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贯彻“五好”勤俭持家　为社会主义服务 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开幕 新华社4日讯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和交流几年来职工家属工作的经验，以便在全国进一步把家属工作开展起来，使之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名职工家属代表，她们90％以上是得过各种奖励的优秀人物。其中有在解放前就勇敢地参加工人运动的职工家属；有勤俭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有认真教养子女的好母亲；有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家属积极分子；也有家属托儿站和文化学校的模范教养员、模范教师，以及学习模范、卫生模范等。 我国著名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烈士的母亲——廖彩德，今天也出席了大会，受到代表们热烈欢迎和尊敬。 大会在宣布开幕以后，赖若愚首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全国职工，向全体职工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和敬意。他说，工人阶级是祖国的领导阶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是为了给自己和全国人民建设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可是工人阶级要是没有职工家属操劳家务的配合和协作，是不可能安心劳动生产的。所以，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同样是光荣和重要的。 赖若愚说，每个家属都应当把家务搞好，用勤俭持家的精神来支援国家建设。在一家老少之间和邻里之间，要和睦、要团结，要互相帮助和互相尊敬。职工家属还要提高觉悟，关心国家大事，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和困难，认清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责任；同时要靠自己的力量，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想办法来克服各种困难。 赖若愚要求每一个职工应该尊重家属的家务劳动，体贴、爱护和帮助她们。他说，职工和自己的家属不仅是亲人关系，而且是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同志关系。 在赖若愚致开幕词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之华作了题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的报告。她在详细说明了职工家属应该怎样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以后说，根据国家的要求和几年来工作的经验，当前全国职工家属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教育职工家属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贯彻“五好”，为社会主义服务。“五好”就是要做到：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 杨之华说，在“五好”中，又应该以勤俭持家为中心。因为勤俭持家不仅是搞好家务的要求，也是勤俭建国的要求。 大会休息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长胜、朱学范，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等，分别接见了一部分代表，并且同她们亲切地谈了话。 大会还接受了北京市儿童的献花和祝词。 会议在下午举行分组讨论。

第1版()专栏： 华北地区喜雨 旱象有不同程度的减轻 新华社4日讯　3日起到4日十四时止，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上游陆续有雨，对华北地区的旱象有不同程度的减轻。 记者从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获悉这次降雨情况如下：陕西省南部、山东省西部降水量约在二十五毫米左右（十毫米合三市分），湖北省西部二十到四十毫米，河南省东部、南部四十到九十毫米，河南省西北部十五毫米左右，安徽省北部三十到六十毫米，山西省南部十到二十毫米。山西省北部和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也普遍有雨，但雨量不大，除黑龙江省西南部有十到二十毫米外，都在一到十毫米之间。

第1版()专栏： 不违农时，全力进行夏收夏种 江苏农忙中的问题需要抓紧解决 本报南京4日电　江苏省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十分紧张的阶段，夏收、夏种、夏插等工作几乎是在同时期内进行，已经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误了农时，将会造成极大损失。 根据目前情况看来，夏熟作物生长良好，小麦、元麦的总产量（连城市郊区在内）预计可以达到七十亿斤，比去年增产五亿斤。今年油菜籽的产量是执行五年计划以来的最高产量，达到国家计划的一亿七千万斤，比去年增产五成以上。其他蚕豆、黄豆等夏熟作物也都比往年增产。只要目前的气候没有特大变化，组织好收割工作，尽力减少损失，夏熟作物可望全面丰收。但要争取今年大丰收还要作很大努力。 各种农活集中一起 劳力畜力都感不足 不违农时，保证完成夏收夏种，是争取全年丰收的决定关键。江苏省春播夏种作物面积占全年总面积60％以上，计划产量占全年计划总产量75％左右。历年来夏季都是农事活动最紧张的季节，各种农活都交织在一起，任务繁重，而且由于今年春雨过多，日照不足，低温多湿，夏熟作物一般都要延迟成熟期十天左右，这就使今年的夏收、夏种、夏插时间更为集中，劳力、畜力更加不足。特别是苏北地区，绝大部分是中熟稻，今年还要把一百六十万亩旱田改为水田，显得格外紧张。同时，入春以来耕畜还没有完全复膘，不能担负主要的田间劳动。大规模的旱田改水田工作需要充足的水源，目前正在赶建的水利工程进度慢，质量不高，如果灌溉不及时，有些地区的旱田改水田就有落空的危险。有些地区的旱田改水田种植计划如果确实偏大，需要切实修改计划，以免造成损失，否则即使是完成了播种任务，也难保证增产。 水稻秧苗生长不好 烂秧情况相当严重 夏种工作另一个薄弱环节是今年水稻秧苗生长缓慢而细弱，烂秧情况相当严重。据了解，扬州、盐城地区烂掉秧苗一千二百万斤，就是历年不烂秧的太湖沿岸，今年也有烂秧现象。这样面广量大的烂秧现象，是和纠正去年农业技术改革中硬搬硬套的偏向之后，不少干部群众对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措施也一概予以否定的倾向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培养壮秧十分重要，秧田管理等工作要大大加强。目前各地在发现烂秧之后，已积极进行补秧，可不致影响栽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农田普遍缺乏肥料。省农业厅认为，解决肥料不足的主要办法是依靠广大社员大力养猪积肥和积聚各种水草等自然肥料。目前全省已养猪七百八十万头，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如果在今年秧苗不壮、播种季节推迟的情况下，能够普遍增施肥料，同时注意加强田间管理，争取今年农业全面增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经济作物面积缩减 亟需提高单位产量 据现有统计看来，今年全省的水稻种植面积将要达到三千七百万亩，这是江苏省历史上水稻种植面积最高的一年，但不少农业社不适当地缩减了经济作物的面积。如花生计划播种三百二十万亩，实际只种二百七十万亩，棉花也比计划少种了五十万亩。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加强现有经济作物的田间管理，争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弥补因缩小面积可能形成的减产，是争取全省全面大丰收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1版()专栏： 美军在台湾设立“研究”传染病和带菌动物的机构 新华社1日讯　据台湾报纸消息，所谓“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中心”已在台北正式成立，这个机构以“研究远东地区传染性病症和传播病菌的动物、昆虫的生理状态为主”。 消息说，这个研究传染病和传播病菌动物的美军机构，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和仪器，设在台北市公园路一座四万三千立方公尺的四层大楼，规模相当大。这个机构由美军军医上校菲立浦主持。到今年年底，将有十名美国“科学家”和二十名美国海军“技术人员”参加工作。 消息说，这个美军机构的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设在关岛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处”，它专门“研究远东的热带传染病症”。后来，美国海军部对“关岛医学研究处”的研究报告予以“仔细估价”，决定继续设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并且认为“在台湾设立最为适当”。美国与蒋介石集团在1955年秋天达成所谓“协议”，经过长期筹备后，这个“研究中心”最近正式成立。

第1版()专栏： 要求各大国停止核武器试验 中国佛教协会支持世界佛教总会的提案 新华社4日讯　中国佛教协会今天写信给世界佛教总会理事会，支持它的关于要求各大国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声明的提案。 这项声明是中国佛教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在最近召开的世界佛教总会理事会会议上提出的。会议采纳了他的提案，并且把文本分发给各国的有关组织征求意见。在征得各国的同意后这项声明将作为正式文件公布。这一项提案中说，停止核武器试验是走向人类所迫切需要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互相信赖的第一步。它号召各国佛教徒为这个目标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佛教协会在今天发出的信上说，中国佛教徒完全支持世界佛教总会理事会转来的声明的提案，并且希望这个提案能够早日作为正式文件发表。

第1版()专栏： 中央领导人接见几个代表团 新华社3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贺龙今天下后先后接见了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湖北、广东、贵州、湖南、广西、甘肃、辽宁七个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以及黄河水利委员会、辽宁锦州农业试验站的代表团，出席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北京劳动学校的学员们。

第1版()专栏： 何香凝电慰南越失业华侨 救济总会汇去救济款三万元 新华社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今天打电报给南越侨胞，代表我国政府对因南越政府禁止华侨经营十一种行业而告失业的侨胞深表关怀。 何香凝在电报中还希望侨胞们能够加强团结，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解决本身的困难而努力。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今天也汇款人民币三万元救济由于上述情况而失业的侨胞。 南越政府在去年9月6日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南越境内的外侨经营包括粮食、布匹、杂货等十一种行业。据南越中文报纸估计，如果十一种行业全部停止经营后，失业的华侨至少有二十万人。

第1版()专栏： 东京华侨总会声援台湾同胞 要求美帝国主义撤出台湾并重审杀人犯 新华社3日讯　东京消息：东京华侨总会今天发表声明，对台湾同胞的爱国正义行动表示最大的支持和拥护。 声明要求美帝国主义撤出台湾，同时从速重审杀人凶犯，并且向被害者遗族道歉和赔偿。声明还要求蒋介石集团及早打断卖国乞怜的卑鄙恶梦，驱逐美军出境，完成祖国的统一。 在5月29日举行的东京华侨总会理事会会议上，很多人在发言中表示了他们对美国的暴行的激烈愤怒。他们对处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的义举，表示敬佩和支持。

第1版()专栏： 蒋介石继续撤换文武官员 新华社3日讯　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因台湾反美大示威事件，继续撤换文职和军职人员多名。 蒋军宪兵司令刘炜被撤职，由蒋军中将尹俊接任。蒋介石集团台湾省政府秘书长谢东闵被免职。蒋介石集团台北市警察局长刘国宪被撤职。

第1版()专栏： 朝鲜医学代表团由天津回国 据新华社天津3日电　以朝鲜保健省副相柳基春为首的朝鲜医学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考察以后，在3日从这里乘火车回国。

第1版()专栏：社论 一面劳动，一面读书 一面劳动，一面读书，勤工俭学，对目前广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学习方法。 我们知道，勤工俭学的动人事迹，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多的。隋朝的李密、元朝的王冕，都是一面替人放牛，一面读书。他们学习的成绩优良，被传为美谈。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中，就有不少人在四十年前参加勤工俭学会到法国去，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来求学。勤工俭学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国家需要青年学生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呢？国家需要学生成为祖国的建设者，主要是成为优秀的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因此，他们将来应该参加普通的体力劳动，并且要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这就要求学校抓紧对青年进行劳动教育，使青年在求学时代不仅获得书本知识，而且受到体力劳动的锻炼，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培养同劳动人民共甘苦的思想感情。 学生的劳动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老解放区的学校中，学生们就是一面劳动，一面读书的。这几年来，教育部门也一再强调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是学校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对这一工作还缺乏具体的研究和领导，有些学校的劳动教育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和空洞地讲道理方面。这就使有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体力劳动，只重视书本知识。不少学生一味要求升学，当专家，当干部，不愿意参加工农业生产。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组织学生参加课余劳动，正是加强劳动教育的一个有效方法。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不但可以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掌握实际的生产技能，获得实际的生产知识，而且能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劳动的意义和光荣。目前各地已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参加生产劳动，逐渐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和俭朴的作风，提高了对劳动的认识。河南省许昌第二初中有些家在农村的应届毕业生，通过生产劳动，提高了认识。他们写信给本乡干部，表示毕业后决心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根据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每年将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要参加劳动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就是小部分根据国家需要升学深造的学生，将来也是要参加生产建设的。因此，在他们的学习期间，让他们参加一些课余劳动，为以后参加劳动生产作好准备，这是很需要的。 提倡课余劳动，对学生来说，还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减轻家庭和国家供应学生求学的负担。一个学生的学习花费是很大的，就以一个中学生来说，平均每年家里要拿出一百元钱。由于我国过去经济落后，解放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一部分劳动人民的生活还有困难，不可能有更多的余钱供给子女念书。国家虽然每年在教育事业中花了很多钱，并且设有助学金来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念书，但是也不能满足每个学生的需要。根据目前有些地区的学校组织学生从事课余劳动的情况来看，收入还是不小的。河南省部分中学的不少学生通过课余劳动，就解决了学习费用和生活困难问题。如西平县一中的一个学生每周打一、二次鱼，有了收入，他就自动放弃了助学金。郑州第七中学全校七百个同学，去年一年课余劳动所得即达一万零四百多元，比全校去年八千六百多元的助学金总数还要多。由于有了这些收入，有些在学习费用上比较困难的同学不困难了，生活还有了改善，减轻了家庭负担，还有不少学生降低或放弃了助学金的要求。 学生在课余可以参加一些什么劳动呢？我们认为，离乡村较近的学校应该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并且为了比较容易解决膳、宿和农具等问题，尽量动员学生回本乡帮助劳动。这些学校可以在放农忙假以前，对学生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学生认识到利用农忙假回乡帮助劳动的意义和应注意的问题，要求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回乡帮助劳动，并严格遵守当地农业社的劳动纪律和各项制度。同时学校还可根据学生家庭住址进行分组编队，指定各队、组的负责同学，与有关农业社取得联系，具体安排好学生回乡帮助劳动的时间、地点和农活，以便农忙假一开始，学生就可展开活动。在城市的学校，也可以和附近的工厂、基本建设工地，各种服务性行业，或者郊区的农业社取得联系，以便组织城市学生参加临时的生产活动。关于学生帮助劳动的报酬，学校应事先和有关单位研究决定。学校对学生参加课余生产劳动，应在可能范围内，配合课堂教学，从科学知识方面予以指导，使劳动和学习结合起来。学生参加课余劳动，一方面固然要靠学校、家庭主动想办法和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另一方面还要靠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他们准备劳动条件，使学生能利用假日参加一定的劳动。 有人担心，提倡课余劳动，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我们认为，问题在于怎样很好地安排。课余劳动必须是在课余或假期进行，要严格遵守不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的原则。安排得好，不但不会妨碍学习，反而会丰富学生的实际知识。广州市十五中学学生邝仕贞每逢假日就到理发店里做散工，或者在横街小巷摆理发摊，有时还利用休息时间给校内同学和教工们理发，并充分利用寒暑假期做些担泥、修路、推车等临时杂工。虽然参加社会劳动花去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他一直保持着优良的学习成绩，并被团市委表扬为“三好”学生。这就说明，只要安排得当，参加课余劳动是可以不影响到学生学习的。 对于参加劳动的学生，要根据他们年龄的大小、身体好坏等情况来具体安排。在青年身心发育成长的时期，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对他们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是要避免过重的体力劳动，不然会影响学生健康。因此，要使各地做好这一工作，还需要加强领导。教育部门应该及时总结和推广这方面好的经验，并注意纠正在开展这一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向，使学生真正能达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

第1版()专栏： 人民内部需要经常开展批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不收兵 南京新华日报社论：“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本报讯　南京新华日报6月1日发表社论，题为“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全文如下： 江苏省省级机关和南京等市整风运动，已经进入新阶段。现在，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这一伟大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决不允许满足现状，决不允许迟疑不前，更不允许畏缩后退。 从4月12日起，省市级领导机关，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和座谈会，各民主党派、广大知识界和社会人士，为了帮助我党整风，在这些会议上揭发和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老爷作风，其中绝大多数批评是善意的、有益的，有很多意见是积极中肯的，有许多建议是建设性的。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期，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这种揭发和批判，确实是帮助我们治病的良药，是我们改进思想作风极为重要的条件。这种揭发和批判，在今后的整风运动中应当坚持地进行下去。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以对党对人民对朋友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严肃地对待和积极地解决揭发出来的问题，同时要从整风的实践中，逐步地深刻领会党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的深远意义和目的，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改造得更好，把自己锻炼得更好。 批评了听不听？ 有错误改不改？ 在整风运动开始后，有些党外的朋友和非党干部有这样的忧虑，这就是：不晓得共产党欢迎不欢迎批评？批评吧，不晓得共产党愿听还是不愿听？批评了，不晓得共产党改不改？共产党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革命组织里，批评是推动新社会前进和推动革命力量前进的强大动力；共产党人不仅不害怕批评，而且欢迎批评，如果害怕批评，被批评后就泄气了，软下来了，就不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员了。从省市级领导机关召开一系列的会议的实际行动来看，各级党委是欢迎批评的，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是耐心听取批评的。对缺点和错误批评了改不改呢？一定改，而且有些已经开始在改，当然有些单位和个人还是改得不够，我们的党组织一定监督他们改。有些问题目前不具备加以解决的客观物质条件，我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创造解决问题的客观物质条件。改与不改、改得够还是不够，是检验我们每一党组织是否忠于党和人民的重要标准，检验每一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准。我们深信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组织和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是能够正视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广大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是领导者改正错误的基本保证，我们诚恳地希望这种监督迅速地和多方面地发展起来。你鸣是放，他鸣也是放 有人问：对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开展批评，现在还是“放”呢？还是“收”呢？我们说：现在整风运动从全省范围来说，还是处在它的开始阶段，当前我们省、市机关党组织的最紧迫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运动继续深入下去，也就是要求党外人士、广大干部继续放，大胆放，彻底放。针对着运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凡是批评、揭发的不够的，继续批评、揭发，这就是放；各抒己见是放，你鸣是放，他鸣也是放；你同意他发表的意见是放，他不同意你的意见，而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放；对已揭发的问题加以具体分析是放；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意见也是放；感到批评了改得不够再批评也是放；今后一看到新的缺点和错误产生后，立即进行批评，也还是“放”。总之，不平则鸣，有得放就放，要批评就批评，今天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因为整风是长期的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更长期的事，永无收兵之日。人民内部要经常开展批评，或曰经常鸣、经常放。批评的深入开展和经常化，是扩大民主生活的表现。民主一定要进一步发扬，民主生活一定要不断扩大，民主作风一定要不断培养，民主传统一定要逐步形成，党内应该如此，党外也应该如此；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如此，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应该如此。在整风运动中所表现的这种发扬民主，开展批评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只有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敢于发动人民对党的领导进行批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最广泛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它决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所能比拟的。在当前整风运动中，我们希望民主党派、知识界、社会人士以及省市机关和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中的广大干部，继续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帮助我党整风。事实证明，近五十天来，有很多同志、很多朋友在大鸣大放中，由于放出了闷气，自己感到舒畅了，与党的关系开始在改善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加强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正在增长着，这是很可喜的现象。 耐心倾听，冷静思考 实事求是，老老实实 已经揭发和将来要揭发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有些是我们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我们省、市级领导上要负责，要加以调节的；有些是由于某一级党组织本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那一级党组织要勇敢承担起来，及时改正；有些则是属于党员领导干部自己思想作风上的问题，这主要由各人自己负责，自觉起来加以改正，并在所在单位的运动深入到一定程度时，在一定场合中进行深刻的恰如其分的检讨。但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广泛而又深入的征求批评和意见，动员大家继续揭发问题，冷静分析本单位的运动情况，还没有真正发动的要尽速发动，揭发得不够的要继续动员非党人士和干部继续揭发；揭发得比较充分的要具体分析研究改进措施，在分析研究过程中还应继续深入揭发。总之，要自己耐心地倾听，冷静地思考，能立即改的立即改；那种急于解释，急于检讨，是不必要的，因为那样做客观上会影响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还有那种想把所揭发的缺点和错误，一股脑儿都包在自己名下，是不必要的，也不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省市机关、大专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整风运动的鲜花正处在开与盛开之间，要盛开就要继续深入开展运动，就要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正在进行整风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因为领导首先整好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正在进行整风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站在运动前面，大胆领导，力争主动，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要教条主义地简单化地模仿或硬套别地别单位的做法，看别地别单位的苗头，要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有领导地有步骤地把本地本单位的运动深入开展下去。 抓紧当前生产工作 目前全省农村黄金遍地，新麦开始登场，夏熟丰收有望，夏季预分和夏种夏锄任务十分繁重；6月份开始了，今后七个月是完成1957年计划的决定性阶段；几十万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和新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急待妥善解决和进行，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在整风运动中牢牢抓住上述任务，决不容许丝毫松懈，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可能制造和扩大矛盾，犯重大错误。我们以整风精神，做好上述工作，就是整风的最大成绩，因为这些工作是关系到四千三百多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关系到本省和全国的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暂不进行整风的单位一定要集中全力搞好当前生产和工作，加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解决迫切需要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做，一方面为本地区本单位的整风运动创造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正在进行整风的单位，能够顺利地把运动继续深入下去。

第2版()专栏：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对国家机关各方面工作提出许多意见 据新华社4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3日和4日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余遂辛认为国家机关层次多是官僚主义的根源 国务院参事余遂辛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认为，国家机关的层次太多，国务院指示传达到基层比十八层宝塔还要多，这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根源，各部门还存在本位主义，互相推诿，由于机关太多和太庞大，对下面管得太严，上面一天忙于布置、传达、开会、印文件，下面急待解决的事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工厂企业非生产人员也太多，有一个六百人的工厂，管理人员就有近一百七十人，因此增加了生产成本，产生了官僚主义。余遂辛建议中央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很多问题能够很快在当地得到解决；随着权力的下放，很多上层机构的人也可以下放。 林志钧认为法典工作进行得太慢；要取消以公函代替法律的作法。 国务院参事林志钧的发言着重谈了法律问题。他认为要人民依法守法，总得有法。现在我们的法典工作进行得太慢，很多方面用公函代替法律，这一定要取消。他认为订暂行条例比用公函好，而且与宪法并无抵触。他又批评对律师制度重视注意不够；还建议对街道工作干部给予重视、鼓励和生活上的补助。 罗子为对国务院工作提出十点意见 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工作的罗子为在会上对国务院工作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说，一、关于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国务院八个办公室只有一个非党的副主任，这样的作法好不好可以考虑，不必每个部门都要有党外人士，但有熟悉业务的人是有好处的。二、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作为总理和副总理的助手，作了一些具体和综合的工作，解决了一些部门的困难问题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问题，因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要加强。国务院各办公室存在的问题是，各办公室之间意见往往不统一，因此处理问题就“研究再研究、协商再协商、拖延再拖延”。各办公室对各部有些迁就，看出问题不敢讲，不敢坚持。各办公室应当坚持党的政策，坚持总理、副总理的指示和国务院的决定。三、国务院是国家最高管理机关，研究方针政策要更审慎一些，有些决定不要急于公布。四、国务院必须定期检查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揭发缺点，来推动改进工作。中央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是严重的，存在着本位主义和片面性，国务院进行检查，可以帮助解决这些矛盾。五、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作法是不现实的，因为精简的人员下放不了、派不出去，几年来实际上是上调的超过下放的，其次各机关成立有早晚，基础不同，不能机械地规定精简的百分比，国务院应当通盘考虑各机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规模。六、人事工作，国务院人事局有“一派、二出、三推、四不管”的现象，有些干部不适合在中央机关工作，自己也要求下放，在精简时要注意因人使用，很好地清理一下。七、目前号召青年学生参加劳动生产，但中学、大学缺乏劳动实践的教育，教育环境、实践、方法上都有问题，只提倡劳动而没有劳动实践的教育是不解决问题的。八、国务院要检查总结非党人士有职有权、有职有部分权、有职无权的问题，不要完全靠统战部门和各机关的党组。九、国务院应当把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且可以到国务院以下的机关中去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要只是作为整风中的方法。十、国务院在整风中应当边整边改，但对重大事情的改变要慎重，不能草率，改错了是官僚主义加官僚主义。 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吴清友在发言中谈到应该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学习或参考外国先进经验的问题。他建议外国专家局总结各有关单位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发挥外国专家的作用的经验。 在国家测绘总局工作的谭声洋认为，国务院对国家测绘总局这一新成立的机构在调配技术力量、物资装备、分配房屋等问题上支持不够，而地质部等单位又有本位主义，使国家测绘总局的工作遭遇到很多困难。 陈钧建议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一些原棉，在国内制成棉纺织品再出口 国务院参事陈钧在会上建议，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一些原棉，在国内制成棉纺织品再出口。 他认为，用这样的做生意的办法，可以避免因国内棉花供应不足而使一部分纺织机器停工待料的浪费，可以解决纺织工人的生活问题，还能使国家增加一些收入。 陈钧在发言中还谈到如何运用国家掌握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他批评人民出版社说，他写了一部几万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因为对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人民出版社就不敢出版。 包惠僧认为各部对大的问题不考虑，可以推到国务院，小问题踢到省市，国务院和各部应适当分工 国务院参事包惠僧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关于党与非党关系：包惠僧认为“墙”是由于一部分非党干部的“歌颂捧拍”把水平不高的党员捧到九霄云外不能再听别人的意见造成的，共产党在工作上大公无私，从实际出发，不论党与非党，量才使用，使人尽其才，自然就没有“墙”和“沟”了。二、关于院、部权力和责任问题，他认为现在各部对大的问题不考虑，可以推到国务院，小问题踢到省市。他说，国务院和各部应当适当分工，把院的权限下放到部，把具体业务交给部去作，国务院负责政策方针，作督促检查的工作。三、关于机构人员，他认为应有适当的安排，还可以精简、调整，例如内务部的移民局今年没有工作，就可以不设，城市救济和农村救济不必分别设立两个司，可以合并后在司下面分别设科。四、关于城市人口问题，他认为人口过剩有两个现象，失业严重和粮食不够，我国现在没有这两个现象，所以不能说是人口过剩，他还建议继续进行人口调查。

第2版()专栏： 法学界人士批评立法工作缓慢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5月31日和6月4日两天的下午继续举行法学界人士座谈会。 在5月31日下午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芮沐谈到了立法问题。芮沐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不少法律，但主要法律不完备，立法的速度走得缓慢一些，立法工作也有些乱。他说，许多重要法规和法律性的文件是由国务院以下的各部、会自己拟订，作为内部指示执行，没有一个总的机构来统一管理。他建议国务院法制局应统一担负起这个任务。 芮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现在司法机关只管民事纠纷，而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机构之间的纠纷往往由自己处理。他建议成立公断处来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经济机构之间发生的问题。 雷洁琼提出安排旧律师的四条出路 北京政法学院教务长雷洁琼谈到了对政法人材的安排问题，关于安排旧律师的问题，她提出以下四条出路：一、作为自由职业者参加法律顾问处的工作；二、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三、组织他们翻译资产阶级古典法学著作；四、组织他们进行研究工作，如中国法制史。雷洁琼还认为法律科学落后于其他科学，她说，有的人不承认和安于这个事实是危险的。 政法学会理事谭惕吾在发言中谈到了上海房屋改造问题。她说，有一份房屋调查材料曾说上海房荒的主要矛盾是所有制问题，根据她在上海的视察，上海房荒的主要矛盾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供不应求的问题。 她说，现在上海对房屋改造是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在已合营的房屋中，一部分是商业性质的，这可以公私合营，但有一部分是小业主的房屋，也被公私合营。合营以后，国家要付定息，要负责修缮房屋，还要安排小业主的工作。她说，改造房屋也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是值得考虑的。 杨玉清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 “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把这次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什么人呢？他认为培养的是抬轿子的人。他说，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的人也还不愿放轿杆。 杨玉清说，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他反对这种说法，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 他说，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他认为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 杨玉清又说，过去做司法工作的人，有的该杀，有的该关，但是他认为有的不该杀，有的不该关。他还说，有的杀了，有的关了，而另一些学旧法的人却做了部长、司长。他说，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 杨玉清接着说，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杨玉清鼓吹反对现状，鼓吹要做所谓“仁人志士”。他说，歌功颂德的人是不为人所称道的。杨玉清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他说，许多人不是光讲话的，他也能干事，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种条件不够为借口，被一脚踢开。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关。 谢怀栻反对用政策代替法律的观点 在4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谢怀栻谈到开国以来的立法工作，他说，法律之所以不完备，关键在于思想观点上有问题。过去流行一种以政策代法律的观点，认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后来有了宪法，就满足于宪法，用宪法代替一切法律。 谢怀栻说，有的人认为过去的时期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害处，认为没有民法刑法不足为奇。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就是用政策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王铁崖说，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这是由于对法律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结果，因此也就在这样否定的基础上否定了国际法。在这方面的教学人材被打散了，大多数人材有的改行，有的坐冷板凳。他说，在旧中国教国际法的人材本来不多，这样一来干部的培养也就中断了，现在要恢复起来很吃力。他要求赶快纠正宗派主义留下来的祸害，挽救国际法教学上的危机。 王铁崖发言中，还为国际法的姊妹科学——国际私法呼吁。他说，这门科学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快到绝种的境地。他要求有关部门打破本位主义，使这方面的人材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来。 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法学界人士卢俊凯、洪鼎钟、王纪新、龚祥瑞、闻鸿钧、张映南等人。

第2版()专栏： 国家机关中的内部矛盾是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监察部部长助理 甘祠森 自从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各方面的党外人士都积极起来批评党的工作和党员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帮助党的整风运动，尽到了“诤友”的责任。我认为，这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完全相信，整风的结果，不是“糟得很”，而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达到一个崭新的、巩固的、空前的大团结。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民主新时代即将到来！ 国家机关并不是风平浪静死水无波 但是，我们许多朋友，特别是许多党员同志，对于这个意义还认识不足。目前，整风运动在学校和文教部门开展较好，在一般国家机关显得比较落后。不少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们这儿是风平浪静，死水无波！”据说，有些机关党委的领导同志正在关着门摸索“内部矛盾”，不敢大胆放手地拿到群众中去酝酿。有些也算摸着了主要矛盾，制订了计划。但这些“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原来只是一些业务上长期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而对机关内部矛盾不敢接触，或者不敢提到比较重要的地位上来。还有些虽然也算动员了群众，做了报告，但态度是忸忸怩怩，忧心忡忡，不敢放手。因此，许多中下级干部反映：“意见年年提，这次也不过那么一回事。”大家信心不足，对运动表示淡漠和观望。 国家机关是不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内部矛盾呢？我看情况不是那样。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在党员与群众之间，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只是因为，机关干部不像学者教授那么会写文章，会大吵大嚷；或者虽会写会嚷，也没有写的时间和嚷的场所，报纸对他们关心也不够，矛盾没有揭露出来。 在这里，我想谈几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在国家机关工作中，常常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我以为这是不好的。“以党代政”的结果，将是降低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损害政府的威信，削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有些党员同志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例如，某些党员同志在犯错误作检讨的时候，竟这样说：“我对党的指示是重视的，而对政府的决议命令就不那么关心。”自以为对党很忠实。当然，对党忠实是好的，但他们不了解，这样做在客观上是不利于党的。我以为这是产生“以党代政”的一个思想根源。 批评“以党代政”不应否定党的具体领导 出现“以党代政”的原因，还要从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和国家机关工作制度上去寻找。我们真诚拥护党的领导，深信我们国家各项工作，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将是一事无成。但目前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必须改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调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国家机关党组“以党代政”的表现，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党组直接出来发号施令。这种情况虽不经常出现，但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较普遍的现象是，党组的决定，事前事后都不和党外负责干部协商，直接通过自己的党员去贯彻。这种情况，就我自己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感觉来说，过去十分严重，去年以来，已大有改变。但还没有搞出一些具体办法，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度，把它巩固起来。 目前我们很多朋友批评“以党代政”的问题，用意都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意见，表达虽很含蓄，实质上是要否定党对国家机关的具体领导，我以为这多少是留恋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的流露。我们一切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能认清并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任何想要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在我们批评党的工作缺点的同时，必须批判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才能在帮助党的整风运动中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有职无权”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在国家机关中，的确还存在着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宜笼统的说。笼统的说，哪一方面都不能心服。我因为工作关系，这几年常去各地走走，接触最多的是在国家机关、企业中工作的一些中上级干部（党员和非党员）。我曾留心这个问题。我看，所谓有职无权，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的确还有一些思想作风都不好的党员，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懂得必须和非党干部合作共事的道理，对非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采取歧视、冷淡甚至排斥的错误态度。我以为这种情况是少数。 二、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非党干部既看不到有关重要文件，也不了解党组的决定和意图，要想做到“尽职”和“有权”，是缺乏实际意义的要求。 三、从非党干部看，不尽职不尽责的情况也是很普遍的。这方面的原因就很复杂。有的因为兼职过多，或社会活动过多，不能专心搞一项业务。有的因为年老力衰，不能多做工作。的确也还有一些在一片混忙声中，钻个空子，享点“清福”的人。除此以外，说来似乎有点“教条”，要办好人民事业，真的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既要有一点业务知识，也要有一点马列主义。而我们有些非党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或者只有一面，或者两面都没有。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竟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或者说是压力）。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一种论调，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学校中普遍流传：“非党领导干部不顶事！”一些年轻冒失的中下级干部（这倒不只是党团员，群众也很多），还要把这个论调在言语、态度上表现出来。 四、但是，也还有第四种情况。非党干部勇于负责，党员干部热心帮助，互相关心，互相商量，把事情办得很顺利，很好。他们之间没有“墙”或“沟”。我以为这种情况也只是少数。 要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必须把各项具体事实暴露出来，才能看清有些什么原因，关键在哪里。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为什么不能贯彻执行 自从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各方面都在贯彻执行，而在有些国家机关，却执行得很差。这些机关的领导者，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搞工程技术的人员，勉强算一个知识分子；搞文、史、哲、政法、经济等社会科学的人员，都不算知识分子。其实，在国家机关中，学有专长的大小知识分子是很不少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是从课堂、研究室里走出来的。如果他们自己“念念不忘旧业”，在搞好岗位工作之外，还愿意兼搞一点“副业”，为什么不可以为他们安排一点工作上和学习上的条件？如果说在学校和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在周总理报告之后，基本上满足了“一间房两本书”的要求，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条件做一些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却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遗忘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不对的，他们较专业的研究工作者更多接触实际，如果把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我想，对于克服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不无帮助。 我在监察部工作。我们部里有不少“小”知识分子，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在1956年春，掀起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也有一点偏向，例如，有的不安心工作了，一心向往“副博士”。但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正当的，他们愿意在搞好工作之外，还把在学校中学习过的东西提高一步，或另搞一门自己喜爱的科学，总之是想搞点“副业”。监察部的党组织，并不认真研究这些情况，对正当的要求给以鼓励和实际的帮助，却来一个笼统的“批评”。很多青年同志反映，听了代表党组织的某领导同志作的大报告之后，感到混身冰凉。这一盆冷水是有效的，事隔一年，在监察部再也听不到青年同志们“向科学进军”的呼声了。 监察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除了干过这么一件事之外，没有干过第二件事情。 还能够说我们国家机关没有严重的内部问题吗？我认为，一切真诚爱护党的人，在这个时候，要勇于揭发党和党员的缺点，提出善意的批评。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同时也是国家机关的干部，我希望国家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都要积极帮助党的整风运动！

第2版()专栏： 民主党派应该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李伯球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要在阶级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最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发挥一切积极力量，向自然斗争，不断夺取伟大的胜利。人类社会走过漫长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自然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现代科学文化。但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生产劳动不能不受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剥削，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束缚。只有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才能充分发挥人类劳动智慧，充分利用和不断创造科学技术，并在高度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充分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界无尽的宝藏，不断提高生产来满足人类的需要。我国社会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过八年，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跃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无与伦比的大变化，社会各方面都发生着错综复杂的深刻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矛盾的揭露、问题的解决，是变消极为积极和加速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所以毛主席适时地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给了我们认识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钥匙。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学习这个讲话。当然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来认真地学习。一 知识分子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本身和对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那是极重要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参加着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活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的队伍，并且中国六亿人口中，只有五百万知识分子。显然，今天对于这个宝贵的历史遗产，是值得十分珍惜的，而且充分利用和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还远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但是现在却存在妨碍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受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较大，几年来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为工农服务，正在加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同工农群众的关系日益接近；但是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同工农群众的体力劳动还有很大的差异。并且知识分子还未去掉旧的优越感，他们常常忘记了自己的知识是发源于劳动人民劳动积累的经验，反而在思想深处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常常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次，工农群众对知识分子生活感情上也有格格不入的情况。社会上一般对于知识分子继承了人类劳动宝贵经验，从事脑力劳动来为社会服务，几年来积极学习和要求进步方面都还认识不足；对于他们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则常常强调。这里就发生主观同客观、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问题。这种问题具体的反映，就是共产党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安排、使用、信任等等问题，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不够协调的现象。这样也就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有不敢大胆“放”、大胆“鸣”的顾虑，另方面有怕出乱子，不肯“放”的情况。二 民主党派同知识分子的联系越来越多，组织内部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发生，反映着人民内部一部分矛盾，特别是知识分子有关的矛盾问题。（一）是政治思想上的问题，集中地反映着知识分子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思想变化中，存在三种思想情况，一种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也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但是理论水平低，工作方法简单化，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往往表现胸中无数，又不够虚心和耐心去研究问题。第二种：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般是积极的，对民主党派活动也较热心。但是处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不能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出发。在是非问题上也还不容易坚持原则。第三种是从个人出发，有很多不满情绪，把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完全推到一边，不看见自己应负的一分责任，而且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对待同志。这种态度实质上不仅没有认识新的形势，并且对于新事物的发展还带着抵触情绪。上述三种思想不断地发生错综的变化和发展，第一种目前虽人数较少，但在逐步提高和发展中，第二种人数较多，第三种则是为数极少的。他们之间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平等自由独立问题即有不同的看法。（二）是工作上的问题，一般说，民主党派工作还不能适应国家和群众的政治要求，领导方法和作风又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在统战部去年检查统战工作的积极影响之下，更多地揭露了工作中的问题。农工民主党这次全国工作会议即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自然就不免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正是发扬民主的好事，不仅不要怕唱对台戏，而且要欢迎唱对台戏。好与坏，是与非，究竟是从社会主义出发，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好的办法是由群众来鉴定。今天的群众是爱国主义的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人无论有怎样好的化装和好的表演手法，总瞒不过群众的眼睛。这次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上发生过重要的争论，经过民主辩论，终于分清了是非、增进了团结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只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讲清道理、批评错误，那末从个人主义出发的“无情打击”的坏事也会变成好事，正确的总会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少数派也能够投向多数的一边，对台戏也可以演成合唱的。但是，从处理思想问题同处理工作问题应该有所区别，工作上的问题是要经过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坚持原则，纠正错误，贯彻民主集中制来作出合理的决定。自然这种工作的决定是不可能与每一个人的主观愿望相符合的。思想问题就不同了，对待每个人每一种思想问题，不能要求一下子解决，要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适当地进行批评和帮助，而且还要善于等待。对于某些确实受到委屈的人，应该寄予同情；对于有一点点进步表现的，都要及时鼓励。 三 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十年间领导着我们国家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历史变革，走上了繁荣强盛的道路，今后仍然要领导我国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更伟大的胜利。但是在领导工作中，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缺点或错误，共产党从来也没有讳言缺点和错误，相反地，共产党是最重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并且它最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来纠正错误，克服缺点。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已决定以毛主席的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在全党范围，亦即在国家领导工作的各方面，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主要的是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转变的新时期，英明而正确的决定，又一次严肃认真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将对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生伟大的力量；并且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事业发生深远的影响。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无疑是不能置身事外。人民内部每一个矛盾问题都有两方面因素，如果说，党群关系上还有“墙”和“沟”，那么拆“墙”、填“沟”的工作应由两方面动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所以首先要大胆向领导提意见，打破一切顾虑，实事求是地说出心里话，把问题摆出来，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地解决问题。如果说，党群关系上主要的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作祟，那么应该揭露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不同的阶级出身有不同的阶级感情，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从合作共事中相互增加了解来消除隔阂的。但是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某些共产党员沾染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思想，往往把党要求党员做人民的忠诚勤务员的教育忘记了，机械地运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饰自己的特权思想，利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发挥他的特权。我认为应该帮助共产党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反掉这种特权思想。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应该反躬自省，深刻地领会中共整风运动的伟大的教育意义。并且应该通过改进工作和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来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来说，今天的工作同前一时期的工作，根本上已有所不同。前一个时期，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今天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在联系群众、代表群众正当利益和合理意见，参加国家事务的活动方面，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协商制定国家的各种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方针政策，来接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和进行互相监督，把部分的人民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而转变消极的因素为积极的因素，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要在组织内部大力地发扬民主，鼓舞新生的进步的力量，不断地揭露和克服前进中的矛盾问题。把自己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样的工作，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需要彻底改变领导的方法和工作作风。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从个人出发的宗派主义的作风，在民主党派里面都是严重存在的。所以民主党派首先要学习共产党整风的精神和方法，学习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经常重视和接受群众的意见，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把过去关起门来出主意，高高在上，眼睛不往下看的坏作风彻底改变过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来说，前一个时期是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主题，要求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要求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今天的主题改变了。今天是以正确认识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所以今天的要求也不同了。我认为：第一，要求树立劳动观点。知识分子必须认识今天的现实生活，是同工农劳动人民共同劳动的生活，一切知识离开了劳动就成为无根之苗，就不能生长什么东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就可以体现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意义。第二，要求建立群众观点。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群众中求生活，为群众的需要而劳动。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生活，特别是工农群众的生活。第三，要求逐步改变旧的世界观，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必须认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根本上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改变世界观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功夫。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正说明思想改造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必须进一步，从实际生活中锻炼，逐步树立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自觉自愿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实际问题，深入钻研。同时要求大家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自由辩论，来认识真理、传播真理，提高思想水平，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

第3版()专栏：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杨之华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几年来的全国职工家属工作，正确地贯彻了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全国职工家属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逐渐提高了。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在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中，建立了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九个家属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家属约有一百五十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七户，有四百三十八万七千九百九十七人；分散居住的职工家属绝大多数参加了街道妇代会。广大职工家属群众在几年来的各项政治运动中，逐渐提高了觉悟，改变了“老娘们不问天下大事”的思想，程度不同地树立起劳动光荣、爱厂如家的思想，把自己的家务劳动与支援自己亲人的生产结合起来，帮助自己的亲人操劳家务，做好饭菜，洗好衣服，带好孩子，让自己的亲人吃好、休息好，鼓励自己的亲人安心积极地生产劳动，不迟到，不悮工。在邻里之间普遍开展了团结互助的工作，建立起一种相互关怀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气，解决了许多工人家庭婚、丧、生育、疾病等困难，帮助厂矿提高了出勤率。好些基层的职工家属，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儿童组织起来，受到良好的教育，使自己能够参加文化、政治学习，提高文化、政治水平。许多职工家属积极地参加基层政权工作和当地的社会活动，响应党的号召，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起到了基层政权的一个支柱的作用。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个长期落后的农业国家，底子太穷了。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没有全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劳动是不行的。我们职工家属，在家务劳动中，就要本着勤俭持家的精神，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宿舍不够住呀，买菜要排队呀，副食品不好买呀，星期天坐车太挤呀，子女升学有困难呀，等等。但这是祖国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带来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 宿舍不够住怎么办呢？根据各地的经验，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可以有些办法的。一种办法是自己动手来盖。铁路第二工程段隧道十八中队一百二十九户家属，到了新工地许多人无房可住，家属委员会与段领导和当地人民委员会联系，利用了一块不能种地的山坡，发动家属自己买些材料，自己动手，帮助工人修建了六十多间房子，工人们给它取名叫“家属新村”。北京农业机械厂在去年雨季有四十多户房子被大风吹垮了，职工家属本着阶级友爱的精神，把那些坍了房子的职工先分别接到自己家里暂时安身，然后献出自己的劳动，和工人一起在四个星期内重新盖了四十多间房子。一种办法是职工生产流动性比较大的，在农村有家，可以回到农村参加劳动的，就尽可能地回到农村去住。还有一种办法是发扬工人阶级的友爱精神，互相调剂住宅。除此以外，可能还有别的许多办法来解决房子的问题，如自建公助或互出劳力造房子等等。自己造房子以后就可以不出租钱。自建公助的房子，过一个时期以后，也可以不出租钱了。这样，不是既解决了职工住房的问题，又不增加国家的负担吗？ 物资供应不足的困难，许多职工家属就自己动手来克服了。铁路牙林线乌尔旗汗站，1956年春组织家属种菜，到去年7月底，他们生产的各种蔬菜共有六万二千多斤，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斤四两菜。贵州万山汞矿过去很难买到豆腐，家属自己磨；吃肉困难，家属自己养猪羊；去年中秋节，家属杀了三只一百斤以上的猪，使职工们都吃上了肉。 最重要的是勤俭持家 我们职工家属要响应党的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号召，进一步把我们的力量和智慧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怎样贡献出我们的力量呢？最根本最中心的一条，就是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几年来全国职工家属在这方面创造的事例是很多的。现在我随便举出一些事例来，就可以看出勤俭持家对于支援国家建设的重大作用。 要勤俭持家，就是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长春市爱国交通器材厂的翻砂工人钱文禄的妻子祝淑兰，是穷家出身，刷墙、砌炉灶、做衣服，都靠全家自己搞，丈夫每月领到八十四元工资都交给她，除掉生活必需的开支外，还可以有节余。几年来她一直和丈夫坚持执行着家庭生活计划，在孩子少的时候，就有不少积蓄和有计划地添置了必要用品，现在虽然一家八口，全家生活过得也很好，还在银行里存了一千四百多元。辽源和淮南煤矿的三万六千多户职工家属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几年来，一共储蓄了九十一万六千多元。 全国绝大多数职工家属是懂得只有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才能搞好家务的道理的。可是，也有少数职工和家属不大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怕失业，不愁吃穿，不用防老，不用替儿女操心，不用盖房子买地，不用留后手了。反正有了困难工会会救济，国家会帮助解决。这些想法当然是不对的。她们有一种误会，以为我们的国家既是人民的国家，就要把人民生活中一切困难都包下来，事事依靠国家解决。我们的国家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国家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全国人民的总的利益，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国家对于人民群众当前生活中的困难，也是在尽力设法解决的。可是职工家庭生活中的困难离开了广大职工群众和职工家属自己的努力，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煤炭、水电和棉布的供应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在这些方面就不能不发生一些困难。鹤岗煤矿七千多户职工家属五个月节省了七十五吨煤，一万多户职工家属九个月节省了四十二万二千度电，这就等于织五万公尺布所需要的电。全国二千多万工人，如果一家三口，就有六千万人，一人节约一寸布，就够做四十万套制服。家家户户都注意一针一线的节俭，对于支援建设是一种多么大的力量！ 勤俭持家，除掉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还可以根据生产和群众的需要，根据当地条件和家属的劳动能力，因地制宜，组织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例如墨江公路养护段全段六十九户家属，自从组织开荒种地等副业生产以后，1956年解决了长期依靠工会救济的九户职工生活困难，全段家属还清了欠款四百六十元，大人、小孩添置衣服九十六套，缝被子十三床，购买床单、蚊帐各五床，还存入银行四百多元，投入家属储金互助组一百六十九元，全段八个班，全年或半年不用买蔬菜。辽阳麻袋厂等四个单位，有一百八十七户困难户，自从家属参加副业生产后，都不用工会救济了。 此外，组织家属进行服务性的副业生产，如缝纫、洗衣等，也都受职工的欢迎。云南第二工程公司家属生产合作社，进行了各种副业生产，得到了职工好评，他们说：“穿衣补衣有缝纫组，穿鞋补袜有针线组，衣服脏了有洗衣组，肚子饿了有副食组，要想吃菜有种菜组，要想吃肉有养猪组，需要碎石有临时工组，真好啊！”这都是依靠群众想办法的好处。 我们职工家属和工人，应该认识家务劳动和厂矿企业中的劳动，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俗话说得好：“全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全家的团结互助是搞好家务的基本条件；也是家庭幸福的基础。解放以来，全国出现了很多幸福的新家庭。大同煤矿工人王凤梧和他的妻子封三女，两口子一起计划家庭开支，互相体贴得无微不至。王凤梧改进三百马力绞车时，遇到困难，情绪不好，封三女就鼓励他和别的同志商量办法、坚持研究，最后成功了；绞车安全运转一千八百一十五天；王凤梧五年来从未迟到早退，成了全国劳动模范。王凤梧也鼓励封三女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并且出主意帮助她做好工作，帮助她做些较重的家务事。她们还常常和孩子们开个家庭会议，谈谈家常，启发孩子们要勤劳、团结、学习好，孩子们都成了少先队员。 团结互助，办好集体福利事业 职工家属当中，平常有很多困难，比如生孩子、生病和照顾孩子这些事情。从各地情况看，凡是团结互助搞得好的地方，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解决。她们帮助孕妇处理家务重活，帮助产妇烧水、做饭、照顾孩子，帮助病人请大夫、上医院、照料家务，有的还为病人喂饭、输血。她们还互相协助办理婚、丧大事，或者有组织地去买菜、买粮、打煤坯，给工人送饭。家属之间的团结互助，不但可以互相帮助克服困难，而且可以减少职工对家庭的顾虑，不悮工、不缺勤，鼓舞职工更安心积极地生产。 几年以来，在广大职工家属群众中，已经树立起团结互助的风气。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在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中，共有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二个互助组，参加的职工家属有四十五万多人。在分散居住的职工家属中，也同样开展了许多团结互助的工作。在职工家属的团结互助工作中，开展家属的储金互助工作，是很重要的。仅武汉一个市的统计，在职工家属中就有四千零五十二个储金互助组。群众说储金互助有三好：一是零钱整用对自己好；二是互助了困难户对别人好；三是存钱在银行对国家好。 许多职工家属都积极地参加了幼儿园和托儿站的工作。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全国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四个，收托儿童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人。在城市街道上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共收托孩子一百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家属举办的。这是一种新兴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事业。它给职工家属教养自己的子女造成了极大的便利；它也是用共产主义精神培育我们工人阶级后代的场所。我们应该十分地爱护它，扶植它，使它更多更好地发展起来。我们要求所有热心办这些事业的人，一定要像勤俭持家一样地精打细算，在所有的幼儿园和托儿站中，贯彻执行这种方针。 许多职工家属办的幼儿园、托儿站是经过自己动手，与职工合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办起来的。例如：鞍山共和街职工家属自己动手给幼儿园盖房，家属们拣砖、献砖、扒掉堵死的旧便所，共积累了一万多块砖，又主动地取得有关行政方面的支持，凑集了一些土木建筑材料，还请区卫生队帮助运输。四十二个职工自愿在星期日献工，九十二个家属参加了义务劳动，他们总共费了六个星期天，就盖起了五间崭新的房子。再如武昌造船厂、南昌铁路、常州戚墅堰车辆厂、抚顺老虎台矿等单位的幼儿园和托儿站，都是家属群众自己盖的房子，职工在业余时间利用废木料给幼儿园和托儿站做小桌、小凳，家属们还把家里多余的脸盆、水瓶、痰盂、玩具等东西送给或借给托儿站、幼儿园使用。 我们一方面要很好地教养子女，同时还要注意有计划有节制地生育。在这方面，男职工应该更多地负些责任。 子女们上学和升学的问题，是父母们最关心的。可是现在我们的国家碰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升学的人多而国家办学的力量有限，不能使所有的学生在毕业后都继续升学。对待一时无法上学的学龄儿童，还是依靠我们自己动手想办法来组织他们学习。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把那些学龄儿童组织起来，邀请有文化的职工家属担任教员，另方面对待不能升学的儿童和青年，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劳动；在农村有家的，尤其应该鼓励自己的子女回家去参加农业生产，在劳动中继续学习。 几年来全国职工家属在文化学习、政治学习方面的热情很高，进步也很大。根据1956年底全国总工会和全国民主妇联的统计，在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中，经常参加文化学习的共有五十四万零八百二十六人。上海市在扫盲运动中，有三十四万职工家属参加学习，一万多职工家属担任教师。北京铁路管理局北蜂窝宿舍中的职工家属，四年来自己办了十七个文化学习班，有四百多名家属摘掉文盲帽子，有六十七名家属初小毕业，二十名高小毕业。教师完全由有文化的家属担任。许多职工家属学习的精神也是顽强的。有好多不识字的职工家属，现在已能看书、看报、写信；陈桂珍同志已由一个普通家属而成为业余作家。 职工家属的努力方向 ——做到“五好” 根据国家的要求和几年来职工家属工作的经验，当前全国职工家属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教育职工家属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贯彻“五好”，为社会主义服务。 根据上述任务，我们要求全国职工家属努力做到“五好”：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作到“五好”，对职工家庭来说，就是鼓励了职工生产情绪；对企业来说，就是作到了为生产服务；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就是支援了建设。 在“五好”中，又应该以“勤俭持家好”为中心。因为勤俭持家不仅是搞好家务的要求，也是勤俭建国的要求。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都能发扬勤俭朴素的作风，都能发扬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治国、持家，那么，困难就难不倒我们，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就一定可以建设好，我们家庭幸福的新生活也就一定能够建立好。 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五好”，只不过是对全国职工家属的一般的要求，并不限制许多职工家属在这“五好”之外的其他方面的许多工作，例如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各地区、各产业的情况不同，各时期的中心任务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具体贯彻“五好”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要根据家属群众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去灵活运用。 今后全国职工家属工作怎样做呢？ 第一、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来做。第二、家属工作的积极分子，是热心为生产、为群众、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积极分子，今后家属工作要开展得好，仍然要依靠广大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活动。第三、加强工会对职工家属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加强新工业区、新建厂矿的职工家属工作，充分发挥家属委员会的作用。第四、必须更好地取得党的领导，取得企业行政方面的支持。职工家属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要采取主动，把群众的情绪、要求和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意见，及时地向党、向行政和基层政权方面反映，主动地请求党的指示，请求行政和基层政权方面的支持。

第3版()专栏： 行政领导同专家要结合起来 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主任　金宝善 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年来在人民健康事业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但是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上有重要的缺点和错误，给卫生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 在建国初期，卫生部门的主要缺点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在中医政策上没有看到祖国医学遗产中的科学成分和广大中医在我国卫生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应当迅速消灭的，因而轻视、歧视中医，没有贯彻中西医团结的正确方针。在卫生防疫工作上，大力防止了鼠疫、天花和霍乱三大烈性传染病，但是对为害人民健康极为严重的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则没有及早给以足够的重视。在医疗预防方面，迅速地增加了医疗床位和疗养床位，并公布了公费医疗办法；这是好的一面；但不采用苏联的社会主义保健原则，在医疗机构中单纯地发展了只治病、不防病的传统方法，而没有开展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先进工作方法，并且在医疗机构中把原有的一些好的制度打垮了，也没有树立新的工作制度，因而造成了医疗制度和医疗作风的混乱现象。在工业卫生方面，轻重工业、铁道等主管部门，都自设卫生行政领导机构，各自为政，中央卫生部既不统一领导，也没给以有力帮助，以致各地工业部门的医务机构重叠，厂矿卫生和工人保健缺乏业务上的正确领导。在医学教育方面，独出心裁地创设了专科重点制，把高等医学教育的修学年限缩短到二、三年，打乱了全部医学教育制度。在妇幼卫生工作上，推行了新法接生，大力减低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这是好的方面；但对托儿站、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健康情况，卫生部门没有主动地联系有关主管机关指导改进，以致儿童保健事业至今还没有开展。 造成以上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少数领导同志在政治修养不足、科学水平不够和业务经验缺乏的情况下，负起难以胜任的艰巨任务，既不能正确地掌握政策，也未获致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有力帮助，以致在工作执行上造成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情况自从贺诚、王斌两同志被批判以后，在最近几年内，有了好转，在工作上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目前卫生行政领导部门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不仅宗派主义依然如故，并且还滋长了官僚主义。 为了纠正既往的错误和缺点，卫生部门最近几年来积极的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专业部门中，不是单靠单纯的政治思想领导就能完全解决业务问题，而是要在具体业务中贯彻政治思想。政治领导同业务领导必须结合为一。要做好这样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必须是领导同志具有足够的政治修养、科学水平和业务经验；或者是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领导同志能够获得有经验的科学专家在日常工作上的具体帮助；现在卫生部门所表现的事实，不是完全如此。 卫生部很早成立了全国医学科学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在苏联和其他先进国家，是医学科学指导和推进实际业务的重要机构，对卫生事业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但是卫生部领导这个机构，只是几位少数党员同志，并且从未开展工作，只在1954年举行一次非正式的会议，甚至十二年医学科学规划，都没开过一次讨论会，也从未组织党员以外的科学专家到苏联去考察专门业务和科学研究情况。 培养高级医学干部，是办好人民保健事业的重要环节。在医学教育改革上，这几年学习苏联，统一了教育制度，有了一定的收获；但在培养医疗医师的教学计划中，没有贯彻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保健原则；在培养卫生医师的同时，没有建立健全的地方卫生防疫机构，以致学生毕业后，出路成了问题；药学院系毕业生也往往学非所用，并且重要的专业被取消了。 这几年来医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至今还没有正规的工作制度。卫生防疫站已上一千个，一般是干部差，工作质量低，没有正规的设置标准。许多卫生机构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计划都须要深入研究，单靠开开会，临时征求一些意见，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这几年来，随着工业的建设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在城市、农村、工矿里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保健机构网，开业医生也已大部分联合组织起来，纳入于政府的规划，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由于卫生部门领导力量赶不上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问题拖拉不决，拿不出具体办法，不合理的情况不能及时改善，在许多工作上表现了官僚主义。 总之，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在建国初期，领导者仅凭经验办事，在工作中过于主观，最近几年来，则遇事拘谨，执行政策过于刻板，往往这都阻碍了保健事业的正确发展，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与非党人士关系不够密切，行政领导与科学专家没有结合起来。目前卫生行政主管机构甚至在业务机构，实际掌握领导权的，都是党员同志。遇有人事上的调动，也不过是互相换换岗位而已。 现在应当已是卫生部门纠正这些矛盾现象的时候了，希望卫生部门领导大胆放手，在各级卫生机构中多请专家和专业人员参加领导，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共同努力，以完成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 以上所提意见仅供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同志参考，如有不妥之处，希予指正。

第3版()专栏： 汤蒂因和胡子婴在工商界座谈会上 谈迁往内地工厂商店的问题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五次座谈。会上，中国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蒂因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分别汇报了她们最近到西北地区视察沿海工厂、商店内迁工作的问题和她们的意见。 汤蒂因说：她们这次到西北共视察了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内迁的工厂、商店都不少，内迁人员也很多。他们内迁后，对于壮大内地技术力量、解决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以及试制新产品、增加新品种，以及对当地人民和内迁人员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都起了很大作用。如西安市有个油漆厂的颜料车间，因某项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而停工，从上海调去了一个技术人员后，不但恢复了颜料车间的生产，还创制了不少新品种，降低了成本。再如洛阳市1955年上半年只有两万多种商品，沿海地区商店迁去以后，现在已经增加到五万多种。当地党、政对于内迁人员工作上的安排，生活上的照顾一般也是重视的。在工作上，做到职位不降低，有的还得到了提拔；有的私方人员还当选为市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在经营上当地也给予极大的照顾，把最好的地段让出来给内迁厂店，或者为内迁厂店单独造大楼，如洛阳的上海市场、广州市场，西安服务大楼等都是新建的。在生活方面，把大米尽量让给南方人吃，办南方灶，洗澡用水也尽量照顾南方人的卫生习惯。但是，内迁人员总的情绪是想家，不安心，要求回上海，个别的还有为此闹事的。 存在的问题不少：一、工资问题是最多最尖锐的问题，中央规定的工资地区类别同地区物价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二、在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的安家费各不一致，有的地区已经取消，有的地区没有取消，工人们对此也有意见。三、回家省亲问题也需要解决。四、家属就业问题：在动员内迁时合同中写明家属可以就业；今年受国务院人事冻结的限制，家属安排就发生了困难，有的安排下来做试验工，满期了也不能转正。五、对在乡家属的劳保待遇，没有按照劳保条例四十八条规定办理。六、家属宿舍远远不够，在分配上也有些不合理。七、医生、护士的数量少、质量差，事故多。有人反映“生命没有保障”。八、关于企业的性质也有问题，如悦宾楼有四十七个职工，早就合营了，现在却以小商小贩看待，要自负盈亏。九、有些行业不能保持原有经营特点，如一个绒线店现在寄卖西服。十、在人事安排上，西安的私方人员安排为主任副主任，大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正式任命。十一、不重视劳动保护，洛阳翻砂厂露天作业影响健康。十二、年老体弱慢性病的人在当地没有休养条件，要求调回上海，也没有解决。十三、内迁人员中缺乏生根落户的思想，他们希望制订合同，定期支援，期满以后，自由抉择。十四、企业亏本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去得早、开支大，加上迁移费、装修费、停工损失，都要企业负担，因此，职工与私方的经营情绪都低落，其他生活不习惯，本地与外来的关系问题也很多。 接着，胡子婴发言，她分析内迁人员为什么会有不安情绪。她认为客观原因有九：一，生活不习惯，沿海生活条件和内地生活条件不同，例如南方人喜欢洗澡，而当地人就看不惯。其他如交通、清洁卫生以及饮食等也都没有沿海城市方便。二，自然条件不同，风沙多、气候冷、干燥，气压也较高。三，语言不同，当地人听广东、上海等地人说话很困难，也容易产生隔阂。四，宣传工作有严重的片面性。五，洛阳、西安、兰州原来基础太差，建设发展的太快，许多福利设施都没有跟上去。六，基建计划推迟，或者有些基建计划紧缩，和原来既定的迁厂迁店计划不衔接。这样迁去的商店和服务性行业就多出来了。七，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任务有矛盾，有些任务，中央直属厂担负了，地方厂吃不饱。八，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的工资待遇有差别。九，中央的工资地区分类不尽切合当地实际情况。这些都是造成内迁人员不安心的客观原因。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她认为也有很多主观原因。她说：首先是迁厂迁店的盲目性，没有很好地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子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有严重的片面性，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干部不能和工人同甘共苦，吃饭住房子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作风生硬，民主风度不够，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指私方人员）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政策界限不清，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人员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根本不支持，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第六，法纪不严，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七，市场管理不严，随便哄抬物价，甚至一条街，同样的东西价钱却有几种。第八，社会治安工作搞的不好，在兰州、西安、洛阳都常常发生偷、抢、诈骗等现象。第九，思想教育差。在上述三个地区都存在着闹不团结的现象。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十，很多单位党、政、工会三位一体，什么事都由一个人作主，不能发挥组织作用，当地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妇联、民建等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她向中央提了有关工资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最后，她希望大家能实事求是的提意见。她说，最近几天她感觉凡是讲理论都变成了教条，凡是批评都变成了帽子。最好不要夸张，这样对自己没好处。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他说，赎买到“底”的“底”字应该是指党和政府帮助我们改造到底的“底”；赎买时间应该从1949年算起；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第3版()专栏：读者来信 谁说公方代表领导不好生产？ 董少臣建议把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把企业管理权交给私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有人甚至连支部的领导也不要。）我们公私合营成都面粉厂的职工坚决反对这个建议。 公私合营企业是国家和资本家共同经营的企业；那末，各方面就应当派出代表它们利益的代理人来共同管理好这个企业。这是理所当然的。再说公方代表不但代表国家管理好这个企业，而且还有改造私方人员的双重任务。我们认为就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撤出合营企业里的公方代表了。 至于董少臣说：“目前公私共事关系搞不好，这与公方代表以改造者自居，私方普遍有职无权有关”；又说：“……如果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我们认为：私方有职无权在一部分企业中可能有之；但撤走公方，将企业管理权交给私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关于挖掘私方人员的“财富”，我们认为公方不调走也可挖；因为，别人可帮助自己挖，而更重要的还是自动挖。公方调走后就可能把“财富”变成“五毒”。 我们厂在合营以前，资本家常以小恩小惠腐蚀工人，讲同乡关系，用请吃饭、送钱、送东西等手段拉拢一部分职工，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自己从中“混水摸鱼”，营私抽资，“五毒”俱犯。合营后，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合营前企业长期亏损，合营后第一个季度，非但把全年亏损弥补起来，而且还有相当盈余；目前单位产量已较合营前提高46.73％，出粉率每百斤小麦较合营前提高出粉六斤以上，职工政治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上述事实证明“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四川成都市公私合营成都面粉厂 孙冠杰、李之楚等一群职工

第3版()专栏： 公方代表 本报记者　曹葆铭 1955年12月，黄其家去公私合营大中绸布店报到，担任公方代表。有的私方人员就在私下讲：“咳，店里来了个小孩。”因为黄其家当时才二十四岁，而店里最年轻的也比他大。但是，就是这个“小孩”和大家共同工作一年以后，这个店成了武汉市的先进单位之一。店里七个私方人员，有三个因为工作有成绩被评为区里的先进工作者。私方人员普遍反映自己在合营后工作愉快，进步很大。 黄其家对绸布零售业务不熟，而私方人员都有一二十年的业务经验，因此他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们店里的主任原由私方余智琛担任，负责全面领导，他和私方刘士诒作副主任，分工负责人事、财务和业务工作。他们首先建立了几个制度：上级行政召开的会议，同谁负责的工作有关，就由谁去参加，然后回来传达，共同研究。上级行政发的文件，除个别绝密件外，都由有关主任先看，签署意见，然后大家传阅，再共同研究。店里的工作，都先在主任办公会上讨论，作出决定，由有关主任负责执行。 最初，职工不信任私方主任。余智琛向黄其家讲：“你布置工作，大家都作笔记，认真讨论。我们布置工作，大家讨论时不发言，有的还去作别的事。还是你去布置好些。”黄其家又单独召开工会会员大会，向职工们讲解赎买政策，说明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的重要意义，并告诉大家：“私方主任布置的工作，都是经过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的。”开始几次，私方主任布置工作，他还陪着，有时并加以补充说明，表明公方代表是同意这样作的。等大家信任私方主任后，各种事情在主任办公会作出决定，就各自分头负责执行。 店主任余智琛是市工商联的常委、同业公会的副主委、市区政协代表、市人民代表，在外面的社会活动很多。有的职工就怀疑他是在家睡懒觉，不进店工作。有的私方人员也说：“我们出的资本，尽让他在外面替自己挣地位。”因此余智琛也有了顾虑。他说：“我在外面搞几天以后，都不好意思进店门。大家在家都很忙，尽望着我。”碰巧市工商联这时还要他去搞公债推销工作。黄其家了解这个情况后，便向他讲：“社会工作和店里工作都要作，看那个工作紧急些就先作那个。”同时向职工和私方人员作了解释。他们还想出了一个解决社会工作和店里工作矛盾的办法：余智琛每天到了那里，就先挂个电话回来，店里有什么重大事情，马上就能找到他。晚上，他回家路过店里，三个主任就开个碰头会，用十多分钟，各把当天的情况说一说。这样，店里知道他每天在外作什么，能支持他，他也了解店里情况，能安心工作。他在公债推销工作中，受到了市工商联的表扬。后来，社会活动少些，他又负责商店的经济改组工作，了解商业历史经验，改革机构、制度，研究销售特点，等等，也搞得很好。他说：“我从学徒做到资本家。只有现在才是我最痛快的时期。” 为了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教育，这个店还建立了一个月一次的私方人员生活会。在休假的日子，黄其家和几个私方人员一起去滨江公园或其他地方，一边玩，一边交换意见。在职工们检查竞赛条件时，他们也让私方人员参加，检查自己的立功条件。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和职工的隔阂渐渐减少，也肯谈心里话。余智琛在家同他爱人吵了嘴，也向黄其家谈了，要黄帮助他的爱人。 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以后，也还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有一次，黄其家开会去了，有很多复员军人来买布，刘士诒为了多销货，就将一些卧单布、被面布的布头子免票卖了九百六十六尺。黄其家回来时，布已卖了，也没有注意。后来，市公司来追查这个问题，说他们“违反国家规定，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当时，余智琛还认为这是业务员卖的，责任在业务员。但黄其家分析了情况，认为是行政主任政策思想不明确，使大家真正在思想上接受了教训。此后，这个店去年一年就只发生了两笔布票与账面不符的差错，在贯彻布票制度上成了全市第二名。 在工资改革以前，有些私方人员叫生活困难，要申请补助。黄其家和大家分析了余仲川（私方）一月收入五十多元，负担八口人生活，是真困难，由企业给予补助。杨晓青（私方）夫妇一月收入七十多元，五口人生活，并不很困难，就没有补助。黄其家向他解释这个问题时，他也同意了，但事后很有意见。 这时，店里正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黄其家便约上杨晓青和工会代表一起去访问职工家庭。他们去的第一家是个新进店的工人，过去长期没职业，当时连锅都揭不开，他们便当场给补助了四块钱。他们去的第二家是一月收入四十七元，七口人过活，但这家的主妇想法替人洗衣服，叫孩子课余给人糊纸袋，生活也勉强维持了。接着，他们又去一个私方人员家里访问。这家有九十多元收入，五口人过活，比职工们强多了。杨晓青一访问回来，就向私方人员讲：“看一看职工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还是好得多。我过去真不知道职工生活这么困难。” 他们店里一共三十多个从业人员，行政工作不多。黄其家便邀私方主任一有空就下楼参加营业。最初，余智琛下去只是站站看看，有的职工就反映：“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监督我们？”黄其家又同私方主任研究：如空余时间长一些，就在柜台里卖货；时间短一些，就在柜外拿货，招呼顾客。本来，上级规定要先收布票后扯布，有时惹起顾客反感，有的业务员也嫌麻烦。黄其家等人售货时，就首先带头遵守制度，使先收布票的制度得以贯彻。 据今年1月到职的店主任马小庵（私方）谈：这样抽时间参加营业后，能直接了解顾客的要求，对作好销售计划，改进业务，都有很大好处。 马小庵也谈到最近有人主张取消公私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问题，他说：“取消公方代表是不恰当的。” 他首先分析说：“合营企业有公私关系、私方与职工的阶级关系、私方与私方的关系，很复杂。就以我们与职工的关系来说，初合营时，双方思想都有距离，一方面固然靠自己守职尽责争取职工的信任，一方面也得靠公方代表作好双方的工作，才能做到双方信任共事。过去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不断出现，光靠私方人员，是很难解决的。” 他接着又谈到他自己是在努力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还得公方代表不断帮助。他举了最近的一桩事说：“店里私方人员罗宅明生病休假两个月以上，按照国务院规定薪金要打折扣，我同黄其家同志研究按60％支付，如罗宅明生活确有困难，再由行政补助一部分。但补助多少呢？我代表私方利益，认为应再补助30％，连薪金一共发原薪金90％。黄其家同志研究了劳保合同，认为工龄较长的职工生病期间也才支付薪金90％，这样补助罗宅明，就使劳保合同的优越性不能体现出来。大家又讨论决定为80％，既照顾了罗宅明，也贯彻了政策。虽然只是10％的差别，但这就反映出我们对政策学习还不够，还是公方代表能全面看问题。也许有的人以为经过一年多的合营，自己的水平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公方代表自己也能行，这是不合乎实际的。” 黄其家说：“我初来时，同私方的关系并没有这样好。我当时就只注意掌好印把子，管好钱袋子和作好人事工作，事事自己搞，私方主任有职无权。后来我听了团中央统战部长的报告，读了文件，私方主任又一再侧面提意见，我的思想才明确起来，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后来在执行中，我因为干事情图快，也曾经有两次没有同私方主任商量，自己就作出决定。私方主任事后提了出来，我也作了检查。他又说：“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对担负行政职务的私方人员比较注意，对私方的一般从业人员作的工作少些。工商联和民建对这部分人也很少作工作。这些人在情绪上不够积极，有的还说私方主任：“我们抬轿子，你坐轿子。我们把你抬出去了，你就丢下我们不管。”因此还需要加强对这些人的工作。接着，马小庵说：“要谈到有权的问题，我认为公方代表有的权，我现在都有。目前要解决的是基层企业的权的问题，现在规定十元以上的费用就得报上级批准后才能开支，无论大小商店都是如此，这就不大切合实际，弄得工作很不方便。”

第4版()专栏： 湖南反对农村工作中的两种偏向 埋头生产，不去解决迫切的问题，空谈民主办社，放松对生产的领导，都是不对的。省委要求迅速扭转偏向，争取丰收。 本报讯　中共湖南省委在5月27日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批判各地最近在农村工作中发生的两种偏向：一是空谈民主办社，脱离当前生产；一是埋头生产，明知存在着阻碍生产的主要问题，也不去解决。 这两种偏向是省委几位书记最近深入农业社以后发现的。 中共湖南省委在5月9日曾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民主办社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指示，强调民主办社和当前生产是完全一致的，必须紧密结合进行。但有的地方对于这个精神领会不够，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孤立地进行。益阳县委怕民主办社会乱，会影响当前生产，在两次干部会上，对这个问题都强调不够，以致有的乡、社连民主办社四个字都不提，社内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社员情绪不高。相反地，在长沙、宁乡等县少数农业社里，则不顾农忙紧张的情况，照搬大城市“百家争鸣”的办法，漫无边际地发动社员找矛盾，白天黑夜开会，不仅影响了生产，而且对真正妨碍当前生产的主要问题却没有解决，并在社里制造了新的矛盾。省委批判埋头生产不解决问题的作风是主观主义。因为尽管主观上想搞好生产，如不解决迫切问题，生产还是搞不好。那种空谈矛盾，为民主而民主，放松对生产的领导的作风则是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对生产的妨害更大。 省委要求各地迅速扭转上述两种偏向，抓紧六、七两个月宝贵时机，切实搞好生产，争取丰收。省委指出说，在生产中贯彻民主办社，并不困难，只要社干部和社员共同商量，解决有利于生产的主要的和迫切的问题，就可以全力搞生产，次要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可在秋收后整社中解决。 现在，各地党委正在采取措施，扭转上述两种偏向。

第4版()专栏： 保证及时完成夏收夏种 河南尽量减少会议，县级机关暂不整风 本报讯　为保证及时地完成夏收夏种等任务，中共河南省委于5月29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做了讨论，并决定：在夏收夏种期间，尽量减少可以缓开的一切会议，该停的停，该推迟的推迟；县级机关暂不整风；地委在最紧张的夏收夏种期间，可以暂时停止整风学习，集中全力领导夏收夏种工作；省的有关农业、水利、粮食的部门，要在整风、工作两不悮的前提下，可以自上而下地抽出一些力量，专门解决夏收夏种工作中的问题，掌握中心工作，并有计划地立即组织一批机关干部，由负责同志带领下乡，帮助夏收夏种工作。在夏收夏种工作中，要注意加强具体领导，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如上决定，省委已于当日用电话通知各地委、县委贯彻执行。

第4版()专栏： 石家庄有些单位 忙于整风忽视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据新华社讯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最近对石家庄市基本建设作了检查，发现在基本建设当中规模过大、占地过多、建筑标准过高等现象仍然存在。据三十二个单位的初步检查，荒废的成块空白地有一千多亩。有一个工厂的车间哺乳室，每平方公尺的造价高达七十五元，室内各种设备的购置费平均合每个小孩四十二元。 张承先说，石家庄市有些单位忙于整风、忙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注意检查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这是不对的。事实证明，从领导干部到广大群众真正树立起勤俭建国的风气，不仅能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建设投资，还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

第4版()专栏： 水利农林部门各搞一套缺乏协作 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工作进展缓慢 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寿命如何，令人担心！ 新华社郑州3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君谦报道：黄河上、中游各省的水土保持工作进展极为迟缓。这不仅关系着正在进行的三门峡水库工程，而且将影响到这些省的农业生产。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最近检查的结果：黄河上、中游各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在去年一度大发展后，今年有好多地区却消沉起来了。春季本来是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最适宜的季节，同时今年水土保持工作的任务比去年少一半，但是到4月20日的不完全统计，已完成的水土保持工作只达到全年任务的20％左右，有的地区完成不到10％。照这样下去，今年的计划将难以实现。 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好坏，决定着三门峡水库寿命的长短，对农业生产也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三门峡水库施工了，争取农业大丰收运动开展起来了，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反而松劲了呢？第一个原因是方针不明确。过去黄河水利委员会偏重于用工程来控制水土流失，林业部门强调用植树造林来保持水土，农业部门对改良耕作技术考虑的多，各搞一套，缺乏协作。水土保持工作是个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明确工作方针和划分农、林、水、牧的工作比例，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各地水土保持工作机构不健全，任务不明确，领导方法不适宜，又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在统一的方针和安排下依靠农业社来开展工作，以致水土保持工作干部常常无事可做，水土保持工作经费也不能及时使用，甚至干部对水土保持工作不内行。第三，各地有不少干部和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把二者对立起来。在提出今年争取农业大丰收口号后，许多地区放松了水土保持工作，有的甚至破坏已经做好的水土保持工程。有些地区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不顾水土保持工作，在四十二度陡坡上种麦子。河南省嵩县李村农业社把梯田埂扒除了70％多，中共洛阳地方委员会竟给予支持。青海省有的县领导干部竟错误地认为，搞水土保持工作，不如到地里拔草对增产有把握。陕西省有些农民也不适当地认为，上、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仅仅是为下游服务。仅有水土保持工作机构的工作，缺乏各级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配合，广大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是难开展的。

第4版()专栏：小资料 如果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搞不好…… 要是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搞不好，那么水库是很快就会淤平的。官厅水库自1953年以来，平均每年淤积泥沙四千四百万立方公尺，长此下去，二十年后蓄洪能力就要减低，发电能力也将减弱，三十年后基本失效，四十八年后将全部淤满泥沙。佛子岭水库按现在情况预计，五十年后也将淤平。三门峡水库建成以后，如果上游山区不造林保持水土，三十到三十五年以后也将淤平失效。

第4版()专栏： 分配口粮“以人定量” 河北将在夏收分配中普遍推行 新华社保定2日电　河北省在今年夏收分配工作中，将普遍推行“以人定量”的方法计算粮食消费标准。这是在5月31日结束的中共地委书记、专员粮食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会议上批判了省级有关领导机关没有及早注意农民对平均按口计粮的意见，没有重视以人定量方法的推广。指出，这是正确解决当前夏收分配中国家和农业社、社员矛盾的关键。 河北省去年遭受水灾，粮食供应上比较紧张，为了及早准备在夏收分配工作中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在4月下旬就召开了夏收分配会议。但是，有许多县基层干部和农业社社员对夏收分配任务有抵触，提出7至9月三个月消费标准余粮社一百斤、缺粮社九十斤不够吃，多劳不能多得；余粮社社员要求少购多留，对国家需要考虑不够。 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以后，认为：在消费标准方面，“九十斤、一百斤”作为国家对社的一般预计数字是合适的，但具体到每个社对社员具体分配时，决不能再重复过去平均按口计粮的作法，应普遍推行以人定量办法，并且除以人定量外的多余部分，可本着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精神进行分配。另外，在不影响国家购到供应城乡缺粮人民需要的粮食原则下，对余粮社社员要求多留也作了适当照顾。 会议研究了河北省当前粮食紧张，今年夏收又将因灾减产（特别是北部地区），7至9月份粮食仍然紧张等情况，强调必须各级干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作好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讲清道理，说明政策。依靠基层，依靠群众，核实产量，切实推行以人定量的分配方法。 会议还注意到夏收后可能发生的粮食浪费问题，要求各级干部反复向城乡缺粮人民和广大农民群众说明继续节约用粮的重要意义，不要看到新麦下来了，就大吃大喝。

第4版()专栏：柴达木简讯 ·柴达木简讯· 来了一批生力军 年近花甲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带领着二十多个地质人员，最近到达柴达木的心脏——大柴旦。他们将同地质师、石油工业部的地质研究人员联合组成石油地质综合研究队，分别在茫崖、冷湖、马海等地区着重研究地层划分、地层对比、大地构造分区和储油构造类型等工作。 侯德封认为，柴达木是一个有希望的综合工业基地，他希望水利、水文、农业、土壤，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专家，也都到盆地来看一看。 每天喷出十吨油 柴达木油砂山探区有一口浅井在试油过程中喷出了大量原油。这是柴达木盆地今年继开特米里克构造出油以后的第二个好消息。现在这口浅井平均每天可产原油十吨，有开采的价值。 兴建小型炼油厂 柴达木盆地上第一座小型炼油厂已着手兴建。现在大部分地基工程已经完成，正在积极建筑房屋。 这座小型炼油厂设在油泉子探区，建成以后将炼制油泉子储油构造上喷出的原油，逐步解决盆地的用油问题。　（据新华社讯）

第4版()专栏： 访草原上的青年农民 ——记齐齐哈尔“青年集体农庄” 李俊龙 4月26日，我们访问了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瑞廷乡“青年集体农庄”。这个农庄是去年4月开始建立的，现在恰恰一个年头。三百二十七个男女青年，大多数是刚从初中或小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去年4月间到这个离齐齐哈尔市约一百四十华里的荒原从事农业生产。最初，这里只有两个简陋的草棚。大的住男青年，连火炕也没有；小的住女青年，有一个热炕，算是最好的照顾。从去年4月到12月，在不断地和风、沙、雨、雪等自然现象作斗争的当中，这群热情的青年，凭着一股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干劲，边做、边学、边打算，克服了无数困难，开垦了九百二十垧（一垧等于十五亩）耕地，学会了许多生产技术：有的成了垦荒能手，有的会使播种机、收割机，有的会做木工、瓦工，有的练成了很好的炊事员，有的还被评为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原来是一群“五谷不分”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出色的生产队伍。 当我们去访问这个农庄的时候，远隔数十里就望见一栋栋耀眼的白色的瓦房，原来这个农庄在一年之间，先后盖好了办公室、食堂、卫生所和二十栋宿舍，共一百五十六间瓦房。当初最讲究的住女青年的草棚，现在变为猪圈。去年只有八个月的时间，农庄共收获了六十九万多斤粮食，二十七万多斤土豆，二十五万多斤蔬菜。总计去年的农副业收入共十万零八千元。一个劳动日为一元六角。庄员个人收入平均每个劳动力为二百七十四元，男庄员中上等劳动力收入四百一十六元，中等三百八十八元，下等也有一百九十八元。女庄员一般体力较差，加入农庄又有先后不同，多的八个月，少的四个月，因此收入较少些，上等劳动力为二百零八元，中等为一百六十元，下等为九十八元。这些人当中，除了一部分曾做过些微的农业劳动稍有一点农事知识的农村青年外，大多数在城市中长大。这些男女青年在劳动生产的斗争中，锻炼了体格，培养了热爱劳动的纯朴品德，逐渐去掉了许多城市知识分子的虚浮习气。我们在这个农庄呆了一天，访问了十几户庄员家属，和农庄负责同志详细谈了一年来的发展情况，又和几十位男女庄员们谈过话，参观了农庄的各种设施，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我们问这个农庄的副主席、一位十七岁的女青年对生活有什么意见时，她爽朗地笑着说：“我们农庄有一个七年建设计划，我打算和大伙努力干七年。我们都抱着‘先建庄园后建家’的决心，一定要把农庄搞好。”她的笑容是如此明朗，态度是如此坚决，我们大家看到了新的一代农村青年的气魄。 这个农庄国家只投资十三万五千元，其中九万多元是贷款，实际只投资四万多元，去年已解决了四百多人的就业问题，今年还计划再增加三百名中小学毕业生。这对国家来说也是极经济的。现在，党和政府正号召今年毕业的中、小学学生到农村去。这个青年集体农庄的初步成就是令人鼓舞的。 同任何新事业一样，这个农庄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遭遇许多困难，目前的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是，只要这些青年们坚定自己的意志，任何困难和缺点都会被克服的。

第4版()专栏： 远亲不如近邻 ——记北蜂窝的职工家属工作 　张渊 北京西郊有个地方叫北蜂窝，住有一千多户北京铁路管理局的职工家属。他们组织起来分成六十七个家属小组，又选出自己爱戴的人，组成职工家属委员会和十个分会。这个职工家属组织，四年来依靠了家属群众的力量，为职工家庭解决了许多困难。 四年多以前，北蜂窝还是一片荒凉。由这里到医院有十来二十里地，附近又没有个保健站。迁到这里来的几十户的职工家属中，有七个孕妇，她们都怕临产找不到人接生。家属委员知道了，就到附近的村子里找到学过新法接生的吴姥姥，和她约好到时候来为产妇接生。当时，北蜂窝也没个油盐店和合作社，家属们每次购粮、买菜，要跑十里八里路。家属委员会就主动和附近一个菜园子说好，把菜送到这儿来卖。还统一组织了互助购煤买粮。 群策群力解决困难 从1954年起，家属委员会发挥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困难。目前这儿有三个洗衣组，有三十三户参加。为单身职工洗衣服，上门取送，价钱比外边便宜。又组织了缝纫组，有十几人参加，和供应站订了合同，承做衣服。这样部分困难职工户也增加了收入。职工洗衣缝衣的问题也解决了。职工王木舟，过去一个月挣四十五元，一家九口，生活很困难，王嫂参加洗衣组后，每月收入三几十元，不但吃饱穿暖了，而且三年来买了三床新被子，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架缝纫机，王木舟生产也带劲了。 北蜂窝的家属们还组织互助。有个叫田兆甫的职工出差了，田大嫂产后大出血，互助组给请医生治疗，又帮助做饭，看孩子。田兆甫回来看见照顾得那么好，母子都安全，对互助组的家属说：“你们帮了我家的忙，没有让我耽误生产，也是支援了国家建设”。家属们说：“果真是远亲不如近邻”。自愿参加互助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职工杜湿润有七个孩子，一次三个孩子同时病了，互助组给照顾两个孩子和家务，让杜嫂安心带着患肺炎的孩子去住医院，老杜也没有为此请假。目前全住宅区参加互助的已有八百九十五人，1956年互助了六千四百二十三名产妇和病人。刘子贞家里的孩子多，卫生没有搞好，互助组去了九个人帮助拆洗被褥，翻箱倒柜大扫除，老刘夫妻感动得落了泪。工人白峰泉结婚，女方要吹鼓手去迎亲，男方雇不起，家属们就组织腰鼓队一起去接新娘。结果婆家、娘家皆大欢喜。 家属委员会还组织储金互助，动员群众自愿参加，由群众选出老实可靠的人管账。1956年参加储金互助的家属有七百零一户，有储金五千一百一十二元五角。一年里，周转了六百八十六次，其中做月子用的七十九次，治病用的三百七十七次，交学费用的九十一次，其他生活急需的一百三十九次。 家属委员会在去年的春天，结合宣传“五好”布置各个分会注意发现培养模范家庭。在模范家庭带动下，过去家庭开支无计划的，现在做到过日子心里有数了；婆媳、夫妻闹别扭的也大大减少了。 组织学习共同进步 这儿的职工家属常说文化是个“宝”有了它好进步，好办事。所以从1953年就举办了识字班，去年，有四百多名家属要求学文化，家属委员会发动群众推荐老师，和动员家属知识分子自动出来当老师。找到八名教员。委员会又动员家属让出三间房子，大家动手和建筑段的工友一起把房子改成课堂。工会拿钱买废木料请木匠做桌凳。教学用品由学员每月出三角来解决。开学的时候，家属委员会组织上下午班的学员互助看孩子，动员老太太收托小娃娃，每月收费五角。这样学员们就能安心学习。四年里，共举办了十七个文化学习班，已有四百多名家属摘掉了文盲帽子，六十七名初小毕业，二十名高小毕业。 俭俭省省办起托儿站 这儿有一排平房，一共八小间，外面围着竹篱笆，里面简单放了一些小桌小板凳，但很干净。这是家属们办的托儿站。里面没有小床，孩子午睡的时候，就将铺板搭在小桌子上连成大炕。玩具大都是阿姨用花布缝的娃娃，用土做的老公公，用纸做的小玩意。现在收托八十四名孩子，每个托儿每月交费六元五角，每日吃一餐，伙食比一般工人家庭稍为好一点。家长负担一元保育费。托儿站的站长，阿姨，炊事员共八名，工会每月给每个工作人员补助五元。阿姨们都是家属积极分子，虽然文化程度低，但是有一颗热爱孩子们的心，又善于学习。她们学过“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参加过保育训练班，去参观过好的托儿所，又不断地在生活中学习。夏天屋子热，孩子睡不着，阿姨就给孩子扇扇。伙食费不多阿姨就精打细算，既要有营养又要价钱便宜。孩子王瑞兰从小没有妈妈，爸爸王家模回来得晚时，阿姨就把瑞兰带到自己家里。瑞兰衣服脏了，阿姨给她洗。天要冷了，阿姨给瑞兰缝棉衣。王家模常说：“我要给国家多做事来回答阿姨”！（附图片） 家属们静静地听着老大爷读报　陈其英　摄

第4版()专栏： 起家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毕业创作）詹建俊

第5版()专栏： 赫鲁晓夫答美国电视广播记者问 苏联愿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和平竞赛 建议从西德和其他国家撤走各自的军队 据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5月28日在一次同美国电视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谈话时说，在裁军问题上即使不能立即全面达成协议，苏联也非常愿意同西方国家解决走向裁军的小问题。 在西欧问题上，赫鲁晓夫再一次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出，要他们从西德和其他国家撤走自己的军队，同时苏联也将从东德、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撤军。 他说，这样一来，在其他国家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我们的军队了。这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是为检验诚意和建立没有战争臭味的良好气氛的第一步。这还会促进我们国家之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和平的良好关系。过去我们说过，现在我们还重复这点并且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 赫鲁晓夫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绍尔、诺文斯和卡特勒作的这次谈话，是上星期二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进行的。谈话的经过已经被拍成了影片，并且在6月2日和3日分别在纽约和莫斯科的电视台上放映。今天莫斯科各报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篇谈话。 这次谈话共进行了一小时，所谈到的问题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目前最令人关心的世界大事一直到苏联的农业问题。 建立美苏正常关系 诺文斯问赫鲁晓夫，他认为目前苏联和美国之间急需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他回答说，最主要的是：各国间建立正常关系，首先是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在这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应该首先从贸易开始，美国应该消除自己的“铁幕”，应该交换文化代表团；加强苏美两国人民以及商界人士间的接触。 赫鲁晓夫指出，直到现在，美国还在执行着歧视苏联的政策，不愿同它进行贸易。尽管美国这种作法对苏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它却在两国之间造成紧张空气，把关系弄坏，并且形成世界上神经过敏的局面，也使精神失常的人可以利用战争进行投机和吓人。这是极其有害的。 诺文斯问，根据赫鲁晓夫刚才所说的话，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准备予西方的外交人员在你国行动更大的自由，将不再干扰“美国之音”的广播？并且将采取某些步骤作为那种接触的开端？ 赫鲁晓夫说，关于限制大使馆人员行动的问题，如果相互取得协议，我们将同意改善和取消这种限制。 关于“美国之音” 关于“美国之音”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非常爱好音乐的国家。假如我们听到的是好歌声，我们不但不干扰它，而且竭力扩大这歌声，使它响彻全国。但是，假如别人发出来的是不悦耳的怪调，那末，能够关上收音机的话人人都会关上的，假如不能够关上，他也会干扰这种声音，因为这种声音对他的听觉有害。因此，假如“美国之音”是真正的美国的声音，那我们是不会干扰它的。但是，如果发出来的不是美国的声音，而是某种恶意的叫吼，假如把这种叫吼说成是美国之音的话，我们不愿意苏联人民对美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声音形成不正确的概念。 和平竞赛 诺文斯问赫鲁晓夫：您一方面说要在经济方面竞赛，但是同时，为什么好像又不容许思想竞赛，这是不是有矛盾。是你在作出决定而不让人们决定他们愿意听什么吧。 赫鲁晓夫说：你们要知道，想把我们同人民分割开来的做法是一种陈腔滥调，谁也不会听这种调子的。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认为，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一个政府像苏联政府那样，没有谁的政策像我们共产党的政策那样符合苏联人民和所有国家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实行的政策不仅是共产党的政策，也就是人民的政策。 我们说，我们希望和平竞赛，我们希望在这种竞赛中显出最健康的力量，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矛盾呢。我们把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叫做健康力量，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最进步、最年青的制度。你们的孙子也将在美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 如果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不掩饰，这方面将有思想斗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战争混为一谈。这是思想上的斗争。 人民内部矛盾 接着，绍尔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提到了赫鲁晓夫在上面的谈话中曾经说过的苏联政府同人民是不可分割的一段谈话。他说：这段话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北京发表的声明，声明中谈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真理报”转载了这个声明，苏联共产党人是否接受这种思想？它对苏联将有什么意义？ 赫鲁晓夫说：每个国家，不管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和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建立了四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八年。因此当年对我们来讲是必要的东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一定要去重复。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习惯，而共产党应当重视这些并且加以考虑。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实施了很多独创的主张。有些主张是考虑到中国的特点的新主张，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丝毫也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其中很多主张我们都予以登载，实际上我们是加以支持的。我再说一遍：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出发，对于自己适合的就加以实施。这不会得罪任何人并且也不违背我们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 和平共处 卡特勒问，（赫鲁晓夫）不久前说过，美国无疑正在准备反苏战争。这种看法真的是苏联政策的基础吗？ 赫鲁晓夫说：这不是我的意见。我只是在重复你们的政治家、你们的将军们所说过的话。 赫鲁晓夫也否认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接着赫鲁晓夫说，我不否认，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美国将军们和某些政治家们说，他们能够毁灭苏联，假如现代的技术有可能毁灭一个国家的话，那末，遭到毁灭威胁的国家显然也可以毁灭对方。在这方面，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是不怀疑的。某些人责备我说我现在好像改变了观点，因为，有一次我说，如果爆发原子战争的话，那么在这个战争中毁灭的必是资本主义。我现在也还要这样说。但是，我们认为，不必通过战争和军事冲突来消灭资本主义，而要通过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来消灭资本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未来的战争不会毁灭共产主义。虽然战争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不幸，可是人类不会被消灭，人类的思想也会存在下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不朽的。 赫鲁晓夫说，但是战争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因此不应该采取这个手段。因此，我们得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不得不共同生活下去。我们希望和平地、没有战争地生活下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有友好联系，可以和睦相处。裁　军 绍尔接着问到裁军问题。他说，美国代表回到伦敦重新进行裁军谈判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关于裁军的所谓有限制的小步骤。他问赫鲁晓夫，在他看来，在目前美国观点——最初的一小步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有什么希望没有？ 赫鲁晓夫说，我现在还不知道美国打算采取哪些步骤，因为史塔生还没有把自己的条件说出来。但是裁军问题即使不能立即全面解决我们也会满意的。我们同意由解决小问题开始然后再转入大问题。 为了确保互相谅解并且同其他国家达成裁军协议，我们作了不少努力。但直到目前为止，无论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在这方面作相应的努力，这使我们感到很遗憾。停止核武器试验 绍尔问赫鲁晓夫，苏联政府为什么不在事先警告，甚至不在事后宣布苏联最近进行的五次试验的情况？ 赫鲁晓夫说，这对人没有什么用。登记爆炸的问题是个投机性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停止爆炸。那些主张登记爆炸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善良而预先宣布爆炸，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土不能进行这种爆炸，而不得不在公海上的小岛上进行爆炸。 赫鲁晓夫指出，某些人提出登记爆炸的建议，不过是空谈，其目的是为了回避直接回答关于禁止氢武器、原子武器和禁止爆炸的问题。从其他国家撤退军队 诺文斯接着提到了西欧问题。他问道，按照苏联政府的看法，苏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感到有充分的安全来把它现在驻在别国的军队撤回？ 赫鲁晓夫说，我们什么也不害怕。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是，如果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的人民将抱着极大热情和忠忱去作战，坚决捍卫祖国。 为了防止战争，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国家不把自己的军队从西德和西方国家，即从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和希腊撤出呢？而我们会从东德、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撤出自己的军队的。赫鲁晓夫还表示，在双方撤军的时候，苏联同意在相互条件下进行视察。 赫鲁晓夫认为，当谈到裁减军备的时候，要相互信任，不要彼此把对方看作掠夺者。 卡特勒问赫鲁晓夫是否耽心如果苏联军队撤出东欧的话，那些国家就不会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了。 赫鲁晓夫回答说，这是无稽之谈。共产主义制度应当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假如人民不要这种制度，就让他们建立他们喜欢的制度。所以我们将大胆地把自己的军队从所有驻扎的国家撤出，并且深信这些国家的人民将更好地保卫自己的制度。 绍尔问赫鲁晓夫，他是否相信现在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内，政权都奠定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 赫鲁晓夫说绝对是这样的。你们看，蒋介石是用什么手段把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人曾经花费了六十亿美元打算把蒋介石保持在大陆上。但结果怎么样呢？蒋介石从美国人手中得到的武器全部都送给了毛泽东的中国，是谁干的？人民干的，因为蒋介石政权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所以这个政权灭亡了。 绍尔说，既然赫鲁晓夫提起了在台湾发生的使美国不愉快的事，那么，他想问一下，如果在匈牙利没有苏联军队和坦克，卡达尔政权能存在多久？ 赫鲁晓夫说，让我们试试看，你们从德国、法国撤退军队，我们从德国、波兰、匈牙利撤退军队，我们就会看到，卡达尔政权会永远繁荣和富强。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决不会是把自己政权让给剥削者，而是要巩固这个政权，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 诺文斯还问，苏联政府目前打算采取什么步骤来争取世界上各国之间逐渐取得更深的谅解？ 赫鲁晓夫说，我们提出的根本性建议就是，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裁军计划；我们建议现在就取消贸易限制；我们建议美国拆除“铁幕”和广泛地交换各种性质和专业的代表团。我想，以此作为开始已经够了。如果美国也抱同样态度的话，那末我们就会取得很大的进展。 诺文斯又问赫鲁晓夫是否认为，战争结束后的历史使人有根据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苏联是做得不对的或者在国际关系中犯了错误，而这些错误产生了紧张局势的某些根源？ 赫鲁晓夫说，我设想错误可能是双方面都有过的。如果明智地来解决目前发生的争执问题，或许不致会产生紧张局势。 苏联畜产品和小麦生产 在这次谈话中，赫鲁晓夫还谈到了记者提出的关于苏联计划在最近几年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牛奶、肉类等畜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问题，以及他对今年苏联小麦的收成的估计的问题。 在谈到今年苏联小麦的收成的时候，赫鲁晓夫指出，去年苏联的收成很好，但是这次丰收只是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小麦产量增加的结果。而在今年，情况还会比去年好，这因为，不但是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中部各州的冬小麦今年也都长得非常好。

第5版()专栏： 要求缔结国际协定禁止核武器试验 日和平委员会决定展开群众运动 各界人民再次示威抗议英国试验氢弹 新华社4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人民今天下午再次到东京英国大使馆门前示威，抗议英国在圣诞岛附近试验氢弹。这是日本人民在英国爆炸第二个氢弹以后最近四天来所举行的第三次示威。 参加今天的示威游行的有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日本教职员工会和全递信从业员工会等团体所属的职工和学生约三百多人。参加抗议示威的还有敲着鼓的和尚和尼姑。 四名代表进入了大使馆，要求英国停止氢弹试验。英国大使馆的官员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达给伦敦当局。当代表们进入大使馆的时候，示威群众在大使馆门前挥动着旗帜，并且唱着歌。宣传车上的扩音器也放送出音乐，并且有人发表了演说。 新华社4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和平委员会从6月1日到3日在东京举行了全体会议，通过了今年度的工作方针，并且推选平野义太郎、安井郁等二十六人为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代表。 今年度的和平运动方针的中心是，努力统一和平团体的步调，展开群众运动，粉碎核武器战争的准备和实现日中邦交的恢复。 会议决定，将展开群众运动要求美、英、苏三国立刻开始缔结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的谈判，并且在谈判中停止试验核武器。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它提出的核试验的预先登记制度，并且立刻同意苏联建议的禁止核试验的苏日联合提议。 会议决定，在展开反对核武器运动的同时，还要展开反对军事基地、要求归还冲绳岛、反对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和要求废除日美不平等条约等群众斗争。 会议认为，恢复同苏联、中国和朝鲜的邦交，是保卫亚洲和平不可缺少的条件。日本和平委员会将组织群众力量展开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和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的运动，同时努力尽早实现缔结日苏和平条约。

第5版()专栏： 裁军小组委员会继续开会 苏联主张立即暂停核武器试验 新华社4日讯　伦敦消息：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3日继续举行秘密会议。据西方通讯社说，苏联代表在会上再次主张达成立即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 苏联提出局部裁军新建议已经有一个多月。美国据说已经准备了一个反建议，但是还一直没有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路透社消息说，美国再过一星期也不会提出它的新建议。美国代表还在同其他西方国家代表进行磋商。 裁军小组委员会下次会议定在5日举行。

第5版()专栏： 李普曼质问艾森豪威尔 美国要不要认真谈判裁军？ 劝总统勿怀阻止达成协议的秘密意图 新华社4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政论家李普曼1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文章说，美国总统现在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要不要认真开始谈判裁军？ 这篇以“一项重大的决定”为题的文章说，史塔生从伦敦回来报告说，苏联是真心希望达成协议的，不仅仅是发表演说，这使美国面临着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以前，“我们总认为任何一方都不会真正相信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全都可以随便提出建议，而不必认真地自问一下：假若俄国人接受了这些建议的话，我们将作何想法。”现在，一项认真要求谈判的建议摆在艾森豪威尔面前了。李普曼指出，在这里，争论的问题是：在这种有可能达成的有限度的协议中，美国是否会冒“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风险”？李普曼说，如果你同意限制军备，“那你实际上就接受了目前世界的分裂局面”。在裁军问题上达成的任何协议等于是对两个阵营间现存的军事分界的一项军事保证。这种协议会引起减轻西欧——包括西德在内——的沉重的不安感和鼓励美国国内削减预算的要求等后果。可是，照李普曼的看法，不进行谈判的风险和代价可能会更大。美国的前任两位总统经常宣称美国希望达成协议，以往“负责人士谈得太多了，总统现在不可能采取一种反对一项裁军问题协议的态度。”“总统可以争论任何个别协议的内容。但是他必须认真地争论，也就是说，要怀着达成协议的希望而不是怀着一种阻止达成协议的秘不告人的意图。” 李普曼最后说，反对达成协议的论点是建立在一种“奇怪而危险的假设上的”。这种假设是：“如果紧张局势缓和了、如果战争恐惧减少了，那么有利的将是共产党国家而不利的将是非共产党国家。”李普曼说：“难道这是我们对世界的真正估价吗？难道我们一定真正相信：随着恐惧、不安和紧张局势的减轻，我们就会衰落，而集权国家就会繁荣吗？” “的确，这种假设的本身就是现存的紧张局势的一种病征，它表现出对我们自己的制度和对我们自己的人民极其缺乏信心。”

第5版()专栏： 太阳发生大爆发 威力相当于一百万颗原子弹 新华社4日讯　奥地利消息：奥地利的天文学家在6月2日观察到太阳上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发，它的能力相当于一百万颗原子弹。 观察到这次爆发并且把它拍摄下来的是奥地利东南部克拉根福附近坎泽耳山太阳观测站的赫尔曼·豪普特博士。他说，这次爆发延续了大约四十分钟之久，同今年1月间发生的一次情况不相上下。 豪普特说，6月2日太阳的爆发已经引起了对整个短波通讯的巨大干扰。继这次爆发现象还出现了北极光。

第5版()专栏： 美国人民重视赫鲁晓夫谈话 国务院赶忙散布怀疑论调 新华社4日讯　纽约消息：6月3日纽约时间十五点三十分，美国约有一千万人在电视中看到和听到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代表们的谈话。无数电视观众在广播结束的几分钟后就向电视公司反映了自己的印象。许多人都说，赫鲁晓夫是一位“轻松而有自信心”的人，他的谈话“很能使人高兴”。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言人说，绝大多数的评论都是良好的。他说，这是“固定的电视无线电节目中最伟大的一次新闻广播”。 “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谈话。“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详细的摘要。其他各报也广泛报道了这次谈话。美国报纸的社论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在美国银幕上的出现，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新华社4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院6月3日就赫鲁晓夫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代表们的电视谈话发表声明说，这个谈话“企图给人这样的印象：苏联政府现在准备设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某些重大问题”。声明说，就苏联政府表示它要设法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而言，美国政府将“欣然接受”。 但是，国务院的声明接着又说，“只有时间才会证明”苏联政府现在是否愿同西方国家进行“有成果的谈判”。 国务院发言人里德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赫鲁晓夫谈到的关于美国自西欧撤军和苏联自东欧撤军的建议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特别针对赫鲁晓夫所说的“你们的孙子也将在美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一句话，重申美国希望苏联会出现所谓“自由政体”。同时，他把赫鲁晓夫的谈话说成是“俄国宣传的老调”，而拒绝加以评论。 众议院议长雷朋拒绝对赫鲁晓夫的谈话表示意见。但是他说，他希望能够就停止氢弹试验达成协议。

第5版()专栏： 格罗提渥接见 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新华社柏林3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今天中午接见了正在民主德国访问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全体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解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谈话以后，格罗提渥总理并请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为首的代表团全体人员和他共进午餐。

第5版()专栏： 胡志明接见我佛教代表团 据新华社河内4日电　胡志明主席今天上午七时在主席府接见了中国佛教代表团。中国大使罗贵波陪同晋见。 接见时越南祖国战线代表黄国越、越南著名法师释智度等多人在座。 胡志明主席详细地询问了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并且表示中越两国相隔很近，希望能更多来往，交流经验。

第5版()专栏：朝鲜通讯 朝鲜的汉医 本报记者　王玉章 去年的4月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作出了一项发展汉医的决定，这个决定作出后的一年来，在朝鲜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朝鲜的汉医已有长远的历史，据记载，汉武帝时中国的医术就随着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传到了朝鲜，和朝鲜原有的医术结合成为朝鲜的“东医”，或称“汉医”、“汉方医”。在新罗时代就有医书问世。到了李朝世宗年代朝鲜的汉医发展到相当发达的阶段，当时出版了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书在内的一百多种医书。李朝时代并组织了许?等一代名医编成了“东医宝鉴”“医方类萃”“乡药集成方”等大部头的综合性的医书，其中1445年金循义等编成的“医方类萃”一书就有二百二十六卷，二百六十四册。1450年俞孝通等编成的“乡药集成方”中论述了九百五十九种病类和九百三十一种病源，记载了一万零七百多个药方和一千四百七十多个针灸法。这些书不仅在朝鲜，对整个东方医学的发展都有贡献，最近中国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出版了“东医宝鉴”一书。朝鲜历史上也出过一些有名的名医，元朝皇帝忽必烈曾二次来高丽聘请当时的名医薛景成去给他治病。新罗时代公元414年，朝鲜的名医金波镇曾受到日本的延请过海去为日本的允恭王治病。这说明那时朝鲜的医术就已名扬海外。到了近代朝鲜也曾有过李景华等名医，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泛的流传着。 朝鲜的汉医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时期受到了较大的摧残。当时日本人强迫朝鲜的汉医学习西医，禁止汉医用传统的方法看病。 据朝鲜保健省统计，现在朝鲜北部约有专职的和兼业的汉医三千人。大多数人都是看病兼卖草药。汉医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 自从去年内阁下达关于发展汉医的决定后，朝鲜保健省内设立了汉医指导部。平壤市有八个较大的医院聘请了著名的汉医，设立了汉医诊疗科，各道的中央医院和保健省直属的各医院也要设立汉医诊疗科。为了研究发展汉医学术，朝鲜科学院设立了东方医学研究室，平壤、咸兴、清津三个医科大学也要设立汉医学研究室，并准备在医科大学内增加汉医学的课程，将来进一步设立汉医系，以培养后继人材。 朝鲜目前在发展汉医方面一个主要的组织措施是发动汉医自己组织综合诊疗所，分散在各地的汉医在政府的帮助下自己凑集资金、设备和人材组成的这种合作社式的看病兼卖药的综合诊疗所，设备比较完善，人材比较集中，药物比较全，可以更好的为居民服务。现在朝鲜北部已经组织了九十个这样的诊疗所，拥有二百个诊疗点、六百个工作人员。在平壤市有十二个这样的诊疗所。 记者访问了平壤市临床医院的汉医治疗科和第一汉医综合诊疗所。一走进这两个单位的诊疗室就可以看到人民对汉医的信任。许多人民军的军官，机关职员，穿白裙子的老太太都在这里候诊，把候诊室挤得满满的。这些单位的医生常常因为病人多不得不在工作了八小时以后继续看病到晚上。 临床医院的汉医治疗科是去年12月间设立的，主持这个科的是五十一岁的三代祖传汉医崔昌钟老先生，他已行医二十五年。他特别擅长针灸，不久前他治好了一个工人的腿部蹉伤。建筑工人李炳顺从建筑架上失足掉下来，蹉伤了一只膝盖，很多日子来经过了几个医院没有治好，人已经变成了跛子。崔昌钟先生用针给他放了五次瘀血，最后完全治好了，李炳顺欢喜得抱着崔昌钟跳起舞来。这个治疗科初设立时每天约有二十五个病人来看病，从2月份到现在增加到平均每天六十人。 这个医院的汉医治疗科同院内其他部门的医生在工作中密切地配合，并互相进行学习。西医医生经常把他认为汉医治疗更好的病人介绍到汉医治疗科来，反过来汉医治疗科也这样作。不久前崔昌钟用针灸法治好了一个下肢瘫痪的六岁的女孩，这个医院的西医把女孩的下肢愈前愈后分别摄成X光照片，进行研究学习。 平壤市第一汉医综合诊疗所有两个医生，五十六岁的金鼎义和五十八岁的李能百都是自己学习成功的。他们常读的医书有景岳全书、东医宝鉴等。另外他们也订阅了中国的中医杂志、健康报、人民日报等。这个诊疗所的医生们去年夏季还曾用中国治脑炎的药方——安宫牛黄散配合医院医治脑炎，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死亡率由80％—90％降低到25％。这个诊疗所每天有三十到四十个病人来看病，每人收诊费朝币十元（等于一封平信的邮资）。诊疗所内附有药店，自己制药卖药，病人看了病就着买药很方便。这两位医生擅长看肠胃病、肺结核、神经系统病等，经常有治愈了的病人和病人的亲人拿着米糕，来感谢先生。 朝鲜出产的生药材也很丰富，大约出产三百多种。除了国际闻名的高丽人参以外，朝鲜产的有名的药材还有：当归、茯苓、龙胆、细辛、大黄、牛黄等。现在朝鲜出口的药材有三十多种，另外进口的药材有厚朴、贝母、丁香、桂皮等九十多种。主要是从中国进口。

第5版()专栏： 冒雨集会反对原子战 5月25日，在建有美国巨大空军基地的东京砂川町，日本公众举行了“反对美国把核子武器运入日本、保卫砂川总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当地居民外，还有来自日本各地的工人、学生和许多团体、政党的代表。 大会在雨中进行，与会群众情绪极为激昂。大会通过了“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进一步紧密团结起来反对原子战争准备”的宣言，和“取消日美不平等条约”、“反对美国把核子武器运入日本”等决议。大会还通过了要求把杀害日本农妇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法院审判的紧急决议。会后，群众冒雨在五日市街道上举行示威游行，表示了决不让美国兵把这条街道变成军事基地的决心。

第6版()专栏： 英国放宽对华贸易的决定今起生效 伊瓦特等人主张完全承认中国国际地位 美国报纸继续要求当局改变对中国政策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4日讯：英国贸易部3日宣布，放宽英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决定将从6月5日起生效。同一天，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欧姆斯比—戈尔在下院说，不久将公布一项可以向苏联和中国出口的产品的新的统一货单。 还有消息说，英国政府不久将向巴黎统筹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西方国家共同放宽对苏联及中国的“禁运”。 同时，工党议员克罗斯曼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伊瓦特要求在放宽对华贸易禁运以后，完全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 克罗斯曼在4日的“每日镜报”上著文说：英国外交大臣现在应该转而解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更加重要得多的任务。 伊瓦特3日在现在正在英格兰举行的英联邦各国工党会议上发言，他说：“英联邦大多数国家都想扩大对华贸易，完全承认它的国际地位。”他指责杜勒斯和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一贯结合在一起，否决使中国和英联邦国家能够得到充分贸易和完全承认的好处的各种建议。 据纽约消息：美国新闻界继续要求美国当局改变对中国的政策。 纽约“工人日报”社论指出，台北事件使美国面临必须改变对中国政策的情况。社论说，根据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应该承认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并且履行在大战期间的保证：把台湾归还给中国。 社论还谈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它说，这是对国务院愚蠢行为和经济冷战做法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证明。美国报人考尔斯（“得梅因纪事论坛报”董事会主席和“明尼阿波尼斯明星论坛报”总经理）在6月2日表示，他不同意美国有些人把要求审议对中国政策称为叛国行为。他说，目前政策正引导美国“走向穷途末路，结果只有遭到丢脸的外交”。考尔斯还指责杜勒斯不让美国新闻记者来中国的僵硬态度。 “纽约时报”6月2日指出：“到现在为止，在美国占上风的意见是赞成继续执行根据既定方针制订的对华政策。但是现在外界压力可能要使美国在这个政策上陷于孤立，同时已经有人对美国—国民党关系的巩固性提出了疑问。”这家报纸驻联合国记者汉密尔顿发表了一篇主张修改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记者却又附和某些分裂中国和霸占台湾的论调。他说，美国应该“赶快采取行动”，使台湾“独立”或者“托管”，并且使联合国大会以给予台湾以“单独的会员国资格”作为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条件”。 另据巴黎消息：法国前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德华·庞纳福6月3日主张法国承认中国。 这位曾任部长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议员说：“法国应该学习英国的榜样，承认中国，但是不要跟美国闹翻。”

第6版()专栏： 杜勒斯的队伍 　方成

第6版()专栏： 新加坡和马来亚商人 欢迎英国放宽禁运 印度尼西亚密切注意情势的发展 据新华社4日讯　新加坡消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商人欢迎英国放宽对中国贸易的限制。 新加坡印度人的商会主席亚逊摩说，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自行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举动，我相信今后新加坡对中国的贸易必能较为自由。 马来亚联合邦马华商联会秘书黄锦和说，英国这次决定是合理的，这项放宽虽然没有使马来亚立即受惠，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间接有助于中国和马来亚贸易的。 全马印度人商联会会长乌拜都拉说，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早就应该施行，中国是可以用价廉物美的货品和马来亚交换橡胶的。 据新华社雅加达4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库索莫维达格多6月3日晚上发表谈话说，恢复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时候本来已经到了。他说，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正在密切注意英国放宽对中国禁运以后的情势。 库索莫维达格多指出，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久已身受禁运的恶果。这些亚洲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需要同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他认为，如果英国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这个行动会更好些。这样，禁运就将正式完全撤销。

第6版()专栏： 艾登回到英国 据新华社4日讯　利物浦消息：英国前首相艾登3日从加拿大乘船回到英国。 艾登由于苏伊士政策的失败而辞去首相职务以后，在1月18日离开英国去新西兰“休假”，不久又到美国波士顿去动腹部手术；这之后一直在加拿大养病。 艾登说，他今后将永不参加政治生活，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在少数事情上不发表意见。他在谈到苏伊士政策的时候说，他仍然相信他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些话。

第6版()专栏：花絮 萧伯纳全部著作的校样 二十八本看来是破旧肮脏的书，原来却是英国文学家萧伯纳的作品校样的装订本。 这批东西是在伦敦附近圣劳伦斯村的一座三层楼的红砖房子内发现的。萧伯纳曾经在那里住过很多年，并且死在那里。 据说，萧伯纳有个古怪脾气，就是每次都要向出版者要回他作品的最后校样，并且把它装订起来。在这些校样上，萧伯纳除作了许多改正外，还写了一些对出版者有趣的批语。 最近发现的二十八本校样几乎就包括了萧伯纳的全部的著作，因此被认为是有很高价值的。 （新华社）

第6版()专栏： 美国人在泰国逞凶 一个撞死人　一个打女仆 新华社4日讯　曼谷消息：据泰国报纸报道，在5月30日一天里，有一个美国军人驾车撞死人，一个美国大使馆职员殴打泰籍女仆。 驾车撞死人的是美军上士尊·英沙密，他是美国驻泰国武官处的人员。在他驾着一辆吉普车撞倒了一个驾着机器脚踏车的泰国人以后，这个美国军人不下车救人，竟把车子一直驶到美国武官处里去，结果被撞倒的泰国人就死在现场。 在同一天被美国大使馆职员殴打的仆人是一个泰国少女。由于她不愿意再在这个美国人的家里工作而提出辞职，并且要求发给工资，这个美国大使馆职员竟挥拳殴打她，以致她的身上被击伤多处。 这个泰国少女已经向泰国警察当局提出控告，泰国警察当局表示，这件事只能“慢慢设法处理”。

第6版()专栏： 叙利亚经济部长否认有内阁危机 指责帝国主义分子在叙进行颠覆活动 人民党议员决定集体辞职搞乱政局 新华社开罗4日电　最近一期的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报道，目前在开罗访问的叙利亚经济部长卡拉斯说，关于叙利亚发生内阁危机的传闻是不真实的。 卡拉斯在同这家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说，叙利亚目前仍在奉行解放和阿拉伯团结的政策。现内阁将继续执政到议会期满为止。 他说，各种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对叙利亚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变它目前的政策。他们对叙利亚的输出实行封锁，并且在国内制造混乱，使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偷运出国。这位部长还说，美国是依靠在叙利亚国内的某些外国代理人和组织来执行这种阴谋的。 这位部长指出，一些逃往国外的被判决死刑和徒刑的叙利亚政客和军人，正在同帝国主义一起对叙利亚进行阴谋。 同时，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叙利亚的“舆论报”3日报道了美国和土耳其驻大马士革武官的暧昧活动。这家报纸说，美国空军武官每星期乘他的私人飞机到某一个不详的地方去三、四次。土耳其武官纳加提·奥甘上校每天都要到贝鲁特去。 新华社4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反对党人民党领袖基希雅6月3日晚向议会提出了辞呈。这个党的总书记达瓦利比在同一天宣布，人民党的三十个议员已经决定要集体辞职。 达瓦利比说，这次辞职是对6月1日晚议会中的一次辩论表示抗议。在这次辩论中，叙利亚共产党议员巴格达什指责人民党议员为了外国和帝国主义的原因而企图拖延1957年度预算的批准。 据报道，如果人民党议员坚持辞职的话，同人民党联盟的另外十五名议员也可能要辞职。 人民党议员的集体辞职被认为是要在叙利亚引起政局危机的一个尝试。自从约旦事件以来，美英帝国主义一直期望在叙利亚挑起骚乱，以便进一步摧毁中东的民族主义力量。 人民党是叙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在不久前叙利亚的阴谋颠覆现政府案的审讯中，有不少这个党的领袖和议员牵涉在内并且被判刑。 人民党议员的集体辞职使叙利亚当局面临着解散议会和举行补缺选举这两种选择。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已经在3日表明，只要执政党在议会的多数不受到影响，现内阁就要继续当政。

第6版()专栏： 美国下一年度实际支出超过预算数字二百多亿 本报讯　美国政府的实际开支远远超过了预算中所列的数字。据5月份美国“展望”杂志透露，美国下一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支出并不是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预算中所估计的七百二十亿美元，而是九百六十亿美元。 原来总统的预算开支估计数字比联邦政府的实际支出少了一百一十亿美元。白宫编造预算的人又把联邦政府下一财政年度的各项信托基金花费，如公路建设计划等共达一百三十亿美元的开支，未列入预算之中。 和过去的政府比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实际开支九倍于战前罗斯福新政府时期最大的开支，两倍于朝鲜战争前夕杜鲁门政府的花费。

第6版()专栏： 法国各界举行争取和平会议 强调立即停止阿尔及利亚战争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3日讯：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发起的“争取和平和裁军全国代表会议”在巴黎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七百五十个代表，其中包括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议员、科学家、作家和宗教界人士。会上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裁军和停止试验原子武器问题、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等。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发言的有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法兰西联邦议会议员费克思和神甫菲拉特尔等人。他们一致强调指出，必须通过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谈判的方式立即停止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

第6版()专栏： 评岸信介的东南亚之行 本报评论员 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东南亚五国之行，从5月21日抵达仰光，到6月2日离开曼谷，已按照预定日程走完了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泰国的旅程。在这以后，他还匆匆地到台北跑了一趟。岸信介作为访美“序幕”的东南亚之行至此已告结束。 岸信介在去华盛顿之前，插进访问东南亚国家这样一个“序幕”，主要的目的是为访美作准备，是要了解一下这些国家的政治气候，摸一摸这些国家对于“日美合作”或由日本出面“协助开发”东南亚的态度，以便在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时候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岸信介这次去东南亚各国，表示愿意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愿意加强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仍然不能不说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岸信介在同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政府负责人员的会谈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几乎都提到了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问题。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日本政府在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上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却减弱了岸信介首相在这一问题上发言的力量。日本政府一方面呼吁禁止核武器，一方面却拒绝苏联的提案，坚持所谓事先登记制度，同时又派人参加美国内华达州的氢弹试验，岸信介还说过：“如果在自卫的范围内（日本）拥有原子武器是不违反宪法的”。诸如此类自相矛盾的态度，已引起亚洲国家一些人士的疑惑不解。岸信介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之后，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曾表示，关于禁止核武器问题，“光是登记、限制，是不彻底的”。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印度国会上的演说中也说，要求登记、限制核武器试验的“日本提案，只能使战争更加合法化”。关于包括中国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平与安全问题，岸信介同印、缅等国家领导人员的意见的不一致，也是明显的。据日本报纸透露：尼赫鲁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正面批判岸信介的政策说：“不承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谈不到维持和平”。在缅甸的记者招待会上，由于岸信介避开回答承认中国问题，空气也弄得很僵。岸信介虽然在印、缅等国家避免公开地多谈论中国问题，但在别的地方，他并没有掩饰他对中国的不友好的、甚至诽谤的态度。他的台湾之行本身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特地跑到台湾去，仿佛是想用这个行动向美国表示：他从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带回来任何反殖民主义情绪或任何中立主义想法。据日本记者报道：在新德里，人们对岸信介所说的不恢复日中邦交，但要扩大贸易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是不无原因的。事实上，岸信介政府至今对于日中贸易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相反的，在英国不顾美国的“禁运”政策决定单独干之后，岸信介竟不顾国内要求效法英国的舆论，对英国的行动“感到遗憾”。这些都说明岸信介生怕损伤美国的情绪，因此，他所标榜的“自主”政策，是轻飘飘毫无份量的。在台北的中国人民爆发反美大示威之后，美国国内要求改变亚洲政策的呼声也在日益增高。在这种情况下，岸信介的这种继续追随美国政策的作法是否得计，那就很值得怀疑了。 岸信介这次到东南亚五国访问，还同各国领导人员就亚洲开发基金问题进行了商谈。所谓亚洲开发基金，除了成员国分摊的部分外，主要的来源是美国的“援助”。这就是日本统治集团一向向往的“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东南亚资源”的开发计划的又一说法。但这一计划却没有得到一致的支持。对于日本充当为“美援”鸣锣喝道的马前卒，东南亚国家是抱有戒心的。而美国能够无条件地拿出一笔资金也是困难的。缅甸对于“带有套索”的“援助”表示拒绝；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则说：“亚洲需要经济援助，但同军事援助缠到一块，就会产生新问题”；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赞成加强同日本在投资方面的双边关系，而不赞成设立开发基金；锡兰的官员们对这笔基金也表示不感兴趣。所以日本金融界人士对于岸信介的这次东南亚之行，也只能作出这样的估计，即认为“具体成果虽少，但打开了继续深入接触的门路，意义是很大的”了。 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评岸信介这次东南亚之行说：岸信介按照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立场，这是比“看风使舵外交”还要恶劣的“吉卜赛外交”。可以说，这道破了岸信介一向玩弄的所谓“两岸主义”的两面三刀的手法。岸信介用这种态度，是否能取信于亚洲各国，使日本在亚洲发挥积极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岸信介在这次东南亚之行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色彩甚少，而追随美国的色彩甚浓，以这种“软骨症”姿态去美国谈判，究竟能把目前不平等的日美关系“调整”成什么样子，是同样值得怀疑的。

第6版()专栏： 日蒋发表联合公报 岸信介同蒋帮拉交情 据新华社4日讯　日本首相岸信介今天在台湾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公报强调在目前“不安定的国际情势”下，要“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以保障亚洲的自由”。它还说，双方同意“应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处理国际间的问题，并且决定两国政府在联合国中密切合作以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岸信介还表示日本要同蒋介石集团“加强彼此间经济及文化之合作”。 据共同社说，在会谈中，岸信介曾经“对中国大陆为共产主义所统治一事表示同情”，同时表示：日本政府没有考虑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准备进一步增进同这个摇摇欲坠的蒋介石集团的“友好关系”。在会谈中，蒋介石曾经要日本不要反对氢弹试验。但是岸信介迫于深受原子武器之害的日本人民的坚决反对，以“人道立场”为理由拒绝了。 岸信介已经在今天离开台湾回日本。

第6版()专栏：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美国作家　阿培·查佩克 在中国旅行十个星期以后，我又坐在我的书桌前，回到我研究美国的日常工作中去。我的桌上堆满了我不在家时来的大批美国报纸、刊物和书籍。飞机的引擎声虽然仍在耳里嗡嗡地响着，我又埋头进行和美国思想主流恢复联系。我专心阅读美国刊物，并不因而就冲淡了我对新中国强烈的感受。在新中国四千英里旅途中，中国的景象，新鲜的景象，深深地铭刻在我的意识和心灵中，现在它们又涌现在我的眼前，构成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图画。同时，我感到对美国刊物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及亚洲的每一种事情，有了一种新的敏感。 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内的辩论中心。现在我愿意根据我对中国的访问，加入目前美国对中国问题的讨论。 美国舆论要求了解中国真相 美国人讨论中国问题时最感缺乏的，就是现实的第一手观察。大多数美国报纸现在已经感到国务院禁止美国记者访华所造成的这种严重的缺陷。1956年12月进入中国的三个美国新闻记者，向这项禁令的挑战赢得了美国新闻界人士和大多数美国报纸的支持。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市“信使日报”的一篇社论，表达了大多数美国报纸的态度，并且被该州国会议员威廉·纳特策尔载入1957年1月13日的国会记录中。这篇“新闻记者应该向新闻禁令挑战”的社论说：“新闻记者访华这一件事的实际影响，已使这个国家（美国）和它的官员在八年长的时间里，在对待一个关系世界未来和平的广大地区时，受着传闻与间接报道的摆布。现在是向禁令挑战的时候了。” 美国国内普遍反对这项禁令，只不过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重新提出的、美国应对新中国采取现实政策的要求的一个方面。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人日益感到，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能仅凭毫无根据的幻想来对待在亚洲有决定地位的、人口居世界首位的国家。仔细阅读美国报刊，就会发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引起国内舆论巨大的不安，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美国舆论产生了一种看法，华盛顿对华观点出了毛病。 曾经在远东度过二十年，担任美国外交官员的爱蒙德·克拉布，在1957年1月19日一期的“民族周刊”上评论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这篇书评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暴露了一个曾在亚洲担任美国外交代表并且有了多年经验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的冲突。克拉布先生措辞谨慎，尽量避免和华盛顿作正面冲突，但是他正确地将美国官方对华态度描写为“我们敌视中国的征象。”克拉布先生根据“中国革命需要被美国深入了解”的理由，向一切“愿意透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转变之一——中国革命”的美国人，推荐了这本书。 事实很简单，如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的根源，以及对人民共和国比中国悠久和复杂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获得更广大的支持的事实都不了解，也就不可能了解人类历史的道路、亚非的新趋势，更不可能使美国在亚洲找到一条可以摆脱目前外交政策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 公众开始怀疑对华政策 新中国是巩固的。它不是一种试验，也不是历史的狂想，更不是能被台湾或其他地方刮来的风可以吹倒的偶然事件。许多年来，中国市场吸引了美国商人，现在它比任何时期具有更大的购买力和稳定性。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犹豫地承认，中国的经济已获得无法估计的进展。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及声誉，已达到空前高峰。其中一些事实促使美国公众舆论开始醒悟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对仅由于某些身居高位的美国人不喜欢六亿中国人民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将美国和一个曾经有过种种联系的伟大国家割离的这种政策，产生了是否明智的新疑问的原因。 在访问中国回来之后，根据我熟悉第一手的中国实际情况的有利条件，开始阅读美国出版物时，最使我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一些企图了解我们生活的复杂世界的一些严肃的美国刊物，竟被一些对中国不正确的报道所蒙蔽，并且被引入歧途。 当我阅读最著名的美国大学季刊之一，最新的一期“弗琴尼亚季刊”时，使我感到惊讶。在这一期里，过去曾在国务院服务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C·E布来克，评论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前美国驻印大使鲍尔士著的“在变动的世界里的美国政治”的一本新书。这本书收集了前大使鲍尔士1956年在哈佛大学讲学时的一系列演讲。 据布来克教授说，这本书的论文之一，就是目前世界上所遵循的“两种现代化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从西方民主国家得到启发……另一种方式就是共产主义的方式，为了工业生产和国家的利益，有计划地降低生活水平和抑制人权来达到强制的资本构成。中国就是第二种方式的范例……” 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是美国学术的范围内的事情：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由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弗琴尼亚大学办的刊物上发表评论，但是却缺少了一件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事实的准确性，它是各种学术的基础。当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截然不同的中国景况，一幕幕地掠过我的眼前。 划时代的经济发展 时间：1957年1月底。地点：云南省四季如春的昆明的一个村庄里。在农业合作社办事处一张普通的桌旁，我和几个社员一面喝着花茶，一面谈着过去和现在农民的生活情况。负责乡政府工作的一个妇女，指着她脚上的新鞋说，过去她只买得起草鞋，在他们建立了合作社之后，她才买了第一双真正的鞋子。她是这个县60％农民中的一个，过去受到地主的统治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他们终年忙碌也无法养活自己。他们除在地里劳动外，还要上山砍柴去换米。慢性的饥饿和衣不蔽体就是传统的生活水平。一个世纪来，中国曾以“饥荒的地方”闻名。 那一个乡里的八百八十三户农民中，只有九十二户缺粮。到了1956年，所有农户都生产了够全年吃的粮食。如果将这一情况按一亿农户来推算，再加上过去几年来农民购买的大量衣著，你就可以看到了划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国农民已经从他们的长期敌人——饥饿中解放出来。这并不依靠奇迹，也不是在一夜工夫出现的。它是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和辛勤劳动，通过土改和合作化新道路的手段才实现的。在中国任何村庄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向你表明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的增长。那么，美国刊物怎能允许自己远离真理而说中国“降低生活”呢？ 我忆起了另一幕景象，在北京的一个纺织工厂，这是一个新工厂，全部纺织机器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这个工厂的绝大部分工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年青工人。但是当我在许多织布机中间行走时，我也和过去曾在上海的纺织工厂工作过的年纪较大的女工谈话。她们指出了在新中国里，她们的工资提高了，她们有了好得多的工作条件，她们的购买力增加了，还有她们的新的劳动保险。1956年是中国工人工资增加的一年。——工业化和提高生活水平携手并进，这提高不仅是对千万人，而且是对亿万人。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先进工业国家譬如美国比较，仍然是低的，在中国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之前，落后的情况还会存在。但是中国的进步，只能根据当它开始新的一页时它有什么，和它在短短的七年中取得了什么成绩来衡量。 一世纪来，外国资本在中国可以畅所欲为，西方民主国家有着广泛机会来表明他们能够对中国有所贡献。但是一个世纪来，外国资本在中国横冲直撞的结果，只有加深中国人民的贫困，并且激起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深深体会这种历史经验，对中国第一个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政府的不恰当的议论，只会使美国人在中国丧失朋友。 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 至于人权，最简单的事实就是继承国民党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抑低人权，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权根本就不存在。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目击者，在许多的著作中证实了这一点：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民族、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在人权和民权的界限以外。拿我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与我所了解的过去情况相比较，很明显，新中国短短的纪元，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人权诞生的纪元。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三千六百万少数民族第一次获得平等地位；三亿中国妇女动员起来实现了她们的平等权利；五亿农民摆脱了封建枷锁；国家政权转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手中，都只能客观地说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权和民主的改革。 当你亲眼看到中国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改革运动的纯朴的特点。这是美国古老的梦想“民有、民治和民享”在生活中的具体实现。引导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知道，不能违背六亿人民的自愿，把他们拖入社会主义。依我看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惠特曼的诗句可以总括： 不是我，不是别的任何人能够替你走那条道路， 你必须为你自己来走它。 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迈进。只要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绝大部分人无疑地会说：新中国，我们向你致敬！我们欢迎你迅速地迈进一个人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纪元。　（本报特约稿　林龙铁译）

第7版()专栏： 尚钺同志怎样对待学术讨论 邓春阳 几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一直存在着学术作风不民主的问题。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贯采取粗暴的压制手段，并对同他进行学术争论的教员同志加以各种打击，使得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教研室内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从1951年初到1956年暑假，我曾在这个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便有过这样一些亲身的经历。 学术观点上的分歧 教研室内在学术观点上发生公开争论开始于1952—1953年集体编写“中国历史纲要”这部讲义（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候。那时尚钺同志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是：春秋中叶以前都是原始公社时期，其间从殷代后期到春秋中叶是原始公社末期，亦即尚钺同志所谓“家长奴役制”时期；春秋中叶到魏晋之际是奴隶社会，并且曾发展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大奴隶制阶段；魏晋之际是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到唐代中叶，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明代，中国社会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快要冲破封建制度，因此李自成起义便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性质。根据这样的分期，尚钺同志反对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论点。他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于蒙古、满洲等族的入侵和统治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倒退。 教研室一些教员同志特别是何志、张我德两同志和我对尚钺同志的论点持有不同意见。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我们认为，殷代是奴隶社会，而两汉已是封建社会。我们也认为，无论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在何时，但是奴隶制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尚钺同志的分期办法，不仅缺乏论据，而且常自相矛盾，不能使我们信服。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由于编写讲义时确定不涉及古代社会性质，所以在当时还没有发生大的争论。我们同尚钺同志争论的中心之一是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虽然有了微弱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截至鸦片战争前夕，仍然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我们不同意片面地强调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并且在很多地方用混淆非商品生产同商品生产、简单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来夸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水平，而忽略了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事实，忽略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特点。我们不同意片面地强调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在否定封建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企图从商业资本直接引出工业资本主义，而忽略了商品经济之为封建制度服务、商业资本同封建的土地关系相结合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在当时仍具有极浓厚的封建性的事实。我们也不同意片面地并且歪曲事实地夸大蒙古、满洲等族的入侵和统治所造成的倒退，而忽略了从中国社会内部去分析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仍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 尚钺同志又过分强调中国历史上汉族同其他各族之间的“种族斗争”，忽略了“种族斗争”的阶级斗争的实质和这些时期汉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尚钺同志笔下，常常被描写为“落后”、“野蛮”、“残暴”、“富于掠夺性”……，对汉族差不多都是屠杀和压迫，对经济文化差不多都是破坏和摧残。历史上中国封建统治者对邻国的侵略和征服，尚钺同志也往往不加区别地把这些行动认为是正义的和起了积极作用的。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论点，认为这些是大汉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表现，宣传这些论点是有害的。 对于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同尚钺同志之间也有重大的分歧。我们还感到尚钺同志对我国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及其著作、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常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也是不恰当的。 尚钺同志的学术观点已大体反映在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历史纲要”内。我们同他的主要分歧在我所写的“对‘中国历史纲要’的一些意见”（“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八、九期合刊）以及张我德、何志和我所写的“评‘中国历史纲要’”（“历史研究”，1957年第一期）两文中也提到了。在编写“中国历史纲要”的时候，双方的分歧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十分明确，但愈来愈形成体系的分歧。尚钺同志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看法略有改变，即在划分时期上稍有提前或推迟之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也在时期上往后推迟一些，不过其基本论点仍无改变。 几次不愉快的公开争论 尚钺同志很早就想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的一套看法通过写作一部中国通史的形式公诸于世，以成一家之言，而首先便是想在教研室集体编写的讲义“中国历史纲要”中贯穿他的观点。本来，编写这部讲义是为了当时人民大学本科各系（无历史系）教学的需要；按照学生情况，多数同志认为应该采用学术界公认或为学术界多数人所同意的观点来编写。事实上当时执笔编写的同志也是很少有人同意尚钺同志的基本观点的。但鉴于尚钺同志是领导人，大家在编写时只好尽可能照顾他的意见。在编写时有部分同志参考了尚钺同志1950—1951年度在人民大学史地专修科讲课时的不全的讲稿，即尚钺同志在“中国历史纲要”“编者的话”中所称“基本上”由他“编写”的“中国历史纲要”的“原稿”。尚钺同志企图以此证明这本书是他个人的“著作”，而事实上除了“编者的话”以外，全书没有一节是由他执笔编写的。有人参考过他过去的讲稿，但也不过是同一般的通史著作一样，只是参考一下而已。不过，尚钺同志却通过审阅工作，在大家所编的初稿上略加改窜，后来又通过参加此书校阅工作的郑昌淦同志将唐代后期和明清部分个别关键章节加以局部改写，并用粗暴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使这本书基本上体现了他的观点。 在讨论此书唐以后部分尚钺同志审阅过的初稿中，公开的争论发生了。尚钺同志以为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只允许大家经过讨论来体会他的观点，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便是“反马列主义”；至于公然有人同他争论并且始终不同意他的意见，那就更有问题了。 最早的一次公开争论是在讨论我所写的元代部分时发生的。按照尚钺同志的论点，元代的统治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倒退。我在编写时也尽量照顾了他的论点，相当强调了元代统治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阻滞作用，但仍然为了元代对外贸易输出品的构成问题引起争论。尚钺同志认为，由于元代手工业生产因受到严重破坏而衰退，主要输出品是金、银、铜钱、铁货和奴隶，很少手工业品。我认为这是歪曲事实，举出史料证明主要输出品仍是瓷器、丝织品、铁制品（“铁货”中多系铁锅等铁制品）等手工业产品。尚钺同志依然坚持自己意见，歪曲事实迁就论点，并且对我很为不满。后来妥协结果，把原稿修改成现在“中国历史纲要”中那样含混的叙述（见该书第273页）。 不久，为了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又发生争论。尚钺同志是强调“种族斗争”的。他认为元末农民战争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因之朱元璋所采取的团结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分子的政策以及他的向建立汉族地主阶级王朝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他把朱元璋说得非常伟大，甚至说朱元璋在当了皇帝后还竭力维护农民利益、镇压地主阶级。我自然不同意这些论点。因此，我在编写这部分讲义时只好着重事实本身的叙述，避免去发挥他的很不妥当的论点。他很不高兴，不但认为我的初稿“罗列材料”，是“客观主义”，且因我对朱元璋的评价没有他看来那么伟大，质问我“立场何在？”推翻原稿，让郑昌淦同志重写。 在讨论何志同志所写明代“工场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是现在的标题）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与明末社会危机”两节以及我所写“李自成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一节的教研室会议上，尚钺同志更表现了极其粗暴的态度。如上文所述，尚钺同志对明代经济政治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看法是非常奇特的。我在他审阅修改过的稿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把他们添加的材料的错误之处也指出来。这已经引起他的不满。到开会时，何志同志又提到他所写的两节已尽量照顾了尚钺同志的看法，但是如果自己写文章的话还可反驳他自己写下的观点。尚钺同志听了我们的发言之后，很不高兴，并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们也知道春阳同志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对资产阶级那一套东西懂得很多，但是要知道资产阶级那一套在我们人民大学是吃不开的！”他又严厉质问我：“你稿上写着，明军屠杀起义军，延及无辜，难道参加起义的农民就是有罪吗？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你这样写有什么政治背景？！”这些题外的话，显然不利于学术讨论，何志同志就在会上建议：关于思想作风问题，等到生活检讨会上来谈，现在讨论讲义要紧。尚钺同志立即大怒，拍桌子问何志：“何志！这个教研室究竟是你领导还是我领导？”在尚钺同志大发一顿脾气之后，会议不欢而散。事后，我去找他道了歉，尚钺同志也在另外的会上检讨了“耍态度”不好，但对压制学术批评的事却拒绝承认。从此，尚钺同志就不再召集教研室会议讨论讲义了。 尚钺同志不久又更厉害地耍了一次态度，那是在讨论“中唐以后封建经济的发展”一节的时候。尚钺同志把孙家骧同志所写的这一节的原稿作了增补，贯穿了他的“唐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观点。当时，我还担任初稿校阅工作。为了对此书负责，我不得不提出意见。尚钺同志硬逼着我在以他为首加上郑昌淦同志和我组成的三人修改小组会上通过论点之后即行整理付印。我主张全体教员开会讨论，他坚决不同意。最后，尚钺同志还是逼着我开三人小组会讨论了。会上郑昌淦同志支持他的论点，尚钺同志便要就此通过。至此，我不得不退步，但声明保留自己意见。不料尚钺同志顿时大怒，说我声明保留意见是“捣乱”；又因我建议开大会再讨论，并说像何志这些同志都可以有提供意见的机会，他竟厉声斥我：“你这样是想破坏我们党内关系！”（何志同志是党员）由于他公然以此来进行威吓，我不得不当场就对他提出了严重抗议。 在兼任教研室主任职务的尹达同志（尚钺同志那时还是副主任）的支持之下，终于开了一次讨论这一节讲义的教研室会议。尚钺同志的观点在会上受到一致的反对。会议决定交一位同志按大家意见修改初稿。但是后来出版时仍然隐讳地保留着尚钺同志的观点。 以上是发生在1952—1953年度的几次不愉快的公开争论。如果说，在1953年秋天以前，我们同尚钺同志之间还有可能开会来争论学术观点的话，那么从1953年秋天尹达同志被调走以后，尚钺同志便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地压制学术民主，根本取消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了。 学术上的专横统治 1953年冬天，孙方明同志在一次教学会议上就讲义中的几点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同郑昌淦同志发生争论。尚钺同志听到反映，又发了一顿脾气。他动员一些人对孙方明进行“批评”，把这些不同意见压制下去。就在这次事件后，尚钺同志规定教学会议只讨论教学方法，停止讨论讲义中的观点问题，声明观点由他负责。从此，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便宣告终止。 尚钺同志在教研室建立了“一家独尊”的统治。这种统治是用行政权力和组织手段建立的。他的观点被他自己宣布为教研室的观点。他借口“中国历史纲要”是大家“讨论”通过的，认为谁要在教学中违反这本书的观点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说他的观点不过是一家之言，便算是犯了忌讳，便算是破坏领导的“学术威信”。 为了维护这种统治，尚钺同志不但粗暴地压制教研室内部的不同意见，对校外同他学术意见不同的史学家也常加攻击。在教研室内，无论在私人谈话中、会议上甚至在课堂上，他都公开辱骂过和他观点不同的一些史学家。 尚钺同志对我国许多在解放前还没有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史学家更是极不尊重，认为他们“全部资产阶级观点，没有得到改造”。我曾经在编写一节讲义中利用了一位著名史学家的极为可靠的考订结果，尚钺同志问明是谁以后，不管考订是否可靠，即说，“他是资产阶级学者，他的东西不能用！” 我和一些同志曾经多次提出意见，希望教研室开放学术民主，提倡独立思考，学习我国许多史学家做学问踏实的优良传统，尊重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出的值得肯定的成绩。但我们这些意见常被歪曲为“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立场有问题”、“脱离政治”，等等。我在教研室被尚钺同志认为是“史料派”，学术观点是“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世界主义”……，而何志同志则是“立场不稳”，“向资产阶级投降”。 尚钺同志这种学术作风在教研室影响很坏。某些青年同志为一家之言所蔽，在学术上骄傲自大。尚钺同志利用这种情绪，组织了不少“批判”他人学术观点的文章，但不同意见却得不到发表机会。 我和一些同志工作在这种窒息的空气中，精神上极为苦闷。尚钺同志认为我“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业务能力很低，不堪教员之任，只好作资料工作或须送去再学习。他亲自对我透露这个意思，并在我因病休养后，反对再给我分配工作。他认为我编写“中国历史纲要”提出不同意见来争论是“劳动态度不好”。并且一直说我“工作消极”。 尚钺同志在此期间也曾经宣称过要“开放民主”。但接着在曾宪楷同志写“‘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倾向性”一文的时候，他马上又用粗暴态度来对待曾宪楷同志。曾宪楷同志在这篇论文中对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比较低，尚钺同志强迫她按照尚钺同志的观点修改。虽然曾宪楷同志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但受了不少委屈。曾宪楷同志的事件证明尚钺同志坚持他的专横统治，使我感到在教研室内争取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已不可能；在无可奈何之余，1955年初我写了一篇对“中国历史纲要”中所反映的尚钺同志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希望把讨论公开到社会上去。但这篇文章在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却受到各种阻挠。最初是有人动员我不要写；等到我写好后，又有人动员我送到校刊“教学与研究”，不要送到外面去。这篇稿子从1955年3月底送给“教学与研究”后，到1956年9月才发表出来，这时我已经调到他校工作了。尚钺同志最初看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转去的我的稿件时，非常生气，宣称我这篇文章是“唯心主义”、“全盘错了”，不值他一驳。 我和何志、张我德两同志因学术意见不同而备受各种压制和打击，现在我们都离开这个教研室了。几个月前，我们有机会回教研室去参加那里的检查工作的会议，了解到虽然“百家争鸣”提出已久，但是这个教研室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希望尚钺同志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及时改变他的作风，使教研室的学术空气正常起来，并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下为历史科学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第7版()专栏：读者来信 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编辑同志： 我读了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载的葛佩琦在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现在把我的一些意见写在下面。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很希望人民日报能够发表我的意见，如果我的这些意见在报上发表了的话，我希望不要有人又误会人民日报是在“收”了。我也拥护“放”，但是我反对那种只许自己“鸣”，不愿听别人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不同的意见扣上一顶“消极怠工之意”的帽子的态度。 以下就是我对于葛佩琦的一些观点的意见： “统购统销搞糟了”。如果说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可是，中国的道路并不会服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中国只有走也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末统购统销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很好。由于实行统购统销便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阻塞了小农经济自发的资本主义的趋向，稳定了物价，也使得在目前条件下每年必然会有的几千万的灾区的农民能够有可能在国家的帮助下不至于饿死。这岂不是好得很？应该说是太好了，好到甚至可以这么说，统购统销给我们带来了社会主义。“物资供应紧张”，对，某些物资供应的确紧张，但这并不是由于“统购统销搞糟了”。即以猪肉供应紧张而论，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说这也与统购统销有联系的话，那也只是由于执行这个政策缺乏经验。“物资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统购统销搞糟了”，统购统销并不糟，而是好得很。物资紧张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力的低下，是在于我国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和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 “肃反运动搞糟了”。不是的，肃反运动搞得太好了！肃清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不好？只有希望反革命复辟的人才会反对肃反运动。人民决不反对肃反运动，人民欢呼肃反运动的胜利。肃反运动中有没有偏差？有，但是人民并不因此就反对肃反运动，人民的希望是肃反运动搞得越彻底越好，最好连一个反革命分子都连根拔掉。其实，人民这种愿望是很自然的，对于反革命分子感到最大的威胁的是人民；而那些对与人民共命运的共产党、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三心二意”的人，是不会感到什么威胁的。“肃反运动搞糟了”不是人民对肃反运动的看法，人民的看法是肃反运动好得很。 “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这句话是够尖锐了。话说得尖锐些颇能起些刺激作用，我并不反对。我所反对的只是以片面代替全面，以部分代替整体。难道今天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是那些“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吗？工人的生活提高了没有？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提高了没有？在旧中国为数众多的职业没有保障的和失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改变了没有？“说良心话”，很好，但是可以先问问自己那一颗“良心”，说的是否就是“良心话”？如果是“良心话”的话，依我看那一颗心并不是“良心”。如果说，话不是那么说，而是说有一部分党员和干部生活水平提高得太快了，我赞成，因为这合乎事实，我也赞成反对这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帮助共产党整风，很好，我也并非共产党员，我也要积极地、严肃认真地帮助党整风。但是如果要想真正对党有些帮助，我看自己就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如果说有一些党员向党组织反映某个群众的情况不够全面，甚至夹杂自己的不纯的动机，这种情况是有的。由于他违反了党的原则，对党、对群众责任感不够，甚至有些人思想作风恶劣，对于这些，是应该反对的。但是不能说党员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情况这件事是不对的，如果如实的反映，并不夹杂自己的不纯的动机，这种反映就能够使党组织更多地了解群众的情况，从而更好地领导群众进行工作，更好地帮助群众进步，这有什么不好？替党员扣上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对帮助党整风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我看中国的确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在六亿人民之内。但是人民中国并不是反革命分子的中国，反革命分子的“中国”，不是人民的中国。如果反革命分子也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人民就变成了奴隶了。 “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我看共产党亡不了，因为它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统购统销”一也，“肃反运动”二也，人民说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是人民眼里的共产党。人民也批评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但是人民并不因为共产党有了一些错误和缺点而希望共产党“亡了”。愿意共产党“亡了”的，是那一些过去的地主、富农，是那一些还在潜伏而没有被肃清的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感觉是：共产党是和自己血肉相连、呼吸与共的。“中国不会亡”，当然。但是这首先是因为人民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因为共产党把六亿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共产党教会了人民怎样去反对自己的国家的敌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要看是怎样的人，如果没有良心的人，换了一个环境，我看他也是会卖国的。现在还依附美帝国主义躲在台湾的蒋介石不正是这种人吗？从历史来看，卖国贼不也是不少吗？ 最后，我作为一个非党干部提一点对于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我认为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是好的。许多党员的思想作风的确有很多缺点，如果没有缺点又何必整风？党进行整风，而且欢迎党外人士参加，这正表明党要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和要更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党外人士应该热诚地、严肃认真地帮助党整风。党外人士在整风运动中要想自己真正起一些好的作用，照我看来，第一，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这就是要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第二，要有正确的态度。一棍子打死，不是办法。要想一棍子打死共产党办不到，因为人民不答应。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傅随贤

第7版()专栏： 雷海宗讲述他对世界史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2日在天津市几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争鸣讲坛上，以“世界史分期和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为题，向学术界和高等学校的教授、学生等发表了讲演。 雷海宗教授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说起，他认为从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石器时代，第二阶段为铜器时代，第三阶段为铁器时代，第四阶段为机器时代。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没有争论；第四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争论：问题在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阶级社会这一段。他认为经典作品对这个问题谈的很少，唯一较有系统地谈过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典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的几个演进时代。”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这是因为不仅在一百年前关于这一段知道得太少，就是在五十年前知道得也不清楚。比如现在掌握的埃及、印度上古的材料，绝大部分在一百年前没有，欧洲学者一百年前对中国上古史则等于完全不知道。而今天掌握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材料比较多。因此，他认为应该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雷海宗教授指出：按照过去一般习惯，划分社会阶段时往往把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把铁器时代的后一段划分为封建社会。他认为这样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把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时期看成是两个社会阶段，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是违反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的。这样就是只在口头上承认生产工具重要，具体问题上又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至于说生产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的人，他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强调，因为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许多经验、技术，今天没人知道。 雷海宗教授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社会面貌进行了分析，说明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他以铜器时代发展相当高的巴比伦为例：当时巴比伦除了一部分土地由王直接掌握外，另外一部分是私有制，土地租佃制相当普遍，自由身份劳动很多，奴隶劳动反不重要。奴隶、自由人界限不严格，奴隶不但可以和自由人结婚，还可以和贵族结婚。主人对奴隶不能生杀，奴隶多是外来的，本族的债奴劳动三年后仍可回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还债的方式。当时保有奴隶的王公、贵族是把奴隶作为他们的家族成员。在罗马的“家族”二字，拉丁文的原意就是包括奴隶在内的。当时的奴隶大部分是寄生阶级，人民中只有少数的奴隶从事生产。因此，如果把这种制度叫奴隶社会，那末，对奴隶社会的定义就需要重新考虑。雷海宗接着谈到铁器时代，奴隶制虽然有了发展，但奴隶在生产中所占地位并不似一般想像的那样重要。不仅在希腊绝大地方是如此，即或是有着近二百年历史的典型奴隶制度的雅典，奴隶在农业生产上也不占重要地位。当时没有奴隶起义，没有奴隶与自由民间的斗争，也没有奴隶与统制者的剧烈斗争。雷海宗教授认为只有罗马的情况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罗马当时经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虏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度，这种情况只有海上国家才有可能产生。 雷海宗在分析了希腊、罗马等国情况后，提出他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他说：我们一直尊重马克思，为什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忽视马克思这个论断？马克思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名词可以不用。因为这不是个地点问题，叫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可以，叫其他生产方式也可以，但这是一个时代，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与后来的古典社会（后来叫奴隶社会）根本不同。“奴隶社会”也就是铁器时代前一段，我主张仍用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词，叫古典社会，不叫奴隶社会。因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只在雅典、罗马很短时期有。他在说明使用奴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时举例说：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隶是罗马；第二次是西欧国家大量使用非洲人作奴隶，而这已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事情，如果说这是奴隶制度的残余，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残余，这也可以说明就全世界的历史来说，没有奴隶制度这个社会阶段。

第7版()专栏： 来函照登 5月12日人民日报所登的拙著结论最后一句“我不同意朱羲的说法”，“朱羲”是“朱熹”之误，请把“朱羲”二字改为“程、朱”二字，把“我不同意朱羲的说法”一句改为“我不同意程、朱的说法”。此致敬礼　马寅初　5月30日

第8版()专栏： 信不信由你 丁三 有人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时时刻刻会在人们的思想中复辟。但如果资本主义也“时时刻刻在人们的思想中复辟”呢？那大概也不要紧，因为据说资本主义企业的效率要比“加上”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效率高。但是即使真的如此，我也还有疑问：你不是说资本家“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的目的是为了“图利”吗？而这里所谓“图利”者，“剥削”之别称也。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无论怎样“危险”，总不会比恢复剥削制度“更危险”吧？何况社会主义企业不是非有官僚主义不可的，即使有，也是“加上”的，就是说，可以“减”掉的。而“减”掉官僚主义之后，社会主义企业的效率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大大超过资本主义企业的效率吧。至于官僚主义，难道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企业没有比“加”在社会主义企业上的官僚主义更可恶的官僚主义吗？所以我的结论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是比官僚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　＊ 据说“定息”的性质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为什么？据说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当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并无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其实没有对抗性矛盾不等于没有矛盾；被剥削者对于“定息”的感受固然不“很痛苦”，但也不等于没有痛苦，小数点以后不管有多少位，总不会等于零吧？有什么“说不通”呢？真正说不通的倒是把“剥削”与“不劳而获”截然分开！ ＊　＊ 有人说，关于中国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必须“辩证地”看，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辩证地看”的结果，却是工商业者已经没有本阶级特有的两面性的有趣结论。更有趣的是从这个结论得出另一个结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却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资产阶级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却是可以改造的。我不懂：为什么“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没有“只能消灭”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呢？难道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居然“特殊”到这样程度，连本阶级的本质都没有了？果真如此，还用得着“改造”吗？世上哪有这样的“辩证”论！ 但我们应该懂得这种“辩证”论的中心思想。要是打开天窗说亮话，那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改造”得够了，不需要再“改造”什么了；如果硬要“改造”的话，也只能像工人阶级一样地改造“消极面”。 然而光是这篇短文所提供的“思想材料”，也足以证明他们还得好好地“改造”。资本主义“时时刻刻在人们的思想中复辟”哩。事实总是事实，信不信由你！

第8版()专栏： 信 ——劳动者小记之一 汪明 窗外，又下起雨来了。我想起老黄的那一声长长的呼喊：“信——”；我想起老黄对我说过的那唯一属于他自己的雨中的故事来；我爱上了那故事和那故事里的老黄。 外面正下着雨，老黄推着车子准时出去了。他很不愉快，为的是刚刚和一个邮局里的同事吵了两句。这雨天，似乎又给他增加了一些烦闷。他骑着车子到了东单大街和东长安街交岔路口，眼前是一片雨的世界。他看着站在街心挥动双手从容地指挥车辆的交通警。他又向东边看看，站在屋檐底下的是一些躲雨的人。其中有三个人他是认得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小伙子，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接到三封信，看来他还不满足，只要一见到老黄，他总要破开嗓子嚷嚷：“哎——有没有我的信啊？”老黄一听到他的喊声，心里就要嘀咕一阵，这个年青人，好像离开了信就不能活下去似的。有一次，在胡同口，他竟然忍耐不住的一把抓住了老黄的车子，一定要老黄翻一翻信袋，看看有没有他的信，老黄摇摇头，没说一句话，只是傻傻地一笑。 “你这个同志啊，怎么老像个哑吧呢？你知道我等得多么急！” “可是没有您的信，我怎么办呢？有了，我会给您送去的啊，放心吧。”老黄的脸上堆上一层憨厚的笑，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急躁的年青人。他本想多说几句安定他的情绪的话，但是话一到嘴边，嘴唇微微一动，却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老黄把头低下去，躲过那个年青人；要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会破开嗓子嚷嚷的。 雨无止尽地泼落下来，扑在他的脸上，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猛一拐弯，从胡同里窜出一辆车，差一点把他撞倒了，而那个骑车的人连头也不回一下就飞快地骑跑了。心里本来就不大痛快，这一来，更使他不痛快了。他骑得慢些了，透过眼前的这一层蒙蒙的雨帘，他看见九号的门口站着一个人。一个月以来，每当他进了胡同口，总看见这一家门口站着一个人，不是一个青年的女人就是一个老太太，他一走过九号，那站在门口的人也就悄悄地进去了。难道，那老人等待的是儿子的信？那女人等待的是丈夫的信？也许是，也许不是。到了九号，停下来，对着那女人轻轻地说：“挂号信。盖章。”便不再说什么了。那女人看了看信封，奔进屋里去了。“妈妈，妈妈，来信了。”这欢喜的激动的喊声，在老黄听来，已经很平常了。他站在屋檐底下，双脚泡在水里，从屋檐滴下来的水一滴接着一滴地敲打着他的雨帽，然后又从雨帽上顺着脖子、肩膀流下来。胶鞋里的水早灌满了，只要移动一下双脚，水就会从鞋筒里冒出来。老黄想抽烟，抽一枝烟也许会舒畅一些，但是火柴被雨水淋湿了，他只好拢着双手倚在车把上。 老太太拿着回条出来了。老人家本来打算把回条交给邮递员就算了的，但是她看见老黄双脚站在水里，淋着雨，呆呆地等在那里，老人家过意不去，一把拉住了老黄，要请他到家里稍稍坐一下。老黄笑笑，指着邮包说：“这些收信人，都在等着呢。”老太太并没有因此就松开手，老黄没有办法，只好把车子一推，非常勉强地跟着进去了。在一间小小的客厅里，如果不是老太太再三说着请坐，他恐怕会一直僵立在那里的。那个年青的女人倒了一杯茶，从冷雨里走进来的老黄，感到这杯茶是这么浓这么香这么热，正打算喝一口，老太太给老黄递来一枝烟，并且顺手擦燃了火柴。他发觉这一家人是这么高兴，他有些懊恼了，他意识到了他的情绪和这一家人是这么的不相称。一会儿，从房子里跑出来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孩子，孩子看着老黄，并不感觉陌生，靠近老黄，一头便栽到老黄的怀里去了。孩子歪着头，一双小手拨弄着老黄的铜纽扣，笑咪咪地看着老黄。“叔叔，爸爸来信了。”年青的女人笑了。老太太也笑了。他双手捧着孩子的脸，他看着孩子的甜甜的笑脸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感到心里突然间豁朗开来，好像涌起了无穷无尽的欢喜。他仿佛第一次意识到，由于他的平凡的邮递员的职责，给这全家带来的喜悦，已经完全感染着他了。 “嗳，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呢？有什么值得我不高兴的呢？生活是这么好，生活里的好人是这么多，难道，为那两句无谓的争吵，为那些瞧不起我这个职位的人，就值得这么纳闷、自卑么？……” 他迈上车，很快地出了胡同，他又到了大街上了。眼前是一片雨的世界，但他看到的好像又是另外一幅景象：一个女学生顶着一条头巾匆匆地从雨中跑过；一个老人打着伞在雨中从容地走着；一会儿，又看见三个孩子合顶着一件雨衣，故意从深水里嘻嘻哈哈地笑着闹着跑过去；远远的新侨饭店、青年宫、东长安街两边的大楼，人行道旁浴着雨水的翠绿的树丛，南来北往的车辆；这些，在这一片大雨中该有多么清新、美丽、可爱。他又看到躲雨的那个小伙子了，老黄笑笑，不打算回避他了，并且故意从他的眼前骑过。 “哎——有没有我的信呵？”小伙子一眼看见了他。 “甭急呵，会有的。过两天就有了。”老黄大声地回答了他。小伙子笑了。 老黄用力蹬动脚蹬，他很想像年青人那样吹一吹口哨，但是他不会，费了很大的劲也吹不响；于是他把车子从那积着深水的地方“擦”地一声飞骑过去。

第8版()专栏：雨丝风片 共产党员的态度 报载：北京农业大学具体解决整风中的问题，许多级别偏高的党员要求降级；有的党员提出要把自己多住的房子让出来。这是整风中出现的新气象。 说它是新气象，是和旧的“气象”相比。相比之下，才知新气象之可贵。看一看去年的情况吧，在评级中，有一些人争级别，争待遇，没有达到，便闹情绪，消极怠工，说什么要“按酬取劳”云云。有的人在民主评议时提出，自己应该升三级或两级，最少也得升上一级，而当评议结果只升了一级、甚至原级不动时，他们思想上的抵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真可算是“生命诚可贵，级别价更高”了。 而现在竟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级别偏高了，按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对革命的贡献来说，不太相称，因而自动地要求降低级别。这不正是共产党员应该有的态度么？　天马

第8版()专栏：雨丝风片 多余的担心 由于近来报上连篇累牍揭露内部矛盾，有些好心人，认为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矛盾已尖锐化，大有不可收拾之概，至少这些矛盾的揭露是于人民的事业不利，是会被敌人利用的云云。其实这担心是多余的。 揭露内部矛盾，正是为了解决矛盾。越是不避免谈尖锐的问题，问题越不会尖锐化，矛盾也就越容易得到解决。任敌人怎样钻空子也是枉费心机。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严肃地对待内部矛盾，对于加强团结、巩固力量有好处。只要我们有过必改，严肃对待自己的错误，敌人是只能干瞪眼的。 郭敏

第8版()专栏： 动画片有了民族风格 ——谈“骄傲的将军”及其他 同衡 当我和许多同志一起看“骄傲的将军”这部动画片的时候，自始至终感到极大的兴趣，看完之后一连好几天，大家还常常谈起它，觉得很有意思。 有意思的不仅是因为它的故事富有教育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故事富有民族的特色，人物、情节、整个故事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它淳朴的情调，都说明它是剧作者创作的一个很好的中国的民间故事。这部动画片让观众感到特别亲切、喜爱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在这里。 同样，这部动画片在绘画方面，不论是人物造型、神态刻划、情节描绘、布景、构图和色彩等等，也都具有民族风格。可以明显地看出，动画片的设计和绘制者，从我们民族的和民间的传统艺术中吸取了许多优美的和有益的东西。例如主角将军，从脸谱到服装，甚至走步、饮酒、言笑等姿态，就是吸取了京剧人物的表现方法，而生动地塑造出中国古代武将的形象来的。那个谄媚的食客，脸上的白鼻梁，也是京剧中反派角色的脸谱，为群众所熟悉。其他如宫庭歌女的舞姿，湖山芦雁等景色，也都可以看得出来绘制者是有意识地在向民间舞蹈和中国画借鉴。同时，全片在许多地方采用了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使人物形象更突出，性格更鲜明，也使某些情节更幽默和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增强了艺术的效果。例如将军那种骄傲的样子，食客那副吹拍的嘴脸，都因此而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由得观众不哈哈大笑。这种漫画式的夸张，为动画片所不可或缺；而绘制者在夸张描绘的同时，不排斥全片一贯的民族风格，也是“骄傲的将军”这部动画片的成功之处。 我们新中国的动画片工作者，这种追求民族风格的努力，虽然还仅仅是开始，还刚刚获得初步的成就，但却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由于动画片（过去所谓“卡通”）本身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过去我们所看的动画片，几乎都是外国的出品，因此我们自己摄制的动画片，也不但多半是洋化的故事，而且更多半是洋化的画面，很少有民族艺术的特色。可是近几年来，我们动画片的进步和提高，是迅速和惊人的！它不但从过去的简陋粗糙，变成了现在这样精美细致，不但从过去的只能勉强绘制黑白片，发展为现在这样也能充分使用彩色，不但从过去的多数画些动物短片，进到了现在这样更能画出较长的和复杂的人物故事片，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脱出了过去的洋化影响，而跃入了现在这样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新中国动画片事业的道路上值得铭记的一段里程。 和“骄傲的将军”同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开始举行的1956年出品的“彩色动画木偶片展览”中展出的，除四部木偶片外，还有另外两部动画片“大红花”和“我知道”。这两部也都是彩色片，在民族风格的创造方面，也都相当成功。“大红花”中的大红花和黄莺等，采用了花鸟画的画法，尤其新颖可爱。“我知道”中的小兔和母兔，特别是母兔，可说已经完全克服了洋化的形象，而具有我们生活中习见的那种中年妇女可亲的母性的神情；山羊公公也完全是一只带有中国长者风度的山羊，表现得很合角色的身分。黄狼的造型，虽不如山羊和母兔，但绘制者竭力采用了一些民间装饰的画法，并无生硬勉强之感，这也是可贵的。 三部动画片，每一部的野外远景，都采用了山水画法，很美，也因此加强了动画片的民族特色，这是好的。可是，峰峦形状大同小异，变化太少，看多了却不免要感到单调。而且，这种画法只能用在远景上，近处的草木、山坡、流水等等，却不易运用山水画法来表现，而仍然用的水彩画法，因此，画面上的远近景物，有时不够和谐协调。此外，动画片所配的音乐，似乎也应该注意民族风格，而且应该结合剧情的发展，表现各种不同的情调和气氛。不过我对音乐更加外行，还是少谈为妙。

第8版()专栏： 待渡（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毕业创作） 　王恤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