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从根本上解决蔬菜供应问题 蔬菜是广大人民日常必需的生活资料。蔬菜价格的涨落，对人民生活有直接的影响。近半年来，京、津、沪、汉等城市和新工矿区，蔬菜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 为什么蔬菜会供不应求呢？根本原因是生产落后于需要。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迅速进展，新的城市和工矿区不断出现，老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而城市郊区及其邻近地区的蔬菜生产，都未能及时地相应发展。如包头市从1950年到1956年，人口增加了两倍以上，而蔬菜种植面积只增加一倍多。哈尔滨市人口增加也不少，但是，主要的蔬菜种植面积反而减少了。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一个城市几年的统计来看，本地蔬菜的上市量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些年蔬菜的供应量对于需要量的百分比是：1953年是74％，1954年是82％。1955年全国二十九个城市和工矿区共有人口三千二百八十五万，按每人每天吃十两蔬菜计算，全年共需蔬菜七千五百万担。而这些地方的郊区所生产的商品蔬菜只有五千二百万担，不足数达30％以上。到1956年，供不应求的矛盾就更严重了。再加上去秋蔬菜因灾减产，今春化冻转暖较晚，青菜上市推迟了半个月左右，业务领导部门未能事先作好准备，对蔬菜生产的规划未加重视，又未及时地进行调剂工作，所以过去半年中，各城市的蔬菜供应情况很紧张，菜价也比往年同期上涨了。 解决蔬菜供不应求的矛盾和稳定蔬菜价格的根本办法，是要大力组织就近生产，就近供应。 在一切缺菜的城市及今后新建的城市和工矿区，都必须把蔬菜生产同时列入规划项目。按照当地的总人口，考虑到以后的发展，根据人民吃菜的水平，计算出蔬菜需要的总量，划出一个固定的种菜基地。这个基地应该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 蔬菜灾害多，风险大，遇到一场霜冻或虫灾就会损失几成。因此在确定蔬菜种植计划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量适当地多生产一些，作为保证供应的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关外不能低于30％，关内也要保持15％到20％。 在北方的各个城市和工矿区，冬、春两季要大量储备蔬菜才能供应市场的需要。要储备大量的蔬菜，除了经营蔬菜的部门要设法储存一部分以外，必须组织蔬菜生产合作社和集体伙食单位设法储存，并且动员居民储存。 有人说：“去年夏天因为蔬菜太多而烂了，为什么现在又要大力发展蔬菜呢？”去年夏天各地确实发生过烂菜的现象；但只是在夏、秋之间，前后一共不过半个月。以北京为例，去年全年上市蔬菜大约十亿斤以上，所谓烂菜，最多也不过1％。而全年蔬菜供应困难的时间，最少也有五个月左右。夏、秋气候暖，蔬菜容易生长，成熟期短，虽然在生产方面可以采取“排开播种，分期收获，均衡供应”的方法，以减轻集中上市的现象，力求减少烂菜，但少量烂菜还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为了保证菜农收益和发展蔬菜生产，蔬菜经营部门必须在旺季负责把蔬菜包下来，大力推销。推销不了的时候，为了减少烂菜，就采取晒干、烘干、腌、酱、渍制等办法处理。处理不完的，还可以用作饲料。对这部分蔬菜应该付给菜农合理的价钱。不应该因为看到一时烂菜的现象，就不努力发展蔬菜生产。 在发展蔬菜生产的方针上，我们主张要“按城划片，就近生产，做到基本自给”。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只要将集中产区的蔬菜发展起来，在全国进行调剂，就可以解决蔬菜的供求矛盾了。我国的确有不少著名的蔬菜产区。过去几年，各大、中城市及工矿区储菜不足，也是采取大量调拨的办法来维持供应的。但是，这样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引起了新的问题。例如，去冬今春经过中国蔬菜总公司直接由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省赔钱调运到京、津、汉和北方其他城市及新工矿区的蔬菜达七亿多斤（加上各地直接到产区采购的蔬菜，实际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约用车皮一万八千多辆。其中仅今年春天从广东一地运出的蔬菜，花掉包装器材等费用就有一百四十万元；防寒棉被所用的棉布也有一千三百匹。山东省是蔬菜集中产区，但是由于外地抬价抢购，济南市有八种主要蔬菜的平均批发价在今年1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172％，而市场零售价上涨更多。大调运的结果，原来供应就很紧张的地区仍然紧张；原来供应不紧张的地区也紧张起来了。由于价格不稳，菜农就待价惜售，经营部门又必须按期掌握货源，因而也使经营部门和菜农的关系十分紧张。这种远地调运的办法，在客观上是受运输条件限制的，供应紧张甚至脱销，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情况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长此以往，决不是好办法。因此，为了保证供应，必须“按城划片，就近生产，做到基本自给”。 然而，“就近生产、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以后，集中产区的蔬菜将怎么办呢？它们是不是将要压缩生产呢？我们认为，集中产区的蔬菜，不必继续大量发展；但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以巩固。许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秋种冬储蔬菜的生产，风险很大，长城内外，霜冻、春寒等自然灾害也难以避免。东北北部各地的蔬菜，几乎只能五年两收。所以，蔬菜生产不仅要求各城市随着人口增加而相应发展，而且还要求产大于销。在全国还必须有几个像山东省、河北省这样的蔬菜生产基地，以便及时地支援遭灾的地区。即使有一年各地都丰收自给了，集中产区的外调部分由国家全部包下来，也比现在的全国大调运上算得多。何况，中国这样大，局部灾害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一部分不能生产蔬菜的工矿区是要依靠调剂供应的；因此，对于现有的蔬菜基地，必须采取巩固和保护的政策。 那么，以后是不是就完全可以不再组织调运了呢？ 地区间的调剂，肯定是要有的。有些城市遭灾失收和某些不能生产蔬菜的矿区是需要调运外地的蔬菜来调剂的。北方城市中有些收入较高的消费者，冬季要吃的黄瓜、茄子、豆角和冬笋等特殊品种，也需要调运调剂，其数量并不多，运输上的困难和浪费也不大。这些蔬菜在北方如无温室，是不能生产的，就是有温室能生产，成本也比从广东省运来的高得多。如北京市去年12月温室生产的黄瓜每斤零售价八角二分，而从广东运来的黄瓜每斤零售价三角三分，因而南菜北运还是经济的。至于全国各地著名的加工菜类，如四川榨菜、浙江雪里蕻、苏北黄花菜、南方笋干、萝卜干等等，也是必须全国调运调剂的。这些地区间的调剂，是必要的，合理的。 两年前，国务院就曾对城市的蔬菜供应问题作过就地生产为主、外地调入为辅的原则规定。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大城市蔬菜生产和供应情况及意见”中，也曾作过明确的指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附近和工矿区附近应该把增产蔬菜等各种副食品供应城市和工矿区的需要作为重要任务。”但是，几年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很不一致。有少数地方已经贯彻执行或正在贯彻执行。如北京、济南、哈尔滨、石家庄等十一个城市都已经对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已制定了解决蔬菜问题的方案，这些城市蔬菜的种植面积今年共增加到一百四十一万亩，比去年增加了25％，这是对的。但是大多数城市和工矿区还没有行动起来，现在应该马上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拟定方案，及早安排生产，要争取在今年内解决蔬菜的生产和供应的矛盾。

第1版()专栏： 很多工会组织脱离群众 重庆等地工会干部批评全总的官僚主义作风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任志樵报道：北京市工会联合会日前分别召开基层工会主席和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据参加座谈会的人反映：很多工会组织脱离群众已经在职工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工人说：有些工会光管收会费，不关心职工的利益；工会和行政一鼻孔出气，简直成了“官办工会”。北京市油漆厂在改选工会中，党支部硬要工人把一个不受职工欢迎的人选作工会主席，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 大家对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和一些产业工会不深入实际、长期对基层工会的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北京市针织厂工会主席说，北京市工会组织多次领导竞赛，但差不多都是前紧后松、虎头蛇尾。第一机械部印刷厂工会主席唐富根说，市印刷工会的领导干部只经常找他们汇报，两三年来只到他们工厂去过两三趟。 疏远工人　思想生锈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陶肃琦报道：哈尔滨工会联合会生产部吴云说：1948年时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土改工作队一样，整天到各个工厂去，晚上也睡在工人宿舍里，和工人搞得像亲兄弟似的，什么话都讲。1952年以后，工会建立了许多部，部里又分工很细，每个人专一门业务，像做生产部工作，只和几个劳动模范打交道。同工人疏远了，这样就和工人划了一条沟。相熟的工人很少，工人的思想情况都不了解。自己的思想也生锈了。这怎能代表工人，给工人解决问题呢！ 中国煤矿工会黑龙江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刘爱国说：煤矿工会接到的来信来访不外是工资和公债等问题，有的上级工会对这些问题能推就推，基层工会非常怕出事，实际上上级工会如果肯作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 过分强调垂直领导 增加地方工作困难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吕希林报道：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魏明光说，去年全总决定加强产业工会工作，强调产业工会系统的垂直领导，而对地方联合工会和地方产业工会的职责没有划分清楚，使地方工会工作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工作因为全国产业工会强调垂直领导，和地方联合工会的步调不一致，使地方联合工会难于插手。有的工作市工会联合会和市里各产业工会各布置一套，要求又不一样，给基层工会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重庆市工会联合会的干部说，重庆距离北京太远，从全总成立以来，就很少有人来重庆检查工作，即使有人来了，也只是调查材料，要情况，要数字，材料一到手就走了，很少帮助研究重庆市的工人运动情况和如何改进工会工作。有的干部来了架子很大，要住高干招待所，来去要汽车接，汽车送。在日常业务指导上，原则指示多，具体办法少。 全总机构臃肿 下级忙于应付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太原工会联合会的几位常务委员们说，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七大决议中，过多地强调了面向生产、和党、行政一致行动，而没有同时强调工会必须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的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产生了基层工会不敢同行政部门说两样话，使工会变成了“工厂的第二生产科”。 他们指出，在提倡使用积极分子的时候，突然大量减少工会的专职干部，这不仅造成基层工会的软弱无力，而且由于机械地把工会小组长以上干部都划为积极分子，结果使三分之一实际上没有起作用的干部获得了“积极分子”的称号。 工会干部们还认为全国总工会的机构臃肿，分工过细。这种状况和基层工会只有两、三个专职干部的状况是脱节的，使下级忙于应付，而没有时间深入群众中去做工会工作。全总同全国性的产业工会分工也不明确，以致造成下边机构重叠，人力和资金的分散。 工会“揽载”过多啥事也没办好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刘健生报道：郑州国棉一厂一位工会干部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是抓生产？是抓思想教育？还是抓工人的福利问题？心中没有数。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全总来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工会干部苦闷，而且使工会脱离群众，脱离现实。 他感到工会“揽载”过多，如厂工会里有生产工作委员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等十三个会。他说，实际上我们厂里按规定只有七个脱产的工会干部，其中还有两个人是担任车间的工会主席（按规定超过五百人的生产车间，有一个脱产的工会主席），这怎么能作得了？所以有的工人反映：工会啥问题也没办好。

第1版()专栏： 章伯钧部长谈整风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交通部应着重研究政策方针 本报特约新华社18日讯　新华社记者田林报道：记者最近访问了交通部章伯钧部长，请他就交通部中共党组织整风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章伯钧部长讲了下面几点意见： 一、交通部的政治思想领导和业务思想领导都不够强，领导常常陷于忙乱的事务。几年以来，交通部常常在搞机构，搞内部分工和人事安排等等，没有集中更多的力量研究重要的政策方针，所以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是很被动。如康藏公路的修建是近几年交通工作中的大事，但是，交通部在这方面并没有主动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二、交通部在领导工作上有近“承转”机关，觉得上面管得太多，帮助不够，作为部没有很好地养成当家作主的习惯，很少发挥独立思考作用，过去是中财委和三办打电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是六办了，同时，在进行公路建设方面，工作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几年来交通工作方面的几件大事如康藏公路、塘沽新港、湛江港等的建设，交通部只做了承包工作。章伯钧部长说：国务院的“办”和“委”对部原给予不少的帮助，但可惜管得太多，在许多工作上交通部还可发挥更多的自主的积极性。章伯钧部长说，现在交通部的负责干部相当强，有的已经成为内行，有的虽然没有成为内行也成了半内行。他们懂业务，能作事，有信心。应该让部的权力更大些，能够独立来负责。他说，国务院对部的领导制度和方式，现在是应该考虑改变一下了，否则机构重叠，制约过多，不仅浪费人力，而且使部不能充分发挥主管作用。 三、交通部的群众工作作得好，几年来交通部争取到很多万吨轮船自海外归来。民主党派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对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以利于进一步争取的工作。 此外，章伯钧部长也谈到过去交通部在“肃反”和“三反”等运动中的经验，他说，希望这次中共整风好好搞，多跟群众商量，多争辩。他说，过去这方面做得太少了，最近交通部号召整风尚有许多人不敢说话，恐怕招到不好的后果。

第1版()专栏： 改进政治课和毕业生分配工作 高等教育部邀请学生座谈 本报讯　高等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和学生管理司于18日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分别举行座谈会。高等教育部的同志说，过去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许多缺点，毕业生分配工作也做得不够好。现在请同学们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做好今后的工作。 许多学生反映，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化，教学质量不高。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仇玉良说，教师讲课讲原则性的东西多，结合具体问题分析少，对学生的具体指导少，同时在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徐立功说，讲民族定义时，很少用中国的东西来说明民族的定义。许多同学希望学校政治教员和团的干部，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能成为同学们的榜样。还有许多学生要求今后在学校里多进行正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多请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同志到学校来做报告。 到会的许多同学对过去的分配工作也提出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肖永义说，我们法律系去年毕业的学生80％分配到中央各部和学校，只有很少的学生分配到司法机关，还有的分配去作党的工作，因而，有的同学说，学法律的是“万金油干部”。还有许多学生对有关部门分配毕业生的态度生硬，硬以“帽子”服人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他们希望早日公布分配方案，尽量照顾学生的志愿，实在不能照顾的时候，需要再三解释清楚，不要用“帽子”压人。有的学生建议不要把刚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去做研究工作，最好从工作岗位上选拔一部分优秀的人来做研究生。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一个高等学校的部分学生。

第1版()专栏： 核武器竞赛必须结束！ 郭沫若抗议英政府试验氢弹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天发表谈话抗议英国政府进行氢弹爆炸试验。全文如下： 英国政府不顾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大声疾呼的坚决反对，悍然在中太平洋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这一横暴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抗议。 核武器竞赛的加紧和氢弹试验的继续，愈来愈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其影响所及，并将为害于人类后代。但美、英两国政府顽固地拒绝了苏联政府关于停止试验核武器的一切建议。美国政府更始终违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还在竭力推行扩张原子军备的危险政策，在东西方扩建原子基地，最近又公然把它的导弹部队派驻我国领土台湾，以加剧紧张局势和危害亚洲和世界和平。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决不能容忍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身受原子弹灾害的日本人民反原子弹、氢弹的英勇斗争。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世界各地，要求禁止核武器和停止试验氢弹的运动越来越高涨。我们相信，只要世界各国一切善良的和平人们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目标下，在反对原子战争、反对核武器试验的斗争中加强团结合作，进行不懈的努力，强大的和平力量是一定能够战胜好战势力的。 氢弹试验必须立即中止！ 核武器竞赛必须结束！ 1957年5月19日

第1版()专栏： 印度大使举行酒会 庆祝中印友协成立五周年 周总理和印大使祝“沙恭达罗”的演出 新华社19日讯　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及其夫人今晚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酒会，庆祝中印友好协会成立五周年，并祝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印度诗剧“沙恭达罗”获得成功。 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贺龙也出席了酒会。 在迷人的印度音乐声里，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点燃起餐桌上的五支腊烛，切开蛋糕。酒会开始了。 尼赫鲁大使在致词中赞扬了中印友好协会的工作成绩，他说协会已经在增进中印友谊方面作了很大贡献。他热烈地祝贺“沙恭达罗”在中国舞台上的成就，他愿望这朵印度名花能够成为“百花齐放”中的一朵。 周总理立刻接下去说：正如大使所说的那样，“沙恭达罗”的演出，为中国艺术花圃里增添了一朵新的花。他说，这朵花也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凝结起来的花。他献给尼赫鲁夫人一束鲜花，感谢她和印度朋友给予演出“沙恭达罗”的种种帮助。他又赠送一束鲜花给“沙恭达罗”舞蹈编排辛格夫人。 在印度驻华大使馆人员和中国的青年演员在席间表演了中、印歌舞后，尼赫鲁夫妇向“沙恭达罗”的导演吴雪，主角白珊、梅熹，美术指导张正宇，音乐指导刘炽等人赠礼。出席今晚酒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夏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及著名文化艺术界人士马寅初、冰心、冯友兰等一百数十人。

第1版()专栏： 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外宾 在天坛参加义务劳动 本报讯　5月19日早晨，有三支生气勃勃的青年队伍，打着红旗，唱着歌，向着天坛公园的园林场进发。这就是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千四百多名青年代表，他们和团中央的干部们一起，到那里去参加挖水沟、担大粪、翻土、锄草和平整园地的义务劳动。 当17日的下午大会主席团提议与会代表参加一次体力劳动的时候，整个会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们要用这次体力劳动来实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国青年团的干部和知识青年中树立一个榜样。广东韶关团地委书记关惠明只有一只手，身体也不好，广东代表团团长劝他不要参加，他仍坚决地去了，并说：“我有一只手，就能干一只手的活”。 七时五十分代表们来到了工作现场，大队总指挥胡耀邦同志对代表们简要地讲解了这次义务劳动的意义之后，各省代表按照预定目标各自奔向自己的劳动场地。 前来出席会议的十五个国家的外宾们，也取消了预定到天津参观的计划，一齐参加了劳动。 激烈的劳动竞赛开始了。新疆代表团首先提出同西藏、贵州的代表展开翻土竞赛，竞赛开始后，西藏代表团以一小时零五分的时间完成了翻土任务。新疆、贵州的代表也不示弱，他们以一小时三十分的时间完成了翻土任务之后，随即去支援青海省的代表担大粪。贵州省团省委副书记王占先（苗族），一连担了三十多担大粪，每担都在百斤以上。 东北各省的代表被分配在第三工区工作。三工区的任务是挖水沟，沟长五十多公尺，约一公尺深。那里土坚石多，工程相当艰巨。吉林省团省委青农部长张有成，不怕困难，首先带领一部分尖兵用镐把大石头掘出，一个一个地运到沟外，然后再进行挖土。他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镐下去就能掘十多公分，他一直劳动了两个小时还没有休息。团吉林省委书记感叹地说：你看那位农民出身的张有成多有力，我这个学生出身的人劳动起来比他可差的太远了，不加紧锻炼可不行啊！” 正带领着北京五十八中的学生在园地上拔草的广西田东县团委书记欧阳云连，15日下午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和代表们见面时，少奇同志曾和她谈过话，她由于心情过于兴奋，曾一连两天晚上没睡好觉，她告诉记者说：“少奇同志说，你是团的基层干部，更需要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参加生产啊！只有学习生产，熟悉生产，才能在劳动青年中做好团的工作。”欧阳云连同志在自己的日记上记述了少奇同志嘱咐她的这些话之后，接着写道：我下决心从今年起每年抽出四分之一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并引导县里其他五个学生出身的团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到十点三十分，全部工程胜利完成了，他们在两个半小时内就挖土方三千四百个立方，翻地、锄草一百二十多亩，担大粪两千四百多担，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了四百个劳动日的工作量。（附图片） 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在义务劳动　本报　王志渊摄

第2版()专栏： 陕西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向省委提出意见 要求加强统战工作　密切党群关系 本报西安18日电　17日，中共陕西省委会邀请陕西省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在会议上发言的共有九人，他们对统战工作、党与非党的关系以及省委领导上的问题等，提了很多意见。对于这些意见中能够答复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都随时作了答复，有些一时弄不清楚的问题，也提出一定在这次整风中进行处理。张德生并请大家大胆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帮助党进行整风。 民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兆鹗说：我感到陕西省的统战工作是上紧下松，省上重视，县上就差一些；省委重视，而行政部门就差一些。如省人民委员会，只能看到行政关系，看不到统战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也有很多问题，有人说：党员是“鹤立鸡群！”是“举动冷冰冰，说话哼哼哼。”个别党员甚至还挑拨是非，弄的互相有意见。如有一个厅长年纪大，提出坐吉普车不方便，要换卧车；我说年纪老的人很多，要解决应该通盘考虑。结果就有人把我说的话告诉了这个厅长，他还说：“大家都同意了，就是韩不同意”，弄得我和这个厅长之间很不愉快。 另外，机关党有宗派主义。有些党员干部年年升级，还有一年连升两级的，几年间，有的连升三级，甚或连升五级。至于是否称职就不管了。如果“才不足以理事，德不足以服众”，那就会越升得高越坏。有些党员在机关里不钻研业务，但是“指挥欲”很强。 民革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蔚如说：统战工作是上紧下松，下边有些人员连民主党派的性质都不知道。希望以后加强统战工作的教育。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员候宗濂说：我认为学校里有宗派主义倾向。比如我们西安医学院派教师到苏联留学，我强调派思想进步、业务能力强、身体健康的教师去。但是学校并没有这样办，而只是派了党员去。我查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副院长说这是西安市委批准的。但是，西北大学和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都派有民盟盟员教师去留苏，可见我们学校是有宗派主义倾向的。 民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子健就民主党派在学校的作用发表了意见。他说：民盟这几年在学校，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确是作了很多工作，发生了不小的作用。比如在西北农学院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其原因，主要是那里的党组织很重视，也要求民盟组织做出成绩来。但有些学校便不尽如此。 民建西安市分会主任委员韩望尘说：在工商联合会的工作中，党和非党关系问题也很多。陕西省工商联合会中党和非党人士没有建立起感情，非党人士说了话不算数。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也存在着歧视私方人员的现象。如西安大华印刷厂有个公方代表在会上对私方人员宣布，现在要整风了，你们每人先写一份自传交上来。长安县某公私合营商店李增华在讲习班学习回来，要在会上讲一下学习心得，但是公方代表却宣布说，现在让李经理向大家检讨他过去的错误。弄得李本人和职工们都莫名其妙。 民进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生说：在发展组织方面，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有些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的关怀和信任还很不够。如民进有些基层组织一般都能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但是常常都得不到具体帮助。因此一些基层组织的成员感到不满意。 民盟省副主任委员成柏仁当面对省委第一书记提出批评，他说：张德生书记鼓励我提意见，我就对张书记提几点意见。我认为张书记为人和蔼、谦虚，善于接近人，几年来领导陕西省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不等于没有缺点。我感到张书记的第一个缺点是思想不够锐敏，行动有些迟缓。第二，张书记在领导方法上，缺少大胆的、创造性的和多式多样的精神，有一般化的缺点。第三，我希望张书记要下决心跳出事务圈子，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大问题。 民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若愚在发言中谈到党群之间形成墙的原因。他认为，在过去一系列的运动中，党员和部分团员作领导和改造思想的工作，有些人就自命为改造者，而把另一些人却看成是被改造者。因此，有些非党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也有些人产生了“明哲保身”的思想，因而党和群众之间产生了墙和沟。这个墙应该由领导同志去拆。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任委员张伯声说：在我们高等学校里也有很多内部矛盾。在推广先进经验时，有死搬硬套的情况。比如大学里曾推广一种经验，一星期三十六个钟头的课全挪在上午的时间。这本来是苏联在战争时期的一个临时措施，但是高教部未弄清楚，就当作先进经验来推广。 其次在民主党派的问题上，建议能设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如果民主党派少，各民主党派可以合起来配备一个干部，这样可以加强和党的联系，也可以加强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

第2版()专栏： 排除宗派主义情绪 诚恳对待非党干部 民主建国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会员举行座谈 本报讯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于16日晚上联合邀请部分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工作的会员，座谈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由民建中常会副秘书长谭志清和民建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莫艺昌主持。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崔敬伯首先发言说：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从消极方面提问题，从积极方面则应该是网开三面。这就是：在思想方面要开放，在工作制度方面要开放，在生活作风方面要开放。共产党员应该用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干部和民主人士。为要使非党干部能够作好工作，应该让他们也参与政策的制定，参加必要的会议和阅读必要的文件电报。他认为不是党员领导干部有意要把非党人士关在门外，而是在工作制度上就有那样的规定。在今天党对知识分子已经有了相当了解的情况下，工作制度方面的界限也应当消除。在生活方面，党员应当和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消除过去那种互不往来的现象。 财政部参事屈兰九、市百货公司业余学校教师孙楚兰、税务总局科长袁穆如和油脂公司干部王世铨等，批评了许多机关学校的党员干部不重视统战工作，不信任非党知识分子以及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等不良作风。孙楚兰说：百货公司党的组织发展太快，党员的质量不高，不懂得什么叫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对非党干部、特别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有盲目排斥的宗派主义情绪。反之，只要一个人入了党，就会得到重用和提拔，而这个人也就会骄傲起来。 前门区干部业余学校教师徐悟等，批评了民建会工作中的缺点。徐悟说，民建会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几次会议选出的代表和委员，他闭着眼睛就能想出三分之二。他认为，民建会领导上没有深入到会员中发现新的积极分子，对某些会员特别信任和器重；而这些人也就骄傲自大，对待会员的作风粗暴。王之浩认为，民建会的领导上缺乏独立思考，在一些问题上随声附和；同时对个别会员会籍的处理不够认真负责，没有完全按会章办事。

第2版()专栏： 防止整风中“狂风暴雨”“赶任务” 广东省委决定延长整风时间 内蒙古确定整风计划全面检查内部矛盾 据新华社广州18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在昨天举行的常委会议上，决定采取措施来保证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 省委指出，目前省内整风运动的有利形势已经形成。但是，目前省内有许多的重大的工作需要抓紧进行，而整风运动是一个思想教育运动，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就会使运动出现“狂风暴雨”“赶任务”的现象，不利于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此，会议决定修改原来关于整风时间的安排，将整风运动的时间适当延长。省一级机关整风原定6月开始，9月结束，现在改为5月20日开始，11月结束。县以下机关则推迟到秋收后开始，目前集中力量抓紧农业生产，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农业大丰收，并且可以抽空学习文件，为以后整风作好准备。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日电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在18日通过的新的整风的工作计划中，确定将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及“勤俭建国”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作为自治区的区、旗、县以上各级党组织这次整风的中心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曾开展了以增产节约和精简机构为中心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撤销与合并了五个厅、局和八十一个处一级机构，大部分单位撤销了科一级机构。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一级机关削减编制30％到50％。抽出三千三百八十五名工作人员，适当加强了需要加强的旗、县、区、乡级的基层组织。在这次运动中，还普遍制定了增产节约计划，大力缩减了办公、修缮、购置等用费，勤俭朴素的风气在干部中开始树立。机关工作中加强了民主生活、政治思想教育，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有了转变，许多领导人员都能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有目的地到基层去工作。文牍主义也大为减少。 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由于对国家和自治区当前伟大变革时期的基本形势认识不足，对许多问题还未能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来认识，对各方面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没有全面检查。许多党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还有程度不同的疑虑和抵触情绪。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虽作了揭发批判，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且在许多部门和干部中仍然严重的存在着。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重新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要求自治区各地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以及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进行工作检查和思想检查。检查的重点应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针的贯彻执行上。 在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分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民主人士、民族关系和解放军七个方面，并分析这些方面当前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找出处理矛盾的办法。所有部门和所有地区，都应检查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党与非党关系‘以及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第2版()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18日讯　国务院在5月10日任免一批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任命周兰田为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 高赞非为曲阜师范学院院长，孙备五为副院长； 刘绍禹为四川师范学院院长。 免去刘绍禹的四川大学副校长职务。

第2版()专栏： 补正高等教育部陈蔼民来信： 5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的高等教育部党组织邀请部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的消息中关于我发言的部分，与原意有些出入，现补正如下： 关于留助教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过去部里对留优秀毕业生作助教的意见坚持不够，虽然留下的助教一般质量很好，但也有部分助教成绩较差，对他们培养、提高比较困难，几年来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杨秀峰部长考虑和听取业务部门的意见不够”，我指的是高等教育部业务司。 关于派同志到学校检查工作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检查业务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司里和学校不必对党员和非党员分别对待，并不是说非党员不能找学校领导同志谈话。

第2版()专栏： 河北高等学校教授 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本报讯　最近记者访问了河北一些高等学校的教授，征求他们对于高等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意见，谈谈教育工作中的矛盾。 河北农学院教授刘旭初主张在高等学校恢复学分制和百分制。他说，高等学校几年来在教学制度上更改很多，副作用很大，主要是高等教育部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他们忽视中国教育过去的传统，生搬硬套一些制度和办法。当然，苏联先进经验是要学习的，也有些在教学上起了良好作用。问题在于学习的时候，不能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硬来推行。譬如教学大纲，在苏联是五年学完，搬到中国来是四年毕业，这本身就是矛盾，形成学生负担过重。 譬如学生成绩的记分，过去多是百分制，解放以来改了五分制。这在苏联是合适的，在中国就不合适。 又如中国大学过去多是学分制，学分学完就毕业。这样，优秀学生可以提早毕业，迟钝的学生可以延长学习时间，这适应学生智力不同的情况，同时要求学生达到一定的毕业水平。解放以来废除了学分制，学生不管资质高低一起毕业，甚至明明不合格的也勉强送出门去，形成质量不齐。 当然，百分制和学分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但移植到中国数十年，已适合中国国情。刘旭初教授特别谈到在以前他是不敢这样说的，怕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 老年教师有了进步 领导上还用旧眼光看人 唐山铁道学院讲师胡思杜谈到高等学校领导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三反以前，一些年长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肯定是十分严重的，三反中矛盾暴露了，几年来经过许多政治运动，许多老教师的思想是进步了，而学校领导还是以老眼光看人。学校中盛行青年教师路线，而对有经验的教师疏远，脱离了基本群众。而这些青年教师经验不足，却担负教学改革的重责，后果实在可怕。曾经有一位机械系的教师根据部里发下的苏联教学大纲压缩修改了，交给管教务的青年同志说，这已超过学生负荷能力六分之一，希望他到部里去力争缩减。结果这位青年同志不知教学甘苦，到部里开会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六分之一，倒增加了8％，以致从1953年到现在年年精简课程，多少学生闹病。 河北农学院讲师陶学郁认为他们学校也有这种现象。教研组不管什么事，老教师总先要征求青年同志意见。什么运动都是他们担任组长，这使这些青年同志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认为老教师一无可取，而使老教师更感自卑，造成新老教师之间关系的不正常。 这事实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反映，因为这些青年同志多半是党、团员。胡思杜还谈到唐山铁道学院四个院长、副院长都是党员，而且都是铁道部派来的党员。教师们曾提出一个教授当院长，提了两年未批准。胡思杜认为铁道部领导不了解知识分子的脾气。他们希望有一个教授当院长，就如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人当自治区主席一样。另外，在唐山铁道学院中有一个非党教务长与院长发生争论，党员院长就声色俱厉地说：“你坚持，你得负责！”请问这样一位非党教授如何负责？一句话害得他一年多抬不起头来。 希望深入了解情况 确实解决现存矛盾 胡思杜还提出党员教师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问题。他说共产党员在一切工作岗位上要起带头作用，而高等学校一般党员教师在业务中的带头作用是不够好的。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怎么在教学工作中起得了骨干作用。他又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停于呼口号阶段，号召多，做得少，这与会议过多有关。最近他们学校工会调查了一位担负社会工作等情况的教授的时间：社会活动占四分之一，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占四分之一，各种会议及行政工作占二分之一。这证明他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不务正业”，只有四分之一时间放在他应有的工作上面。胡思杜建议高等学校应有 “三天无会日”。 胡思杜还认为唐山铁道学院领导上对教师的情况若明若暗，了解不清楚，因之许多问题解决不了。院长（兼党委书记）很少下到系里和教研组和教师谈谈心，也很少征求教师的意见，教学工作盲目性很大。他希望这次学校中能边整风，边下去，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摸教学工作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教师思想有什么矛盾。他说过去既然欠了这笔账，愈早还愈好。他希望党委书记亲自动手，不要仅仅依赖支部同志搞。一般支部同志多是年轻人，经验少，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掌握不了，在教学工作上又无实际体会。

第2版()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一百三十多位教师座谈 揭露矛盾批评学校工作中的缺点 本报讯　18日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一百三十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会上，副校长聂真、邹鲁风再次要求大家对学校各方面工作提出批评，彻底揭露工作中的矛盾。 体育教研室教授时万咸、李洲批评学校不重视同学的健康。李洲教授说，毛主席号召青年“三好”，人民大学办的却是三缺一的教育。学校的领导人很少过问同学的身体。老教师未被重用好经验不能吸收 邢宗江讲师说，老教师中原来担任院长、系主任的人来人大后，没有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这就不能吸收学校中过去好的经验。学校行政事务工作的效率远不及其它学校。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许多老教师要求入党，虽不能说校长是置之不理，但起码可说是理的很少，使人感到冷淡，我校老教师可能一个也没有入党的。 陈允明副教授说，各级领导者之间，关系不通畅，校长很少找教研室主任了解情况，有的教研室主任说，几年没有同校长个别谈过话，系主任同教研室主任联系也脱节，学校一些重大事件不和群众商量，等群众知道了以后，领导上已经决定了，再提意见也不起作用，至多是领导上向你解释解释。教员不了解学校当前的工作中心，只好对学校事情“不闻不问”，“给什么做什么”不让群众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也就谈不上发挥群众的智慧。由于领导不依靠群众，使得本来能够解决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例如课程重复问题，时间很久，还没有解决。这样一方面教学效果不好，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同学们的思想负担，校领导如果和群众接触，依靠教员，问题是能得到顺利解决的。 教研室要少担任行政事务学校应尊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 赵澧副教授说，报上说北大像衙门，我看人大是有过之无不及，教研室不是个学术集体，而像科似的一个行政单位，教研室担任相当其它学校系一级所担任的那样多的行政事务，不少教研室有三分之一的人担任行政职务，有的教研室主任要拿出一半的时间去做行政工作，教研室上面有系、部、校长，下面有教学小组，教员直接和教学小组长发生关系，同教研室主任都很少接触，同校长、部长接触那更是不用说了。我参加上次学校召集的讨论学校科学研究等会议，都是先有方案，大家讨论，会上的发言虽然很好，但大会的结论早已是会前做好了的，结果是决议流于形式。学校不是从学术方面来看人，而是从行政职位来看人，教师当教研室主任，大家都看成这是提拔。我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非要学术上最好的人，而是要选有办事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去担任。我们过去有些教师，学术上刚显出一些起色，就让他做教研室主任，在业务上结果是耽误了。学校应当尊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要多吸收他们的意见。 当前主要问题是培养教师的独立思考 林万和副教授说：学校领导上说几年来人民大学的成绩是基本的，我不是这样看法。我说目前缺点是基本的。失败的关键，我认为是我们把办人民大学当成一种任务，不是当成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去办。我们的方针问题一直定不下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对经常的研究工作注意不够。我们的基本行政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还不能保证让大家把主要精力都放到科学研究上去。对校党委工作我认为基本上也是失败的。许多教师不会独立思考，只知道服从，上级说什么，我们说什么，独立判断能力非常不够。自然，还应该肯定，几年来党对我们的培养是有了很大成绩。我认为我们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培养教师的独立思考。 唐世儒讲师说：七八年来，我感到我校领导上有几多几少。自作主张多，商量少；命令多，检查少；号召多，具体帮助少；批评多，表扬少。领导工作一般化，对各专业系，不顾各系特点，只知发布命令，这与机构重叠是分不开的。教务部、研究部不知对教学起什么积极作用？只起了形式主义的作用，起了个校长不能直接同系、教研室接触的作用。

第2版()专栏： 台湾知识分子的漫漫长夜 　古凡 夏寒和冬心 忍过春寒又夏寒， 冰肠毕竟暖来难。 居住在台湾的一个诗人，写了一首题为“夏寒”的诗，这是开头的两句。泛滥在台湾“文坛”上的，是那些麻醉和毒害人心的描绘奸淫邪盗的货色，和一些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但也有一部分篇章，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中，他们底哀伤，寒栗，忧怨，绝望的情怀；“夏寒”就是这类作品之一。台北市的一家半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冬心草”的散文，作者的冬心刚好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夏寒心境的注释。文章说，在台湾，是看不见冬天的。平原地区从来不下雪，也不结冰；没有火炉；也不用穿皮袄。尽管已经过了冬至，而园林草木，还永远是绿油油的。如果说，冬的面目，应该是萧条，肃杀，枯寒，死寂；那么台湾就是个没有冬天的地方。但是，自然现象虽然如此，而台湾人心的感觉则并不这样，他们的心可能永远是冬天的，他们患了无可救药的伤感病，深陷于“春非我春”的执着，被悲哀所埋葬了。 像这类充满了哀伤情调的笔墨，在台湾的文艺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一个台湾作者形容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夜行者”，他们“在茫茫长夜中，有无边的寂寞。” 在文化荒漠中 在台湾，无书可读，是使在那里的知识分子感到无边的寂寞的原因之一。一个曾经留学法国的台湾人士说，这几年来，台湾文化界可以说是饥荒到了极点，今天台湾所列的禁书真是恒河沙数，无从算起。 台湾国民党当局，这几年来开列了许多张禁书清单，并且经常派出小组前往各书店、机关、学校、图书馆查封、焚毁禁书。 这些禁书甚至包括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解放前出版的刘仙洲译的“蒸气表与莫理尔图”，张江树著的“理论化学实验”，任鸿隽等译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吕思勉著的“中国通史”以及“普通物理学”、“肥料学”、“织纹组合学”、“稻作学”、“稻作虫害学”、“实用制革学”、“无机化学通论”、“实用化学”、“自然地理”、“英文法”和莎士比亚剧作译本，西欧各国文学名著译本，直到辞源、辞海…… 台湾国民党当局几年来开列了许多张禁书单。仅仅其中的一张，就开列了梁漱溟、沈从文、朱光潜、严济慈、黎锦熙、舒新城等一千多位学术、文艺界人士的姓名，规定凡是这些居住在大陆的人们的出版物，不管是他著的，编的或翻译的，都一律加以查禁。辞海、辞源在台湾受到查禁，就是因为这两部辞书的大部分编辑人留在大陆。 台湾知识分子像生活在文化的沙漠中，书店和图书馆成了真空状态。 台湾文艺工作者既无书可读，要创作更难。在国民党既反动又愚昧的政策下，从作家到演员，他们的作品与演出，除了必须小心翼翼，回避许多“忌讳”以外，还要有固定的“反共八股”的主题，硬化的格局，直到使用千篇一律的词汇，否则便不能过国民党审查老爷的关。因此，台湾许多洁身自爱的学术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这几年来都搁笔不写。台湾的书报摊上，除了充斥着美国的画报、小人书等以外，就是一批实际上是流氓、烂仔的所谓“文化人”的荒唐恶劣的货色。 失业和贫困 台湾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物质方面也是生活在饥馑的边缘。 一个大学的老教授的月薪不到台币一千元（一千元台币合二十五美元）。这个待遇标准是三年半以前订定的。三年半来，台湾物价上涨了三倍多，教授们的薪金却没有变。 台湾各大学和学院的教授们，许多人在下课之后，要帮助太太买菜、做饭、抱小孩、洗尿布……，因为要雇工或请保姆，每月得花工资和伙食费台币三、四百元，约占去老教授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一。 至于一个有十年八年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每月只有工资台币五百元左右。许多教员为了养家活口，下课之后在外另替学生补习，星期日也不休息，以便多找点钱来免使儿女终日饥啼。不少教员因操劳过度，加以营养不良，心情忧郁，都染上了肺病或其他慢性疾病。 然而，这些能找到职业的知识分子，比起失业的人群来，还算是侥幸的了。台湾汹涌着失业的浪潮。在一百多万失业人口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去年9月，台湾当局举行了“就业考试”，二千八百多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参加这次考试，只取录了九百多名，其余一千九百多人刚离开大学就走进失业的队伍中。而所谓“取录就业”，不管学的是电机工程也好，畜牧兽医也好，大多数都只是被送到台湾各机关中当一名“临时雇员”。失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台湾蹬三轮，做小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精神上的重压 文化生活的饥渴和物质生活的困苦，只不过是使台湾知识分子感到窒闷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给他们重大压力的，还有台湾的特务恐怖和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形成的台湾可怕的社会气氛。 在火烧岛集中营，在台湾各监狱里，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加上 “触犯叛逆刑事罪”、“思想嫌疑犯”等罪名，在精神上、肉体上受着惨无人道的摧残。国民党的特务已经猖獗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常常出入台湾各报纸杂志的编辑部，质问记者和编辑：“谁叫你这样写？谁叫你发那条新闻？”至于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分子的密告、诬陷，在台湾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一家台湾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杀气”的杂文，描述了台湾的特务恐怖和一种可怕的社会气氛。其中说： “当今台湾社会，形形色色，在芸芸众生之间，似乎弥漫着杀气腾腾的局面。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互展手段。你守我攻，你打我击。牢骚怨愤，到处可听；谣言耳语，到处可见。可以说每一个人均为这股逆流困扰，不是在应付调查，就是在防范告密。你每天提心吊胆的做人，但纠纷还是接二连三的追踪。何以今日社会上会造成这种杀气？一言以蔽之，实在是精神上没有出路，海岛侷居造成人们心地的偏狭……” 如果不把台湾的特务恐怖和这种可怕的社会气氛，所给予人们精神上的重压估计在内，那么，对于九百万人口的台湾，为什么现在会有十多万名神经失常的人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是难以求得较为全面的答案的。 他们遥念着大陆 尽管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极尽造谣诬蔑的能事，使台湾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存在着疑虑。但是，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摆脱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凌的局面，转弱为强，这一点他们都清楚知道。西方记者不止一次地报道，在台湾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台湾的中国人的内心都以他们已经有了强大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不管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也好，是解放前从大陆前去台湾的知识分子也好，只要是有爱国心的，他们在漫漫长夜的生活中，心里射进了一道光芒，他们遥念着他们虽未能完全了解真相，但已经知道确实是强大了的祖国。许多人冒险收听北京的广播。 今年春天，台湾有人填了一首“好事近”： “底事苦矜持，隔面云山重叠，惟见万千言语，在盈盈双睫。当筵歌罢泪偷弹，幽怨上眉颊，未有御桥流水，怎题诗红叶。” 这首看来是吟咏儿女情的词发表以后，在台湾一部分知识界中传诵一时。香港报纸说，这实在是台湾知识分子希望和平解放台湾的心情的反映，因为这首词发表时，正好是我国政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在台湾流传开去的时候。“当筵歌罢泪偷弹，幽怨上眉颊。”正好是台湾当局依赖美国侵略者维持残局，备受凌辱，俯仰由人，仰承色笑的写照。 更未残，漏未尽，台湾同胞还没有度过茫茫暗夜凄风苦雨的岁月。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争取台湾早日解放，让阳光早日普照我国的宝岛，台湾知识分子也有责任。

第3版()专栏： 多列士抨击法政府政策 号召全党加强行动争取变革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8日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多列士抨击法国现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种种有害的后果。例如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继续、法国在“小欧洲”范围内丧失民族独立、策划原子战争以及侵犯民主自由和法西斯主义危险的加强等等。 多列士是在5月14日到16日举行的法共中央全会第一天会议上发表的长篇演说中对当前政府的政策作出这一估价的。他强调指出，除了这些事实以外，在法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更广泛的居民阶层，包括中产阶级在内，已经开始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政策的后果。他说，群众意识的这一改变，首先是客观条件发展的产物，其次是共产党活动的结果。他说，特别是现在，加速事件的发展有赖于全党的活动和每个领导群众的党员。我们必须不辜负群众的愿望，行动起来，迈出新的脚步，使决定性变革的时期早日到来。 多列士继续说，为了决定性地改变法国的政策方针，必须吸引社会党工人群众和他们的党来参加到共同的斗争中来。他强调指出，在这方面必须向社会党普通党员做一系列的解释工作，使他们认清，社会党的领导人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立场的虚伪性以及他们为法西斯助威的行动。 多列士驳斥了殖民政策有助于维护法国尊严的论调。他指出，那些高喊维护法国在非洲的尊严的政客们正竭力使这种尊严在欧洲化为乌有，法国的切身利益在欧洲正遭受着牺牲。 多列士说，反动分子被历史的进程引上了背叛民族利益的道路。这一旗帜应当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手里。他还号召加强对任何一个法西斯危险的斗争。 多列士指出，从前工人阶级的斗争局限在经济方面，但是，目前这个斗争正在往更广阔的方面发展，包括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裁军和保卫和平的事业。 多列士说：加倍努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阵线，联合所有民主力量，以便改变法国的政策，实行人民在1956年1月2日所同意的纲领和达到社会进步、自由与和平的胜利，以便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我们应该动员全党来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这样，我们党就能够顺利地完成它面临的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建立、组织和发展工人阶级统一阵线，建立致力于社会进步、自由、民族独立和和平的广泛的民主联盟。

第3版()专栏： 伏老满载友谊离开印度尼西亚 苏加诺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联永远友好 据新华社雅加达19日电　今天早上八点一刻，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坐图—一○四喷气式专机离开雅加达。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雅加达机场向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告别词说，他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看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随时准备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他说，他相信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人民的友谊是巩固和牢不可破的。他感谢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他和代表团人员的热情招待。 苏加诺总统以充满着感情的语调说，基于共同的理想，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的、兄弟般的感情是不会改变的。他说，由于科学上的成就，喷气式飞机的产生，已经缩短了两国的距离，但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感情，将会使两国的距离更加接近。印度尼西亚人民将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地想望着苏联人民的理想和感情，以及他们为争取幸福生活的斗争。苏加诺祝伏罗希洛夫健康，祝他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路平安，并且祝苏联人民生活繁荣幸福。 伏罗希洛夫同在场的印度尼西亚军政领袖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群众挥舞着两国国旗，高呼“和平、友谊万岁！”“伏罗希洛夫万岁！” 在上飞机以前，伏罗希洛夫和苏加诺一再热烈握手，紧紧拥抱，依依惜别。 鸣礼炮二十一响以后，伏老座机在跑道上疾驶。伏老一行满载着友谊，离开了他们逗留了十三天的印度尼西亚。 据新华社仰光19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他的随行人员在5月19日中午从印度尼西亚到达仰光。到明加拉顿机场欢迎他的有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藻昆卓和缅甸政府的部长们。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机场停留了一小时以后，就离开仰光前往昆明。（附图片） 伏罗希洛夫同苏加诺在雅加达的独立宫亲切地谈话。苏加诺将他收藏的名画珍品介绍给客人。（新华社稿）

第3版()专栏： 昆明人民腾欢迎伏老 本报昆明19日电　下午六时五十分，伏老的专机穿过了几朵低矮的白云，出现在昆明上空。这时，金色的阳光照射着机场上欢腾的人群，成群的百灵鸟在上空飞鸣着，和人群一起迎接中国人民的贵宾伏罗希洛夫主席。伏老摘下了白色的草帽，在机舱口向欢迎者答礼。下飞机后，他同从北京专程飞来迎接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一一握手。 伏老走到那里，那里就伸出了手，送上鲜花。当他走到由五十二个民族组成的云南民族学院的行列前的时候，他停住了。伏老亲切地抚摸着一个献花的傣族姑娘的肩膀，用中国话说：“你好，谢谢你。” 七点十五分，伏老登车去昆明市区，登车时，伏老和司机握手表示感谢。伏老将于明日启程赴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第3版()专栏：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意共联合声明 号召加强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 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新华社柏林19日电　德意志通讯社18日发表了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为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和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斯巴诺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后的联合声明，这次会谈是在5月9日到14日在柏林举行的。 声明谈到了重要的国际问题。它指出，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直接危险。使国际局势趋于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日益增长的原子战争的威胁。因此，两党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进行坚决斗争，争取停止试验一切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争取放弃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两党号召进一步加强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它们表示，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学说，全面地发展和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并且要竭力使它们的政治行动同本国的经济和历史情况相配合。它们强调，要使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要使它能够表达全民族利益，共产党和工人党就必须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就必须吸收各国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 最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声明：它们要坚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左倾机会主义，并且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可能导致否定工人阶级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导致分裂和投降。

第3版()专栏： 南朝鲜警官金龙学 拥护和平统一被捕 新华社平壤19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讯：汉城东洋通讯社报道，南朝鲜全罗北道警察局保安课长金龙学因为赞成和平统一朝鲜在17日被捕。 自从今年1月以来，金龙学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和平统一政策。东洋通讯社还说，金龙学支持在北部的前南朝鲜政治活动家促进和平统一协会所提出的和平统一计划，并且向他的朋友们介绍这个计划。

第3版()专栏： 美国政府大量挥霍 国内人民日益不满 本报讯　美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和平时期空前庞大预算的愤慨仍在继续增长。根据最近“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在第八十五届国会复活节休会以前，众院已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八项拨款法案（ㄔ颊既?吭に愕奈宸种?唬┫骷趿耸?灰诿涝?ㄔ嘉?7.6％），但是复活节休假回家的议员们却发现选民们因他们削减预算不够努力而深表不满。许多议员都看到，由于生活费用上涨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人民已开始为这样一件事感到震惊：联邦支出连续三年上涨，并打破了和平时期的纪录。 在人民反对预算的压力下，许多参议员已经感到，要维持选民的信任，必须在削减预算上作些认真的模样。 一些报纸对美国总统的言行不一，也发出了怨言。例如“芝加哥论坛报”就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在竞选时艾森豪威尔先生所说过的话，那么现时政府的计划就同当时总统的话极少相似之点。……选民们相信艾森豪威尔先生的话，因此才委任他继续当政。现在他们却发现他在实行一项政策，这个政策所要实现的，大部分正是原先他将其归之于民主党的那些意图。……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大量挥霍计划可能代表今天总统的计划，但是它却不能代表就在几个月前他所作的诺言。”

第3版()专栏： 豢养捣乱社会主义国家的鹰犬 美国搜罗叛徒建立特别部队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8日讯：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报道，美国军队目前正在建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别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有些类似美军的外籍军团，也像臭名远扬的法国外籍军团。 据杂志报道，每隔三、四个星期就有几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从美军在西德法兰克福设立的集合点悄悄地乘飞机来到美国，并且在杰克逊堡（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基地受军事训练。 在杰克逊堡已经设立了专门学校和步兵中心来训练这些人，美国当局计划把他们组成一支一万二千人的部队。 杂志在谈到这些破坏部队的目的和任务时指出，他们将被派到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去从事军事行动。

第3版()专栏： 各国科学家探索南极奥秘在零下七十度中坚持工作 新华社19日讯　异常的严寒正在侵袭漫漫长夜的南极地区，坚守南极的各国科学考察人员一刻也没有放松他们的观测和考察工作。 苏联和平村气象台长期以来一直用无线电探空仪测量大气情况。最近，观测站传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消息：5月9日，东方一号科学站记录了一个寒冷的新纪录：气温达摄氏零下七十点一度，比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寒冷纪录还要低两度多（六十五年前在西伯利亚雅库季亚的维尔霍扬斯克曾经纪录过摄氏零下六十八度的最低气温）。据和平村气象台领导人塔乌别尔预测，到南极大陆最冷的8月份的时候，东方一号科学站还可能要遇到摄氏零下八十度的严寒。 在这样酷寒的气候中，飞机已经不能在东方一号科学站降落，因此必须用空投办法接济科学站的研究人员。和平村的一架飞机最近载着物资、科学研究人员和仪器在南极的上空飞行了七个小时，不但完成了空投的任务，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在东方一号科学站上空三百六十公尺的地方测量空气的温度是摄氏零下三十七度，和科学站的温度相差达摄氏三十度以上。 苏联的科学家们正在同外国同行们进行频繁的接触和合作。目前，他们正在和美国在和平村的代表、气象学家卡特拉特一道绘制可以分析大气和预测气候的概要图。苏联考察队的队员还和法国、澳大利亚考察队的队员交换了有关电离层研究的资料。和平村的苏联科学家同法国在南极的考察站的科学家之间，还常常就有关南极考察的一些问题进行无线电谈话。 不久前，建立在南极海岸边的一个美国科学前哨站附近发现了一处高级锰矿。这种锰矿在世界还很少见。美国地质学家梅桑说，在南极发现的锰矿本身可能没有商业上的价值，但是却表明这个地区是很值得勘探的。 英国皇家学会最近已经派出一个探险队到南极去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并且将要和已经在南极的英国福克斯率领的考察队合作，完成横越南极的壮举。 最近在南极斯科特基地的新西兰考察队里，流传着一件很有趣的新闻，这个考察队的医生马尔希和远在英国施留斯柏雷附近的亲戚通了长途电话，通话情况良好。电话传递的路程约达一万六千多英里。据说，这是到目前为止的世界上路程最长的长途电话。

第3版()专栏： 埃及总统和阿富汗首相联合声明 坚持积极中立政策和万隆会议原则 必须结束外国统治并建立集体安全 新华社开罗19日电　埃及总统纳赛尔和阿富汗首相达乌德在5月18日晚上发表联合公报，声明两国坚持积极中立的政策和万隆会议的原则，以致力于巩固世界和平。 达乌德首相在埃及访问了五天以后已经在5月18日离开开罗。在这期间，达乌德首相同纳赛尔总统举行了会谈，研究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中东的局势。 联合公报说，两位领袖一致同意： 一、努力巩固世界和平，并且以坚持积极中立政策和万隆会议原则来促进世界和平。 二、和平不能通过分裂和建立集团的办法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在全世界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安全并且结束一国对另一国的统治来实现。 三、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都是一种罪恶，必须早日结束它。对人民进行奴役、施加外来的控制和外国的剥削，都是侵犯基本人权、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并且障碍国际和平和合作的发展。 四、相信各国有权利得到完整的主权和独立，并且尊重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平等。 五、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六、认为剥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利的行为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并且构成对于世界安全的经常威胁。 七、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并且加强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以求得阿富汗和埃及两国的繁荣和共同福利。 达乌德首相在开罗访问期间对“晚报”记者说：“阿富汗不是任何条约的成员国，并且将永远保持中立，因为参加外国条约是同阿富汗的利益相抵触的。” 达乌德说，阿富汗力图同一切国家友好。他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以友好、睦邻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的。”

第3版()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将访朝鲜 平壤讯：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将在5月底6月初来朝鲜访问。 苏和平拥护者代表团到日本 东京讯：以苏联商会主席米·维·?斯捷罗夫为首的苏联和平拥护者代表团应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已经在17日抵达东京。 西哈努克接见中国佛教代表团 金边讯：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首相18日上午在王宫里接见了中国佛教代表团。中国佛教代表团赠送给西哈努克首相一些礼物，并且感谢他邀请代表团到柬埔寨来参加纪念佛教纪元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

第3版()专栏： 苏伊士运河航运趋正常 新华社开罗19日电　18日有三十七艘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这是自从运河通航重新开放以来的最高数字。在英法对埃及的侵略战争爆发之前，每日平均有四十艘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 5月16日以来，从塞得港南驶的两个船队的制度和在夜间通过运河的制度已经恢复。往北开的船只每天仍然只有一个船队。

第3版()专栏：花絮 冷气植物园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植物学家在一座大冷藏库内设立了一个植物园。园中的温度，冬天保持在零下，夏天不超过摄氏十三至十六度。北极、加拿大、挪威各地所产的植物种子，在这种冷藏库内都能欣欣向荣，迅速繁殖。为了促使格陵兰植物生长，还安装了日光灯加以长时间照明，因为在格陵兰夏天太阳是不落的。冬天则在这些植物上铺盖人工雪，移植园中暗室中。

第3版()专栏： 纳赛尔总统下令 埃及七月三日选举议员 新华社开罗19日电　埃及政府18日公布了纳赛尔总统签署的一项法令，规定在7月3日投票选举埃及国民议会。 在埃及二千三百万人口中，将有四分之一的公民有权参加投票，选出国民议会的三百五十名议员。据“金字塔报”5月初报道，在选民名单上登记的共有五百八十六万四千四百二十四名男女公民。 打算参加竞选的人们从19日起开始申请被提名为候选人，为期十天。然后，将由不久即将成立的民族联盟选择提名。 据开罗报纸报道，以前各政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以及已被解散的各政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都不能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 那些被剥夺竞选权利的人，包括前王室家族在内，如果在选民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可以参加投票。

第3版()专栏：国际札记 斯揣顿和他的“第十一诫” 据说，南非联邦总理斯揣顿是个虔诚的教徒。然而，他一向信守不渝的倒不是上帝的“十诫”，而是他自己规定的“第十一诫”——不和有色人平等往来。 “我的肤色是白的！”他说：“如果欧洲人失去了他的肤色感，他就不可能仍然是一个白种人。”在斯揣顿看来，白种人命定要做主人，其余肤色的人只配做奴隶。 最近，有一件事情使得这位白种至上主义者大伤脑筋：英联邦总理会议在6月份要开会了，有一个新的人物将出席这次会议。他叫恩克鲁玛，是一个黑人；他所代表的国家叫加纳，是一个由非洲人自己作主人的国家。要同这样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开会，岂非违背了他的“第十一诫！” 怎么办呢？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斯揣顿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不出席这次英联邦总理会议了，让财政部长埃里克·赫·劳来率领南非联邦的代表团。 可是，埃里克·赫·劳如果向斯揣顿提出一个问题：“总理先生，您的‘肤色感’是保全了。可是我的呢？我是你的部长呀。”斯揣顿又如何来回答呢？ 按照斯揣顿的主张，世界上根本就不应当有像加纳那样的国家。理由很简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选举权扩及非欧洲人，如果非洲人获得代表权和投票权而且非欧洲人是在和欧洲人相同的基础上发展的话，那么，欧洲人如何能够继续做主人……。”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如果”了。 非洲人已经开始觉醒了！加纳独立已经是一个事实。它是一声号炮，跟着将会出现更多的非洲人自己作主人的国家。他们的代表将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信守“第十一诫”的斯揣顿又将如何呢？不仅如此，就是在斯揣顿统治下的南非联邦，“欧洲人做主人”的时代又能继续多久呢？ 不错，南非白种主义者在维护“肤色感”方面，正在变本加厉。3月25日，南非联邦的议会通过了在教堂实行种族隔离的法案——在上帝面前推行“第十一诫”。 然而，尽管有几十种种族隔离措施，使尽了鞭笞、监禁和放逐等等各种野蛮手段，南非联邦非欧洲人的反抗和抵制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连坚持“如果允许黑人有平等机会，白人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意见的南非联邦司法部长斯瓦特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坐在火山口上”。这是一座活火山。它终将爆发，把坐在它上面的“第十一诫”信奉者化为灰烬。在南非非欧洲人对公共汽车涨价的大规模抵制运动中，人们已经可以听到地浆隆隆翻腾的声音了。 （禄）

第3版()专栏：随笔 杜勒斯在“苦斗”中 崔奇 “理由”太多的坏处 如果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发生了争论，那么是理由多的人有利呢，还是理由少的人有利？这个问题当然是不难回答的。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谁的理由越多，谁就越倒霉，因为理由太多了，就会“前后矛盾”！ 近来，为了替美国国务院禁止美国记者访华的事情进行辩护，杜勒斯提出了一大堆“理由”。他在给“纽约时报”发行人苏兹贝格的信中说：“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举出二十种理由来，而这些理由还在逐渐增多……。可是，说来也奇怪，杜勒斯的“理由”越是逐渐增多，他就越是弄得狼狈不堪。美国新闻界指责他所提出的“理由”是一次比一次更“缺少根据”，而且自相矛盾。于是，杜勒斯感到他的身上有个地方实在痛得难挨，不禁叫喊起来了。在5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杜勒斯说：“在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常常说我前后矛盾，因为理由是太多了，如果我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理由都说出来，他们就说我老是改变理由。” 说得真是精彩！可是，怎么办呢？如果因为理由太多才造成前后矛盾，那么岂不应该赶快闭口为妙。然而不！杜勒斯还是喋喋不休地提出了更多的理由，于是，又造成更多的前后矛盾。看来，他是决心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自我矛盾中“苦斗”下去了。第二十一个理由：出版空白报纸的“自由” 最近，杜勒斯灵机一动，又想出了一个理由。他说，禁止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并没有剥夺新闻自由的权利，因为美国宪法上讲的“新闻自由”指的是出版，而不是采访。由于“政策”等等原因，采访本来就不能是自由的，因此国务院不发给美国记者护照是合法的。 但是，这个理由并没有使杜勒斯从地上爬起来。“纽约时报”的社论立即反驳说：“如果像现在这样任意限制记者得到新闻的机会，那么出版权利完全在同样程度上受到了干涉。难道杜勒斯先生一定要说出版一张空白的报纸的自由才是‘新闻自由，吗？”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有人指问杜勒斯：“国务卿先生，如果你能控制新闻来源，那出版权还有什么价值……这难道不是停止新闻出版的典型的办法吗？” 于是第二十一个理由又完了。杜勒斯赶紧解释说：“不，我不会说是这样的。”——果然如此：增加一个理由，就又增加了一个“前后矛盾”。 “一切美国人”都要做外交政策的工具 杜勒斯不得不继续寻找理由。他想：转弯抹角总是说服不了人，那么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闯过去。他向美国新闻界宣布说：千句话，万句话，反正美国外交政策高于一切，“美国外交政策必然会使得美国人民要接受一定的限制”。因此，杜勒斯索性公开要求美国记者牺牲自己的自由权利，在外交政策的“引导”下而“活动”。应该更正确地说，就是在外交政策的“引导”下而“不活动”！ 在5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杜勒斯：“先生，你的政策等于要使记者、美国的记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是这样的吗？”杜勒斯回答说：“不，因为我们的政策不仅适用于美国记者，而是适用于一切美国人。”一切美国人都要做外交政策的工具，美国记者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就是杜勒斯禁止美国记者访华的真正理由。 政策决定人，还是人决定政策？ 正是由于美国现在所执行的这种外交政策，美国人的许多自由权利被剥夺了。 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最近在美国作家联盟全国大会上指责国务院说，它“干涉美国书籍在国外的流通，干涉美国的音乐和美国的绘画。在目前，由于不许很多外国科学家到美国来，美国的科学家不能在美国国内召开各种国际科学代表大会，这件事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单是高级政策是最神圣的，而任何其他价值可以随便为它牺牲掉，那么，我们就得放弃我们作为作家和公民的独立性。” 美国公众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是政策决定人，还是人决定政策？为什么外交政策不可以为美国人服务，而必须是一亿七千多万美国人为杜勒斯的外交政策服务呢？由此可见，杜勒斯的政策并不是代表美国公民的。实际上它只代表一小群顽固的垄断资本集团的意旨，而牺牲美国广大公众的利益和权利。杜勒斯为什么总是“前后矛盾”呢？就是因为他既要竭力为垄断资本集团服务，却又想掩盖这个事实。 毫不动摇吗？——“我却不知道了。” 但是，杜勒斯关于记者访华的禁令真是永远也不动摇吗？奇怪的是连杜勒斯自己也不敢说一定。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至于你们要不要把它说成毫不动摇这一点，我却不知道了。”据说现在杜勒斯已经表示可能“愿意允许一些美国新闻记者在一项受限制的政策下前往”。于是，一方面，坚决反对去，另一方面，又不能坚决反对去，这不又是“前后矛盾”吗？但是，杜勒斯回答说：“你知道，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可能都是绝对地合乎逻辑的。……我承认这并不完全合乎逻辑，但是在有些情况中，为了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就不能顾纯粹的逻辑了。”好办法，杜勒斯总算给他的“前后矛盾”找到了理论根据，并为他今后还要不断出现的“前后矛盾”写下了伏笔。看来，杜勒斯也并不打算永远“苦斗”下去的。可是究竟斗到何时为止呢？既然杜勒斯自己都不知道，人们还是不忙于下结论吧。

第4版()专栏：老北京剪影 千门万户磨刀剪 金受申 北京有个老童谜，谜面是：“我家有个没尾巴驴，骑着它不能走，走着它不能骑。”谜底是：“磨刀剪”。这个古老的儿童谜语，却充分刻画了北京磨刀剪的形象：一条板凳，两头装着两块磨刀石，挂着水壶、家具箱。板凳不是没尾巴驴吗？磨刀剪的时候，磨刀剪人当然要骑着板凳操作，这没尾巴驴就不会走了；不磨刀剪的时候，磨刀剪人当然要扛起板凳来走，这没尾巴驴在人肩头上扛着，还能骑吗？磨刀剪这一行手艺，是自古无闻的，但它对于烹饪、剪裁以及过去的“整容”，都是有密切关系的。单从“整容”这一名词来考究，古代整容照映的镜子，都是铜的，铜镜子不亮了，就需要磨磨。从“世说补”上看，徐孺子就替人磨过镜子，唐人笔记、诗歌里记“磨镜人”、“磨镜少年”的文字，更是不少的。在我小的时候，听老祖母说过：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北京磨刀剪的还磨铜镜子呢。当时，磨刀剪人的吆喝声还是：“磨剪子来磨刀！蹭铜镜子来哟！”如果联系起来：磨镜人就是磨刀剪人，磨刀剪人就是磨镜人，这样，磨刀剪这行手艺，至少也有一千年以上的文字记载了。 北京的磨刀剪人，确是有他独到的手艺，确是有他“一杆子到底”的勤劳，确是人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北京磨刀剪的人，都是从十几岁学徒的，学到能够独立做手艺了，就下街自己磨刀剪；磨到五十多岁——也就是说他已然磨了四十年刀剪，这时候，就又有一个十几岁的徒弟（大部分是子侄），扛着板凳跟着师傅下街了。一个磨刀剪的，都有他走熟了的道路，也可以说都有专门主顾。他们除了每天在这几条街巷转悠以外，没去过的街巷，他们是不去的，而主顾呢，也只叫熟识的人磨刀剪，不叫另外的人磨，这样，三四十年就彼此结了深厚的感情。磨刀剪的，可以分三类，一类是专给家庭住户磨刀剪的，一类是专给饭馆、肉店磨刀的，一类是既下街给住户磨刀剪，又给饭馆、肉店磨刀的，除了第一类必须在日间操作，后两类常常是夜间也哧楞、哧楞的磨个不休。他们从来没有休假，只有下大雨的日子歇工，只有春节歇五天工，另外，越是节日越忙，过节嘛，过节不吃点好的？吃好的就得磨刀，所以他们就更忙起来了。尤其春节前几天，每个磨刀剪的，哪人也要磨光一百多把刀。磨刀剪的都是在街头露天操作的，春节前，北京的温度已然降到零下十几度，他们仍然冒着风雪为主顾磨刀。 磨刀剪的，全都认识名牌刀剪，像“王麻子刀剪”，“弋字刀剪”，“双丁字刀剪”……哪家钢口好，哪家刀剪怎么磨法，他们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们是什么刀剪都能磨的，大如猪肉店的劈刀，小如修铅笔刀，难磨的如旧日羊肉店的“扬头式”切、剔两用刀，他们都能磨得飞快。最难的，用他们的话说，这才叫手艺的，就是磨和修理剪子，不用管剪子是口松、口紧，是咬口、不对口，只要他端详好了，从家具箱里拿出铁锤、铁砧子来，?、?几下就修理好了，奇怪的是口紧的剪子也用铁锤来捶，只是另有捶法。徒弟跟师傅下街，当然要学怎样磨刀剪，这向不收修理费的修理剪子，也是要学的一门主要课程。另外，徒弟跟师傅下街，是要徒弟认熟了道，要主顾认识了他的徒弟，以后，这个徒弟才好在这几条街上做手艺。 一般给饭馆、肉店磨刀，是有长期主顾的，可以按照规定日期去取刀。下街就不然了，住户刀剪没有定期磨的，那么，就得想法子叫主顾知道他到门前了，这样，除吆喝“磨剪子来磨刀！”以外，还有吹长喇叭的，还有把十几个铁板串起来，一抖哗啦、哗啦响的，这一束铁片，也有个名字，叫做“惊闺”。实在，“惊闺”也真起了惊闺作用，正在剪衣服的妇女，感觉剪子不对口了，正在切菜的主妇，发现菜刀不快利了，听见“惊闺”一响，拿出去一修理一磨，立刻就能得心应手。磨刀剪的人，对于哪一个主顾家有什么样刀剪，他是很熟悉的，他也能给主顾出主意，比如有一家拿着旧菜刀问磨刀剪的：“你看，这刀还能用吗？用不用买新刀？”他会直率地告诉你：“不用。这是‘碰口不管，卷口退换’的纯钢刀，磨磨戗戗，还能使些日子呢，不用买新刀。”如果一家有两把刀，有一把总没叫他磨，他会提醒人：“您那把刀呢？还能切东西呢。别拿他劈劈柴呀！”磨刀剪人，就这样和主顾有了交情。 最有趣的：上面不是说过，一个磨刀剪人总在几条街巷转悠吗？一个千门万户磨刀剪的人，磨了四五十年，也就成了老头子了，他眼看着这条街上的小姑娘长成了大姑娘，他眼看着这个大姑娘嫁到另外一条街上，他遇到她，会亲热地称她为“姑奶奶”，他会指点她买什么更好的刀剪，他和他徒弟，将要会再为这些“姑奶奶”继续磨刀剪。

第4版()专栏： 磨刀（选自北京风俗图） 陈师曾 〔陈师曾（1876—1923）是我国著名画家。他住北京多年，对北京生活有深刻体验。北京风俗图画集，描绘了许多老北京劳动人的生活。在三四十年前，选取这样的生活题材作画，在国画家中是少有的。〕

第4版()专栏：立此存照 谁掌握出版的命运？ “长江文艺出版社”在最近给一位作者写了一封信： “××同志：尊稿×××经研读后，决定采用。现已订入五月份发稿计划。但有个情况须得先向你说明：近来书店对出版社提出的新书出版计划，在订货时控制数字极为严格。有时订货数字不能达到与出版社协议的基数（本社与书店协议的基数是三千册）。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版社只好停止这一书稿的出版。……尊稿×××虽已列入发稿计划，并已布置书店订货，但日后书店订货多少，却无把握。因此，如书店订货在三千册以上便不说了，我们照常出版；但如书店订货在三千册以内，我们即放弃此稿的出版，而将原稿退给你。这不是出版社主观力量可以改变的事，所以不得不预作声明，以免万一发生这类情况时引起作者误会。” 一本书的出版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了，还不能平安地诞生，它的生死还操在书店手里，真是荒唐的笑话！ 傅仇

第4版()专栏： “急”、“要”、“密” 邹荻帆 他的柜子里装满了“急”、“要”、“密”， 摇头晃脑地嘘一口气： “哦，这么多事都离不开你！” 一只手批着“同意”、“上报”、“同意”， 一只手拿着电话筒， 条件反射地念着：“再说吧，考虑，考虑。” 还留一只耳朵听汇报， 秘书坐在旁边像放话匣子。 还有满楼干部候在房门外， 等待着柜子里的“急”、“要”、“密”。 不“急”的压得成“特急”， “急件”交下去“特特急”， 十字、十字、加十字 快马加鞭笔一只。 不“密”的公文也埋在保险柜里， “噢，这一批干部怕靠不住！” 好多“要件”都等他来处理， “噢，这些小干部怕没能力！” 批评会上他落落大方发笑语： “啊哟，我不是三头六臂，教我怎么办得及。 什么，我是官僚主义？ 要是嘛，也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我的工作是有点被动、应付、招架不住， 丢了西瓜，拣了芝麻米。” 群众再也忍不下怒火： “官僚主义者，别演你的单口相声戏， 你已经是‘被’而不‘动’‘应’而不‘付’， 你把公事当做私生活， 关门不让我们拿主意。 你是在挖我们的眼睛，折我们的膀子， 不让大家给社会主义出力气！” 江有生插图（附图片）

第4版()专栏： 钟馗送妹 启明 近时文化部将从前所禁止的戏剧二十几种开禁，其中有“大劈棺”，“活捉王魁”等，还有“全部钟馗”，以及川剧“钟馗送妹”在内。这事很引起我的兴趣，特别是钟馗的戏，不知道是怎么做法，什么地方犯禁。我想这大概是迷信，因为全部鬼话，不但是一场出鬼而已。不知道这戏与小说“钟馗捉鬼传”有无相干，若是有的则全本鬼话连篇，难怪在启蒙时代要大惊小怪，认为是了不得了。 至于钟馗送妹，那大概是其中的一段落，带着喜剧色彩的吧？须发磔张，状貌可怕的钟馗，据说有一个俊俏的妹子，这配搭得很好，正如苏东坡之有苏小妹，有很好的文章可做。在绘画上确曾有过，看见“海上名人画稿”，内中曾经有过，记得是清溪樵子钱慧安所绘，小妹坐在车内，一鬼推着，钟馗花冠带剑，骑驴跟在后面，鬼挑着行李。这以后别无下文，但在笑话里另有后文，大约是在小妹出嫁后的事了。钟馗生日，妹差一鬼挑担送礼，一头是酒，一头是一个鬼捆做一团。外附一封信云： 酒一坛，鬼一个， 送与哥哥做点剁。 哥哥若嫌礼物少， 连挑担的是两个。 馗阅信毕，便命将两个鬼都送厨房。捆着的鬼对挑担的说道，“我是没有法子。你何苦挑这个担子！”这个笑话见于明朝人的书里，是故意编了来挖苦人的，但也可见钟馗已有妹子存在了。 利用神话来编喜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很可佩服的。“闹天宫”之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来陪衬一个毛猴，“天河配”之用西王母来陪衬一对牛女（耕织的男女），都是很大的对比。唯一的宗教剧“目连救母”，拉得很长，都滑稽化了，要紧的只剩得一场做收束。中国人是乐天明朗的民族，利用迷信做材料，却转变成很好的戏剧，看过去豁然都忘了，不让它留着，只当作游戏看去。昔东坡叫人说鬼，答说没得可说，他说“姑妄言之”。这是说鬼，也就是戏中出鬼的妙处。我疑心中国戏上出鬼，多是此意，鬼不显出鬼的可怕，神也不见神的可畏，这是中国的戏的特点。

第4版()专栏： 古碑今解 于百了 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但是，现代人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如果不注意去吸取它们的经验教训，有时却不免要重蹈古人的复辙；或者对于许多事情因为缺乏比较，也就很难了解它们的发展规律和进步的轨迹。 最近，我看到了苏州旧日梨园公所的两块碑刻，大有所感。读了这两块古碑，我更加觉得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 公元1798年，即清朝嘉庆三年，我国民间戏剧，在经过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之后，引起了清朝封建政府的严重不安。当时清朝的皇帝颙琰下了一道谕旨，禁止乱弹、梆子、秦腔等戏剧的演唱。这个禁令包括京城地方以及江苏、安徽等地。苏州旧日梨园公所保存的两块碑刻，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在嘉庆三年三月初四日立的那块碑上，刻了当时江宁巡抚的告示，它写道： 照得钦奉谕旨：元明以来流传剧本，皆系昆弋两腔，已非古乐正音，但其节奏腔调，犹有五音遗意；即扮演故事，亦有谈忠说孝，尚足以观感劝惩。乃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媟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外，其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珅严查饬禁；并着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体严行查禁。如再有仍前唱演者，惟该巡抚、盐政、织造是问，钦此。” 这一段引的是皇帝的谕旨原文，然后这位巡抚大人就规定了许多毒辣的办法，这就是： “即应先令民间概行摈弃，不复演唱，则此种戏班无技可施，庶不致辗转流传，竞相仿效。除行司转饬查禁，如系外来之班，谕令作速回籍，母许在境逗留；其原系本省之班，如能改习昆弋两腔，仍准演唱外，合亟出示晓谕阖属军民人等及各戏馆知悉：嗣后民间演唱戏剧，止许扮演昆弋两腔，其有演乱弹等戏者，定将演戏之家及在班人等均照违制律一体治罪，断不宽贷，各宜凛遵母违。” 这块碑是当时全郡梨园十九个班会共同建立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禁令森严，这些民间戏剧仍然没有停止演唱。因此，两个多月以后，即嘉庆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新任的苏州织造部堂又出了一个告示。它更严厉地宣称： “查向来苏郡止有昆弋两腔，其扮演故事亦皆谈忠说孝，足以观感劝惩，其乱弹等戏俱系外来之班，所演淫亵怪诞，最为风俗人心之害。本部堂钦承简命，莅任伊始，恐有阳奉阴违情弊，合再通行示禁。如有外来乱弹等班潜住郡城，及官、绅、士、商违禁唱演等事，除密访查办外，并转行地方官严密查拿。一经败露，即将起班头人照违制例定罪，其余在班脚色各予枷责，仍行递解原籍收管，断不轻纵。其本处昆腔诸班，向例每年演习新戏，嗣后亦必按照史传实事，择其中忠孝节义，足以劝善惩恶者，方准扮演，母得稍涉淫靡；仍于开演之前，将各传奇缮本呈送，以凭去取。如有将淫亵怪诞新剧私演，一经查出，定当严办。本部堂言出法随，断不姑贷。” 这一块碑的末尾刻了当时全郡梨园七十多个起班头人的姓名。可见前一个禁令没有生效，所以这一个禁令要特别抓住起班头人，以便查办。然而，清朝封建政府的这些禁令，并没有能够消灭乱弹、梆子、秦腔等民间戏剧；反而使这些民间戏剧在被压迫的环境下锻炼得更加富有生命力，更加为人民群众所爱护。 封建的统治者当然不会懂得民间戏剧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以为用暴虐的禁令就可以扼杀它们。历史的事实已经给了封建的禁令以最大的嘲笑。所有的民间戏剧艺术同社会的其他上层建筑一样，随着社会基础的变革而变革。直到今天，无论是乱弹、梆子、弦索、秦腔，或者是昆曲、弋阳腔等等，都放出了新的艺术之花。 可是，对于民间的戏剧艺术和其他上层建筑发展的规律，在今天，还不是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认识清楚的。虽然现在谁也没有主张禁止任何一个剧种，而且就是过去曾被禁止的一些剧目现在也都开放了，但是，仍然有些干部对于民间的剧种和剧目的全部开放表示放心不下。他们害怕牛鬼蛇神一齐出现，给观众恶劣的影响。这说明这些同志还不相信群众有鉴别和批判的能力，还不了解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戏剧艺术有它的特殊发展规律。我见过有些干部曾经坚决主张禁演某些剧目，甚至有的同志曾经对于公认的好戏也有各种禁忌。比如，秦香莲剧中的杀庙一场、天仙配末尾的上天一场，在某次广播的时候就被删去，说是因为前者不合团结的精神，后者悲剧气氛太重。这简直叫人莫名其妙。 我希望从今以后再不发生类似的现象，而让这种现象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同时，我希望上面所举的嘉庆初年的碑刻，赶快被收进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去，供人们作为历史批判的资料。

第4版()专栏： 牵牛花（木刻） 刘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