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毛主席饯别伏老 伏老向我国公民致深切谢意 新华社25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晚在他的家里举行便宴，为即将离开北京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联的其他贵宾们饯行。 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 本报讯　伏罗希洛夫主席访华期间收到大批友好的信件和电报。25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向我国各界人士公开致谢。伏罗希洛夫主席来信如下：“人民日报”编辑部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收到了中国各团体、各报刊编辑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民主人士、军人、大学生、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给我们的大批信件和电报。在这些信件和电报里，表达了对苏联人民、对苏联人民的一个代表，即对我个人的兄弟般的情谊和最好的祝愿。 我难以对这些信件一一作答，因此特请“人民日报”编辑部在贵报上，转达我和随同我来的同志们对那些欢迎和祝福我们的中国各团体、各报刊编辑部和公民们的深切谢意。我也祝他们大家在为祖国谋福利的劳动中，和巩固牢不可破的苏中友谊方面获得最好的成就。 克·伏罗希洛夫 1957年5月25日

第1版()专栏： 永远做共产党的忠实助手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北京一万多青年同全体代表和外宾游园联欢 据新华社25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下午闭幕。 下午的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胡耀邦代表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和根据新的形势所提出的青年团当前工作的任务，是正确的。决议指出，今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要在党的密切领导下，在劳动、学习、团结这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同全国青年全国人民一起，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大会执行主席胡克实接着致闭幕词。他说：“我们的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密切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我们大会所作的指示，并且把它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工作的总的指针。我们庄严地向党保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永远服从党的领导，永远做党的忠实的助手，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高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走向最后的胜利。”他说，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全团的任务就是，团结起来，为贯彻执行大会的决议而奋斗。 胡克实希望青年团的所有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地整顿自己的思想和作风，努力增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努力参加体力劳动的锻炼，深入实际生活，深入工农群众，力戒浮华和虚夸的习气，养成谦虚和踏实的作风，更好地担负起团结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 胡克实代表大会，向参加大会的十六个国家的兄弟青年组织的代表给大会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新华社25日讯　今晚，北京市一万多青年和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以及来自十六个国家的青年朋友们在中山公园联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胡耀邦在联欢会上代表团中央祝贺大家获得了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接着将要出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在音乐堂表演了节目。 胡耀邦和青年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王照华，陪同着苏联共青团代表团来到中山堂前，加入了北京师范学院的舞圈。胡耀邦在其间提议青年们同苏联朋友们一起歌唱“祖国进行曲”。随着胡耀邦指挥的手臂，雄壮的歌声荡漾在欢乐人群的上空。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代表，刚刚在社稷坛出现，就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包围起来了。他们是这样熟识，互相用德语热烈地交谈，原来昨天这些贵宾就已访问了这个学校，建立了友谊。 处处欢乐歌舞。青年团中央委员胡克实在社稷坛里，和一群青年学生挽手齐唱“歌唱祖国”的歌曲。正在跳青年舞的中央民族学院学生看到彝族代表阿支呷呷和黑别乌打来了，立刻围成一个圆圈，掌声四起，阿支呷呷和黑别乌打各唱了一个“出嫁歌”和“民族团结歌”。 在舞圈中，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的一群学生找到了新疆乌鲁木齐的代表，他们热情的向代表们询问“克拉玛依”油田及新疆的炼钢厂情况。 部队的青年代表，特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们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一片掌声。在梦幻般的树林里，他们手挽手地谈着话，轻轻地跳着舞。天晚了，是分手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勉励：我们要在劳动、团结、学习的口号下，共同前进。

第1版()专栏： 毛主席勉励青年团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坚决勇敢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他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新华社25日讯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贺龙、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今天下午接见了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同时接见了林业部邀请来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的浙江、湖南、山东三省的山区县委书记。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附图片） 上图：毛主席和青年代表们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第1版()专栏：社论 再见吧，亲爱的伏老！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苏联其他贵宾们，在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已经在前天回到北京。今天，贵宾们就要离开北京首途回国了。中国有句古诗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伏老不远万里而来访问我国，和我国人民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春天，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今天，当我们要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分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感到别情依依，无限留恋。 伏老在我国访问了三个多星期，中国人民都怀着愉快和幸福的心情，来欢度这个春天的节日，友谊的节日。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在中南海畔，在越秀山旁，在长江大桥桥头上，在鞍钢车间里，在上海的少年宫，在杭州的茶园里……，到处都留下了贵宾们的足迹，到处都留下兄弟们的友谊。我们永远难忘伏老和毛主席的亲热拥抱，这是八亿人民坚如磐石般团结的象征。我们永远难忘伏老的逸趣横生的谈笑和语重心长的演说，永远难忘伏老对我国人民的关怀和热爱，这些给了我们以青春的活力和莫大的鼓舞。伏老这次的友好访问，将永远留在我国人民的美好记忆里，将被写入中苏友谊的史诗中永远留传。 我们还记得，伏老刚刚踏上我国国土的时候说的热情的话：“我们老一辈的共产党人，远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已怀着热烈的同情，注视着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是的，作为一个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直到取得伟大胜利的整个过程的。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像伏老这一辈的老共产党人和全体苏联人民，曾经对中国的革命赋与多少的关怀和同情啊！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给予我们多少的援助和支持啊！今天，伏老亲身来到了这个胜利了的国家，亲眼看到了解放了的人民，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沃土上开遍鲜花，看到苏联伟大无私的援助在这个国家里结满果实。此情此景，怎能不使我们的苏联贵宾们——我们最亲爱的兄弟同我国人民一样地兴奋和欢欣呢！ 同时，我们从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伏老身上，也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长的过程。他那雪白的鬓发，分明是苏联共产党人光辉战斗的痕迹，他那矍铄的精神，代表着苏联人民幸福的今天和明天。今天，苏联劳动人民正在勇往直前地奔向共产主义。苏联的工业正在直追世界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正在蓬勃地发展，苏联科学的惊人成就已为人民带来极大的幸福。以世界上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苏联国防力量，已使帝国主义心惊胆寒。苏联的春风化雨的和平政策，正在广泛地团结着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苏联的今天和明天，是鼓舞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无穷力量。 伏老在鞍钢参观的时候曾经说过，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炼钢炉的烈火炼出来的友谊”。是的，我们的友谊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友谊，是百炼成钢的友谊。伏老这次的访问更给这种友谊增添了新的光辉。伟大的中苏两国八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友谊和团结是深恶痛绝的。可是，正如伏老所说的，那些想在中苏两国关系中寻找裂痕的人只是“枉费心机”！ 伏老在访问了我国以后，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回国的途中，还要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位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在印度尼西亚受到了人民的万分热情的欢迎。印度尼西亚人民所以这样热情地欢迎伏老，这正如苏加诺总统所说的：“因为我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苏联一直站在我们一边，支持我们。”伏老在访问中表达了苏联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深厚友谊。他说：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正义事业终将得到胜利，印度尼西亚光荣的国旗在西伊里安飘扬的日子将要到来。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苏加诺总统会谈的新闻公报，是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友谊发展的新的标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伏老也受到了越南人民同样热烈的欢迎。越南人民按照越南的习惯，把伏老尊称为“伏伯伯”，他们衷心地感谢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慷慨的援助。伏老也一再表示苏联人民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伏老和胡志明主席的热情拥抱，是苏越两国人民友谊愈加亲密的标志。伏老这次的访问，不仅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且对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亲爱的伏老和苏联的其他贵宾们今天就离开我们回国了。中国人民是重感情、惜别离的。但是，中苏两国人民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谊和团结，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分离的。 亲爱的伏老，在您离开我国的时候，我全国人民都深怀依依惜别的心情给你送别。我们祝您一路平安！祝您健康长寿！祝全体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祝中苏八亿人民的兄弟友谊永远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盛开，像夏天的树木一样繁茂！

第1版()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改期 定6月20日开会，代表须于6月17日以前报到 新华社2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日下午举行第七十次会议，会议决议改期至6月20日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原定6月3日召集）。 会议还批准了任免名单。 新华社2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改期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5月25日第七十次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改于1957年6月20日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于6月17日以前报到。

第1版()专栏： 中央领导人接见各国青年代表 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接见部队青年代表 新华社25日讯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贺龙、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今天下午接见了应邀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团。受接见的有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法国、南斯拉夫、蒙古、英国、日本等十六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25日讯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在今天上午接见了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队青年代表。 彭德怀元帅向代表们祝贺团的改名。他说，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使团的任务加重了。青年们要为建设社会主义，要为六亿人民消灭贫困，实现人类理想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萧华上将、甘泗淇上将和王宏坤海军上将。

第1版()专栏： 美军从台湾滚出去！ 一万多示威群众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 三万人包围台北警察局抗议镇压爱国示威 新华社25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台北消息：在昨天爆发的反美爱国大示威中，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新闻处，包围了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和蒋介石集团台北市警察局，并且在马路上追逐和怒骂平日在台湾横行霸道的美军官兵。合众社记者说：这一事件表明“反美情绪遍及整个台湾”。台湾人民“长期潜在的反美情绪像火药那样猛烈地爆发出来”。 5月24日的台湾人民反美爱国大示威从包围美国“大使馆”开始。在上午约十点半钟，美国“大使馆”门前还只是聚集了几百名示威群众，但到了中午时候，示威群众迅速增加到五千多人，下午增加到一万多人。愤怒的群众冲进这个美国大使馆，扯下并撕毁了星条旗，并且殴打了大使馆内的美国人员。一直到下午四时，美国大使馆都在示威爱国者的控制中。 另一大群示威群众冲进了美国新闻处。示威者把美国新闻处的许多书刊、唱片、影片等都撕破，打碎，或者扔到窗外去，并且捣毁了其他设备。 和这同时，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高呼着“美军滚出去”的口号，包围了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设在台湾糖业公司大厦）。由于那里铁门深锁，群众没有能够冲进去。示威者不顾蒋介石警察架起机关枪的威胁，在台糖大厦门前毁坏和烧毁了六辆美国军用汽车。 包括许多学生在内的示威群众，冲进了台北市邮电局，追寻七个躲在里面的美国兵。这些美国兵在大批蒋介石警察的保护下狼狈逃走了。 另一大群示威群众蜂涌到飞机场去，企图追捕杀害中国人刘自然的美军凶手雷诺，但是没有找到这个美军杀人犯。 台北市居民对蒋介石集团派遣大批警察镇压反美爱国示威，极为不满。约三万人包围了台北市警察局达六个钟头之久，要求释放因参加反美示威被捕的一批学生和市民。警察竟开枪打死了两名参加示威的学生，愤怒的群众随即夺取了四名警察的手枪，并且一度冲进警察局去。后来大批蒋军开来镇压，示威群众才散去。

第1版()专栏： 蒋军三师调入台北市进行镇压 新华社25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昨天火急抽调了三个师的蒋军开进台北市，镇压台湾人民的反美爱国大示威。蒋介石集团台北卫戍司令部在昨天午夜宣布戒严，订出了十项“死罪”来镇压台湾人民的反美爱国行动。在24日曾被示威群众捣毁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新闻处，以及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等侵略机构和美国人住宅，现在都由蒋介石集团的军队、宪兵、警察加以“保护”。在台湾的美国人已被劝告留在家里，不要外出。 台北市民反美爱国大示威爆发后，蒋介石集团立即出动大批警察并且赶调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和逮捕。据外国通讯社透露，参加示威者至少已有两个人被打死了。其中一个是从旧金山到台湾去的华侨学生。另外有许多人受伤，包括一名二十二岁的华侨青年受重伤。蒋介石集团没有公布被捕的爱国者的人数。 蒋介石集团行政院长俞鸿钧发表了声明，妄指参加反美爱国大示威的群众为“暴徒”，并宣称“将惩办参加暴行的凶手”。

第1版()专栏：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又非法侵入和搜查香港居民的住宅 新华社香港25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天报道，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最近又侵犯人权，非法侵入和搜查香港居民的住宅。 5月13日，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派了一个调查员和一个翻译，闯入香港铜锣湾琉璃街五号，非法搜查香港商人伍述之的住宅。这个商人已经在香港居住了几十年，是香港一个社团的名誉顾问。 据伍述之的家人说，当日这两个美国领事馆人员进入伍述之的住宅以后，就对各人进行多方盘问，接着又在屋内进行搜查，搜查范围包括伍述之的皮箧和箱柜，最后并准备将伍述之的一些文件带走。这次盘问和搜查时间长达三小时之久。 伍述之随后即将美国领事馆的非法搜查事打电话给香港英国警署。香港英国警察当局派人将这两个美国领事馆人员带去问话。 “文汇报”记者曾就这一事件向香港英国警务处长提出询问，证实警方确实接获上述事件的报告，并获悉香港英国警察当局正在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和处理。 报纸报道说，香港许多住宅和商行都曾经受过美国领事馆人员非法入屋搜查和强迫检查账目的骚扰。去年1月间，美国领事馆人员就曾经强入香港南华中学，盘问和搜查一个叫林康怡的女学生，并且连续跟踪这个女学生多天，这个女学生的家长事后曾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提出强硬抗议。

第1版()专栏： 抗议美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 新华社25日讯　在西贡的美国新闻处5月24日发表声明，公然宣布要在中国领土南沙群岛上建立气象台。最近已经有消息传出，美国军队已经侵占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 美国新闻处说，从今年2月起，美国就在“考虑”在南沙群岛上设立一个美国气象台。 据法新社报道，西贡的“美国人士”透露，美国、蒋介石集团和南越三方面在吴庭艳访问美国期间，可能已经就中国的西沙群岛“属谁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假如”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就可能应用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共同防御条约”来“保卫”这些岛屿。 美国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阴谋也是通过蒋介石集团的“同意”来进行的。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广东省、广州市民主党派组织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愤怒斥责美国军队占领我国南沙群岛三个岛屿的侵略行为。 早些时候，一个菲律宾商船负责人发现美国军队侵占了南沙群岛的至少三个岛屿。后来台湾国民党军事发言人柳鹤图承认，美国军队侵占这些岛屿曾经事先得到蒋介石集团的同意。 广东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林锵云说，“我代表广东省全体工人向美国侵略者提出抗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汝棠，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翘然，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秋安都表示，中国六亿人民有力量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和主权，美国军队必须立即从南沙群岛滚出去。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州市支部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林东海也指出，美帝国主义者非法进占台湾，现在又侵占了南沙群岛几个岛屿，这一连串的侵略行为都是对我国和亚洲人民的挑衅。他又说：蒋介石集团同意美国军队侵占南沙群岛，是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的卖国行为，台湾人民绝不答应，全国人民绝不答应。 广东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周婉如，广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负责人，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蚁美厚，都表示美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南沙群岛，撤出台湾。他们说，中国人民将以解放台湾的决心，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南沙群岛。

第2版()专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通过） （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听取并讨论了胡耀邦同志代表二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认为报告中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和根据新的形势所提出的青年团当前工作的任务，是正确的，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从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次大会的四年中间，我们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劳动者同剥削者之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有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务，如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的：“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完全符合广大团员和青年的愿望的。大会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青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今后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也就是要在党的密切领导下，在劳动、学习、团结这三个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同全国青年全国人民一起，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二） 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我国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是很落后的，要在这样一个落后的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中建成社会主义，没有全国人民的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是不会成功的。 几年来，我国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才能，我国青年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新风气正在不断高涨。但是，也应当指出，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所造成的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在我国青年中还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新社会前进的障碍。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的劳动教育，使广大青年更加深刻地认识劳动的意义，认识体力劳动是最基本的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我国最大多数青年要去承担的光荣义务。全体团员应当向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以身作则地站在劳动生产战线的最前列。 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从事劳动的团员和青年，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大会对于他们的劳动功绩表示敬意。我们热烈地希望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贯彻实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农业丰产运动。为了发挥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青年团应当继续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和推广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根据整个生产的需要和青年的特点，继续采取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广泛地组织青年的生产活动。并且在这些活动中，注意贯彻“从生产的需要出发、从青年的实际出发”的原则。防止脱离实际，强求一律的偏向。 学校中的团员和青年，应该树立起热爱劳动、特别是热爱体力劳动的正确观点，发扬勤工俭学的精神，适当开展课余劳动，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随着学校教育的不断发展，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人数必然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大会号召没有升学的知识青年，自觉地愉快地走上生产劳动的岗位，特别是到农村中去，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各种岗位上从事脑力劳动的团员和青年，他们的工作同样是重要的。希望他们努力精通自己的业务，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青年团的干部都应当抽出一定的时间去从事体力劳动，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更应该有计划地去经受体力劳动的锻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工农劳动者的思想感情，密切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才能够更好地担负起组织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的任务；才能够更有效地克服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 （三） 建设社会主义是极其伟大的事业。我国青年必须积极地学习政治，提高觉悟，勤奋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高本领。 在我国，剥削阶级虽然基本消灭，但是清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我国这一代青年受过党的直接教育，受过一定的革命锻炼，具有蓬勃的朝气。但是，社会不断前进，青年的队伍不断更新，在新的基础上又会出现新的矛盾。任何放松思想工作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坚持不懈地向青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传播共产主义人生观，同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始终是青年团组织最根本的任务。 向青年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坚持联系实际、民主说理、启发自觉的方针，反对空洞说教、简单粗暴的作法。我们提倡独立思考和各种意见的自由争辩，让青年在真理同谬误的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自觉地接受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排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大会认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对过去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缔造的艰难缺乏深刻的体验。因此，在广大青年中提倡学习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我们应当努力把革命前辈的那种热爱人民、舍己为群、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怕困难、遵守纪律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 青年团应当在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继续在工农青年中加强扫除文盲、普及和提高文化的工作；我们要支持和帮助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知识青年继续向科学进军。我们要在广大青年中继续开展体育运动。 引导青年向老一辈人学习知识和本领，是青年团的重要责任。青年团应当带头树立尊敬师长、尊敬父母，重视老一辈人的知识和经验，并且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的好风气。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四） 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把不同信仰、不同出身、不同民族的青年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统一战线。 青年团是全国青年的先进组织，但是它只有跟全国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青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大会认为，必须提醒全体团员和团的干部，决不要认为我们青年团同广大青年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相反的，在一部分团的组织和团员中，还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全团都应当警惕起来，为防止和克服这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而努力。 青年团同团外青年应当建立起亲密团结互相信赖的良好关系。全体团员和干部，要时刻保持谦逊、平等的态度，善于同其他青年组织和广大团外青年合作共事，遇事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不要有任何的傲慢习气，不要害怕反对意见，并且要善于从反对意见中吸取有益的因素。对于人民内部的有某些错误思想的人，应当耐心地教育和耐心地帮助，不应当采取粗暴的态度。青年团组织要在干部和青年中广泛宣传“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学会正确地运用民主，以便达到扩大和巩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 青年团要在各族青年中广泛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教育各族青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特别要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青年团中央和各地团的组织，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青年工作的领导。 对于归国华侨青年，对于有宗教信仰的青年，对于资产阶级青年和出身于其他剥削阶级的青年，我们青年团都应当以热情的态度去团结和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进步，而不应当有任何的歧视。 （五）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在全党的范围内开展新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有极其深刻意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将提高全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新形势的认识，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有害倾向，以便更快地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青年团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有很多是没有经过劳动生产和艰苦斗争的锻炼的，在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上更需要进行自我改造，因此，应当以高度的自觉性来参加这次整风运动。团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团员也应当学习党的整风精神，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和作风。 青年团领导机关应当通过整风运动，来克服团的组织和干部的脱离青年群众的现象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团的全体干部都应当了解：青年团所以是党的忠实可靠的助手，不但表现在善于团结教育青年去实现党的主张，而且还表现在它能够迅速敏锐地向党反映青年的各种意见；不但要教育青年服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要善于根据具体条件适当地照顾青年的特殊利益，开展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的各种活动。团的干部要学习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做团员和青年的知心朋友，和青年打成一片，提倡和青年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以便更好地加强团和广大青年的联系。 青年团进行整风的时候，应当听取广大团员和团外青年对团的工作和领导的批评意见。采取“闭门整风”或只靠“上面推动”的办法是达不到整风的目的的。代表大会号召各级团的组织，应当以谦逊的作风和“闻过则喜”的精神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首先是来自团内外广大青年和社会人士的批评；并且把这种批评看作是改进团的工作的重要动力。 （六） 青年团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二千三百万团员的全国性的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团所担负的任务又是十分重大和艰巨的。因此，当前团的建设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地提高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团的质量，保持团的先进性。大会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热心分子，遇难挺身而出，遇利克己让人，在各种工作中起模范作用。青年团员应当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不倦的学习精神，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同官僚主义和其他危害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各地团的组织应该健全自己的组织生活，加强对全体团员的教育和监督。在团的组织生活中，应当认真学习和讨论党的重大政策，讨论国内外大事，讨论本单位的工作，提出各种有益的批评建议；应当认真地研究青年群众的要求和意见，讨论和确定改进团和群众的关系的各种措施；讨论团员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的各种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团的组织生活，应当努力作到：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民主活泼的气氛。 几年来，团的发展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在1956年内，发展得比较多一些，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指导上存在某些缺点，在一部分地方，也有发展过快过猛的现象。今后在团的发展工作中，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今后团员在全体青年中所占的比例，虽然还可以有所提高，但也不必再有激剧的上升。 健全团内民主生活，是改进团的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会要求团中央和各级团的组织，今后要按期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各级团的委员会，应当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团的中央组织对地方组织，地方组织对基层组织，都应当给以切实具体的帮助，鼓励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各级团的组织都应当在同级党委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而不必事事依赖上面的统一布置，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地青年的意见和要求，适应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团的组织应当充分尊重团员的民主权利，在实行团的决议的过程中，应当依靠充分的说服教育工作，而不能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团的领导干部，应该虚心接受下级人员和全体团员的监督，养成倾听批评，民主商量的作风。当然，强调扩大团内民主，并不意味着要削弱集中的一面，削弱团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民主集中制，永远都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 （七） 中国少年先锋队现在已有三千多万队员，它在少年儿童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青年团组织应该加强少年先锋队的工作，使它在把少年儿童培养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的少年儿童应该成长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今后在少年先锋队的工作中，应当更加注意经常组织符合儿童体力条件的社会公益劳动和工艺技术活动，养成少年儿童的良好的劳动习惯，树立热爱劳动和尊重体力劳动者的观念。 少年先锋队应该适应少年儿童多方面的兴趣和要求，引导他们探求知识，学习生活。通过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的多种活动，把少年儿童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城市中实行二部制的学校，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应该和校外自学小组的活动密切结合起来。此外，在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一些儿童没有入学，青年团必须注意开展校外少年先锋队的工作。 改进少年先锋队的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团委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大会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目前不少地方团的组织对于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处于实际上无人负责的状态。团的下届中央委员会，应当在适当时机，召集一次中央全会，制订改进少年儿童工作领导的措施。各级团委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干部专门从事这一工作。青年团是通过辅导员去领导少先队工作的，团要十分关切辅导员的工作，帮助他们掌握业务，总结经验，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更好地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 （八） 为了在我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我们应当继续同一切国家的一切爱好和平的青年加强团结，发展友谊。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忠实于国际主义的原则，它把同苏联青年的团结、同社会主义各国青年的团结作为自己的崇高义务。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各兄弟国家的青年组织，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应当善于吸取他们的经验，学习他们的长处，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在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青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青年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青年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所作的斗争。 中国青年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一切国家爱好和平的青年，发展友好往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为世界和平事业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团员和青年中，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提倡和各国青年友好的精神，反对任何大国主义的情绪，永远要保持向一切民族学习的谦虚精神。 现在，美国帝国主义还在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还在处心积虑地破坏我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和平建设。中国青年决不放松警惕，时刻准备为解放台湾和保卫祖国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第2版()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 进一步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 本报讯　25日上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进一步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到会的有民革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三十多人。会上发言的有李俊龙等六人。 交朋友　丢架子　向前看 李俊龙主张双方动手拆墙填沟 李俊龙首先谈到如何拆墙填沟问题。他认为，从发展看来，墙是天天低、沟是天天窄的；但墙沟至今还有。如何拆墙填沟？他提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他不同意有人认为朋友是不亲切的称呼，而建议改称同志的意见。他说看是甚么样的朋友。有诤友、益友、畏友。他认为交朋友是两方面的，在非党人士方面，要敢说、敢诤，而不是唯唯诺诺。二是丢架子。有的党员有功臣架子，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民主党派有工作，“给你碗饭吃”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拒人于千里之外。至于非党人士，他提议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不要自高自大，和互相看不起。互取其长、互去其短，互相学习，墙沟便会消失的。三是向前看。就是说，对非党人士，党员要多看他们的进步，而不要光看他们的过去；非党人士也要多看今天、明天，有些人在三反、五反当中受了些委屈，也不要光记旧账。这样双方距离就会缩短。 他说，有人担心充分揭露矛盾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不会的，相反会巩固党的领导。要相信党，相信自己，我们不会有削弱党的言论，更不会有削弱党的行动。在整风中，民主党派成员应当发挥助手作用，不要自卑，也不要只是歌功颂德，要分清是非。 另外他对等级制度、人事制度等还提出了具体意见。 卢郁文提醒大家： 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 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 卢郁文说，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现在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党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因此，他提醒大家在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提意见时要警惕，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形成，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而资产阶级民主却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容易用旧民主观点来看新事物，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举例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批判章伯钧的一个错误观点 接着他谈到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章伯钧先生认为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说这是形式主义的会议，这使他大吃一惊。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说，他是给国务院会议作准备工作的一员，是要搞成品的。在提出一个部的文件的时候，总要问清楚，部长看过了没有；如果文件牵涉到几个部，就要问清楚商量过没有，力求把文件搞得成熟再提给领导。越向高一级提出，越希望把文件准备成熟，免得费周折。他说，即使是这样，还有许多事情排不上议程。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你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 然后他谈到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他说，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触人物不同，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不会是他一个人的情况。他说，不过从一般情况看来，党与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 他认为必须拆墙填沟。但是，他说，无论如何，只要有党派，就会有界限的，完全没有界限，那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也同意拆墙填沟共产党员应负主要责任，不过他也认为必须从两面拆、填。有理由要求共产党员不骄傲，不见外，民主人士也要要求自己不自卑、不自馁。要求党员先伸出手来，但不能以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方不伸手自己也不伸手。他说，不能要求人家迁就自己的毛病。 领导党如果有所辩驳 不能认为是打击报复 他说，最近一个时期，许多民主人士大放大鸣，向共产党提出意见，并且要求保证不报复。他认为，大放大鸣中，所提出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我们能不能只允许自己给领导党提意见，而不允许人家做说明？假如有一天领导党对我们提出的某些意见作说明解释，这能算是抓小辫子打击报复么？ 他认为，越是言论自由，越应该让对方辩解。他说，如果我们提出的意见合乎事实，合乎道理，那是驳不倒的，还怕报复么？如果不合乎事实，又不合乎道理，别人批驳，对我们是一种帮助。只允许自己提意见而不允许别人辩驳，这是自己堵塞进步之路。 如何实现有职有权？ 在谈到有职有权问题的时候，他说，这个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0年就提出来了，为甚么到现在还这么严重？他认为，部分共产党员有宗派主义，对民主人士的进步估计不足，妨碍了它的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只说宗派主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好地研究它的原因。他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人事安排有问题。他分析了三种情况： 第一，人与职不相称。他说，可以仔细想想，某人担任某职是否内行？如不是内行，这几年他钻进去了没有？是不是已经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如果过去不内行，现在又还没钻进去，这样叫他怎能实现有职有权？ 第二，一人多职。他说，有人有数不清的职务，人大、政协、政府部门都有职务。他们成天坐着汽车街上跑，疲于奔命，辛苦是辛苦了，开会还打瞌睡，这怎么让他搞业务，实现有职有权？他说，这种情况共产党内也有，有时下级干部找负责人签字都找不见。 第三，一职多人。他说，有的省，副省长有十多个。各种“长”的助理不知有多少。今年举行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办公厅主任的“婆婆”太多。有事情不知要向哪位副省长请示，才算尊重了对方的职权。有时工作紧急，来不及请示了，办公厅主任就签发了，有职有权的是办公厅主任。但这也是无可奈何。 为什么人事安排有问题？他认为这是统战观点和工作观点的矛盾。人事的安排有很多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统战。 他认为统战观点和工作观点本来不应有矛盾，统战就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为了建设。但是安排不好，工作就要受损失。他建议有关方面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主张在人大、政协等机关，要着重从统战观点出发，而在一般机关单位，着重从工作观点出发。 谭惕吾认为卢郁文话不由衷 甘祠森觉得谭惕吾太主观了 谭惕吾发言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民革成员应该采取甚么态度呢？她认为应该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不能有任何虚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她说，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就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她说，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 谭惕吾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她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 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甘祠森最后发言。他说不能认为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谭惕吾是太主观了。 他说，定息二十年一类的意见，是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表现。 随后他谈到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说，以党代政有三个不好的后果，就是一、降低党的领导作用。党原是领导者而不是执行者，如变成执行者，就必然降低领导作用；二、损害政府的威信；三、削弱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甚么会有以党代政现象呢？他认为是由于有些党员只重视党的指示，而不重视政府指示。这种思想的来源又同过去革命时期的习惯有关。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卢郁文的分析有些是对的，但也还有其他原因，需研究。 刘瑶章和陈建晨也在会上作了发言。

第2版()专栏： 沁园春 欢送伏罗希洛夫主席元旋 　李济深一老遥临，万众欢腾，举国若狂。喜人民友爱，亲如兄弟；中苏团结，固若金汤。揽胜西南，采风东北，海样深情注四方。复移斾，俾友邦士庶，共挹祥光。重来喜气洋洋，克展布和平好主张。看气壮山河，红旗焕彩；盟坚金石，氢弹销芒。燕俎方酣，骊歌乍唱，天际熏风送返航。同声祝，更为全人类，造福无疆！

第2版()专栏： 许多医学家发表意见 不同意放宽人工流产的限制 本报讯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大会生物学部24日和25日的分组会议上，许多医学家对卫生部5月15日发出的关于放宽人工流产的限制的通知提出了意见。 中国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认为，人工流产是不科学的，人工流产也不能解决人口增加过多的问题，因为做了人工流产以后不久又可以怀孕，况且做这种手术极容易发生事故。她说：“这样的意见，医生们、特别是妇产科的医生们难于提出；提了，人们就会说医生们是思想保守，不接受新鲜事物，等等。可是当出了事故以后，医生们又会被责备手术水平不高。这真叫医生们为难。”接着她又说：“就算手术没有问题，目前的设备条件也难于大量做人工流产。以北京市每年十六万孕妇的1％要求做人工流产来计算，就需要一千六百个床位，即使专门开办一个人工流产医院也不够用。”她说：假若卫生部认为人工流产这一措施是正确的，那么请卫生部的领导人向医生们讲清人工流产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并且算清账。只有这样，医生们才敢于大量地进行人工流产的手术。她强调说：“解决人口增加过多问题的办法，是提倡避孕，而不是人工流产。” 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张孝骞说，人工流产是一种很容易发生人命事故的手术。他问：“为什么卫生部在作出这个放宽人工流产的限制的决定以前，不多征求医学界的意见？”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也认为，人工流产不是预防生育的方法，不能解决人口增加过多的问题，而且发生事故的百分率相当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胡经甫说：“这个决定是卫生部的领导人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的意见的表现。”

第2版()专栏： 边学习　边检查　边改进 江苏取消特约医疗证 本报南京电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整风中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对某些能立即改正的不合理制度已做了改正。 5月20日，省委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会上，决定取消十三级以上干部的特约医疗证。和一般干部一样，他们以后就医应按医院制度办事。同时规定，高级干部因工作需要而使用的小汽车，今后一律不准作私事之用。

第3版()专栏：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 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25日）举行第九次座谈。麻新泉、黄祖康、黄炎培、温少鹤、徐崇林、向德、吴家荪、孙孚凌等八人在会上发了言。另外还有王达夫、李忠义、陈炳煌三人提出了书面意见。黄炎培发言：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鸣”是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我在1945年从重庆到延安，见了毛泽东主席，临走的时候，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我想，“很好”之上又加个“现在”，对方应该有所刺激的。因为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办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最后是失败了消灭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性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才不致于像你所说的演变。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我们小组从南京回来，恰好在车上碰到盛丕华同志。闲谈中间，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妙极了，越想越有道理。我们年轻的都种过牛痘，年老的也许种过土痘。我的手为什么曲而不伸呢，就因为土痘的毒没有很好发泄。我尝过不种牛痘的苦！一个人生下来应该及时种牛痘。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个地方视察，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如何要承认。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公私关系搞得好，生产一定搞得好，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我们这次视察，采用开矿下钻的办法，在上海看了四个厂，在南京看了一个厂。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较突出地良好。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1956年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了44.9％。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一、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二、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三、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工厂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一、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二、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三、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必须纠正公方对私方的歧视；人事问题民主党派要共同负责。 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个厂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后来，有两位青年党员同志说不能挂，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尽忠于党，很难责怪他们，因为教育不够，所以思想偏到一方面去了。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的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这就大大地使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这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由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去年，我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调动工作。信写得文理通顺，我把他的信转到江苏省教育厅，该厅不加思索层层下转，结果，他所在的单位竟因此把他调去扫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到农村当教员去了。）——以上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行政、工会、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提前考虑给中下层“摘帽子”。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的确是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有顾虑，还怕一旦病倒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早就决定的病假工资办法迟迟不公布，充分表现了“八办”的官僚主义作风。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3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已是5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希望以后各部门的所有和人民生活有关的命令、通知，最好全文在报上公布。最近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卫生部提倡避孕的通知，仅仅作了摘要发表，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全文，如果能全文刊登就好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阻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我相信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一定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像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个人相信：眼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像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人，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麻新泉认为： 资产阶级交出企业，外因起主导作用 黑龙江省工商联秘书长麻新泉就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人认为不要再提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了，也不要再划什么阶级界限了，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工人阶级只有共同之处，没有差异之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求同存异的问题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是国家主人，可以和工人阶级共分天下，平分秋色，并驾齐驱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不需要工人阶级领导，这对工商界的进步是危险的。还有的人以交出了企业作为资本，来向党讨价还价，夸耀于人。当然资产阶级能交出企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不能因此就骄傲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影响和政府一系列的安排改造措施，在社会上造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才把企业交出来的。我认为是外因起了主导作用。有人说“甘心情愿”把企业交出来，倒不如说“不太勉强”更为确切。 他认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只不过在全行业合营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成为主要方面，而消极方面也与以前有所不同罢了。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不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三心二意，甚至对社会主义还有抵触情绪。有人认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了，就产生了松劲情绪。有的说：“厂长厂长，床上一躺，半月借薪，月末开饷”。有些人认为合营后有三不自由：一，花钱不自由；二，按时上下班，人身不自由；三，经营不自由。还有些人盗卖物资，造假账、开假发票，私收账款等等。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出在我们工商界，又和我们的阶级本质相联系，因此，认为和工人阶级没有差异之分也是错误的。 李部长提出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要不要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要，不能撤走，若撤走对工作不利。在不少市县中，党员秘书长或秘书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对主委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包办代替的现象。有的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单独作主行事，像要在市联会员代表大会上聘请几位工商界兼职的副秘书长，这样有关人事的重要问题，事前不和主委协商，直到他在大会主席团的准备会上提出名单时，主副委们才知道。也有的县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开工商业者会议，事前不通过主委，到开会时写个报告材料，临时叫主委念一下，结果主委不愿意当传话筒，就没给念。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少数市县工商联中还存在着。我认为党员秘书长应当很好地按照工商业联合会的章程规定，在正副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处理会务，尊重主副委的职权，并且认真地发挥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应该承认，非党秘书长有他不可代替的作用，党员秘书长也有非党秘书长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党员秘书长撤不得。黄祖康说： 并厂并店，要考虑华侨投资的特点 上海前先施公司副经理、民建委员黄祖康说，我是一个归国华侨。华侨历来就是热爱祖国的，由于过去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在艰苦工作中所挣来的钱，汇回来办实业或买房子，希望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安居乐业。因此，每年的侨汇一直是很可观的，最近上海成立一个华侨投资公司，虽然时间不久，但汇回来的侨汇数已经不少，对祖国的建设有一定贡献。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一方面争取华侨投资，另一方面在合营后，又把解放前华侨投资的企业并掉了，这对争取华侨投资是不利的。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例子：上海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内衣公司，是二十多年前华侨投资的，合营后，有关领导公司把这家公司并到北站区，连牌号也去掉了。这个公司有两个经理，一个在檀香山，一个在上海。如果在上海的经理将这件事情告诉国外的经理，那末就可能引起华侨对于向国内投资的顾虑。 另一个例子：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先施牙膏厂，共有三个厂，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产品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但在合营以后，把先施牙膏厂并掉了，厂名也取消了，先施牙膏也不生产了。 他说，我并不反对并厂并店，只是希望在合并的时候，要考虑到华侨的观感，不要引起他们对投资的顾虑。我建议政府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照顾华侨投资的特点。徐崇林说： 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是普遍现象 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林说：在机关、企业、学校中，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现象相当普遍。我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开会时很难发言。每次开会半天，讨论问题很多，这些会实际上是走过场。有些事情，做完了才在会上追认。有时党员委员不来开会，因为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党组早决定了，不来也没关系。我当公用局局长，要人事科汇报肃反情况，他们不汇报。我召开过一次关于缆车安全问题的会议，决定了一些安全措施，至今也未办。要是我是党员，可能就办了。我认为，从“设计”到“施工”，从“编导”到“彩排”，民主党派都应参加，这样非党人士才能搞好工作。周总理在重庆作报告，资本家的人民委员就听不到。重庆公用局党员干部有宗派主义，有特权思想，提拔升级都是党员占先，非党干部很难得到提拔。公用局非党干部冯克熙，水平高，有能力，干了好几年还是个计划科长。我是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委员，正副主任是党员。这个委员会从未开过会，我提了几次意见也不开，可见对非党干部的意见不重视。 他说：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很多党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看不到党外人士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怀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否恰当。重庆市有些工作也是党政联合发指示。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会给人以错觉，好像行政单独发的指示，就不是重要的工作。 他批评重庆市统战部对民建会干部的配备、支持、协助不够。他还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男不统女，接触面狭，了解情况不全面，对人的安排有时就不够妥当，有时反映问题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他说，重庆市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现象也很严重。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是“信任不足，支持不力，使用不当，关怀不够，分工不明；私方人员关不倒火（即做不了主），公方人员点头作数。”他说绝大部分私方人员是愿意继续接受改造和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但有的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支持，有的人不能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看不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文件。有的公方代表和支部书记管的事太多，使私方人员无事可做，在群众中毫无威信。有的公方代表、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民主作风差，协商时，真主意，假商量，摆出一副改造者的面孔，使人望而生畏；作风粗暴，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偏听偏信；对私方人员缺点错误过分挑剔，但自己有错误不检讨。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家属参加生产，没有一视同仁。如民建会会员于坤裕的爱人在明亚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没受到表扬，有人提意见，公方代表说：“要站稳立场，还是不表扬好。” 他认为党与非党人员之间确实有墙有沟，现在是拆墙填沟的时候了。他建议：一、今后用人要根据德才的标准，不分党派、阶级成分，大胆使用，对党与非党干部提出同样要求，不称职的都要撤换。二、不要党政不分，不要以党代政。三、在合营企业中，订出公私共事制度，信任和支持私方人员。四、对中、小户放弃定息、加入工会问题，以及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龄问题、病假工资问题、资方代理人问题等，都要有明确的办法，才能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五、要加强党内外的统战政策教育，宣传民主党派的作用，党员与非党员要交朋友。六、有些制度，如保密制度、会议制度等，要根据新形势作相应改变。他很同意安徽省委在整风计划中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业讨论政策方针的时候，请民主党派有关人员参加的意见。向德认为： 定息存在，阶级关系就存在，用任何方法也掩盖不了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湖南工商业者最近讨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阻碍了工商界的积极性的发挥的问题。 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 他说，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不懂业务也提拔得很快，而非党干部却得不到提升；党员有特权思想，不遵守制度，评奖不公，不愿接受批评，党员犯了错误，不公开处分；党员对别人不信任，遇事不同非党员商量，不重视非党员进步；党员与非党员互不往来，看人说话，分别对待，等等。他说：这些缺点所以发生，往往跟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缺点是分不开的。比如今年1月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召集副职以上财经干部会议，布置一季度工作的时候，手工联社公方在通知上批明要私方副主任去参加，可是私方副主任到会场以后，有人就要他退出会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强调阶级关系，不信任和支持私方，以致私方有职无权。又如有些小企业主生活困难，特别是在合营企业中的私方死后，家属生活无着，也没有得到解决。病假工资没有规定。有人要求摘掉帽子也没有被重视。 讲到工商界中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工商界中的矛盾跟一般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样，但又有它独特的矛盾，即阶级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定息问题上。 第一，公私关系的矛盾，已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公方代表的问题上。 定息存在，私方就存在；私方存在，企业就是合营性质的。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企业了。因为人权、财权、经营权已不属私方，盈亏与私方无关，只有一点定息，再把它叫做公私合营，就是教条主义。 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虽然私方的三权没有了，企业利润的大小同私方的关系也少了，但这只是私的量的变化，还不是质的变化，只要有一点“私”的量存在，就仍有“私”的质存在，就不能说不是公私合营了。这一点“私”是什么呢？就是私方所得的定息。定息是根据私方在企业生产资料的定股来的。如果说有定息而没有私方，那末定息又是谁拿去了呢？既有私方又说不是公私合营，那末是谁同谁合营呢？ 定息存在，阶级就存在；谁拿定息，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 有人说，私方交出了企业，没有剥削工具了，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关系存在，也不需要改造了。 我认为不能这样说。首先，要弄清阶级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性质的收入，因此，有定息存在就有阶级存在。从具体的人来说，谁有剥削收入，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那怕他的工作岗位不在原企业，甚至不在合营企业，而在国营企业，在行政性质的局，在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一句话，阶级存不存在，谁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以是不是公私合营，是不是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来划分，而是以剥削收入的有无和多少来划分，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说服人。 放弃了定息，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还需要改造。 其次，关于改造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改掉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问题，不能以阶级结构、基础及工作的变化来衡量。即使放弃了定息，没有了剥削，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改造还是需要的。因此，我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的、长期的工作。民主党派、工商联“万岁”，就是因为有这一个改造任务。提“万岁”，不是奉承你，使你开心，也不是笼络你的假心肠，而是向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大任务。就是说，前面的路还长着啦，不要急于下马，还要加油干。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要求大家共同负责，长期负责干下去。 既是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要解决企业里所有的矛盾，还要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 有人说，要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得更好，就要撤出公方代表。 我也不同意这个意见。企业既然是公私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但必须注意要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使企业搞得好）。合营企业不仅有公方，有私方，还有工人，撤出了公方代表，即使解决了公私矛盾，但是还不能解决领导和工人的矛盾。所以，从合营企业要求来看，我认为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它的成员有政府派来的代表，即现在的公方，有工人，有干部和私方。主任或主席由公方代表当，因为他是代表公有制的，即代表全民利益的。委员会有一套制度，照制度办事。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削弱党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呢？会不会放松对私方的改造呢？我看都不会的，相反的会加强。 领导，不是“我说了算”；真正的领导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国家和党的政策。 对领导问题，有三种看法：一说，所谓领导就是事事都管，而且非我点头就不算；一说，谁对某一件事提出一个意见和看法，即是包办，即是领导示意，即是真主意假商量（当然也确有如此的）；一说，有事和群众商量，接受了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放弃领导。这是从事务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来看领导问题。 我以为，真正的领导，就是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完成计划。所以，领导不仅不怕群众，相反的要找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正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最好的组织。私方人员的思想，只有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通过有职有权有责的具体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若干经验教训的反复锻炼，才能改造好。 有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拿定息，就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建议把定息变成存单或公债。 第二，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还有人提出发赎买存单或公债券，由银行发款。长沙工商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意二十年，多数不同意，但绝大多数认为用存单方式由银行发款为好。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李康年提出要定息二十年，他有自由，但不能用存单方式或公债方式，也不能由银行付款。为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承认赎买政策是对的，但每每在口头上承诺了，转一个弯又想不承认了。 赎买就是承认生产资料、资本，实际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愿强行拿回去，而愿意出钱给我们，所以叫赎买。 工人阶级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呢？是我们剥削来的。剥削是不光荣的，可耻的。这点大家同意，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定息不是剥削，湖南就有人这样说。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人家只要问一句话：“定息既不是劳动收入，那么，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回答不出。有些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去拿定息，于是就想变一变，穿上另一件外衣，如存单、公债等等，像其他存款的人一样到银行去拿。 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比工人的还高；工商界是否想到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 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他有这个自由。国家现在还没有法律说定息几年，那就可长可短，各人可有发表意见、提出要求的自由。我看这是各人对赎买政策的看法和觉悟不同的问题。何以说对赎买问题看法还各有不同呢？可以举例说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国务院规定按困难情况、病假长短，定为50％到70％，不管非会员，不管工龄。这件事在长沙就伤了脑筋。叫私方病假工资少，是我们；现在说伤脑筋也是我们。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长沙工人实行劳保条例的有四万多人。病假工资，是会员的六月以内领60％到100％，六月以上领40％到60％，都要算工龄，非会员对折。只实行劳保合同的有五万多人是会员的，病假工资为40％到80％，不算工龄，非会员对折。此外还有无劳保合同的约二万人。以实行劳保合同的工人中的非会员来讲，病假工资只有20％到40％。就是说，最高只有40％，抵不上私方的最低数50％。实行劳保条例的非会员，只有30％到50％，最高数等于私方最低数。难道非会员的工人还抵不上资本家?？同在一个厂工作，彼此相处，待遇不同，请问如何处得下去？市人委和统战部、工会和我们商量，国务院这个规定不执行是不行的；要执行，又要看到这样做会使阶级关系更不好，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更不好，从资产阶级着想，政治上是很不利的。我们商量好久，结果只有一条赎买政策大道理来向工人说服。难道除了这一条，还可以说出其他理由?？在私方人员是不是想到病假工资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打不打收条呢？假如这个座谈会里还有工人，就不能只由我们讲话。难道他们就不怕病了无人理?？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病假工资也加上好了”，问题在于企业支持不了。现在还有不少企业连劳保合同都不能执行，如长沙建中织布厂，会员连30％病假工资也没有。所以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然矛盾会更加尖锐。 又要拿定息，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这不能服人。 末了，对定息问题，我不反对别人要二十年；但要求别人不反对其他的人不要；要求政府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要的就发，要放弃的就接受。这样，大中户就各得其所了。如果要了，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不能以阶级成份看人”，那是不足以服人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两点：一、定息是剥削性质的，因此它是阶级关系和鉴别谁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志；二、定息是根据企业资金定股来的，因此，要列作企业经济核算的支出，要在企业里发，不能作存单，不是公债，不能由银行付款，那样做会模糊事实和是非。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根子。就是说，定息是根据私营工商业者在企业的资本来核算息金的，因此，它既是剥削，又不能和金蝉脱壳一样脱离开企业。也因此，还是有私方的存在，有公方的必要；有阶级存在，有改造的必要。但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后，与过去的公私合营不同了。在新情况下要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才能把企业搞得更好。 （其他发言将陆续发表）

第4版()专栏： 中国人民不可侮！ 香港舆论声援台湾人民反美示威 据新华社香港25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日以“中国人不可杀！中国人不可侮！”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台湾同胞这次英勇的反美大示威，是台湾集体行动反抗美国侵占者的开端。社论说：台湾同胞的正义行动决不是孤立的，全中国人民站在你们的背后。社论指责台湾国民党当局逮捕和镇压示威的群众，做了美国侵略者的帮凶。社论最后警告台湾国民党当局：要立即停止镇压！停止屠杀台湾同胞。 香港“大公报”今日的评论说：台湾同胞这次示威行动表示，美国的任何强力，都吓不倒他们。 据新华社广州25日电　香港消息：香港“成报”以“此美之所以为帝也”为题发表社论说，愤怒的中国群众，是自己在台北掀起反帝怒潮。社论说，使人痛恨的，是美兵既在台湾犯杀人案，则审判之权，应由当地法庭执行，而美国竟借“外交特权”而侵犯审判权。 香港“晶报”在社论里指出：“美国在台湾之横行，已非一朝一夕，中国人之枉死，亦不只一人。台湾群众这次卷起反美怒潮，决非偶然。 “香港商报”写道，“这次，台湾的一般中国人完全看清楚了，一向标榜‘人道’，自诩‘文明’的美国人，原来是最不人道、最不文明的。”这家报纸还指责台湾当局开枪镇压示威群众。评论问道：“这是不是表示：尽管一般台湾老百姓已经群情激愤，忍无可忍，而国民党当局却仍然要忍气吞声，摇尾乞怜？” 有些报纸的评论虽然极力避免刺激美国，并提出所谓防止“中共挑拨”的论调，但是，它们对驻台湾美军枪杀中国人事件，也表示了愤慨。“工商日报”社论说，刘自然事件的“掀起不幸浪潮，自是凡有血气者亦难免之事。中国人固忍让，但谁都有其忍让的限度的”。“南洋日报”说：“驻台美军实不应有外交官同样的豁免权，美军并不是征服者，为什么有这个享受？” 香港亲美报纸“真报”恐吓台湾国民党考虑“反美运动发展下去的后果”，另一亲美的“新生晚报”警告蒋介石集团不要因此而影响与美国的关系。

第4版()专栏： 美国人一直在出卖人道 日本公众支持台湾人民正义斗争 新华社25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报纸和各界人士同情和支持台北人民的反美斗争。 “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美国陆军是故意触犯众怒，引起了台北的示威。美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教训”。 “读卖新闻”说：“美国人一直在出卖人道。美国人似乎有两种人道，一种对待本国人，另一种是对待外国人的。”这家报纸说：“美国军事法庭宣告打死一个中国人的一名美国兵无罪。那末，如果把哲腊德交由美国人审判，他也可能得到同样宽大的判决。”它说，对于宣判杀死刘自然的凶手雷诺无罪，不仅是公众，就连蒋介石集团也感到不满。 “东京新闻”指出，美国人必须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台北人民都站在被害者妻子方面。它说：“美国应该遵守在哲腊德案件方面已经向日本承担了的义务。因为这种事件而激怒日本人是不明智的”。 美国兵哲腊德在今年一月无故枪杀了一个日本妇女。日美联合委员会曾经在5月16日决定由日本审判这个罪犯。但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却在第二天命令美军当局不把哲腊德交给日本。 日本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希望美国国防部在估计日本民族主义的时候，能从台北发生的示威中吸取教训。他们指出，哲腊德案件比雷诺案件包含着更多的会激怒日本舆论的因素。这些政府官员们并且指出，哲腊德案件是蓄意谋害案件。美国稍一触怒日本公众，台北的示威就可能波及日本。

第4版()专栏： 在台湾人民反美示威的面前 美议员震惊焦虑 新华社25日讯　华盛顿消息：意外、震惊、焦虑，这是5月24日在台北爆发的反美大示威在美国国会议员中间引起的普遍反应。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鲍尔克·希肯鲁普说，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感到十分遗憾。这是我们应当仔细考虑的事情。”他要求“根据东方的形势采取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行动”，以“保证它（反美示威）不再发生”。 一向支持蒋介石集团最力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申斥和责骂蒋介石集团。他说，这次反美示威对他说来是“令人震惊的”，“不可宽恕的”。 蒋介石集团“即使迅速采取行动恢复了秩序也不能抵消这种不负责任的暴众骚乱”。他要求“保证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翰逊也说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他说：“我们曾经为之做了这么许多事情的人们竟会为了一次偶然事件而捣毁我们的房屋，扯下我们的国旗”。 前驻印度大使、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薛尔曼·库柏说，他担心这次事件“反映对美军驻台湾一事的反感越来越大”。他说，他认为这种反感在其他国家也日益增大。 民主党参议员迈克·门罗尼说，他认为这件事将使国会“仔细研究我们同台湾的关系”，“这件事将对这种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损害。” 民主党参议员罗伯逊以威胁的口吻表示要调查这次事件的“背景”。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它（蒋介石集团）从我们赠与计划中得到更加大方的帮助。我们使他们生存下去。强烈的反美情绪是必定有某种背景的，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第4版()专栏： 美国兵杀人不偿命反提“抗议” 董显光奴颜婢膝向它的主子讨饶 新华社25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官方人士对24日在台北爆发的反美大示威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们认为，“从目前和长远来看，在台北表现出来的反美情绪对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后果。”他们还担心这次事件可能在日本发生反响，在那里有一个美国士兵由于杀害一名日本妇女而在受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说，国务院在24日通过美国驻台北的大使兰金，就反美示威事件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硬的抗议”，要求“充分赔偿和足够的道歉”。 几小时以后，蒋介石驻美国“大使”董显光神色慌张地到美国国务院道歉，并且提出照会，向美国国务院保证对示威事件进行“周密调查”，逮捕与事件直接有关的人。照会还说：“正在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保护美国在台湾的生命财产。” 董显光还奴颜婢膝地对国际新闻社的记者说，他希望美国“宽宏大量”，不要因为这次事件而改变对台湾的政策和减少对台湾的援助。 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杀人犯雷诺将不再受审。他说：“这次处理是最后的处理。它是根据我们同中国国民党政府所安排的秩序进行的。”

第4版()专栏： 祝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繁荣 周总理出席欢迎兄弟国家铁道代表团的酒会 新华社2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出席了为欢迎来中国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主管铁道部长会议的各国代表和庆祝国际铁路客货联运协定代表大会成功的酒会。酒会是由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主持的。 周总理在讲话中首先祝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繁荣。周总理说，在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时，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希望各兄弟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到各地亲自看一看讨论的情况；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周总理还建议来参加两个会议的各兄弟国家的代表们能在中国多逗留一个时期，多看一些地方，不仅要看大城市、大工厂或长江大桥，也希望代表们看看小城镇和农村等经济落后的地方，这样才能对中国得出一个全面的印象。 滕代远部长和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国际铁路货运协定事务局局长德郎日结维奇（波兰）都在酒会上致词，他们说，在过去两个星期的会议中，对于国际铁路客货运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他们都祝贺社会主义国家铁路联运事业的发展。 参加酒会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和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斯拉夫的代表和南斯拉夫驻中国的大使也出席了酒会。

第4版()专栏： 彭真举行酒会欢迎富尔 富尔拜会郭沫若 新华社25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夫人今天在北京举行酒会，欢迎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周恩来总理出席了酒会。 夕阳西斜，清风徐来。宾主们在草坪上，围桌而坐，开怀畅谈。 周恩来、彭真、陈叔通、张奚若、马寅初同富尔谈到了北京市的建设情况和法国的当前政局。 在酒会上，彭真还介绍了客人同章伯钧、习仲勋、北京市各位副市长以及各界著名人士一一见面。在这里，客人会见了许多在法国读过书和访问过法国的各方面人士。 酒会在暮色苍茫中结束。 新华社25日讯　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今天下午拜会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富尔谈到了他对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感到兴趣。郭沫若介绍说：这个方针可以促使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他还介绍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和中国当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情况。 这位来自法国的经济学家还详细了解了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 宾主还交谈了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问题。

第4版()专栏： 陈叔通接见汤契奇—索里尼 新华社2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今天上午接见了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汤契奇—索里尼。接见的时候，吴克坚、吴茂荪也在座。

第4版()专栏： 何香凝接见新加坡华侨妇女南海晋香团 新华社25日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今天上午在她的家里接见了新加坡华侨妇女南海晋香团。何香凝对晋香团团长王碧莲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一定尽力协助。何香凝一再表示欢迎她们下次再来。 新加坡华侨妇女南海晋香团是在21日到达北京的。连日来她们游览了天坛、北海、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昨天上午，到西山碧云寺朝拜晋香。今天下午，晋香团参观了中国佛学院，并到广济寺各殿拜佛。

第4版()专栏： 美军士兵枪杀刘自然事件始末 台北草山一个国民党机关的低级官员刘自然，3月20日晚上路过草山一幢美军住宅附近的时候，被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上士罗伯特·雷诺开枪打死。惨案发生后，凶手雷诺和驻台美军当局捏造事实，企图推诿罪责，诬指死者刘自然当晚在窗外偷窥雷诺的老婆洗澡。但是，根据凶案发生后立即进行的现场勘察结果，雷诺住宅中的浴室很干燥，没有水迹，另外死者的尸身在户外也距离浴室相当远，因此台北报纸都指责这是凶手对死者的污蔑，纷纷要求惩凶。 但是，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和美国军方一再强调美军官兵在台湾享有“外交豁免权”，犯了罪台湾当局也无权过问。因此雷诺杀人后一直逍遥法外，后来因台湾报纸舆论纷纷抨击，美国军方才宣布这一案件由美军军事法庭调查处理。经过美军人员的所谓“调查”后，雷诺最初被控“蓄意谋杀”刘自然；但是，到了第二审却改为“误杀”；到了5月23日最后宣判时，杀人凶手雷诺竟被宣判“无罪”，并且作为最后定案，不能上诉。宣判时美军军事法庭旁听席上美军官兵响起了一阵阵狂笑声和掌声，掩没了在旁边的死者妻子的嚎哭声。 凶手雷诺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他被宣判“无罪”后，美军顾问团赶紧派飞机送他逃离台湾。 死者刘自然是江苏省无锡人，今年三十三岁，遗下妻子和一个只有十六个月的女儿。 5月24日，即杀人凶手雷诺被美军法庭宣判“无罪”的第二天，刘自然的妻子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向社会哭诉”的控诉书，其中写道：“难道一个美国军士便可肆意杀人，而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却就不值一顾？”……“谁无父母？谁无丈夫？谁无子女？美军当局如此不讲法理，草菅人命，在台湾的美军何止数千？如果打死一个刘自然可以宣告无罪，则今后势必将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无数个的刘自然的事件出现，我国人的生命和人权可说毫无保障。”控诉书最后说：“我愤慨，我痛哭，我抗议，我控诉，可是我是一个孤苦伶仃弱女子，我只有向社会呼吁。” 在24日上午，刘自然的妻子在美国大使馆门前进行绝食抗议。她拿着一张诉状，上面用汉文和英文写着：“凶手雷诺无罪吗？我向美国军事法庭抗议，向这种不公平的判决抗议。”这时汹涌而来的群众愈来愈愤怒，开始袭击美国大使馆，触发了反美大示威。 （新华社25日讯）

第4版()专栏： 中印两国续订贸易协定 鼓励双方贸易机构更密切联系和合作 新华社25日讯　续订中印贸易协定新闻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阁下和印度工商部秘书印度文官斯·朗迦那顿先生今天交换函件，续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协定。 中印贸易协定原来是在1954年10月14日签订的，有效期限为两年。两国政府的代表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进行续订该协定的谈判。现在决定，中印两国的贸易关系将继续受原协定条款的约束，仅作某些修改。修改的条款主要是关于支付的手续和卢比兑换英镑的办法只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在印度储备银行所开立的账户进行。这些新的支付办法将自1957年7月1日起生效。续订的协定的有效期限至1958年12月31日为止。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商务参赞杜毓云先生和印度工商部联合秘书库·毕·拉尔先生交换信件，鼓励中印两国贸易机构间的更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第4版()专栏： 日本考古代表团在北京 本报讯　日本考古代表团一行十人在我国访问，已经一个多月了。代表团是应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由年逾古稀的日本考古学权威原田淑人博士率领。原田博士在二十多年前曾到中国讲学过，代表团团员杉村勇造、驹井和爱、水野清一、关野雄诸学者都曾在北京留学。只有杉原庄介、樋口隆康和冈琦敬是第一次到中国来。 代表团到我国后，除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曲阜、西安、洛阳、郑州、敦煌、成都等地参观外，并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 在北京期间，代表团多次参观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参观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和周口店。并在北大历史系、考古研究所和科学院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原田团长和其他几位学者，还作了多次的学术报告。 5月6日，原田博士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历史讲座上作了“从考古资料看中日文化关系”的讲演，这是他二十七年以前在北京大学讲学的题目。他说，中日两国的文化在古代就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远在战国时代，就有很多中国人迁移到朝鲜，中国的文化也就随着带到了朝鲜。汉武帝设乐浪四郡，中国文化开始从朝鲜传到日本。 讲到公元三世纪左右的中日文化，原田博士用了许多生动的史例。他说，据三国的魏志记载，魏天子曾经送给日本倭国女王一百个铜镜。现在在日本出土的这种镜子很多，上面还有关于三国魏、吴的记载。 接着他讲到南北朝时候的中日文化。他说，这时，日本有一个天皇叫雄略天皇，常常派使者到中国来，把中国的纺织、缝衣的技术带到了日本，有些缝衣工人也随着到了日本。以后使得日本的衣食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日本的楼阁也建筑起来了。 这位考古家最有兴趣的还是中国唐代的文化。他本人就是专研究日本奈良朝（就相当于我国的唐代）文化的。因此，这一段讲的特别生动。他说，中国唐代的文化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因为，当时，中国吸收了许多国家的文化。日本这时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就没有什么差别，日本的平城京就好像一个小长安。日本的许多出土文物，往往在中国的古书里找到记载。 在讲演将结束的时候，原田博士介绍了日本考古学发展的情况，并赞扬近几年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原田博士的讲演吸引了一千五百多个听众。 在中国科学院，驹井作了“关于巨石文化”的讲演，杉原作了“日本石器文化研究最近的问题”的讲演，樋口作了“日本古坟时代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讲演，冈琦介绍了他在近东考古旅行和在对马进行考古工作的情况。这些讲演更细致地阐述了中日文化的关系。 10日上午，代表团同在京的历史考古学家翦伯赞、夏鼐等三十多人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座谈。 驹井、樋口、冈琦等学者还和我国青年考古学者进行座谈。冈琦在会上宣读了日本青年考古学协议会给中国青年考古学者的一封信，希望能够同中国考古学者建立联系。 20日晚，原田团长等五人从西北参观后回到北京，再次参观各研究机关、博物馆和大学。22日晚杉原在北京大学讲演“日本农业文化的起源”。24日水野在故宫博物院作了“云岗石窟源流”的讲演。团长原田等五人结束在北京的活动后，将于26日离京，与驹井等五人在武汉会合去长沙、广州，然后归国。 （王世民）

第4版()专栏： 伏老健步游长城 本报记者　刘时平　高粮 长城——这个蜿蜒在万山丛中的古老建筑，昨天也荣幸地迎接了一位驰名全世界的苏联老英雄。 上午，艳阳当空，伏罗希洛夫主席仍然是那样容光焕发，谈笑风生，他和随行人员由陈云副总理陪同游览了长城。 当他快要到达八达岭时，看到深沟两旁高山屹立，层峦叠嶂，万里长城翻山越岭，起伏蜿蜒，他不禁不绝口地称赞这个雄伟的建筑。陪他去游览的郑振铎同志，向他介绍这个古代的建筑，并且告诉他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伏老听了以后，非常兴奋。他说他在没有来中国以前，早已闻名，从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起，就想着要来看一看长城，现在亲眼看到这个中国人民用血汗建筑起来的万里长城，十分激动。他不断向随行的人员们说：万里长城是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祖先建筑的，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车过居庸关时，陈云副总理看着行驶在京包线上的火车，告诉伏老关于中国早期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发明车厢自动挂钩的故事时，伏老高兴地说：做这样事的人，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看到山沟两旁万山重叠，想到在当时的劳动条件下，中国能够修出这样一条铁路来，真是不可想像，就是拿到今天来做，也有很多困难。因此他激动地说：这真是世界上值得歌颂的事情！ 到八达岭时已近十一点。伏老的精神焕发，毫无倦意，稍事休息后，就爬上了长城的城墙。一上城墙，他就让他的儿子量一量城墙的高低和宽度。他的儿子马上从怀兜里掏出了钢尺，就像是一位工程师模样，熟练地丈量了起来，站在旁边陪伏老参观的王冶秋同志告诉他：这里的城墙是明代重修的砖城，平均高约三丈、宽约一丈五尺。传说墙上可容五马并驰，如果把修筑长城的砖石用来修筑一座高一丈五尺、厚三尺的大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 这时伏老看着城墙上完整无缺的城垛，用手抚摸着砖墙，回过头来，顺着蜿蜒起伏在万山重叠中的长城，不禁感慨系之，他认为经过五百年来，还能够保存原样，这真是建筑学上的奇迹。然后他又爬在城垛上，眺望着长城内外的大好河山，好像是当年的战斗生活，又涌现在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的脑海中。他指着城垛告诉随行的人们：这些城垛，作为防御工事，既能掩护自己，又可以打击敌人，当敌人进犯时，可以射箭、扔石头，还可以向下泼开水。 边说边笑，伏老拾级而上，已经来到“敌楼。”在城墙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个堡垒式的台子，多建在山脊的高处、城墙的转角，或者在险要的地方。台有高有低，高的叫做“敌楼”或“堡塞”，高出城墙五公尺，是守望和住宿的地方。 走到这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同志劝伏老不要上去了，他还是不肯。 伏老拄着手杖，把天蓝色的衬衣袖子往上一卷，松了一下领带，看了一下旁边竖立着“陡壁慢行”的路牌，精神抖擞地继续往上爬。 霎时间来到了最高的“敌楼”。伏老走上楼台，四处眺望，他看到了前面的官厅水库，两侧的铁路线，这时正好看到丰沙线上的火车突突冒烟，穿山越岭而过。他从人们的介绍中知道这些新的建设有许多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成的，而坐上那趟火车就可以直通莫斯科。他有点留连忘返了，反复走来走去，看了一遍又一遍，还口口声声地说：让我再看一会儿，再和它告别吧！当他走下“敌楼”时，还站在石台阶上依依不舍地说：“我真不愿离开这里。” 走下城墙时，他抚摸着石砖，捏起一块砖缝里的白灰土，想让他儿子拿回去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有人插进去说：可以拿一块砖回去。他摇了一下头，表示不能拿，然后他又很有风趣地说：“如果来逛长城的人，每一个人都拿走一块砖，不是就拿光了吗？”陪同他的人还是赠给了他一块。当他把砖交给自己的儿子时说：“要像保护你的心脏一样，保护这块砖，把它带回去，送给历史博物馆。” 快下城墙，正好碰着一位八十七岁的老头，带着自己的两位孙媳妇和重孙女逛长城。他叫申万全，四代同堂，他的两个孙子，一个是建筑工人，一个是铁路工人，伏老马上跑过去和他握手，并问那位老汉的名字和年纪，当他知道申万全的情况以后高兴地说：“比我大十一岁，你是四代同堂，我也是四代同堂，好！好！”他高兴地拉着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拍照，并掏出了列宁纪念章赠给申老汉，老汉拿着那个金光闪闪的纪念章，还不知道纪念章上人像是谁，伏老连忙用中国话告诉他：“列宁”。老汉一听“列宁”，高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伏老拉着他的手，向所有在场的人说：你看他的身体多好，他这么大年纪了，生活还是这样乐观，带着一家人来逛长城呢！ 当人们随着伏老走下长城，踏上归途的时候，想着伏老对申老头的感情，想着我们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真是像万里长城一样长，万古长存，永世不朽。（附图片） 伏老向游长城的申老汉赠送列宁纪念章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4版()专栏： 北京师范大学民盟支部召开教授座谈会 他们反对党委制主张“民主办校” 本报讯　北京师范大学民盟支部，于20日召开校内部分教授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陆宗达、董渭川、毛礼锐、廖泰初、胡明、陶大镛、邰爽秋、陈友松、张禾瑞、罗志甫、朱启贤、谢斯骏、钟敬文、白寿彝。 会上对治校方针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在高等学校里实行“民主办校”，是较为合适的。 陶大镛认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学术委员会不一定尊照党委意见执行。 陶大镛首先发言，综合介绍了上次座谈的内容。他说：现行的党委制虽有好处，但如从过去的工作上看，还是有缺陷的。因为在高等学校中的共产党员现在了解高等学校的规律的人还不多，要办好高等学校是不容易的。现在有人主张“教授治校”，有人主张“民主办校”，但我们赞成“民主办校”。总的精神是：将来在高等学校中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我们认为可行的是要把两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关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由学术委员会处理。如教授聘请、副教授升教授、讲师升副教授，留助教、收研究生等与学术、教学有关的事项，均由学术委员会负责。关于财务工作，要由行政会议的成员向学术会议报告。学术委员会的组成，由教授、副教授、讲师代表组成。党委可派代表参加，在学术委员会议上可提出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系也要成立系学术委员会，由全系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讲师和助教代表参加。它是系的最高权力机构。系主任当然参加；因为系主任是由教授和副教授选出的；选出后，还要由校学术委员会通过。系的秘书（现在绝大部分是党团员），究竟什么人可以胜任，它的任务、职权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朱启贤说：我们的最高纲领是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 朱启贤和胡明解释他们主张“民主办校”的理由时说：民主办校是为了把不民主的情况改变一下。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家的不内行。并说：要照顾到现实，我们之所以要采用学术委员会的名称，是因为莫斯科大学有这样的名称，它的成员基本上也是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这时，毛礼锐插上一句说，这是罗蒙洛索夫时代的民主传统）。关于学术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他们提议校长可做学术委员会主席，系主任可做系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启贤还说：我们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校长由学术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最低纲领是校长由国务院任命。学术委员会产生后，党委会的作用，是在校内群众当中发挥模范作用，不能只发号施令。 钟敬文说：我同意不一定要党委领导。 钟敬文除同意以上意见外，还提出了补充意见和对校方领导提出批评。他说：现在大家对党委制有意见，这不是说，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问题在于如何领导。在师大，三条老虎（指三个主义）很厉害。我曾向党委提过数次，应请人开座谈会，发表文章争鸣起来，但都石沉大海。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党委的名单，想必是对党有贡献、党龄长的人。但他们对教师的情况、思想，高教的性质，大学教学，培养研究生等都是陌生的。所以过去党委领导不能起到人所期望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意不一定要党委领导，还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委退出学校，而是要发挥它能发挥的作用。党委可作的事还很多，还应多学点业务，从事一门学问的学习、研究，慢慢地做到能教学和进行科学研究。他认为，原来的行政会议和校务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仍可保存，另外，再设立一个学术委员会。以上三个会教授可以分别参加，以免集中在少数教授身上，影响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毛礼锐建议，系主任让大家轮流做。 毛礼锐对“民主办校”的原则、办法表示赞成，但又提出一些建议，要防止教授代表脱离群众、防止旧大学的毛病——把头的出现。要用制度规定下来：校长、系主任应有任期，反对任期过久，过久了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他建议系主任任期短些，让大家轮流做，当然连选得连任。没有制度，民主就没有保证。 罗志甫说：党团汇报制度是否必要，值得考虑。 罗志甫说：党委制管学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他的理由是：党员校长今天所以未能发挥作用，就是不懂业务，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要懂军事技术，工厂党委要懂生产，为什么高等学校都派些不搞业务的人呢？政治工作不通过业务是领导不好的。他说：在学校中的党、团汇报制度，在解放初期是需要的，现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师范大学的人事制度是娃娃们在掌握，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 胡明主张成立教授协会 在会上，邰爽秋介绍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高等学校的组织形式；胡明还建议成立教授协会，像作家协会一样。省、市可设有分机构，这是群众团体，有意见可向有关方面建议。 会上发言的还有张禾瑞、陈友松、董渭川、白寿彝，他们基本上赞成民主办校。

第5版()专栏： 德捷决定加强经济合作关系 两国将继续巩固华沙条约的防御体系 新华社柏林25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经过四天会谈后，24日在这里的部长会议大厦签订了一项联合宣言，同时签订了一项两国领事协定。在联合宣言上签字的是民主德国总理、代表团长格罗提渥和捷总理、代表团长西罗基。在领事协定上签字的是民主德国外长博尔茨和捷外长瓦·戴维。 联合宣言对两国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友好关系近几年来的进一步加强表示满意。两国决定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关系。 宣言在谈到国际局势时指出，目前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已经进入了准备原子战争的新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波恩通过的军国主义决议，“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公约，以及西欧各国境内配置了各种大小口径的原子武器等等，都是其中的事例。双方声明愿意坚决为反对扩充军备而斗争，并且促使裁军问题获得局部解决。 宣言说，两国政府认为，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是严重的威胁，它们今后将继续加强华沙条约的防御体系。宣言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德国人民真正的利益，并且是整个德国作为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的前途的基础。 两国政府宣言最后表示相信，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建立欧洲各国之间的信任气氛和合作是有实际可能性的。

第5版()专栏： 铁托对“政治报”社长说 必须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友好 南斯拉夫将同一切国家共处和合作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5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总统铁托5月24日同“政治报”社长兼总编辑进行谈话时说，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不同它的最接近的和同它接壤的东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不可能的。铁托说，不同它们保持良好关系也是不符合我们同每一个希望和我们合作而且又可能合作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原则的。因此，南斯拉夫有必要也和东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不大的分歧。 铁托强调说，他深信，南斯拉夫和东方国家有冲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尖锐化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因此，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决定在这方面采取主动并且表明他们并不希望这种冲突尖锐化。他又说：“我们准备在不放弃我们的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在每一个可能合作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铁托然后说，他相信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愿望会得到苏联领导人的反应。他说，只要在我们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大家仍然不带火气地讨论各种问题，那末事情就好办。铁托说，在这一方面，我比我在最近社会主义联盟全体会议期间更加乐观，因为我们的这个观点已经取得结果。 “政治报”社长问铁托对于某些西方报纸就南斯拉夫国防国务秘书长戈什尼亚克即将访问苏联一事发表的评论抱有什么看法，铁托回答说，不怀好意的评论的影响是短暂的，有一天它们会停止的。 铁托说，南斯拉夫接待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各种军事人员，这是符合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符合南斯拉夫对于同一切国家共处和合作的看法的。他问，那末，如果我们的军事领导人被苏联邀请，如果他们能够去看看苏联取得了多大进展，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去苏联呢？ 铁托接着说，他已经接到访问印度尼西亚、黎巴嫩、叙利亚、巴基斯坦、柬埔寨、锡兰和泰国的邀请，他大概可能在今年冬季访问其中的一些国家。铁托指出，在访问期间，无论如何他要设法也拜访一下尼赫鲁和纳赛尔，或许还要访问缅甸。 铁托在谈到南斯拉夫经济发展远景计划的基本内容时说，这项计划预定在几年的时间内逐步消除对外贸易的逆差。他说，现在我们比以前更坚决地认为，我们今后的投资政策应该以我们的潜力为基础，因此我们现在不要建设任何大规模的新工厂，虽然我们需要这些工厂，但是我们要生产更多的东西供广大的消费和出口之用。 铁托着重指出，农业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已经在大力设法解决，并且已经取得可贵的结果，因为农民们现在也不得不走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特别是合作社和大型农场的道路。乡村的个体生产者和集体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正在发展。铁托着重指出，因此，我们今年所完成的播种地区要比大战结束以后任何一年都大。

第5版()专栏： 苏共中央电贺铁托六十五寿辰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4日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打电报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同志，祝贺他的六十五寿辰。电文说，苏共中央相信，南苏两国人民伟大的传统友谊将不断加强和发展，并且为了普遍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双方将竭尽全力来实现南苏两国的广泛全面的合作，以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发展南苏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

第5版()专栏： 苏联人民踊跃储蓄 本报莫斯科24日电　苏联人民在银行里的储蓄不断增长。这是他们节约和收入提高的一个证据。去年储蓄的现款增加了一百亿卢布，截至去年年底，达到六百三十七亿卢布。在最近四年中，工人的存款增加了一点七倍，职员一点二倍，农民三点六倍。

第5版()专栏： 中国赠送缅甸一批古籍 据新华社仰光25日电　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5月24日代表中国文化部将中国古籍七百六十多册，赠送给缅甸教育和文化部。

第5版()专栏： 使额尔古纳河为两国服务 中苏科学家将共同合作研究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赤塔讯：苏联科学院外贝加尔生产力考查团将同中国的科学家们共同研究利用额尔古纳河的动力资源问题，以便开发外贝加尔东南地区和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 目前，在额尔古纳河地区已经发现有巨大的铁矿，炼铁过程中必需的非金属矿和制造建筑材料用的原料。外贝加尔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藏特别丰富。因此，这里可以建立黑色和有色金属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 这里还有富饶的天然割草场和草地，可以大量繁殖各种牲畜。在这个地区的草原地带有成片的生荒地，这一切都是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

第5版()专栏： 推广“冷床育苗”扩大玉蜀黍种植面积 朝鲜农民准备大量增产粮食 新华社平壤24日电　据平壤报纸报道，今年朝鲜北部农民提出了要争取粮食产量达到三百四十万吨的增产目标（去年粮食产量是二百八十七万吨）。朝鲜农民正在用推广“冷床育苗”和增加玉蜀黍的种植面积等办法来增加生产。 朝鲜农民现在已经完成了分期播种计划的83％以上，目前正在紧张地进行插秧。 今年春天，朝鲜北部天气转暖较迟，农民们迅速地在适合播种的时期播下了种子，目前比去年同期播得还多。今春丰产作物玉蜀黍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15％，棉花的播种面积也增加了很多。 朝鲜从4月18日就开始插秧，这些稻秧是用“冷床育苗”的新方法培育出来的。现在，这些稻秧已经基本上插完了。今年插这种稻秧的水田占水田总面积的12％左右。估计用这种增产技术培植的稻谷可以增产20％到30％。现在已经开始插一般的稻秧。 “冷床育苗”是在一种简单的温室中培育秧苗的方法。这是近几年来朝鲜农民研究成功的、在朝鲜的气候条件下的增产技术。因为朝鲜北部天气较冷，暖得迟，冷得早，用这种方法可以提前一个月育成稻秧，这样就可以使稻子有更多的生长时间而得以增产。以往因为这种方法要用较多的资财和劳力，只有个别的农民或农业社在小块土地上用这种方法种稻。今年在政府的提倡和帮助下，开始大规模地推广。

第5版()专栏： 苏联正建造全国最大捕鲸船 一昼夜可以加工六十五条鲸鱼 据新华社莫斯科25日电　苏联正在制造一只全国最大的捕鲸船。它也将是全世界最大和速度最快的捕鲸船之一。 这只捕鲸船要比著名的“光荣号”捕鲸船大得多，船身全长二百一十七点八公尺，宽（按甲板表面计算）二十七点八公尺，船中央横断面舷高十九公尺，吃水十点六公尺，最大排水量（在咸水中）是四万三千八百吨，航速约为每小时十六海里。这只巨型捕鲸船每昼夜可以把六十五条鲸加工制成各种原料和榨取七十五条鲸的油脂。 新捕鲸船在捕鲸的时候，鲸群的搜查工作将由直升飞机进行。飞机库就设在船尾上层建筑的上甲板上。

第5版()专栏： 巴黎“禁运”机构会议陷于僵局 英国准备单干不顾美国限制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伦敦消息：此间人士24日透露，英国内阁将在下周全面研究由于参加主持对中国禁运的“中国委员会”的国家没有就放宽同中国贸易的限制的问题取得协议而产生的问题。 这个委员会本周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已经在23日结束。同上周一样，由于美国坚持拒绝英国及其他国家关于放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要求，会议陷于僵局。 “中国委员会”在下星期一还要继续举行会议。法新社记者根据他从英国外交部获得的印象，推断说，如果不能够求得最后一分钟的折衷办法，英国政府马上就要在下院宣布，它决定修改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使它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相同。 据路透社说，英国也有可能采取另一种策略，就是提出一项“名义上的折衷方案”。这项方案同意，在目前对苏联的禁运货单上，除了被禁止卖给苏联的较少的货品种类之外，再加上一些目前被禁止卖给中国而又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品种类，这样来换取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除英国外，法国也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不满。法国外交部发言人24日说，法国认为，“很难设想在对中国和对苏联的禁运货单之间保持这样大的差别”。

第5版()专栏： 在兄弟之邦 在苏联北高加索开始建设库班—卡拉乌斯灌溉系统。这是南俄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它的水渠将穿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中部，将使二十二万公顷土地受到灌溉。这个灌溉系统将包括三条干渠和许多支渠。干渠全长七百六十五公里，支渠三千一百一十公里。这个水渠将联结四十座水库、八十三个水池和三十二座水电站。 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局正在准备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五十卷——苏联专册。 这一卷将收集有最新的统计资料，以及四百四十多帧精印的插图、地图和历史图。 这本专册还将包括有“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1917—1920年）的积极参加者”传记汇编。 中波友谊的日益扩大促进了波兰关于汉学研究的发展。今年，在华沙大学东方研究所学习的已有二十六名学生。 1953年，华沙大学东方研究所的雅布翁斯基教授、赫米来夫斯基教授和奥尔杰尔德·沃伊塔谢维兹博士曾共同翻译了庄子的著作。他们翻译的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楚辞”将在今年出版。另外，一部中国文学选集和其他作品已经翻译出版。 波兰科学院东方学术研究所现在也正在进行编辑中波字典的初步工作。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等学校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许多学生在学习着。现在共有二千一百五十一名外国留学生分布在布拉格、布尔诺、俄斯特拉发和布拉迪斯拉伐等城市的高等学校里，他们来自越南、蒙古、尼泊尔、叙利亚、东欧各国、非洲各国，甚至遥远的拉丁美洲。（附图片） 在苏联，各地都有少先宫。少先宫里有各种小组：汽车驾驶、舞蹈、摄影、无线电等小组。学生们下课后，最喜欢到少先宫去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参加小组的活动。这是参加少先宫汽车驾驶小组的莫斯科第348学校的学生沃瓦，他在指导员的帮助下，在教练车里学习驾驶。 库列索夫·卡辛摄（塔斯社稿）

第5版()专栏：河内通讯 伏伯伯在河内 本报记者 西湖滨的夜宴 一个仲夏之夜。河内处处鸟语花香，透过路旁高大茂密的树丛看去，天际尽是繁星点点。这时，在这个首都西北部的西湖旁边，在主席府的后花园里，正在举行一次盛况空前的夜宴。宴会的主人是胡志明主席，客人是伏罗希洛夫主席。两位主席亲切地手拉着手，从一张桌子走到另外一张桌子前面去劝酒。人们为这两位越南人民尊称为“伯伯”的、年高德劭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在这样的时刻里，有多少事情值得记载啊！而最令人难忘的是下面这样的情节：劝罢酒，在一处地方坐下来，伏罗希洛夫主席亲切地碰了碰胡志明主席，他说：“可恨时间过得太快了，尽管作了许多努力，但仍不能在昨天您的生日赶到河内，亲自跟您握手致贺；我们只好在苏门答腊从图—一○四飞机上发电报向您祝寿。”伏罗希洛夫主席意味深长地用手比划着说，他今年七十六岁，而胡主席六十七岁，真是巧合。于是两位老友又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认为兄弟。 巴亭广场盛会 黑夜过去了，另一个夏天的早晨开始了。 以“八月革命”闻名于世的巴亭广场早就聚满了人。十二万双眼睛都集中广场正中的主席台上。七点钟正，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一起登上了主席台，整个广场顿时欢腾起来了。 这一天，伏罗希洛夫主席讲了许多话，他从四十年前苏联的十月革命一直谈到了今天的越南，他说：“我们了解你们目前在前进途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因为苏联自己在争取自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也同样克服了许多巨大的困难。但是和四十年前的苏联不同，你们今天已经不是孤立的，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有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九亿人民。”伏罗希洛夫主席代表苏联人民一再祝贺越南人民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在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在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的斗争中，赢得更多的新的胜利，并用越南话高呼“越南莫南”（越南万岁）。 看望工人兄弟 天色虽然还很早，但是耀眼的朝阳已经预告今天又是一个大热天。伏罗希洛夫主席这位工人出身的元首，不顾天气的酷暑，兴奋地上了汽车，去参观越南人民第一座机器制造厂——河内机器制造厂。这个厂由苏联援助修建，1956年兴工，到今年第三季度就要全部完成了。 接受了佩带着勋章的工人代表献花之后，伏罗希洛夫主席开始走进已经建成的车间去。他在木工车间的一架机器前面停下来，全神贯注地看着，当一块木板哗哗地刨完了，他高兴地拍拍工人的肩膀说：“好，很好！”然后又转到制造车间去，这里已经安装好了十台车床，正在试行运转，工人们因为迎接贵宾，兴奋地暂时停止工作。他笑着提醒他们说：“做吧，做吧，什么时候都要做的。” 伏罗希洛夫主席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派到这个工厂来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提出各种问题：工程的质量怎么样？安全设备怎么样？教会了越南同志些什么？等等。 最后，伏罗希洛夫主席向工人们讲话，他说：“你们是第一批建设美丽祖国的新工业的建设者，你们是头一批在祖国经济和文化建设基地上砌上第一块砖头的人，我祝贺你们！”他说：“我相信在不久，可能是一年后，你们将成为掌握专门技术的工人。那时，你们可以不需要苏联专家了。”他最后向工人告别说：“我的心永远留在你们的工厂里！” 同学生们谈心 23日，座落在红河附近的“河内大学”一清早就热闹起来了。大楼内外，荡漾着年轻人的歌声和笑声。在这所大学的广场上，聚集着河内五个最高学府的学生。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一走进校门就受到两千多个青年人热烈的包围。伏罗希洛夫主席亲切地把男女青年学生称呼为“侄儿，侄女”，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和加强劳动锻炼。他说：“由于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使越南的科学、文化曾经处在落后的状态中。现在，你们的国家已经自由、独立了，你们必须作十倍、百倍的努力，使你们的科学和文化能够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伏罗希洛夫主席给青年学生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了工程师、科学家还不够，还必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成为全能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是社会主义国家九亿人民生活的准则，它照耀着其他的科学。” 胡主席号召学生们努力实现伏伯伯的教导来答谢苏联。 不胜依依惜别 24日早晨，六架银白色的飞机载着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同行者离开了河内。当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伏罗希洛夫还依依不舍地站在机舱门口，不停地挥着白色的草帽，最后并连连用手向他“亲爱的兄弟”胡志明主席和所有的欢送者送吻告别。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南端的国家访问只有四天，时间虽然十分短暂，但是，留在越南人民心里的深情厚谊却永远长存。（5月25日）（附图片） 越南　丁登定摄

第5版()专栏：朝鲜纪行 向忠于祖国、热爱朝鲜的战士们致意！ 冯征 祖国早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生活在祖国，该是多么幸福和惬意啊！然而，此刻，在朝鲜，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上一间茅棚里，我正和一群怀念祖国的战士们促膝谈心。棚外鹅毛大雪飞舞，还不见春天的景色。但我们说起祖国和亲人，犹如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一样，一点也没有想到寒冷。 志愿军入朝已进入七个年头，朝鲜停战也已经三年多了。 这些年月，我们的祖国历经了天大的变化。工厂的烟囱像雨后春笋般地竖立起来，被平没了田塍的大块土地上，开始出现了拖拉机，成群的男男女女集体劳动着；横跨天险的长江大桥正在赶修，黄河三门峡的工程已经开始；入朝时刚刚出生的孩子，现在已背起书包开始上学……。所有这些祖国的一切一切，都是志愿军战士们关切和谈论的话题。亲爱的朋友们：来朝鲜的这些时日，我好像跨进了一个培育人类高尚情感的大学校。我为志愿军战士们怀念祖国和忠于国际主义的炽热的心情而深深地感动着。 在战后，从战争转入和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许有人以为不打仗，志愿军没事了吧？日子过得很好吧？总之，大家很关心志愿军。这一点，战士们都深为感激。但是，事情却并不那样简单。在上甘岭的一个哨棚里，我和战士们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战士们说，停战以来一直如此。这是美李军在进行新战争的准备。一个1950年入朝的老战士、现在当了民警分队长的赵佐山同志，他指着对面百多公尺的山堡对我说，那就是美李军的阵地，他们常常利用黑夜和风雪雨雾的天气，派遣特务，偷越境界。就在前面小高地的下面，去年我们就捉了若干个潜入我境的特务！战士们清楚地知道，南朝鲜实际上是个乱七八糟的大兵营，有美、英、土耳其、加拿大的军队。李承晚从二十个师增加到四十多个师，这个老而不死的走狗和恶棍，天天叫嚷北进，说要撕毁停战协定。战士们懂得：守卫“三八”线，关系着朝中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利益。正因为如此，在和平时期，他们仍然不分昼夜、不分寒暑，不间断地执行警备的任务。在严冬和初春，五圣山一片晶白，气温有时达零下四十度。当祖国亲人们甜蜜入睡的时刻，战士们正爬山越岭巡逻会哨，有时脚刺伤了，手冻僵了，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分界线上的动静。一个四川籍的老战士告诉我说，去年冬天一个大风雪的黑夜，他在一个隘道口潜伏，雪越下越大，几乎把他埋了起来，但他知道这也是敌人活动的好时机，绝不能离开哨位。蓦地，他发现眼前一个白色的东西向他蠕动，但他的身体已被冻麻木了，一时站不起来，等那个家伙进入我方分界线之后，他就猛扑上去压住了他，活捉了一个化装的特务。这位战士说：“和平时期，你稍一松懈，和平就可能没有保障！”对战士们这种维护和平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我感到鼓舞和敬佩。 亲爱的朋友，你也许觉得这是战士们份内的事。不错，在国内保卫着边疆、海岛和领海、领空的解放军战士们，也是如此的。但是，志愿军在国外，在朝鲜人民看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中国人民。战时是这样，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我们的志愿军在执行警备、训练任务的同时，还必须把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当成一件严肃的经常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做。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辜负朝鲜人民的信赖，没有玷辱祖国的荣誉，他们“爱护朝鲜人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战后困难的日子里，和朝鲜人民同甘共苦，用自己的血汗，巩固和推进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在平壤一次宴会上，一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某高级将领对我说：当疯狂的敌人直逼鸭绿江边，我们的祖国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兄弟般的中国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开过鸭绿江来，当时，我为中国人民这种见义勇为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而感动得流泪！而现在，在我们的首都平壤，就在我们的办公室对面，那一排高大的楼房，就是志愿军同志在美国强盗炸成的废墟上，帮我们建立起来的。志愿军同志们为我们修筑了许多房屋、水堤和桥梁，把我们的灾难当成是自己的灾难，志愿军同志在战后极其困难的日子里，对我们的帮助，对朝鲜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这位将军同志满含着热泪激动地对我说：“请把我们朝鲜人民诚挚的感谢之意，带给中国人民。”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战后，志愿军在“像建设祖国一样，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口号下，为朝鲜人民进行了巨大的劳动。我曾经访问过平康、西蒲、铁原一线。在战时这里是英雄的阵地。志愿军英雄黄继光、丘少云、孙占元、张永义，朝鲜国际主义的战士朴在根、具富力、石金荣都是从这里闻名于世的。战后，这个英雄的故乡，满目创伤，几乎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那时，85％的居民从四面八方回来，日子异常艰难。西蒲郡党委员长白兴基同志说：“那时，难民一到，志愿军同志就给腾房子，打饭吃，把自己开好了的熟地给居民种，还供给种子及肥料。”他说：“像我们的办公室、宿舍、学校，还有一些居民的房子，多是志愿军同志帮助盖起来的，连我们机关的照明装置、取暖的炉子、办公用具有些也是志愿军同志协助解决的。”最使战士们难忘的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志愿军各部队在战时和战后都曾经养过许多朝鲜孤儿，不少部队还修建了幼儿园，把孩子们移交朝鲜政府，有些孩子舍不得离开，还从很远的地方跑来看“志愿军叔叔”。科湖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编成鞋子送给志愿军，表示最尊敬、最感激的意思。这类用国际主义情感铸成的史诗，把朝鲜人民和志愿军战士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战士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混身浸透了国际主义的情感，都把帮助朝鲜人民恢复与发展生产当成自己的光荣义务。去年，志愿军政治部要求全军有计划地出六十万工帮助朝鲜人民生产，结果帮助了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劳动日。对朝鲜人民生产帮助最大和最受朝鲜人民欢迎的是兴修水利。去年志愿军为朝鲜人民修复大的渠坝五百条，长达三百多华里。轰动全朝鲜的“平南灌溉总渠”，是朝鲜人民多年来渴望而未能建成的巨大工程，志愿军动员了一万多人参加修建，半个多月就胜利完工。今年3月，志愿军某团行将复员的战士们，得知驻地成山里的居民想削崖开渠，便自动请求包修这个工程，作为临别对朝鲜人民的赠礼。他们八十个人早去晚归，七天即告完成。这里的六十一岁的金仁辅老大爷说：“二十多年的愿望，今天志愿军帮我们实现了！”五十六岁的残废老人刘如石磨了一块石头，为志愿军战士立碑。 朝鲜同志们还告诉我志愿军许多抢险救灾的故事。 去年秋天，松埔里连日大雨，堤防决口，洪水来势汹涌，志愿军某部吴明安排的战士，闻讯赶来，战士们以身挡住洪水，迅速堵住了决口，保证了松埔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赤东林区一次发生了山火，山区居民焦急无方，附近志愿军营建部队两千多人，看见山火，就飞跑上山，有的战士衣服都被烧着了，但终于冒险捕灭了火灾，保全了林区。像这类舍己救人的故事是很多的。志愿军某部战士黄治富、赖和文，去年11月28日曾跳进冰窟救出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李展焕。战士江松庆、顾发余也曾潜入冰河救过两个小孩的性命。江松庆同志曾因此得了重病，朝鲜人民都称他们为“活的罗盛教”，他们的国际主义的品德和事迹，被朝鲜人民广为传颂。 志愿军对驻地患有重病和急病的朝鲜居民，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积极协助治疗。去年，即为朝鲜人民治疗疾病达四万六千九百零四人次。有些单位的卫生部门还划分了治疗区域，实行“来者不拒，随请随到，急病急诊，细心负责”。某战地医院为救活朝鲜铁路工人金善本，院内六个同志为之输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农业副相韩兴国，因肺结核严重，转到该院，由于会诊周到，治疗及时，很快就停止了病情发展。 为答谢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无限爱戴和大力支援，志愿军各个部队很重视和朝鲜各方面的友好往来工作。去年，志愿军曾派出代表团二百四十二个，代表一万一千多名，为朝鲜人民演出和放映电影一千八百五十六场次。在朝鲜人民军建军节时，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亲率二十七个代表团、六个文工团分别到人民军各部慰问，普遍和人民军官兵见了面，人民军同志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们，有的还从大山中找来金达来花献给代表和演员，表示谢意。至于群众性的友好活动，就更为普遍。这种交往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情感真挚热烈。志愿军某部三营和人民军某部三营在前沿某地警戒为邻，他们经常协同演习，互相学习，不断写信相互鼓励，互相请吃便饭，有时还派人参加对方人员的婚礼。许多部队在进驻营房之后，还不断派人慰问过去的房东和邻居，有的还把原房东接到部队来过节，一起包饺子，吃喜酒，彼此之间，可以说是情同骨肉，亲如家人。 在朝鲜战争中和战后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就是这样地忠于祖国和热爱朝鲜人民。尽管时光飞快地过着，尽管他们十分怀念祖国和自己的亲人，但他们日日夜夜以血和汗滋润着朝鲜这个英雄国家的可爱的土地，他们以热爱祖国、热爱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热情，和朝鲜人民一起警惕地守卫着“三八线”，并像建设亲爱的祖国一样，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进行恢复建设。（1957年4月于朝鲜）

第6版()专栏：两周时事述评 最近国际时局的发展趋向 顾思 过去两个星期里面国际时局的发展，说明整个局势正在继续趋向缓和。这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许多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努力的结果。在这种局势下，美国显出非常尴尬的样子。它一方面仍然竭力继续制造紧张局势，阻挠局势的缓和，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在某些问题上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企图以退为进，来控制局势的发展。 美国在裁军谈判中进退两难 国际局势的和缓，表现在裁军问题上出现的新局面。 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之后，已经从5月17日起暂时休会，定于5月27日继续举行。这次休会，是为了使参加讨论的各国政府，能够有时间来研究苏联在4月30日提出的一项关于局部裁军措施的新建议。这项建议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在国际监督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步骤，建议在欧洲、亚洲和美洲东西双方的广大地区内进行空中摄影。苏联这个建议，使得美国从1955年以来一直主张的所谓“开放天空”计划，失掉了阻挠裁军问题达成协议的作用。因此，一直希望实现裁军的许多国家，以及北大西洋集团中的不少西欧国家，都非常高兴，认为达成裁军协议有了希望。 苏联的建议使美国非常被动。如果用老一套的办法加以拒绝，美国不愿和缓国际局势的面目就要完全暴露。用美联社的话说，就是“可能在一些危险地区和中立地区使美国的政策名誉扫地”。如果同意了苏联的建议，国际局势就会进一步和缓下来，这又是美国所最不希望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美国一面警告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不要对达成裁军协议的前景“无限乐观”，一面表示要“详细研究”苏联的建议。但是，苏联建议的诚意是如此明显，美国要完全加以否定是十分困难的。 关于如何对付苏联的建议，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艾森豪威尔、史塔生和国务院为代表，他们认为干脆拒绝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会加强北大西洋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使美国的欧洲政策完全失败。他们主张提出一个讨价还价的对案。 另一种意见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代表，他认为，即使是有达成裁军协议的可能的这样一种前景，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将使西欧国家对于装备美国的原子武器，更加采取观望的态度。所以，他要求采取“极谨慎的态度”。 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据路透社报道说，杜勒斯在参议院裁军小组委员会中说，继续讨论裁军协定固然有危险，但是停止讨论裁军协定也有危险。这相当清楚地说出了美国今天的处境。从美国方面透露的消息说，美国可能提出一个实行“小部分军备削减”和建立试验性的空中视察制度的“第一步”计划。但是美国将拒绝立即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 从这个消息可以看出，美国现在不能不做出一些缓和姿态来敷衍各国人民的要求，但是它并不想解决关键性的迫切问题——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可是，美国要想不解决这个问题，困难也越来越大了。据说，杜勒斯在参议院裁军小组委员会上说，停止裁军谈判有两个危险，一是“核武器在不久将来可能会散布得很广”，二是“军备费用肯定会增加”。杜勒斯讲的第一种“危险”，反映了美国对于它甚至在帝国主义阵营中都丧失了核武器的垄断权的恐惧。他讲的第二种“危险”，说明美国人民和西欧各国人民对于日益增加的军备费用的反对，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 英国不甘心屈居于美国之下 5月15日，英国在圣诞岛爆炸了它制造的第一颗氢弹。这就结束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核武器的垄断权。美国对英国实行封锁原子情报，也没有能够挽救美国这个垄断地位的丧失。英国现在对美国有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英国的氢弹试验，是在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停止试验氢弹、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时候进行的。这个反对原子武器的运动，现在规模日益扩大。许多国家的著名科学家最近都先后发表声明，要求科学家们拒绝为制造核武器而工作。在英国和美国，许多宗教团体、国会议员、普通市民都参加了要求停止氢弹试验、禁止核武器的斗争。 但是，英国政府却坚决不顾人民的反对，试验它的氢弹。据说英国硬要试验氢弹，是为恢复它的大国地位而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英国对美国实行抵抗的一种表现。无怪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一再沾沾自喜地说，英国的氢弹试验，使它处于同美国和苏联“相等的地位”。 从英国侵略埃及失败以后，美国已经毫不掩饰地以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自居，嘲笑英国的没落，到处排挤英国。在中东，美国正在取英国而代之。在欧洲，美国正在建立美国—西德轴心，扶植西德，削弱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地位。在非洲，美国对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表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也在积极扩大美国的影响和势力。 但是，英国并不甘心成为一个二等国。过去两个星期里面，有种种迹象表明，英国正在更多地不顾美国而独立行事，恢复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英国驻美大使卡西亚警告美国“不要像别人那样打错算盘，不把英国考虑在内”。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大国会谈的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有不同的意见。英国官方和舆论界对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上月给麦克米伦首相的信，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普遍的看法是麦克米伦应该争取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合众社在5月20日报道说，麦克米伦如果不能做到举行四大国首脑会谈，也将单独同苏联举行会谈。对于苏联在4月19日提出的关于中东问题的照会，英国同美国和法国存在着分歧。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倾向于愿同苏联会谈，以便改善英国同苏联和中东国家的关系，而美、法则表示反对。 对于中东，英国已经明白表示它不愿意被美国完全挤出。它正在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调整它同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英国已经宣布按照埃及条件使用苏伊士运河。同埃及举行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24日已在罗马开始。同一些阿拉伯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也正在进行试探。在巴格达条约集团的经济委员会会议上，英国积极提出“援助”计划，来对抗美国所提出的“援助”。 在非洲，英国正在把怯尼亚变成一个强大的基地，代替从前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基地，以保护它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利益，联结英国本身和它在非洲、亚洲的殖民地。据美联社报道说，在非洲有殖民地的一些国家，正在举行秘密会议，组织所谓“泛非洲防御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会议排除了自命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的美国。这显然是用来同美国提倡的所谓非洲防御集团相对抗的东西。 在放宽对华贸易的问题上，英国也表现了一种不顾美国反对而自行其是的趋向。美国在英、法、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压力下面，不得不同意修改对中国的“禁运”货单。但是，美国只同意取消那些英国很少输出的物品的名单，而对于英国希望输出的物品，却要加强“禁运”，并且还要英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禁运”这些物品。结果，在巴黎进行的谈判陷于僵局。为了对美国施加压力，英国国务大臣艾伦·诺布耳已经在下院宣布，如果再不能迅速达成协议，英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整个情况了”。 美国在亚洲制造紧张 最近以来，在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不现实的对华政策，主张承认中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关于容许美国记者访华的问题，已经使杜勒斯处于无法招架的尴尬境地。美国工商业家也要求重新考虑同中国的贸易问题。美国政府现在不能不做出某些姿态，来和缓这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例如，美国参议院已经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来研究美国同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可能性。美国在对华“禁运”问题上正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但是美国是不愿意远东的局势和缓下来的。美国如果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将使它丧失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的借口。美国最近把导弹部队派到台湾，宣布要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组织东南亚集团的军事演习，支持吴庭艳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都是为了要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 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亿万人民的努力和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决定了国际局势的和缓趋向。美国的这种徒劳的挣扎，只能使它更加孤立。

第6版()专栏： 反对核武器试验的声浪回响不绝 日本两艘“抗议船”开向南太平洋 浦贺港海员的壮行 据新华社25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有两艘“抗议船”今天上午从东京湾口的浦贺港出发，前往南太平洋一带抗议英国试验核武器。 这两艘船上飘扬着十五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大旗。旗上写着：“停止在公海上进行原子核试验”、“立即阻止原子核试验”、“渔民不是原子核试验的豚鼠”、“公海是我们的工场”。 这两艘“抗议船”是浦贺港的海员组织派遣的。这个行动得到了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的支持。 这两艘船一个叫“幸凤丸”，九十九吨；另一个叫“良荣丸”，一百八十吨。“良荣丸”要到马绍尔群岛一带，“幸凤丸”将到印度洋一带。 朝鲜和平机构发表声明 据新华社平壤25日电　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5月24日举行的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声明，反对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声明说，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会议通过的一系列的历史性文件引起了一切善良人的共鸣和同情。朝鲜人民将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行动，痛斥美帝国主义准备原子战争的政策，为禁止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声明说，朝鲜人民对今年8月将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给予热烈的支持和声援，并且决定要积极地参加这个大会。声明并且要求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迅速接受苏联关于停止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正当建议。 声明指责美国最近在朝鲜露骨地策划废除停战协定，企图把导弹运入南朝鲜，继续加剧朝鲜紧张局势的行为。 匈牙利人民展开签名运动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25日电　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柏林会议的号召，匈牙利人民正在积极展开抗议试验核武器的签名运动。目前全国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运动正在扩大中。 匈牙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不断收到各阶层人民发来的大批信件和电报。他们坚决要求立即停止试验和禁止核武器。 5月24日的首都报纸公布了匈牙利天主教主教团的决议。这个决议希望各大国和联合国所有负责的领导人首先采取措施来彻底消除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印度联邦院通过决议 新华社新德里25日电　印度国会联邦院议员继人民院之后在5月24日下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拥有原子核武器的国家在完全禁止原子核试验以前，暂停进行这种试验。 尼赫鲁总理和国防部长梅农在他们的发言中强调迫切需要立即停止试验，并且最后完全禁止原子核武器。梅农特别指出，印度反对加拿大和日本提出的所谓“限制试验并且在试验前进行登记”的建议。 自从英国在圣诞岛上爆炸氢弹以后，印度反对原子核试验的呼声更加高涨。最近成立的反对原子弹和氢弹、赞成裁军的国际会议印度筹备委员会已经呼吁“立即停止试验性爆炸”。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以及国大党和共产党的著名领袖。

第6版()专栏： 日首相和印总理发表联合公报 呼吁立即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 岸信介表示不同意美国在日本设置原子武器 据新华社新德里25日电　日本首相岸信介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今天上午发表联合公报，要求立即停止原子核和热核武器爆炸试验。 联合公报说：“首相和总理真诚和急切地呼吁立即停止这种原子核和热核爆炸试验，他们表示希望有关大国就最后放弃这种试验和禁止各种类型的原子核和热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 联合公报说：“首相和总理相信，只要具有善意和诚意，任何国际纠纷都能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决议的十项原则和平解决。他们重申，两国决心为了两国及全世界的利益致力于和平事业。” 联合公报说，日本首相保证在实现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日本将给以充分的合作。首相和总理还一般地讨论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发展问题。 联合公报提到尼赫鲁总理已经接受日本首相向他发出的访问日本的邀请，并且指出两国已经交换了日印文化协定批准书。 岸信介已经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今天上午前往卡拉奇。 据新华社新德里25日电　日本首相岸信介5月24日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不同意美国在日本设置原子武器。 印度记者在会上向他提出了关于日本承认中国的问题。岸信介说，他曾经设法向尼赫鲁总理解释，虽然日本希望同中国贸易，而“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愿承认那里的共产党政权”。他说，我们认为，“目前还不是考虑让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适当时机。” 印度记者接连追问日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又问他：“你是否曾经就这一问题举行民意测验？”“在上次日本选举中你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什么？”他回答说：“没有举行民意测验。” 据岸信介说，像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这样的军事条约“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不过他表示：“日本无意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 他说，日本不反对举行第二次万隆会议，但是要举行这种会议，各国应当进行充分的准备。

第6版()专栏： 利用美国贷款作敲门砖 日本策划向东南亚扩张 新华社25日讯　东京消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为了给岸信介首相访问美国作准备，日本外务省和通商产业省已经初步拟订向美国国际合作署要求贷款作为开发东南亚资金的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日本希望在今后五年内取得美国贷款约四十亿美元。日本利用这笔资金开发东南亚的矿山和提供工业设备，并且向东南亚购买大米、棉花等农产品和水产品。 这家报纸说，日本政府考虑到如果美国出面提供开发东南亚的资金，很难为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感情所接受。因此，由日本代替美国出面，通过日本技术和美国资本的结合，来活跃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扩大日本的输出。 据报道，日本政府正在根据这个方案向美国作初步试探，并且计划在岸信介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和美国作进一步的商谈。

第6版()专栏： 美法在北非顶牛的侧影 法国宣布停止“援助”突尼斯 突尼斯决心摆脱殖民主义条约的束缚 本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突尼斯内阁于5月23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法国关于停止给予突尼斯“经济援助”的声明。5月24日，突尼斯政府发表公报说，突尼斯打算“和法国以及所有其他的国家建立健康的和正常的合作”。但是，既然法国已经决定停止“援助”，突尼斯就决心摆脱法国政府所强加的“殖民主义条约”的束缚。 法—突协定是在1955年签订的。在这个协定中，法国在给予突尼斯“内政自治权”和确定“共管原则”等条件下，把突尼斯的国防和外交权力继续放在自己的控制下。 突尼斯是在去年3月获得独立的，由于受到法国长期殖民统治的结果，独立后的突尼斯在经济上比较困难，并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国。1956年突尼斯的财政赤字就达数十亿法郎。法国突然宣布停止所谓“援助”，将使突尼斯在经济上受到新的困难。 法国在关于停止“援助”的声明里说，法国的这一行动是由于“突尼斯援助和同情阿尔及利亚反叛分子”。但是，观察家们认为，这仅仅是法国采取这一措施的次要原因。而重要的原因是同美国最近越来越露骨地拉拢突尼斯的活动有关的。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以后，法国对美国在北非的活动变得非常敏感。法国前外交部长比诺曾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包括北非。法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富尔也曾警告过美国说，“如果美国认为它……必须‘援助’突尼斯和摩洛哥，那只有在我们的同意下才能这样做。”他并且“希望”“美国会了解这一点”。 不久以前，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兹曾先后到突尼斯去进行活动，并且竭力以美“援”来诱惑突尼斯。但是，理查兹在访问突尼斯的时候，虽然在口头上假装慷慨，但在实际上却只答应给予三百万美元的“援助”。因此，有消息说，突尼斯首相布尔吉巴曾表示了“重大的失望”。

第6版()专栏： 老挝副国王大声疾呼 老挝双方必须合作 苏发努冯重申拥护富马政府 据新华社河内24日电　桑怒消息：据“寮国战斗部队新闻”报道，老挝副国王佩差拉最近再一次强调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共同合作的必要。他说，分裂只会损害老挝民族的利益，因此，“尽管有外国人同他们的爪牙在阻挠，双方还是必须和解”。 佩差拉是在5月13日桑怒市七千民众举行欢迎他的大会上讲这些话的。当时佩差拉正在寮国战斗部队集结区访问。 佩差拉在大会上还表示，他将坚决为实现老挝的和平中立而奋斗。 在这个群众大会上，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代表寮国战斗部队欢迎佩差拉的访问。苏发努冯在讲话中谴责美国和它的帮凶企图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政策，变老挝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 苏发努冯重申寮国战斗部队拥护富马政府，希望老挝王国政府同寮国战斗部队加强在平等、互让原则基础上的合作，并且强调成立有寮国战斗部队参加的联合政府是当前应当促进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佩差拉在桑怒访问期间还接见了记者。他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只有和平中立政策才适用于老挝。 佩差拉说，他希望在最近期间能成立联合政府，以期实现这种和平中立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宁。他说，所有各地的人民的迫切愿望是要求我帮助促使家园迅速得到和平和安宁。 佩差拉在谈到对寮国战斗部队的看法的时候说，我到桑怒参观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寮国战斗部队的战士很遵守纪律，接近人民并且得到人民的爱戴。 他还说，他很高兴能亲眼看到部分桑怒的村庄，它们的面貌和过去已经大大不同，到处人民都在积极重建为战争所破坏的家园。

第6版()专栏： 5月1日，五十万日本人民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花园内开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一群青年抬着一座讽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点燃氢弹信管的纸制模型，表示他们反对英国在圣诞岛试验氢弹。　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花絮 藏书一卷的图书馆 印度有一个图书馆，馆内只藏有一卷经书。这个图书馆设立在印度北部阿木利沙尔地方，建筑物由贵重的大理石筑成，内部装饰极其华丽。

第6版()专栏： 阿尔及利亚人民继续战斗 阿拉伯国家要求美国停止对法援助 据新华社25日讯　巴黎消息：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法军继续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战斗。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最近几天也加强了活动，他们在塔布拉区袭击法国军队。在战斗中有二十五名法军和十五名游击队员被打死。游击队还对法军的军事设施和交通线进行了一连串的袭击。 路经罗马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参加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之一）的总书记穆莱·默巴23日在为意大利和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尽管在三个月前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建议，但是战争仍然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每天都有成百的和平居民在法国兵的子弹下牺牲。到今年年初为止，在阿尔及利亚牺牲于镇压之下的人数已经达到三十万人。 据新华社25日讯　华盛顿消息：十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驻美使节5月24日联合要求美国停止对法国的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这些援助一直被法国用来推行殖民政策。 这十一个国家的使节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摩洛哥、伊拉克、苏丹、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的大使以及约旦和也门的代办。他们在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提出了这个要求。

第6版()专栏： 法民主社会抵抗联盟领袖 普利文受命试组新阁 据新华社25日讯　巴黎消息：法国前总理、民主社会抵抗联盟领袖雷纳·普利文24日在同法国总统戈蒂会谈以后宣布，他已经接受了一个“试探性的任务”，来为组织新政府铺平道路。 据报道，普利文的使命是设法拟订一项排斥共产党和进步共和联盟，但是是拉拢所谓左、右和中间派各政党的“最低纲领”。

第6版()专栏： 美国生活费用上升 工人实际工资下降 据新华社25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政府5月24日宣布，美国生活费用指数在4月份上升到空前未有的水平。这一个月的指数是一百一十九点三（以1947—49年的平均指数为一百），比去年4月份上升了3.8％。生活费用上涨的原因是粮食价格急剧上涨以及其他许多消费品的价格普遍增加。 美国政府同一天还宣布，4月份美国一个单身工人在纳税后的平均每周收入是六十七点零九美元，一年前是六十五点零八美元。政府公布的材料说，虽然这些工人的名义工资增加了，但是由于物价的上涨，工人的购买力在今年4月份实际上比去年4月份减少了约1％。

第6版()专栏： 就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 “奥伦豪尔计划”提出主张 新华社柏林25日电　波恩消息：西德联邦议院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5月24日在阿登纳启程访美前几小时公布了“奥伦豪尔计划”，这个计划要求苏、美、英、法四国把恢复德国统一和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在德国人与闻下就此进行谈判。它指出，人们不应该单独谈判恢复德国统一的“自由选举”问题，而不同时谈判全德的军事地位问题。 “奥伦豪尔计划”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方案仍然是：一、首先在“国际监督”下在全德举行“自由选举”，选出“国民议会”，然后制定宪法，并且在“接近1919年魏玛国民议会决议的原则下颁布临时的联邦或全德政权机构组织法”，成立“全德中央政府”以便缔结和约；二、由“全德中央政府”同苏、美、英、法四国缔结关于这四国在德国驻军问题的协定，“这个协定在欧洲安全体系条约生效以前就生效”。计划并没有提到两个德国之间达成谅解和协议的问题。 关于统一后的德国和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关系，“奥伦豪尔计划”主张，安全体系应当包括统一后的德国和它的东西邻邦在内，这些国家应当彼此承担互不侵犯的义务和反抗侵略者的互助义务。在这个体系内，还应该制定一种仲裁制度，以便和平解决争端，并且实行军备限制和军备监督制度。 安全体系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获得联合国承认，并且必须获得美苏两国的支持。 计划说：“鉴于要立刻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和要德国两部分退出双方的军事集团还有巨大困难，因此，必须通过逐步的发展导致四国同全德政府缔结一项互相保证的协定。这项协定应当规定：一、全德领土的不可侵犯性；二、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三、承认联合国关于调整争端的条款。”

第6版()专栏： 在斯大林格勒溃败的德国旧军人 反对把西德变成战争基地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24日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击溃的希特勒第六军前将军、军官和士兵5月18日在柏林举行的前军人会议上发表了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士兵书，号召他们反对把西德变成北大西洋集团的主要基地，坚决要求禁止原子武器、普遍裁军和建立有两个德国参加的限制军备的地区，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斗争。 书中指出，助长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者，又在我们祖国西部建立了它们的统治。执行它们命令的西德政府和军事集团的代表企图把我国人民卷入到原子战争中。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能预言，使用威力更大的武器的新的侵略，将会遭到更大的惨败。因此，对原子的侵袭，应当立即给予歼灭性的回击。

第7版()专栏： 实事求是，分清是非 北京大学副校长　汤用彤 这一次党进行整风，党外人士提出了很多意见和批评。开始时我觉得有些紧张，几乎失去信心了。我想为什么问题这么多，这么严重；但后来这种想法慢慢改变了，感到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愈多就愈是好。大家对党的缺点提出了这么多的批评，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是我们国家在当前历史发展上应有的现象，因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人民生活内部，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问题很多，大家都觉得非弄好不可，所以大家都急于把话讲出来，这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大家不但应该说，而且应该大说而特说。报上的文章我看了一些，我最赞成马老（寅初）、陈垣先生、傅鹰先生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一致。不过我想起诗经上的话：“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我想我们一些民主人士，像我这样的人，是应当反省一下的。党团结我们，倚赖我们是想把事情办好。有好些事情没有办好，这是不是完全要怪党呢？我想不是。有些事情办得不好也要怪我们当时未动脑筋，不肯说话。比如院系调整时，试问你姓汤的干嘛呢？当时你是不是知道有毛病，知道了是不是争了呢？毛病就出在你没有动脑筋，不肯说话——不敢说、不愿说，现在缺点暴露出来了，我想我们的精神应当以“惩前毖后”、改正缺点为最主要。事情没办好固然是由于党内的三害，可是我们民主人士也是不能辞其咎的。我们应该觉悟，以后不要放弃责任了。从现在起就要多说、大说、经常说。 马老说得好，不要只看见坏处，不看见好处，出气的态度是不好的。最要紧的是实事求是去分析，缺点究竟是怎样来的，有几分责任，就说几分责任。学校里一些事情我也有份，不能只怪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解放初，我并不怎么明了党的英明、正确和伟大，不敢讲话。以后对党了解一些了，开始靠拢党，和党合作，但主人翁的思想还是不够的。总是抱这样的态度：“既然党内决定了，就这样吧！”这就放弃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举一件事情为例。北大的房子不够，这个问题很严重。招生多，任务多，需要相应地扩大基本建设，可是高教部不给我们足够建筑面积。高教部有一个主观的看法，就是认为北大房屋的潜力很大，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多次向张宗麟司长提起这个问题，说房子实在不够用，为证明他的看法不对，曾陪他亲自在北大各处去看了一看，让他了解情况，可是他还是不肯相信。我病以前有一次到高教部和部长谈北大的房子问题，部里张健副司长也激昂地对张宗麟同志说：“我们对北大的房子卡的太紧了！”我以为此后问题比较好解决了，那知我大病住了一个时期医院以后，问到房子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据说高教部现在开始认识到北大的房子恐怕是没有潜力了。但也必须指出房子挤，有时候是由于我们规划不够全面，例如1952年院系调整时，在教员中我们只对有家属和单身的人作了安排，可是没有想到年青的教员就要结婚，而他们结婚所需要的房子我们就没有规划进去。这说明在房子问题上高教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有责任，但我们由于关心同志不够，在规划工作上也存在缺点。 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很多，这不过是一例，还有好多事情也是这样。对于有的问题，我不是没有提过意见，但没有力争。心里总以为“领导上已经决定了，这是你们共产党的事”。这难道是主人翁的态度吗？ 所以对待问题要实事求是。——提意见时要实事求是，接受意见时也要实事求是。光戴帽子或光接受帽子而不加以分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高教部没有真正地研究一下高等学校究竟应该怎样办。我有这样的印象：在工业的恢复和建设方面党是很早就注意了的，而且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研究的。可是在文教方面，我的印象就不是这样。接管后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先是提出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后是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到院系调整时总该知道高等教育应如何办了吧？结果不然。这几年的情况完全可以证明高教部的工作很盲目。钱俊瑞同志开始是盲目地、主观地强调全面学习苏联，甚至说：学习坏了也可以，也比不学好。这就是不考虑我们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传统，这就是教条主义。当然，钱俊瑞同志也不是完全错的，我们是应该学习苏联的，但是如果说学习坏了也可以，这是什么话呢？ 其实高教部的领导人盲目地学习苏联，不联系中国实际，不顾我国的传统，已经是教条主义，况且他们那时并不深知苏联是怎样办高等学校的，只是听说如何如何而已。举一个例：高等学校到底搞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既是学校，总应该以教学为主，但这并不等于说就不要搞科学研究。可是高教部并没有深入了解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如何，盲目地以为高等学校是以教学为主，就忽视了科学研究。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时，着重批判“纯技术观点”，这是对的。可是这也不等于说不要搞科学研究。由于高教部片面强调教学，就有许多人不愿意做或不做科学研究。现在看来，轻视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样一来，教学和科学研究分了家，教学质量就不能提高。其实苏联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1953年苏联专家到北大，他们十分鼓励教师做科学研究，说大学非做科学研究不可。这时我才大吃一惊：原来是我们过去了解错了。苏联高教部部长叶留金最近作报告也说：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分开。现在这个问题算是明确了。那时，高教部只强调教学，强调得把科学研究也挤掉了，好像教学是学校的事，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事。至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是否与科学研究有关系，以前高教部也很少过问。 由于把教学和科学研究割裂开来，这样，也发生了高等教育部系统和科学院不能很好合作的问题。高等学校和科学院这两方面是配合得不够好的。为什么“人心向院”呢？因为高教部和科学院都有同一的错误观点，以为科学研究和教学不必联系起来，高等学校不必重视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应归科学院包下来，因此高等学校的专家们认为，既然学校不重视科学研究，而科学院又需要人，就产生了“人心向院”。我的意见是学校的教授也应该做科学研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需要时也应当教学。我国过去学术上的一些成绩，好多是在学校教学中搞出来的。金岳霖先生留学回国后一直当教授，他的“逻辑”就是他的教本。华罗庚先生这次得了科学奖金一等奖，表明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大的成绩，但他也是多年在学校里任教的，现在有不少后进的科学家是经过他们培养的。科学院想把我们的一些专家都请去，其实，如果明确肯定教师必须做科学研究，那又何必叫他们放弃教学呢？我也觉得科学院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想拉北大的人，我们就对科学院有了不应有的戒心。这样关系就搞不好。我认为大学必须进行科学研究，至于科学研究工作可以由科学院来统一规划，统一领导，但不必把人材都请到科学院去。 最后，我还想谈谈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问题。 整风是好事。党，由于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勇于揭发错误，又由于它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所以又一定能改正错误。但是尽管党有错误，有缺点，我们不能怀疑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在小的时候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而将被列强所瓜分的弱国，而现在我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所知道的旧中国的兵士是衰老的、压迫人民的绿营兵，而现在新中国的军队是掌握了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我那时看到的工人是被帝国主义压榨的苦力，而现在则是作了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我们的农民正在摆脱贫困愚昧的状态而将全变为丰衣足食的、有文化有教育的、先进的集体农民。我少年时代亲眼看到张之洞的新政不过是办一些针钉的工厂，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火车头、汽车和轮船。在前清末到民初我在清华学校前后学习了八年，那时学生生活与现在学生生活真有天渊之别，那些由外国招来的成绩很差的二十多岁的洋鬼子在学校里就是太上皇。他们课讲不了，反而把中国的教务长赶跑了。学生因为吃的太坏而对学校抗议，反而被开除了九个人。我家住在城里东城，那时没有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洋车又坐不起，回家当日往返须步行六、七十里，现在我们的清华大学的同学生活条件是什么样呢？至于解放以来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那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才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提起了共产党常常是用感激和骄傲的心情称呼中共为“我们的党”。的确，党已经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人民相信党的领导。“察往以知来”，既然党过去能很好地领导政治、军事和工业农业建设。那么，现在在文化教育上又为什么不能领导呢？特别是现在在院系调整四、五年以后，又经过这次整风，难道党还不能更好地领导高等学校吗？我们可以断定党一定能很好地领导文化建设，领导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 但是现在我听到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党退出学校。这是不是对党的领导权和领导能力有怀疑的意思呢？假如有这个意思我是坚决地、极端地不赞成的。文教界要党来领导，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我绝不同意叫党退出学校。如果党退出学校，那么需要把人民的文教事业交给谁去领导呢？教授治校之类的意见是可以从长讨论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也有过经验，教授治校并不一定就很民主。我也不喜欢听“民主治校”的名词，我觉得这名词不妥。说现在“民主治校”就好像过去是不怎么民主似的。据我了解“八大”以后才明确学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员干部作风有缺点，党和非党之间有墙，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认为党不民主。我们的党本来就是人民的党，民主的党，所以只能说某些党员干部的作风不民主，而不能说党不民主。当然，也可能提“民主治校”的人原来不是这样的意思，不过容易引起误会，应该说清。 现在也有人提出来：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搞的不好，这一点我也不同意。虽然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偏差，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的“旧我”和“新我”之间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难道这不是党的教育（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院系调整等）的功效吗？所以我觉得思想改造运动应该继续下去。参加当前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思想改造的绝好机会。 有人觉得现在缺乏知心朋友，我自己也常有这感觉。我想这种寂寞之感，固然和党员同志的宗派主义作风有关，但我们自己是否也有些问题（如自高自大之类）？我赞成墙是要从两边来拆的。 傅鹰先生提到党不应该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话。这意思是很好的，是叫党员提起警惕。有些党内领导同志是爱听好话，不爱听批评，而下面有些干部也习惯于报喜不报忧，这是不好的。不过我觉得也还可以分析一下：现在的“歌功颂德”和过去那种奴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喊“共产党万岁”，这不是要恭维谁——毛主席就不喜欢别人恭维。我想傅先生的话如果被人了解为现在人民对于自己事业的胜利的欢欣鼓舞就是旧社会的拍马屁，这就混淆了本质上不同的两件事情。

第7版()专栏： 社会科学家们要求些什么？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旁听记 本报记者 社会科学家们要求些什么呢？在两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上，记者从学者们的发言中，找到了一些答案。现在将这些答案记录在下边，供关心社会科学发展的读者们参考吧。 他们需要时间 “科学家们一不争权，不发生有职无权的问题；二不争钱，不发生延长定息时间的问题；他们所要争的，就是时间，”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这一句话，代表了社会科学家的共同要求。 科学家们对于目前社会活动过多的情况，感到非常头痛。经济学家沈志远说，他去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到社会活动上去了。社会活动时间差不多占去了九个半月，再加上其他的行政工作，去年基本上没有时间进行研究。好多学者都提出，现在各方面都要拉科学家去开会，每个单位都认为自己只请了一次，各单位加起来次数就多了。为了应付这种难受的局面，经济学家马寅初说，他就想了一个请假外出的办法，去年他到杭州去躲了三个月。可是这总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次会议上，学部委员们就提出了一个提案，请院部采取具体措施，以保证学部委员以及其他高级研究人员有充分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不少学者认为，要保证研究时间，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除了由科学院注意外，还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重视资料工作 要进行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充分的资料。在社会科学方面，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好多位学者提到目前有大量的资料，没有人整理，处在危险的状态中。苏联专家谢尔久琴科说，在辽宁图书馆档案室里，有二百三十万件唐代和明清时代的档案和两万件有关中苏友谊的档案，堆在那里没有人整理。在大连满铁图书馆，有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资料几万件，也无人管理，任人随意拿去。语言学家罗常培也提到故宫有大批档案没有很好处理。除了档案资料外，还有许多“活资料”没有被重视。历史学家杜国庠说，在广州有不少参加过中法战争、省港罢工、广州公社的人，现在还健在。他们亲身经历这些历史事件，如果不赶快请他们叙说当时的情况，纪录下来，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要整理资料就需要组织一批人力，学者们提出目前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把整理资料和编辑工具书的工作，看作二等的工作，是博学之士所不屑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谁去做编辑和整理资料的工作，谁就不愿干。历史学家翦伯赞建议提高编辑人员的待遇，将他们和研究人员一样看待。除了重视资料工作外，学者们又提出组织文史馆和失业知识分子的力量，来担负这一工作。 历史学家感到资料太多，无人整理。经济学家则感到没有资料。经济学家吴承禧说，由于保密关系，好多资料一般人看不到，这就造成了目前经济学家只好“逃避现实”，或者研究外国经济。他认为目前的保密制度，还是过去阶级斗争尖锐时期所订的。目前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可以考虑修订。事实上我们有好多国外贸易的统计数字在国内是保密的，而在国外的经济刊物上都发表了。谈到这里，他提到目前好多经济机关档案制度混乱，好多档案没有分类，有些机关没有专人负责，档案上也没有年月日，这样即使公开了也无法利用，他建议加强档案资料的管理工作。 改善出版事业 好多学者对目前的出版制度很不满意。杜国庠说，目前的出书权掌握在几个不懂学问的人的手里，他们盲目的追求利润，对真正学术著作不愿意出版。历史学家吕振羽说，出版社的同志不大信任著者水平，又过于负责，往往随便修改原稿。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为了序言的修改问题，将出版日期拖了好长时期。而且改得很不好。例如：将毛主席的话错改成他自己的话。 语言学家丁声树批评了出版工作中的“重理轻文”现象。他说语言研究所有一部方言调查的稿子，送给科学出版社，过了一年才排出样来。这部书原来应该在去年就出版，结果被自然科学的书籍挤掉了。 保证最低限度的工作条件 要进行科学研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科学家们对科学院的经费和房屋分配等很有意见。 经济学家沈志远提到上海经济研究所经费困难的情况。经济研究所初成立，没有开办费，买一张桌子的钱都要到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去报销。目前的设备和上海其他六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不能比。现在办公室坐的是硬板凳，也没有休息的地方。宿舍离办公室很远，路上来回要花三小时。他批评了上海办事处把经济研究所当作额外负担的思想，认为应该和自然科学一视同仁，在经费上帮助他们。 历史学家侯外庐生动风趣地描述了历史研究第二所物质条件的困难。他说要成立一个研究所，必须有起码的物质条件。目前第二所的地方不够，连所长的办公地方都没有。科学规划委员会知道科学院房子的困难，给了社会科学学部八千平方米的基建费。可是管理局只管自然科学几个学部的基本建设，不管社会科学学部的基本建设，只好自己来管。这两日正要计划在老九爷府修建办公楼，市政府派来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说老九爷府是古文物，不准拆建。事实上老九爷府不过几百年历史，根本不是古文物。最后他和尹达同志去找了张友渔副市长，才算解决。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保持适当的比例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怎样保持适当的比例，是目前科学事业中的一个矛盾。好多社会科学家都提到目前有“重理轻文”的现象。 学者们认为，科学院领导上“重理轻文”的思想是表现在多方面的。这不仅表现在经费的分配上，而且还表现在文件上，都有轻视社会科学的思想。侯外庐说，科学院的报告说，今后对研究机构的发展将采取“重点加强、相应照顾”的方针，将社会科学列在被照顾之列。他说照顾这名词很难听，只有病了的人才叫人照顾。沈志远接着说，宣传会议时有人提到重理轻文的问题，毛主席当时说对文科要有适当的满足，也没有说照顾两字。他们都认为这就是代表了领导上的一种“重理轻文”的思想。 理科应该重视，这是大家同意的。翦伯赞教授说，我国工业落后，理科不但今天应该重视，就是过了一百年也应该重视。可是不能因为重视理科就轻视文科。他批评了某些地方将科学分等的现象。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将科学分了等级：一数学，二物理，三生物，四化学，五地理地质…………最后才是社会科学。可是科学只能分类不能分等。他的话得到了在座学者的赞同。 为了正确地解决理科和文科的矛盾，有的学者建议在经费分配等方面，规定一定的比例。有的学者主张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分开领导，因为两者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他们建议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带有更大的独立性。

第8版()专栏： 走向农村的知识青年 戴月 北京市石景山区中苏友好农业社，是在1955年12月成立的。现在，这个社有五十多名初中、高小毕业生。他们在劳动过程当中不仅提高了生产技能，而且政治思想觉悟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果树队的十六名青年中，已经有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米丘林的学生 中苏友好农业社计划在七年内种植果树一千五百亩。数字虽然不算大，可是，对这个从来没经营过果树的社来说却是个艰巨的任务。社里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十六名知识青年。栽培果树，对于这些青年来说，还是生疏的，但是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克服了困难。例如果树“芽接”工作，大家都不知道从何作起。果树组长张永平就领着大家到柳条林去用柳条作试验，结果试验成功了一种“芽接”方法，“芽接”的果树成活率达到70％以上。经过他们的努力，第一年就种植了果树四百亩，今年已经植果树一千亩。这些中小学毕业生，为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买了许多果树栽培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来学习，有的人还在学习米丘林学说。 推广农业新技术 这些知识青年，比较容易地学会了种棉花，玉米密植，小麦浸种，玉米人工授粉……等等新的技术。在春耕的时候，青年生产队采用密植的方法播种的棉花，每亩地平均比一般棉田增产五十二斤，得到了社里的表扬。在玉米开花结穗的时候，他们还组织了回家过暑假的中学生帮助进行人工授粉。在一大片玉米地中间抽出二十亩进行了人工授粉，到了秋天，棒子上都长着满满的籽粒。许多老农民看到了，很佩服地说：新经验一试一个准，老年人也得学习新技术了。由于知识青年的积极带头，中苏友好社很快地推广了各种先进技术。 向老农民学习 知识青年们也很虚心向老农民学习，他们开始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干活很不熟练，锄地时怕使不上劲，把锄把攥得紧紧的，锄了一天地就磨得满手是泡。老农民看到这种情形，就耐心教他们用锄的方法，帮助他们学会了锄地。他们犁地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难，牲口听不懂他们的吆喝，使用起来乱蹦乱跳，犁出来的地就像三岁小孩子画的线一样，弯弯曲曲。但是他们并不灰心，积极向老农民请教，并且在犁地歇息的时候，就拿起犁来练习。 团结青年安心生产 中苏友好社临近八宝山、老山，那里有一些工业生产上需要的东西，如火石、红土、作油毡纸用的白砂原料——白石等。中苏友好社组织社里的人从事这种副业，对于发展生产和增加社员收入都有很大好处。可是去年白砂生产队的青年当中有一部分人不安心生产，他们有的想进工厂，有的想进城上补习班。因为生产需要，社里不肯放他们走，有的人就闹情绪。初中毕业生周德义调到白砂生产队工作以后，他同队长一起研究办法，对不安心生产的人进行说服教育，并且改进了生产方法，产品质量提高了，产量由过去的八小时生产四千多斤白砂提高到五千多斤。社干部称赞说：青年小组真能干！ 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在中苏友好社里，到处可以看到知识青年们在愉快地劳动着。这些知识青年除了直接参加农业生产以外，还担任着各种工作——会计、民校教师、信用社干部、保育员和广播员。 他们都在各种不同的劳动中获得了乐趣，劳动也给他们自己创造了幸福的生活。由于大家劳动好，社里连年增产。1956年合作社里还办了一所业余中学和一所业余小学，他们都在继续学习。有的说：我们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附图片） 高小毕业生刘延明（左）现在已经初步掌握了一般的农业生产技术。 果树组长张永平（右）和参加生产的高小毕业生研究梨树发育的情况。 浇菜要浇得匀，水的深浅也要合适。刘怀庆正向老农学习浇白菜时的改畦工作。 周德义（左）到了白砂生产队，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克服困难，使产量提高了一倍多。这是他们改进的打碾子的办法。 他们——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劳动中获得了乐趣，体会到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

第8版()专栏： 三个朋友 张凤兰、何淑兰和丁景林是天津市小关大街第二小学1952年同班的高小毕业生。毕业以后，他们先后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张凤兰在天津饭店做服务员，何淑兰在卫平托儿所当教养员，丁景林是天津市公共汽车售票员。 当初，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觉得干这种工作“不光荣”、“没前途”，怕在工作的时候碰上熟人丢丑，再加上业务生疏，使他们感到不如干别的工作强。可是，在实践中他们每个人都否定了过去的看法，认识了自己工作的意义。现在，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得挺积极，又都进了业余中学，不久就将成为初中毕业生了。 一天，他们应邀回到母校，和以前教过他们课的老师畅谈离校后的情况。 和母校应届高小毕业生一起合影。 张凤兰由于肯钻研业务，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熟练的服务员了，并且对自己的工作也发生了兴趣。这是她在上菜的情形。 在业余时间里，张凤兰对学习也一点不放松。她（中）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复习功课。 丁景林每当遇到携带小孩的乘客，他总是来帮忙。由于他们车组同志工作好，今年第一季度被评为先进车组。 何淑兰在去年也被评为本单位的青年积极分子。他感到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最大的愉快。这是她正对一个孩子说：“你来布置一下这个小家庭吧！”（本版照片都是本报记者袁毅平、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