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专栏：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 印度尼西亚等国兄弟党代表向大会致词 会上宣读了日共的贺信和美共的贺电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下午继续开会。大会的执行主席是：薄一波、叶剑英、李雪峰、罗荣桓、陶铸、宋任穷、黄敬、帅孟奇、张德生。 大会继续讨论党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所有在今天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都一致赞同这三个报告。 到会代表今天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鲁克曼、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南布迪里巴德、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员林海、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黄国越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在大会上的致词，并且热烈欢迎在今天大会上宣读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贺电。每当各兄弟党代表开始致词、致词结束和宣读贺信贺电的时候，代表们全体起立，发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今天在发言中就党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所作的工作和目前民族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作了说明。 鲁克曼同志接着致词。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和创造力永不枯竭的泉源，就在于信任人民群众，信任党。当他说到这种认识也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的信心，他们在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和和平的斗争中也将会取得新的胜利的时候，代表们报以雷动的掌声。鲁克曼同志向大会宣读了由艾地同志签署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接着，执行主席黄敬向大会宣读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这封信表达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不能被任何反动力量所阻止的对中国人民的日益增涨的友谊。当贺信中说到日本共产党在日益高涨的争取民族独立和和平民主的群众斗争的支持下，从去年以来又重新开始了公开活动，以新的步伐前进的时候，代表们以热烈的鼓掌，表示敬意。贺信还表达了日本人民要求同苏联、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愿望。 南布迪里巴德同志致词说，伟大的列宁曾经预言，苏联、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团结对世界帝国主义将是决定性的打击，而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他表示印度共产党人将为实现列宁的这一遗训而作最大的努力。到会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 南布迪里巴德同志在致词后，向大会赠送了一个石刻像和珍贵的坦左尔盘。 董必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党领导人民民主法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作了发言。 欧阳钦（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在发言中根据黑龙江省的情况，批判了有些单位曾经发生过的片面强调行政权力、忽视和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一倾向的社会根源和原因。 罗瑞卿（公安部长）在发言中介绍了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并列举事实说明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肃反斗争中取得的主要经验。 林海同志致词并宣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给大会的贺信。他的充满了朝中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话，多次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代表们以一次又一次的热烈鼓掌，欢迎黄国越同志的致词和他宣读的由胡志明同志签署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贺信。黄国越同志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赠给大会的锦旗和礼品交给了大会主席团。锦旗上写着：“热烈敬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当赠旗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会场上再一次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维塞林诺夫同志致词说，南斯拉夫和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党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发展和加强。他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后每一个成就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会加强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他的话不断地受到了全场的热烈鼓掌欢迎。 大会执行主席黄敬宣读由福斯特、丹尼斯共同签署的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发来的贺电。贺电对由于美国铁幕阻挡美国共产党不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深感遗憾。贺电中说，尽管华尔街在远东实行侵略政策，但是美国人民中间要求采取步骤来和缓远东紧张局势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情绪，正在日益增长。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许明（天津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扎喜旺徐（青海省副省长）。 许明谈到了天津市对资本家家属进行工作的情况，说明在资产阶级妇女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张德生说，为了提高干部思想，解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提出的新的问题，陕西省委正在组织干部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以便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 扎喜旺徐谈到了由于党坚持争取、团结和安置的政策，使长期流散的哈萨克族部落安定下来，过着自由幸福生活的事实和经验。 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七时十分结束。明天将继续开会。

第1版()专栏： 抗议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暴行 北京各界四千多人举行大会 雷曼同志出席讲话叙述了德共的正义斗争 新华社19日讯　北京市各界人民四千多人今天上午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大会，抗议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暴行。 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雷曼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赫茨纳应邀出席大会，当他们由张奚若等陪同登上主席台的时候，人们站立起来向他们欢呼、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表示对他们的热烈欢迎。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席张奚若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西德当局取缔德国共产党的希特勒式的暴行，不仅是对西德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粗暴的蹂躏，而且是对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事业的一次疯狂的挑衅。北京市人民，同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对西德当局的这种暴行，感到极大的愤慨。我们对德国共产党、对一切受到西德当局这种法西斯暴行迫害的人，表示坚决的声援和亲切的慰问。 张奚若说，我们认为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斗争，就是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防止西德重新走上希特勒的道路，是德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责任。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要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人民的斗争。 张奚若说，我们相信，虽然西德当局宣布取缔德国共产党，但是德国共产党决不会因此而消失，德国人民也决不会因此就被吓倒。西德当局对德国共产党的野蛮镇压，并不能挽救阿登纳政府政策的破产，并不能消除德国共产党在德国人民中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相反地，西德当局一切反动措施，只能激起德国人民为和平、自由和国家重新统一而斗争的更加巨大的浪潮。德国共产党必将更加巩固和发展。 张奚若最后祝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 在张奚若讲话后，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炯讲话。他说：“请出席今天大会的亲爱的雷曼同志，向德国共产党、西德工人阶级和西德人民，转达我们的心意，北京市的工人和全中国六亿人民一样，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你们的斗争。同时，我们要以加紧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加强我们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王炯说，北京市工人在这里庄严地警告西德当局：法西斯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希特勒曾经是反苏反共的旗手，结果却以历史的罪人载入史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经发动“大东亚”侵略战争，结果受到了人民的判决。阿登纳集团如果胆敢沿着希特勒的道路走下去，也就会遭到和希特勒一样的下场。 大会上，清华大学教授张维、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王广、北京医学院学生毛腾淑也相继讲话。他们一致激愤地抗议西德当局的暴行，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人民的斗争。 当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雷曼讲话的时候，全场起立，暴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雷曼叙述了德国共产党和西德人民目前进行的斗争。他说，德国共产党是不可能被根绝的。一个全心全意为了一切劳动者的幸福和福利而工作的党，是不可能被取缔的。德国共产党还在那里，并且在那里存在下去。因为它同德国工人阶级、德国人民是血肉相关的（讲话全文另发）。雷曼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当他讲话结束时，人们又一次起立长久地鼓掌，并且不断高呼：“德国共产党万岁！”“中德人民友谊万岁！” 大会最后通过了抗议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决议（全文另发）。 今天出席大会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李德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张友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副主席舒舍予和北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机关干部等。

第1版()专栏： 周总理欢宴埃及大使拉加卜 新华社19日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彝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这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今晚欢迎埃及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哈桑·拉加卜将军的宴会上说的。 周恩来总理说：“你们在我们的西面，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他举杯祝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卓越的领导下，为埃及的主权、独立、尊严的斗争取得胜利。 埃及大使哈桑·拉加卜说，埃及人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苏彝士运河问题上站在埃及人民的一方面。他说，埃及能够在拥有各式各样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决，这是因为我们有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持。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的话，帝国主义的末日就到了。他深信，全世界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哈桑·拉加卜说，我们对于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感到高兴，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正在追随着中国的道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埃及人民从中国良好的榜样中得到鼓舞和力量。 出席今晚宴会的客人还有埃及商务代表法尔夫妇、副代表孟大维夫妇等。 应邀出席作陪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陈毅元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团长、中国赴埃及文化代表团团长鲍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章汉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第1版()专栏： 埃及苏彝士运河管理局宣布 船只通过必须有埃及的领航员 　据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埃及苏彝士运河管理局总经理尤尼斯18日在塞得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埃及是否将准许西方正在策划中的“使用国协会”的船只通过运河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将让它通过，但是这样的船只必须遵守规章，规章是：船只上必须有我们的领航员。”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策划中的“使用国协会”企图使用自己的领航员来通过运河。 尤尼斯在会上还宣布，由于西方策动英法等国的领航员集体离职而造成的运河领航员危机已经过去了。他说：“情况是正常的。我们将比过去更好地管理运河。” 据埃及“共和国报”报道，9月18日有空前多的船只——六十只——到达塞得港。这家报纸说，埃及运河管理局已经作了必要的安排，使它们通过运河。

第1版()专栏： 阿拉伯联盟政委会决定将拒绝伦敦会议任何决议 据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阿拉伯联盟政治委员会在9月18日的会议上通过决议，预先拒绝9月19日在伦敦开幕的讨论“苏彝士运河使用国协会”计划的会议所作出的任何决议。 会议共通过了五项决议，其他四项决议是：谴责英法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而已经行使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同意埃及关于召开目的在于以和平方法解决苏彝士运河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决定；号召各国遵守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各项原则；同意埃及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促请注意英法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行动的照会。 委员会在一项公报中说，委员会将继续开会。

第1版()专栏： 苏丹妇女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19日讯　苏丹妇女代表团一行十人，今天晚上乘火车到达北京。代表团下车后受到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等人的热情欢迎。 代表团团长、苏丹妇女联盟执行委员道拉特，穆罕默德·哈桑女士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来了解你们的国家，虽然我们距离你们的国家很远，但是我们感到我们是处在好朋友中间。” 埃及驻华大使馆也派代表前往车站欢迎。 代表团是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邀请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第1版()专栏： 中美大使会谈延期举行 新华社日内瓦19日电　中美两国大使已经同意把原定在9月20日举行的会谈，延期到9月22日举行。

第1版()专栏： 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 抗议西德当局反和平反民主的暴行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抗议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反和平反民主的暴行。 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雷曼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赫茨纳应邀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主持。他在会上致词说，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暴行和希特勒完全一样，它企图阻挠德国人民的统一。但是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各民主党派都同情西德人民，支持德国共产党的斗争。他说，德国是优秀的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德国反动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人民遭受了很大的灾难。 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李济深请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雷曼谈谈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情况。雷曼首先对中国各民主党派召开这个座谈会表示感谢。他说，这个座谈会对正处在西德当局迫害中的德国共产党是一种支持。他说，阿登纳对西德人民进行军国主义化和希特勒完全一样，迫害德国共产党人，摧残西德民主团体和进步组织。但是德国人民不愿意战争，不愿意残杀自己的同胞，德国青年不愿意当兵，他们要求学习。雷曼又说，西德当局想迫害我们，强占了我们的办事处和印刷厂，但是我们转入地下后到处是同志，报纸在工厂出现了，我们的广播电台每天广播三次，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如何在进行工作。他说，我们这种斗争不仅德国人民支持我们，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们。德国人民一定要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说，阿登纳当局的反动措施，是危害世界和平、妨碍德国统一和损害德国国家的行动。今天，德国的情况和世界的形势已经完全和十年前不同了，时代已经变了，阿登纳要走希特勒的老路是一定要失败的。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说，五年以前到东柏林的时候，正看到德国人民要求统一、去掉东西德界限的投票。他认为德国人民是完全愿意团结的，他相信德国一定是可以统一的，德国人民的革命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他发言完毕以后，把两份在报纸上发表的抗议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谈话的剪报送给了雷曼，并且同雷曼和赫茨纳热烈握手，预祝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 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受迫害的事，在反动统治的中国也有过。但是，这种压迫的结果不是革命力量削弱了，而是革命运动更加迅速地扩大了，德国共产党不是反动政府禁止得了的，德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说，西德当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取缔德共的行为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个挑衅，全世界人民将不能容忍这种挑衅。他对阿登纳当局的这种挑衅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他说，今天北京同时举行了两个抗议西德当局非法行动的集会，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抗议的情绪和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都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

第1版()专栏： 德国共产党坚持地下斗争 据新华社柏林19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讯：被西德政府封闭了的德国共产党报纸“汉堡人民报”在地下重新出刊。重新和读者见面的报纸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尽管禁止和封闭，我们还是在这里”。无论在工厂中、电车上还是码头上，到处都有人阅读新出刊的“汉堡人民报”。 报纸上发表的致汉堡居民书说，阿登纳政府不能使德国共产党沉默下来，它也不能阻止“汉堡人民报”的出刊。 在西德各地，德国共产党仍然活跃。在黑森地区，共产党员在许多大工厂中散发了传单，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德国共产党。

第1版()专栏： 赫鲁晓夫到达贝尔格莱德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贝尔格莱德19日讯：赫鲁晓夫今天上午十一时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贝尔格莱德。 前往泽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的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卡德尔等。

第1版()专栏： 中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闭幕 新华社20日讯　中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最近已经在索非亚闭幕。 根据9月16日签订的议定书，中国将供给保加利亚关于菱镁矿的加工生产的技术资料以及颜料、肥皂、中国漆的技术资料，医疗方面的各种经验介绍等，并且使保加利亚专家在中国各企业和科学研究机构中了解植物学、大气、物理、丝织物生产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上的成就。 保加利亚将供给中国关于制造果汁、果浆、提取酒石酸的详细技术资料，葡萄插条、农作物种子等，并且使中国专家了解沸腾层煤气发生炉的操作。 会议的工作是在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和双方互相给予科学技术援助的真诚愿望下进行的。 中国代表团在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曾经参观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和科学研究机构，了解了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成就，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

第1版()专栏： 匈牙利人民军文工团到达沈阳 新华社沈阳19日电　应国防部邀请来我国访问演出的匈牙利人民军文工团，在领队索柯洛依·衣施多万上校率领下，今天上午乘专车到达沈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代表杜震中校曾前往满洲里迎接。 文工团下车时，受到沈阳驻军官兵代表及军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八百多人的欢迎。 沈阳驻军领导机关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许里上校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讲了话，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文工团的全体团员表示热烈欢迎。索柯洛依·衣施多万上校致答词，他深信通过这次访问演出，将更进一步加强中匈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与合作。 匈牙利人民军文工团，共二百一十七人。全团包括合唱队、乐队、舞蹈队和单项表演队。他们将在沈阳举行来中国演出的开幕式，并且为当地驻军进行演出。

第1版()专栏： 北京市各界人民抗议西德当局 迫害德国共产党大会决议 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对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的法西斯暴行，一致表示极大的义愤。北京市各界人民抗议西德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大会决议：对西德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和道义上的谴责；对德国共产党和一切受到法西斯迫害的西德人民，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坚决支援德国共产党和西德人民反对西德军国主义、保卫民主权利和争取自己祖国的和平统一的英勇斗争。 西德当局禁止德国共产党的行动，证明阿登纳反动集团是正在走着一条希特勒走过的危险道路——法西斯统治和准备战争的道路；同时也说明国际战争势力不甘心于国际局势的趋向和缓，而力图在欧洲积极扶植西德军国主义，加深德国民族的分裂，制造欧洲紧张形势，破坏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因此，抗击西德当局这种反民主、反和平的逆流，不仅是西德人民的责任，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珍视人类进步的人民的责任。 在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已有十一年的今天，听任法西斯势力在西德的复活，容许把西德培植成为发动战争的温床，就是对于进步人类的最大的犯罪。我们北京市各界人民誓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坚决支持德国共产党和西德人民反抗法西斯暴政的英勇斗争，并愿以极大的努力促进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 德国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西德当局坚持执行其反民主、反和平的政策只能得到使自己走上绝路的结果。我们坚决相信，德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并且一定会领导西德人民冲破一切障碍，在争取和平、民主和德国民族重新统一的事业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北京市各界人民抗议西德 当局迫害德国共产党大会 1956年9月19日

第1版()专栏： 在北京各界抗议西德当局迫害德共大会上 雷曼同志的讲话敬爱的朋友们！ 德国共产党愉快地接受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派遣代表团来参加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德国共产党委托我们向中国工人们、农民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在他们自己值得骄傲的党领导之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全体中国人民，转达热诚的、兄弟般的战斗敬礼。 随着运动的深刻化，德国工人阶级以及同它在一起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注视着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高兴，中国人民在以它的最优秀的儿子和爱国主义者之一的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战胜了国内外帝国主义者。你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应用到你们祖国的实践中。你们参与缔造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比资本主义体系优越，并且正在继续发展。它的曙光将照射到目前还处在被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每个国土上。随着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现在已在包括十亿人口的一些国家中获得了胜利。 帝国主义势力企图把世界由一次战争卷入到另一次战争中，但它们今天看到它们自己的力量是怎样大大被削弱，看到被它压榨的殖民地人民是怎样为独立进行着胜利的斗争。 德国帝国主义在同一个世代内在欧洲及全世界发动了两次可怕的战争。单从德帝国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看，死亡的有五千多万人。在这次可怕的战争之后才不过十年光景，可是德国军国主义者又在准备为波恩联邦共和国准备第三次战争。 同希特勒完全一样，同样的势力又要在陈旧而肮脏的反共产主义旗帜下准备发动第三次大战。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谁要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谁就要灭亡。德国和全世界的发展证明，德国帝国主义者可以设想无所不能的时候已经永远地过去了。1956年再也不是1933年了。 德国人民没有忘记希特勒专政十二年的痛苦经验，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痛的教训，所以普遍兵役制的实行和对德国共产党的取缔引起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抗议及愤怒。在这些日子里，西德的共产党比以往更加接近人民，他们从工人阶级和人民那里获得令人鼓舞的团结的证明。人们明白，随着取缔德国共产党，随着建立五十万的雇佣军，随着逐步废除民主权利和自由，德国军国主义者正在给他们的子孙酝酿着严重的危险。联邦共和国的人民不要目的在于反对其他国家的新战争，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互相谅解、和平共处，同一切国家包括对中国人民，保持友好的关系。 所有共产党人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反对取缔我们的党发表了抗议声明。联邦共和国人民也看到，中国人民是反对取缔我们的党，中国人民同德国共产党，同德国工人阶级，同联邦共和国一切进步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为德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着。 对于遍及全世界的为抗议取缔德国共产党而进行的运动，我谨代表我们的党和联邦共和国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与这个运动同时，在德国内部，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对西德人民的斗争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在那里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 德国帝国主义者反对德国重新统一，他们宣传要并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独霸全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农民以及同他们站在一起的进步公民是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的国家，他们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征服这个第一个工农国家。德国人民广泛地要求，通过和平道路将德国统一成一个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 德国共产党在联邦共和国为了保持和平，为了民主和社会的进步，为了消除军国主义和限制军火垄断财阀的权力而斗争。在民主的基础上为和平统一德国而斗争。因此，工人阶级的和我们人民的敌人就取缔了我们的党。他们想从联邦共和国内人民那里夺去在伟大的民族和社会斗争中的忠实于人民的力量。然而我们的党是不可能被根绝的，它是不可能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生活中取消的，因为党已牢固的生长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间。一个全心全意为了一切劳动者的幸福和福利而工作的党是不可能被取缔的。德国共产党还在那里，并且在那里存在下去，因为它和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是血肉相关的。 德国帝国主义者已经几次妄想消灭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作将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德国工人阶级分离。希特勒也曾经有过这种妄想。德国共产党必须不顾血腥的恐怖而不停止地进行斗争。 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希特勒被消灭了，而德国共产党仍然存在。现在，我们的党虽然已被取缔，它也将证明自己是比德国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阿登纳政府强大。 在联邦共和国，只要有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了他们的社会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和平、自由和进步而进行斗争的地方，那里就有共产党人。在这个斗争中，共产党人将比过去更加牢固地同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向全体进步人民，全体德国爱国者伸出兄弟的手。毫无疑问，德国工人阶级，德国爱国者在这个斗争中也仍然是胜利者。在德国帝国主义者打击我们的党的时候，团结的伟大证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杰出榜样，增强了我们的力量，责成我们在反对德国军国主义，争取和平、自由和各国的友谊，争取实现符合于各国人民和平利益的我国人民的社会和民族愿望的斗争中加强努力。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万岁！ 德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第2版()专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鲁克曼同志致词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愿意借此表示，我们今天能够参加你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们的心里感到多么的荣幸。我们来到你们的国家参加这次大会，才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进一步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过去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目前又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力量和创造力永不枯竭的泉源，就在于他们信任人民群众，信任党。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完全相信，你们党正在举行的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地总结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十一年来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将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并用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时，这种认识也加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和和平的斗争中也将会取得新的胜利。 同志们，为了转达我们党对你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祝贺，请允许我读一下由迪·劳·艾地同志签署的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贺信的内容如下：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与会者。亲爱的同志们！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同情者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我们从一九四五年四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学习了许多东西，我们深信，正在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成果将会给我们更多的教益。你们在执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和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简单地说，在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愉快地和衷心地表示祝贺。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向所有在这一极其激烈的斗争中牺牲了的中华儿女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不仅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已经完满实现的情况下举行的，而且是在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的情况下举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现在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大规模的工业化已经开始，农业合作化已经实现，纯私营的企业已经变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同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比较起来，你们党的党员人数已经大大地增加了。在获得这一切进步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进步的和科学的文化发展起来了。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进步阵营的最前线和最坚固的堡垒——苏联之外，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在决定目前世界的命运中已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人民的中国在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的中国的荒丘上出现，这就大大地改变了亚洲的面貌，改变了现代世界的面貌。这一事实大大地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刚独立的国家的全体人民去实现他们的完全的民族独立的目标。这一事实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这一事实使原来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使原来非常困难的东西变为不大困难。 由于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胜利而引起的世界局势和亚洲局势的变化是很有利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他们目前正在全力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民主和和平，特别是解放目前仍为荷兰殖民主义所占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领土——西伊里安，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煽动者的罪恶活动。团结全国一切进步的和民主的力量并孤立反人民的顽固势力，这是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的事业中所绝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一个问题上，印度尼西亚的进步分子从中国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由于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亚洲各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和平就将会愈有保障。亚洲的正直的人们和世界上所有的进步分子把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看作自己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加强了争取和平民主、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过去的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和在最近建立社会主义中国中受到了锻炼，我们深信，你们的代表大会一定会取得最大的成就。 亚洲各民族和世界上其他热爱和平的民族的朋友，社会主义中国万岁！ 将鼓舞中国人民和扩大他们的成就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万岁！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和解放旗帜的旗手，人类的解放者，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万岁！ 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传统的持久的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迪·劳·艾地 同志们！我的话讲完了，谢谢。

第2版()专栏：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同志的祝贺。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的事业。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了集体领导和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而取得了胜利，并且正以新的创造性的形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 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事业，给世界进步人类以无限的教训和鼓励。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还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鼓舞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深信并衷心期待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次大会决定的各项方针指导下，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的运动，从中国人民的胜利中获得了力量，从中国革命中吸取了教训。 日本反动统治阶级正在勾结美帝国主义，扩充军备，他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因而制造了再度侵略亚洲国家的危险。 但是，由于日本人民逐渐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建设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的对外政策，不少的日本人民日益坚决地要求与中国友好、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外政策。 为了亚洲和平和日本人民的利益，必须同苏联建立正常的邦交，同时也必须同中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 目前，当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把日本变为侵略亚洲的最大基地的时候，日本同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对于巩固亚洲的和平，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的统治、争取和平和独立；为制止军国主义复活、争取扩大自由和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正在向前发展。三千三百多万人签名反对原子弹氢弹，今年八月在长崎胜利地召开了反对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它还表现在：在今年七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各民主政党（社会党、共产党、劳农党）获取了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从而使反动派恶劣地修改宪法、公然恢复军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 一九五○年以来，日本共产党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势力的迫害下，陷于半合法的状态。但是，从去年以来，党得到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的支持，重新开始了公开活动，并且不断地克服着党的缺点，以新的步伐前进。 在最近的参议院选举中，党所得到的选票比去年众议院选举时增加了近百分之三十，同时还通过这次的选举，在许多地区发展了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扩大和加强我们的党，使它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人民群众的先锋的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巩固广大的民族解放民主统一战线，以完成党所担负的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的历史任务。 现在，我们党以及我国许多进步的人们都以深切的关怀和热烈的期待注视着你们党的这次大会。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建党以来，在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进行的艰苦斗争中，我们作为一个兄弟党，也分尝了艰难和困苦，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我们能够在你们党的这次胜利的大会上表达我们的祝贺，这使我们党感到无限的喜悦。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万岁！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万岁！ 日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亚洲和世界和平万岁！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第2版()专栏： 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南布迪里巴德同志致词同志们： 尊敬的毛泽东同志，我们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的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兄弟代表们，我们向你们转达印度人民和印度共产党的热烈的祝贺。 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两国间的联系开始于久远的古代，并且从来没有因为任何敌意而有所损害。历史的记载证明，我们过去的联系有助于两国古老的文化的发展。 奴役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企图把我们两国人民隔离开来。我们两国民族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还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从孙逸仙博士的时代到毛泽东主席的时代，印度的民族运动一直受到中国爱国者的支持。中国的民族运动也曾受到最广泛阶层的印度爱国者的支持。今天我们怀着深切的感情来追忆我们亲爱的同志柯棣华大夫，他是在光荣的八路军中服务的时候牺牲的。 印度取得了民族独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样，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站起来了——这预告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灭亡。 印度人民的英勇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传统，他们对亚洲团结的强烈要求，他们对国际和平的长期愿望，以及他们对他们的近邻——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深厚的兄弟情谊，都已经表现在关于五项原则的声明中，表现在共同争取朝鲜与越南的和平，以及争取万隆会议成功的努力中。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合作关系正在继续发展。 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永远埋葬了一种谬论，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物质的西方的产物，同精神的东方不相容。 印度国内进步人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获得伟大的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人民能够打败当代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赢得全国性的胜利，建立了亚洲的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国家，并且在不到十年的时光中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 在印度，我们党的政策是保卫和巩固我国的民族独立，使我国对和平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我国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困难的，我们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我们从全世界为和平与进步而斗争的人民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和团结中，从人民中国和苏联的伟大成就中，从我们两国人民同苏联人民之间的日益加强的合作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和信心。 伟大的列宁曾经预言，苏联、中国和印度三国之间的团结对世界帝国主义将是决定性的打击，而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 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在五十六个国家兄弟党的代表面前，我们印度共产党人保证为实现列宁的遗训而作最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和印度人是兄弟！ 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兄弟友谊万岁！

第2版()专栏： 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代表林海同志致词亲爱的同志们： 我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并通过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七大到八大期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六万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在创造新生活的历史上的一件伟大的事情，而且也是大大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国际大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取亚洲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中已成为强大的堡垒。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了政治积极性，发挥了劳动热情和创造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不断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发展了科学、文化艺术事业。还不仅显示了新社会的面貌，而且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努力促使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的实现，并根据五项原则致力于建立和平外交关系等事业，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日益提高，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同苏联一样，是非常巨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跃发展，使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无限喜悦。 朝鲜人民因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强大的邻邦而感到骄傲，并把中国人民在建设繁荣的祖国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朝中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朝中两国的爱国志士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曾并肩作战，特别是在过去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武装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高举着抗美援朝的旗帜，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与朝鲜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直接用鲜血援助了我们。 这在国际友好关系上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的榜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朝中人民的战斗友谊。 朝中两国人民战斗的友谊和团结，保证了反侵略的战争的胜利，并对保卫朝中两国的安全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停战以后，中国人民又继续给予朝鲜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以经济的、技术的巨大援助。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勇士和许多中国技术人员，直接参加了恢复和建设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作，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的真诚的国际主义援助，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给予我们的宝贵援助一起，对于朝鲜人民争取我国的繁荣和富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已成为可靠的保证。 对于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的真诚援助，我以朝鲜劳动党全体党员和全体朝鲜人民的名义，通过这次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谢意！ 现在，朝鲜人民遵照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和在共和国北半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在取得更多的新的成就。 朝鲜人民提前四个半月超额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的生产任务。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的生产总值，比1949年生产水平增长了96％，比1953年增长了159％。 我国迅速发展农业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着，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共和国北半部农户总数的70.6％。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的祖国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共和国北半部——民主基地所获得的这一切成就，是使祖国走向和平统一的可靠的保证，并且对于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帮而斗争的南半部人民来说也是巨大的鼓舞。 但是，我们的祖国仍然被分裂为两部分，目前仍未得到统一，共和国南半部人民仍在殖民统治下呻吟。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匪帮不甘心接受在朝鲜战争中遭到惨败的教训，继续违反停战协定，并且无理地拒绝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和平统一的方案，叫嚣“北进战争”，疯狂地阴谋再一次发动战争，加剧了我国和亚洲的紧张局势。 然而，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肯定是对我们有利的。 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了新的高涨。 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加强，反对战争贩子的和平运动正在波澜壮阔地展开着。 无视这一现实的敌人的任何阴谋诡计，也不能阻止全世界善良人民前进，也不能使已经觉醒的被压迫国家人民屈服。 朝鲜人民同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朝鲜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也巩固地团结起来了，他们将会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胜利前进。 这次贵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将成为我们今后工作中宝贵的教训。 最后，我深信，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贵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和富强，以及对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转达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贵大会的贺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我们全体党员和全体朝鲜人民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具有着胜利地领导艰苦而长期的中国革命的光辉的革命传统。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在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的胜利，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生活力量和创造精神，这在东方给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以决定性的打击，鼓励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且成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中的巨大的力量。 很早以来，朝中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特别是在朝鲜人民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两国人民之间以鲜血结成的友谊和团结，比以前更加巩固了。停战以后，中国人民继续给予朝鲜人民的物质、技术及精神的援助，成为我们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目前，美帝国主义霸占着南朝鲜和台湾。尽管它们企图制造亚洲的紧张局势，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在受到了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人民所支持的朝中人民的团结力量面前，是注定要失败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预祝中国共产党通过这次代表大会更加发展和巩固，并且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亚洲及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万岁！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以伟大的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第2版()专栏： 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黄国越同志致词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荣幸地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来参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热烈地祝贺大会，并祝亲爱的毛主席、党中央各位同志和代表同志们身体健康。 这里，我谨宣读我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大会的贺信如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谨代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十五年艰苦和英勇的斗争，领导六亿中国人民取得了对世界有着深刻而广泛影响的历史性胜利。中国革命的辉煌的成就，使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占了优势。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正稳步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和积极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道路前进，这对于各国的民族和民主运动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我们两国的命运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对处于任何环境中的越南所给予的慷慨无私的帮助，是我们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和我们两党间的密切的国际团结的最高贵的表现。这种日益增长的友谊团结，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和繁荣，以及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为巩固和平和实现越南统一的斗争取得美好前途的可靠保证之一。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表示我们全国人民和全党对中国人民和以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深切的感谢。 中国的实际，证明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是有着非凡的力量和巨大的创造性的。天才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环境的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更加照亮了越南革命的道路，并对越南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和建设越南人民民主制度的事业中所取得的胜利有着重大的贡献。中国正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使得全体越南人民愈加振奋，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今天就是越南的明天，并且更加满怀信心地为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而奋斗。 亲爱的同志们，越南劳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敬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辉煌的成就。 越南劳动党全党和越南全体人民深信，遵循着大会的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中国人民将胜利地完成五年经济计划，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使中国——亚洲和平的堡垒日益巩固。 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越南劳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胡志明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第3版()专栏：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同志致词同志们： 我代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向新中国的真正的代表致贺，同时，我要着重指出，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十分高兴地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派代表前来参加这次大会。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领袖铁托同志非常敬佩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武装斗争。这一斗争曾经鼓舞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并且使它们充满了热情。我们国家和我国劳动人民极其关心地注视和研究中国人民目前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经验。 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已经产生了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世界帝国主义已经在最脆弱的地方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被压迫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从而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在国内反革命势力被消灭以后，中国人民的面前展开了走向美好的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切都加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促进了它们为了向前发展而进行的斗争。这就取得了新的经验，丰富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理论思想和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一直是胜利的，这是由于它在具体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找到了它自己的走向胜利的道路。像这样一个伟大的党，提供了许多必须重视的、也是属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东西。 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曾经利用了中国在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游击战争方面的经验。正是中国革命说明了，游击战争并不是在强大得多的敌人面前作拼死的行动，也不是在相互之间常常没有充分联系、而且没有希望汇合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斗争而最后打败敌人的一种武装斗争。中国的革命和我国的革命都说明，在特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通过游击战争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唯一可能的取得胜利的办法。 尽管有在不久以前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发生的事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国家还是一直重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的重大意义，而且给予全力的支持。我们在一切国际讲台上都一直主张承认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支持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中国人民对台湾的权利。新南斯拉夫在过去和现在都主张解除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压力。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我国人民深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发展和加强。 你们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了你们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府新形式方面的巨大成就。这些报告向我们说明，城乡社会主义物质力量已经发展到了什么规模。这些报告也谈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的道路，谈到了你们所具有的、你们的党所必须加以考虑的特殊的条件。我们了解，这些具体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起了杠杆的作用，它们无疑地会加速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改造的过程。 在各国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和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是在这方面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本着列宁主义的原则处理了这个问题，指出各国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各国工人阶级运动变得更加生气勃勃了，更加实际了，它的斗争变得同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同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更加有联系了。承认这种特殊的道路的存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力量的表现，并且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因为这种国际主义是同时建筑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发展和特点上的，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上的、建筑在直到现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伟大的经验上、在各国斗争的特殊条件上的。 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主义就会陷于停滞。社会主义的力量恰恰在于，能够不断地发现新鲜事物，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理论思想，发现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新形式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形式。在具体的斗争和创造性的努力中会遇到新的东西。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只要大家都是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经过思考而对某些问题具有不同的意见，这只会增加我们运动的力量。 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那以前，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随着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在中国、南斯拉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胜利，随着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从帝国主义枷锁之下获得解放，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展开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持久的斗争，随着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在各国的增长，世界上形成了新的关系，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这种新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国际关系方面都需要有新的东西。这一新的关系也已经开辟和正在开辟新的道路，而有利于进步力量争取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新社会制度的斗争。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经经历过艰苦斗争的年代，得到过辉煌的胜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克服了这一切困难，是因为他们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因为他们是勇往直前的革命者，深信这一学说的正确和必将取得胜利。 我们的党曾经号召南斯拉夫人民对德、意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进行武装斗争，保卫我们的独立，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而斗争。它这样做，同时也因为这是它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这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尽其所能地保卫了他们祖国及其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忠实地履行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这两者使我们人民通过了艰苦的考验，经受了沉重的牺牲而取得胜利。 我们党是从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新关系出发——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迅速增长就是这种新关系的反映——来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新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问题的。 在国内的发展方面，我们运用了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经验。但是，我们党认为也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和从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出发，在新的条件下寻求建设新社会的新道路和新的可能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特别是列宁，曾经提出警告，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防备官僚主义的危险。他们指出，官僚主义束缚人的自由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是会成为物质力量发展的障碍的。列宁也曾经指出了防止官僚主义发生，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某些方式。 在我们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很快就体会到，在经济、国家、文化、教育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产生了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企图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生活的无上主宰。在官僚主义的压制下，人民虽不赞同但只好低头忍受，终于成为无上权威的官僚主义及其机构的意志的机械的执行者。 我们党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所根据的原则，是通过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自治来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党认为这是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武器，是发挥劳动人民主动性的保证。人民的自由和自由的主动性首先应当在物质生产方面去发挥，以便由人民自己来管理生产。因此，我国组织了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管理社会生产手段。没有多久，工人委员会就成了我国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在科学、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等方面也普遍设立了社会自治机构，千千万万的人民通过这些机构决定一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拥有几百万盟员的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任务就是使劳动人民尽可能积极参加这些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已经成为我国的现实，工作是否做得好，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机构的活动。社会计划——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和决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比例，而关心这些计划的命运的就是这些工人的集体，千百万的工人，在物质的鼓励下，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超额完成这些计划的规定而奋斗。 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认为，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它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而且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要使得生产力得到正确而迅速的发展，这种民主的政府形式，应当进一步发展。 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好几年在国际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它展开了广泛的国际活动，坚决维护和平，主张和平共处。我们国家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加强了同争取和平、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们认为，这对和平事业和国际合作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并且加强了世界上的进步力量，这是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为之而奋斗的。 我们认为，同社会党以及其他运动也保持实际的联系和交换意见，对于世界上的进步力量的事业是有好处的。这种接触有利于互相澄清许多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各党和各个运动——希望进行合作，愿意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努力，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和各国人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关系而努力的各种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政策。 最后，我愿意强调指出，我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我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后每一个成就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会加强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保卫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的合作和持久友谊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第3版()专栏：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贺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并且通过你们的大会向全体中国人民致最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你们的大会是在全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进展的时候召开的。日内瓦和万隆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路标，它指出了全人类走向和平、以及仍旧处于殖民地制度或半殖民地制度束缚下的亿万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巨大社会变革的结果。这变革是由于社会主义划时代的在苏联建立，由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了争取解放的崇高伟大的作用，由于盟国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作战胜利所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推动世界进一步走向和平、自由和人民幸福的巨大的力量之一。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反动暴政和内战，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而人民的解放带来了民族复兴，使全人类都感到惊奇。你们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就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应当归功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成就进一步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们相信，你们的代表大会所要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将为走向社会主义开辟新的广阔的道路。 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年代中，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充满同情的关系。我们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轴心而建立起来的同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系。今天，尽管有反对中国人民的各种诽谤，尽管华尔街在远东实行侵略政策，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蔑视蒋介石，把他看作声名扫地的傀儡。在我国人民中间，要求采取步骤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要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情绪在日益增长。这种要求包括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我们两国之间发展互利的商务关系和文化交流。我们美国共产党人肯定地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是符合我国民族的最高利益的，对于结束冷战和促进所有国家之间——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和平共处也是必要的。我们严厉地谴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和美国国会对中国所采取的反动政策，我们和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民主团体一起，要求作根本的改变。 　我们党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促成反垄断资本和维护和平的广泛的联盟。组成这种联盟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加。虽然类似法西斯的史密斯法，塔夫脱——哈特莱法以及其他的麦卡锡式的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可是正遭到我们越来越广大的人民的日益坚强的抵抗。一九五六年已经不同于一九五一年，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事实上，争取恢复我国宪法权利法案的斗争已经有了新的动力。为了争取人民福利，劳工的团结正在扩大。人民对东西方协商的要求正在增强。争取黑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完全平等的斗争达到了空前的高涨，他们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得到鼓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正在对它过去的工作彻底的重新估价，并且正在尽一切力量来加强它同群众的联系，发展广泛的争取经济安定、民主、和平的民主统一战线运动。尽管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镇压和阻挠，我们同其他进步力量在一起，怀着极大的信心迎接未来。我们深深地感到遗憾的是，美国人民正在努力除去的我国的铁幕仍然阻挡着我们到国外去，阻挡着许多非党的美国人士到国外去。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够派遣兄弟般的代表团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 衷心地祝贺你们的大会成功，祝贺你们在自由、和平、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新的胜利。 中美两国人民和他们的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致兄弟的敬礼。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 主席：威廉·泽·福斯特 总书记：尤金·丹尼斯

第3版()专栏： 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董必武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同意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中央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我想就党领导人民民主法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大会提供一些意见。 同志们，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机构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意志，是我们国家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人民民主法制的形成 大家知道，在过去国内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制定了许多代表人民意志和符合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尽管它们在形式上较为简单，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但是它们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它们并且是我们现在人民民主法制的萌芽。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我国人民胜利地结束了抗日战争，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联合各民主党派为谋求组成民主联合政府进行了各种努力。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想独占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扩大它的独裁统治，终于撕毁了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对一切民主力量进行了凶暴的政治压迫，对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解放战争，号召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这时期，我们党提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并且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和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等各项纲领；各个解放区人民政府，依据这些纲领，又发布了许多较系统的法规；一九四九年一月我们党发表了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提出的惩办战犯和废除伪宪法伪法统等八项条件的声明；一九四九年二月我们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这些都给我们人民民主法制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一九四九年九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商定召开了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实质上就是我们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的政治纲领。它是我国的临时宪法。建国初期的一切法制都是以它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建立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法制建设，先后制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组织通则，制定了工会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以及有关劳动保护、民族区域自治和公私企业管理等法律、法令。在这期间，党领导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中，国家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这两个条例，现在看来虽然不尽完善，但就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作斗争的意义来说，是我们国家锐利的武器。所有这些法律、法令，对于维护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巩固民族团结，特别是摧毁一切旧制度，保障各种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胜利，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期还存在着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行政委员会），它们在共同纲领的统一原则下，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这些单行法规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对当地当时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撤销了各大行政区的建制，法制建设也就更加集中统一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共同纲领的发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它体现了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明确地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步骤。从此，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家喻户晓的行动指南。我国法制建设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依据宪法，重新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各项重要法律、法令。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涨的情势下，国家先后制定了初级和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还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及有关公私合营企业定股定息和清产核资等办法，更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根本性质的改变，保障了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从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十一年间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党在这短时期内正确领导了这两个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是非常伟大的。 人民民主法制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的生动事实，极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是最有效率的和最巩固的；我们人民民主政权是属于世界上最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类型。人民在这个政权下，不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自由，尤其是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自由，有反对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的自由，有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自由，有肃清社会前进道路上障碍物的自由，有随着生产发展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自由等等。像这类极广泛的自由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绝对享受不到的。我国人民应当享受的一切自由，通过人民民主法制获得了切实的保证。显而易见，我国能够彻底胜利地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迅速有效地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法制发挥的力量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在摧毁旧法制的斗争中产生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革命道路，深知旧法制是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套很精巧的机器，所以在全国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法制和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曾经领导人民进行了摧毁旧法制的斗争，并且在一九五二年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严格地批判了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划清了新旧法制的界限。很明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民民主法制，是真正表现人民意志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法制。 我们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适应着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建国之初，有人因为我国法制不完备，以为废除旧六法后没有立即制定新六法，就说“司法司法，所司何法”。我们曾批判了这种“为法制而建设法制”的观点。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基本的人民民主法制的事实；他们尤其不理解革命胜利初期，为了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我们党和政府必须发动人民群众的直接斗争，而这种斗争的主要任务，正如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阐明的那样，是要彻底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随着这种斗争的胜利，人民在保护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也就会创造自己的法制。所以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不能过早过死地主观地规定一套，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逐步地由简而繁地发展和完备起来。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提出的许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和要求的政策、纲领，有些虽然因客观情况还不能立即定型化为具体的完备的法律条文，但是，实质上都起了法律的作用。我们的法制有效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且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人民斗争的经验和贯彻了群众路线。我国许多重要法律、法令，都是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初稿，同民主党派商谈，逐渐形成草案，经过国家机关讨论修改以后，有的仍以草案形式发交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一直到县乡，发动广泛的群众讨论；有的还经过一定时期的试行，再由国家立法机关审议通过，才成为正式的法律、法令。正由于我们的法制是这样地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所以它也就无隔阂地反映了人民的意见。 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还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和国际上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还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特点；它照顾了各兄弟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在不抵触宪法的原则下，各自治区完全可以制定符合于他们意志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总结我们党领导的法制工作的经验，对于今后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保障社会秩序、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等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开国七年来，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法制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如上所述，我们不仅已经有了国家根本法——宪法，而且有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法令和其他各项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同时，我们也还有许多法规，如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惩治贪污条例、农业税法、工商业税法和私营企业条例，以及政府有些部门的组织条例等，由于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应该修改的还没有修改，应该重新制定的还没有重新制定。 法制不完备的状态，在新建的国家内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时候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设想，一下子就能够把国家的一切法制都完备地建立起来。这样想是不实际的。但是，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他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必须重视和遵守国家法制 我认为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会议的次数，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中都有明文规定。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年来是严格地按照规定召开了会议，各省、市和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一般也是按照规定召开会议的。经验证明，这是既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又利于更好集中的完全适合我国的制度。可是，我们县、乡两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些地方没有依照规定按期开会，甚至有个别省人民代表大会，也有去年一年没有按期开会的。至于不倾听代表的意见，不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撤换代表，甚至限制代表向人民代表大会反映群众呼声等违法现象，都不止一次地在某些省县范围内发生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些地方还没有建立得很好，还没有很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党从来是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的，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最近有些省、市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批评了地方党委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说党委往往直接发号施令，代替了一部分地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我认为这些检查是好的，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 开国以来，党领导人民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进行了数也数不清的工作，成绩是空前未有的。但是，在不少地方或部门进行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有违法乱纪、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现象，甚至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至于在同群众直接有关的工作上，更经常发现有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往往把好事办成坏事，招致群众的不满。对于这些恶劣的现象，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不懈的斗争。 在厂矿中发生的事故，有些是由于不注意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或者忽视操作规程所造成的。经济机关不履行合同而发生纠纷的事实，也是常有的，这些忽视法制，违反法制的现象，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损害的。 在这里应当指出，有些地方对于违法犯罪的人犯，只注意他是否违法犯罪，而不注意严格履行法律手续的现象，还没有完全克服，例如有些司法人员有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拘捕人犯，限制被告人行使辩护和上诉的权利；有些监所和劳动改造单位的管理人员，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违反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虐待犯人的现象也是有的。这些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彻底加以肃清。 还应当指出，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直到今天还没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从法学学理上写出一册像样的阐明我国法制的书，现在有的还只是几本小册子。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我国科学院有五十多个科学研究所，而法学研究所至今尚在商谈筹备中。法律工作系专业性质的工作，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受到专门性质从业人员的应有的待遇。 不重视国家法制的人们，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由，不是说国家法制是形式，就是说国家法制太麻烦，行起来妨碍工作。实际上这种理由是牵强的，经不起一驳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制，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能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从法制中才能知道作什么和怎样作是国家允许的或不允许的。因此，我们依照法制进行工作，只会把工作作得好些、顺利些，不会作得坏些、不顺利些。 无可置疑的，我们人民民主法制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没有地方各级党委和党员同志对法制的尊重和正确运用，法制的作用是显现不出来的。 党中央对国家法制历来就是重视的。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服务的同志绝大多数也都知道应该重视国家法制，在工作中因为正确地运用法制而获得的成绩也是很大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些成绩，就把存在着的某些不重视法制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掩盖起来，而不注意它的严重性。 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根源 为什么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经常发生呢？ 这有它的历史根源。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没有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前，在被压迫得不能利用合法斗争的时候，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夺得全国的政权以后，我们又彻底地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关和旧的法统。所以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群众中有极深厚的基础，这种仇视旧法制的心理可能引起对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列宁所说：“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遗产：即群众对于一切国政之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这种心理，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连苏维埃政权也须花费长久的时间和表现极大的坚毅精神才能完成任务。”国家法制自然就是最显著地同人民切身利害有关的国政。人民群众对于一切国政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既是千百年来国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那么，人民群众对于一切法制的轻视心理，同样不也是千百年来国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么？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接连发动了几次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都获得了超过预期的成绩。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 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发生，还有它的社会根源。我国社会各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我们党的成员最大一部分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小资产阶级中各阶层的革命觉悟程度是有差别的。照列宁的说法，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情况下常常表现极端的革命狂热，但不能表现出坚忍性、有组织、有纪律和坚定精神。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对小资产阶级是容易投合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容易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相投合。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轻视法制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 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发生，既然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加以现在新干部数量很大，他们的经验较少，而我们对于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又作得很不够，所以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就更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努力设法加以清除。也许清除这种现象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但是现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方法着手清除，而等待以后去清除，那就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损害将会更大。我们国家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列宁在论到签署土地社会化法令时曾指出：“大多数人的意志，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列宁这段话，对我们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 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 同志们，目前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任务面前，党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以便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继续同一切违法犯罪的现象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 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 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 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订出来。这是否可能呢？应当说是可能的。我们如果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限期写出草案，经中央审核后提请国家立法机关审议制定；草案在提交立法机关之前，还要把它交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讨论，提供修改意见，草案修正后再提请立法机关审议制定。这样办，我认为完全可能。例如，我国刑法已有了草案初稿，刑事诉讼法的初稿也早已有了，请中央责成起草的同志将初稿中若干原则问题报经审定，我看这两个法的草案很快就可以脱稿。至于急需修改的法规，只要督促各主管部门提出修改方案，经过法定程序加以修改，也一定会修改好的。 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当然，在法制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的规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或变通执行的办法。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 自然，我们要办理的国家事务是具体的、千态万状的，而法是概括的、定型的，不可能一切事务都由法来规定。因此，依法办事，不应当作为官僚主义打官腔的借口，亦不应当钻法制不完备的空子，借口无法可依，把事情推出去不管。法只能是办事的准绳，只有从实际出发，对事务的本身和它相关联的各方面，加以周密的分析，才能达到妥善办事的目的。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几项具体意见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使党员同志知道国法和党纪同样是必须遵守的，不可违反的，遵守国法是遵守党纪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违反国法就是违反了党纪。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我们还必须把法学研究所的机构迅速建立起来；必须改进政法学校的教学质量；必须配好一般高等学校讲授法律课的教员。同时，必须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关于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社会上培养守法的风尚。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还必须适当加强司法机关的组织，尤其是要适当加强检察机关的组织。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以检察权，但是现在的组织尚难担负这种任务，必须适当地予以加强，这就是说编制应予以足额的人员，而人员的配备要挑选较精干的。 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制度。公证制度是认证机关团体和公民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制度。这两种制度都应该予以加速推行。公断制度是为了有效地巩固合同纪律和计划纪律，以贯彻经济核算制，亦应该逐步建立起来。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制工作问题列入工作议程，党委定期讨论和定期检查法制工作，都是迫切需要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关心法制工作，认真地对党员遵守国家法制进行监督，人民民主法制进一步加强是会更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同我们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地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们经历了长期的丰富的革命实践，已经有了一批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通过这次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总结经验，检查缺点，批判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我相信它在今后伟大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在为保证我们的宪法完全实施的斗争中，必将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第4版()专栏： 胜利完成军事工作的光荣任务 彭德怀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恩来同志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的报告。现在我代表党军委，就军事工作作一简要发言。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反复的胜利和失败而最后走向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就积极推动和促成了国共合作，领导和参加了我国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当革命势力伸入长江流域，工人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就立刻暴露了反革命面目，于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史无前例的白色恐怖袭击了当时的革命势力，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了。但是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压服，相反地激起极大的义愤，纷纷以武装起义回答了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并且在起义中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二七年十月，秋收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首先进到湘、赣边境的井冈山地区，随后朱德同志领导下的南昌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到达井冈山会合，建立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举起镰刀锤头的红旗，喊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向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奋斗道路，形成了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在这个中心影响之下，许多省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纷纷建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各地区红军游击队，经过几年反 “围剿”的激烈斗争，在大量消灭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之后，发展到三十万人，建立了千万人口以上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到了一九三一年党被王明、博古教条主义错误所统治，无论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多年辛苦流血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人民军队也几乎全部消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才扭转了这个危险的局势，红军的基本战斗骨干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个时期，我党我军受到了极大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使全党全军基本上认识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而为抗日战争准备了极有利的条件。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继续向华北进犯，到一九三七年“七七”，即向我国举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我党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的纲领和方针，我军开赴华北、华中前线，对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三三制政权，组织人民抗日斗争，帮助人民减租减息，救灾度荒，并利用战斗空隙，进行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抗战八年中，我军在日寇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严重情况下，始终坚持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已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有一亿六千万，创造了中国人民历史上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要求民主改革。我党代表中国人民这一要求，曾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的民主改革。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伪装和平与我谈判，企图以此麻痹人民，争取时间，集结兵力，消灭我军；等到兵力集结完毕，即撕破和平的假面具，用超过我军三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援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迫使人民又一次接受了战争。由于我党中央在试探和平民主改革的同时，就英明而及时地告诫我们，不能放松警惕，不能放下武器。因而当国民党反革命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乃能从容不迫地起而应战。我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指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三年半的激烈战斗，消灭了敌军八百余万，解放了除台湾省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赢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 全国胜利以后，我军为了保护民主改革和支援经济恢复工作，在全国各地肃清了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武装，并迅速进行大规模的复员和转业，参加国家的各种建设工作。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出，正当我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和平建设，我军进行大量复员转业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帝国主义公开宣布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又悍然不顾我国人民的严重警告，盗用联合国名义，纠合十六国侵略军越过朝鲜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轰炸我东北，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被迫组织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抵御了侵略军的进攻，在中朝人民和国际和平力量的支持与鼓舞下，经过近三年的战争，把侵略军打回到三八线，迫使他们不得不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从而，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国东北的安全；证明了这个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军队，是可以被打败的；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提高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 如上所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的一天起，就面对着国内外的强大敌人。然而，不论敌人多么强大、有多么优越的条件，中国革命战争终于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我军为什么能够在长期的严重战争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生存、发展和壮大呢？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取得革命战争胜利 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胜利，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党鉴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极端贫困，民族独立民主改革的要求极端迫切，因此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我党鉴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做为统治人民和镇压革命的主要手段，以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武装斗争而遭到失败的教训，因此确定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我党鉴于城市反革命力量雄厚，革命力量很难生存和发展；农村地区广大，反革命控制比较薄弱。因此确定了首先实行农村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方针。这就使我军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应走的道路。 我党中央还根据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规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党中央的决议、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问题作了详尽的光辉的阐发。这些著作，一直就是我军进行革命战争的行动指针和战斗纲领。历史证明，凡是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革命战争就获得胜利，反之就招致严重的失败。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带给我军的严重损失，以及后来张国焘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和皖南事变所带给我军的损失，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显而易见，革命军队要取得胜利避免失败，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地坚决服从党的正确领导。否则，想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我军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完全一致，跟人民的关系就如鱼和水一样密切。广大人民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我军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我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亲切地把我军看为自己的“子弟兵”。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成为军队兵员补充的源泉。在战争时期，经过充分的群众工作后，人民就自动地、踊跃地投入到我军中来。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自动成为我军军需、粮秣的供给者。每个家庭就成为我军的工厂、仓库和医院，保证了我军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 正因为这样，人民就在我党的领导之下，自愿地组成自卫队、民兵，配合我军作战，展开袭击、爆炸运动，清除奸细，侦察敌情，运送伤兵粮弹，充当向导，使我军获得了作战的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因为它是人民的军队。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我军历史上虽然番号、任务、作战对象等有过多次的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改变过和动摇过。 因为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全体成员都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都了解自己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有着高尚的革命理想和明确的奋斗方向。因此，他们在战斗中就能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不仅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而且能发挥高度的智慧，研究出许多适合情况的作战方法，抗日战争中的地道战，解放战争中的爆破战，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坑道战，都是广大官兵所创造。因此，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激烈战斗中遇有军官阵亡或负伤时，下级军官和士兵即自动代理进行指挥，有时剩下几个人甚至一个人仍独立坚持战斗，决不因情况危急，放弃自己的战斗责任。 因为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内部没有互相倾轧，没有争权夺利，不分这一部分部队和那一部分部队，不分老部队和新部队，不分军官和士兵，都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团结起来，齐心合力，互相支援，完成共同的任务。 因为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就能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关怀人民痛苦；一有可能，就帮助人民劳动生产，帮助人民克服困难；尊重人民风俗习惯，不侵犯人民利益。因此，我军所到之处就能与人民结成血肉的联系，共同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 因为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就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我军长期是和优势之敌作战，装备低劣、弹药困难、衣食不足、医药奇缺，既无薪饷，又得不到适当的休整，长征中的艰苦情况，更是罕见罕闻，所有这些困难，都未难倒我们，总是我们克服了困难，取得了胜利。 综上所述，坚决服从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永远保持人民革命军队的本质，这就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我军中任何同志都没有理由骄傲自满，必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在过去胜利的基础上克服缺点，力求进步，才能完成我军在伟大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 （二）军队任务和建设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我军在这个新时期的任务就是：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随时准备解放台湾，巩固国内和平秩序。目前的国际形势虽然趋向和缓，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没有放弃军事侵略计划，坚持仇视我国人民的政策，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在我国邻近组织军事侵略集团，建立军事侵略基地，并且正在用新式武器加强这些基地，因此，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国建设的安全，就成为我军今后最主要的任务。 全国大陆解放以后，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我们建设这样一支军队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我国安全。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只有美国战争贩子，为着掩饰他们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为着吓唬某些国家替他们火中取栗，并且进一步奴役这些国家，才故意把我军的建设说成是对别国的威胁。但是造谣不能掩盖事实，近几年来，许多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在同我国的来往中，逐渐了解了我国政府和人民要求和平的真诚愿望，识破了美国战争贩子的阴谋，因而愿意和我国和平共处的国家就日益增多起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永远不会想对别的国家进行侵略。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任何侵略行动都是同我们国家的本质不相容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决定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决定我军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决不侵略别人，但是也决不容许别人侵略我们。如果侵略集团不顾一切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我国军民必然奋起应战，给侵略者以坚决的打击，直到最后消灭他们为止。 七年来，我们根据中央的方针，在国防建设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我军集体转入生产建设的部队已经有三十一个师另八个团，加上转业的干部和复员的士兵已达五百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全国解放时的最高额已经裁减了二百七十余万人。军费开支已由一九五一年占国家总开支的百分之四十八，降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十九·九八。我们完全同意苏联提出的国际裁军的建议，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我们仍然愿意进一步裁减我们的军队。 我军过去基本上是单一步兵组成的军队，现在已经在步兵的基础上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学兵等，建成了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我军有史以来的重大转变。步兵在我军战史上曾经发挥过极大的作用，是我军的基本兵种，目前仍然在全军中保持最大的比例，装备已经有了基本改变；炮兵、坦克兵有了很大的加强；其他兵种技术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空军和防空军是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军种，现在我国的空军虽然比不上最大的空军国家，但也已经不是很弱的空军国家了；防空军已经建设起来，并有了相当新式的技术装备。海军的建设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虽然由于我军现代化建设为时不久，各军种、兵种还未能达到完全现代化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我国空前未有的规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国防工业方面，作了兄弟般的努力。 在改善军队技术装备同时，全军展开了提高指挥能力和技术操作，提高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正规训练。因为军队有了现代化的装备和组织编制以后，如果没有坚强的指挥干部和熟练的技术人员，则一切好的装备都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这几年来，军官训练和部队训练是我军经常工作的中心。到目前为止，全军已经开办了各种学院和学校，使大量经过战争锻炼的干部得到了深造，现代战争规律知识和技术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的训练质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执行任务和演习中已经显示了巨大成效。 正规化的军事制度，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条件。特别是我军过去长期处于分散环境，各个部队的军事制度不完全统一，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强调正规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正规化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训练和统一纪律，目前全军在这方面，都有了相应的条令、条例和规定，并且在部队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等方面，已经获得显著的成绩。 为着保证实现我军战略防御的方针，抵抗帝国主义可能的突然袭击，几年来我军在国防前线和纵深战略要点进行了现代的国防工程建筑。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天不肯放弃侵略计划，我们的国防工程就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我们坚信，这种国防工程与掌握现代武器的人民军队相结合，任何敌人对我国发动的侵略，都不可能达到他们所幻想的目的。 现代战争的战场是辽阔的，所需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为着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我们必须认真解决常备军队和后备人员的结合问题，解决国民经济平时和战时的结合问题。在人力方面，除了常备军以外，必须积蓄雄厚的预备役军官和士兵作为后备。我国把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开始进行预备役军官、士兵的登记和训练，在高等学校中逐步增加军事训练课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在物力方面，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物资作为战争初期的需要，战争整个进程中所需要的大量装备和物资，必须依靠国民经济从平时生产迅速转入战时生产来解决，必须依靠平时民用生产部门储备必要的军事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来解决。只有平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进行充分的准备，战争未来之前才能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经济建设，战争一旦爆发就能迅速发挥最大的战时生产能力，以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全国军队作战，保证战争的胜利。 总之，我国人民需要一个持久和平的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应付可能突然发生的事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两方面的需要恰当地统一起来。因而我们既要抓紧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又要在军队的建设中，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尽量节约，反对浪费，一切军事措施，就要照顾人民的生产利益和生活利益，保持我军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发扬人民革命军队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几年来，我们的建军工作已经做出很多成绩。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研究情况不够，在工作中也发生过严重的缺点，例如在军队整编初期，对于改进技术装备有要求过急过多的偏向；在军队正规化的过程中，在进行国防工程建筑中，曾经发生影响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的现象；在学习现代化建军经验中，曾经没有很好照顾具体情况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训练方法和工作方法等。这些缺点，有些已经纠正，应该避免重犯，有些还没有纠正的，需要注意克服。希望地方党委经常给军队工作以领导和监督。 （三）建军中必须坚持的几个制度 为着完成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根据我们的经验和部队实际情况，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制度。 一、军队的领导工作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工作的根本制度，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我军长期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 军队中各级共产党的委员会，是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它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于部队工作实施党的集体领导。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例如上级的重要指示、命令，军事、政治、后勤等工作的规划、安排，干部调配等等，除了在紧急情况下，部队首长可以按照自己的职权机断处置以外，都要召开党委会议进行民主讨论，集中大家的智慧，做出明确的决定，然后交给部队军政首长负责组织执行。 在我军中，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都是部队的首长，共同负责领导部队工作。同时，他们之间又有分工，对上级的命令、指示和同级党委的决定，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由军事指挥员负责组织执行，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执行。 在军队中必须实行党委的集体领导，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党的政策与国家的法令贯彻执行，防止领导干部中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集体智慧，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防止个人看问题的主观片面性，使军队中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作战行动，都放在经过周密思考的较为稳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使部门首长了解全盘情况，统一认识，更好地保障部队的集中指挥、统一行动和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地正确地处理问题。 为着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必须在工作中贯彻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加强与广大干部、士兵间的亲密联系，经常深入下层检查工作，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先进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防止党委领导同志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犯官僚主义和单纯命令主义的错误。党委对于工作做出决定之后，就要放手交给部队首长去作，以发挥首长个人负责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党委干预日常业务工作包办一切的做法是不对的。 在军队中必须实行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因为我军是执行战斗任务的革命武装组织。如果没有首长坚决负责的态度和强有力的及时指挥，复杂的合成军队在紧急的战斗情况中，就会引起行动的混乱，甚至招致战斗的不利；在工作中，也会造成迟缓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所以各级首长必须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按照分工，积极主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认为有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就可以减轻首长责任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对的。 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在我军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领导制度。只要能对于这一制度作全面的理解，在执行中对于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两方面均能正确运用，不予偏重偏废，那么，它不仅不会削弱军队的集中统一，而且能更有力地保证军队的集中统一；不仅不影响军队在紧急情况下的机动，而且更能保证正确的机动。军队现代化以后，兵种复杂，就更加需要发挥这一领导制度的良好作用，而不是削弱它。 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时候起，中国共产党就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在长期战争考验中，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政治工作人员和全军同志的努力，我军政治工作有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巩固内部团结，提高战斗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革命战争，瓦解和争取敌军，从而保证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政治工作已经成为我军的生命线。 军队政治工作，在实质上就是军队中党的工作，政治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关。党通过政治机关，领导全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树立全体军人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和作风；领导部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府的法律、法令；领导部队党的组织、青年团的组织和广大官兵群众，自觉地坚决地执行上级命令、指示和完成军队中的各项任务。 政治工作必须为军队的战斗和工作服务。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军队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去规定。我军的基本任务，在过去就是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在今后，就是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我军的具体任务，除了作战以外，在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中心的军队建设、作战准备和各项经常工作。当前我军政治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对部队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教育，启发部队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巩固军内团结和军民团结，发挥所有革命军人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保持对于帝国主义可能的突然袭击的高度警惕，以确实保证我军今后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的贯彻执行。 为着正确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在我军中，就不容许有轻视或削弱政治工作领导地位的倾向，也要防止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倾向。政治工作必须主动地与军事工作保持融洽协调的关系，并要善于组织全体军人参加政治工作，只有如此，政治工作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军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等以外，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的特点，还必须深入到各种军事活动中去，具体了解所在单位的业务技术情况，虚心学习为自己工作所必需的业务技术知识，防止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倾向，使军队政治工作在新的情况下，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三、军队民主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坚强的革命纪律的军队，又是一支有高度民主生活的军队。我军从创建开始，就彻底摧毁了军阀军队的专横制度，采用了广泛的民主措施，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以后的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和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没有民主制度，党委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就会成为形式；没有党委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保证，也就不可能有真正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我军之所以能够实行民主，就是因为我军是人民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工具。我们军队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以及军民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奋斗目标一致，不存在敌对的阶级矛盾或私人的利害冲突。 我军之所以必须实行民主，就是因为我军进行的事业是六亿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我军所执行的任务是用战争方式摧毁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绝非少数人的智慧所能办到，必须依靠全军成员对于革命事业的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过去是如此，今后也必须如此。 在我军中，民主是多方面的，不单是在党的组织和青年团的组织生活中有民主，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和战斗中也有民主。一切较重大的工作，只要条件许可，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以后，即运用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方法，交给下级官兵讨论，采用他们的合理建议。在战斗中，只要条件许可，就把战斗任务、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办法，告诉全体官兵，发动他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使领导者的计划和决心变成群众的计划和决心。战斗结束以后，即举行民主评议，总结战斗经验，评比每个官兵的功绩或过错，使所有官兵受到一次深切的实际训练。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有各种会议生活，通过这些会议，研究和总结工作，表扬先进经验，批评缺点错误。为了做好工作，不仅上级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士兵也可以批评军官，军官必须虚心倾听下级官兵的意见和接受正确的批评，绝不容许有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行为，对于不适当的批评和意见只能进行解释。经验证明，实行这样的民主并不损害干部的威信，相反地，用民主领导形成起来的心悦诚服的威信，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威信。我军纪律的维持，也主要是采取民主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上级约束和监督下级，而是采用群众的自我批评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的办法，自己约束自己，大家约束大家。这种自觉纪律，有上级的监督固然可以维持，没有上级的监督同样可以维持。在平时固然可以维持，在战时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下，同样也可以维持。 我军过去有某些同志不重视发扬民主，我们曾对此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和斗争。现在由于我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于是又有某些同志对于民主制度发生怀疑，以为现代战争既要求指挥上的高度集中，强调民主就没有必要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并未改变人民军队的本质，真正的高度集中只能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单纯依靠强制办法建立起来的集中，只是一种虚假的经不起考验的集中。因此，我们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必须反对削弱民主的倾向，必须进一步加强民主，发扬民主。 （四）学习问题 现代化革命军队，不仅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还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军事科学武装起来。而现代军事科学是各种科学的集中表现，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军官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现代战争规律知识。可是我们在这方面恰恰是很不够的。因此，学习就成为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除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以外，必须加紧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学习现代化军队的作战指挥和新的军事制度。如果我们不加紧学好这些东西，就不能掌握和使用最新式的武器和指挥现代化军队作战，因而也就不能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我军在现代化建设的开始，提出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完全学到手的要求是正确的，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成绩是很大的。毫无疑问，苏军的先进经验仍为我军今后学习的主要方向，因为它是最先进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它的军事科学是优越的，军事技术是头等的，现代化军队作战的指挥经验是丰富的。我们努力学习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可以缩短摸索过程，少走弯路，迅速完成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当然，我们也应当学习其他兄弟国家军队的先进经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以便达到知己又知彼的目的。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 我们在学习外国军事经验的时候，必须有虚心的态度。没有虚心的态度，就钻不进去，学不到东西。我们有些同志在学习问题上存在骄傲自满的情绪，以为我们打败过日本军队，打败过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在朝鲜打败过美国军队，以为我们的经验已足够应付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因而似乎可以不学习别人的长处了。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但这是否说，我们以往的军事经验，今后就完全不适用呢？不是这样，我们以往的许多宝贵经验，今后不但不能抛弃，而且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例如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起来的建军原则和战争指导原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在今后还是极有用的。我们在学习中应该把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外国的先进军事经验结合起来。 我们学习外国军事经验的时候，又必须采取分析批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迷信盲从，机械搬用。因为不论外国或自己的任何具体经验，都有时间、地点和其他各种条件的特点，在外国是正确的经验，而在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下，就可能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即使我们自己过去的正确经验，在今后因为情况的变化也可能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怎么能够不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批判就生吞活剥呢？以此来检查我们的学习，虽然有很大成绩，但也有严重缺点。近几年来我军所颁布的条令和制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基本上是适用的，但是有些地方没有很好照顾我军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削弱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军内外的团结。因此，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学习态度，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学习态度。 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是我们过去的根本学习方法，近几年有些同志把它忘记了，不去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和研究实际，对于自己应该熟悉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对于广大群众的创造茫然无知，或者熟视无睹。我们应该了解，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实际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才能找到克服困难和解决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条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确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们的根据。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和亲自体会群众所创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义，才能把群众的零散的无系统的新创造集中起来，把实际中取得的经验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 我军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建军经验，只要我们采取虚心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端正学习的方法，纠正机械搬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相信我们就能够把苏联和国际上一切先进军事经验学到手，并把这些经验与我军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建设中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现代军事科学。 同志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任务胜利的完成，将是全国人民走向新胜利的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会胜利的鼓舞下，将会更好地执行现代化建设、解放台湾、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只要我们全军同志继续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克服缺点，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国家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持下，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现代化建设、解放台湾、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我们要永远和伟大的苏联军队站在一起，和各兄弟国家的军队站在一起，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第5版()专栏： 用实例教育干部走群众路线 孙汉章同志的发言 贵州省贵定县木马乡支部通过一个合作社的干部关心群众疾苦，另一个合作社的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具体事例，对干部作了对比教育，使他们懂得合作社不但要领导社员生产，而且要安排社员的生活。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想说一个乡支部对党员进行关心群众疾苦的教育问题。 贵州省贵定县的木马乡有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是金星社，这个社的干部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们看到社员生活上有困难，就开社管会商量，想办法解决。由于解决了社员的困难，所以大家对他们很满意，生产很有劲。另一个是红光社，这个社的干部同金星社恰恰相反，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例如有的社员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社里也不管。社员没法，只好烧石灰去卖；而社的管委会却规定石灰要由社统一经营，不准社员自由出卖。有一次，该社杨仁斌、孙志奇等社员运三挑石灰去卖，被社里查到没收了。因此，社员对社管委会的意见很多。为了教育党员关心群众疾苦，这个乡的党支部在今年七月下旬开了一次整党会议，会上表扬了金星农业社关心社员疾苦的作风，同时也批判了红光农业社对社员的困难漠不关心的作风。并且，用这两个社的干部的不同作风向党员作了对比教育，使党员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种是群众路线，那种是强迫命令。 在整党会以后，乡支部又组织乡、社干部，花了三天功夫，对这两个农业社的三百二十五户社员逐户地进行了一次家庭访问。在访问中了解到：有两户缺少衣服，一百二十二户缺少油盐，五十三户缺口粮，三十六户的妇女出工有困难。访问时，社员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要求，并且批评社干部说：“过去光叫我们出工，不出工就批评，还要扣分。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油盐吃，也不管我们”。这些批评都深刻地教育了乡干部和社干部。乡长唐朝章（党支委）说：“过去光批评社员不出工，还不知道社员有这样多的困难，这些困难不解决，他们怎么能积极生产呢？” 访问以后，乡支部认真地进行了研究，找出了发生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社干部只顾集体、不管个人，以致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停顿，零星收入显著减少，没有钱买油盐、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农业社的收入又要到年度终了时才分配给社员。支部认为这种现象是严重的，也是极不合理的。他们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按社员做的劳动日的多少，预支给他们一部分现金和粮食，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对一百二十二户缺油盐的，社里预支给他们一千三百元；对五十三户缺口粮的，社里预支给他们麦子二千四百八十斤，人民币一百八十元；对两户缺衣服穿的，社里预支给他们十元，解决了困难。 第二，给社员留出适当的时间搞家庭副业生产，从多方面增加社员的收入。并且照顾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对因为怀孕或有病不能出工的妇女也作了照顾。由于具体地解决了社员的困难，就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现在这两个社的生产都比过去搞得好了，社内也团结了。 这件事提醒我们：在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社干部的责任是加重了，他们不但要管理好社里的生产，而且要安排好社员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没有学会管理合作社的本领，还不善于走群众路线，随时关心群众的疾苦。因此，他们辛苦到头，得来的却是群众的抱怨。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还在于领导上有官僚主义。我们的某些领导机关，在布置工作时，常常不从实际出发，要求过高、过急，或者只交代任务，不交代政策和办法，并且总是向下面要东西，很少给他们以具体帮助。这种情况，怎么不产生强迫命令的作风呢？其实这种情形不单是木马乡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带有相当普遍性质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木马乡支部通过实例教育，使党员和社干部关心群众的疾苦，学会走群众路线的经验是非常好的。目前，我们很有必要在乡、社干部中，普遍地、深入地、集中地进行一次群众路线的教育，以提高乡、社干部的水平，并且把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认真地反一下，这对于推动当前的农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第5版()专栏： 创办民族联合农业社的几点经验 李铣同志的发言 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状态，只是在解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照亮了祖国西南边疆，我们少数民族才从长期贫困中解放了出来。现在我仅就一个农业合作社，谈一下在民族杂居地区怎样实现合作化并走向共同富裕的。 文山县石洞乡红旗高级农业合作社，是由土、苗、倮、仆、汉五种民族的四百零三户农民联合组成的。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结束，各族农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互助组，一九五四年由几个较好的互助组合办了一个二十八户的土苗两族的联合社，一九五五年扩大为包括一百六十户的大社，今春又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下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三年多的实践证明，各民族联合办社，比单一民族办社要作更多的准备，要更好地执行自愿互利原则。 究竟是单一民族办社好，还是各民族联合办社好？从工作便利来说，当然是单一民族办社好，但是在石洞乡，各少数民族家屋相连，历史上就有经济联系，机械地分开不好；有的刚从山上搬下来（如苗族），底子很薄，也必须互相帮助，才能发挥各民族在农业生产上的潜在力。这种情况，就使各民族联合办社成为势所必然。 克服互不信任的传统偏见 各民族联合办社，必须解决若干特殊问题。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互不信任和传统偏见。大家怕办起社来合不拢，比较先进的土族怕落后民族占便宜，而处于更为少数地位的民族则又怕入社受气等等。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也是办社当中很突出的问题，处理不好，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会弄成僵局。苗族要留种麻地，治丧要杀牲畜，在主要生产资料入社时，必须根据自愿原则，处理得合情合理。土族每年要有三次祭龙山、龙树，不准别人毁坏龙山、龙树；插秧前要择日子，开秧门；而其他民族，对这些又不大讲究。在田间耕作时，土、倮、汉等民族，夫妇可以分开做活，而苗族则一定要夫妇在一起，否则就不干，甚至要退社。像这样的事例很多。这都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反复进行关于联合办社的好处和多数照顾少数的思想教育；强调互相尊重风俗习惯，以利团结生产；即使有些妨害生产的风俗习惯，也要在本民族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别的民族不能强迫和干涉。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侬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不同的生产条件，形成了各民族生产技术上的各有长短。土族善于种水田，仆族善于栽“三七”（药材），苗族善于搞畜牧业和种山坡地，汉族善于搞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土、倮、仆等族所使用的农具和汉族差不多，而苗族只能使用很简陋的工具。因此，必须尽量照顾各民族的特点和特长来组织生产，同时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以便在统一计划下各尽所能，发展多种经营，对大家有利。 正确解决分配问题 由于生产条件差异，技术水平悬殊，同一工种、同一劳动强度，所得工分往往相差很大，土族埋怨：“苗族依赖我们”，苗族又埋怨：“同样两只手，土族分得多，我们白苦。”因之，必须正确地解决分配问题，使所有民族人民都能增加收入。我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从国家的贷款、救济金及农业税减免中，给予困难较多的民族以更多的帮助；其次在执行包工包产定额管理的时候，适当规定平均先进定额的标准，对于水平较低的苗族给以百分之五的机动；预分试算中，发现有的民族分得太少时，就主动安排一些副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分配结算时，还可以从公益金或分配尾数中适当照顾收入少的民族。这些办法，在商得社员同意后，也可以采用。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解决以上矛盾的主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干部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努力。没有这一条，合作社就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容易巩固。石洞乡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各民族都有或多或少的党员，而且都有一批骨干参加了社的领导工作。支部随时掌握情况，不断进行思想教育。除支部会议和合作社一般会议外，还特别建立了民族座谈会的制度，通过各民族的干部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和隔阂，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加强团结，安心生产。 由于这样，这个社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巩固的，年年增加了生产和增加了收入，逐步改善了生活。过去苗族由于生活困难和其他原因，常常要搬家，但参加合作社的苗族，没有一户搬家或退社的。以苗族社员侯成叶为例，一家八口，一九五二年只有一格房子，全家没有被子；现在已有八格房子，制了棉被，添了衣服；去年每人平均收入达九十三点七元，今年收入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左右。他曾这样说：“现在谁要我搬家，也搬不动了。” 以上事例，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指出了我们少数民族的前进方向。这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先进民族对我们无私援助的结果。许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他们的工作是艰苦的，是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我们之间的团结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汉族干部，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们少数民族干部也还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今后，必须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报告的精神，共同学习，共同提高，使我们边疆各民族更加团结，祖国的边防更加巩固。

第5版()专栏： 为制服自然灾害建设祖国而奋斗 曾希圣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这些报告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了情况，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奋斗任务。我们相信，党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将通过这一次大会，由胜利走上更为伟大的胜利。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它的正确性，不仅从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得到了证明，就是在领导人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胜利中也得到了证明。以安徽为例，安徽是一个多灾的地区，解放后八年间就有五年水灾一年霜灾。受灾的六年当中平均每年受灾田地二千八百九十一万亩，占全省耕地百分之三十一；平均每年受灾人口八百五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二十九。在这样集中的、连续的、深重的灾害情况下，我们不仅克服了严重困难，而且取得了农业增产的重大胜利。在解放后的七年当中，粮食作物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六点七，比一九四九年增产一倍以上。如以一九五五年的产量计算，比战前最高产量增产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增产百分之二十点六。今年在先旱后涝、麦子遭受病害和受台风袭击的严重灾害情况下，仍可比去年的丰收年成增产约百分之九左右。其他经济作物和牲畜、渔业等的产量，也年年有所增长，估计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量指标，是可以做到的。 战胜灾害增加生产的原因 为什么在反动统治破坏不堪的废墟上，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农具还很简陋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增产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方面的正确性就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一贯重视农业生产 我们还记得，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当时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并号召“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号召“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提出了“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方针下，仍然采取了相应地发展农业的步骤。在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又及时地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二十多年来党中央一贯重视农业生产的风气，如果没有一边打仗一边增产的艰苦斗争的优良传统，要想在灾情如此严重情况下，坚定信心，战胜各种困难，取得农业增产成绩，显然是不容易的。 第二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领导 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确达到了又快又好的要求。现在安徽省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生产效率正在不断提高，去冬今春除战胜了严重干旱，完成了播种任务外，还做了接近前六年总和的农田水利工程四点三亿公方。社员个人收入除受灾地区以外，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增加收入的要求。其中最能说明合作化发展的健康程度的事实是在现有三万多个合作社中，一般的尚未发现退社的现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是说，如果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有由临时到常年的互助组织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办社步骤，没有团结中农的自愿互利政策，没有依靠贫农和新老下中农的办社路线，没有办社前的充分准备工作和办社后的细致整社工作，没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没有彻底克服办社中的右倾保守倾向，要把农业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好是不可能的。问题更明显，如果没有这样规模宏大而发展健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想在今年多灾年成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超过去年丰收年成的产量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不少基层干部都在说：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又亲自参加了农业合作化的工作，才进一步懂得了毛泽东同志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以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又从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真实内容和重要意义。 第三是对灾区给了充分的物质支持 解放八年来中央对安徽的物质支持是特别雄厚的。先后六年共拨救灾经费近三亿元，保护了五千一百一十二万灾民的生产力；水利投资及防汛经费近六亿元，增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各项农业贷款二亿三千六百二十万元，免还贷款一千八百六十一万元；其他物资如种子、肥料等也给了极大的支持。此外，对农产品的收购、预购，对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统销，不仅活跃了农村经济，割断了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而且对支持灾区农业生产的作用也是很大的。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这些支持，不仅增产不可能，就是渡过困难也是难以想像的。 第四是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思想教育 对灾区农业生产工作起了决定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自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一九四二年号召全党进行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教育全党加强群众观点、向群众学习，树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以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工作作风上的进步对于领导人民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工作也必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譬如几年来我们所采取的关于农业耕作制度、耕作方法和农作物品种的三项改革办法是起了良好效果的。据前两年的统计，由于生产改革所增产的粮食，共三十四亿四千万斤，其中在去年增产二十七亿斤。我们为什么能够提出此种行之有效的三项改革办法呢？就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宝贵教导，经过对我省的各地气候、水文、各种农作物的性能和群众的生产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果。 对今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中央方针、政策、路线的十分正确，是毫无疑问的，在各方面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但我们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具体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事情是很明白的，我们虽然克服了多次灾荒的困难，但曾发生过对灾情估计不足，对灾民生活关心不够的官僚主义现象；我们在全省范围内虽然年年增产，但对减轻重灾区的灾害还显得非常缓慢；在农业生产改革中也还存在一些照搬照套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这些都是应由我们来负责的，而且需要切实改正的。今后怎样才能更好的制服灾害更好地发展生产呢？根据几年来工作中的体会，特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一、要加强治涝工作。几年来的水利工程，特别是治淮工程是做了不少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尤其防洪方面作用更大，但治涝的成绩则非常不够，所以仍然经常发生涝灾。我们建议，第一要重视治涝。要拨出一定的治涝经费和工程人员，保证治涝任务不致落空。第二要总结中国几千年来关于治涝方面的丰富经验。譬如对内外水顶托，不容易治理的内涝，实际上早就有了治理办法，这在湖南洞庭湖沿岸就叫做垸田，在长江下游就叫做圩田，不过我们还没有能够认真地去研究它。为什么圩田能够抵抗不易排泄的内涝呢？就是因为它把外水限制在圩堤以外排泄，把内水分割在圩内的畦田之中，所以不是在非常洪水冲破圩堤的情况下，就不至于产生严重内涝。譬如今年淮河的最高旬雨量为四百四十五公厘，如果有圩堤，圩堤之内有畦田，将内水在广大地面上分割起来，不使之集中，又使外水不能侵入，则在这样的雨量情况下内涝就可以不至于发生。因此，我认为此种圩田办法是可以在许多内涝地区推广的。第三要把治涝与改种结合起来。圩田办法是可以防止恶性内涝的，但如果内水过大，则仍有受涝危险，同时，在淮北地区因常年雨量不足，种水稻又有受旱可能，所以一面为了缩小治涝面积以减少治涝工程费用，一面为了增加收成，则仍须改种既能耐旱又能耐涝的高产作物。在我们几年的调查试验中发现了?子、水高粱（云南产）特别是苡米三种作物是适合这个条件的。 二、要大力支持农业生产改革。改种是一件改变农民长期生产习惯的艰苦工作。为要改变那种不良的耕作方法和耕作制度，就必须改良生产工具和加做一定的水利工程，所以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支持。在改种过程中，必然要同保守思想、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所以需要有思想支持。几年来我们拨给生产改革的经费仅二百万元，显然是太少了。对思想支持亦很不够，对反对农业生产改革的各种论调，如所谓生产是千百万农民的习惯，不能轻举妄动；扩大复种指数会拔掉地力；双季稻的生育期需要三百天，年雨量需要一千三百公厘，气温不够，不能越过长江等说法，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批判。对双季稻的生育期只需二百天，而且已在淮河北岸三百里、年雨量五百一十三公厘的宿县地区试种良好的事实，也未进行应有的宣传。我们深深体会到凡是用教条主义面貌出现的论调，的确有吓唬人的作用，所以必须展开思想批判，才能使生产改革工作顺利前进。 三、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关照灾区的特点。灾区的特点是贫苦、不富裕，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战胜灾害、增加生产。我们过去从各个方面去考虑这个特点是很不够的，所以存在的问题很多。现在再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对灾区农产品价格应予关照。总的说来物价政策是正确的，但业务部门对安徽某些物价的规定不是完全合理的。第一对安徽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锅底”的情况未予改变。如蚌埠小麦价格，加上运费和手续费还低于上海和天津；烤烟低于河南；线麻低于山东；桐油低于浙江。第二是差价太悬殊。油价与菜籽价比，高于历史习惯的百分之十一；生猪价与肉价比，百斤重的生猪三十二元，自宰自卖可得四十三元，所以群众都怕派购，都不愿卖猪；菜牛与耕牛价比，一头一百六十斤重二等七龄黄牛作耕牛价卖四十二元，作菜牛价卖六十二元，群众反映说“养不如卖，活卖不如死卖”。今年三月已经中央同意对牛价作了调整，但又被食品公司改变了。我们认为灾区生产劳力，种子化得多，成本高，保牛也极为重要，所以必须予以照顾，最低限度亦不能使灾区农产品价格吃亏，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第二对灾区的要求不能过高。如农场问题，我们六个省营农场，均以条件不够未得批准，特别宣郎广农场（洪杨时代的荒地），在我们认为是一个发展多种经济的优良场址，又便于安插重灾民，但终以“场址不良”、“土质不肥”、“雨量不均”、“交通不便”、“机耕不利”、“程序不合”等六大缺点，作为坏典型通报全国，并扣去当时准备拨给该场的拖拉机四台，这对于灾区生产也是有影响的。第三要求规定不要太死。如农业生产社的大小标准问题，在安徽的受灾地区和圩区以办大一些为好，因为可以发挥群众同舟共济的抗灾积极性，同时也可以解决用水纠纷，对生产是有利的，不能因为办大了一些就当成“冒进”。当然“贪大”“比大”是错误的，但需要大而怕大也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农业社的大小应以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为原则，不宜单以户数多少来框着它。又如发下的拖拉机只限于棉地使用，不准附带为灾民代耕，也是不利于生产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这是艰巨的任务，也是非常必要的任务，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完成和稳定农业生产计划，所以我们要求从多方面来保证这个任务的实现。 经验已经证明，革命事业能否成功，主要在于全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是否能够反对掉自己的主观主义。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又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由于我们还缺乏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还存在着不少的主观主义的作风，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加强整风学习，加强调查研究，贯彻群众路线，反对掉自己的主观主义，为制服自然灾害，为实现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第5版()专栏： 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飞跃 伍精华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我们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族在不久以前基本上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全区九十七万人，在广大奴隶群众的迫切要求下，今年初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到八月底止已经有三分之二人口的地区完成了这一工作。现在我仅就凉山地区的彝族在废除奴隶制度后就能够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向大会作一发言。 四个条件 在彝族地区废除奴隶制度，完成了民主改革后，为了尽快地改变彝族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状态，紧接着采取大力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这是根据下列的特点和条件所决定的：第一、奴隶群众在完成民主改革获得解放后，虽然取得一些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但仍然不能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方面的严重困难，比如较为普遍的情况是种子缺五分之三，耕牛、农具缺一半，口粮缺三分之一以上，住房、用具也很缺乏，特别是因为奴隶没有婚配，“单干”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更快地来克服这些困难。第二、广大奴隶群众过去都有集体劳动的习惯，生产资料的私有观念也比较薄弱，因而也容易接受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主张。第三、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凉山周围汉族地区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下，促使解放了的奴隶群众要求尽快的参加到农业合作社中来。第四、在几年来的工作过程中和民主改革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团组织。最后，国家又在可能条件下给了并且还将继续给以各方面的支援。这些，都是我们采取上述方针的主要根据。从一个合作社的建立和生长情况就可以说明上述方针是正确的、是能够实现的。 一面旗帜 昭觉县城南乡南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今年三月二十日在民主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越过互助组和初级社直接建立的一个高级形式的合作社。全社共三十六户，九十五人，计锅庄（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十八户，三十人，安家（仅有稍许自由的奴隶）六户，二十三人，贫苦曲诺（尚未完全摆脱奴隶主压迫剥削的农奴）十二户，四十二人，其中有党员一人，团员五人，积极分子十七人，他们在改革中分得了田一百一十余亩，地一百三十余亩（连自有田地现共有三百七十二亩）耕牛三头（连自有耕牛共八头），粮食八千余斤，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在向他们宣传了办农业合作社的好处后，他们普遍兴高采烈地说：“民主改革之后又办合作社，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两步合做一步，一步就可以走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多好啦！”“各家土地差不多，不要土地报酬也可以。”“按劳取酬，鼓励了劳动人民，又省了许多算账的麻烦。” 建社后，首先解决了社员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由国家给予各种贷款一千余元，共购买种子三千余斤，耕牛五头，口粮四千五百余斤，并无偿发放农具八十余件，帮助他们修了五间住房，买了必要的用具。经过社员讨论，拟定了大春作物增产百分之二十六的指标，找出了大力积肥和改进耕作技术这两个增产关键；并参照居住情况，便于领导和耕作的原则，划分了三个生产队，三个耕作区，采取了简单易行的办法，来安排活路和评工计分，改变了初期的混乱现象。这样，社员情绪日益饱满，劳动效率很高，比过去为奴隶主劳动约提高了一倍左右。建社后的二十三天内，积肥四百八十四挑，社内各项活路均较社外提前五至七天完成。今年合作社的庄稼不仅耕作及时，而且改进了某些耕作技术，生产收入大大超过了往年。全社约共可收入原粮八万五千余斤，副业收入四百余元，社员平均每人可收入粮食九百余斤，同去年相较，单位面积增产为百分之三十左右，社员较社外农民多收粮食约百分之三十七。同时，社员间密切的集体耕作，不仅增加了生产，而且还更进一步地加强了民族团结。因此，南坪社在附近农民中威信很高。该社所在的一百二十户人的自然村内，已全部参加了互助组，越来越多的贫苦劳动人民要求入社，而附近的初级社有的亦要求早日转高级社。南坪社已形成了团结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 从南坪社的实例看，在解放了的奴隶群众中直接办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困难也是不少的。主要的困难是彝族文化很落后，文字也还在创造中，较完备的经营管理制度不容易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因此，在彝区办社，必须从当地群众的要求和条件出发，一方面要根据解放后的奴隶无法单干、适宜于集体生产的特点，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到农业合作社内来；另一方面，应当采取简便易行的建社、办社的制度和办法，在相当时期内合作社宜小不宜大，社规宜简不宜繁，并且特别要帮助他们解决文化落后的困难，这样来逐步地加以改进和提高。我们相信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有了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我们国家完全有条件根据凉山彝族的社会情况和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帮助，使贫困落后的彝族社会通过合作化道路，越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尽快地赶上先进民族的水平。

第6版()专栏： 河北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 林铁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开幕词，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现在，我来谈一下河北省在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工作中所发生的问题和经验教训。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过去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党为农民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而又有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这个严重的问题就能够成功的解决。河北省党的组织，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农民所指出的合作化道路，执行了中央规定的自愿互利和团结中农的政策，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已经在今年春季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省八百二十四万农户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七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从此以后，和贫困相连的小农经济，已成为过去；集体化的农业，为农民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开创了广阔的道路。 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我们为实现这个任务所采取的方针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积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在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的新的形势下，过去领导个体农民和一部分小型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进行生产的经验，已经不够了。如果看不到高级合作化运动已经从个体生产关系下解放了劳动力，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展开了农业生产不断高涨的宽广道路，势必犯保守主义的倾向。事实也是这样。有些同志对于迅速猛烈的合作化运动和大规模的增产运动密切结合、互相推动的形势认识不够，对于合作化运动所创造所发掘的巨大的增产潜力估计不足，犯了保守主义的偏向，对生产的领导，落在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和群众要求的后面。我们批判和纠正了这种偏向。采取订计划、找增产门路、深入发动群众的办法，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推广高产作物、进行洼地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运动。全省半年内，开渠、打井可扩大水浇地一千七百万亩，相当我省原有水田的一倍；全省所施肥料超过去年一倍以上。今年小麦收成虽然因雨灾减产，但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仍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五点四六，总产量比去年多了六亿斤。未遭受水灾的唐山专区，全年粮食作物总产量预计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九点二四，承德专区增产百分之十五点三八，张家口专区增产百分之十点四五。这些事实显示了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有力地巩固了合作社。由此应该肯定，对增产运动采取积极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和作法，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在这里，我愿意着重谈一下，在实现合作化后第一年的工作中，在依靠合作社取得生产上的重要成绩的同时，我们在工作上产生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自然，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在规模空前的合作化运动与增产运动前进中产生的。其中有些缺点和错误，由于经验不足，是难以避免的，但有一些则是可以避免的。总结这一年的经验教训，对改进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好处。 我感到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在发展生产的问题上不仅在于懂得保证增产是巩固合作社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怎样领导合作社发展生产。 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积极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在合作化和生产高潮面前，我们一度产生了急躁情绪，规定了过高的增产指标，计划把粮食产量在今年一年内比过去提高百分之三十六点三九。这是由于我们有争取尽早解决本省粮食自给的迫切愿望，但对解决粮食问题的有利条件和速度，作了过高的估计；对于目前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限制，估计不足甚至忽视了。计划过大，脱离实际，它的影响就不能不首先和直接反映在为实现这个计划而采取的措施上，反映在国家和合作社的关系上。 为实现增产计划，我们积极地研究、推行了在河北情况下的主要的增产措施。这就是开发水利（主要是打井）、增施肥料、推广密植、多种高产作物、精耕细作等等。推行这些措施的成绩和效果是显著的，但在执行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打井，就因为求快而出现不少废品；密植就产生不管土质、地力、肥料等条件而留苗过密的现象，有些地方的玉米就因此出现许多空棵。只强调玉米、白薯和稻谷这三项作物为高产作物，要求玉米、白薯种植面积太大，以致不少地方挤掉适于当地条件种植的作物，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这些缺点是和增产指标过高有关联的。 在发现以上这些问题之后，特别是增产指标过高的问题，在中央的帮助下，逐步纠正了。但它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却是重要的。 一、主观的愿望要以客观的条件作基础，而观察分析条件必须全面；对困难的条件估计过分，固然易犯保守倾向，但对有利条件作过高的估计，脑子就会发热。因此，正确的认识主客观条件，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才能将事情办好。 二、保守的计划自然会压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计划应该是先进的，积极的；但事实告诉说，冒进的计划和由这样的计划带来的影响，也有害于群众的积极性和树立增产信心，因此，计划又必须建筑在完全可靠的基础上。 三、生产必须有计划，但不能只是上边有计划，不管下边的计划，要上下结合。上边的计划不可太细太死，要使下边能够机动，才好办事。 四、推行技术改革不能是一步求成，而应是逐步前进；不能只要快，而且还要好；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必须和当地农民的经验相结合。 第二，在增加社员收入的问题上，不仅要懂得保证增加社员收入对于巩固社的严重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能及时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保证在分配时增加社员收入。 今年我省麦收分配，有百分之八十的社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今年的秋收分配，根据唐山专区已经作好预分方案的二百七十六个社的了解，百分之八十七点六的社能够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在这些没有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社里，除受灾者外，由于生产不好的是极少数。多数是增产了，但却不能保证更多的社员增加收入，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合作社初建，底子空，干部极易产生只注意增加公共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生产投资上缺乏核算和不量力而为，他们还没有考虑到这种作法对社员收入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大力贯彻中央勤俭办社的指示后，大都得到彻底扭转，但少数扭转不够。贯彻勤俭办社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算账”，从算收入、算开支（全社的收入、开支）、算分配（社员收入）当中，可以发现症结何在，出路何在。 （二）劳动管理好坏与按劳取酬原则贯彻如何，对于增加社员收入有极重要的关系。有的社因为合作社窝工或记工、计酬办法不合理，使一些社员减少了收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大力推行了劳动定额、按件计酬与包工包产这三项劳动管理的制度，收到不小的效果。但因社大和干部对高级社的计划管理还缺乏经验，所以至今不少社在劳动管理上，仍程度不同的存在着混乱现象。对于这个复杂而又极端重要的问题，今后必须下大力解决。 （三）有一些社农业增产，副业减产，相抵之后，增加收入不多。副业，在农民收入中占重要地位。我省农村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仅次于粮食的收入。有些社农业增长，副业下降，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以粮棉增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的方针认识不足，贯彻不力。后来，我们采取了全面规划，供销支持，既搞集体副业，也鼓励社员开展利于分散经营的副业等等措施，才出现了农业、副业共同高涨的形势。 中央规定，合作社在最近几年内必须把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分配给社员，留作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农业税等的费用，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根据一些社的调查证明，这个政策是符合目前合作社的情况的。只要生产增加，这个界限不仅能保证社员增加收入，而且也能保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必需。因此，它深得社员拥护，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社员为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而展开的社会主义增产运动。 应该指出的是，在注意保证多数社员增加收入的同时，对那些没有增加收入的少数人也是不能忽视的。其中包括五保户，因病和因外出而作工少的人，原来的某些小商贩和有的小学教师家属，以及过去土地过多而劳力较少较弱的一些社员。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办法，对其余的户，目前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开展多种经营和帮助他们开展家庭副业，以求增加收入；同时，对生活确实困难者予以补助，对生活不困难者则予以解释，并鼓励他们以后多出工以增加收入。 第三，合作社的规模以多大为好，是合作社组织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牵涉到劳动管理、生产分配的一个重要问题。 合作化后第一个生产年度的经验证明，在目前，为了有利生产，便于领导，合作社的规模不宜搞得太大。根据河北省的情况，一般以一村一社为宜；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如果有条件，有必要，也可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把相邻的村庄组成联村社。这是我们在合作化运动发展期间，曾经提出的方针；但是因为有一些同志有越大越好的盲目的热情，省委又缺乏严格的控制，因而建立了不少过大的社。现在全省共有合作社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九个，其中联村、联乡社占百分之三十三点零二（五百户以上至数千户的社占总社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一村一社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六，一村数社占百分之二点四二。全省合作社平均每个社的户数是三百四十户，联村、联乡社所包括的户数达社员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现在看来，那些出于自愿协作发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联村社，而且又是干部强、经验多的社，一般办得还好。有不少数村、十数村包括千户、数千户的大社，出现了以下现象：生产管理困难，政策上难以正确贯彻，社干部不能深入工作，特别是由于村与村之间土地占有和收入悬殊以及生产经营的对象不同，使彼村骤然普遍增加收入，此村社员不能增加收入。经验证明，在目前条件下，数村一社不是发展方向。 在我省已经建成许多联村、联乡社并办了一年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对这些联村、联乡社，采取“积极帮助整顿”的方针。帮助那些已经办的不错和有条件办好的社办好和办得更好；对那些没有条件办好的社，比如没有互相协作发展生产的条件，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利益存在着严重矛盾，社员不是自愿而是被勉强合并起来的大社，经过充分商量，采取分别核算的联合社等适当的步骤，逐步改为村社。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把旧的矛盾解决了，但新的矛盾也就随着出现了。解决新的矛盾，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需要我们进行巨大的努力。正如上面所说，合作社面对着社里、社外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个是集体和个人的矛盾（包括国家与社、社与社员的关系）；一个是合作社的增产要求和自然、财力、技术、经验等客观条件的矛盾。一年来，我们在指导合作社解决这两个矛盾的过程中，获得了成绩，也发生过错误。我们就在这样不断取得成就与克服缺点、错误的前进过程中取得经验。我愿意重复地说，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要算是：多和群众（包括下级组织）商量，时刻不忘记走群众路线；警惕主观主义，谨防指导思想的片面性。 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决心以更大的努力，为增加农副业生产，增加社员收入，进一步巩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斗争。 在当前，我们正在集中力量努力完成摆在眼前的两项重要任务。就是在遭受严重水灾的地区，依靠合作社开展生产救灾运动，战胜灾荒；在非灾地区，指导合作社做好秋收分配工作。同时，通过生产救灾和秋收分配工作，进一步整顿巩固合作社，帮助它们总结经验，解决劳动管理、副业收入的分配、大社问题、民主办社和制定明年的生产计划等问题，以便为明年的增产运动作好准备。 我们时刻不忘的是，决心集中力量，在一定的时间内，解决我省海河河系的根本治理问题，以便消除经常压在河北人民头上的水患。把摧毁千百万人民劳动成果的水害，变为水利，这是保证河北省农业年年增产的根本问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迫切希望、也深信会得到中央以及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第6版()专栏：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薄一波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央的政治报告，科学地总结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和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的胜利。从“七大”到“八大”，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时期中，党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击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彻底地完成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和基本上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说明，党所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们坚决地贯彻党的路线，就完全有可能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就必须要有和它相适应的资金积累，而实现积累的道路，由于我国社会制度本质所决定，则只能依靠国内积累。这样，积累的多少和快慢，就不仅直接地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而且也直接地影响到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改善的程度。所以正确地解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在过去几年间，我们对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发生过某些偏差。实践证明，当我们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妥善的时候，国家的经济生活就表现出协调的现象，就对于工业和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产生有利的影响。反之，当我们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妥善的时候，我国的经济生活就显得不正常，工业的发展，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受到不利的影响。 因此，党根据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我国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在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一方面，必须采取较高的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又必须积极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方面，要厉行节约，以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另一方面，又要相应地提高消费水平，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得到改善。这样做是否有可能呢？是有可能的。过去几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一，从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四年中 （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我国的工业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一百零四，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九点五；我国的农业生产提高了百分之十九，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四点四。在工业生产中，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二十三点九，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四点八，手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二点六。与此同时，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九，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四，在新增的工业产值中，有百分之七十二点七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来的。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的国民收入〔注一〕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九点五。这些数字说明，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农业和轻工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重要特征。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国民收入的逐年增长，就是因为我们坚决地贯彻了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 第二，在同一时期，我国的国民收入中用于 积累的部分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五，平均每 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九点九；用于消费的部 分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七，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六点七。在积累部分中，基本建设的投资扩大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七点三，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其中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扩大了百分之三百一十六点七，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九，在工业投资中重工业的投资扩大了百分之四百二十五点五，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五十一点五；在消费部分中工人的消费基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点五，职工的平均实际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五点八；农民的消费基金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六点五，每户农民的农业生产的平均实际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点七，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二点六。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的积累在迅速扩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在高速度地进行，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步地提高。我国的工业化和我国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密切结合着的，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所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这一事业不仅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同人民群众的当前的切身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关于如何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以便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发展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收入，扩大积累的源泉等等问题，在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已经作了精湛的论述。这里我只想就如何合理解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说一说个人的看法。 合理地解决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意义 就是要将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和个人的、当前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合理地解决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意义，就是要将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和个人的、当前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之既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又有利于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 人们为了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常常从迅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需要出发，设想提高积累部分的比重。无疑的，这种设想是有理由的，因为有了重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才能很快地建成，人民生活的根本改善才有可靠的物质保证。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尽力把国民经济中可能聚集的资金，都积累起来，并按照恰当的比例，首先满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的需要。但是，如果只顾重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过多地和过快地提高积累部分的比重，缩小消费部分的比重，以致影响人民生活的应有的改善，那就是错误的了。 我国工业化，只有和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在新的物质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用来进行工农业及其它方面建设的积累，只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大而逐步地增加。这样，才不会因积累增加，影响到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同时，由于我国经济比较落后，人口众多，增殖较快，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因而积累部分也不可能过多地和过快地增加。 无疑地，在工业化过程中，人民的消费水平，是应当而且必需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不这样做，那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那就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如果只片面地强调个人的、当前的利益，而不顾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则是不能容许的。不但那种想把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超过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要求消费水平的提高同积累的增长保持相等的速度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前者将使人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所依靠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而后者则将延缓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必须看到，要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将我们这样一个在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如果没有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不把可能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和每一分物质资源都积累起来，合理地使用到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去，这样艰巨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为了我国的工业化，也就是说，为了我国人民集体的、长远的利益，我国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不仅应当低于社会生产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而且应当低于积累的增长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积累不断地增加，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断地扩大，人民消费水平提高所依靠的物质基础不断地增强。 合理地规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 所以，按照我国具体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合理地规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很重要的。 几年来，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和消费部分〔注二〕比例关系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的计算，大体是这样的：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九五二年占百分之十五点七，一九五三年占百分之十八点三，一九五四年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一九五五年占百分之二十点五，一九五六年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积累部分的比重，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较低，是由于这两年处在经济恢复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尚未完全改造，特别是有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恢复经济任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生产发展，国民收入增加，因而，积累部分的比重，也就相应地有所提高。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这种变化，基本上是合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的。但是也发生过某些缺点和偏差。根据几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和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我觉得在今后若干年内，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是比较稳妥的。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工业建设较高速度的发展，又可以保证我国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如果脱离这个水平太远，不论是增高或降低，都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失调，并在政治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样的积累水平，能不能保证我国采取较快的速度实行工业化呢？回答是肯定的。在我国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在节约地使用资金的条件下，根据几年来建设的经验，这样的积累水平是可以保证我国采取较快的速度实行工业化的，虽然并不很宽裕。如果我们脱离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不适当地提高积累水平，那就不可能在保证工业建设迅速发展的条件下，逐步地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不言而喻，如果人民的消费水平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阻滞，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也将受到不利的影响。回过头来，还是要降低积累水平和工业建设的速度的。否则，就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种种恶果。因此，在积累问题上，必须采取慎重稳妥的方针。 这样的积累水平会不会影响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呢？回答是否定的。这样的积累水平是不会影响我国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的，这同样为我国过去几年建设的实践所证实。我们知道，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只靠货币收入，而是以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积累水平条件下，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我国消费资料的增长，大体是相适应的。如果降低积累水平，就会使我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失去保证，就会延缓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降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不仅使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失去保证，而且对于建立我国独立的工业经济，加强我国的国防实力，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保障我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和和平生活，也是不利的。因之，降低这个水平，同样是不妥当的。 合理地规定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 由于积累和消费是经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方面的最主要的部分在我国又是通过国家预算来进行分配，因之，在这里讲一讲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证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否恰当，同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关系、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和其它方面支出的比例关系、基本建设支出中工业部门支出和其它部门支出的比例关系的正确与否，有直接的联系。必须根据工业化和逐步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两个根本方面的需要，合理地规定这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忽视任何一个方面的需要，不适当地提高或降低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基本建设支出中工业部门投资的比重，都会引起积累和消费之间矛盾的发展，而达不到迅速发展工业和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 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我国几年来的情况大略是这样的：一九五二年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六，一九五三年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二，一九五四年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一九五五年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九，一九五六年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同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建设规模的扩大相联系的。这样的提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我国的经济情况没有更大变化的条件下，按现行的财政体制计算，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今后若干年内，不要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是比较稳妥的。 这个水平是否低了，它会不会延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速度呢？我看是不会的。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每当我们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或其它建设，而将国家预算和基本建设的投资打得过大的时候，总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人为紧张。结果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我国经济生活的协调地发展，都是有害的。所以每当我们善心好意地为了多搞一些建设，而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增加人民负担的方案的时候，党中央都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作了纠正。现在看来，我们的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如果能够达到上述水平，我国的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就可以得到必要的保证。这个水平不是较低的，而是相当积极的。 那么，这个水平是不是太高了呢？我看也不太高。由于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国的基本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国营商业、国家银行、国营农场和其它国营企业，都是属于全民的而不是私人的财产，这些企业的盈利，绝大部分要列入国家预算。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预算收入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是来自国营企业的上缴利润、税金和折旧提成的，而且这一比例还将逐年增长。此外，过去的私人工商企业，经过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之后，其纯利除定息和职工福利基金以外的大部分，也属于国家所有。因此，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必须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的这种客观实际，而这个水平，就是这种客观实际的一种近似的反映。同时，我国的预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如果降低这个水平，那么，取之于民的少了，用之于民的也就少了。这样，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其它方面的需要，将不能得到满足，而人民长远的以至当前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所以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速度之下，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之下，保持这个水平是必要的。 合理地规定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 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应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 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仅仅依靠合理规定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关系，仍然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国家预算收入并不是全部都用于积累的。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直接用于满足社会和人民消费的需要，而用于积累方面的，最主要的部分则是基本建设。因此，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取决于国家预算中基本建设支出和其它方面支出的比例关系。在这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我国几年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五二年基本建设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九，一九五三年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九，一九五四年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一九五五年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一九五六年占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不言而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预算支出必须保证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特别是工业建设投资的需要，使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如果超过了客观条件的许可，过多地和过快地提高国家预算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就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并且使积累和消费之间发生脱节的现象。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今年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七，基本建设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度增长百分之六十二。这是几年来基本建设投资最多的一年，也是建设工作突飞猛进地增长的一年；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跟不上，运输力量跟不上，不仅基本建设计划难以顺利地执行，而且还造成若干方面发展的失调，给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根据这种情况和几年来的实际经验，我觉得在我国的经济情况没有更大变化的条件下，仍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在今后若干年内，以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是比较稳妥的。过多的高出这个水平，各方面的力量就不能取得平衡，并会造成人为的紧张局面；低于这个水平，就会延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 在合理规定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和其它方面支出的比例关系的同时，还必须合理地规定基本建设支出中工业部门支出和其它部门支出的比例关系，如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性建设投资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例关系。否则，同样会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引起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我认为都是正确的。 在国家用于积累的部分中，除了基本建设投资以外，在流动资金和国家储备等方面，也应作适当的分配。拨出一定数量的流动资金是必需的，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组织社会的生产和顺利地进行基本建设。但是，流动资金的周转必须加速，流动资金在积累中所占的比重，必须逐步地降低，以便尽可能地扩大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国家物资储备所需要的资金，应适当地增加，否则，就不可能应付某些意外的急需，和有节奏地组织工业生产。几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了不少的苦头。现在，结合物质资源和财政的状况，采取坚决的步骤，真正建立国家的物资储备制度和保证完成物资储备计划，已经是时候了。 如上所述，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使我国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但是，这只是一个概略的比例数字，决不能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国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进一步节减，这些比例不仅可能而且必将适当地提高，但是，仍须保持一定的限度，特别是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比重的提高，应该更加慎重。同时，我们正在研究和解决国家的体制问题，如果现行的财政体制有所改变的时候，后两个比例也将有所改变。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如大的丰收，国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或者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其它原因，国家的经济生活遭到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适当地提高或降低这些比例。 为了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必须要有正确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工资政策，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积累政策，以及“精兵简政”的政策等等。这些，不仅对于扩大积累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合理地解决消费问题也有很大的意义。关于这些问题，我不在这里说了。 总之，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这两个根本方面的需要，对上述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作合理地安排，以便使我国能够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深入全面地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具体条件，进一步认识客观经济运动过程的规律及其作用。 应该说明，这种比例数字的提出，是根据我国近几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对于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初步分析的一种尝试，带有很大的探讨性质，它至多只能近似地反映在最近若干年内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要求，作为我们确定有关政策界限时的一种参考。在我们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或长期计划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些比例数字，但是，更重要的则是深入地全面地分析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的具体条件，进一步认识客观经济运动过程的规律及其作用，从而确定正确的比例关系。如果以死板的比例公式代替活的经济情况和经济规律的研究，那是注定要犯错误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是有保证的，但是又有一定的限度。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速度，必须同我国建设资金的积累水平相适应。如果工业建设的速度跟不上这个积累水平，那就会犯右倾保守的错误；相反的，如果过多地和过快地超过了这个积累水平，那就会犯“左”倾冒进的错误。 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努力发展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为扩大积累、提高消费创造物质前提。如果忘记发展生产，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削减必不可少的建设投资或紧缩必不可少的生活费用，去解决财政困难，这种保守观点，显然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另一方面，应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崇尚俭朴，不务奢华，以便聚集尽可能多的资金，来进行我国的工业建设和其它必要的建设。如果以为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应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应该将所有的“好事”都在两三年内做完，应该到处都讲究排场，这样，就不可能设想还有什么资金积累，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我们知道，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是由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创造的。人民群众为争取美好生活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才是我国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逐步提高的源泉。所以，只有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地进行生产和建设，孜孜不倦地学习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将我国有限的资金加以最合理、最节省、最有效地利用，才能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提高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才能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一：国民收入是由工业、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于生产的运输业、商业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常说的总产值，除去用来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另一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常说的净产值。 注二：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方面的，从国家集中使用的部分来说，有扣除了补偿固定资产折旧部分的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增加流动资金，扩大国家物资储备等；从国营企业来说，有企业内部的积累部分；从合作社来说，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公积金；从居民个人来说，有工商业者、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投资等等。这些总称为积累部分。国民收入中的其余部分，即为消费部分，其中包括了职工的工资，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人收入，资本家的收入，和国家预算和企业支出中用于文化、教育、保健、职工福利设施的费用，以及行政、国防及其它非生产部门的消费等等。

第7版()专栏： 党胜利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 乌兰夫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党中央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期间，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为完成民主革命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所作的工作也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正在进行或者正在准备条件将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党和各民族人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共同任务就是：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各民族间兄弟友爱和互助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发挥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帮助各少数民族先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把祖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经过长期努力，使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达到平等地位。 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政策的实现，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政策是我党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提出了并且在解放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在实践中更不断地丰富了这个政策的内容，历史事实证明它完全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是完全正确的政策。 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造成了民族间的互相歧视和隔阂，并且也发生过民族间的分裂现象。但是，共同生存在我国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发展了生产，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和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各民族在长期的接触往来中，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并且多次共同抵抗了外来的侵略，尽管历史上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民族间的互助关系还是不断地得到发展。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各民族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了。大敌当前，迫使各民族必须作一种选择：或者破除隔阂，增强信任，各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战胜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共求解放，建立足以保卫各个民族的强大的祖国；或者各民族分裂，各行其是，因而招致永远受压迫的命运。中国各民族人民都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祖国的兄弟儿女，自然是不能忍受任何压迫的，经历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实现了自己团结共求解放的最高意愿，终于战胜了共同的敌人。由于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在近三十多年来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不是削弱而是更发展了历史上民族间的互助关系，大大改变了民族间的对立状态，大大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觉悟，尤其是锻炼和考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一致利益作基础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因而在战胜了共同的敌人之后，中国各民族根据历史经验选择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在这个各民族大家庭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所有这些都说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祖国大家庭内是各民族人民的愿望，也是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 在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充分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平等原则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好处是：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情况和特点来发展自己的民族；又可以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基础上，团结各兄弟民族在统一的大国内，互助合作，共同管理自己的国家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因而就更便利于各民族自己的发展。很明显，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对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是完全必要的、有利的，能够恰当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我们应该坚定不渝地继续贯彻执行。 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就和目前工作中的缺点 任何民族都一律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实行区域自治、在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党和国家必须帮助他们来充分实现这些权利。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政策，现在已经有二十七个少数民族分别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建立了两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和四十三个自治县，还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白族自治州的筹备委员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发展；杂居的和散居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也得到了应有的照顾，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产量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平均增加了将近半倍；牧业区的牲畜头数平均增加了将近一倍；并且已经建立了四百二十三个现代工业。在过去没有现代工业的甚至没有工场手工业的三个自治州和十一个自治县内，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现代工业。从来没有一所小学、一所医院和一所商店的少数民族中，现在有了学校、医院和商店，从来是交通闭塞的西藏高原，修通了公路，并且开辟了航空线。从来没有经济、文化中心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湘西苗族自治州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城市。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且正在建设规模巨大的钢铁、有色金属和石油的工业基地。没有文字的一千一百余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正在创制自己的文字，僮文、彝文和柯尔克孜文已经初步制定文字方案。这些情况具体地说明了我们的工作获得了不可置疑的成就。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还是有缺点的。例如，有些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作得很不够，特别是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到党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作得不够，有些自治州和自治县党委员会的少数民族成员几年来都没有增加；有些自治地方管理财政和事业的权利有时还受限制，不少应该兴办的地方工业、学校和其他事业，虽然多次提出，也不能举办；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推行的工作得不到有力的、实际的支持；在处理自治地方内部事务的问题上，现在还有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由在那里工作的汉族干部包办代替的情况；就是在自治地方的党组织内也还是有在处理某个民族的有关问题的时候，不去和那个民族的党员干部甚至负有相当责任的党员干部商量，不尊重当地民族党员干部的意见，甚至不让他们与闻应该与闻的事的情况。这些现象必须改正。 当然，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在那里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其他民族干部的尊重也是必要的，现在个别地区、个别单位有不尊重的现象，必须改正。 帮助少数民族在各方面得到发展，是汉族人民的无可推卸的责任 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不等于可以减轻汉族的工人阶级帮助少数民族各方面得到发展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少数民族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时还必须取得各兄弟民族首先是汉族的帮助，他们完全有权利得到这种帮助。汉族的同志不仅应该一般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工作，并且特别有责任在工作中帮助少数民族创造条件，培养干部，促成他们充分实现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由他们自己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很明显，这种帮助正是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如果抱着不尊重或不愿意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态度和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去工作，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无私的帮助。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对待所有的民族，都不可有任何歧视和轻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工业的重点建设，又必须有合理的安排，在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中应该进行某种项目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可以在什么时候进行，是由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民族中实际上具备了进行这种建设的条件，因而国家才作这样的安排，决不是什么特殊待遇。但是所有的民族都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条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国家必须帮助各个民族不仅在政治地位上应该平等，并且国家还必须帮助他们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上逐渐达到平等。因此，各个民族的建设都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尤其是来自上级人民政府的帮助，特别是那些发展比较落后和条件更为困难的民族需要更多的照顾和关心。只注意帮助地区大的民族，忽视地区小的民族；只注意人口多的，忽视人口少的；只注意先进的，忽视落后的；只注意聚居的，忽视杂居和散居的；只注意工作中存在问题多的，忽视问题少的；只注意建设工作，忽视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实际的改善和提高；都是不适当的。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事业，必须特别重视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工业，应该有计划、有重点地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各民族自治区的工业都能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各自治州和自治县都能够有一定数量的不同规模的工业，并且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应该特别注意在各民族自治地方培养工人阶级。应该帮助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在那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建立和发展经济、文化中心。 应该注意生产技术和增产计划不要勉强按照汉族地区的水平提出要求，文化教育工作不要一律按照汉族地区的形式和制度办事，机构编制和经费预算不要完全按照汉族地区的标准来作决定。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以及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情况都不相同。因此在统一的原则下必须有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某种补充的办法或单独的办法，强求一致的作法，行不通也不适当。 必须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和情况，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现在，已经有大约二千八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大约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约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地区还没有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很明显，在这些还没有进行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必须也不可避免要实现各种民主改革——土地改革、解放奴隶等等——和社会主义改造。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但是，认为不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因而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幼稚的；生产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绝对不能够在旧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制度保存的情况下来实现。至于企图规避甚至反对改革的想法，更是违背了各民族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因为不改革就不可能消灭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各个民族和各民族人民，也不可能发展自己的民族。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充分根据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和特殊情况去进行，以为各民族既然都要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因而一切工作都可以和在汉族或者在别的民族中同样地毫无区别地去进行，没有必要再去注意民族间的差别、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觉悟水平、民族间历史上残留的民族隔阂等这些重要因素对工作的影响，可以不采取适合于各民族具体情况的工作步骤、工作方式和具体政策，对工作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有的同志也许以为机械搬套汉族的或者别的民族的办法，事情可能会更简单些，时间可能会更短些。但是，事实恰好相反，凡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急于完成任务的作法，就必然会出问题、走弯路，时间只会更拖长。对于少数民族的改革问题，步子稳妥一些，甚至作某种必要的等待，因而时间放长一些，正是反映了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 党中央政治报告提出在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革，必须坚持和平的方式，不要采取强力斗争的方式，是正确的，经验证明这样作是可能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和工作方法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应该由少数民族自己去考虑；并且应该和上层人物长期团结合作，协商办事；这样作，可能会使我们在改革的步骤和工作方法的具体问题上作某些让步，但是，如果有利于工作，我们就应该作某种必要的让步。 少数民族牧业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也应该采取和平方式，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地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稳步地去进行。根据牧业区的不同情况和条件，有些地区可以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些地区可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同时去完成民主改革的任务。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应该继续执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民两利，扶持贫苦牧民生产和增畜保畜的政策。 对于个别基本上尚未形成阶级社会，或者阶级分化极不明显的少数民族，应该大力扶持他们发展生产，在当地人民的经济、文化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中，采取说服教育办法，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帮助他们逐步地改变对于自己民族发展不利的、有害的因素，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大胆使用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 在少数民族中建设党和培养干部，特别是培养党的领导骨干和核心的领导力量，是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决定一切的关键。过去我党在少数民族中采取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和普遍、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发展了将近三十万共产党员和培养了二十一万党和非党的干部。今后应该继续发展党和培养干部，特别应该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培养干部的规划，逐步使各自治机关和它所属的企业、学校以及人民团体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本民族干部一般的在数量上占到多数，在工作上负主要责任，并且培养少数民族的科学、技术、教育、文艺的知识分子。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还应该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 仅仅实现自治机关民族化，不去实现党的领导机关的民族化，党的领导机关仍然不是由本民族的干部为主组成，就还没有彻底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就还不容易在少数民族中完全贯彻党的领导。所以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问题是信任他们，要大胆放手地使用和提拔他们；不仅应该帮助他们进步和培养他们的能力，并且应该相信他们的进步和相信他们的能力，让他们独立负责地去做工作。应该珍惜少数民族干部热爱自己民族和关心自己民族正当利益的情感，不要去非难这种情感。我们所以重视少数民族干部，恰好是因为他们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对本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事业有着特别热烈的愿望，他们特别能够反映自己民族人民的意愿，并且特别能够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因此少数民族干部热爱祖国同时又热爱自己的民族，是完全正当的，应该的，正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的表现，祖国和各民族正需要更多这样的干部。 必须有一批决心献身于少数民族事业也就是献身于祖国的共同事业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帮助少数民族工作，这对少数民族的各项工作和各项建设事业是极为有利的。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应该亲密团结，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和谅解，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 目前要特别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继续贯彻执行稳步前进的方针 现在产生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正在逐渐改变和消灭，并且几年来经过党和政府的反复教育，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和残余也已经克服了许多。但是，在一些同志的工作中有时还会表现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有些并且是严重的。 目前，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忽视少数民族的特点，不关心少数民族的利益，忽视少数民族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看不清少数民族中发展和进步的情况，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搬套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包办代替。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主要表现是：过分强调民族的特殊情况，看不清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看不清民族发展的前途，不愿意接受别的民族有益的经验和帮助。这两种思想倾向都必须防止和克服，目前特别要注意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危险。但是决不应该把工作中的个别的一时的错误和某些同志思想作风上个别的一时的缺点都指责为系统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 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有很深的历史和社会的根源，必须经过长期努力和长期教育才能彻底克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能放松反对这两种思想倾向的重要任务。 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一向采取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务必根据少数民族的具体特点，使工作计划和政策措施等等都建立在有把握的、稳妥的、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稳步地去进行；如果进行工作的条件不成熟，可以作某种等待；反对那种忽视工作中的困难，夸大有利条件，盲目地追赶汉族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的进度和速度，对于目前还作不到或者暂时还不应该去作的事情勉强去作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多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我国少数民族情况和民族关系情况的正确的工作方针。 稳步前进的方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积极的方针，不是保守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工作中那种夸大工作困难，看不到工作的进展、情况的变化和有利条件的增加，对于经过努力可以作到的事情不积极去作，或者条件具备的时候不敢去作的保守不进的错误，也是必须反对的。不理解稳步前进工作方针的慎重态度，或者不理解它的积极意义，都不可能作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 从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这个期间，我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所作的工作，是正确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解决民族问题的良好范例，我们在建立和建设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获得了不少经验。我认为各民族的同志经常温习这些经验是有益的。 由于我党胜利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党在中国各民族中享有极高的信任。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责任还很重大。各民族的同志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和各民族人民在一起，继续作坚决不懈的奋斗。（附图片）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蔡尚雄摄

第7版()专栏： 勤俭持家搞好职工生活 肖慧纳同志的发言 推行五好运动——“日子计划好，团结互助好，鼓励职工生产好，卫生好，学习和教育子女好”——是发动职工及其家属搞好生活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改善职工物质生活问题的各项措施。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设施；另一方面，改善职工生活不是仅只依靠增加工资与救济可以解决的，还必须在群众当中提倡勤俭持家，计划开支。“五好”运动就是发动职工及其家属搞好生活的一项重要工作。 什么是“五好”呢？就是发动职工家属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做到“日子计划好、团结互助好、鼓励职工生产好、卫生好、学习和教育子女好”。对于大多数职工家属来说，自觉地精打细算，有计划地开支，是保证生活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从下述的事例中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周春姣是武汉市公安街搬运工人刘如意的妻子，她过去好吃好穿，钱一到手就爱啥买啥。一家五口人，每月收入六十五元（平均每人十三元）总不够用，前后“标会”（借贷的一种形式）五个，欠债一百四十元，过的是“富三天、穷半月”的日子。为此，夫妻经常吵架。周春姣埋怨丈夫挣的钱少，时常要他向工会借钱，她说丈夫是“烟袋杆子，不通不得过”；丈夫说她是“穿白鞋子拜堂，夫妻不能久长”，周春姣的母亲见女儿为难，就克扣儿子的钱贴给她，周春姣的弟媳和婆婆闹意见，姑嫂之间更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这就使周春姣的丈夫和弟弟都背着家庭问题的包袱，影响了生产和工作。周春姣在接受了“五好”教育以后，认识到自己过日子没有计划，是家庭生活困难、夫妻吵架的主要原因，才下决心实行计划开支，于是家庭生活情况有了显著的转变。她把每月六十五元的收入，用四十元作家庭必需的费用，五元给丈夫零用，节省下二十元还债。八个月以后，还清了一百四十元的欠债，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家大小添制了新衣，还给丈夫买了一辆脚踏车。家庭生活搞好了，家庭和睦了，刘如意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由落后分子转变为先进分子，今年七月被提拔为副工段长。 经过深入的“五好”教育工作，在周春姣的影响和带动下，她所在的居民小组现在已经成为贯彻执行“五好”的先进小组了。该组共二十九户，在执行“五好”以前，有十九户欠债共计一千一百六十元，而执行“五好”以后，由于计划开支的结果，全组各户不仅还清了欠债，并且添制了价值一千一百八十五元的衣服和家庭用具。家庭生活改善了，家庭纠纷减少了，过去七户闹不团结的家庭和睦起来了，四个出名的打街骂巷的老婆婆也改变好了。这个“五好”小组不论谁家有人生病或生小孩，都能主动地互相帮助，例如送病人、产妇去医院、帮助他家烧饭、洗衣服和照顾孩子。 这个“五好”小组在对待职工生产上，不仅做到了体贴职工的生活，不使职工因家事缺勤，并且能够帮助职工解决某些生产上、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玉英原来认为丈夫是大老粗，长得不漂亮，夫妻关系不大好；在推行“五好”以后，她每天把饭送到丈夫工作的地方，使丈夫在饭后能有较长时间的休息。全组二十九个职工，一年以来在生产上和工作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其中有十二个职工先后得到了二十二次奖励，有的职工说得好：“国家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搞好生产需要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周春姣的丈夫刘如意也说得对，他说：“以前欠债，下班回家时常吵闹，就是吃肉也不长肉；现在实行计划开支，钱够用了，一家大小有说有笑，就是吃豆渣心里也痛快”。现在周春姣小组正在与职工所在单位开展“挑战到厂（以搞好“五好”为主），应战回家”的友谊比赛，来配合正在开展着的先进生产者运动。 这个“五好”小组，在卫生方面，贯彻执行“五好”以前，多半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有的连自家门口也懒得扫，还把脏东西摔到别人家的门口；现在建立了轮班清扫制度，不但家庭清洁搞得好，环境卫生也搞好了。在学习和教育子女方面，贯彻执行“五好”以前，只有五个积极分子参加了街道文化学习，多数人借口孩子多、家务忙、生活困难等原因，不愿意学文化；现在全组二十八个扫盲对象，都参加了文化学习。他们都重视了对孩子的日常教育，教育孩子不骂人、不乱吃零食、不偷别人的东西、不在马路上乱跑，爱护马路两旁的树木。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家务、工作、学习”三不误，今年已经有十三个组员受到了街道政府的表扬。 实践经验证明：在城市居民和职工家属中，推行“五好”运动是正确地指导群众生活，使职工群众在现有工资收入的条件下改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的办法。这样从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解决纠纷、搞好家务入手，而又引导群众提高觉悟，树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德风尚，这是调动城市家庭劳动妇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个好办法，因而应当把推行“五好”运动作为职工家属工作的中心内容。并且建议城市中的各级党委和职工会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第8版()专栏： 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 罗瑞卿同志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完全拥护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报告。 我的发言想说明：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执行党在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的若干经验，请同志们审查、批评和指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了，帝国主义从中国大陆上被赶出去了；另一方面，国内还有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帝国主义也还站在旁边窥伺着我们。当时，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个形势有以下的估计，他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七年来我国情况的演变，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要巩固革命胜利，发展国家建设 必须坚决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 大家记得，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台湾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曾经妄图在中国人民的胜利还没有巩固下来的时候，实行里应外合，使反动统治复辟。反革命残余势力明目张胆地向人民疯狂进攻，组织反革命的地下军和政治土匪，进行骚扰暴乱和各种破坏，刺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我国人民清楚地看到，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建设我们的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残余势力。 七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同反革命展开了紧张的、剧烈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两次巨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一九五○年我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开始的。党中央在一九五○年十月发布了著名的双十指示，提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领导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这一运动，集中地打击了当时还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严厉惩办了一批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第二次运动，是在一九五五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行将到来的时候开始的。当时，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又有抬头之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反革命几个打击，使残余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这次运动，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内部，清查出来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上，又给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一次沉重的打击。 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决定性的胜利，使反革命残余势力大大地削弱下来了。他们已经陷于极端孤立和动摇分化的境地。现在，反革命要想在中国复辟，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他们要从事破坏和捣乱，也是更加困难了。当然，帝国主义者在今后也还会用各种方式来从事颠复活动的，他们设置庞大的特务机构，使用巨额的特务经费，都是为着这样一个罪恶的目的。但是，只要我们彻底肃清了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更加有利得多了。 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动了全国几万万人民群众。广大群众自己起来把反革命残余势力加以扫除，在政治上彻底解放了自己，因而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大大发挥了革命斗争和各种建设的积极性。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了一批暗藏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大大缩小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空隙，巩固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前进。 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主要经验 我国肃反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关键，就是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在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同反革命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的就是： 研究和掌握斗争的规律 第一、党在长期斗争中，熟悉和掌握了肃反斗争的规律，因而保证了对斗争的正确指导。肃反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着敌人的一切破坏和可疑征象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容易麻木不仁，缺乏警惕，使自己对于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处于没有准备的状态。而在一旦发生反革命的破坏，或者反革命破坏的可疑征象已经出现的时候，因为没有准备，又容易惊惶失措，感到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往往把某些类似反动言论、行动的思想错误或工作错误，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混同起来，因而夸大了敌人。同时，在麻痹情绪严重的地方，一旦发动了斗争，就容易发生过火行动，而在纠正了过火行动以后，麻痹情绪又容易重新抬头。在群众性的肃反斗争中，这种变化的转换，有时是很快的。 肃反斗争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规律，并不奇怪。这是由于同我们做斗争的是暗藏的敌人。他们隐蔽在各个角落和各个方面，用狡猾的卑鄙的两面派的手法，偷偷摸摸地进行破坏活动。这种破坏活动又常常是出人意料的袭击。正是因为这样，就使我们在敌情认识上，容易被一时的假象所蒙蔽，容易发生主观性和片面性。有时把坏人当成了好人，有时又把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好人怀疑成坏人。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要及时正确地判断迅速变化着的情况，要立即分清所有的好人和坏人，有时确实是困难的。这就是肃反斗争中所以容易发生右的或“左”的偏向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应该说明，尽管肃反斗争中容易发生右的或“左”的偏向，但是，这种偏向并不是不可防止的。如果我们熟悉和掌握了肃反斗争的规律去正确地指导斗争，那么，这种偏向就是可以防止的，即使在某些地方发生了这种偏向，也能够及时加以纠正。如果看不见这样的规律，要去指导斗争，就必然会犯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我们好几个革命根据地，因为没有经验，都犯过这样性质的错误，使革命受到过损失。延安时期的肃反斗争，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比较熟悉了斗争的规律，因而斗争就进行得较好，在中间虽然出了若干偏向，也就很容易被纠正过来。七年来的肃反斗争，我们党有了更丰富的经验，更熟悉了斗争的规律，偏向更少了，有了偏向，纠正得更加及时了，所以既能够放手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斗争，又能够保证斗争正常健康的发展，取得斗争的胜利。 因此，研究和掌握肃反斗争的规律，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斗争中的自觉性，避免盲目性，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预先防止或者及时纠正斗争中可能产生的右的或“左”的偏向。这就是领导的责任，也是领导的艺术。 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 第二、党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以及对肃反斗争规律的深刻的理解，规定了肃反斗争必须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所谓严肃，就是只要还有反革命存在，我们就必须坚决进行斗争，不把反革命彻底肃清，决不罢手。所谓谨慎，就是在肃反斗争中必须仔细分清是非轻重，反对草率从事，在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同时，要坚决保护好人。 党在清查、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谨慎的措施。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就是对捕杀反革命分子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党中央历来坚持，捕反革命分子必须谨慎，杀反革命分子尤其必须谨慎。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规定了：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而在反革命疯狂破坏遭受严重打击以后，就立即坚持了更要少捕、少杀的方针。党中央对于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牵涉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置，还作了特别的规定，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人民政府系统内、人民解放军系统内、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和归国华侨等十个方面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经过省以上领导机关严格审查才能做出处置的决定，对于罪该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只依法逮捕其中少数非捕不可的分子，对其中依法该杀的反革命分子，只杀极少数罪恶很重，民愤很大，实在非杀不可的分子。在机关内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党中央实行了比之社会上镇压反革命运动更加谨慎的方针，并且把斗争面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以内。在肃反斗争中，党坚持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凡是没有准备好，敌情没有调查清楚，政策没有交代明白，就一定不要轻率地发动斗争。党还严格要求在斗争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区别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那些有错误有缺点的好人，以及那些只有反动思想没有反革命行为的人，同反革命分子混同起来。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了上述这些谨慎原则，才可以保证不犯或者少犯重大的错误，特别是难于挽回的错误。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对于当时的肃反斗争，再一次指出了应该坚决遵循这样的原则：“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正是表明了，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坚决地肃清反革命和坚决地保护好人，是我们党在领导肃反斗争中一贯坚持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方针。 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第三、党在肃反斗争中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它的具体内容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惩办与宽大，两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偏废的。这个政策的制定，是根据反革命分子的各种具体情况而提出的，是根据我党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提出的。 我国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占有相当数目。这类分子的罪恶和民愤很大，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中的死硬派。直到现在，还有少数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一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的一般分子。他们占有多数，这类分子，有罪恶，但不很严重；进行反革命活动，但不很坚决，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中的动摇派。当着我们对反革命骨干分子的嚣张活动镇压不力的时候，他们就积极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以至犯更多更大的罪行；但是当着人民起来，给了坚决反革命分子以严厉打击的时候，他们便动摇起来，只要我们实行正确的政策，他们中间的一大批人，便有可能向我们坦白自首。一类是反革命分子中的胁从分子。他们也占有相当数目。这类分子被迫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或者偶尔参加了某些反革命破坏活动，罪恶比较轻微，而且是不愿意或者不完全愿意当反革命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时候，坚持了惩办少数与改造多数的原则。这就是说：对于那些历史上罪恶很大、民愤很大、拒不坦白交代，或者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在必须依法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中，除了对于极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分子，依法判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绝大多类的反革命分子，都实行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的政策。在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中，对于那些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者虽然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但是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给他们以最后的悔改机会。对于那些仅有一般罪行，不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就一律不予逮捕，分别具体情节，给予管制或不予管制。对于一切坦白交代、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即令是反革命分子中的骨干分子，一律给予从宽处置，罪该处死的可以不判死刑，立有功劳的，可以减刑或者折罪，立了大功的，给予奖励。 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都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根本上肃清反革命活动。因此，我们对于依法判处徒刑的反革命罪犯，依照政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劳动改造。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已经把许多罪犯，确实改造成了依靠自己劳动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的人。我们对于那些罪行轻微不需要关押的分子，以及刑满释放的分子，也用心地向他们进行工作，并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就业，使他们在劳动和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和改造。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五条的规定，我们对上述分子，按照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分别吸收他们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做正式社员或者后补社员，或者放入合作社内管制生产。对于城市中的这类分子，也正在按照这样的精神，加以适当处理。这种办法，是我国改造反革命分子政策的又一个重要的发展。 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的群众路线 第四、肃反斗争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发动大家起来对付反革命。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对于肃反斗争和人民公安机关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动员多数人来同反革命做斗争，还是只让少数人孤立地进行斗争的问题。在肃反斗争中，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扫清了大量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没有犯大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党大胆放手地发动了群众，使肃反斗争既有了党的领导，又有了群众依靠。 肃反斗争代表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正义要求，只要党表现了有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决心，又有正确的领导，广大群众就一定敢于起来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同时，任何反革命分子，都隐藏在群众当中，企图利用群众的不警惕，来进行破坏活动。只要发动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发动了处于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警惕和识别反革命分子的能力，就足以照亮任何阴暗的角落，使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难于逃过群众的眼睛。七年来的肃反斗争，无数生动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是我们战胜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力量中的最可宝贵的力量。 但是，放手发动群众，绝不等于党对斗争放松领导，把党降低到普通群众的水平，做群众的尾巴。党是斗争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绝不等于可以不要或者可以削弱专门机关的工作。专门机关既须依靠群众，也要带领群众，成为群众斗争的骨干。只有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才能够肃清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战胜任何狡猾的敌人。 党为了领导群众和取得群众支持，首先就必须让群众知道肃反斗争的意义、目的、政策和办法。为此就必须广泛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使肃反斗争的意义和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七年的斗争证明，当着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为群众所理解所掌握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巨大无比的物质力量。而且，掌握了政策的群众，一方面可以成为党的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监督人民公安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为了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就必须坚决地反对公安工作中的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神秘主义是一种来自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的影响，任何反动统治阶级都是压迫群众的，当然也是害怕群众、不要群众的。我们的人民公安机关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应该是而且历来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但是，我们也有些公安人员往往不适当地夸大了肃反斗争的一定的特殊性，忘记了群众。他们以为肃反斗争似乎只能由少数“专门家”来做，群众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 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者往往用“保守秘密”作盾牌，不去实行群众路线。其实保守秘密与依靠群众是一致的。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就更有利于保守秘密。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者，总是装腔作势，鬼鬼祟祟，自以为很守秘密，其实不但不能保守秘密，反而引起群众怀疑，脱离群众。 孤立主义、神秘主义者总是借口害怕群众“恐慌”，又害怕群众“过火”来拒绝实行群众路线。他们常常是畏首畏尾，小手小脚。结果，愈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愈是容易引起群众的恐慌和怀疑；群众起来了，不敢去加以领导，就反而容易造成某些过火现象。只有坚决抛弃孤立主义、神秘主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这些现象才可以完全避免。 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 第五，肃反斗争必须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党决定政策，进行一切工作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真理，对任何工作来说都是重要的，对于肃反斗争尤其重要。因为肃反斗争的对象是隐蔽的敌人，要正确地判断每一个时期敌人活动的情况，做出恰当的估计，使肃反斗争的部署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并把我们的一切措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就必须更加强调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如果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工作，或者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好，那就不仅难以发现隐蔽得比较深的敌人，而且即使发现了，也难以获得真凭实据，弄清问题的性质，做出适当的处理。 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完全相反的是逼供信的方法。这就是只根据一些片面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材料，草率捕人。捕人以后，又往往轻信犯人口供，甚至用肉刑和变相肉刑逼供，相信逼出来的口供，再去捕人。这是主观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结果，必然会把敌人的力量夸大化。我们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肃反斗争中曾经犯过这种错误，吃了一些亏，但是，却取得了一条经验，这就是必须实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坚决反对逼供信。 反对逼供信，就必须绝对禁止肉刑和一切变相肉刑。我们党历来是严格禁止刑讯逼供的，因为刑讯逼供它只能促使我们犯错误，而无助于我们战胜敌人。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是为广大人民所支持的，我们没有任何必要采用这种野蛮的错误的办法。我们党历来强调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据还要经过反复检验，是真凭实据，而不是假证据。调查工作也要经过反复检查，反映问题要是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而不是主观片面的、偏听偏信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 第六，为了保证肃反斗争的正确进行，对于人民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和群众的监督。人民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党和国家反对内外敌人的锋利武器。这个武器掌握使用得好，可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掌握使用得不好，就会伤害自己，伤害人民。因此，必须十分强调党对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作用。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教训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曾经不正确地强调了保卫机关独立系统的垂直领导，这就使各级保卫机关失去了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因而犯了错误。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纠正了这个错误，坚持实行了对各级人民公安机关的正确领导制度，就是把各级公安机关置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实际领导之下，军队的保卫机关，置于军队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监督之下，在国家系统方面也是实行双重领导而不实行公安机关的垂直领导。在各级公安机关内部，实行党组集体领导和首长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就使我们避免了重犯过去的错误。 党中央关于加强对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公安机关的党组，曾经有过以下各项规定：公安工作中一切方针政策性的问题，一律要报请党中央讨论和批准。中央、省（市）委、地委和县委，对于公安工作除了经常性的讨论和检查外，每年应该专门讨论和系统检查两次，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不论任何工作，公安机关党组都不得借口工作特殊，向党保守秘密。重大问题必须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就是向党闹独立性。人民公安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但是党对于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同政府对于公安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不仅不相矛盾，而且是一致的。公安工作的一切重要问题，应该提到政府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指示或颁布相应的命令。这样做，就可以切实地加强政府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动员群众和组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各界人士积极参加肃反斗争，有利于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监督。 人民公安机关的一切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同检察机关和法院建立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正确制度，认真服从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人民公安机关要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种群众会议向人民报告工作，随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以取得广大群众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于肃反工作的视察，起了有力的监督作用，今后应该继续加强这一工作。人民公安机关内部还应该加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监督发挥了作用，对于保证肃反斗争和公安工作的正确进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的监督在这几个方面的监督中又是起决定作用的。 上面列举的，就是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肃反斗争中，已经取得的主要经验。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就是：肃反斗争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坚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方法，严禁刑讯逼供，遵守革命法制。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是党在领导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 大家知道，这一条系统的完整的肃反斗争的正确路线，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审干时期，党的肃反斗争路线的发展。早在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这就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九条方针集中地总结了当时肃反斗争的群众创造，又充分地接受了党在遵义会议以前的历史时期内肃反斗争的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和成功的经验在内。所以延安时期的九条方针，已经为我党领导肃反斗争建立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集中了肃反斗争的许多经验和创造，使得我们的这条路线，更加发展、更加完备了。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肃反斗争的胜利，就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就是党在肃反斗争中正确路线的胜利。 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公安机关在执行党的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甚至有些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 七年来的肃反斗争，我们曾经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环节上，表现有左右摇摆的现象。在一九五○年十月以前的大半年中，全国公安机关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曾经发生过“宽大无边”的右倾错误。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因而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在这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以后，约在一九五四年春季到一九五五年春季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对反革命分子打击的程度，对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有相当数量的事实估计不足，因而又曾在一个短期间放松了对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打击，表现了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右倾保守思想。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也还有些人过高估计了敌人分化瓦解的趋势，看不到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产生了新的麻痹情绪。 这些左右摇摆的现象，大多是发生在斗争形势转变的关头，说明我们掌握情况不够深入，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够稳当。这些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时候，在具体工作中发生的，由于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密切领导，一般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有一些还正在检查纠正中。党中央最近决定：对于运动中错斗、错捕、错关、错判的人，必须认真进行检查，做好甄别、平反工作，切实加以妥善处理，绝不可因为是个别的、少数人的问题，就加以忽视。 我们在执行党的政策的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都是忠实的积极的，坚持了党的政策，密切联系了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也有少数公安机关和某些公安人员严重地存在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旧警察作风，曾经发生过违法乱纪破坏政策的错误，甚至发生过刑讯逼供的犯法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前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布鲁、陈坤，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几年来，我们对于这种坏人坏事，曾经不断地开展了斗争，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 我们在遵守法制的问题上，也还存在着缺点。在逮捕拘留条例公布以后，有些地方捕人，还没有完全做到按照规定的时间向人民检察院办理批准逮捕的手续，有的在捕人后没有及时通知犯罪分子的家属。在对罪犯的管理中，还有偏重生产，忽视教育的缺点，甚至个别地方还有打骂犯人虐待犯人的错误。 我们在侦察、警卫等项业务工作上，也还存在着某些形式主义、神秘主义的偏向，以致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脱离群众的不良影响。 这些缺点和错误，说明我们公安机关还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同时，我们公安机关的某些干部还有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肃反斗争中的成绩，忽视党和政府对自己的领导作用，忽视各有关部门在对敌斗争中密切配合互相帮助的作用，忽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肃清反革命分子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我们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工作检查，深入实际，接触群众。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公安人员的战斗能力。在今后斗争中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斗争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国阶级斗争的剧烈时期已成过去，但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还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仍然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我们的敌人经过历次的打击，已经大大削弱了，反革命分子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彻底肃清。无论在社会上或是机关内部，都还有残存的反革命分子，都还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北京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王书田，今年六月二十九日行凶杀死工人孙瑞华；新疆奇台县医院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庄世民，六月二十八日行凶砍死新疆林业厅副厅长刘殿英同志等三人，砍伤十一人，就是两个突出的事例。而且由于国内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反革命还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即使阶级消灭了，他们也还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隙。加以我国的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把特务间谍分子派入我国内地来，帝国主义的颠复活动，还在加紧地进行着。今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福建省霞浦县破获偷渡登陆的台湾情报局“张振伦情报组”案，八月二日在浙江省温州地区破获偷渡登陆的蒋帮“括苍山行动队”案，以及今年五月十日在山东省海阳县破获的美帝国主义派遣特务案，就是证明。因此，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可能造成的危害，仍然必须提高警惕。 今后，全国还有继续肃清社会上残余反革命分子（其中主要的是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任务，还有在机关内部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任务，还有很大的改造反革命分子的任务。我们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提示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新的方针和政策，很好地执行并完成这些任务，为保卫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