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社论 赶快扭转产品质量下降的现象 在1956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许多工业企业既节约了原材料，又保证或提高了产品质量，这是有重大意义的经验和收获。但在目前蓬勃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一些企业并没有继续发扬这个经验，因而产品质量下降了。例如今年第一季度，上海的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一百七十种产品中，质量下降的有四十五种。沈阳市第二工业局所属企业的三十五种主要产品，质量下降的有搪瓷面盆、胶鞋、温度计、有光纸等十多种。保证和提高工业品质量，是关系着国家工业化建设，关系着人民生活的大事情。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说，保证和提高质量，延长它的使用时间，就是最大的节约；相反，产品的使用时间缩短了，甚至不能使用，就是最大的浪费。所以，提高产品质量，是任何社会主义企业不可动摇的方针。如果产品质量不好，那末即使节约很多原材料，也是违反增产节约的精神的。 为什么在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些企业的产品质量下降了呢？有人说是今年供应的原料质量不好。因为原料的质量不好而使产品质量达不到去年标准的只是部分企业。许多企业是因为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有缺点：原料和产品是好是坏，没有必要的仪器来检验，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都凭眼看、手摸、鼻闻、耳朵听，因而产品质量经常处于忽高忽低的状态。如果做的是老产品，或者原料比较好一些，产品质量也会好一些；如果做的是新产品，或者原料质量改变了，产品质量就会下降。第一季度有些企业的产品质量下降，正是因为原料和品种改变以后，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没有相应改进所造成的。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是应该改变，也是可以改变的。 在某些企业，特别是轻工业和手工业企业里，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在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品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产品的“有”“无”问题，即数量问题，而可以不考虑“好”“坏”的问题。在这种借口之下，就发生了单纯追求“稀”、“薄”、“细”、“轻”的偏向。例如，有的棉纺织厂为了多织布，把纱支改细了，但不相应地增加经纱和纬纱，结果织出来的布变稀变薄了，不耐穿了。有的机器厂为了节约钢材，乱改产品设计，结果造出来的机器的使用年限减少了，甚至不能用了。很显然，这种认为产品不能满足需要就只讲产量不注意质量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因为，第一、任何产品，如果不能保证一定的质量，就会给消费者带来损失，给国家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生产资料类的产品，是用来建设或生产的。我们建设一个工厂，生产一件产品，就必须保证它适用、耐用、经济，因此就要求有质量合格的设备、工具和原材料。设备、工具、原材料不够，我们宁可削减计划，也不能滥竽充数。消费资料类的产品，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者要求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价高而物不美（不耐用）的东西，消费者是不欢迎的。特别是那些按定量购买的工业品，如棉布，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尤其严格。今年，辽宁有些棉纺织厂把纱支改细，把布织稀以后卖不出去，就是一个例子。在市场供应紧张的时候，用次品、坏品来应付消费者，这是资本主义的办法。社会主义企业应该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产品使用时间的办法来缓和市场的供应紧张情况。因此，不论是生产生产资料部门或生产消费资料部门，它们在增产节约的时候，都应当努力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次品率，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各部门和地方应当对所属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出具体的要求，并且规定制度，严格检查，保证实现。 那末，是不是重的、稠的、厚的、大的产品都是质量好的呢？也不是。有些产品超过了应有的重量、厚度和密度，使用时间不仅没有相应地延长，反而会缩短。例如有些机器，所用的钢材很多，但并不比那些使用钢材较少的同样规格的机器好用和耐用。对于这一类产品，适当地改细、改薄、改轻、改稀是很必要的，不改就是浪费，就不符合于增产节约的要求。但是，在修改产品规格的时候，必须经过试制、试用或试销，征求使用单位或消费者的意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这样的修改，才能保证产品质量，又能节约原材料。 质量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多，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特别是需要工厂本身的重大努力，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今年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有不利的条件，也有有利的条件。不利的条件就是有些企业的原料质量不够好。有利的条件是：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许多企业的设备和劳动力都有余，工人和技术人员不像往年那样赶产量任务，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改进产品质量的工作上面。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经过几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去年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以来，已经积累了不少提高产品质量的经验。例如，许多技术力量比较强的中、大型工厂，都制订了比较先进的技术操作规程、检验制度。许多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的中、小型工厂，也在领导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各种技术协作，改造必要的设备，有的按照行业或专业把各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通过比产量、比质量、比成本、比操作，把各厂的精华集中起来，制订了产品的操作规程或主要工序的操作要点，制订了产品的质量标准。有的则组织地区性的技术协作，通过质量展览会，互相参观和学习，交流心得，共同提高。我们今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把那些既能节约原材料又能保证或提高产品质量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已经有了操作规程、检验制度、质量标准，但还不够完善的，今年要使它们完善；还没有的，就要重新制订。手工业合作社也应该采取技术协作的办法，逐步制订产品的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开始的时候，即使制订的规程和标准不够完善，但是，总比没有好。 在一些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和超额奖励制度的工厂里，部分工人为了多得工资或奖金，单纯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对于这些工人，企业里的党组织、行政、青年团和工会，一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正确地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实行一种按质计件的工资办法和奖励办法。所谓“按质计件”，就是产品质量好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就高一些；质量次的，工资和奖金就低一些；质量不合格的，不给工资或奖金。这样可以刺激工人更加关心产品质量，更加努力学习技术。这对于工人、国家、和消费者都会有好处的。

第1版()专栏： 在增产节约中单纯追求数量 某些轻工业品质量不好 本报讯　在第一季度轻工业、纺织工业系统增产节约运动中，虽然有许多企业完成了增产任务，质量也有所提高，但是，有些企业在强调增产的同时，忽视了产品质量。如纺织厂一等一级纱普遍减少，一等二级纱的质量比去年第四季度的低。辽宁有些纺织厂为节约用棉，纱支改细后，布的纬线、经线没相应增加，结果布变稀变薄，连商业部门都不愿要。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今年改细十八种棉布的纱支，其中有十二种没有相应增加经线、纬线。在这十二种棉布里，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并不影响质量；但是有一部分却影响了质量。有些厂的纱的棉结杂质增加了，用这种纱织成的布不好印染：布面色泽暗淡无光，印染成本也提高。日用轻工业系统生产的保温瓶，据十几个厂的统计，1月份的正品率是91.18％，2月份是84.39％，3月份是85.7％。其他如胶鞋开胶、发粘、变色、大底不牢；搪瓷口杯有裂纹等等。北京燕京造纸厂曾经一度因不适当降低苇浆用量、增加稻草浆用量，使纸的质量下降。徐州造纸厂去年是江苏省同产业厂际竞赛的第一名，可是今年第一季度的产品质量却大大降低了。 产品质量下降的原因很多。原料质量不好，是其中之一。如北京橡胶厂生产的白力士鞋，因为帆布面薄，做出来的鞋没有以前那样耐穿了。但是某些企业的领导干部看到目前产品供不应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只注意节约，不注意质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的人就说：“少用料并不吃亏，反正有人要”。 根据以上情况，国务院第四办公室负责人要求有关工业部的领导同志必须吸取1955年有些企业忽视产品质量，造成浪费的教训，切实克服在增产节约中单纯追求产品数量的思想，总结和推广那些既能节约原材料，又能保证产品质量的经验。

第1版()专栏： 青浦县将在农业社中提倡“五要五不要” 根本改善社干部和社员的关系 本报南京27日电　本报记者甄为民报道：中共江苏省青浦县委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后，对当前本县农村实际存在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贯彻民主办社的“五要五不要”等几条解决矛盾问题的办法。 当前青浦县农村突出地存在着下述三种矛盾。 首先是农业社内部社干部和社员、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如少数社干部有事不和群众商量，社员盲目发展个人副业，影响到社里的生产。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社里的生产不能满足社员日益增长的生活要求，或分配不当。 其次，是社和国家、需要和可能的矛盾。合作化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向国家提出要大量的肥料、饲料和其他生产及生活资料，国家一时不能充分供应，因此有的社到外地抬价抢购。 再次，社与社、县与县、集体与集体之间也有纠纷。如农业社和农业社争捞河泥，农业社和渔业社争水面，农业社和手工业社争销售市场，本县农业社和邻县农业社争运粪肥等。 针对以上分析的情况，青浦县委研究决定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农村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一）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要正确地贯彻民主办社方针，改善社干部和社员的关系，并在社员和社干部中提倡共同做到“五要五不要”：一、要团结互助，有事商量，不要闹事生非；二、要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劳动成果，不要损人利己；三、要维护社会秩序，不要开口骂人，动手打人；四、要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正确地发展生产，不要投机取巧；五、要安全生产，不要发生事故。 （二）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要求县、区、乡各级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人员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到实际中去解决问题，同时抽调干部加强对乡、社的基层领导，特别加强对落后社的领导，千方百计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 （三）从党内到党外，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对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的教育。同时要特别注意进行团结教育，把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都发动起来。 （四）要认真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处理社与社的纠纷时，应从有利于生产、加强团结出发，经过说服和协商达到妥善处理。在处理农业社与渔业社、手工业社的矛盾时，应当以不影响渔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为原则。要经常不断地进行“问题”排队，对可能发生问题的工作，及早采取措施。对干部群众的实际困难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对不能解决的要反复耐心地说清楚。

第1版()专栏： 调整社和社员的经济利益 新疆喀什地委强调贯彻互利政策 本报乌鲁木齐27日电　中共新疆喀什地委在最近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关于正确处理农业社内部矛盾问题。 在过去转社、办社期间，喀什地区不少农业社因为干部工作作风生硬、财务制度不健全，或转社并社中强调了社的利益、耕畜折价过低、果园入社的办法不妥，曾引起不少社员的反感；而上级党委的领导又不深入，因而没有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迅速予以解决。结果，春耕开始后，这些农业社里的矛盾就表面化了，甚至有不少社员要求退社。当时，领导上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很好地进行研究，从根本上求得解决；而是和过去一样，一般的强调一下政治思想教育（当然是必要的），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企图以此来消除矛盾、完成春耕生产。事实证明：这样作，虽然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某些内部矛盾较严重的社的状况。 这次地委常委会议，针对上述情况指出：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农业社内部矛盾这一事实，要求彻底改善农业社里社与社员、社干部与社员群众之间的关系，健全社的民主生活，以激励社员群众的积极主动精神。会议认为：要正确解决农业社内部矛盾，必须贯彻民主办社方针，要求各农业社利用生产空隙，组织社干部学习民主办社三项措施，检查和解决社内存在的问题。 会议在研究克服农业社内部矛盾，进一步巩固农业社问题时，特别重视研究贯彻互利政策问题，认为这是从经济上正确调整社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环节，而当前互利政策上的关键，是在处理转社并社中生产资料入社遗留问题时，应当放宽尺度。 会议认为：要正确处理农业社内部矛盾，就只能采取耐心的细致的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按照政策办事，必须坚决克服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平易近人，不仅是深入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从行动上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指示的标志。会议希望所有农村工作干部都从这个角度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第1版()专栏： 山东范县农业社认真处理内部矛盾 出现团结生产的新气象 新华社聊城27日电　山东省范县的一百一十五个农业社，经过认真处理内部矛盾以后，各社团结加强，社员争取今年大丰收的积极性很高。据调查，在春耕生产中，社员出勤率都达到95％以上。 去年，这个县有一部分农业社，由于社干部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在办社上有些缺点，又加部分社遭灾减产，有一些社员减少了收入，因此从去冬以来，有些社便出现了社员闹事、拉牛出社的现象。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共范县县委会，在今春从县区机关抽调三百二十五名干部，组成检查组、访问团，深入各社协助乡、社干部工作。去年遭受水灾的龙王庄、杨集、张庄等区的部分合作社，今春曾有三百四十七户社员要求退社，另有八百五十多户思想动摇。这些社在驻社干部和工作组的帮助下，向广大社员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逐户帮助减少收入的社员分析原因，讲解了合作社发展生产的前途。在社员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对生活确有困难的七十六户社员，分别采取归还投资、预支工分、粪价和社会救济的办法，进行了安置，结果都表示不出社了。 许多社在处理社内各种问题时，多是采取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用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岔楼区的荣庄、台头等四个乡的农业社，根据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协商的意见，合理地调整了各生产队耕种的土地，清查了社和队的财产，规定了按时公布账目的制度，并把应该分给社员的余粮、现款都及时分给社员；对部分中农社员入社的牲畜、农具等折价偏低或没有折价的，重新评议作价，并规定了偿还日期；部分作风有缺点的社干部，也向社员作了检讨，并在行动上有了改进。因此，各社都出现了团结生产的新气象。

第1版()专栏： 充分发挥农业社经营独立性 今年国家掌握的农业生产指标减为九项 新华社27日讯　本社记者从农业部获悉，今年国家掌握的农业生产指标，已由二十五项减到了九项。这是使农业合作社能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经营管理独立性所采取的初步措施。 这九项指标是粮食、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黄麻、苎麻和生猪。其它如各种粮食的分类指标，糖料作物和茶的指标，生猪以外的各种牲畜的指标等，一概由农业社自行制定，经省或县级机关审查平衡。 现在各省的县级政府都比从前有了较大的责任和权力，他们能够制定几种主要作物生产的参考指标，或者控制一定耕地面积的生产指标。其余耕地由农业合作社自行制定生产计划。 据农业部工作人员谈，减少中央部门控制的农业生产指标，给地方和农业合作社以机动的权力，可以满足农民对各种小杂粮、饲料和食油的需要，同时还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过去农业部门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对各项农作物的生产指标进行了统一规划，并且大都由国家控制。这种做法在保证对全国的粮食供应和满足工业生产需要方面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对各种农作物的生产指标掌握得过细过严，在具体执行中某些地方有机械分配现象，因此使农业合作社不可能因地制宜的来规划生产，所生产的作物往往不适合农业合作社和社员的实际需要。现在国家掌握的九项生产指标，除有国家自上而下制定外，同时还考虑到各地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样，不仅切实地保证了国家对粮、棉等主要农作物的需求，又适合于农业合作社本身的可能条件。同时，对各地农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地开展其他农作物的经营，更好地发挥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1版()专栏： 铃木和浅沼电谢周总理 新华社27日讯　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和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今天从东京打电报给周恩来总理，感谢中国方面对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的盛情接待。 电报还说：“我们坚信，这次成功的会谈将促进相互的了解，并且将鼓舞我们在全国展开的争取恢复我们两国关系的运动。”

第1版()专栏： 郭沫若宴巴西议员卡斯特罗 据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晚设宴欢迎来我国访问的巴西众议员、前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主席若泽·德·卡斯特罗。

第1版()专栏： 聂荣臻接见朝鲜医学代表团 据新华社27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今日下午在北京接见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健省副相柳基春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医学代表团全体人员以及从罗马尼亚归国途经北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健相李炳南，平壤医科大学校长金培浚，保健省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金东斌。

第1版()专栏： 各国工会代表团陆续到京 新华社27日讯　泰国十六个工会组织的代表团团长乃普腊塞·孔普伦·契特等一行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这个第一个来中国进行访问的泰国工会代表团，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来北京参加“五一”观礼的。 代表团团员乃苏帕恰亚·斯里萨提在机场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泰国工会代表来中国进行访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泰两国人民和工人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合作。他相信在中泰两国人民和工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他们分离的。 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还有以鲁迪·斯彼金为首的全德国工会代表团、以桑布为首的蒙古工会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工会代表十二人。这十二位印度尼西亚工会领袖是代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关税工会、印度尼西亚村公所人员联合会、卫生工会、典当工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工会、全印度尼西亚银行工会、文教部工会、印度尼西亚民权统一工会、移民所工会、印度尼西亚教师联合会和印度尼西亚职工联合会前来北京参加“五一”观礼的。 在今晚乘火车到达北京的，有以新加坡职工总会副主席李树林为首的新加坡工会代表团。

第1版()专栏： 日本福冈县访华团到京 新华社27日讯　日本福冈县友好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人在团长、日中友好协会福冈县联合会会长高丘稳率领下，今天晚上坐火车到达北京。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的。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等到车站欢迎代表团。

第1版()专栏： 华侨观光团陆续到京 本报讯　来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华侨回国观光团和回国观光侨胞正陆续到达北京。 27日晚上到达北京的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回国观光团。这个团共七十九人。 在这以前，先后到达北京的，有苏联、蒙古、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荷兰、法国、非洲、瑞士等地侨胞以及港澳同胞共一百七十五人。

第1版()专栏： 中国人民愿和全世界和平力量团结合作 反对核武器　反对战争　巩固和平 并热烈欢迎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第一次在亚洲召开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昨晚举行扩大会议，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今年3月30日到4月2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吁书和声明及关于国际局势的决议。会议并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今年6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主持这次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世界和平运动的成绩。他说，世界和平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世界和平运动的号召已发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从事和平运动的朋友们，应该更加努力工作，促使世界局势进一步和缓，便于我国发展和平建设事业。接着他谈到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柏林会议的情况。他对柏林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表示拥护，并说，柏林会议决定今年6月在科伦坡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这是第一次在亚洲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是一个好消息。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柏林会议的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在会上报告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柏林会议的情况。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柏林会议决议的决议。 出席今天会议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理事和各界著名人士等。

第1版()专栏：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柏林会议决议的决议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了最近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吁书和声明及关于国际局势的决议，一致表示支持这些决议，并认为这些决议有助于推动和扩大各国人民为争取和平和反对战争的伟大运动。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热烈支持柏林会议关于今年6月间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的决定，并且相信，这个第一次在亚洲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不但将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并将进一步加强亚洲人民和其他地区人民在和平事业上的团结，将鼓舞亚、非各国人民更坚强地为发展万隆精神，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和平而斗争。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各国人民，特别是几次受原子武器灾害的日本人民所进行的反对核子武器的正义斗争，并坚决反对美国和英国政府顽固地拒绝苏联提出的缔结禁止使用和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扩建原子基地和原子部队。中国人民愿和全世界一切和平力量加强团结和合作，为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威胁、进一步缓和国际局势和巩固世界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 1957年4月26日

第2版()专栏： 党内外同志亲密合作互助共事 保证有职有权　遇事诚恳相商 武汉公用事业管理局树立良好榜样 新华社武汉27日电　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的共产党员干部，尊重民主党派成员局长的职权，和这位局长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 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贯支持这个局的民主党派成员局长周焕章（民建中央委员）的领导，并积极帮助他进行工作。局里的共产党员科长和所属公司的经理在处理工作问题时，都主动地向周局长请示汇报，凡周局长作的指示，下属机构都能遵照执行。在每次例行的局务会议、办公会议或全局职工大会、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周焕章也是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举行前，共产党员干部们都积极地按照周局长的指示为他收集和整理材料，由他代表全局去作报告或发言。他不仅能看到上级政府部门发来的电报和文件，为了工作需要，有关的共产党内的文件和电报，共产党组织也供给他阅读。共产党员副局长梁天益也很尊重周焕章。凡是周局长要他作的事，他都积极执行。有一次，周局长对秘书写的一份发言稿不同意，梁副局长就亲自动手连夜改写好，使周局长很满意。有了这些好的工作条件，周局长工作起来劲头很大。他经常对老朋友们说：在公用事业管理局有职无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遇事诚恳相商，互相尊重对方意见，这是公用事业管理局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在处理较大的问题时，领导干部总是在意见取得一致时才向下发指示。遇到某些问题经过商量后意见仍不能一致时，他们就到群众那里去找办法。有一次，周局长根据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意见，想决定把用户水表以内水管漏水等问题在短期内全部解决。梁副局长认为周局长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由于他来局工作不久，对所属各公司的力量不够了解，因此就和局长一道深入到基层去具体观察，听取职工群众意见。周局长从实地观察中，发现想急于一时解决所有问题是政府财力、人力所办不到的，只能采取相应措施逐步逐个解决，就修正了自己原来坚持的意见。经过多次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不仅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自己的急躁情绪，使自己的主观愿望能经常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在生活问题上，这个局的党内外干部都互相谦让，感情融洽。工余时，他们经常互相串门，拉家常，或谈谈工作上的问题。最近，周局长生病休养，共产党员干部们经常去探望他，使周局长很感动。 但是，这种好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据这个局的中共党组负责人说，在1955年周局长来到这个局的初期，局里的共产党员干部有事只向共产党员副局长请示报告。党组织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在党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批判了宗派主义情绪，才使这种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建立起来。

第2版()专栏： 党没有把我当外人 我也没有作客思想 民革山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西省民政厅长 杨自秀 我从解放后和共产党在一起亲密无间地合作共事已有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我从没有感到党把自己当作外人看待，而我自己也从没有过“作客”的思想。我认为合作共事的共同思想，就是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今天的合作共事，就是共社会主义的事。但合作共事，还必须有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也谈不到合作共事。而另一方面，被领导者也不能盲目服从，因为盲目服从，就会失去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会给革命带来损失，而且这样当然就不会把事共好。 八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要在党的领导下，和党员同志共同把工作搞好，首先就是要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没有这一点，就会“人云亦云”，就不会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自己常想，党和人民是这样信任自己，自己的一切物质享受又都超过了一般劳动人民，那么，我对人民又作了些什么呢？想到这里，自己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就越来越强烈了。有了这样的责任感，不论在各项政策、法令、指示的制定上，也不论在日常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上，我也就会畅所欲言地发表我的意见，并且敢于大胆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今年在讨论制定贫苦烈军属优待劳动日的暂行办法的时候，根据烈军属的生活水平应不低于当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原则，党员副厅长主张：在春天评定了优待多少个劳动日后，如果秋收分配时，烈军属的收入因为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低于一般群众的水平，就应该再作调整。当时我考虑低了固然应该调整，以保证烈军属的生活，但是高了也应该调整，以免烈军属的生活脱离群众，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因此，主张在秋收分配时烈军属的收入不管偏低还是偏高，优待的劳动日都应作调整。双方为这个问题争执得很厉害，后来经过省人民委员会的研究，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这种情况，在我们山西省民政厅几个党与非党的领导同志中，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个人的看法不同，往往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上有分歧意见。但这种分歧都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就是为了把工作搞得更好，所以经过争论不但没有伤害感情，反而加强了团结。 记得在1952年参加中央组织的南下土地改革工作团，到江西省帮助土地改革工作时，当时有些非党同志怕戴“地富思想”的帽子，曾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时候，自己的思想也是动荡不定，但后来想到，右了对人民事业不利，“左”了对人民事业也不利，党的政策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按政策办事对。及至到了江西省乐安县第五区荷波乡后，该乡的土地改革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的时期。当时的工作组长是个党员同志，不按照政策规定办事，对大小地主和非法地主与守法地主不是分别对待，各方面都搞得有些过火。自己当时是被派去做副组长，看到这些后，一开始虽也想提意见，但感到他是党员，又是一个遇事独断专行习气很深而毫无民主作风的党员，今天是共产党天下，想怎搞就怎搞吧！后来又想这样不对，工作搞好搞坏自己都有责任，决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自己一面向他提出意见，一面就亲自到另一个村里去检查，并通过和农会研究，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但后来当区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一次全区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会议上，区的领导却认为我那样作是错误的，并说我有地富思想。当时自己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声明不能接受这一批评。最后，经过县委研究，才对我的作法作了结论，认为那样作完全正确，并从而纠正了当时其他乡在工作上发生的偏向。经过这样的互相批评之后，不但工作搞好了，同志间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因此，我认为搞好党与非党同志的合作共事关系，就是要处处从人民利益出发，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2版()专栏： 黑龙江开始具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四十万人将得到适当安排 新华社哈尔滨27日电　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全省四十多万从外省盲目流入的农民、复员军人和中、小学毕业生以及整编中调整出来的干部、职工，开始进行安排和处理。 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非常重视对上述四十万人的安排处理，曾研究了几次，最后才提出了处理的方案。 现在，从外省盲目流入省内的五万名农民，其中除少数人不愿到农村生产被动员返籍外，许多人已经被安插在地多人少、有荒可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或安插到条件较好的移民新村里。国家还向他们发放了二百万元的投资和一百万元的贷款，这笔钱即将发到他们的手里。对复员军人和整编中调整出来的干部、职工的处理，也有了具体方案。今年的复员军人有80％要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出生在城市和有技术或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复员军人，将在城市就业。目前，已经回来的一千多名复员军人，其中绝大部分已经愉快地走上了农业生产岗位。二万名从整编中调整出来的干部、职工中，一部分骨干分子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工作；年老多病和子女过多、家务繁重的女干部，将动员他们退职或退休；另外抽调一批具有文化程度的青年职工报考中等技术学校。对这些人的处理要作到“留者安心，去者满意”。 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省人民委员会的措施是：凡家居农村的应全部动员参加农业生产，有条件的还可以组织他们在生产之余进行自学；对家居城市的学生，应本着能安排一个就安排一个的精神，组织部分学生参加各种手工业、服务业，而大部分毕业生要通过各种自学形式，以提高文化水平，准备逐步就业。现在，全省的中学和小学，已开始向学生们讲清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的道理。有些农业社并开始了迎接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准备工作。

第2版()专栏： 浙江结合具体情况讨论内部矛盾 干部认识必须改变老一套作风 本报杭州26日电　4月18日到26日，中共浙江省委分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扩大）和宣传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其他文件。参加会议的党内外干部齐集一堂，结合浙江省的具体情况，讨论得很热烈。 干部们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如何划分的问题时，有的同志提出，由于过去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一些是夹杂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所以一发现矛盾，就自然地联想到反革命的破坏。如定海县小沙区一个社的社员们把社长、乡长、乡支部书记绑起来了，县委听到讯息，就怀疑有反革命的活动。经派人到乡调查，发现这个社有三个党员贪污，乡支部书记开口就训人，群众很不满，绑人的社员都是基本群众。在调查时，社员提出清理帐目、退回贪污财物、对贪污问题要处理、改选干部等四个要求。县委表示支持群众意见，群众自己也检讨了绑人的错误，并且积极地投入了生产。大家认为，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要善于区别和分析矛盾性质，积极地去解决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矛盾扩大，甚至会把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在讨论中，许多干部还检查了过去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错误和缺点，进一步认识了旧思想和老一套作风已经不能适合今天的形势了，如不赶快转变，就会被时代抛弃。 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许多干部检查了过去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片面宣传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忽视了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碰到问题常常采取简单粗暴的“压服”办法，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尖锐了。如有一个县，今年春节后群众赌博盛行，县的领导方面采取了抓赌的办法，不但没有完全平息赌风，反而连过去对赌博不满的妇女也不满政府了。有的地方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平息赌博，群众就自觉地不赌了。 讨论中，大家认为，虽然细致的说服教育比简单粗暴的“压服”要困难得多，麻烦得多，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来说，应该排除万难，一定要下决心改变旧思想、旧作风。 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加强思想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外，许多同志提出，还要搞好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从最根本方面解决农业社中各种矛盾的方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向自然界作斗争，发展生产，改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了，也会减少人民内部的矛盾。如舟山渔区的同志说：“去年渔业增产了，今年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减少了。” 在学习和讨论期间，各级党委书记对回去如何贯彻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许多县准备回去后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工作的方针，通过整社、生产、开社员代表大会等方法进行贯彻。有些县还准备总结过去正确的和错误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吸取经验教训，分别是非，教育干部，使所有的干部逐步认识、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和方法。

第2版()专栏： 伏老冒雨漫游西湖名胜 晚间观看盖叫天名剧“恶虎村” 新华社杭州27日电　今天上午伏罗希洛夫主席由周恩来总理和浙江省省长沙文汉陪同，冒着细雨在苏堤漫步，并到花港观鱼公园和虎跑寺游览。 伏罗希洛夫主席挽着周总理的手，从西冷桥附近的宾馆漫步走过横贯西湖的苏堤，欣赏西湖雨景。快到南面的苏堤口时，周总理指着前面对伏罗希洛夫主席说，那里原来有个雷峰塔，也是西湖的著名的风景点，后来倒掉了。周总理还向伏罗希洛夫主席介绍了关于白蛇传的美丽传说，伏罗希洛夫主席听了很感兴趣。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花港观鱼公园观看了有许多种颜色的金鱼。然后到园里的“翠雨厅”喝茶休息。 伏罗希洛夫主席离开“翠雨厅”时，一个刚到杭州的金华市女教师许以玮迎着他，代表全班四十多个学生向他问候，并把她得到的一枚“一级劳卫制奖章”献给苏联贵宾。伏罗希洛夫主席握着她的双手向她表示感谢，并把一枚有列宁像的纪念章送给她，请她代向学生们问好。 在公园里的蒋庄，伏罗希洛夫主席遇到了我国著名学者、浙江省文史馆馆长马一浮老先生。经周恩来总理介绍后，伏罗希洛夫主席亲切地和他握手，并且邀他一起照了像。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虎跑寺还参观了传说中“济公活佛”的骨灰葬地——佛塔。 新华社杭州27日电　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今晚在杭州观看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主演的京剧“恶虎村”。陪同贵宾一起观剧的还有贺龙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和杭州市市长吴宪。 演出结束后，伏罗希洛夫主席上台向盖叫天赠送鲜花，祝这个七十一岁的老艺术家青春常在。

第2版()专栏： 福建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主席讲话 提高了认识揭露了工作缺点 据新华社福州电　中共福建省委最近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到会干部在讨论以后，认识提高了，不少人还批判了自己过去的看法，如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了，问题还有这么多，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事情越来越难办了，不知如何是好”等等。经过讨论并且对照实际工作情况的发展变化，大多数干部坚定地相信，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不仅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且可以推动各种工作的前进。 会议批判了目前有些地方农村工作存在的不注意克服工作中和干部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不注意向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对有意见的群众往往加上“地主富农思想”的大帽子的错误做法。同时，会议批判了前一时期部分干部不注意分析各种思想的是非、不及时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右倾情绪。 会议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干部认为：目前不是“放得有余”，而是“放得不足”。他们认为，要提高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认识，要制止粗暴干涉现象，必须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五百八十三人，其中党外人士一百二十七人；另有四百多人列席会议。

第2版()专栏： 山东省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已到县级机构 广大干部在学习中开始注意联系实际 据新华社济南27日电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山东省已经传达到县一级机构的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青岛、烟台、淄博三个市以及惠民、菏泽、聊城、济宁、莱阳等专区大部分县的基层干部也听到了传达报告。到目前为止，全省听到传达报告的党内外干部以及科学界、文艺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等已经有二十多万人。 目前，各地广大干部在学习和讨论中都初步注意到联系实际，分析各地和各单位人民内部的矛盾，研究处理矛盾的方法。中共青岛市委在4月18日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学生升学和参加劳动的问题；中共聊城地委正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正确处理农村中的矛盾。在学习中，许多干部体会到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重要的问题在于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第2版()专栏： 认真克服领导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黄火青 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必须首先严肃地认真地克服领导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一点，从天津市最近进行的一次干部思想检查的情况来看，我们感觉十分重要，也是确有实效的。 部分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 不了解人民内部会产生矛盾 几年来，天津市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保持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辛勤努力，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作上也有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也有少数干部认为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生产关系大变革时期已经胜利结束，就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在敌我之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在人民内部，仍然会产生矛盾，还需要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因而在一部分干部中，工作松懈，骄傲自满，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很显然，这是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 根据“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天津市的干部思想情况，在学习“八大”文件的基础上，我们在全市三千多科长以上的干部中，进行了一次以克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和思想检查。检查从今年1月初开始，到2月底结束。所采取的方法是检查思想和检查工作相结合，按照我党解决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启发自觉，发扬民主，“和风细雨”，领导人员以身作则，深入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达到提高认识，增强团结，改进领导，改进工作的目的。 在这次检查中，多数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有比较高的自觉性，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地启发和倾听自下而上的批评，主动地进行自我检查。这样作的单位，检查进行得都比较顺利和迅速，问题揭发得比较彻底，检查得也比较深刻，在改进领导改进工作上效果较为显著，对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作用也比较大，增强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团结。但是也有少数单位的领导干部，在检查初期自觉性不高，态度不够端正，或者是骄傲自满，或者怕丢面子、怕负责任，对检查有抵触情绪，不积极征求下面的意见，不主动、认真地进行自我检查，甚至拒绝批评；这样，检查就不能顺利开展。对这样的单位，我们就亲自找它的领导干部个别谈话，提高他们的思想自觉，端正他们的态度，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并帮助他们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引导群众揭发问题，提意见；并给被批评的同志以充分发言的机会，以共同讨论、分析的方式，使批评自我批评深入下去，切实搞通思想，提高认识。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有抵触情绪的同志，改变了态度，逐步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从检查中看出，在少数干部中，个人主义思想和政治衰退的现象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其突出的表现是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不争工作。有些人以功臣自居，把名誉、地位看成是自己应得的报酬。有人说：“过去‘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应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不能再这么提了。”甚至有人向党和国家讨价钱。例如有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说：“工农干部工资太高了，我们有预付资本（指受过教育），工资应该高些。”另一个干部因为没有提级，不好好工作，说这是“按酬付劳”。此外，有些人贪图安逸，工作松懈，缺乏责任心。他们认为“对工作问题索性不要深追，越追，麻烦事越多”；“工厂脏，马路长，冬天冷，夏天热”，不如坐办公室“又省事，又舒服”；遇事不是推给领导，就是推给下级，得过且过。有的人思想颓废，暮气沉沉，走退坡路；还有的人吃穿想的多，工作想的少，生活铺张浪费，工作消极、疲沓。事实证明，凡是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得比较严重的地方，凡是有革命意志衰退倾向的干部，就必然产生工作上不负责任，生活上脱离群众，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现象，就必然产生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 领导不深入作风不民主 从检查中可以看出，官僚主义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二： （一）领导不深入，一般化；行动迟缓，办事拖拉。不少干部几年来滋长了“松一口气”和满足于现状的思想。有的认为：“革命胜利了，不像战争时期那末紧张了，有事拖一下也塌不了天”；也有的认为：“工作秩序正规了，下面已经有经验，工作中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此，遇事很少亲自动手，刻苦钻研；满足于听听一般的汇报，开会作一般的布置，坐在办公室里批批文件，很少深入下去。偶尔下去也是“走马观花”，不能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解决问题。同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机构大、层次多、工作手续繁杂。 （二）作风不民主，不尊重党委集体领导，领导方法简单生硬，单纯使用行政命令，不走群众路线。他们认为：群众讨论半天，不如行政一道命令”，“说服教育太麻烦，还是批评、处分效力大”，有些干部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强调个人作用，计较个人的得失。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求，不加理睬，对他们的工作，不注意帮助，动辄批评，轻率处分，影响了下面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疏远起来。 经过这次检查，广大干部、特别是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地认识到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使个人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发展起来，不但个人的发展是危险的，而且将加深领导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对革命事业将有重大危害。因而艰苦奋斗、勤恳工作、勤俭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在干部中有所发扬；干部之间的团结也有所增进。特别是向政治衰退的干部敲响了警钟，其中大多数人已开始醒悟过来，认识到“如果一任自己的错误思想发展下去，就有脱离革命的危险”，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随着思想的提高，各单位在领导上、工作上都有了一些新气象。市级各机关在精简机构方面，实事求是地积极贯彻了中央关于精简编制的指示。如市委各部决定减编二百六十三人（其中科、处长级干部七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的26.8％。市人民委员会系统各单位减编也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如民政局减编33％，税务局减编41.5％）。领导机关精简下来的干部，正在调往区级机关和基层单位。对于会议也作了一些合理的调整，市级机关确定了“无会议日”，在这一天，全市领导机关不举行会议，以便领导干部深入下层进行工作。经过这次检查，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加强具体领导等方面，较前大大注意了，工作较前深入了。 转变领导作风 推进了增产节约运动 领导上的转变，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工作。这突出地表现在增产节约运动上。如耐火器材厂（主要生产坩埚），过去因为原料供应经常不足，生产不正常。这次检查后，厂长亲自到原料产地（山西）了解原料生产的情况，协助当地组织了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坩子土的副业生产。结果不仅解决了该厂的原料问题，1、2月份产量超额50％，而且使原料产地的合作社员增加了收入。 这次检查虽然有许多收获，但是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有些干部自觉性不高，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上级领导机关也缺乏具体的帮助；有些单位还有些前紧后松的情况，检查得不深不透。就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为了巩固成果，也还需要作很多努力。 从这次检查中，我们也深深觉察到过去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存在着许多缺陷。上述种种思想问题之所以未能更早地得到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不强。特别是去年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帮助广大干部了解已经发生的巨大深刻的转变的重大意义，使大家的思想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没有及时在干部中大力进行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教育，使大家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有些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反而放松了；同时，对干部也缺乏经常的教育和监督。 这次主要是检查和批判了官僚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至于目前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还没有着重检查。目前不少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对统一战线政策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等问题都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模糊认识。不清除这些错误思想，就会妨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因此，这次检查只是加强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始，今后还需要进行很多工作。最近我们召开了全市宣传工作会议，吸收了科学、教育、文艺、卫生、新闻出版各方面的非党知识分子和党的宣传工作干部在一起，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在党内党外广泛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要求大家深入学习，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展开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单位的工作，具体分析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研究新形势下提出的许多新问题。 其次，我们正在组织全市党员学习党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深入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加强党性锻炼，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为不久即开始的整风运动作好准备。 为了继续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发扬民主。除了正确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健全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外，还要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在工厂中应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在学校、医院中应建立定期征求群众意见的制度，增加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接触，遇事多和党外人士协商。我们相信：只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领导干部又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那么，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一定能够及时发现，并及时得到解决。

第3版()专栏： 编者按：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最早的自治地方，从1947年5月1日成立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十年来，自治区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项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自治区的面貌起了根本变化，蒙古民族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一天比一天团结；农业、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业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兴城市不断出现；商业贸易日趋活跃；人口下降趋势已被遏止、并且开始兴旺；文化教育等等事业也都有飞跃的发展；自治区各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成就是我国蒙古民族和各族人民的骄傲，同时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十年和十倍 谈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建设的发展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工业部部长　权星垣 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工业的内蒙古自治区，十年来，经过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努力，工业建设已迅速发展起来。 现在，这里有迅速发展着的大兴安岭森林工业基地；有正在建设的包头钢铁工业基地；连接中、苏、蒙三国的集（宁）二（连）铁路去年已经通车联运；直通祖国西北兰州工业基地的包（头）兰（州）铁路又在紧张施工；包头糖厂和海拉尔、平地泉两个肉类联合加工厂已经先后投入生产；呼和浩特、河套地区的糖厂正在筹建。地方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十六个农具制造修配厂和牧业机械厂同遍布全区的手工业合作社一起，组成了三百九十个农具修配站（组）。同牧业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乳品、皮革、毛织工业发展也很迅速。1949年，全自治区只有一个乳品加工厂，只有两三种产品，现在整个乳品工业已经拥有一千名职工、四十个大小加工厂了。在皮革工业方面，以先进技术装备了海拉尔皮革厂，扩大了包头皮革厂。过去只能输出原皮的锡林郭勒盟，现在已经在锡林浩特建立了皮革厂；牧民们喜爱的香牛皮靴子和马鞍具，能够就地制造了。呼和浩特除原有的毛织厂以外，现在正在新建一座三千六百锭的毛织厂，今年可以投入生产。适应自治区建设的需要，建筑材料工业从1952年到1956年发展了十六倍多。印刷、被服、制鞋、食品等工业也都有二倍到六倍的增长。自治区还有这样一部分工业，像赤峰制药厂、牙克石色酒厂、伊克昭盟的制碱厂和硫磺矿、昭乌达盟的宝石矿，以及分布在平地泉区和乌兰察布盟的云母石棉工业等，它们的产品在自治区内虽然销量很少，但是为国家所需要，我们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使他们得到发展。另外，自治区还积极发展了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 在1947年的时候，内蒙古全区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是五千三百多万元，到1956年底就增加到五亿八千多万元，比1947年增长十倍以上。地方工业的主要产品，在1947年才有四十四种，1956年已经增加到二百三十二种。 工业建设的发展，正在改变着自治区的面貌。 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了。1956年底，全区有工矿企业职工七万多人，比1947年增长六点六倍；国营、地方国营建筑安装企业的职工，还有八万多人。职工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1956年职工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一点三倍，职工住宅从1952年到1956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九万多平方公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历史上连手工业工人几乎都没有的蒙古民族，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人阶级。据初步统计，厂矿企业内蒙古族和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职工，现在约有八千多人。在包头钢铁公司的技工学校里，现在有将近四百名蒙古族学生。 自治区原有的一些消费性的小城市，正在逐步变成生产性的城市，许多荒野农村出现了新的城镇。两年前还是一片荒滩野地的包头新市区，已经初具城市规模，原来没有人家或只有很少住户的二连、赛汗塔拉、土木尔台，由于集二路的修筑和通车，已经变成了繁荣的城镇。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里，过去人烟很少，现在已经拥有三百多公里铁路、二万多林业职工，出现了八个五千人以上的市镇。 几年来，自治区的工厂生产了各种大中型农具十六万多件，很多农畜产品和副业产品都可以在自治区内加工了。这就支持了农牧业生产，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仅乳品工业从1950年到1956年就处理奶六万六千多吨，牧民和牧场收入的牛奶费近一千万元，可买三十三万多匹细白布或六十多万只羊。 遍布全区、已经合作化了的四万二千多手工业者，在支援农牧民生产生活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据1956年的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共修配新式农具十九万多件，旧式农具二十一万多件，制造出新式农具的零件四十多种、二十三万多件。在牧业区，手工业的发展，还可以帮助经济中心点的形成。历来在牧区活动的手工业者大部分是春来秋去的流动人口，现在由于合作化，有的已经开始固定在牧区，拿出积累建筑简单房屋。现在已经初步形成的三十多个牧区经济中心点，都证明这种作法有利于改变牧区的面貌。 自治区对祖国建设的贡献将日益增大。如果说历史上内蒙古只能输出原料的话，那末现在就不同了。自治区现在每年以上万吨的砂糖、肉食，成百吨的乳制品和大批硫磺、烧碱、云母、石棉、萤石、皮革等产品供应国家需要。木材供应量几年来已达六百八十多万立方公尺，如把这些木材全部作成枕木，可以铺二万四千多公里的铁路。 经过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以后，处在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将不仅有高度发达的农业、牧业，每年能供给国家以更多的粮食、牲畜、皮毛等农畜产品，她还将以大量的钢铁、机械、煤炭、木材和更多的轻工业产品——毛纺织品、食糖、肉类乳制品等供应国家的需要。内蒙古自治区将成为祖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深切感到，上述成绩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带来的。这些成绩也说明自治区的领导机关是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的。 广大职工的英勇劳动，是上述成绩的基本源泉。几年来，各族职工经过各种斗争和学习，政治觉悟和技术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在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先进生产者运动中发挥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显示了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他们在工作中揭发浪费、批评官僚主义，提出积极建议，改进生产技术，创造的成绩一年比一年大。仅地方工业职工从1952年到1956年，就提出合理化建议六万五千多件，已经实现的共创造价值七千六百多万元，工人劳动生产率，七年间（1949—1956年）也提高了一点九倍。 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业建设几年来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是现在自治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在工业建设工作中也还有若干缺点和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一系列的重大努力，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继续发扬勤俭建设、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反对铺张浪费，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进一步发展自治区的工业建设而奋斗。（附图片）

第3版()专栏： 请看今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市副市长　荣祥 祖国人民特别是长城线以南广大地区的人民，一听到“塞北”这个字眼儿，总是不期然而然地要用荒凉、冷落、贫瘠、不毛等极衰飒的词汇去形容它、去推想它。其实，给祖国人民造成这种根深蒂固的消极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塞外地区自然条件的本身，而是完全由于二千余年以来，中国的文史学者们把不确实的传闻，著之史籍，形之诗歌，一唱百和，成为典要所引起的。司马迁是汉代最伟大的史家，他虽曾游览名山大川以充实其文章，但也没有亲自到过塞北，所以他所著“史记匈奴列传”就不能把这里的山川形势如实地描绘出来，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不甚可爱的北狄所居之地而已。从这以后，历代的文学作家就更变本加厉地给以主观想像的渲染，什么“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啦，什么“积雪没胫，坚冰在须”啦，什么“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啦，什么“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啦，真是想尽方法，搜尽词藻，要把长城以北这片辽阔的宝地形容成非人所居之区，才算心安。请想，中国各地人民在这种恐吓性的无休止宣传之下，怎能不把塞外视作人生畏途呢。 可是，我们从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场面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既不必抱怨历代学者们的文不真实，也更不必抱怨历代先民们的轻信谣传，因为这是我国在封建统治时代必然产生的现象，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其中道理，总括起来说，就是：异族蟠踞，便不值一钱；皇威如被，即龙荒最壤。如此而已。自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彻底的革命胜利之后，不仅政治制度，生产关系起了迅速的变化，甚至山河原湿、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也都很快地表现出它们的无比价值来。这仿佛是春雷一鸣，萌蛰尽发，天容物态齐向光明灿烂中竞进。尤其城市建设表现的更为突出，在广大草原地带，是从无到有，像雨后新笋似地出现了许多工、矿、林、牧业的中心城市；在原有的古边邑地区，是从旧到新，像返老还童似地改造了若干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城市。这就充分证明一个地方或民族如果不能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保守，它就不仅是长期处于阴沉惨淡的境地，而且必然是日渐趋于枯萎没落的途径。只有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之后，一个地方或民族的命运也才能获得新生。因此，我们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赢得的革命胜利，在全国范围诚然已经表现出伟大无比的成就，但在从来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所表现的情况来看，我们就认为它的发展之快和建设之多，确比前进地区还要惊人。这对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人民是一个很明显的宣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铭记。 内蒙古地区今天既不是“夐不见人”的异域，也不是“八月飞雪”的胡天，而是一个千村万落、山明水秀的“祖国之锦屏”。关于这里的新兴事业以及城市建设，真如繁星在天，我们是无法加以指述的。为了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我们打算把最有代表性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扼要地介绍一下，使读者知道它最近几年来的变化情况，也是颇有意义的。 呼和浩特是蒙古人筑成这个城市时的原来名称。汉语译作青城或青色的城。也有个别人以同义词译为蓝色的城，但筑城的土默特蒙古人则从来只译作青而不译作蓝，因为青字包涵了青春、青年等许多生气充沛的意义在里边，而蓝字则有由青变苍的味道。所以土默特蒙古人是不爱听别人把它叫蓝城的。这座城是明代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由阿勒坦汗（明史称他为俺答）的如夫人三娘子依阿勒坦汗的旧营垒改修的。汉民称它为“三娘子城”，明朝赐名为“归化城”。这是阿勒坦汗逝世四年以后的事情，明代诸史把它记在“俺答”封王时是错误的。 自明代硬把这座城叫作“归化”以来，经前清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割据时期，这个侮辱蒙古族的名称一直通行于统治阶级的公私文牍里，而在蒙古语言文字中则始终叫它呼和浩特，绝不称它为“归化城”。这就说明统治阶级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仅在一座城市的名称上就存在了三百六十余年（公元1586—1954）。解放后，政务院通令指示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侮辱少数民族的各种旧称谓。呼和浩特市人民也于1954年4月25日决定废除“归化”“绥远”两城合称的“归绥市”旧名，恢复了蒙古民族本来的城名——呼和浩特。当这个决定正式宣布的时候，全市各族人民无不欢欣拥护，认为这是加强民族团结的进一步表现。 从这座城市的历史来看，多少年来它就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城市。但在前清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却从政治制度上给它造成严重的民族对立现象。那就是：一市之内有三个政治系统，第一是土默特蒙古的土司行政系统，只管蒙古民族不问他族；第二是满洲八旗的军制行政系统，只管满民不问他族；第三是山西藩司所辖归绥兵备道行政系统，只管汉民不问他族。剩下回民，就成为三头不关心或三头受歧视的居民了。在这种人为的划分和对立情势下，民族关系当然是互相讥笑，互相排斥，更哪能谈到紧密团结，亲如兄弟呢？ 上述这种现象，在旧社会的人们看来，几乎认为是各民族本身自古带来的天然“锢疾”，根本无法治疗。因此，也就没有人想去治疗它，而只是不自觉地日益加深了隔膜。有许多人在解放前听到共产党有团结国内各民族的民族政策方针，都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宣传口号，实际上能否做到，却表示怀疑。可是当呼市获得解放不久，原省属民族事务委员会即积极展开活动，首先在市内成立了回民自治区。跟着又在省、市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选拔了各民族的上层优秀人士任代表。这样一来，各族广大人民才开始相信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要逐步认真贯彻下去的。几年来经过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兄弟民族的真诚团结，都已得到提高与巩固。现在全市三十多万各族居民就以这种坚强一致的精神，跟在党与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旗后面，踏着雄健步伐向前迈进。从这些经验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就是：在民族杂居区，民族团结，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先决条件。 呼和浩特市解放以来的各种新成就，是很难覼缕细说的。我们只用综合性的说法来谈，指出个轮廓。如解放初全市居民共有十二万多人；辖地面积七十五平方公里；没有一座新式楼房；没有一条洋灰马路；没有高等学校；没有近代剧院；没有图书馆；没有公园；总之，凡是现代城市所应该具备的如体育场、宾馆、俱乐部、文化馆、商场等不是根本没有，就是简陋到令人失笑。甚至国民党的“绥远省政府”也没有一个可容二百人的会议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我们的呼和浩特市，号称三十万人口；辖地面积二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您要问有几幢新式楼房么？请您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主楼向四面望吧！真是一眼望不到边，谁也数不清究竟有几幢。至于马路，那就不仅有了洋灰的、石子的、而且最新柏油路也不止一条哩。上面所指那些原来没有的东西，今天都有了。工厂，从原来房屋狭小，设备陈旧，职工无多的九个破烂厂子，经过整顿合并，新修扩建等一系列的紧张努力，现在逐年扩大生产的包括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四种性质的工厂就已发展到四十一个。随着今后城市总体规划准备将来建设的若干大型工厂，尚不在内。各民族工人队伍的逐年壮大，各民族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市民就业问题的解决，职工文化技术的提高，都已成为全市三十万居民一致歌颂的辉煌成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把全市的情况看出个大概来，那就是：市中心三个区所属四十九个居民委员会的街道活动和扫盲工作，有80％以上是家庭妇女及民校高小、初中毕业的妇女来担任的。这一方面是男子就业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妇女争取进步，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表现。 把一个三百七十多年的古老城市，变成一个充满朝气、迸射光芒的民族乐园，谁能不为此空前伟丽的事业而兴奋，又谁能不为提前完成此事业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呢？所以今天呼和浩特市人民不论老少男女，何族何界，都能遵循党与政府的指示方向踊跃前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也知道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刚满十年，从人生的意义来衡量，也仍然未离孩提幼稚之期。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培养、扶助、领导之下取得内蒙古地区革命的胜利，但家底基础是微薄的；人材知识是?陋的；各项生产事业是落后的。 我区的自治，只是比其他兄弟民族地区先走了一步，仅仅是一步。这里边并没有什么值得自满的东西。因此，愿我区各族各界人民都戒骄戒满，虚心向各先进兄弟民族学习，更克勤克俭，足踏实地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大业而努力。以此精神来庆祝我们自治区的十周年纪念，是符合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对自治区的期望的。（附图片）

第3版()专栏： 这里已不再是野茫茫的草原 十年，对蒙古民族长久的历史来说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在这十年之间，内蒙古自治区起了多么伟大的变化！本报记者　林　沫 “敕勒歌， 阴山下， 天似穹庐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从六世纪（北齐时代）流传下来的这首古民歌，可能很多人还留有深刻的印象吧！可是， “敕勒歌”所指的阴山下，早已不是茫茫草原了！这里种植着一望无际的小麦、甜菜和各种农作物，有了现代化的制糖工厂。呼和浩特、包头是两个各有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包头正在建立一个很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阴山下已不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而将是烟囱林立见工厂了。 时代不同了，土地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有一百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约等于我们伟大祖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八百七十多万。地方很大，出产的东西很多，自然风光也各有不同。这里有丰美的牧场，有大森林，有肥沃的农田，有盐海、鱼湖，还有大小几百个工厂。 大兴安岭林区的面积有九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那里密密地生长着几十尺高的白桦树和落叶松。现在森林里修了几百公里的铁路，有好几个万人的城镇。 内蒙古西部河套平原是我国著名的灌溉区，那里沟渠纵横，用黄河水浇灌着四百多万亩农田，绝大部分种植着小麦。东部的西辽河、新开河流域和大兴安岭周围则是黑土沃野，盛产大豆、高粱。内蒙古全区75％左右的人口从事农业，1956年全区每个农业人口的平均产量是一千三百五十斤，差不多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一倍。近几年，内蒙古每年都以大量的商品粮外调供应全国，其数目之多，在全国各省和自治区中被列在前三、四位。 蒙古民族经营畜牧业有丰富的经验。有三十多万人完全从事畜牧业，约占全区人口的3.5％，但草原牧区却占自治区面积的60％。在内蒙古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也养有较多的牲畜。据1956年统计，全区有各种牲畜二千六百多万头（包括猪一百六十多万口），约等于全国牲畜数目的十分之一。每年有很多皮毛和乳、肉产品供应全国。 草原牧区的景色也和过去不同了。绝大多数的旗（旗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都可以通行汽车。各旗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已逐渐形成为全旗人民政治和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过去牧民为交易往往要跑几百里，现在合作社的供销网遍布草原，平均每五百人就有一个供销点。 个体分散经营的畜牧业正在走向合作化，绝大多数牧民参加了互助组，20％多的牧民加入了合作社。草原上有了上千架的马拉打草机。全区已经建立了四十个国营牧场。在一些铁路沿线，建立了四十来个乳品工厂，其中有几处备有新式的机器和较大的规模，利用牧区出产的丰富的牛奶，大量制造奶粉、黄油、酪胶和乳糖。 自治区有广大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草原的载畜量还可以几倍地增加。有千万亩的荒地可以开垦。工业发展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大量的铁、煤和某些贵重的稀有金属正在有计划地开发。 蒙古民族在几千年以前是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许多游牧和狩猎的部落。在十三世纪初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就以一个英勇强悍的民族著称于世。但是近三百多年来，外来民族的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结合着内部的反动阶级形成对内蒙古民族的分割统治。历史学家描述这种状况是：在蒙古人民身上一座大山加一座大山；在经济上则是被层层的封建剥削和殖民主义者的高利贷网束缚得动弹不得。 到解放前夕，蒙古族人民长期在这里生存发展的内蒙古，在旧中国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了！它被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四分五裂地划归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各个行省。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时候，历史给它遗留下来的是一幅贫困、悲惨的图画。在草原牧区，人民赖以生存的牲畜已经不多了。严重的疾病到处流行，没有医生，人口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蒙古民族没有自己的商业，现代工业几乎谈不上，在牧区连本民族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也是稀有的。农业地区，耕作技术大多很粗放。虽然早在七百年前蒙古民族就创立了自己的拚音文字——这种文字较汉族的方块字要容易学习和掌握，但识字的人却百不抽一；本民族的书籍和出版物更是奇缺。这一切都因为过去只有人向蒙古人民进行剥削和掠夺，而没有人去进行建设。 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对蒙古民族长久的历史来说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这却是有伟大变化的十年。 过去蒙古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内部反动的封建统治，曾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解放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各民族实行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区域自治，取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蒙古民族当家作主之后，一面恢复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一面进行了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牧业区自上而下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取消了封建特权，解放了奴隶，实行了自由放牧和牧工、牧主两利以及在牧区不划阶级、不斗不分等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改变了民族内部的封建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内部和区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内蒙古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已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行，自治区也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各项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除开国家直接在内蒙古进行的重大工程建设以外，自治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各项基本建设的投资约合黄金一千万两，这是蒙古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 在自治区成立后的十年中，新修了一千一百公里的铁路和九千多公里的公路。工业生产增加了十二倍。全区牲畜总头数增加了二点二倍，粮食产量增加了一点五倍。 现全区共有大、中、小学九千四百多所，学生总数九十三万。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较解放初期增加了十倍。 民族语文的使用也有很大发展，1956年出版的蒙文报纸有六种，共二百四十四万份。各种蒙文图书、杂志、教科书及扫盲课本共八百八十一万册。 自治区现有二十三座较大的医院和疗养院，各旗、县普遍设立了卫生所，医务工作人员较解放初期增加了二十三倍。人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区内各少数民族的人口由下降改为上升，蒙古族人口十年中约增加了20％。　　这些简单的数字对蒙古人民的生活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改变了一个民族的面貌。（附图片）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宋显瑞　张文班　刘嵩柏作

第4版()专栏： 从小到大　从无到有　从旧到新 ——内蒙古教育事业在飞跃前进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哈丰阿 十年来的大发展 蒙古民族是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曾同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但自从被清朝统治以来，在过去三百多年间，备受民族压迫，丧失了民族统一和主权，社会生产力陷于停顿，人民生活雕弊，民族文化长期停滞在落后阶段，使蒙古民族成为文化上的落后民族，因而造成了民族文化的黑暗时期。 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了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在1947年5月1日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三百多年来民族统一解放的愿望。十年来，随着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46年全区只有小学一千六百二十七所，学生十三万七千六百七十二人，其中蒙古族学生一万零二十九人；现在有小学九千三百四十五所，学生八十六万零八百四十人，其中蒙古族学生十万零八千四百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七人。1946年中等学校只有二十二所，学生四千零三十人，其中蒙古族学生四百五十九人；现在有中等学校（中学和师范）八十七所，学生六万零一百七十五人，其中蒙古族学生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一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二千四百七十九人。解放前没有一所正规的中等专业学校，更谈不上高等学校了；现在有中等专业学校十八所，学生九千六百二十八人，其中蒙古族学生五百四十二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四百零五人。现在有高等学校三所，学生二千三百四十八人，其中蒙古族学生五百六十六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九十五人。解放前85％以上的劳动人民都是文盲，而在1956年参加业余学习的职工、干部、农民、牧民、市民有七十九万七千八百六十七人，其中蒙古族十二万九千五百六十七人。 十年来，蒙古族学生有了很大的增长，小学生增长了约十倍，中等学校学生增长了约二十六倍，中小学生已由解放前占人口总数1％左右增长到占人口10％以上。这在绝对数字上或者在增长速度上都是内蒙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并且由于贯彻执行了学校教育向工、农、牧劳动人民开门的方针，学生的绝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子弟，解放前的学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现象，已经永远结束了。 除了数量上的发展以外，质量也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废除了封建的、法西斯奴化教育的制度和方法，建立了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的制度和方法，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教育的轨道。 这样，内蒙古教育在数量上从小到大（如中小学），从无到有（如高等学校），在质量上从旧到新，而呈现了内蒙古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景象，这就使蒙古民族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面貌开始起着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发展的广阔远景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几点体会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事业得到飞跃发展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中国共产党伟大民族政策的贯彻，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是内蒙古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保证，也是最大的推动力。我们知道在察哈尔林丹汗死后不久，于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封建领主召开大会，决议承认满洲皇帝皇太极（太宗）继承蒙古可汗的大统，于是漠南蒙古完全成为满洲皇帝统治下的内蒙古，而开始了民族被分割统治的黑暗历史。自1636年至1947年整整经过了三百一十年。在这漫长时间里，内蒙古人民经历了清朝、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内蒙古人民为了争取民族解放，曾经进行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终于在1945年得到解放，并在1947年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过去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削弱内蒙古的毒辣政策的共同点就是“分而治之”，而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民族政策是“区域自治”。这一伟大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是如何呢？过去反动统治者为了分割内蒙古而设的四个省制被取消了，其中绥远省完全合并于内蒙古，热河、察哈尔和宁夏三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划归了内蒙古，辽宁和黑龙江省内的主要蒙古族居住地区也都划归了内蒙古，就这样，拥有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八百七十万多人口的内蒙古自治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诞生了。蒙古民族人民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实现了三百年来的大统一，实行了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而和区内的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亲密团结，进行着自治区的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大大地恢复了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提高了民族自信心，鼓舞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了民族的统一政权，民族的统一经济市场的开始形成，民族的统一教育事业也才有了发展的可能。 第二，在中央统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了教育事业。内蒙古教育事业也是祖国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它有着全国的统一性，也有着民族地方的特殊性。因此，只有在中央统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才能在重大问题上不致迷失方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充分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使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的领导。 我们针对蒙古及其它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受压迫，教育落后的特点，贯彻了中央“学校教育向工、农、牧劳动人民开门”和“学校教育为少数民族开门”的方针，采取了鼓励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学习的具体措施，在学校设置、升学录取标准、助学金待遇、日常生活和假期等方面都照顾了地区特点和少数民族学生。如：在开始时，纯牧区小学完全公办，并有绝大部分学生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在鄂伦春、雅库特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则实行全部公费待遇。并根据需要与可能，开始有计划地分布了学校网，逐步扩建了中小学，增加了学校设备。因而在学校分布上，区内许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学校的牧区、山区、林区以及边远地区都有了学校，半农半牧区每个乡平均约有四所小学，牧区大部分苏木也都有了小学。中等学校（中学、师范、中等专业学校）如全区平均则每个旗都能有一所以上，而哲里木盟各旗、县实际上都有了一所或者一所以上的中等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不但在统一方针政策方面得到了中央的领导，在具体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多方面的照顾和帮助。在这方面我们奉行的原则有两个：首先是，应自办而且能自办的事业，尽量逐步自办，不过分强调自治区的特殊性，而单纯地依赖中央。比如中小学和自治区迫切需要的某些中等专业学校就是这样逐步办起来的。其次是，迫切需要办但暂时不能自办的事业，那就必须一方面积，极准备条件，一方面依靠中央来办，既不能过分强调自治区的落后性，又不能怕麻烦中央而妨碍了事业的发展。内蒙古师范学院就是这样办起来的。至于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和内蒙古医学院是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党在内蒙古自治区执行“人畜两旺”政策的需要而主动办起来的，在这方面也可看出中央对内蒙古的照顾和帮助是何等之大。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对蒙古民族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一直到清朝末叶，内蒙古各蒙旗没有一所正规学校。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并且已经开始供应着大批的民族干部。根据初步统计，十年来在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有：高等学校三百六十八人，中等学校（不包括专业学校）五千一百零三人，小学十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一人。在各种短期训练班和在区外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未包括在内。 第三，通过民族形式，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教育，是内蒙古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关键。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就开始编印各种蒙文教材，采取了语文课教材自编，其他教材则译用全国统一教材的方针，十年来，出版蒙文中、小学教科书一百一十五种，四百五十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册，这样基本上解决了教材问题。民族语文教材的解决，不但便利了以民族语文进行教学，保证了民族教育的顺利发展，并且解决民族语文教材的过程，也就是初步对民族学校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保证了能以正确的思想观点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通过民族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必须有大批的民族师资，在培养民族师资方面，主要是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教育各族知识分子担任教员，开始时不能要求过高，但必须注意训练提高；另一方面，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新的教员，注入新的血液，并逐渐由短期训练班过渡到正规师范训练教员。同时，以逐级提拔的办法，大胆提拔小学教师教初中，提拔初中教师教高中，提拔高中教师当师范学院教师，解决了一些中等和高等学校非常缺少民族师资的困难。据初步统计，现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蒙古族的教师已有：高等学校五十七人，中等学校四百六十人，小学四千二百零五人。 第四，民族团结教育是内蒙古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内蒙古自治区除蒙古民族外，还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由于过去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民族关系是不够融洽的。因之，在内蒙古地区改善民族关系，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教育工作也不能例外，同时，教育工作应当成为改善民族关系的重要工具。内蒙古教育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课堂教学，特别是结合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并通过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各种社会运动，各族教员及学生深深体会到各族劳动人民利害的一致，开始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新的民族团结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各级学校中的民族团结关系也得到进一步改善，各族教员间，各族教员与学生间，各族学生间，一般地表现着亲密友爱，而这种关系推动着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推动汉族干部安心于内蒙古工作，同时推动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很好地学习着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样，新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大批汉族干部的积极参加内蒙古教育建设工作，推动了内蒙古教育的发展。 第五，学习先进经验，吸收先进文化，是内蒙古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个工作不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是丰富和提高民族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主要学习的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先进经验和文化，并注意学习了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先进经验。在学习先进经验方面，我们既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也反对了生搬硬套的急躁情绪，而注意使先进经验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起来。比如：学习汉语文是学习汉族先进经验和吸收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但我们在执行上有过混乱，这就是在农区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学习两种文字，结果造成了两种文字都学不好的现象，影响了民族语文教育打好基础的工作，另一方面在牧区则完全未学规定的汉文课程，而影响了学生知识眼界的扩展。这些现象经过了研究之后，规定了小学高年级不分农牧区一律添设汉文课程，要求在打好民族语文学习的基础上，学会规定的汉文课程，这样才切合实际。又如：利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教材，能使我们节省很多的翻译时间，但必须使它某些实例联系中国实际。 新阶段新任务 正当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内蒙古自治区也由推行区域自治阶段进到了建设自治区阶段，这也就是标志着自治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并且在1956年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面临着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阶段，内蒙古人民应该如何发展成为现代的社会主义民族呢？内蒙古教育工作的新任务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除进行社会改革以外，根本的关键是要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同时，“八大”政治决议中规定了切实注意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和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工业干部的任务。根据这些指示和决议，我们应该深刻认识要实现自治区的工业化和自治区机关的民族化，那就要作最大努力来培养民族的工人阶级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干部。 包头工业基地和其他中央国营工业的在我区建设，是自治区工业化的优越条件，这是从根本上改变自治区落后面貌的关键所在，内蒙古人民以最大的感激心情迎接这些建设，并且要用一切可能条件来加以支援。 因此，今后内蒙古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再明白也没有了，那就是，提高各族人民文化水平，形成民族的工人阶级，并大力培养民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积极参加祖国和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的社会主义民族。（附图片） 呼伦贝尔幼儿园里，有一百五十七名各族幼儿，其中有六十八名是蒙古族。为了发展本民族文字和语言，特为他们设了蒙古族班，由蒙古族教养员来负责教育他们。图为蒙古族教养员菱花，在蒙古族班里给孩子们讲故事。　新华社记者　袁汝逊摄

第4版()专栏： 草原新生牛羊遍野 内蒙古自治区十年来的畜牧业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畜牧厅厅长　都固尔扎布 全区牲畜总数 十年增加两倍 畜牧业经济在内蒙古自治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全区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半以上是牧区，在牧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有三十五万蒙古族牧民和一部分达呼尔、索伦、通古斯族牧民。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畜牧业也有很大的比重。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业，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到现在的十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1947年全自治区有大小牲畜八百二十八万头，到1956年已发展到二千四百三十五万头，增加了两倍以上；连同猪，全自治区1956年牲畜总头数达到二千六百万头。 畜牧业生产技术已经有了提高。全区已有打搂草机一千三百三十套，1956年打草五十亿斤，人工种植的饲料作物，农牧区共达一百一十万亩。棚圈已建了二十一万座。水井、水车，都有增加。牲畜疫病中的牛瘟已经消灭，炭疽、气肿疽、口蹄疫已经可以有效的控制。对各种灾害的防御力量，已经比过去提高。 牧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很大成就。到1956年终，全区已经办了五百五十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牧业合作社的牧户，占总牧户的23％以上，连同参加互助组的牧户，组织起来的牧户已经占总牧户的83％。对牧主（巴音）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开始试办。全区现已试办公私合营牧场十三个，吸收了十九户牧主参加合作社。 国营牧场已经发展到三十九个，其中五个牧场有机械设备，有一百一十七标准台拖拉机，畜牧兽医工作站已建立二百五十处。有机械设备的草原工作站已经建成一处。为了提高牲畜质量，已经设立羊配种站二百五十二处，牛配种站四处，马配种站四十七处。 为了进行畜牧兽医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已经建立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一所，畜牧兽医学院一所，初、中级畜牧兽医学校三所。 畜牧业发展的结果，广大的牧民生活有很大改善，牧区每一个牧民平均占有的牲畜头数，已由1946年的十三点八头，上升到1956年的三十七点二头。这样就使广大牧民摆脱了历史上的贫困状态。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对农业生产有很大支援。自治区输出区外的五十二万头牛、马中有相当数量是作为农业耕畜的。畜牧业发展的结果，对供应城市肉食和工业原料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据1950年到1956年的材料，仅国营商业输出区外的牛、马、羊、猪达二百一十万头，冻肉三万八千吨，各种皮张七百一十三万张，羊毛、羊绒、驼毛四万五千吨。 贯彻各项政策 反对错误倾向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发展的过程，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内蒙的实际情况制订政策，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和反对不正确倾向的过程。 “放牧自由”政策，是解放初期自治区党和人民政府在牧区的一项根本政策。这是针对当时牧区的草牧场为少数人所独占，和牧区还存在部分奴隶制度的情况下，经过与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协商而制定的。“放牧自由”就是参照蒙古民族过去的习惯，宣布在内蒙古境内草牧场为蒙古民族所公有，牧民在各该行政区划内都有放牧的自由。实行“放牧自由”政策，废除了奴隶制度，解放了为封建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为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是解放初期党在牧区的又一重要政策。当时农业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有一部分干部把农业区平分土地的办法搬到牧业区，提出所谓“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的错误口号，并且实际上在一部分牧业区分了牲畜，结果造成了牲畜的损失和死亡。发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有一部分人不了解牧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有其不同的特点，同时牧主与地主也不相同，在牧区废除封建特权，实行“放牧自由”以后，牧主的剥削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之，保存牧主经济，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并鼓励其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发展牧区经济来说，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的。执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动员了牧区各阶层人民都来发展生产，牲畜头数迅速增加。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在发展畜牧业中，在农业区、半农半牧区、牧业区都曾经批判和反对过“重农轻牧”与“牧业落后论”的错误思想倾向。持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同志，忽视畜牧业生产，不重视农牧结合的重要性。他们机械地认为从历史上看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是一种进步，因而就认为今天的畜牧业生产不改变为农业是没有前途的，这些同志不了解由于现在社会经济分工的更加细密和国家人民都迫切需要大量的牲畜和畜产品，因而畜牧业生产的前途，无论目前和将来，都是非常光明和远大的。因此在农业区必须实现农牧结合，在牧区必须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注意逐步发展农业，以支持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牧业生产合作社 有着极大优越性 随着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巨大影响，牧业区已经提出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问题。因此在已有牧民间的生产互助的基础上，逐步地开展了畜牧业合作化运动。目前合作社已经有一定的规模，牧业生产合作社已初步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是： 第一，增加了生产，增加了社员的收入。许多合作社，牲畜的繁殖率、成活率和纯增殖率，都比互助组和个体牧民高，牲畜头数，年年增加。根据三百四十六个社的材料，增产的合作社有93％，增收的社员达到80％—90％，有的社并且做到了所有社员都增加收入。 第二，改进了经营管理，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合作社对畜群实行了有计划的合群、分群放牧，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了牧场，改进了饲养管理。许多合作社实行了劳动规划，合理调配了劳动力，发挥了劳动力的作用。 第三，有利于合作社的基本建设。例如：兴修水利，开辟新的牧场，培育和改良牧场，搭棚盖圈，购置新式畜牧生产工具等，合作社做到了许多个体牧民所难以做到的事情。 第四，为多种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不少牧业社，在以牧为主的条件下，发展了农业，建立了饲料基地。不少牧业社不但解决了饲料问题，有些社并且达到粮食自给，不再依赖从农业区输入。副业生产，在统一计划下也有发展。 第五，推行了定居游牧，为牧区的人畜两旺创造了条件。许多合作社建社后都建设了定居地。有的种植了蔬菜和林木，有的修建了房屋改善了居住条件。有的社还开展了一些文化、卫生工作。 第六，改进了生产技术，进行了品种改良和兽疫防治工作。不少合作社在总结自己的经验和畜牧兽医工作站的帮助下，生产技术都有改进。品种改良也取得相当成绩。 由于显示了这些优越性，牧业生产合作社已为牧区人民所拥护，证明它是个体牧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恰当形式。 为了使合作化能够健康地发展，我们曾经再三强调要按牧区的民族特点，畜牧经济的特点和牧民的觉悟水平办事： 第一，在方针、政策、步骤上，强调要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按照“稳、宽、长”的精神办事。就是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步骤时间上允许因地制宜有所区别，允许以较长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政策执行上，首要的原则是绝对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入社或不入社，按照自愿，入了社退社也自由，退社再入社也欢迎；办合作社采取那种办法也按社员的意愿来决定；在照顾劳畜双方的利益上不但照顾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也要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合作社的规模一般不宜大。 第二，在入社办法上，强调采用群众能够理解易于接受的办法，允许群众按自愿留够自己认为需要的自留牲畜，自留数量，不加限制。目前内蒙古牧业区大量采用的是 “基础母畜按头数入社，劳畜比例分益”的办法，这是一种群众比较习惯的办法，它可以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是可以大量推广的。“牲畜按等评分，以分入社，比例分益”的办法，也是采用较多的一种，也可以因地制宜的加以推广。还有一部分社是采取作价入社付给固定利息及其他办法。 第三，搞好生产，保证合作社的牲畜头数逐年增加，质量逐步提高，是办好合作社的重要标志。增产的关键是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改进经营管理。报酬制度采用简单易行的包工办法，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在生产上执行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第四，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政策，必须起鼓励社内外牧民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正确的规定劳畜分红比例。必须使牲畜多的牧户感觉到牲畜入社后，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增加更多的收入；使劳动力多的牧户感觉到入社以后劳动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在分配问题上，要反对降低牲畜报酬，割肥补瘦，使畜多户吃亏的偏向，也要反对不恰当的提高牲畜报酬，使畜少劳力多的户吃亏的偏向。 第五、与发展合作社相结合，推行定居游牧。国家在扶助定居游牧上给予了合作社以援助。 同牧主反复协商 着手改造牧主经济 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业区逐步合作化的形势下，牧主经济的继续发展已经产生困难，如劳力不足、雇工困难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会妨碍生产的继续发展。同时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下，牧主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根据这种实际情况，我们遵照中央对牧主和平改造的方针，经与牧主反复协商，初步着手进行典型试办工作。 一年来对牧主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我们有如下体会： （甲）改造牧主经济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可以办合营牧场，可以参加合作社，可由合作社代放苏鲁克（苏鲁克，蒙古语，租放牲畜的意思），可以由国营牧场代牧，还可以采取其他有利于改造又易于为牧主所接受的办法。一个牧主愿意同时采用几种办法也是可以的。暂时还不愿接受改造的，仍然允许牧主继续雇工经营，雇工生产有困难，政府仍然给以帮助。 （乙）不论办合营牧场和参加合作社，均须根据需要和可能，根据牧主的自愿。牧主愿意改造，但国家还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时，可暂时不办。牧主不愿接受改造，可以暂时不改造。 （丙）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仍然应该继续执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对牧主经济仍然保护。 按照这些精神，我们在试办过程中注意解决了下列问题：对牧主给予适当安排，入场牧主大都担负了场长、副场长或其他适当职务；对放出的苏鲁克在合营时一般的不收回，仍由牧主自己继续分红；牲畜作价、分红、定息都协商决定，自留牲畜全按自愿；在生产上执行因陋就简勤俭经营在生产中求发展的方针。 在牧主参加合作社方面：允许牧主担任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等职务，发挥他们经营生产的特长；在入股分红问题上切实做到互利；过去放出的苏鲁克仍允许分红；自留牲畜全按自愿。 试办的情况初步证明，试办合营牧场及个别吸收牧主参加合作社，都是牧主可以接受的办法，是有利于生产的。但由于对牧主的改造工作，尚处于摸索试办的阶段，经验和办法都十分缺乏，还有待于进一步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研究办法，以便更稳妥地进行对牧主经济的改造。（附图片） 喜悦的锡林郭勒牧场　桑吉雅

第5版()专栏： 中苏兄弟友谊是伟大的鼓舞力量 全苏传诵我国欢迎伏老盛况 本报莫斯科27日电　记者李何报道：在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我国的这些日子里，中苏友谊就像春天的阳光那样温暖。这是同苏联人谈话中得到的感觉。 在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记者会见了磨工库尔金和锻工苏斯特列多夫。他们曾到北京列席过我国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库尔金说：“中国领导人员和人民那样热烈地迎接伏罗希洛夫，使我们感到中国人民由衷地感谢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使我们更加觉得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十分自然的，是非常牢固的。”苏斯特列多夫说：“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访问是件大好事，它将加强我们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两位先进工人在我国大城市表演过操作技术。沈阳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写信给库尔金说：“他学会了库尔金的操作方法，成为先进生产者。库尔金答应给他寄去专业书籍。库尔金认为：“中苏工人交流先进经验是件大事。大家毫无隐秘地倾腹相告自己的经验，这是一种特别的友好时刻，在这个时刻里我们的友谊‘焊接’起来了。需要发展工人之间的通讯关系，书信里不光谈私事，也可以谈生产，互相请教，彼此帮助。”苏斯特列多夫也认为： “要是不断地交换工人代表团，交流先进经验，那太好了。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不单教中国同志，也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在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教授法研究所里，记者会见了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蒙诺桑通讯院士。他说：“苏联人民像中国人民一样，把伏罗希洛夫的访问中国，看作我们的友谊日益加强的显明表现。大家高兴地读到热烈迎接他的报道。我们愿望他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中苏友谊”。蒙诺桑去年到过我国。据他的见解，中国教育七年来发展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罕有的，虽然还有困难。他说：为了增进友谊，中苏教育工作者谈妥了有计划地交换代表团，交换教育方面的书籍，加强学校研究所之间的联系。他说：“需要经常交换讲学。我在中国作过讲演，感到如果有中国学者向苏联教师们讲演，那是多么好啊。” 列宁教育学院讲师潘科夫一见面就说：“我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他们那样热烈地欢迎伏罗希洛夫。我很高兴，有这样强大的友谊力量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起来。” 本报伏罗希洛夫格勒27日电十月革命油机机车制造厂钳工组长彼得·科维涅夫说：中国到处热烈地诚恳地迎接伏罗希洛夫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使每个苏联人非常高兴。我厂全体工人，伏罗希洛夫市的全体劳动者，都注意伏罗希洛夫的访问，这是可以理解的。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和本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联系着。3月间是本市工人举行政治总罢工的五十二年，它是由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党组织领导的，当时伏罗希洛夫在我厂做工。为了使敌人不能够破坏我们的建设性劳动，必须不倦地巩固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伏罗希洛夫的访问就是为了这崇高的事业。我们的兄弟般的友谊，鼓舞苏联人为两国人民的幸福和全人类的光明未来而创造新的空前的功绩。 本报列宁格勒27日电　列宁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德·维·纳利夫金说：所有苏联人在这些日子里，都欢欣地阅读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中国的报道。这次访问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中苏科学家的密切联系，使我们彼此的知识更丰富起来。建立了人民政权的中苏人民，成为自己国家无数财富的主人。苏联拥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我把一生的许多年用在绘制苏联地质一览图上。由于我领导绘制了二百五十万分之一的苏联地质图（据苏联地质部部长谈，此图已送给我国一份），获得了列宁奖金。在绘制这个地图时，我屡次向中国地质学家请教，因为许多问题如果不考虑中国地质学的成就，是不能解决的。我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必需的材料。我深深感谢这种巨大的帮助，我们的友谊是伟大的力量，它帮助我们人民顺利地走向共产主义。 本报莫洛托夫27日电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楚却沃伊钢铁厂平炉车间工长尤·季木金说：乌拉尔劳动者非常注意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中国的活动。在这次访问中，我们看到了中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新的表现。我在去年5月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鞍钢看到中国同志吸收了苏联炼钢工人的好经验，并且丰富了它。现在我在伏罗希洛夫的讲话中知道了鞍钢炼钢工人又取得新的成绩，我为之鼓舞。在乌拉尔有不少中国同志在实习，我们非常愿意传授我们的经验，巩固我们的友谊。 本报巴尔纳乌尔27日电　在阿尔泰边疆新地上建立的“共青团”国营农场工会主席甫·柯罗比真说：“我们注意北京、鞍山、沈阳、上海等地劳动者诚意地迎接伏罗希洛夫。我们两国人民是兄弟。我们的友谊是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共青团”国营农场接待过中国的客人，而柯罗比真参加过我国“友谊”国营农场的建设。他说：“中国同志们今天紧紧地握着苏联代表们的手，表示对苏联人民的真正的友爱。无论什么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拉开这个兄弟的握手，不能破坏我们兄弟的关系。” 本报车里雅宾斯克27日电　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炼钢工人德·库里雅诺夫说：中国朋友特别是鞍钢职工那样热烈地迎接伏罗希洛夫主席，使我们由衷地高兴。真正的朋友是这样会面的。伏罗希洛夫的访问将更加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许多中国的实习生到我们工厂来。我们像对待朋友一样把经验传授给他们。今后我们准备继续同中国同志们发生生产上的联系。

第5版()专栏： 世界各地呼声响不断 要求禁止试验核武器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要求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的呼声，继续不断地从世界各地传来。 民主德国六所基督教神学院的院长26日联名发表一篇致全体德国人民的呼吁书，要求禁止一切造成大规模破坏的武器。呼吁书说，原子核武器的危险“不仅威胁着我们这一代，而且也威胁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它要求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为达到禁止和废除大规模破坏手段的目标而努力。全德基督教新教教会主席迪贝留斯主教也在呼吁书上签了名，表示支持这一行动。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4月27日在全国三十几个地方同时举行学生大会，抗议英国在圣诞岛试验氢弹和反对美国把冲绳岛变成核子战争基地。东京的学生大会有三十多个大学和十多个高中的学生约两千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宣言，要求英国停止在圣诞岛举行氢弹试验，反对美国把冲绳岛和日本各地军事基地变成核子战争基地。要求取消日美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反对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呼吁全日本学生，集中力量，在5月17日用罢课、举行学生大会和其他方式抗议英国的氢弹试验。 在瑞士的“国际基督教争取和平运动”国际秘书处、瑞士“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同盟”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团体26日联合呼吁瑞士政府同其他小国政府一同要求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它们要求瑞士政府考虑建议召集一次大国国际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会议也邀请其他国家参加，特别是邀请像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这个联合呼吁发出以前，瑞士许多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反对举行原子核武器试验。 前英国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26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说，要求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他说，除非现在停止这种试验，否则就可能对人类后代“有害”。但他又说：“工党像目前的政府一样，也认为我们必须拥有原子武器，作为制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种手段。”艾德礼在演说中还主张西方国家承认中国。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过分害怕共产党中国”。他还说：“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它，可是人们对它毫无办法。”

第5版()专栏：兄弟党的生活 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 巴契列克总结中央工作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巴契列克26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由于按照列宁主义精神解决民族问题的结果，捷克民族同斯洛伐克民族以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加强了。他又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斯洛伐克人民表现了他们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忠诚。 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是在26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开幕的。巴契列克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总结报告表明，在人民政权年代中，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过去的落后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次大会将讨论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问题。 巴契列克指出，1956年斯洛伐克工业总产值比1948年增加了两倍多。在这些年中，斯洛伐克建立了一百九十五个新的现代化企业，改建了许多旧的企业。1956年的工业生产额几乎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70％。今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2％。 报告人在谈到农业发展的情况时说，从1954年6月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斯洛伐克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14％。到4月24日为止，共有一千七百五十三个统一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共有土地八十万七千五百零九公顷，即占全区农业用地的33.5％。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社会主义部分要在农村中占绝对优势。 巴契列克另外还谈到了国民教育问题和思想意识问题。他着重指出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还号召对揭发出来的各种反人民集团的颠复活动提高警惕。

第5版()专栏：兄弟党的生活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号召全党 对不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号召全党对波兰国内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现象进行坚决、不调和的斗争。 党中央在一封给全党的信中说，党应该以坚决的态度进行斗争，使人民波兰的宪法所保证的各民族权利平等的原则得到充分遵守。波兰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多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以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为理由而直接或间接侵犯这些权利、从而破坏了这项原则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封信指出，所有少数民族在开办本民族语言的学校、组织文化团体、充分尊重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各方面，都有同样的权利。波兰全体公民都有同等权利参加工作和根据他们的专业以及道德、政治条件等担负国家、社会各方面的职务。党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打击对少数民族施行民族压迫的表现。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在人民波兰存在的排斥犹太主义的表现。 党中央的信强调了统一工人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并且说，在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散播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的地盘。在党的队伍里，不应当容忍那些企图用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的毒液来毒害党、党组织和党员的人。在这方面，对于身居党和国家负责岗位的党员们应该有特别高的要求。

第5版()专栏：兄弟党的生活 热爱集体劳动　珍惜集体财产 农村党组织应加强政治教育 ——保“工人事业报”社论——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26日发表的社论指出，现在，保加利亚劳动农民的80％都已经成为农业合作社社员，农村各级党组织面临的巨大任务是改进合作社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社论认为，在合作社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应当同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进行斗争，培养社员对待集体劳动的正确态度，使所有的社员都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和珍惜集体财产。 社论说，农村各级党组织的经常任务是：利用广播、小报、会议等各种形式揭露不符合新社会道德标准的不良行为，表扬好的行为和传统，宣传先进社员的范例和合作社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合作社的发展远景。共产党员、农民联盟盟员、合作社领导人等的个人榜样对社员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据新华社讯）

第5版()专栏： 浅沼回东京后发表声明 准备动员全国争取日中建交 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昨天晚间在东京机场上发表声明说，社会党的使节团准备在向人民解释了使节团访问中国的成果以后，发动一个广泛的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群众运动。 浅沼在声明中还指出，日中两国政府处理恢复日中邦交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浅沼在后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坚决不承认日本政府和执政党这样的指责：他的代表团在同中国领袖们的讨论中以及在发表共同声明时做得“太过分了”。他说，他的使节团本着在野党的原则进行了会谈。 浅沼还向记者们说明了他的使节团在北京同中国领袖们讨论的一些问题。他说，使节团对中国领袖们说，台湾问题应该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来解决。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很有信心。 浅沼谈到访问中国的观感时说，已经解决了阶级斗争问题的中国，现在正在开始同大自然进行斗争，正在全国各地致力于绿化运动，在黄河和长江兴建水闸、架设铁桥。在学术文化方面为了使更多的人发挥作用，正在讨论“百家争鸣”问题。

第5版()专栏： 中越两国发表渔业会谈公报 新华社河内25日电　中越两国政府渔业代表团关于北部湾帆船渔业会谈公报今天下午在河内签字。 在公报上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渔业代表团团长张雨帆和越南政府渔业代表团团长黎维真。公报说，为了充分地合理利用北部湾水产资源，促进双方渔业的发展，双方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北部湾两国渔民捕鱼问题进行了会谈，取得了一致意见。公报说，中越两国的渔民在北部湾一道捕鱼，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协同生产，双方对两国渔民共同作业的习惯渔场作了合理的安排。同时对保证海上生产安全、海滩救助、保持海面秩序和渔船到对方国家港口寄泊，渔民登陆应该遵守的事项分别作了规定。 公报说，为了繁殖、保护和合理利用北部湾水产资源，双方认为，相互交换情况、交流经验和进行技术合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5版()专栏： 苏联“文学报”刊登毛主席的诗词 新华社莫斯科27日电　苏联“文学报”今天在第一版发表了中国“诗刊”上登载的毛泽东主席的四首词和毛泽东主席给“诗刊”编辑部的信。 这些词是由苏联诗人阿谢耶夫、马尔夏克和苏尔科夫三人译成俄文的，并由费德林加以注释。他们已经把“诗刊”上登载的毛主席的全部十八首诗词译成俄文，将在5月份的“外国文学”上发表。

第5版()专栏： 迎接“五一”劳动节 匈牙利工人开展生产竞赛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27日电　一个月以前匈牙利一些工业企业在去年十月事件以来第一次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夕，正在进一步展开。竞赛的浪潮正在扩及钢铁、机器制造、纺织、煤矿、石油、建筑等各个工业部门。 这种完全由工人群众自动发起和推动起来的竞赛，表明了十月事件以来在匈牙利产生的一种新气象。 目前在各地展开的劳动竞赛的特点是：各工业企业都能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和针对本单位内最带关键性的问题，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开展竞赛，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不断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切佩尔机器制造联合企业中的钢管厂工人竞赛的目标是：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价值。 据“人民自由报”在26日的社论中指出，在目前的竞赛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不少地方，工人们积极行动起来了，而企业领导、党组织和工会却远远落后于群众。它们不重视劳动竞赛，也不重视工人觉悟程度的提高。社论还号召在竞赛中注意减少废品和提高产品质量。

第5版()专栏： 中国鱼种空运仰光 本报讯　周恩来总理去年访问缅甸时赠给缅甸的一批鱼种，已经运抵仰光。这批鱼种在启运前，经过武昌李家桥水产养殖场和武汉市东湖养殖场一个时期的精心喂养，体长达二点五寸；最后又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技术人员的检验，认为鱼种的体质健壮。4月18日晨，由一架专机从武汉空运，经过昆明，在19日午后抵仰光，已由我国驻缅使馆交给缅方。 这些鱼种是我国特产的鲩、鲢、鳙，一共是二万二千多尾。水产部门特派了三名技术人员护送，一路送气、换水，细心照料。虽然这样长途空运鱼种，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但运输成活率达98％以上，成绩良好。

第5版()专栏：在兄弟之邦 在兄弟之邦 最近在平壤举办的工业和农业展览会上，有一个地方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陈列着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纺织品。看上去，这些东西和普通的毛织品一样，实际上却是用普通的石头——石灰石做成的。 这是朝鲜化学工业部中央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用碳化钙制成了人造纤维。用这种纤维织出的料子同毛料子简直差不多。石制料子既轻暖又结实，而且要比毛料子便宜很多。 目前朝鲜只是在实验室里用碳化钙作人造纤维。但是不久，在兴南市就要盖起一座大工厂，这里将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石头做的“毛织品”的工厂。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6—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桥梁专家将在弗尔塔瓦河的最巨大的水库上，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拱桥，桥拱的跨度将达三百三十公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拱桥是建筑在尼阿迦拉河瀑布上的钢拱桥，它的跨度不过是二百八十九公尺。 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建筑的这座钢拱桥的上部结构，总长将为五百四十公尺。桥将架设在离河谷地面一百零五公尺、离水库的最高水面五十公尺的高度上。 最近，罗马尼亚加拉兹造船所开始制造第一艘本国自制的海洋轮船，载重两千吨。具有中等载重量的海洋运货轮船也将开始在这里建造。目前，加拉兹造船所制造船只的数目已经增加为1945年的十二倍。同时，布赖拉造船所现在正在制造打捞船只的吊举圆筒，这在罗马尼亚也还是第一次。（附图片） 不久前的一天，苏联海参崴的航空救护队收到了一封急电：一个地质工作者在大森林里发生了事故。救护队立即派医生谢尔盖耶娃乘直升飞机前去急救。 （纳扎洛夫摄　塔斯社稿） 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亚南部的维姆普克地方，以出版各种各样印刷精美的伊斯兰教可兰经而著名。其中有一种袖珍本的，大小只等于半个大拇指。

第5版()专栏：缅甸通讯 在亲戚国家里欢度泼水节 王昌运 4月11日，缅甸泼水节的前夕，中国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和云南驻军首长谢富治上将应缅甸吴努总理的邀请，来到了仰光。吴努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对中国客人们热情地说道，“你们不是作为普通的客人而是作为我们的亲戚来访问的。我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向你们泼水，而是要把你们浸浴在大水桶里。” 根据缅甸占星家的计算，缅甸今年的泼水节是在4月12日下午四时十八分十六秒降临，在15日下午八时二十二分五十六秒结束。据民间传说，缅甸泼水节的日期和时辰，正是一位名叫笛加敏的神仙每年一度降世巡视的时间。泼水节后的第一天就是缅甸的新年，因此缅甸的泼水节有着“涤旧迎新”的意义，洗掉旧的一年中所沾染的污秽，迎接新的一年。在4月16日，缅甸年初一这一天，人们头顶着银钵或瓦钵到金塔和寺庙去，用小树枝蘸着清水为佛浴身、为僧侣洒水。还有许多青年男女顶着水钵到长者家里去拜年洒水，以示敬老之意。 4月12日的晚上，泼水的序幕在总理府揭开了。这是一个亲切、热烈而难忘的夜晚。吴努总理夫妇在他们的花园里举行了一个没有外交礼仪约束的家宴。中国亲戚们全部穿上了缅甸民族服装。当刘明辉代省长和谢富治将军等抵达总理府时，吴努夫妇拿起手边的水钵向他们表示祝福。中国亲戚们也接着取钵向吴努夫妇、昂山夫人、吴吞丁部长等回泼。坐在花园四周的云南省歌舞团团员们这时也参加了泼水。放在四周的七、八个大水桶里的水一会儿就被泼完了。每个人的身上都泼得湿淋淋的，滴滴水珠像断线珍珠似地从人们的脸上、头上流下来。泼水告一段落后，努夫人、昂山夫人等把一碗碗鲜辣味美的热汤端给客人们食用。吃完热汤以后，吴努总理找刘明辉代省长跳缅甸舞。努夫人同谢富治将军、姚仲明大使和昂山夫人以及其他宾主们都一起婆娑起舞。一会儿跳的是缅甸双人舞，一会儿又跳起中国的秧歌舞。最后，所有的主人和客人们大跳团结舞。跳舞的人们手挽手、肩并肩、脚踩着同一步伐，跳成圆圈、跳成长蛇、前后左右热情地舞蹈着。在吴努总理夫妇邀请大家吃了两道热菜后，“泼水战”又热烈地展开了。这一回刘明辉代省长、谢富治将军、吴努总理等都先后被抬入大水桶，浸浴在象征着友谊和幸福的清水中。 13日上午，云南省歌舞团扎的两辆龙凤花车和中国经济展览馆的满放着色美如真的腊制水果和葡萄架的花车，在缅甸文化部长吴吞丁的陪同下，到仰光各区游览。一辆车上表演着云南舞蹈“阿细跳月”，一辆车上演奏着缅甸音乐。当花车抵达总统府彩棚时，吴温貌总统夫妇站在门口向客人招手欢迎，向他们泼水，并且还以缅甸的椰子汁招待客人。周围的群众高呼着“中缅友好万岁”。花车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中国客人们，在吴努总理夫妇的陪同下，13日和15日下午同仰光市民在一起泼水。吴努总理夫妇和中国客人们全部缅甸装束，分乘吉普车，身披大毛巾，准备迎接“泼水战”。他们到仰光各区访问了十几个彩棚。有一个彩棚布置得非常出色，假山中奔流着澎湃的瀑布，山后的远方架设着水力发电站，二、三十个缅甸少女在山坪上轻歌曼舞。每一个彩棚内的长桌上都陈列着许多银杯银牌。棚内的评奖人把这些银杯银牌赠给路过的装饰美丽、表演精彩的花车。每一彩棚旁边也放着大桶清水。刻着图案和花纹的银水钵和许多铝制水钵也放在彩棚内。 中国客人们每到一个彩棚，都受到彩棚主人们的热烈欢迎，并接受主人们用小树枝蘸着银钵内的香水的洒泼。吴努总理每到一个彩棚就问“准备了多少水？”每一个彩棚的泼水热潮总是由吴努总理、刘明辉代省长和谢富治将军掀起。他们首先是相互对泼，接着就向市民们泼水，市民们也热烈地回泼。同市民们一起载歌载舞，尽兴而止。 位于缅甸南部的海边城市——毛淡棉有着它的特殊风俗习惯。正当缅甸全国各地结束了欢乐的泼水节时，毛淡棉的泼水节却要在4月16日才进入高潮。中国客人们在这一天从仰光赶到了毛淡棉。毛淡棉的人民十分热情好客。大约有三万多市民聚集在一条长达六英里的大街上庆贺佳节、迎接新年。一千多年轻的毛淡棉妇女，她们分成小组，每组约五、六人至十余人不等，手拿银钵或铝钵向路人泼水。每组各自穿着一种花色的纱笼和上衣。中国客人们坐的花车，经常在路上受到毛淡棉市民的层层包围。花车在这条路上走了三个半小时，也就是同毛淡棉人民在一起热烈地泼了三个半小时的水。花车好像海洋中的船只，不断地受到热情的友谊的水浪的泼击。中国客人们还按照毛淡棉人民的习惯，到毛淡棉市以南十英里的小村——尤果访问。在4月16日那一天，许多城里的人到尤果去朝拜佛塔。佛塔的周围搭起了彩棚，彩棚里表演着各种文化娱乐节目，其中有传统的缅甸拳击比赛、缅甸歌舞等。刘明辉代省长和谢富治将军等在这些彩棚里同成千的毛淡棉人民在一起欣赏了他们的杰出表演。 泼水节期间，中国客人们还曾在14日到离开仰光五十英里的勃固县去参加瑞马道宝塔节。在这一天，缅甸总统吴温貌和几千勃固人民也来到这里朝拜祝贺。据说，瑞马道宝塔始建于二千三百年前，前后经过四次地震和倒塌，并经历代王朝扩建而成。到了1930年，又一次巨大的地震把整个佛塔毁坏了。缅甸独立后，1951年4月开始重修该塔，到1953年年底建成。现在，瑞马道宝塔是仅次于仰光大金塔的缅甸联邦的最大佛塔。中国客人们也在勃固参观了建于1881年的著名的卧佛。这个卧佛长达一百八十英尺，高达三十五英尺。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卧佛。中国客人们还观看了缅甸的著名艺人演出的歌舞节目。其中一个叫做“团结就是胜利”，剧情是描写两个兄弟由于受到魔怪的挑拨而产生不和，后来明白了真象，团结一致，粉碎了外来的离间和破坏。吴努总理、刘明辉代省长和谢富治将军都非常赞赏这个歌舞剧的演出和情节。 一年一度的缅甸泼水节过去了。中国的客人们现在已经离开仰光到上缅甸去进行访问。刘明辉代省长在离开仰光前发表的告别书中说道，在亲戚国家访问的这些日子并不是寻常的日子，而是充满了热烈情绪、具有深长意义的难忘的日子。他深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辉照耀下，中缅两国的传统友谊必然会继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附图片） 刘明辉代省长在仰光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泼水后，同女市民跳舞。

第6版()专栏： 安理会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 苏联代表主张维护埃及主权 制止美国对约旦和中东的威胁 新华社27日讯　纽约消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4月26日举行会议，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 埃及代表卢特菲说，埃及政府发表的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宣言是完全符合1888年的国际公约和安全理事会在去年10月13日通过的决议的。卢特菲强调，这个宣言反映了埃及方面作了一些重要的让步。宣言承认了以仲裁和向国际法院起诉的方式来处理争执问题，并且还承认了使用国的申诉权利。他说，埃及打算履行安全理事会去年就运河问题通过的六项原则。 卢特菲着重指出，埃及这个宣言表明了埃及对待使苏伊士运河成为自由国际航路的坚定愿望和诚恳态度，运河使用国也应该抱这样的态度。 美国代表洛奇在发言中说，埃及的宣言“并不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六项原则，特别是这项宣言缺乏在经营和管理运河方面同使用国进行所谓“有组织的合作”的规定。他说，关于这个宣言，“或许只有在实践中试验以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因此，美国如要作任何事实上的默许，那也只能是临时的；美国保留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进一步意见的权利。”洛奇说，在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美国船只被授权在抗议之下才把通行费交付给埃及。 英国代表狄克逊也说埃及的宣言不能满足六项原则，并且要求埃及对这个宣言的某些方面加以澄清。 法国代表乔治·皮科说这个宣言是埃及的一个“片面行动”，宣言没有保证或者没有足够地保证运河的“主要使用国”（西方国家）的特殊权利。 苏联代表索波列夫在发言中认为必须维护埃及的主权。他说，埃及的宣言反映了埃及认可1888年公约规定的自由通航，也反映了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六项原则。他说，“我们相信，由于4月24日宣言的发表，苏伊士运河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了。”他说，安全理事会目前应该制止某些西方人士想要把一种解决办法强加于埃及的趋向。 索波列夫在谈到约旦局势时指出，约旦最近发生的事件是由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煽动起来的。他说，美国的第六舰队已经奉命开往阿拉伯地区的海上来显示武力。显然，在这种并不存在的所谓在约旦的“共产党阴谋”的幌子下，有人正在企图对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和拒绝参加侵略性的巴格达条约的约旦人民实施报复措施。 索波列夫说，美国的行动正在毒化中东的气氛并且威胁和平。安全理事会是不能继续不闻不问的。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措施来维护和平及安全。采取措施来消除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菲律宾、哥伦比亚、伊拉克和澳大利亚等国代表。 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在主席同各理事国代表商谈后再行决定。

第6版()专栏： 美国干涉约旦的行动越来越露骨 一面加紧武力威胁一面对埃叙进行恫吓 约旦政局更加混乱　右派政党乘机活跃 本报综合报道　美国对约旦的干涉行动越来越露骨了。在加紧对中东地区进行武力威胁的同时，公然向埃及和叙利亚施加恫吓。 紧接着美国第六舰队舰只开往东地中海之后，美国海军部发言人在4月26日又宣布，载有一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五艘美国大西洋舰队两栖部队舰只将在4月28日开往地中海。此外，还有一艘坦克登陆舰将在5月1日开往地中海。 25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中东出动第六舰队的同一天，国务卿杜勒斯曾就约旦局势同国会两党领袖举行会谈。据说，政府官员曾经对国会领袖说，如果叙利亚军队不照约旦国王侯赛因所要求的那样退出约旦，那就可能“产生纠纷”。 国务院发言人怀特26日对记者说，美国驻中东的外交官员正在继续就约旦局势同中东各国政府保持“日常联系”，他们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的态度，并且要这些国家“行事谨慎和有克制”。 消息说，怀特透露，受到美国警告的国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 但是，阿拉伯人民是吓不倒的。开罗“人民报”26日发表评论，警告美国不要干涉约旦局势。评论说，“美国的干涉有使约旦的国内危机转变成为国际冲突的危险，它可能会恶化成为全世界的冲突。”评论还说，阿拉伯人民是警惕着的，他们知道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诡计。在帝国主义干涉我们兄弟之邦——约旦之后，阿拉伯人民就将更加强烈和更加坚决地仇恨帝国主义者。 在英国，许多资产阶级报纸在评论美国出动第六舰队的时候都认为这种行动对约旦局势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害怕干涉会“带来恶果”。例如保守党的“每日电讯报”说，假如亲西方势力在约旦失利，“中东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对自由世界极其不利的剧烈变化。”但是这家报纸又说，干涉也将带来恶果；“只要是扬言或者表示愿意进行干涉”，就会立即“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获得口实”。工党的“每日先驱报”写道：外国干涉有使整个中东随时燃起战火的可能，“这就可能引起世界性的冲突。” 约旦全国仍然继续实行戒严。新政府的国防大臣图康已被任命为全约旦的军事长官，另外还任命了约旦首都安曼的军事长官。安曼街头主要据点都停留着装甲车和坦克。军队接管了电话局，城内老百姓电话打不通。安曼同全国其他各地完全断绝了联系。4月26日穆斯林的礼拜五祈祷也被取消了。 有消息说，被捕的已达六百人，他们大多数属于参加前首相纳布西内阁的党派。另有六十多名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自由军官被监禁在安曼军用机场。三个驻在安曼的埃及记者也遭到了逮捕。 同时，右翼党派开始表现活跃。在议会中占少数席位的阿拉伯制宪党、穆斯林兄弟会等右翼党派正在重新聚集起来，企图夺取议会的控制权。 据叙利亚“光明报”报道，大量伊拉克警察和军人穿着约旦军队的军装渗入约旦境内，企图对约旦人民展开恐怖活动。 侯赛因国王和他周围的人士依靠沙漠部队，并且把“穆斯林兄弟会”和被解散的亲法西斯的叙利亚国家社会党中逃到约旦去的人士匆匆忙忙武装起来。 据报刊报道，美国驻安曼大使馆是帝国主义阴谋的指导中心。最积极地搞这个阴谋的人是美国驻安曼大使馆武官，许多报纸把他叫做暗杀前叙利亚陆军副参谋长马利基上校的活动的策划人。大使馆和第四点计划执行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也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附图片）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抗议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资方人员可以枪击罢工工人的反动法案。　新华社稿

第6版()专栏： 不满镇压阿尔及利亚政策 法国一准将被当局软禁 新华社27日讯　巴黎消息：阿尔及利亚法军东阿特拉斯地区司令帕里·德博拉迪埃准将由于不同意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盲目镇压的政策，已经在4月15日被法国国防部给予六十天软禁的军纪处分。 德博拉迪埃曾经在3月间要求法国政府解除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职务，并且还曾经把他对当局政策的不满用公开信的形式刊登在“快报”周刊上。

第6版()专栏： 对付帝国主义在中东的阴谋 埃叙沙三国举行会谈 新华社27日讯　吉达消息：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和埃及总统所派遣的一个埃及高级代表团在4月26日到达吉达，以便同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会谈约旦和中东局势。　　库阿特利等随即从吉达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同在麦加迎接他们的沙特国王一起作晚祷，然后举行了会谈。 开罗电台评论员4月26日说，叙利亚总统和埃及总统4月25日在开罗的会谈以及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三国目前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磋商有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加强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合作来对付帝国主义在中东的阴谋。　　开罗电台还说，帝国主义者除非能够分化阿拉伯人，否则他们是不会胜利的，我们的领导人正在竭力防止的正是这种分化。

第6版()专栏：两周时事述评 从约旦危机看中东局势 顾思 过去两个多星期中在约旦发生的事件，充分说明了中东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对中东和平的严重威胁。 正如本报已经指出过的，约旦的政府危机并不纯粹是内部的问题，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失败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殖民主义集团对中东的反殖民主义力量的一次凶恶的反扑。它们企图用这次进攻来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孤立埃及和叙利亚，重新牢固地在中东树立殖民统治。 约旦危机的发生 约旦的危机是在4月10日以纳布西内阁辞职开始的。在这以前，约旦国内亲帝国主义的右翼势力同坚持民族独立的爱国力量之间，长期以来就在进行着斗争。右翼势力主张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靠拢巴格达条约集团，而民族主义的力量则反对它们危害民族独立的作法，主张奉行和平中立和团结自由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右翼势力得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美国故意给纳布西内阁制造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停止在约旦的第四点计划和给予约旦的“援助”，同时以艾森豪威尔计划中的“援助”进一步引诱右翼势力。美国并且暗示约旦右翼势力应当为接受美国的“援助”创造“令人满意”的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约旦危机的爆发，正是在推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理查兹代表团到约旦的邻国沙特阿拉伯访问的时候。 哈利迪内阁 可是约旦的右翼势力过低估计了爱国人民的力量。纳布西内阁的辞职，在国内、特别是约旦河以西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约旦人民立刻看出了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约旦的第一步。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要求纳布西内阁复职，反对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好几次组织新内阁的尝试都失败了。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曾经企图利用军队来镇压人民，但是军队内部同样存在强大的爱国力量。爱国的高级军官诺瓦尔等，不愿意接受清洗军队中的爱国军官、镇压人民的任务，先后出走到叙利亚。 在约旦人民的压力下面，右翼势力不能不暂时稍为后退一步，争取喘息时间，因而组成了以中间人士哈利迪为首相的内阁。这个内阁反映了两种力量之间的暂时妥协。前首相纳布西在新内阁中担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为了安抚人民，国王和内阁都宣布仍将奉行中立政策，团结埃及、叙利亚等自由阿拉伯国家，但是同时又暗中继续摧残爱国力量，并替美国的干涉行为进行掩护。这就激起了约旦爱国人民的愤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大示威和总罢工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们觉得这个内阁不够理想，不能有效地为它们的利益服务，因而积极干涉约旦内政，鼓动右翼势力进一步发动对爱国力量的进攻，这就导致了约旦局势的继续恶化。 美国进行干涉 美国的干涉是从多方面进行的。美国驻约旦的外交人员公开进行了收买右翼政客和陆军军官的活动，并且支持右翼势力清洗陆军，使陆军成为镇压爱国力量的助手。同时，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一再发表谈话，支持和鼓励右翼势力向人民动手。美国还指使以色列、伊拉克等驻兵约旦边境，声援右翼势力。帝国主义和约旦右翼势力的这种疯狂的准备工作，自然遭到了约旦人民的更坚决的反对。到本月24日，美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准备妥当，立即向爱国力量开刀。哈利迪内阁被迫辞职，亲西方的哈希姆内阁随即组成。在美国第六舰队“炫耀武力”的支持之下，哈希姆内阁开始了对约旦爱国力量的大规模镇压。 但是约旦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右翼势力要想不顾人民意志蛮干到底，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侯赛因国王在哈希姆内阁上台以后，宣称他本人一直反对理查兹代表团访问约旦，就证明了这一点。约旦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无疑还将继续下去。 中东地区的基本矛盾 约旦的政治危机突出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中东地区的基本矛盾，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约旦事件是美国在中东把所谓“填补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付诸实施的第一个具体行动。它是美国侵略中东、镇压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整个阴谋的一部分。 在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失败之后，美国就打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旗帜，企图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对于美国来说，打击埃及和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信和影响，是首要的任务。打击了坚持独立的埃及和叙利亚，也就是打击了整个阿拉伯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打击了埃及和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信和影响，就可以把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美国一方面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派出理查兹代表团，给追随西方的国家打气，一方面对埃及和叙利亚施加种种压力，企图迫使它们屈服。 尽管如此，它们却仍然坚持不屈。就是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美国用尽计谋，也未能使埃及放弃主权。而且，约旦的中立趋向日益发展，如果约旦同埃及、叙利亚结成联邦，连成一片，它们就能更好地互相声援，抵抗帝国主义的压力。“艾森豪威尔主义”侵略计划的推行，就将遭受更大的困难。美国因此选择了约旦这个薄弱的然而又是重要的一环，发动了进攻，企图把约旦拉进“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网罗，从而使埃及和叙利亚陷于孤立的地位。 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矛盾 美国在中东的新扩张，同时也使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英国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在侵略中东方面的领导权，在对付民族主义力量方面同美国一致，但是它并不甘心于自己被完全排挤出中东。美国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固然可以稳定这个几乎要垮台的集团，可是英国的势力却大受排挤，这是英国所不愿意的。伊拉克一向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理查兹代表团同伊拉克统治集团打得火热，答应给伊拉克额外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理查兹走后不久，英国就通知伊拉克，表示要协助伊拉克扩充军备，并且立即送去喷气式飞机数架。理查兹访问也门，也受到了英国的警告。有迹象表明，英国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挽回由于侵略埃及而丧失的影响，以便确保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残存利益。中国有句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看来英国正在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让艾森豪威尔主义像闯进磁器店的牛一样，在中东到处闯祸成为“出头的椽子”。 约旦的局势说明，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美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东的石油，控制这个战略枢纽，并进一步向非洲扩张，势必要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包括武装干涉和政治颠复在内，来镇压中东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中东人民已经有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经验，他们在全世界有着可靠的朋友的支持。尽管他们的斗争有可能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是历史的趋向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第6版()专栏：国际札记 马和它的主人 据美国“新闻周刊”说，西德有一个人能够跟阿登纳争论，并且在谈话时用“你”来叫唤他。（在德国除了家里人外，一般都称“您”）这个人就是费尔德门格斯。 这家美国杂志说，虽然七年来费尔德门格斯没有在议会发表过谈话，很少在公开场合露脸；但是他实际上是西德最有权势的一个人。他的办公室是波恩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在阿登纳政府每一个重要的决定上，费尔德门格斯都起着显著的作用。这有事实为证： 在1949年费尔德门格斯要阿登纳邀集布吕希（现任副总理）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组成了。 去年夏天，阿登纳的地位非常不稳。但是阿登纳仍想蛮干下去。费尔德门格斯就教训了他一顿，骂他简直像个“老笨蛋”。他叫阿登纳把引起了强烈反对的、原计划二十四个月的兵役期缩短，赶快搞欧洲统一运动，并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作出新的姿态，如此这般来稳定自己的地位。阿登纳照办了。 阿登纳对费尔德门格斯唯命是从，据“新闻周刊”说，是因为他是阿登纳的密友和最亲信的顾问。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对于阿登纳在同苏联领导人谈判的时候都尊敬地提到的这个费尔德门格斯，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德国最大的金融垄断资本家之一。最早他当过布朗宁总理的财政顾问。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当上了科隆——小奥本海银行的老板。这时他竭力在经济上支持希特勒和鲁尔工业家。不久他就成了三十个大企业的董事，希特勒委他负责国防经济并担任了帝国银行中央顾问。希特勒垮台后，费尔德门格斯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阿登纳，要他创立了基督教民主联盟。1945年他以西德工业界名义掏出一百万马克支持阿登纳上台。 今天费尔德门格斯是西德金融界的巨头，鲁尔工业界有势力的代表，他掌管着阿登纳党的钱袋，因而是阿登纳的真正的后台老板。 费尔德门格斯是完全了解他同阿登纳的这个关系的，所以他直截了当地称阿登纳是他们“马厩中最好的马”。　（生）

第6版()专栏： 美国共和党右派准备中途易马 尼克松急于取代艾森豪威尔 据新华社25日讯　巴黎：“国际论坛”周刊4月12日刊载一篇华盛顿通讯报道，美国共和党的“右派”里的尼克松分子目前正在准备一个长远的计划，企图排斥艾森豪威尔，而使尼克松当权。 在最近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上，“右派”的战略家们通过一个记者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最具爆炸性的问题： “你当真想退出政治舞台，让尼克松去执掌总统实权吗？” 当时，总统在各大报纸的记者们面前极为激动。他脸色苍白、十分痛苦地回答说：“这是大家把我选做总统以来我所听到的最骇人听闻的怪论！” “国际论坛”说，共和党“右翼”不满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认为这个政策“已经过时”，他们主张利用“目前不可再得的机会”来发动战争。在对内方面，“右派”也不满艾森豪威尔的所谓“公然是罗斯福式的”社会政策，指责这个政策“代价太高”。 “国际论坛”说，尼克松和诺兰都是共和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却各有不同。“尼克松阴谋派”想尽速取艾森豪威尔而代之。他们借口“艾森豪威尔的健康情况可虞”，坚决要求国会制定总统可以被宣布为不宜执行职务的条件。但是诺兰这一派却主张让艾森豪威尔“生存下去”直到任期届满为止，因为他们要在这个期间积集力量来击败尼克松派，然后再由诺兰来继任总统。

第6版()专栏： 掠夺中东石油的新策划 洪茂金 美国和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正在加紧策划在中东铺设新的油管，以便进一步掠夺中东石油，对抗中东民族独立运动。在这个策划中，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了尖锐的争夺战。 中东是盛产石油的地区。1955年石油产量为一亿六千万吨，1956年上半年产量年率达到一亿七千六百万吨，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石油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大部分开采出来的石油都运往西欧。侵埃战争前，西欧用油量的四分之三仰给于中东。在运往西欧的石油中，约五分之三直接用油船运输，从波斯湾绕过阿拉伯半岛，穿过苏伊士运河；其余约五分之二则先经油管输送到地中海东岸港口，然后再装上油船。 中东现有的几条主要油管是属于伊拉克石油公司和阿拉伯油管公司的。前者是英美法荷殖民主义国家的石油垄断资本合组经营的，英国资本占控制地位；后者是美国独占的阿美石油公司的附属机构。 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主要油管有四条，都是从产油中心基尔库克通向地中海港口。从基尔库克经叙利亚到黎巴嫩的黎波里港有两条平行油管，各长五百三十一英里。从基尔库克经过约旦到以色列海法港有一条油管，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条油管早已不用了。还有一条规模较大的油管，从基尔库克通到叙利亚巴尼亚斯港，长五百五十英里，每年可输油一千四百万吨以上。 阿美石油公司附属的阿拉伯油管公司拥有一条最大的油管，从沙特阿拉伯的达兰经约旦、叙利亚到黎巴嫩西顿港（赛义达），全长一千○六十八点二英里，每年可输油一千六百万吨。 此外，伊拉克石油公司所属的摩苏尔石油公司、巴士拉石油公司和卡塔尔石油公司，修建了若干小规模的油管，通向波斯湾或主要油管。阿美石油公司和伊朗石油公司也有几条小规模的油管从石油产地通向波斯湾。 侵埃战争发生后，苏伊士运河遭到堵塞，伊拉克石油公司通过叙利亚的三条油管又被支持埃及的叙利亚人民所切断。结果石油运输中断，西欧各国普遍发生石油恐慌。 现在运河已经通航，破坏了的油管也在修复。但是，帝国主义者迫使埃及放弃对运河的主权的阴谋一再遭到失败，叙利亚对埃及的支持又坚定不移。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殖民主义国家要把在中东掠夺的石油运出来还不是万无一失的。为了改善它们在石油运输上的不利地位，并抵制苏伊士运河，它们最近积极进行铺设新油管的一系列计划的策划。这些计划的共同点是打算绕过运河和叙利亚等坚持独立自由的国家，在巴格达条约国家和以色列领土上铺设新油管。 最近，垄断中东石油的西方八大石油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纽约美孚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法兰西石油公司、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在伦敦就讨论了从伊拉克到土耳其铺设大油管这个问题。据巴黎“国际论坛”报道，国际卡特尔计划从伊拉克的摩苏尔油田到土耳其的梅尔辛或亚历山大勒达（伊斯肯德伦）修建一条油管，还有一条双管线路将把巴士拉和亚历山大勒达联系起来。国际卡特尔还考虑了另外两条油管的修建问题：一条从伊拉克南部经过科威特到波斯湾，另一条从亚喀巴湾的以色列港口埃拉特到地中海东岸的海法。 从伊拉克南部经科威特到波斯湾的油管已由伊拉克石油公司同伊拉克政府议妥修筑。这条油管的出口将在科威特的艾哈迈迪港。这样，大型油船就可以来到这个港口装运石油，而目前大型油船是不能驶达伊拉克领土上的油管终点的。 在以色列领土上铺设新油管的问题，是目前西方国家纷争最大的问题。在埃拉特到比尔希巴之间现有一条口径八吋，长二百英里左右的油管，每年输油量不过几十万吨，今年夏天将把这条油管加宽一倍，并从比尔希巴延长到地中海的阿希达德雅姆去。拟议中的新油管则沿此线路伸延，直达海法。这条新油管与其他主要油管比较，线路短，地势平坦，施工容易。据估计，油管修成后，运油费用将比通过运河节省15％左右。在国际卡特尔中所占份额较小的法国石油资本，力求改善自己的地位，对修建这条油管最为积极。法新社4月5日消息说，法国已同意给以色列三千万美元的贷款以修建油管。法国和以色列还在巴黎和耶路撒冷成立了两个政府委员会，筹划修建这条油管。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在海法拥有一座炼油厂，对此也极为关心。英国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欧姆斯比一戈尔8日在下院说，同以色列商谈铺设石油管问题有一个商业基础，谈判要由石油公司进行。维护美国石油老板利益的美国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先声夺人。它正在叫嚷亚喀巴湾是一条“国际水道”，并公然侵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领水，派遣第一条油船通过亚喀巴湾。其目的是企图控制这条水道并从而把这条水道用来接通将来经过以色列直通地中海的油管，以加强美国对中东的石油垄断和政治控制。 被排斥在国际卡特尔之外的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的石油资本，近来也在中东地区积极活动。据报道，它们已同伊朗政府取得协议，将修建一条油管，从伊朗新发现的库姆油田，经伊朗西北部和土耳其的东南部，通到亚历山大勒达。 从帝国主义在中东建筑新油管的计划中，人们更清楚地看出了它们敌视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和企图进一步掠夺中东石油的凶恶面目。（附图片）

第6版()专栏：国际点滴 这里是地狱还是天堂？ 今年2月间纽约报纸上登载了一条关于凯尼基全家惨毙的消息。消息中说，凯尼基夫妇在房子里缢死了他们的唯一幼女之后，两个人一道从十四层楼上跳下自杀了。警方认为，他们坠楼的原因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凯尼基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而且取得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但是他长期找不到固定的职业，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他一家三口的生活。 在美国，印第安人是被当作陈列品圈在保留地区里的。疾病和饥饿的袭击使他们不断死亡。根据对巴巴格和耶瓦哈两个部落的调查，儿童死亡率是50％。美国的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是十七岁。 美国“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州议会最近重新制订了对付“危险分子”的法律，大大地扩大了进行“安全调查”的范围。报道说：“教授古生物科学的科学家们也受到安全调查，因为他们知道可以藏东西——也许可以藏政治家——的洞穴在什么地方。”

第7版()专栏：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 陈毅 村居养病，住处距万安公墓不远。我曾到李大钊守常同志的墓前凭吊过。并且发现邓文辉同志的墓与守常同志的墓相近不过数十步。按三十年前的今日与守常同志共同殉难的如杨景山、谭祖尧等是共产党员，如路友于（山东人）、邓文辉（湖南人）等是国民党员。我于1923年冬至1926年春在党与守常同志领导之下在北京与他们一道工作，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至今印象很深，瞻拜墓道后，更加深这一印象。我相信为了爱国事业的巩固与胜利，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均可与我党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与守常同志一道牺牲的同志们以他们的革命活动在历史上证实了这一信念。 最近毛主席有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号召，我完全支持这一号召。如果我们共产党员能虚怀若谷，有宽广胸襟和丢掉宗派主义色彩，便更能主动地推动这一局势的更广阔、更壮大的来临。我认为李守常同志恰是一个善于与人合作的典型，党内党外同志，都乐于亲近他，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由于我多少知道一点当时情况，为了纪念李守常同志殉难三十周年，人民日报向我征文，我很抱歉，因为病未完全脱体，不能写较长的纪念文字。但我过去在工作中受过守常同志不少教益，平常也曾翻读他的遗文，所以我仍勉力来写一点意见。守常同志从1913年起先后在言治月刊、甲寅杂志、新青年和北京政治生活等报刊上写文章，至1926年为止，前后共十三年，其中有政论，有文艺译作，有杂文，有诗作，有史学著作，而俄国十月革命后以马列主义论述为最多。守常同志的生平，据个人私见，可以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革命先驱，大节不辱”十六字概括之。他的马列主义论述其正确与精湛的部分已为三十年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同时他也与我们同时代的所有先进人物一样，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不可能完全正确解决一切问题，旧时代的思想残余不可能一下剔除净尽，这正是合乎科学逻辑的。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一点呢？我个人是首先想到我自己年近六旬，又当着1957年的现代，我个人的知识是如何的不足，是如何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便知道先驱者的伟大处和他们认识问题追求真理的艰苦。“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句话应多加玩味。 毛主席经常提倡努力学习，戒骄戒躁，而最近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准备再整风，这是完全对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共产党员们应首先响应的，而且我看到各级党的组织正在采取行动，我个人更为高兴！ 我把上述一点感言缩写成几句诗，以纪念李守常同志及同他一道就义的同志们！ （一） 革命思想早，　行动守纪律， 就义从容甚，　大节凛不辱。 （二） 计公操翰墨，　前后十三年， 先驱好肝胆，　松柏耐岁寒。 （三） 自学浑不倦，　诲人何其勤， 没有宗派气，　内外从如云。 （四） 北京同就义，　鲜血久愈红， 人民柴市节，　浩气贯长虹。〔注一〕 （五） 负嵎终自误，　等待缘何情， 其实真爱国，　合作可三能。〔注二〕 （六） 屈指捐躯日，　迄今三十年， 人民大统一，　告慰更向前。 注一：南宋丞相文天祥就义尽节于燕京柴市口，中国戏剧表演此史实，名为柴市尽节，地点在今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守常同志等就义于北京正阳门内京师检察厅看守所，地点在今西交民巷司法部后街。相距不远，故谓之为人民柴市节。 注二：指和平解放台湾后的可能局势。（附图片）

第7版()专栏： 铁肩担道义 贾芝 “晨钟报”从创刊号起，每天在社论前面的那口小小的古钟上换一句警语，第六号的警语，是引用明朝杨继盛的一句话： 铁肩担道义 李大钊同志遗留下的墨迹是很少的。去年从他的故乡找到了他赠给亲戚的一副对联，上面恰好也写着同样的话，而还有后一句，全文是：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杨继盛的原话，本来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同志把“辣”字改成了一个“妙”字。我觉得改过的这两句话，很能说明李大钊同志一生的为人；而“铁肩担道义”，更充分表现了他的献身革命不辞一切劳苦牺牲的英雄气概。 “晨钟报”是李大钊同志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亲自设计和主编的第一个报刊；他敲起“晨钟”来，希望唤起民族的彻底的“自觉”，建立一个理想的年轻的中国。他说：“一一扣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他是那么迫切地希望人们都能年轻起来，都具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李大钊同志平生并不喜弄书画，只是在早一个时期工作较有空暇的时候，偶尔给住在家里的亲友写一两副中堂或对联，上面这副对联，就是这样留下来的仅有的墨迹之一，没有讲究刻工的图章，也没有个年月。而正是这样随便挥几笔的东西，又无心地流露了他的伟大的抱负和心境。回顾一下李大钊同志只有三十九岁的短短的一生，从年轻时代起，他就胸怀大志，喜作诗文，把寻求挽救民族的危亡的真理，看成了自己的天职。 李大钊同志在东京费了几昼夜工夫写的那篇“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袁世凯承认日寇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洋洋万言，可以看出他的大声疾呼忧心如焚。他丝毫不肯向旧势力低头，“道不同，不相谋”，和老朋友毅然决裂，各走一路的事，有过不止一桩；他离开“晨钟报”，就是一个例子。他不怕被诬为“过激党”，以极大的愉快欢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很快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把为人民寻求自由和幸福的钥匙。他个人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看不惯奢华浪费的行为，也不沾染任何不良嗜好。看见旧社会里发生的偷盗、宿娼一类不道德的罪恶行为，他是很难受的，却也不简单地否定了事，而总是从社会制度上思考研究。他自信有“自信独守的坚操”，绝不与坏人坏事同流合污。他的人品道德的高超，连反动报纸在他殉难以后为了遮人眼睛，也只好一致称赞。他实在够得上说是一个“卧薪尝胆”，立志改革社会的“仁人志士”。 李大钊同志苦心培养青年，撒播革命的种子；他领导群众进行爱国斗争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一直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是大学教授，但他没有贪图安逸生活，却成了工人农民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为了一个辉煌的崇高理想，他对于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没有丝毫惧怕过。他表现了冲决一切黑暗罗网的战斗精神。直到最后，敌人对待他使用了最残酷、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杀人方法——绞刑，他是同难的二十位战友中头一个走上刑台的，在绞架面前，他依然态度镇静，声明共产主义终必胜利。 的确，“铁肩担道义”一句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李大钊同志的全部革命精神。他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个人毫不索取什么，只是勇敢地担负了自己的责任，直到流出自己的鲜血。让人不禁想起希腊神话里的一位巨人阿忒拉斯来，这位大力士弯腰弓背，独自扛着天体。李大钊同志的这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可以相与媲美的。 1924年，李大钊同志到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路过湖南，应湖南教职员联谊会的邀请，作了一次讲演。为了留念，教职员联谊会赠给了李大钊同志一对铅制的茶叶瓶，上面铸有四个字：“道德文章”。这个对于李大钊同志的评语，恰好又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缩写。 1957年4月26日夜（附图片）

第7版()专栏： 他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 萧三 他是你的最亲切的朋友 他是你的最忠实的同志 他是青年学子最敬爱的教授 他是人民大众最英勇的战士 他的态度温文儒雅 他的内心如火如荼 他的文章玉振金锵 他的真理透明朴素 他“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他“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他站在五四时代的前面大声疾呼 他的柔和而坚定的声音不同凡响 他为“波尔塞维主义”和“庶民的胜利”欢呼? 他是最初听到了十月革命的那一声炮响 他的足迹走遍了北京广州上海莫斯科和东京 他的双手推动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士兵 他的心只知人民全体，不知有自己个人? 他的生命就为全体人民而壮烈牺牲 他站在绞架下面，年纪还不到四十 他的威严的目光使得一群宵小愧死 他再一次宣告：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最后的呼声鼓舞着国际工人阶级 他的同难者谭祖尧、范鸿劼等十九个烈士 他该称道，一个个都是“青年进锐之子”? 他组织了在中国的最初的几个“五一” 他自己便死在三十年前“五一”的前夕 他的巨大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底 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 庆祝“五一”、“七一”、“十一”！ 注??　大钊同志论文“青春”中语。 注??　他最初介绍十月革命论文的题目及文中语。 注?　他的论文“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中说：“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

第7版()专栏：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 李龙牧 （一） 今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同志殉难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沉痛的日子里，人们不能不想起他在我国革命和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李大钊同志是最早在我国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号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几篇文章，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同时表明五四运动已不同于过去的旧民主主义运动，而开始带有了新的性质。李大钊同志是那些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先驱者们的代表。他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在这里。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到李大钊同志所开始的这个宣传活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丰富而深刻的内部联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是比较早的。在李大钊同志发表那几篇宣传十月革命胜利意义的文章之前，“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旗帜已经高张起来了，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这时新文化运动还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它进行了彻底反封建的斗争，解除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使青年们勇敢地起来追求新思想，客观上为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打开了道路。因此不应该轻视它的积极作用。但无论如何，这时的新文化运动还是有重大缺点的，它没有向中国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不用说了，连一些急进民主主义者也不例外，他们实际上正处于彷徨失路之中。以陈独秀为例，他曾极力主张民主、抨击帝制复辟，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因而被合理地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对于怎样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实际上他当时也一无所知。因而在他论及当时的政治局势时，便反而会提出一些错误的和北洋军阀妥协的主张。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现象正是他们找不到中国人民的真正出路的结果。前期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主义为中心口号而又强调不批评实际政治，正是他们在彷徨失路中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而李大钊则在他的文章中正确地论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满怀信心地向中国人民宣告：“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由此，他积极着手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用这种思想来考察中国问题，这才开始给中国人民指出了真正的出路。 在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前，进步知识分子之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解放的道路，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缺少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他们当时既然还只是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便总是把英美民主政治看作标准。欧战结束之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还在跟着协约国的宣传重复所谓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欺人之谈，把威尔逊说成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便是一个证据。虽然在他的措词中也不无保留，但对英美帝国主义认识的浅薄终是显而易见的。而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时就已经发表了与这些人不同的意见。他指出欧战的结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的功业”，“列宁……的功业”，而不是协约国的胜利；而且还进而指出，就是它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实质上指明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实在是一丘之貉。历史的发展立即以活生生的事实证实了李大钊同志的观点。英美法等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斗争，他们对德国的野兽般的掠夺，尤其是它们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强夺山东，使人们真正认识了协约国帝国主义的面貌，许多人（包括陈独秀）正是在这个历史教训之下转而拥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始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的。 李大钊同志在我国开始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只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使新文化运动具有了新的质量，而且还开始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与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了起来。在这以前，新文化运动虽然高举了反封建的大旗，但是尽管它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帝制复辟，却与反军阀的政治斗争没有什么联系。不批评实际政治，几乎是“新青年”月刊的不成文法。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却有着直接反对段祺瑞的卖国统治的作用。原来，当时段祺瑞正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借以取得外债，以遂其实行武力统一的野心。为此，他充当了日本军阀的走卒，不仅高唱反对“过激派”，而且曾出兵西伯利亚，引起了人民的反对。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正起了揭穿反共的谰言，并支持人民的反段斗争的作用。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更直接抨击了段祺瑞利用欧战结束来自吹自擂，以图增加政治资本的阴谋。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前期虽然也起了唤起青年的重要作用，但影响的范围还不十分广阔。为了引起论战，“新青年”的编者们甚至要虚拟一封署名王敬轩的反对文学革命的假读者来信，作为论战对象。而一到宣传十月革命意义的文章出现，并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和反军阀的政治斗争联结在一起之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才面对面地展开起来，开始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新旧思潮的大激战”，成了五四群众运动的先声。 以上几点大体上可以说明，李大钊同志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上引起了多么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不给五四运动以决定性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一个包括广大阶层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影响着这个运动的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有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在斗争要求上也贯串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一种把问题局限于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一种则把斗争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要求实行真正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很显然，在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实际上是后一种思想和后一条路线。这就充分证明了李大钊同志和以他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思想指导作用。正因此，五四运动才成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才能在以后的发展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之成为一个划分我国革命历史时代的运动，其原因便在于此。 （二） 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努力改造自己的一生。五四运动时期是他在我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工作的时期，也是他自己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 从学生时代起，在辛亥革命前后，李大钊同志便是一个积极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建立曾鼓舞他研究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但袁世凯的破坏民主、帝制自为，把他的理想轰毁了。他在留学生活中进行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但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徒具形式的议会政治也已开始失望。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曾努力用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鼓舞青年，但对中国的实际出路，却在艰苦的摸索中。直到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光芒给他照亮了道路，他成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五四运动时期，这正是李大钊同志和与他相同的其他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渡时期。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欧和中欧的发展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决心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并立即着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新观察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就本质的意义说来，他们完全称得起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当时还处在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因而全面地观察时便会看出，他们的思想也体现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全部复杂性。在李大钊同志当时的思想中，便既有民主主义思想、又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遗留，甚至还可以看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思想、托尔斯泰式的乡村主义等等的复杂的影响。这些复杂的思想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一方面证明他在几年中艰苦地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的努力，一方面也反证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前我国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准备之微不足道。至于在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所受到的外界各种反动思想的攻击，修正主义思潮的歪曲，就更不必说了。在这样主客观困难重重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先驱者终于战胜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并改造了自己，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实现而从荆棘中开出最初的一条路，这不能不使我们万分感奋。 李大钊同志及与他相同的其他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迅速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从坚决的革命者的立场出发、坚决拥护十月革命，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的中心。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我国引起的反响是极广泛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曾加以赞颂，并受到鼓舞。这种影响的广泛性明显地证明了“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这个英明的论断。但在所有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人中，只有那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用改良主义精神顶替十月革命道路的人，才能真正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李大钊就是这一批先进人物中的代表，他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时首先掌握了它的革命的精神。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1919年5月，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比较全面地概略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便着重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这是把马克思学说的诸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的“一条金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开始之后，胡适写了那臭名远扬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阴险地实行攻击和诬蔑；李大钊同志在反驳他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也正是从必须有“根本解决”，也就是必须走革命的道路这一根本点上，一击而中地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谬论。正因为他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所以尽管当时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还远不完备，旧思想的遗留还很驳杂，但他却不难在革命斗争中得到补救，使新思想克服旧思想，并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同志的经历中，不只具体证明了我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且可以由此看出，中国革命的经验从一开始便证明，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必须紧紧掌握着它的革命精神，背离这种精神，是会把人们带到危险的路上去的。 李大钊同志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传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传统中的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个特点，使得他在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便开始着手要把这种思想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在1919年初，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远不完备，但是他已开始注意工人问题。在他参加编辑的“每周评论”上，从第三期（1919年1月5日）起辟过“国内劳动状况”一栏，刊登过他写的记载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的短文，便是一个具体的说明。与此同时，他也很注意农民的力量。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不只一次地提出过“到民间去”的一类的口号，号召青年到农村中去。在这里，虽然他曾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误认为是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的结果，但在当日的中国，在注意工人问题之外又强调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却无疑是正确的。也就在这时，他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理，即“要想把现代的文明从根底里输入到社会里面去，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他自己切实实践了这个主张。他从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书斋中的清供，而贯彻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五四运动之后，他领导北京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实际到工人中去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工作。李大钊同志为知识分子树立了他们和工农结合的范例。我国最初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使自己无产阶级化的。 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总需经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能成长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我国的初期自然更是如此；不可能设想有一出现便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超人”。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坚持与实际、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却是任何真正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必备条件。李大钊同志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同志已不只是一个卓越的革命活动家，而且成了党的领导者之一。他长期在北京领导党在北方各地的组织，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他曾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领导了伟大的二七罢工。以后，他代表党和孙中山先生商谈，促成了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和三大政策的决定，实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奠定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高潮的基础。1925年，他在北方领导了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上，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领导过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关税自主运动。1926年3月18日，爆发了著名的反帝反军阀的示威，他是运动的组织者和直接参加者。在这个时期中，他一直是北方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更加剧烈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实行着极残暴的白色恐怖统治。但是李大钊同志始终在万分危险的环境下坚持工作，一步也不离开革命的岗位，终于，在1927年4月9日（一说6日），被受帝国主义支持和指使的奉系军阀逮捕了。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许多革命者。在监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各种折磨，但始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最高的革命气节。4月28日，这个伟大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之一，被疯狂的军阀送上了绞架，英勇而壮烈地牺牲了。他的死不只激励了当时还在艰苦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军阀政府的更深的仇恨。 1927年，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不应忘记的一年。这一年，反革命把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葬送在工农群众的血泊中。4月9日，张作霖实行了反共的大逮捕；这时，也正是蒋介石准备好了他的反革命政变的时候。4月12日，蒋介石实行了他的反革命政变，上海南京各地洒遍了共产党人的鲜血；4月28日，张作霖也就惨杀了李大钊同志和其他革命者。这时，他们在形式上还是在作战中的双方，但在反革命、反共这一点上，却已在实际上一致行动了。在南北一致的反革命逆流中，多少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五四运动时代成长起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精英，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下。人民的鲜血流成了江河。我们今天的胜利正是建筑在这些牺牲者的鲜血和尸骨上的。我们会不时想起这一切，并不必一定是为了睚眦必报的心理，我们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并教育青年一代知道，中国革命曾走过了一条如何艰苦曲折、血迹斑斑的道路，以便能更加爱护这今日已成长得极为丰硕的果实，更加全心全力艰苦朴实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我们的先驱者曾在一片荒原中披荆斩棘，给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开出最初的一条道路，直至光荣地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艰苦困难与我们今天的情形简直无法比较，我们必须努力使自己不愧为他们的后辈。

第8版()专栏： 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吗？ 季陶达 本月14日上午，承人民日报社之约，参加了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我由于听觉不便，未能全部听懂诸同志的发言精神。今天又看了一下人民日报所刊载的发言稿，觉得其中有些问题是可以而且应当“争鸣”的。例如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能不能把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和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呢？马列主义的方法与其观点、立场和结论有何关系？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针，它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之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但如何来理解这个“发展”？与此有关的是自从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是否停留原地抑或已有所发展？这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长讨论、争鸣的。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究竟马列主义是否停留在1895年呢？我想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很不成熟，恳切希望雷海宗先生和读者指正。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认为马列主义停留在1895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的。大家都知道：一方面，恩格斯去世以后不久，初则伯恩斯坦公开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继则曾经是所谓正统派的理论家考茨基也成为叛徒了。马克思主义处在修正主义者从内部来瓦解的危机中。另一面，恩格斯去世以后不久，资本主义向其最高阶段——最后阶段的转化，即将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生显著的变化，资本主义内在的种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就在这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列宁根据大量具体的事实，指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化为以生产积聚和垄断为最基本特征的帝国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重分世界的战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迅速到来。这就从理论上粉碎了修正主义者和叛徒们从内部来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挽救了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列宁主义。 总而言之，列宁主义是在恩格斯去世以后，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由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研究新的历史社会的种种具体情况，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说马列主义停留在1895年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逻辑。 其次，更重要的问题是：六十二年来，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发展呢？雷先生于强调应当发展之后，一则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再则说：“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根据数十年来的事实发表一些意见。 恩格斯去世以后，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极其重大的事件，其中最著者为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之胜利、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亚许多人民民主国家之建立、以及我国人民解放战争之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成立。也就在这数十年内，马克思主义有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哲学方面，列宁于二十世纪初（1908）发表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奠定了建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毛主席于1937年7、8月写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斯大林于1938年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则更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刚刚学习过的去年12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又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具体表现和明证？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列宁于十九世纪末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研究了1861年农奴改革以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列宁于1901、1907年间写成的“土地问题与‘马克思底批判家’”一书，则予修正主义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和生产集中原理不适用于农业——以致命的打击，并且粉碎了所谓土地收益递减的“规律”，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我们都知道，恩格斯虽然已经看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的一些端倪，但是这个转化到二十世纪初才完成，因此恩格斯不可能亲自制定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则是列宁耗费数年的精力根据大量资料研究的成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最明显的表征。难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研究大量新的历史上社会经济的资料而得出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提到的理论，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至于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原则上稍有所指示，由于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不过几十天，还说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理论上的论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诸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各种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等等问题，可以说，都是由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苏联的实际情况所制定而由斯大林加以发展的。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中虽然有许多论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研究或甚至是错误的；但他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之关系等等，在我看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其实，我们只要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针——这一点想也为雷先生所同意的——，那末，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仅仅七年多的时间内，党和政府的领导者所发表的文章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许多方面，也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例如，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之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已行之有极大效果的和平过渡理论，由互助组而低级合作社而高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的农业合作化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经济范畴也就在新的经济条件之下产生了。“定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定息是工人阶级向资本家“赎买”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和列宁虽都曾提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赎买是可以的并且对工人阶级是很便宜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指出如何赎买，用什么方式来赎买。因为他们生前没有可以实行赎买的条件。这些问题在我国于去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解决了：即国家主要用定息的方式对在改造中的资本家实行赎买。 上述的一切，难道还不能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已有显著的发展吗？ 在社会主义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显著的。马克思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它究竟应当执行哪些具体机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应当如何解决等等问题，都是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在苏联、我国以及其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予以解决或正在解决中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自从恩格斯去世以后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都有极其显著的发展的。 看了本月14日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觉得有些问题必须大家来讨论，现在写出一点点就正于雷先生，并希望大家来“争鸣”。

第8版()专栏： 雷海宗先生来信编辑同志： 读到21及22两日你报“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一稿及我的谈话后的“编者注”。我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我们过度忽视了最近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谈话中“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上半句“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即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 “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要地”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而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这个意思，在谈话中我没有说清楚，除我自己当负责外，我当时的一种想法也有关系。在座谈会的半个月以前，我在天津参加了另外一个会，在会上曾发言，与座谈会上的发言主旨相同，我在座谈会中想避免不必需的说话重复，把自认为不言而喻的话就用半句话带过去了。在那个会中有发言稿，现把原稿附列于后，作为座谈会发言的补充： 我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现在对社会科学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在科学文化事业的大环节中，社会科学恐怕是我们最弱的一环，而这个最弱的一环又极少引人注意，好似它是可有可无，无关重要。据北京方面一个“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一文件中所载，在“关于科学工作问题”部分有简单一条如下： “目前社会科学工作很薄弱，同国家建设特别不相称，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步骤来加强它？正确地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是党对科学领导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能不能提出几条方针？现在不少社会科学家感到空虚，但不少社会科学家也还有不够虚心和刻苦的情形，党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这一段话很概括，讲到人的问题较多，在会议中对社会科学本身的问题究竟具体地、全面地如何提法，我不知道。对于人的问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但我非常同意这段话一开头的总的提法。这个情况的确与我们国家的建设特别不相称，不相称到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谈得更具体一点，对于我们在高等学校作社会科学教师的人来说，我们一般地都很难满足青年学生的要求。他们要求内容充实、面面俱到、有解释分析、既有骨头又有血肉的思想性强的讲演；但我们一般只能粗枝大叶地，有时甚至只能空空洞洞地讲演一番，而因为简单空洞，思想性往往不知从何谈起。这是就对内而言；对外，与敌人作斗争，研究批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作战总要知彼知己，我们完全不“知彼”，也就无法谈到“知己”，有时对他们乱批判一通，等于赤手空拳地向黑暗中乱打一阵，既打不中敌人，自己也枉费了力气。最后，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提出来已满一年之后，在多数社会科学部门中或是根本没有鸣起来，或是鸣得无精打采。 关于争鸣而鸣不起来，有人认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复杂，顾虑太多，不肯争鸣；这就是说，他们是能鸣的，只是不肯鸣。关于这一点，就我所熟悉的同行的人来说，这种情况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最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大家都感到没有本钱，鸣不出来——不是不愿鸣，而是不能鸣。有人常批评年岁较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说，他们解放前文章也写得不少，有时也相互争论，现在为何一字不写？这个疑问很容易解答。在解放前，为一个字，为一句话，为不相干的一个小题目，可以写出几千字以至上万字的文章，并可展开争论。这虽不见得都是无谓之争，但钻牛角尖的成份的确不少！今日这种文章不能再写，不是不敢写，不是怕人扣帽子，而的的确确是对这类文章不再感到兴趣。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己要求甚高，意义不大或谈不到甚么意义的文章他们不愿再写。所谓有意义的文章，就是在掌握充分材料的条件之下，尽自己力之所及用新观点新方法（当然是新立场）写出来的东西。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了。观点方法不见得完全有把握，但每个人都愿意试一下，问题是在材料。像经济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保密问题，是大家已知道的，不必再谈。以历史学而论，过去所曾经注意的材料，今日一部分已没有用处，今日有用处的材料，有相当大一部分过去没有注意或注意得太少，一时也来不及全部理 出。这还是就中国史来说。讲到世界史，问题就更大了：与其他近代社会科学一样，在世界史范围内所要知道的关键性的和比较专门性的东西，大部分在国内很难找到，我们的图书馆，全国所有的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真正有用的书，实在少得可怜，要凭现有的一点有用的书去作出今天看来有意义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在解放前，社会科学赋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主要地是发生点缀作用，没有踏实的根基：人少，书也少，书绝大部分都是课本和普通参考书一类的书；今后要作工作，大量采购解决问题的书是一个绝对必需的条件。 但问题还不只此。无书当然没有办法，有书也不是全部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须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间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初步树立了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讲我自己的本行，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经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我们似乎不愿意想，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会如何看法。我们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自豪，但我们不肯继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们的遗产，反倒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学者去利用，而他们时常去滥用。但当他们去滥用时，我们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 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当纠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们的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之后，现在也有条件纠正。如何具体作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讨，但首先必须大家对整个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家在经费的分配上，在人事的调配上，可以对社会科学多注意一些。我们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必须加倍地努力，努力学习，努力经常地 自我改造。如果像会议中所反映出的，有人感到空虚，就要赶快跳出空虚的境界，我们是有广阔的世界可以活动的；如果有人不够虚心，当知我们还薄弱得很，刻苦钻研尚恐不能有成，没有丝毫可以自高自大的理由。毛主席在他的讲话中，提出过去一年是伟大转变的一年，中国社会已有了新的面貌，我们每个人应当有能力、有信心去发展社会科学，适应改变了面貌的中国社会。 雷海宗 1957、4、22

第8版()专栏：学术动态 大英博物院编印新的“印本图书总目” 据大英博物院年初发出的通告消息，该院准备出版一部新的“印本图书总目”（英文原名General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A　NewEdition　Complete　to　the 　End　of1955），所有1955年底以前入藏的印本图书，除了用东方文字印的以外，将全部收入总书目内。该院现在正在征求预约，如果预约的户数能达到一定的数目，准备在1958年开始出书。 大英博物院从1930年起，原在编印新版图书总目（旧版是在十九世纪编的，近有美国缩印本印行），但编、排手续繁重，过了二十多年，到1954年才出了五十一册（到Dezwarte，Amie），按字母来说，尚不到全书六分之一；目录出版得这样慢，早已不能反映藏书情况，同时完成遥遥无期，不得不暂行停刊。现在该院决定采用影印办法来印图书总目。大英博物院大阅览室原来备有书本式总目，目录每页分左右两行，一行贴剪裁开来的旧版图书总目，一行贴新增图书的铅印条子，这样拼凑起来的目录，全部达到一千二百五十册（大英博物院不用卡片目录）。照新拟的办法，准备把一部这样的目录拆散，把各条重新按一个字顺排列起来，贴在本子上照相影印。据估计，新影印目录全部将是三百册，每星期可以出一册，全部目录可于六年内出齐。目录的价格估计为每册八英镑，全书约需二千四百英镑，每年预付一次，约四百镑。 大英博物院的印本图书总目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该院所藏旧版书特别丰富。据说，该院所藏的1800年前印的书只有5％可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该馆已有印本书目出版）。编印图书总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国的总书目只出了几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停刊，法国国民图书馆的图书总目出了半世纪尚未出齐，大英博物院如能在六、七年内把图书总目印出来，这将是对学术界的一个大贡献。 （顾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