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是不是立场问题？ 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看法往往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认为，这可以有好些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 有的人说，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又提出立场问题来呢？ 我们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排除立场问题。在我国目前时期，人民内部还是有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正在向劳动者转化，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虽然已经参加了合作组织，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思想影响都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提出立场问题，了解各自的思想实质，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连彼此的立场都还没有弄清，怎么能求得真正的团结呢？ 我们的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都将最后转化为工人和集体农民（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唯一的前进的方向。只有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在思想上达到一致。当然，要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完全转入社会主义的立场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离开这个立场，却无法求得思想的一致，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新立场和旧立场之间的矛盾。 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标准，批评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批评，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有人说，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而许多人却对于这个事实估计不足。我们认为，这个情况确是有的，在这个方面许多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必须加以纠正。但是同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如果不然，就无法解释目前整风运动中的许多思想混乱了。 举一个例。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经过全国亿万人民奋斗和劳动得来的结果，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尽管有种种局部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它们已经使祖国获得了迅速的进步，根本上改变了祖国的面貌。然而正是这个事实，在目前的许多知识分子中居然成为问题。在政治界、新闻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的人士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有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很少数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对于这一点发生了怀疑。在有些地方，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竟至造成一种空气，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谁说了谁就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大罪。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场问题呢？ 我们认为，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是值得展开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建议全国各界都来辩论一下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承认缺点和错误的存在，现在并不成为问题。整风运动的任务，正是要动员全党以至全国人民的力量，同这些缺点和错误作斗争。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 这是我们的危言耸听么？大家请看，凡在不许人们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样一阵歪风的影响所及的范围内，难道不是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混乱么？ 造成一时的混乱，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毕竟不是任何诡辩所能驳倒的。那些本来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现在由于故意制造这种混乱而在群众面前显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那些一时陷入混乱的人们，经过了一番思想上的斗争而终于回到真理这一方面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人们说来，这样一阵思想混乱，却很难不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明察秋毫之末的大知识分子，不但不见舆薪，而且看不见天翻地复的历史变化，却要等待普通的工人农民来纠正他。这样的人，立场如果不是根本错误，至少也是没有站稳吧？ 一次教训并不能最终地解决立场问题。人们为了最终地完成立场的转变，还会需要好多次教训，特别是如果他们老是以为问题早已解决了的话。但是一次教训到底是一次教训。这也就说明了，目前的这一场争论，尽管有些人暂时觉得浑身不舒服，却是多么必不可少。

第1版()专栏：　　首都六个高等学校党委检查整风　　感谢善意批评　接受正确意见　　根据边整边改精神提出很多改进措施 本报特约新华社13日讯　首都六个高等学校的中共委员会的负责人，今天分别在各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就整风问题作了初步的检查报告，向积极帮助党整风——向党提出善意批评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谢，同时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正确的意见表示接受，对于一些须待继续研究的问题也作了说明。 北京各高等学校党组织的整风运动，是在5月中旬陆续开始的。在这期间，各校党组织通过座谈会和其他一些措施，曾广泛地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其中除极少数右派分子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提出一些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外，绝大多数的党外人士都对党提出了尖锐的但是出自善意的批评，揭露了各校教学中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许多人同时还相应地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今天在这六个高等学校全校大会上分别发言的各校中共委员会的负责人，都一致肯定了这种形势。他们在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评之后，曾一再对善意地向党提出意见和批评的所有党外人士表示感激之忱，并且希望他们继续积极地帮助党整风，以便使党更好地和大家共同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责任。 他们在报告中十分诚恳地接受了广大党外人士所提出的许多有益的意见。中共中国协和医学院委员会书记张之强说：林巧稚教授说过，她有许多话要想和领导上谈谈，但几次走出自己的房子却又回去了。这说明大家是多么渴望和领导干部接触，谈谈心里话。朱贵卿教授曾说过本院领导干部参加劳动，若能到实验室去涮涮瓶子，比参加其他劳动好的多。张鋆教授曾严厉批评我们过去对协和医学院的专家们使用多，培养少，提了很多意见，不被接受。他说，这些意见对我们都是很有益的。 这些负责人对过去工作上的错误都作了检讨。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蒋南翔说：在教学工作上注意学习苏联的经验这是好的，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够，因而在执行时超学时现象非常严重，把计划修改了四次，使全校教学工作随着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另外在教学上也没有提醒大家注意吸取老教授的经验，以致有的青年教师甚至用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办法责备老教授的教学工作。在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上也脱离了学校的实际。如1955年总结时，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三至五年赶上苏联水平”的奋斗目标，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内容和实现方法而产生了教师和学生负担过重的后果。在党群关系上，对非党行政负责人职权尊重不够，商量太少。思想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简单化的现象。民主作风差，党员与非党群众关系不够密切。他说：就我自己而言，同孟昭英先生接触就很少，和一起下乡的同住一屋的同学也未单独交谈过。 中共中国协和医学院委员会书记张之强检查了过去进行改革时没有结合协和医学院特点的缺点。他说协和医学院的综合性、病房制度、医学生和住院医师培养制度，基本上都是好的；学术研究空气也是浓厚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晋级制度也有可取之处，但是过去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在三反、思想改造之后，以否定一切的态度加以取消了。他说这是错误的。 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他们在报告中都着重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和改正错误的措施。中共北京石油学院委员会书记阎子元说，学院过去对某些非党干部的工作分配不合理的地方，现在已着手纠正。曾经在这个学院作过十七年教务工作的王佩卿，去年曾被不恰当地调到出版科任副科长，现在王佩卿已经调回教务科担任原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个学院的党委会曾责成专人进行为时一周的调查，下一周即可提出调查报告。关于改进生产实习的问题，这个学院已召开过学生代表会议和一次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现在已开始生产实习的筹备工作。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在整风过程中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就住房分配不合理问题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拟定出的改革方案修改了六、七次，现已开始着手解决住房不合理的问题，已有二百一十户各得其所，还有一、二十户尚未能立即解决。这个学院的党委会有的党委委员和党员科长级干部自动要求从大房子里搬到较小的房子去，让给人口多的同志去住。学院院长徐觉非、副院长孙景鲁和人事处副处长王瑞生等都自动退还了福利补助费。北京铁道学院党组织要求党员干部除老年教师外，一律取消以前领到的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优先证。有的党员干部并自觉的提出退还一部分福利费。 北京外国语学院、石油学院和农业机械化学院，各有七个级别偏高的党员干部，自动提出降低级别。这些学校的党委会今天正式宣布同意他们下降一级。 他们对少数人的某些言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国协和医学院委员会书记张之强说，过去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提拔使用上有不重视技术的缺点，但有个别同志认为重视政治提高和政治条件也是错误的就不对了。又如有的同志指出了一些党员的错误、缺点，但忽视了他们尚有优点，或者由此而推论全党都是错误，这也是不对的。 再如历次政治运动中确有错误和缺点并因而伤害了某些同志，这些批评是正确的，现在正在慎重仔细地研究，但因此而否定历次政治运动的成绩也是错误的。 中共北京铁道学院委员会书记王孝慈说：有人认为现在学校里以德代才，也有人认为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不可分，马列主义不能作为指导思想等问题。他说他们将进一步发动全院师生员工就这些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讨论，从“争鸣”“齐放”中辩明是非。 这些学校的党委书记们在报告中对今后的整风运动表示了坚强的信心。中共北京石油学院委员会书记阎子元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有决心研究吸收党外党内的意见，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起要把整风搞好。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什么缺点错误不愿放弃的。 中共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委员会书记孙景鲁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以后，表示在最近就要抽暇和非党副院长孙文郁及一些老教授、有代表性的教职员、学生进行恳谈，到他们家里，坐下来谈心，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

第1版()专栏：　　研究原子核秘密的喜讯　　我国即将建成加速器 新华社13日讯　新华社记者吕新初报道：在今天举行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获悉，我国自己装置的加速器即将完成。它是能量二百五十万电子伏特的高气压静电加速器。它可使质子的速度加快到每秒二万二千公里。据我国权威原子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对记者说，这座加速器建成以后，将被用来进行低能原子核方面的研究——轻原子核核反应和衰变等基础研究。 赵忠尧说，能量小的静电加速器和能量大的回旋加速器的用途不同，前者适用于做细致的工作，后者适合做大刀阔斧的工作。 加速器的功用是使质子和其他粒子的运动速度加快，把这种加快了速度的质子和其他粒子当作“子弹”来冲击原子核，从而研究原子核的秘密。化学元素表上新发现的十多种元素，以及近两年中发现的两种新的基本粒子——反质子和反中子，都是靠加速器的帮助发现的。 目前世界上能量最大的加速器是设在苏联的十二个国家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同步稳相加速器，它可以使质子能量加到一百亿电子伏特。这座加速器可使质子的运动速度加快到每秒钟二十八万公里，除了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光线以外，现在没有任何东西比它的速度再快了，它的每秒速度相当于人造卫星的三点五倍；相当于最快的超声飞机的二十八倍。

第1版()专栏：　　聂荣臻副总理谈我国科学体制　　科学界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新华社13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今天起在北京举行。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科学界反映出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或正在逐步解决。 聂荣臻在他的讲话中说，政府正在把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来系统地、逐步地解决。关于研究资料的供应问题，过去由于保密范围过大，今后应该合理改变。一年多来，大部分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时间一般是有保证的，但少数担任领导工作的或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时间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科学家因为负责了一定的领导工作，有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是必须参加的，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兼职和社会活动，也是必要和可能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兼职过多和社会活动过多的科学家们自己来安排，提出建议，各领导机关应予同情的支持。 聂荣臻说，应改变某些不利于科学工作的财务制度。 聂荣臻说，解决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问题，根本之道是发展生产，这需要有关工业部门的努力，也需要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科学家们以大力支持。几年来国家在图书方面支付了大量的经费和外汇，去年仅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所支出的外汇就有一百八十万镑，今年是一百五十万镑。他指出这些图书的分配、使用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关于曾经在科学界引起争论的科学体制问题，聂荣臻说：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负担的重点任务上，积极支持，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领域的任务，但并非全国较有成就的专家都要调到科学院来；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必须积极提倡，教学和科学研究，两者不可偏废，高等学校应该努力使自己在某几门和某一门科学领域内逐步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或中心之一；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必须大力加强，使它们能结合生产需要，解决较专门的问题，使科学的新成果引用到生产中去，并根据生产中的新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来发展和丰富科学理论；地方应该密切结合本地区可能组织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同时也应该进行一些不是本地直接需要的研究工作，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科学家的作用。 聂荣臻在谈到今年科学研究计划时说：作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一样，是一个新问题，从实践的经验看，对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远景规划和各部门现实要求的基础上每年作一次安排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凡不能列入国家计划的，只要有可能，科学家仍有选择题目的自由。 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作了发言。 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对编制今年科学技术研究计划作了说明。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第七十一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问题。

第1版()专栏：　　民建代表团将出席德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昨天决定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邀请，推派以胡厥文为首的三人代表团赴德出席该党在7月5日召开的代表大会。 民建推派代表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是经我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这是我国民主党派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兄弟国家民主党派代表大会。

第1版()专栏：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本报编辑部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第1版()专栏：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长。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有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6月6日）

第2版()专栏：　　民盟中央昨晚的座谈会开得特别热烈　　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　　史良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态度　　邓初民建议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座谈会昨天晚上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显然，某些民盟盟员，特别是某些民盟负责人最近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及民盟中央对这些错误言论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大盟员和盟的中央委员的异常的关切和极大的不满。因此，昨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盟中央的工作人员显得特别踊跃，人数差不多超过前一次会议的一倍。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一直在非常热烈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到会议宣布结束，还有一些报名发言的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罗涵先、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副主席史良、中央委员千家驹、候补中央委员陶大镛、中央委员罗子为、中央委员张毕来、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邓初民、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都集中地对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民盟盟员储安平等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并且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言论明确地表示态度，要求民盟中央和民盟成员必须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邓初民发言中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主持会议的中央常务委员郭则沉表示将建议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加以考虑。 会上还有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对自己发表的一些错误议论作了自我批评。发言的人对叶笃义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但对陈新桂所作的自我批评仍极不满意，认为他根本没有从思想上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对他今天的发言又作了批判。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委员鲜英。 罗涵先说：右派言论是向党、向国家、向社会主义进攻 罗涵先说，少数右翼分子的言论，无论就其性质、目的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来看，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挑战、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政权挑战，向共产党挑战、向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挑战的政治问题。有人认为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他主张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接着他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他认为在这些荒谬的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中，这两个人是最突出的代表。 他说，认为共产党领导就是“党天下”和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少数右派分子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列举了很多作为宗派主义事例的事实，例如，通过党员实现党的政策、通过积极分子发挥助手作用、任用干部讲究政治条件、选拔留学生注意政治品质、工人阶级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是贯彻和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所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和我们所反对的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罗涵先发言中最后批评了章伯钧等人。他说，章伯钧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政治设计院和党的领导原则是有抵触的；这个设计院是介于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因此是错误的。罗隆基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平反委员会，要与原来的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领导机构分开，表现了对于党的领导的怀疑；叶笃义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的意见实质上取消了党在学校中甚至一切国家机关中的领导。这些意见性质上都是严重的。 叶笃义进行检讨，说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发生有害影响感到惭愧 叶笃义在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对民盟本身的威信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接着，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他说：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叶笃义用他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因此我在我的机关整风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就是党组织太弱了，应该加强。这说明我自己业务上的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接着，他又批判了他提出的：“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的错误说法。他说，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在当前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论调，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乱发匿名恐吓信件的卑鄙的反动行为，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得相当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然，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外，应当说大多数都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叶笃义还批判了他提出的：民主党派可以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的错误论调，他说，这个想法既不符合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它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它们的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叶笃义认为：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旧的反动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思想随时都会冒出头来。我的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首要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务。我一方面要加紧自己的自我思想改造，另方面也热烈地要求盟组织给我帮助。 叶笃义最后对章伯钧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以及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 邓初民认为必须根本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人民日报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为题的报道，和民盟上海复旦大学支部要求民盟中央对民盟成员最近不少的错误言论表示态度，都值得我们注意。邓初民说，民盟成员的错误言论在各民主党派中占了多数，但这要发表错误言论的人自己负责，他们的错误言论不能代表民盟。否则，他认为其他民主党派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民盟就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了。因此，邓初民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这些错误言论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民盟的问题。 邓初民接着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还不久，可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暴露的却很多。社会主义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我看这些改造的问题都不大，就是知识分子改造还成问题。而民盟是对知识分子作工作的。因此，我建议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 邓初民最后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一定会有敌人钻空子，这是绝大多数人民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问题，我们民盟必须加以注意。 千家驹说：储安平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 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以后，非但没有很好地改造思想，反而找来些教条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据。陈新桂的错误在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专政混为一谈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但决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如果是共产党专政，那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是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员对工人阶级中的非共产党员专政。马列主义从来没有把这二者等同起来，这是资产阶级诬蔑共产党的话。而陈新桂却居然拿起资产阶级的武器来反对我们。 千家驹接着解释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还不多，有些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陈新桂的逻辑推论，反对三个主义，就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过去的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封建地主专政都是不会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我们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三个主义，没有哪个执政者敢于公开号召人民来揭露三个主义，共产党这样做，这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 陈新桂在今天会上的发言中说，他向来不作违心之论，千家驹揭露他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中曾说现在大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邦无道则隐”，过去还可以隐到田园去，现在不行了。全国人民的解放在陈新桂看来是“乱世”，是“无道”这两句话可作为他的思想本质。按照他的说法，变“乱世”为“治世”，变“无道”为“有道”，就只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了。而今天他却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不反对共产党，这不是违心之论是什么？接着千家驹反问陈新桂：既然现在是乱世、无道，到底要怎么办呢？是否恢复地主、资本家、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的专政呢？千家驹说，陈新桂今天的发言完全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而这在他是一贯的。 最后，千家驹又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千家驹说，长期共存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如果对这条道路三心二意，就共存不下去，更说不上长期共存了。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千家驹还对叶笃义的检讨表示欢迎。 陶大镛说：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 陶大镛在发言中首先说：从报纸上最近发表的言论看，过去我们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昨天师大支部委员会开会，有人说：为什么盟中央小组尽发这样的言论？今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盟中央表示态度的消息，我认为很值得重视，这对盟中央是个考验。 陶大镛说：陈新桂刚才的发言，并没有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宗派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相关联的，要消灭宗派主义，只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中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的核心、基本问题和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毛主席也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基础，因此，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根本就谈不到社会主义。陈新桂已经经过几年学习，今天仍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竟然讲出如此荒谬的言论，实在不可原谅。尽管他主观上不是别有用心，但是很容易使人感到他是别有用心。我说得很激动，因为，在民盟中央的讲台上竟然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牵涉到我们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 陶大镛还说：现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在进行，这个斗争对我们知识分子是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工人阶级的想法和知识分子的想法就不同呢？为什么有些人口头上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又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归根到底，还是站不站在人民的立场的问题。 最后，陶大镛又一次谈到盟中央必须表示态度的问题，他建议盟中央要对民盟今后工作重新安排。他说：今天看起来，盟中央仍须对盟员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今天早上，有些盟员来找我，他们说：盟中央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所以，我和许多盟员一样，都热切盼望盟中央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赶快表示态度，划清是非。 罗子为认为章伯钧的某些言论符合反对党的领导的一些人的口味 罗子为发言中说，他欢迎叶笃义的检讨，但是他的思想在民盟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例如学校中有些盟员就要求取消党的领导。罗子为要求民盟中央警惕这一点，要求重视这个问题。 他说，他对章伯钧的言论怀疑两点：（1）国务院的会议上不该拿出成品；（2）章伯钧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好像国家大事还不能参与。 罗子为说，最近有人说机关党组提出问题的时候没同大家商量，因此企图否定党组的领导。他说，当然党组事先可以征求意见再把问题拿出来讨论，但事先没商量而拿出来同大家讨论研究，这怎么就能说不民主呢？难道党组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吗？他说，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的反党思想加以分析。 还有人借口个别党组领导人作风不好就想否定党组的领导。 从这许多方面来看，今天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隐晦的提法，企图否定党的领导，他说，我们要提高嗅觉。章伯钧不同意拿出成品来讨论，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章伯钧在这些方面的言论是符合一些反对党的领导的人的味口的。 罗子为又说，许多国家大事的讨论章伯钧是参加了，甚至中共召开“八大”以前，都邀请党外人士征求意见，那里还有这样民主的政党？章伯钧的意思好像国家大事未能闻问不知是什么意思？ 胡愈之从一封来信谈储安平罗隆基发言的危害性 胡愈之宣读了一封来信，信面是寄给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却注明是写给“储安平总编辑”、“罗隆基副主席”的，信上对罗隆基储安平表示十分感谢，称他们为“善良的人”，要求为他“伸诉冤枉”。而对共产党却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强盗行为”，说“共产党快到坟墓”等等。胡愈之认为：现在有些人利用整风，散布对党的不满，储安平、罗隆基二位的发言，其危害性从此可见。因此胡愈之同意史良副主席的意见，请发表错误言论的同志弄清是非，也同意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求民盟中央表明在大鸣大放的立场和态度。 陈新桂一面承认他最近发言是错了，但又继续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陈新桂发言中一方面承认他最近的发言是错了，但并没有说明错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还在继续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比如他强调说，他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也承认毛主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克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弱点等等。 陈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除表示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后根源而外，还认为储安平大概是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不敢指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陈新桂在昨天发言中却完全不顾与上次发言的尖锐矛盾，在为自己作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我跟储安平的说法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党天下”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是在肯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之下，指出它有产生宗派主义之类的弱点。

第2版()专栏：　　希望章伯钧罗隆基表明立场　　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司法工作的缺点不容忽视 明知错了不肯承认错误 忽视法学人员随意闲置 为了帮助我们的领导党整风，我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已经提出过意见，现在再说一点。 关于司法工作，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作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的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在司法改革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予机会，使能发挥其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櫈。有的即使安排了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的。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忱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现在再就目前整风运动发生的新情况和我们盟应当采取的态度提一点意见。　　现在民主党派中有这样一种人：　　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　　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共产党党内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在共产党内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 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另一面诬蔑共产党存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动，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加以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一些人。 必须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支持他的人应当站出来 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作法。 章伯钧是认识模糊呢？ 还是背后另有一套呢？ 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发言的错误在那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发言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发言的本质呢？ 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在那天晚上所讲的话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 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思想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题目和小题是编者加的）

第2版()专栏：　　陈体强先生的来信　　编辑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登载龚祥瑞同志在政法学会座谈会上批评我前次发言的报道，我对于龚祥瑞同志的批评虽然有个别地方不同意，但整个来讲，对于这些批评我是衷心欢迎的。我在座谈会上发言较长，不免有许多含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意见，但“人民日报”标题把我的名字和储安平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对于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是十分反对的。因此，今天不正确的标题，请你报予以更正为感。 陈体强 编者注：本报6月13日第二版报道法学界人士座谈会的新闻标题有欠妥之处。我们同意陈体强先生的意见。

第2版()专栏：　　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章伯钧 5月22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各方人士已经提出严正的批评，其中最错误的，就是所谓“政治设计院”和国务院开会的“成品”问题以及文字改革问题。这说明了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国家的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我初步检查结果，认为这是由于我几年来学习不够，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改造，因而思想跟不上国家新形势的发展，以致犯此错误。我辜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几年来对于我的教导和信任，我深觉惭悔。 现在经过全国各界人士对我的批评，使我大吃一惊，我应该及早觉悟，纠正错误，并对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应该接受这次重大的教训，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并继续深入地检查我错误思想的根源。 （6月13日）

第2版()专栏：　　民盟上海市委会批判歪风怪论　　大是大非非争不可 会上揭露章伯钧的企图：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上议院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民盟上海市委员会12日晚举行座谈会，委员们对民盟内部的一些谬论提出反对意见并展开争论。 主持会议的副主任委员陈望道说，最近出现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关系到大是大非，非争不可。民盟一方面帮助党整风，一方面自己也应有所提高。 陈望道还说：前些时，有一种歪风，好像发言越激烈越好，没有“墙”“沟”的地方也偏要说有，到处放火。譬如我对高教部提意见时，我认为应当加强校委会，光明日报记者却改为取消党委会，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了。这真是歪风。他说，从复旦盟员大会上、从今天的会上，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错误言行的，如有只是极少数。但因为过去许多人袖手旁观，不大胆提正确意见，使歪风抬头。现在正气已一天天在抬头，歪风下降，原来思想正确的，也敢于讲话了。我个人认为：目前可以汇集一下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情况和言论，分析研究。 吴承禧说，民盟市委的认识必须一致。首先，民盟是党的助手，不是敌手。沈志远从北京回来传达章伯钧的话说，民主党派最好发展一两百万人，搞一个什么上议院。这种说法是和下轿、下台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必须站稳立场，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盟内民主争论还要更好开展，特别对盟的领导可以展开从下而上的批评。 副主任委员陈仁炳在会上发言对他过去对整风有惩办主义思想等问题作了简短的检讨，许多人接着起来对他提出批评并且揭露他的一些言论。 列席的民盟市委机关干部吴南说，陈仁炳在两天前的干部会议上，还说过很担心党的整风，对人民日报不可盲目相信，工人座谈会有断章取义的地方，目前对储安平的批驳有不公道的地方。陈还说，不能因我是副主任委员就昧了良心说话。

第2版()专栏：　　三邪　　老舍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真诚的党。要不然，它怎么肯叫党外的人来帮助整党呢？假若它要“党天下”的话，它难道就那么天真，叫别人来帮助整党？或者也不会这么急于整党吧？ 朋友们，党既如此真诚，我们能够辜负党的委托与信任吗？党对我们真诚，我们也要对党真诚，凭着良心有话即说，有意见就提出来。这样彼此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党就会更英明地领导我们，我们也就会更幸福。党好，我们好；党垮台，我们垮台，谁也逃不了！ 党员有一千多万，不可能十个手指头一边儿齐，其中有顶好的，也有不大好的，甚至还有少数不正派的。因此，党需要整风，也需要大家帮助。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或几个党员的坏处便断定党也是坏的。“一马杓坏一锅”这句俗语在这里可用不上。党有党的纪律，向来不许一马杓坏一锅，否则恐怕党早已腐化，不会有今天的威信与功绩。 党员也是人，这件事办对了，那件事也许办错；要不怎么需要整风呢。我们应当指出他们的错误，这是我们帮助整党的责任。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错误而也否定他们的好处，那不公道；我们更不应因为一个党员的错误，不管怎么严重，而也否定了全党。 既是要和风细雨地整党，我们帮助整党的就也该平心静气，说实话，认真批评，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反之，若是抓住机会，不分黑白，否定一切，那就不是帮助整党，而且有意拆党了。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没人会忘掉，直到永远。这样的党是打不倒，拆不散的。况且，党若垮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为了个人的利益，咱们也应当多想一想，明辨是非，据理发言；若是逞一时的意气，颠倒黑白，岂不落个谣言惑众，自误误人么？ 整党是为除三害。帮助整党的似乎也要避三邪。三邪者： 一、报复主义：比如说，在“肃反”等大运动中，不可能毫无偏差与错误；今天，在整党之际，受过委屈的自然想要求纠正错误。好，应当这么办。把委屈说出来，我相信党必会去详慎调查，进行纠正。但是，诉苦者也必须认清，为巩固革命，“肃反”等运动是必要的，并不是无事生非。没有那些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假若不看这个必要，而采取以前你整了我，今天我也整你的态度，从意气出发，施行报复，那就难免否定那些运动的历史意义，而且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到的教育也抛弃了。目的在于报复，使彼此不相能，很难说怎么团结了。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谁的错误谁当承认，不能因为整党便把错误全推给党员。我们要求党员要公平，我们也要求自己要公平。报复主义很难从公平出发，至多不过长了个人一些威风，而威风并不像真理那样可贵。 二、修正主义：新国家必有新制度。新制度一时不能十全十美。好，那就该详细商量，逐步改善。可是，必须注意，我们的一切制度都有个总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全民族的光明前途全仗着有此命根子，此根一烂，全体枯萎。因此，我们不该乘此整党时机，不加思索（思索了就更糟），就说什么取消党的领导，或把英、美等国的制度挽到我们的制度里边来。修正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既无了解，也就无心信服。在不得已的时候，阳奉阴违，暂且敷衍一场。遇到机会，他便要假充高明，胡出主意了。这样的人最会修正自己，对什么主义都可信可不信，见风转舵。只要有机可乘，叫他加入保皇党，他也会念念有词，跪接圣旨。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根据国情民意，创造地运用马列主义，但必须是马列主义，而不是卖假膏药骗人。 三、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昨天还高呼共产党万岁，今天看见党叫党外人士帮助整党，便大叫一声：“共产党干不下去了，向我们求救了！”紧跟着便找出一半个证据，痛哭流涕地说：“是呀，共产党全搞错了，民不聊生，个个呼冤，大家起来救国呀！不能只帮助整党啊，得取消党的领导！”这么一哄，自己觉得发言尖锐，正切时弊，事实上是白天见鬼，令人齿冷。真正爱国的人一定不会这么说话。 整党是最严肃的事。若用市侩起哄的态度来帮助整党，的确可耻！三害未除，又来了三邪，二三得六，混乱倍加，是何居心？ 或问：如此说来，宜避三邪，岂不与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有所不合？答曰：这不难解释。知无不言，必须先知，即使知道的不全面，也总得略知一二。若是全无所知，血口喷人，看看全国老百姓答应不答应，老百姓知道共产党给带来多少好处，什么好处。言者无罪，须是实话，心诚意善，爱党爱国；若是造谣生事，呓语颠倒，说它作甚？假若一定要说，还是那句话，看看全国老百姓答应不答应。 肃清三害，肃清三邪，党内党外，携手前进，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是多么光明美丽的景象啊！朋友们，积极地帮助整党吧，党可爱，祖国可爱，社会主义可爱，可就是别打错了念头，把自己落在社会主义的后边，成为最不可爱的人哪！

第3版()专栏：　　谁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谁说人民生活没提高？　　农民用铁的事实粉碎反动谎言　　一个农业社春节杀猪百余头 本报南京13日电　解放后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有坐小汽车的党员干部吗？南京市郊区江东一社的农民们以亲身的经历驳斥了葛佩琦这个谬论。社员李新华说：大家都记得，过去田是地主的，农民抓着稻把子肚子饱，丢了稻把子肚子饥，卖贱买贵，吃的苦受的气不知其数。解放后，土地到了自己手上，1953年我单干时，收入七百元，全乡数我最高。1954年办小社，收入八百元。去年办了大社，收入了一千零八元。我们社里五百五十户，家家是这样，怎么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呢？中农李宏亮说：我们中农生活也比过去好，我家过去年底也要背债，去年吃用到冬天，分了半年口粮，还分了四百多块钱现金。今年青黄不接时，我们社员在信用社里还存了七千多块钱，怎么说改善生活的是少数人呢？过去我们农民都没有机会上学，解放后农民翻了身，我的大儿子已经进了南京工学院。女社员李秀珍十分激动地说：我李秀珍过了四十多岁，到1954年办社才不背债。去年我家四个劳动力，收入一千七百元，全家添新衣、新被，从来没有过到这样的好日子。我看葛佩琦说这种话，是反映了有些人想剥削我们的心还没有死。社员余得炳谈到猪肉供应问题时说：葛佩琦说猪肉都被干部吃掉了，农民不高兴养猪，这简直是胡说。我们这里过去不养猪，现在养一千多头。过春节的时候，五百五十户社员到街上买的肉不算，单自己家里杀的猪就有一百二十头。李秀珍说：我们十一队十八家过年杀了十七头猪，我家现在还有火腿。 许多社员在发言中，特别驳斥了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说法。中农余朝贵认为这也是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手法。他说：过去买配给米，米价天天涨，一担黄瓜不够买二升米。青黄不接时，农民向囤粮的投机商人借一石稻加利一石。这些情况难道一个人民大学的教师都不知道吗？劳动模范李传中说：对不法资本家来说，统购统销当然不好了，因为他们不好囤积了，不好剥削人了。现在稻子卖给国家七块二一担，买稻种还是七块二一担。国家供应的粮食，只有少数人口多的户紧一点，像我家每月还多二十斤调剂给别人。我们农民认为统购统销好得很。我是一个中农，党把落后的农村，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由解放初期的一百八十斤，增加到五百五十斤，这是党做错了吗？蔬菜复种由一年两熟改为一年四、五熟，是党做错了吗？如果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决不会做到这一步。怎么能说党和群众的关系和解放前相比，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第3版()专栏：　　去年河北水灾比那一年都大　　因为统购统销才没有饿死人 本报保定13日电　保定市郊南大园农业社社员一致反对葛佩琦的“统购统销搞坏了”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社主任郭顺兴说：要不是统购统销，去年的一次大水灾，不知要饿死多少人。他说：河北省水灾多，过去每来一次水灾，地主老财粮商就乘机发大财，农民只有到处逃荒和挨饿。去年的水灾比过去那一年都大，但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一个人也没有饿死。再拿我们的生活来说，虽然常遭水灾，但是生活都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像我家过去是吃了这顿没那顿，一年也吃不上一次白面。现在不光每月都能吃上白面，过年过节和过星期天还要经常买肉吃。生产队长赵良田接着说：葛佩琦问猪肉那里去了，我们说是人民大家吃了。像我们村的人，过去只有几家大老财买肉吃，俺们农民们不说吃肉，连面都吃不上。现在全村人们不光过年过节要吃肉，平常还要吃肉呢。因为吃肉的人多了，就应该多养猪，去年俺们社喂了三百多口猪，今年就发展到五百多口猪。我们的生活是一年比一年提高。葛佩琦为什么不看事实光瞎造谣言呢。我肯定的说，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第3版()专栏：　　有线广播图书室　业余剧团俱乐部　　解放前农民梦也梦不到这种生活 据新华社沈阳电　辽宁省沈阳县大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郑兴飞说：葛佩琦说什么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是“党员和干部”，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生活都没有改善，这都是瞎说，现在，就请葛佩琦来看看我们合作社的情况吧。我们合作社八百四十多户社员，解放前70％以上是贫雇农，年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但是自从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办了合作社，人们的生活和过去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别。去年全社平均每垧地打了四千六百二十斤粮食，比合作化前一家一户耕种时提高了71％，平均每户社员收入了四百九十元，家庭副业收入还不在内，97％的社员都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现在全部社员都过着中等以上的生活，家家丰衣足食。合作社里还有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和有线广播，文化生活也非常活跃，难道这不是解放以前农民做梦也梦不到的生活吗？因此，对于葛佩琦的错误论调，我们农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第3版()专栏：　　从前病到死也没钱医　　现在一个电话就开来了救护车 本报广州13日电　银河农业社社长邓巨本说：“我村解放前几乎家家缺粮。现在连瞎子也不担心没得吃了。今年全村的购布证都买完了。家家都做了新衣服。合作化前全村没有一部车子，现在有两部小板车、四部马车、两部大汽车。从前农民病到死也没钱医，现在若是有人受了轻伤，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就到村子里来了。解放前，全村农民有70％没有鞋子穿，现在大多数每人有三双鞋。”

第3版()专栏：　　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是国民党　　共产党和我们从来就在一起 据新华社12日讯　山西省太行山区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员在10日晚上纷纷发表意见，驳斥葛佩琦的谬论。大家说，解放前，西沟乡农民辛劳一年生产的粮食，有一半交租纳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二百斤粮食，十户里头有七户是糠菜半年粮。去年，国家统购征收的粮食只占总产量的8％，全乡大小口每人平均三百九十斤，食粮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这能说生活没有改善吗？解放前西沟乡一口活猪也没有，现在有四百五十口，除了卖出七十九口以外，过年过节每人平均二斤半到三斤猪肉，这能叫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不愿养猪吗？提到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来沉默寡言的社员张旺兴说：“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共产党和我们从来就在一起。我看，党员干部白天劳动黑夜工作，比社员生活得还艰苦哩！”

第3版()专栏：　　新疆各族各界人士纷纷质问储安平　　为何亲眼见过的事竟如此健忘？ 本报乌鲁木齐13日专电　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人士纷纷驳斥储安平等人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先生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这种说法是不近情理的。现在我不说全国范围，只拿我指挥的生产建设兵团来说，在生产建设兵团内，有起义队伍，也有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保卫延安的劲旅，这些部队都有起义的将领担任各级指挥员。储安平先生在新疆待了两年，访问过许多农场和工地，也接触过许多指挥员，为什么竟说出“党天下”一类的话呢？难道他亲眼见过的事实，竟如此健忘了吗？”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联合会12日下午召开的各民族职工座谈会上，八一钢铁厂炼钢车间副主任王宝琛说：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是错误的。我是非党干部，是车间领导人之一，完全有职有权，车间有什么事，党员都和我共同研究解决，储安平到过我们的工厂，难道他没有见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吗？ 新疆学院史地系学生关桂枝说：“我是个锡伯族的学生，从我的切身生活中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解放前，我家没有一寸土地，父母为生活所迫像牛马一样的给地主干活，就这样还不能顾上全家的生活，终天缺吃少穿。解放后，我家分了土地，参加了高级农业社，全家才不愁吃不愁穿，我还上了大学。这是过去所梦想不到的事，现在和过去相比真可以说有天渊之别，谁要说不要共产党来领导，我坚决地回答说：“不能。”新疆学院教育系学生库尔班·劳克伊（哈萨克族）说：“储安平的发言对我们是一种污蔑，他把我们各族人民敬爱的毛主席比做老和尚，谁都知道毛主席对我们少数民族是非常关怀的，在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了，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我们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感到无比的温暖，这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把党和毛主席当做再生的父母，救命的恩人。这些事实，储安平在新疆都亲眼见过，可是他竟敢来污辱党，污辱毛主席，现在我要问他讲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第3版()专栏：　　见不得人的嘴脸　　方成

第3版()专栏：　　过去哪有工人上大学？　　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一百多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在昨日（13日）下午举行座谈会，痛斥葛佩琦的反动谬论。 这些学生中，许多人曾在资本家和日本人开设的工厂中作工，度过艰难辛酸的岁月，只是在革命胜利以后，才有机会当了大学生。因此，在批判各种反社会主义谬论的时候，他们显得特别激动。在座谈会上，好多人在发言的时候气得发抖，几位女同学谈到她们在旧中国的遭遇，难过得流下泪来。 工业经济系机械班四年级学生赵文旭痛斥葛佩琦。他说：“葛佩琦是我的老师，这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师。”他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父亲做过三十多年工，我是个有十二年工龄的青年工人，解放前，在国民党重庆一个兵工厂做技工。那时，物价一天涨几次，发下来的工资有时还买不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住的地方又臭又脏，死了像一条狗似地拉出去就算了。每天工作十六小时还糊不住嘴，那里能养活全家？有一个工人饿得没办法，亲手杀死全家，自己也自杀了。解放后，每天工作八小时，夏天工厂还供给冰棍。全家每个月有一百五十余元的收入，月月有剩余钱，我上了大学，两个弟弟上了中学。请问葛佩琦，这是生活降低了还是提高了？”他用事实驳斥葛佩琦说的“共产党是便衣警察”的谬论。他说，解放前他在的那个兵工厂就有个“警卫检查处”，专门监视工人的行动。有一次发工资后，一个工人跑去质问这个处的处长：“你们看看这点工资够买什么？”结果这个工人被抓走了，后来死在监狱里。又一个工人只因为说了一句：“工厂真是一团糟”，马上被抓起来受电刑。这个工人后来被打成残废，流落到街头，饿死了。赵文旭讲到这里，激愤地说：“葛佩琦说共产党是便衣警察。那他说了这么些反动话，共产党怎么不抓他呢？” 工业经济系四年级机械班萧克俊说，葛佩琦说只有少数共产党员的生活提高了。他难道没长眼睛，没看到坐在他课堂上的都是工人？我们班上三十三个学生，有二十七人是工人出身的。这不是人民生活提高是什么？过去哪有工人上大学的？ 工业经济系冶金班四年级学生陈靱说，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那能上大学？我祖父因为生活困难卖掉了亲生女儿，我父亲给地主扛活赶大车轧断了腿，眼看就要饿死全家。共产党来了，我进了印刷厂当工人，家里生活困难政府还给照顾，共产党对人民怎么不好？葛佩琦是代表哪些人说话？日本鬼子在时闹灾荒，我们一家就饿死四口人，共产党来后闹灾荒，政府用飞机给送粮食送衣服，我们家乡就没饿死过一个人。 工业经济系机械班四年级学生朱汉民说：“我是东北人。东北产大豆、高粱。可老百姓在日本统治时，成年也吃不到豆腐和豆油。好多人都是一大家子人一条被。下雪天，小孩子光着脚在雪地里跑。后来国民党来了，情况仍是一样糟，老百姓一年四季吃野菜。我的哥哥吃得肚子涨得老大老大，差点没死掉。解放后，不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村子里的娃娃都上学了。”朱汉民斥责葛佩琦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日本人”的怪论。他说，老百姓是“欢迎”过日本人！但不是鼓掌欢迎，而是用刀子和炸弹“欢迎”！日本人如果一个人下乡，老百姓准把他杀了！

第3版()专栏：　　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联席会议决定　　迅速发动全国工商界批判章乃器 新华社13日讯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举行联席议会，批判了章乃器的种种错误言论。 出席会议的两方面的常务委员共四十四人。在会上发言的有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盛丕华、胡厥文、毕鸣岐、黄长水、巩天民、许涤新、孙起孟、孙晓村、向德、苗海南、吴韫山、谭志清、王少岩、黄凉尘、徐崇林、胡子婴、王光英、刘国钧、周士观、刘永业、温少鹤和华煜卿等二十五人。 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章乃器的错误思想是严重的，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和他划清思想界限。大家认为有必要在这样的联席会议以至扩大会议上继续深刻地批判章乃器的错误思想，同时也要准备迅速起草和向全国工商界发布批判章乃器错误言论的指示。 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章乃器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他要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他的讲话带有煽动性与威胁性，例如他最近在工商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工商业者仍然是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个“五反”等等，这些话是要煽动工商界的不满情绪。陈叔通说，在我看来，章乃器的错误已不仅是思想，而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他的面貌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他拖下水去。 黄炎培在会上对章乃器的思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作了揭发和批判。 向德认为章乃器的言论是挑拨工商界群众和骨干，工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说，章乃器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等言论，结论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要改造，这些思想都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抵抗社会主义的表现。 巩天民和徐崇林都认为章乃器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散布毒素，发表言论的方法很阴险，每次都是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模糊大家的视听。因此这种言论比葛佩琦、储安平之类的话还要可怕。他的目的是拉后腿，把工商界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盛丕华说：我5月28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了“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这两句话是错误的，他表示收回这句话。他说：章乃器的重大错误，第一是他把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并列起来，实质上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使工商业者不知不觉地陷入迷途。第二，他说工商业者没有剥削，这样，就不需要改造了。盛丕华还认为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有挑拨的意思，使工商界和共产党疏远。他说，工商界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党一直把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如果按照章乃器的话走，很可能会由非对抗性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 毕鸣岐在发言中，首先从章乃器最近的文章和言论中列举了十六条错误论点加以驳斥。他说：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在政府中是部长，竟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点，我们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并给予批驳，来帮助他分清敌我思想，更好地帮助工商界大放大鸣。他还说：章乃器的错误经过大家的帮助后，希望他有所转变，自己进行深刻检查。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组织上应有个措施，全面考虑这个问题。 苗海南分析了形成章乃器的错误思想的种种原因后说：章乃器现任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副主委的职位，都是我们选举的，最近他居然在大会上、报纸上发表谬论，危害极大。如果章乃器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工商界和民建会会员是有权利罢免他的职位的。他认为章乃器的文章巧妙得很，是以暗箭伤人。 刘国钧说，他认识章乃器已有二十多年，以前很敬重他，这一两年对他的敬重打了个折扣。他说：章乃器自以为是工商界的内行，实际上很外行，工商界自己承认有两面性，他却说没有两面性，连他本身存在的两面性，都不敢承认。 华煜卿说，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正意味着工商界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分歧。他主张把章乃器的错误言论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加以揭露，把章乃器若干错误言论与章乃器的政治品质，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分析，这样，才有利对章乃器的改造和杜绝错误言论的市场。

第3版()专栏：　　上海读者向文汇报进忠言 本报上海13日电　6月11、12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读者写的文章，对文汇报在最近期间关于鸣放的报道提出了批评。 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对文汇报进忠言”，作者是教育工作者水洛。文章说： 解放以前文汇报是一张进步的报纸，它为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喜爱。解放初期文汇报也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因此党支持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使它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更好的发挥积极作用，更好的团结知识分子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文汇报复刊以来，出现了一些清新可喜的气象，特别在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许多不大写文章的老年人也都写了文章，大家觉得文汇报又放出了它的光彩。可是从今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会议以来，特别是在这次鸣放的过程中，文汇报渐渐给我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觉，越到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头。毛主席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全国宣传会议以后，人心大为振奋，鸣放空气也更见活跃，上海更是大放特放。但文汇报总觉得“春寒未尽”，“似暖还寒”，山深墙高推不倒，所以要到处放火，从上海到北京，从杭州到宁波，从南京到无锡，从重庆到成都，一直放到新疆，而且还希望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以满足文汇报的愿望。中共已经决定整风方法必须和风细雨，重点在领导机构，基层暂不进行，但文汇报仍然在那里宣传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片面地介绍北大“民主墙”，尤其使人感到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我们教育界的同仁感到这种做法实在欠妥。不但如此，在鸣放过程中，文汇报的许多标题暗示人家讲正面、成绩、不同见解，就是违反鸣放精神，而且，主张批评要越尖锐越好。因此有些文章如把共产党说成一钱不值的“恶婆婆”，甚至认为“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散布中共要“收”的感觉等等。对于那些反动言论和超越鸣放范围的话，不是加花边框框，就是以显著地位刊载。而对一些反驳言论，态度就不是那样明朗，版面标题也就无精打彩。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文汇报究竟要把知识分子引到什么路上去，无怪乎有人说文汇报现在倒有些像右派的报纸了。 依我看来，文汇报现在这样的做法，不是把知识分子引向光明，引向社会主义，引向进步，而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死胡同里去。我这样的看法也许文汇报是不会同意的。可是，据我所知，在高教界、中小学教育界，大多数人对文汇报现在这样的做法是不满的。这一点可能文汇报的负责人并没有感觉到。事实上，已经有读者向文汇报表示不满。我个人一直是爱护文汇报的，但是这些日子来，我的情绪有些变化。虽然我还在阅读文汇报，但是已经有意无意地好像是为了想从文汇报上看看又出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甚至反动的言论来。我想有这个心情的人决不只我一个。因此做为一个忠实的读者不能不为文汇报的声誉的衰落而感到惋惜！ 今天，我虽然读了“划清界限继续鸣放”的社论，但仍不能消除我对文汇报前一阶段的看法。而社论本身非常空洞，如果要拿来和前些日子的评论比较，那是逊色得多。因此我热诚地希望文汇报的负责人最好能把最近一两个月的版面、标题、评论、通讯、杂文做一番仔细的研究，文汇报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不对，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请文汇报的同仁们爱惜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光荣的历史，从迷途中自拔出来。 新闻日报连续发表了沈一维的“如此‘客观’态度”和周有勋的“也向文汇报进一言”两篇文章。 沈一维在“如此‘客观’态度”一文中说：读到最近“文汇报”上有关鸣放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报道时，总觉得报纸跟读者的愤怒情绪有一种适得其反的态度和立场。“文汇报”在刊登储安平和何香凝的发言时，对前者的谬论用“本报专电”并加花边全文刊出，而对后者提出的两点希望，标题中只标出了希望共产党员决心整风和党外人士诚恳帮助整风的一点，没有把分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点标出来。沈一维在举出了其他的一些例子以后说：“文汇报”在最近时期表现的“客观”态度，实际上是对错误意见的偏爱，有意缩小正确的反批评的影响，对一些恶劣的辱骂和恐吓手段，又抱着暧昧的容忍态度。他要求“文汇报”考虑：这样的态度对党的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是有利？

第4版()专栏：　　我国设计水平在苏联帮助下飞速提高　　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建设项目国内已能设计 新华社13日讯　新华社记者李峰报道：一些高级设计人员对记者说：我国设计水平飞速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建设项目国内已能够设计。 不能设计钢铁联合企业的历史即将结束 冶金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计晋仁说，我国已经可以设计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我国设计人员曾为鞍钢和本溪设计了八个日产一千三百吨左右生铁的大型自动化高炉，最近又学习了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容积一千三百八十六立方公尺日产二千吨铁的高炉设计技术。计晋仁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容积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公尺日产二千三百吨铁的大高炉，我国也可以自行设计。同时，我国还能够设计每炉炼三百七十吨钢的大型平炉，目前正在研究纯氧炼钢的大型转炉的设计技术。计晋仁认为轧钢方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能够设计每年轧三百五十万吨钢锭的初轧厂、像鞍钢大型轧钢厂那样的大型轧钢厂和一般的钢板厂。而几年以前我国还只能设计一百立方公尺的小高炉、十五到三十吨的小平炉；我国历史上自己从未设计过钢铁联合企业。 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孙倬、张富民和栗德萃说，我们已完成过年产二百万吨左右的有色金属矿山的设计任务，目前正在设计年产四百万吨矿石的矿山。在重有色金属冶炼方面，我们作过年产一万到两万吨铜、三万吨铅、一万吨锌或三万吨锡的工厂设计。目前正在设计一个比较大的铅锌联合工厂。轻有色金属冶炼方面，我国设计人员已作过年产七万吨铝和年产三千吨镁的工厂设计。孙倬等三位副总工程师说，由于近几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术资料，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可以设计年产四百五十到六百万吨的矿山，年产三万吨锡五万吨铜和十万吨铅锌等工厂，以及年产五万到十万吨电解铝的工厂。 从“赶鸭子上架”到独立设计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分局主任工程师陈乃隆首先对记者谈到了机械工业设计队伍的阵容。他说，现在的设计人员中，原来就有经验的工程师很少，大部分是前几年大专学校毕业的学生。他说，我们设计人员在1953年开始工作时，真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可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设计人员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最近几年已经设计了新建和改建的各种新式工具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柴油机厂、拖拉机厂和汽车附件厂，以及巨大的重型机器厂和机车客车厂。陈乃隆说，远洋和内河运输用的大小船舶制造厂，我国也能设计了。现在，我们还正在设计我国急需的仪表工厂。陈乃隆说，国家建设委员会苏联机械设计专家组组长沃洛涅茨基曾经说，我国机械工业方面的设计人员，“已经能选择是非，决定最正确的办法；他们已能独立设计了”。我国曾经打算委托国外设计的一个轴承厂，就是在这位苏联专家建议和鼓励下决定由国内进行设计。陈乃隆说，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还将能够设计一些更大更精密的各种机械制造工厂。 电力工业部火力发电总局设计院总工程师毛鹤年说，火力发电方面的设计队伍已经相当壮大，现在一年可以编制五六十个发电站的设计；这样大的设计力量，可以担负起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部火力发电站的设计任务。毛鹤年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还不会设计比较大的发电站，现在我们设计了五万瓩中温中压机组的初步设计，并且正在设计五万瓩机组的高温高压的大电站。 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张昌龄把我国水力发电设计水平的今昔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说，解放以前，除了日本在我国东北和台湾等地修建了几座较大的水电站以外，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只建造了几个小得可怜的水电站，容量最大的不过三千瓩，全部电站总容量只有一万瓩左右。现在，容量为五十八万瓩的新安江水电站的初步设计业已完成，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纸正陆续送到工地。容量九十六万瓩的刘家峡水电站的初步设计，明年年初可以完成。张昌龄说，目前同时进行设计的水电站共有二十多个。前几年我国已完成了官厅、模式口、四川狮子滩、福建古田溪等水电站的设计工作。 石油工业部副总工程师何俊英和煤炭工业部主任工程师王锡爵说，燃料工业方面我国能够承担炼制一百万吨的天然油和一百万吨人造石油的工厂设计工作；可以作一般油田的开发设计和总体设计等工作。我国可以设计年产二百万吨以下的矿井和年产一百五十万吨煤的洗煤厂。 据有关部门的材料，建筑材料和纺织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大部分工程我国能够自行设计。 勤俭建设和加速进度的重要保证 接见记者的这些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和其他设计人员们认为，由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将以建设中小型企业为主，更多地采用一般的技术设备，因此，我国可以担负起绝大部分建设项目的设计。这样，对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加快我国工业建设的进程，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工程师们说，我国设计水平的飞速提高，固然是我国设计人员刻苦善学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有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作样本，如果不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来中国的专家的指导，在短短的几年中，要把我国的设计水平提高到今天能够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建设项目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工程师们说，有些采用最新技术的企业，我国还不能独立设计，还需要苏联等国家帮助；即使我国能够设计的企业，有些也还必须有苏联等国家专家的指导和给以技术资料等方面的帮助。 工程师们正在以极大的信心，等待着国家早日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早日确定的重大项目确定下来，交给他们设计。

第4版()专栏：　　防治大豆害虫的新方法　　用六六六粉拌种的豆苗，在出土后三十四天内有杀虫的效能 新华社长春11日电　在吉林省榆树县一千五百公顷的豆田里，最近发现大量危害大豆苗的害虫僵死在地，引起了农民们和农业工作者的注意。 这是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吉林省综合农业试验站共同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杀虫方法使用的结果。他们根据六六六药剂有内吸作用的原理（即作物的种籽拌了这种药物后，生出的苗也含有这种药的性能），用20％的六六六粉剂拌大豆种，经过多次试验，证明生出的豆苗在出土后三十四天内有杀虫的效能，药物不仅对豆种的发芽无任何影响，并且有促进幼苗生长的作用。 这种拌种的方法很简单，种子同药物的比量为千分之七。每公顷地所需的药费只要一元一角多钱。 用20％有效成分六六六拌种，不仅可以百分之百地杀死为害大豆苗期生长的主要害虫——大豆蚜虫和东方金龟?，对蒙古灰象鼻虫、伪步行虫、金花虫类及其他一切为害大豆苗期生育的害虫都有杀灭的效能。吉林省农业领导部门准备明年在全省大豆产区推广。 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将同中国科学院合作，用原子能来探寻这种毒力转化的过程，从而找寻防治大豆苗期虫害新药剂的方向。

第4版()专栏： 江西省余江县洲和农业社的社员，为争取一千多亩黄豆丰收，正在加紧锄草。　龚俊义　摄（赣东北报社稿）

第4版()专栏：　　包头——银川　　包兰路北段工程全面施工 据新华社包头13日电　包（头）兰（州）铁路北段工程已经全面开始施工。 全长一千多公里的包兰铁路，目前正由包头和兰州分南、北两段向银川修筑。从包头到银川的北段工程，长五百二十六公里。目前已由包头向西铺轨到达距离包头一百一十九公里的西山咀。这里紧临内蒙古西部著名的鱼产地——乌梁素海，京、津一带人民食用的肥大鲫鱼，多由这里供应。铺轨工程再往西去，就是渠道纵横的黄河河套地区。 从西距包头九十二公里的公庙子车站，到黄河中游三盛公大桥的一段二百多公里的线路，是包兰铁路北段今年的重点施工地区。这段线路要七次跨越河套地区复兴、丰济、永济、黄济等四大干渠，改渠工程正在积极进行，有的已经大部修建完毕。 从包头向西伸延的铁路，将在三盛公（距包头三百零一公里）第一次跨过黄河急流，然后铁路循银山和贺兰山中间的台地南进，在三道坎（距包头三百九十九公里）再渡黄河，向银川平原前进。这两座黄河大铁桥是包兰线北段的关键工程。准备工作做得较早的三盛公大桥6月份就可以开始施工。目前，铁道兵的桥梁部队已经进入工地。正桥附近一座全长六百多公尺的便桥工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已经接近完成。它将为正桥修建工程服务。

第4版()专栏：　　他们为人民献出了生命　　九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防洪中牺牲　　中共广东省委通报表扬 据新华社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在6月9日发布通报，表扬在5月下旬的防洪抢险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八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通报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习烈士们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并且建议政府和有关机关对烈士家属进行抚恤。 这八位烈士中有四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共青团员是在抢修惠阳县的石马桥时光荣牺牲的。石马桥是樟木头到汕头的公路干线上的一座重要桥梁。5月23日，这座桥的一端被洪水冲塌，车辆无法通行，而且有全部被冲垮的危险。驻在附近的解放军派来两辆卡车和四十多名官兵协助抢修。经过半天抢修，桥头决口将要填修好，突然来了新的山洪。一辆卡车浸在水中，无法开动。留在车上的七个人不愿扔下车子逃走，洪峰猛扑过来，卡车和人都被冲翻。除了两个驾驶员被抢救出险外，四个共产党员，排长谭友善、副排长苏怀德、班长李文成、驾驶员李运发和共青团员薛保纪，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广东省交通厅公路局已决定把这座桥梁改名为“烈士桥”，并决定在桥旁建立烈士纪念碑。 在防洪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共青团员陈兴，已被共青团海丰县委员会追认为模范团员。是海丰县人民银行的干部。5月23日早晨，他曾和别的干部一起在联和乡抢救了几十个灾民出险。当时他全身湿透，又冻又乏。当他听到翁厝村里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没有被救出来以后，就谢绝了别人要他休息的劝告，立即和转业军人吴水德一起找来一副木排，撑着赶去救这个老人。当他们把老人扶上木排，迎着洪水朝岸边撑过来时，洪水突然暴涨，几股洪水汇流的旋涡点，使木排无法靠岸。最后陈兴全力把撑排的竹竿直插水底，自己站到木排的一端支撑着让木排靠岸。正当吴水德扶着老人上岸，一股洪流扑向木排，陈兴翻身掉在洪水里淹没了。海丰县各界人民四千多人曾为陈兴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 在被表扬的烈士中，还有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军人铁炳林和共青团员唐仕新。除了这八位烈士外，还有共产党员马鸣庆也在最近的防洪抢险中光荣牺牲。

第4版()专栏：茶叶零讯　　茶叶零讯 云南大叶茶在广西 本报讯　广西省引种的云南大叶茶种获得成功。云南大叶茶种，具有叶肉肥厚、茶芽长、茸毛多等特点，它所含内质丰富，品质很高，因而成为世界上的有名茶种之一。1955年，广西省的岑溪县里汉农业社，曾试种了五亩；去年秋季经社员采少量试制，认为大叶茶味道甘醇、香气高，比本地茶要好得多。为了扩大这一茶种的种植，广西省的农业厅在今年又从云南调进三百担大叶茶种。不久，广西省就要出产品质优良的大叶茶了。（郭镇安） 福建新茶运销国内外 本报讯　福建省各地茶厂加工的新茶，最近已开始大量运销国内外各地，供应市场需要。 到5月下旬为止，福建省所产著名的闽东“白琳工夫”和“坦洋工夫”红茶，闽北的“白茶”，闽南的“乌龙茶”及福州窨制的各类“花茶”等，已有二万三千多箱出厂外调。最早上市的福州茶厂窨制的玳玳花茶、柚子花茶等已在5月中旬就陆续运往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著名的闽北白茶，今年出口时间也比去年约提早半个月左右。 （林琪华） 名茶“碧螺春”丰收 本报讯　远销国内外各地而有悠久历史的高级名茶“碧螺春”，今年获得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 “碧螺春”的产地在江苏省震泽县的洞庭山。震泽县三个茶叶收购站自4月初开秤到5月20日为止，已经收购到头茶“碧螺春”三万九千五百斤，比去年同期增加39％。其中一级茶有六千零二十二斤，比去年增加了十七倍。随着“碧螺春”的丰收，茶农们的收入也普遍比去年增加近一倍。如后山乡和平社，去年茶叶收入为一万三千多元，今年可收入两万五千元。 （志中）　　浙江有一块两百多年历史的等高条植茶园 本报讯　浙江新昌县中采乡金家农业社，最近发现了一块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等高条植茶园。 这块茶园坡度在十度左右，土层深五尺以上，实测面积为一亩五分六厘，株距是零点三公尺到零点四五公尺，共分八行，长五十多公尺，茶树树冠已连接成条，顺着山坡的水平线而稍有弯曲。 茶园的原主盛汉均，是一位年已六十四岁的老社员。他回忆说，这块茶园是他太公手里栽的，到现在已有六代，他的孙子今年也八岁了。因此，估计这块茶园是在二百年前栽下的。据盛汉均的体会，等高条植的茶园有三个好处：第一是耕作管理方便；第二是茶树根和枝条密接，可以减少水土冲刷，保持深厚的土层，对茶树生长有利；第三是茶树成行，产叶量可以提高。虽然这块茶园行距较宽，但每亩年产青叶达三百来斤，合干茶八十斤左右，比一般茶树产量为高。 茶园的等高条植这一技术措施，是浙江省在解放后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后，才进行推广的。但没有想到我国的劳动农民在两百多年以前，就采用了这一技术。这说明了我国的生产经验是极其丰富的，也证明了目前推行的茶树等高条植这一技术措施，是正确可行的。　（胡坪　潘爱珍）

第4版()专栏：市场巡礼　　一面提倡节约　一面扩大货源　　山西市场和缓下来了 年前山西省市场上供应紧张的纸张、木材、煤炭、水泥、铅丝、洋钉等商品，从今年以来已经趋于缓和，并且有了必要的库存。从国营商业部门总的经营情况看，在今年头五个月中，购进商品总值，较去年同期增大了95.5％；销售总值也比去年同期增大了24.1％。上述情况表明，今年以来，整个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量都有新的增长，但具体到某些商品方面，生产赶不上消费需要的情况，也还是存在的。如自行车、缝纫机、食糖以及药品中的一些品种还供不应求。 市场上某些商品由紧张趋于缓和，首先是由于增产节约运动在全省广泛开展，社会节约风尚的形成。过去大宗购买物资的集体单位，购买力大为减少；加以社会储蓄工作的开展，也减轻了对市场的压力。 其次是国家今年采取适当放缓基本建设速度和压缩农业贷款的措施，也为缓和市场，特别是缓和基本建设所需的各种器材，带来了有利条件。 第三，商业部门从实际工作中接受了教训，对一些主要商品有计划地掌握销售；同时，对生产日用工业品的工业、手工业生产单位所需原材料的供应，给予积极的支持，从而也扩大了地方货源。此外，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由市场的管理，防止了抬价争购的紧张局面。 目前，就全省市场看来，工业品已经进一步缓和，并且库存增加；副食品的供应，许多地方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今后市场将继续趋向缓和，这是可以预见的。但就现时来说，市场上有些工业品和副食品，仍较紧张。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商业部门将在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中，继续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许靖、邢福仓·

第4版()专栏：市场巡礼　　吃糖人哪知道包装纸有多贵？ 在市场上，我们看到包装得五颜六色的糖果，但是大家岂能知道一块糖果的包装费几乎占到成本的一半吗？让我们看看北京市生产的两种糖果的成本吧：一百斤汽水糖成本（不包括工资等费用）是一百五十三元，其中包装纸的费用占七十四元六角四分，为成本的48.79％；一百斤樱花??糖成本是一百三十六元一角五分，其中包装纸费用为四十二元一角五分，为成本费的31％。 包装纸要占糖果总成本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很不值得的，因为人们吃的是糖，吃完糖的包装纸随即扔掉了；对整个社会来说也不能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况且今天包装糖果的玻璃纸、锡纸还要依靠进口。 有人说，糖果容易因受潮、发砂、酸败而变质，因此包装好，可以减轻变质现象。但是防止糖果变质的关键并不在于多包两层纸，而是在于如何控制温湿度来加强保护，何况今天市场购买力很高，只要生产有计划，就不会因为积压而发生变质。 简化糖果包装问题的意见，有些报纸屡有提出，但是有些生产单位害怕包装简化以后，会影响销路。这种想法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只要向消费者说明原由，而且商品质量确实没有下降的话，那么销路就不致于受到影响。·张苏南·

第4版()专栏：市场巡礼 南京统一购销废旧品 最近，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废旧品市场统一管理起来。这将有力地制止废旧品市场违法投机活动，有助于稳定物价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前一时期，很多手工业品及少数工业品价格上涨，主要原因之一是原材料价格上升。这些产品使用的原材料，很大一部分是废旧品，因此商贩趁机牟取暴利，哄抬价格，有的废旧商品竟高出新原料价格的一倍以上。 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旧货废品信托公司，专门负责统一安排全市废旧商品收购、分配、加工、整理、修配和利用等业务。今后机关、团体、工商企业、部队、学校、医院，在本市处理清出剩余物资如五金、交通电工器材、建筑器材、生产原料（废纸、破布、碎玻璃、各种骨头等），均由该公司及所属机构统一收购。　·伍阳·

第4版()专栏：　　党外人士在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水利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在本月2日到3日中共河南省委邀请本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一部分党外人士对河南省水利工作当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批评。 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民革河南省委员会委员李赋都认为：河南水利工作应有明确的方向。他主张搞井灌和小型水利工程，不主张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还主张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他说，河南排水条件不好，不宜于发展渠灌，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至可以不搞渠灌。他说：黄河治好以后，能灌溉四千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一百万眼井，就可以浇灌三千万亩，我们算一算，那一个办法来得快？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搞渠灌又必须重视排水，假如地上水排不出，加上地下水，就会形成涝灾。 李赋都指出，应该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他说，水土保持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的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五十年就垮了。一般来说，河南的水土保持是为山区生产服务的。假如政府有计划地开展山区的综合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发展山区的小型水利工程，只要两三年，穷山就可以变富山。李赋都说，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民的生活一定能年年提高。 李赋都批评河南省领导方面对科学研究工作不够重视。他说，黄河的治理工作十分复杂，遇到的问题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的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黄委会对黄河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研究工作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 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葆和指出：水利部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搞小型水利工程的路线，一条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路线。前者是党的路线，但占了下风。后者和党的路线相反，但占了上风。这是由于有关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造成的。接着，李葆和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了水利工作领导上教条主义的严重性。他说，全省有一亿三千六百万亩地，水灾面积约为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亩，洪水灾害一般占30％到40％。以40％计算，洪水灾害面积最多不超过八百万亩，但颗粒不收的土地只有四百万亩。而教条主义者说，首先必须防治洪水，不治洪水什么也搞不成。于是，教条主义者用94％的人力和钱来防治洪水，而受洪水灾害的面积只占整个水灾面积的3％（似应为占整个耕地面积的3％——编者按），这就是用90％多的人力和钱去做3％的工作。在教条主义者的把持下，河南省几年来搞了五个大水库，修了几条大河道，但河道两边不挖支流，结果是“中间水一道，两边水汪汪”，越修越坏。 在防涝方面，教条主义者说，只有修水库才能消灭涝灾，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水库高”。李葆和说，根据他在永城县典型调查的结果，搞些小型水利工程，一亩地平均花一块钱到三块钱，就可以完全防治涝灾。 在水土保持方面，山区占了一亿亩土地，需要搞水土保持，但这工作没有人重视。全省水利干部一万人，但水土保持工作编制的干部只有四十人，用的力量和钱都不相称。 李葆和指出，在河南要增加农业生产，达到中央的增产指标，中心问题是搞好农田水利，就是要兴修小型水利工程，最重要的是打井下泉。但是这一工作不被重视，要搞农田水利没钱没人，一万个水利干部用到农田水利工作上的只有三十人，这太不相称了。教条主义者说，搞农田水利都不行，灌溉要引黄水，还要引长江水，这样要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要花三十多亿才能搞得成，这是舍近求远。这个计划实现以后，由于要修渠道，至少还要占去一个专区的土地。假如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开展打井下泉工作，不但收效快，收效大，花钱少，而且可以少占甚至不占土地。 根据上述事实，李葆和对过去的水利工程作了估价。他说：过去的水利工程和国民党时期相比，成绩是空前的，但是用共产党的要求来衡量则成绩不大，缺点很多。他希望通过整风把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和方法反掉。 最后，李葆和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希望通过整风把“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和方法反掉，这不但是水利部门的事，而且也是有关部门如财政厅、银行、省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事；第二，加强调查研究，根据本省的特殊情况，制订全省的水利规划；第三，要进行科学实验和研究，如结合群众性的打井工作就可以研究出水文、地质的情况，还要大力训练水利技术人员，推广水利技术；第四，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把灌溉纳入生产计划，实行包工制；第五，做好重点试验，树立水利工作的方向；第六，合理分配水利资金，合理使用干部；第七，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他说，假如技术人员学好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就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了。 李葆和提出，今后搞农田水利，国家只要在一亩地上投资一块钱，群众投资三块钱，就可以实现水利化和机械化了。他建议省委研究他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法。 （摘自河南日报）

第4版()专栏：　　水上猎人（木刻）　作者 莫测

第5版()专栏：　　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人同此心　　反殖民主义是大家共同语言 新华社科伦坡13日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昨天进入第三天。代表们分成两个委员会，分别讨论原子核试验爆炸问题以及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其他办法。 从头两天全体会议的发言情况中可以看到，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意见和愿望从来没有在世界和平会议上得到这样有力的表达和这样热烈的响应。拥有十八亿人口的这些国家的人民热烈投入和平运动，将使世界和平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在前两天的全体会议的一般讨论中，不仅被压迫国家的代表指出了殖民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和战争的威胁，而且西方国家包括殖民主义国家的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法国进步共和联盟总书记埃马尼埃·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在开幕会议上说：“继续保持殖民主义，想出新的主义企图迫使其它国家处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被保护的地位——这些东西本身就包含着战争的种子。” 意大利代表卢查托指出了同反殖民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一切应该得到自由和已经取得生存和独立的基本权利的人们一致同意实现和平和保持和平，和平就可以实现。”他说：“老的殖民主义在它努力使它的统治权永远保持下去的各个地方，都造成了对和平的威胁。”他指出：“在北非和中东，一种新殖民主义正在直接进行活动。这种殖民主义虽然在渗入和剥削上使用新的方法，但是已经显示出同老的殖民主义毫无区别的强力和威吓手段。”他特别提到装备原子核武器的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行动。他的这段话得到热烈欢迎和支持。 加拿大代表文幼章也发表了明确的意见。他说，科伦坡会议是锡兰独立以来第一次在锡兰举行的大规模国际和平会议。这个事实“可以被看作是有象征性的，因为独立以后就会产生和平愿望，同时没有独立和一切人的福利是不会有巩固的和平的。” 美国代表斯各特·尼林说，美国所奉行的在南亚和非洲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的政策，是战争危险的因素之一。 在讨论中，许多代表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提出批评和表示不安。日本、朝鲜、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特别要求大家注意美国在冲绳、南朝鲜和台湾所设置的导弹基地，注意美国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干涉，这种干涉是目前对和平的最大威胁。 许多国家的代表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席位，郭沫若在11日的发言中对他们的正直的主张表示谢意。会议还要继续进行两天。

第5版()专栏： 小丑跳梁　　反动集团散布反苏小册子 据新华社13日讯　反动集团企图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的代表中间散布不和与怀疑。6月11日在举行会议的“东方大饭店”中，有一位不速之客散布诽谤性小册子，书名是“俄国在匈牙利的侵略行为”。最近几天来，用英文出版的某些报纸，接连发表了一些反苏性的文章。

第5版()专栏：　　苏芬会谈公报强调发展两国睦邻关系　　苏芬条约是保证北欧和平重要因素　　芬兰声明恪守中立致力各国人民和解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讯：苏芬公报6月12日晚上在芬兰国民议会正厅签字。代表苏联在公报上签字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代表芬兰签字的是芬兰总理苏克西莱宁。 公报指出，苏芬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最近几年来两国关系有极其良好的发展，两国间存在着以相互尊重、信任和了解为基础的良好而坦率的睦邻关系。两国政府抱有坚定的愿望，要真诚地努力发展这种睦邻关系。 双方认为，1948年签订的、1955年又延长了二十年的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保证两国安全和北欧和平的重要因素，而芬兰的安全和北欧的和平是符合苏联安全的利益的。 芬兰方面声明，芬兰是一个中立国，今后的主要目标是避免一切造成国际间矛盾的因素，而致力各国人民和解和接近，致力于消除矛盾。 苏联和芬兰两国主张必须签订一项国际协定，里面规定无条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有相应的国际监督），并且迅速而无条件地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公报对1956—1960年苏芬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表示满意，并且指出，目前已经签订了1957年补充贸易议定书。双方议定的补充贸易总额超过一亿卢布。 公报还指出，苏芬双方在进一步发展文化联系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　　（附图片）　　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参观芬兰坦培累市的列宁博物馆。　（塔斯社稿）

第5版()专栏：　　赫鲁晓夫在芬兰说　　苏联有比氢弹更厉害的武器　　这就是工农业的急速发展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连日来又访问了芬兰的凯波拉工业镇、扬散科斯基镇和坦培累市等地，并且在12日回到了赫尔辛基。 苏联领导人在芬兰各地的访问，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各地参观了造纸工业、金属加工工厂和“卡累瓦”儿童宫等。 在访问坦培累市列宁博物馆时，赫鲁晓夫向全体出席者讲了话。他谈到了苏联工农业发展的情况。他说，判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居民生活水平不应当根据英国、法国和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判断，这些国家是靠掠夺殖民地人民发财的，必须根据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附属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资本主义带给人民的是什么。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我们相信，人类将会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他说，要解决哪一种政体，哪一种制度较好的争论，不应当通过战争的办法，也不应当用原子弹和氢弹，而是应当通过保证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他说，苏联农业的急速发展，工业顺利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来满足人民需要的措施，就是比原子弹和氢弹更有力量的东西。

第5版()专栏：　　两国党和政府会谈公报强调加强兄弟团结　　保匈两国携手建设社会主义 据新华社13日讯　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政府代表团6月10日在布达佩斯签署的会谈公报指出，加强保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团结是两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维护和平的保证。 两国政府坚决反对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原子战争。两国政府重申必须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把台湾从美国侵略者手中和平解放出来的正义斗争。 公报指出，两国政府对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问题的看法、对巩固巴尔干和中欧和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匈牙利政府在公报中满意地指出，保加利亚政府在建立巴尔干半岛各国之间的友谊关系上作了巨大的努力。公报还说，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了。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今后将尽一切努力，以便在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扩大和加深这种联系。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3日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同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经过会谈，10日在布达佩斯签署了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两党代表团讨论了国际政治情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交换了两党的情况和拟定了进一步扩大两党联系的措施，并且对其他许多问题也交换了意见。声明指出，两党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合作和兄弟关系，保卫和加强以强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两党将坚持不渝地奉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政策，并把这个学说同本国的具体情况、民族传统和经济特点结合起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必要加强联系，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两党将尽力同所有承认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党和国家加强联系，以扩大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争取社会主义和和平力量的团结。

第5版()专栏： 保代表团离匈赴罗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日电　由于哥夫和日夫科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和共产党代表团11日下午从匈牙利乘专车到达罗马尼亚的边境城市俄拉第亚。 代表团应罗马尼亚政府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将在罗马尼亚访问几天。

第5版()专栏：　　无人售货，咸兴农民称方便　　义务劳动，匈京儿童卖糖果 苏联最近在距著名石油产地巴库一百公里地方的海面上，建筑了一个热电站，专门供给海上采油场所需的电力，这个发电站座落在一个面积六公顷的人工小岛上。 发电站是由两个能够移动的蒸汽透平装置组成的。透平装置安装在两辆专门的火车车厢（平车）上，一辆安装着发电机和辅助设备，另一辆安装着锅炉。 这个发电站的燃料是天然石油瓦斯。瓦斯是由专门的水下管道引到锅炉处来的。锅炉用的水是海水，是通过专门的蒸馏器送到锅炉中来的。 从6月2日起，华沙和波兰全国实行了夏季时间，这在波兰是第一次。实行夏季时间后，时钟都将拨快一小时。 据了解，由于实行夏季时间，电力，主要是照明设备的使用，将相对地减少。在整个夏季可以节约十四万吨煤。 这个新的规定是参照英国、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拟订的。这些国家每年都实行夏季时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咸兴农产品商店，实行了没有售货员的自由售货制度。顾主在售货场上，挑选出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后，按照价格表上所规定的价格就自动地向会计付款。采用这一新的制度，不但节约了许多人力，而且还提高了商品流转额，如土产、蔬菜、陶瓷和薪炭等四个售货场，现在只用四个会计就够了，但在过去光是售货员就需要十一个，而且现在每天的售货额也比以前提高了二倍。这个办法在清津农产品商店和其它商店里也被采用了。 布加勒斯特人类学研究中心在罗马尼亚东南部发掘和研究了东南欧最古最大的墓地。这座古墓是新石器时代的墓地，位于康斯坦萨州契尔纳沃达镇附近。墓穴中发现的那些骨胳是五千多年以前的。 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少先队员们参加义务劳动。有些少先队员抽出了几小时的时间来担任食品店糖果部的出售工作。他们很快就掌握了糖果的价格，计算得既快而又准确。许多不打算买糖的市民也跑来买糖。顾客们都请售货员吃糖表示谢意。（见下图）　　（附图片）

第5版()专栏：　　我对外贸易部负责人说　　英国放宽对华禁运值得欢迎 据新华社12日讯　对外贸易部一位负责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英国在5月30日作出放宽对华禁运决定的谈话。 他说：中国对于所谓“禁运”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就是完全反对“禁运”，但是我们对于执行“禁运”的国家的任何有利于改进国际贸易关系的措施是欢迎的。因此中国欢迎英国所采取的步骤，它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中英贸易是有益的。 这位负责人说：“英国采取这一步骤以后，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将会较前活跃”。他又说：“我们正在研究英国决定输往中国的商品和英国真正能够而且可靠供应的商品中，那些是我们需要的、合用的。”这位负责人接着说：“遗憾的是，所谓‘禁运’措施还没有完全取消，这无疑地仍会阻挠国际间正常贸易的全面发展。”

第5版()专栏： 日本京都府学术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3日讯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日本京都府学术代表团一行九人，在团长重泽俊郎率领下，于今晚到达北京。

第5版()专栏： 日本冈山县和平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3日讯　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日本冈山县和平代表团一行二十九人，今天到达北京。

第5版()专栏：　　英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女王诞辰 新华社13日讯　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儒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庆祝英国女王陛下伊丽莎白二世诞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彭真副委员长出席了招待会。他向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 彭真提议为英国女王陛下伊丽莎白二世的健康，为英国国家的繁荣，为英国人民的幸福，干杯。 欧念儒代办也请他的客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健康，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干杯。 招待会的客人中，有中国各方面的人士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经济代表团团长和外交官员。

第5版()专栏：　　我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伊斯兰教协会　　联合宴请苏联少数民族作家 据新华社13日讯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今天联合设宴招待来我国参观访问的由苏联各少数民族作家组成的苏联作家代表团。 宴会前，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刘格平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等，向苏联贵宾们介绍了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文化、宗教方面的情况。 客人们也介绍了苏联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在十月革命以后的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 宴会后，贵宾们还参观了回民文化协进会展出的回族珍贵文物。

第5版()专栏： 朝鲜新任大使李永镐到京 新华社13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李永镐今天晚上乘火车到达北京。前往车站欢迎的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倬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金贵南夫妇和全体馆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员也到车站欢迎。

第5版()专栏：国际札记　　醉翁真言 美国“时代”周刊说，在英国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以后，美国的资本家和官方人士中间，有不少人主张美国也应当跟上来。据说，在这批人中间，还包括国务卿杜勒斯的兄弟、美国特务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头子艾伦·杜勒斯。 “时代”周刊说，艾伦·杜勒斯之所以主张同中国进行贸易，并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干他的那一行“买卖”。他的理由之一是，那怕是一点点的中美贸易，也可以使他的特务人员得到在中国进行谍报工作的很大机会。这倒真合了中国的一句成语：“醉翁之意不在酒”。 艾伦·杜勒斯这位醉翁的打算，从美国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不坏的。不过，就算中美贸易恢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狗腿子们是不是能搞到什么，却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央情报局通过蒋介石集团派到中国来的特务不算少了，可是看来他们并没有搞到可以使艾伦·杜勒斯满意的情报。原因很简单，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都进了监狱了。 不过，俗语说得好，“酒后露真言”。艾伦·杜勒斯这位醉翁，倒也透露了一个真相，这就是，凡是有美国的生意经的地方，也就有美国的特务人员在搞情报。这倒是不但中国人民，而且一切同美国有经济瓜葛的国家的人民都值得警惕的地方。 （江）

第5版()专栏：　　社会主义——我们时代的主流　　陈有为 伟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往往并不是在它们发生的时刻就立即显现出来的。当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舰上的大炮轰向俄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冬宫的时候，巴黎的外交家和伦敦的股票商们不会相信，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制度的命运，从此就被决定了。但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说明，在两个制度的共存和竞赛中，谁将赢得胜利，而谁又将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充满着许多惊心动魄事件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具有许多不同的时代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思想越出了理论的范围而成为生活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越出了一国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包括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体系。 社会主义解放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财富的生产者成了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所有者。一切剥削者和寄生虫，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在劳动人民面前，出现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他们成了历史的主人。劳动成了豪迈的事业，人民的聪明才智，不再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了。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所在，也是资本主义望尘莫及的地方。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曾经以一、二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来证明自己优于前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足以证明自己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像旭日东升那样一年比一年显著地表现出自己无限蓬勃的生命力。 在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时代的钟摆几乎是静止的。但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把旧俄国的落后状况远远地抛向后去。它给苏联带来了比革命前增长三十倍的工业，普遍繁荣的文化艺术，真正的社会平等和民族平等。它使挖煤工人和挤奶妇、拖拉机手和小学教师成为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它使农民得到了欣赏莎士比亚名剧和演奏柴可夫斯基乐曲的可能，使工人的子弟进入高等学府，掌握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钥匙。今天全世界都在为莫斯科大学的宏伟建筑和安加拉河上的大水电站，为乌兰诺娃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和图波列夫的喷气式客机而赞口不绝。在三十年代初建筑第聂伯河上的水坝时，苏联还不得不延聘美国工程师来帮忙，但是今天华盛顿却因为苏联每年培养出比美国多近三倍的工程师而感到震惊。甚至艾伦·杜勒斯也发出了惊呼：“最可怕的红军是苏联的科学家大军。”1917年西方资产阶级在争论着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究竟能站得住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而1957年他们却担忧着苏联的工业产量究竟在七十年代还是更早的时候就要超过美国的水平。 对于东欧各国来说，区别资本主义过去和社会主义现在的分界线，也是十分明显的。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河水日复一日地向前奔流，但是位于它们两岸的各个国家，在过去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却长期停滞不前。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波兰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减少了一半，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三百五十万工人中，就有二百多万完全失业和部分失业。国际垄断资本在战前像章鱼的触须那样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国家的主要财富和经济命脉。洛克菲勒财团成为罗马尼亚石油的主宰，它的 “罗美石油公司”的资本膨胀达到了四十年内增加三千五百二十倍的惊人地步。贫困、饥饿和匮乏的折磨，迫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能不离乡背井到西欧和北美去谋生。波兰的移民数目在1914到1938年间平均每年达到十三万七千人。广大劳动者过的是梦魇一般的生活，而那些君王、权贵和剥削者们却在竭尽挥霍之能事。战前匈牙利工人的最低工资只能坐一趟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火车，连勉强糊口都不够，但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埃斯特尔哈齐伯爵，却为了点缀自己的私人花园而从意大利进口古罗马废墟的乱石堆。 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有不短的历史，但是它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的根本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的独立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时尽管拥有二十七个师的兵力和斯科达兵工厂所出产的重型武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政权的软弱和张伯伦的出卖，它只能被捆绑着双手白白地送给了希特勒。同样，当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在1939年9月越过波兰国境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空军只能维持两天的战斗力，而整个有组织的波兰国防军过了两个星期也不复存在了。 社会主义为东欧各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它迅速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面貌。尽管东欧各国在战后开始建设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经济发展的迅速却是共同的。在短短的十年内，东欧各国的工业产量分别增加了二倍到十倍。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代，这也许得经过一个多世纪。波兰的工业产量从战前的欧洲第十七位跃居为第六位，罗马尼亚有了自己的拖拉机和石油钻探机，保加利亚在出产着自己的钢铁和汽车，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全国每九个人就有两架收音机，阿尔巴尼亚已从十六世纪跃进到二十世纪，在地拉那可以听到火车的汽笛声——所有这些事情在战前只能是梦想。人民的社会地位已经完全改变。规定总统只“在上帝和历史”面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1935年旧波兰宪法已成为废纸。捷克斯洛伐克自制的喷气战斗机可靠地保卫着祖国的领空，保加利亚的边防军随时准备着击退侵略者。人民的当家作主、团结一致和国力的增长，使东欧各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广泛的发言权。现在，欧洲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果要撇开柏林、华沙和布拉格，已经不可能获得圆满的解决了。 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社会主义战后在亚洲巨大跃进的主要标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出现以后，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六亿人口和近一千万平方公里从资本主义的后方转为社会主义前哨的事实，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痛心和可怕的。难怪艾森豪威尔先生要作出这样的估计：“自由世界失去了中国，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国际灾祸（？）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主义是越来越不安了。如果说1949年华尔街还只是为丧失这一片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军事基地而惋惜的话，后来他们的感觉就不仅是这样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进展和巨大成就预示着世界政治经济对比力量将要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幅图景。 从易北河到太平洋沿岸的九亿多人民，今天齐心协力地结合在社会主义的共同旗帜下。虽然那些在最近十年内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克服自己经济落后的状况——这种落后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遗产，但是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来说，已经满怀信心地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出了和平竞赛的挑战书。虽然拿工业的绝对生产量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抵不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从过去的进程中人们不难看到充满希望的未来。在从1930年到1955年的二十六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只增加了不到一倍，而苏联却增加到二十倍以上。在战后期间，没有一个西欧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赶得上东欧的任何国家。同样，中国工业增长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依靠着这种难以比拟的速度，社会主义国家才在最短的期间内缩短了它们和已经有了百年多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并且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超过它们。最近曾来中国访问的国际新闻记者协会主席让·莫里斯·埃尔曼，在他主编的法国“国际手册”上写道：“在两个制度之间战争似乎已不可能的时候，和平竞赛就开始了。……当人们看到了它（社会主义）从那么低的基础上和尽管受到战争的可怕的损失都能在几十年内获得闪电般的进展之后，谁还会怀疑它将能够在未来的年代中获得更迅速的发展呢？”埃尔曼先生并不是共产党人，因此很难说他是在为共产主义作宣传。这只是他亲自观察了世界现实生活以后所得出的结论。 社会主义使世界四分之一的地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影响却远远地超出了它所原有的范围。 社会主义是一支强大的和平力量。能够无限制地发展自己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它必然要争取和平。社会主义不需要战争，它需要和平。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了强大的和平堡垒。这个和平力量使得跃跃欲试的帝国主义战争力量不能不有所顾忌，使得殖民主义者不能不对于它们侵略弱小国、破坏和平的炮舰政策成了过时的货色。和平与战争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由于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而产生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现在另一个伟大的时代潮流——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潮流正在勃兴起来。帝国主义对它们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构成了广大的中立的和平地区。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论家华尔脱·李普曼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世界局势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发展中最有影响的是，苏联在核子方面达到了平等的地位，苏联强迫（？）实行工业化获得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这些发展的联合影响已经促进了中立主义……”。 社会主义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是足以从各方面考验出这个制度的生命力的。从当年企图在摇篮里就把社会主义的头生儿扼杀的丘吉尔先生，到一度爬到苏维埃国土腹地的疯子希特勒，以至于今天仍在念念不忘于消灭红色政权的杜勒斯国务卿，几十年来扮演反社会主义角色的大将和小卒真是多得不可胜数。资本主义甚至不止一次地企图以武力来证明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不论是1919年或1941年，不论在1950年10月的朝鲜或是1956年10月的布达佩斯，在交锋的每一个回合中失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今天，在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策划如何消灭莫斯科以前，他们首先就得好好地考虑考虑华盛顿可能遭到的可怕后果。 社会主义知道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它有一切理由来为自己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而骄傲，它对自己必然胜利的前途从来就充满着信心。在莫斯科，在北京，在布达佩斯，在全世界，今天社会主义都在前进着。谁要是看不到我们时代的这个主流，和它继续扩大发展的必然趋势，谁就像瞎子一样什么也没有看见。

第6版()专栏：　　黎巴嫩反对派坚决为独立斗争　　前总理号召同埃及叙利亚团结一致　　美国阴谋在黎巴嫩建立陆海军基地 新华社13日讯　塔斯社贝鲁特12日讯：据黎巴嫩“电讯报”报道，在黎巴嫩的黎波里市，反对派拥护者在6月11日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竞选集会。 前总理卡拉米在集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指出帝国主义对近东的计划的危险性。他说，只要黎巴嫩一天不获得完全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反对派就一天继续进行斗争。他还说：有人表示愿意送美元给我们，这我们不要，这些钱是从我们身上掠夺去的，是靠开采石油掠夺的钱。卡拉米谴责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还谴责了帝国主义者孤立埃及的阴谋，他号召同埃及和叙利亚团结一致。 据新华社13日讯　塔斯社大马士革11日讯：据“群众报”援引来自巴格达的消息说，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从美国总统特使处获悉了美国在黎巴嫩境内建设战略基地的重要计划。在这些基地上将驻扎巴格达条约成员国的军队。这家报纸说，黎巴嫩政府已经同意了这项计划。计划的经费来源问题正在华盛顿解决。 据新华社开罗13日电　据“共和国报”驻纽约记者塞利姆·迈来克6月12日援引可靠外交人士的话说，目前正在贝鲁特和华盛顿进行关于美国在黎巴嫩建立陆海军基地的秘密谈判。

第6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要求　　制止法国殖民战争 据新华社12日讯　正在我国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团长赫米斯提·穆罕默德今晚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希望各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制止法国侵略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 这位团长对中外记者说，阿尔及利亚人民希望在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基础上同法国进行谈判。 他说，但是法国政府却加紧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镇压企图熄灭阿尔及利亚革命。关着成千的阿尔及利亚人的集中营不断增多，甚至最小的城镇中每天也执行着死刑，到处对阿尔及利亚人施以比法西斯更残酷的拷打和毒刑。 他说，目前有七十万法国侵略军在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还要动员四批青年到阿尔及利亚去进行全面屠杀。不管法军增加多少，阿尔及利亚人民都要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 赫米斯提·穆罕默德说，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解放的意志在一天天加强，民族解放军的战斗力也在一天天提高，这些都是法国侵略者必然失败的显著的迹象。 赫米斯提·穆罕默德还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学生参加斗争的情况。他说，阿尔及利亚学生把本国人民享受民族主权的权利作为他们根本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活动，以促使解决悲痛的阿尔及利亚争端，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进行示威，号召学生们参加民族解放军队伍。学生们决心全部投入解放斗争，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很多学生不惜流出自己的鲜血。

第6版()专栏：　　加拿大选举的结果　　王士芳 6月10日加拿大五年一度的大选结果是：执政二十二年的自由党遭到惨败，进步保守党获得了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呢？ 加拿大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是加拿大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有共同之点，它们在前后执政期间都曾宣布加拿大共产党（1943年改名为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为非法。战后，进步保守党主张“对苏强硬”，攻击政府备战不力。但是，自由党政府执行的亲美政策，使得加拿大民族利益遭到巨大损害，这不仅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而且加剧了加拿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在这次竞选运动中，进步保守党就强烈地指责了自由党的亲美政策，标榜“加拿大第一”的发展计划，因而赢得了大量选票，压倒了自由党。 在自由党执政期间，美国垄断资本汹涌地侵入加拿大，逐步控制了加拿大各主要经济部门。加拿大工业（包括采矿、制造、铁路、公用事业和原料品工业）中的全部投资，约有四分之一为美国资本所有。至1955年底，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约达一百零三亿美元，比1946年增加了一倍多。今年，美国的投资又激增至一百三十亿美元。同时，美国垄断资本还取得美货倾销加拿大，而使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受到重重限制的歧视性关税率，因此造成加拿大同美国贸易的赤字每年约达十亿美元。加拿大的民族工业因受到美国商品的剧烈排挤，发生工厂纷纷倒闭或开工不足的严重现象。目前，加拿大全国有三十四万多人失业，还有二百余万人（占全国工人三分之一以上）每周工作不到三十五小时。 不仅如此，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小麦倾销，也严重地打击了加拿大的出口利益。小麦是加拿大的主要出口品，战前居资本主义世界小麦出口国的第一位。战后，由于美国大举夺取加拿大的国际小麦市场，致使加拿大小麦的出口量逐年下降。例如，1955年加小麦的出口量比1954年减少5％，比1953年更减少三分之一。1956年初，加拿大因推销不出去而积压的小麦数量已达十亿浦式耳。去年8月至今年3月底，美国出售的小麦达九百一十万吨，比1955—1956年的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倍；而加拿大出售的小麦则仅仅增加了十分之一，共为四百六十万吨。 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的加强，美国也更有力地迫使加拿大追随美国的“实力政策”，并粗暴地干涉加拿大内政。今年春，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逼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诺曼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这些事实，早就激起了加拿大各阶层人民和舆论界的不满。渥太华“新闻日报”曾愤慨地说：“我们认为，已经到了开始保卫加拿大的时候了”。自由党政府虽然也曾对美国的疯狂进攻采取了一些对抗措施，如近几年来一再同美国就小麦问题举行谈判，企图维护加拿大传统的小麦市场；对美国逼死诺曼提出严重抗议；以及一再表示加拿大打算放宽对华贸易，并主张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上采取现实态度等等。但是，自由党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人民对自由党政府的不满，也就有增无已。 进步保守党针对这一点，就以抨击自由党亲美政策，要求独立自主为竞选口号。进步保守党前领袖乔治·德鲁就曾在竞选中号召加拿大人“宣布摆脱美国而实行经济独立”，反对加拿大“被人当作美国的第五十个州来看待”。不久前当选为该党新领袖的约翰·迪芬贝克也指责自由党政府在和美国打交道时“太懦弱、太害怕和太胆怯”。迪芬贝克在竞选中还提出“加拿大第一”的发展计划，并指责自由党政府每年把一千万吨的原料送到美国去加工，而后再回来卖给加拿大。他要求改变加拿大的这种处境。 这次大选结果，反映了加拿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美国控制和剥削加拿大的侵略行为，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反抗。 现在，进步保守党并未能在众议院中获取组阁所需的半数以上的议席，它能否组织政府，还要看它是否能取得合作联盟和社会信用党的合作。至于进步保守党上台后能否实践竞选诺言，对抗美国的控制势力，采取符合于加拿大民族利益的对内对外政策，也还有待于事实的证明。自由党的失败应该是进步保守党的“前车之鉴”。

第6版()专栏：　　帝国主义不会白给人东西　　苏丹内长斥艾森豪威尔主义 新华社开罗13日电　据埃及“晚报”记者6月12日从喀土穆报道，苏丹内政部长阿里·阿卜杜勒·拉赫曼说，他个人认为，应该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拉赫曼也是执政党之一人民民主党的主席，他在和苏丹报纸“战场报”记者谈话的时候说，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所提供的援助决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会白白赠送别国东西。 他说：巴格达条约和四点计划就是摆在相信自由与和平的每一个自由公民和每一个独立国家面前的生动例子。 他说：“我认为，专家所提供的援助构成的危险，比艾森豪威尔主义本身的危险还要大。我们必须比西方国家更为机敏，才能保卫我们的权利、自由以及世界和平。” 苏丹政府还没有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表示肯定的意见。

第6版()专栏：　　尼赫鲁将出国一月　　出席伦敦英联邦总理会议　　访瑞挪等国并晤埃叙首脑 据新华社新德里12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将在6月14日离开德里赴国外作一个月旅行。在旅行期间，他将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且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他还将在赴欧途中会见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在返国途中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

第6版()专栏： 美第七战斗轰炸机中队 从日本调往台湾 新华社13日讯　据台湾国民党中央社台北消息，美国空军十三航空队台湾前进司令部宣布，美国第五航空队所属的第四昼间战斗机支队的第七战斗轰炸机中队，已从日本基地调驻台湾。 消息说，这个队在驻台湾期间将加紧日常的飞行训练，至于在台湾驻防多久并没有泄露。

第6版()专栏：　　美国报纸承认　　加拿大反美倾向加强 据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2日讯：“纽约时报”认为加拿大自由党在选举中的失败，表明加拿大存在一种“隐蔽的反美情绪”。 这家报纸担心，进步保守党一旦组成政府，将会对美国采取“较强硬”的方针，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

第6版()专栏：　　印喀拉拉邦政府续施仁政 实行监狱改革　改善工人生活 新华社新德里13日电　印度喀拉拉邦已经废除过去给囚犯带手铐的做法。喀拉拉邦政府昨天颁发的命令还宣布，对囚犯不再施加有损人格或侮辱性的标记，如给犯人穿著囚服或者剪短发之类。 喀拉拉邦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是履行它的有效的监狱改革政策。据报道，过去监狱的情况是可怕和残忍的。 喀拉拉邦政府还任命一个以邦政府负责监狱工作的部长为主席的委员会来修改喀拉拉邦监狱的规则。 此间各报都报道了喀拉拉邦政府的这种改革。 新华社新德里12日电　喀拉拉邦政府已经宣布修改喀拉拉邦运输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邦内运输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现在已经从每月二十卢比增加到三十至五十卢比。 喀拉拉邦的成千上万的运输工作人员工作非常辛苦，而生活过得很坏。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实现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当人民社会党1954年在喀拉拉邦执政时，有一次工人示威曾遭枪击。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大风潮，最后促使人民社会党政府垮台。

第6版()专栏：　　坂井中的女儿决报杀母之仇　　要美国快交出凶手 据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被美国兵哲腊德杀死的日本农妇坂井中的女儿加代子昨天对合众社记者说，她坚持要求把哲腊德交由日本法庭进行审判。 十八岁的加代子还对美国记者表示，她不能容忍哲腊德所犯的罪行。她说，“事件发生后的四个月来，我心里一直仇恨哲腊德。我的母亲再也不能回来。哲腊德是有罪的。” 坂井中的丈夫在合众社记者访问他的家庭时对这个美国记者说，他怀疑美国人是否在把哲腊德看成是民族英雄。他说：“我希望杀死我妻子的人对美国人说来不是一个民族英雄。” 合众社记者在同一天还访问了坂井中被杀害时在场的证人小野关秀次。小野关向合众社记者详细叙述了哲腊德当场扔出空弹壳引诱坂井中去拾捡，接着从背后开枪击毙坂井中的情况。 事件发生时也在场的美国兵尼克尔在接见合众社记者时，却拒绝叙述事件发生时的任何现场情况。尼克尔已经被置于美国军事当局的“保护”之下。 美国陆军部长布鲁克指派的私人代表美国陆军助理军法处长德克准将，已经在昨天上午乘飞机到达东京。德克在到达东京时说，布鲁克要求他“尽他所能去维护哲腊德的利益”。德克还说，他将就哲腊德事件与日本政府官员进行会谈。

第6版()专栏：　　器重英国还是指望西德？　　美国统治集团研究伙伴关系 据新华社13日讯　纽约消息：6月1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说，美国国务院“正在急切地重新研究英美关系。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美国究竟应当继续把英国当作西方联盟中的第二大国呢，还是应当更多地指望西德呢？” 这家杂志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务院分成了两派。包括副国务卿赫脱和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内的一派担心：“如果英国的优惠地位得不到重新保证，麦克米伦首相就可能认为他唯一的出路是同俄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但是国务卿杜勒斯竭力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尽管英国在苏伊士事件后有了起色，但是它已经没有什么老本钱了。” “新闻周刊”指出：“英国已经注意到杜勒斯的态度，并且已经表示不高兴。”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而独自决定放宽对中国贸易的限制，这种行动就是这种“不高兴”的表示之一。 “新闻周刊”说，目前正在设法补救在英美关系上已经造成的损害。在这方面，它认为，只有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一项“明确的声明或者采取某种行动来承认英国的特殊地位”，才能“安慰大西洋彼岸受了伤的自尊心”。

第6版()专栏：　　干涉内政　目中无人　　美国擅自在泰国调查民意　　“暹民报”编辑主张实行中立政策 据新华社13日讯　曼谷消息：据泰国报纸报道，在曼谷的美国新闻处最近曾经在泰国进行带有干涉泰国内政性质的民意测验。 消息说，美国新闻处委托一家叫做“泰国调查研究院”的侦探社，在曼谷府的八个县里完成了向泰国民众的调查工作。调查内容包括对马尼拉条约组织、对中国以及对美国“援助”泰国等问题的态度以及对泰国每一家报纸的意见。 报纸消息说，美国新闻处这次在泰国进行的民意测验，事前并没有通知泰国政府。据报纸说，这件事目前正引起泰国各界人士的注意。“图画新闻”6日报道，一些受调查的泰国人都觉得，美国新闻处的这种干涉行为，是对泰国荣誉的藐视。 另外“暹民报”编辑克里特·普腊莫最近在答复读者提出的“泰国应否实行中立”的问题时认为，泰国应该实行中立政策。 克里特说，实行中立政策将使泰国获得较现时更多的利益。最明显的一点是：当泰国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后，军事援助将减少，军费支出也将随着削减。泰国就可以像印度、缅甸那样去接受外国援助，这对人民必能产生直接利益。 这位泰国著名的报界人士强调说，当泰国已经受到一个集团的约束，要突然宣布中立，毕竟是不容易的。不过，还是可以循温和的途径进行。首先要向美国指出，金钱是不能收买人心的。 克里特·普腊莫曾经在4月初被泰国政府以“侮辱”美国大使的罪名加以逮捕，现在他虽然已经保释在外，但仍将受到法庭的审讯。

第6版()专栏：　　美国许多家庭入不敷出　　半数以上不能维持过得去的生活 新华社13日讯　纽约消息：专门研究美国人民生活问题的海勒斯委员会最近发表一个报告说，美国四口之家如果要维持过得去的生活，那么它一年得开支五千五百美元以上。但是，美国目前半数以上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五千美元，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家庭每年的收入甚至不到三千美元。 根据这个委员会的统计，美国目前一个产业工人每周的收入平均是八十美元左右，因此，他每周的收入比起要维持家庭过得去的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少二十八美元到三十二美元。非产业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产业工人，所以他们的生活更远远落在过得去的水平之下。 海勒斯委员会所编制的家庭预算是以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家庭情况为标准的，列入预算的一些项目的费用不是偏低的。例如房租一项，委员会就只以五十八美元一个月来计算，而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一般的房租都大大超过这个数目。

第6版()专栏：小统计　　去年美国少年犯二百多万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最近统计，1956年的美国少年罪犯有： 谋杀犯　12，620人， 抢劫犯　56，770人， 强奸犯　116，730人， 偷窃汽车犯　263，720人， 盗窃犯　525，720人， 小偷　1，587，590人，总共二百五十万多人，占美国抢劫等主要罪犯人数一半以上。

第6版()专栏：　　反对军国主义　　西德三千工人高举火炬游行　　日本青年普遍不愿当炮灰 新华社柏林13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西德巴骚12日讯：西德三千名青年工人最近在巴骚举行反军国主义的火炬示威游行，抗议西德当局使十五名西德青年在军事演习中淹死。 青年们抬着“死者在警告着！”的标语静默地通过街道，表示对死者的哀悼。 西德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鹰团”最近也在奥伯豪森发动了反对普遍兵役的抗议运动。运动的口号是：“羊皮下的豺狼——阿登纳和施特劳斯被揭穿了。伊尔河在警告着。废除征兵制！” 西德空运师的十五名新兵是在6月3日演习中渡过伊尔河时由于负载过重而淹死的。 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青年不愿当兵的情况已经引起日本防卫厅的不安。 日本防卫厅人士今天说，这种趋势要是继续下去，对于维持自卫队目前的规模和实现今年加强自卫队的计划都会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 防卫厅对于从今年4月到6月10日在全国招兵的结果感到失望。在这段期间，来应征的候选者只有一万零四百七十人，比预定招募九千六百人的数字略为多一点。申请参加陆军的特别少，原来计划招募七千七百人，而应征的候选者只有五千九百七十人。 防卫厅在谈到日本青年不愿当兵的原因时说，军事训练中发生“死亡行军”、空军飞机经常失事以及军官的贪污等事件，使得日本青年对自卫队的幻想破灭了。防卫厅认为农村的丰收也使得农村青年不愿当兵。 作为一种补救的办法，防卫厅已经决定把招兵截止的日期延长到6月20日，但是他们也认为希望很少。

第6版()专栏：　　获得法国议会中微弱多数支持　　布歇—莫努里勉强就任总理 据新华社13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国民议会12日晚上以二百四十票对一百九十四票批准激进社会党人布歇—莫努里就任法国新总理。从1947年1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上任以来，这是一个新总理在国民议会授权投票中所获得的最微弱的多数票。 投赞成票的主要是激进社会党人、社会党人和保守党派的大部分议员。人民共和党弃权。以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激进社会党左翼议员投了反对票。据报道，社会党议会党团和执行委员会当时是仅以十五票的多数决定支持布歇—莫努里的。而保守党派的发言人也说，他们投赞成票并不一定是因为赞成新总理的政纲，而是因为法国迫切需要有一个政府。 在投票以前，布歇—莫努里向议会提出他的政纲：继续对阿尔及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进行某种“政治改革”；减缩国内消费，增加生产和出口，征收新税一千五百亿法郎，削减预算开支二千五百亿法郎，以便阻止目前已经很“严重的”法国财政情况进一步恶化成为“戏剧性的”；加强北大西洋集团，在7月中旬以前使议会批准西欧“共同市场”和“原子联营”两条约，并且积极从事于西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修改宪法，以“扩大”行政权和增进政府的“稳定性”；加速开发撒哈拉地区的石油和其他富源。 布歇—莫努里承认，法国的财政正面临着崩溃的边缘，本月底就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了。 议会对布歇—莫努里的演说反应冷淡。在表决之后，在议会休息室里有不少议员认为新阁将不过是“填补秋季以前的空隙的”。 观察家们认为，布歇—莫努里所获得的微弱多数正是表明国民议会在阿尔及利亚和财政政策两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第6版()专栏： 吕宋岛地震 把许多人从床上抛下来 新华社13日讯　马尼拉消息：菲律宾的吕宋岛的北部和中部在6月12日清早发生了猛烈地震，据说其剧烈程度为二十七年来所罕见。 在南依罗戈省，历时五十二秒钟的地震把许多人从床上震下来。在一些村子里，地上震裂出来的沟长达二十公尺、深三公尺、宽起码有十分之三公尺。许多政府机关房屋、教堂和民房被震坏了。

第6版()专栏：　　法国新政府的不吉之兆　　袁先禄 法国的政府危机延续了三个星期后总算结束了。国民议会已经批准由布歇—莫努里出任新总理。 新总理刚刚上台，巴黎的政界人士就纷纷预测他将在什么时候下台了。有人甚至断言：布歇—莫努里将成为法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理之一。 人们对布歇—莫努里的前途作出这样悲观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外国通讯社在报道　中指出，国民议会对他的要求授权的演说反应冷淡；而投票的结果，对他的内阁来说，更是一个不吉之兆。在五百九十六名议员中，只有二百四十人投了赞成票，离半数都很远；而投反对票的却有一百九十四人。一个新总理靠这样微弱的相对多数票得到信任，这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以来是件空前的事。 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从布歇—莫努里组阁活动看不到解决引起摩勒政府倒台的那些问题的任何希望。摩勒政府当初上台时的基础比布歇—莫努里要广泛得多。而法国政治经济的情况现在却要比摩勒上台时还要恶劣得多。 那么布歇—莫努里又是凭什么上台的呢？有一个议员说的很妙，“气氛很糟，但是法国需要一个政府。”自从摩勒辞职以来，社会党和保守派之间争吵不已，新政府迟迟不能组成。法国统治集团害怕危机长期延续会使局面难于收拾，所以决定在布歇—莫努里的任命上求得暂时的妥协。新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妥协的产物。布歇—莫努里一方面强调新政府承自摩勒政府的“在意志和行动上的连续性”，并且把原摩勒政府的班底在新阁中保留下很大一部分，这样博取了社会党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宣布要保持甚至加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镇压，让臭名远扬的拉戈斯特继续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并且换了一个财政部长，这又是对右派的一种讨好，从而取得了保守派的信任票。 但是，面对法国政府的种种严重问题一个也没有减少。 政府虽然拼凑起来了（基本上是激进社会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内阁），但是内部充满着重重的矛盾。布歇—莫努里所属的激进社会党，本身就是分裂的。社会党领导集团中意见也有很大分歧，当社会党议会党团和执行委员会表决是否参加布歇—莫努里内阁的时候，赞成和反对的是五十八票对四十三票。至于暂时投了信任票的保守派和弃了权的人民共和党等等都拒绝参加内阁，以保持它们行动的自由。它们随时都可以拆新政府的台。 主要的问题是，目前法国经济情况已经面临崩溃的境地。布歇—莫努里也承认，到本月底就会要动用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来应付国际收支赤字。他虽然吹嘘要在一年半甚至一年之内恢复法郎的稳定和建立一种竞争能力很强的经济，然而他在政纲里提出来的却是摩勒在下台前夕提出的一套老办法。既然布歇—莫努里已经宣布他的政府将继续推行那个造成法国目前困境的北大西洋政策和阿尔及利亚殖民政策，就无法设想他会获得比摩勒好一点的结果。 相反，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延长和扩大，随着法国经济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势必越来越尖锐。以布歇—莫努里政府空前脆弱的基础而要应付空前困难的局面，又不欲根本上改弦更张，怎么能不使得巴黎的观察家们这样早就作出阴暗的预言。

第6版()专栏：人物介绍　　布歇—莫努里 法国新总理莫里斯·布歇—莫努里现年42岁，是1883年以来法国历届内阁中最年轻的总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天（1914年8月19日）生于法国西部欧尔罗亚省的路伊桑村。 布歇—莫努里曾在法国的高级军事和科学学校“政治科学学院”毕业，获得过法学学士的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1939年被动员参军，担任炮兵中尉。1940年法国沦陷后，他在德国过了一年俘虏生活。1941年回国后参加抵抗运动，不久就在抵抗运动中担任领导工作。 战后，布歇—莫努里参加了法国激进社会党，1946年被选为法国第二届制宪议会议员，1951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他从1947年起，先后历任过内阁预算次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工商部长、内政部长等职。1952年和1953年，他曾两度代表法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在上届摩勒内阁中，布歇—莫努里任国防部长，一直坚决执行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政策。他不仅赞成“巴黎协定”，同时也是“欧洲统一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义）

第6版()专栏：花絮　　笑鸟 澳大利亚洲有一种会笑的鸟，名叫笑鸟。嘴长而尖利，专吃蛇、蜥蜴和田鼠等动物。它捕到一条蛇后，先把蛇衔到树顶上或天空中，扔下来，这样连扔几次，把蛇摔死，然后把它吃掉。 新华社稿

第7版()专栏：　　我对党整风的认识　　北京大学教授　李继侗 我读了梁思成先生6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引起我的共鸣。自从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一个月中在报纸上看到党外人士发表了不少的意见。就是在我们学校中，学生、教职员工都具体地揭露了很多潜在的问题。在鸣和放上，可以说是达到一定的高潮。但是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的言论和行为是极其不健康的。如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葛佩琦两先生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情况不符事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甚至于有些言论是越出六亿人民所应当共同遵守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范围以外。还有人用恐吓匿名信，也有如复旦大学副教授舒宗侨先生用粗暴手段阻止别人发言，这更是极端恶劣的作风。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这次运动中的污点。这几日来，有很多工人、农民同志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起来争鸣。我个人认为这种争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共产党从1949年起领导全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向社会主义急进，这八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以前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处处受人鄙视，而在短短的八年中我们在国际上变为一种为亲者所快、仇者所忌的地位。这样的成就并不简单。可是在前进过程中，犯或多或少的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此每个人对于他所熟悉的事务上都有些意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并不见得完全正确，因为事业是复杂的。我们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全面，很有可能结论就很片面。例如7日锺补求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反映民主德国专家对于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分治的意见，认为这是造成森林利用上浪费的主要原因，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看法。可是最近我参加了森林工业部的两次座谈会，从各位出席人（并不是森林工业部及林业部的干部）的发言中，我得到一种启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认识到我前此的看法是很片面的。造成森林利用浪费的主要责任并不完全在森林工业部，也不在林业部和森林工业部分治。事实上造成浪费的主要责任是在各个个别用材部门以及制度上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个事例给与我很大的教育。因此我们提意见应当认识自己意见的局限性，不能主观地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从党员个人作风而论，党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党员增加到一千万人以上，虽然每位党员入党都经过详细的考验，但极少部分的党员在作风上有一些不好的表现，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正因如此，党中央才要整风，而在整风过程中请各方面广泛地提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很少有的好事情。 我认为现在大家应当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向党提意见。但是我们提意见时应当尽量地不要脱离事实，切不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同时我们也要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身为人民教师的人更应当审慎，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青年。这次人民大学王德周、葛佩琦二先生和复旦大学舒宗侨先生的言行，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件。 总之，我们提意见应当从爱护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党在领导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作过程中避免错误，少犯错误，使得我们在这种正义事业上能够提早达到我们所向往的目标。 在这方面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向党提意见应当认为是每个人的经常的任务。我们不能把提意见当作一阵风的运动来看。依我个人的经验，我过去有些意见，事无大小有问题就提，有的涉及学校事务的，大而涉及国家事业的，还没有一次碰过壁。因此在这次运动中我能提的意见就甚少。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点，按照那位写匿名信的人的观点，我是一个他心目中的为“虎”作“伥”的一个典型的“伥”。我今年行年六十，在解放前五十余年中我所见所闻以及生受的一切告诉我，我今天能做这样一个“虎”的“伥”，我不但不以为“耻”，并且觉得是很值得庆幸的。

第7版()专栏：　　反对官僚主义　加强党的领导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西安军医大学教授 张锡华 西安解放一年之后，1950年4月，我抱着为祖国建设事业起一个小钉的作用的心情，从国外回到了祖国和我的家乡——西安。几年来，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英明。我在同将回国的留学生朋友们写的信中说：“我可以指天发誓，以我所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党！除非亲自体会是不能想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祖国建设成就于万一的！只有跟着党走，才有胜利！”据我所知，这也是所有具备起码常识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共有的认识。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长期的方针。近来西安“鸣”、“放”之声初步展开，但是我觉得人们还是有些顾虑的。我认为要群众“鸣”得好，首先要领导上“放”得好，而不是给人们以半放半收的印象。只有把问题真诚地摊开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任何怕放乱了的顾虑，都是不了解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1950年，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成立了，那时一间小房，一桌一椅，病人少，设备谈不上。我们以从头做起的精神，争取党的支持、同志们的合作和群众的舆论。在1954年眼科发展到病床四十三张，加床到四十七、八个病人，门诊最高接近每日三百人次，成为西北最大的一个眼科。但是，在我们积极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曾经触犯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当时找不出反对正确要求的理由，结果就在运动中乘机颠倒是非来打击我们。 例如：学习苏联先进角膜移植成功以后，全国各地渴望重见天日的瞎子，都纷纷来信询问就诊事宜。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就堆积了三百多封信没来得及处理。在教学任务和诊疗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很需要找个助手。我把意见提给领导方面，但始终未派人来。为了不使患者久等，我只好自己口述，由我爱人执笔写复信。谁知领导上质问：“她凭什么资格回信？”（因她不在我们医院工作。）于是我只好自己起信稿，交办公室去抄复病人。不料在几个月内，病人接连来信说：“前信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来信被压，并没有回答。我曾大胆地批评了这种不许别人作而自己又不作的官僚主义作风。 再如：几年来卫生部曾调了青海、甘肃等省眼科医师（很多是主治或主任医师）来我科进修。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干部是个光荣任务，因此叫他们深入病房和我们一起负责治疗工作。但是医院一直不给找地方住，以致病人晚上痛苦时找不到大夫，而大夫晚上关心病人进不了医院里来。后来我建议让他们晚上在门诊部搭一行军床，白天就收起来，但是医院领导上还是不答应。后来西北卫生部党的负责人来交涉，也没效果。整整一年学习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这样的事情还有。为了更好的作好人民事业，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曾经向九三学社、统战部、党报和上级负责同志反映医院里需要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因此领导上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并作过检讨。谁知他们记恨在心，待机发作。在1955年，他们杜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对个别党员的看法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反领导、反党。因而得出结论：说过领导有官僚主义就是反领导和反党，说我们为实习大夫找住处是有意叫他们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带领他们反党。我们科内同志在几年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群众信仰的眼科，他们就说是独立王国、小集团。木工、理发师、牙科技师和电工等帮助我完成一些科学性研究，我请他们吃过一次牛肉泡馍。这事也被说成为搞小集团，一直追查一年多。1950年到1951年，在卫生局叶局长邀请下，我担任过医务院长，后来因为自己是党外人士，执行职务有职无权，困难重重，就坚决辞去，专心致力于业务。但他们说我居心破坏！ 党一再号召专门人材要多培养干部，应当从事教学工作，这也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志愿。几年来，我一直兼作医科大学和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处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常感到身体精神都不能支持。市卫生局领导上邀请我到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我曾说明愿意搞教学工作。当时医院领导上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走，因此上级领导和院长曾在聘书之外，附有一封作为聘书附件，说明“关于你的去留问题，以后不受任何限制”。但后来他们又说：“你是怎样混进医院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员，这样出尔反尔的捏造是非，真是令人寒心。这和党的正确教育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利用职权，强迫群众替他说话。当一位外科主任和近六十岁的群众不愿按照领导的指使来昧心说话时，一位党员院长竟然大叫：“我们掌握了粮食，即或你是什么留学专家，叫你饿死你就得饿死。”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能给党建立威信吗？当然不能。 幸而党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最后组织上对我几年来的工作结论为：有主人翁观点和“独立思考”。群众还选我为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实在说，我自己觉得是不配的）。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我认为那些人的违反党的思想作风是不能容忍的，应该予以揭露。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我完全赞成。很多好的领导同志，他们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本质和愿望是好的。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觉得就是“和风细雨”对他们也有些重了。但是对有些一贯利用职权，违法乱纪，以公报私，甚至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等行为的人，如果不加查明处理，或以和风细雨待之，就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目前，上级党、政虽也处理了个别的人，但主要只是调换一个更高的领导位置。这说明还有些认识不清，甚至还有些“碍面子”的宗派情绪。这种情绪，容易直接造成下面群众的不安心和不敢大胆鸣的顾虑。 为了说明领导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下边举个例子。 用人工晶状体治疗眼睛失明患者，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新的科学发现。在西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用国家的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1954年国庆前三天作成功了，治好了一位失明十多年的农民 （至今已将三年视力仍好）。以后我又给九只失明的眼睛作了手术，其中一例完全恢复正常，六例能看到报上的字。做手术的过程中，我曾向市第四人民医院及卫生局领导上汇报，还请他们来指导手术，也写过书面汇报。但他们却向上级党委说：“未得许可私自开展新手术”，使我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最后东北一位技术工人，不远千里来要求治疗，但因领导上不去看，不研究就决定不准作，并让这个工人出院。西安军医大学的同志们说：“张教授为什么不到军大作，我们也好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呈请军大负责同志批准那个工人住了院，但临作手术的前一天，卫生局又追到军大不让作。当时我想卫生局既不让瞎子的眼睛复明，不作也罢，但须向军大领导上说明情况。出人意料，军大校长没等我说完，就要我陪他亲自去研究检查病人，证明这只失明的在东北医大无法治疗的眼睛，非人工晶状体手术外不能治好。军大的校长立即鼓励和支持我说：“我支持你作，市里不同意，我去答复他们。”就这样，经过手术，这位工人同志的远近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恢复工作已两年多了）。谁知这样更得罪了西安市卫生局领导，在这事后四个月，他们召开了一个对新科学研究的斗争会，会上局长总结说：“就是99％的成功率，我们也不答应你作！”这那里是一个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说的话？试问最常见的盲肠炎手术谁能作到99％的成功？何况一种新的复明手术？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科学研究！不错，我们的效果还没有达到99％，但当时在苏联还在试作阶段（现已初步成功）。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曾对其他一切科学研究进行打击（像角膜移植，活动义眼等），想从里面找“医疗事故”，以达少数人预定“惩办”的私谋。但是在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没有完成愿望，现在这些事却被当作先进事迹展览了。从对人工晶状体研究的反对与支持来看，领导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假如没有像军大校长——一个令人钦佩的领导者的支持，我相信那位东北技工的眼到现在还是失明的。 为什么一种新的研究会遭到阻碍，甚至追击？为什么自己亲眼看到手术和书面汇报，还说别人没有汇报过？这难道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么？有人说过去的西安市第四医院领导上对干部吹毛求疵，我觉得说的更确切些是有意颠倒是非。他们的职权是非常特殊的。 现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已经换了新的领导人。这说明市委对上述情况已有所了解。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多说话，但是我的话绝不是对某些个别人而说的，乃是借着事实说明党在今天展开整风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从团结的愿望谈出来，希望同志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整掉恶风，才能叫大家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提出：现在反对三害（三个主义），首先要反对与党中央意图相背的宗派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保护者和培养者。我们还要向任何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因为反对宗派、官僚、主观三个主义的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领导我们六亿人民更好更快地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 （原载陕西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第7版()专栏：　　“鸣”“放”必须分清敌我　　林汉达 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大家都很热烈地对一些机关、学校和某些党员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和批评。这正是人们热烈爱护党和政府的表现。想不到在整风运动中，居然有人扛着鸣放的幌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企图削弱党的领导，抨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甚至于写匿名信、发小册子，进行恫吓和反革命的勾当。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风吗？这难道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吗？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改进工作，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我们批评某些负责的党员同志不够重视行政、直接布置工作，那也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批评党政不分，和不要党的领导决不能混为一谈。要是不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出发，不从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出发，不遵守宪法和政协章程，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党天下”，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污蔑为“三害”的根，把民主党派的助手和桥梁作用污蔑为共产党的挡箭牌，要推翻党的领导，要杀共产党人，这不是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吗？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是人民内部的鸣放，而是敌我的斗争。 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看得很清楚：是谁领导全国人民击败了国内外的敌人，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悲惨的境地里救出来？是谁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国家空前的伟大的成就，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否认。没有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艰苦的奋斗，哪儿能有这一切的伟大的成就？是谁提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今天又是谁号召全国人民向共产党员大胆地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这一切。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领导？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什么道路？全国人民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只能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少数别有用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必须驳斥；右派野心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予以无情的回击。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妨碍我们人民内部的鸣放。明辨是非，划清敌我界限不是“收”，正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不是“放”一样。驳斥谬论、回击进攻，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鸣放，帮助党完成伟大的整风事业。 我还想趁着这个机会，把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正一下。5月22日的“人民日报”把我的话记成“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我说的是：“连教育部在某些工作上也是有职无权”（见同日的“光明日报”）。差了几个字，意义大不相同。特此更正。别的还有一些略有出入的地方，这儿就不说了。

第7版()专栏：　　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应削弱而要加强　　——北京各高等学校教授座谈会旁听以后——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在整风运动中，如何办好高等学校？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成为高等学校教授们讨论的中心。我参加了北京许多教授座谈会，并个别接触到一些教授。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教授们之间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有的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提出“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人，虽然口头上也说，要加强党的领导，但如果按照“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办法实行，实质上就是取消了党的领导，这是行不通的。目前的问题不是否定党委的领导，而是如何改进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扩大民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的办好高等学校的问题。 “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 主张“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理由是：办高等学校，“内行”的非党干部会比“外行”的党员干部好得多。“外行”人领导“内行”人是办不好高等学校的。因此，高等学校必须由教授们来领导。有这些看法的人，对今后怎么样管理学校，他们的具体意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张“教授治校”，办法是以副教授以上的人参加来组成“教授会”，教授会再推选出一个评议会。它的任务：负责解决学校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教授，辞退教授，增添系科，支配经费等。评议会不能决定的大事，或是校长认为很重大的事，就召开教授会来解决。在学校里，校长的责权不很大，但事情好办，教授会支持他。有时学生发生问题，校长不能解决，而教授会的决定学生可以接受。这就说明“教授会”是高等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类是主张“民主办校”，办法是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例如教授的聘请、副教授升教授、讲师升副教授、留助教、招收研究生等与学术、教学有关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负责。关于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要由行政会议的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学术委员会由教授、副教授、讲助代表组成。党委会可派代表参加，在会上也可提出党委的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所谓“民主办校”，实际上还是“教授治校”。 自从提出这些“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办法以后，在各种座谈会上，教授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相当一部分教授不同意“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的主张。在九三学社中央召开的教授、专家的座谈会上，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原清华大学教授楼邦彦说：“我对解放前‘教授治校’的问题，有三个阶段不同的体会。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我看清华的教授评议会是元老教授、权威教授治校。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寡头政治’。年青的教授，在学校里是没有地位的。当时清华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时教授会聘请教授，好的作用是挡住了一些学问不行的人入校；但也确确实实排斥了一些非清华派的有学问的人入校执教。我后来进清华教书，因为是清华的毕业生，我也被培养成有浓厚宗派主义的清华人，当时连北大的教授都看不起。因此，若说是清华的教授会安定了教授，也只能说安定了这样的一批人而已。后来我留学回国，北大要请我做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清华要请我做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我还是选择了清华。为什么，是宗派主义的影响。入清华任教，我也参加了教授会。但不是参加会，而是听会。因为年轻的教授不能发言，不敢发言，形势是有如此大的压力。清华的教授会就是如此。我还理解另一种情况的教授会。1946年我到北大教书，北大当时也有教授会，是教授们用以争取民主的机构，主要斗争对象是胡适。这两种‘教授治校’都不能搬到现在来用。人民不允许所谓权威的教授治校，更不允许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北大的那种教授会，也不能搬到现在来用，因为我们不是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若是为了发挥教授的积极性，即使是提教授治校的口号，也必须具体分析，不然副作用大于正作用。我认为，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党委会不能取消，要发挥教授的积极性，要采取各种办法，不是简单的提出‘教授治校’四个字所能解决的”。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林庄说：“如果取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领导，采取‘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我看不见得。我觉得最多不过解决熟悉业务的问题，‘三害’也不一定完全能解决的。几年来，我以在大学任教的亲身体会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的结果，我认为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比教授治校优越”。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仲容形容现在的高等学校像个小市政府，从吃饭、洗澡、理发、住房到教学、科学研究、思想教育等都要管，这些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说，我这个非党院长没有感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如果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我看就要发生大问题。把教授陷在行政事务工作里去，是得不偿失的。如何充分保证教授们的教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就要发生困难。同时许多问题，校、院长一人也不能解决。因此，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认为今天的高等学校不可无党的领导。王真教授说，不管“教授治校”也好，“民主办校”也好，名称虽然不同，只是换汤不换药，其实质是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如何改进党委的领导？ 不同意“民主办校”和“教授治校”，主张在高等学校中仍保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的教授们，并不否认过去党委领导高等学校有缺点。他们认为今天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进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哪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需要改进呢？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所有的大学或学院，都有校务委员会，但都等于虚设。如有的校、院党委会往往是讨论决定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后，不善于把党的决定提到校务委员会议上充分的研究讨论，变为行政的决议去贯彻。而习惯于简单的通过党组织的系统去布置工作。因为今天的高等学校，绝大部分系主任、教授不是党员。这样从党内系统布置的结果，客观上就造成了系秘书领导系主任，助教领导教授了。这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客观上也给人以错觉，好像党在政治上不信任高级知识分子，造成党群关系的隔阂。二，与第一个缺点相联系的党委领导作风的第二个缺点，就是经常注意扩大民主不够。特别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等问题上，虚心地多听取内行人的意见不够。有人说“外行”人不能领导“内行”人，这有点道理，但这个意见也不能完全站住脚。任何人并非天生就是“内行”人，是由“外行”到“内行”的过程，如果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和所有共产党员，都能抱着虚心向人学习的态度，自己刻苦钻研，总有一天能达到“内行”的，当然也就能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可是，过去的情况完全相反，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对老教授不尊重，有的人自己不懂装懂，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盛气凌人，以改造别人自居，这就不好了。三，党委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做得很差，有的学校党委单纯的靠会议听取汇报、布置工作来领导是显然不够的。党委应该经常聚精会神地考虑研究学校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要多下来，听取群众意见。做到有布置，有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这样的工作作风来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总之，大家对党委会领导高等学校，不是要求所有的党委委员都立即成为专家、教授。而目前起码的要求，党委应该懂得怎样办校。要真正发挥党委会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党委成员要努力学习业务，如果不熟悉业务是很难领导的；二，要扩大民主，用各种方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现在起，应该更多的依靠老教授办校。特别是当一件事情在设计中，要注意广泛的听取意见，在这个基础上达到集中。集中以后，不能以党代政，要充分发挥校务委员会的职权。在整风运动中，希望党委改进这些方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高等学校。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教授治校”、“民主办校”所能解决的，因此，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不是削弱而是要更加加强起来。

第8版()专栏：　　“成绩是基本的……”　　凡兵 “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据说不少的人对这种讲法颇有反感。为什么会有反感，据说这种讲法是一种教条主义。 引起反感的原因，有的人说是“听腻了”。这句话确是听得很多了。但是，问题还在于话说得对不对。究竟这种讲法对不对呢？就全国、全党的整个工作来说，是不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又怎能解释我们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呢？当然，这样来讲，并不等于说每一地区、每一单位、每一件工作也都是这样。但确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全国整个工作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而每一地区、每一单位、每一件工作则是“成绩是次要的，缺点、错误是基本的”。所以，问题还是在于具体分析。 如果总结一件工作时，丝毫不加分析，像条件反射似地一下子就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当然是一种教条主义，应当对它“颇有反感”。如果总结经过了具体分析，结论确实如此（当然还要指出“基本”、“次要”到什么程度），那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教条主义，就不应对它“颇有反感”了。如果不管事实怎样，不加丝毫分析，也像条件反射似地一听说“成绩是基本的……”，就联想到教条主义，就“颇有反感”起来，恐怕这种态度是不能算“实事求是”的吧。恐怕也很难保别人不对你这种“反感”也“颇有反感”吧。 当然，即使“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反映了工作的真实情况，如果有人因此就骄傲自满起来，感到既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而缺点也就用不着再努力去克服了，对这种态度，也应起到反感。但如果人家不是这样，而是在检查和总结了工作以后，有信心、有决心去克服缺点，进一步地改进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对人家“颇有反感”呢？难道非看到“成绩是次要的，缺点、错误是基本的”，非看到人家对改进工作失去信心才心身愉快吗？

第8版()专栏： “教条”之类 何明 似乎最近“教条”又多起来了。据说：“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这是教条；“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一定要剥削”，这也是教条；“资产阶级应当改造”，这更是教条……。以这个标准去量，我们的报刊、书籍、讲演等等，不是教条的，确是微乎其微。是教条，自然应该打倒。打倒了这些教条，自然就立起了“新”东西：“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剥削”，“定息万岁”，“资产阶级——不，应写作‘资产阶级分子’，我没有权力除去人家的面纱——和工人一样”。这不是教条，乃是圣经。 不过，这是“反教条，立圣经”的第一章。那下一章该是这些吧：资产阶级从未剥削，“剥削”者教条也；本来没有阶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教条之老祖宗也。 我忽然想到早年的胡适。那时他还没有“过河”。当时，马列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广泛的传播；大概有些宣传文章也有一些教条主义的气息。于是，勇士走出来大张讨伐了；那檄文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骨子里是：反对传播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者鹦鹉留声机之类也。至于宣传实用主义当然不在此例；因为实用主义不是“主义”，而是“圣经”。后来，胡适就从这里一步步地走过河去，成了“过河的卒子”只能“向前”了。 据说：历史总要重复，第一次是丑剧，第二次是讽刺喜剧；然而，这大抵是不确的。可是，我们的反教条主义的“勇士”，为什么和当年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类似？ 我希望我的联想顶多只对“一半”。

第8版()专栏：　　过年　　新凤霞 我的小侄女送幼儿园，外婆买了很多东西，衣服全是里面三新的。孩子们在这个社会是多么幸福哇！ 我不觉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小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的杨家柴厂、一个大杂院。一院住了十几家，都是贫民，有卖油条的、卖破烂的、卖报的、拉洋车的、拉土车的……都是一年到头愁眉苦脸。小孩子也变的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我很小就懂事。我们一家人住一间南房。祖母是半身不遂的病人，不能下地；姑母是寡妇，五十多岁，也住在我家；父亲在妓院卖水果；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除了父亲挣钱外，我姑母和母亲作外活（给裁缝铺作下手活）。我很小就会作针线活，给妹妹弟弟们作小衣服，大盆洗衣服，收拾屋子，生火、作饭；拆大改小都是我一个人的事。 记得有一次过年：母亲和姑母忙外活，父亲忙着添年货。我还要帮着父亲剥红果皮，洗水果……。过年小孩子都穿新衣服。我的新衣服永远是用装面的口袋染，过年染一条红裤罩，像得宝贝一样高兴。年二十九晚上睡前把新裤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这一夜可觉得天亮得慢哪！翻来复去睡不着，突然母亲骂我：“你怎么了？大人累一天！你还不睡？”好容易盼着天亮了，母亲不许我穿，说：“新裤罩晚上穿，白天还干活哪！别弄脏。”晚上九点多了，穿上新裤，母亲叫我到丹桂后妓院的胡同口等父亲，拿钱回来好买面（过了十二点面铺上门，就买不上面了）。我高高兴兴一口答应就去了。妓院的胡同里男男女女，包月洋车，家家门前挂着红灯，黄纸叠成的元宝，很热闹。可是不见父亲的影子，只好倚着墙等；慢慢的人少了，我是又冷又困，倚着垃圾箱睡着了。忽然从妓院里出来一种声音“哗啦！哗啦”不住的响，有人喊“哎呀！哎呀！打死人了！”又听说：“过年您要求个吉庆。”一群日本兵从妓院里出来了，一个个东倒西歪，好像喝醉了。其中一个兵抓着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往胡同口外走。这姑娘身穿红缎裤袄，披头散发，满脸是血，挣扎着哭喊。“不要脸！贱货！”原来抓着姑娘的兵是一个穿着日本兵服的中国人，听他说话才知道。这伙人一会工夫就挤到胡同口了，我发现父亲也在当中，衣服也被撕破了，手里提篮飞得很高。我也不知那来的胆子，硬跑进人群拾起篮子。父亲说：“这群野兽砸窑子，连我的钱都抢走了！中国人装日本！连他祖宗是谁都忘了！” 我拉着父亲回家，知道父亲受了气；要钱买面的事，根本没敢向父亲提。一家人过年都没吃上饺子。 我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的恩。”我觉得这句老话很对。新社会的幸福儿童，他们没有受过苦，怎么能觉着新社会的味甜如蜜呢？虽然有很多小人书上的故事给他们看，但总不如我们小时候亲身受到的印象深刻。我父亲见着我买东西就说：“人不能忘本，端起碗想想窑，孩子们有穿的有玩的就够了，别老是锦上添花，买起没完。你老送他新衣服、新玩具，他就不懂得难处了，什么事都看易了，这样你就不是爱他，你是害他。”真是这样。现在的小孩子们不知道为难，起码吃饭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可我们小时候吃饭真是最要命的问题呀。 〔编者附记〕评剧名演员新凤霞，解放后开始学文化，去年已读完了初中课程。最近，她在休息中练习作文，写了一些生活回忆。这里登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第8版()专栏：　　葡萄　　——劳动者小记之二　　汪明 我们的小院子里，有一座葡萄架。再过些日子，弯弯曲曲的藤蔓就会爬满每一根梁柱，宽宽大大的叶子会在每一根藤蔓上伸展开来。那时候，葡萄架像一张翠绿色的天篷似的，支在院子里。早晨，露珠安静的躺在叶子上，那么晶莹、可爱，简直舍不得用手去碰它一下，如果从这天篷的空隙往上看，天上会有一两颗小星星，在一片玫瑰色的云块里挣扎着，不肯离去。晚上，那就更有趣了，人们在天篷底下乘凉、喝茶、谈天，这时候，大人给孩子们讲故事，要孩子们往天上看，于是我又听到了为人们重复了千百遍的童话，大人要孩子们不要吱声，看看是不是能听得到织女的哭泣………葡萄架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都从心眼里喜欢它。 这个葡萄架，就是我们的公务员老孙头一手栽培起来的。老孙头有五十多岁了，但是他身体结实，精神健旺；如果不认识他，从背影看上去，他那宽宽大大的肩膀，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脊梁，你准会把他当成一个壮年人。他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八年了。每天早晨，他在院子里扫地、浇花、修剪葡萄架，每天晚上，大约总是在十一点钟左右吧，老孙头又来到院子里，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如果碰到有什么东西被人毁坏了，他就会嘟嘟囔囔地边修理着那被毁坏了的东西，边说： “……同志，你不知道，我气呀！我怎么能不气呢？这些同志，都是学习过的……”这几乎是他的口头禅了。“可是，学习了半天，还是要糟踏公家东西，你看，”他指着一个折断腿的椅子对我说：“这要是他自己的钱买的，他能不心疼？……”于是，他从口袋里摸出了鎯头、钉子，钉钉噹噹的修理起来了。但是他最心爱的，还是那个葡萄架了。每天晚上，特别是刮风的日子，他总要在葡萄架下站上好半天，看看哪一根枝子需要扎一扎，哪一串葡萄需要用麻绳吊一吊。 8月，葡萄熟透了。一天中午，我被一阵喧闹吵醒了。走到院子里，看见许多人围在葡萄架下分葡萄，有的说要给某某送一盆去；有的说某某有几个孩子，应当多分一些；分少了的嘟着嘴站在那里生气；满意了的就坐在葡萄架下快活的吃着；仅仅半个钟头，葡萄分光了。老孙头不在场，分葡萄的时候人们忘却了老孙头，没有人提起他，没有人想到要给老人留下一些，哪怕是一小串…… 这天晚上，老孙头又像往常一样的来了，带着他的那把大剪刀和一小捆麻绳。可是，架子上的葡萄没有了。老孙头走过来，笑咪咪的看着我： “尝一串吧，老汪。” “老孙头，中午已经分光了。” “啊？！……”他怀疑我的话，伸开手来摸摸，是呵，葡萄没有了；他又看看地下，地下是一片狼籍的葡萄皮。 “这一架葡萄也该收了，小孩子都分到了么？”他问，我点点头，老人微笑了。笑得那么自然。那些吃葡萄的人仿佛都在他的面前，他像一个厨师似的在看着客人们吃着他亲手炒出来的菜，像一个作家似的在看着读者读他的著作。老人的没有一片忧愁的微笑深深地打动了我。老人抬头仰望长空，天上没有一朵云，乳白色的银河淡淡地抹过蓝得逗人爱的夜空。“是呵，多好的天气呵，你看，如果要在这葡萄架下，用一些废木料，做几个靠背椅，像公园那样，多棒！”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他说，明年，他打算把葡萄架移到东边的那一面红墙跟前去，他说那葡萄藤会爬到窗子上去，夏天，房子里的人就不会西晒了。他说今年的工夫用得还不够，明年一定要让葡萄结得更多更饱满……

第8版()专栏：　　戏中有戏　　——看越剧“追鱼”　　蓝宜 武汉市越剧团演出的“追鱼”，是叙述鲤鱼精和书生张珍在爱情生活中遭遇到的波折及鲤鱼精决心丢弃千年道行谪居人间的故事。 这个戏不仅由于鱼人相恋的传奇内容打动人心，而且也由于作者别开生面地运用了一虚一实互相对衬的手法使得戏中有戏，层次分明，高潮起伏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闹府”和“剖断”两场，就是通过真、假牡丹的对质和真、假包公的同堂问案来表现的。鲤鱼精幻作假牡丹后，被金家误认为自己的女儿追捉回府，引起了两个牡丹的争吵；随后金宠请了包公来断案，鲤鱼精也请了假包公陪同。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中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紧张局面。而最后也是采取了假包公冷嘲热讽，真包公逐步明确“此中奥妙”的办法，使得戏的铺开和收束自然、熨贴，富有戏剧性。 这个戏的很多场次都为演员提供了发挥表演技艺的有利条件：“观灯”一场，全部适合于舞蹈动作；“追鱼”一场的三摘金鳞，更是考验演员身段、功夫的所在；其它各场也还有很多地方适合于演员做“戏”。 在演出上，饰鲤鱼精的金雅楼、饰金宠的筱灵凤和饰真包公的筱湘麟表演都有独到之处。金雅楼在武汉一向以饰演风雅小生著称，这次反串花旦鲤鱼精，竟能得心应手，说明她的戏路是宽广的。她在表演中善于把形体动作和内心活动结合在一起；“闹府”一场，她的表情极为复杂，一甩袖、一起步都保持着既耽心又得意、并且随机应变的心情。这些不经过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探索，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戏存在的一点缺点是：后四场的悲剧气氛和前六场的喜剧形式不够统一；鲤鱼精和张珍相会之前对于真牡丹和张珍的关系究竟怎样看法，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果能设法表示她早已看透金家的嫌贫爱富才决定对张珍透露爱情，就更加适合于她的善良、正直的性格了。

第8版()专栏： 农村小唱　　咱村又搬来一户 李振瀛　　咱村又搬来一户。　　对咱村不生疏。　　爷爷让我叫他叔叔。　　我越看呵！　　越眼熟。　　我啊！怎么记不出！？　　土改时他在咱们家落过户！　　晚风吹来的声音 李焜　　我散步在村外小河旁——　　和着晚风吹来爽朗的声音：　　你在一次战役中，　　夺下了敌人的一挺机关枪，　　你在回咱村的那一天，　　赤手空拳打死一只狼，　　救下了社里的一群羊。　　可是你呀，对着我　　老是红着脸，　　楞着两只大大的眼……　　晚歌 李静　　傍晚倚栏望远山，　　山坡开遍白牡丹，　　牡丹为何顺坡滚？　　牧人?着羊群还。

第8版()专栏：　　万县渡口（国画） 　陈大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