美国为了缓和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绪和推行“原子战略”，最近已经决定要把地面战斗部队撤出日本。 在访问美国以后27日从洛杉矶到达夏威夷的岸信介还说，他的政府要着手扩大美国在东京的立川空军基地，如果“绝对必要的话”，他的政府还要扩大其他空军基地。 目前，日本砂川町的人民正在进行斗争，反对为扩大立川空军基地而强行测量他们的土地。 岸信介不顾冲绳人民反对把冲绳岛军事基地化的愿望，说他自己并不反对美国在冲绳岛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想废除美国的基地。 日本“赤旗报”最近指出，岸信介在华盛顿同美国首脑会谈以后，正在实行同美国的“原子战略”合作的政策。

第6版()专栏：　　重要更正 昨天第六版头条新闻标题：“美国想把朝鲜变为原子基地”，“朝鲜”应为“南朝鲜”。

第6版()专栏：花絮　　花絮 新西兰产的奇异鸟——鹬鸵，无翼无尾，遍体软毛，身如花球，以其长嘴作为第三只腿。白天喜睡，夜间寻食地虫。大鹬鸵和小鹬鸵看来是一样大小，但是大鹬鸵比小鹬鸵体重八倍。雌鹬鸵经常是一两年才生一次卵，而由雄鹬鸵孵卵，一般需时七十五天，才能孵出小鹬鸵。这卵长约五吋，重约一磅。　　 （新华社稿）（附图片）

第7版()专栏：　　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　　曹伯韩 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罗隆基在他们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中，歪曲事实，对文字改革工作、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意的中伤。为了弄清是非，我们认为有加以驳斥的必要。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当邵力子先生据理驳斥之后，罗隆基就替章伯钧辩护，说： “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章伯钧又接着说：“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以上引文均见5月22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罗隆基竭力使人对文字改革工作获得这样的错误印象： （一）政府或者政协已经通过决定，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章伯钧对此虽然怀疑，但是因为大家赞成，他不好反对；（二）文字改革工作，事先没有经过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三）就算经过讨论，也只是拿出“拼音文字方案”和简化字来讨论，没有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和“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让我们来看看，章伯钧、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这些指责到底有些什么事实根据呢？ 第一，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的修正案现在还在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中，也还没有经政府批准公布。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并在语文书刊上进行有关拼音文字的各项问题的研究，并非现在就用来代替汉字，这一点我们曾经历次说明。至于中国将来是否采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了六十多年，现在还在讨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但是无论政府或者政协都从未作过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任何决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罗隆基所说的“拼音文字方案”。 第二，关于文字改革是否在事先进行广泛讨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即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以马叙伦先生为主任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3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分组座谈，参加讨论者有政协委员等一百二十八人。4月间又在政协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同时，在全国各省、市组织了语文教师、文字学家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文教界人士进行讨论，先后参加讨论的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并审查了全国各地送来的书面意见五千多件。讨论结果提交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并经1955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修正通过。最后于1956年1月28日提交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国务院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仍然只推行简化第一表的二百三十个简化字；第二表、第三表的简化字，于1956年上半年由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邀集本省市政协委员会委员征求意见。现在正在参考这些意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最近时期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审订修改，尚未作最后决定。对于已推行的第一表的简化字，最近经各界人士提出意见，认为不妥的，我们也准备向国务院建议修改。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草案和关于方针原则的说明，提请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讨论，同时在报纸刊物发表，征求各方意见。3月初，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并举行分组座谈。参加的有在京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文教科学方面人士共一百六十二人。从3月至4月，全国各地政协中组织了讨论的有二十二个省，三个市，二个自治区，二十六个省辖市，四个县和一个自治州。参加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各地政协在讨论的时候，除当地政协委员外，还邀请了在当地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地文教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和对语言文字有研究的人参加。邮电、铁道、海军、盲哑教育等同拼音字母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都组织了不同规模的专门讨论。此外，从1956年2月至9月为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书面意见四千三百余件。 关于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讨论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第三，关于汉字简化的方向、方针、原则有没有提出来讨论过的问题。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除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报纸刊物发表以外，曾印成单行本三十万册，分发全国各地参加讨论的各方面人士。单行本的最后一页是张征询意见的表格，其中印着四个问题，开头两个是：“〔问题1〕中国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你是不是同意？”“〔问题2〕你对于本方案草案所建议的汉字简化的方针和办法是不是同意？”1955年和1956年全国各地举行的讨论文字改革的大会和小会上，都曾就文字改革的拼音方向、汉字简化的方针、原则、步骤广泛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些问题，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讨论。把它说成根本没有讨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根据以上列举的事实，人们可以看出，章伯钧和罗隆基说的和事实完全不符。他们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有的说成没有，信口开河，瞎说一气。章伯钧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罗隆基是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委员，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干吗要捏造、歪曲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呢？章伯钧、罗隆基的一唱一和，固然是要混淆社会舆论的视听，给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造成困难，而更重要的，还是要借题发挥，恶意地破坏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政治信誉。 章伯钧是十分狡猾的。在他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和批判以后，他一再作了“检讨”，在这些“检讨”中，他竭力使人相信：好像因为他批评了文字改革工作，因此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好像共产党是如此专横，对于像文字改革这样关系广大人民日用的文化性质的问题，不但事前就决定了方针和方案，不容社会各方讨论，而且事后也不容许别人批评，一批评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章伯钧使用了这种毒辣的手法，一方面是企图避重就轻，以此来转移人们对于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注意，一方面企图以此博得社会上一部分怀疑乃至反对文字改革的人士的同情，使这一部分人士对党发生误解和不满。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其实文字究竟是否改革或者如何改革是无所谓的，他们的主要意图不在于此。如果有人真正这样相信，那未免太天真了，未免太小看他们了。他们仅仅是利用批评文字改革这一个形式，来向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进攻。对于他们这种阴险的手段，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几年来的文字改革工作是有许多缺点的，我们向各方面的专家和群众征求意见不够广泛，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深不透。对于各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十分欢迎。对于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我们也愿意本百家争鸣的方针共同讨论。但是对于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造谣诬蔑，我们不能不坚决地给以驳斥和反击。

第7版()专栏：　　民盟四川盟员揭露 章伯钧政治野心由来已久 罗隆基肯定胡风是搞错了 新华社成都29日电　在25日到27日民盟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联合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张松涛和赵一明发言揭露了章伯钧、罗隆基、潘大逵的反动言行。 民盟成都市委秘书主任张松涛说，1948年5月民盟中央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后，他从香港回四川，章伯钧曾托他带一张秘密布条给当时在重庆的梁漱溟和范朴斋，内容是鼓吹走第三条路线。张松涛说，章伯钧在民盟三中全会上就不赞成一面倒，章在会上还说：“没有政治资本，在联合政府也说不起话。”可见章伯钧的政治野心由来已久。张松涛还揭露今年罗隆基来成都时，在范朴斋请罗隆基吃饭的时候，罗隆基在言谈中肯定胡风是搞错了，范朴斋也随声附和。 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发言揭露潘大逵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1948年淮海战役以后，潘大逵还说将来的形势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潘大逵的哥哥是开县的恶霸，1951年经政府逮捕后，潘大逵曾经表示不满。 赵一明揭露说，潘大逵虽然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职务，但他并不满意，去年增选副省长时，潘大逵曾向他表示省政协副主席不如副省长，这显然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政治野心。赵一明还揭发了潘大逵在整风运动以来挑拨离间的一些谬论，潘大逵曾说，整风以来，盟内以章伯钧、罗隆基提的意见为好，特别是罗隆基提的意见最好；史良这次表现得最不好。潘大逵还在民盟省、市委高教工作会议上说，几年来大专学校的党委制已经为工作造成了损失，应当加以改变。 赵一明还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反动言行。章伯钧在会上恶毒地说过去几年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完全是共产党决定的。赵一明说，由于章伯钧的这些思想影响，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都遭到了有形无形的反对，例如黄药眠原有的中心发言上提出不要因为互相监督就产生平起平坐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这种提法完全是值得注意的，但当时却在多数人反对下取消了。又如在大会总结发言的初稿上，曾经提到不要利用互相监督来提出“别有用心”的意见，今天看来这个提法也是恰当的，但也因为遭到反对而取消了。赵一明还指出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章伯钧、罗隆基在会上都说今后民主党派工作要大干一番，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共产党的领导。

第7版()专栏：　　为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作打算 各地安排他们就业和自学 本报讯　目前，各省市积极准备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就业和自学。前一段时间，各地运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宣传工作，并且组织专人到农村调查合作社需要用人的情况，研究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河北省教育厅还选择了保定、石家庄两市，调查今年应届毕业的高、初中学生家居城市和农村的数字，为将来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做好准备。某些地区对于城市服务行业、手工业可容纳的就业人数和如何组织学生自学问题，也作了调查和初步安排。 今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就业的主要方向。武汉市为了积累组织学生下乡生产的经验，在今年5月中旬曾经组织将近九百名自学青年分三批到郊区农业合作社去参加生产。下乡学生到农业合作社以后，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反复研究，武汉市选择了郊区四个条件较好的社，在6月18日，八十一名自学青年已经到农村落户。在组织学生下乡过程中，普遍地向所有的自学青年、学生家长等进行了宣传，形成支持学生下乡的舆论。下乡之前，又组织学生和家长到要去的农业社参观，并且妥善安排了下乡学生的劳动、生活，帮助下乡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真正做到了学生完全自愿，家长同意。旅顺市水师营乡对不能升学回乡生产的学生也做了全面安排。有的学校组织乡土考察队，考察乡土的变化。该乡各村还成立毕业生工作小组，采取多种形式向家长深入地进行宣传解释。许多学生家长都作了子女不能升学的具体打算。江苏省丹阳县吕城乡第十七农业社为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回社参加生产作了周到的安排。毕业生回到合作社以后，社里还计划办两个自学小组，帮助回社青年搞好学习，将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农民做他们的师傅，传授栽秧、耕田、耙田、播种等技术。 对不能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各地还提倡和依靠群众和社会团体举办自学小组、补习班、民办中学等，帮助不能升学、就业的学生学习。上海今年准备将过去的广播讲座改为正式的文化广播学校，吸收更多的学生收听。北京市除了继续举办广播讲座以外，还准备组织自学的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活动，培养他们劳动的习惯，学会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杭州市工商联已拨出二万元办学。 （韩其慧）

第7版()专栏：　　明辨是非，打垮右派！　　南京市学联号召全市大学生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本报讯　在25日举行的南京市学生联合会委员扩大会议上，十所高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从心底迸发出共同的语言：大学生坚决地永远地跟着共产党走。 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郑弘毅说：“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校内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煽动同学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窃用学生会的名义外出活动；当时并有一小部分同学受了这股邪风的迷惑。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等发表以后，右派谬论的真面目被揭露了，绝大多数同学都擦亮了眼睛，坚决站到党和社会主义立场方面来。目前，同学们已经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南京航空学院学生会主席计永心说：“我校同学表示决不允许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同学们并表示，右派分子要在青年学生中找支持者的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培养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劳动知识分子。”华东水利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金琼、南京药学院学生会主席孟奇和江苏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穆鉴也讲了话。 会上，金陵协和神学院学生会主席郭乐也说：“我们神学院是基督教教会学校，解放前中国基督教一切大权都操纵在外国人手里，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独立和新生。我们愿意跟其他高等学校的同学一起，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 南京市学联主席钱为民说：“大家刚才都表示了严正的态度，表达了同学声讨右派的意志。”他说：“我们青年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的社会主义劳动。谈到民主自由，我们也很清楚，‘五·二○’、‘四·一’学生运动就发生在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给我们些什么民主自由呢？青年学生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前途。学联坚决支持同学们反右派斗争的要求，坚决支持同学们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最后通过号召南京市大学生积极参加驳斥右派反动言论的斗争的决议。决议中说：为了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大学生要从思想上警觉起来，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以明辨是非，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忠诚服务的知识分子。

第7版()专栏：　　章乃器全力支持的是什么人？　　新华社记者　张家炽　叶世涛 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公私合营新现代劳美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在5月中旬起，连续向毛主席，民建中央，上海的党政领导机关、各省市工商联等地寄发了三次称作“鸣文”的反动油印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充满了诬蔑和煽动性论调，并对章乃器的谬论表示竭诚拥护。在第三次的“鸣文”中，登载着章乃器5月25日给他的复信，章乃器在信上说：“十分同情你的遭遇，全力支持你彻底地鸣，彻底地放……将来如有敢对于你打击报复，我一定尽棉薄为你撑腰。” 骂政府比过去恶霸还凶狠 黄苗夫在这些小册子中谩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尽了最恶毒的词句。他说，解放初期，政府“杀价”购买他在温州的一幢房屋；1954年，又“敲诈”他一笔税款。他说：“这样的官方，比过去恶霸还凶狠，有过之无不及的。”“过去反动时代，如遇着这样恶霸，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可向法院控告，不过用些诉讼费；另一条路，可走恶霸门下客，用些暗下钱，或可得到合理解决，决不致硬性规定，分文不加，两相比较，谁恶谁好，不想就可分清了。”　　“骑在人民头上”的公方代表 黄苗夫诬蔑公方代表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在他看来，“公方代表无德又无才，如果说有德才，那就是能做凶，能做狠，打得血淋，与不分皂白的人算是‘德’，……能够制造无中生有戴人罪名是‘才’”。因此，公方代表派来以后“温暖的企业变成了恐怖世界”。他声称：“大多数私方在叫苦连天，‘暗无天日’，‘颠倒是非’，‘黑白难分’，在这样形势下，天下不大乱，我决不信也。” 在“鸣文”中，黄苗夫还污辱工人和积极分子，为“农民”和“烈属”请命，说政府对待军属和烈属厚此薄彼，挑拨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黄苗夫才是个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物 最近半个月来，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和新现代工艺社职工，对黄苗夫的反动论调进行了反击。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材料看，黄苗夫自己才是一个别有来历的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物。解放以前他在浙江温州的时候，和国民党的许多党政头子交往很密。他曾让他的儿子认国民党温州市警察局局长施培清为寄父。黄苗夫本人还做过国民党营业税局的专员。政治学校学员张德滋、严培秋揭露黄苗夫在解放前靠了国民党某些人物的牌头，威胁正当工商业者，诈骗钱财。学员陈锡沾说，过去和黄苗夫过从极密、相依为命的一伙人，解放后都先后被政府镇压了，这些恶霸的照片，现在仍由黄苗夫珍藏着。 撞骗和残酷剥削起家 黄苗夫的新现代工艺社是怎样起家的呢？据企业职工和国营市文化用品公司卢湾区店工作人员揭发，黄苗夫在1951年来上海时只是一个行商，做些书签流动推销，本钱不到四百元，而且一直亏本。后来他打着烈属招牌到处活动，得到新华书店照顾，收购他的产品，人民银行也屡次给予贷款，营业乃得好转。 在他企业内部，一向采取残酷剥削工人的手段，一直雇用临时工，以每天一元钱的微薄工资，要工人从早上做到午夜，有时甚至不给工资也要工人做工。他对待临时工是采取三月轮换制，如果工人稍有不满，或者与税务局干部谈话，就要被辞退。这几年先后被黄苗夫踢出去的工人不下一百人。黄苗夫说合营后“温暖的企业变成了恐怖世界”完全是颠倒黑白，职工们只是在合营后处境才有所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黄苗夫恨之切骨的原因。 因为他残酷剥削职工，他的企业经常获得数倍的利润，到去年公私合营时候，居然有了二万六千多元资产，每年光是定息就可拿一千多元。 忘恩负义，反咬一口 新现代工艺社职工和区店工作人员都认为，黄苗夫完全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他在“鸣文”中举的那些事实，都是恶意的捏造。他在温州的那幢房屋，政府以二千五百元买下，在当时是照顾他的，黄苗夫本人也曾表示感激，因为当时没有人要这房子，写了许多信给温州的地产掮客，表示能卖一千五百元就满足了。企业合营后的清产核资中，政府也给他很多照顾，许多不值钱的东西也核了价，至今还有不少没人要的破烂东西积压在那里。合营以后，黄苗夫每月拿着二百六十八元的高薪，连同他妻子的薪金和定息收入，平均每月有五百元。去年，企业还给他一笔合营前的红利三千多元。黄苗夫家里的家具已全部换成红木的，新购了沙发和电气冰箱，而他现在却反咬一口，说政府亏待了他，少算他资产一万多元。 烈属身分得来可耻 根据黄苗夫的亲戚揭发，他儿子黄镇的牺牲，原来也同他不无关系。黄镇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黄苗夫积极反对，还曾叫国民党温州市警察局长施培清找他儿子谈话，黄镇因而被迫出走，以致牺牲。但解放以后，黄苗夫就此打起烈属招牌，作为谋私利和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资本。玩弄两面手法准备顽抗到底 政治学校和企业职工对黄苗夫进行批判以后，他就借口生病向学校请了十天假，私下躲在家里耍弄两面手法。他在写给该校副教务长的信中说，班主任“指使小组向我作斗争式开火，如此粗暴，个人难以容忍”。但在给班上同学的信中却说：“我病不好要休息，不能来。对班主任、同学的关心表示感谢！”黄苗夫在给学校的信中表示要“闭门思过”，进行检查，但又去检察院控告新闻日报破坏他的名誉。

第7版()专栏：　　师生员工万人集会 清华大学批判黄万里 本报讯　清华大学学生会和工会在28日召开了批判反动小说“花丛小语”的作者、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反动言论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虽然天气酷热，温度达到了华氏九十五度，可是大礼堂、教室内、草坪上还是挤满了感情激愤的师生员工一万多人。会上教授、学生、校工严正地驳斥了黄万里的反动小说“花丛小语”和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论。 黄万里说，“花丛小语”中谈到的因马路翻浆骂政府忘八蛋是由于自己脑中存在着崇美思想，羡慕美国政治制度的表面上的民主。他承认创造了“歌德——但丁派”的名词是对积极分子的打击，起了坏作用。小说中对某些积极分子作的不符合实际的讽刺是丑化了党群的关系，他愿意向这些同志道歉。最后，他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发展快，自己平日对政治不太注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黄万里发言后，紧接着发言的是水利系讲师张仁，他指出了黄万里虽然承认了他写的小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是对他站在什么立场写这篇小说？他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是什么都没有彻底检查。他指出黄万里在帮助党整风中自认是“积极”的，但他“积极”的是些什么？黄万里曾说过，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对付这种缺点只有两种办法：打倒它和改正它。共产党太强大了，打倒它不可能，只能改正它。这说明黄万里实际上是企图假借整风之名而行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之实。 机械制造系教授王遵明指出，黄万里小说“花丛小语”实质上是将党和政府的个别缺点夸大成全面；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歌颂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套“民主”。他说：“黄万里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是与章伯钧、罗隆基等反社会主义言论起了配合作用。我们国家钢的产量单去年一年便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现在大学生的人数约为十年前的四倍，同学的健康和伙食较解放前都大有改善，对这些事实黄先生为什么却只字不提。 动力机械系的老工人李永禄和学生王振海对黄万里所说的“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的恶毒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有三十三年工龄的李永禄说，在1952年我被选为区人民代表时，在区人民代表会议上，我看到代表们提出了一千六百多件提案，在会上经过讨论，将提案分成能办、可办可不办、目前不能办三类，能办的督促政府做了，不能办的也向选民解释清楚。难道这样多的人都是受人主宰的阿斗吗？学生王振海说，黄先生认为我们都是阿斗，解放前像我这样只能穿上一条破裤叉的穷小子、土包子，今天成了大学生，能站在讲台上和堂堂的大学教授争论，这便是当家作主，不是任人支配的阿斗。 水利系教授李丕济揭露了“花丛小语”中讽刺章某原来有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三门峡计划一出便放弃己见，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根本是歪曲事实，章某即指的是水利部张含英副部长，他早在1949年便写文章论述了治黄的意见，今天的三门峡计划大致上是与他原来意见相同的。黄万里完全是有意地颠倒是非。 在大会的进行期间，不断地有人递条子给主席，要黄万里讲清楚写“花丛小语”的动机，交代小说的背景和小说中的人物代表谁？还有部分学生因时间不够不能上台发言，他们都向主席交了他们的书面发言。

第8版()专栏：　　值得细看，值得细想　　山柏　　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也都在放映电影“第六纵队”，我碰到那边的朋友，也都劝他们去看。凡是已经看过的，也都和我一样说这是好片子。　　尽管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这段历史还是值得反复寻思的。战争迫在眉睫，巴黎却依然歌舞升平，以怀疑主义为时髦的法国知识分子，照样说着俏皮话，相信希特勒只打东方，不打西方。有的人也不满现状，却对将来更觉茫然；有的人也感到资本主义不好，但硬说社会主义更坏；有的人则公开表示，宁愿亡给法西斯，也决不让共产党得势。他们有个共同点，凡是反共的谣言，一概深信不疑；而社会主义苏联的活生生的事实，则反倒说成是“宣传”。他们有的是“否定”的精神，而肯定不了任何东西。 在两条路线中徘徊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要不是最后觉悟，像电影中所出现的人物那样，便是抱着他的怀疑主义而毁灭。这样的人已经毁灭了不少，怀疑主义也一再受到了批判，证明了它的破产，但不能说它在知识分子中再也没有市场了。电影里所反映的具体时代、社会历史条件、民族性等等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但是我觉得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种种不是没有。我们也不缺少我们传统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 我们对正面的、新生的东西，那怕它还在萌芽状态，也应该以热烈的态度来肯定它、支持它、保护它，为它的繁荣盛昌而战斗。可是有一种老习惯却相反，总是不愿意承认它，相信它，更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去同它联结在一块，而宁肯避得远远的，好像越是少沾上点儿越“高尚”似的。对反面的东西呢？那怕它已经到了油干灯尽的地步，也还是承认它，尊重它，怕它，恋恋不舍地依附着它。这是多么说不通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眼光短自然有关，也就是说看不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说世界观不对头。可是这又为什么呢？归根结蒂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之故，他们的财产、生活来源，造成了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 那末当社会已经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原来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当新生的东西、正面的东西已经不是萌芽，而是大量存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仍然跟不上这个变化呢？这也许就像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描写的老子的话那样：牙齿反比舌头先掉，硬的反比软的速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上层建筑比基础要逗留得长久得多。 但这对于知识分子是没有好处的。那些彻底的坚决的右派分子，那些宁愿亡于法西斯也不要共产主义的人，那些“宁愿去作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儿”也不愿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道路。那些动动摇摇、犹犹豫豫、这也不行、那也不信的人，却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要眼睛亮些，头脑清醒些，意志坚定些，把自己同新的正面的东西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自己同腐朽的思想（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割离开来，彻底加以抛弃。这样就能去掉思想包袱而轻装就道了。 当新社会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你们并不是没有怀抱过对它的期望，当它正在迅速成长的时候，为什么反倒“不见舆薪”起来了呢？不要因为分不清大与小、主要与次要、本质与非本质而徒然去给旧时代殉葬吧。 “第六纵队”写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事，却值得我们细看、细想，而其中所包含的教训是值得牢记的。 6月20日，长春

第8版()专栏：　　一个好乡长　　金近 乡长真是个好人。 你要问我究竟他有多么好，我也说不全。不过，你碰见他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他不会说客气话，不会到处握手、拍肩膀。他从区里听了报告来给乡亲们传达，说的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话，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懂，把重要的意思都说出来了，他还不会记笔记，完全是凭脑子记下来的，可是谁都愿意听，谁都信任他，大家散了会出来，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 还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在村子里做地下工作了，他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共产党员。那时候西山的游击队常常出来打日本鬼子，很活跃。他就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背着粮食到山里去接济自己的队伍。直到现在，老乡们一谈起游击队的英雄故事，就会谈到乡长当年是怎样去送粮食的，而且已经成为孩子们最爱听的故事了。 1954年的夏天老是下大雨，连着下了一百多天，乡里闹涝灾，棉花长得不到一尺高，包米棒子长得细细的，没有一粒饱满的子，秋收倒省事了。乡长天天忙着了解救济户的生活情况，还要上区里去开会，领救济款，一趟一趟的来回跑。冬天来了，区里又发下来一批棉衣，乡长都发给了生活最困难的老乡们。发到最后，还剩一双棉布胶鞋，乡政府的办事员说：“乡长，这双胶鞋给你穿了吧。”大家看到乡长脚上穿着的一双老布鞋，后跟磨得快要有窟窿了，脚背冻得又红又肿，谁也不愿领这双棉布胶鞋了，都说要给乡长，有个老乡硬要乡长试一试脚，正合适。可是乡长怎么也不肯要，最后还是给一个独身汉的老大爷穿的。 第二年的春天，区里派人到乡里来调查，说是有人写信到区里告了乡长，说乡长贪污救济款多少多少。可是老乡们都不相信，还骂了去告发的人，大家猜想是哪个坏蛋干的。区干部到乡长的家里去坐了一回，看到他家里吃的比老乡们还苦，区干部明白了，告发信里尽是造谣，而且告的人是个地主的儿子，他家里的生活过得并不坏，却吵着要乡长补助上中学的学费，乡长不答应，地主的儿子就来了这一套。 乡长气得病了一天，第二天早上我碰到他，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不记在心里，要做得公道，这是难免的。” 他又勤勤恳恳的忙着办事了。 乡长就是老乡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共产党员，不怕吃苦，不怕受冤枉，他天天想到的，就是怎样把乡政府的工作办得更好。

第8版()专栏：　　传奇的艺术　　——欢迎陈伯华同志率汉剧团来京演出　　石千山 把戏曲叫作“传奇”，这是从唐朝开始的。然而，我以为古今真正足以“传奇”的艺术之一是现时的汉剧。它有悠久的历史，堪称京剧之祖。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和二簧就是从汉调传来的，而汉调却有九转十八腔的复杂变化；京剧的许多剧目也往往以汉剧的传统剧目做根据，而汉剧的传统剧目多半却是根据唐宋传奇的本子加以发展的。 古来有许多平常的人物和事迹，经过艺术的加工，往往被传为奇人奇事；不平常的人物和事迹，经过艺术的加工，就更要被传为奇人奇事。这个道理很明白，可就是不容易做到。汉剧由于具有丰富的传统艺术经验，加上解放以来汉剧艺人们的努力，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给以充分的评价。 陈伯华同志率领的汉剧团这次来到北京，带来了一部最近整理的老剧目“二度梅”。这本来也是古传奇之一，比京剧“二度梅”只剩下“落花园”等片断内容要丰富得多了。凡是看了汉剧“二度梅”的人无不为之倾倒。有许多人在议论，为什么陈伯华同志扮演的女主角陈杏元会给人那样深刻的长久不褪色的印象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陈伯华同志的表演艺术真正达到了足以传奇的理想地步。 唱工和做工的融合一致是陈伯华同志演技的最大特色。曾经有不少知名的演员在演“二度梅”的时候，只着重于唱工，而不着重于做工。陈伯华同志以她一贯坚持的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给了这个戏的演唱打开了新的途径。她不但是既重唱工，又重做工；而且是以唱工助做工，又以做工助唱工。她的唱腔无限缠绵，每个字都好像是经过了百结愁肠而后婉转曲折地迸发出来的，而当着每一个字迸出的时候又都摇曳着强烈的感情。她每唱一句，往往伴随着许多复杂的表情。从她的眉梢、眼角、唇边、指尖到处流露的喜怒哀乐中，人们深深地被引到剧中人的精神境界里去了。由于陈伯华同志的表演从头到尾是唱中有做，做中有唱，唱即是做，做即是唱，她的唱工就增强了她的做工，她的做工又增强了她的唱工，两者融合而为一，简直不能分开。 人们看到陈伯华一出场，就觉得她全身都是戏，她的每个动作都富有感情，她的每一句唱腔都引人入胜。当剧情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她的感情变化更快，动作也更复杂，唱腔也更加婉转多致。比如，在陈杏元出塞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凄凉身世，这时候有一段动人的演唱，唱词中有以下的句子： “朔风起，黄叶落，孤雁飞南； 思家乡，望爹娘，如隔人天。”就这么两句已经使我足足地欣赏了十几分钟充满多样化的表情和缠绵悲恻的唱腔的一个传奇场面了。这正是陈伯华同志的表演艺术的发光点啊！同样，在陈杏元同梅良玉携手登上丛台悲恸地话别的时候，陈伯华同志用了极其复杂的唱做表现了陈杏元的内心矛盾；在陈杏元渡界河的时候，她暗示梅良玉为她带马，梅良玉扶她上马以后不肯放手，她轻轻地咬了他的手，这许多表情都非常深刻和细致。 几乎在每一折里，人们都可以找到唱做繁重的场面；而在祭梅、骂相、别府、丛台、舍身的几折中，各个场面又都有不同的特色。在祭梅一折里，由于陈家的梅花两度盛开，并且发现了梅良玉，剧情基本上是欢悦的；在骂相一折里，陈杏元满腔义愤，痛骂奸相卢杞祸国殃民，剧情激昂起来了；在别府一折里，她忍着国仇家恨，被迫去和番，剧情转为悲恻；在丛台一折里，她和未婚夫梅良玉背着随从的人登上高台，私下话别，剧情分外缠绵；在舍身一折里，她跳下了落雁崖自杀，悲剧的气氛达到了顶点。陈伯华同志在这些不同场面的表演中，时而忧愁，时而欢乐，时而愤激，时而怨恨，时而宽慰，时而伤恸，她善于掌握剧中人思想感情的变化，并且在动作上把青衣和花旦的界限完全打破，融化在一起加以圆熟的运用。这又是她的表演艺术的另一特色。 我特别喜欢看二度梅的上集，就是到陈杏元跳崖为止。至于下集则是另一种情调，它可以说是另外的一出喜剧。不过把下集和上集对比起来，更可以看出陈伯华同志融化青衣和花旦在一起的圆熟演技了。当然，如果把她的演技中的青衣和花旦的两种成分加以比较，要问那一种成分占主要的地位，那末，我可以肯定地说，她是以青衣的成分为主的。她的缠绵婉转的唱腔和舞台动作的基本特点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也是目前汉剧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风格问题。我看了陈伯华同志演出的二度梅以后，曾口占以下两首绝句： 两度梅开愿不乖， 和番变起痛遗钗； 丛台一掬生离泪， 死别伤心落雁崖。 百花簇拥出尘身， 喜怒愁颦各入神。 汉调相传腔九转， 柔肠欲断曲犹新。 这一次汉剧团来京演出还有许多优秀的剧目，演员的阵容也相当强大。我还看过陈伯华同志演的“柜中缘”和“断桥会”，李罗克和雷金玉演的“双下山”，胡桂林和周天楝演的“乔府求计”。在这些剧目中，演员的表演艺术都是富有特色而令人满意的。听说他们这一次准备演出的戏有二十出以上，可谓盛矣！（附图片） 汉剧名演员陈伯华在“二度梅”中饰陈杏元。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第8版()专栏：　　陈树人先生小记　　何香凝 陈树人先生是同盟会员。他早期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到过日本及美洲加拿大各地，主持过中华革命党美洲加拿大总支部，曾任海外部长，海外有一部分老华侨对他是熟悉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之时，他反对右派，并努力帮助廖仲恺工作，任广东省民政厅长。 陈树人先生在旧社会工作多年，但为人耿直、清廉，死后家无余财。陈树人先生的儿子陈复，是一个很努力的共产党员，在陈济棠执政广东的时候被捕牺牲了，陈树人先生悲痛之余，写了一首诗悼念他，中有“已非吾子是吾师”之句。陈复从前住过的居室，陈先生也将它起名为“思复楼”。 陈树人先生遗下了他一生从事国画艺术创作的结晶。这次在北京举行的陈树人先生遗画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就是他的遗墨佳品。此外他还有几幅佳作，已于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卖去，得款作为陈树人先生的治丧费了。（附图片）　　鼎湖飞瀑（国画）　　　　陈树人

第8版()专栏：　　修词立其诚　　金性尧 近年来，有那么一句话，为大家所熟诵和使用着，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所谓共同的语言究竟以什么为准绳，又以什么为基础，我这里姑且强作解人，想给它下个注脚，即是“易经”里的“修词立其诚”。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点玄秘或迂腐，其实倒是非常平实，而且并不过时。古往今来，有许多文章所以使人不厌百回读者，无他，修词立其诚而已。我们的先辈，也有在诚字上用过许多功夫的，同时也的确起过非笔舌所能言传的功用。鲁迅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例子。且不说他的厚厚二十本的“鲁迅全集”，单以寥寥几百字的一些书简来说，也总有那么一种透过纸背的亲切和诚挚在感染着我们，这不但是一种艺术的生命，而且也是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同的语言。 人们所以常常想起鲁迅的理由固然不止一端，然而这却是一个最重要最显著的理由。 自从党提出争鸣齐放的方针，以至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的确出现过许多好文章好意见，可是一面却也有许多乘机起哄的沉滓浮泛起来，甚至还有“我的毒”那样的东西。“卑之无甚高论”，这中间，且让我划一条起码限度的界线吧，那末，诚与不诚之间，是稍有眼力的人所一望而知的。言为心声，强词究竟难以夺理，因此也就无法取得共同的语言了。 “知识分子容易冲动，既要批评，就难免有偏激和尖锐的地方”。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诚意，离开了诚意，无论偏激，无论尖锐，甚至自命为硬骨头，但揭开一看，恐怕也只能看作二丑的拳经而已。 “修词欲其诚，所以居业也。”这话对于我们，还是值得细细体味和思索的，但对于大喊“杀共产党人”的先生们，却不免显得酸溜溜了。 但我在这里，还是愿意推诚相见：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与其说这些虚张声势、杀气腾腾的话，还不如多说一些尽管是酸溜溜的、而实际却可以成为“共同的语言”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