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开始举行　　确定本次会议议程；并将分组讨论毛主席的报告 新华社20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在今天下午开始举行。 今天的预备会议由刘少奇委员长主持。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向预备会议提出常务委员会关于议程和会期等问题的建议。 本次会议议程有：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此外，本次会议还将讨论有关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等问题。 从今日起到6月25日，举行预备会议。6月26日本次会议正式开幕。 今天预备会议同意常务委员会的上述建议。 今天的预备会议结束后，各代表组分别举行了小组会议，推选出组长、副组长。 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组将讨论毛泽东主席今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并对预决算和年度计划等问题进行座谈。 截至今天止，报到的代表已有一千零六十二人。

第1版()专栏：　　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　　宋庆龄 最近我虽然因病而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顿党员们工作作风的运动。在这以前，各方面已经展开了“鸣”“放”。 人们一致公认，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整风运动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发展，并且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会起极为良好的作用。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是一次健康的运动。它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激发起无比强大的活力和热情。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在领导党和政府的方法上标志出一个新的途径，首先就是吸引非党人士参加共产党自己的改进工作，其次，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我深信，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领导人们，不论是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提高他们的认识和工作的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人们热烈发表意见的过程中，有些错误和缺点被揭露出来了。人们认识到，我国革命的新阶段要求我们有一种新的态度，具备一种新的才能，特别对那些身居领导地位的人们更是如此。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见解，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我们必须永远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学习；而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的确是无穷无尽的。 我对有些人所发表的一些谬论，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评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做好任何事情。从这种见解出发，他们进而提出在各种机构里处于决策地位的共产党代表和党委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说这样会限制民主，会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又说共产党员们既然不懂技术，就不能领导等等。当然，什么地方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加以纠正，并且纠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须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 上面所说的毛病的根源在于那些处在领导地位的人们的思想情况和工作作风。不论在那里，只要共产党员——非党人士也一样——没有充分尽职，只要他们因为过去的革命成绩而居功自傲，只要他们染上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那里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正常，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搞坏，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就紧张。 另一方面，在任何地方只要领导人员认真努力地去彻底学习他们的业务，虚心，周到，老实和诚恳，那些地方的党群关系就搞得好，同时也证实了共产党是引导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这一原则。因此，在目前这个为了清除障碍以便加速前进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将斗争的重点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是我们的死敌。我以为，否认我们已经获致的伟大成就和咀咒共产党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极端荒谬的，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得改正错误成为我们社会固有的一种机能。 从我三十余年革命工作的经验中，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认识是它根据对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科学态度去追求真理，并且为真理而奋斗。只要共产党保持这种纯洁性，它就会对我们国家和人民作出最大的贡献。我们要在这方面好好向它学习。我们也有权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为自己确立最高的标准，并且同广大的群众保持始终一贯的联系，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荣誉。行使我们这项权利的办法就是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使它获得成功。同时，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决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或它的领导地位。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

第1版()专栏：　　首都高等学校师生社会主义斗志高涨 真理和事实击溃了右派分子 新华社20日讯　在首都各高等学校中，教师、学生发动了反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斗争以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社会主义正气面前已纷纷溃退，目前斗争正在发展中。现在，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都在一面划清政治思想界限，一面反击反动的言论。各校的大字报上到处是批驳右派言论的短文，在各校的辩论会和自由讲坛上，情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变。过去学校中极少数右派分子曾经向党、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的攻击，他们的反动言论虽然从来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慨和驳斥，但是还有一部分群众为这种言论所迷惑，或者认为这种言论虽然错误，但是可以不去反驳。现在是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已经看清楚了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实质，很多有正义感的人都积极参加了对反动言论的反击，而右派分子则缩在一旁，有的不敢露面了，有的在无可辩驳的真理和事实面前，被迫检讨，表示悔改了。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王德周现在正在寻找遁词，企图蒙混过去。不少学校过去在部分右派分子煽动下组织起来的社、团、或右派分子公开出面组织的社、团已经纷纷瓦解。北京大学以物理系学生谭天荣为首组织的“百花学社”，过去曾到许多学校煽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社里的许多社员已宣布脱离这个组织。　　右派借“帮助整风”为幌子叫嚣反共反社会主义 从5月初以来，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对学校存在的不少错误和缺点，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也有些意见虽然不够正确，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动机是好的。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右派分子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之下进行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叫嚣。这些叫嚣是和校外的反动言论相配合的。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列主义，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然产生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打着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来反对共产党领导，说是要“取消共产党在一切国家部门的领导”，“必须取消党的领导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如果一个党领导，必然会保护三害”，他们还打着反对官僚主义的幌子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要发动“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他们想利用党所发动的整风运动来推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说“三个主义的根源是社会政治制度产生的，要铲除‘三害’就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不少的教师和学生，因为响应党的号召，注意力集中在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所以一时没有考虑到去辨别右派分子言论的实质和目的。也有一部分人由于自己的思想立场不坚定而暂时地附和了右派分子的叫嚣。虽然对于某些露骨的反动言论，立即有很多教师和学生表示反对，但是他们一发言，右派分子就说他们“阻碍鸣放”，阻碍对党提意见，阻碍他们帮助党整风，加以阻止。特别是对于党员，右派分子煽动了部分群众，向他们进行恶毒的攻击，说他们拒绝批评，企图堵住他们的反批评。当时学校中的党组织没有立即对右派分子的言论发动有系统的反击，是为了让党内外群众都能够充分地畅所欲言地对党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和意见，同时在这种过程中认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并且经过独立的考虑，辨明是非，以便达到在思想上和右派分子的反动观点真正划清界限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种目的果然达到了。　　广大师生认清了右派言论的实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是不是立场问题？”等社论，促进了各校的斗争形势的转变。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们头脑冷静下来了，他们在批评党的缺点同时，也转过来考虑右派分子言论的目的和实质了。13日到15日二十一个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人作了整风检查报告，接受了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对学校领导工作上的错误所作的正确批评，并且根据这些意见开始改进工作。同时，指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必须展开讨论和反击。各校的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看到了领导者整风的决心和诚意。他们又把校内的右派分子反动言论和社会上的一些反动言论联系起来看，逐渐地认识到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的事实，发现的确有人在颠复工人阶级的领导，想开倒车，要把新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北京师范大学教员李思温说：今天右派对我们的斗争是为了争夺领导，我们不对这种行动进行斗争，是很危险的。许多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在看到了史良等人所揭露的章伯钧和储安平等人言行的真相以后，革命警惕性更加提高了。 有些一度被右派分子的言论迷惑得较深的人，现在也投入了反击右派言论的斗争。人民大学的学生洪有仲过去是机关工作人员，曾跟着右派分子法律系学生程海果（即林希翎）走。在许多学生驳倒了程海果的反动言论后，洪有仲说：“我喝了一杯无色的毒水！过去土地改革斗争我胜利地经历过来了，而现在进行社会主义斗争，我几乎走错了路。”他在反驳右派分子言论的辩论会上，揭发了右派分子捏造事实、煽动青年学生对党对国家不满的阴谋。　　右派的所谓“事实”全是故意夸大和捏造 从16日以来，各个学校里的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已纷纷转入反击右派分子言论的斗争。他们首先经过调查研究而分析了右派所提出的 “共产党已经不能保证我们国家进步”的“事实”，发现这些“事实”不是故意夸大工作中的个别的缺点，就是完全捏造出来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程海果，认为今天的社会制度非彻底改革不可，可是这个人所引用的四十多件材料，现在已被学生们一件一件的揭穿了，其中除了几件是报纸上早已登过的外，其余的都是她自己捏造的。教师们和学生们引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了“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的反动言论。人民大学教授、生活指数专家杨学通指出，在解放以前的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旧中国，当权者不断地进行卖国活动，他们从1840年到1935年，和帝国主义订立了二百六十七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人民大学一百多个工人出身的大学生以自己在解放前所过的非人生活和今天能够免费上大学的事实作对比，对反动言论进行了驳斥。有的教师引用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土地改革、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领导全国人民在工业、农业生产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谓“必须取消党的领导才能促进社会发展”的谬论。过去，右派分子努力想使人相信“三大主义的根源在社会政治制度”。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驳斥了这种阴谋，他说，为什么不反过来追问一下：谁在领导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运动呢？实际上反对这些毒害的是共产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执政的政党，一个执政的阶级提出过这样的主张，这证明这些毒害的根源不在于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社会政治制度。他又说，如果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历史的许多事实证明，“三大主义”只有更加严重，现在所存在的“三大主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少，而且性质迥然不同。右派分子理屈词穷到处碰壁 现在右派分子在各学校里到处碰壁，已经丧失了前些日子的狂妄的气焰。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程海果，过去曾在校内外发表了几次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人民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五次辩论会，把她的论点逐个的驳倒，程海果已感到理屈词穷，最近两次辩论会都不敢出席，对人说：“让我关起门来考虑考虑吧！”北京大学的反动小集团所谓“百花学社”，曾以“北大民主接力棒”为名编印了刊物，在这个刊物里造谣说北大已被“反革命统治了”，“闹得比波匈事件还凶”，他们把这些刊物寄给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等学校，现在这些刊物和秘密信都附有严厉指责的回信而被退回来了。他们把所编刊物——“广场”交给北京印刷一厂排印，印刷工人们发现这个刊物的内容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们极为气愤，拒绝给他们排印。这件事发生后，他们企图在校内“控诉”工人，当他们要去学校播音室借扩音器时，播音室的工人因为反对他们对工人的无理“控诉”而拒绝借给他们，谭天荣又动手打了这个工人。北大的学生们这几天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上，纷纷指责他们的不法行为。 18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广播了，这使各个学校反击右派言论的斗争更有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航空学院的师生在这天举行的全体人员大会上通过了一封致各报社的公开信，信中说道：我们热爱社会主义，谁对我们的幸福生活表示憎恨，谁对我们党进行污蔑诽谤，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坚决地永远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把右派分子完全击溃，不把反革命分子完全肃清，我们决不收兵。

第1版()专栏：　　我们有了同右派斗争的强大武器 武汉工农群众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报告 本报武汉20日电　此间广大工农群众对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表示热烈拥护。 武汉国棉一厂女工李淑兰读了毛主席的讲演全文，兴奋地说：“有了毛主席的讲演，我们就有了跟那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作斗争的强大武器。”老技工潘宝兴说，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明明显显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六亿人民朝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但是，那些右派分子竟想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反对我们党的领导，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可耻行为。 毛主席讲演中提到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个标准，引起武汉市干部和工人的极大兴趣。他们认为，在大鸣大放中，我们认识不明确，有了六条标准就明确了方向，眼界宽广了。长江大桥工程管理局老领工员梁金山说，毛主席提的“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是十分正确的。他说，在我们国家中，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企业里有职工代表大会，我们有什么意见，不是在这里可以畅所欲言吗？这种民主自由，完全符合我们劳动人民的利益。如果让那些右派分子高谈资产阶级民主，搞什么“两院制”和“政治设计院”，那才是剥夺我们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哩！ 武汉市郊区解放乡新桥农业社干部和社员看到毛主席的讲演全文后，一致认为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估计十分正确。他们指出，有些人说合作化搞糟了，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完全错误的。社员谢家运以解放前的辛酸生活——四十二岁还当光棍，直到解放后才结婚生孩子的事实，驳斥说合作化搞糟了的谬论。他说，我们翻身全靠共产党得来的，说合作化搞糟了的人，不是有意破坏合作化，就是思想上十分反动。

第1版()专栏： 眼睛更明亮、是非更清楚、信心更坚定 解放军官兵学习毛主席的报告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热烈学习渴望已久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 18日傍晚，南京部队很多单位的有线广播台，都转播了毛主席讲演的全文。很多同志连续听了两遍。海防前线某舰的官兵，聚集在甲板上和住舱里的扩音器周围，全神贯注地收听了毛主席讲演的广播。许多住在城市的官兵，还买了刊有毛主席讲演的报纸，聚精会神地仔细阅读。 人民解放军许多官兵在收听和阅读了毛主席的讲演以后，都认为正当进行整风和反击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时候，这个讲演给了大家新的思想武器，使大家眼睛更明亮了，是非界限更清楚了。空军某部刘炳南说，毛主席讲演里关于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六条政治标准，又一次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能够在右派分子利用整风机会向我党疯狂进攻中，更能站稳立场，分清是非界限，使我们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增加了信心和力量。海军某舰舰长张序三说，人们可以用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标准去鉴别什么是鲜花，什么是毒草。北京驻军许多官兵表示，一定要以毛主席的讲演作为武器，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学会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展开坚决的斗争。 许多部队领导机关在毛主席讲演发表后，立即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学习毛主席讲演的指示。武汉部队政治部已经决定各部队以两周时间学习毛主席的讲演。

第1版()专栏：　　首都高等院校学生会主席号召全体同学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加强锻炼 据新华社20日讯　首都二十八个高等院校学生会的主席在今天的集会上，一致表示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许多院校的学生会主席在会上慷慨激昂地传达了大学生们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的决心。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赵震江说，我们还记得“一二·九”运动时，国民党反动派以“爱国有罪”镇压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都是卖国政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我们才有今天这样安适的学习生活。现在，右派分子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企图在学生中找寻他们的“市场”，但是这个阴谋失败了。 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谭浩强说，这次同学们向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是解放以来对广大学生的一次最深刻的教育，使我们看到社会上有许许多多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也还有少数右派分子的野心家。他说，右派分子看到我们青年学生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看到我们很多同学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想利用这些弱点在我们青年学生中搜罗他们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的幻想正在被事实粉碎着，我们广大的学生一定要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作工人阶级的后备军。 中央民族学院学生会主席葛格日呼代表他们学院五十多个民族的二千四百个同学说，我们各民族青年都从亲身的经历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这样美好的学习生活。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的谬论，提高阶级觉悟。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等院校学生会主席都表示坚决跟着党走，一定要与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划清界限，用劳动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主席万泰和也在会上发言。他希望广大同学很好地学习、讨论毛主席的报告，武装自己的头脑，明辨是非，在这次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胡启立最后发言。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学生在思想上的弱点，利用学生缺乏阶级斗争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弱点，散布谬论，挑拨煽动，想在学生中找到他们的后备军的希望是破产了。同学中的“害群之马”是有的，但这是极少数。这些人有成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为，已在一部分同学中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但是，现在当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对这些谬论和错误行动展开深刻的批判以后，全体同学的思想觉悟就必将大大提高一步，从而进一步加强全体师生的团结。他接着指出：“在同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他们一般是拥护党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但由于思想片面和偏激情绪，对具体问题没有分析，对反动言行缺乏警惕，因而，有时就迷失了方向，上了右派分子的当。对于这样的同学，我们要尽力地帮助他们，亲切地和他们进行共同的讨论，只要讲清道理，他们是很容易清醒起来的并且可以从中取得教训。胡启立希望广大同学努力学好毛主席的报告，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这次风浪中积极的自觉的锻炼自己，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忠诚服务的劳动知识分子。

第2版()专栏：　　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在民革党内开展整风运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李济深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式发表了，它指出了我国当前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道路。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伟大事件，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民革全体同志应当深入学习这个伟大的文献，站稳立场，认清方向，辨明是非，驳斥一切反动和错误的言论和行动。 毛主席在讲话中，对于怎样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并且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判，唯有合乎这六条政治标准，才能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最近在帮助中共整风中，我们民革内部也暴露了一些右派分子利用这一机会发出许多违反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荒谬言论。这是与我们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与这些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巩固我们党的正确思想领导，才能跟着共产党继续前进，才能具备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 我认为我们民革在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时，必须立即在党内开展一个以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我号召民革同志积极进行党内整风；更诚恳地希望中国共产党给我们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领导我们搞好这个整风运动！

第2版()专栏：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报告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沈钧儒 毛主席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了。我读了之后，感到非常兴奋，而且表示衷心的拥护。毛主席的这篇讲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我们民主党派、民主同盟的同志们应当认真地学习。 我们民主党派内部、民主同盟内部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的言行违背了毛主席在这篇讲演里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我认为，我们民主党派、民主同盟的同志现在学习毛主席这篇讲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学习这六条政治标准。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辨别是非，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第2版()专栏：　　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中国致公党主席　陈其尤 6月19日北京各报都刊载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详尽而正确地分析了目前在我国存在着的革命实践中和思想战线上的十二个根本性的问题，并作出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正确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发展，是我们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根本指针。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所作出的各项指示。 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和目前国内客观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首先展开了党内的整风运动，并邀约各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并且贯彻着边整边改的方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虚怀若谷、知过必改的大公无私的伟大实质。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本着爱护党，和一切为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而善意地提出意见，以帮助党改进工作，以便党更好地来领导和团结我们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可是，在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整风运动的时候，竟有些别具野心的人乘机发表了各种敌视党、诬蔑党、和与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完全违背的反动言论。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害的根源”、“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等等无稽谬论，尽管说法不同，但它们的实质推论到最后都是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这些话的人是不是无知呢？不是的，他们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他们不是无知，而是有意。有意来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对这些危言谬论给予无情回击，坚决和它们划清政治和思想界限，绝不能让他们嚣张起来而阻碍整风运动的健康进展。 我个人曾参加过旧民主革命，虽然参加当时革命的人，不乏忠贞热血之士，为革命牺牲一切，但结果仍然失败了。后来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接着胜利地而有了今天的繁荣幸福。全国人民早已选择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已和共产党产生了血和肉的关系，我们已和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不可分的无隙整体，谁也不能动摇我们全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所有谬论一定会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下被粉碎。一切右派分子若不彻底交代，亦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非无产阶级的、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在我们致公党的成员中，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是有碍于我们工作的开展的。因此，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行政会6月18日已作出了在致公党内进行整风的决定，我们致公党的每一成员必须认真地好好学习这一伟大文件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以求端正思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通过这一运动坚定阶级立场，与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

第2版()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18日讯　国务院第四十二次会议任免一批国家机关、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任命杨秀峰、徐迈进为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曾涌泉为外交部副部长； 倪伟、宋平、柴树藩、刘明夫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韩光、刘西尧、张有萱为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高文华、张雨帆为水产部副部长，金城为部长助理； 罗成德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白认为部长助理； 吕东、夏耘、高扬文、刘彬为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林泽生、袁宝华为部长助理； 陈云涛、焦善民为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涛、杨思九为部长助理； 杜星垣、王彬、王西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 白坚、韩纯德、沈鸿为电机制造工业部副部长； 周建南、朱毅、杨寿山、鞠抗捷为部长助理； 薛迅为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 孙敬文为城市建设部副部长，傅雨田、贾震、秦仲方为部长助理； 宋乃德、吴生秀为轻工业部副部长，李铁轮、李人凤、张先进为部长助理； 胡明、罗叔章、狄景襄为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夏之栩、张道吾、王毅之、王中、曹鲁为部长助理； 唐子奇为森林工业部部长助理； 谷春藩为邮电部副部长。 任命张化东、郝希英、王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商务参赞； 张耿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赛自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宋之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加尔各答总领事； 秦加林、庄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参赞； 施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姚登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锡兰大使馆参赞。 任命乌兰夫为内蒙古大学校长，郭以青为副校长；苏步青为复旦大学副校长；刘佛年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谢飞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肖英、张席禔、王鸿祯、陈子谷为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邓洁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雷圭元、庞熏琴为副院长；王澜西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卢梦为副院长；于仲友为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欧阳朴、义乐图为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黎靖为东北地质学院副院长；高庆春为西北工学院副院长；原政庭为陕西师范学院副院长；丁子文为西安师范学院副院长；季文美、陈力为西安航空学院副院长；刘宠光为上海水产学院副院长；范绪箕、邓永清为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林非倧、凃西畴为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路拓、周道为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副院长；王甲纲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孙耀华为武汉体育学院院长；高扬为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陈践明为成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刘博泉为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 免去徐雪寒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职务；钟夫翔的邮电部副部长职务；叶青山的卫生部部长助理职务。 免去张世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职务；柳雨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加尔各答总领事职务；李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参赞职务；施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共和国商务代表处副代表职务。 免去潘菽的南京大学校长职务；路拓的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职务；郭以青的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职务。

第2版()专栏：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族平等 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少数民族驳斥右派言论　　今日的内蒙古牧区：牛羊成群，吃穿不愁，民族团结，日子太平 本报呼和浩特19日电　本报记者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几个蒙古族干部，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驳斥了某些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的胡言乱语。 哈迪同志十年来走遍了牧区各旗，接触了成千上万的蒙古族牧民。他说，无论男女老少，一谈起来就说，咱们蒙古地方从来也没有这么好的世道：牛羊成群，吃穿不愁，民族团结，日子太平，多坦然！哈迪说，牧民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深深地教育了我，就像在我身上加了钢一样，加强了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但是，一些右派分子大叫共产党不好，要共产党下台，这哪里是人民的声音呢？当然，新社会人民内部也有矛盾，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人民完全相信共产党可以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各方面都会一天比一天更好起来。 贡布若希同志说，葛佩琦说共产党脱离人民，人民要杀共产党。可是，事实怎样呢？旧社会我们少数民族受歧视，出门抬不起头来，不敢用本民族语言说话；现在却是处处受尊重，出门坐火车，或到北京去，会得到各种方便和帮助，所以大家都愿意说出自己是少数民族。这都是因为执行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少数民族才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以我们畜牧厅来说吧，在主要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五个厅长中有三个，十二个处长和办公室主任中有八个都是少数民族。而且少数民族同志一般都担任了正职，真正做到了有职有权。解放后十年来，内蒙古培养了两万多民族干部，在各方面担当和管理着本民族的事务。这样的事假若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难以想像的。　　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把天下的河都变成墨，也写不完共产党领导的好处。 本报乌鲁木齐20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表示异常愤慨，纷纷驳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政治学校副校长买合买提江·马合苏木（维吾尔族）说：多少年来我们为了民族的平等权利，作过无数次的斗争，不知流过多少鲜血，但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都失败了。七年多来，有了党的领导，自治区各族人民团结友好得像亲兄弟。实行区域自治后，各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他说：托克逊县有一条河，两岸居住着哈萨克、柯尔克孜和蒙古人，解放前，两岸各族人民互相歧视、互不往来，河上从来没有架起过一座桥。解放后，各民族人民相亲相爱，把桥架起来了，各族人民建立了新的关系，每逢谁家婚丧喜事，相互祝贺、安慰成了风气。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得好，哪会是这样。可见那些说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人的人是大错特错了。 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杨逢春（回族）说：自清朝统治到解放止，新疆各民族人民没有一天不是生活在相互歧视、仇杀的灾难中。解放后，自治区十三个民族亲如骨肉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外国穆斯林朋友们在这里参观了之后，也都连声赞颂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深得人心。所以，诬蔑党的言论，遭到我们各族人民的诅咒是很自然的。 著名的维吾尔族舞蹈家康巴尔汗激动地说：我们从心底感谢党和毛主席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和关怀。她说：短短的几年来，维吾尔舞蹈已在各民族的、特别是汉族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不但流传到祖国各地，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喜爱，而且，我们少数民族的歌唱家、舞蹈家还多次有机会参加国家的文艺代表团出国，在苏联、印度、埃及、阿富汗等十六个国家中的演出都博得了好评。我们要维护党和国家给的荣誉，以更加勤苦的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实际行动，来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 哈萨克青年诗人、自治区作协副主席布哈拉说，由于我要写作，我常生活在哈萨克人民中。哈萨克族人民从亲身的体验中，得出的结论是：衷心拥护共产党。可是，右派分子却要背离党、咒骂党。他说，储安平来新疆写作，我们能给他专车坐，派出得力翻译帮助他，也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否则，怕他连毛驴也骑不上。布哈拉说，让我再用“哈森与加米拉”电影中的诗来表达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声：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把天下的河都变成墨，也写不完共产党领导的好处。　（新疆日报编辑部）

第2版()专栏：　　说几句心里的话　　燕京协和神学院研究教授　赵紫宸 在这大“鸣”大“放”，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期，我因身体不好没有说什么话。但是在报纸上读到一班做部长的，做日报主编的，做资本家的，做人民大学讲师的人发表的言论，心中颇觉不平。这些人都是有丰富经验的，有过长期学习的，对于社会政治应该有相当了解的，对于中国也应该是热烈爱护的。为什么他们竟会大放谬论，竟会要定息二十年，说定息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说什么党天下、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群众要杀共产党、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等等完全不合理论，又不合事实的话呢？其中定有缘故。 我并不要为中国共产党说好话；中国共产党也不需要我列举他的功绩。我只问我们认清了是非没有，我们爱国不爱国。让我先提一提“平反”这个问题，说一说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在三反中吃过苦的，而且觉得苦不胜言。但是我不要平反，因为我所受的是对于一个年老的人，一个思想不容易改变的人，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当三反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在革命的过程中；人民应该要彻底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素来与帝国主义分子共事的，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之上；究竟是在人民方面呢，还是在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不容易的。但是在我经验中，与我接触的党员都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来与我相交的。偏差是有的，过火也是有的；但是总起来说结果是公道的。据我所知道与我经验相同的不在少数。若因经历偏差，受过打击，不问所受的教育如何，所得的实益如何，只是怀恨在心，思想报复，那实在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的狭窄心怀，那实在是完全不明白革命的意义。至于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误捉误杀，也可能有的，但是从全面来看问题，中共是真心爱人民，服务人民的，是十分宽大的，极其包容的。 我不想说许多事，简单地说，要国家付资本家二十年定息是把障碍放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是不承认资本家是剥削阶级。这对于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有极大的害处。与这相连的是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想法，已经有许多人指出过不劳而获就是剥削。 经济生活上决没有不劳而获这个事实。资本家在反动的本质上想出这种言论来自然瞒不过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身受剥削，备尝剥削的滋味的。然而国家竟规定发付定息，七年为期，七年之后，还可以拖一个尾巴。这是照顾资本家无微不至的至意，这是让资本家有充分的工夫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已经学习过一个时期的，正在变为劳动者的资本家为什么竟会完全不明白这个意思呢？付二十年定息，对于现在在转变中的资本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对于我们的国家又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我本来想爱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想想倒觉对于一些人爱国是未必容易的。国家第一，个人的利益本其次而又其次，谁不知这个呢？到了紧要关头，有些人显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葛佩琦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储安平说天下是“党天下”。人若不见利忘义，这些话怎能从嘴里说出来。请回想一下1931年到1945年，再回想一下1945年到1949年。日本鬼子吞了中国的一大部分，蒋介石以打共产党为第一件事，打日本鬼子为第二件事。试问没有共产党中国能独立自存么？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利用了蒋政权来制服中国，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做美国的尾巴。试问没有共产党，中国能够摆脱枷锁独立自存么？中国驱逐了帝国主义，消灭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组成了工农联盟，最近又有了工农与知识分子的联盟，国家在突飞猛进中建设起来，究竟是谁领导的呢？共产党有缺点，犯错误，它自己最知道，最明白，所以要整风，所以要大家善意地给予帮助，使他消除阻碍它前进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但是无论这三害完全除得掉与否，中共是必须领导中国的。从古以来，没有一个团体一个党能够领导中国到这样强大巩固，满有希望的地步。中国的存亡全在于是否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的人决不愿中国亡，决定要中国存在而且富强独立自由，自然也就愿意由共产党完全保持领导权。在今日，若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的，果然还有一点爱国心么？共产党不领导，当然由各党派平分领导，情形不会像十年以前一样么？在今日的国际情势之下，中国会不亡么？ 倡言“党天下”的是不是野心勃勃要使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平分天下，我以为党并不要，也并不曾独占天下。因为中国是六亿人民的天下。党是六亿人民的领导人，而六亿人民也只相信共产党，只肯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党并没有排斥党外人士在它领导之下，参加领导，那些发表谬论的部长们，日报主编，人民大学讲师自身就是这一点明显的凭据。但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工农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使大家从不可言喻的痛苦，贫穷，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从来一贯地服务人民，谋人民的福利，把国家奠定巩固独立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得到了全国的信任，由信任而得到了领导权。请问问全国的人民群众，全国的工农阶级，全国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肯不肯让别的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平分天下，轮流执政。人民现在对于别的党派持着什么态度我不知道。就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要犯错误，总是把自己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最合理，最为妥当，最为于国家有利。由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政策从来是正确的，英明的。当然它的领导权是摇不动的；蜉蝣撼大树，多见其不自量。但是现在竟有人会想做蜉蝣，野心勃勃，要作分而治之的幻想，要轮流执政，既昧于国内的情势，又不察乎国际的局面，异想天开，真是匪夷所思。听人说中国若不让那些野心勃勃的右倾分子，甚至于反动分子分享些领导权，匈牙利去年十月的事件会在中国再演出来的。这真是胡说。中国全体人民是爱国的，谁都不能摇动了中国已经奠定的根基。 今日中国是一个统一团结的国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实。这个统一与团结不仅是地理上的事实，也是全国人民生活上、心理上的事实。各人民团体内部虽有矛盾，却已经是团结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彼此之间，虽或未免还有隔膜，但他们之间的团结是再也不能打破的。共产党与全国人民更是团结一致，血肉相连。这就是中国最大最可贵的力量。 没有这样的团结，我们今天还能不做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刀俎之下的鱼肉么？还能在全世界上举起头来、自傲地作自己国家的主人翁么？这个事实已经明显不过。而为什么还会有人弃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而想要与共产党分得领导权呢？ 分领导权不是会使中国分裂么？不是会破坏史无前例的统一与团结么？不是会危害中国的国命么？所以我不能不说凡是爱国的人决不发“党天下”，“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的谬论。 中国是走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谁要想走另一条路，谁就是危害国家的危险分子。而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短时期内立刻就达到。“不劳而获”、“定息二十年”的想法不但会延迟我们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时日，而且发展起来可能转移我们的定向，可能延长资本主义残余的寿命。这于中国是绝对不利的。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际，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在逐渐提高。否认这个事实便是没有心肝。工人农民以及人民群众早已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社会主义发展之中，有些人的生活享受的确是降低了一些。自己的生活稍微降低了一些，就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那就是说谎，就是造谣。论到有些人生活享受降低，我是有经验的；因为我从前在大学里当教授，养尊处优，生活果然比现在舒服得多。现在我年老的时候，要看病在医院里挂号不容易；要理发在理发馆里要耐心等待；要吃肉要在肉铺面前排队，而且不定买得到肉；要修补皮鞋，定做衣服，要耐着性久待；要坐车只好与人民大众去用力挨挤。我常对家里的人说笑话，“我是热爱社会主义的，而今日社会主义冒起头来，于我实在太不方便。”但是我还是欢欢喜喜地盼望着社会主义的成功。因为排队的事实就是表明，现在人人可以得医治，人人可以吃肉。我受一点限制，本是理所当然。栽树的人不必吃果子，子孙自能得到吃果子的好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大众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为的不但是今天，而且是更好更幸福的将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据我看全世界也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类才真的有希望。不要说今天人民的水平已经有了提高，就是说提高得不多，也没有关系。要使六亿人口人人有吃有穿有住——这是已经做到的——是何等艰巨的伟业。人民大学的讲师，而且是讲经济学的葛佩琦先生似乎应该晓得这一点。 再者，不久以前我们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无产阶级专政是何等重要的事情。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又要盼望着从社会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我是宗教界人士，也是无党无派人士，没有细心地研究过马列主义。但我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才能胜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切颠复活动，一切残酷的、志在消灭我们的侵略。即不为别的，只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富强，一个爱国的人，就不能不拥护满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专政是针对着资产阶级的，是针对着一切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残余的。而这个专政只有共产党能领导能实现，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别的政党，那一个能在这一个极端重要的事业上取共产党而代之。因此“党天下”，“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的说法是荒谬绝伦的、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思想。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已经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今日的国际威信是与日俱增的。我们可以说一句公道话，真实话，就是：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大家才有我们的天下，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昂然立足于世界之上，一切凶恶的、压迫人的、剥削人的、杀害人的势力才不能丝毫摇动我们。 共产党要我们帮助它整风，我们自然要努力。到了现在我也感觉得党里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有了严重的发展与蔓延。对于这一点，共产党自己最清楚最明白，它要得到党外人士的批评与指摘。我从基督教界里的角度观察，觉得党有很好的宗教政策，而没有充分的宣传，认真的贯彻。例如浙江温林一带，湖南安徽各省，有许多乡下教堂还不许开门，不许举行礼拜。信教的人民有急切的需要而服务人民的地方政府只是上级推下级，下级推上级，好像玩足球的把戏。察其原因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三害在那里作梗。我相信经过整风，这个三害一定可以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而整风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叫我们更迅速地、更稳步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叫我们扫清一切反动的谬论，更有信心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增进我们人民的幸福。

第3版()专栏：　　从国外，从边疆，从全国各地，愤怒的信件雪片飞来 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痛击右派 本报讯　愈来愈多的大学生给本报来信表示：要和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努力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从6月10日到20日，本报共收到七千九百九十四封驳斥右派分子言论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各地大学生的来信八百多封。这些充满了青年学生满腔愤怒的信件，来自祖国各地，其中除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各高等学校学生的来信以外，还有四川大学、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陕西师范学院、东北人民大学、东北工学院、东北农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江西医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山东大学、浙江医学院、山西医学院、内蒙古师范学院、河北农学院、河北医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高等学校学生的来信。这些大学生的来信中，有许多是集体签名的。如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的一封来信有一百三十多名学生签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一封来信有八十名学生签名，清华大学的一封来信有二十三名学生签名。这些来信除了痛斥葛佩琦、王德周、储安平、杨玉清等人的谬论以外，对章伯钧、王尊一等右派分子的言论进行了批驳。特别在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会上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手法后，大学生更加愤怒。正在紧张准备考试的学生也挤出时间给本报写信；已经写过信的，来信质问本报为什么不登他们的来信。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一年级一班署名“十九名大学生”的来信说，从最近报纸上揭发的事实可以看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是有组织地一脉相承地向党的进攻。他们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企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许多来信对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上议院”作了具体分析，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企图把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拉回到资本主义深渊中去，这是人民万万不答应的。清华大学郑文会在来信中对章伯钧所说的“历史人物”提出了责问：反革命分子胡风早为人民所唾弃，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斥责，而章伯钧认为他们是“历史人物”；相反地卢郁文先生仗义执言，章伯钧却认为他是“小丑”，这是什么意思？章伯钧是不是也想做这样的历史人物？ 对于章伯钧的空洞的检讨，许多大学生表示不满。他们在来信中说：章伯钧的检讨是不诚恳、不老实，也是极不深刻的，把这份“检讨”和史良等人揭发的事实联系起来，不难看出章伯钧是在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北京大学张寿春来信对章伯钧检讨中所说的“认识模糊”、“自由主义态度”的问题提出了意见。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储安平是反对党、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击中了要害”的急先锋，而章伯钧在暗地里对这些人赞口不绝，这难道是“认识模糊”吗？许多大学生不同意章伯钧在检讨中说自己是被右派分子利用，其实，章伯钧就是右派分子。 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的反共言论发表后，许多大学生来信把它当作一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最恶毒的言论。中央音乐学院程瑞征等十五个人来信说，王尊一把中国人民分成四等，这决不是出于这位讲师的无知，而恰恰暴露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王尊一发言中的各个错误论点，大学生们也逐一地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北京俄语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唐晓风来信说：我是王尊一发言中所说的“第四等人”，可是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党员和团员的任何歧视和排挤，因此也从来没有低一等的感觉。唐晓风接着说：共产党一直教育自己的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要求党员比群众尽更多的义务，而不是享受特殊的权利。事实也证明了绝大多数党员是勤勤恳恳的，是谦虚的，也是联系群众的。这怎么能把党员称之为特殊的“第一等人”呢！显然，王尊一是在制造分裂，是在恶意地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 王尊一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诬蔑，对国家政权的恶意中伤，受到学生们一致的严厉的申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江承桢等七人来信质问王尊一：共产党掌握政权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像你所说的那样做一个第一等高贵的人吗？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劳动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各民族团结了，不合理的制度改变了，……王尊一先生，你难道看不见吗？你能不承认吗？ 远在苏联莫斯科有色金属及黄金学院学习的章振根、莫斯科矿业学校学习的何秀璋和刘忠孚、在列宁格勒学习的吴国安，在匈牙利学习的邹国昌都来信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

第3版()专栏：　　用自制炸弹谋害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 反动分子杜茂金已被逮捕 本报讯　本月17日晨零时十分，在本市西四区报子胡同十二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住宅的南屋，突然发生爆炸事件。爆炸物是由临街的一个约八尺高的玻璃窗口投掷的，当即在窗口上爆炸，玻璃被打碎，屋内起火。住在南屋的该院保卫科科员邢焕明的被褥、衣服给烧毁。因及时抢救，屋内三人没有伤亡。事后，据查这个爆炸物的外壳是玻璃瓶，内放火药、铁片、滚珠等物。 这个案件，市公安局已于20日十二时四十五分破获。罪犯杜茂金现年二十三岁，原是北京医学院学生，现任市五十三中见习教员。市公安局根据所获证据，已将该犯逮捕。在审讯中，该犯已承认用自制炸弹谋害曲正的罪行。现在案件正在继续审讯。

第3版()专栏：　　首都各大学愤激声讨 炸弹是吓不倒我们的！ 本报讯　17日下午，北京医学院学生会接受同学的要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大家一致对反动分子谋害党委书记的破坏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抗议。大家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同反动分子作斗争，提高警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哲学、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代表马模贤在发言中指出：这一事件说明我们现在还面临着阶级斗争。最近有人在叫嚣要我们党下台，要杀共产党人，现在反革命分子已见诸行动了。我们要提高警惕。卫生系学生代表戴美美说，我们要站稳立场，要站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最前列，坚决打退任何反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在这个群众大会上，还通过了给全北京市大学生的一封信，他们向同学们呼吁：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粉碎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为打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斗争！炸弹是吓不倒我们的！ 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许多学校学生也分别集会和张贴墙报，声讨反动分子在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住宅投掷爆炸物的事件。

第3版()专栏：读者来信　　质问王尊一！ 读了王尊一的文章，我压不住心头愤怒，实在缄默不着了。 我不拟对王尊一的谬论一一驳斥，因为事实总是胜于巧辩。不过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民，我要向王尊一提出几个问题。 这位讲师恶毒地把专制压迫、暴戾残酷的周厉王、秦始皇影射我们敬爱的党的领袖。 我要问王尊一，世界上有哪个政党能像共产党这样大公无私，不讳疾忌医？远的不说，就说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广大人民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吗？敢于干预国家大事吗？难道你没有看见过旧社会茶馆酒肆里“莫谈国事”的标语？除非是准备牺牲头颅作为畅言的代价！ 如果共产党不给人民言论自由，最近报纸杂志上的鸣放声作何解释？你这番毒恶的诬蔑言论的发表，又当何论？ 这位讲师呼吁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以真实的民主生活。 我要问王尊一，你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说梦话，还是信口雌黄，抑或别有心计？我们国家自1949年建国以来，哪一桩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是人民代表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等各级政权机关，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参加，这算不算作民主？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工程师，作家、演员、资本家都有代表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连烤鸭厨师、理发师、清道夫都被选为人民代表参与国事，难道说这种代表性还不广泛？还不民主？是不是像资产阶级政党议员们你骂我，我骂你地争吵不休才称为民主？还是诚诚恳恳、广听意见、实事求是、为民解忧的是真正民主？民主尺度要放得多宽？是不是听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流传而不加驳斥？是不是把人们引向右派分子的迷魂阵而缄默不言？ 这位讲师要求毛主席走下“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我要问王尊一，毛主席视察农村、工厂、工地、军舰、连队，深入了解情况，体察民情，你是知道装不知道，还是别有用心？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来临和胜利地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正是由于毛主席视察了农村后写出“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种经典性著作而起了巨大的作用吗？我们的毛主席从来就是以身作则地密切联系群众，提倡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领袖。这难道还有什么可辩驳的吗？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实在不能沉默，不能容忍这种损害党和污蔑领袖的胡话！　　　　　　 北京国际书店总店　张延华

第3版()专栏：　　王尊一，听听我这“第四等人”的意见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非党员，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对王尊一讲师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要作坚决的斗争。 我承认在党内有一部分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如闹名誉地位，争待遇，搞宗派……等等，确实给党带来一定的损失。整风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这些同志赶快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可是王尊一讲师却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骄傲起来，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自由”。这里我要问王讲师：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难道不是思想、言论自由吗？只要回想一下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一个普通人，看了一本进步书籍，说过一句不满的话，就会遭到特务的逮捕甚至被杀害。不必多举了。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就知道今天有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真奇怪，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那一份报纸杂志，那一本书籍，那一位领袖，把中国人分成四等。依我看，中国人只有一等就是“人民”。我就是一个非党非团员，可是正如几万万群众一样，我今天能够自由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由地参加各项选举，自由地呼吸在祖国大地上。我没有感觉到我与党员、团员、民主人士，在政治权利上、在生活待遇上有什么不平等。我更没有感觉到宪法上赋予的一切权利是一纸空文。可是为什么王尊一讲师竟将我们列入第四等人呢？国家机关、团体、学校首长总是党员担任的吗？这是王讲师瞪着眼说瞎话呢，还是王讲师根本不知道呢？据我能记得起的，仅在中央各部中，由党外人士担任正部长的就有：水利部长傅作义，邮电部长朱学范，司法部长史良，交通部长章伯钧，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鼐，文化部长沈雁冰，卫生部长李德全。怎么说正的总是党员担任呢？ 王尊一讲师还举嬴秦统一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谈论诗书者斩首”，“是古非今者灭族”等等来比喻我们的党。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立场？请问王讲师：你在新中国那个城市见到过“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呢？抚心自问，解放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大大的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请看七年来，大专学校培养了几十万的青年专家，工人农民普遍受到中等、初等以及扫盲教育，这难道是过去所能比拟的吗？王讲师这样的论调，真不知居心何在。 “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生活情况。”王讲师又在瞪着眼说瞎话了。大家都可以从报纸、杂志或画报上见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经常到工厂，到农村，到工地访问，也经常接见来自祖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代表。这难道不是事实嘛？今天的农民生活有什么不好呢？不，好多了，比解放前那种“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究竟王讲师是根据什么事实提出这些言论呢？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明白，今天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有了幸福的生活和光明的道路。 党的整风是为了改进党的缺点，增强党和人民的团结，保证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允许任何人借此机会破坏整风运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我坚决要和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斗争到底。　　　　 第一机械部销售局　丁丹云

第3版()专栏：　　应共产党之声有什么不好？ 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董时光先生，早在5月29日以前，就在重庆身先士卒，充当起北京、上海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应声虫”了，可惜今天我们才得知道。请教董先生，您是哪一种群众呢？大概自封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那一种吧？但这只能算您“自封”！以我们看，您倒是应该归入第一种，因为您很够个“应声虫”的条件了。不过，您似乎要比较高明些，因为在您“应”北京某些人的反动之“声”的时候，看来并非“没有头脑”，而是相当有些自觉性和主动性哩。至于我们，对董先生所赐的“雅号”，倒没有什么不快，共产党、毛主席说我们心里想说的话，办我们心里想办的事；党领导我们，教育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脑子指挥我们自己的手脚一样，我们应共产党之声，应毛主席之声，应社会主义之声，真是心甘情愿。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全体干部

第3版()专栏：　　不要上章乃器的当，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胡厥文 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几十年来在旧中国身受三大敌人压迫，过着贫困落后的悲苦生活，亲眼看到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忧心如捣。好不容易盼望到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国人民，领导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社会的面貌大大地变化了，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国家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我们每一个人，稍有爱国心和良心，怎能不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呢？我们工商界中大部分人是有这样的认识和心情的。但是也有少数人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不如资产阶级。我们大部分人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他们却要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章乃器就是这种反动的立场的一个集中的代表者。 一、章乃器的谬论的实质和危害性。 章乃器发出的谬论，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口口声声拥护社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口口声声鼓励工商界克服自卑感，发挥积极性；可是他的实际企图则是暗害社会主义，助长工商界消极、落后的一面，挫折他们积极、进步的一面，使他们消失接受改造的信心和决心，拉回他们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他知道工商界最怕听“剥削”、“改造”、“两面性”、“工人阶级领导”、“阶级关系”这些字眼，他就说：定息不是剥削，只不过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商界在两面性问题上“口服心不服”；说“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界的忧虑；说还有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个“五反”；工商界在合营企业里不能积极守职尽责，是“五反”遗留下来的副作用；不能把阶级关系当作压力；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等等。他知道工商界对于某些积极分子和做思想教育工作的人心怀不满（当然在他们的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的），便打击他们，说他们拥护党和社会主义是说假话的“违心论”者，是“教条主义者”，或者是“习于怕右过左的人”。对于这些谬论，6月8日我在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已加驳斥；此外，不少同志们也做了严肃的批驳，这里不拟赘述。总的说来，章乃器一方面麻醉、欺骗工商界，引诱他们放松改造，乃至认为不需要改造；另一方面，又煽动、挑拨工商界，助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抗拒情绪，目的在于否定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否定阶级关系，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否定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走的一条光明的道路。这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这样斗争中，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真有无穷的感激！它把我们带上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当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想尽千方百计把我们拉回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时候，向我们大喝一声、使我们不致迷失方向的，也是共产党。我们资产阶级分子本来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正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光荣劳动者的目标平平稳稳地前进。但是章乃器却用千方百计阻止我们前进，硬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硬要我们与全国人民为敌。为了达到他的这种卑鄙的目的，不惜颠倒黑白，挑拨离间。我们工商界认识水平虽然不高，但是什么是光明的前途，什么是危险的陷阱，我们还是逐渐能够辨明的。我们已经跟着共产党经历了民主革命的阶段，基本上走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阶段，我们肯定是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章乃器这一类人是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 二、在党领导的全国人民伟大的力量的前面，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企图，一定不能得逞。 章乃器自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他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原不足怪。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取得胜利的今天，他发出怀在骨子里的危害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企图转移工商界接受改造的方向，就不能不说是反动本质的表现。我和他在革命事业中共事多年，对于他的本来面目，有很清楚的认识。他有强烈的领袖欲，他一贯地立异鸣高，看不起群众，不甘居人下，是一个很难共事的人。别人说的话、做的事，只要是不符合于他的愿望的，不管别人的动机如何，说话做事的效果如何，他总是不服气，老是反对到底。别人的成绩越大他越不服贴。他最喜欢有更多的人跟在他后面跑，听他的指示办事。他自以为有理论修养，但是，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理论来强调他的自以为是的主张。他自以为在问题的处理上技巧很高，能说会写，可以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他牢牢地抓住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的弱点，看出党在整风，在号召“鸣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满以为正可利用它对过去一直不同意他的主见，曾经对他进行过批评、帮助的人，实施反击，并对工商界散播反社会主义的毒素，争取更多的人听他的话，受他的摆布。照他自己的估计，他一定可以在这一次斗争中赢得胜利，吐气扬眉。他不是一直承认工商界是有进步性和积极性吗？他应该知道却没有注意到工商界对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觉悟是在逐步加强，站在反社会主义谬论面前软弱无力动摇不定的局面可能是存在的，但工商界终久还是向前看，往前走，绝不会也不可能向后退的。他也应该知道却没有注意到党鼓励鸣放是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准则和基础的。章乃器这次的估计完全错误了。他终于不可能利用工商界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的弱点和党整风机会，逞快一时，实现他自己的企图。他两次在民建会宣教工作座谈会和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大放厥词，充分暴露了自己思想深处的东西，曾得到一些短暂的落后的同情，终久只不过使工商界对他的面目和企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全国人民对他掀起更激烈的愤怒。党领导的全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章乃器自作聪明，做了呆事，失败是注定了的。 我和章乃器是老战友，我没有忘记他过去对革命事业曾经有过贡献，我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私人交情很好，我也没有忘记近年来，我多次给他热情的诤告，但没有得到丝毫的结果，而他的不良表现正在变本加厉；我决不能以私害公，再对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过错姑息下去了。我写这篇文章，揭露他的反社会主义谬论的实质和危害性，殷切地盼望他能悔悟过来，我更殷切地希望全国工商界同志们睁开眼睛，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明辨是非，分析研究他的谬论，批判它，驳斥它，不要上章乃器的当，这样那样地做章乃器谬论的俘虏。我们应该知道，几年以来，我们接受改造有进步，有成绩，得来不易，但是不巩固，我们要坚强地站起来，克服自己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和章乃器划清思想界限，为着平平稳稳地走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而加紧努力。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的相信共产党，尽量的鸣，尽量的放，帮助党整风，因为党的一切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的。

第3版()专栏：　　说几句重复的话　　张治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我都没有发言。有人问我，怎么不发言？其实我早已发了言，就是于3月8日在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可以说是帮助领导党整风最早发言的之一。在这个发言中，我首先说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全国，并且正确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使我们非党人士得到了无数好处，列举了好处六点；继指出党与非党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三个；最后提出要搞好党与非党关系的建议四项。发言之后，各方面反映并不坏。除此，我没有补充意见，所以这次就没有再发言。 那么我对这次许多发言有没有感想呢？我认为极大多数是正确的，对中共整风是有帮助的；但也有少数是片面的，过分的话语，只要没有恶意，也可不必计较；不过有个别的人不是在提意见批评，而是诬蔑谩骂，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引起广大群众的驳斥是必然的。但不知这种人用意何在？是想借共产党整风机会，来把共产党整倒吗？这是多么荒谬妄想！这种人应该明白：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为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国之后，完成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包括抗美援朝至三大改造的胜利，同时又胜利地完成国家建设计划，一切在快速进步发展，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必将成为富强无比的大国，这应归功于谁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的正确的领导！所以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是有崇高而牢固的威信，这样的党，这样的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是任何反动言论或反动行动所能破坏推倒的吗？这不是极其荒谬的妄想吗？ 我们帮助中共整风究竟要采取什么态度呢？就是要展开批评，虽然尖锐些，也无妨，但却出于善意，其动机不是损伤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现在我想介绍一篇好文章：就是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梁思成先生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可算是我们帮助中共整风一个良好范例。他首先指出，整风中所揭露的许多具体错误事实，“所以令拥护党的人吃惊、失望，令敌视党的人称快、高兴”；继指出“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我对党是有很多不满的。”但他却即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并举出一系列领导的伟大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是口头禅，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评价”。他还说，“许多许多缺点都揭发出来了。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可以对症下药了”。他再说“我不但丝毫没有对党失望，失去信心，相反地它增强了我对党的信心……党……将更加年轻，健壮，坚强，更加可爱。”最后他还说了这样几句精采的话：“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分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他这篇文章，对共产党提出尖锐的批评，同时表示衷心的拥护，真是文情并茂，生动有力。我想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看，固然很欣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看，也是会欢迎的。

第3版()专栏：什么话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　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 编者按：“草木篇”原载成都出版的诗歌刊物“星星”创刊号（1957年1月出版）。发表后，在四川文艺界引起许多批评和争论。其中许多批评是正确的，它们批评了这组宣扬了脱离群众、孤高自赏的个人主义，散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敌对情绪；认为这组诗对读者是有害的。也有一些批评文章在态度上是比较粗暴的，这些文章也引起文艺界人士的不满。作者流沙河上月中在对上海文汇报记者的谈话和在四川省文联座谈会的发言里，虽承认自己“从思想到作风，处世为人，都保留着一种骄气，自以为傲骨嶙峋”，但却表示不能接受许多人的批评。他说“草木篇”只是“表现手法太隐晦，生活观察又带片面性，见木不见林”。他“不同意有人说的批评是基本上对的，只是方式有点粗暴”。他认为“这一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派主义”。他把许多批评，形容为“残酷”、“人身攻击，政治恐吓”、“猖狂”、“排斥异端”，他认为“草地”二月号上“草木篇书后”一文“是高峰，这篇文章是声讨宣言，提出了很多问题，可以看成要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二期围剿。”他认为对为“草木篇”辩护的文章所进行的批评是“连坐法，九族皆诛”等等。他把团组织对他的批评说成是“颠倒黑白，叫人痛心”。他还说由于这组诗，他受到四川省文联机关内部的“压制”，通信、行动自由都遭到侵犯等等（见5月16日上海文汇报和5月17日四川日报）。在上月14日至本月13日四川省文联邀请文艺界人士陆续举行的座谈会上，曾经讨论了对“草木篇”批评的是非问题。文艺界人士沙汀、袁珂、张泽厚、蓝庭彬、刘君惠、王益奋、萧蔓若、山莓等在发言中，都认为“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刘君惠并指出：“流沙河在前次会上发言，说他宁肯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作自由的贫困儿，这个话流沙河是理直气壮地说出来的，这就是作者的政治态度，他的爱和憎的最鲜明的表现。”因此，“按本质说来，‘草木篇’是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流沙河指为侵犯人权的省文联党支部负责人李累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最近的座谈会上也指出流沙河指控省文联机关对于他的“压制”是无中生有的。李累说：事实是：团组织在去年二月曾批评过流沙河的思想作风，在“草木篇”发表后，团组织也批评过他，但这同报刊上的批评是两回事。其他所谓“剥夺通讯自由”、“侵犯人身自由”等等，也都不符合事实。他们并揭发流沙河在听到对“星星”上另一首诗“吻”的批评时，曾经公开辱骂：“这些部长老爷们神经衰弱”，“我不管你们这些正人君子部长老爷，你们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 本报编辑部曾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草木篇”的具体内容。除已分别答复外，现将这组诗转载在这里，并将有关“草木篇”的批评作如上的简单的介绍。详细情况，以后另作报道。

第4版()专栏：　　洛阳轴承厂提前试生产 新华社洛阳19日电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一座大型轴承厂——洛阳轴承厂，比国家原定计划提前两个月进行试车生产；目前正在试制第一批五十四个型号的标准级轴承。 洛阳轴承厂的厂区建筑工程，是在1955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动工兴建的；到1956年底，土木建筑工程基本完成。现在，辅助工场、锻工场、生产工场的机器设备，大部分已经安装好了。为了提前给国家生产轴承，余下的机器设备安装工程，正在同试车生产交叉进行。 轴承是各种机械上的一种重要的部件。如果汽车、拖拉机、飞机、轮船和大型的机械上没有轴承，那就不能转动，而且轴承精密度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这些机械的运转速度和使用的寿命。按照设计能力，这个厂建成以后，能够生产几百个型号的标准级和精密级的轴承；年产轴承的数量，可以适应我国近期机械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

第4版()专栏：　　吉林染料厂每年生产的高级染料 可供全国每人染一套衣服 据新华社吉林19日电　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高级染料厂正在吉林兴建。这个工厂建成后，每年所生产的高级染料能供全国人民每人染一套衣服。 吉林染料厂在两年以前就已经动工，今年第三季度将有几个车间开始进行试生产。全厂大约在1958年年底前后建成。 我国本来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染料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关于用植物作染料的记载。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德国的化学染料独占了中国市场。以后，中国染料市场又被德、英、美等国瓜分。目前，除了硫化青、硫化蓝以外，我国已经能生产一百多种染料，但是需要约四百多种；有许多染料，特别是高级染料，几乎都是依靠进口。近几年来，每年进口染料所用的外汇差不多相当于建设吉林染料厂的总投资。吉林染料厂投入生产以后，几种主要染料和几种主要染料中间体，就可以基本上满足全国需要。

第4版()专栏：　　我国最大的一座机械工厂 富拉尔基重机厂雏型构成 新华社齐齐哈尔19日电　正在紧张兴建中的我国最大的一座机械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自从去年6月厂房工程吊起第一根柱子到现在，建厂已经进行了一周年。去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草原；如今，沿着嫩江河畔，新建的红色的雄伟建筑物已毗连成一片，方圆达三、四十里。工程浩大的十六个大厂房，今年普遍动工建设。先行建设的金属结构、辅助、模型等厂房都基本完工，安装工人已经进入厂房安装吊车和设备。铸钢、水压机等四大主厂房的基础打桩工程，正在日夜紧张施工中。 目前工地上最特出的是沉箱工程，它好像是在建一个人造湖，五台掘土机和几十辆汽车组成的钢铁巨人已挖掘出十五万多土方。在这里，将来还要用气压沉箱方法来建筑一个我国机械工业最大的淬火炉。在厂房工地的近旁，乳黄色的办公大楼、红色的宿舍和形状像中型厂房的各种仓库，星罗棋布，不下二百多座。这个巨大工厂的雏型已经构成了。

第4版()专栏：　　发电前夕的武汉热电厂 18日黎明，在规模巨大的武汉热电厂高耸的白色烟囱顶端，第一次吐出了缕缕轻烟，轻烟在蔚蓝色的天幕上飘荡。热电厂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17日晚上，我们开始点火烘炉了。他说，这是试运转的一个程序。 发电前夕的武汉热电厂，处处被紧张和喜悦的气氛所笼罩。高大的汽机间和锅炉间里，机器设备试运转的喧声代替了往日刺拉拉的电焊响声。从各地学习归来的生产职工，已经兴奋地进入各车间的生产岗位，同建设者们并肩从事发电前的试运转。相当于八层楼高的一号锅炉开始烘炉以后，生产职工也开始了日夜三班工作。建设者们看到热电厂周围日新月异的武钢建设工程，时常互相勉励：给武钢送电的日子近了，近了。 武钢热电厂是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个高温高压电厂，1955年10月动工兴建。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采用苏联的最新技术——组合安装的方法，完成了复杂艰巨的锅炉安装工程。负责这项工程的年轻工程师章伯苓说，这种安装方法能够缩短工期，保证工程质量，施工也比较安全。我们虽然经验还很少，但安装一号锅炉只用了七个多月，比用通常的安装方法快多了。　　　　　　　　　　　（新华社）

第4版()专栏：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厂矿增加一倍 据新华社讯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兴建了一百五十多个国营厂矿。 这些厂矿分布在工业基础原来十分薄弱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区）和边疆的临沧等五个民族聚居的专区里。这些地方在1952年只有一百三十四个厂矿，现在有了二百九十多个，增加了一倍多。 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没有一个厂矿，现在有六个工厂分别炼铁、铸造农具和发电。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农民用的农具过去都由内地涉过红河，翻过雪山运去，现在办起了炼铁厂或农具制造厂，部分农具已能就地制造，价格都比较便宜，又合乎当地少数民族农民的习惯。

第4版()专栏：　　正在建设的两座水电站 左图：正在施工中的浙江省乌溪江下游黄坛口水力发电站，预计今年年底即可建成。那时，它将为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提供施工动力。这是拦河坝工地。　　　　 李介范摄 下图：广东流溪河水电站总体布置示意图。建立这座水电站可供应广州地区的用电需要，并可满足流溪河下游各地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用电的需要。 （新华社稿）

第4版()专栏：　　开荒四百多万亩 投资比去年大减 发扬革命军人艰苦奋斗传统 铁道兵复员官兵勤俭办农场 本报讯　本报记者苗风报道：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所属各农场的复员官兵，在密山、虎林、宝清、饶河等县的茫茫草原上，发扬了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来自全国各地志愿垦荒的青年一起，在建设农场中，贯彻了勤俭办场的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今年计划开垦生荒三百万亩，连去年开垦的生、熟荒地，可达四百二十余万亩，已播种小麦二十多万亩，大豆和其它杂粮一百多万亩，共计全部投资八千万元。这和去年国家投资十亿元垦荒一千六百万亩相比，今年每亩投资只等于去年的33％左右。 这里的生产条件并不好。土地大部分是湿洼地，需经过排水才能开垦；气候条件坏，无霜期短。在是否开发这片地方的问题上，有不少人抱怀疑态度。但人民解放军复员官兵，在农垦部王震部长亲自领导和支持下，不仅按期完成了春季垦荒和播种的任务，而且在节约国家投资方面树立了榜样。 他们改变了已往建设农场时先建设后生产的作法，一边生产一边建设。在生产方面，边排水，边开垦，边播种。排水工程以能排出地表水，能开进拖拉机为原则，大规模地开凿了宽五六十公分，深三四十公分的小型排水渠道。这和“正规”的排水工程比较，就大大节约了人力、时间和投资。开垦和播种，视地干湿而定，那里先干就先开那里，充分发挥了劳力和机械设备的效能。在场部和各生产队的基本建设方面，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有什么材料建什么房屋，能保温过冬为原则。基建大队负责主要工程，一部分复员官兵和家属也参加了扛木料、割草、做泥坯等工作。这样既不影响垦荒任务，又较迅速地解决了职工住房问题。职工们称边生产边建场的作法是一举两得。“自己多出一分力，国家多省一分钱”，“夏季多流一滴汗，秋季多收一粒粮”，这是他们在紧张的夏季生产劳动中提出来的口号。 一开始建场，领导干部就接受了一些老场由于经营单一化而不断亏本的教训，注意了多种经营，特别是农牧结合。各场共饲养近千头牛，数千头猪。今年计划发展母猪二千五百头，仔猪和肥猪一万头。并增加羊群和牛群。这样，一部分可作饲料的农作物的副产物得到了合理使用，又保证了农作物试验区和一部分菜地所需的肥料。靠近牡丹江的种畜场的职工们，千方百计的为国家增加收入。仅养鸡一项，今年就计划上缴利润十三万元。3月间他们修建了一座小型熏鸡房，熏制小公鸡和淘汰鸡，已有了大批收入。他们计划增加五十万只鸡的孵化任务，争取有更多的利润上缴国家。另外，各场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发展养鱼、园艺和林业。仅育林一项，即准备培育红松、落叶松等珍贵木材的苗圃一千五百亩。 复员官兵初办农场，缺乏经验，在贯彻勤俭办场的方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场部摆着一副机关架子，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假制。这和农场生产情况，特别是农忙季节的情况很不适应。有些当天可解决的问题，也要拖两三天。有的生产单位，非生产人员过多。个别生产队不爱护机车的现象很严重，生产布局也不合理，拖拉机开空车的时候很多。以上种种都造成无形的浪费。 最近各场开展了以“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干部参加生产以后，发现了不少问题。属于行政管理、工作制度不合理部分，已随时发现随时改正；属于经验不足和技术不熟练方面的问题，农垦局在荒原上开办了机务队长、技术员十日训练班，边做边学。通过学习过的人，把生产知识传授给各生产队。（附图片） 国营黄泛区农场，今年小麦获得大面积丰产，平均每亩产量比计划增产6％。图为斯大林涅兹六号拖拉康拜因在收麦。 新华社记者　徐振炎摄

第4版()专栏：　　河北夏收分配中有哪些问题？　　有些农业社没有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据新华社保定电　河北省大部地区都在紧张地收割小麦，各地农业社都制订了或正在制订分配方案。其中进展较快的邯郸专区，到6月上旬已有90％的社作好了；有的专区虽然动手不晚，但还有半数以上的社没有作好。分配方案制订得有快有慢的原因，除季节有早有晚，主要还是对国家、社、社员在分配中的矛盾是否认真贯彻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原则。 农业社分配中各项问题的集中点是扣留多少。今年河北省许多社所订的扣留的比例是适当的，兼顾了集体生产的需要和社员的消费。但也有部分社的扣留比例却又过大了。据故城、武强等四县三百一十个社的调查，68％的社的扣留比例都在总收入的40％以上，有的多达50％。也有另一些社只从社员多分的要求出发，扣留很少，无法支持争取秋季增产的需要。内丘县大都成社就是这样，它产麦不少，只从总收入中扣留了20.8％，缴纳公粮和留下种子后，必需的流动资金就没有了。此外，许多农业社在分配中都尽先保证了缴纳国家的征收；但也有一些社虽然有条件，却对国家贷款和社员折价入社的生产资料没有计划适当的偿还一些。这些不正确的分配方案现在已引起了注意。 由于大社分小了，由于一些社对生产队实行了包产超额奖励制度，在夏收分配中间的社队矛盾和队和队的矛盾大为缓和；但还有一些问题。有些社虽然实行了包工包产，但因为小麦减产或实行了全年各种作物的总合包工包产，没有实行小麦单项作物包工包产，忽视了对小麦经营好的队实行奖励，引起社和队、队和队关系不好。 另一个问题是社员出工不平衡，有一些户收入很少的问题怎么办。任丘县前长洋社出工五个劳动日以下的社员占总户数的14％。现在这个社已本着按劳取酬和互助互济、适当照顾相结合的原则，对这些户作了安排。但是这个问题还未被普遍注意。 此外，在分配中对社干部的补贴是否适当，也是广大社员和社干部共同关心的问题。 有过去的分配经验，这次河北省又普遍实行了和社员商量并加强思想工作，这次分配工作肯定会作得比过去好。

第4版()专栏：　　军队和人民　　救灾 据新华社20日讯　据不完全统计，人民解放军驻南京地区各部队军官在今年先后二次所捐的救灾款数已近四十万元。这些钱有的已分别转交给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某些去年受灾地区的灾民。驻在长江口横沙岛上的部队官兵们，也拿出自己的薪金或津贴的一部分，帮助去年遭受台风灾害的当地人民解决困难。同时，他们还每天节约一两大米，托政府送给生活困难的居民。 驻河南地区的部队官兵响应了每人在第一季度节约三斤米的号召，并且捐献了大批款项。他们所节约的粮食和捐款的款项，也已在青黄不接前送到灾区人民手中。此外，驻河南地区的某部还主动出动大批汽车，协助当地政府运送救灾粮食。 许多受到解放军帮助的灾区人民和当地政府，给部队写来大批热情的感谢信。“毛主席的战士就是好啊！”这就是灾区人民给自己军队的评价。　　救火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0日电　5日晚，乌鲁木齐市驻军领导机关忽然接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南山松林起火的紧急通知，便立即动员两百名官兵乘汽车赶往扑救。这时，拔海四千公尺的高山上烟火弥漫。参加救火的官兵像作战一样，快速攀登山顶，在火区的四周挖出一道一公尺多宽的沟，控制火势蔓延。在烈火中，许多人都十分英勇，终于将林火扑灭。 在这以前，乌鲁木齐市驻军官兵一千多人，还参加扑灭了合作局库房的火灾。在这次大火中，战士们冒生命危险，从仓库中抢出许多汽油等易燃品和其它大批物资。救火中有部分战士负了伤。

第4版()专栏：　　黄版纸的张数为啥少了　　本报记者　刘凡 在杭州的食品商店里，顾客们买核桃糖、糕饼等食品的时候，总想要买个纸盒装着带走。这时候，人们经常会听到顾客和营业员之间这样的对话。 “纸盒怎么比过去贵了？” “你还嫌贵，我们拿钞票还买不到货呢！” 这种不愉快的对话真实地反映出市场上纸盒成本高和货源不足的情况。过去食品商店一只装一斤食品的纸盒，只卖三、四分钱，现在卖五分；一只二斤装的食品盒，过去只卖五、六分钱，现在要卖七分。至于装西药、腊纸、油墨、玻璃杯、皮鞋、剪刀、牙刷、钮扣等百多种商品的纸盒，价钱也提高了2.8％到8％。据杭州食品业统计，今年的业务虽比过去扩大了，但是2月份纸盒的供应量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 纸盒哪里去了？ 杭州有六个纸盒生产合作社。过去从中国文化用品公司杭州市公司（以下统称杭州市中文公司）进一吨八号黄版纸，可以制二斤装的食品盒一万六千五百只；从去年4月起，进一吨八号黄版纸只能制一万六千只。杭州红星纸盒生产合作社，去年3月和今年3月同样做六吨半八号黄版纸，但做的二斤装的盒子却少了二千九百只。以每只出售六分钱计算，社里每月就少收入一百七十四元。全社六十七个社员，每个社员每月少收入二元多。吃亏的当然不止一家。规模不大的新华腊纸厂，全年因为少做纸盒，就使成本增加了一千二百多元。 纸盒子到哪里去了？去年4月间，是人们议论得最热烈的时候。用户买黄版纸时一件一件地过磅，一张一张地数。这样，谜底才给揭开了。原来，新规格的八号黄版纸一令少了三张，一吨少了一百二十张。许多用户以为纸张少了是什么地方扣去了，于是纷纷跑到杭州市中文公司去补纸张。杭州市中文公司怎么拿得出纸呢？在这以前，杭州市中文公司曾经接到中国文化用品公司上海采购站一个通知，说黄版纸改了新规格，需要向用户进行宣传解释。在这个通知后面还附了一张黄版纸新规格和老规格的对照表，从这张对照表上可以看出：常用的八、十、十二、十四、十六等号的黄版纸，改成新规格以后，张数减少了，每张纸的重量比老规格的增加了几克。当杭州市中文公司将黄版纸的新规格向用户说明以后，用户意见很多。有的写信，有的就直接跑到杭州市中文公司提出责问：“市场上黄版纸缺得慌，你们反而来了个新规格……这不仅不合乎增产节约原则，而且还助长了市场上黄版纸的供不应求。”他们要求恢复黄版纸的老规格。可是杭州市中文公司又有什么办法呢？纸又不是他们造的，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老规格为什么要改成新规格啊！ 纸厂的苦恼 “看来，这是造纸厂在独出心裁！”人们不满意的情绪转向造纸厂。自从新规格的黄版纸在市场上出现以后，各地对黄版纸改变规格的意见信像雪片似地飞向造纸工厂。在杭州华丰造纸厂的一本厚厚的意见摘要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用户对黄版纸改变规格的不满的意见。他们用许多事实说明老规格张数多、厚度适当等好处，要求恢复老规格。 其实，黄版纸改变规格以后，杭州华丰造纸厂也感到很苦恼。例如，这个厂过去出产的老规格黄版纸，除了供应国内使用以外，还要外销到英国、马来亚、新加坡、南洋群岛一带。1955年下半年，每季单是销到香港的就有一千吨，1956年第一季度还增加到一千六百吨；但是，从1956年4月改为新规格以后，4、5两月只外销了一百三十吨，一时形成了外销黄版纸库存积压。香港用户嫌新规格黄版纸的张数少，不愿意要。他们迫切要求我国造纸厂恢复老规格的黄版纸。当答应他们的要求以后，立即就有许多用户预订了一千吨。为了外销，造纸工业主管部门同意了外销黄版纸恢复老规格，但对内销黄版纸，仍旧要求按新规格做。从此，杭州华丰造纸厂一边做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号的老规格黄版纸，一边又做同样号头的新规格黄版纸。新老规格同时做，给造纸厂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人们走进杭州华丰造纸厂，就可以看到许多工作都是两套，既浪费了人力、物力，也很容易造成差错。 杭州华丰造纸厂职工对黄版纸改变规格的评价是：“只有弊而没有利”。他们认为，若是改变了规格，能够使国家增产或者节约，在生产上有再大的困难、再多的麻烦也能愉快地去克服，可是黄版纸改为新规格以后的情况却相反。例如，这个厂1957年黄版纸计划产量是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二吨，若做新规格的八号黄版纸，每吨比老规格的八号黄版纸少产一百二十张。这样按张数说，全年实际上少产三百二十五吨。假如纸厂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再生产黄版纸三百二十五吨（暂且不论纸厂是否能生产），在造纸原料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单稻草原料就需要多用九千七百九十五担。这仅是一个厂一台机器的数字，如果把全国许多造纸厂增加原料的数字统计起来，那就更为惊人了。怪不得人们把黄版纸的新规格说成是“减产规格”和“浪费规格”啊！ 好处到底在哪里？ 将黄版纸的老规格改为新规格，是去年中央造纸工业管理局决定的。在改变规格以前，他们虽然向纸厂征求了一下意见，但是没有采纳下面的意见。到底为什么要改变规格呢？中央造纸工业管理局在今年1月18日回复一个询问者的信上说：我国市场上过去所用的黄版纸是英国遗留下来的老规格，而新规格是参照苏联标准规定的。至于市场上不欢迎新规格，这是一个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矛盾，需要进行反复的解释。看了这封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在我国具体的情况下，黄版纸改变规格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并没有得到起码的回答。

第4版()专栏：　　费孝通来信摘要 贵报6月1日四版关于我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调查的报道，请补正下列几点：1、报道第三段中“……在三、五年内把面积扩大一倍是可能的……”，其中“面积”两字应为“产量”。2、这个村子二十年来没有盖新房子。合作化后第一年是修理房子。3、说我著“江村经济”翻译了十一国文字，是夸大了。

第4版()专栏：　　丰产地区要有全局观点 湖北省应该抓紧夏粮统购工作　　易行之　李金堂 湖北省今年在夏粮统购工作中，出现了几个突出的问题：产量不实、留粮偏宽和分配不尽合理。这种情况必然使本来有余粮的社能卖的余粮少卖了，自足自给的社变成缺粮了，缺粮的社缺得更多了，结果是形成国家少购多销。 湖北省今年夏粮收获量一般是实产大于估产，而国家统购任务并未增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现象？我们的认识是，除了部分地区去年抗旱抢种，因灾减产以外，主要是政策没有贯彻下去。具体的说，主要是在小麦丰收以后，某些干部产生了麻痹乐观情绪，以为“去秋今春两季丰收，粮食无问题；有‘三定’作依据无顾虑；有经验无偏差。所谓夏粮统购，只不过是几算、几留、几分的问题罢了。”因而不细致地宣传贯彻统购政策，不摸底、不算帐，让社里报个数字就算完事。其次是有些农业社的干部，片面理解“由社留，由社卖”的政策，他们报产量打八折，扩大留粮标准。如公安县天兴乡和平社，夏接秋期间每人每月留口粮（大米）四十至六十斤；当阳县和平乡金塔社，去年留粮留到今年接秋，夏接秋期间并不缺，但社里却留了四万二千斤小麦作“尝新”粮。在饲料留粮上，也“宁多勿少”，荆门县南桥乡白坪社，公母猪和驴子每头全年留粮六至八百斤；骡马每头留到二千一百六十斤。再次是农业社为了工作方便，都想多留点机动粮，而社员却想多进点粮食，少进点钱，工分收入多的户，强调在粮食分配上体现多劳多得，其结果使社员之间粮食余缺悬殊。 这些现象告诉我们，粮食统购是个艰巨复杂的工作，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丰产地区越要加强领导。因此，教育干部和群众在粮食统购工作上瞻前顾后十分重要，一定要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今年此地丰收，但彼地还有灾情，而丰产区完成统购任务、支援灾区是义不容辞的。近一点说，今年夏季虽然丰收，秋季粮食还未卜丰歉，如果一旦发生歉收，是否也需要国家供应呢？所以丰收地区一定要把该收购的粮食收购起来，夏季能多购的就多购，能少购的就少购，只有在完成统购任务的基础上，国家才能保证城乡缺粮人民的供应。当然对那些因灾减产，任务分配不合理的地区，也要及时调整，以免购买了过头粮再去供应。 应当说，湖北地区今年夏接秋期间的留粮，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四两到一斤半小麦是够用的，它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年实际的消费水平。因此，留粮不宜盲目扩大标准。目前正是农忙季节，留粮适当放宽一点是适当的，但这种宽的尺度应当保持在全年留粮平衡，不影响完成任务的水平上，离开这个原则，不仅会滋长粮食浪费，而更重要的是，给秋季统购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孝感县姜姚乡在通过贯彻政策，发动群众自报的基础上，在夏接秋期间每人自报留粮平均为八十一斤，这不但比原来干部关门估计的一百斤的标准减少了，而且群众也满意。 丰收地区还应当特别注意节约粮食。如牲畜饲料必须注意代用饲料，在全国粮食还不富裕的情况下，不采摘、种植、青贮饲料，单靠粮食饲料养牲畜是不应当的。种籽用粮，由于密植复种多留一点是必要的，但不能留得过多，去年有些农业社就浪费了种籽。

第5版()专栏：　　各国人民要用行动挡住原子战争道路 呼吁以停止试验作为裁军第一步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团在一份呼吁书中，吁请欧、亚、非、澳和美洲的全体退伍军人同苏联退伍军人一起反对原子战争备战，请他们要求本国政府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这份在19日通过的呼吁书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愿意停止原子战争的军备竞赛。我们号召全世界各国的退伍军人和世界退役军人联合会一致要求大国政府达成禁止试验各种核武器的协议。 呼吁书还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挡住原子战争的道路。 据新华社20日讯　赫尔辛基消息：印度总理尼赫鲁19日晚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裁军的第一步应当是停止试验性爆炸。 尼赫鲁说，他认为，如果指望取得“完整的解决”，那未免“太乐观了”。 他说：“我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是在某一时期设法采取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有助于采取下一步骤。第一步应当是停止试验性爆炸。” 他再次指责军事联盟造成紧张局势，加剧恐惧心理。 这位印度总理还谈到印度的五年计划。他说，印度人民必须经受一个节约时期。 在评论喀拉拉邦的选举时，尼赫鲁承认国大党失败了。他说，以前在那里行使职权的国大党政府已经变得非常不得人心。他说，现在在喀拉拉邦执政的共产党人“非常适当地”进行工作。 新华社新德里电　加德满都消息：尼泊尔外交大臣丘达·普拉萨德·夏尔马6月16日说，他欢迎目前正在伦敦举行的裁军会议所取得的进展。 夏尔马是指苏联正式提出的建议而言的。苏联代表佐林在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至少在两三年内暂时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并且建立若干监督站。 夏尔马说，拥有原子核武器的大国必须就禁止原子核武器和广泛裁军问题找到达成协议的方法和道路。 新华社讯　奥斯陆消息：到6月15日为止，已经有二十一万挪威人在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吁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奥斯陆市市长、议员和许多科学家。 签名运动是响应名科学家施维泽尔的号召而在几星期前发起的。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9日讯：据墨西哥“人民报”报道，墨西哥青年联盟和墨西哥学生革命联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试验原子武器。声明号召全国科学家、工人、农民和青年“坚决争取停止原子核试验”。 “人民报”还说，目前墨西哥大多数报纸和许多政界人士也在坚决要求停止原子武器试验。

第5版()专栏： 英国在太平洋又试氢弹 据新华社20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19日在中太平洋的高空爆炸了第三颗氢弹。 据报刊消息，由于英国本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同声反对，英国政府已经下令对试验次数加以限制。 伦敦的消息灵通人士说，由于英国氢弹试验爆炸成功，麦克米伦首相准备作出新的努力说服美国来交换关于原子核研究和生产的情报。 迄今为止，美国拒绝向它的盟国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第5版()专栏：　　苏联飞机制造业新成绩 喷气机时速超过两千公里 新华社莫斯科20日电　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米高扬今天说，苏联战后年代在发展飞机的速度、航程和高度方面获得了特别的进步。喷气技术装备使得飞机不仅超过了音速，而且成功地达到了每小时飞行两千公里以上。 他说，苏联的飞机飞得更高了，航程大大地增加了。 米高扬今天在“红星报”上发表的一篇谈话中谈到了上面这些情况。 他还说，提高速度、高度和航程的障碍正在胜利地被克服着。新的含热量很高的燃料、新的制造材料以及新的设计正在顺利地解决在提高飞机速度、高度和航程方面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 他说，驾驶自动化正在发展，但是不应当过高估计飞行自动化的可能。在将来，航空仍然要依靠飞行人员来起主要的作用，仍然依靠他们的技术、勇敢和意志力量。 这位飞机设计师不同意外国报刊的这样一种看法：只有少数身体特别健康、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才能提高飞行速度。他说，普通飞行员仍然可以驾驶超音速的飞机。

第5版()专栏：　　首先发展本国拥有原料的部门 罗马尼亚工业近年大有发展 今年头四个月有二十多万农户参加农业社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0日电　今年，罗马尼亚的工业产量将为1938年的三·四倍，而1955年为1938年的二·九倍。 目前罗马尼亚工业发展的重点是那些在国内拥有原料或燃料来源的部门，如化学、石油、电力、建筑材料工业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机器制造工业在整个工业发展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基本任务是增加钢和压延品的生产。 根据党和政府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方针，罗马尼亚的化学工业正在着重发展化学肥料、杀虫剂、人造纤维和塑料的生产。目前正在建设的全国第一个、也是东南欧最大的一个合成纤维工厂，将在明年年底投入生产，这个拥有最现代化的生产设备的工厂将要生产许多种人造丝和人造纤维。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产品的增长部分中将有四分之三以上靠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来实现。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　今年头四个月罗马尼亚有二十四万多户农民加入了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比去年同期多八万户。 去年12月以前，全国只有两个完全合作化的县，现在这样的县已经增加到十三个了。 罗马尼亚合作化了的土地到今年第一季已经达到全国农业用地的五分之一左右，另外还有三百多个国营农场，它们拥有的土地有八十万公顷。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争取在1960年使整个商品谷物中有60％至70％来自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

第5版()专栏：　　好学生首先应是好劳动者 越南中学生暑假去农村生产 本报河内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和越南劳动青年团决定加强对青年的劳动教育。劳动青年团中央6月13日召开的宣传会议上确定，今年下半年青年团一切工作必须以向团员和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劳动观点教育为中心。河内以及北方各地高小以上的学校学生，自六月份先后开始学习教育部编发的“新的劳动观点”的教材；中央和地方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结合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五一”节讲话和越南劳动党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决议的学习，检查自己的劳动观点。河内各机关、学校的青年们在6月9日举行了一次义务劳动，这一天共有二千二百多名青年参加修理河内运动场。在这以前，他们还举行过四次义务劳动，协助政府修建河内机器厂和安良劳动人民居住区的工作。许多青年学生经过学习后，改变了过去轻视劳动的思想，认为毕了业回乡参加生产是应该的，一个好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劳动者。今年暑假期间，河内第三级（初中）普通学校和南方学校一部分学生已自动成立了小组，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工作。

第5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捷叙互派教授讲学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大马士革消息：捷克斯洛伐克和叙利亚6月18日在大马士革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文化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两国互派大学教授讲学，以促进两国在科学方面关系的发展；互派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者，以及指定互派留学生的奖学金。协定还规定要交换两国的科学、电影、广播和电视器材。 朝鲜举行埃及图片展览会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协会18日在平壤市牡丹峰剧场举行埃及图片展览会，纪念埃及国庆。 朝鲜内阁副首相洪命熹、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委员长许贞琡等和应邀到朝鲜访问的埃及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巴德朗参加了展览会的开幕式。 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二百多幅图片，反映了埃及人民反对英法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和埃及的文物古迹等。　　　　　　　（新华社）

第5版()专栏：　　蒙古大人民呼拉尔选举结束 党和非党联盟候选人全部当选 本报综合报道　蒙古第三届大人民呼拉尔在16日举行选举，全国二百三十三个选区同时进行投票。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共分三十个选区，选民们一早就穿上新衣，扶老携幼地到投票站去行使他们的公民权。第二十三选区第五投票站设在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俱乐部里，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连续三届被这个选区提名为候选人。 蒙古中央选举委员会20日发布的第三届大人民呼拉尔选举的结果表明，蒙古党和非党联盟提出的二百三十三个候选人全部当选。全国有五十万零九千三百七十七人（占选民的99.98％）投了上述候选人的票。 在6月16日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共有五十万零九千四百九十四人，占选民总数的99.99％。 选举委员会同时公布了当选代表的名单。 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是在1924年11月举行的。在这以后到1949年2月曾经举行过九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在第九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上，对原来的宪法作了修改，规定以直接选举代替多级选举，以秘密选举代替公开选举，并且规定大人民呼拉尔每届任期三年。在宪法修改以后，大人民呼拉尔又进行过两届选举，这次选举所以叫做第三届大人民呼拉尔选举，就是从宪法修改后计算的。 大人民呼拉尔每年举行一次常会。它选举主席一人和副主席二人。现任主席是策·杜格苏伦。 在大人民呼拉尔闭会期间，由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代行其职权。主席团是由大人民呼拉尔选举产生的。主席团由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秘书一人和委员四人组成。现任主席是扎木斯朗金·桑布。

第5版()专栏： 比共和捷共代表团会谈 新华社布拉格20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两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18日在布拉格开始会谈。 比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穆蓝，捷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别茨基。

第5版()专栏：　　法国也冲破禁运圈子 西德舆论支持政府“大胆的”步骤 新华社20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政府19日决定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根据这项决定，法国将来向中国输出的产品货单将同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的相同。法国政府已经把这个决定通知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并且将于20日在“政府公报”中把这一改变通知法国出口商。 新华社柏林20日电　西德许多报纸19日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西德政府决定放宽对华禁运的消息。汉堡“世界报”并且发表了题为“跳出了圈子”的社论。这篇社论说，西德采取的放宽对华禁运的措施对坚持严格禁运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大胆的”步骤。 这家报纸还写道，“禁运是普遍谅解道路上的障碍，有一天美国人也会被迫放松的。我们现在跳出了这个圈子，这是很令人愉快的。这一步骤也是今年10月中旬（西）德国工业界代表在北京进行谈判的良好前奏曲。”

第5版()专栏：　　澳工党议员访华团在广州发表谈话 主张打破禁运承认中国 据新华社广州20日电　19日下午到达这里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团长里斯利·海伦对记者说，澳大利亚工党主张：不要限制对中国的贸易；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使之参加联合国。 这位工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解释说，因为目前工党在澳大利亚还是反对党，所以这些意见还不能说是代表国家的。 海伦先生说，估计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将考虑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他估计澳大利亚追随英国放宽对华贸易政策是可能的。 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一行四人，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昨天下午由外交学会秘书林松自深圳陪同到广州。 这位曾作过二十五年新闻记者、现在是澳大利亚作家协会主席的团长，认为中国艺术团在澳大利亚的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他说，为了加强两国间的友谊，澳大利亚工党将邀请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访问澳大利亚。 当记者最后请他答复关于澳大利亚人民对英国最近不顾各国人民反对，仍一再试验氢弹的意见时，他说，澳大利亚工党是反对在任何地方由任何国家试验核子武器的，因为它给世界带来威胁。

第5版()专栏：　　阵容整齐　节目精采 我国参加联欢节的青年友谊大军组成 本报讯　我国这次参加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艺术节目比过去参加历届联欢节的节目都要丰富，我国参加联欢节期间举行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体育项目也比过去多。昨天中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筹备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了我国参加联欢节的筹备情况。 参加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由四百零五人组成，包括十二个民族的青年演员，其中有著名的艺术家，也有工人和农业合作社的主任和社员；有大学生、教师，也有儿童演员。艺术团参加演出的舞蹈、音乐、京剧和杂技各项节目共计一百多个，整个艺术节目的特色是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在联欢节上，各国青年将会欣赏到我国著名青年艺术家的精采表演：其中有杜近芳的“嫦娥奔月”、关肃霜的“泗洲城”、黄元庆的“狮子楼”和李小春的“哪叱闹海”，以及红线女的清唱、魏喜奎的曲艺；可以听到我国青年歌唱家温可铮、邹德华等人的独唱；可以看到去年华沙国际杂技竞赛金质奖章获得者孙泰和乔平海的杂技；还可以看到我国许多民族和地方的舞蹈以及我国舞蹈家戴爱莲新编的“亚非青年大联欢舞”。这些精采节目都是今年从全国专业团体音乐会演、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选拔出来的。4月间集中在北京排练，参加艺术表演的同志们，在这一期间，真是人人勤排苦练，精益求精。 由我国优秀青年运动员大约一百六十人组成的体育队，在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将参加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田径、举重、体操和游泳等九项比赛。据负责人说，这也是我国运动员从前参加过的国际比赛中人数和项目最多的。其中有的是我国的运动健将如陈镜开、石宝珠、戚烈云等人，还有一些新生力量。 我国赠给联欢节的一万五千条丝制头巾和一万条布制头巾已经送往莫斯科。各处青年也自动送给联欢节许多可贵的礼物，其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礼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郑雪茂从朝鲜寄来的、贴着枫叶和金达莱花等朝鲜花木标本的“花草集”。这个十分精致的标本集是他在朝鲜几年来战斗和劳动的空隙中辛勤采集的。他在这个集子上写道，他把这本心爱的“花草集”赠给联欢节，是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怎样热爱朝鲜国土上的一花一木的。（附图片）　　我们的礼品——精制头巾　　这是郑雪茂同志的“花草集”的几页标本。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第5版()专栏：　　怎样吸引劳动者管理生产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维·格里申 苏联人民正在筹备隆重地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同时并对过去所经历的道路进行总结。四十年来，曾经在技术经济方面落后的俄罗斯已变成为一个威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它是一个有着高度发展的工业、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的国家。 苏联之所以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胜利地实现了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变化，是因为有共产党领导着苏联人民、苏联工人阶级向前迈进。共产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学说为指南的。党认为吸引劳动者直接参加管理苏维埃国家、管理苏维埃国家一切组织和经济的活动，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居民广泛地参加国家政权机关首先是通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来实现的。 人民群众参加解决重要的国家问题的形式，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在中央和地方所召开的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先进人物的会议，在我国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全民讨论由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提出的有关发展国家的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建议和法案，已经成了传统。去年，关于国家优抚金法案和调整工资制度的问题，都曾交给苏联人民进行了讨论。不久以前，关于国家公债问题也由劳动者进行了讨论。 今年3月底至5月初，苏联人民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深入和全面地讨论了赫鲁晓夫同志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作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又一次更加强调了工会在吸引群众管理生产工作中的作用。 工会从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起就积极地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从工人阶级中培养经济领导干部。工会鼓舞了劳动者创造性地去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趋于完善。 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加管理生产，这是工会的经常工作。在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广泛地展开竞赛。在每个企业和每个部门中，工会组织和经济工作人员一道，每个月或每个季度都要对竞赛作一次总结，授给先进的集体以流动红旗和奖金。 工会也通过全体大会和生产会议来吸引劳动者管理生产。劳动者利用这种讲坛，就可以说出对生产的意见，过问竞赛的进程，揭露缺点，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去年在我国生产会议上曾通过了职工的一千万件建议。实现这些建议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果。 合理化建议运动是劳动者积极参加使生产趋于完善的工作中的重要形式。1956年，企业中涌现的合理化建议者和创造发明者达一百万人以上。他们提出了二百多万项建议。采纳他们的这些建议能节省亿万卢布。 科学技术协会——工会所属的联合科学工作人员、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革新者的自愿的组织——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科学技术协会吸引生产技术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改善技术设备，研究和讨论各种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协会共有会员五十四万四千人。 最后，集体合同是工会用以影响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会组织和企业的行政部门签订集体合同，详细地研究关于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办法。职工在车间会议上或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全体大会上广泛讨论所拟定的工作任务。在这样的讨论中，常会提出很多的建议。 企业中工会组织的全部活动是真正的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现在的情形是，在93％的基层工会组织里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而在那些有着专职的工作人员的地方，主要的活动也是由广大的积极分子来进行的，也就是由职工本人在业余时间来进行的。苏联工会中积极分子的人数在一千六百万人以上。这就是说，每三个工会会员中有一人经常在执行这项或那项工会的经常任务。工厂和车间委员会下设处理工资问题、劳动保护、生活服务、群众文化工作的小组委员会。职工通过这些组织形式在有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实现自己的影响。 党和国家机关十分重视工会的多种多样和多方面的工作。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决定工人阶级一切有关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时，总要考虑到工会的意见和建议。去年所通过的关于国家优抚金法案和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关于缩短工作日、调整工资等措施，是在工会——工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组织——的直接参加下制定和实现的。工会参加制定了关于逐步过渡到七至六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和与此有关的措施。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同工会一道颁布了关于职工劳动和日常生活问题的许多最重要的文件。 为了进一步活跃工会的工作，工会的权力得到不断的扩大。例如，不久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审查劳动争议的规章。这项文件使工会的工厂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的决定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如果企业的行政部门或机关不执行这个决定，那么工会组织的关于劳动争议的决定将由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工会的倡议而改订的企业和机关内部章程的新规章已付诸实施。这项文件更显著地调整了行政方面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使工会组织实现了对为生产劳动创造工作条件的监督。 在工会的活动中，一般说来首先在吸引群众参加管理生产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其中有许多缺点是工会领导机关缺乏积极性，工作过分集中等一些原因。同时，工业和建设的分部门管理的情况也对工会工作起了不良的影响。各专业部和主管机关的领导远离企业千里，这显然会阻碍了地方工会组织更广泛地吸引劳动群众参加经济的管理工作。成立管理工业和建设的地方机关，就会使工会组织更好地完成自己在这方面的任务，直接参加编制关于企业和建筑工程以及经济联合组织的生产财务计划的工作，更加迅速地解决与开展竞赛、改善职工的劳动和生活的条件、执行集体合同等有关的问题。 由于工业和建设管理结构的改组，工会正在采取加强自己组织的措施。现在准备把许多生产相近的工会合并，使工会机构精简一些，并加强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委员会即加强那些直接领导基层组织并同国民经济委员会保持联系的机构。在新的条件下，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地方机关——工会理事会的权力将会有所扩大。这些机关将有可能有效地领导地方部门的工会组织，参加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代表该经济行政区的全体职工。关于企业和建设的管理结构改变后的工会任务问题，现在正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 苏联工会力求根本改进自己的活动，以便使它丝毫不辜负列宁所授予的“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的崇高称号。 我很高兴借此通过“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机会，以苏联工会的名义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者致以兄弟的敬礼，并预祝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 （本报特约稿　薛练柔译）

第5版()专栏：　　日本青年在“中国语学习会”努力学习

第5版()专栏： 意大利发展同中国关系全国委员会6月8日在米兰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扩大意大利和中国经济关系问题。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工商界人士强调指出意大利必须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要和中国在各方面建立持久的相互关系。图为会议会场内景。　　　　　　　　　　　（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　　纳赛尔表示恩怨分明 苏联在埃及危急的时刻给予了援助 美国用艾森豪威尔主义反阿拉伯人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9日讯：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开罗对“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编辑说，“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用来反对阿拉伯民族愿望的新工具。 “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了纳赛尔的这番谈话。纳赛尔还对这家美国报纸的编辑华尔特斯说，你们这些大国轻视民族主义，硬说你们有势力。你们可以想像，你们有基地。但是，实际上会有二十个反对你们的秘密基地。 纳赛尔表示感谢苏联。他说：“我们曾经要求美国让我们购买美国的剩余小麦，美国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而俄国却供给我们小麦。欧洲拒绝购买我们的棉花，而俄国却买下了它。在苏伊士运河斗争期间我们缺乏石油，俄国也供给了我们石油。我国人民感谢俄国，因为它在危急的时刻援助了我们。” 华尔特斯问纳赛尔，为什么埃及不能接待人数不多的美国使团去视察埃及如何使用美国所提供的物资。接受美援的其他三十五个国家都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埃及不能这样做。纳赛尔回答说：“你们可以把我们叫作极为多疑的民族，但是，我们是怀有反对这些使团的成见的。如果你们想同某个国家的人民接触，你们就不应该忽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成见。” 纳赛尔还指责巴格达条约，认为它是新的殖民主义的表现。 纳赛尔说，埃及需要时间来建设，埃及需要和平。

第6版()专栏：　　萨索里特组织老挝新阁失败 国民议会辩论政纲后拒绝授权 新华社河内20日电　万象消息：受命组阁的老挝国家党主席卡代·萨索里特19日上午向老挝国民议会提出新的内阁名单，并且发表了施政纲领。 根据萨索里特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萨索里特将担任首相兼内政、社会福利和宣传部大臣；前任首相富马亲王担任外交、司法和宗教事务部大臣；独立党的领袖马·萨纳尼空担任国防部大臣。 根据这一项内阁名单，内阁成员的十一人包括六名国家党党员、三名独立党党员和两名无党派人士。 萨索里特在6月3日受命组阁以后，由于独立党人要求占有副首相和相当于国家党所得部长席位的一半席位，并且要求一个由国家党人和独立党人共同拟定的新政纲，因而使得组阁工作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并且一再推迟提出内阁名单的日期。在这期间，萨索里特在受命组阁后发表的授权声明曾经引起某些人的反对，这些人士认为这个声明“具有一种对寮国过分不妥协的性质”。 萨索里特在19日向国民议会发表的施政纲领中说，他的内阁将争取全体老挝人的和睦协调，以求实现国家的最后统一。他并且表示新内阁“将贯彻执行前任政府所从事的事业”。 萨索里特指出，他将依据日内瓦协定继续与寮国战斗部队谈判。但是萨索里特在演说中又对寮国战斗部队进行抨击，并且重申“王国政府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权力不能托付给别人”。萨索里特还规定两个月的期限来同寮国战斗部队达成协议。他说，过了这个期限，继续谈判将是无益的。 国民议会已经决定在20日就萨索里特提出的施政纲领进行辩论，并且投票决定是否接受新内阁名单。 新华社河内20日电　万象消息：奉命组阁的老挝首相卡代·萨索里特今天在国民议会的授权投票中失败。 萨索里特在昨天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他的内阁名单，要求授权。按照老挝的新宪法，国民议会的授权投票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在今天的投票中，十八票支持萨索里特，八票反对，两票弃权。

第6版()专栏：　　土耳其总理和官员出席埃大使馆国庆招待会 据新华社20日讯安卡拉消息：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和一些其它土耳其高级官员6月18日出席了埃及驻土耳其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埃及国庆日的正式招待会。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由于埃土两国在近年来主要因为巴格达条约的关系彼此一直相当冷淡，因此“观察家们”对土耳其总理忽然出席招待会一事特别重视。 在这以前，5月间埃及国家队和土耳其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足球赛时，曼德列斯曾经不顾特地为他准备的席位而坐到许多埃及人中间，其中包括埃及代办欧斯曼·阿萨尔。西方通讯社认为，这也表明埃土关系有改善的趋势。许久以来一直空着的两国的大使职位最近都已经任命了。

第6版()专栏：人物介绍　　卡特·萨索里特 组织老挝新阁未成的卡代·敦·萨索里特现年五十三岁，1904年7月12日生于下老挝的巴色省巴沙县。 他曾经在越南河内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毕业后留学法国。他在老挝的法国殖民政府中先后作过普通职员，担任过老挝行政学院教授。 1945年他参加了老挝独立运动，曾任老挝独立政府的财政部长。1946年流亡泰国，1950年回国。1951年当选为巴色人民代表、人民议会主席，接着，数度任王国政府财经大臣，两次出席“法联邦高级会议”，并代表老挝与美国签订经济协定。1954年3月，萨索里特因与当时首相富马意见不合而辞去财经大臣的职务，成为政府的反对派首脑。 1954年11月继富马任老挝首相。次年他以老挝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资格，出席亚非会议。1956年2月14日他的内阁倒台后，他一直在富马内阁中任副首相兼国务大臣。1956年8月他曾随同富马访问我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 萨索里特是老挝国家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又是美资控制的泰国航空公司的股东和法资控制的老挝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他主张老挝应包括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内，赞扬美“援”是老挝“必不可少的军事装备”，要求美国继续给老挝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庄）

第6版()专栏：　　黎反对派指责政府操纵选举 新华社20日讯　贝鲁特消息：黎巴嫩反对派领袖、前外交部长哈密德·弗朗吉6月19日指责索勒哈政府对人民施行恐怖手段，采取警察威胁和大规模逮捕的办法，来保证政府在这次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 弗朗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由反对党派组成的民族阵线已经决定不抵制剩下的两次投票，尽管估计它的候选人将遭到失败。他说，继续参加竞选是为了进一步揭露“政府所采用的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弗朗吉在谈到6月9日的投票时说，“当计算选票时，见证人被要求离开投票站，而且报界最初被允许进去后来又被赶出来，在这个国家的选举中，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发生。”

第6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激战未已 民族解放军继续打击殖民军 法国一政论家主张退出阿尔及利亚 新华社20日讯　塔斯社巴黎19日讯：据巴黎报纸报道，在阿尔及利亚，法军和民族解放军之间的激战一直在继续着。18日，在阿兰城西，德兰仙城北，马斯卡拉城附近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武装冲突。 在君士坦丁省麦克马洪城附近，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在铁路线上敷设地雷，结果使一列法国军用火车出轨。在尼莫尔城地区，地雷炸毁了一辆载有法国士兵的汽车。 新华社20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著名政论家、保守的“费加罗报”的社论作家雷蒙·阿隆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议法国退出阿尔及利亚。 这本名叫“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的小册子的主张，同法国新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加紧进行镇压的政策有严重的分歧。 巴黎某些外交人士认为这本小册子可能将引起对法国的北非政策的一次“忍痛的重新估价”的公开辩论。

第6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印度准备出版甘地全集 印度正在准备出版甘地全集。全集的第一卷将在今年10月2日甘地诞辰出版。整个收集和编辑工作至少需要十年。 美国不让罗伯逊出国 英国舆论界坚决要求取消美国国务院关于拒绝发给杰出的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出国护照的决定。在英国已经成立了“保护保罗·罗伯逊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到英国最广泛的居民层的支持，其中包括文艺界的著名人士。 菲总统签署“反共法案” 菲律宾总统加西亚19日签署了“反共法案”。菲律宾参议院在5月22日通过的这个法案宣布菲律宾共产党为非法，并且规定，保有菲律宾共产党党籍的人将被逮捕和监禁，党的高级领袖和组织者如果武装反对政府，将被判处徒刑以至死刑。 （新华社）

第6版()专栏：　　加纳总理说 泛非会议将在十月举行 据新华社20日讯　伦敦消息：加纳总理恩克鲁玛19日在伦敦说：他预定在阿克拉举行的泛非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确定非洲的地位，使非洲能在世界政治中发生作用”。 恩克鲁玛是到伦敦参加定于6月26日开始的英联邦总理会议的。他说，将有八个国家参加的泛非会议定于10月举行，目前摩洛哥和突尼斯已经接受了邀请。

第6版()专栏：　　危地马拉劳动党号召人民进行斗争 反对阿马斯政府出卖主权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蒙得维的亚19日讯：“人民报”发表了危地马拉劳动党关于危地马拉局势的声明。声明说，有人硬把美国傀儡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政府加在危地马拉人民的头上，其目的是使危地马拉人屈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策，加强对危地马拉国家财富的掠夺和使这个国家殖民地化。声明强调说，大家知道，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罪恶，一个卖国的政权现在得以统治着危地马拉，它出卖了国家的主权和财富，践踏了人民的民主自由。 危地马拉劳动党号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国内一切民主力量加紧斗争，反对阿马斯政府和美国帝国主义对危地马拉的控制。

第6版()专栏：　　日各界要美国交出凶手 日本法院判处—美国杀人犯十五年徒刑 据新华社20日讯　日本群马县地方工会评议会6月19日作出决定，要求美国方面立刻把杀害日本农妇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法庭审判。评议会并且决定要为实现这项要求展开签名运动。 日本报纸继续抨击美国联邦法官拒绝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法庭审判的决定。“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说，除非美国和日本政府双方都遵守日美行政协定的条款，否则两国之间就不会有“相互信任的基础”。这篇社论认为，美国联邦法官的决定已经造成一种“困难的局势”，美国方面应该重新考虑它的决定。 新华社20日讯　日本大津地方裁判所6月19日判处一个杀人越货的美国兵十五年徒刑。 这个名叫朗戴尔·波伊尔斯的美国兵在去年12月12日抢劫了一个日本和尚的钱，并且把他淹死在琵琶湖里。

第6版()专栏：随笔　　美国眼中的日本　　李不雕 在相马原军事基地杀死日本妇女坂井中的美国兵哲腊德，将终于像在台湾杀死刘自然的雷诺那样得以逍遥法外吗？ 日本人民一直要求把这个以枪杀日本人取乐的美国兵交给日本法庭审判。否则的话，在实行种族歧视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这些杀人犯们，将会像三K党杀害黑人一样，把黄色皮肤的日本人当作他们的活靶子，任意加以杀害。日本人民的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能够听任外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样横行不法。 美国最初拒绝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法庭，理由是他杀人的时候是在“执行任务”。但是在台湾人民举行反美大示威以后，日本人民对美国的压力大大加强了。美国害怕在日本发生同样的事件，不能不作了让步。6月4日，杜勒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把杀人犯哲腊德交给日本法庭审讯。 杜勒斯和威尔逊在声明里承认，相马原基地是日本和美国军队共同使用的地区。哲腊德当时执行的任务是看守一些装备。他并没有奉命开枪。被打死的坂井中在离他三十码以外。在哲腊德开枪时，坂井中是朝外走的。 在这个声明发表以后，美国立刻有人出来反对。纽约律师卡罗尔在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向联邦法官麦克格拉基提出一项呈文，要求把哲腊德解回美国去。卡罗尔提出的理由，充满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嚣张跋扈的气味。他说，发生枪杀事件的基地，是在“美国主权管辖之下”的。哲腊德所犯的罪行，“只能是侵犯美国的而不是侵犯日本的”罪行。 这对日本人民是多么大的侮辱！在日本的美国基地，竟是美国的领土，主权归美国所有！卡罗尔把日本显然看得比菲律宾都不如。因为在菲律宾，美国都不能不承认美国基地的主权属于菲律宾。而日本人民，竟然成了美国的臣民！日本人被美国人杀了，受到侵犯的竟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卡罗尔的话说得更直率一点，就是说日本是美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因此日本人是美国的俎上之肉，美国人在那里杀人，当然是不犯法的。 卡罗尔的这种谬论是有代表性的。“纽约时报”在6月6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也要求日本法庭放弃对哲腊德的审判权。它说，问题不在于哲腊德有罪无罪，而是在于日本法庭的审判，会损害美国军队的“士气和纪律”。原来，美国军队的士气和纪律，就是依靠放任美国军人在国外杀人越货来维持的。无怪乎美国陆军部长布鲁克和国会里最反动的一批议员们要反对把哲腊德交给日本法庭审判了。 现在，麦克格拉基推翻了杜勒斯和威尔逊的诺言，已经判决杀人犯哲腊德不得交给日本法庭审判。日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竟然这样遭到一个美国法官的侮弄。这是日本统治集团追随美国战争政策所招来的结果。当然，日本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斗争还在前面。不过，在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中间，人们倒可以看出，在美国国务院的冠冕堂皇的外交词令后面，美国把有美国军事基地的亚洲国家都看成不过是美国的殖民地而已。

第6版()专栏：　　美在日拥有殖民地而非基地 一美国读者投书“朝日新闻”指责驻日美军劣行 新华社20日讯　东京消息：一个署名约翰·尔·道逊的美国人19日在英文“朝日新闻晚刊”上指责驻在日本的美国军人和他们的眷属的恶劣行为。道逊在信中写道，在大战结束以后，大批美国军官和武装部队一齐留在日本，他们不是作为军人的有能力的领导者，而是“靠揩这个国家的油水过活的寄生虫”。 道逊说，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中占“很大比例的人”是那种“活生生的不诚实的榜样”。 道逊接着指出，驻在日本的美国士兵的品质“比过去那些美国兵的品质还低劣”。他写道，有些人认为，美国大兵是“为非作歹的家伙”，他们“在外国的不正派的举止”在当地人民中留下了恶感。 这位美国人还指责了驻日美国军官家属的骄横霸道。道逊写道：这些美军眷属是些美国穷乡僻壤的“小人物”，可是当她们随着她们的丈夫到了外国的时候，她们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上的暴发户。作者说，这些眷属对那个国家的人民变得骄横、可憎和极端粗暴。她们对待她们的使女像对奴隶一样，她们对一切店员和偶尔冒犯她们的任何外国人大施污辱。 道逊最后说，目前，美军在日本拥有的不是基地而是殖民地。在日本，“这些殖民地的政策不是由军人执行而是由怕老婆的丈夫执行的。”

第6版()专栏：　　岸信介同艾森豪威尔会谈 据新华社20日讯　华盛顿消息：日本首相岸信介在19日上午到达华盛顿以后，当天就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小时的会谈。 会谈详细内容没有透露出来。岸信介会后向新闻记者说，他就日美两国有关的问题和国际局势向艾森豪威尔表明了看法。有消息说，岸信介在会谈中“直率地”讲了四十分钟。艾森豪威尔主要是在听岸信介的谈话。在回答时，艾森豪威尔和岸信介一样，仅仅谈到一般原则问题。 据报道，艾森豪威尔和岸信介一致同意消除日美两国关系中的“不谐和的调子”，但是双方并没有说明他们打算怎样来摆脱和消除这些调子。会谈开始时，美国政府的立场看来是试图解释而不是改变目前的美国对日政策。 岸信介同美国政府首脑的会谈将继续举行，到6月21日结束。

第6版()专栏：花絮　　太阳钟 美国通用钟表公司最近发明一种靠光线走的新式“太阳钟”。这是百分之百的自动钟。它不用发条，也不用电池，只需放在阳光下或用白热化的火光照射若干时间，便可整天行走不息，而且报时准确。

第6版()专栏：　　日美经济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庄涛 日本本来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自从1945年8月15日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就处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完全占领之下，丧失了独立。1952年4月，美、英等国和日本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生效以后，日本便由完全被占领状态演变为半被占领国，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最近几年来，由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日本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上摆脱美国控制、走独立发展道路的趋势，已一天比一天明显。在这方面，尽管美国依旧想用各种办法，加强对日本经济的控制，但是日本要求独立发展的这一趋势，已是难以阻挡的了。日本首相岸信介的美国之行，其目的之一，就是将要求缓和目前日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一部分矛盾，以利于日本经济向着比较独立的方向发展。 美国对日本财政的干涉 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以前，日本的财政以至整个经济生活，都在美国操纵之下。旧金山和约生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占领机构取消了。但是美国依旧通过“防卫分担费”，每年干涉日本预算的编制。“防卫分担费”是日本每年支付给驻日美军的费用，包括在日本国家预算的直接军费项内。这笔费用的开支数字，每年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以后，美国又规定，如果日本方面要求削减“防卫分担费”，那么就要加倍地增加日本本身扩军的费用。因此，每年日本军费的开支数字和如何开支，都必须事先得到美国的同意。美国通过“防卫分担费”不仅干涉了日本的军费，也干涉了日本的整个财政。 以今年为例。1957年度（1957年4月1日至1958年3月底）日本岁出项内的直接军费开支为一千四百十一亿日元（三百六十日元合一美元）。其中“防卫分担费”占二百九十六亿日元，比去年度减少了四亿日元；但是日本本身扩军用的“防卫厅费”的开支为一千零十亿日元，维持美国军事基地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所谓“提供设施费”为一百零五亿日元，两者合计比去年度增加了八亿日元。因此总的来说，本年度的日本军费开支，比去年度的一千四百零七亿日元，还是增加了四亿日元。 “防卫分担费”的问题，是由1951年9月和旧金山和约同时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1952年2月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的行政协定所产生的。在这两个条约里，规定占领机构撤销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并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不从日本撤退一切美国军队和取消所有美国军事基地的话，日本财政的独立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关于债务问题的悬案 除了“防卫分担费”问题以外，美国还通过日本对美国的债务，影响着日本的财政。日本投降初期，美国利用日本经济的困难，以“占领区救济费”和“占领区经济复兴费”的名义，向日本大量推销小麦、大麦、棉花等剩余物资。据今年1月21日日本出版的“世界周报”所载，这两笔款项合计共为十九亿五千四百万美元，如果除去实际上并未交给日本的部分及扣除日本对美国的债权，实际数字为十八亿八千九百万美元。 1954年以来，日本和美国开始商谈如何归还这一债务的问题。在商谈过程中，美国提出了比较苛刻的条件。美国主张日本要按照西德的方式，归还实际债务总额的37.6％，即七亿八百万美元；在取得协议后的最初五年内不付款，以后分三十年还清，年利2.5％。日本方面则认为在归还能力上日本不如西德，因此要求归还五亿美元，最多不超过六亿美元。在归还条件上，如果确是归还五亿美元的话，日本方面希望没有利息，现在就开始支付，并且允许尽量以日元支付。由于美方态度强硬，这一问题到现在一直成为日美间的悬案。 贸易和“特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贸易控制日本的经济，一直是美国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不论在日本的出口或进口贸易中，都占第一位。以1955年来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为四亿四千九百万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2％；从美国的进口为七亿七千三百万美元，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1％。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每年都发生巨额的入超。因为美国一直把日本当作推销美国剩余物资的市场，但是本国的市场却又有限度地向日本开放。除1955年日本对美入超三亿二千余万美元以外，最近这几年来，对美入超额每年都达到五亿美元左右。1956年度的情况也是一样。据日本大藏省发表的消息，1956年度日本的出口总额为二十五亿九千八百万美元，进口总额为三十六亿美元，入超总额达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就是对美国的入超。 由于日美贸易而引起的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量入超，迫使日本不得不依靠驻日美军的军需支出、美国的海外采购（美国向日本采购物资“援助”东南亚某些国家）、以至美军在日本的个人消费。日本这笔收入每年约在五亿至六亿美元，名为广义的“特需”。截至1955年末，“特需”的总额已达三十五亿美元。这笔“特需”，事实上已经成为日本平衡国际收支的手段，同时也是美国控制日本经济的手段之一。为了摆脱美国的重重控制，日本一直希望美国开放它的市场、放宽对我国的“禁运”限制、和协助日本扩大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以减少日本的贸易逆差和对美国的依赖。但是这方面的情况，是完全不能使日本满意的。 以美国本身的市场来说，去年是日本对美输出达到最高峰的一年，全年的出口总额约六亿美元。出口货中大半都是纺织品、水产品和杂货。因此从去年以来，美国制造商反对输入日本棉织品和杂货等的运动，一天比一天扩大。最后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今年1月16日，正式宣布在今后五年内，日本将自动限制向美国输出棉织品，数量规定为每年二亿三千五百万平方码，比1955年的实际输出量还减少三千五百万平方码。日本对我国的贸易，由于美国一直不愿放宽对我国的“禁运”限制，因此使这一贸易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在东南亚方面，用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当地的原料和劳动力开发东南亚，以扩大日本的商品输出一事，一向是日本单方面的想法。当1954年11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访问美国的时候，除要求美国对日贷款十亿美元以外，也曾希望美国每年能对东南亚投资四十亿美元。但是由于日本这一计划牵涉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切身利益，因此实现是有困难的。例如当日本和菲律宾的赔偿问题取得协议，日本提出和菲律宾的经济合作建议以后，美国的报纸就曾尖锐地指责说，日本这种做法是对美国的挑战。 在日美贸易的构成上，也可以看到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控制。日本本来是一个缺乏原料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的钢铁、纺织、石油、化学等重要工业的原料，大多来自美国。近年来这一情况有了变化，如铁矿砂、石油、棉花等原料逐渐转而依靠亚洲国家，但许多重要原料仍旧是依赖美国的。以1955年来说，日本输入的重要原料中，炼焦用煤的83％，炼钢用废铁的51％，棉花的29％，石油的15％都来自美国。在日本的出口贸易中，美国也是日本轻工业品的重要市场。以去年来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2％以上。在出口货中，日本出口的生丝、绢织物、缝纫机、冻鲔鱼等的一半以上，都是销到美国的。因此，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增减，不仅影响到日本对外贸易的平衡，同时也影响到日本轻工业和水产业的各个部门。 美国私人资本在日本的活动 战后美国私人资本在日本的投资，据1956年8月4日出版的日本“经济学人”杂志所载，截至去年5月末，已达一亿三千余万美元。其中购买股票的投资为二千九百四十万美元；贷款投资为一亿二百六十万美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学等工业。如截至去年3月末，外国资本掌握了日本石油精制工业的全部股票的48％；化学工业全部股票的15％；电气机械工业全部股票的11％；铝等轻工业全部股票的9％。在这些外国资本中，有70％是美国资本。 以公司来说，在外国资本参与经营的七十六家日本公司中，有十九家公司，其资本的60％被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特别是石油精制业，可以说已经不能算作是日本的企业。因为在九家精制石油的公司中，有五家公司，其资本的50％被控制在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的手中。这些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由美国人担任。由于美国私人资本的这些活动，已使日本某些重要企业隶属于美国。 以上是目前日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日本工矿业生产已比战前增加一倍的今天，依旧想用各种办法控制日本的经济，当然这已使日本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不能忍受。岸信介的美国之行，在经济方面将首先要求美国政府开放美国国内市场，放宽对我国的“禁运”限制，并希望美国提供资金，同日本合作开发东南亚。岸信介在去美国之前，先到东南亚跑了一趟，其目的就是要增进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试探各国对日本协助开发东南亚经济的态度，了解市场情况，使他自己在同美国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这些方面，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表示。岸信介到美国究竟能获得多大收获，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7版()专栏：　　章乃器思想的阶级本质　　施复亮 说了“真话” 5月31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同志作了一次讲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的确，乃器同志以前说了不少假话，这次也说了一些“真话”。这是很好的事。乃器同志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这是暴露他的思想的阶级本质。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他的思想实质吧。 是非的标准——社会主义 乃器同志很欢喜说“明是非”。混淆是非或颠倒是非是不好的，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但他的是非标准和别人的是非标准是不同的。例如他说李康年同志的建议“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但是陈叔通先生说：“这种名利双收的想法，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我们说，资本主义比官僚主义更危险；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说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有本质的区别；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我们说定息是剥削，诸如此类。可见他的所谓是非跟我们的是非是不同的了。我们的是非标准，只能有一个，不能有第二个，这就是宪法上明文规定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领导我们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资本主义思想。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吗？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要好得多，但比社会主义要坏得多。资本主义的好处，社会主义都有；但是社会主义的好处，资本主义却没有。资本家讲“效率”，是怎样可以增加剥削的“效率”。他的选用人才，培养、提拔人才，都是为着怎样增加他的剥削，这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讲究效率的；真正善于选用人才，培养、提拔人才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的是要增加人民的幸福。 官僚主义是过去阶级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就产生大量的官僚主义。因为以前阶级社会的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不但不关心人民的生活，而且是压迫多数人民的。这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因而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发扬民主，充分发扬民主。试问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敢于这样反对官僚主义？不是在今天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能够发动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吗？所以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官僚主义更危险。官僚主义是不好，资本主义更不好。 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吗？ 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他又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阶级社会里，人是属于阶级的，阶级的特性也决定了人的特性；个人可以脱离那个阶级，但在未脱离以前不能说与那个阶级没有关系。资产阶级分子是有人参加革命的，而且变成社会主义者。但，那已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而属于工人阶级了。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但，在他没有完全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前，还不能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当资产阶级分子都转变完了，资产阶级也就消灭了。乃器同志以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完全脱离，这是怪论。 资产阶级既然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当然也有本质的区别。资本家是剥削者，剥削一定要有剥削对象，那就是劳动者。一方是剥削人，一方是受人剥削，这不是本质的区别吗？ 乃器同志认为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就是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是的，工人阶级是有落后与先进的区别，因此才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存在；但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无论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其阶级要求都是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乃器同志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定息不是剥削吗？ 乃器同志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似乎不劳而获要比剥削好听，那末说资本是生产三要素之一，那不是更好听吗？这不是好听不好听的问题，而是事实问题。 我们要告诉乃器同志，定息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工人阶级身上取来的。自然，定息是国家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赎买，但它的剥削性质，并不因此而变。 有些中小工商业者拿的定息不多，自动愿意放弃定息，我是同意的。但是大工商业者，就要考虑他的政治影响，不应该以个人利益而妨害整个国家的利益。 资产阶级立场 乃器同志在这篇讲话里有四个论点：第一，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第二，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第三，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第四，定息不是剥削。这些论点我认为都是错误的，而且错误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乃器同志会有这些错误呢？因为他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资产阶级立场，也是要改造的。我们决不应该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我们要逐步地改变这个立场，随着我们思想改造的进步，我们的立场也要跟着进步。 乃器同志因为死死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所以自然要留恋资本主义，要求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自然他只看见资本主义的好，只看见社会主义的坏。乃器同志的这种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是代表一部分落后的、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就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正在增长，消极的一面正在减少。所以乃器同志的意见，得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大部分人的共鸣。 乃器同志爱劝别人“检查思想”，这是很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趁此机会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我们要检查自己的思想中，有类似章乃器的思想没有？有多少资本主义成份？我们要勇敢地努力地克服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思想。

第7版()专栏：　　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郑华炽　　不能以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来否定政策的正确性 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高等学校的办理和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极其艰巨而又极其细致的工作。自从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展开以后，大家对于办理高等学校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这是好的现象，这种积极性的建议对于我们党今后处理高等教育的事务，将有很大的帮助。在讨论高等学校中存在的问题时，有人怀疑到党是否能够领导高等学校，特别是党能否领导科学研究。这些怀疑是不必要的，更是错误的。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怀疑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解放以后，高级知识分子经过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大多数人亲自参加过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思想大大地提高；再加上八年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大家全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全部的力量。这是事实。但是从高教部、教育部以至各院校的领导，对于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关怀不够，信任不足，因此，有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虽然满怀热情，但是无从发挥。去年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后，虽然有所转变，但是那时候的措施，偏重在关怀照顾方面，信任则仍嫌不足，这就使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高等教育的领导表示不满。其次，在过去八年中，高教部和教育部对各院校的事务管的太多，管的太乱，以致大家都变成被动，这又是使人不满、不服的地方。最后，几年来高等教育的措施变的太快。当然，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各种事业如果发现有不适合情况的地方，应该改变，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文化教育是长期的事业；学问是从艰苦锻炼得来的。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提高。因此，教育事业的改进和发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稳定性。变的太快，使人在思想上、行动上发生混乱，无所适从，自然就会表示不满。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事实，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领导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们不善于处理高等学校的事务，因而发生偏差，而不是党的政策的错误。“人谋之不臧”与政策的正确性应当很好地分别对待，不容混淆起来。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培养成的人才应该有一定的规格。新中国的教育是要培养能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人材。这种人材不只是要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因此，政治思想教育在高等学校里应该放到重要的位置。生活离不开政治，所以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培养，不能光靠上政治课来完成，在其它的基础课、专业课中也应当随时随地给学生以思想教育。这样看来，作为教师的人们首先必须自己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这里存在着立场和观点的问题。处理问题能够站稳立场，观点正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就充分地足以证明。由此可知，政治思想教育的修养，不仅是青年学生们的任务，也是每一个教师的任务。为了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除了经常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外，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经验的事实，也是大家公认为合理的、正确的。 科学研究工作迫切需要党的领导 谈到科学研究，则党的领导更为迫切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由于全体人民都自觉地参加劳动，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努力，就能够创造出无数的、使人不可想像的“奇迹”。在短短的几年中，治淮工程的完成，川藏公路的修竣，全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不是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的政权，这些“奇迹”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党在祖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地位，肯定地是不容怀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千头万绪，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因此，科学研究的内容，也就非常丰富，极其广泛。为了使科学研究很好地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配合，就需要领导，需要组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各种科学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各方面的科学家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为了使各种专业的科学家们更好地、更方便地合作，也需要领导，需要组织。 科学研究需要领导，需要组织，这是二十世纪中叶科学研究的特点。它的目的在集中人力物力，深入研究问题，迅速解决问题，从而更快更大地把科学向前推进。因此，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的科学研究是如此，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当然，这里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尽管是一样，但是在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处理上，就发生了基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成果，被垄断资本家所收买，或为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结果，科学家们用心血换来的科学研究成果，被垄断资本家用来做争取最大利润的工具，或被帝国主义者用来做杀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科学研究的成果，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所以这些成果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这里就有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换言之，科学研究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更为明显了。有领导、有组织的科学研究是最有效的办法，苏联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就完全证明这话是正确的。去年党和政府向全国科学家和青年们发出号召，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先进的科学水平，我们如何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展开科学研究。 怎样才能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党应该怎样来领导高等学校？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大家平心静气来讨论。几年来各高等学校的党委们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发生过不少的偏差，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群众已把这些偏差和错误，大胆地揭发出来。就我个人的分析，这些偏差和错误的产生，主要地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党委们对群众的信任不够，结果就在处理事务时发生“包办代替”的现象。其次，一些党委们犯了“自以为是”的错误，自己不懂，不虚心去请教别人。这一错误，在高教部、教育部和高等学校的党委们表现的最为突出。正是由于一些党员和党委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时，发生偏差，甚至错误，党中央才提出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有些人看问题不够全面，更忘记了六亿多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提出“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教授治校”是旧社会的一些旧大学的制度。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学校受到迫害，特务打进学校，任意逮捕学生。在那个时期，“教授会”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就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学校的迫害。我完全同意陈垣校长在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所说的话：“教授治校，在解放以前，有的学校确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则值得考虑，而且今天的高等学校与旧社会的高等学校，有本质的不同，用旧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见6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高等学校应当接受党的领导，这是肯定不移的。今后高等学校中的党委会应当如何改进并且加强领导，是与办好高等学校有密切的关系的。每一个高等学校的成员应当尽量提供意见，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这也就是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个人的意见，今后改进的办法，首先要认真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特别是经验丰富的教授们；真正地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知道并且参与学校的重要事务。其次，经常地联系群众，不断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使他们发挥更大的潜力，做好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最后，做学问需要时间，更需要安静，高等学校忙乱的状态，必须大力改正。 （文中的插题是本报所加）

第7版()专栏：　　关于昆剧评价的一些问题　　王悦 不久以前人民日报第八版前后刊载了许可先生两篇文章：“看昆剧‘钟馗嫁妹’”和“漫话‘昭君出塞’”。经过同几位戏曲专家和昆剧老艺人交谈，大家对这两篇文章提出的一些“论断”，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认为它们牵涉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戏曲发展的方向问题，和对文化遗产接受的态度问题。我想参照大家的看法，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先从“昭君出塞”说起。 昆剧“昭君出塞”相传出于“青冢记”。“青冢记”全剧已久不上演，现在上演的“昭君出塞”实际上是在一百数十年前既已由艺人逐渐改编的作品，不是一出完整的传奇（这里不详细论述）。因此可以推断，“青冢记”也许早已失传了。但是这出由艺人逐渐改编的“昭君出塞”一直流传下来，却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它具有“唱死昭君，做死王龙，翻死马童”的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恰恰是许可先生认为“糟粕”的东西！那么，它们究竟是不是“糟粕”呢？ 首先说“唱死昭君”。所谓“唱死昭君”，并不是如许可先生所“论断”的那样：昭君“只注意到唱，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很好地照顾到”；看过这出戏的人都知道，昭君在这出戏里不但从头到尾都有唱，而且从头到尾都有很繁重的身段，特别是在上马以后，更是载歌载舞。正因为身段繁重，所以昆剧老艺人马祥麟先生才说，一般旦角唱不了这出戏，必须有刀马工夫才能演昭君。在做工里，除身段以外，表情当然是重要的。但在昆剧里，表情是和身段密切结合着的，和唱词、念白密切结合着的。离开身段、离开唱词和念白，呆立或呆坐在台上，“酝酿情绪”、“表现内心”，从来就是昆剧里所忌讳的。因此，像许可先生所要求的，昭君必须“对于自己这一身番装，她看了又看，心情沉痛已极”，“久而久之”，一直到“观众也不禁含泪欲下了”，才算完事，那对昆剧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实在都是太不情了。“昭君出塞”里的载歌载舞表现方法，正是昆剧在表现形式上的主要特色，否定了这种表现方法，实际就是从表现形式的主要方面来否定昆剧，当然这也许不是许可先生的本意。那末昭君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又应当是什么呢？许可先生要求昭君表现悲愤，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昭君不仅要表现“叫我红粉去和番”的悲愤心情，还要表现“朝中甲士千千万，始信功劳一妇人”的英雄气概，所以马祥麟先生认为把昭君表现为一个感伤而无力的人物，那就是把昭君丑化了。 再说“做死王龙”。王龙是否应当那样做、那样唱，是和王龙这个角色的身份分不开的。对于王龙的身份，从来就有不同的处理，一种处理是：王龙是朝廷委派的命官，他被赐姓“王”并称“御弟”，他的使命是把昭君平安送到北国，与其说他站在昭君这一边，毋宁说他站在毛延寿那一边，所以他是丑角，一路对昭君只是随声附和，昆剧“昭君出塞”就是这样处理的。一种处理是：王龙是昭君的骨肉和知己，他完全站在昭君这一边，对昭君有无限关切和同情，所以他是文生，京剧“汉明妃”和许可先生所说的改编的“祁剧”“昭君出塞”就是这样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好呢？可以各有是非。马祥麟先生就认为昆剧的处理办法是对的。他说若是连王龙那样的朝臣以至马童都能站在昭君的立场表情、说话，那就说明汉朝当时的情形并不是“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枉然”，昭君也不用和番，这出戏也不用演了。因此给王龙抹上个三花脸，让他在台上跳跳蹦蹦，对昭君起一种反衬的作用，就更增加了这出戏的艺术性。当然许可先生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王龙应当“作为昭君出塞途中的一个知己而在舞台上出现”，认为昆剧“昭君出塞”里对王龙的处理是“一个极大的漏洞”，“丑扮的王龙，出过不少的洋相”。我是同意马祥麟先生的看法的，但我并不要求许可先生一定也要同意他的看法。 也说说“翻死马童”。马童在这出戏里翻的筋斗确实不少，为什么要这样翻呢？第一个原故正如许可先生所说的是为了“表现山路崎岖难行”，第二个原故我想还是为了要表现昭君所骑的马是一匹把王龙给摔下来的烈马。骑过烈马的人都会知道，它是怎样翻蹄亮掌，怎样难于控制。马童的使命是要保护昭君不摔下来，但他又要在并无真马上台的情形下，表现出他是怎样在控制着一匹烈马，因此他不能不借重于翻的繁重身段。第三个原故我想还是为了要和昭君、王龙的动作相配合，使三个人的动作形成有节奏、有旋律的联系，增强场上的紧张气氛，发扬歌舞的高度艺术性。观众的鼓掌可能正是由于有了这三方面的理解，可能并不像许可先生所估计的是被“没有目的地翻筋斗”的马童所“博”出来的。当然按照许可先生的理解，鼓掌是不应当的，但我相信出现在今天剧场里的掌声，决不像过去那样庸俗了。 总起来说，一百数十年前既已由艺人逐渐改编成的昆剧“昭君出塞”，是一出优秀的传统戏。“唱死昭君，做死王龙，翻死马童”这个传统的特点，今天看来，正在说明我们过去的昆剧老艺人怎样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法把这出戏的内容和形式很完善地统一起来，不能认为是“糟粕”。 我没有看过许可先生所说的改编过的“祁剧”“昭君出塞”，当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但是据我所知，在改编祁阳演唱的高腔（实即弋阳腔）“昭君出塞”（也出于昆剧）的过程中，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同时“百花齐放”当然不意味着一花独放或者天下的花都放得一样。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但从来也没听说过陶渊明主张天下只许开放菊花，或者主张把莲花移植到篱笆下的土地上并叫它开成菊花的样子；同样，从来也没听说过周敦颐主张天下只许开放莲花，或者主张把菊花移植到池塘的淤泥里并叫它开成莲花的样子。对中国戏剧有鉴赏能力的人，也应当能够体会每个剧种以至每个剧种当中每一出戏的特点而予以适当的评价的。 在许可先生的两篇文章里，还接触到“钟馗嫁妹”和“昭君出塞”这两出戏的所谓“主题思想”之类的问题。如许可先生说“通过钟馗的悲剧形象地夸大描绘，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外观有时会和事物的实质完全不符”；说昭君出塞“这种剧目，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极有力的武器”；我看这样抓“主题思想”的办法，也是可以考虑的。 以“钟馗嫁妹”为例：昆剧“钟馗嫁妹”出“天下乐”传奇，“天下乐”传奇已不经见，只“嫁妹”一出流传下来，文字也是经过艺人改的。“天下乐”传奇既不可见，它的整个“主题思想”是什么，当然无从论列。单就“嫁妹”来说，似乎很难肯定它是一出教人不要“以貌取人”的“悲剧”。钟馗不愿对生前的好友负约，死后也要特备笙箫鼓乐把妹子嫁给杜平，这出戏的情节就是如此。按照许可先生的说法，可以算是教人对朋友信实，促人反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似乎就是“主题思想”。至于喜气盈庭，并没有发生什么婚变，当然就不好说人家的结婚是“悲剧”。若是就钟馗因面丑被黜这个故事来说，一般都认为这是对封建朝廷科举制度的讽刺：有些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鄙视功名，不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参加考试而落第的，也就孤芳自赏，不再热中。“嫁妹”里钟馗出场所唱的“粉蝶儿”是“摆列着，破伞孤灯；对着这，平安吉庆。光烂灿，剑吐寒星。伴书箱，随绿绮，趁着这蹇驴儿趷蹬。俺这里，一桩桩写下丹青，是一幅梅花春景”。仔细玩味起来，这倒是表现了那种孤芳自赏的心情的。历来的老艺人在表演钟馗时，似乎也都在尽量体现这种心情，所以配合着脸谱、服装，做出许多特殊的身段，按老的评剧家说，舞台上的钟馗使人感觉“妩媚多姿”。“妩媚多姿”的形容虽然不一定恰当，但是舞台上的钟馗，综合他的脸谱、服装和身段，确实给人一种孤芳自赏的优美感觉，不像许可先生所感觉的“面目可怕，举止奇怪”；不像许可先生所感觉的是“在丑恶的外形下来表现人物的优良的品质”，而是形成了优美的品质和优美的外形的统一。许可先生的感觉正是由于要抓“不可以貌取人”这“主题思想”而产生的。 我不同意拿一套简单化的“主题思想”的框子，向一切古典作品上乱套。按照许可先生的看法，“钟馗嫁妹”是警告人不要“以貌取人”，“昭君出塞”可以对人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那末“别姬”又是进行什么教育呢？姑且说是教人严防“个人英雄主义”罢，那么“小宴”、“惊变”又进行什么教育呢？能说是教育我们应当防止“腐化堕落”、坚持“勤俭建国”吗？我认为像这样只抓住一出戏的思想性的一角或一面，并把它提到今天的“倾向性”的水平上来，这是一种否定接受戏剧遗产的态度。马克思在谈到希腊神话时说过，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化的宝库，同时也给现代人以艺术上的享受。我们肯定旧剧的某些剧目时，不仅要全面地、历史地来肯定它们的思想性、人民性，同时也要全面地、历史地来肯定它们在艺术上的深远造诣。 那末，我们是不是像国粹派一样，把糟粕和精华放在一个包袱里背到社会主义社会来呢？不是的。正如许可先生所说，昆剧是需要改的，而且现在有些戏曲专家正在苦心研究昆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但是要改革昆剧，首先就要了解昆剧，了解它怎样产生、怎样发展，了解它的曲、谱、唱、做、动作和场面等各方面的规律，了解我们所要改革的每一出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革昆剧中发展昆剧，不致于把昆剧改革成话剧、电影或其它什么剧种。任何把昆剧改革成其它剧种的想法和作法，都只能起摧残昆剧的作用，不能起扶持昆剧的作用。

第8版()专栏：　　算账与赖账　　李汀 右派分子叫嚣着要算旧账。 他们要算的账，所谓“旧账”，其实是“新账”，就是从1949年算起，主要是：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思想改造、统购统销……那几笔账。夫算旧账者，翻旧案之意也，今日而旧账重提，其目的只在于想从“倒算”中捞一把也。 至于真的旧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旧账，特别是他们自己名下的旧账，他们是不想算、也不敢算的，其故甚明，即算的结果，只能给共产党抹红、给自己抹黑也。 我说要算也可以，要算新账不算旧账也可以。因为上面所说的那几笔账，共产党是不怕算，也是算不倒的。只是，根据“来而不往非礼也”和“算人之账者人亦算其账”的道理，建议右派分子也把账目摊开来，旧账一律不谈，也来算一算1949年以后的新账。 在这次“鸣”“放”中，右派分子端出了一整套政治理论和纲领，大焉者如“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不应该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根”、“主张取消共产党的各个部，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党组工作”、乃至要共产党“下台”、“成立政治设计院”、民主党派发展到一千万人，设立上下议院，小焉者如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报社、出版社、要求“撤掉共产党的干部”、“挑几个人”出来“有效地处理一下”等等，花样繁多，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小账不谈，让我们先算一算这笔大账。民主党派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两条，从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一直到储安平、谭惕吾，不是都曾作过庄严的诺言么？举过手，鼓过掌，也许还可以赖得，可是，从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起，整整八年，这八年中这些先生们、和这些先生们所代表的党派所发表的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愿意走向社会主义的宣言、文件、讲话，黑字印在白纸上，总该无法抵赖了吧。假如今天讲的是真心话，那么应该在账上记上一笔，这些先生们从1949年起，一直讲了八年假话。 在新中国，讲假话不行，赖账不行，要赖掉这两笔自己早已承诺过的大账更不行。要翻案，要赖掉这两笔账，全国人民不答应！

第8版()专栏：　　蝎子的尾巴及其他　　李学鳌 蝎子的尾巴 “我没有尾巴！ 我没有尾巴！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插上双翅， 叫我变为蝴蝶，飞上天哪！？” 在阴暗的墙脚下， 它拖着蘸满毒液的钩子， 拼命地叫喊着， 爬！爬！爬！…… “南霸天”的魂灵 “南霸天”的死尸早已腐烂， 它的魂灵却留在人间。 它咬着铜臭熏绿的牙齿， 挥着饱饮人民血汗的剑： “我恨！恨！恨！ 恨你们夺了我的地盘！ 恨你们夺了我的大权！ 恨你们共产党无恶不作！ 恨你们叫穷小子有了吃穿！ 我恨！恨！恨！” 它恨人民夺了它的天！ 我们的回答 不准夺神圣的党的领导权！ 不准破坏神圣的社会主义！ 我们发言！ 我们发言！！ 我们用阶级的最强音发言！！！ 乘着党整风的台阶， 想把我们的队伍搅乱！ 打着“爱国”的旗帜， 向六亿人民放毒箭！ 不准！不准！不准！ 你满肚子鬼把戏早被我们看穿！ 共产党 ——我们的头脑， 社会主义 ——我们的心肝， 我们是历史的发动机， 任何诽谤、破坏都无济于事， 只能被我们的车轮轧得稀烂！

第8版()专栏：　　四明山区速写　　——浙东记行　　艾芜 两边层层叠叠的山峰，密布着绿树和翠竹，显得非常的秀丽。中间一条窄狭的平地，满是苍翠的竹林，长着许多棕色的笋子，标志出山间林业的丰盛。偶然也有一片绿色的洋芋地、花生地，和着晴美的阳光，明朗开阔地现了出来。小河在竹林中流过，清亮得可以看见河底的石头，有些地方水又碰在河里的石上发出声响，溅起白色璀灿的水花。平坦的大路，就是一直沿着小河的，有时通过河上的小桥，直到河的左岸，有时又到了右岸。两山之间的窄狭平地，弯弯曲曲的。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常常向前望去，总是绿树翠竹的峰峦，没有去路，回头来看，又不见来路了，也是一片山峰树林，仿佛老是被山和竹树包围着似的。这是浙江余姚县所属的四明山区。山区里静极了，除了小河偶然响起水声而外，常有鸟声清脆地叫着“儿——桂姐儿”。 四明山区过去有一首民谣：“四明山，山里山，湾里湾，山里强盗交交关。”这描写了山区的形势，也说明了以往不安的环境。凭我的直觉来说，这里的确好藏强盗。山深林密，周围十几步内，你就摸不清躲有什么东西。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就有共产党员来在山区里工作。1941年正式组织游击队称浙东游击纵队三四五支队（老百姓简称三五支队），使周围五六百里的四明山区，成为浙东抗日的坚强根据地。1945年浙东游击纵队全部北撤到山东，同新四军主力会合。另外一些党员留下来，看见国民党日益反动，又重新发展游击队，直到解放。四明山区自从有了游击队后，就改变了以往的情形，强盗绝了迹，成为光荣的革命根据地了。我进入四明山区这一天，看见路上走着不少的人，有的挑着春笋，有的挑着编好的竹器，有的用铁轮车运着长长的竹子，送到陆埠去卖。陆埠是一个四山环绕，小河流过的镇市，有汽车和木船直通余姚县城。我在镇上住过一夜，了解到山区人民的生活，都有了大大的改变。镇上有很大的百货商店和供销合作社。竹器茶叶土产品等等收购站，到处都是。这就可以看出人民生活的兴盛和事业的繁荣。 约莫走到十点钟的光景，看见两处路边的竹子上，都挂有几把雨伞，还套有蓝色的布套，显得雨伞主人对雨伞的重视和爱护。可是就没有人在，附近也没有人家，只是一片山和竹林。这很使我奇异，向路人问个明白，才知道是山岙里的人，挑东西到陆埠去卖，一早起来，原是带着伞的，看见天越走越晴，觉得带伞反是一个累赘，就挂在路边竹子上，让东西挑到陆埠卖了之后，空身转回来时，再行取去。这么一说之后，使我更为惊异，一个在过去“强盗交交关”的地方，竟然出现无人看管的寄放处，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情！ 正午到一个叫杜徐的山村。依山沿溪，密排着许多房屋，约有三里路长。住四百四十六户，人口两千四百多人。村屋后面，壁立着长满毛竹和松树的山峰，村屋前面，流过一条小溪，溪水碰在巨石上面，发出哗哗的声响。山溪那面又是壁立长满竹林的山峰，使得整个山村，即正在南方正午的强烈阳光下面，也显得绿荫森森，分外清凉。这里没有什么田地，居民靠山林生活。在他们谈话中，说自己是山民，表示和农民有所区别。这从他们合作社的名字“南山篾簟合作社”也可以看出。整个山村的人，都在编篾簟，这是供应农民用来晒粮食，供应城市用来搭凉篷。同时也和别处的山村分工，别的山村有专做竹椅子的，有专编竹篮子的，这里就专编篾簟。解放前，在淡季的时候，每张篾簟卖的钱，可买十斤米，有时只能买六斤米；旺季的时候，可买五十斤谷子。现在自从组织了合作社，大批卖与国家组织的收购站，就没有淡季旺季的分别，经常每张篾簟卖的钱，能买五十五斤谷子。社员一个劳动日，可以得一元九角四分。而且一个社员只要勤快，保证一天做得到一个劳动日。 在这个山村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因为没有地主，只有富农中农和贫雇农，便不曾进行过土改。组织合作社的时候，有竹林的人，将竹子作为资本投入社内。砍一百斤竹子编为篾簟，所卖的钱，从其中抽出三角五分，作为竹林所有者的报酬。但这只是限入社前生长的竹子，入社后新生的竹子，因由社施肥培植过，便归社集体所有，社员不再从竹林得到另外的利益。由于社内培植竹林极有成绩，中农都很满意。贫雇农，亦即是单纯靠手工生活的人，先前要买竹子来编篾簟，或者帮人编篾簟赚工资，常常有买不到竹子或者失业的痛苦，现在都在生活上有了保障，且不会遭到剥削，他们对社爱护，并热忱地保护山林。合作社为培植竹林，不乱砍伐，还常常到别处去买竹子来做篾簟，同时也是社员工作热情提高，大量地需要竹子来加工。解放前，杜徐岙还有把原材料运出去卖的情形，现在却是只卖手工业品了。山村里流行一首歌谣，最能表现他们现在的生活。 杜徐岙人阿福头： 洪山毛竹背到脚膝头； 阿协家里开医院； 广生堂里开银楼； 酱油麻油设在庙里头； 雪白的衬衫翻领头。 青年后生出风头， 钢笔插在胸口头。 前一句歌，是讲现在杜徐岙人有福气了。以下便讲有福气的情形。第二句是讲外面洪山的毛竹，运到杜徐岙来，让杜徐岙人放在脚膝上编造篾簟。第三句是讲有个社员阿协家里设有联合诊疗所。第四句是讲村里的药铺广生堂设有信贷合作社。第五句是讲庙内设有供销合作社，在卖酱油麻油等等日常用品。第六句是讲人民穿的新式衣服。这都是山村里先前没有的情形，现在有了，因而感到幸福。最后两句，则是表现青年人的生活的，又愉快，又神气。 当我进村的时候，首先使我惊异的，就是不少人家，正在新造楼房，石砌的墙壁，粗大的木梁和坚实的楼板给人一种生活富裕的强烈印象。现在社里平均每户存款可买一千斤谷子。社里公积金，以一年零二月来算已有二万八千元。晚上借宿在社员家里，盖的被面全是绸的。 这个山村里的人，是热爱劳动的，这非常地好。只是过早地叫孩子参加手工业工作，却有点不大对。像村里的中心小学，今年高级班毕业的时候，只剩下十二个学生在准备毕业考试，其余的学生早就离开了学校，参加生产了。同时村里学龄儿童，没有上学的，还相当的多。这是表明对文化教育不甚注意，应该及时纠正。在抗日战争中，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曾在这个山村的祠堂里，设过一个鲁迅学院，由黄源、楼适夷等同志主持。不幸这一注重文化教育的风气，没有遗留下来，现在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祠堂，令人看了，不免有些感慨。 社里有七个脱产的会计，有六个脱产的干部，看来脱产的人共十三个，是太多一些。社员引出一首歌谣，声明是别个山村的人做的，但也可以看见他们的心意。 报告听听， 脑子印进； 地板困困， 懒腰伸伸； 工分赚进。 这是形容社干到县城去听报告，因人多，晚间就在会场的地板上睡觉，起来时伸伸懒腰，便在合作社里，得了工分。其实报告是应该听的，只是社员对社干不劳动有些不满，借此表现他们的心意罢了。我感到党中央整风号召，要党员干部参加劳动，非常地好。我到浒山慈溪县委会的时候，听见县委书记下田插秧，在余姚人民委员会的时候，听见县长去挖泥塘。在陆埠的时候，看见区委书记满腿稀泥从田里回来。这都使我非常高兴，觉得这一新的风气，是会大大改变社干不参加劳动的作风的。

第8版()专栏：　　王个簃画展观后　　于非暗 成为一个自成一家的花卉蔬果画家，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首先要下定决心，不怕艰难，苦练勤修。除去要善于学习画理、画法、画迹，除去要善于观察物理、物情、物态之外，还必须对诗文金石书法痛下一番苦工夫；而“师学舍短”（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论“六要”），更是冲破师承，别创新意的关键所在。最近在北京美术展览馆所展出一百二十件王个簃先生花卉蔬果画，就是他这样钻研出来的。近年来就我所接触到极其个别的学画青年，总是自命为新生力量，先要我重视，然后要我毫无保留的指出窍门，同时，还强调他时间、人力、物力的条件等等，等到我为他口讲手画，连包袱底都抖落出来之后，他还是光说不练空喊一番，连篇习作都拿他不出。我愿意有志于学画的青年们，虚心的老老实实的看看王个簃老画师师承有自，而独自成家的画展吧！ 个簃老画师的画，在北京很少见。他是江苏海门人，现年六十一岁，久居上海。在早年从近代大画家吴昌硕先生学画，是吴昌硕先生笔情墨趣的衣钵传人。吴先生的画笔，是以大气磅礴、雄浑古朴为人民所喜爱的。但是创作题材不够广阔。个簃老画师首先把题材推广到人民所常见更新鲜的花朵与果实。由于老画师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受这些新鲜的花朵与果实，从而在表现技法上就锻炼出自己的一套手法而不肯谨守师承。我们试从他展出的作品当中研究一下，例如“一串红”、“月季一束”、“蟑螂花”、“消暑图”、“映山红”、“案头集景”等等，新颖的布局，明朗的设色，简净的笔墨，孕育着欣欣向荣的活力。不难想像，老画家成就的窍门，是他辛勤劳动、刻苦钻研的结果，光说不练是万万不成的。（附图片）　　枇杷（国画）　　王个簃

第8版()专栏：　　供词　　方成　　布置：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审讯室一角。　　人物：乔治——小组委员会审讯委员。　　 爱，皮，西，蒂——被审者　　乔（问爱）：你是共产党员吗？　　爱：是。　　乔：罚款三千元，监禁三个月！　　乔（问皮）：你是共产党员吗？　　皮：不是。　　乔：撒谎！罚款三千元，监禁三个月！　　乔（问西）：你是共产党员吗？　　西（沉默不语）　　乔：你蔑视审讯，罚款三千元，监禁三个月！　　乔（问蒂）：你是共产党员吗？　　蒂：我已经带来三千元，并关照家里，三个月以后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