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1版()专栏： 国务院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建立宁夏回族和广西僮族两自治区 新华社7日讯　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一次会议，在听取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所作的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和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所作的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报告以后，讨论并且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两个决定将提请不久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汪锋在报告中说，关于在甘肃东北部建立回族自治区的问题，是中共中央1956年2月倡议的。中共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从同年5月开始即先后在四千七百多名党内外干部中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参加酝酿和讨论的同志，绝大多数对于中央倡议在甘肃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是拥护的，认为在全国回族人口有三百五十多万（根据1953年人口调查统计），是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如果回族不建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是不能够同它在祖国大家庭的地位相适应的；而我国的回族，居住在甘肃境内的就将近一百二十万人，在全国回族居住分散的情况下在甘肃东北部建立回族自治区是最合适的。 汪锋说，回族自治区的区划范围，从原来并入甘肃省的宁夏地区（蒙古族地区除外）为基础再划入临近的地区，即包括现在甘肃银川专区的银川市、贺兰县、永宁县、宁朔县、平罗县、惠农县、中卫县、中宁县、陶乐县；固原回族自治州的固原县、西吉县、海原县；吴忠回族自治州的吴忠市、金积县、灵武县、同心县、盐池县；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十七个县和两个市。全区面积约有七万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约有一百七十二万八千多人，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以上。 汪锋说，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良好的条件：在农业方面，银川、吴忠是个盆地，现在即有水田三百余万亩，如果青铜峡水坝建成后，还可扩大灌溉面积几百万亩，另外，这个地区有广阔的草山和草场，可以大量发展畜牧业经济，全国闻名的滩羊皮就出产在这里；银川的石嘴山煤矿蕴藏量很大，将来可以供应甘肃地区的工业用煤；根据地质部门勘探的材料，自治区内还可能藏有石油矿，因此，将来兴办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在交通方面，包兰铁路明年即将修通，将来从陕西咸阳到甘肃武威的铁路，也计划在中卫县接轨，并且通过固原县，如果这样，自治区的交通是很方便的。 陈再励在报告中说：广西省人口共一千八百多万，其中僮族六百五十多万人，其他少数民族近九十万人。僮族主要聚居在省内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四十二个县。1952年12月，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建立了相当行署一级的桂西僮族自治区，属广西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宪法公布后，1956年2月改为桂西僮族自治州。在这个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团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并且培养了近五万的民族干部。但是，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居住地区也很集中，自治州一级的自治地方，显然是和它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不相称的。中共中央根据这些情况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于去年10月倡议建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区，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僮族人民的愿望，同样符合广西各民族人民利益的。 他说，去年10月到现在，在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广西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广泛地进行了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的酝酿工作。今年4月至5月，各市、县普遍地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正式讨论了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 他说建立僮族自治区本有分、合两个方案。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后，从各方面权衡利弊得失后，取得一致的看法，认为应该采取合的方案。大家认为广西的历史与文化是广西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同时，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又体会到在经济利益上，也是不可分割的。僮族地区，人口少，土地较多，森林面积较广，土特产丰富，生产潜力大，又可发展多种经济，前途大有可为。但文化、技术水平则较低。反之，汉族地区，人口多，土地较少，目前经济较发展，文化技术水平较高。至于地下蕴藏，汉族地区目前虽开发较多，据初步勘探了解僮族地区蕴藏亦不少。过去，广西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体会中，深切地认识到大家只宜合，不宜分，今天，更应本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精神，取长补短，共同努力，调动一切人力、物力的积极因素，以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现在僮族人民一方面迫切要求建立相当省一级的自治地方，另一方面又诚心地欢迎汉族帮助。汉族人民则用平等态度对待僮族人民，用合作友爱感情支持僮族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兄弟民族的友爱，团结。 陈再励最后说，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酝酿工作，从这半年来的讨论情况看，说明了各族各界人民对这一问题是很关心的，讨论的态度是认真的，对于几个重大问题，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广西省准备在全省各乡普遍地召开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把进一步开展此项工作，作为全省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列席这次全体会议的甘肃省代表团和广西省代表团的各族各界人士在讨论中发了言。他们都同意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同意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提案。 会议最后通过了任免事项。

第1版()专栏：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 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 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本报讯　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厂广大职工的愤怒。7日下午七时，石景山钢铁厂工会召开包括工程师、职员、工人共十七人的座谈会，会上对这种写匿名恐吓信的卑鄙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对于连日报上发表的种种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 炼焦部工人赵景文说，报上发表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我认为这正是说明了有肃反的必要。卢郁文说了拥护社会主义的话，就有人给他写恐吓信；我们肃反肃了这么久，还有人胆敢这样作，要是过去不肃反，这还了得么？接着他气愤地驳斥了葛佩琦的错误意见。他说，解放以前，我就在石景山钢铁厂作工。那时候光杆一人住在这里，到市场上走走，总能看到店里挂着猪肉。为什么？许多工人和我一样，买不起嘛！现在，我一家四口，每月工资八、九十元，一天吃得起半斤猪肉，市上的猪肉怎么能不显得少了？那些说现在生活坏了的人，顶好到工厂里来看看。他说，我是一个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看了那些错误意见，又恨又气，可是写不成篇文章反驳它。我主张多开这样的座谈会，说说我们心里想说的话。 总机械师室技术员顾士澄说，我赞成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展批评。可是，我感到有些人的发言离题越来越远。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这是封建社会的说法。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刘邦打下天下，一代接一代，总是姓刘的当皇帝；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候也是裙带风。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毛主席现在是国家的领袖，可是，下面的领导人并不是他的亲戚，而是从战斗中生长起来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他说，有人给卢郁文写恐吓信，这件事情太卑鄙了。这和国民党特务的手法一样。可是，现在是人民的天下，这样手法保险行不通了。他还说，从某些人的发言看来，他们和人民的距离还太远。我们应该下个请帖，请他们下来逛一逛，和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思想对思想，争鸣一番。 总动力师室工人李义乾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我要把我的意见在人民日报上登一登。葛佩琦说人民的生活没提高，这是睁着眼说瞎话。现在我们厂里的生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几倍，工人生活都改善了。解放前金顶街什么都没有，现在盖了那么一大片工人宿舍。解放前我下了班就和大伙一块去拣煤核，现在大家吃的、穿的都很富裕，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也不能不承认。 炼铁部副主任刘正五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大吃一惊。他说，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可是，究竟什么叫“党天下”？解放以前，我整天愁吃愁穿，到哪哪不要；那时候没有门路，你就别想找到工作。那才是党棍子的天下呢！现在，拿我自己来看，生活不知好了多少倍，这是不必说的了。就说工作，我这个非党员、车间主任，有职有权，有意见可以充分地提，怎么能说非党员没有发言权，怎么能说“党天下”呢？他说，储安平身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竟有这种思想，怎么能办报呢？我不晓得储安平承认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是还有怀疑。他说，给卢郁文写恐吓信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这是甚么手段？是不是有反革命分子在作祟呢？ 炼铁部工人张志说，葛佩琦说“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是没有根据的诬蔑。我亲眼看到许多党员是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的，怎么能说监视群众呢？比如，有一次，工人任振海的媳妇生病了，党员非常关心她，向领导上汇报了这件事，她马上得到帮助，把病治好了。他说，葛佩琦说现在人们的生活坏了，我看就不是这样。以我自己来讲，我从十一岁起，就在这个厂里捡矿石，一天只挣一斤三两棒子面；那时候，工人得了虎烈拉，还没有咽气，就被活埋了。现在，我已经是个五级工，一个月有八十多元钱，全家七口，不断大米白面，和过去怎么能比？ 炼铁部职员赵成林说，他看了报上登载的发言和意见，认为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一部分意见是不正确的，极少数意见看来是别有企图的。他以葛佩琦和储安平的意见为例，说：葛佩琦说1949年北京人民欢迎解放军进城，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这是什么意思？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来改去，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现在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反革命专政，这怎么能相比？他说，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可是，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面有各个方面、包括资产阶级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几位副委员长是民主人士，这怎能说是“党天下”？他说：现在“百家争鸣”，我们工人阶级是一大家，要鸣起来。我们要开座谈会，要写文章，要参加辩论，我们不许只让少数人鸣。 总机械室职员王魏辂说，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的意见，受不起事实的驳斥。他说，我知道，我们理想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要求的东西。共产党整风，是为了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加强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应该本着这个精神给党提意见。他们提的那些意见呢？一句话，唯恐天下不乱。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绝不应该歪曲事实。事实怎么样，最好请他们下来看一看。他说，在这广泛开展批评的时候，我们不该沉默，可是过去太沉默了。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反击那些错误的意见。 副总工程师高润芝说：这次整风的目的，是依靠党内党外人们的帮助，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使党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证明共产党是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做好。一个政党公开征求群众对它的意见，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做为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我是拥护党这样作的。党过去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可否认，在工作中也有错误和缺点；个别党员工作做得还很不好。正因为这样，党才发动整风。我们是为了爱护党才给党提意见，我们的批评必须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我们完全能够判断正确的意见和不正确的意见、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最近报纸上登载的葛佩琦的意见，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怎能说广大群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呢？解放以来，广大群众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只有过去受过痛苦的人感觉得才最清楚。拿本厂的工人来说，过去的痛苦生活大家都说过了，现在大家穿得干干净净，吃的大米白面；过去成年不看电影，现在一星期能看两次。过去子女不能上学受教育，现在都上了学。我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解放前通货膨胀，钱拿的不少，可是维持不住生活，往往今天发了薪，明天就打折扣。现在的薪金维持一家生活绰有富裕，所以能在银行存款。 这不是生活提高是什么？储安平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党天下”，这是很错误的。我们要看清一个大前提：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不能说党的领导就是党的包办。而且，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只要你的意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就会采纳，只要你有能力，肯工作，党是很重视、很依靠的。我在本厂就是一例：刚解放时，我是炼铁车间的工程师，后来做了炼铁科长、高炉技师、车间副主任，现在是厂的副总工程师。我不明白储安平说的一个部门安插一个党员负责有什么坏处。我们厂里几个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和非党负责干部都能团结合作，目的是把工作搞好。现在提出排斥党员干部负责，用意究竟何在呢？ 医务主任陈登堂说：我觉得报纸既然让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鸣，也应该让我们鸣一鸣，把我们的意见发表发表。储安平一会儿承认党的领导，一会儿又说不让党员领导，这叫人怎么做？这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储安平还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这话完全歪曲了事实。我们可以算一算：在工厂、机关、学校里，究竟是党员领导干部多？还是非党员领导干部多？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拿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来说吧：卫生部长不是党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也不是党员；市立医院的领导人，有多少是党员，有多少不是党员，也可以算一算，这很能说明问题。储安平说，党员领导干部的才能和他们担任的职务不相称。这种情况很可能有。但我们还可以看看，非党员领导干部的才能，难道没有和他的职位不相称的？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我看不是这样。古今中外有那个政党，能够这样发动大家提意见？光这一点就能说明储安平的看法是错误的。 技监科副科长曹修仁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提得好，但是葛佩琦、储安平、李康年这些人的意见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工人懂得，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千辛万苦，争来了这个社会主义，这多不容易。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有人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不必再改造了。可是李康年想把利息拿二十年，又想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就凭这些话，正说明他们还得好好地改造一下。储安平表面承认共产党领导，实际是想取消共产党领导。他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过什么贡献，我不知道。可是，他今天竟攻击起共产党员做领导干部来了。这成什么话！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就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通过党的负责干部来领导的。他不让共产党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工作，那么谁来领导呢？我看党员们的领导绝大部分是称职的。解放以来，不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工作，都有很大成绩，几年作了反动统治时期几十年、几百年做不到的事情，有良心的人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呢？ 百家争鸣好的很，我们工人阶级也要鸣一鸣。今天是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鸣，直到把真理鸣出来为止。

第1版()专栏： 集中力量争取夏秋丰收 农业部负责人谈农业生产情况 新华社7日讯　当前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怎样？今后一个阶段应该注意那些事情？农业部负责人今天接见新华社记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 农业部负责人说，目前各地正在陆续开始夏收，油菜已经收割完毕。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全国的油菜总产量将比去年增产三百万担左右；小麦部分省份可望增产，部分省份将比去年减产，总产量估计大体与去年相等。今春，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调整较大，水稻的播种面积比去年略有扩大，高粱、小米和一些小杂粮的播种面积增加了；棉花、玉米、大豆等播种面积则比去年减少。 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许多农业生产工作比去年做得更踏实、更切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今年的多种经营、因地种植、生产准备（种子、农具等）、发挥老农作用等比去年做得好，有效的先进经验推广的面更大了，并且比去年更加注意因地制宜。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农业社经过去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管理经验，今春又进行了整顿，调整了社的规模，实行了包工包产，注意保持农业社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各地大批干部下乡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是今年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但是，今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譬如农业生产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配合、支援，化学肥料、农药械春季的销售量比去年少，部分地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度迟缓，耕畜瘦弱，南方部分地区春雨多气候冷、东北地区解冻较晚使播种时间稍有推迟等。这些是今年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 农业部负责人说，为了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在今后的四五个月内还必须紧张地做好许多艰巨的工作。棉花、大豆和某些高产杂粮作物都比去年种的少了一些，要完成产量计划就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去提高每一亩田地的产量；同时，要尽力把应当夏季复播（回茬）的田全部适时地种好庄稼，增加大秋收获面积。今年春茶、春茧的收获，就全国来看，也不像预期那样好，这就需要大力争取夏秋茶和秋茧增产。 为了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来，妥善地用在争取夏秋丰收方面，特别要注意把农业社自力更生和各方面支持的力量互相结合起来，解决肥料和药械不足、耕畜瘦弱、以及其他在争取大丰收中所遇到的困难。 农业部负责人指出，目前，夏收正在进行，夏种即将开始，是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的一个关头；各地必须集中力量搞好夏收夏种。夏收夏种后的一个阶段内，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并对下半年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作充分的预防准备。各级领导机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内，还应特别注意合理安排工作，做到整风和领导生产两不误。

第1版()专栏： 中南两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周总理接见南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7日讯　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文化代表团今日在北京签订中南文化合作协定。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沈雁冰和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团长约·维德玛尔代表两国政府签字。 沈雁冰和约·维德玛尔在签字仪式上互致祝词。 沈雁冰说：这个协定显示了两国文化合作的范围更加扩大发展，也充分反映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加强巩固。他说，他深信在执行协定的过程中，两国政府和两国文化工作者必然会合作得更好，更亲密。他预祝两国真诚的、兄弟般的友谊一年比一年加强，两国文化合作事业一年比一年繁荣。 约·维德玛尔说：这个协定的签订，是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是两国友好合作进一步加深的新标志。他愿望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 在签订协定的同时，还签订了中南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代表两国政府签字的是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和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团员、南斯拉夫联邦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伊·弗罗耳。 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以及正在北京的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文化专员卢耀武等人。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之后，沈雁冰举行酒会招待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日在北京接见了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接见时在座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以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文化专员卢耀武等人。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约·维德玛尔团长（右）交谈。 　新华社记者　戴戈之摄

第2版()专栏： 整风一个月的体会 梁思成 整风开始以来已经一个月，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在仅仅一个月的期间，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揭发了无数三大主义的具体事实。从报章、杂志上，从各机关、学校的墙壁、黑板上，从广播中，从街头巷尾的谈话中，从各式各样的座谈会中，从许多高等学校的“自由论坛”上，所看到、所听到的，无非都是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从党中央一直到任何一个小单位的支部，无不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真是一团糟！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充满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党。它就是‘三害’的化身！”有许多人就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乃至已经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了。有人说从前对共产党存着幻想，现在幻想破灭了。有人说从前对共产党有信心，现在信心消失了。甚至有些已经申请入党的人也声明他要撤销申请了。他们陷入悲观、失望的境界中。这种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不占少数。 整风中揭发出许多具体错误事实，把党理想化的人“吃惊失望”，敌视党的人“称快高兴”。 的确，对于一些过去把共产党理想化的人，这样的揭发是令他们吃惊的；对于一些一向不满意于共产党的人，这样的揭发正好使他们拍手称快。的确，在“三反”、“五反”中，在镇反、肃反中，是有些人被斗错了的；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是犯了教条主义的偏差的；在五年计划的拟定中，是有偏急、偏高的主观主义的。这一切，谁都承认是党所犯的一些错误。至于个别党员在日常执行任务中，以至在私人生活作风中所犯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许多具体的错误事实，这次都揭发出来了，所以令拥护党的人吃惊、失望，令敌视党的人称快、高兴。 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也使我彷徨、苦闷、沉默，我对党也有很多不满。 从我个人在工作中同党的接触来说，我对党不满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等等。在节约声中，北京市委盖了那座不可一世的，大而无当的，铺张浪费的，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的市委大楼，我也很有意见。我尤其不满意党在许多措施中专断独行，对许多学术性的分歧意见用狂风暴雨来刮得人、淋得人连喘气都喘不出来，更不用说说话了。是的，我对党是有很多不满的。 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不是口头禅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评价。 八年来，我对党的领导同志，不管是哪一位领导同志，总是争辩不休的。在我被说得真正地心悦诚服以前从来没有低过头。但是，在这样硬着头皮、继续不断地同党抬杠的同时，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从根底下铲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对我们的压迫；是谁领导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从而同时保障了国民经济的三年恢复，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建设；是谁领导我们根治淮河、黄河，修筑成渝、兰新、宝成、鹰厦、集二、黎湛等铁路，使克拉玛依、柴达木喷出石油，使长江大桥提前两年合拢，使三门峡工程开工；是谁领导我们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是谁领导五亿几千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完成了自己的“三大改造”。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帮助我（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搞清楚了我到底为谁服务，给了我力量和信心。我更不能忘记每逢“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前，是谁使千千万万张充满了自信和自豪的脸孔笑逐颜开；是谁使全国几千万条红领巾上面露出那样愉快、幸福、可爱的小脸蛋！套一句公式话——但在这里不是公式而是事实，不是口头禅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评价——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 许多缺点都揭露出来了。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可以对症下药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的党；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党。它的缺点“如日月之蚀焉”。党知道自己有缺点，并且分析出了“三害”。它不护短，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反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且声明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现在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已经实行“监督”起来，鸣放了一个月，许多许多缺点都揭发出来了。这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可曾见过任何一个政党，不管它在朝在野，和在任何一个党领导下的政府，能有这样勇气，这样度量，这样虚心，并寄予全国人民这样无边彻底的信任，发动全国人民来给自己提意见，找缺点，进行批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最勇敢、最英明的决定和措施。缺点是揭发出来了，可以对症下药了，这些缺点就将得到改正。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边整边改了。这是六亿人民的幸福。这是六亿人民所应额手称庆的大喜事。 我丝毫没有对党失望，失去信心。我相信经过整风党将更年轻、健壮、坚强。 凡是有政府、有组织、有机构的地方，就可能有官僚主义；凡是有人与人的关系（即使是夫妇之间）就有彼此，就可能有宗派主义；只要是一个人，就必然有他的主观成分。“三害”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的。世界上七八十个国家，假使它们有勇气也来揭发一下，我相信它们的“三害”不知要比我们的多几千百倍，虽然没有法子统计，也没有尺度可衡量，我相信（如果能够摊出来比较一下的话），我们的“三害”不是最少的也是最少者之一。整风开始了，党的许多缺点揭发出来了，我不但丝毫没有对党失望，失去信心，相反地它增强了我对党的信心。我相信在整风结束的时候，这些缺点将绝大部分被“整”掉。洗这样一次澡，全身的尘垢洗掉了，党将焕然一新。它将更加年轻，健壮，坚强——更加可爱。它将以更坚定的步伐，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我不同意从高等学校中撤 销党委，我们需要党的领导。 我们绝不应否定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无可置疑的。我不同意从高等学校（或其他机关企业）中撤销党委，我们需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党怎样领导。过去有些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的办法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研究怎样进一步发扬民主，使党的领导作用能更好地、更正确地发挥起来。 这是一阵送暖的春风，是一场最及时的“及时雨”。 让我们继续大放大鸣，给党吹毛求疵，给党挑错儿、找岔儿，并且帮助党把它们“整”掉。经过团结——批评——团结，我们的党将更加健壮、巩固、坚强，我们的政治觉悟也将随着得到提高。六亿人民将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这是一阵送暖的春风，是一场最及时的“及时雨”。它将给我们的国家，给六亿人民带来新的生命，更大的幸福。缺点的揭发显示出来的是光芒万丈的前途！ 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分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文内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第2版()专栏：读者来信 抗议恐吓信！ 你们在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站出来！编辑同志： 党伟大的整风运动，正逐步深入，我们每天都非常有兴趣的关心报纸上发表的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些意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启发和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有很大的好处。今天打开人民日报第二版一看，真使人非常气愤，在这个伟大的有着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中，竟有人用匿名信来恫吓别人，企图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想，写这封匿名信的人，今天一定还在中国，也未离开人间，他虽然匿名，我想他还能看到报纸，还能看到我的抗议和质问……。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文章，看了后并能勇敢、光明正大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回答我的抗议和质问。 首先，我要向写匿名信的人质问，是谁站在人民和真理这边，是你还是卢郁文同志。若是你代表人民和真理，为什么在今天人民的天下里，你不敢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话。说有某种顾虑是没有根据的，今天，在座谈会上也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也好，赞成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也好，不赞成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也好，都可以公开发表，大家讨论。有很多属于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都在辩论，为什么你们对卢郁文同志的发言不同意却不敢光明正大的发表意见呢？莫非你们所干的勾当不可告人？ 你们辱骂卢郁文同志“为虎作伥”，“无耻之尤”，我看无耻之尤的正是你们。卢郁文同志是堂堂皇皇的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人民大众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并没偷偷摸摸的写无耻之尤的匿名恐吓信！说他“为虎作伥”吗？我倒可以替他解释解释，你所说的“为虎”的“虎”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恶虎”，也不是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而是英勇六亿人民之虎，能为用自己的双手推翻三座大山的六亿人民这个英勇伟大的“虎”作“伥”，也并不是“无耻之尤”。而继承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衣钵，写匿名恐吓信恫吓别人的才真正是为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及国民党反动派这个恶虎作伥，才真正是无耻之尤。 你们恫吓卢郁文同志“及早回头”，否则“便不会饶恕”他。我要质问，你们要卢郁文同志向那“回头”，谁“不会饶恕”他。我知道卢郁文同志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人民的好干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幸福生活的积极力量。我不知道你叫他“回”什么“头”，向那“回头”？是要他“回”成个人民的坏干部吗？还是叫他向国民党反动派那儿回头？ 所谓“饶恕”，其实别人并不希望你们的“饶恕”。因为你们要“饶恕”了，祖国和生他们的父母、养他们的六亿人民便不会“饶恕”他们了，还是请你别“饶恕”的好。我觉得倒是你们要老老实实的请他们和人民饶恕你们才行。 我要再问：你们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们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我要问：卢郁文他们是“这班人”，而你们是那班人呢？我觉得，现在共产党认这班对人民有利就说，不同意就讲，错啦就批评，对啦就拥护的人，是认对了；而不认你们那班带着鬼脸子见人，背后放冷箭，写恫吓信来威胁恫吓别人的人，也做得不错。至于说共产党“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的问题，我想，你倒不必着急。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正在用各种方法、也包括整风在内，尽快的建成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最后共产党自己也消灭。不过，要共产党现在就灭亡，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我拥护卢郁文同志的说法，“我不怕辱骂，不怕威胁，还要讲话”。最后，我希望卢郁文同志再加上一句，“我还不怕打黑枪”！！ 我还要声明，我的通讯地址是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学术研究委员会，我是个小职员，住在艺师职工宿舍，叫董玉龙。这样似乎很清楚了，写匿名信者，给我寄信或干什么的就都很方便了。 董玉龙　6月7日

第2版()专栏： 一个工人对储安平发言的意见编辑同志： 我是贵报的一个忠实读者，我出身是一个印刷工人，从十一周岁学习印刷手艺，到现在我已四十三周岁啦。我曾经历过各个统治时期的黑暗社会，受过失业饥饿的折磨。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才算有了老家（厂子）啦。解放八年多，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教育和运动，我思想和觉悟也提高了。现在，如何解决我国当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每一位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的最注目的中心点。我看了6月2日，你报刊载了储安平先生在统战部会议上的发言，我认为这个发言的精神是错误的，特别是他谈到的“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党天下”等。他的发言中还拿党的领袖开玩笑，实在太不应该！ 从我有记忆能力这天起，亲身经历过多少大变化：从直奉战争——阎冯讨蒋，到九一八东北失陷，相继冀东二十二县奴化，芦沟桥事变，华北沦陷，这些个耻辱，不知道储安平先生还记得吗？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储先生知道吗？是谁给解的围，打开了僵局，促成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这些事储先生忘了吗？又是谁深入敌后领导广大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逼迫的日本军阀光能占点线，不能巩固占领区，储先生你知道吗？四平街、沈阳、长春、营口等地是谁解放的，淮海的战役、天津战役、北京（前北平）和平解放，你不知道吗？大军南下、湖南和平起义、绥远和平解放等等，你听说过吗？以上这样大的胜利是谁领导的取得的呢？难道说不是全靠共产党的领导吗？谁敢说不是全靠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英明呢！就拿当前人民的中国解决内部矛盾问题这件事来说，连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固如磐石的表现。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并且因为有这样强大的共产党的领导而骄傲。不过，惟有储安平先生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全国性的大缺点，抱怨什么“清一色的党天下”。可是，以储安平先生的高明，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粗浅的道理的，他为什么又说出这些糊涂话呢？这是不是说明了储安平先生的思想有他自己的阶级根源呢？ 我们的国家自从1953年开始在各基层进行普选以后，由基层区到县省市产生出来的代表，都是用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这种政治常识就连五年级小学生他们都明白的。怎么像储安平先生还不清楚呢？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难道不是由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协商产生出来的吗？可以说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已经包括了各个方面的代表啦。怎么叫清一色的党天下呢？储安平先生说政府改组后，原中央人民政府几位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啦，难道这些椅子搬错了地方了？至于说到副总理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难道这就是今天“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吗？”我看储安平先生的发言，不是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倒像是在为谁争副总理的椅子。 上面说的是国家高级领导机关的情况。就从我们这个车间来看，是不是都是共产党员清一色当头儿呢？我们胶印车间就有一个非党的车间主任，我在的这个辅助工组两个组长，一个就不是党员，并且在主任和组长之间，都相处得很好。 储安平先生的发言中，把共产党的党员称作小和尚，把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作老和尚。请编者和读者们，咱们大家来讨论讨论吧，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我这个工人要向储安平先生请教的。毛主席、周总理是全国人民热爱的领袖，广大干部是忠心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我们工人不容许储安平先生对他们这样无礼！ 因为我本人文化低，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解的不深不透，也不懂争什么？鸣什么？都放什么？但是从北京解放以后，我自己把鼻子过敏性鼻炎治痊愈啦。如果我在过去可不敢说，因为我嗅觉差，闻不到那是香味，那是臭味。现在，我已经有了起码的辨别能力了。我们工人们愿闻百花放的香。对毒瓦斯，我们就不得不避而远之，甚至要跟放毒的人争一争。我们希望储安平自己平心想想，饮水思源，不要吃白面却忘了出力流汗播种的农民兄弟们。 编辑同志：我写这篇稿子，不是借园地打笔仗。不过我希望能把我这种认识在您报刊载出来，使我们工人队伍内对储安平的发言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才叫做你鸣我也鸣，你争我也争，你放我也放。 南樱桃园25号中国近代　 印刷公司胶印车间工人　朱宝琛 1957年6月3日晨9点发

第2版()专栏： 储安平先生的“意见”是否代表各民主党派？编辑同志： 看了储安平先生的“发言”，怒火难压。 首先申明，我也是个非党人士，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字，可是现在却再也抑制不住，非提一提我个人的意见不可。 储安平先生提出“党天下”的问题，好像把“党天下”三个字作为发泄私恨的咒词，可以看出储先生思想意识的深处，根本未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其实储先生忘了一件事实，即目前的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简单的说就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共产党要求党外人士提意见，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好把劳动人民的“天下”管得更好，并不是储先生所梦想的要把这个天下骂过来变为另一个天下的。 储先生提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我完全不能同意储先生的这种谬论。我认为党和宗派主义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至于用人不当，个别党员作风不好，有缺陷，那正是党所以提出要整风的原因。不能把个别党员的错误和整个共产党混为一谈。为什么储先生偏偏要把它联在一起，要把一切错误都加在党中央身上呢？我看不是别的，而是储先生有两个意图：其一，如果“‘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按照这个公式推论，储先生言外之意是：社会主义在向资本主义闹宗派主义才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我不理解储先生究竟是代表谁说的，立场是什么，虽然储先生也是说为建设社会主义，但真实意图是在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从今天开始就搞“世界大同”以消灭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其二是想将个别党员的作风不良的责任硬加在党中央身上，根本不理解党为什么要提出整风，企图煽动非党人士的反党情绪。其实非党人士并不全像储先生所希望的把对个别党员作风不良的意见转化为对党的意见。 假定储先生论断的公式是对的，个别党员的错误一定要由党中央负责，那么储先生这个粗暴的发言，是否要由各民主党派中央来负责呢，或者是代表各民主党派说话呢（因报上介绍的储先生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当然我不能这样来估计各民主党派，遗憾的是，他又是光明日报总编辑！ 最使人生气的是储先生竟用“小和尚、老和尚”这样的恶语对六亿人民最敬爱的人、幸福的寄托者毛主席和周总理辱骂起来，这是对六亿人民的侮辱。说六亿人民也许储先生不会服气。那就说99％的人民（那1％权且放在储先生的一边）是不能容忍的，至少我是不能同意储先生的意见的，他不能把我列入他的“非党”的一边。 光华木材厂　子卿

第2版()专栏： 储安平的发言不符合事实编辑同志： 自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来，从报纸上看到各民主党派人士对各级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个别作风不好的党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是宝贵的；但也有一些身居显职的重要人物，对领导党提意见不是那么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为帮助党改进工作，而是以私人成见抱出气的态度出发的，这样是不很好的。 我是一个非党的一般的职员，现在我只对储安平先生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些意见。 我认为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先生，当然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应当懂得礼貌。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党中央提意见，以改进党中央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当然是可以的，但不应当开玩笑。我认为他这是风头思想。 另外储先生在发言中提到，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细巨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据我知道的一些单位，就不像储先生所说的那样。以我所在的单位——北京珐琅厂来说，共有七个科室，只有人事科是个党员作头儿，其他六个科都没有党员的头儿，就连领导我厂的专业公司文化用品工业公司也有几个科是非党人士作头儿，这能说是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党员作头儿吗？也许是储先生会前多喝了几杯酒，精神有些恍惚，不然怎能以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发表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呢。 北京珐琅厂　张永辉

第2版()专栏： 我也要“鸣”一“鸣”编辑同志： 我读了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先生的发言后，觉得他发言的意思是：共产党今天在中国已经脱离了六亿人民，不为六亿人民所需要了，因而共产党已经到了退让另贤的时候了，并且不如此人民就要动起刀枪、拿起扁担来赶杀共产党的时候了。 葛先生这一番意思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善意地帮助共产党整风呢？照我看来，它既不是对矛盾的具体剖析，亦非善意和适时的警钟，因此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首先，共产党是不是把中国领导糟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我想：凡是留心最广大中国人民真实生活的人都不会得出葛先生这样的结论。大家都看到，解放后，工人农民的生活和政治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农民虽然遭到了世界罕见的大水灾，也没有发生在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常见的那种人间惨剧；过去被人们骂作“煤黑子”、“苦力”和“泥巴佬”的中国最广大工农群众现在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公，不是很明显吗？能够说生活水平之提高只是“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吗？我认为，葛先生应该平心静气地想一下，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而巨大的国家，党在领导复杂的经济工作中是不可能预计一切而毫不出差错的。问题是对于自己工作中产生的错误和缺点应采取什么态度。现在党虚心地吸收党外人士的意见，积极改进工作，能说这样的政党领导是糟吗？历史上什么时期有过这样一个政党呢？ 其次，葛先生说，群众对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党员是“便衣警察”等等，我认为如果葛先生真正观察过生活，就不会这样说。几年的历史事实和今天的整风运动清楚地告诉我们，共产党与人民是鱼水关系，党和人民的理想是一个，即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人物。虽然他们成员中的个别人或一部分人思想作风有毛病，甚至犯错误侵害了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都是不被党容许的，党对这些人是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处分的。目前广大的党外人士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并善意地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党整好风，说明群众信任党，关心党，愿意帮助党改正缺点，以便更好地领导大家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党内是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但是她不仅不讳避自己的错误，而且要人民来批评自己的错误、缺点，并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那末，群众有什么理由来“打倒”这样一个政党呢？ 至于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我觉得这句话是很可笑的。第一，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里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在民族危难的年代假若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灭亡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1931年前，东北没有共产党，东北在蒋介石手下就亡了，东北人民是亲身过过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第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建不成。不要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传统的独立国家地位是否存在，会不会被蒋介石之流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也确实使人们耽心呢！葛先生还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共产党自己会宣布完成了历史任务而消灭，但那时已经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观念也逐渐地变成历史性的东西了。 总之，我认为葛佩琦先生的发言既未反映当今中国的现实，亦未提出正确的办法，他的发言对于整风运动和国家建设都是缺乏积极意义的。 刘影 5月31日写于西郊灯下

第2版()专栏： 不要共产党领导要谁领导编辑同志： “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先生这句话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不叫共产党领导叫谁来领导呢？叫蒋介石再回大陆统治中国人民，或者叫美帝国主义来领导？我认为叫这些反动集团来重新统治中国人民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工人也是绝对不准许的，因为我们工人过去已经受尽它们的压迫，吃尽它们的苦头。日本帝国主义在时，我们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另外每月还得打连班十天到二十天，全月上班四十个到五十个，合计工作四百八十个小时到六百个小时，昼夜工作连两口人之家都养活不了，吃的是混合面，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汉奸特务到处横行，上班及日常生活当中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们就有挨打受骂及性命之危险。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来了，物价一日三涨，工人生活毫无保证，给日本统治中国时期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在名称上由日本换了个国民党而已。在那个时期，吃得饱的，穿的好的，只有地主恶霸，汉奸、特务，官僚和资本家少数的剥削阶级。解放后我们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提高，每个月能够吃到一半以上的白面细粮，能够吃上三次到四次的肉，这是我们工人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也是过去任何反动时期所比不上的。有人说现在生活没有提高，我想也不过是指的那些剥削阶级而已。除他们以外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从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认为是不行的。如果确实有人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的愿望，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硬要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国民党来重新统治中国人民，那我们只有拿起斧头给他们拚命。 京西矿务局机电修理厂 许儒林

第2版()专栏： 来函照登 6月6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我在民革中央小组帮助党整风的发言中，有以下几个和我的原意不符的问题，特此声明： 第一：“她说，党直接指挥党员，会把国家搞乱了。”我是说“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我的意思是不要以党代政。 第二：“她再一次提出了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问题是违反宪法的”。我是说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　第三：“谭惕吾认为，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受党委领导。”我是说，“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

第3版()专栏： 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 批评种种抵抗改造的论调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第十八次座谈。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了长篇的发言，驳斥了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孙晓村在发言中，分析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并对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商界中的左、中、右三派是客观的存在，这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千家驹驳斥了某些人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混淆阶级本质的企图。他指出：在争鸣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不让我们加以反驳。孙起孟认为党和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在方针政策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仍然存在。那些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实质上是否认他们的两面性。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厂副经理林炳炜，他根据解放前后的惯例和解放后政府的先行有关法令，提出资方代理人应该参加目前定息的分配，希望解决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和摘掉帽子的问题，并在民建会、工商联等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席位。 湖南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彭六安认为酬劳金问题是资方与资方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应该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解决，不应由政府负担。 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以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深深体会到思想改造的艰难，他说资产阶级光改头换面不行，必须“洗心涤肺、脱胎换骨”，他又说：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另外，他在会上还谈了国内外贸易问题。 昨天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会常委周士观，他首先建议“工商界月刊”最近准备发表的章乃器一篇文章，不要加上民建副主任的头衔。接着他认为工商界上层人士要注意脱离群众和骄傲自满的倾向。 昨天的会议上毕鸣岐还作了书面发言。孙晓村说： 坚决反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是民建的一个成员，民建成员中有80％的工商业者，有20％的非工商业者，我是属于20％中间的。近来，工商业者的同志们每听到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同志发言或报告时，总批评我们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这种批评我们衷心地欢迎，把它看作改进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但是，我也要说明，我们并没有以改造者自居，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工商业者同志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进步得很快，这种实践是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应该向这许多进步的工商业者同志们学习；我们也在这样做。至于对于工商业改造的一些看法，我们既是同志就不能不讲，这是另一回事。 我对于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以及工商界中骨干分子作用的看法。 公私关系不正常，主要原因是公私双方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 我想就我最近所接触到的情况，谈一谈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我认为当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的发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讲来，是十分不利的。 原因在那里？说起来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自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起着深刻的变化，而为数不少的公私双方人员的思想、认识显然落后于这种客观形势，他们用旧眼光来对待新事物，结果是那些合营企业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这个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它的分子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高潮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高潮以后的各种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 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 那些变化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呢？第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交出了三权，离开了生产资料，作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正在开始消灭。第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已不再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很小。第三，这个阶级正在剧烈地分化，不少人愿意放弃定息，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劳动者。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说阶级还存在呢？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像过去那样的一个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表现在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上，并且以定息的形式获得一部分社会生产物，这样一部分人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农民，也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能是作为正在消灭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而存在，所以，阶级还是存在。这句话不仅指思想意识，还包括这种正在消灭中的物质基础。正在消灭而同时又还存在，这就是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 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帽子。从没有人说过消极面就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两面性的人为了争取群众故意栽在对方身上的。 那些变化说明工商业者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呢？第一，他们被安排在合营企业、合作社企业以至国营企业中担任职务，他们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公职人员，同时又是私方人员，他们与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合作共事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第二，在这些企业里，他们为社会主义做了工作，而且大多数人想贡献才能，把工作做好，例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他们也看清楚自己今后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把企业工作做好。上海食品业周凌同志说得好：“工商界要做好事的还是绝对多数”。第三，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有些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目的是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并且学会本领。第四，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定息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但多数人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第五，由于阶级还存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性的两面性也还存在。说到两面性，有几种误解必须讲清楚：一、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一顶帽子，不应当拿“两面派”、“两面三刀”这些话来理解两面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地走上和平改造的道路，就是因为有两面性。所以，提两面性不应当发生伤害自尊心的问题。二、说两面性还存在，也就是说两面性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高潮以后，两面性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积极的一面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成为主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愈来愈缩小；其次，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思想、意识，但既有思想意识，自然会通过作风行为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强烈地反映出阶级矛盾的性质。三、说高潮以后两面性还存在，从民建去年二中全会起到现在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说其中消极的一面在政治上是不革命与反革命，在经济上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还有两面性的人在论战中为了争取群众故意说对方是这样说的。 有些公方人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刻变化认识不足，过分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企业之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 由此可见，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对于这种变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我认为不少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和职工对于这种变化是认识不足的，他们以高潮以前、总路线以前甚至五反以前的资本家来看高潮以后的工商业者。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中央常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于这种变化也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在工作上也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集中地表现在对合营企业中的双重关系的看法上。有些公方人员在双重关系上过份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合营企业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认识国家把公私双方人员放在一个企业里，目的不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力量来搞好企业，所以合作共事关系是主要的，只有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私方人员才会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发挥财富的作用。关于阶级关系，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任何人所能否定得了的。但今天的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任何人在企业中工作不能不服从于企业的任务。因此，应该认识，指出这种阶级关系，对公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有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私方人员的政策的责任；对私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应当靠拢公方，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警惕自己还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努力进一步自我改造，使自己的思想、作风与所处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环境日趋一致。双重关系在合营企业中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时期之后，阶级关系必然会消灭，那时候，双重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合作共事关系。即使在今天，如果处理的好，阶级关系虽未消灭，但也会显著地下降。当然，这是需要公私双方共同努力的。 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 有些公方人员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在对待私方人员时，以为让他们有职有权，就无异让资产阶级多得了一些东西，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些东西，于是对他们冷淡，把他们放在一边，其结果，私方人员感到受歧视，感到有职无权，感到虽有才能而无处贡献，虽有积极性而无从发挥。这些公方人员自以为这样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了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事，因为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工作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而私方人员如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一定能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建议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人员，应当好好地总结一下一年多来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就我们所知道的，凡是搞得好的企业，既有利于建设，又有利于改造；而搞得不好的，则给党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失：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影响；二是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受挫折；三是使私方人员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这种政治上的损失是很大的。 不错，公私关系的不正常，除了有些是由于企业中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外，从公方人员讲来，有时还由于公方人员经验不足（这一点相当普遍），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这一事实认识不足。我认为党和政府、工会应当大力帮助公方人员和职工群众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如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没有足够的认识，那就无异否认了党的教育的伟大成绩。南京有一位民建会员说：“只有阶级教育，没有阶级正在转变的教育”。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 也有许多公方代表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好的，我在最近视察时就看到好几个例子，这里不谈。 有些私方人员一听到“改造”“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他们忘记了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 以上说的是公方。对于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以及它的分子的变化，私方人员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不足呢？肯定的说，也是认识不足。这种认识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企业不再像私营时期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在企业里不敢当家作主，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抱定“干门前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宗旨。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公方代表的态度、作风，以至企业中有些制度有关，与民建会的教育、帮助不够，代表合法利益不够有关，但从私方人员讲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自己已经离开进行剥削的物质基础，国家已经把自己当做公职人员，要求发挥财富作用，自己只要积极工作，努力改造，就无愧于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 另一方面：认为企业既然交出，自己的改造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两面性了，如说有，也只是先进与落后，那是工人阶级也有的，所以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了，不应该再提阶级关系了。最近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一听到“进一步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研究的，其中有由于自己的进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宣教工作的缺点所引起的成分，但主要是骄傲自满的表现。有的工商界同志忘记了高潮的到来除了党的教育与工商业者的爱国思想和政治觉悟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依靠教育的力量与爱国思想还是不可能有高潮的；忘记了资产阶级还存在，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自我改造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所以这显然也是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 不承认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改造，把自己说得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原来阶级的留恋，正是消极的表现。 公方人员之所以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是和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私方人员之所以对自己的阶级和分子的变化认识不足或认识不当，是受到阶级性的局限，这种自卑与自大实质上就是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表现。不承认还有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自我改造，怕听人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说得现在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于自己原来的阶级的留恋，以及两面性还存在的反映。 工商界同志必须善于区别各种论点，有些论点虽合乎自己的感情，却是危险的毒草。 如果上面的分析还与事实相符的话，那末为了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除了公方人员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外，私方人员也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目前正在滋长的放松自我改造的情况。工商界的同志要认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一场反复的、痛苦的自我斗争，因此，必须善于区别那些论点是思想改造的花园中的香花，那些论点虽然很迎合自己的情感，却是危险的毒草。民建过去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今后应该代表的必须积极代表，不要只限于反映一番，而对于思想教育工作，则必须认真地检查过去的缺点，用与工商界同命运共呼吸的精神，帮助工商界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迅速前进。至于改进公私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大家谈得很多，我不想再谈了。 骨干分子如果不能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中、向左转变，这样的骨干分子，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以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为自己的工作方针的，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但当前的情况怎样呢？骨干分子相当苦闷，对自己的作用认识不足，群众对骨干分子有意见，有的人把骨干分子与宗派活动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因此，我想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讲几句话。 为什么非要培养骨干分子不可呢？骨干分子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一个社会里，一个阶级里，一个集团里，甚至在一个有共同信仰的政党里，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以及对待客观真理的态度不是每个成员都一样的。古人说：“闻道有先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不一样，就自然会分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人。这是客观规律，工商界也不例外。这样讲，丝毫没有轻视中间落后层的意思，要知道，左、中、右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中明天可以变成左，今天的右，明天可以变成中，所以，骨干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左、向中转变。骨干分子如果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不能起这样的作用，那正如李维汉部长所说的（大意如此）这样的骨干分子是无血无肉的，只是一堆枯骨而已，那也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了。骨干分子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先进的，所以他们还要善于向人学习，要认真地克服自己落后的一面，如果不谦虚，不努力，今天是骨干分子，明天可能变成中间以至落后分子。总之，骨干分子不是什么荣誉的称号，作为骨干分子，只有多作工作的义务，而没有自高自大的权利。 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来看，骨干分子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远在“三反”“五反”以前，工商界中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感到兴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同志在“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在总路线宣布时，都起了破除顾虑、带头先行的良好作用。1955年冬，听了毛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指示以后，先在全国工商联的会议上，后在各地的人代会上，也是许多骨干分子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那时，工商界中先进的人数愈来愈多，这种形势对于高潮的到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力量，由此可见，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由于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培养骨干分子来带动中间，影响落后，不断地扩大左派与中间的队伍，终于顺利地推动全体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在肯定骨干分子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骨干分子的缺点。根据不少工商界同志的反映，就这一年多的情况来说，许多骨干分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关心群众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不敢积极地代表群众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他们与群众的共同语言渐渐缺少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更严重的是有的骨干分子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以改造者自居，造成与群众对立的局面。在这些问题，我认为统战部、民建会是有一定责任的，这就是对骨干分子的关心、帮助不够，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批评不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岗位工作的矛盾没有及时予以解决。 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它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有些人同党的看法比较一致，当然就同党员多一些接触。在这一点上，不能同意章乃器对统战部的批评。 左、中、右的客观存在，以及民建会培养骨干分子的工作与宗派活动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工商界中，民建内部有没有人搞宗派活动，那应该严肃地检查。但工商界中既有左、中、右，那么民建在进行工作时，为了了解情况，作好工作，有时分别与这些人或那些人开会商量，是不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就以民建内部来讲，在某一些问题上，也是有左、中、右的分别的，有时这几位同志研究某一个问题，或者为了帮助另外几位同志而进行一些商讨，这也是不可少的。那么，这种活动是不是也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鉴别宗派活动要看是否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宗派活动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是无原则地排斥他人。做法上是不择手段的。作为骨干分子，宗派主义情绪也是不应该有的，有了这种情绪，就会脱离群众，更何况宗派活动。我们反对宗派主义情绪，更反对宗派活动。任何组织内，不容许有宗派活动，宗派活动是破坏组织的。所以，看一个问题应该从实质、内容上来看，而不能只看形式、表面，否则几个同志平常接触多一点就被认为是宗派活动，那就是自己带着宗派眼光看人，不信任同志，对工作是很不利的。 工商界中间，民建成员中间既然有左、中、右，那末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与参加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党员的看法比较一致，那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而接触的内容无疑地就是想把他们认为对的主张、看法扩展开去，影响他人。这能说是宗派活动吗？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说到这儿，我要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我是不同意章乃器同志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那篇文章中对统战部的批评的。我认为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既可以有组织对组织的来往，也可以有成员对成员的来往，何况组织来往也是不免要通过个人的。对于上一点我想没有人认为不应该的。问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成员和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可以请求统战部的同志就工作问题以及对方针、政策的认识问题交换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民主党派的成员请求与统战部谈话，我想统战部没有理由不答允的。反过来说，统战部也完全可以约请民主党派内的一些同志交换工作上的意见。这样作，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去做得太少，不是太多。统战部既然没有限制那一些人可以来交换意见，那一些人不能来；而对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这种接触又只是对他个人的帮助，没有任何对他个人以至对组织的约束力。我想不出这种来往与宗派活动有什么相同之处？民主党派中可能有个别成员作风不良，假借统战部的名义来压人，有的人甚至搞宗派活动，那是应该反对的。但这是另一件事，如果因为个别现象，就把所有这种来往说成宗派活动，甚至说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那就是把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限制在组织对组织的接触上，其他来往都变成有宗派活动的嫌疑，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阻塞了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正常来往。 总之，作为骨干分子，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克服一切自高自大，以改造者自居，脱离群众的作风，应该无微不至地团结帮助中间，带动落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骨干分子的作用也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困难有足够的同情，尤其不应该以自己的宗派主义情绪来看他们，这样做，对于团结大家共同前进是没有好处的，这种重大的是非问题是不容许混淆的。 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话。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所以要整风，要除三害，我们所以要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因此，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论多么尖锐的批评都应该受到欢迎，但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近这一大放大鸣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对于工商业者的进一步自我改造不利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的。对这些言论，我们一定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伟大公式，发挥争鸣的精神，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同志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千家驹说： 不能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 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 自从我在上次工商界座谈会发言之后，许多工商界朋友对我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好的。因为经过争论，可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不用害怕别人的批评，应该欢迎别人的反对意见，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许我说，不许你鸣，甚至认为有人提了不同意见，就是压制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帮助党整风，就等于给党治病，对于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工作上的缺点，工商界可以开药方，非工商界也可以开药方，通过辩论，就可以找出真正的病源，从而对症下药，倘有不同意见，就给提不同意见的人戴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这种办法我看是不妥当的。 公私关系，和工商业者是否有两面性，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我想讲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今天在有些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够正常，某些私方代表有职无权，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制度，要在合营企业中进行赎买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至于工商业者是不是还有两面性，是否需要继续进行改造，这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是有关联的，但不能混为一谈。 在合营企业中改善公私关系的方法，我基本上同意盛丕老的意见，应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这种办法，一方面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在合营企业中，不仅有公私关系，还存在着私方人员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我上次发言：“劳资双方过去有墙，……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这几句话引起了许多工商业者的反感，我想这是出于一种误会。难道说劳资之间没有历史的阶级仇恨吗？难道说这种阶级仇恨应归咎于劳方吗？要把这道墙彻底拆掉，资方应有最大的耐心，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的观感，这几句话怎么能被理解为要工商界“安心于不公平”呢？应该知道，不少职工群众对国家的赎买政策是有抵触情绪的，他们认为政府今天太照顾资本家了。陈云副总理去年12月15日在工商联大会上曾经说过：“职工和私方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也要估计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很快可以转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来进行工作，缩小这个距离。”又指出：“政府和工会应该对职工广泛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私方人员在改进公私关系中采取积极、正确的态度，所谓积极，就是不要但求无过，而是要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积极工作。”陈云副总理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否认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就不存在。有的人既要拿定息，又要摘帽子，这不是两面性的表现又是什么？ 要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我认为应该从加强对职工群众和公方人员的赎买政策的教育、建立公私共事关系的一套制度、私方人员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三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否定两面性，否定定息是剥削，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否定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不存在，否定阶级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已经消灭。 对于两面性，我们应该根据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大家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与合营以前两面性的内容也是不相同的。谁也没有说过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指经济上的“五毒”或政治上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然而有人却一口这样咬定，并据此而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同时，我们也一再指出：两面性中积极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而且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消极一面是次要一面，它正在缩小以至逐步消灭，所谓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言，而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但是竟有人认为说有两面性就是强调消极一面，就会打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这不是无的放矢是什么呢？ 我们还认为：阶级正处在剧烈的分化之中，工商业者是在逐步向着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两面性在工商界分子中，存在的程度也是极不平衡的，有多有少，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从大量观察，即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两面性总还是存在的。我上次说，有人反映“合营前是小国之君，合营后是大国之臣”等等，这不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从没有说过所有的工商业者都是如此，然而有人竟认为这是以个别例子来概括全部。 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从这次的大放大鸣中证明比我们过去所想像的似乎还要严重一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而完全解决了；但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不是现在还有人公开主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可怕吗？这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的工作。过去我们总以为否定两面性，否认定息是剥削仅仅是某一二个人的主张，在这次争鸣中不是证明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吗？在争鸣中还暴露出有的工商业者定息是要拿的，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要再戴了，这不是两面性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由批评缺点而否定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帮助党整风和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问题。工商业者帮助党来整风，其目的是要求工商业者揭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矛盾，以改进工作。这是一件事情。为了进一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商业者需要继续学习，进一步接受改造，这是又一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我在上次发言中也曾提出过，特别是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的问题，政府没有及时定出适当的措施来贯彻执行，从我来说，作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之一，也没有积极地提出意见，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如果由批评缺点而否定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而加以反对，甚至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那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但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例如关于定息问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就令人奇怪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来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是什么呢？这种说法的目的不外是要根本否定我国目前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残余的剥削阶级而存在。这种理论如果成立，那我们一切的改造工作，即要进一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任务也变成无的放矢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又如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么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能转化不等于说没有本质区别，正如地主可以转化为农民，但能够说农民同地主没有本质区别吗！）这那里算得上理论呢？这是诡辩或故弄玄虚吧了。 我上次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要没收，这是说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说，是应该这样做的，但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的形式。赎买是消灭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一种手段，它同和平改造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家所有制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有人提议要赎买到底，即付定息二十年（甚至有提出三十五年的），这种思想不应加以批评吗？ 不错，在争鸣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认为一加反驳，就是压制争鸣，就是教条主义，这是什么逻辑呢？应该认识争鸣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互相辩论，有理说倒人，教条主义的帽子是吓不倒人的。 李康年的建议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 最后我想就李康年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关于李康年先生主张定息二十年，我上次发言曾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最近李康年先生在发言中说我没有看过他的建议原文，的确这是事实。在李康年发言后，我曾仔细读了他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关于定息建议书的补充理由”以及“从我学习哲学以后来看政府用和平方针改造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实施定息办法问题”等文，又听了他这次的发言。我认为上次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还不够全面。李康年先生的建议虽也包含有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给资产阶级的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不仅坚持赎买“必须付足二十二亿元”，而且这二十二亿元的赎买存单是从1958年1月1日起发行的，1956、1957两年已经付出的二亿二千万元还不算在内，国家多出的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包括董事监察人等等在内）进行赎买，名叫资方代理人的“酬奖”和“对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的慰籍金”，以慰籍他们“确由阶级斗争之故遭遇的损失”。他不但断章取义的曲解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曲解了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2日的社论，还歪曲了马克思所说，赎买对于无产阶级将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一句话（按马克思此语出自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原文是：“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在李康年先生看来，赎买既然对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吃亏”不过了，“可是（无产阶级）心中还有些不服气，他们以为资本家究竟太便宜了”。这在他看来，真可说是“是非倒置”了。李康年先生在座谈会中建议把他的建议全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交全国基层讨论，我个人倒是同意李康年先生这个建议的（只要纸张不太紧张的话）。把李康年先生的建议书印发全国讨论，老实说，这个建议是决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对工商业者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但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使工商界认识到思想改造是怎么一种艰苦的工作，这对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会大有帮助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应该加以批判。 现在党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我也愿意对工商界提出“改造整风两不误”的意见。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应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尽量说出来，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以一吐为快，但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以有利于工商业者进一步的改造，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离开了这一基本方针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应该加以避免。 孙起孟说：离开社会主义的准则，团结的愿望就没有内容 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主要的。 党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帮助党整风，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同样地也就是要反对这三个主义。从揭发出来的现象看，毛病是很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党，竟有这么多的毛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工作中的错误？还是路线、方针的错误？还是兼而有之？我以为应当有一个基本估计。对此，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的看法：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工作中基本上实现了方针、任务，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此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有了毛病，就需要揭发出来，以利于辨明是非，改正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有些党员和干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的估计，有“左”的毛病。 高潮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清清楚楚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那么，怎样去认识这个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变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在估计上如果有偏差，势必影响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出偏差，因此这个问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在估计上存在着“左”的毛病，“左”的表现和恶果，同志们已经讲得很多，我只想补充说一说“左”的毛病主要出在那几个问题上。 第一是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认识不够甚至无所认识。高潮以后，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间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在合营企业里，不管他们自觉与否，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因此把他们还当作像高潮以前那样的资本家来看待，是脱离实际的。 第二、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积极作用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这样的话对于把他们看作“包袱”的思想起了澄清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一般的也还是主要地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对于他们的掌握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则估计不足甚至无所认识。不少人没有看到，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资本家原来用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或者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技术、知识，现在已经不能不依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而为它服务了，因此，资方人员的本领也就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财富。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充分使用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所长，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既是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又是符合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安排了资方人员而不是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作出贡献，不仅是资方人员会有意见，对于工人阶级也是不利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向资本家学习和向他们学习什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积极作用，有不少人是估计偏低，认识不足的。 第三、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潮以后他们的变化，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事求是地区别开来，恰如其分地给以肯定或者否定。笼统地肯定固然不好，笼统地否定，也会伤害许多人的心。没有看到，工商界中有不少人的心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向着共产党的，而且这样的人只会日益增多，而不会日益减少。有一部分人，从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在某些问题上，甚且保持着比较保守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的心是不落人后的，对于企业里的工作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愿意拿出本领来贡献给国家的心也是坚定的。估计“左”了，笼统的否定工商界的积极方面，就会伤害这些人的积极性。 形成“左”的毛病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只有好的或者坏的一面，而是同时具有两面，这就是在我国条件下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两面性。两面性是比较不好掌握的，一分析不好，一笼统，不是偏于这一面，就是偏于那一面，也就是，容易偏“左”或者偏右。 目前工商业者又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这种两重身份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社会主义一面，又有资本主义一面。 关于两面性问题，已经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这次座谈会上，也有很多位同志对此发表了意见。可以不可以说，经过讨论以后，同意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还有两面性的人在增多起来，也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致面在扩大起来。当然，两面性到底有没有，还可以研究，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高潮以后的变化问题。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怎样变化？关于这一点，我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是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两面性也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他们的两面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变化，作了概括的叙述，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两面性是有变化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现在的特点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领域，但是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他们的两面性的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另一个是他们的个人改造。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观察，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私营时期那样的资本家了，他们的身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他们还有剥削收入等等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还是资本家（有部分个体劳动者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为定息户，这样的人当然并不因为拿定息而变成资本家。）；从他们在企业、机关中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开始成为劳动者。因此，不能简单地、抽象地把他们叫做资本家或者劳动者，而只能辩证地，也就是科学地把他们叫做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听来好像是矛盾的，但这样的说法可能反映着客观的事实。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具有两面性，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到达了现在的境地，是否停滞不变了呢？不是的，他们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不容许不变，而且正在变化之中。作为一个阶级特征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就现在的情况看，大体上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主要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立场）增长得很多、很快，第二种是，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一面，社会主义的一面增长得很少、很慢，甚至没有增长，第三种是中间状态。这里所讲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如何，当然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自我改造也起着极大的作用。上述的三种情况又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估计，总的趋势是向第一种情况逐步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向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或者变化极少的人不会没有。 是什么因素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中间发生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情况呢？又是什么因素使上述的三种情况向着第一种情况发展变化呢？关键在于教育改造，在于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两面性问题讨论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明确工商界今后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这一项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上）和任务（要解决什么问题，同劳动人民的改造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等等）。 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有这样的五点： 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把这种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一样的人，实际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有没有两面性，我以为，有两面性而不是没有两面性。 第二、两面性有无变化？怎样变化？两面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潮以后，变化更加显著而重大。他们的两面性已经变为：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上一方面还是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已经开始向劳动者方面逐步转化。这样的两面性还会变下去，直到它的消灭。因此，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成是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人，在实质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至于说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在高潮以后还是指“五毒”，那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工商界中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误解，我们大家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清楚。 第三、两面性今后变化的特点怎样？总的趋势是，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缩小，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增长。而在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间，客观地存在着三种情况：进步很多、很快的，进步很少、很慢的和中间状态。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这样的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两面性发展变化的整个趋势。 第四、对两面性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社会地位，一是他们的个人改造。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个人改造对于两面性的变化就有突出的作用。 两面性不是用来压服人的帽子。两面性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正因为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 第五、两面性好不好？这要看同什么比较。拿来同工人阶级比，自然不好，因为两面性里面还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但是如果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有两面性正是它的好处，就以它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相比较，也应当看到它的有很大变化、很大进步的这一面。由于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有改造的任务，奋斗的目标；由于有好的一面，因此毋庸自卑，而是要以很大的信心和努力来进行自我改造。 附带在这里说一说两面性是不是一顶帽子的问题。用语恰当不恰当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这里头所代表的一种看法和所反映的一种情况。人们听了这样的话会想到：既然是人家给我扣上的帽子，那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其实，工商界中很多人都知道，两面性正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因此只能当作革命对象而打倒。正因为有了两面性这个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才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他们才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同他们的矛盾，才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可能。必须指出，所以要把两面性的问题弄清楚，决不是为了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脸搽黑，用意只能是为了弄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以变成劳动者为目标的自我改造过程中达到了怎样的境地和还需要作些什么努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指出这样的本质区别是符合实际的、必要的。但指明这个区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目的无非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是为了使劳动人民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无非是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从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分清是非，以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上述的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在高潮后的变化，以及这个阶级的内部情况等等来分析，我体会到毛主席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来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因此，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就将是一个长期适用的（不是一时的，到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就成为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全面适用的（不是局部的）根本方针。有人认为既然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撇开阶级矛盾；或者，既然肯定阶级矛盾还存在，那就无法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此，我感到有两点需要说一说。第一点，我以为怀疑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或者能否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没有根据的。党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按照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的方针来处理的。我们只要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同对待官僚资产阶级的方针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原则区别。过去几年中阶级矛盾的处理（包括“五反”在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的说来不都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并且解决了问题的吗？正因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党坚持了这一方针，这就使得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高潮以后，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息等等问题上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可是都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出适当的处理。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仅有思想的矛盾，还有阶级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是非矛盾。 第二点，把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里面了，对于阶级矛盾，又应当怎样来正确对待呢？当然，突出阶级矛盾是不对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阶级矛盾避而不谈，甚至抹煞阶级矛盾，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加了，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一方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客观的存在，抛开它就不能正确地、适当地处理这一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政策，叫做量才录用，适当照顾。为什么在量才录用之外还要加个适当照顾呢？这就是因为还有阶级差异；这就表明在一视同仁之外还需要有所区别。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大大缓和了，而且终究要完全消灭，在我们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间还是很明显的。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思想矛盾，而且还有着阶级利益的矛盾。例如定息问题，职工中间对于定息五厘都是有意见的，七年不变，意见也不少，但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却有人认为七年五厘还是吃了亏，主张定息还要延长多少年。这首先应当肯定是是非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同一般的是非矛盾有没有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不同之点在于这个是非矛盾反映出阶级矛盾。处理起来，还是正视阶级矛盾好，还是抹煞阶级矛盾好？很明显，抹煞的办法是不好的。当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提出阶级矛盾，决不是为了扩大和巩固它，而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矛盾，以致最后地消灭这个矛盾。在教育改造的工作中，在处理阶级关系中，正视阶级矛盾，按照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对待，这只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能符合具体情况，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总起来说：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处理，这是党已经肯定了的根本方针。实现这个方针，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前提实现了，那么，尽管阶级矛盾存在，有的时候还相当尖锐，这个方针还是能够实现的，高潮以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高潮以后，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转为非对抗性了，这就更有利于贯彻这个方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准则。问题不在于是否阶级矛盾，更不在于是否承认有阶级矛盾，问题在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准则。一离开这个准则，团结的主观愿望就没有必要的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没有划明是非的标准，这样，就不可能达到新的团结基础。因此，必须在肯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阶级矛盾的同时，肯定社会主义的准则。毕鸣岐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主要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毕鸣岐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谈了“谁是教条主义者”和“从阶级看自卑感”两个问题。 他认为：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是一日千里，在时刻变化着，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伟大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那就不可能相安无事、心安理得的戴下去。思想觉悟越高，不安情绪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也是目前思想上最大的矛盾，所谓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就由此而生。” 毕鸣岐认为：李康年说定息照5％计算，以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为了减去矛盾从58年起发行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这种看法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现时的实际思想变化，与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多数工商业者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关系、消灭剥削和消灭自卑感背道而驰（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希望以二十年赎买完毕）。他说：提出定息延长二十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毕鸣岐说：章乃器同志说“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的确，这个说法，我个人就感到舒服，我相信其他工商业者也同样感到舒服。毕鸣岐又说：“定息额是根据‘定产估值’，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确，它也与资本主义经营时期任所欲为的剥削不一样。它终究是属于剥削性质的。在走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它是属于剥削性质的。” 毕鸣岐说：“有许多工商业者已不存在剥削，只有工资收入，即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一点定息，但是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小。”他认为，“对于以上在工商界占有相当多数的人，应当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去。”

第4版()专栏： 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步骤 全国设计会议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动员全国十万设计人员用整风精神总结工作经验 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号召学会勤俭建国本领 新华社7日讯　5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设计会议今天闭幕。 这次设计会议的召开是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步骤。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全国十万设计人员用整风的精神，来检查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设计工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更好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逐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一百多个设计院（公司）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或工程师，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中央各经济建设部门的负责干部等九百多人。 这个会议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向大会作了报告。 李富春在报告中首先综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某些缺点和错误。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基本建设工作中，正确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李富春说，勤俭建国的方针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的，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性的方针。这一方针贯彻得好，就可以减少和有助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贯彻得不好，就会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 接着，李富春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生活的主要情况，并提出编好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正确地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投资的分配，经济管理的体制，基本建设和设计当中的具体政策和节约措施。李富春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请与会者考虑。 李富春指出了基本建设和设计工作中的几个政策问题。他就企业的规模、设计标准、技术装备的水平、争取本国设计和国内制造设备、工业布置和协作、城市规划和民用建筑问题的政策，作了详细的报告。 李富春阐述了厉行节约降低基本建设工程造价问题。他说，如果从各方面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初步估算，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第二个五年计划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工业建设方面建设同等生产能力的工程可以少用20％到30％的投资，全国民用建筑平均造价也可能降低30％左右，李富春并用很多事例说明了这种节约的可能性，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降低工程造价的措施。 李富春讲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结合整风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有些固然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有些是和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分不开的。李富春谈到过去浪费主要应由领导方面负责以后说，他希望在这次设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动员全体设计人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揭发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帮助领导方面整风。 会议结束的前两天，薄一波向大会作了报告。 薄一波首先讲到对几年来建设工作的估计。他说，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他说，有些人批评共产党人总结工作时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八股。但是，他说他还找不出别的词句来代替这句话，因为不这样说就不符合事实。他举出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有很多已经投入生产或将要投入生产的事实，又讲到他最近和李富春副总理到西北、西南等地视察时看到有些重要的工厂，比他在苏联看到的还好。他说，这不能不叫做建设的成绩；有了这样巨大的成绩，不能不说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否认这些成绩，就是否认全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的结果。 薄一波接着谈到这几年建设中最基本的缺点。他说，有些方面的建设同我国的现状不完全适应。他说，非生产性的建设搞多了，标准也高了些。例如说，大礼堂、剧院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呢？灯光球场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呢？但是，他说，他还要说一句“教条主义”的话，这些缺点有许多是难免的。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这样伟大的建设，大家都缺少经验，难道有人能够这样神通广大，保证他做起工作来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点吗？问题是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积极改进工作，而不在于利用这些缺点来做别的文章。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毫无益处的。 薄一波还讲了建设方针、城市规划、协作配合、修定各种标准定额问题。 薄一波谈到学习苏联的时候说，向苏联学习是完全正确的。有许多工程设计，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动手了，到工厂参观，我们现在也可以提两条比较中肯的意见了。这些都是学习苏联的结果。 最后，薄一波勉励大家要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根据中国的特点——穷（经济落后）、多（人口多）、少（耕地少）三个字来考虑问题。 会议期间，代表们分组讨论了两位副总理的报告。很多设计人员在大会上发言或用书面形式发表了意见，他们在发言中交流了基本建设和设计工作中节约的经验，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节约的建议。大家认为不论工业建筑或民用建筑的造价，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降低20％到30％是完全可能的。 各地参加会议的人员对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三个委员会和中央各部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中央机关解决问题迟缓拖沓，“摇头的人多，点头的人少”。中央领导机关对建设方面的标准、定额和规章等定得太死，管得太多，地方上不能因地因事制宜，影响了地方积极性。有些人还批评领导机关的技术领导薄弱，又往往不很好地同专家们商量，以致在决定带技术性的问题时，摇摆不定，延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不少设计人员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或中央各部之间在建设工作中协作配合得不好，经常“扯皮”。这一问题严重到有人提议中央各部指定专门机构并且最好有一位副总理专责处理协作或“扯皮”问题。 会议结束时，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王鹤寿就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

第5版()专栏：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吵嚷 本报评论员 台湾同胞反美示威的义举和英国在“禁运”政策上与美国分道扬镳的行动，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和敌视我国的政策。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控制蒋介石集团来阻挠和破坏我国的和平统一，是美国对我国的侵略政策的最主要的部分；而台湾同胞在台北事件中所表现的爱国热情，清楚地显示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必然破产。另一方面，英国摆脱美国的束缚，在“禁运”政策上采取了独立的行动，这也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敌视和侵略中国的政策的危机。 面对着这种颇为不妙的局势，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物大为不安了。美国国会的许多议员和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的报刊议论纷纷，他们抨击美国的现行对华政策，认为那是“失败的政策”、“收不到效果的政策”，要求采取现实的态度重新加以考虑。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翰逊在谈话中并表示：美国已“不得不采取一种‘新面貌’”，而且这种“新面貌”是今后几个月里的一个“最迫切的外交政策问题”。这种情况充分说明，连美国统治集团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感到美国的现行政策已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了。 在华盛顿如此扰攘不安之中，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策士，已在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献策了。他们有的主张同中国进行贸易，有的主张“使台湾成为联合国保护下的一个独立的中立国”，有的主张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当然，除了上述的策划之外，一些美国当权的人物，还在竭力为现行的美国政策辩护，企图继续原封不动地维持这一到处碰壁的现行政策。像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最近所发表的一系列反动的言论，就属于这一派。 应该指出，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这种争论中，有些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已经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如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一派。但是，即使是这一派人物也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他们只是由于国内外舆论和现实局势的压力，才主张比较现实地考虑问题。至于那些主张搞“两个中国”和“联合国托管”台湾的某些势力，他们虽然也主张修改目前不得人心的政策，但是他们的主张在实质上与美国的现行政策并无二致。因为，所谓“两个中国”和“托管”台湾的计划，实际上都是在“修改”的幌子下由美国永远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阴谋。这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从当前的现实中取得丝毫有益的教训，而是企图以进一步的侵略行动来挽救已经失败的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 但是，所谓“两个中国”和“托管”台湾的计划，并不是美国统治集团的什么新设计，而不过是早已策划过的旧阴谋。美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人物所以现在把这个计划搬出来，是由于他们以为这个计划可以掩盖美国武装侵占台湾的罪行，并可以缓和美国与它们一些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美国摆脱目前在对华政策上的困境了。 美国统治集团策士们的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了。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所以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忽视了六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亚洲今天的现实。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坚决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这是美国侵略者所无法改变的现实。美国侵略者如果继续像瞎子看不到太阳一样地不愿正视这个现实，坚持它敌视中国和侵占台湾的政策，它就一定会继续受到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使它愈来愈陷于不可自拔的境地。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已经以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湾的侵略。居住在大陆上的中国人民和台湾同胞的共同意志，就是要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不管美国统治集团怎样策划新的阴谋，六亿中国人民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台湾去，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的崇高任务，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第5版()专栏： 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闭幕 决定发展铁路联运扩大科技合作 十一国驻华大使举行宴会庆祝大会成功 新华社7日讯　5月27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今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的部长，在会议议定书上签了字。 中国铁道部长滕代远致闭幕词说：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铁路运输和组织合作方面的各项决议，这对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事业将起很大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团结，将由于铁路事业的发展，更加密切。 保加利亚交通邮电部长米哈依洛夫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友好团结的精神。他说会议通过的有关发展铁路运输的各项决议，将促使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更好地合作。他表示回国以后，要很好地贯彻这些决议，让社会主义国家铁路事业迅速成长起来。 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斯拉夫铁路总局长布·包加瓦奇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铁路工作会起很大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将发生良好效果。他说这次会议的友好团结精神，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最后，他代表南斯拉夫人民和铁路员工，祝社会主义各个国家人民和铁路员工在工作中获得更大成就。 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出席这次会议的铁道部长代表团全体人员。 入晚，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夫人联合举行宴会，招待参加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的所有代表团，庆祝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的胜利闭幕。 新华社7日讯　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发表公报如下： 1957年5月27日至6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下列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 波兰人民共和国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铁路代表团以来宾身分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届会议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长滕代远同志主持的。 在本届铁道部长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对铁路合作组织章程的某些修改意见。 本届铁道部长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发展国际铁路联运，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铁路方面经验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议案。 铁道部长会议核准了它的执行机关——铁路运输委员会——的办事细则和1957—1958年度的工作纲要，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铁路合作组织今后活动的其他组织问题。 铁道部长会议是在亲密友好、团结和相互充分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出席会议的各国部长一致深信：他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将对顺利解决摆在社会主义各国铁路面前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起重要的作用。

第5版()专栏： 兴建白令海峡水闸　灌溉非洲不毛沙漠 苏埃等国科学家提出宏伟计划 改造自然造福人类需要国际通力合作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各国科学家的密切合作，将可能实现各种惊心动魄的改造自然的工程，使北冰洋变温暖，使撒哈拉、利比亚和阿拉伯大沙漠变成良田，使广大地区消除寒冷、贫困，出现幸福的生活。——这是“莫斯科新闻”5月份连续发表的几起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文章的共同结论。 这家报纸在5月初刊载了苏联著名工程师马尔金关于闻名世界的白令海峡水闸工程的文章，要求读者展开广泛的讨论。 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上的水闸工程是最引人注目、最宏大的科学理想之一。它肯定人类可以利用原子能的知识扭转地质史的车轮，改变温暖和寒冷的分布，水流和气流的分布。马尔金说，白令海峡不过八十五公里宽，平均四十公尺深。如果在海峡上建筑一座堤水闸，阻止北冰洋的寒流；并且建筑九个原子电力站推动的水泵，创造一股强有力的暖流从太平洋穿过北冰洋流到大西洋去，那末这里的气候将整个改观。这种暖流每年带进北冰洋的热量，可以相当于从全世界油料储藏所得的热量三、四倍。它将使白令海、白令海峡、楚克奇海和北冰洋的一部分暖和起来，并且可以调节亚洲和北美洲的气候。同时可以通过水闸建筑一条洲际电气铁路干线把伦敦（通海底铁道）、巴黎、柏林、华沙、莫斯科、华盛顿联系起来。但是，这个计划只有通过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世界知名的苏联科学家的兴趣。他们认为这是许多国家，首先是苏联、美国、加拿大和平合作的现实基础。苏联科学院院士克尔日诺夫斯基、温特、谢尔巴科夫等人都发表了文章。克尔日诺夫斯基曾经在1921年受列宁嘱托拟定建立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北京电气超高速铁路线计划。他说，列宁的这个梦想今天已经有可能实现。克尔日诺夫斯基指出，同大自然进行有效的斗争需要有一个联合的计划和共同的努力，并且说国际合作的工程计划是建立国际持久和平和友谊的切实基础。 “莫斯科新闻”还接到埃及工程师穆尼尔·希拉耳的文章。他从马尔金的文章谈起，谈到了埃及和整个非洲的问题。他说，灌溉巨大的沙漠地带——撒哈拉沙漠、利比亚沙漠、阿拉伯沙漠是面临人类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这些地方得到灌溉，它可以成为一个十分富饶的种植热带和亚热带农作物的地区。各国科学家已经拟出了各种各样的工程计划，其中有一个是用运河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西的黎波里低地（低于海面）同地中海联结起来，这样就可以在北非形成一个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内海。有一个埃及人曾经拟订一个用七十五公里长的运河把地中海和利比亚沙漠中的卡塔拉洼地联结起来的计划。还有一个计划，要发展刚果河、把恰德湖变成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这将使撒哈拉沙漠的六千万公顷的土地得到灌溉。希拉耳还谈到了使用尼罗河的措施。他说，所有这些计划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各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第5版()专栏： 苏芬关系中的首要事件 苏联领袖到芬兰访问 芬兰总理表示尽力保持芬苏谅解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6日到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和总理苏克西莱宁等人在悬有芬苏两国国旗的车站上迎接苏联贵宾。芬兰总理苏克西莱宁代表芬兰共和国致词欢迎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他说，“我们把现在开始的这次访问看成我们两国关系史中的首要事件”。布尔加宁在答词中对这次的邀请和热烈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苏联人民非常珍视苏芬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当天，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分别拜会了芬兰总统吉科宁和总理苏克西莱宁。 苏克西莱宁并于6日设宴招待了苏联贵宾。在宴会上，苏克西莱宁宣布，芬兰要继续坚持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并且要尽力使它和苏联之间的互相谅解、互相尊重和信任的气氛永远保持下去。他还指出，近年来芬苏关系的发展是令人欣慰的。布尔加宁也在宴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对发展两国间的睦邻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希望这次访问将成为发展和巩固苏芬关系方面的新贡献。 7日上午，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会谈。

第5版()专栏： 预防蒋帮海盗行为 英国决定用军舰保护商船 英百余家大公司申请访问我国 新华社7日讯　据澳洲电台广播，英国海军部6日晚上宣布，英国军舰准备保护任何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商船。 海军部发言人在评论蒋介石集团企图阻挠航运时说，一当政治气候显示出可能发生麻烦的时候，英国军舰将在台湾海峡附近担任放哨勤务。 新华社7日讯　伦敦消息：据中英贸易委员会联络秘书马劳说，英国已经有一百多家大公司，包括工业家、制造商、进口商，申请派代表参加访问中国的任何代表团。 据新华社7日讯　曼谷消息：泰国社会主义联合阵线主席、经济人党领袖乃贴·触的努七在6月3日向报界发表谈话，赞扬英国政府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的决定。 乃贴还说，泰国政府既然已经宣布要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贸易，那就应该同英国一样放宽对中国的“禁运”。 泰国自由民主党副领袖乃安蓬·素旺那汶6月4日对记者说：泰国政府应当迅速跟随英国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以便消除泰国人民对政府的指责。

第5版()专栏： 建议扩大苏美文化交流 查鲁宾拜会美国务院官员 新华社7日讯　塔斯社华盛顿6日讯：苏联驻美国大使查鲁宾6日拜会了美国负责东西方联系的国务卿助理拉西。据悉，在谈话中，查鲁宾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扩大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文化、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建议。这些建议中提出互相交换演员，音乐家，戏剧、舞蹈和音乐团体；交换有关医学和保健、地质、贸易、金属、煤炭以及其他工业部门专家的代表团；交换两国高等学校工作人员代表团和交换女教育家代表团。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 国务院代表向查鲁宾说，美国国务院将研究苏联的建议，并且表示准备在今年交换某些代表团。

第5版()专栏： 原子科学日新月异 苏美都在建立巨型同步稳相加速器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据苏联“原子能”杂志最近报道，美国著名的布罗克海温国家实验所正在建造能够把质子加速到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电子伏特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目前苏联已经在运转的世界上最大的同步稳相加速器质子能量为一百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建设预定三年完成。 这个加速器就其工作原理与某些特点看来，类似苏联正在设计的、把质子加速到五百亿至六百亿电子伏特的同步稳相加速器。它所依据的方法是布罗克海温国家实验所一些物理学家在1952年发现的把加速粒子流加以“强”磁聚焦的方法。 质子首先从考克饶夫——华耳顿发生器获得七十五万电子伏特的能量。在直线加速器中，质子能量再增加到五千万电子伏特，然后利用静电装置把质子流射入同步稳相加速器内。同步稳相加速器的基本部分是二百四十块磁铁，这些磁铁围成一个半径一百二十八公尺的大圆圈。这个大磁铁环行道将装在一个高约五点四五公尺和宽约五点五公尺的地下隧道中，上面复有一点五公尺厚的土。质子能量在加速器内可以一直加速到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电子伏特。加速器在刚建成时可以每隔三秒钟射出十亿个粒子，以后可以增加到一千亿个粒子。 预定将以地下隧道一部分具有水泥防护层的特定地点用作靶子，这就是用加速的质子轰击原子核，进一步研究原子核奥秘的所在。 加速器是远距离操纵的，操纵地点也在地下，它的土质防护层有十五公尺多厚。

第5版()专栏： 美英澳加等国电视广播机构 争相放映赫鲁晓夫谈话影片 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消息：赫鲁晓夫的电视谈话的电影底片已经分别送给英国独立电视公司、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瑞典政府电台、加拿大合作广播公司以及古巴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公司去放映。 在美国国内，现在已经筹划在纽约、芝加哥、维契塔（堪萨斯州）、伊凡斯维尔（印第安纳州）大瀑布城（密执安州）进行重播。 在6月2日这一天，在美国有一百零五个电视台和一百个无线电台转播了赫鲁晓夫的谈话影片。 同时，美国的三家电视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议，如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愿意回答赫鲁晓夫在电视谈话中所提出的问题，它们准备为总统或“指定的政府代表”服务。但是，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宣称，艾森豪威尔没有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或其他美国电视公司关于回答赫鲁晓夫谈话的提议。

第5版()专栏：罗马尼亚通讯 幸福之路 罗马尼亚“火花报”记者　格·克里斯嘉 “……于是他背起口袋，拿上拐杖，吻了妻儿，就到世上寻找幸 福去了……” 罗马尼亚人民的许多神话，都是这样开头来描写一个贫农因为不能再忍受苦难而去天涯海角寻找幸福的故事。神话也告诉我们，他怎样经过残酷的搏斗，战胜了一个比一个凶恶的毒蛇猛兽，终于找到了幸福的乐园。 罗马尼亚科鲁格省沙拉齐乌村的雇农约纳·波别斯库的第十一个儿子瓦西里，有个时候就是这样远离家乡到处流浪的。他决定辞别故乡，当然也是因为生活无着。他受尽了苦难，终日操劳，不是给富农姆列申工作，就是给沙拉齐乌村的地主干活。然而，他心里却渴望着得到土地。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有土地的人该有多么幸福啊！那怕我有一小块土地也好。”但他从地主或富农那里挣来的钱刚够维持牛马般的生活，哪里还能买地呢？生活一天比一天苦下去。有一次，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往口袋里装上一点干粮，告别了亲戚朋友，天一亮就渡过了索梅什河。他回过头来，向他那亲爱的故乡，他诞生、成长和被迫过悲惨生活的地方投下最后的一瞥…… “苦难的村庄，难道我回来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吗？”东方发亮了。晨光照耀着地主建在索梅什河岸上的庄园；大马路旁的教堂的屋顶和富农的大瓦房，也被照得闪闪发光。但是站在河的那一边的瓦西里却觉得天空很阴暗，他望到的是备受饥饿折磨的穷苦人的村庄，是那眼看就要倒塌的破旧的茅屋。 瓦西里越过喀尔巴阡山，直奔首都布加勒斯特。但就在这里他也遇到了同样的人间不平：富人享福，穷人受苦。他又给有钱人做工，以后又回到他那悲惨的而贫困的村庄，又租种地主的土地。他唉声叹气地说：“只有神话才说能找到幸福。” × 去年秋天，我访问了沙拉齐乌村。那时很像夏天，天气晴朗而暖和。陪同我的是本村集体农庄主席伊伦切。我们两人走上了山顶，风吹得这里的柞树林沙沙作响。从这里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村庄，看到那丘陵起伏的尼美山脉和蜿蜒如带的索梅什河，长着小麦和玉蜀黍的田野、果园、菜园和农庄的各种建筑。 集体农庄主席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田园！……” 我问他：“索梅什河那面的土地也是你们的吗？” 他回答说：“我们也是那片土地的主人。”他又指着河那岸生长着玉蜀黍的肥美的土地问我：“您看这玉蜀黍一公顷能收多少？” “我看能收一千八到两千公斤。” “而我们认为能收两千五百多公斤，因为我们这里的土地是德斯拖拉机站的拖拉机耕种的。我们完全用拖拉机耕地已将近三年了……丢掉木犁差不多已经七年了。” 伊伦切向我谈起了一个秋天的夜晚，那时月色朦胧，寒星熠熠。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划破了夜间的寂静：拖拉机来了。第二天，三个拖拉机手在索梅什河右岸开始犁地了，犁沟又深又长。村民们、农庄庄员和单干农民紧跟在后面看，他们对拖拉机的力量感到惊讶，其中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拖拉机。 伊伦切接着谈起拖拉机怎样帮助他们逐年提高产量。谈起庄员们怎样放弃了旧习惯，而开始采用沙拉齐乌村前所未闻的农艺方法：小麦十字交叉播种法，玉蜀黍正方形穴播法，向日葵人工授粉法……。 “的确，拖拉机和农业技术对我们的帮助是太大了！”伊伦切感慨地说，于是笑容浮上了他那久经风吹日晒的脸。 × 我们慢慢地走下英德列山山坡，来到平川上。微风吹拂着长满尼美山的树木。在索梅什河较浅的地方，水流湍急。我倾耳静听伊伦切同志的谈话。面对着沙拉齐乌村，我好像看到古老的、饥饿的、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草房的村庄正在消失，瓦西里到异乡去寻找幸福时告别的那个灰色的村庄正在消失。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村庄——新的沙拉齐乌村。离索梅什河右岸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一座高大的房屋，这就是农庄办公的地方，还有新的仓库、马厩，离此不远还有养猪场。在去格尔城的路上，刚出村口就可以看到右面一片新的砖瓦房。村庄的另一端，沿路又是一排新房子。每条街上都是这样。沙拉齐乌村半数以上的家庭都盖了新的砖瓦房。瓦西里也有一座这样的房子。 × 在瓦西里家里。 “是的，同志，这是我的房子！”主人骄傲地说。他身材不高。这位受过地主多年折磨的六十多岁的老人，现在是村中头等的劳动能手。 瓦西里继续说：“在旧房子的地方我盖起了这座新房子。难道那旧的也算座房子吗？那是一个土窑。房间内顶棚很低，我虽然身材不高，但脑袋却可以碰到它。没有窗户，只有两个小洞，连阳光也射不进来。当年全家十一口人都住在这里面：我、老伴和九个孩子。现在我不能够再住这种草房了……我已经住惯了庄员的体面的砖瓦房。” 瓦西里得意地微笑着。他以亲切的目光，时而看看正在织布的老伴安娜，时而望望孩子巴维尔和库里查。 瓦西里接着说：“是的，庄员的房子。我是用在农庄劳动得来的钱盖的这座房子。里面有三间住房、仓库和厨房……还有一间房子准备作洗澡间……。这是一座大砖瓦房，窗子宽大，阳光充足，我可以在屋内享受阳光，并且把以前住土窑时没有享受到的阳光都补上。” 不知不觉已是黄昏了。瓦西里站起来打开了电门，枝形灯架上的四个灯泡亮了两个。我又一次环视了这宽敞的房间：墙壁上刷着蓝色的花纹，宽大的玻璃窗上挂着窗幔。 然后他又谈起了自己的孩子：“彼得鲁查是邻村集体农庄的庄员，维奥列尔是沙拉齐乌村农庄的会计，达菲是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约恩在格尔师范学校念书，他将来要当教员……”就这样，把他的每个孩子都谈了一遍。 “他们谁也不需要去当雇工和佃农了。”瓦西里说。 我们继续谈下去。瓦西里向我谈起青年们组织的晚会。谈起话剧“休息的一天”和“和睦”，它们描写的是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故事。又谈起他们特别喜欢的电影“幸福的人们”“幻想实现了”和“白毛女”，他们在乡村文化站电影院看过这些片子。又谈起藏书一千二百册的农庄图书馆。 告别时，瓦西里向我说：“沙拉齐乌村的劳动农民再也不会去想背着口袋、拿着拐杖到异乡寻找幸福了。这里的集体农庄就是他们走向幸福的路。” （本报特约稿　瑞真、仲元译）（附图片） 在沙拉齐乌村集体农庄庄员瓦西里的家里

第5版()专栏： 苏联文化消息 苏联“东方文学”杂志创刊 苏联的一种新的文学刊物“东方文学”最近已经在莫斯科出版，中国文学在第一期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创刊号还刊载了苏联名汉语学家费德林论鲁迅和茅盾的文章。这一期还发表了印度、埃及、马来亚等国作家的作品。　（据新华社讯） 萧洛霍夫到北欧旅行 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最近到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旅行。日前，萧洛霍夫从芬兰到了瑞典，受到瑞典很多社会活动家的欢迎。瑞典作家协会书记古纳尔·贝尔格曼代表瑞典作家欢迎他，并且强调说俄罗斯文学在瑞典很受欢迎。 莫斯科举行鞑靼文艺周 5月24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鞑靼文艺周。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六百九十个歌舞演员以及很多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来到了莫斯科，参加文艺周的演出。文艺周期间，各影院放映了有关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彩色影片。在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举办了鞑靼文学书籍展览会。在诗歌晚会上，鞑靼自治共和国的著名诗人用本民族语言朗读了自己的著作。 艺术学校学生举行毕业演出 这些天，苏联高等艺术学校纷纷举行学生毕业考试。大剧院舞蹈学校今年有二十五名毕业生。他们最近在大剧院分院舞台上演出，请观众来评价他们的学习成绩。莫斯科艺术剧院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学校演员系的十八名毕业生也已经准备了四个毕业演出剧目。 （萱）（附图片） 左图：在鞑靼文艺周期间，嘉桑卡恰洛夫大剧院剧团上演了关于荣获1957年列宁奖金的鞑靼诗人穆萨·嘉里尔的话剧“不朽的歌声”。这是剧中在柏林莫阿比特监狱的一个场面。中间的人是普洛沃多洛夫扮演的嘉里尔。 （塔斯社稿缅斯尼科夫摄）

第6版()专栏： 冲绳人民坚决要求收回行政权 日本一作家控诉美军在冲绳岛的暴行 美国司法当局不肯交出杀人犯哲腊德 据新华社7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政府当局6月6日表示，美国任命冲绳高级专员的决定，不会影响日本关于收回冲绳行政权的要求。 据共同社报道，东京有关方面人士认为，美国政府6月5日公布的从7月1日起在冲绳岛设立高级专员的决定，是美国为了继续占领这个岛而采取的巩固它的地位的一种手段。根据美国的决定，远东美军司令部在7月1日撤销以后，将把它对统治冲绳的全部权力移交给新任命的高级专员。 共同社说，冲绳人民已经同正在东京请愿的琉球立法院的代表们取得联系，他们要对美军当局扩大征用土地的问题展开强有力的反对运动，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最近到东京的琉球立法院的四名代表，今天下午已经到外务省向日本首相岸信介请愿，要求他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就美军用一次付清租金的办法强迫征用土地等问题进行强有力的交涉。 据说岸信介已经向代表们表示，他要充分考虑冲绳人民的要求，并且要把它作为访问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 新华社7日讯　东京消息：据“赤旗报”报道，原籍冲绳的日本文学家、电影剧本“姬百合之塔”的作者石野经一郎在谈到美国兵在日本枪杀农妇的事件和台北事件的时候，十分愤慨地说：“在冲绳经常发生那样的事件”。 石野经一郎说，例如，1955年秋天，在那霸市，美国兵强奸了一个六岁幼女由美子以后，把她杀害了，还把她的尸体扔到垃圾堆里。1956年春天，在冲绳中部的美里村，有三个妇女到美军弹药库附近的空地上去收集碎铁，其中有一个妇女与那悦子被美军卫兵开枪打死了。这样的事是举不胜举的。杀害由美子的犯人被送回美国了事；打死了与那悦子的犯人也被宣判无罪。 石野经一郎还说：在冲绳有很多人的土地被霸占。有些人在很小的牧场上养一些山羊来过活。但是，美国兵常常跑到牧场上，以开枪射击山羊取乐。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种游戏，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据新华社7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联邦法官麦克格拉基6月6日签署一项命令，规定美国当局暂时不得把在日本杀人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当局审讯。 麦克格拉基曾经收到一个呈文：要求美国法院把哲腊德调回美国，由美国法院审讯。麦克格拉基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他决定就这个呈文开庭审理，并且规定在听取所谓“更多的论据”以前，美国当局不得把哲腊德交给日本。 提出呈文的是准备为哲腊德辩护的两名美国律师——卡罗尔和哈林顿。呈文硬说日本无权审讯哲腊德，把哲腊德交给日本当局是剥夺哲腊德的“宪法权利”。

第6版()专栏： 评巴格达条约集团会议 本报评论员 巴格达条约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已于6日结束。这次会议最显著的特点是，美英两国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强对巴格达条约集团的控制，使它更有效地服务于自己对中东的略侵计划。 美英两国在这个会议上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成立所谓“巴格达条约联合军事司令部”问题的争执上。在会议以前，英国报纸就透露说，这次巴格达条约集团会议将设立中东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并将由伊朗国王担任最高司令官。会议的第一天，英国代表劳埃德就建议要建立一种“基础机构”，它的职能是“研究和计划各国的军事活动所必需的技术服务，以便统一这些国家的需要和对这些需要统一编制预算”。英国这个建议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自从侵埃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又被迫撤出了在约旦的基地，它在中东地区仅仅剩下了在波斯湾一隅一点残存的势力，但是半年多来也不断地遭到美国的排挤，正处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英国认为成立一个“联合司令部”，由伊朗国王来掌握，将有助于它对巴格达集团的控制，巩固它在波斯湾的地位，抵御美国的排挤，并逐步恢复它在中东迅速削弱的影响。 然而，英国这个坚守残局、待机发展的计划，却遭到美国在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内外的坚决反击。在会议上，美国明确提出了巴格达条约的目的“不是加强一方面的优势力量”的论调，有些追随美国的国家也反对成立联合司令部，主张订立双边的军事联盟来代替。在会议外面，美国东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军总司令华尔特·布恩在会议前夕曾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同这些国家的国防官员和美国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官员进行会谈，企图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路透社也承认，石油丰产地波斯湾是使军事安排问题复杂化的主要原因。会议公报含糊地提到要成立一个“更为广泛的军事计划机构”，这就表明英国提出的军事计划是被一笔勾销了。 会议公报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所谓“经济发展”计划，但其内容是极其空泛的。经济计划中所列举的项目，不过是重复了一番美国“第四点计划”的内容，对于这个地区的巴格达集团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无帮助，只不过便利于美国推销更多的农产品罢了。而美国通过理查兹代表团为这个计划所提供的一千二百五十七万美元的经费，指定了要作为修建联系巴格达条约各国首都的电讯和公路铁路之用，而这些交通建设，正是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经济侵略计划服务的。 从这些情况看来，美国虽然仍不承认自己是巴格达条约集团的正式成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集团，使它为美国侵略中东的计划服务。英国在巴格达条约集团中的地位，已被进一步排挤和削弱。会议公报的空洞无物，也可以看到这个会议是开得并不愉快的。

第6版()专栏： 美国魔爪紧扼台湾经济命脉 侵入南沙群岛的日菲冒险家发现美军雷达站 据新华社7日讯　美国通过“美援”进一步加紧对台湾的经济控制和掠夺。 据台湾报纸透露，美国在台湾的经济权力日益加强。蒋介石集团的一切重大财政经济措施，都要由主持经援的美国国际合作总署台湾分署批准。消息说，台湾的“经济安定委员会”、“美援运用委员会”，名义上虽然是蒋介石集团“行政院”属下的机构，但这两个委员会和它的每一小组或分组开会，都必须有美国代表参加，并且经济上的一切决定要听从这些美国人的意见。美国正式派在台湾的经济“顾问”，从1954年一百一十七人到目前已增加到约三百多人。同时，美国在台湾还有十四个所谓“私人代表团”，垄断了台湾的对外贸易和许多工厂矿山企业的生产。因此，台湾社会人士称这些美国代表为一群“有特权的奸商”。 美国在台湾的资本势力不断扩大。从1951年到1957年度，美国通过“工建援助”等形式侵入台湾工业部门的资金约三亿多美元。美国不但控制了台湾官僚资本企业，而且以“贷款”的名义，操纵了三百多家民营工厂和农业生产。据报纸消息，原台湾驰名的扬子木材公司，现在正被美商达杜林公司以七十五万美元接管，以后该公司将完全由美国人经营。最近，美国还拨款三百万美元在台湾“协助”兴建焦煤厂，一切机器设计、工程建筑、产品销售、业务人员的训练，全由美国“寇伦炭化与机器公司”包办。其他新营酵母工厂、彰化蔗板工厂都是类似的以“美援”或“贷款”名义，替美国资本家开辟财源。在台湾沙糖和制盐工业中，美国资本各占60％。台湾的电力、交通运输、机器制造、人造纤维、化学肥料、造纸、食品等二十多项主要企业，无一不被美国资本所渗透和控制。最近，美国又派了大批专家和工程人员到台湾，正计划全面地开发和掠夺台湾地下资源。报纸消息说，台湾已成了美国大亨口下的“一块肥肉”。 台湾现在“美援”成灾。不久前，台湾修建石门水库和公路的工程，需要一万多吨钢筋等建筑材料，但是因为这个工程接受了“美援”，美国驻台湾经济顾问就强迫要以高价向美国去买。台湾机器工业界人士曾经一再呼吁要在台湾购买，但是被拒绝了。因此台湾生产的钢筋等建筑材料在台湾卖不出去，被迫杀价外销。 美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控制了台湾最主要的三十四个发电厂，从1954年以来，强迫台湾电力公司三次提高电费。这三次电力加价，共给台湾人民每年增加了二亿三千多万元伪台币的负担，并且经常有成百家的电灯用户，因为缴不起电费，被电力公司切断电源，停止供电。 据新华社7日讯　马尼拉消息：东京东洋贸易公司最近擅自派往中国领土南沙群岛的一个“勘查团”的负责人小竹芳雄，昨天在马尼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这个“勘查团”的成员同菲律宾人托马斯·克洛马在南沙群岛进行勘查时，曾经遇见在这个群岛的一个岛上设立了雷达站的一个美国空军单位。小竹说，他同克洛马都认出了这个美国空军单位的番号。 菲律宾律师兼商人托马斯·克洛马曾经擅自在1956年3月派了勘查队到南沙群岛进行勘察，命名这个群岛为“自由岛”，并且要求把它并入菲律宾版图。 克洛马同东京东洋贸易公司的这个“勘查团”到南沙群岛进行勘查以后，双方在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竟然公开宣布，他们已经就开采这个群岛上的磷矿、鱼产和海鸟粪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小竹在会上说，他的“勘查团”在南沙群岛的三个岛上发现了丰富的矿藏。

第6版()专栏： 菲律宾司法部长 主张确立对美军审判权 据新华社7日讯　菲律宾司法部副部长巴雷拉主张菲律宾在关于对美国军人犯罪案件的审判权的问题上采取同日本一样的程序。 巴雷拉6月6日在一次广播谈话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巴雷拉认为，日本法院对美国军人对日本人犯罪的案件有最后决定权。这一点同已经形成僵局的美菲谈判中所建议的制度比较起来，要好一些。

第6版()专栏： 基地不撤　斗争不息 日本人民继续反对美军扩充基地 本报综合报道　据日本报纸消息：在日本人民群起抗议美国兵杀死日本农妇的愤怒声中，日本各地居民不断地开展了反对美军扩充军事基地的斗争。 5月25日，福冈市工人、农民和市民等七百多人冒雨集会，抗议美军当局扩充板付基地。各界代表发言，抗议美军当局无视日本国民的正义要求，表示要团结起来为和平和独立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反对氢弹试验在街头征求签名的日本山妙法寺的和尚也赶来赴会，号召与会者“要同砂川町的居民一样有勇气，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携手前进”。大会向日本首相、美国远东军司令官发出抗议书。会后，群众并列队前往当地美国领事馆示威抗议。 曾在去年秋天为反对美军扩大基地而英勇斗争的砂川町居民，最近又为反对美军在当地扩建住宅、侵占土地而展开抗议活动。美军当局计划在砂川町中学附近修建住宅，把大量的土地划入基地范围之内，不仅有碍当地交通，并且将严重地影响学校上课。砂川町中学学生的母亲们最近举行了集会，决心为保卫孩子们的学习而斗争。砂川町町长宫崎说，美军修建住宅已遭到教员和母亲们的反对，要想得到町政府的同意也是不可能的。 茨城县东海村和胜田、那珂凑两市的居民，要求美军撤除投弹演习场的呼声，最近也在强烈起来。美国空军常在这一地区进行投弹演习，急骤上升的喷气式飞机发出的恐怖吼声，扰乱了当地居民和平生活；美军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常常落在演习场周围的农家和田地里，毁坏了房屋和庄稼。在最近三个月内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二十三次。去年春天，胜田市议会作出了要求撤除美军演习场的决议，最近该市以市长为首又提出了撤除演习场的要求。（附图片） 砂川町的妇女们欢呼“胜利万岁！”

第6版()专栏： 莫努里能成功吗？ 袁先禄 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紧张的组阁活动之后，宣告失败了。法国总统戈蒂又为物色新总理人选而忙碌起来。刚刚辞职的摩勒被请进了爱丽舍宫，但是他仍然拒绝组织新政府的任命。接着被召见的是激进社会党人雷纳·毕埃尔，他也不愿意接受这项工作。最后，终算有人表示愿意承办这件棘手的差使了，他是原摩勒内阁中的国防部长，激进社会党人莫里斯·布歇—莫努里。 在摩勒辞职后不久，布歇—莫努里曾经说过：法国的这次政治危机好像是“一副没有一块能凑得起来的益智分合图”。为什么现在他却甘冒失败的危险出来试图拼凑一个内阁呢？ 原来，目前保守派和社会党之间争持不下，各不相让。社会党固然因为保守派拆台，现在非要保守派接受条件不愿接受组阁任务，而右派没有社会党的支持又拼凑不起上台所需的议会多数。布歇—莫努里是原摩勒政府的成员，同社会党结过姻缘；他积极支持在阿尔及利亚实行武装镇压政策和共同市场计划的态度又颇受右派的赞赏。凭着这些资本，他企图左右逢源，得到社会党和保守派双方的支持而登台。 但是，摆在布歇—莫努里面前的困难是不少的。首先，他所属的政党已经陷于分裂状态，孟戴斯—弗朗斯要求改变现行阿尔及利亚政策的主张，在激进社会党内得到了极大多数的支持。其次，社会党已经宣布它只支持仍然执行摩勒的老政策的新政府，如果布歇—莫努里把摩勒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和增税计划原封不动地接过来就会像摩勒一样，受到来自左面和右面的同时反对。 巴黎的政治观察家对布歇—莫努里组阁的成功机会采取了保留的态度。现在要看布歇—莫努里能够拿出什么牌来。

第6版()专栏： 老挝王国会议就国内政局表示意见 要求新首相同寮方谈判须受国民议会约制 据新华社河内7日电　万象消息：老挝王国会议6月4日发表公报，对首相富马亲王的辞职表示遗憾。公报并且说，关于成立新内阁的问题，王国会议认为，新首相应该在各政党特别是议员中有威望和获得信任，使他能够不必讨价还价就可以取得足够的多数，以便顺利完成所给予的重任。 王国会议是应国王的最高代表王太子的呼吁，就内阁危机和成立新内阁的问题而发表意见的。富马是在5月30日在国民议会对政府提出的两个有关寮国战斗部队的问题表示不赞成以后提出辞职。6月3日，国王委任国家党主席萨索里特组阁。据法新社透露，万象一般消息灵通人士6月4日透露，萨索里特的方针是组织以国家党为基础、有独立党和民主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对于萨索里特有无实现联合政府并且在国民议会获得授权机会这一点，预言是“十分保留”的。 王国会议在公报中说，国民议会在投票中表示不认为富马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双方执行它们的协议和联合声明已经获得成效，这不应意味着国民议会不同意政府的行为，因为政府对于未能执行协议不能负责，“因为寮国战斗部队老是提出新的要求”。 公报说，国民议会可能是要表示它对实现这些协议的程序的不满，而大家希望通过这些协议真正实现老挝的统一。王国会议认为，可能是国民议会不愿意寮国战斗部队打算以像“另一个国家的代表”那样的地位，来同王国政府平等谈判，而希望这些协议要通过“合理的、合乎宪法的另一种程序”来实现，即：在桑怒和丰沙里两省恢复王国的政权和重驻王国军队，把寮国战斗部队的干部并入王国的政权和军队之中，准许寮国战斗部队成为一个为国家的合法当局所承认的政党——“老挝爱国阵线”，然后参加联合政府，并且拥有一切老挝公民的政治权利。 王国会议要求新首相应有为国民议会所通过的“非常明确的行动纲领”，预先要求国民议会划出可能向寮国战斗部队让步的界限，同寮国战斗部队就一定的问题达成的协议应该得到国民议会的批准，然后才就新的争执问题继续谈判。 公报最后说，在达到国民议会划定的让步界限的时候，同寮国战斗部队的谈判就应该被认为中断，王国政府应该报告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并且提交联合国，“以便谴责外国的干涉，这种干涉至今仍成为寮国战斗部队（向政府）提出要求的唯一原因”。

第6版()专栏： 法国组织新阁活动一波三折 共产党拒绝授权莫努里组阁 据新华社讯　法国组织新内阁的活动又遭到了新的波折。 力图及早组成战后法国第二十三届政府的人民共和党主席弗林姆兰在奔忙了六天之后，由于社会党拒绝政府，不得不在6月5日正式宣布组阁失败。经过紧张的商谈后，戈蒂总统已经在当天晚上委任摩勒政府的国防部长、激进社会党人布歇—莫努里筹组新政府。 在布歇—莫努里接受组阁邀请之前，戈蒂曾经先后邀请摩勒和摩勒政府的教育部长、雷纳·毕埃尔组织新政府，但是他们都拒绝了。 布歇—莫努里在6月6日开始进行试组新阁的活动。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在两院的议会党团和在法兰西联邦议会的党团为此发表公报说，法国共产党拒绝授权主张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的部长布歇—莫努里组阁。共产党只能支持立即谋求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促使通过使有钱人出钱的财政措施的总理。公报号召法国共产党人努力争取同社会党劳动者组成统一阵线。 据“人道报”报道，法国各阶层人民都要求成立一个能实现1956年1月议会选举时大多数选民所赞同的纲领的左翼政府，以满足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裁军的共同要求。

第6版()专栏：花絮 蚂蚁能救火 蚂蚁是天生的救火队员，如果一个蚂蚁巢穴中掉进一个燃烧着的物件，这个巢穴中的群蚁便会立刻把这个物件团团围住，然后从口中喷出蚁酸，这种蚁酸能使火熄灭。

第6版()专栏： 法军在阿尔及利亚到处挨打 叙总理要求联合国调查法军暴行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巴黎报纸报道，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处境日益困难。在大卡比利亚山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在过去几天中同法军连续展开激战，牵制了四千多名法军。 在梅德阿、波尼等地，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4日晚间，阿尔及利亚起义者袭击了德兰仙的法军岗哨。在城内阿拉伯居民区，受地方居民支持的起义者和法国士兵进行了剧烈的巷战。 由于法军处处挨打，法国殖民主义者加紧采取恐怖手段，向手无寸铁的阿尔及利亚平民进行报复。 据“法兰西晚报”报道，阿尔及利亚军区司令马休将军的陆战队又重新出现在阿尔及尔街头。许多城市的宵禁时间也提得更早了。报纸还透露，在阿尔及尔市的阿拉伯区里曾经有一群殖民者企图占领囚禁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的监狱，以便对他们行凶。 在法国国内，法国当局在6月6日黎明出动了一千名警察，对巴黎市区和市郊的北非籍居民区进行了大搜查，并且以“参与阿尔及利亚叛乱”的罪名逮捕了一百二十六人。在塞纳、塞纳—瓦斯和塞纳—马恩等省，警察也搜捕了许多有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嫌疑的北非居民。 另一方面，法国社会人士越来越积极地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据“新闻报”消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拖延日久，法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报纸说，认为应当“同起义者谈判”的主张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 另据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总理阿萨利6日要求联合国调查法国军队上星期在阿尔及利亚迈卢兹的大屠杀。在这次大屠杀中，有三百零三个穆斯林被杀害。 叙利亚报纸6日刊载了一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谴责法军在迈卢兹大屠杀的暴行。

第6版()专栏： 联合国紧急部队 抗议以军侵入埃及领土 新华社开罗7日电　驻在埃及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总部6月6日晚上宣布，它已经就以色列军队在6月5日侵入埃及领土一事，向以色列当局提出正式抗议。 设在加沙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总部说，一队由七人组成的以色列巡逻队在拉法以南地区侵入埃及领土五公里，在撤退之前曾经开了几枪。

第6版()专栏： 英国放宽对华“禁运”以后 肖德义 英国在5月30日宣布单独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这个决定已从6月5日起生效。英国这次不顾美国的反对而独立行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了普遍的共鸣，许多国家正在酝酿采取类似的行动。挪威已宣布同英国一样放宽对华贸易的限制。 英国在最后采取这个决定之先，曾经一直企图能够同美国取得协议。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会议上，英国和其他十三个参加“禁运”的国家同美国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谈判。英国主张取消对中国贸易的特殊限制，使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同对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英国的主张得到了除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参加国的支持。但美国仍坚持它自己的主张，只同意稍稍放宽对中国的“禁运”，而要求把原来在对中国“禁运”的货单上的许多种较重要的商品，加到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禁运”的货单上；另外还要收紧对所谓“例外程序”的运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名为放宽而实为加强“禁运”的办法。 日本和西欧各国希望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同时也想扩大它们同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近一两年来，西欧各国为了缓和它们的贸易危机，曾经设法在继续“禁运”的同时，扩大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它们还利用“例外程序”输出了一些被“禁运”的商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想要增加西欧国家同社会主义阵营贸易的壁障，而自己又不愿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市场，西欧国家为了本身的根本利益，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特别是英国，它是没有对外贸易就不能生存的国家。美国一面用“禁运”束缚英国手脚，另一面又把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当作择肥而噬的俎上肉，它在拉丁美洲、西欧、亚洲等处市场上，都猛烈排挤英国。不久前提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更是向英国的殖民利益大举进攻的信号。面对着这样的局面，英国在过去几个月中，采取各种方法向美国进行反击，企图挽回颓势。首先是在裁军的问题上跨出了独立的一步，接着就在“禁运”问题上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英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不仅是反映了它们在经济上的矛盾，它们的争夺市场和殖民利益方面的斗争，而且反映了它们政治上的矛盾，它们争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支配地位的斗争。 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禁运”一直是美国套在英国脖子上的一根索子，既损害英国的经济，也损害英国的独立地位。几年来，英国政府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为了“英美的同盟关系”，始终不敢摆脱这一束缚，而一再祈求华盛顿的谅解。但是事实证明，英国愈是恳求美国的谅解，美国对英国就愈是强横霸道。从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到百慕大会议，许多英国人对英美关系的幻想破灭了。英国统治集团也终于发现，战后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结果，已经把英国带到了破产的边缘。所以这一次英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而且不同美国在谈判中继续纠缠，而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英国的这一行动，加上它在裁军问题上的独立行动，像英国统治集团所期望的，已经提高了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在西方国家中习惯于发号施令的美国说来，英国这一行动无疑是一颗很难吃的丸药。英国单独宣布放宽“禁运”之后，美联社认为，这是埃及事件以来“伦敦使华盛顿在外交上受到的最沉痛的失败”。这是有相当道理的。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像一些西方国家报纸所指出的，在英国采取这个行动之后，华盛顿虽然表示了遗憾，却没有对英国进行特别激烈的攻击。这里面也是有原因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迫使它的“盟国”就范的武器主要是援引所谓“巴特尔法”，以停止美“援”相威胁。但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实力有了恢复，而美国现在给英国的“援助”已为数不大，因此这种威胁的力量已经不那样大了。同时，英国的主张，代表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情绪和要求。美国如果压得过火，反而会使自己更加孤立。另外，即使是在美国国内，对于美国政府在“禁运”问题上的死硬态度也已啧有烦言。最近，就有一些美国议员和报纸埋怨美国政府“无视生活中的现实”、“关起窗来不看这个市场（指中国）”，并且要求“彻底研究”美国的政策和调查美国公司同中国贸易的“可能性”。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坚持对华“禁运”政策，不仅在国外遭到普遍的反对，而且在国内也日益不得人心。美国政府既然还要抱住“禁运”政策不放，以示同我国敌对，而又缺乏站得住脚的理由，陷于极度的被动，处境如此，对于英国单独决定放宽对华“禁运”虽有不满，要比表示遗憾作得更凶，也是难矣哉。 至于英国的行动，也是不彻底的。它在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的同时，表明它并不全部放弃“禁运”政策，并且还将留在所谓“中国委员会”之内。它对中国贸易的某些商品，还要同美国谈判，规定数量上的限制。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还在下院特地声明，英国的行动“不影响美英关系”，又派了英国驻美大使馆人员向美国进行解释。这说明了，英国虽然是逼上梁山，作出了一些独立的决定，但对它的那位“大伙计”的脸色，仍然是很敏感的。英国要达到完全独立，还得有许多步子要走。 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间，一些独立性比较多一点的国家，已经采取行动或准备采取行动；另一些国家——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则是欲动又罢，生怕得罪美国老板。西德是因为最近正在搞“美德轴心”，阿登纳刚从美国回来，它在许多问题上正需要美国大力支持。日本由于它对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本来是要求放宽“禁运”最迫切的一个国家，可是在英国已经行动起来之后，日本政府却畏缩不前，打算在美英之间采取“居间调停的方针”。这也暴露了日本政府今天还是相当软弱，在一些重大的、同日本切身利害有关的问题上，还要看美国的眼色。还有比较多的国家，现在暂时采取观望态度，打算再看一看发展。 无论如何，在“禁运”问题上的斗争的发展，证明了一个真理：形势比人强。随着华盛顿的“禁运”堤防的决口，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势必引起一系列的政策上的调整，不管华盛顿愿意不愿意，局势总是要向着同它的意愿相反的方向继续发展。

第7版()专栏： 党外人士怎样帮助党内整风 邓初民 一，工人阶级政党的两个特点 中国共产党，亦即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全世界所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一样，它具有与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都不可能有的两个特点： 第一，在任何时候，它决不隐瞒它的正面的政治主张，它认为这样作是可耻的。它正面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是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工人阶级要达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必须通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可用和平改造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往往是长期的、复杂的，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从物质生产起到思想领域止的一切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工人阶级政党对于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一系列的正面的政治主张，不是由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形成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决定的，它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它用不着隐瞒，要隐瞒也隐瞒不了。 第二，在任何时候，它不掩盖它反面的缺点和错误，它认为这样作更是可耻的。它不唯不掩盖它的缺点和错误，还要经常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它不仅依靠自己本身经常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还要发动广大群众来帮助揭露它的缺点和错误，它不仅要揭露它的缺点和错误在那里，而且要挖掘出缺点和错误所由产生的思想根源，要从缺点和错误中吸取教训，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其方式、方法，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有着一千二百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又是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它要在这样一个大国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足够的经验，特别是缺乏足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体的说，在经济、政权建设和文教建设事业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理解的，有了缺点和错误（甚至有些是很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而不形成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或者说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也不是由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必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例如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党的地位，社会关系已起了根本变化，而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变化和自己所处的地位，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来处理问题，甚至沾染了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从而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是不能掩盖的，要掩盖也是掩盖不了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党内又一次展开了整风运动，鼓励党外人士大放大鸣，互相监督，以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是非常及时的英明措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性的胜利，已奠基于此，这在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有它充分的信心的，问题是在党外人士如何来帮助党内整风。下面我就要着重地来谈这个问题。 二，只有坚定立场，端正态度，才能帮助整风 那么，我们怎样来帮助党内整风呢？就是要尽量地、毫无保留地揭露某些党组织和党的同志们的缺点和错误，揭露因此而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其火力则要集中在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老爷架子上，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逐渐减少，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从当前所揭露出来的各机关、各学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缺点和错误来看，都是由某些党组织和党员个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但是决不能把整个党看成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人因为学校里有矛盾，就主张取消学校里的党委制；公私合营企业里有矛盾，就主张取消公方代表等等，这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制度，而在某些党组织和党员个人没有合理合法地运用这一制度。换一句话说，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有一大半是人的问题，人不好，什么制度也不会好，制度不好，单靠好人也不会办出好事来，古人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前者是指人说的，后者是指制度说的，它说明人与制度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是全面的观点，否则就是片面的。一切片面看问题的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而在制度与人两者之间，人是比制度更重要的，没有好人来运用好制度，任何好制度都是死的东西。所以整风主要是要整人，整某些人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 某些党内同志，为什么有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呢？我认为基本上是一个立场问题，党内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沾染了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丧失工人阶级的立场。所以党内整风就是要把那些丧失工人阶级立场的分子、有特权思想的分子，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恢复工人阶级的立场。对于知识分子的党员，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加强党性，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所以我认为党内整风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加强党内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坚定立场的运动。因此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也必须首先要有立场，起码要有人民立场，最好是有工人阶级立场（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党外各阶层人士正在向工人阶级转化，这个要求是不算高的），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立场，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来帮助党内丧失了工人阶级立场的同志，从新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决不能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如果这样，我们对于党内整风运动就不会有什么帮助。 此外，这次整风运动，党中央的指示，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的，就共产党内部来说，对于各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那么，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主要也就是要帮助党内同志认真地检查这些情况和现象，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和解决。如果离开了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这些主要方针情况的认真检查，离开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从团结出发的宗派主义和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这几种严重的、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的认真检查，而过于挑剔小针眼、小漏洞，这将分散当前整风主题的注意力，削弱整风的效果，也就不能达到帮助党内整风的目的。 还有，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也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这对于共产党内部来说，必须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必须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煞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使批评变成令对方不能接受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也说明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是党内整风所持的原则和态度，那么，党外人士要达到真能帮助党内整风的目的，也必须坚持这种原则和态度。但最近在某些报纸上所看见的，或在座谈会上所听到的，却不一定都能保持这种态度，慷慨激昂者有之，谩骂控诉者有之（当然是极少数），这可能确实有些人受了委曲，遭了冤枉，从而情不自禁的出来为之代鸣不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令我很为惋惜的，就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主义血腥统治下，摧残压迫进步人士，无所不用其极，无辜青年被陷害虐杀者，冤沉海底，永无平反之日，那时，却很少看见有人出来讲几句平平常常的公道话，至于慷慨陈词，谩骂控诉，那就更加不敢了。这是不是住惯火坑的人，反而心安理得，一到乐园就听不得蜜蜂叫呢？这可能也是不足怪的事。但是决不能以此为根据来为共产党员掩盖缺点和错误，来把某些共产党员不尊重别人的人格、违法乱纪的行为，也说成是合理合法的。我在这里只希望帮助党内整风的某些党外人士，把过去与现在对比一番以后，心平气和一些，不要叫态度粗暴的个别共产党员，说党外人士的态度也一样粗暴，这是帮助党内整风要端正态度的问题。而且要知道，自有历史以来，毕竟只有一个党——中国共产党，才能这样虚心，知过改过，“闻过则喜”，要他们对于人民犯了错误的党员，先向人民伸出手来，赔情道歉，以求达到团结全国人民的目的。经过这次整风，我相信中国六亿人民，必然会要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副重担子，共同挑上肩来。中国毕竟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天下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天下，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绝对没有想到党的本身还有任何利益。个别党员的特权思想，或者有如人说的“党天下”的思想，决不能以一斑当全豹。党外人士在帮助党内整风的时候，尽管要尽量地、毫不保留地批评个别党组织和个别党员的缺点和错误，也决不能把可爱的婴儿和澡盆的污水一起泼掉。 三，当前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本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假如把毛主席本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带有思想指导性的报告的学习，看作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就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虽然诚恳的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而某些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似乎还有抵触情绪，不敢或不愿鼓励党外人士大胆鸣、放，大胆提意见和批评，甚至对于鸣、放出来的许多意见和批评，表示讨厌和愤慨，也就是说，拒绝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荀子说：“是吾而当者吾友也，非吾而当者吾师也”，我以为这样说还不够，应该加上一句，“非吾而不当者亦无师也”。这种精神，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任何党组织和党员，在整风运动中，都应该具有这种胸襟，否则整风将流于形式，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也成为一句空话，而自己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也永远整不掉。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一个多月来，鸣、放已经大大展开了，提意见提批评，似乎已达到很尖锐的地步，所谓慷慨激昂者有之，谩骂控诉者有之，但似乎仍有人认为鸣、放得还不够，还有许多东西没有鸣出来放出来，还有许多东西锁在保险柜里，党外人士也无从鸣出来放出来。这恐怕也是事实。矛盾必须彻底揭发，毒疮脓根必须从根拔掉，假如还有没有鸣、放出来的东西，必须让它尽其所有地鸣、放出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进行的整风运动，正是要作到这一点。但在鸣、放之中，似乎仍有某些人存在着种种顾虑，不敢放不敢鸣，怕报复打击，不愿放、不愿鸣，怕指出了缺点和错误，始终得不到纠正和改进。这中间包含有从个人出发的成分，没有想到为人民利益，为社会主义建设利益，就不应该前怕虎、后怕龙；这中间也包含有对党信任不够的成分，认为有错必纠、认为边整风边改进的说法不一定靠得住。实际上从个人出发也好，对党不够信任也好，都是由于根本没有理解工人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特别是由于根本没有理解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乃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特别是在各兄弟国家人民中的威信。有人怀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会分割开来，或者想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党分割开来，这不仅是有如赫鲁晓夫对美国广播记者所说，是一种“陈腔滥调”，而且是由于他十足的盲目无知。这是不好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不能帮助党内整风运动的。 我们要帮助党内整风，必须把我们认为还没有鸣、放出来的东西，干脆、彻底、全部地把它鸣、放干净。因为个别党组织和个别党员，几年来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以感想代替政策，把好事办成坏事，确实是有着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的。然而，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外，我们党外人士，也只有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不要一提起来就冒火，甚至于握紧拳头，专门出个人的气。也就是说，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恨，而要把他当作病人来救。中国有句古话：“忠告而善道之”，这是我们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内同志应有的态度。假若“忠告而善道之”，他还是不理不睬，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作“垂涕泣而道之”，这也是我们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对于犯有错误的党内同志应有的态度。这样才合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的要求，这样，才能完成帮助党内整风的神圣任务。古人说：“诚可动天”，又说：“至诚无物”。我们能否帮助党内整风，这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条件。我们必须诚诚恳恳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提意见。来展开恰如其分的批评，决不是个人出口恶气。整风运动，在党内来说，既是一个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党外人士也必须这样，才能随着整风运动得到思想上的共同提高。党外人士也正需要在帮助党内整风运动中得到思想上的共同提高。古人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两句话，在帮助党内整风时，特别值得我们加以深思！

第7版()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 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 本报讯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在6月5日、7日两天下午继续邀请党外教授、副教授、讲师座谈，先后发言的有十一人。会上有些人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也对葛佩琦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 吴景超说：党委领导学校是不可动摇的。目前不是要不要党委领导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党委领导的问题 吴景超说，党委领导学校这一原则，我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不承认党委领导，就是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行动就会迷失方向。目前的问题，我以为不是要不要党委领导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党委领导的问题。加强党委领导的道路就是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过去，人民大学党委会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我们大多数民主党派，非党教员、学生，从来没有被邀去征询过意见。自去年以来，我们开始对于校务采取了积极过问的态度，但是传统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过来的。我们能够过问的事还很少。但是我们并不灰心，希望总有一天，我们的主人翁感觉真正能够树立起来。我们一向所努力的，就是要求学校设立一些委员会，特别重要的，就是成立财务委员会，以及教学人员聘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只是研究性的，谘询性的，对于学校某些方面的问题，经常进行些调查研究工作，并在这种工作基础上，提出建议，学校党委和行政，有这些委员会作助手，只会把工作做好，而不会产生任何坏的影响。 李景汉说：旧知识分子是爱祖国的，希望给以适当工作条件 李景汉希望党把追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印象改变一下。他说，院系调整以后，旧知识分子放到新岗位上。领导上曾说过，几个月可成为小专家，几年可成为大专家。我看，一二十年最多是走上学术之路，更不用说赶上先进水平。不仅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成为专家。那么要依靠些什么人呢？依靠旧知识分子。十年能赶上世界水平吗？我看不能，起用旧知识分子稍微晚了一点，因为他们在解放前，如赵锡禹、戴世光的会计统计是和世界水平差不远的，但八年与外界隔绝，因此未免生疏。我相信如果给予旧知识分子以条件，他一定会愿意实事求是地来工作。我绝对相信这些人是爱祖国的，对得起党对他们的信任。 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1949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 汪金丁说，我们批评党员，是因为我们热望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更加提高，要求党员的党性更强。我们希望领导全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更加强大、更加巩固。 有了这种共同的愿望，即使在讨论中我们有分歧的意见，但我们是有共同语言做基础的。但是就在这里，我也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一种意见：我们不要采取朋友的态度对待党的整风。他曾经说：“共产党的肃反运动搞糟了”、“物资供应紧张了”、“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了”、“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他认为整风的时候，就是向党算帐的时候。说这些话的人，就是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一个人对他憎恶的事物，他所敌视的事物，是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的。我觉得这完全无足奇怪。但是每个拥护共产党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葛佩琦的任何借口。我相信在座的同志，都知道怎样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我更相信人民大学的同学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是理解在党的整风期间，他提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的这种说法是有什么涵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在批评党内某些缺点或错误的同时，对葛佩琦的这种意见，失掉了我们应有的清醒。 杨承祚说，对党的批评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不是为了攻击，不能借大鸣大放泄私愤 杨承祚说，学校已经大鸣大放，多数人是从爱护共产党的心情出发，帮助党整风。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代表人民的意志。对党的批评要从爱护党的心情出发，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但是有人不是用这种态度讲话的。有人说，“共产党无恶不作。”我们不可设想，如果没有共产党，谁能领导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这三大敌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呢？谁能领导中国人民作出惊人的事迹呢？有人说“共产党比蒋介石还坏。”这是错误的！假如中国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蒋介石就会复辟，地主就会复辟，帝国主义的魔掌就会伸进来，中国就会暗无天日。因此，绝不能否认党的领导，不能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对党提出尖锐的批评，应当使人心悦诚服，批评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不是为了攻击，尖锐应当恰如其分，不要混淆是非，不能借大鸣大放泄私愤。不然，就是违背大放大鸣的精神。 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 赵玉珉说，有人认为“肃反是党整我们，这次是群众整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过去肃反是党和人民一道肃清反革命，是对待敌人的问题；这次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我对于葛佩琦的观点，坚决反对。葛佩琦所说的“统购统销搞糟了”，是片面的。统购统销从根本上斩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怎能说是搞糟了呢？葛佩琦的社会主义立场跑到那里去了？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错误的。

第7版()专栏： 中央民族学院党组织 在整风中听取教授意见 本报讯　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开始以后，党委会曾邀请教授举行过许多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教授们对学校里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批评。 吴文藻说，教授治校与今天时代环境不适合 吴文藻教授说，教授参加办校是可以的，但“教授治校”与今天时代环境不适合。我认为我院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民主办学”的方针比较合适。他说，我院党政区分不大清楚，党不应代替行政，党的方针应通过行政来贯彻实现，由党员院长来体现。他说，校务委员会制在我们学校里是可以考虑的，这是高等学校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闻宥说，今天在替人治病的当中，同时还要替自己治病 闻宥教授说，有的人可能怕拆墙，因而采取“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的态度。墙必须拆除，为了拆墙，即使碰伤了一两个手指头，也不在乎。不久以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他对我说：自从解放以来，每次运动我们总是当病人，这回我们要当医生了。我觉得他这句话也不够全面，当医生我们自有责任，但是，我们自身还是有病的。所以今天在替人治病的当中，同时还要替自己治病，目前我们是带病行医。 傅东焕教授说，“教授治校”在中央民族学院是不合适的。我院领导工作都是与民族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对我院的工作开展是有好处的。如果党退出学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像的。校务委员会制是一种形式，但党的领导也是不可缺少的。 林耀华说，共同努力拆墙 林耀华教授说，中央民族学院办预科是必要的，但应该做好分工管理工作，指定一个院长专门领导预科，同时，像教务处和其他一些部门也可以分工。这样既可以照顾预科，又可以照顾其他系科，不能同不同特点的教务工作混同起来。他说，党员和知识分子往来很少，有些党员认为知识分子复杂，难办事；有些知识分子怕党员，说党员冷冰冰的，不容易接近。实际上这些意见，都是因为互不了解，互不交往而产生的，现在要拆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拆倒。 王静如说，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不必铁面无私 王静如说，墙是两面打的。但是，拆墙还需砌墙人。各种各样砌墙的人都有。有的共产党员说，他是铁面无私的。我看，共产党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何必铁面无私？有人做了党员之后，立刻摆上了一副面孔。全中国非党员那么多，摆上一副铁面有什么好处呢？结果人不同他谈话了。有一个领导同志，见我就下自行车，下了多少次。我感动了，就向他提意见说，你可以下去了解了解学生中的情况。为什么我能对他提意见呢？这就是他下自行车换来的。

第8版()专栏： 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 ——和章乃器先生商榷 小雅 1924年列宁逝世的时候，斯大林作了追悼列宁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章乃器先生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发表于5月14日人民日报）提到了这一句话，他认为：“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章乃器先生又说：“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客观需要；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马上就会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 我不同意章乃器先生的这些说法。 斯大林的这句话不能“单从文字”去理解。比如，“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这么说：“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这句话，如果“单从文字看来”，好像也是“不科学”的，也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如果“单从文字看来”，这种“不科学”的、“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句子，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出很多很多。这能不能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呢？我看不能。问题在于，有些人以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字一句，都是刻板的教科书的语言，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应该“铁青着面孔”，没有感情、没有诗意，句句都是直截了当的政治口号。把斯大林所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马上”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这种人的确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的理解也的确是幼稚可笑的。 伏契克写过一篇激动人心的政论“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注），文章里也引用了斯大林在追悼列宁的誓词中所说的这段话“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伏契克说：“是的！”他接着阐发了斯大林的这段话，他说，共产党员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热爱劳动……“所以当为了开辟通向真正的、自由的、完满与欢乐的、名副其实的生活的道路而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时，我们毫不犹豫。”他说： “这指的是你，共产党员同志、是你，列宁军队的战士。无论你在何处工作、无论你在革命的任何前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斗，无论你在何处——在前沿阵地或是在敌人监狱的拷问室里——你永远都要天天反躬自问一下：我不愧作为一个伟大列宁军队底战士的光荣吗？能够忠诚地履行斯大林同志代表我所宣读的誓词吗？我已经锻炼得能够在将来完成历史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吗？” 伏契克就是这样理解斯大林的话的。我们已经在“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中看到，他究竟是一个具有如何的特种性格的人！是一个由怎样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很显然的，所谓“特种性格”和“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做到这一点了？不能这样说。但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却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不好的共产党员，患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之中有些人，往往以“特殊”自居，然而他们的“特殊”，是站在别人头上的“特殊”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特殊”，是享福在先的“特殊”而不是吃苦在先的“特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真正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格”和“特殊材料”是毫不相干的。 章乃器先生说，“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特殊”自居了。这种情形也不是没有；但是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我国古代有个传说：同样是蜜糖，柳下惠看了说可以孝亲，盗跖看了却说可以粘门闩；欧洲也有句俗话说：“小偷可以从哲人那里找到自己的语言”，但是不能据此就说哲人是小偷的辩护人。试问：如果沙文主义者歪曲地援引了列宁的“论大俄罗斯人底民族自傲心”，如果专横恣肆的人片面地援引了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二篇著作贬为他们的思想基础？我看是不可以的。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岔子似乎已成为赶时髦的事情。诚然，从现在看来，斯大林的著作中有若干是过时的、错误的东西。但就是正确的东西，包括马、恩、列的正确的东西，如果当做教条来理解，断章取义，“单从文字看来”，而不体会其精神实质，也还会弄到一无是处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不就是一个例子么？ （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伏契克文集”第一五七页 （原载5月29日新闻日报）

第8版()专栏： “排斥”和团结 刘甲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发言，见5月31日人民日报。） 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说党员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就排斥别人，这都容易理解，也都对。但是，说反革命也包括在六亿人民之中，说反革命也是中国的主人，说共产党员连反革命也不能排斥，难道这也像是一个国家主人翁说出来的话吗？既然认为反革命也包括在人民之中，不能排斥，要加以团结，自然就不能不认为：“肃反运动搞糟了”、“共产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杀共产党人这不能说不爱国”、“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等等。 谁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内部的团结，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基础之深厚和巩固，都是空前的。这些都是前进的发展，是好事。而这些好事的成因之一，就是基本上肃清了国内的反革命。现在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为了更进一步搞好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而这种团结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排斥”反革命。反革命同人民大众誓不两立。因此，要取得人民内部的团结，就要“排斥”反革命。要共产党不“排斥”反革命，就是要它离开人民去同反革命讲团结，如同要鱼离开水，投身向火。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存在一天，就要“排斥”它一天。据我看，把反革命也包括在六亿人民之中的立场观点，就是隔在葛佩琦和葛佩琦之流同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之间的深“沟”和厚“墙”。这种“沟”和“墙”，如果葛佩琦之流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只由共产党员和人民大众来填、来拆，是无法填满和拆平的。 自然，葛先生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内心话，那是好的。对他所讲的话，我也并不全部“排斥”。其中有些在客观上具有逆耳忠言的作用，不失之为给共产党员的一种忠告。对这部分应该欢迎，并借以引起深思；有些只是发泄胸中的不满，是些气话，对这应该谅解，并进一步去探讨引起这些不满的原因，在可能的条件下，加以消除；而只是对一些不分敌我颠倒是非的观点，却非加以否定，或者“排斥”不可。这“排斥”的目的，也是为了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没有必要的“排斥”，也就不会有必要的团结。

第8版()专栏： 无题有感 锺怀 卢郁文先生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说了些拆“墙”须从两方面来拆的话，提了点不同意某些人对共产党的批评的意见，于是匿名信来了，辱骂和威胁来了：“为虎作伥”，“无耻之尤”，“及早回头”，“不会饶恕你的”……。 “有理走遍天下”。不能以理服人，而想依靠写恫吓的匿名信的办法封人之口，这才真是“无耻之尤”！ 有这种想法和做法的，还是“及早回头”吧！ ＊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有人说：“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现在党快垮台了！” 我看不然。谁曾看到有哪一个行将垮台的政党，不仅自己公开揭发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且下请帖邀请党外人士来大肆批评呢？ 共产党是不怕揭露矛盾、展开批评的。越批评越健康。每经过一次整风，就有一次新的更大的胜利。 说这话的，也未必不懂得这一点。不过有时候情不自禁，就难免吐露出自己的一相情愿的想法来了。

第8版()专栏： 小湖波号 罗祥生 水位超过堤高一公尺以上了，加上连续了几天的大风浪，把湖堤和抢险赶筑起来的子埝也扫平了。西洞庭湖成了一望无际的海洋。 湖波号自从涨水以来就没有停息过抢险任务。昨晚又接到汉寿县委的指示，要它把太白湖乡政府大屋里的农民火速抢救出来。小湖波号上足了煤，当天午夜立即出发。 行船不久，气温突然下降，靠北边天际显得十分阴沉。“大车”——一位有二十多年航海经验的水手，在座位上扭过头来向大伙打招呼：“有风来。” 史有祥（工会小组长——这次抢救任务的负责人）放开了嗓门：“大伙注意，有风来，快准备！”。 狂呼怒吼的北风，阵阵加大，很快由六级七级转为八级。浪头从无际的北方排山倒海的滚来，水面抛起一道道的水柱，伸起头来向前一扑，似乎要吞灭什么似的又赶向前一个浪头去了，两个浪潮之间出现了一道道的深渊。它们把小湖波号一下高举起来，一下又给甩了下去。凶险的横浪，把浪头打到船身上，发出碰擦碰擦的巨响，浪头撕破了船身两旁的布围，打进了船里。 船簸得很厉害，史有祥跨开八字脚，摇摇摆摆的从船头跑到船尾，从船尾跑到船头。他看了看机舱。司炉满头大汗正一铲一铲的向炉子送进新煤，一铲一铲的从炉底挖出煤渣，火烧得挺旺的。他听了听机器，机器也转得正常，只是节奏越来越急促了。他又到司机台。只见那“大车”目不转睛的看着浪势，安详的把握着舵柄，但他还是担心机器出故障，误了大事。 汽笛频繁的发出一声声的长鸣。大伙都懂得“大车”的用意，他要让汽笛的呼声去唤起人们生命的信心，让人们知道有人来救他们了。 “看！那屋顶上有个人。”红脸庞小鬼叫了起来。 “到了，那就是乡政府。” “乡政府大屋没有倒！”人们欢呼起来。汽笛也呜呜不断的欢鸣。 乡政府大屋被大浪袭击着，船不能靠近，只好在离大屋六、七十公尺远的几棵老杨树旁停了下来。 水手赖阿根一个箭步从舱里取了浮砖捆在身上，还没等史有祥开腔就跳上了小船。史有祥急忙喊道：“慢着，让我调派一下，老赖，你驾一个，我驾一个，还来两个帮手。”水手们争着要上小船。管茶水的红脸庞小鬼推开了大伙，向着史有祥说道：“风浪里我的本事大，我去。”史有祥同意小鬼跟他去了。两只小船冲向大屋。 大屋的情况万分紧急。房子本来修得还结实，但是年代已经很久，加以风浪涌进涌出，情况就危急起来。快靠近大屋，小鬼就听到屋梁吱吱发响，他向史有祥喊了一句：“会垮。”“沉住气，不要紧。”史有祥向小鬼使了个眼色。 小船在屋子西头靠住。史有祥一个翻身跳到了楼板上。 楼上黑压压的人头顿时浮动起来。呼救声，哭泣声，婴儿号叫声闹成一片。有的人还从原来位子站了起来赶向史有祥。看着秩序要混乱了。史有祥大喝一声：“不要动！”接着说：“房子危险了，我们专来接你们，一个也不会放弃。” 他向屋里扫视了一周。屋顶足足坐了百来个人。靠西头楼板上，一家家老小围成一团。靠东头只有横梁没有楼板，人们就用木板长凳搭在横梁上坐着，有的手拉住椽皮，脚掉在水里。 县里派来的老童也翻进来，他一进屋就向大伙问：“陈支书在吗？” 陈支书连忙应道：“在这里。”陈支书是党指定留下来招呼群众的。 “老史，两只船不够，老陈，你们自己有多少船？”老童问。 “我们还有八只船。” “赶快组织起来。” 陈支书在人群里挑选着划船的汉子，人们几天来受了虚惊，有的人一两天没有吃饭，找来找去才找到六个农民出来划船。 “我划一个。”老童说。 “老童，咱们二车是里手，请他也划一个。”史有祥说。 红脸庞小鬼被安排搀扶老幼上船。 翠寡妈左手抱了小孩，右腋挟衣包，还提小箱子。她走近了楼口，小鬼先从她手里把小孩抱给小船上的人，然后扶着翠寡妈上了船。但是翠寡妈刚站定，小船一簸，她向后一仰，滚到湖里去了。 人们一齐喊叫起来。 小鬼一下解下了身上的浮砖，吸了口大气，双脚朝穿方一蹬，腾空一跃也插到了湖里。小鬼撒开了双手在湖里摸来摸去。一个浪头把翠寡妈从湖底卷出了水面，另一个浪头把小鬼也卷了出来。小鬼看清了方向，一个氽攻靠近了她，然后用双手从后面搂住了翠寡妈的肩膀，使劲的把她举了起来。举、举、举出了水面。 翠寡妈上了小船，号啕大哭，她边哭边说：“同志，你救了我的命。你叫什么？” 小鬼没有作声。 “同志，我牛伢子寄拜你，寄拜你。” 这一下，这个十七、八岁的小鬼感到十分害臊，羞答答的低下了头。 十只小船艰难的在湖里划着。农民中挑选出来的划船手有的跑一趟有的跑两趟就精疲力竭了。浪大船小，跑一趟才装了四、五个人。天色又看着黑了，十只小船渐渐的减为八只，最后只剩了六只。史有祥心里火急，他使上了全身力气，来回拼命的划着。赖阿根也无声无息的拼命的划。 直到夜幕完全笼罩了湖面，陈支书他们才最后离开了大屋。 史有祥满心喜欢的爬上了汽船。他面色苍白，满身都起了鸡皮，眼前直冒金花。他没有休息，连忙走到厨房，对伙伴们叫喊“同志们，快做饭，他们饿极了。”

第8版()专栏：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续闻××同志： “编辑忆旧”第二篇刊出后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电报，愿意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并说将派人到上海来和我面洽。我们现在已通信联系，初步决定仍由我主编这套大系，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需时一、二年。假如二十年前的一个梦想因此而得以实现，首先要感谢人民日报在这里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读者反映，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有迫切的再版要求，我可能在6月中到北京，我也将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意见，他们愿意的话，略加修订，也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赵家璧

第8版()专栏： 二郎山（长征路线写生） 　溥松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